时间：2023-01-11 01:45:1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转基因技术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总体而言，意大利对转基因技术持否定态度。舆论普遍认为，转基因技术存在环境风险，转基因产品不利于人类健康，而且与意大利的美食和传统文化是相悖的。意大利几个重要的非政府组织(NGOs)和游说组织对意大利公众持有的转基因技术观点产生了很大消极影响。主要的农民联盟——意大利全国农业种植者协会(Coldiretti)，强烈反对转基因技术；食品零售部门，也不愿意支持转基因技术政策，认为转基因是反消费者的；各大区拒绝建立共存规则，一些大区声明自己是“非转基因”的。由于缺少共存规则，而且遭到舆论的强烈反对，意大利一些大区、农民联盟和非政府组织不允许在意大利种植转基因技术作物。当前，对转基因产品潜在污染风险的担心正在意大利全国范同内蔓延。Coldiretti2013年6月的一项调查显示，76％的意大利人反对转基因产品，这一比例较2012年增长了14％[210意大利农业部长说，农业承包商和国民都反对转基因农作物，如果我们种植了转基因农作物，势必将严重损害农业有关产业，也将使意大利的农业失去同有的性质。
1．1转基因作物与传统作物的共存(Coexistence)迄今为止，无论是意大利中央政府还是各大区关于转基因作物与传统作物都没有共存规则方面的法。关于这一主题的立法之争，在意大利已经持续了7年之久，目前，是各大区负责制定有关共存规则的农业政策。2012年4月，意大利大区委员会(代表意大利的2O个大区和2个自治省)要求农业部援引保护条款，禁止在意大利种植欧盟认可的转基l六j生物技术作物，这是各大区第二次呼吁农业部伞面暂缓种植转基因生物技术作物。第二次请求源于意大利前环境部长克里尼(Clini)的一次访谈。Clini在访谈中，公开支持转基因生物技术以及欧盟的“选择性退”提议。欧盟提议，允许各成员同自己决定是否种植欧盟批准的转基因生物技术作物。意大利大区请求意大利农业部援引保护条款禁止在意大利使用和销售转基因作物，目的是保护意大利的有机作物种植和地理标识。然而，请求中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或另外的科学证据来表明欧盟批准的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健康或环境存在的风险，只是表达了各大区和自治省对转基冈作物的一致反对态度。大请求意大利农业部修订2003年的224号法令(该法令执行欧盟的18／2001号法令)，以使各大区能对共存法规的颁布全面负责。
1．2转基因种子意大利对传统土地上偶然出现的转基因种子持“零容忍”态度。意大利农业部通过登记注册来管理同家的种子品种，并对传统土地上偶然出现的转基因种子负责。2001年4月24日颁布的212号法令使欧盟的98／95号法令正式生效，授权意农业部来管理种子的种植，并确定了对待转基因种子的总体原则，即要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来阻止转基因种子与传统种子接触。从技术角度来看，对转基因技术一64一作物的“容忍度”实际上为0．049％，或者说是可检测到的最小值。
1．3动物饲料中的低水平存在(LLP)2011年2月，欧盟27个成员围通过『_所谓的“技术解决方案”，允许在动物饲料中m现少量未经批准的转基因作物。在经过两次投票推迟后，形成了一个多数赞成的关于低水平存在(LLP)的新规则。新的LLP政策，意味着欧盟委员会允许在动物饲料中含有不超过0．1％的未经批准的转基因成分。与以前的“零容忍”做法相比，这是一个重大改变。尽管意大利起初不支持这一“技术解决方案”，不过最终还是投了赞成票，这是为了应对欧盟各成员国进口检验方法一致性的要求。
1．4转基因技术的谨慎释放意大利通过2003年的334号法令来执行欧盟的18／2001号法令，该法令将转基因材料的释放权由意大利卫生部转到环境部。此外，该法令让多个部门共同负责新的生物技术事件：生部、劳动部、农业部、经济发展部、教育部以及跨部门评估委员会(由环境部领导，成员由其他各部委代表组成)。2003年的334号法令还赋予了超越各部委之上的自治能力：当评估发现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和动物健康或者环境有新风险时，就可以启动应急法案，临时限制或者禁止将其投放市场、使用或销售，或者禁止在产品中包含该转基因成分。此外，意大利334号法令还指定环境部对生物技术释放与传统的高质量产品的兼容性进行特别关注。意大利生物技术行业认为这一条款与欧盟的立法是相悖的，因为，欧盟的立法对于生物技术作物与传统产品之间的不兼容性问题不作任何确认。而在意大利，这却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认为应保护传统的“高质量”产品，使其免受转基因生物技术产品的“污染”。
1．5田间试验和转基因作物研究意大利是欧洲最先进行转基因作物实验的国家之一。因此，许多公共和私人研究项日都是与各种作物有关的，如，橄榄油、葡萄、樱桃和草莓等，国家级此类研究项目就达250多个。然而，随着有关转基因生物技术作物及作物实验政治辩论的逐渐恶化，意大利对转基因作物研究和培育的承诺也大大减弱，对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公共和私人研究资助也被逐渐缩减到零，目前，在意大利没有进行转基因作物田问试验。2001年，意大利农业部颁布法令，禁止进行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试验。然而，随后意大利不得不重新审视欧盟关于向环境中谨慎释放转基因作物的18／2001号法令。2005年，意大利农业部进一步颁布法令，要求评估转基因作物实验种植的风险，并要求各大区找出那些已经进行了转基因作物田间试验的作物和地点。鉴于这项法令，一些大区在2008年批准对9种作物(柑橘、猕猴桃、草莓、樱桃、玉米、橄榄、茄子、西红柿和葡萄)进行转基因作物田间实验。尽管如此，农业部却从未实施一项法令来对试验场所进行授权，因为没有制定共存规则。此外，许多大区和省宣称自己是“非转基因”的，这进一步阻碍了开展新研究和种植的范围。
1．6可追溯性和标签法规的实施2004年4月，意大利实施了可追溯性和标签法规。然而，从那时起，零售食品几乎都没有被贴上转基因产品标签，因为食品零售部门不愿意支持那些可能被认为是反消费者的生物技术政策。2011年，绿色和平组织将矛头指向一家生产种子油的公司，因为发现该公司在超市销售的某些产品标识中含有转基因大豆生产的油。该组织呼吁消费者抵制这种产品，并在购买产品之前仔细阅读标签。然而，这未必意味着在意大利没有转基因食品消费。在经过多年的否认之后，大多数媒体甚至反生物技术团体都意识到，意大利最典型的保护原产地名称(PDO)的产品，包括帕马森乳酪、格拉纳帕达诺奶酪以及帕尔马火腿，都来自于被密集喂食了转基因豆粕的动物。意大利是大豆和豆粕的净进口国，而这又是动物饲料的主要成分。据业内统计，意大利进口的豆粕中，80％~90％是转基因的，主要从阿根廷和巴西进口。
1．7转基因生物技术产品的市场接受情况在意大利，几个有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NGOs)和游说团体出头反对在意大利国内发展转基因生物技术，这对政治家和消费者产生了强烈影响。几个主要的农民组织在支持转基因生物技术方面产生了分歧：意大利全国农业种植者协会(Coldiretti)和意大利农民联合会(CIA)对转基因生物技术一直持强烈反对态度；而意大利农业联合会(Confagricoltura)则强调，意大利农业部门需要进行创新和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并呼吁找到更为合理的方法。看来，意大利必须在基因革命、“意大利制造”以及作为一个领先的有机作物生产国之间寻求平衡。至于食品零售部门，意大利生物技术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和舆论的强烈反对大大影响了连锁超市的营销策略，这使得一些品牌一贯将自己标注为“非转基因”产品。欧盟2010年的一份生物技术报告(Eurobarometer)显示，意大利人并未看到转基因食品的好处，相反，认为转基因食品是不安全的，甚至是有害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支持发展转基因食品的意大利人通常所占比例较低(只占20％)。此外，公众对用于食品生产的动物克隆持强烈保留态度，意大利人看不到这门科学带来的好处。舆论普遍认为，不应鼓励食品生产中的动物克隆。
2意大利做法对我国的启示
2．1欧盟对转基因技术所持态度欧盟对转基因技术一直持保守态度。转基因作物要在欧盟国家种植或上市，需要经过一系列严格审批程序，并对市场上的转基因产品实施溯源管理和强制标识制度。一旦获得批准，相关转基因作物或产品将获得为期10年的授权有效期。到期后，如想延期，欧洲食品安全局将展开新一轮的安全风险评估。目前，欧盟只批准了两种可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分别是美国孟山都公司的MON810玉米和德国巴斯夫公司的Amflora土豆。尽管获得了欧盟的批准，但欧盟的多个成员国仍禁种转基因作物。当前，禁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有9个，除意大利外，其他还包括奥地利、法国、德国、匈牙利、卢森堡、希腊、保加利亚和波兰“。
2．2我国对转基因技术所持态度国内关于转基因技术的利害之争已经持续多年。一个突出的案例是2012年的“黄金大米”试验。，曾经引发长达3个多月之久的舆论风暴。此外，农业部在2013年6月批准3种巴西转基因大豆进口，再一次将转基因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转基因技术到底是好还是坏?当前国际上尚没有一个权威解释。支持者认为，转基因技术必将带来新的生物产业革命；反对者则认为，转基因技术可能祸及子孙。在我国，目前转基因技术被视同无害。根据环境化学专家、食品安全专家董金狮的解释，“因为在现有的科学试验条件下，没有结论能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体一定有危害，但也不能证明一定无害，所以视同无害。”尽管争议不断，但转基因技术在我国市场上的发展却并不慢。根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2013年3月的《2012年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使用情况研究报告》，中国是全球转基因作物最主要的种植国之一，排在美国、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印度之后，种植的作物主要包括：棉花、木瓜、西红柿、甜椒等。报告指，2012年，全球有28个国家的1730万农户种植了1．7亿公顷转基因作物，还有59个国家和地区进口转基因产品“”。
【论文摘要】：21世纪是生物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生物技术为农业、渔业、林业以及食品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近几年来，转基因植物推出的品种之多、推广面积之大、发展速度之快，远超出人们的预测。在研究与开发转基因产品的同时，理智、客观、安全地运用转基因技术，加强其安全性防范的长期应用研究。
植物转基因技术将为农业生产带来一场新的革命，它将为农作物的持续增产和解决全球人炸所造成的粮食危机做出巨大贡献。但也有人对这一技术持怀疑态度，认为目前人类还不能对它的潜在危险性做出正确的评价。因此，在大规模应用前有必要对转基因植物的安全性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1植物转基因技术的研究意义
转基因植物是指利用重组DNA技术将克隆的优良目的基因导入植物细胞或组织，并在其中进行表达，从而使植物获得新的性状。这一技术克服了植物有性杂交的限制，基因交流的范围无限扩大，可将从细菌、病毒、动物、人类、远缘植物甚至人工合成的基因导入植物。转基因作物可提高农作物产量，减少除草剂、杀虫剂等农药的使用量，并节省大量劳动力，因而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根据农业生物技术应用国际服务组织（ISAAA）的年度报告，2006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猛增了1200万公顷，首次突破了1亿公顷大关。转基因植物产生至今仅20年时间，但其研究和应用得到了非常迅猛的发展。
2对转基因植物安全性评价的必要性
从理论上说，转基因技术和常规杂交育种都是通过优良基因重组获得新品种的，但常规育种的安全性并未受到人们的质疑。其主要理由是常规育种是模拟自然现象进行的，基因重组和交流的范围很有限，仅限于种内或近缘种间。并且，在长期的育种实践中并未发现什么灾难性的结果。而转基因技术则不同，它可以把任何生物甚至人工合成的基因转入植物。因为这种事件在自然界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人们无法预测将基因转入一个新的遗传背景中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故而对其后果存在着疑虑。而消除这一疑虑的有效途径就是进行转基因植物的安全性评价。也就是说要经过合理的试验设计和严密科学的试验程序，积累足够的数据。人们根据这些数据可以判断转基因植物的田间释放或大规模商品化生产是否安全。对试验证明安全的转基因植物可以正式用于农业生产，而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则要加以限制，避免危及人类生存以及破坏生态环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转基因技术在农业生产上的巨大应用潜力。
3转基因植物安全性评价的主要内容
目前，国际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按照要求必须进行了严格审查，证明它们对人类健康无副作用。检验不仅在生产国进行,而且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委员会负责监管。对转基因植物的安全性评价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环境安全性，另一个是食品安全性。
3.1转基因植物的环境安全性
环境安全性评价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转基因植物释放到田间去是否会将基因转移到野生植物中，或是否会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打破原有生物种群的动态平衡。
⑴对野生生物的影响：转基因植物种植推广后，释放到自然环境中的机会多。因其具有野生植物缺少的多种抗性，将会迅速成为新的优势种群，从而影响生态平衡。虽然利用"终止因子技术"，以及"化学催化"技术可以限制转基因植物的扩散，但因此项技术对农业的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影响而受到多方面的关注。
⑵对自然生物类群的影响：出现高抗药性有害生物。"病毒重组"或"异源包装"是否会产生新的农作物病原物，自然界存在着植物病毒的重组现象，包括DNA病毒和RNA病毒。转外壳蛋白(CP)基因的抗病毒植物，当有其它病毒侵染时，入侵病毒的核酸有可能被转基因植物表达的外壳蛋白质包装，从而改变病毒的寄主范围，使病毒病防治更加困难。担心作物中转入抗虫或抗病基因后，会加大对某一种害虫或病原体的选择压，使害虫或病原体加速突变产生抗性，给防治增加麻烦。
3.2转基因植物的食品安全性
食品安全性也是转基因植物安全性评价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转基因植物生产的产品与传统产品具有实质等同性，则可以认为是安全的。若转基因植物生产的产品与传统产品不存在实质等同性，则应进行严格的安全性评价。在进行实质等同性评价时，一般需要考虑以下一些主要方面。
⑴有毒物质：必须确保转入外源基因或基因产物对人畜无毒。如转Bt杀虫基因玉米除含有Bt杀虫蛋白外，与传统玉米在营养物质含量等方面具有实质等同性。要评价它作为饲料或食品的安全性，则应集中研究Bt蛋白对人畜的安全性。
⑵过敏源：在自然条件下存在着许多过敏源。在基因工程中如果将控制过敏源形成的基因转入新的植物中，则会对过敏人群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转入过敏源基因的植物不能批准商品化。另外还要考虑营养物质和抗营养因子的含量等。
4总结
植物基因工程食品在解决全球饥饿问题和保障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可通过转基因能源植物为缓解世界能源危机作出巨大贡献，尽管与之相伴的转基因植物安全性问题与公众态度、贸易中的技术壁垒及伦理、宗教等复杂因素交织为一个科技含量很高的政治、经济问题，成为了国际、国内普遍关注的焦点和热点，但转基因植物辉煌的发展前景是不容置疑的。在研究与开发转基因产品的同时，理智、客观、安全地运用转基因技术，加强其安全性防范的长期应用研究。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既符合国际标准又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检测体系，确保转基因产品进出口的安全性，让植物转基因生物技术成为21世纪解决健康、环境、资源等重大社会与经济问题的有效手段。
参考文献：
[1]陈君石主译，转基因食品:基础知认及安全性，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8
[2]闫新甫，转基因植物(生命科学专论)，科学出版社，2006.3
[3]吴爱忠，基因转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9
关键词 转基因饲料 转基因安全
一、引言
纵观全球，转基因饲料因其价格优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拥有广泛市场，廉价的转基因饲料为解决全球粮食问题作出了很大程度的贡献。目前，我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有6.7万多hm2，列世界第4位，大部分转基因作物及其副产品如豆粕、棉籽粕和菜籽粕等被广泛用作饲料原料。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进口大豆或大豆粕2000多万吨，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转基因产品。[1]目前在饲料原料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转基因农作物，常规饲料中豆粕比例为25%～30%，玉米比例为60%～65%，若玉米和饼粕类饲料均来自转基因饲料，其比例占饲粮组成95%以上。可见转基因农作物原料占整个饲料成分的比例很大。[2]我国的农畜大多是由这些转基因饲料所喂养的，而这些农畜的下一级消费者是人类。因此，我认为，转基因饲料的安全与否，是关系着人类的健康、社会的稳定乃至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二、转基因饲料的本质分析
转基因饲料是由转基因农作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转基因农作物是由人们应用重组DNA技术，将外源基因入植物细胞，并在其中整合、表达和传代，从而创造出新型的植物，通过这种方法创造出来的新型植物。和普通的农作物相比，这些农作物有着抗病、抗虫。产量高和品质好等优点。从源头分析，导入的外源基因的本质是脱氧核糖核酸（DNA）。DNA是由四种脱氧核糖核酸ATGC通过磷酸二酯键连接而形成的。我们所说的转基因则是通过内切酶等手段切断DNA后再连入一段特定DNA并筛选得到成功插入个体的过程。根据中心法则，转基因农作物优于普通农作物的原因是，导入的特定DNA序列转录为mRNA，再经翻译为蛋白质，优良性状得以表达。
三、转基因饲料的安全性分析
从基因水平看，新导入的DNA和自然DNA的化学本质相同；两者所转录的mRNA的化学本质相同，只是由于两者的序列不同而导致翻译的蛋白质不同。那么转基因饲料的安全性关键就取决于转基因农作物的蛋白质是否安全。综合国内外的信息看，未曾发现有关于人类食用转基因农作物后产生不良影响的报告，只有少数论文的实验数据说明对小白鼠使用转基因饲料后某些生理指标会产生变化。从根本上来说，现在我们所食用的自然农作物，本质上也是由于人类长期选育而基因改良的结果。转基因只是为了缩短选育时间而采用的一种改变基因的方法。2016年年初，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土猪在食用转基因饲料的同时出现死亡率上升的情形。经过江南大学关于转基因饲养家畜相关问题研究大创团队于2016年4月下旬前往陆川县八角村进行实地调研，没有发现大白猪有异常情况，即使2012年到2013年稍有问题出现，但近两年情况明显好转，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健康卫生的养猪方法的推广，陆川猪近几年在饲养方面进步明显，而农民所反映的大白猪幼崽出栏率下降极有可能是个别现象。
四、结语
目前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转基因饲料的安全性低于非转基因饲料的安全性。
（作者单位为江南大学）
[课题项目：本文系江南大学省级大创项目（201610295013Y）。]
参考文献
[1] 屈健.转基因饲料的安全问题及其对策[J].中国畜牧杂志，2006，42（14）：22
一、转基因技术在提高水稻植株的抗Basra除草剂的成果、转基因技术在提高水稻植株的抗盐能力的成果、转基因可提高水稻植株的抗稻瘟菌能力、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基因技术也日趋完善，水稻转基因研究领域将会更加广泛、转基因水稻的研究大部分还处在实验室阶段，能大规模应用于农业生产的转基因水稻品种还未见报道，具体材料请详见：
[论文关键词]水稻转基因
[论文摘要]稻转基因研究是国内外植物分子遗传学研究的热点之一。目前，水稻转基因研究在我国已取得显著进展。详细介绍转基因技术，并阐明我国转基因技术在水稻上的应用及研究进展，
水稻是我国的重要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水稻分布极其广泛，由于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和所处地理环境的影响，水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极其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染色体组型和数目复杂多样，成为研究稻种起源、演化和分化必不可少的材料。
植物转基因技术是利用遗传工程手段有目的地将外源基因或DNA构建，并导入植物基因组中，通过外源基因的直接表达，或者通过对内源基因表达的调控，甚至通过直接调控植物相关生物如病毒的表达，使植物获得新性状的一种品种改良技术。它是基因工程、细胞工程与育种技术的有机结合而产生的一种全新的育种技术体系。转基因技术可以将水稻基因库中不具备的各种抗性或抗性相关基因转入水稻，进一步拓宽了水稻抗病基因源，为抗病育种提供了一条新途径。
一、国内外的转基因技术
转基因技术自20世纪70年代诞生以来，已经取得迅速的发展。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是全球第4大转基因技术应用国。
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应用，大多分布在抗虫基因工程、抗病基因工程、抗逆基因工程、品质基因工程、品质改良基因工程、控制发育的基因工程等领域。中国是继美国之后育成转基因抗虫棉的第二个国家。现在河北省与美国孟山都合作育成33B抗虫棉（高抗棉铃虫、抗枯萎病、耐黄萎病）。由中国农科院生物中心、江苏省农科院导入Bt基因，由安徽省种子公司，安徽省东至县棉种场共同选育的抗虫棉“国抗1号”在安徽省已通过审定。国际水稻所将抗虫基因导入水稻，育成抗二化螟、纵卷叶螟的转基因水稻。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河南农科院等许多科研单位和高校将几丁质酶和葡聚糖酶双价基因导入小麦育成抗病转基因小麦、转基因烟草、转基因水稻等等。英国爱丁堡大学将水母发光基因导入烟草、芹菜、马铃薯等作物，获得发光作物，驱赶害虫。
至于油菜方面利用转基因工程培育雄性不育系及其恢复系的研究，亦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比利时为了提高菜饼粗蛋白质的含量，将一种草控制的蛋白质基因转移到油菜上来，选出高蛋白质含量的转基因油菜品种。瑞典Svalow-Weibull等公司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将外源基因导入甘蓝型油菜，培育成抗除草剂油菜新品种；比利时PGS公司采用基因工程手段创造出新的油菜授粉系统；法国应用原生质体融合技术将萝卜不育细胞质的恢复基因引入甘蓝型油菜，充分利用萝卜不育细胞质不育彻底的特性，实现了萝卜不育细胞质的三系配套，对推动全球杂交油菜育种具有革命性的影响。
二、我国转基因技术在水稻上的应用及研究进展
我国是农业超级国，因此，中国人吃饭问题的关键是水稻问题（高产和抗性问题），而水稻问题的核心便是转基因技术在水稻中的成功应用。
近年来，植物抗病毒基因工程的技术路线已趋向成熟，国内外相继开展了水稻东格鲁病、条纹叶枯病、黄矮病、矮缩病等8种病毒病的转基因育种研究，将各病原病毒的外壳蛋白基因、复制酶基因、编码结构或非结构蛋白基因干扰素CDNA等分别导入水稻，获得了抗不同病毒病的转基因株系或植株。在我国，转基因技术在水稻中的应用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果。
（一）转基因技术在提高水稻植株的抗Basra除草剂的成果
王才林等利用花粉管通道法将抗Basta除草剂的bar基因导入水稻品系“E32”，获得转基因植株。抗性鉴定表明，转基因植株能充分表达对Basta除草剂的抗性；通过对转基因植株后代PCR分析，证实bar基因已整合到受体植株的基因组中，遗传分析表明，bar基因能在有性生殖过程中传递给后代，并在T代开始分离出抗性一致的稳定株系。段俊等利用转基因技术，成功将抗除草剂bar基因转入水稻恢复系明恢86，并在此基础上育成了明恢63B、优68B、双七B等抗除草剂转bar基因恢复系30多个。同时利用明恢86B选配出了抗除草剂转bar基因杂交稻II优86B及特优86B等。大田结果表明：转入的bar基因能稳定遗传，并在不同生育期表达对除草剂的抗性，没有出现基因沉默现象，也未发现bar基因的漂移现象。（二）转基因技术在提高水稻植株的抗盐能力的成果
孔瑾研究表明，OSZFP1(水稻锌指蛋白1)基因编码的蛋白含有3个推测的Cys2／Cys2一型锌指结构域，它的表达受盐胁迫负调控。其构建了以35S为启动子的OsZFP1基因的植物表达载体，并将其转入拟南芥植物和水稻愈伤组织中以过量表达OSZFP1基因。转基因的拟南芥植株和水稻愈伤组织对盐处理的敏感性都比野生型要高。这一结果表明OSZFP!基因可能编码一种负调控蛋白，它可能抑制某些盐诱导基因的表达。朱宝成等成功构建了一种被称为脯氨酸合成酶的基因，之后将这种基因导入水稻悬浮细胞，从而得到转基因水稻植株。同时，这种基因在一种启动子的作用下，不断积累脯氨酸合成酶，水稻依靠这种脯氨酸含量的增加提高其抗旱耐盐碱的能力。
（三）转基因技术在提高水稻植株抗病原菌入侵的能力的成果
黎军英等用PAL(苯丙氨酸解氨酶)基因正义和反义转化水稻，获得了70株转基因植株。选择正义转化植株(1s)和反义转化植株(4a)进行稻瘟病菌接种，针对病原物侵染，ls的PAL活性上升更快，幅度更大。观察水稻叶片超微结构发现，ls的细胞具有更强的抵抗病原菌入侵的能力，其过氧化物酶活性也比对照组和4a要高。程志强等对转豌豆铁蛋白基因水稻T。代的53个株系进行PCR检测，52个株系能扩增出阳性PCR产物。通过测定光合作用过程中最大光化学通量分析了由百草枯(除草剂)处理引起的2代水稻叶片的氧化损害。与未转基因水稻相比，转Fer基因水稻的叶片对氧化胁迫的耐受能力有不同程度的增强。
（四）转基因可提高水稻植株的抗稻瘟菌能力
彭昊等将具有广谱抗病作用的葡萄糖氧化酶(GO)基因插入具有潮霉素抗性选择标记的双元载体pCAMBIA1301，构建了水稻高效表达的新载体pCAG1301。将此质粒导入根癌农杆菌菌株LBA4404后，转化粳稻品种日本晴的幼胚，并由筛选出的潮霉素抗性愈伤组织分化再生植株。对所得潮霉素抗性水稻植株的Southernblot杂交分析表明，GO基因已整合到受体基因组。淀粉一碘化钾显色反应检测到了转基因植株产生的过氧化氢。这证实GO基因表达产生的葡萄糖氧化酶已经在水稻中发挥功能。
三、结语
综上所述，稻转基因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但并不表示不存在问题。主要表现为：（1）转基因水稻的研究大部分还处在实验室阶段，能大规模应用于农业生产的转基因水稻品种还未见报道。（2）还未能定点、定量地将外源基因引入到水稻受体基因组中，从而未能获得稳定遗传高效表达的转基因植株。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基因技术也日趋完善，水稻转基因研究领域将会更加广泛。水稻转基因不仅能应用于农业研究，将来人们有可能对水稻基因组进行有目的的基因操作，加速转基因水稻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
参考文献：
[1]王忠华、舒庆尧、贺华龙等．Bl转基因水稻对抗生素反应的初步研究[J]植物生理学通讯，2001，37(2)：111-113.
[2]王彩霞、吴殿星、沈圣泉，转基因及常规水稻幼苗对潮霉素敏感性的研究[J].核农学报，2005，19(3)：168170．
论文关键词：转基因食品 国际贾易 问题 对策
论文摘要：随着基因生物工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转基因食品在世界农产品总量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相应地占世界农产品国际贸易总额的份额也在迅速提高，因此，积极关注转基因食品国际贸易的现状，对当今亚须解决的问题提出可行的办法和对策，这既是当今国际贸易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权益的根本所在。
随着基因生物工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其在农业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因而在未来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据有关权威机构统计，2000年世界农产品国际贸易总额达到5600亿美元，其中约三分之一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与基因生物工程技术有关。因此，转基因食品逐步成为国际贸易争端的重要焦点。这种现状对作为传统的农产品贸易(出口)大国的我国在该领域保持并扩大份额无疑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积极关注和预测转基因技术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研究转基因食品国际贸易中的有关问题，制定相应的对策，尤其是建立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已日显紧迫。
一、转基因食品及其安全性
基因(gene)是遗传物质的基本单位，是DNA双螺旋结构片段。无数特定的基因相互连结，构成生命遗传的物质基础。转基因(genetransfer)是指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将外源性基因转移至某种特定生物体中，使其生物性状或机能发生部分改变的过程。以转基因生物体直接作为食品或以其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叫做转基因食品。
自从1983年首例转基因烟草问世以来，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争论甚为激烈，逐步形成了支持和反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支持方的观点为:(1)转基因技术可增强粮食产量，减少食品生产的投人，有助于解决世界范围的粮食间题;(2)转基因农作物具有抗病虫害特性，可减少杀虫剂的使用，有利于环境保护;(3)可以利用某些基因增加食物品种，使食物更加可口;(4)转基因技术可准确地生产人类想要的动植物品种，克服传统嫁接及杂交技术的不确定性，使癌症等顽症的治疗可望取得突破。反对方的观点为:(1)转基因技术使不同物种的基因相互融合，可能造成“基因污染”，引起生物学上的混乱;(2)转基因食品可能存在毒性问题，疾病可能有很长的潜伏期，转基因食品对人体的长期影响难以确定;(3)一些人对转基因食品存在过敏反应;(4)转基因食品的营养作用、对抗生素的抵抗作用、对环境的威胁等问题还未得到证实或解决;(5)一些实验已经表明了转基因食品的负面影响。上述两派观点争论至今，双方都未能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因此，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问题，尚有待时间来证明。
二、当前国际转基因食品的发展状况
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的资料显示，1997年全世界转基因作物的播种面积约为1100万公顷，1998年上升到近3000万公顷，1999年底达4000万公顷，2000年约为4500万公顷，增长十分迅速。进人21世纪以来，其发展势头更是迅猛。
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是转基因技术采用最多、最先进的国家。目前美国农产品的年产量中SS%的大豆、45%的棉花和40%的玉米已逐步转化为通过基因改制方式生产。目前，大约有20多种转基因农作物的种子已经获准在美国播种，包括玉米、大豆、油菜、土豆和棉花。据估计，从1999年到2004年，美国转基因农产品和食品的市场规模将从40亿美元扩大到200亿美元，到2019年将达到7S0亿美元。专家预计，在本世纪初，很可能美国的每一种食品中都含有一定量基因工程的成分。
1997年初，欧盟以安全为由禁止进口美国的转基因玉米，使美国出口商每年蒙受约2亿美元的损失。美国要求其出口商向欧盟提供他们出口的玉米并非转基因产品的证明，但欧盟只认自己的检验标准。1999年7月，欧盟环境部长们决定无限期延长对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禁令。美国农业部最新公布的调查报告表明，受欧洲国家和本国市场抵制的影响，2000年全美转基因玉米的种植面积锐减了24 %，转基因棉花的种植面积占棉花种植总面积的比例已由1999年的55%下降到2000年的48%转基因大豆则由1999年的57%降至2000年的52%。
近年来，我国转基因方面的研究与开发也有较大进展。中科院植物所提供的资料表明，我国已经开展了棉花、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等品种的转基因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并在转基因药物、转基因作物、农作物基因图谱与新品种等方面具有相对比较优势。但目前我国只有抗虫面、矮牵牛花、抗病毒甜椒、抗病毒和延熟番茄等少数品种进入了商业化生产阶段。据国外一家研究机构发表的报告，1999年中国种植了30万公顷转基因作物，较1998年增长了2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国家，主要品种是棉花。该报告表示，目前中国转基因农产品的播种面积仅次于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居全球第四位。另外，我国在转基因产品检测技术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据报道，国家出人境检验检疫局日前利用改进的PLR结合核酸杂交技术，从一批进口大豆中成功检测出了转基因成分。此外，广东、江苏等省的出人境检验检疫局也具备了对转基因产品的检测能力。
三、各主要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的立场
在世贸组织的现有多边贸易协议中，与转基因食品国际贸易有关的协议有二，即《卫生与植物检哭刻昔施协议》( SPS)和《技术贸易壁垒协议》(TBT)。前者规定:各成员国为保护境内人类和动物的生命或健康，可以采取必要的检疫措施，并允许各成员国在认定某种商品进入本国市场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时，自行制定本国的规则并建立相应的贸易壁垒。后者规定: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实施必须有合理的目的，而且实施的成本必须与目标相称。具体到转基因食品，由于各种观点的科学依据不足，人们的认识不同，现有多边贸易协议的规定过于模糊，解释空间过大，对转基因食品缺乏约束力。
转贴于
由于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存在疑虑，世贸组织有关协议的规定不甚严密，以及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世界各主要农产品贸易国都对转基因食品的国际贸易采取了不同立场，使得转基因食品的国际贸易争端不可避免。以下为各主要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的立场:(1)美国:在生产、流通中不给予任何限制;不人为划分消费食品是否属于转基因种类;基因改造作物毋须用标签注明;反对在国际贸易中对转基因食品施加贸易壁垒。(2)欧盟:对转基因技术在食品中的应用持谨慎态度;要求在其市场上销售的转基因产品加贴标签，提醒消费者可能存在风险;强调世贸组织成员国应有权采取预防性措施，主张制订有关生物标签的多边规则。(3)英国:支持发展生物科技，但在没有证据显示基因食品是否有害的情况下，对转基因食品持谨慎态度;大型连锁超市和餐厅不得出售经基因改造的玉米、大豆等食物，多数地方禁止学校和老人院的餐厅使用转基因食品;自1999年9月起，饮食行业必须在菜单上标明食品里转基因成分，否则罚款5000英镑。(4)俄罗斯:不明令禁止转基因食品上市销售，但对2000年7月1日前上市的转基因食品有在包装上做出提醒性标记的要求;从2000年7月1日起，没有做出提醒性标记的转基因食品将禁止上市。(5)日本:持较为中立的立场，一方面对转基因食品有进口需求，另一方面对其安全性又有所顾虑;规定采用基因技术获得的农作物及食品不能作为绿色食品;2000年4月公布30种转基因食品目录，对目录中列明的品种需要加注标签。
据上可知，对转基因食品所持的不同观点和立场，将直接决定一国或地区对此所采取的不同的政策。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在转基因技术开发领域一直处于国际前列的国家，极力主张对转基因食品采取宽松的管理。美国作为转基因产品商业化生产的积极倡导者，认为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与非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没有实质的区别，转基因食品是一种科技创新，是用现代科技去加快自然选择的过程，只要转基因食品通过新成分、过敏原、营养成分和毒性等常规检验，就可以上市。
二是欧盟内部大多数国家奉行较为严厉的管理制度。基本的认识是，在转基因食品(作物)拥有众多优越性，如遗传性稳定，有利于保护环境，加快光合作用，提高作物抗病害、抗盐碱、抗干旱的能力，增强作物产量等等的前提下，其不安全因素仍然存在，至少存在着潜在的、不清晰的危害性，而对此则需科学技术尤其是生物技术的发展来加以进一步的证明，除非有技术的证据支持，并足以表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否则将不改先前的严厉的管理措施。
三是相对于美国和欧盟，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特别是应用性开发较晚，相应的管理法规和措施尚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这些国家从本国国家利益出发，权衡转基因食品(作物)的利弊，往往采取较为温和的政策和措施。基本的观点是，转基因食品(作物)是未来农产品发展的必然方向，虽然目前尚存在一些较模糊的、不确定的、不安全的因素，但只要深人研究，趋利避害，就一定能在避免转基因食品的危害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转基因食品(作物)的发展，同时又满足本国及世界经济未来发展对粮食产量的进一步要求。
四、我国的相关对策分析
各国在转基因食品国际贸易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之争。各国经济发展程度的不一致，转基因技术水平的差异，以及产业规模的不同，更加剧了各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市场决定观念，欧盟及其他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的抵制，究其实质，则是对美国在这一领域垄断优势的抵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其经济利益。鉴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的长期影响，世贸组织各成员国在短期内不可能在科学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因此难以形成统一的国际标准，各成员国只能自行制定相应的贸易标准和政策。
我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产品出口大国，应尽早制定有关转基因食品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法规。笔者以为，可从以下几方面作出相应的对策安排:
1.
对转基因食品的政策选择。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对转基因食品的政策选择上有三种模式或路径:一是将转基因食品视同其他普通农产品，对其进口不加管制;二是采取“二嗯英”模式，禁止转基因食品的进口;三是在严格检疫的前提下，有条件地允许转基因食品进口，并在进口的转基因食品包装上作出提醒性标记，让消费者判断是否购买。不难发现，第一种选择可能对我国农业带来巨大冲击，导致某些农产品市场最终被几个拥有转基因技术的跨国公司所垄断，以致对经济安全造成影响;第二种选择可能会给我国对外谈判、履行承诺带来很大压力，并可能引发贸易战;第三种选择符合国际惯例，可能是对我国较为有利、可进可退的政策选择。此外，对进口农产品进行严格的转基因检疫，张贴提醒性标记，会加大进口商的成本(约增加10%左右)，消费者也可能会持慎重态度，从而削弱进口农产品的竞争力，以维护我国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
论文关键词：生物技术；伦理问题；思考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生物技术的发展对人类和社会的影响深远。而生物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已成为世界的焦点议题。如何合理的应用生物技术造福人类和社会，是众多学者和科学家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现代生物技术研究的新进展
进入21世纪，生物技术正处于发展成熟阶段，生物技术的应用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中许多与生物无关的角落。生物技术的发展至今已经揭示了许多生命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但生命现象极其复杂，目前仍有许多课题有待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在克隆、胚胎干细胞、转基因食品、人类基因组计划、组织工程等研究和实际应用等领域取得了成果。
（一）克隆技术。克隆原意是无性繁殖，即由同一个祖先细胞分裂繁殖而形成的纯细胞系，该细胞系中每个细胞的基因都是相同的。克隆技术首先用于动物，动物克隆就是通过无性繁殖方式，由动物细胞产生的遗传形状相同的动物个体。克隆羊多莉是首例克隆成功的动物。动物克隆为我们进一步揭示生命的奥妙及人类的自我认识展现了全新的视野。
（二）胚胎干细胞。干细胞是生物体在生长发育过程中起“主干”作用的高度未分化细胞，它具有自我更新、高度增殖和多向分化的潜能。干细胞分为三大类：全能干细胞、多能干细胞和专能干细胞。全能干细胞之所以全能，是指它可以分化成人体全部细胞类型，进而构建心、肝、肾、肺等多种组织和器官，最终发育成一个完整的个体。全能干细胞再进一步分裂、分化中又形成了各种多能干细胞。多能干细胞具有分化为多种细胞组织的潜能，但是却失去了发育成完整个体的能力。
（三）转基因食品。转基因食品是利用生物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从而改造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在性质、消费品质等方面向人类所需要的目标转变。以转基因生物为直接食品或以这种生物为原料，加工出来的食品都被称为转基因食品。转基因食品在欧美应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资料表明，在欧洲，玉米钻心虫每年要毁坏4000万吨玉米，占世界玉米总产量的7%，但是如果把分离出来的抗钻心虫基因植入玉米中去，就可培育出抗虫害的玉米，这种玉米就是转基因食品。
二、现代技术发展引发的伦理问题
（一）关于克隆人的争议。从“多莉”羊的克隆成功，待几年来其他克隆动物的尝试，克隆技术正不断发展。目前科学界把对人体的克隆分为治疗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科学界和伦理界对治疗性克隆普遍支持。但生殖性克隆，即克隆完整的人则遭到很大的抵制。克隆人给伦理道德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对现有的社会关系、家庭结构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另外，克隆人的身份难以认定，使人伦关系发生模糊、混乱乃至颠倒，进而冲击传统的家庭观以及权利与义务观。
（二）胚盘干细胞研究中的生命伦理问题。由于胚盘干细胞的制备是离不开人类卵子、胚盘以及克隆技术的，而卵子与胚盘在一些不同的国家和宗教界被视为是生命的起源，与活着的婴儿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在许多国家是被严格禁止的。坚持认为可以用人类胚胎做实验的人认为：1、早期胚胎仅是一团细胞，尚难称其为人的一条生命，从胚泡内细胞培养成人的胚胎干细胞，并没有杀死细胞，只是改变细胞的命运；2、培养胚盘干细胞是用于治疗现在还无法治愈的组织坏死性疾病，让病人恢复健康，完全是合乎人类伦理道德。
（三）转基因食品的潜在危险。对转基因食品发展有两种态度：支持者极力宣传其带给人类充足的粮食和新型抗病虫策略；反对者则强调人为地用基因技术改变神武，会给人体健康和环境带来危害。基因表达调控是个复杂的生命现象。目前，人类对基因的活动实施了解还不够透彻，还没有十足的把握控制基因中组后的结果。1993年英国的一份报告列出了一些人们对于转基因食品应用的来努力方面的主要担忧：1、人类基因转入食品动物，如将人类基因因子与凝血的蛋白质的基因转入绵羊中；2、某些宗教团体禁止食用的动物基因转入他们通常食用的动物中，这可能触怒犹太人和穆斯林，列入将猪的基因转入绵羊；3、动物基因转入植物中，可能会引起一些素食者的特别关注。
三、现代生物技术发展存在的伦理问题对策
现代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引发诸多伦理问题，发人深思。为了促进生物技术的和谐发展，应采取相应对策和措施。科学预言，21世纪是生物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全国普及大众伦理学知识尤为重要，设置伦理学咨询机构，利用各种媒体宣传伦理学知识，增强大众的伦理学意识，提高全民族的整体伦理水平。同时，我们还应改变传统伦理观念，发展中国特色的生命伦理学。总体上，生命伦理学应和国际生命伦理学保持一致，但又要保持中国的特色。另外，培养生命伦理专业人才，解决人才匮乏的局面。生命伦理学的发展任道重远，生命伦理学人才匮乏问题需要解决，设置生命伦理学专业，加快专业人才培养规模势在必行，特别应注重研究生、博士生的培养。
神奇的基因变异
从企鹅体内提取抗冻基因，然后植入不抗寒植物中，便可得出抗寒植物；将活跃于昆虫胃肠道里的抗虫细菌提取出来，植入农作物体内就可使其产生杀虫本能……，这些在远古神话中难以听到的故事今天却变成了现实。由于转基因源非常广泛，而转基因技术能够克服有性杂交的限制，因此，转基因作物可以通过任何目的基因的重组后产生新的品种。而随着生物技术撑开转基因食品的繁衍与伸展空间，人类所能分享到的物种变异盛宴与大餐也精彩地摆列和呈现开来。
英国咨询公司PG Economics分析了1996年至2011年间的数据后得出了如下结论：转基因作物额外生产了3.28亿吨额外的粮食、饲料和纤维，相当于增加了价值982亿美元的农作物产量；与此同时，转基因作物节约了 1.087亿公顷土地，保护了生物的多样性；另外，转基因累积减少农药使用4.73亿公斤，等于是与转基因作物相关的农药使用量下降了9%；不仅如此，转基因仅在2011年一年就从土壤中吸收了相当于211亿公斤的二氧化碳，等于当年从公路上移走大约1020万辆汽车；最为重要的是，转基因食品帮助了超过1500万小型农户及其家人，共计超过5000万人口（他们属于世界最贫困人口）收益。在许多科学家看来，PG的研究报告是截止目前有关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和环境影响所进行的最全面、最权威的评估。
必须承认，自商业化种植以来，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的国家和种植面积呈持续增加态势。美国是全球转基因作物第一大种植与生产国，种植面积达7010万公顷，占本国可种植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占全球种植面积的40%。紧跟美国之后的是巴西，2013年该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增长了370万公顷，达到4030万公顷，而且连续五年以来巴西都是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增长的引擎。从排序上看，阿根廷、印度和加拿大是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名列五强的另外三个国家。
动态地分析，目前世界各国已累计批准的可商业化种植的25种转基因作物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着重于抗性转基因，如抗除草剂、抗虫、抗旱、抗盐碱和抗寒等，它们的特点是通过减少损失而被动地实现产量的明显增加；第二类侧重于改变作物的品质，如增加营养、提高食品的医疗保健功能等，其主要依靠作物自身特性的改善进一步提高产量。目前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仍然以第一类为主，但育种重点已从第一代的抗除草剂、抗虫产品转向提升抗旱、抗涝等适应能力为代表的第二代产品上，而且多基因叠加的复合性状逐渐增强。资料显示，相比于抗除草剂性状的转基因作物5%的增长和抗虫性状的转基因作物11%的增长，2012年复合性状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增长达到33%.
代表着未来趋势的第二类转基因作物已经在人类面前打开了灿烂的想象空间。黄金大米是一种经过改造的大米，它的独特黄色来自添加的β-胡萝卜素，也就是维生素A的前体，借以弥补很多东亚国家饮食中所缺乏的维生素A。自第一代黄金大米问世13年以来，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黄金大米目前已在菲律宾开展田间实验。无独有偶，可抗黄叶病并增加了β-胡萝卜素、铁等营养元素的香蕉已从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的实验室走到田间展开实验，这对于身体微量元素非常缺乏但又以香蕉为主食的乌干达等非洲国家百姓的确是一个福音。
可视的社会经济价值以及诱人的未来前景引来个各国政府纷纷放松对转基因食品监管的口径。在美国，白宫于今年对种植首个转基因抗旱玉米下放准许证书，同时巴西及其南美洲邻国政府也将批准首次种植复合性状大豆；在菲律宾，政府高调宣布将在2013-2014年批准黄金大米的正式上市。受官方政策的激励，全球转基因食品的最大制造商孟山度公司放出了到2030年将农作物单产提高一倍的豪言状语，同时孟山度承诺届时将使化肥、农药和水源的用量减少三分之一。
恐怖的“生物魔鬼”
与常规育种是将近缘或种内生物基因进行重组从而遵循了自然法规以能确保产品的安全性有所不同，转基因技术则跨越了常规育种的自然边界，将任何生物甚至人工合成的基因进行交流重组，其风险的不确定性自然要超过前者。尤其是，当转基因以及相关的生物技术并不能对转基因产品的潜在威胁作出充分评估并拿出具有说服力的实验结论时，公众自然就能清晰地听到凝聚于转基因及其产品身上的质疑和诟病之声。
如同转基因拥趸者大力宣扬转基因技术可以带来农作物的高产一样，转基因的反对者们也从来没有停止为此证伪的脚步。联合国相关专家仔细地研究了过去20年方方面面的情况后发现，没有任何一个案例能够证明转基因对提高产量有帮助，不仅单一技术没法增产，即使有6―8个基因的叠加仍然不会解决问题。印度科学院科学家席瓦在实地考察后得出结论称，印度运用了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种子后农作物尤其是棉花的产量不增反降，席瓦甚至还指出，转基因玉米对印度农民产生了400亿卢比的经济损失。无独有偶，任职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教授杰克・海尼曼对北美加拿大、美国与西欧两地农业情况进行长期跟踪对比研究后发现，转基因并不能带来农作物的增产的。海尼曼指出，北美1996年开始的转基因和西欧的非转基因种植相比，西欧的农业生态系统能够向可持续性方向发展，会带来更多产量。
转基因会对生态环境形成杀伤和损害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和公认。一方面，由于转基因技术的特殊性，一些病毒重组现象在转基因作物中出现得尤其频繁，即导入转基因生物的外源基因有可能与感染转基因生物的某些细菌或病毒杂交，从而重组出新型病原体。另一方面，转基因作物中很可能会出现抗药性高的有害生物，或者原有作物内部的害虫对抗虫转基因产生了适应性和耐受性，且由于其基因重组所导致的新型病毒，由此加大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难度。不仅如此，随着转基因产物的广泛应用，转基因植物出现在自然环境中的机会必然增加，因为其具有某些野生植物所不具备的抗病，抗虫，耐寒耐旱性，转基因植物必然成为新的优势种群，那些不具备抗虫抗病特性的野生植物将被转基因植物取代，因此转基因植物的引入可能会对生态系统的平衡造成破坏。
对于人类健康可能形成侵害是转基因食品释放出的最大风险。一方面，自然界中存在很多过敏原，在转基因过程中，如果将控制过敏原形成的基因导入新的生物体内，从而使新的品种会对过敏人群产生过敏反应，同时在基因转变的过程中会形成新的植物蛋白，可能会引发新物种过敏。另一方面，转基因农作物所表达的某些蛋白质，可能潜移默化的影响人的免疫系统，从而对人体健康造成隐性的伤害。更为重要的是，转基因食品可能产生不可预见的生物突变，这些突变可能会直接产生毒素，或者含有潜在毒素的蛋白质，引起人类急、慢性中毒或产生致畸、致癌的可怕后果。
俄罗斯全国基因安全协会和生态与环境问题研究所的科学家选择农业中广泛应用的含有不同比例转基因成分的普通大豆，喂养了具有快速繁殖率的坎贝尔仓鼠2年，结果发现，食用转基因食品的动物失去了繁殖能力。无独有偶，法国卡昂大学的动生物学家研究小组用两年时间给200只小白鼠做转基因玉米喂养实验，结果这些白鼠的肝、肾被严重损害，其中雌鼠70%早死，雄鼠50%早死，而且雌鼠易患乳腺癌。
来自印度的研究报告将公众对转基因的声讨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印度环保及女权主义活动组织称，自从孟山都公司进入印度种子市场以来，已有27万印度农民自杀，而且印度的人口自杀率逐年升高。令人玩味的是，如此震耳欲聋的结论却得到美国华盛顿特区国际食物政策研究中心的声援与支持。美方研究人员收集、分析了与Bt棉花和印度农民自杀相关的政府数据、学术论文以及媒体报道，之后得出研究结果显示，印度人口的年自杀总数从1997年的不足10万人增加到2007的12万人，在同一时期内自杀人数一直保持在每年2万人左右。
认知与监管的分野
一方在竭尽所能地宣讲和推介转基因给人类和社会带来的积极功用与显著价值，另一方在旁征博引地佐证转基因给环境与公众健康造成的重大损伤与致命危害，科学界对转基因所表现出姿态与行为从来就是泾渭分明，而且至今谁也说服不了谁。实际上，如同科学界一样，在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内部，无论是普通民众的主观认知还是官方机构的制度监管，凝聚于转基因作物与食品之上的态度也是莫衷一是或者大相径庭。
作为全球转基因食品的最大消费国，美国80%的包装食品都使用转基因作物作为原料，而且过去10年中美国人吃了3万亿份转基因餐食。但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75%的美国人希望知道他们吃的是不是转基因食品，只有21%的人认为不重要；在评价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问题上，有46%的美国人不知道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25%的人认为不安全，只有29%的人认为安全。另外，有研究报告表明，虽然美国种植的86%的玉米，93%的大豆和95%以上的甜菜是转基因作物，但这些转基因作物主要是用于工业材料，比如燃料能源、工业制品原材料，美国的转基因大豆油有相当一部分用作生物柴油原料和动物饲料。
由于是全球最大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国，美国政府的监管政策因而被人们反复提及。观察发现，在转基因技术监管上，美国主张“可靠科学原则”，即强调科学才是管制的基石――而非无端的猜测，因此，美国并没有制定专门法律管制转基因食品，只是将转基因食品直接纳入现有法律框架内，要求食品生产商确保食品安全。不过，美国政府针对转基因食品的上市所把持的行政审查程序还是比较严格的。按照规定，一种转基因食品上市至少要经过三个部门的审查：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验局负责管理转基因植物的开发和田间试验；环保局负责对转基因植物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估；而药管局则负责转基因食品和饲料的安全性评估。药管局对转基因食品的审核在于确保新产品符合传统食品安全标准，因此对转基因食品的审核与对传统食品采用同一框架和同一标准。在经过政府审批后，对于上市的转基因产品的商品标注，美国并没有强制性的要求。
相比于美国而言，对转基因产品实行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管理的欧盟显然要谨慎得多。欧盟委员会曾做过一项调查，发现70%的欧洲人不想吃转基因食品，94%的欧洲人希望能自己选择是否购买含转基因物质的产品。因此，虽然欧盟目前已经批准了22种转基因玉米、3种转基因大豆、一种甜菜、三种油菜以及一种土豆可以用于商业化种植，但转基因作物在欧盟农业中的实际所占比例不到0.12%，且大部分种植在西班牙，在世界范围内，欧盟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土地也只占到总额的0.08%，而法国、奥地利、匈牙利、卢森堡、德国和希腊等6个国家还禁止种植转基因玉米。 不仅如此，最近13年来欧盟没有批准过任何一种新的转基因食品上市，从而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禁令”。另外，按照欧盟的规定，如果人用食品或者动物饲料含有0.9%以上的已被欧盟批准的转基因物质的农作物，产品标签必须标注。欧盟对转基因食品近乎抵制的态度，引起了美国等转基因产品生产大国的强烈不满，其中美国和加拿大、阿根廷等国曾联手将官司打到了世界贸易组织。
与严格的政策管制相比，欧盟对于转基因的技术研究则秉持了高度的宽松与支持态度。资料显示，近20年来，欧盟国家农业转基因研究单位增加了接近500个，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正在建立。也就在日前，为了支持法国卡恩大学使用用转基因玉米NK603饲养老鼠的实验，欧盟特别拨款300万欧元。目前，世界各地监管机构没有要求进行长期的转基因食品试验，而是以公认的90天饲养老鼠实验证明转基因安全性，而卡恩大学研究团队将转基因的试验周期延长到两年，表明欧盟官方希望通过该项研究进一步验证转基因是否引致肿瘤的结论。由此不难看到欧盟对转基因的高度警戒心理。
同欧盟一样，日本对转基因作物也表现出慎重对待的态度，其政策监管也趋向严厉。对于转基因食品，日本政府作出明确地规定，如果转基因含量超过5%，必须进行标识，正是如此，日本商家不大愿意在市场上推出转基因食品。
本文作者：周忠会 单位：职业技术学院农林系
农作物和粮食产量和质量是农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一旦植物发生病害，农作物产量和质量受到相关的影响，农民的经济收入也会受到牵连，此外，政府在对农业进行财政支出和投入的环节也会受到制约，相关的农产品深加工行业也会被卷进来，比如说酿酒业、制糖业等[1]。植物病虫害最重要的影响还是对人类生命健康的危害，人们为了解除病虫害必然会对植物使用农药，造成农作物在生长过程有农药残余，人们在直接或者间接地食用，生命健康存在很大的隐患。
植物保护与粮食安全
植物病害导致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不仅导致了粮食产量的降低还造成了粮食质量的下降，由此可见，加强对植物的保护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植物保护对粮食安全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分析，本论文将从下面几个方面加以具体地讨论。首先植物保护可以有效地确保粮食的安全性，所以有关部门必须加强对植物的保护工作以确保粮食的安全，稳定粮食产量，帮助农民增加收入。处理病虫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使用标准计量的农药，农药可以有效解决虫害、鼠疫、病菌对植物的侵害，及时预防植物大面积受损。农药的效果十分的明显，它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植物解除病害，保证粮食的产量，打个比方，如果可以挽救6亿m2植物病害，就可以挽救8000万t粮食的产量，所以使用定量的农药是植物保护行之有效的措施之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技术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其中转基因技术越来越成熟，如果把转基因技术应用到植物的保护中去，那么保护的力度是可想而知的。转基因技术对粮食生产工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它使农作物的颗粒更加饱满、色泽更加光亮、富集的营养更加丰富，不仅提高了粮食产量，还确保了粮食的质量[2]。除此之外，对植物保护工作的方法还体现在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综合防治几个方面，这些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植物的保护，维护了我国的粮食安全。当然，不适当的植物保护方法也会给粮食安全带来负面影响。农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粮食的产量，维护了粮食的质量，与此同时，农药里含有大量人体不能摄取的有害物质，而农药在使用的过程中，被植物吸收，人们在食用的时候就避免不了摄取农药中的有害物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身体健康；部分技术人员掌握农药使用技术不牢靠，在使用过程中对环境造成污染，甚至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尽管转基因技术发展比较快，但是还不是特别的成熟，所以在植物保护中的应用中会存在一定的风险。这些风险主要体现在：转基因粮食含有不确定的毒素、转基因粮食有可能存在致敏物质、转基因粮食富集的营养成分发生变化，而这些风险都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负面的作用。
植物保护促进粮食安全的建议
针对上述的问题，首先要提高植物保护技术。我国植物保护方法主要还是集中体现在对植物使用农药、利用植物转基因两方面，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还没有被探索出来。由于植物保护方法的制约，我国粮食安全发展进程不太理想，只有不断探索、研究新的植物保护技术，寻求一种可持续的植物保护方法，才能营造一个较好的粮食安全环境。针对粮食安全所需的环境要求，提倡EPM（EnergyEfficiency&ProductiveMaintenance）管理策略，对病虫害进行综合治理[3]。通过自然调控，将有害生物对群体危害予以有效治理，促进植物物种的多样性发展。EPM策略是控制粮食安全发展的重要途径，对植物保护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此外，政府应该量化自己的职能，加大对植物保护工作的投入力度，争取让植物保护的理论成果转换为实际力量，从而保证粮食安全。对植物实施可持续保护策略，能够在植物发生病害的时候，予以及时有效地处理，最终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4]。政府必须加大对公益性植物保护技术研究的资金投入，加大宣传力度，侧重于对有害生物成为灾害规律的技术研究，建立相关的数据库记录数据，加强生物农药的开发，研发知识产权和新的农产品。政府投入的加大能拓展植物保护研发工作的广度并且拓深研发的深度，促使植物保护成果由理论向实践进行转换，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由于人们植物保护意识相对不高，植物保护发展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因此相关部门有责任加强对公民可持续植物保护的教育和培训。虽然，可持续植物保护思想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植物保护工作人员所确认，但是可持续植物保护的理论体系并不完善，防治工作还没有被广大农民接受[5]。因此要加强义务讲座，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帮助农民意识到植物保护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让更多的农民参与进来，从而保证粮食生产的产量和质量。
结论
一个国家要想保持持续、健康的发展，必须确保粮食的安全生产。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对于粮食的需求更加迫切，必须稳定粮食的产量和质量，才能保证日常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有序进行。粮食安全性至关重要，而作为这个环节上更重要的植物保护工作，必须得到落实，并不断加强植物保护技术的研发，确保粮食安全。
一、国外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与中国的对比
转基因技术是指通过向受体转入外源基因的方法，改变生物体性状，以达到提高作物产量，改善作物抗逆性，或丰富营养等目的的一项技术。它的出现，似乎使世界饥饿、污染、营养不良等问题的解决曙光一现。有人将以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为核心的生物技术的巨大进步称为“绿色革命”，认为这将深刻地改变我们原有的农业和产业。①因此，转基因及其应用也成了各国重点研究与发展的对象，下面将通过对比，来认识转基因技术层面上我国与国外的差距及可能带来的后果。
(一)转基因的产生与发展对比
从科学技术上说，转基因技术和基因理论起源于美国，在1953年4月25日，英国的《自然》杂志刊登了美国科学家沃森(JamesDeweyWatson)和英国科学家克里克(FrancisCrick)的研究成果，确定了DNA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型，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也是转基因技术的理论基础。1978年，限制性核酸内切酶在美国被发现，这种酶可以选择性切开双链DNA，②无疑这让不同物种间基因的转移成为了可能，也让转基因技术有了质的飞跃，发现者阿尔伯(WemerArber)、内森斯(DanienNathans)和史密斯(HamiltonO．Smith)3位博士荣获了197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紧接着，美国人梅里菲尔德(BruceMerrifield)发明基因合成技术，获得了1984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993年美国科学家穆利斯(KaryMullis)发明DNA扩增技术(PCR技术)，并于该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由此可见，几乎每一项技术的实现都是突破性的发明，转基因技术的实现，包含了很多诺贝尔奖级的发现，这些发现几乎都发生在美国，美国是当之无愧的转基因技术的开路者和领导者，美国的转基因技术和理论上的遥遥领先地位，早在20世纪便已确立。1983年，美国研制成功第一例转基因烟草，③同年，转基因马铃薯也在美国问世。随后，美国又研发了一系列转基因产品比如转基因耐储存番茄、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转基因油菜，等等。如今大规模种植的4大转基因作物大豆、玉米、油菜、棉花中很多关键性技术都是由美国公司或科研机构发明实现的。我国转基因科研开始较晚，但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总体进步较快。1985年，国家出台“七五”规划，该规划的8大新技术中的1项就是生物技术，这是我国首次将生物技术列为重大战略技术。随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星火”计划、“攀登”计划、“973”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等相继启动。①中国政府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发挥我国特有的生物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面向重大需求，实施生物产业专项工程，实现生物产业关键技术和重要产品研制的新突破。”②这一系列政策的提出和实施，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不可否认的是，现代生物技术一直以转基因技术为核心，我国专门针对转基因技术也制定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的重大专项”，专项投资100多亿元。③在国家各方面的支持和科学家的不断努力下，我国转基因技术得到较大发展，中国科学家于1988年将人工合成的抗黄瓜花叶病毒导入到烟草系作物的细胞中，获得了抗病毒能力很强的新品系。1989年，中国科学家将人类的生长激素基因导入到鲤鱼受精卵中，成功培育出了转基因鲤鱼。转基因鲤鱼的生长速度大大加快。我国科学家自主研制的转基因抗虫棉更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了一份《基因组学与世界卫生》的报告，在该报告中，认为中国、巴西、印度、亚太地区是发展中国家的4个大力发展基因组学的典型，是具备世界级科研力量的地区，且突出强调了中国的作用，肯定了中国在基因组学和分子生物学方面做出的贡献，尤其是在参与人类基因组测序方面所做的工作。该报告肯定了中国在科研方面的潜力，也赞扬了中国在科研方面做出的努力。④但是，我国在转基因核心技术方面，与国外相比还是有较大的差距。这主要表现在核心技术的突破、已有技术专利数量和全社会对待生物技术的态度上。第一，现有核心技术产生于美国，美国早已在技术上领先于世界。美国杜邦公司现已开发出第二代转基因技术，即通过表观遗传修饰的方法，实现对于生物性状的改变，从而避免转基因对于生物原有基因的破坏，也可以避免一些伦理争议。⑤而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依然甚少，在学术搜索“第二代转基因技术”时，相关科研性论文几乎为零。可见，如今美国凭借着多年来的技术积累和全方位的科学优势，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第二，在基因技术专利方面，美国也走在了世界前列。以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的Illumina公司为例，Illumina公司成立于1998年，是一家主攻基因测序⑥的技术密集型公司，⑦通过一系列并购和专利措置，现在已经成为了基因测序的龙头企业，截止到2013年，仅其一家公司便拥有专利1061件，⑧成为美国媒体评出的“2014年度全球创新企业50强”之首。⑨反观我国，生物公司并没有哪一家走到如此前列，更没有哪一家公司拥有如此多的专利数量。我国生物技术公司或者一些生物科研单位会大量购买国外的仪器设备，建立所谓“最大”“最先进”的“中心”，这些“中心”实际上只是一副躯壳，其内部的设备、仪器均来源于国外。第三，我国与国外的差距还体现在全社会对于生物技术的态度上。我国的生物学科作为理科一直被边缘化，被称为“背多分”，即只要努力背就能考高分的学科。在就业方面，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等专业也被亮起了就业红牌，因为生物产业的技术密集性，生物相关学科就业往往需要较高学历，学习生物的学生没有专心于科研的决心，一心想着就业或发财致富，本科或研究生阶段就纷纷转向金融、管理这些市场需求量大的所谓“高薪”“速成”专业。而美国生物学的学生就业，一项很强大的支撑就是其发达的生物产业化系统。甚至一些科学家自主创业，创办了一系列掌握核心技术的公司。
(二)转基因商业化的差距
中国人口众多，国土广袤，解决14亿人的吃饭和健康问题都需要生物技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技术产品消费市场非中国莫属。①现在获得我国进口安全证书的只有转基因大豆、转基因棉花、转基因油菜和转基因玉米4种作物。其中只有转基因棉花允许种植，其他3种转基因作物只能作为加工原料，不能改变用途，进口的转基因粮食作物在我国尚未得到种植的批准。②我国科学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杂交水稻品系“华恢1号”和“Bt汕优63”获得安全证书，即将迈入产业化应用的阶段。③1994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andDrugAdministration，FDA)允许转基因番茄在市面销售，这是美国第一次允许转基因产品商业化。随后，美国政府又批准了抗虫玉米和棉花、抗除草剂大豆以及油菜等10多种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生产，并推向市场。④转基因产品在美国市场上日渐丰富。出现。美国不仅是现代生物高新技术的发祥地，而且也是应用该技术研制新药的首要国家，大多数的基因工程药物都由美国首创。⑥1976年，DNA重组技术的发明人Boyer与投资者共同登记注册了美国的第一个现代生物技术公司———Genentech有限公司，并于1978年利用转基因技术研制出第一批基因工程药物———人的胰岛素和生长激素。Genentech也被认为是全球第一家现代生物技术公司。⑦转基因在农业方面的应用美国也是占尽先机，1994年孟山都公司(Monsan-to)研制成功抗农达(Round－upReady)大豆(又称转基因大豆)。1995年孟山都公司拥有了这项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大豆专利。⑧现如今，全球第一大种业公司———美国孟山都公司2013年销售额达到103.37亿美元，只低于我国和美国两国的种业市场总额，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种业市值。⑨孟山都公司又将销售额和利润额的一大部分投资于技术研发，其技术已经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和其他公司。加之美国对于转基因产品采取“无罪推定”原则，即不能证明转基因产品是不安全的，就可以认为它是安全的，美国的转基因产品推广和产业化、模式化已经达到了比较成熟的地步。2011年全球种子市场的销售总额约为345亿美元，而世界排名前两位的美国跨国企业就占据了44%的市场份额，详见表1。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转基因技术实际上是一项“美国制造”“美国推广”的技术，美国在科研方面早已占尽先机，我国虽然在转基因棉花、转基因水稻上略有优势，但是总体起步晚，加之各种社会因素的干扰，我国科研总体水平依然远远落后于美国。这种落后不仅仅体现在科研成果方面，还体现在生物科研相关仪器、药品制造方面，我国科学家使用的很多设备、仪器、试剂盒等多数都是国外生产的产品，这不仅浪费了资金，还限制了我国科学家的思维广度。空喊着“增加科研投资”实际上就是多花钱在国外的设备和试剂上，有一些甚至是对外国科研成果的单纯重复。国外公司尤其是孟山都等公司还有“专利战略”，为每一项可能的技术甚至基因申请专利，我国想要进行科研，就必须向其支付高额的专利使用费。基因申请专利，已经成为了外国公司封锁生物技术的一种强有力手段。但是，我国通过自主知识产权依然实现了某些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突破，并打破了美国的技术垄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转基因抗虫棉。在20世纪90年代，棉虫灾害席卷我国棉花产业，美国借机向我国推广转基因抗虫棉，当时在国内“要不要发展国产转基因抗虫棉”甚至还引起了讨论。最终，政府、科学家选择一定要研制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抗虫棉。在各方努力下，我国1999年实现了90%的国产转基因抗虫棉覆盖率，并且，中国的抗虫棉走出国门，面向国际市场来参与全球的竞争。目前，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正方兴未艾。作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其年均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10倍，技术的创新和突破也是一日千里，世界专利中有30%是生物技术专利。在制药领域，20%的新药属于生物技术制药，而80%以上的新药都可以看到生物技术的影子。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有340家上市，总市值高达3300亿美元。①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生物技术开发与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现在，我国与国外的技术差距仍然较大，这种差距不仅是生物技术上的差距，也是仪器制造、精密测量的差距，甚至是思维方式、创新意识的差距，加之外国的专利封锁和技术垄断的现状，马太效应可能让这些差距不是在短期内能够赶上的，所以基于这样一种现状，我国应该做的不仅仅是加大科研力度这么简单，更应该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保护好自身种子安全、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抵制国外的转基因入侵阴谋，这些政策的计划和实施不仅仅是科学层面上的，更需要政府层面和人文角度的关注和思考，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国在转基因的机遇与挑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基于产品而非技术的监管
一方面，转基因技术的风险的确存在，而且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这种风险可能会越来越大，所以对于转基因技术一定要有合适的监管措施;另一方面，监管制度有可能造成市场的紧缩，限制科学的发展。所以，我们应该通过一些可行的方式来正确监管转基因技术。
(一)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
关于转基因的争论，来源于其技术上的不确定性。生物界经过千百万年的进化，其复杂度和精密度往往超出人类的想象，所以基因科学认识的对象具有复杂性。在当下的科技条件下，基因结构的发现至今为止不过60年，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也方兴未艾，我们对于基因以及生物体的基因调控机制尚有很多不明确之处，现代基因科学不能解释很多自然遗传现象，所以基因认识的主体也就是科学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②这些都导致了科学在认知和某些现象解释上的不确定性，也导致了技术在操作和改造的后果上的不可控性。这也是科学技术不确定性的来源，同时也是转基因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是指在不知晓概率的情况下出现的，对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后果出现的概率并不能被可靠地量化的一种现象。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伴随着人类整个认知过程的始终，人类科学的进步就是一个消除原有不确定性又产生新的不确定性的过程。的确，在科学上，向生物体转入基因，可能会破坏生物原有基因结构，干扰原有表达过程，改变原有代谢途径，这些都可能导致某些严重的后果。比如转入基因正好破坏了植物某些生存的必须基因，导致植物死亡;比如触发了某些基因过度表达，使得某些成分在植物体内含量过高;比如产生某些原有植物体本身没有但是却能够让人产生过敏反应的蛋白质，甚至可能是通过人类未知的某些途径对植物体或食用后的人体产生影响。在科学实验过程中，每次向植物转入基因的实验都会使用上百份植物材料，因为是否能够转入基因是一个未知，转入了基因之后是不是会死亡，会不会畸形是一个未知，是否能够符合人们的要求又是一个未知。经过这3道筛选，能够保留下的才是真正的转基因成果。经过层层筛选之后实验保留下来的转入基因的植株的形态结构和成分可谓是“千变万化”，一些生长周期发生变化，一些外形结构发生变化，不可否认，的确有一些可能会对人体产生危害，而且这种概率是不可预见的。科学的不确定性在转基因问题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并且由于转基因食品问题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所以转基因问题更是引发了广大民众激烈的讨论，转基因问题的研究，也会为日后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问题开辟了新的思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转化为产品的速度越来越快，全社会面临的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问题会越来越多。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指出，现代社会实质上正在向一个“风险社会”迈进。在风险社会之中，不明和无法预料的后果将会变成历史与社会的主导力量。①风险的来源并非基于无知和鲁莽的行为，而是基于理性的判断、区别、比较、分析、推论等认知能力。它不是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期望对于自然的控制能日趋完美。②2005年，“风险社会”理论的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针对中国问题接受过一次访谈时就说道，“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革转型正在迈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步入高风险的社会”。③针对高风险，我们不仅需要科学理性，更需要社会理性来解决这些问题。
(二)科学、技术、产品的关系
科学和技术是有本质区别的。首先是目的上的区别，科学的最主要目的是探求自然的最终本质以及内在规律，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样本质的问题，目的是为了发现现今世界上已经存在的东西，表现为知识形态，所以科学是公共物品，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技术则不然，它是综合利用知识来为人类提供服务，回答“做什么”和“怎么做”这样实际操作上的问题，目的在于直接改造自然，发明世界上没有的东西，表现为物化形态，因此可以带来很多实际效益。基于此，私密是技术的一大属性，而专利就是用来保护技术的私密不受侵犯的利器。技术可以直接提高生产力进而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而科学则不然，它若想推动经济发展，必须通过技术来进行转化。④技术与科学并不等同，比如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基因对于生物体性状调节机制的发现、限制性核酸内切酶的发现、质粒的发现，都不等同于转基因技术的出现，更不等同于转基因产品的上市。但是科学却能引领技术的发展，比如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作为主导技术的电气和无线电技术，催生了电灯、汽船、电话、汽车、电报以及输电网等新型传输技术等等一系列现实的产品，而这些技术都依赖于电磁感应现象和电磁学的确立。再比如，在表观遗传学方面的突破，催生了以表观遗传修饰为核心技术的第二代转基因技术的出现，第二代转基因技术不需要直接地改变生物体基因，只需要在基因表达过程中予以干涉，如此基因改良技术将使得转基因作物性状的产生更加精确、迅速、高效。⑤这种转基因技术对于基因改变较小，同时也可以避免现存转基因技术伦理上的争议。现代社会，科学的进步是技术突破的前提和先导，只有科学上取得重大突破，再加以智慧的应用，技术才能水到渠成。科学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就是学术自由。某一权威的学术机构认为，学术自由应该体现在“学者有权探究知识，不管探索可能导向哪里，但同时又有责任完全地、准确地报告其研究成果”。⑥推动学术进步的主体一定是专心于它的专家学者们。学术自由，可以让学者感到社会的尊重珍惜，有了这些专心致力于高深学问而宁可默默无闻的专家和教授们，那些看上去冷门实际上却有可能推动整个人类进步的科学才不会消失殆尽，科学研究者不着眼于现在的得与失，而是为未来的突破创造可能性。投身科研本身就需要极大的热情，专注科研需要极大的定力，在别人纷纷“往上爬”的时候踽踽独行，在成果看不到应用希望的时候愿意默默去坐冷板凳。假如这样的人我们的社会不珍惜，不给他们自由的保障，那谁来推动我们的未来?以3D打印技术为例，它被称为“上上个世纪的思想，上个世纪的技术，这个世纪的市场”。⑦科学是技术的铺路者，学术自由是保障铺路者的“安全帽”。建立保障学术自由的良性机制与制度，切实让学术自由成为一种实践规范，⑧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学者的科研创新能力和科研水平，激发学者的思维和探索活力，从而推动科学的不断进步提高，加快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的进程。技术与产品之间也是类似关系。产品是生产出来的物品，技术是产品的先决条件。但是产品与科学技术最大的不同，就是自由度的区别，产品中包含了太多社会价值和人文因素，它的风险的直接承担者是消费者，而大多数消费者并不具有直接辨别产品安全性的能力，对于产品风险并没有抵抗能力，因此产品相对于技术并没有那么大的自由度，它必须对消费者，对整个社会负责任，产品是技术的结晶，不是技术的附庸，产品必须是被检验过的技术，是能够完全造福人类的技术的推广。真正好的产品，不仅需要核心技术作为支撑，更需要经过严格的检测与把关。
(三)监管产品而不是技术
由前文的论述可知，科学、技术、产品3者虽然一脉相承，但是却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着迥异的角色，科学是探路者，技术是中转站，产品是最终目的。科学和技术的创新与研发存在的风险是微乎其微的，科学技术转化为产品，风险的范围就会由科学家及至普通民众，才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破坏性的后果，这才是政府作为社会理性代表监管的关键所在。以对于转基因监管最为严格的欧盟为例。欧盟的转基因管理实行的是“以技术为基础”(technology—based)的管理模式，主要包括审批制度、标识制度、可追溯制度和共生管理等。①欧盟对于转基因实验的审批也很严格，即使是实验性质的种植也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欧盟1998年曾经停止过15个成员国的转基因食品的经营，1999年又曾经暂停过转基因植物的种植。这些对于技术的限制导致了欧盟成员国转基因技术的研发障碍，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欧盟现今技术上远远落后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为了保护自身农业免受冲击，欧盟采取了对于转基因极为严格的市场准入措施，即便是已经在欧盟境内获得销售许可的转基因产品，也允许欧盟的各个成员国在一定的情况下，实行临时限制或禁止其在境内销售的办法。②这导致了国外某些公司和政府的强烈不满，2003年，被称为“转基因贸易问题第一案”的美国、加拿大、阿根廷3国与欧盟的贸易纠纷就是技术强国向技术弱国强推产品的一个典型例子。欧盟对于转基因的限制措施使得以上3国尤其是美国转基因产品出口受到重挫，这3个国家均向WTO提出申诉，认为欧盟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自由贸易原则，最终，2006年11月，专家小组做出了考察报告，认定欧盟对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3国对其出口的转基因产品所实行的禁止或限制销售措施违反了依据《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简称SPS协议)下其应当承担的条约义务，构成了对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等方利益的损害，并要求其予以纠正。③由此可见，在现有国际秩序下，如果没有自己的转基因技术，国外的转基因产品强势入侵是不可避免的，转基因不一定安全，但是别人的转基因产品一定比自己的转基因产品更不安全，因为可能涉及国家粮食安全命脉，决不可拱手让人。所以，技术上的研发不能放松，毕竟转基因推广是大势所趋，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也得到了很多权威的认可。退一步讲，转基因即使是不安全的，但其也会是现代生物技术的开端，会引领更好的技术出现。我们要相信，谁引领了技术进步，谁就引领了“绿色革命”，谁就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对于技术的监管只会阻塞技术的突破，限制解决现有问题的新技术的出现。相比来讲，对于产品的监管可行也可控得多。我们对于产品的严格监管，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点:第一，加强对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审核，以大学、科研所为依托，建立更加专业的转基因检测机构。对于检测机构要建立更加严格的准入制度，对于机构与人员、质量体系、仪器设备等多方面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④保证测试结果的公平、公正、公开，建立能够专业、独立对现有检测技术进行改进的兼具科研的双重检测机构。第二，对于转基因产品涉及的专利问题也要予以审查。基因专利本身在法律上也一直是一个待讨论的话题。美国Myriad公司确定了人体BRCA基因(乳腺癌易感基因，具有这种基因的人会较容易患上乳腺癌)的位置，并将其从染色体中分离、测序，随后，Myriad公司对BRCA基因及诊断测试方法提出专利申请，并最终获得授权。这项专利的获得，使得BRCA基因被该公司垄断和“独自享有”，其他人和其他机构不得侵权。⑤而该公司可以趁机抬高这项服务的价格，原本提供这项服务的机构———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则不得再提供该基因的诊断测试服务。这一案例引起了美国社会乃至全世界对于基因专利的一场大讨论，如果对于基因申请专利，那么是不是以后针对此基因的产品都要向该公司缴纳专利使用费。后来一部分患者将Myriad公司告上法庭，法院判定专利无效，但是Myriad公司提出上诉并最终胜诉。按照基因专利法规来讲，只要个人或机构能够分离、测序DNA并确定它在生物体内的功能，就能给基因申请专利。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早就开始了抢注发现的基因。而一旦获取了基因专利，一条基因可以开发出一系列产品，继而长期获得高额利润。①基因专利的受害者当然是转基因产品的消费国，尤其是依赖于该类产品的国家。比如，因为美国孟山都公司的注册专利和基因抢注行为，使得印度的棉花厂商因生产含有该专利的转基因棉花而受到美国对其产品的抵制和限制，从而给印度的农民和商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②“物美价廉”的转基因产品上市尤其是转基因种子上市，可能造成的是整个社会观念和社会习惯的改变，是社会对于产品的依赖，如果人们离不开的产品的核心专利把握在别人手里，那么无疑我国的国家安全会受到极大威胁。现今一些大公司已经开始了“基因抢注”。2001年，美国孟山都公司对于发现于中国的野生大豆的一段序列一口气提出了64项专利申请，这样有可能导致的后果是，中国育种专家或者农民很有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侵犯了孟山都公司的专利权，进而面临高额赔偿。③所以上市的转基因产品必须要对其涉及的技术专利和基因专利予以审核，对于那些涉及国外专利的产品的上市要持谨慎态度。
三、监管产品而不是技术的合理方法
(一)积极推动生物技术应用
以转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生物技术的应用是大势所趋，转基因的应用必将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一方面来说，只有一项技术真正被应用，才能更好地促进这项技术的发展。无论是军事还是民用领域，生物技术的应用都会极大地推动生物科学的发展。以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巨头美国孟山都公司为例，该公司每年将其营业收入的10%用于科技攻关和技术研发，直接瞄准当今和未来国际生物技术的最前沿，该公司每天仅仅用于科研的投入就达到了260万美元，④令其他公司乃至其他国家都无法望其项背。可见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会使受益者投入更多的资金进入到这个领域，从而真正推动这个领域的进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动将更多的人才和资金吸引到这个前途无限的领域，也有望迅速改变我国生物技术落后的现状。美国政府每年投入到生物技术和生物工程的费用达到几十亿美元，坐落在马里兰州的军事医学研究所，其实就是美国基因武器的研发中心。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借助生物技术研发出了各种“生物武器”。⑤但是，生物技术具有研究和开发周期长、技术含量高、产品寿命周期长等特点，这由此决定了该产业是一个高风险、高投入、高收益、长周期的行业。⑥在项目的种子期、创业期、扩展期和成熟期，都需要大量的、持续的资金投入。仅靠政府投入难以满足其需要，更无法使其紧跟世界先进水平，也会导致其与市场的脱节。针对我国目前现状，国家应该尽快让一些“检定合格”的转基因产品走出实验室，让转基因技术真正造福于我国人民，促进我国生物科学的长足发展。在适度的监管环境下，通过推动技术密集型生物公司的成立和发展，进而推动生物技术的应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生物技术的应用，也会改变如今生物专业“冷门”的现状，《2014年大学生就业报告》将生物工程专业列为“红牌”警告的十大专业之一。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生物技术应用不够造成的。应用不够导致人才的缺失，然后导致科学技术整个的停滞不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只有推动生物技术的应用，才能吸引到更多人才投身于生物科技的研发，形成“科学—技术—产品—经济—人才—科学”的良性循环。生物技术的兴起和发展，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我们的强国梦。
(二)在转基因的应用过程中引入保险机制
既然要推动生物公司的建设，那么就必须要开创生物公司全新的盈利模式和风险监管体系。转基因的应用实际上是一个“试错”的过程，虽然以现在的知识和监管体系来讲，试错的风险并不高，但是试错的代价却是极其高昂的，它涉及千千万万人民的生命安全，不能有丝毫的马虎。所以要通过一些措施防控这种风险，其中一种合适的方法就是在生物技术的应用过程中引入保险制度，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由国家授权第三方权威机关对生物产品进行评估，一旦发现高风险产品则不允许上市，一些鉴定为“安全”的产品则需要生物公司为其购买“保险”，这些产品进入市场以后，如果出现像“三鹿奶粉”那样重大的食品安全问题，则由保险公司进行理赔。这样做不仅仅是给生物技术公司创造了一种可行的盈利模式，更是给生物技术的应用提供了一条可能的道路，通过为转基因产品买保险的方式，防控风险，监督风险，体现的是科技应用过程中的人文关怀与社会理性。保险的范畴要涵盖转基因生物风险的各个方面，现今公认的转基因风险按照产品的风险，主要有食品安全方面的风险和生态安全方面的风险，所以针对转基因产品的保险应该分为“食品安全”保险和“生态安全”保险。如果已经上市的转基因产品出现了食用性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将由保险公司理赔。如果产生了对于周围环境的破坏，或者造成生态圈的不良后果，也由保险公司理赔。这样一来，无论是食用还是种植，都没有了任何后顾之忧。保险所能起到的作用，不是让人们接受转基因食品，而是的的确确保障这种产品一旦出了问题，能够及时筹措资金，保障受害者的利益，尽最大可能挽回损失。现有转基因产品的风险并不高，全球迄今为止没有出现过一例因为食用转基因食品而出现严重后果的例子，也并没有哪项被科学界权威认可的动物性实验验证了这一结论，所以转基因产品的保险并不会增加多少生物公司的成本，政府也可以对生物公司的这部分成本进行补贴，以提高转基因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四、结语
生物技术是分子遗传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等基础学科发展的产物。作为一种高新技术,生物技术在整个科学领域中占据了越来越显著的地位。作为世界新技术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物技术已经成为人类彻底认识和改造自然界,克服人类自身所面临的人口膨胀、粮食短缺、环境污染、疾病危害、能源资源匮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有效手段和工具[1]。
目前在黄瓜育种中,广大科研工作者利用生物技术结合常规育种方法,创新了一大批含有优异基因的黄瓜育种材料,培育出多个丰产、优质、多抗品种。生物技术在黄瓜遗传育种上的应用非常广泛,下面介绍在这方面已取得的一些重要进展。
2分子标记技术在黄瓜遗传育种中的应用
2.1黄瓜基因的分子标记
开展基因分子标记研究是进行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分离和克隆基因的基础。“十五”期间,我国科研工作者建立了适合黄瓜的RAPD、AFLP和SSR标记的优化反应体系,并对黄瓜的多个基因进行了分子标记。
钱忠英等[2]优化的黄瓜RAPD反应体系为:PCR程序94 ℃预变性3 min,94 ℃变性30 s,37 ℃复性30 s,72 ℃延伸2 min,循环40周,最后72 ℃延伸7 min为佳;模板DNA的适宜浓度为2.5～5 ng/μL,引物浓度为0.6 mol/μL,dNTPs浓度为0.25 mmol/L,Mg2+浓度为1.875 mmol/L。张桂华等[3]建立了适合黄瓜的AFLP反应体系:在50μL酶切连接体系中,取300 ng基因组DNA进行双酶切和接头连接,然后取4μL酶切连接产物进行预扩增,预扩增产物稀释30倍后,采用“2+3”选择性扩增引物组合用于选择性扩增可以得到很好的扩增效果。葛风伟[4]等摸索了适宜黄瓜的SSR反应体系,认为在25Μl PCR反应体系中,Mg2+的最适浓度为0.2 mmol/L;dNTP最适浓度为0.2 mmol/L;反应体系中Taq聚合酶宜加入1U,引物应加入30 ng;DNA最适浓度为5 ng/μL。另外,刘殿林[5]、张正奇[6]、孙敏[7]等也对黄瓜基因组DNA提取方法和RAPD反应体系进行了探索。
基因分子标记方面,陈劲枫等[8]利用RAPD技术获得了黄瓜全雌性特异的片段B111000。娄群峰等[9]筛选得到了与黄瓜全雌性F基因连锁距离为6.7 cM的AFLP标记TG/CAC234,并将该标记转化为SCAR标记SA166。张桂华等[10]找到2个与白粉病抗病相关基因连锁距离为5.56 cM的AFLP标记,目标片段的大小分别为238 bp和236 bp。张素勤等[11]研究并获得了与控制黄瓜霜霉病和白粉病的感病QTLs均紧密连锁的显性AFLP标记:E25M632-103。该标记从分子水平说明黄瓜霜霉病和白粉病的某个感病QTLs是连锁的。丁国华[12]筛选得到与抗霜霉病基因dm连锁不十分密切的CsRGA3标记。在dm和CsRGA3之间还检测到黄瓜白粉病抗病基因pm的存在,显示了dm和pm存在连锁关系。国艳梅[13]筛选到的AFLP标记E4M6和E5M5,分别与黄瓜营养部分苦味基因Bi连锁,距离15.0 cM;和不苦基因bi连锁,距离18.8 cM。顾兴芳等[14]找到了与黄瓜果实苦味基因Bt紧密连锁的两个显性AFLP标记E23M662-101和E25M652-213,与Bt的遗传距离分别为5 cM和4 cM,且位于Bt两侧。Thomas等[15]以WⅡ983G×Strait8的55个F2+代个体和Iudm1×Strait8的90个F2+代为研究群体,从960对RAPD引物产生的135个多态性标记中筛选出5个与黄瓜霜霉病基因(dm)紧密连锁的标记:G14-800、X15-1100、AS5-800、BC519-1100和BC526-1000。
2.2黄瓜遗传图谱的构建与基因定位
1994年,Kennard等[16]以G421×H-19获得的F2+群体为材料,构建了一张总长为766 cM的遗传图谱,该图谱由10个连锁群组成,包含了58个位点标记,2个位点之间的平均距离为(21±8)cM。同时利用种间杂交GY14×PⅡ83967获得F2+群体构建了含有70个位点,10个连锁组群,总长480 cM的连锁图谱。1997年,Serquen等[17]以G421×H219杂交的100个F2+株系为试材利用RAPD技术构建了一个含有80个位点的连锁图谱,包含了77个RAPD标记,3个形态标记,分为9个连锁组群,整合长度628 cM,平均标记间隔7.8 cM。
2000年,Danin-Poleg等[18]以GY14×PⅡ83967为材料,用SSR标记技术构建了黄瓜的遗传图谱,将14个SSR标记定位到8个连锁组群中,整合图谱总长为783.2 cM,并发现其中有9个标记与甜瓜相同。Bradeen等[19]利用Joinmap软件,以G421×H219的杂交后代群体为研究对象,整合出含有10个连锁群,255个标记,总长为538.6 cM的遗传图谱,平均标记间隔为2.3 cM。又以GY14×PⅡ83967为材料,构建了一张包括了15个连锁组群,197个标记,整合图谱长度为450.1 cM的黄瓜遗传图谱。Park等[20]利用对番木瓜环斑病毒(PRSV-W)和南瓜花叶病毒(ZYMV)敏感的“Straight8”和对PRSV-W、ZYMV有抗性的TMG1(TaichungMouGua)的F6代重组自交系(RLs)为材料,构建了包含353个位点,12个连锁组群的连锁图谱。Fazio等[21]采用G421×H219获得的171个RLs和216个F2+单株构建了包含14个SSR标记、24个SCAR标记、27个AFLP标记、62个RAPD标记、1个SNP标记和3个重要形态学标记(雌性,有限生长和小叶),分为7个连锁组群,总长为706 cM的遗传图谱。Young等[22]以黄瓜抗病毒和感病毒的亲本组成的重组自交系进行AFLP、RAPD、RFLP标记,并构建了353个位点的黄瓜图谱。
“十五”期间,我国科研工作者构建了2张黄瓜遗传图谱,其一是张海英等[23]利用黄瓜重组自交系为作图群体,构建的包含9个连锁组群,共有234个分子标记的连锁图谱,其中包括141个AFLP标记、4个SSR标记和89个RAPD标记,覆盖基因组长度727.5 cM,平均图距3.1 cM。应用该图谱对控制黄瓜耐弱光的数量性状基因(QTL)进行了研究,将影响叶面积增长量的5个QTL分别定位在LG1、LG7和LG9连锁群[24]。其二为李效尊等[25]利用F2+代群体,构建的包含77个SRAP标记和79个RAPD标记的遗传图谱,分属4个大的连锁群和5个小的连锁群,总长度1110.0 cM,平均间距为13.7 cM。并将侧枝基因(lb)定位在一个大的连锁群上,其两侧标记是OP-Q5-1和OP-M-2-2,与lb的间距分别是9.3 cM和15.9 cM;将全雌性基因(f)定位在一个小的连锁群上,其两侧标记是OP-Q5-2和BC151,与f的间距分别是13.8 cM和13.6 cM。
2.3分子标记在黄瓜亲缘关系和遗传多样性上的研究
分子标记技术以其准确性高、速度快、周期短而较多地应用于黄瓜种质亲缘关系分析和种质资源多样性检测方面。利用RAPD标记进行研究的报道有:张海英等[26]分析了华北型与欧洲温室型品种的杂交后代的遗传漂移情况,进行了初步的遗传分析以及F2+个体的基因型分析。刘殿林等[27]分析了39份黄瓜材料的遗传差异,不同材料间的遗传距离(D)在0.0642～0.592之间,并根据遗传距离,按UWPGA法进行了聚类分析。夏立新等[28]计算出黄瓜亲本间分子遗传距离,研究了田间园艺性状与分子遗传距离间各种相关曲线的相关系数。陈劲枫等[29]对黄瓜属的22份材料的亲缘关系进行了研究,聚类分析为2群:CS群(黄瓜、西南野黄瓜及野黄瓜)和CM群(甜瓜、菜瓜、野生小黄瓜及非洲角黄瓜)。庄飞云等[30]也将23份材料按亲缘关系聚类为黄瓜、近缘野生种、种间杂交种和甜瓜亚属种4类。李锡香等[31]分析了66份黄瓜种质基因组DNA,将供试种质分为8个组群。另外,利用RAPD标记可以从分子水平上探测黄瓜亲本自交系与其杂种F1代的遗传差异[32]。
AFLP技术也经常用在亲缘关系和遗传多样性研究上面。王志峰等[33]利用AFLP技术对包括80份山东黄瓜地方品种和24份其他地区品种的遗传亲缘关系进行了研究,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山东黄瓜地方品种与日本品种和欧美品种分属不同类群或亚类群,山东地方品种分为8组,各组内生态类型基本一致。AFLP分析计算出15份密刺类黄瓜品种的遗传距离在0.033～0.686之间,聚类分析分为8类,新泰密刺和山东密刺遗传差异较小,与长春密刺遗传差异较大[34]。李锡香等[35]以8对引物对70份不同来源的野生和栽培黄瓜种质基因组DNA进行AFLP分析,将供试种质聚类为3大种群:西双版纳黄瓜组群、印度野生黄瓜组群和栽培黄瓜组群。Zhuang等[36]用RAPD和SSR分析黄瓜野生种、半野生种的亲缘关系,二者的遗传分析结果具有很高的协调性,二者遗传距离的相关系数为0.94。
另外,李俊英等[37]发现在不同黄瓜品种的线粒体中存在类质粒分布的差异,其存在有一定随机性,不同品种中的同一种类质粒间具有同源性。
2.4黄瓜基因的克隆与表达
黄瓜基因克隆有多篇报道。康国斌等[38]克隆得到了在黄瓜冷敏型品种低温锻炼异表达基因的cDN段(ccr18),大小为639 bp。在基因组中以单拷贝或低拷贝形式存在。ccr18基因与黄瓜低温锻炼相关,与拟南芥染色体IIIBAC库中的F14P3基因组序列具有88 %的同源性。白吉刚等[39]扩增出黄瓜生长素结合蛋白基因(ABPl)cDN段,大小约为800 bp,该基因在开花前1 d的子房中表达信号较弱,在授粉后2 d、4 d和6 d的幼果中表达增强。丁国华等[40]利用简并引物从黄瓜基因组DNA中分离得到15条同时具有特征保守域结构的NBS类型抗病基因同源序列(RGA),翻译产物与许多抗病蛋白有较高的同源性。
牛林海[41]克隆了黄瓜HMG(high mobility group proteins)基因,并认为该基因是单拷贝,具有组织特异性表达,在根中表达最强。叶青静[42]测定了黄瓜果实组织中的与细胞分裂相关的精氨酸脱羧酶(ADC)基因cDNA序列(约1.83 kb)、与细胞膨大有关的扩张蛋白基因cDNA序列(约786 bp)以及一条酸性转化酶的cDNA全长序列(约2.25 kb)。李志英[43]获得了正常和“花打顶”黄瓜之间的2个差异片段所在基因的全长cDNA序列,分别定名为CUATP和CuADC。“花打顶”植株中CUATP的表达明显减少,而CuADC表达量增加。梅茜[44]构建了黄瓜幼果的cDNA文库,得到139个表达序列标签(ESTs),其中有97条与已知基因高度相似,36条为低度相似序列,在GenBank中未找到匹配同源序列的ESTs为6个。娄群峰[45]从中国弱雌性黄瓜中克隆出了全长为1024 bp的ACC合酶基因,包含6个开放阅读框,不同生态型黄瓜中ACC合酶基因序列保守性很强。不具有性型特异性,但在植株不同部位表达程度存在明显差异。
2.5黄瓜杂种纯度及品种指纹图谱分析
黄瓜种子纯度鉴定的常规方法是根据田间表现性状进行鉴定,后来发展为利用同工酶的方法,但二者都有一定的缺陷。利用分子标记技术鉴定黄瓜种子纯度,可以在苗期甚至种子阶段进行,高效快速、稳定可靠。克服了传统田间检验要根据植株园艺性状进行而导致的费时、费力等缺点。但相关报道比较少。
王和勇[46]研究表明,黄瓜不同组织器官的DNA对RAPD扩增无影响,均可获得一致的指纹图谱,并建立了种子纯度鉴定的RAPD的反应体系。孙敏[47]等通过RAPD标记鉴定和分析了黄瓜品种真实性,也建立了适宜黄瓜种子纯度鉴定的RAPD指纹图谱。金红等[48]研究了抗除草剂基因在黄瓜杂种纯度快速鉴定上的应用,摸索出田间抗性鉴定和室内种子抗性鉴定的除草剂临界浓度,建立了一套在种子发芽阶段或2片真叶期进行黄瓜杂交种纯度鉴定的新技术。
2.6分子技术鉴定黄瓜病害
王惠哲等[49]以感病组织和健康组织总RNA为模板,进行cDNA合成和PCR扩增,对75份黄瓜病毒病样本进行了检测,结果从感病组织中扩增出与预期的425 bp大小一致的目标片段,而健康组织无此扩增产物;29份材料检测到TMV,检出率达38.67 %。同样的方法,也检测到黄瓜上的西瓜花叶病毒2号(WMV22)[50]。李淑菊等[51]利用RT-PCR对黄瓜病毒毒原种类进行检测。陈洁云等[52]用同样技术明确了ZYMV和CMV是浙江及其周边地区侵染葫芦科植物最主要的病毒种类,夏季CMV普遍发生,ZYMV主要发生在秋季。
3黄瓜组培技术与单倍体和三倍体培养
利用对黄瓜离体组织的培养,通过愈伤组织和胚状体两条途径均可获得再生植株。何晓明等[53]建立了子叶及下胚轴离体培养体系,通过愈伤组织分化出的不定芽获得再生植株。郭德章等[54]将分离纯化的黄瓜子叶原生质体,培养于mKM8p液体培养基中,原生质体可持续分裂至愈伤组织形成。当再生的愈伤组织直径达0.5～1.5 cm时,及时转入改良的MS附加不同生长激素的培养基上诱导分化及再生,结果产生大量体胚并再生成植株。
不少报道对黄瓜组织培养的影响因素做了探讨。侯爱菊等[55]认为外植体类型、基因型及植物生长调节剂对诱导黄瓜直接器官发生有显著影响,子叶节是最佳的外植体类型。杨爱馥等[56]研究认为愈伤组织诱导阶段和胚胎发生阶段分别采用9 %和6 %的蔗糖浓度,可促进体细胞胚胎发生;胚诱导培养基中添加6-BA 0.5 mg/L,以及愈伤组织诱导阶段甘露醇与蔗糖配合使用,可提高体细胞胚胎发生率。梅茜等[57]研究表明,苗龄和ABA是影响子叶分化形成不定芽的显著因素;加入适量的AgNO3可改善黄瓜愈伤组织的质地、促进芽的形成。与曹利仙等[58]试验结果相同。郭德章等[54]认为Ca2+浓度对黄瓜原生质体的稳定和细胞分裂有重要影响。李云等[59]研究后认为赤霉素处理离体黄瓜子叶不能诱导花芽分化,萘乙酸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激动素KT1.0诱导花芽分化的频率最高。但周俊辉等[60]认为l/2 MS培养基中附加0.10 mg/L 6-BA能显著提高离体黄瓜子叶的开花率,White培养基中附加2.00 mg/L的KT开花率也有明显提高。相同浓度的L-丙氨酸和L-酪氨酸均明显促进黄瓜子叶开花,而甘氨酸对黄瓜子叶开花则有一定的抑制。
在黄瓜单倍体和多倍体培养方面,杜胜利等[61]在国内首次建立了一整套通过未受房离体培养产生黄瓜单倍体植株的技术体系,再生频率达25 %。雷春等[62]通过射线辐射花粉授粉并结合胚培养从3个基因型中获得了单倍体植株。陈劲枫等[63]研究了异源三倍体黄瓜的离体繁殖的培养基配方最佳的不定芽诱导培养基为:MS + 6-BA 2.2 mg/L和MS + 3.0 mg/L KT + 0.2 mg/L NAA,然后丛生芽在MS + 0.2 mg/L 6-BA的培养基上伸长大约10 d后取整齐一致的芽在1/2 MS + 0.2 mg/L 6-BA培养基上生根。
4黄瓜遗传转化体系建立及基因工程改良
基因工程技术是现代生物技术改良作物品种的关键技术之一,在农业生产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可应用于黄瓜上的转基因方法有农杆菌介导法、基因枪法、花粉管通道法和电激法等,目前以农杆菌介导法为主要方法。近几年来,广大科研工作者研究和建立了黄瓜高效遗传转化体系,并通过农杆菌介导将CMV-CP、CBF3、Cor15A、Chi、Glu、CTB/CS3、RS等基因导入黄瓜基因组。
陈峥等[64]的研究表明,在共培养的菌液中添加乙酰丁香酮,明显提高外植体的愈伤组织诱导率;延长农杆菌与外植体的共浸染时间至40 min,外植体的存活率和出芽率显著提高。姚春娜等[65]试验表明,超声波处理可以明显提高农杆菌对外植体的转化频率。侯爱菊等[66]建立了一套黄瓜遗传转化体系,适宜的选择压力为卡那霉素30 mg/L。金红等[67]也对影响遗传转化体系的因素进行了摸索。于静[68]、孙兰英[69]、赵隽等[70]均认为子叶节是黄瓜遗传转化体系的最佳外植体,最适宜的芽诱导培养基为MS + 6-BA 0.5 mg/L;子叶节预培养1～2 d,在添加6-BA 0.5 mg/L、乙酰丁香酮100μmo1/L,pH 5.2的MS培养基上进行培养,遗传转化效率最高。利用TDZ从子叶节上诱导出再生芽,效果优于BA。
金红等[67]将抗除草剂基因bar导入到黄瓜子叶中,获得落地转化株系。邓小燕等[71]构建成植物表达载体Pbinp-35S-CBF3。通过农杆菌介导转化黄瓜子叶,获得了具有卡那霉素抗性的黄瓜再生植株。张兴国[72]等也将冷cbf3基因和corl5a抗寒基因导入黄瓜基因组,创制出耐寒黄瓜新材料。白吉刚等[73,74]将拟南芥生长素结合蛋白基因转化黄瓜,获得的转基因植株单性结实能力增强。通过黄瓜离体子叶不定芽再生体系,陈丽梅[75]和林建丽[76]已分别将荧光素基因(luc)、ATT1基因和花生白黎芦醇合酶(RS)基因导入黄瓜,获得了阳性转基因植株。柏锡[77]获得了转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基因的黄瓜植株。张国广[78]将来源于菜豆的几丁质酶(Chi)基因和克隆自烟草的β-1,3-葡聚糖酶(Glu)基因导入3个基因型的黄瓜基因组中。侯爱菊[66]、孙兰英[69]和杨成德[79]也利用农杆菌介导法将菜豆几丁质酶基因导入黄瓜。
5存在问题及展望
黄瓜有7对染色体,染色体组总长度750～1 000 cM,高饱和的分子连锁图应具有7个连锁群。目前构建的遗传图谱相对不饱和,整合后的连锁图谱虽然密度增加,但是不能覆盖整个基因组。被定位到图谱上的分子标记不多,与重要性状紧密连锁的标记就更少。因此,仍需对黄瓜分子标记进行研究,找到与性状紧密连锁的标记,为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和基因的定位克隆奠定基础。黄瓜组织培养以二倍体的研究居多,单倍体和多倍体的研究较少,黄瓜单倍体组织培养的技术在国内仍未成熟,黄瓜转基因技术也还停留在研究阶段,与实际应用还有相当差距,今后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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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要败坏我名声”
廉政望：你崔永元，索赔30万元。从宣布到付诸实施，过程很迅速。
方舟子：我说过的话就一定会兑现，何况在我宣布之后他反而变本加厉。30万元不是漫天要价，这算是名誉权官司的普遍价码，（索赔）太高法院不会支持，太低起不到惩罚他的作用。我不同意所谓的“一元钱官司”，那没有意义。证据是明摆着的，只要法院公正审判，我胜诉没有问题。
廉政望：你控告崔永元造谣、诽谤，可你在网上回应时同样说过一些“出格”的话，这又怎么算？
方舟子：造谣、诽谤不是一两句话的事儿，他从头到尾都在骂我“肘子”、“恶心骗子”、“教主”、“希特勒”等等，只要有人在网上说我坏话，他都会转发。有人称我花了68万美元在美国买房，他就转发说“钱是骗来的”。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调侃与讽刺了，他的主观用意非常明显，就是想要诋毁我，败坏我的名声。
我也进行过反击，但不过都是就事论事，而且对他都是直呼其名，没有进行过人身攻击。我很拿捏这个分寸，倒不是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只是觉得没有必要。
廉政望：有撤诉可能吗？
方舟子：如果他认错道歉，并愿意支付精神赔偿，我当然可以不打官司。但他已经放话，说一定要摁倒我，我只能奉陪到底。
廉政望：现在关于“方元骂战”的话题，已经超出了转基因的范畴。这会否让人们反而失去对转基因问题本身的关注？
方舟子：我觉得外界“骂战”的说法有失偏颇。整个事情都是崔永元挑起的，他知道在转基因的问题上跟我争是不自量力，就开始抹黑我。自始至终都是他骂我一条，我给他挡回去一条，从没有主动挑衅。
这个话题在我和他之间可能已经边缘化了，但不代表关于转基因的争论会到此为止，学界仍有很多人在为它“正名”。哪怕我和他的官司打完了，恐怕（转基因）还会争下去。
廉政望：你为什么要挺转基因？
方舟子：1996年美国人开始培育转基因产品，那时候我还在美国，就已经接触过，知道它是安全的、可推广的。生物学界的主流观点是认同它的，科学界多数人也是“挺转”的。当然，有极少数搞物理的人在“反转”，但他们根本不懂生物学。
廉政望：但是在这次争论中，崔永元扮演的是一个调查者的角色，而你却一直站在说教者的立场。有人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怎么看？
方舟子：崔永元去美国做调查，号称花了50万，但完全就是在搞笑。他以为去超市看看，去问问农场主就搞得懂转基因了？他自己不懂英文，手里拿着的一包写有不含转基因成分的东西，却并不知道，还说“在这个超市里看到的东西都没有标明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给崔永元当助手的，是力推“水变油”的陈一文，故意给他瞎翻译也不一定。
我当然也有调查。转基因归根到底是生物学知识，我了解它的原理。我还在网上查阅了美国国务院的文献，发现他们确实在大规模培育和食用转基因产品。
廉政望：你过去常说“对事不对人”，如果撇开此事，你对崔永元的评价如何？
方舟子：我和他打交道的次数不多。过去他做《实话实说》时，邀请我上过两期节目，其中播出了一期，另一期被掐掉了。还有一次，有个网站做了个调查，支持我的有90%，崔永元在微博上转了这个结果，还说“算我一个”。那时候我对他的印象不错，以为他是一个求真的人，敢为科学发声。
但我后来才明白，那也许只是他的表象。真正的崔永元不懂科学，还不择手段地去捍卫错误。现在的他已经走向极端，连工作都辞了，一门心思来对付我。
我对韩寒有多高没兴趣
廉政望：你的打假似乎带有选择性，你选择时是基于什么考虑的？
方舟子：我没有打假团队，一直都是我一个人，所以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去顾及方方面面的事情。我主动去打的，一般来说都具有一定学术含量，是别人打不了的。再一个，我尽量选些影响力比较大的，可能造成更严重误导和危害的公众人物。比如打学术论文造假，我就集中关注一些院士、知名教授，对普通老师和学生我不会去管。
另外，我也不大喜欢凑热闹，像红会、地沟油这种话题，老早就有许多专业人士介入，而且事情很清楚，我也就不用再出面了。
廉政望：可似乎是谁正火你打谁，是为了炒作自己吗？
方舟子：其实被我打假的人，有很多只是碰巧撞在了枪口上而已。比如韩寒，当时麦田正向他宣战，最初我没在意，后来有不少人@我，才关注这事，就把他的作品翻出来看了一遍。不管是不是我主动要打的，只要发现这个人真有问题，我一定会揭穿。
比如林志颖，也是网友跟我说，他正在代言一款产品，让我给看看。我一看，这不就是之前才打过的胶原蛋白吗？所以对他，当然也就不会放过。
我知道有人说我打假是为了炒作。可为什么没有人来效仿呢？可见这并不是出名的好方法。说实话，打假确实让我有了名气，也使我打得更有底气。同样的问题，别人去打和我去打，真就大不一样。
加州理工学院的Albert在“新语丝”上质疑唐骏，没有人关注。很偶然的一天，我看到微博上有人问起唐骏的学历，因为我编辑过Albert那篇文章，就顺口回了句“学历是假的”，结果引来那么大的轰动，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廉政望：不是图名，是图利吗？
方舟子：有人造我谣，说我是美国转基因企业的代言人。可我“挺转”，美国人应该恨我才对。因为我挺的是中国两所农业高校自主研发的转基因品种，是要拿出去跟他们竞争的。我没有从中获得一分钱的好处，如果硬要说有点经济利益，顶多是我写的一些介绍转基因的书所得的版税。
我知道崔永元在拿我的“安保基金”说事。在这次徐宥箴捐我300万之前，总共有100多万，都用在这些年来对我个人的安保上。这笔钱在设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声明，不对外公布使用明细。罗永浩那次就拿这个事情来攻击过我，后来他请来北京的地税、经侦，轰轰烈烈地搞了番调查，没有查到任何问题。我打了这么多年的假，做的都是公益行为。
廉政望：你曾经对韩寒的身高刨根究底，也是为了公共利益？
方舟子：那只是策略，我对他到底有多高真没兴趣。之所以抛出这个问题，是为了证明在这么显见的事情上他都不敢正确面对，说明了这个人说谎成性。
廉政望：你在各种领域都打过假。你觉得以自己的学识，能够支撑这么宽泛的质疑吗？
方舟子：这真是矛盾。我质疑少了，有人说我带有选择性；质疑多了，又说我管得太宽。一般来说，在我打假的时候十分谨慎，像科学上的东西，我有基本素养，但不懂的还是会向更专业的朋友请教，有时候热心网友帮忙提供线索，我也会小心求证。
不是所有行业的假都需要专业知识去鉴别。像你说的文学上和学术上的抄袭，我把两篇文章进行比对，发现成整段地重复，这就一目了然。
“我放了李承鹏一马”
廉政望：与这么多人论战过，你觉得谁才称得上是你真正的对手？
方舟子：要说“对手”的话，严格意义上讲，他们都理亏，都没办法跟我叫板。只不过有的人能看清形势，像李开复，见势不妙就赶紧道歉，我也就不再追究。李承鹏也道过歉，虽然缺乏诚意，但我还是放了他一马，他很聪明。
廉政望：你就没有出错的时候？被别人质疑的滋味好受吗？
方舟子：我当然也犯过一些小错误，在写文章时，出现了一些笔误或是事实偏差，但这不带有主观恶意，算是瑕疵吧，发现后也都很快纠正。
最大的一次错误是把打假对象弄混了――两个人同名同姓，又在同一大学同一年级。还好一小时过后我就发现了问题，立马删了微博，还发了道歉声明。总的来说，那些质疑我的，找不出什么硬伤。
廉政望：有没有发现人们对你的支持越来越少？
方舟子：我不觉得支持者在变少，但敌人确实越来越多，因为你打一个人，实际上会开罪一帮人。当然，是有一些流失的人，我们管那叫“前方粉”，这些人现在成天发帖骂我，成了最正宗的“方黑”。事实上，他们支持我的时候本来就夹杂着个人目的，或者对我的认识很粗浅。真正懂科学的人是不会离开我的。
廉政望：你是美国生物学博士，为何把打假当成事业，而不去搞学术，做科研？
方舟子：我做的是科普，写文章，办网站，打假只是其中一个部分。我觉得在中国做科普比搞科研更有意义，如果我真去搞研究，可能只是一名普通的科研人员，国家并不缺这样的人才。科普不但要普及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要传播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
我是一个没有单位，不受牵连的人，可以很独立地来做这些事，我不指望别人跟我一样。
廉政望：所以你觉得中国社会缺乏科学精神？
方舟子：在中国，讲科学的环境薄弱。我们的传统文化讲究的是中庸，并不较真，这与科学精神天然对立。前两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数据说，只有3%的国人具有科学素养，是西方20年前的水平，我觉得这个数据可能都是贴过金的。
讲科学，首先就是要大胆直言。我共事过的克里克教授，他的专业精神就让我佩服。像这样的科学家中国不多见，已经过世的邹承鲁应该算一个。
他是众所周知的“打假斗士”，连珠炮轰，无休无止。他对战过法学界的贺卫方、文学界的韩寒、企业界的罗永浩、医学界的钟南山……最近，他又与崔永元闹得不可开交。他是方舟子。就在他向法院提告的当天，廉政望记者在北京对他进行了独家采访。
[采访手记] 从走进方舟子租赁的办公室，到他出现的这十分钟里，记者一直在想，该如何跟这个“老江湖”进行开场白。据媒体过去呈现的面貌来看，我的采访对象是一个情绪激烈的人，逞勇好斗。
屋外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个面带倦容、身材高瘦的男士刚一进门，便伸出手来打招呼。定睛一看，不正是方舟子么？
趁着寒暄的热乎劲儿，记者直入主题。我们从“方元大战”谈到“打假斗士”，从转基因聊到对科学的认知，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提防”着他神情的急转，但他从始至终没有眉飞色舞，也没有慷慨陈词，而是客气耐心地谈完所有话题。
记者试着给他“挑刺”，问他打假的动因，问他被人议论的心情。出乎意料，面对这些刁钻问题，他并不回避，不紧不慢地作出回答。
记者觉得，我所面对的这个方舟子十分正常，不激进，也不疯狂，同时，他对于自己认可的有一种执着，或是执拗。
一、灵活地运用语言“元素”
语言是传授知识、师生交流的桥梁，巧用风趣、幽默的语言不仅能够减轻学生的心理压力，创造和谐的教学气氛，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影响更不容忽视。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尽可能地使用风趣、含蓄、幽默、生动的语言，或适当地应用诗歌、民谚等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学习心脏的位置时，我这样讲到：“为什么有些同学对班主任格外地亲切、礼貌，对我却亲不过班主任？尽管如此，我也不生气，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心都长偏了。”短短几句，学生给逗笑了，心脏的位置也牢记于心。
又如，讲蛙类的生殖时，先吟诵辛弃疾的词“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讲蚕的一生时，引用李商隐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讲尿液的排出时引用李白的诗句“飞流直下三千尺”；讲生物的变异时引用农谚“一母生九子，连母十个样”等。
二、巧妙地利用多媒体“元素”
科技的发展，让教学手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多媒体就是其中的一种，它可以将一些枯燥无味的生物信息转化为声音、图像、动画等，把教学内容生动、形象逼真地展现在学生的面前，使学生在吸收知识的时候产生一种愉悦感，从而对生物课堂产生更为浓厚的兴趣。例如，讲解植物生长需要无机盐一课时，教师收集一些植物吸收不同无机盐后变化的动画制成课件，在播放这些课件时再配以一些轻音乐进行讲解。学生听课的时候，欣赏着美妙的音乐，观看着逼真的画面，就很容易掌握这些平时难以理解的知识。
三、密切地联系生活“元素”
生物源于生活，脱离了生活实际的生物知识如空中楼阁，没有根基，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发展。生活生物的“活”，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生活的生物“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情感；生活的生物“实”，有利于体现知识的价值；生活的生物“广”，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因此，生物教学要走向生活，向生活贴近，向生活渗透，向生活拓展，向生活延伸。
例如，讲转基因技术时，联系现在市场上的转基因大豆油，学生感叹：原来我们身边就有转基因的东西。讲人体的免疫时，联系班级里有的同学感冒了，需要打针，而有的同学感冒了药都不用吃也能好；讲生态平衡时，联系我们学校里的那条河为什么没有鱼，只有茂盛的水草，等等。这些都带给学生一种惊奇：生物与生活联系密切，无处不在。
四、适当地穿插名人逸事“元素”
学生年龄的特点，是容易对熟悉的、知道的人或事感兴趣。对名人逸事和趣闻进行去粗存精地加工后加以简述，可使学生从中受到启发，激发学生探索问题、追求科学的兴趣。例如，讲授《近亲结婚的危害》时先向学生讲述“达尔文的遗憾”这一故事：达尔文一生最大的成就是《物种起源》，最大的遗憾就是和表姐玛丽的婚姻。聪明的达尔文和美丽动人的玛丽生下十个孩子，个个体弱多病。有三个很小就夭折了，其余七个孩子都不同程度地患有精神病，其中三个女儿一辈子也不能出嫁，有三个儿子无生育能力终生未娶，第四个儿子一生中娶了四个老婆也没有抱上一个娃娃。学生听后兴趣盎然，个个若有所思。然后我与学生一起分析其原因，学生个个聚精会神。学生通过分析这一故事，结合自己的调查结果，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我国《婚姻法》规定禁止近亲结婚的意义。
五、开发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元素”
课外活动是教师指导下学生自主的活动和实践，它具有知识性、科学性和实践性，更具有灵活性和趣味性的特点，它不仅能丰富学生的经验，完善学生的生活方式，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发展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生物教学中，应该大力开展一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