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论文

第1篇

文字本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仅作为一种交际的工具。唯有汉字，“交际”只是其价值系统的一个方面。它既是史前文明的高度结晶，又随文明进化而进化，并成为进化的内动力。通过它可以译解史前文明之谜。同时，充分发掘和利用其多维文化价值，将使中华民族不断创造辉煌。

（一）造字法与方法论

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以汉字为最古老，生命力最强。其他民族的原始象形文字早已随着文化的进化而湮没无传。汉字所以能历尽沧桑犹青春依旧，主要在其独特的造字参照系，造字原则，造字方法；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法；书写参照系，书写原则，书写技法，书写个性等。

汉字最大的特点是象形，具有鲜明的“绘画性”，但它和绘画——非逻辑的个体的以形寓意的艺术有质的区别。就结果看，绘画重在“形”，汉字重在“象”。是忠实于对象的本来面目，通过集中、概括、加工等典型化的方法，抓住对象的典型特征，约定俗成地赋予对象特定的“含义”。字形上既有现实的“形似”，又带浪漫的“神如”。从总的哲学方法而言，汉字遵循现实主义的创造方法，具体地说，“象形”、“指事”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会意”、“形声”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有机溶入浪漫主义的方法。这两大方法相结合的创造方法，通过漫长的文字进化，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多维价值取向的汉文化，或者说，汉字创造所蕴含的这一方法论成为汉民族的集体元意识，使传统艺术——美的创造明显带着以现实主义为主旋律，同时辅之以浪漫主义的色彩。

汉字以现实主义为方法形象地描绘对象，这个“对象系统”即是‘造’字参照系”。它决定着汉字的本质特征。许慎说：“古者庖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1］“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并据此推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3］说“八卦”先于汉字产生，汉字为仓颉所造，都欠科学。若将二说有机综合以论汉字，便可得到汉字的造字参照系：（附图略）

天文、地理、动物、植物、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界，其表象的特征和本质的规律正是创造汉字的参照系，是其师法的对象。以“天”、“地”、“人”三才，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为系统的参照系所创造的汉字，因能“以通神明之德”——表现精神世界，“以类万物之情”——表现物质世界，所以带有多学科意义的价值。作为文字，汉字首先也是为了交际的实用，但它是特殊参照系下的产物，汉字创造还兼顾识读理解功能。因而汉字体现了直观可辨，形、音、义有机结合，与对象同步进化的动态性原则。因其“象形”，所以其义显得直观，又因为以“形”为基础进行有规律的逻辑组合，其义便“可辨”。不少汉字可因形见义，望文生义、依字辨义。这一原则大大缩短了汉字与识读者的距离。汉字的识读过程完全成为有意识记的智力主动参与的过程。字符可对大脑产生有机的信息刺激，因而比纯符号化的拼音文字更易识读、理解和记忆。

汉字音、形、义有机结合的原则，使每个汉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它们以“形”为内核，以“义”为灵魂，以“音”为外壳，有机地构成一个信息码，这种以三维价值观界定的对象，使其交际功能更具精确性、客观现实性。音为形设，形因义存的独特个性又使汉字的认读理解带来便利。而拼音文字的音、形、义三者是相互割裂的，靠约定俗成纽结在一起。其识记过程是机械的记忆过程。给大脑刺激的信息强度类似于电话号码式的缺乏主动性和深度。

汉字的象形，不但象具体之形，还要象抽象之形，而且要描绘再现对象的典型特征，所以必然又和对象一起处于不断进化的生命律动之中。无论是时间的迁移、空间的变化，还是形状的异构，外力的干扰或是思想的革命，总有某一具体表现形式或抽象可变的本质特征的显现，汉字依此来概括描画对象。如果说艺术是永恒的，以象形为主色的汉字也是永恒的。即使以现代的“艺术标准”来看，汉字几乎可作为完全意义的艺术品。每个汉字都包含着造字主体（可能是一时一人，更可能是一代或数代的多人）对对象（客体）全方位的文化意义的最优化把握。即是说，认识对象并形象或本质地描绘对象时，凝结了主体的意识能量、认识水平、思维能力、思想观念、世界观、审美观、文化程度、品质修为以及当时背景下的整个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对主体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社会文化的各个学科体系对主体的综合作用都烙印在每个汉字之中，从这个角度说，每个汉字都是广义的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文字史前的文明信息，又蕴涵着文字史后的文明进化的韵律。

（二）造字法与思维科学

汉字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核心是象形。这种造字方法循序渐进，自成体系，是系统思维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

象形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4］原始象形文字有的完全是图画般描绘对象，但由于赋予字音，旨在交际，其“义”要求从“形”中明示，使它从“画”中分离出来。画以表意，其义尚隐，字以表义，其意宜直。“直”的要求，使汉字只能用最典型的线条来勾勒。不少人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低级幼稚的文字，因而对汉字提出各种非难，甚至要用拼音文字来取代它。其理论的逻辑依据是原始的文字都是幼稚的象形字，汉字是象形字，所以也是幼稚的。所谓“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原始的象形文字只有汉字在漫长的文化进化中生存下来，并且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能注入新的血液，以新的风姿呈现出来。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交换，是一种不断吐故纳新的开放型文字。今知考古意义上的最早文字系统——殷墟甲骨文，是智慧高度发达下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尽管同期别的民族也有类似的象形字，但只是个体的，非系统的巧合。所以它们最终成为“幼稚品”被淘汰。甲骨文不但成为具有活力的系统而且和当时的具有多维价值意义的文化同构，渗入社会文化各个层面，所以它并非低级文字。其实在殷周以前的千百年中，汉字已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准文字期。通常以文字系统的诞生来界定社会文明和人类智慧，认为史前是低级的，文字史后才是高级的。对拼音文字来说，其本身无法译解被创造前的社会文明程度和主体智慧水平。在象形到拼音的质变中，割断了译解文明进化的链条。只有汉字才是译解这些奥秘的全息码。通过细致的剖析，汉字的象形之法，并非儿童式的涂鸦，而是对“天”、“地”、“人”三才如实的、系统的、典型的描摹。经过了由个别到一般，由个性到共性，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全部认识过程。并在具体的实践中进行修正，使之进一步准确化、符号化、目的化。这是一种复杂的意识活动过程。

其次，寓“义”于“形”。形为义设，义依形存。无义则形同虚设，无形则义无以生。形与义之间以直观对应的线性逻辑来贯通信息。“象形”字多用以指代事物的“名”，画一物指一物，观其形可知其义。可分为三类：一是个别特征称代，用“窥斑见豹”的方法，完善其形，以求其义。（附图略）法来描绘，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表现其义。形与义更带外在强迫性的信息运载特点。

再次，以“形”、“义”、“音”称代事物是系统定义法的表现。“音”是一维的，“音”与“义”有机结合是二维认识，“形”与“义”与“音”三者辨证相因界定对象是三维（多维）的系统认识论，是智慧高度结晶的产物。

指事一法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5］通过直观辨识就知其义。拼音文字充其量是“视而可读，察而见音”。其义得自机械的记忆。指事字逻辑上是以象形为基础的，离开“形”、“事”无从指起，是在形的基础上注入抽象的成份。其形象性较强，比较直观，从字形本身的特点可大致推知其义。是以形似为基础，神会为创造的具体的抽象符。通过这种辩证思维，得到三类指事字：一类是在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增加一个指示符——正补充符；二是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删除部分符号——负补充符；三是原象形字——参照符的方向改变——零补充符。但无论指事字的创造经历了多复杂的思维活动，仍然是源于形象，回归形象，以形象思维为主色的思维活动的结果，是一个完整的思维创造系统。显示了系统思维的第二个层面——初级中介层面的特征。具体的形加上抽象的指示符，表示一种既非原象形字义，又非指示符本身含义的新义。这类字在“形”与“义”之间用曲折勾连的线性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昭示字义。

会意是“比类合宜，以见指撝”。［6］它是以象形字和指事字为基础，由两个以上象形字或指事字构成。其义有一定直观性，可审字知义，望文生义。它不同于指事字只是在参照符形之上进行指称，而是多符多形间的结合。它虽以形为缘起，但不能直接因形而定义。如果说象形字多数是单独名物的“画”，指事字是因义设标的“象意”之“符”，会意字便是“有情节和主题的艺术之诗”了。在表象上，古汉字颇似毕加索的现代派绘画，但更具体而实用的是这些既形象又抽象的“艺术符号”，仅毫厘之差，便会使整个“情节”和“主题”都发生变化——字义变化。识读者在审字以求义的思维活动中须通过想象去丰富、补充符与符之间的意义中介环。其“形”与“义”之间靠空间交叉的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呈现了思维认识的第三个层面——高级中介层的特征。认知的最重要方法是“得意忘形”。

最后是形声字——“以事为名，取譬相成”。［7］即按事物意思取个名称，再用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表其读音。它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字为基础，通过系统的逻辑思维来进行的高级造字法。抽象性最强。这一点虽然类同于拼音文字，但拼音文字的形与义与音的联系是人为强制的，仅靠约定俗成，不存在内在逻辑关系。作为纯抽象的符号，拼音文字本身无法显示其运载的信息，只表其音。所以，无法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来求其字义。拼音文字的造字法建立的是静态的载体模式；汉字所建立的是动态的载体模式，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拼音文字唯一趋势动因是“拼”，但拼的是“音”。对整个识字过程来说是“初级阶段”，“终极阶段”的“义”是拼不出来的，只能靠硬记；汉字唯一的静态因是“音”，音是约定好的。其识字过程也是“拼”，但拼的是“义”。犹其是形声字，音、形、义甚至可“一拼而就”。三者的关系是有机的逻辑关系，由音形义的思维过程，需经过思维活动的全过程：分析和综合，抽象和概括，比较，分类，系统化和具体化。通过这一系列的思维活动，音、形、义之间的信息得以贯通，但依据的是复杂的主体网络的系统逻辑。

汉字通过这四种造字法，在建立完整的文字系统的同时，建立了交际功能以外的多值文化功能系统，这是拼音文字所不能具备的。

首先，它构建了一个思维方法进化的系统模式。汉字的造字法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在“认识”的角度上，它提供了一个对对象的形象描述形神兼顾得意忘形抽象概括的系统认识方法的进化模式。不论哪一种造字法其核心都是“象形”，都有一个“自在”的意义发生源，通过它不同程度地注入抽象成分，“形象”与“抽象”逆动消长，由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抽象成分逐渐递增，形象成分逐渐减少。是始于形象，终于抽象的连续思维的认识过程。人们在反复的识字过程中，除了知识人获得，还本能地受到认识方法的教育，使我们在认识对象时，善于通过对象的外在特征，从感性材料入手，经过反复抽象的思维过程，正确的分析问题，揭示问题，解决问题。

其次，汉字系统还构建了思维发展进化的系统模式：四大造字法下的汉字系统构建了具体可感的象形系统，形神兼备的指事系统，得意忘形的会意系统，抽象概括的形声系统。它们既独立又相因。无高度发展的抽象能力，便不能将对象的总特征作典型化处理，优选出出神入化的线条来形象地刻画对象——象形字，又由于形象思维的高度发展，而能天衣无缝地融汇到抽象的特征指称之中。通过对汉字由表入里的深刻认识，由于系统的交互作用，汉字既能有效的培养形象思维的能力，还能培养辩证系统的思维能力，而且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之间的中介思维被认识并得到培养。

此外，还建立了思维逻辑的系统模式：象形字培养直观线性的逻辑思维；指事字培养曲折勾连的逻辑思维；会意字培养空间交叉的逻辑思维；形声字培养立体网络的逻辑思维。从而对不同性质的事物运用不同的逻辑思维，使逻辑思维能力得到提高。四大造字法本身就隐含着极为严密的逻辑关系：感性认识模糊思辩抽象认识的连续性的逻辑关系。由于“指事”、“会意”两个既形象又抽象的中间环的运用，使的“模糊逻辑思维”得到揭示，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传统的思维科学单纯研究“形象”与“抽象”两种端性思维，没有对介乎二者之间的连续的“模糊思维”的认识，这是经典哲学及其逻辑研究的产物，是不完善的。

汉字造字法正是上述高度智慧下的辩证系统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水平和方法体系通过具体的文字创造，浓缩在每个汉字中，使我们通过汉字的使用，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其全部能量，译解其全部信息，体现其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　构字法之文化学价值

构字法指的是具体建构汉字的技法。它是造字法的一个子系统，由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巧三个有机关联的层次组成。

（一）构字参照系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参照系是汉字具体的线条构建的技巧之师法体系。造字方法的参照系是天、地、人三才，物质态与精神态的自在客体，师法其“然”，是客体在一定时空背景中某一条件下的存在态或特征。构字法参照系是对象的这种存在态或特征的构成逻辑或规律，即师法其“所以然”。

在系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师法其“所以然”的参照系。

西方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原始面貌只能考诸有关著述；中国哲学及其他科学的早期特征即使无书可考，也能从文字的构造中窥探其灵魂。因为汉字界定对象是主观见诸客观的精神活动，它能呈现“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三维价值意义。

首先，物质世界及其事理是无限多样、个性各异的，为了准确地描述这些对象，只能采用与对象同构的思维逻辑来构造汉字，得到同样多样而个性各异的汉字系统。随着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对象的个性认识更加深入，使共性较强的记事或指称方法——结绳记事、积石为记等再也无法准确描绘对象以供交流时，促使了文字的产生。但汉字的现实主义方法的造字原则，使它同构于对象世界，呈现出与自然对象世界及相关事物一样的丰富和千姿百态。

无限纷繁而复杂的自然界并非无机的杂乱，是可以分门别类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对对象各有机系统的共性与个性关系的把握，对不同事物进行科学分类，并按其特征作形象指称。要对整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及相关事理作种属分明的文字指称，就要具备不同系统事物的自然科学知识。要对飞禽进行指称，就必须有对整个动物界的系统认识，进而将飞行动物分离出来。又通过对飞行动物从形状到解剖特点的全面认识以确定类型。《说文解字》：“鸟，长尾禽总名也，象形”，“凡鸟之属皆从鸟”。有明确的“属”的概念，形象有其共性，解剖可见个性。《说文解字》收有120个“鸟”旁的字，多数用来称代不同的“鸟”。此外，还有：“隹，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凡佳之属皆从佳”。《说文》中收“隹”旁字46个，包含了多数短尾鸟在内，是鸟类的又一种。凭此我们便能了解这些文字被创造时，上古先民的自然科学及其他科学的水平。《说文》共收9353个篆文，归纳为540个部首，以这些部首为定义根，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的无限复杂的对象进行分类，使各得其所，属性分明。可见汉字是自然科学及其他相关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使识读者在汉字认知过程中，不但掌握字符本身指的“是什么”，而且知其“为什么”——得到学科意义的方法论教育。拼音文字的“类”、“属”仅是语法意义的，非表义对象本身。其分类的目的不是为准确的表意，而是服从语法的形式逻辑。

基于自然对象世界组构的无限性但非无理性，使汉字有限的偏旁与部首在合理的无限组合下与对象共构，并结合字与字的语法关系的组合，描述出整个自然与社会甚至思维领域的一切，且随对象的衍化而衍化。

个性各异的自然对象却有其形象组构的共性，它们都由点、线、面构成，汉字则按对象自身的特性进行点、线、面（偏旁）的有机组构，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汉字系统。这是对参照系“所以然”的最本质的把握。最能体现造字时代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和征服自然的特征。

此外，自然万物存在的一个共同态是受地心引力的作用，重心垂直指向地面。古人虽不能认识万有引力，但处处感受到了这种现象。如实描绘对象的象形文字便本能地将万有引力作用下的事物的特征描绘下来，使得每个汉字呈方块状的合理布局，每个字都有其重心，重心是否当位、合理，决定着这一汉字的形体的线条布置是否合理和具有美感。尽管每个汉字都有明确的重心，但其线条的设置并非简单机械的组合，而是变化多端的有机构建。是由千差万别的不对称性、不均衡性构成整体的对称与均衡，从而组成方正结构体式的重心。这一点楷体表现得最突出，其他各体也明显遵循这种重心居中的对称组构原则。

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系。汉字线条的构组还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将人类关系态的逻辑运用到点、线、面组合的逻辑中。人类以各种规范来协调相处，从而构组了各种秩序下的人际关系态。汉字的构造也明显带着这种协调相处的特点。上下左右，内外先后，大小长短等等都有严格规定，秩序井然，不失规矩。表现在上下关系中以上为先，自上而下；左右关系中以左为先，从左到右；内外关系中以内为先，先内后外。这些无疑具有人类行为科学价值。拼音文字的字母书写是无左、右、上、下、内、外的规则。既可自左向右，也可从右而左，既可从上到下，又能自下而上。字母与字母组合成文字时，只有单一的自左而右作线性横向排列。

人伦讲究秩序，但这种秩序并非一维的单向趋动，而是双向逆动的。这种原则体现在汉字构造上虽讲究上下、左右、内外的先后，但优先者并不能越位强占，更不可独霸，而是按自身的特点占据一定位置，进行合理分配。如“忠”，在上的“中”不宜过大过长占据“心”的位置，使在下者无法立足。同样，左右关系中，左先但不可欺后。如“林”，左“木”之捺宜短，右“木”之撇要收，在互让的关系中，协调构建，不过分夸张任何一方。

此外，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中，汉字构造强调共性，群体大于个体，个性服从共性。具体地说是点、线、面（偏旁部首）的独立意义小，共构意义大。部首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共构，而且往往是带有共性意义的部首偏旁放在优先位置，或在上、在左、在先。拼音文字的字母独立性强，不同字母摆在一起无内在的必然共构性。显示以个性为中心的行为价值特点。汉字完全是由笔划（元素）偏旁部首（层次）单字（子系统）整个汉字系统，从个性到共性的逻辑组合，这种“共性优先”的原则，展示了传统行为科学的价值取向。汉字构造以上述各学科对象为参照系并与之发生价值同构关系，凝固着他们的信息，所以带有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构字原则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原则是指汉字构建的具体技巧和手法所遵循的准则。它包括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辩证相生的组构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

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与中国绘画：从西安半坡出土的几件著名的人面鱼纹陶碗看，形象极生动，这种线条勾勒的画竟如西方现代派一般。然而，这种早就很成熟的艺术，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直到南北朝以后才中兴起来。但以线条勾勒为特征的象形字却得到充分发展，到南北朝时已走完了由甲骨金文、大小篆、隶书、正楷、草书等全部的进化过程。在漫长的文字创造过程中，汉字的构造方法和书写技法反而大大地影响和促进中国画的发展，并匡定了中国画的基本特征。

中国画不是西欧式的写生来再现对象，而是以默记对象的方法来再现客体。默写是先经过心智活动，将对象留在记忆中的典型特征（往往是点或线的）绘写出来，结果是“眼中竹”与“心中竹”与“笔下竹”俱不相同，愈加典型，愈加简练。呈现出特征线条勾勒的绘画特征。与象形字以特征线条刻画对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以特征线条默画对象会因人而异，不同绘画者的思维水平、修养能力有差异，记住对象的特征也不尽同，所默画的同一对象也有区别，只能求得大致的相似，本质特征趋同——神似。中国画重神似而不拘于形似，东坡先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神妙境界。与汉字一样是现实主义基础上溶入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成分。

以线条勾勒默画对象，而不是面对面的写生，使中国画忽视了“光”和“色”的变化及立体透视的科学性。这也是追求“神似”的必然结果。中国画以“散点透视法”的线条来构组对象，这与汉字以特征线条全方位地（必然是散点透视式地）设置也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工笔与写意，篆楷与行草；绘画与书法在传统的文化中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辩证生克的组构原则与古代哲学。文字史前哲学无稽可考却能从汉字构造的逻辑中得到破译。作为系统世界观的哲学是很晚才诞生的，作为人类的世界观甚至于初步的哲学体系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存在于上古先民的物质与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既烙印在打制的石器中，陶器上，也凝固在千百年来群体集体创造的汉字中。因为汉字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如实地描述对象的交际符号。它有着客观存在性，还有第二位的主观性，而且是群体共同的主观性——文字只能是群体的创造，这与画有区别。这一群体性——社会共同性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哲学等文化特征能从汉字中译解出来。

早期汉字的线条由直笔和曲笔这一对矛盾体组成。它们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直有“横”“竖”；曲带“方”、“圆”。或横竖相接，方圆相依；或直曲成方，斜曲成圆。有左弯右拐，有上折下勾……。生克变化，无尽无穷，完全体现了对立统一的法则。汉字按不同规律不同原则，以几组简洁的符号组成无限复杂的文字系统。并共同体现着阴阳生克同构的特征。横一、再二、而三，但不可再四；一竖、二竖、三竖，而四竖不成字。横而太过制以竖；竖而不节抑以横。直笔添曲，曲笔加直；方中见圆，圆内生方。相依相斥，互为呼应；生克变化，浑然天成。

上述为“点”与“线”的哲学，进而由线构成面（偏旁）又由面构成“块”（文字）时，更显示了辩证法的熟练运用。这从偏旁与偏旁互相组构成字时的位置变化排列上，贯穿了辩证的甚至系统的哲学逻辑：左右结构，右左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外内结构；左中右结构，上中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上下）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左右）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内外）右左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外内（左右）结构；（上下）内外结构，（内外）上下结构；混合结构。

这种排列结构逻辑，还显示了数学的排列组合的理论价值。

在偏旁与偏旁或笔划的组合中，虽然是全方位的，但决不是无序的，有特定的逻辑性，并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同一偏旁（共性）的字群中，每个个体不同别的个体，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共同的偏旁是其普遍性，是各个个体共同的组织信息块，但它是寓于各个个体的特殊性之中。无共性则无个性，无普遍性亦无特殊性。

在点、线构面，面与点与线或面构成块（字）时，还体现着系统论的五大原则：一、系统的整体性原则。点线面块（字）是元素层次子系统系统的关系，同样单个汉字同旁汉字汉字系统也是由元素到系统的有机构成关系。它们既独立又有机关联。二是系统整体的动态性原则。就汉字的构成看它们是由几个基本笔划——元素组合起来的，作为基本符号本身无多大意义，但按一定逻辑组合后，元素与元素进行了信息交换、构成了偏旁进而构成字便带有了实际意义，起了质变。虽然各部分（偏旁）进行了能量交换，但并不破坏它们，而是保持了整体各部分的一定联系。就整个汉字系统而言，是不断与外在环境进行信息、能量交换的，不断进化，注入新的活力。三是系统整体的结构性原则。指在一定层次中形成结构的基础上的整体性。这在汉字的结构中体现的尤为鲜明。四是系统整体的层次性原则，即有序性原则。指任何有机整体都是按一定的秩序和等级组织起来的。汉字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原则。五是系统整体的相关性原则。任何系统都是存在于一定环境中，也是与外界其他系统进行联系或交换。汉字既是现实主义式描绘对象，是以三才为参照系，自然是处在一定环境中与对象不断交换信息和能量，随文化（广义）进化而进化。

通过剖析，传统哲学的特点是能够从汉字中得到合理破译的。并且我们可以清晰见到汉字笔划的有机组合所蕴涵的阴阳辨证的哲学精神孕育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胚胎。

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是整个东方艺术的核心原则，它源于儒家哲学，但这一哲学本身在文字史前就已受孕。汉字摹仿三才，有典型的建筑美。它重心居正，不偏不倚。不作畸形之态，常呈中正之貌，柔和协调之状。表现为一种自在美。早期汉字大致也呈方块状，端庄严正，重心稳实。但它并不呆板，其方正的总貌是由万法纷呈、千姿百态、个性各异的形体组成。中正生自偏曲，端方来于圆折，平和协调起于变化律动。正是这一辩证的矛盾运动，最后形成美的形态。中正和平是汉字构建的总的美学原则，每一具体的汉字组构又体现了不同的美学技巧，它包括：阴阳相接。其方位以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内为阳，外为阴。它们互相依存，和谐相交，合为一体。线条以直为阳，曲为阴，方为阳，圆为阴。多数汉字是曲直方圆交互连缀。节奏分明，韵律生动。刚柔相济。线条以直为刚，曲为柔；线块以方正为刚，以斜曲为柔。斜直曲方，阳刚阴柔，既对立相克，又溶于一体。虚实相间。是对线块而言。笔划少而空疏为虚，多而绵密为实。汉字总是虚实相间，上空则下实，左空则右实。线条分布朗列均衡，充盈一体。动静相生。线条以方直为静，以圆曲为动。汉字多数是以曲直相交，动静相生。在平直方正的稳定静态之中，辅之以曲折园斜的变动之姿。动中见静，静中生动，并在这一矛盾运动中服从整体的中正和平之态，给人以完善独立，稳重端庄又充盈流转的变动的美感。在这些辨证关系的美学处理中，在线条的具体设置上，既富于变化，又不走极端，是高则低之，长则短之，大则小之，宽则窄之，实则虚之。有余则削，不足便补，盈亏相济，柔和协调，无不贯穿自然的美的法则。前面已论及汉字是呈方块状的总貌，尽管线条变化万法纷呈，但总体效果是对称分布的，重心位于方块的对角线交点上。显得端正典雅。而各个层次、各个角度不同性质的线条的辨证呼应，使稳重方正的外形展示于多姿多态的变化之中。这一中正和平的美学特征和传统哲学、美学价值、对象世界的内在韵律是有机统一的。

（三）构字技法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技法是指线条安排的具体技巧和手法。由点线、面的组织，方位座标的确定，结构安排等三个层次构成。

点线面组织的逻辑学价值。每个汉字都是系统态下的符号块、定义块，也是凝固各学科文化价值的信息块，所以其线条的组合要有一定的逻辑。在形状的象形上，除了艺术化的逻辑，形式上还有独特的组织方法。它是由点、线、面循序渐进，各自独立又配合共构的逻辑来进行。由点到线到面，点线构面，小面构大面。点、线、面又各有独立的功能，共构时互相以形式上的算术法相加，其功能却起了质的变化。一点与两点三点的含义绝不相同，丶冫氵灬——它们在组织上是相加，本质却完全有区别。但它们都是汉字系统中的一个功能项，独立是相对的，与其他功能项再构是绝对的。点与线、线与线、线与面、面与面的组构也遵循这一系统逻辑。

方位座标的确定。汉字的线条安排多设定在多维空间的立体坐标系中。因其象形性，所以在描摹对象时要在一定时空背景下进行，虽作散点透视但符合空间组构原则。因此汉字的（附图略）

现中汉字的粗细、明暗、浓淡等具有主体意义的方位特征尤为明显。汉字和国画一样是多视点的，呈视点移动组建的方位特色。因线条的座标方位的决定，线条便可进行全方位的辨证系统的组合。

结构安排。有了方位座标，在象形写真与中正和平的原则下，对线条作优化安排。安排技巧须按照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物质与精神态的价值取向进行，将文字创造时期的文化价值积淀在具体的布置中。

汉字是汉文化的全息码，是文字史前文化的信息载体，又是孕育史后文明的基因。人们用考古的方法，见铁而论冶炼，指鼎以说青铜，刀枪剑戟以谈军事。那么“文字”岂不正是史前文明留下的“文物”吗？汉字的功能不但在其外壳，它是远古文明的价值载体，同时提供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与性格的原动力！

 

【注】

[1][3]许慎《说文解字》十五

第2篇

文字本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仅作为一种交际的工具。唯有汉字，“交际”只是其价值系统的一个方面。它既是史前文明的高度结晶，又随文明进化而进化，并成为进化的内动力。通过它可以译解史前文明之谜。同时，充分发掘和利用其多维文化价值，将使中华民族不断创造辉煌。

（一）造字法与方法论

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以汉字为最古老，生命力最强。其他民族的原始象形文字早已随着文化的进化而湮没无传。汉字所以能历尽沧桑犹青春依旧，主要在其独特的造字参照系，造字原则，造字方法；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法；书写参照系，书写原则，书写技法，书写个性等。

汉字最大的特点是象形，具有鲜明的“绘画性”，但它和绘画——非逻辑的个体的以形寓意的艺术有质的区别。就结果看，绘画重在“形”，汉字重在“象”。是忠实于对象的本来面目，通过集中、概括、加工等典型化的方法，抓住对象的典型特征，约定俗成地赋予对象特定的“含义”。字形上既有现实的“形似”，又带浪漫的“神如”。从总的哲学方法而言，汉字遵循现实主义的创造方法，具体地说，“象形”、“指事”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会意”、“形声”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有机溶入浪漫主义的方法。这两大方法相结合的创造方法，通过漫长的文字进化，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多维价值取向的汉文化，或者说，汉字创造所蕴含的这一方法论成为汉民族的集体元意识，使传统艺术——美的创造明显带着以现实主义为主旋律，同时辅之以浪漫主义的色彩。

汉字以现实主义为方法形象地描绘对象，这个“对象系统”即是‘造’字参照系”。它决定着汉字的本质特征。许慎说：“古者庖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1］“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并据此推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3］说“八卦”先于汉字产生，汉字为仓颉所造，都欠科学。若将二说有机综合以论汉字，便可得到汉字的造字参照系：（附图略）

天文、地理、动物、植物、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界，其表象的特征和本质的规律正是创造汉字的参照系，是其师法的对象。以“天”、“地”、“人”三才，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为系统的参照系所创造的汉字，因能“以通神明之德”——表现精神世界，“以类万物之情”——表现物质世界，所以带有多学科意义的价值。作为文字，汉字首先也是为了交际的实用，但它是特殊参照系下的产物，汉字创造还兼顾识读理解功能。因而汉字体现了直观可辨，形、音、义有机结合，与对象同步进化的动态性原则。因其“象形”，所以其义显得直观，又因为以“形”为基础进行有规律的逻辑组合，其义便“可辨”。不少汉字可因形见义，望文生义、依字辨义。这一原则大大缩短了汉字与识读者的距离。汉字的识读过程完全成为有意识记的智力主动参与的过程。字符可对大脑产生有机的信息刺激，因而比纯符号化的拼音文字更易识读、理解和记忆。

汉字音、形、义有机结合的原则，使每个汉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它们以“形”为内核，以“义”为灵魂，以“音”为外壳，有机地构成一个信息码，这种以三维价值观界定的对象，使其交际功能更具精确性、客观现实性。音为形设，形因义存的独特个性又使汉字的认读理解带来便利。而拼音文字的音、形、义三者是相互割裂的，靠约定俗成纽结在一起。其识记过程是机械的记忆过程。给大脑刺激的信息强度类似于电话号码式的缺乏主动性和深度。

汉字的象形，不但象具体之形，还要象抽象之形，而且要描绘再现对象的典型特征，所以必然又和对象一起处于不断进化的生命律动之中。无论是时间的迁移、空间的变化，还是形状的异构，外力的干扰或是思想的革命，总有某一具体表现形式或抽象可变的本质特征的显现，汉字依此来概括描画对象。如果说艺术是永恒的，以象形为主色的汉字也是永恒的。即使以现代的“艺术标准”来看，汉字几乎可作为完全意义的艺术品。每个汉字都包含着造字主体（可能是一时一人，更可能是一代或数代的多人）对对象（客体）全方位的文化意义的最优化把握。即是说，认识对象并形象或本质地描绘对象时，凝结了主体的意识能量、认识水平、思维能力、思想观念、世界观、审美观、文化程度、品质修为以及当时背景下的整个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对主体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社会文化的各个学科体系对主体的综合作用都烙印在每个汉字之中，从这个角度说，每个汉字都是广义的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文字史前的文明信息，又蕴涵着文字史后的文明进化的韵律。

（二）造字法与思维科学

汉字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核心是象形。这种造字方法循序渐进，自成体系，是系统思维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

象形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4］原始象形文字有的完全是图画般描绘对象，但由于赋予字音，旨在交际，其“义”要求从“形”中明示，使它从“画”中分离出来。画以表意，其义尚隐，字以表义，其意宜直。“直”的要求，使汉字只能用最典型的线条来勾勒。不少人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低级幼稚的文字，因而对汉字提出各种非难，甚至要用拼音文字来取代它。其理论的逻辑依据是原始的文字都是幼稚的象形字，汉字是象形字，所以也是幼稚的。所谓“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原始的象形文字只有汉字在漫长的文化进化中生存下来，并且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能注入新的血液，以新的风姿呈现出来。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交换，是一种不断吐故纳新的开放型文字。今知考古意义上的最早文字系统——殷墟甲骨文，是智慧高度发达下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尽管同期别的民族也有类似的象形字，但只是个体的，非系统的巧合。所以它们最终成为“幼稚品”被淘汰。甲骨文不但成为具有活力的系统而且和当时的具有多维价值意义的文化同构，渗入社会文化各个层面，所以它并非低级文字。其实在殷周以前的千百年中，汉字已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准文字期。通常以文字系统的诞生来界定社会文明和人类智慧，认为史前是低级的，文字史后才是高级的。对拼音文字来说，其本身无法译解被创造前的社会文明程度和主体智慧水平。在象形到拼音的质变中，割断了译解文明进化的链条。只有汉字才是译解这些奥秘的全息码。通过细致的剖析，汉字的象形之法，并非儿童式的涂鸦，而是对“天”、“地”、“人”三才如实的、系统的、典型的描摹。经过了由个别到一般，由个性到共性，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全部认识过程。并在具体的实践中进行修正，使之进一步准确化、符号化、目的化。这是一种复杂的意识活动过程。

其次，寓“义”于“形”。形为义设，义依形存。无义则形同虚设，无形则义无以生。形与义之间以直观对应的线性逻辑来贯通信息。“象形”字多用以指代事物的“名”，画一物指一物，观其形可知其义。可分为三类：一是个别特征称代，用“窥斑见豹”的方法，完善其形，以求其义。（附图略）法来描绘，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表现其义。形与义更带外在强迫性的信息运载特点。

再次，以“形”、“义”、“音”称代事物是系统定义法的表现。“音”是一维的，“音”与“义”有机结合是二维认识，“形”与“义”与“音”三者辨证相因界定对象是三维（多维）的系统认识论，是智慧高度结晶的产物。

指事一法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5］通过直观辨识就知其义。拼音文字充其量是“视而可读，察而见音”。其义得自机械的记忆。指事字逻辑上是以象形为基础的，离开“形”、“事”无从指起，是在形的基础上注入抽象的成份。其形象性较强，比较直观，从字形本身的特点可大致推知其义。是以形似为基础，神会为创造的具体的抽象符。通过这种辩证思维，得到三类指事字：一类是在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增加一个指示符——正补充符；二是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删除部分符号——负补充符；三是原象形字——参照符的方向改变——零补充符。但无论指事字的创造经历了多复杂的思维活动，仍然是源于形象，回归形象，以形象思维为主色的思维活动的结果，是一个完整的思维创造系统。显示了系统思维的第二个层面——初级中介层面的特征。具体的形加上抽象的指示符，表示一种既非原象形字义，又非指示符本身含义的新义。这类字在“形”与“义”之间用曲折勾连的线性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昭示字义。

会意是“比类合宜，以见指撝”。［6］它是以象形字和指事字为基础，由两个以上象形字或指事字构成。其义有一定直观性，可审字知义，望文生义。它不同于指事字只是在参照符形之上进行指称，而是多符多形间的结合。它虽以形为缘起，但不能直接因形而定义。如果说象形字多数是单独名物的“画”，指事字是因义设标的“象意”之“符”，会意字便是“有情节和主题的艺术之诗”了。在表象上，古汉字颇似毕加索的现代派绘画，但更具体而实用的是这些既形象又抽象的“艺术符号”，仅毫厘之差，便会使整个“情节”和“主题”都发生变化——字义变化。识读者在审字以求义的思维活动中须通过想象去丰富、补充符与符之间的意义中介环。其“形”与“义”之间靠空间交叉的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呈现了思维认识的第三个层面——高级中介层的特征。认知的最重要方法是“得意忘形”。

最后是形声字——“以事为名，取譬相成”。［7］即按事物意思取个名称，再用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表其读音。它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字为基础，通过系统的逻辑思维来进行的高级造字法。抽象性最强。这一点虽然类同于拼音文字，但拼音文字的形与义与音的联系是人为强制的，仅靠约定俗成，不存在内在逻辑关系。作为纯抽象的符号，拼音文字本身无法显示其运载的信息，只表其音。所以，无法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来求其字义。拼音文字的造字法建立的是静态的载体模式；汉字所建立的是动态的载体模式，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拼音文字唯一趋势动因是“拼”，但拼的是“音”。对整个识字过程来说是“初级阶段”，“终极阶段”的“义”是拼不出来的，只能靠硬记；汉字唯一的静态因是“音”，音是约定好的。其识字过程也是“拼”，但拼的是“义”。犹其是形声字，音、形、义甚至可“一拼而就”。三者的关系是有机的逻辑关系，由音形义的思维过程，需经过思维活动的全过程：分析和综合，抽象和概括，比较，分类，系统化和具体化。通过这一系列的思维活动，音、形、义之间的信息得以贯通，但依据的是复杂的主体网络的系统逻辑。

汉字通过这四种造字法，在建立完整的文字系统的同时，建立了交际功能以外的多值文化功能系统，这是拼音文字所不能具备的。

首先，它构建了一个思维方法进化的系统模式。汉字的造字法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在“认识”的角度上，它提供了一个对对象的形象描述形神兼顾得意忘形抽象概括的系统认识方法的进化模式。不论哪一种造字法其核心都是“象形”，都有一个“自在”的意义发生源，通过它不同程度地注入抽象成分，“形象”与“抽象”逆动消长，由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抽象成分逐渐递增，形象成分逐渐减少。是始于形象，终于抽象的连续思维的认识过程。人们在反复的识字过程中，除了知识人获得，还本能地受到认识方法的教育，使我们在认识对象时，善于通过对象的外在特征，从感性材料入手，经过反复抽象的思维过程，正确的分析问题，揭示问题，解决问题。

其次，汉字系统还构建了思维发展进化的系统模式：四大造字法下的汉字系统构建了具体可感的象形系统，形神兼备的指事系统，得意忘形的会意系统，抽象概括的形声系统。它们既独立又相因。无高度发展的抽象能力，便不能将对象的总特征作典型化处理，优选出出神入化的线条来形象地刻画对象——象形字，又由于形象思维的高度发展，而能天衣无缝地融汇到抽象的特征指称之中。通过对汉字由表入里的深刻认识，由于系统的交互作用，汉字既能有效的培养形象思维的能力，还能培养辩证系统的思维能力，而且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之间的中介思维被认识并得到培养。

此外，还建立了思维逻辑的系统模式：象形字培养直观线性的逻辑思维；指事字培养曲折勾连的逻辑思维；会意字培养空间交叉的逻辑思维；形声字培养立体网络的逻辑思维。从而对不同性质的事物运用不同的逻辑思维，使逻辑思维能力得到提高。四大造字法本身就隐含着极为严密的逻辑关系：感性认识模糊思辩抽象认识的连续性的逻辑关系。由于“指事”、“会意”两个既形象又抽象的中间环的运用，使的“模糊逻辑思维”得到揭示，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传统的思维科学单纯研究“形象”与“抽象”两种端性思维，没有对介乎二者之间的连续的“模糊思维”的认识，这是经典哲学及其逻辑研究的产物，是不完善的。

汉字造字法正是上述高度智慧下的辩证系统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水平和方法体系通过具体的文字创造，浓缩在每个汉字中，使我们通过汉字的使用，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其全部能量，译解其全部信息，体现其多维的文化价值。二构字法之文化学价值

构字法指的是具体建构汉字的技法。它是造字法的一个子系统，由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巧三个有机关联的层次组成。

（一）构字参照系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参照系是汉字具体的线条构建的技巧之师法体系。造字方法的参照系是天、地、人三才，物质态与精神态的自在客体，师法其“然”，是客体在一定时空背景中某一条件下的存在态或特征。构字法参照系是对象的这种存在态或特征的构成逻辑或规律，即师法其“所以然”。

在系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师法其“所以然”的参照系。

西方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原始面貌只能考诸有关著述；中国哲学及其他科学的早期特征即使无书可考，也能从文字的构造中窥探其灵魂。因为汉字界定对象是主观见诸客观的精神活动，它能呈现“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三维价值意义。

首先，物质世界及其事理是无限多样、个性各异的，为了准确地描述这些对象，只能采用与对象同构的思维逻辑来构造汉字，得到同样多样而个性各异的汉字系统。随着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对象的个性认识更加深入，使共性较强的记事或指称方法——结绳记事、积石为记等再也无法准确描绘对象以供交流时，促使了文字的产生。但汉字的现实主义方法的造字原则，使它同构于对象世界，呈现出与自然对象世界及相关事物一样的丰富和千姿百态。

无限纷繁而复杂的自然界并非无机的杂乱，是可以分门别类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对对象各有机系统的共性与个性关系的把握，对不同事物进行科学分类，并按其特征作形象指称。要对整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及相关事理作种属分明的文字指称，就要具备不同系统事物的自然科学知识。要对飞禽进行指称，就必须有对整个动物界的系统认识，进而将飞行动物分离出来。又通过对飞行动物从形状到解剖特点的全面认识以确定类型。《说文解字》：“鸟，长尾禽总名也，象形”，“凡鸟之属皆从鸟”。有明确的“属”的概念，形象有其共性，解剖可见个性。《说文解字》收有120个“鸟”旁的字，多数用来称代不同的“鸟”。此外，还有：“隹，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凡佳之属皆从佳”。《说文》中收“隹”旁字46个，包含了多数短尾鸟在内，是鸟类的又一种。凭此我们便能了解这些文字被创造时，上古先民的自然科学及其他科学的水平。《说文》共收9353个篆文，归纳为540个部首，以这些部首为定义根，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的无限复杂的对象进行分类，使各得其所，属性分明。可见汉字是自然科学及其他相关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使识读者在汉字认知过程中，不但掌握字符本身指的“是什么”，而且知其“为什么”——得到学科意义的方法论教育。拼音文字的“类”、“属”仅是语法意义的，非表义对象本身。其分类的目的不是为准确的表意，而是服从语法的形式逻辑。

基于自然对象世界组构的无限性但非无理性，使汉字有限的偏旁与部首在合理的无限组合下与对象共构，并结合字与字的语法关系的组合，描述出整个自然与社会甚至思维领域的一切，且随对象的衍化而衍化。

个性各异的自然对象却有其形象组构的共性，它们都由点、线、面构成，汉字则按对象自身的特性进行点、线、面（偏旁）的有机组构，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汉字系统。这是对参照系“所以然”的最本质的把握。最能体现造字时代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和征服自然的特征。

此外，自然万物存在的一个共同态是受地心引力的作用，重心垂直指向地面。古人虽不能认识万有引力，但处处感受到了这种现象。如实描绘对象的象形文字便本能地将万有引力作用下的事物的特征描绘下来，使得每个汉字呈方块状的合理布局，每个字都有其重心，重心是否当位、合理，决定着这一汉字的形体的线条布置是否合理和具有美感。尽管每个汉字都有明确的重心，但其线条的设置并非简单机械的组合，而是变化多端的有机构建。是由千差万别的不对称性、不均衡性构成整体的对称与均衡，从而组成方正结构体式的重心。这一点楷体表现得最突出，其他各体也明显遵循这种重心居中的对称组构原则。

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系。汉字线条的构组还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将人类关系态的逻辑运用到点、线、面组合的逻辑中。人类以各种规范来协调相处，从而构组了各种秩序下的人际关系态。汉字的构造也明显带着这种协调相处的特点。上下左右，内外先后，大小长短等等都有严格规定，秩序井然，不失规矩。表现在上下关系中以上为先，自上而下；左右关系中以左为先，从左到右；内外关系中以内为先，先内后外。这些无疑具有人类行为科学价值。拼音文字的字母书写是无左、右、上、下、内、外的规则。既可自左向右，也可从右而左，既可从上到下，又能自下而上。字母与字母组合成文字时，只有单一的自左而右作线性横向排列。

人伦讲究秩序，但这种秩序并非一维的单向趋动，而是双向逆动的。这种原则体现在汉字构造上虽讲究上下、左右、内外的先后，但优先者并不能越位强占，更不可独霸，而是按自身的特点占据一定位置，进行合理分配。如“忠”，在上的“中”不宜过大过长占据“心”的位置，使在下者无法立足。同样，左右关系中，左先但不可欺后。如“林”，左“木”之捺宜短，右“木”之撇要收，在互让的关系中，协调构建，不过分夸张任何一方。

此外，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中，汉字构造强调共性，群体大于个体，个性服从共性。具体地说是点、线、面（偏旁部首）的独立意义小，共构意义大。部首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共构，而且往往是带有共性意义的部首偏旁放在优先位置，或在上、在左、在先。拼音文字的字母独立性强，不同字母摆在一起无内在的必然共构性。显示以个性为中心的行为价值特点。汉字完全是由笔划（元素）偏旁部首（层次）单字（子系统）整个汉字系统，从个性到共性的逻辑组合，这种“共性优先”的原则，展示了传统行为科学的价值取向。汉字构造以上述各学科对象为参照系并与之发生价值同构关系，凝固着他们的信息，所以带有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构字原则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原则是指汉字构建的具体技巧和手法所遵循的准则。它包括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辩证相生的组构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

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与中国绘画：从西安半坡出土的几件著名的人面鱼纹陶碗看，形象极生动，这种线条勾勒的画竟如西方现代派一般。然而，这种早就很成熟的艺术，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直到南北朝以后才中兴起来。但以线条勾勒为特征的象形字却得到充分发展，到南北朝时已走完了由甲骨金文、大小篆、隶书、正楷、草书等全部的进化过程。在漫长的文字创造过程中，汉字的构造方法和书写技法反而大大地影响和促进中国画的发展，并匡定了中国画的基本特征。

中国画不是西欧式的写生来再现对象，而是以默记对象的方法来再现客体。默写是先经过心智活动，将对象留在记忆中的典型特征（往往是点或线的）绘写出来，结果是“眼中竹”与“心中竹”与“笔下竹”俱不相同，愈加典型，愈加简练。呈现出特征线条勾勒的绘画特征。与象形字以特征线条刻画对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以特征线条默画对象会因人而异，不同绘画者的思维水平、修养能力有差异，记住对象的特征也不尽同，所默画的同一对象也有区别，只能求得大致的相似，本质特征趋同——神似。中国画重神似而不拘于形似，东坡先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神妙境界。与汉字一样是现实主义基础上溶入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成分。

以线条勾勒默画对象，而不是面对面的写生，使中国画忽视了“光”和“色”的变化及立体透视的科学性。这也是追求“神似”的必然结果。中国画以“散点透视法”的线条来构组对象，这与汉字以特征线条全方位地（必然是散点透视式地）设置也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工笔与写意，篆楷与行草；绘画与书法在传统的文化中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辩证生克的组构原则与古代哲学。文字史前哲学无稽可考却能从汉字构造的逻辑中得到破译。作为系统世界观的哲学是很晚才诞生的，作为人类的世界观甚至于初步的哲学体系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存在于上古先民的物质与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既烙印在打制的石器中，陶器上，也凝固在千百年来群体集体创造的汉字中。因为汉字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如实地描述对象的交际符号。它有着客观存在性，还有第二位的主观性，而且是群体共同的主观性——文字只能是群体的创造，这与画有区别。这一群体性——社会共同性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哲学等文化特征能从汉字中译解出来。

早期汉字的线条由直笔和曲笔这一对矛盾体组成。它们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直有“横”“竖”；曲带“方”、“圆”。或横竖相接，方圆相依；或直曲成方，斜曲成圆。有左弯右拐，有上折下勾……。生克变化，无尽无穷，完全体现了对立统一的法则。汉字按不同规律不同原则，以几组简洁的符号组成无限复杂的文字系统。并共同体现着阴阳生克同构的特征。横一、再二、而三，但不可再四；一竖、二竖、三竖，而四竖不成字。横而太过制以竖；竖而不节抑以横。直笔添曲，曲笔加直；方中见圆，圆内生方。相依相斥，互为呼应；生克变化，浑然天成。

上述为“点”与“线”的哲学，进而由线构成面（偏旁）又由面构成“块”（文字）时，更显示了辩证法的熟练运用。这从偏旁与偏旁互相组构成字时的位置变化排列上，贯穿了辩证的甚至系统的哲学逻辑：左右结构，右左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外内结构；左中右结构，上中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上下）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左右）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内外）右左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外内（左右）结构；（上下）内外结构，（内外）上下结构；混合结构。

这种排列结构逻辑，还显示了数学的排列组合的理论价值。

在偏旁与偏旁或笔划的组合中，虽然是全方位的，但决不是无序的，有特定的逻辑性，并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同一偏旁（共性）的字群中，每个个体不同别的个体，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共同的偏旁是其普遍性，是各个个体共同的组织信息块，但它是寓于各个个体的特殊性之中。无共性则无个性，无普遍性亦无特殊性。

在点、线构面，面与点与线或面构成块（字）时，还体现着系统论的五大原则：一、系统的整体性原则。点线面块（字）是元素层次子系统系统的关系，同样单个汉字同旁汉字汉字系统也是由元素到系统的有机构成关系。它们既独立又有机关联。二是系统整体的动态性原则。就汉字的构成看它们是由几个基本笔划——元素组合起来的，作为基本符号本身无多大意义，但按一定逻辑组合后，元素与元素进行了信息交换、构成了偏旁进而构成字便带有了实际意义，起了质变。虽然各部分（偏旁）进行了能量交换，但并不破坏它们，而是保持了整体各部分的一定联系。就整个汉字系统而言，是不断与外在环境进行信息、能量交换的，不断进化，注入新的活力。三是系统整体的结构性原则。指在一定层次中形成结构的基础上的整体性。这在汉字的结构中体现的尤为鲜明。四是系统整体的层次性原则，即有序性原则。指任何有机整体都是按一定的秩序和等级组织起来的。汉字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原则。五是系统整体的相关性原则。任何系统都是存在于一定环境中，也是与外界其他系统进行联系或交换。汉字既是现实主义式描绘对象，是以三才为参照系，自然是处在一定环境中与对象不断交换信息和能量，随文化（广义）进化而进化。

通过剖析，传统哲学的特点是能够从汉字中得到合理破译的。并且我们可以清晰见到汉字笔划的有机组合所蕴涵的阴阳辨证的哲学精神孕育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胚胎。

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是整个东方艺术的核心原则，它源于儒家哲学，但这一哲学本身在文字史前就已受孕。汉字摹仿三才，有典型的建筑美。它重心居正，不偏不倚。不作畸形之态，常呈中正之貌，柔和协调之状。表现为一种自在美。早期汉字大致也呈方块状，端庄严正，重心稳实。但它并不呆板，其方正的总貌是由万法纷呈、千姿百态、个性各异的形体组成。中正生自偏曲，端方来于圆折，平和协调起于变化律动。正是这一辩证的矛盾运动，最后形成美的形态。中正和平是汉字构建的总的美学原则，每一具体的汉字组构又体现了不同的美学技巧，它包括：阴阳相接。其方位以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内为阳，外为阴。它们互相依存，和谐相交，合为一体。线条以直为阳，曲为阴，方为阳，圆为阴。多数汉字是曲直方圆交互连缀。节奏分明，韵律生动。刚柔相济。线条以直为刚，曲为柔；线块以方正为刚，以斜曲为柔。斜直曲方，阳刚阴柔，既对立相克，又溶于一体。虚实相间。是对线块而言。笔划少而空疏为虚，多而绵密为实。汉字总是虚实相间，上空则下实，左空则右实。线条分布朗列均衡，充盈一体。动静相生。线条以方直为静，以圆曲为动。汉字多数是以曲直相交，动静相生。在平直方正的稳定静态之中，辅之以曲折园斜的变动之姿。动中见静，静中生动，并在这一矛盾运动中服从整体的中正和平之态，给人以完善独立，稳重端庄又充盈流转的变动的美感。在这些辨证关系的美学处理中，在线条的具体设置上，既富于变化，又不走极端，是高则低之，长则短之，大则小之，宽则窄之，实则虚之。有余则削，不足便补，盈亏相济，柔和协调，无不贯穿自然的美的法则。前面已论及汉字是呈方块状的总貌，尽管线条变化万法纷呈，但总体效果是对称分布的，重心位于方块的对角线交点上。显得端正典雅。而各个层次、各个角度不同性质的线条的辨证呼应，使稳重方正的外形展示于多姿多态的变化之中。这一中正和平的美学特征和传统哲学、美学价值、对象世界的内在韵律是有机统一的。

（三）构字技法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技法是指线条安排的具体技巧和手法。由点线、面的组织，方位座标的确定，结构安排等三个层次构成。

点线面组织的逻辑学价值。每个汉字都是系统态下的符号块、定义块，也是凝固各学科文化价值的信息块，所以其线条的组合要有一定的逻辑。在形状的象形上，除了艺术化的逻辑，形式上还有独特的组织方法。它是由点、线、面循序渐进，各自独立又配合共构的逻辑来进行。由点到线到面，点线构面，小面构大面。点、线、面又各有独立的功能，共构时互相以形式上的算术法相加，其功能却起了质的变化。一点与两点三点的含义绝不相同，丶冫氵灬——它们在组织上是相加，本质却完全有区别。但它们都是汉字系统中的一个功能项，独立是相对的，与其他功能项再构是绝对的。点与线、线与线、线与面、面与面的组构也遵循这一系统逻辑。

方位座标的确定。汉字的线条安排多设定在多维空间的立体坐标系中。因其象形性，所以在描摹对象时要在一定时空背景下进行，虽作散点透视但符合空间组构原则。因此汉字的（附图略）

现中汉字的粗细、明暗、浓淡等具有主体意义的方位特征尤为明显。汉字和国画一样是多视点的，呈视点移动组建的方位特色。因线条的座标方位的决定，线条便可进行全方位的辨证系统的组合。

结构安排。有了方位座标，在象形写真与中正和平的原则下，对线条作优化安排。安排技巧须按照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物质与精神态的价值取向进行，将文字创造时期的文化价值积淀在具体的布置中。

汉字是汉文化的全息码，是文字史前文化的信息载体，又是孕育史后文明的基因。人们用考古的方法，见铁而论冶炼，指鼎以说青铜，刀枪剑戟以谈军事。那么“文字”岂不正是史前文明留下的“文物”吗？汉字的功能不但在其外壳，它是远古文明的价值载体，同时提供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与性格的原动力！

【注】

[1][3]许慎《说文解字》十五

第3篇

从五六年起，中国也终于把自古以来就在非正规埸合下使用的信手字、简笔字、手抄字，正式代替了正规场合使用传承了一千多年的楷体汉字而名之曰简化。当时的简化字共515个。64年又偏旁类推简化了共2238个。因为汉字的常用字也不过三、四千个。一部《红楼梦》总共只使用了四千二百个不同的汉字。所以，汉字简化的结果影响是相当巨大的。对于我们这些当时已读完大学的人来说，不啻又成了半文盲。所幸简化字中的许多字，在平时的手写字中就见过或使用过，所以，还能勉强应付。但对于新一代人就等于和56年以前的一切文献断了联系。与继续使用传统汉字的中国人，人为地制造了文化的分裂。

对于为什么要进行简化，今天说得最多的就是：“汉字产生以来，就在不断简化。字体由大篆向小篆，再向隶体楷体演变，多数字有某种简化的意义。”（《学术双周刊》8月20日刘辰文）什么叫‘简化的意义’？这几个字说得不明不白、羞羞答答。这还不如周有光来得直白。周先生当然是主张简化的。他先说汉字的发展就是笔划的简化。后来又改口说：汉字的发展笔划上有繁有简，但以简化为主。因为显然，如果只说汉字的发展就是简化。不仅有悖常理，也有悖某些文字变化的明显事实。所以，说有繁有简，以简化为主。就留有余地得多。这也是刘辰先生为什么说‘简化的意义’而不说‘笔划的简化’的原因吧！但是当初讲简化汉字时以及当今叫做《汉字学》或《文字学》著作中，却是没有这样留有余地，全都众口一词地，甚至举例说明：‘汉字的发展趋势就是笔划的简化’。既然有举例、有实证这事就好办。那么我们也来实地调查一番。

九十年代后期我用《中国书法大字典》做样本，进行了一次统计调查。为什么要选用这本书来做调查？一者因为它太普及了，谁都可以对我的调查统计结果进行核查；二来它既收有楷书、隶书、小篆也有大篆，比较起来是很方便的；三是它各种字的数量较多与同数字总量之比较大，有足够的代表性；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一种随机抽样，因为它的本意并非用来供研究字体笔划发展规律的，所以它有足够的公正性。调查的结果是：

一．小篆隶变的可用字共3657个（占许慎《说文解字》9353个字的三分之一强）其中隶变后增笔划的共2671字占有效样本的73%，减笔划的共426字占12%，笔划不增不减的共560字占15%。

二，字典中共有可用的籀文（大篆）808字与相应的小篆相比，其中小篆增笔的488字占61%，减笔划的72字占8.9%,不增不减的共248字占30.1%.

三，又取李圃所著《甲骨文选注》后附“正文所收甲骨文字检索表”中所收字共269字（约占已认知的甲骨文总数的1/5）。与相应的今文相比增笔划的共214个占80%，简笔划的共17字占6%，不增不减笔划的共38字占14%。

四，研究甲骨文的陈炜湛先生（中山大学）说：“甲骨文是正在发展变化中的一种文字体系。我们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甲骨文，必须用发展的眼光去分析它，……就单字而论，在273年中甲骨文字逐渐趋向繁复，是由简到繁而不是由繁到简。

五，从《说文》所收汉字总数9353个到《康熙字典》所收汉字总数47035个。一千多年间汉字增加了三万七千多个。而与正体字并存信手字，简笔字，充其量也不过两千多个（亦即含偏旁类推）。

所以通过实地调查。所谓汉字从大篆到小篆到隶变到楷书的发展中。笔划减少的最多也不过只有百分之十的汉字，而笔划增繁的却有百分之六、七十！某些文字学家们的汉字发展就是简化或者周有光所谓的汉字变化有繁有简，以简化为主的论断都与实际情况不符。

不过，也有一些文字学家误读了古书，把《说文解字叙》中的一段话作了错误的理解。这段话说：“及宣王太史籀箸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 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 分为七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奏同之，…… 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滌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戌，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在这段话中涉及文字演变的有两处。其一是大篆亦即籀文变为小篆用了“或颇省改”四个字；其二是由小篆改隶书用了“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于是一些文字学家们以为省改和约易就都是笔划的简化了。其实，文字字体书写的变化与书写工具的变化有很大关系。甲骨文是用刀刻的，所以直划远多于曲划或弯划。至大篆时，已有硬笔出现。(传统的“筆”，竹字头下的“聿”在甲骨文中就像一支手拿着一支硬笔，不过后来把向下笔的竹叉改为两个横划罢了)所以，现在考古发现的战国简和秦简规整的直划和弯划、曲划、圆划就多起来。到汉简时已有毛笔出现，所以才有了粗细不一的笔划。那么既然通过我们的调查小篆比大篆的笔划增笔多达60%而简笔只有不到百分之十。则“省改”显然不是指笔划的增减。1934年徐文镜编的《古籀汇编》之凡例中称“本编说文提行字为2445字……古籀重文27772字”这也就是说每个字有十多个字的异体重文。许慎当时或者看不到这么多的重文。但是，五、六个总是有的。所以他才说“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或‘颇省’……。此处的“颇省”显然是指不与秦文合的大量的异体重文。至于“改”则完全因为李斯是位硬笔书法家。小篆完全出自他的手笔，他对大篆的字形有较大的改动。许多直笔都改为圆曲的笔形。这就是“改”的实义。把上下文放在一边单独孤立地把“或颇省改”定位于笔划的简化，这是误读古书的一大谬误。是有意还是无意只好付诸公论了。

至于小篆改为隶书的“以趣约易”，更是成为一些文字学家解释隶变是笔划简化的‘铁证’。通过调查我们已经知道隶变的增笔划为73％，简笔划仅为12％。而且，许慎下面还有一句话就是“古文由此绝矣”。如果大篆改为小篆是笔划的减省，小篆隶变又是笔划的简省。那么为什么许慎不说大篆改小篆是古文由此绝矣！而偏偏于隶变却说古文由此绝矣？所以，许慎认为隶变的主要特征，显然不是笔划多少的变动。况且《说文》是许慎用隶书写的小篆字典，他对隶书和小篆这两种文体必定都是非常熟悉。他当然会知道隶变后的笔划有增有简。如果他在论述中只提简化的趋势却不提繁化的趋势，以为隶变的‘约易’仅指笔划的简化，岂非明白人说瞎话，何况那时他也不是要提倡简化字，何苦为简化打前锋？而昧着良心说假话？

   “约易”并非成词，所以二字必各有所指。小篆的作者都有名有姓，而隶书则不是什么固定的人完成。以大篆与隶书相对照，则隶书颇有保留大篆直笔划的地方。所以，此处的‘约’有‘约定俗成’之意。也就是隶书早已在吏、民间流行。故汤可敬先生解‘趣’为‘适应’就至为恰当（汤可敬著《说文解字今释》）。至于“易”则指书写容易便捷。具体说来，就是一改古文与篆书图画式的，圆弯曲笔，而为直笔划，同时各种逆顺倒笔如自左至右的笔划改为‘撇’，自下而上的笔划改为‘挑’等。总体上将杂乱多变的笔画，规范为横、竖、撇、点、捺、折等六种基本笔划所组成的偏旁部首，完全改变了古文中圆曲和反手的笔划走势，以适应毛笔发明后书写快捷的需要。这从至今发现的南北两方的二十余万块秦汉及三国时代的简牍中，可以看得至为明显。从此结束了一千多年古文的汉字形走势，开创了今后两千多年汉字的基本字形。这才是‘古文由此绝矣’的基本含义。具体说来如将一笔圆、椭圆、长圆、扁圆增为三笔的方框；将难写的上曲线、下曲线增为两笔的左撇右捺；将两笔的u形口，增为三笔的方形口；将两三笔的日、曰增为四笔的日、曰；将一笔的左右下弯，增为两笔的折；将一长画弯曲，截为两三短直笔；将一两笔的蛇形弯、迷宫弯、胎儿弯和蝌蚪弯分别增为三、两笔的弓、厶、巳和已；将一笔的上、下、左、右开口框均增为两直笔的框；将一、二、三笔的纽丝和绞丝增为三和六画的纽丝和绞丝；将两笔花瓣样弯曲的虫增为六笔；将三笔弯的木、禾增为四、五笔的木、禾，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恕不一一概述，有前列统计数字为证。笔画虽然增加了，但却好写多了。这也就是“约易”而不是“简化”的实情。此外，当然也有少数部首偏旁是减笔．如：水旁由五笔改为三点；皿旁由七笔减为五笔等，惟其数量不过十之一、二。

   对于小篆变隶书的隶变其性质如何?比（清）大文字学家段玉裁和现今的一些专讲简化的汉字学家对此作正确阐释者大有人在。如《说文》夹注引班固的话说：“今之隶书而无点画俯仰之势”。这个无“点画俯仰”之势，实在是道出了隶书易写的三昧。又如《晋书卫恒传》称：“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日隶字，汉因之，隶书者，篆之捷也。”将篆书的圆笔曲笔与弯笔的俯仰逆顺说成“难成”，而将隶书的直笔顺行用一“捷”字概括，也可说是一语中鹄。此外，如近人(清)赵翼的《陔余丛考》称：“时以篆字难成，乃用隶字，以为隶人佐书，务趋便捷，故日隶书。”也不将隶变曲解为笔划的简化。所以，文字的发展，用简化来概括是完全错误的。这不仅是汉字如此，就是世界任何一种文字的发展，也可以概括为以繁化为主。

第4篇

    假如想真正破解中国汉字的起源，就必须首先打破一切思想障碍，解放思想，尤其是放弃以往所谓“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过早“定论”。据说截止今天，中国文字的起源尚无定论，其实是连一点眉目都没有。我认为所有的人在探索汉字起源的时候都被“中国文明独立说”给误导了，所以才延滞100多年的时间也没有头绪。因为所有的人都在“独立说”的阴影下在中国境内打转转，起码近几十年是这样。假如我们肯把目光投向广阔的外部世界，一切豁然开朗，变得非常简单。

    曾经盛极一时的“西来说”许多人不了解它的起源，也不了解它的覆灭，所以任何有嫌疑支持“西来说”的言论或发现都会显得冒天下之大不韪，汉字起源更是越不过这个槛。所以我认为，重新认识“西来说”，认识我的“全球文明同源”是解开汉字起源的关键。否则，汉字起源揭迷永无可能。

    考古学对于中国是门年轻的学科，只有不到100年的历史，并且它是由一个叫安特生的外国人开创的，并且这个人是个业余爱好者，当时他在中国的正式职业是工程师。这个起源似乎宿命一般预示了其他的一些东西，中国的历史是如此紧密地与西方人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个人根据中国仰韶文化的彩陶特色正式提出了“西来说”这一概念。这是发生在80多年前的一件事情。有必要指出的是，“西来说”中的“西”与今天的“西方”概念并无联系，它是指地理上的“西”，具体指中亚和西亚地区。

    史前史的研究有自己的规律，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发掘与更新，各种不同的结论随时被推翻改写是很正常的。“西来说”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命运。但不同的是，“西来说”这一可能牵涉到中国人情感的研究恰好碰到了上个世纪复杂的政治运动，反对“西方”在某些时候成为明确的政治任务，在谈“西”色变”的年代里，伴随着本身的局限与弱点“西来说”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就这样不出人意外地销声匿迹了，代之而起的是“中国文明起源独立说”悄然成为“定论”。

    诚然，“独立说”并非没有道理，比如中国自己的学者在中国广大的区域内发现越来越的相互之间可以印证关联的文化，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在解释这些文化之间的联系时似乎在做着a=b，所以b=a，b=a=c=d的一连串封闭游戏，转晕了头的中国学者竟然认为中国的文明源头应该就在这些a、b、c、d之内了。完全无视中国新石器时期起源晚于西方这个大前提，也不看中国之内存在着大量的不能解释的“丝绸之路”出现之前的东西方经过文化交流的证据，“独立说”就这样“定论”了。怎么样定论的，谁定论的，谁都不清楚。大概是一种旧时代最常见的“引公一言，终成定论”吧。

    应该说这个“西来说”不了了之既有考古与历史学界内部的原因，也有当时中国学术环境的外部原因。但是它最直接说明了中国学术界科学观念的脆弱，在没有肯定的证据之下中国学术界就仓促地做出了“中国文明独立”说，并且灌输进所有中国人的思想之中。假如有人说他是中国历史“多元论”者，千万不要弄错，他的意思是说在中国地区之内的“多元”，比如有中国西北说、中国黄河说、以及长江说、中国东部与西部说，这与中国部分自生与其他地区文明输入并列的“多元说”根本不一回事。 在中国国内，任何大规模公开试探文明起源的行为都受到了这一“定论”的无形压制，或者说只能在这一前提之下才能探索，否则就被看作歪门邪道。

    殷墟大墓中的玉石来自新疆的喀拉昆仑山，这是我看到的近年来最为大胆的一次探索，因为他们的视点差点就出界到“西来说”所指的中亚地区了。今天人们普遍接受了新疆确实与商朝时期的中原是有联系的，因为那些玉石明白无误地告诉了这个事实。我用米尺丈量了一下，从新疆到中国腹地与新疆到埃及的罗马其间的距离基本相等。并且从地理气候条件看，从新疆到中国腹地的道路更为艰险困难一些。这些条件说明了很多问题。假如我还不能证明商朝与古埃及有直接联系的话，那么我们已经可以推论，殷商人与古埃及的联系通过新疆地区的沟通根本不成为问题。或者说新疆人与古埃及人发生联系是肯定的。并且，考古发现上古时期的新疆人就拥有大量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贝币，这个距离之迢遥已经足可以换取新疆人跑到中东的任何地区了。

    考古专家陈星灿先生说：“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解释的变化，除了中原中心的传统中国史观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之外，更直接的原因，是考古材料的变化，一切解释都要随材料的变化而变化。张光直先生在许多个场合这样说过：过去考古学的经验告诉我们，‘新材料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而建立在老材料上的假说一定会坍毁’。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也正是如此。”我认为这一认识是客观正确的。今天恰好是“老材料上的假说坍毁”的时候到了，因为从“西来说”被否定的30多年前到今天积累已经够多了。当然，首先要感谢许多默默无闻的考古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尽管他们许多人立场上依然坚持“中国文明独立说”，但他们小心翼翼故意避开给“西来说”可能支持的材料还是给我找到了“西来说”的一些准确数据，比如一些重大遗址的发掘，人种方面几乎都避而不谈。

二.两个分期分层

    我认为中国史前史阶段大致分层为6、7千年前起源的仰韶文化和大约4000年前起源的夏商周文化这两个大的阶段，之所以集中说这两个阶段是因为他们的特征明显，其他的暂且不提。他们两者之间衔接在4千年前左右这个时间。又由于他们本身来源于一个大的文明系统——中东，所以可以说衔接得严丝合缝，几乎难解难分。偶尔甚至会有人说，他们有直接的承续关系。仰韶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彩陶，其宗教符号以半坡的双鱼为主。其发展区域主要在中国西北地区，分布于青海、甘肃、陕西，以及部分山西、河南，其发展态势明显由西向东南倾斜，其来源通道可以考虑从新疆进入，也可以考虑从南亚跨越青藏高原进入青海。古代两河流域的天文学非常发达。双鱼崇拜很可能来自天文上的双鱼座崇拜。双鱼星座与春分这个节气有密切的联系。

    仰韶时期的文字符号主要应考虑中东地区两河流域的象形文字与楔型文字，其主要依据为甘青以及半坡彩陶之上的符号。两河地区的象形文字除了一般的象形文字特点之外，其主要特征还有许多圆点符号的排列，中国的几种古牌，比如牌九上面的黑红圆点排列，以及麻将上面的“筒牌”符号等都可以考虑为其某种继承。一个应该引起有关研究者注意的是，牌九这种似乎只有中国传统里才存在的古老赌具其实今天在距离两河很近的阿拉伯半岛地区的民间依然存在，比如也门这个国家。两河地区的象形文字研究不多，但是由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从两河继承来的，其他方面可以参考古埃及的情形。以陕西的半坡文化为主的陶器文字符号以及三角形演化而来的形状，应该着重对比两河流域后期的楔型文字——它是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当然了，由于双鱼座本身就是三角形状，也有可能仰韶文化出现的大量三角形是对于双鱼座这一天文星象的两重描绘而已。三角、六角都是双鱼座的符号，双鱼座还经常抽象为类似“h”的形状以表示“西鱼”与“北鱼”之间的联系，这一图形在仰韶彩陶里都可以找到对应（配图）。在最新的一次人口普查中，据说发现中国人有姓“h”的，假如可能的话对他们做出族源追溯或许会有些意外收获呢。许多专家曾经对彩陶上的符号做出过“鱼”与“三角符号”之间的过渡渐变关系，我也认为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这种有机联系。

    太阳崇拜是整个中东地区新石器时期最主要最普遍的信仰。无论两河流域还是红海沿岸的古埃及以及腓尼基人和希伯莱人，全部遵循了这一传统。以前在正统的历史读本里畅行的“中国的万字符号来自佛教”的“定论”可以说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在仰韶文化时期就有万字符号，它是太阳崇拜的痕迹，中国上古时期不仅有“万字”，而且有太阳符号的其他各种变体。这一崇拜不仅出现于中国的仰韶文化，还出现于中国的夏商周。

    但中国的夏商周文化显然有别于仰韶文化，其特点为善青铜和玉石雕刻，陶器并非他们所长。这些都符合古埃及及其周边国家的特点。中东的两河流域尽管在大约5千多年前已经有了青铜，但是由于缺石的这个地理特征遏止了他们玉石以及青铜的工艺发展，陶器反而成为其专功首善，这一点也符号仰韶文化的特点，更何况他们两个地区的陶器如此相象，从造型到颜色再到花纹无一不是如出一个娘胎。夏商周尽管也有龙山文化的陶器，但明显可以看出他们与仰韶文化不一个特点，并且在制陶方面不如仰韶文化发达。从殷墟发掘看，他们的陶器主要是灰陶而不是红陶 （也就是彩陶），并且纹饰也截然不同。夏商周的发源地应着重考虑北非一带，并且他们在中国的登陆地点尽管不排除与仰韶人一样从西部而来的可能，因为“玉石之路”的探索似乎已经说明了这样的可能。但是同样有一个可能不能忽视，例如殷人很可能就来自海上，并且是在山东附近登陆，然后发展壮大后开始向夏人发难。也有可能夏从西部进入，后来夏商东西汇合于中原。许多专家提到中国境内的几个文化层之间关系犹如“叔侄关系”，既统一又有区别，这个特点可以从中东几个地区之间的关系读解中得到启示，尤其是拙作《向东向东再向东》的提示，即便其中描写的不是历史的确切再现，但是那种复杂关系已经给中国境内文化的复杂联系做出了合适的类比。夏商周器皿上的宗教符号明显呈现出与古埃及的全面一致性，除了太阳崇拜同样外，牛、羊、猛兽、鸟、蛇是古埃及与夏商周两地共同敬仰的神灵。

    假如说后世12星座的起源与流行代表了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力的话，那么以双鱼为代表的这个12个星座系统很可能在中国的三代时期转化为了12属相。假如事实如此，说明了中东南部地区的埃及文化在中国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个在中国地区的文明转化也符合中东地区的历史发展。两河流域从大约4000年前后将最强大的文明古国让位于古埃及。两河流域至少在4000年前就有了12星座的占星术。其操作符号与代表是：白羊座、金牛座、双子座、巨蟹座、狮子座、处女座、天称座、天蝎座（又叫摩羯座）、射手座、山羊座、水瓶座、双鱼座（2月20-3月20日）。中国的12属相则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这一转变标志着具有辉煌天文历史的两河流域文明在中国的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古埃及的农业文明。另外，这12属相清一色陆地动物（包括两栖动物如蛇、龙）；双鱼、宝瓶等标志着两河的符号彻底从主流社会消退，中国人从夏商周开始不再如仰韶人那样重视天空的精彩。其实，这可能还反映了另外更多的信息，天文星座的抛弃说明大规模的人类全球迁徙活动基本上就要结束了，各个地区的国家民族基本到位就绪。以上两个系统的特点在仰韶文化与三代时期各有表现，所以可以看出古代彩陶以及礼器的雕刻符号，多与天文和信仰体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八迁”至河南腹地的商朝与临海的山东之间有着种种的神秘联系。“东夷”之“夷”尤可怀疑与“埃及”之“egypt”的可疑联系。同时，戎、狄、蛮、夷中的其他三者当也与族源有莫大关系。甚至我们是否可以将这四个中国古代的民族划分与今天大家熟知的人种划分粗略对应呢？假如夷是黄种蒙古人，狄是白人，戎是红人，则蛮可以是黑人。当然这个划分是很主观的，但是古代民族的区别一定主要与人种有关，所以也是可以从这些方面做些考虑的。戎人与夏的联系只能说明他们可能西来的通道，并不能说明他们就与商人之间有截然不同的族源联系。一般认为“夷”字“从弓”，我倒是认为可疑解释为“从蛇”。无论在古埃及还是中国古代，都有蛇缠人或蛇缠绕太阳的图案，皆此谓也。“东夷”为“东方人”是来到中原之后人们对他们的称呼，但是还有一个可能，这些人当初曾经在大约3900年前后其祖上曾经到达美洲，后来部分人不知出于何故重新回到中国并落脚在山东这里，所以他们看起来也符合“东夷”的含义。

    无论如何，毫无疑问夏商周整体上最终融合了仰韶文明，不管是友谊还是战争，总之，中国人就在这两重文明之上诞生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正如文字一样，不是全部照搬，而是逐渐的接纳整合的一个过程，最后形成了自己具有鲜明色彩的独特文明体系。可以说他们有继承，也有在中国本土的自生独创。这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一个过程。

三.文字的产生过程

    两河流域到红海沿岸甚至地中海东部地区，他们皆在一个大的文化环境之中，相互之间一直有着密切的交往。一般认为古埃及文明来自两河流域。所以在中国境内发现仰韶文化与夏商周之间有文化联系是很正常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承认他们之间确实也是有区别的，这才构成意义。同时夏商周之间尽管有更进一步的族源联系，但是参考《向东向东再向东》的分解模式不难看出，这几个家族本来属于一个大的家族，后来又分化为几个小的家族，他们之间有着一些扯不清的恩恩怨怨，再牵涉到时间的先后，他们也有一定的差别和对立是可以理解的。

    从现有的仰韶彩陶上看，其符号与两河流域的象形文字有很大关联（图，彩陶一，楔行文字数一）。但是大多数的符号都应该看作一种文字或者符号的艺术化处理或变体，而不是直接的文字。鱼的图腾大量出现说明了这支文明不属于古埃及文化，而只能是两河流域文明，因为古埃及文化里面少见鱼崇拜（但是犹太文化里却未必没有鱼崇拜）。我曾经一直为中国西部流行的双鱼崇拜找不到根据，有一天我登上一家介绍两河楔型文字的美国英文网站，在他们的首页上赫然画着巴比伦人手提双鱼的画像，我恍然大悟：假如不典型或者没有根据，这个网站不会挑选双鱼作为两河人的首要标志。（附图）

（图解说）九大星辰在占星术中的表现符号。以上的顺序为太阳、月亮、水星、金星、火星，下行为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不难看出他们与象形文字的联系。日、月位居其中，而不是严格按照九大行星的排列，说明了这个观察体系的“古老”，月亮这颗卫星因其明亮程度被排列在第二位显然更能说明其系统的原始性。占星术的源头就在两河流域，目前可以找到大约4000年前的这方面证据，发达的天文学是其理论基础。

    上古时期希腊地区与中国地区陶瓷上面的花纹装饰不同，说明了他们宗教信仰上的某些区别。在今天，世界上的几个主要宗教大多都反对偶像崇拜，不允许动物与人类作为装饰出现在他们的物品上，所以他们的艺术家只有在植物以及几何图案方面得以发展。我想这些宗教思维在远古时代就应该在一些部族中间多少存在，他们也影响了来到中国的人们，使其主要的器皿上避免了动物的出现，而只是具有线条与几何图案。然而由于偏于一端，这些陶艺家使这些几何图案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以至于今天的人们见到这些作品也为他们的精美几何图案叹为观止。我说的这些陶器很明显是指以青海、甘肃南部为代表的大约4000年前的彩陶文化。人们常常在惊讶于那些图案精美的同时也突然会问：这些心灵手巧的工匠们为什么不去描绘动物与人呢？今天阿拉伯人主要信仰的伊斯兰教依然恪守只能描绘几何与植物叶子的习惯，他们拒绝任何偶像崇拜，拒绝让动物出现于他们的物品以及建筑上面。但是集中在陕西半坡的陶盆人面鱼纹似乎是个例外，不过后来动物图案的减少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禁止，逐渐就只能描绘几何与植物图案了。同时还要考虑到地域上的差异，比如半坡与甘青两地由于地理上的跨度还是有所区别的。

    夏商周文化的首端是夏文化，从考古发现的符号上看主要是“眼睛”与一些类似于腓尼基字母的符号。“眼睛”符号的传说主要流行于古埃及一带，比较著名的有两条线索，其一为哈特尔女神，他是太阳神的眼睛，同时她还常常表现为一头母牛；另外一个眼睛神话来自哈特尔的丈夫：何露斯——他在与叔叔的殊死搏斗中产生了著名的“何露斯之眼”神话。这两个有关眼睛的神话对于古埃及都影响深远，人们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使用是把眼睛符号作护身符。而所有的埃及法老都认为自己是何露斯神在人间的再现。这个文化特征还连带解决了三星堆遗址的源流问题，因为那里也出现了大量的“眼睛”符号，所以说，无论三星堆来源于山东还是来源于商朝，其最初的文明根源依然应该在中东。

    夏文化无论从器物造型与质地上还是从其他的一些痕迹来看，都应当与商有更多联系。但是夏文字与仰韶文化符号的接近却也让人十分疑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几乎采用过同一种文字符号。所以夏是仰韶文化与“三代文明”的一个明显过度，夏的文字符号中已经出现了一些象形文字特点，而不仅仅是腓尼基字母。夏的两者特色兼具似乎让我们把它的起源放置在地中海东岸地区最为合适。用《向东》一书里的“夏甲”最方便解释这个现象：就丈夫的男性家族方面他们确实与两河流域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并且他们居住在地中海东岸地区，但是由于“夏甲”本人是埃及人这一特点，决定了夏甲所代表的这个文化兼有几种文化的特色。但总的来看，夏更多倾向于“三代”的共同特点。

    腓尼基文字按照正统的说法应该成熟于大约3800年前，所以夏晚期以及半坡晚期出现腓尼基字母是可以从逻辑上解释得通的。一种文字的产生需要一个过程，很可能需要几百年的长期孵化，并且不同地区的人们同时加入了这一孵化过程也并非不可能。起码我们从半坡和夏以及腓尼基人同时出现了一种共同的符号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甚至我们今天也可以怀疑：所谓的腓尼基字母真的是腓尼基人发明创造的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猜想其实腓尼基字母是从中国半坡或者夏文化这里发展出来的呢？这要靠考古证据说话了，哪里发现的最早哪里就是真正的发源地。不过我认为腓尼基人最终将这种文字发展成熟肯定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疑问的仅只是这些字母到底起源于哪里。

    中国区域内至今没有发现4000年前的成熟文字体系其实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当时的中国区域内的生产力处于一个相对落后时期，中东数个地区产生文字其实都与他们的文明程度、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希伯莱这个民族也发展出自己民族的语言就说明他们曾经有着很强大的政治势力，并不是今天人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小”民族。我认为中国汉字的起源的真正成型不应该超过商朝。当然勉强也可以说从半坡时期就开始了，那些陶器上的符号都可以称作中国汉字的起源与雏形。但也不能超过5000千年，定在4000年左右是比较合理的。

    中国境内真正强盛的“国家”是从山东大汶口发展起来的商朝，证据是他们发展出了完整的文字系统。文字的定型一般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但是语言可以在任何条件下发展。山东大汶口发现的文字符号具有鲜明的象形文字特点，并且与古埃及的文化联系最紧密。这一点似乎又减弱了他们来自美洲的可能。但是把山东作为一个古埃及到中国再到美洲的一个中转站还是值得考虑的，这方面值得重新考虑的疑奠点很多 。大汶口的类埃及象形文字给我们提供了殷商晚期甲骨文起源的直接暗示。

第5篇

“文字改革”的含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在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已经有了文字改革的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毛主席在1951年指示我们：‘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主席又指示我们，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在实行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各项准备，这是文字改革的正确方针。”毛泽东提出的“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说的是记录汉语的文字要“改革”，由现行的属于表意性质的汉字改变为表音性质的拼音文字，也即“拼音化”。这是文字制度的改变。在实现拼音化之前要做三件事情，就是：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制定推广汉语拼音方案。由此可知，“文字改革”的确切含义就是记写汉语的文字的“拼音化”。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制定推广汉语拼音方案这三件事情本身，都不属于文字改革，而是文字改革的准备工作。其中汉字简化是在文字拼音化实现之前“以利目前应用”的一种非长远措施。推广普通话的目的是为在全国实现拼音化扫除障碍。汉语拼音方案，起初是作为拼音文字来设计的，叫做“拼音文字方案”，但由于许多技术问题并没有解决，1954年改为“汉语拼音方案”，其功能相应地改变为汉语拼音工具，并用于某些汉字不方便使用的地方，同时也可用作拼音文字的试验。

文字改革论辩的根本问题是：记录汉语的方块汉字究竟有没有必要改变为拼音文字。这个问题的根子出于对汉字和拼音文字两种文字制度的比较。汉字在中国使用数千年，本来不存在褒贬问题，自从19世纪末跟拼音文字的比较，出现指责汉字落后的言论，然后才有维护汉字的论争，贬低在前而褒扬在后。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两种相反的观点，后来被概括为“汉字落后论”和“汉字优越论”。

汉字简化工作，在要不要简化，如何简化的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比起对汉字的基本评价问题，这个问题是次要的。

文字改革运动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五四时期到1949年，文字改革从提出口号到“拉丁化新文字”的摸索实验，再到实验停止。第二个阶段从1950年到1985年，文字改革作为国家语文政策的基本方向，通过行政力量推行汉字简化、汉语拼音方案等文字改革的辅助措施。第三阶段从1986年转入新时期，国家语文政策的基本方向从文字改革转为语言文字规范化。下面按文字改革发展的三个时期阐述，汉字简化问题争鸣作为附带问题单独阐述。

摸索阶段：五四时期到1949年

五四时期，出于对中国落后状况的反思，一批了解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把国力的落后归咎于教育的落后，又把教育的落后归咎于汉字的落后，于是提出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口号。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像是声讨汉字的檄文。他提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傅斯年（1919）也说：“凡些须懂得外国文的人，便知道中国文字和英法德等国文字的难易，实在不可以道里计。”

1923年国语研究会所编《国语月刊》出版特刊“汉字改革号”，对汉字发起了全面的批判。该期发表了钱玄同《汉字革命》、黎锦熙《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赵元任《国语罗马字母的研究》、蔡元培《汉字改革说》等文章，大抵主张废除汉字，并连带研究词连写和罗马字母拼写等问题。钱玄同再次用强烈的言辞否定汉字，说“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汉字不便使用，“足以证明”汉字“这位老寿星”“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该期封面把汉字画成仓皇逃命的牛鬼蛇神，被拉丁字母杀得东躲西藏，一败涂地。汉字改革专号的出版，标志着以废除汉字和实现拉丁化为宗旨的中国新文字运动的正式发起。

1928年，在苏联的瞿秋白、吴玉章、萧三、林伯渠等开始了创制中国拉丁化文字的工作。不久由瞿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1931年9月，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参崴开幕。大会作出了《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其中涉及对汉字的评价，认为汉字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现在的时代。提出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指汉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

瞿秋白是主张废除汉字，制定拉丁文字方案的重要奠基人。他发表过一系列抨击汉字的激烈言辞。瞿秋白曾经提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化必须罗马化。罗马化或者拉丁化，就是改用罗马字母的意思。这是要根本废除汉字。”瞿秋白接受了文字具有阶级性的思想，认为“汉字不是现代中国四万万人的文字，而只是古代中国遗留下来的士大夫——百分之三四的中国人的文字”。（李敏生2000:302-305）

鲁迅也赞同文字改革，提出要废除汉字。他在多篇文章中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作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李敏生:307）

1935年12月，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在上海成立。会议草拟了一个《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征求各界人士签名。其中说到：“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是这教育大众的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一个绝大的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写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是没有四声符号麻烦的新文字，是解脱一个地方言的独裁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是已经出现了。”这里说的“新文字”，指的就是当时侨居海参崴的中国人制造的“拉丁化新文字”。（李敏生:363）

废除汉字的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一、汉字难学难写难认，是普及教育的障碍。拼音文字只要记住几十个字母，学习起来容易得多。二、汉字不是记音文字，不能跟语言完全结合，不便推广白话文。三、汉字不便记录来自欧美的现代科技名词。四、文字是有阶级性的，几千年来汉字只为封建贵族服务，而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为了代替汉字，于是设计了一套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新文字，叫“拉丁化新文字”。

当时也有人不赞成废除汉字。例如1936年吴俊升提出：“我们教育者实在不应也不必附和废弃汉字的提议，而应在改良汉字的教学上多用功夫。第一，应该更适当的确定常用字汇，以为教学的根据；第二，应该就儿童学习的心理和汉字本身的体系，研究出汉字的经济学习法。”（转引自：王力1957）这是想通过改革教学方法来提高学习汉字的效率。

1939年7月，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发表由倪海曙执笔，陈望道修改的《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新纲领主张采用拉丁字母，一方面“反对立刻废除汉字的过左的主张”，同时“也反对把汉字看作万古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字灵物崇拜的顽固主张”。

1940年5月24日，当时的教育部主管人员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认为汉字“历史悠久”，有“六书之明体用”，而且“中华民族之所以巍然独立于世界，绵延数千年，文化之寄托，民族之团结，实有赖于文字之统一”；说拉丁化新文字不标声调，有很多同音词，“欲易更难”。（纪事:85）这是对汉字价值的正面肯定，和对拉丁化新文字是否容易学习的质疑。

1947年6月12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召开基本教育预备会，讨论到拉丁化新文字问题。据《新闻报》载：会上“亦有人主张废除汉字，提倡汉字拉丁化，多数专家反对，谓我国各地方言大多不同，倘用拉丁化文字，势必分化中国之统一。我国数千年来之历史文化，悉以汉字记载，且国人学习汉字，几无一感到困难者，倘一旦废除，无异断送我一脉相承之固有文化。”

1947年11月，朱经农在《教育杂志》发表反对拉丁化新文字的意见。他认为，一、中国数千年的文化都是用汉字记载下来的，一旦把汉字废了，将来中国人就无法阅读古书、了解中国文化。二、中国文字原系一字一音，同音的字实在太多，用罗马字拼起来，真不容易分别清楚。三、同一字各地读音不同，个人照自己的乡音用罗马字拼出来，会变成完全不同的许多字。将来中国的文字，化为无数种不同的文字，没有法子可以统一，也弄得彼此不能互相了解。统一的文字与国家的统一有密切的关系，破坏数千年来文字的统一，将有不良的结果，不可不慎重考虑。（纪事:103、104）

拉丁化新文字从20年代末开始尝试推行，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实践表明，拼音文字必然受到劳动大众欢迎的说法主要出于一些知识分子的推测和想象，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克服的困难。陆志韦在《五四纪念再谈谈新文字》（《进步日报》1949-5-4）的文章中说，“在老解放区，拼音文字好象推行不开”，认为“过去的工作可以说是失败了，至少没有完全成功”。但文章仍然认为，是汉字的“封建性”阻碍了拼音文字的推广。这种“封建文字的锁链又是双重的”，一是“只许写文言文”，二是“只许用方块汉字，不许用拼音文字”。把推行拼音文字的障碍归咎于汉字的“封建性”，是受到文字阶级性认识的影响。

毛泽东在1949年12月到次年2月访问苏联期间，曾在跟斯大林谈话时阐述这样一个论点：汉字和汉语尽管不易掌握，但实际上是所有人都能学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学的，只要愿意学和不断提高。（纪事:125）这个论点好像是针对当时流行的文字具有阶级性、以及大众难以掌握汉字的认识误区而发的。

不同意见的对垒，使人们对汉字的认识逐渐深化和全面，诸如汉字可以立刻废除，文字具有阶级性的一些偏激认识也逐渐得到克服。

推行阶段：1950－1985年

新中国建国以后，毛泽东主席曾多次表示过赞成文字改革的看法。毛主席在1951年提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在1956年1月20日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会上吴玉章同志讲到提倡文字改革，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以采用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吴玉章同志在这方面说得很有理由，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20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在这方面实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为汉字那么好。有几位教授跟我讲，汉字是世界万国最好的一种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国人发明的，大概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出在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但是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的事情是早已有之的，例如，阿拉伯数字，我们不是久已通用了吗？（纪事:219）

文字改革工作得到国家的有力支持，先后成立了文字改革协会（1949），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52），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4）（这三个机构前后相承，下文简称为“文改会”）。文改会的最初目的是研究并试验拼音文字，因拉丁化新文字不宜再推行，于是重点改为设计新的拼音文字方案；1950年又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的指示，首先进行汉字简化工作，以便当前使用。

当时主流派对汉字的基本评价，是对于五四时期认识的延续。吴玉章为五四纪念谈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时再次提到：“中国文字主要是汉字，有许许多多不合理的地方。因为它太繁难：难认、难写、难记，是中国教育普及、文化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纪事:128）罗常培（1952）说现代汉字“必须一个一个地学习字的读音，必须一个一个地学习字的意义。这对于提高大众文化是一有阻碍的”。（纪事:164）

50年代初，也曾出现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大公报》（1950-9-3、4）曾连载张锐光的《斯大林论语言学对于中国语文问题的启示》，表达对汉字拉丁化的不赞成意见。李仁发表《拼音文字必须有类符》（《中国语文》1951-6），对拉丁化新文字做了较全面的批评。反驳文章有曹伯韩《新语文运动中的一些思想》（《人民教育》1951-2），针对不同意见，就有关文字改革的六个问题发表了意见：一、反驳汉语同音异义的字太多，拼音文字行不通的观点。二、认为所谓文字的民族形式并不在于文字的笔画或字母，而在于文字所表达的语言。三、反驳没有统一的民族语言，因而谈不到建立拼音文字的观点。四、批评把文字改革看得过分容易的认识。五、反驳拼音文字不如方块汉字易识易记的观点。六、批评先把新文字研究好了再推行的认识。（纪事:151）仁言信（周有光）发表文章批评李仁“把拉丁化新文字说成‘幼稚不堪’、‘一文不值’、‘行不通’、‘失败’了，这都完全不是事实”。

1957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上半年，大鸣大放；下半年，学术问题成了政治问题，一些人因为在文字改革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7年上半年，《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纸，以及《中国语文》、《拼音》等杂志陆续刊登了一些讨论文字改革的文章，其中包括对文字改革持不同意见的文章。文改会于5月16日、20日、27日三次召开文字改革问题座谈会，多数参加者表达了自己对文字改革的意见。批评性的文章和意见，总括下来大概有这些观点：

一、汉字是优秀的文字，并不见得那么难学难认。

唐兰（1957b）：“从中国文字发展的历史来说，我始终坚持中国文字有很大的优点，它的繁复难学等缺点是可以逐渐克服的。”他认为采用拉丁字母，势必把“每个人民习惯了的形式全部撇开，重起炉灶，根据语言来造文字”；“这种移山倒海的气魄是雄伟的，能否做到，是否值得去这样做，都还是要很好考虑的。”

陈梦家（1957d）：“汉字是有好处的。（一）汉字是统一的，超方言的，不论什么地方的人写的东西大家都能看懂，不象拼音文字那样。（二）汉字在辨认上容易。（三）汉字有注音成分在内，如松、柏。（四）汉字的笔画很少，英文的one，汉字写作一；英文的man，写作人；英文的university这么一长串，汉字只“大学”两个字。我们对汉字的评价应该是公平的，不要光说自己不好。（五）中外各国的语言都是变的，但文字不能经常变，文字要定型，不能随便拼，不然就不能作为工具了。”“汉字虽然非常多，但是常用的并不多，普通人认识三千就可以了。……有了这三千字，就来研究怎么教。有人说汉字难学，我说不难，所以难，是教的人没教好。”

骆瑛的文章说，一位五十余年从事英语研究的人切身体会到，汉字并不难学。还说，曾研究汉字三十余年的奥地利文字学家罗逸明，曾经把十种外国文字和汉字比较，证明汉字比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都容易学。（杜松寿1957）

二、表意汉字是历史的选择。

陈梦家（1957a）：“用了三千多年的汉字，何以未曾走上拼音的路，一定有它的客观原因。中国地大人多，方言杂，一种统一的文字可以通行无阻。汉语单音缀，有声调，而各地声调多少不一，同音语多，用了拼音文字自然引起许多问题。”

陶坤：没有理由可以断言“象形文字一定就落后于拼音文字”，也没有理由说“文字都要发展成为拼音文字”，“汉字的存在就是文字并不都要发展成为拼音文字的例证”。（倪海曙1957）

关锡来信：〔说到汉字何以未走上拼音道路的原因〕“主要是方块汉字符合汉语的条件，拼音文字绝不符合我们的语言。”（陈梦家1957c）

翦伯赞发言：“文字是历史的产物，改变是历史的过程”，“我激烈反对废除汉字。要废除汉字，除非决心把历史文化遗产丢掉不要，从野蛮人干起”。（倪海曙1957）

《光明日报》对群众来信意见的综述提到汉字有优点，拼音化有困难：“汉字望文生义的优点，是任何拼音文字所没有的。拼音文字则需要先经过音的阶段，然后才能达到知意的阶段”；“汉语中同音词很多，拼音化无法克服这个矛盾”；“汉语的方言复杂，对拼音化很不利”；“用拉丁字母代替汉字大大地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感情”；“方块字不难学”；“汉字不便于打字拍电报的缺点，是可以通过现代的科学技术来解决的”。（倪海曙1957）

蒋善国（1957）抽象地赞成文字要改革，但具体论证却意在阐明汉语不宜采用纯表音的拼音文字：“以内容极为丰富，历史非常悠久的汉语言文字，不是单纯的拉丁字母只注音记音所能担起这个千斤胆子。”

三、汉字还要使用。

陈梦家（1957a）“首先肯定了我们使用了三千年以上的汉字还是很好的工具，是简单而不复杂的，是和汉语语法相联系的，是一种不必废除的民族形式。”

唐兰发言：“不应当忘记在今天汉字还处在当家地位，不能否定他。”“拉丁化新文字能不能用还在未定之天，目前我们不能宣传汉字必须撤退”。（倪海曙1957）

四、希望“文改”工作要谨慎行事

陈梦家（1957b）：“在没有好好研究以前，不要太快的宣布汉字的死刑。”“主张拼音的人，不要过于简单的认为全国大多数的人全赞成拼音，此事还得大家讨论，包括反对的人在内。”“文字这东西，关系了我们万万千千的人民，关系了子孙百世，千万要慎重从事。”

周祖谟发言：“没有把文字为什么要改革这个根本问题提出来讨论，对于如何来改革的问题也没有好好地讨论”，这是文改工作中的缺点。（倪海曙1957）

《光明日报》群众来信意见综述提到：文字改革“一家独鸣”，“已经形成一种压力，似乎谁要对文字改革表示怀疑，就会被人扣上一顶‘思想落后’的帽子，甚至会被人加上‘反对中央实行文字改革’的罪名”。“事实上在文字改革的宣传中，已经出现过‘只有帝国主义分子和唯心主义者才反对汉字改革’之类的吓人的论调。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有人敢于坦率地写反对意见的文章，也必然会遭到‘围剿’。”“不赞成汉字拼音化的人不是少数，但过去都没有说话”。（倪海曙1957）

当时的一些民主人士也提出文改的工作方法和公布程序问题。据说，“章伯钧、罗隆基……说文字改革没有经过全国讨论，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罗隆基说“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章伯钧说（文字改革问题）“现在不是从法律程序上提出讨论，而是把它作为根本性的问题提出来讨论”。（杜松寿1957）

支持文改的文章中，李振麟（1957）的文章涉及的问题较广。其基本思想是：（一）“我们不但承认汉字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且也承认今天它仍然在起作用。即使将来有了拼音文字，汉字仍然要作为汉民族的古典文字为人们学习。”但是“汉字在今后作为全民交际工具是不适合的。”（二）“从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世界文字有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是：从图画文字经过表意文字而到拼音文字（中间还有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两个阶段）。跟表音文字来比，汉字在文字发展史上是比较过时的东西，不能把它的优点夸大，说得比处于文字发展高级阶段的表音文字还好。”（三）“认为汉字是决定于汉语的特性这个错误论点的必然结论就是汉语不适于用拼音文字。汉字本身的发展历史就否定了这个说法。”他所说的“汉字本身的发展历史”指的是假借字的使用和形声字为主的现象。（四）“汉字不是不能改动的汉‘民族形式’”。（五）“既然现在的文字有的是进步的，有的是比较落后的、原始的，既然文字的本质不过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工具，它跟任何民族和任何民族语言都没有必然的联系，也谈不到什么‘民族形式’，那末，当咱们为没有文字的语言创立文字或是原来有文字而进行文字改革的时候，完全可以选择世界上最进步的文字，也完全应该用政令来推行这种文字。这叫做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六）“我们主张文字改革的逐渐过渡是，汉字和拼音文字在长期共存中，逐渐走向以拼音文字为全民交际的书面语。”这篇文章立足于说理，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李振麟强调了从“图画文字－表意文字－拼音文字”的文字发展规律来看问题，这是富有理性的。周有光的提法略有不同而基本思想相同：“更重要的是文字制度的发展。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从形意制度（picto-ideographic writing）到意音制度（ideo-phonetic writing）再到拼音制度，拼音制度又从音节字母到音素（音位）字母，从只表辅音到兼表元音。音素字母的拼音文字是人类的伟大发明，它用最少的符号写出任何复杂的语言。从形意制度到意音制度是文字发展史的第一次飞跃，从意音制度到拼音制度是文字发展史的第二次飞跃。”“任何一种语言，可以用繁难的符号书写，也可以用简易的符号书写，可以用意音制度书写，也可以用拼音制度书写。更正确地说，任何一种语言，如果它的文字符号是繁难的，迟早要发展为简易；如果它的文字是意音制度，迟早要发展为拼音。这是落后让位于先进的规律，决不因为语言特点和社会习惯的不同而有例外。”（周有光1979:2-3）

后来有人指出，“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是世界上所有文字中两个最大的不同系统。认为西方的这个文字演进三阶段也同样适合于中国的汉字，这个结论，完全是靠理性判断和逻辑推理的方法得出来的，并无事实根据。而且，以前和现在的所有论者皆无法提供足以证明这个结论的事实根据。”（刘光裕1985）

1957年的论战，是因不正常手段而终结，文字改革（汉字简化）工作错过了惟一一次早期修正和完善的机会。从此人们噤若寒蝉。直到拨乱反正，学术上一般问题的争鸣才开始正常化。

1958年1月，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到有关汉字前途的问题，他说：“汉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做出结论。”“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鸣，我在这里不打算多谈，因为这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范围。”这个提法是稳妥而合理的，对文字改革工作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期阶段：1986年以来

新1985年12月，国务院将原来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委和国家语委于1986年1月6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这个会议确定当前已经进入了以“四化”建设为重点的新的历史时期。会议宗旨是在党的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的指导下统一思想，明确任务。中央规定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和当前的主要任务。关于汉字地位和文字改革问题，新的提法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必须强调的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汉字作为国家的法定文字还要继续发挥它的作用。现行的《汉语拼音方案》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它是帮助学习汉语、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注音工具，并用于汉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方面。”这是明确表明现行汉字的合法地位，并表明汉语拼音不具有文字性质。这是对“汉字过时论”的否定。二、“汉字的前途到底如何，我国能不能实现汉语拼音文字，什么时候实现，怎样实现，那是将来的事情，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现在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讨论，并且进行更多的科学研究。但是仍然不宜匆忙作出结论。”这表明文字改革不是当前的任务，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讨论。

在“不同意见可以讨论”的气氛下，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和评价汉字优劣及文字改革运动的得失，出现不同意见的争鸣是正常的。而且，只有充分开展不同意见的争鸣，才有利于学术发展和对语言文字工作认识的进一步深入。

1989年，由袁晓园任社长兼主编、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主办的《汉字文化》杂志创办。这是一个明显带有学派气味的刊物。该刊旗帜鲜明地鼓吹“汉字优越论”，反对“废除汉字，走拉丁化道路”。出于学术争鸣的需要，《汉字文化》的诞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许多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和学者曾在该刊发表文章。

1991年10月23日，由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江西师范大学、江西电视台联合摄制的电视系列艺术片《神奇的汉字》在北京举行首映式。该片热情赞颂汉字伟大的历史功绩和卓越的现实价值，对文字改革运动加以反思。其中对于汉字优越性的表述，有些提法值得商榷，引起争议。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文字应用管理司于1992年1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神奇的汉字》专家座谈会，并以《〈神奇的汉字〉专家座谈会纪要》作总结，对《神奇的汉字》予以较严厉的批评。随后《汉字文化》发表文章《语言文字工作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加以反驳。

新时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讨论汉字问题的文章很多。下面摘录80年代以来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和观点（按时间为序；摘录难以全面反映该作者的观点，请阅读原文）。

张志公（1984）：“汉字生命力之所以这么强，我想第一是由于汉字同汉语这种语言相适应。”又根据文化传统的继承性和教育的连续性规律，认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汉字不能废除，也废除不了”。

高家莺（1986）：“文字是记录语言、传递信息的视觉符号系统，它的基本职能是供阅读。据统计，现代科学研究有30％～40％的时间是花在阅读文献资料上。随着人们阅读需求量的空前倍增，阅读速度问题就变得突出起来。”她从“四个方面对方块汉字和拼音文字的阅读速度进行了比较。比较结果表明：方块汉字比拼音文字信息密度大，视觉分辨率高，字形占空间小，有利于提高阅读速度；虽然方块汉字的感知单位与语言单位的一致程度比拼音文字差，影响了阅读速度，但就总体来说，方块汉字的阅读速度还是比拼音文字快。”

许嘉璐（1989）：“现在摆着两条路。一条就是继续沉浸在汉字落后论中，冥想着一个世纪、两个世纪，或者更多世纪之后，实现拉丁化。因为汉字也是约定俗成的，也是进入了民族的观念和意识之中的，一朝之间改，天下大乱。恐怕得随着一代一代人的辞别人世，即使拉丁化，慢慢要到几个世纪。可是时代不等人呀。这一条路就要拖我们四个现代化的后腿，拖我们迎接挑战的后腿。另外一条路，就是大家一起来研究汉字的特点、汉字的优势，充分利用它，发挥它的优势，来迎接挑战。”（转引自：《汉字文化》1996-3:1）

周祖谟（1991）：“过去很长时间，很多的学者认为汉字难认，难念，难写。其实呢，对于汉字的性质，以及它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上所起的作用跟它的特殊性并没有很好的深入地去研究，去理解。”“对汉字而言，第一我要说它是科学的，第二是容易学。关于容易学就是指的刚才讲的教学方法要有科学性的安排。”

袁晓园（199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所谓表形表意表音的人类文字发展的共同规律是不存在的，建立在这个不存在的规律的基础上的‘汉字落后论’、‘汉字难学论’、‘拉丁字母万能论’是错误的，由此而制定的走向拉丁化拼音化方向的‘文字改革’，也是完全错误的。”

苏培成（1992）：“汉字是汉族人民创造的自源文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后还要继续使用下去。”

尹斌庸（1992）认为汉字的习得效率应该说是比较低的（与拼音文字比较）。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基本符号数太大。二是类推率太小。“尽管如某些人所说的，汉字有许多独特的优点，但是习得效率低的这个大缺点是无论如何否定不了的。最现实的办法就是采用汉语拼音作为辅助文字工具，来弥补汉字习得效率低的缺点”。

王开扬（1992）：“百年来的汉字改革运动史表明，无论是改良汉字，还是改革汉字，其动机都是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的，而不赞成的人都是从少数人的方便和好恶出发的，两个阵营划然有别。”

伍铁平（1993）：“既然我们现在和可见的未来用的是汉字，教的是汉字，自然应该歌颂汉字。如果我们仍然像上引名家（按指瞿秋白、鲁迅、吴玉章等）那样贬低汉字，或者像当代个别人有个时期那样，宣称‘汉字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并在课堂上这样教学生，学生还会好好学习汉字吗？爱国主义教育中包括热爱祖国的语言和文字，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就我所翻阅过的文献来说，我国大陆40多年来很少进行热爱汉语和汉字的教育，这是严重的失误。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某君对‘赞美汉字’如此反感，说它是‘一风吹’是‘为少数人着想’。”

侯一麟（1994）：“哪种语言用哪种文字，决不是随意的，是由这种语言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是经过了几千年的自然选择、适应、修正过程的。一但用了一种文字体系，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其影响和制约，汉字源远流长，已经对汉语有巨大的影响，并业已成为汉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仅从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角度讲，汉字拼音化也行不通。”

尹斌庸、苏培成选编的《科学地评价汉语汉字》（1994）选辑了一批讨论汉字评价的论文，其中较多是批评“汉字优越论”的文章。《汉字文化》发表了一些比较系统地总结和反思“汉字落后论”的文章，如汤云航的《“汉字落后论”评议》，谢晖《走出汉字改革的误区——汉字落后论批判》等。

平心而论，新时期关于汉字问题的讨论，从语言文字学专业水平来看，持汉字优越论的作者群当中非专业人士相对较多。不过，专业水平较低，不见得眼光也一定较低。当年陈梦家（1957c）曾说：“群众对于语文的知识，可以是不高的，但不能说成是幼稚的。可以是不很正确的，但不一定象专家那末有成见——那些可能是对的成见，也可能是极错误的成见。文字改革是一切使用汉字的人的事，群众都有说话的权利；他们说的话可以是不在行的，但不一定都是错的。”所以，对于非专业作者的意见宜从大处着眼，而不应纠缠于细枝末节问题。

我们注意到，讨论文章有的还存在感情用事的缺点，或火气较大，或语含讥讽，有的还扣帽子，甚至上升到“立场”问题。但是总体上看，这是一场思想解放以后出现的学术争论。这些争论将有助于语言文字建设的健康发展。我们相信，只要本着追求真理的信念，客观、理智、科学地看待汉字评价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人们对汉字的认识必将越来越全面和深入，并逐渐接近认识的一致。

汉字简化问题

1950年，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文字改革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应首先办简体字的指示，文改会开始着手汉字简化的工作。汉字简化是汉字的“改良”而不是“改革”。经过数年的酝酿修订，《汉字简化方案》于1956年由国务院公布。

在1957年有关文字改革问题的“鸣放”中，一些专家和群众还就汉字简化方面的问题发表了不同意见，简要摘录如下：

陈梦家（1957d）：“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要混淆。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字混淆了。”

关锡来信：“文改会仅仅是为了简化而简化，单纯地把汉字笔划减少了而已，所以这个工作变得不理想了。甚至比原来的汉字难学难认了。”（陈梦家1957c）

杨晦发言“现在小学生学简体字，实际上是双重负担，因为我们不能把小孩子看的书都印成简体字”。（倪海曙1957）

叶圣陶（1957）主张：“汉字简化采取约定俗成的原则”，“尽量采用群众已经通用的简体”，而“不要随便创造简体”。“还不到约定俗成的地步的同音代替，或者给某个字一个新任务，让它代替同音的另一个字，我都不赞成。”

《光明日报》综述群众来信意见提到：“简化汉字工作做得不够好，已经在青年学生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有许多人任意生造简化字，随便用同音字代替”；“一些青年人受文字改革宣传的影响，认为将来汉字必废，就不认真地学习现行的汉字”。（倪海曙1957）

施蛰存《倒绷孩儿》（《文汇报》1957-4-26），以杂文形式反映简化汉字（主要是同音代替字）造成混淆和阅读困难。（倪海曙1957）

有关汉字简化问题的不同意见，应该说大多是中肯的，遗憾的是，随着“反右”斗争的展开，那些意见都没有被接受。这表现在1977年12月发表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一味求简，乃至大量采用同音替代字和俗字，影响了文字的稳定性，加重了社会用字混乱的现象。

1986年初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在汉字简化工作问题上有两个重要决议：一是宣布废除《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二是提出“今后，汉字简化应持极其慎重的态度，使文字在一个时期内相对稳定，以利社会应用”。据傅永和的报告，在“需要不需要继续简化汉字”的问题上，当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有的主张“需要继续简化汉字”。理由是：1、简化字“给人们的认读和书写带来不少方便”，但“简化的字数并不多”，“笔画简得还不够”。2、“从印刷铜模刻制，手工检字、刻字，工业产品名称的漏铸，以及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点阵字模的设计等方面遇到的困难来看，也需要继续简化汉字。”3、“从汉字的演变看，汉字字形演变的总趋势是简化，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不能违背这一规律，人为地停止简化汉字工作。”

有的主张“不需要继续简化汉字”，理由是：1、“如果继续简化汉字，有许多实际问题不能不考虑：简化汉字，实际增加了现行汉字的数量。青少年学的是简化字，被简化的繁体字有好多不认识。当他们阅读简化以前出版的书籍时，碰到不认识的繁体字，就需要花费时间去学习，这样，他们就需要学习两套汉字。这不仅加重了他们的学习负担，而且也影响了阅读效果。如果继续简化下去，简化字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多。而简化字的数量越多，青少年的负担就会越重。”2、“从语文工具书及其他专业工具书的性质来说，它们的用字应严格遵守文字的规范。但大型工具书的出版周期长，使用的时间长，不可能一两年一变。如果汉字不对简化，为了保证工具书用字的规范，就要不断改版重印。但是，从我国目前的印刷技术条件和财力来看，是达不到上述要求的。这样，势必出现国家公布了新的简化字，但在已经或正在出版的大型工具书中仍然使用被简化的繁体字的局面，从而造成社会用字的混乱。”3、“从有利于目前计算机的汉字存贮考虑，也不需要再继续简化汉字。”

在新时期，汉字简化方案已推行三十年，但对于简化字和繁体字的不同看法依然存在。

周有光（1978）很早就意识到简化字带来的一些问题。他说：“简化笔画，不是有利而无弊的。笔画越简，近形越多。新造声旁，声调难准。同音代替，意义易混。笔画简化如果造成读音繁化、意义混乱、形体难辨，那就得不偿失。”“一个重大问题未能解决：学了简化字，能否不学繁体字？能否使小学生和中学生只接触简化字，不接触繁体字，等到进入大学以后再接触繁体字？没有正式的答案。但是，群众知道：不能！教科书以外，简化字读物少，繁体字读物多；一进图书馆，几乎是繁体字的世界。汉字的特点是：死而不僵，废而仍在。简繁并存，简繁都学，是否增加了负担呢？”

吴小如曾对青少年不识繁体字的后果感到担心：“流传了几千年的繁体字在我们青少年中还需不需要认识？如果可以不识繁体字，则本世纪（按指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任何一种报刊杂志和图书典籍将有无法查阅使用的可能，这对今后是很不利的。”（《新民晚报》1996-1-19）这个耽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简化字客观上形成海峡两岸用字的不统一。袁晓园在1988年提出“识繁写简”的口号。这个口号也受到一些激烈批评。

詹鄞鑫（1991）曾指出简化字中不合理的问题：“由于不能任意类推给学习和使用带来的不便几乎足以抵消由于简化带来的方便。用字不规范现象，相当一部分是由于类推错误所导致。”（p305）后来（2002）又从信息处理的角度对汉字简化历史作反思：“如果我们要对简化字作评价，并不是简单地把简化字跟繁体字作比较，而应该是对整个汉字体系，也就是增加了简化字的汉字体系，跟还没有增加简化字的汉字体系作比较。这样就会发现，简化字的推出大大地增加了汉字的总数。这不仅增加了汉字学习的负担，对计算机的汉字处理尤其不利。”“简化字（偏旁）类推原则势必造成计算机字符集的严重膨胀而且还不能应付使用。如果取消类推法，又将造成汉字偏旁体系的混乱和不统一，显然也是行不通的。”“在电子文本简化字和繁体字相互转换的时候，由于简化字和繁体字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就不能实现完全的自动化，不得不采用人工检查逐个判断处理。这就给计算机处理的效率提高带来极大的障碍。……这是简化字带来的又一个严重后果。”

对于关系亿万人民日常应用的汉字问题，出现争论不仅是正常的健康的，而且是必要的。真理从来就不害怕不同意见的争论。我们相信，经过历史的冲刷，真理必将越来越明。让我们引两段话作为结尾：

张志公（1984）：“汉字有功劳，有它特有的长处，并且凝聚着强烈的民族感情，所以许多人不肯改革。另一方面，到了清朝后期，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有很多知识分子，想通过科学来挽救祖国的命运。他们感到，我们国家之所以落后，……汉字难是很重要的原因。从这种感情出发，他们急于要改革汉字。这两种感情，一种要爱护汉字，一种要改革汉字，看上去是矛盾的，对立的，其实都是一个出发点：爱祖国。两种感情都是可爱的，都是可尊敬的，这正是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所看到的不同的方面实际上是统一的。所以在客观地探讨汉字的问题时，就要全面地、深入地、科学地加以考察，汉字到底有哪些有利因素，有哪些不利因素，不抱个人偏见，不带任何感情，这样才能实事求是。”

苏培成（1994）：“对汉字的前途，现在还不能做出结论，有待今后继续深入研究。近几年围绕汉字开展的学术讨论，加深了我们对汉字的认识，促进了汉字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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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集简称

语文政策 1976 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编《语文政策学习资料》，北京：北京大学（内部印刷）。

新时期 1987 全国语言文字工作秘书处编《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北京：语文出版社。

辩论 1958 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文字改革辩论选辑》，上海：新知识出版社。

第6篇

关键词：汉字理论 汉字起源 汉字性质 构形方式 演变规律

一、绪论

在人类文化史上，文字的产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人类已经从蒙昧步入文明。几千年来，汉字是世界范围内唯一没有间断发展的文字，在历史长河中，汉字经过多次演进，成为当代一种独特的文字符号类型。

汉字研究可以追溯到周秦，汉代《说文解字》的出现表明汉语文字学的正式创立，清代以说文四大家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把传统文字学发展到巅峰。20世纪各种古文字资料的大量出土，开拓了古文字学研究的领域。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推动了近代汉字学理论的探索和体系的构建。[1]

文字学学术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为今后如何确定研究方向、途径、方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开拓更多新的研究领域，取得超迈前贤的成就做了铺垫。本文是对近十年学术史的总结，反映了文字理论研究在各个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学术动态，标志着文字理论正在逐渐走向成熟。笔者主要从四个方面，即汉字的起源、汉字的性质、汉字结构或构形方式、汉字的发展演变规律[2]，对近十年的新成果作简略的概述。

二、汉字的起源

汉字的起源问题，历来倍受关注。近十年来，学术界出现了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他们阐述的角度不尽相同，现列举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

（一）阐释《说文》中观点

陈文敏根据甲骨金文研究六书，发现六书原来竟是一个“五步相生”的造字程序，而运用六书“相生”之法创造出来的甲骨金文(古汉字)群落则是一张连环相生、纵横交错、辗转相注、交互说史的古汉字关系网络。作者在书中明确申明，他是通过“古汉字关系网络”强大而严密的“文字互释功能”来揭示华夏文明发祥史真相的。[3]

刘薇、张松竹认为，许慎《说文》把八卦归入文字萌芽范畴，并非毫无根据；肯定文字诞生之前结绳记事的存在，并推测其可能对文字起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许慎不取天授汉字的神话，主张受鸟兽之迹的启示也是合理的。[4]

宋瑞卿立足于汉代班固和许慎的六书说的差异，从细目到次第，对汉字起源问题进行了一个合理、全面的认识。[5]

（二）时间角度

连登岗提到，汉字产生于距今10000年至4000年之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创制期，二是形成期。汉字创制于母系氏族时期，时间界限为距今10000年至5500年前后，这个时期的汉字属于当时华夏文字的一种。汉字成熟于父系氏族时期，即传说中的五帝时期，时间界限为距今5500年至4000年前后。[6]

包和平、黄士吉从考古学角度论证了后红山文化时期（新时期时代晚期）石棚山陶文的发现，表明四五千年以前的西辽河流域已露出了文明的曙光。据考证，创始汉字的是陶工，他与传说中的仓颉均为皇帝时人。陶文比殷墟甲骨文要早1000多年。[7]

（三）地域角度

李立新认为，伏羲依据河图洛书而画成八卦，形成中国最早的文字形式，并引发汉字的发明，最早的一批汉字应是族徽文字。从文献记载看，无论是伏羲画八卦、造书契，还是仓颉造字，都发生于中原地区。从考古发现看，中国四方远古文化在中原地区不断交汇、融合、发展、升华，首先在中原地区形成汉字体系，露出中华文明的第一线曙光。[8]

（四）符号学原理

叶其容指出，汉字符号的形成问题，应从它的前提条件讨论起：其一，远古汉语已经存在；其二，原始思维的发展；其三，原始造型艺术的发展；其四，社会的发展需要记录语言。具备这些条件，只是有可能产生汉字符号，但并不具有必然性。[9]

（五）特殊形态

在汉字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几种特殊的形态。庄建东提到，作为皇帝的史官，仓颉造字说是基本可信的。“仓颉”是结绳记事向符号记事过渡时的一种形态，仓颉因发明这种形态而得名。[10]

王立民认为陶文符号和图形是汉字的萌芽期，金文徽族和“集形短句”是汉字的初始期，殷商时代金文及甲骨文是汉字的成熟期。从金文中保存下来的族徽和“集形短句”看，可以推测出在陶文符号、图形与甲骨、金文之间的文字应是与族徽和“集形短句”相同的形态。[11]

（六）宏观角度

连登岗认为，汉字包含于华夏文字之中，探讨汉字的起源，应该把视野扩大到华夏文字的范围，且要考虑到关乎文字起源的诸多方面。例如文字起源于社会治理、文化传播的需要；文字产生于农业经济确立、氏族公社出现之后；文字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华夏文字起于多源，汉字是华夏文字多元起源的优胜者。[6]

（七）考古学角度

黄德宽从考古学的角度，通过对商代后期甲骨文发展水平的论证，确立探讨商代前期文字的起点。他认为甲骨文是一种经历了较长时间发展、功能完备、成熟发达的文字符号体系，它不仅是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符号，也是迄今为止可以确定的汉字进入成熟阶段的体系完整的文字样本。此外，他还获得了关于商代前期文字发展情况的基本结论，如：夏商周在文化上有相当程度的共性特征，三代使用的文字属于同一体系；商代前期陶文可以作为考察汉字体系发展的珍贵样本，它们对衡量各阶段文字发展水平具有珍贵价值；商代前期的文字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其后各时期陶文符号的相同性大于差异性，这也进而证明当时的文字已发展到成体系的成熟阶段。[12]

对于汉字起源问题的讨论，一方面寄希望于新资料所提供的新线索，汉字起源研究和考古历史研究是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不同民族文字起源的比较研究将是寻求研究突破的重要途径，这方面的研究虽有了新的进展，但作为汉字研究的重大疑难问题还将长期被关注。

三、汉字的性质

汉字性质问题是汉字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核心。20世纪关于汉字性质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四种争论：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提出的表意文字说，周有光最早提出并比较系统论证汉字的意音文字说，姚孝遂提出的表音文字说，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和赵元任分别提出的表词文字说和语素文字说。[13]关于汉字性质的争论几经高潮，近十年，有代表性的争论有以下几家：

（一）“三方面”说

张玉金对于汉字的性质是遵照“三方面”说提出的。提出“三方面”说的是王伯熙，他在《文字的分类和汉字的性质》一文中指出，可以从“文字的符号与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文字的符号形式”、“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这三方面去讨论一种文字的性质。[14]张玉金由此得出结论：古文字阶段的汉字是语素+形意音+图符文字，隶楷阶段的汉字是语素+意音区别+字符字。[15]

张爱萍也是从三方面对汉字性质进行了阐述：汉字是理据性和审美性完美结合的形体结构；从文字单位和语言单位的关系来看，一个汉字就是一个独立音节；从字形层面考察汉字特点，汉字是方块字。[16]

（二）“两方面”说

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提出“两方面”说。裘锡圭认为，考察文字的性质，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方面是看一种文字使用什么字符，字符包括意符、音符和记号是第二方面即看文字在所表达语言中是什么单位，裘锡圭认为汉字应称为语素――音节文字。[17]

（三）构意文字说

李剑影提到裘锡圭关于汉字性质的两个观点：汉字是语素―音节文字、意符音符记号文字，并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用图表的方式综合两个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汉字是构意文字。[18]

（四）构形原则说――表意体系文字

郑振峰认为汉字的性质只能根据它的构形原则，而不能根据文字体系中单个符号与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确定。它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形体与意义之间存在着理据性。[19]李莹也认为，汉字性质应该从汉字构形原则的角度出发，把汉字概括为具有一定表音功能的表意体系的文字。[20]

（五）共时历时说

项科旭提到，汉字的性质是表意文字，这是运用共时方法得出的正确结论之一；若从历时的角度看，汉字的性质应从汉字构形方式的演进方面进行考察。两者不应互相排斥，应合理共存。[21]

（六）语素文字说和意音文字说

寇延年对裘锡圭提出的意符音符记号文字说提出几点质疑，认为赵元任等提出的音素文字说和周有光提出的意音文字说是比较合理的。[22]

（七）符号工具说

连登岗提到文字的性质应该这样表述：文字是视觉图形符号与语音听觉符号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人工制作的以视觉图形为存在形式的主要充当语言符号、同时也兼备思维符号、物象符号、艺术符号、文化符号等功能,以系统为其结构形式的社会交际不断发展变化的认识工具。[23]

（八)批判周有光意音说

仝国斌提到，不少学者在汉字性质表意、意音甚至表音的选择上纠缠不休，皮尔士的三元符号模式能有效地帮助我们走出这一困境。事实上，表意和表音是记录语言的方式不同，符号抽象化的程度不同而已。意音文字的提法不科学，因表意表音本身就处于“理据性理据性・约定性约定性”的符号链中。表意文字是最大强度的理据性与最大限度的约定性的完美结合，表音文字是最大强度的约定性与最小限度的理据性的完美结合。[24]

近些年，也有学者针对性质定义不一的情况作出一些思考，例如，王德寿对汉字性质研究中的一些主要的不同观点进行了介绍，并提出了汉字性质研究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25]杨世铁也提出了解决汉字性质问题的五点意见；讨论汉字的性质，不能只就汉字论汉字问题；不能撇开汉字和汉语的关系；要兼顾汉字发展的几种字体；不能只就汉字构成方式之一种来认识；不适合从文字发展阶段的角度来认识。[26]

关于汉字性质认识之分歧的产生，往往是由于讨论问题所依据的材料、理论根据、研究方法等的不同造成的，在进一步研究中应注意对各种不同的意见予以合理的吸收和整合，作出更符合汉字实际和理论逻辑的阐述。

四、汉字结构或构形方式

汉字结构或构形方式的研究是中国文字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六书”作为最早阐释汉字结构原理的理论，在汉字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不可磨灭的功绩；但“六书”本身又存在着很大的局限，现代学者相继提出“三书说”，动摇了“六书”的绝对权威地位。[27]随后，刘钊古文字构形学，黄德宽构建形声谱系，王宁构建汉字构形理论，李圃字素理论使汉字结构理论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一）新“三书说”

陈梦家在其《殷墟卜辞综述》的“文字”章里提出了他的新“三书说”：象形、假借和形声。裘锡圭在其《文字学概要》里也提出了“三书说”：表意字、假借字和形声字。[17]裘锡圭对汉字结构的研究全面深入，举例丰富，分析精确，材料可靠，表明汉字结构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刘钊古文字构形学

刘钊在《古文字构形学》中第一次把对古文字构形的研究称作“古文字构形学”。在书中，刘钊分析了甲骨文、早期铜器铭文的构形特点，介绍了西周金文中“声符”的类型、 “变形音化”、“一字分化”以及古文字中形近易混形体的区别形式等构形规律，还总结了古文字考释方法和古文字构形演变条例。“古文字基本构形构成演变谱系举例”、“秦汉篆隶资料在古文字构形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古文字考释举例”三部分则是用来检验上述理论的实践性工作。[28]

（三）黄德宽构建形声谱系

黄德宽的博士学位论文《古汉字形声结构论考》以殷商到秦汉的古汉字形声字为研究物件，比较全面地考察分析了形声结构及其发展，揭示出形声结构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等。[29]他主编的《古文字谱系疏证》对同声系内部具有亲缘关系的同源字进行考辨确认，试图比较全面地揭示古文字阶段汉字体系内部字际关系，为进一步揭示汉字发展演变规律奠定基础。[30]他还提出，不同汉字构形方式构成一个互补的系统，从历史的、动态的角度可以看到这个系统内不同的构形方式此消彼长，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并经历着内部的功能调整。[31]

（四）王宁构建汉字构形理论

王宁汉字构形学理论的核心是，用系统的观点看待汉字，用系统的方法描写汉字，用系统比较的方法观察和总结汉字的历史发展和演变的规律，认为汉字构形的基本元素是“形位元”。在汉字使用的每个历史时期，“形位的数量都大致在250－300个左右，它们分别或完全具有表音、表义、表形、标示四种功能”。几百个形素又可以组成上万个汉字；汉字的结构方式主要有两种：层次结构与平面结构。汉字有五类属性：汉字的基础构件在不同汉字中具有不同的功能；汉字的基础构件有不同的组合样式；汉字构件的组合过程；结构的级层数和各级构件；汉字的构形模式。[32][33]

（五）李圃提出字素理论

李圃在《甲骨文文字学》中指出：字素问题是基于汉字与汉语语素之间的关系提出来的。字素系统由静态系统和动态系统共同构成。字素的静态系统指字素进入造字过程以前的字素系统，字素的动态系统指字素进入构字过程之中的字素系统。一个合体字结构类型的分析要以语素的音义为出发点和归着点去确定字素及其组合的上位层次，即直接显示语素的音或义的层位。[34]

由于历代汉字资料极为丰富，汉字结构的研究最有可能取得突破，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许多研究古文字的学者满足于依据旧说而就字论字，他们关注的重点并不是文字学理论问题；而研究语言文字学的学者对古文字资料和研究成果钻研、吸收不够，从而影响了理论的总结和深入探讨。全面研究分析历代文字尤其是古文字资料，是汉字结构理论研究获得新的突破性进展的关键。

五、汉字的发展演变规律[35]

汉字发展演变的研究，一方面在字体形态发展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新成果，另一方面学者们突破长期以来只注重描述形体发展的局限，开始致力于揭示汉字内在的发展变化。例如，讹变与讹混、双声符字、饰笔、借笔、规范问题等等，将建立单个汉字发展历史档案和汉字系统发展沿革谱系、描述并揭示其发展演化轨迹和发展规律作为研究的重点。

（一）字体形态演变

1.隶变研究

刘凤山的博士论文《隶变研究》对“隶变”问题作出阐释，细致地描述了各个阶段的特点。[36]张晓明对春秋金文字体的演变规律、特点以及原因作了考察。[37]杨宗兵考察了出土的秦文字材料，认为秦文字“草化”不仅完全属于自然书写状态下的“草书萌芽”，而且与“狭义草书”相距不远，对汉代草书的形成与趋于成熟具有“导源”意义和“示源”作用。[38]于丽萍阐述了汉字构形的发展和字体的演变之间的关系。而今文字阶段字体的发展演变破坏了汉字的构形理据，使构形系统不断地进行调整以实现新的平衡。[39]

2.字体演变总规律

王宁提到汉字字体演变总规律，字体风格的形成由微而显，两种主流字体交替必有一个过渡带。类别风格常被说成是个人的创意，言小篆则以李斯、许慎为代表，言隶书则以程邈为代表。字体形成的渐变说，对汉字学、汉字史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40]

3.古文字发展谱系

黄德宽以国家“九五”重点项目“商周秦汉汉字发展谱系研究”为阵地，组织课题组成员在2005年完成最终成果《古文字谱系疏证》。它科学地揭示了汉字发展的规律，为汉字发展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疏证》的出版必将为中国文字学的研究带来新气象。[41]

（二）讹变与讹混

文字形体讹变问题在这一时期得到更加深入的研究。古敬恒、李晓华从形近相混、字形的离析与粘连、误形为音三个方面探讨讹变的原因并追溯了讹变形体所折射出的文化意蕴。[42]沙宗元分析了这两类讹变在古文字各个阶段的情况。[43]魏宜辉用大量字例论证了楚系简帛文字形体中笔势变化讹变、简省讹变、增繁讹变等六种类型的讹变现象。[44]方勇细致地分析了战国楚文字中31组形近偏旁混同现象。[45]闫华梳理出“西”、“勺”、“百”等字及与之相关诸字的讹变脉络，并总结归纳了支配这些讹变现象的规律。[46]

综上来看，“讹变”与“讹混”、“变形音化”这三个概念还没有得到严格的区分。刘钊在《谈讹混》中指出：“‘讹变’既包括独立的字和偏旁的讹变，也包括笔划的讹变，而发生‘讹混’的构形因素基本是指可以独立的字和构形偏旁；‘讹变’一般是指构形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大都是不能逆转的单向发展，而‘讹混’则不光有单向的发展，还有两种形态之间的混用，有时是可以互换的双向互动。”[45]“变形音化”是人有意识地对一个字的形体的一部分进行改造[28]，而“讹变”则是无意识的，发生讹变的形体可以是笔划、偏旁，也可以是独立的字。

（三）双声符字

刘钊在其博士论文《古文字构形研究》中指出：双声符字是指一个形体的两个构形因素，对于所记录的词来说都是标音的声符，而没有形符、意符或其他别的成分。[28]陈伟武将双声符字分为两类，同时在考辨一些字例的基础上，他还阐释了双声符字的结构原理、双声符字与形声字的关系等问题。[47]许文献深入细致地考察了十二例楚文字中的双声符字。[48]宋鹏飞指出了一些殷周金文中的纯双声符字例。[49]黄丽娟也把双声符字纳入其研究范围，指出了七例双声符字及其来源。[50]黄天树指出了甲骨文中的双声符字。[51]

（四）饰笔

刘钊在其博士论文《古文字构形研究》中指出：饰笔，又称装饰笔划、羡画、赘笔，是指文字在发展演变中，从对形体美化或装饰的角度看，添加的与字音字义都无关的笔划，是文字的羡余部分，并在最后在第十四章“古文字构形演变条例”中他总结出二十一条关于“饰笔”的演变规律。[28]

张振林考察了商、周、春秋、战国一直到秦期间文字的发展及使用情况，认为羡符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在隶变期间还存在饰笔、羡符，只是未规范的古文字的孑遗。[52]

湛玉书将文字羡余现象分为字素、非偏旁构件、表意偏旁羡余三类，又进一步指出文字羡余现象的五种成因：为增强文字形体的区别性、为求字义表达的彰显性、因文字类化、受民族心理文化因素的影响、因书写习惯等而增加羡余成分。[53]

（五）借笔

吴振武的《古文字中的借笔字》是最早的关于借笔的专题性文章。他认为古人写字用借笔，求简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有时可能也有“玩”的意思。[54]

刘钊的《古文字中的合文、借笔、借字》在理论上对“借笔”作了进一步探讨。他认为：借笔是古文字为书写简便而产生的一种变通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装饰化的意味。[55]

（六）规范

龚嘉镇提到新时期的汉字规范的重点需放在现代汉语通用字种的分级定量和简繁对应上。[56]潘文国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汉字规范问题。[57]王宁指出，在规范汉字表研制的过程中，对汉字简化的怀疑论也再次提出。[58]费锦昌认为现代汉字规范的两个热点问题：偏旁类推简化、“同音代替”简化。[59]黄德宽认为汉字应用中“繁、简二元并存”是客观存在的现实。[60]王宁提出制订规范汉字表的重要性与迫切性。[61]沙宗元认为对汉字的规范和统一既是本身职能的必然要求，也是汉字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主流倾向。汉字系统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出在多因素制约下相对平衡、稳定的状态。[62]

汉字发展历史的研究，目前已具备较为充分的条件，今后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汉字系统内在发展规律的揭示和断代研究两个方面。开展这项工作时正确确定汉字发展研究的视点也显得尤为重要。从哪些角度、依据什么标准来衡量汉字的发展，是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前提问题。

六、结语

以汉字为研究对象的汉字理论研究，是21世纪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时显著的学科之一，各个方向发展的全面性，研究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已发表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非常引人注目，呈现出良好势头。但是总体来看，汉字理论研究仍是较为薄弱的环节，无论重视程度还是所取得的成果，都与汉语文字学整体的发展不相适应。世纪之交，汉字理论研究呈现出的新态势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新世纪的研究水平会跨入开拓创新、科学建构自身学科体系的新阶段。

注释：

[1]黄德宽：《汉语文字学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6页。

[2]黄德宽：《从转型到建构：世纪之交的汉字研究与汉语文字学》，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第3期，第9-12页。

[3]陈文敏：《汉字起源与原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4]刘薇，张松竹：《从析许慎关于汉字起源的理论》，说文解字，2008年，第8期，第308-309页。

[5]宋瑞卿：《汉字起源考略》，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6期，第34-35页。

[6]连登岗：《华夏文字与汉字的起源》，青海师专学报（教育科学），2009年，第6期，第36-44页。

[7]包和平，黄士吉：《原始陶文――汉字的起源》，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7期，第93-96页。

[8]李立新：《试论汉字起源于中原地区》，中州学刊，2010年，第9期，第186-189页。

[9]叶其容：《从符号学看汉字的形成》，咬文嚼字，2010年，第1期，第62-63页。

[10]庄建东：《汉字起源新说――“仓颉”：结绳记事向符号记事过渡时期的记事方法》，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8期，第105-109页。

[11]王立民：《“集形短句”――汉字形成过程中由萌芽到成熟的重要形态》，北方论丛，2005年，第5期，第60-63页。

[12]黄德宽：《殷墟甲骨文之前的商代文字》，《中国文字学报》（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13]郑振峰：《20世纪关于汉字性质问题的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第62-67页。

[14]王伯熙：《文字的分类和汉字的性质》，中国语文，1984年，第2期，第108-116页。

[15]张玉金：《论汉字的性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9期，第65-68页。

[16]张爱萍：《汉字性质与汉字类型研究的辨正》，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7期，第87―89页。

[17]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页。

[18]李剑影：《论汉字的性质――裘锡圭之读后感》，安康师专学报，2004年，第2期，第44-45页。

[19]郑振峰：《“六书”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兼评王宁先生的汉字构形理论》，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35-39页。

[20]李莹：《浅议汉字的性质》，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12期，第64-66页。

[21]项科旭：《汉字性质的共时和历时观》，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第57―60页。

[22]寇延年：《再论汉字的性质》，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31页。

[23]连登岗：《关于汉字的性质》，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21页。

[24]仝国斌：《汉字性质的符号学观照》，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52-56页。

[25]王德寿：《关于汉字性质研究的一些思考》，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0期，第110-115页。

[26]杨世铁：《有关汉字性质研究问题的几点认识》，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11期，第117-119页。

[27]张先坦：《“三书说”比较说略》，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108-113页。

[28]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9]黄德宽：《古汉字形声结构论考》，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6年。

[30]黄德宽：《对古代文字发展沿革内在关系的探索与揭示――关于》，学术界，2005年，第292-295页。

[31]黄德宽：《汉字构形方式的动态分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7期，第1-8页。

[32]曾昭聪：《王宁学术思想述略》，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69-75页。

[33]王宁：《系统论与汉字构形学的创建》，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0年，第3页，第15-21页。

[34]李圃：《甲骨文文字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

[35]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2辑)(繁体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36]刘凤山：《隶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37]张晓明：《春秋战国金文字体演变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版。

[38]杨宗兵：《秦文字“草化”论析》，《汉字研究》（第1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537-544页。

[39]于丽萍：《汉字构形的发展与字体的演变》，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00-103页。

[40]王宁：《汉字字体研究的新突破――重读启功先生的》，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第25-29页。

[41]党怀兴：《构建汉字形体流变谱系》，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80-83页。

[42]古敬恒，李晓华：《试析古文字的形体讹变》，江苏大学学报，2005年，第70页。

[43]沙宗元：《古汉字字形讹变现象初探》，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44]魏宜辉：《楚系简帛文字形体讹变分析》，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45]方勇：《战国楚文字中的偏旁形近混同现象释例》，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46]闫华：《古文字中的讹变现象举要》，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47]陈伟武：《双声符字综论》，《中国古文字研究》（第1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339页。

[48]许文献：《战国楚系多声符字研究》，彰化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49]宋鹏飞：《殷周金文形声字研究》，台湾成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50]黄丽娟：《战国多声字研究》，《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184页。

[51]黄天树：《殷墟甲骨文“有声字”的构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六本）（第二分册），2005年版。

[52]张振林：《古文字中的羡符――与字音字义无关的笔划》，《中国文字研究》（第2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53]湛玉书：《论文字羡余现象》，语言研究，2005年，第64-66页。

[54]吴振武：《古文字中的借笔字》，《古文字研究》（第20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08-337页。

[55]刘钊：《古文字中的合文、借笔、借字》，《古文字研究》（第21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97-410页。

[56]龚嘉镇：《关于新时期汉字规范问题的思考》，中国语文，2005年。

[57]潘文国：《从语言学角度谈汉字规范研究》，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第2期。

[58]王宁：《从汉字改革史看汉字规范和“简繁之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1期，第42期。

[59]费锦昌：《现代汉字规范的两个热点问题》，渤海大学学报，2007年。

[60]黄德宽：《论汉字规范的现实基础及路径选择》，语言文字应用，2007年，第11期。

[61]王宁：《再论汉字规范的科学性与社会性――关于制订规范汉字表的思考与建议》，语言文字应用，2006年，第11期。

第7篇

【关键词】汉字；汉字教学；对外汉字教学

一、对外汉字教学研究综述

自1958年以来，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发展迅速。“对外汉语教学”既指在中国进行的对外国留学生的汉语教学，也指现在风靡全世界的汉语教学，同时也包括我国国内少数民族的汉语教学。“对外汉字教学”是仿造“对外汉语教学”的名称，卞觉非（1999）认为“对外汉字教学是指以外国人为对象的，以现代汉字为内容的，用外语教学方法进行的，让目的语为汉语的学生掌握汉字运用技能的教学活动，它是‘对外汉语教学’的组成部分，汉字文化教学不是对外汉字教学的主要任务。其根本目的是讲清汉字的音、形、义，帮助学生读写汉字，学习和掌握汉语”。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教学既是教学的重点，又是公认的教学难点。汉字作为汉语的记录载体和符号，是留学生学习汉语及汉文化的基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汉语教学界对汉字教学的重要性有了越来越多新的认识，并且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对目前研究现状的全面认识，是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基础。笔者查阅了大量相关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对其进行了分类综述，以期总结成果、展望未来，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二、对外汉字教学理论的探讨和研究

1.对外汉字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重要性的理论探讨

原北京语言学院（现改名为北京语言大学）校长、两届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吕必松先生（1999）从汉语与汉字的关系出发，提出“建立书面语言教学系统是改革汉字和汉语教学的当务之急”和“提高汉语教学效率的必由之路”。更加明确地从理论上确立了汉字教学的重要地位，为以汉字教学为基础的书面语言教学建立独立的系统提供了理论支持。

胡文华在其著作《汉字与对外汉字教学》一书中，从古到今汉字与汉语的密切关系的角度出发，阐释了汉字如何体现汉语的需要以及两者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

2.对外汉字教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对外汉字教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始于20世纪后期。上世纪70年代，有关学者就进行过题名为“直接用汉字教语音和汉字教学提前”的实验，这些实验初步证明“一开始就教汉字和直接用汉字教语音是可能的”（吕必松，1990年）。这项实验应该是关于我国对外汉字教学的最早探索，它的意义在于对后来学界关于“单独开设汉字课”提法提供了启发。最近几年，学者们就“单独开设汉字课，使用专门的对外汉字教学教材”已经基本达成共识。汉字教学的理论系统也逐步完善起来。然而最早为对外汉字教学建立理论体系的是吕必松先生。他在其著作《对外汉语教学概论》中提出了有关汉字教学的基本准则和方法。这些准则和方法至今仍对教学和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胡文华在其著作《汉字与对外汉字教学》中，提出了以下几点关于汉字教学的理念。

（1）要充分考虑汉字与汉语的关系以及汉字本身特点。具体有以下几层意思：

①厘清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对汉字教学理念的形成尤为重要。她认为汉字与汉语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到我们现在用的《汉语大字典》、《新华字典》。这些字典的存在，证明汉字不是单纯的记录符号，是词典无法替代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汉语教学，尤其是汉语书面语教学，汉字的教学应该首当其冲。②熟悉汉字本身的性质和特点，能使汉字教学抓住要害。汉字最大的特点是字形以表意为主。在进行汉字字形认知时，往往要以部件为主，因为部件蕴含着一定的汉字音义信息，并且部件对汉字构形层次的分析十分重要。

（2）要分析和总结学生学习汉字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学生很难掌握汉字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汉字与汉语的关系结合得太紧密了，学生如果理解了汉字的形音义之间的种种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学生就已经了解了汉语思维方式的一些特点，了解了汉语书面语中语素或单音词的一些特点。

3.对外汉字教学原则和方法的理论探讨

（1）重视对外汉字教学的层次性。潘先军（2005）认为“对外汉字教学具有层次性，认识到了这种层次性并依据不同的层次的特点开展教学，融不同理论流派、多类教学方法进行灵活实用的汉字教学，达到汉字不再成为汉语学习拦路虎的良好效果”。

（2）重视汉字的理据性。李宝贵（2005）认为汉字具有理据性，汉字的理据表现为部件和字音、字义之间的联系。比如“森”，是由三个“木”组成的，用它代表“树多”的意思。“湖”两个偏旁，一个表义，一个表音。这样的字都体现出了汉字的理据性。“依照汉字的理据性去教学，特别是利用汉字中大量的形声字义、音提示去认知、理解、记忆汉字，是很好的办法。”

4.郭圣林和梁社会（2006）认为对外汉字教学还要注意以下几个原则

（1）“要因材施教，分类指导”。针对汉文化圈和非汉文化圈的留学生要采取不同的施教方法。

（2）“循序渐进，先易后难”。这个原则体现为在汉字教学中从独体字到合体字，从笔画笔顺、部件到整字，从象形字、指事字到会意字、形声字，从最常用字、次常用字到不常用字的顺序逐渐展开施教。

（3）“音义结合，形成系统”。由于汉字中大部分是汉字，在教学形声字时，有意识地将同形符的汉字系联到一起，可以充分展现汉字作为表意体系文字的特点，引导学生掌握文字学意义的偏旁、部首。

三、对外汉字教学方法的实践和探讨

对外汉字教学最根本的落脚点是“教”和“学”。因此，对于具体教学实践中方法的研究和探讨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个重点。

1.从形体入手加强对外汉字教学

尤浩杰（2003）利用北京语言大学“汉语中介语语料库”，通过实验和大量的数据统计分析，认为“非汉字文化圈学习者对高频汉字的加工只经历笔画和整字两个层次，对低频汉字的加工则经历笔画、部件和整字三个层次，且他们的加工方式主要是序列加工而非平行加工；汉字的独体、包围、横向、纵向四种结构类型中，横向结构是学习者最难掌握的一种结构类型”。由此提出了关于非汉字文化圈学习者汉字学习分阶段假设。

兰碧仙（2010）认为进行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需要充分地了解现代汉字的结构类型，要重点讲授有形可依、有音可类推的汉字部件，让留学生树立起形、音、义等类的概念”。这样对于提高留学生对汉字的自我辨识能力，从而提高他们的自主学习的能力，培养浓厚的学习兴趣。

北京语言大学“外国学生错字别字数据库”课题组（2006）将“充分利用语料库和数据库技术手段，客观反映外国学生在汉字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错字别字现象，为对外汉字教学的各项专题研究提供一个以大量真实文本和原始字形为基础的数据系统和信息平台，并倡导在此基础上全面开展基于数据库的外国学生错字别字类型、频率与分布等方面的系统研究”，实现了促进汉字理论研究与汉字教学实践良性互动的目的，从而也提高对外汉字教学的水平与质量。

2.注重汉字部件对于对外汉字教学的重要意义

吕振华（2009）强调牢固树立“部件意识”有助于很好地破解汉字教学的难题。“在处理一个个汉字的时候，以部件为切入点，不失时机地借鉴汉字或象形或指事或会意或形声的构形规律，把‘部件’意识渗透到不同类型的汉字中去，让汉字构形的理据作为学习者掌握汉字的‘支点’和‘把手’”。在对外汉字教学中，不仅汉语语言教师要树立“部件意识”，还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部件意识”，并且要区分不同汉字背景的学习者，在学习汉字的起始阶段就能通过培养“部件意识”尽快熟悉汉字的性质和特点。

崔永华（1997）在《汉字部件和对外汉字教学》一文中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并从对外汉字教学的实践出发，通过分析《汉语水平考试词汇大纲》中所使用的汉字以及构成这些汉字的部件，说明了利用汉字部件进行汉字教学的可行性及相关的一些问题。从理论上讲，对外汉字教学主要有笔画教授、部件教授和整字教授三种方法，由于整字教授对于汉语初学者难度太大，而笔画教授又显得过于零碎，因此，部件教授成了相比较之下最理想的教授方式。崔永华通过“分析依据――假设――运用心理学理论的分析讨论”三个步骤，认为部件教学是可行的，但是也存在适用条件。

四、对外汉字教学汉字习得研究

江新、柳燕梅（2004）通过分别研究拼音文字学习者、表意文字学习者和汉语学习者汉字书写错误类型以及23名外国学生在自然写作中出现的汉字书写错误类型，探讨了汉字书写法知识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得出了如下结论：“①在书 写错误中错字比别字多，但随着识字量增加，被试汉字书写中的错字错误减少，而 别字错误增多。②在全体汉字书写错误中，由字形相似导致的错误多于由字音 相似导致的错误，但随着识字量增加，被试汉字书写中的字形错误减少，而字音错误增多。在别字错误中字形和字音错误也存在类似的趋势。”

陈慧、王魁京（2001）通过分析一个具体的实验研究来了解外国学生识别形声字的情况，并对不同汉语水平学生识别形声字的情况进行对比，以了解外国学生学习形声字的阶段性。最后得出结论：“学汉语的外国学生加工形声字的特点与本民族语文学习者加工形声字的特点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外国学生能较快意识到形声字的声旁具有表音作用（学习汉语约半年左右），同时也能较快地意识到形声字声旁的局限性（学习汉语一年左右），但他们对形声字进一步精细加工的能力还没有发展起来；外国学生识别形声字的语境效应不显著，主要是因为他们心理词典里的储存物是以词的形式存在的。”

肖奚强（2002）将外国学生的汉字偏误分为成系统的偏误和不成系统的失误，并且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必然的联系。“因此在进行偏误分析之前，我们必须对分析对象进行精心的甄别和筛选，将那些彼此孤立的、不具有语言习得的系统性和规律性的失误排除出去，而分析那些成系统的、有规律地联系着的偏误。这样的分析从理论上说，可以发现语言的习得规律并深化我们的认识；从实践上说，可以帮助我们预测和避免偏误，指导教学。”

李香平（2008）对留学生高级班汉字课汉字知识教学与教材编写进行了研究，认为高级班汉字理论知识教学的内容应该包括“构形规律基础性知识；书写、认读、识记等技巧性知识；有关汉字历史、文化等扩展性知识”。高级班汉字理论知识教学的目的是“帮助学习者建立字形、音、意的内部网络，从量和质两个方面真正掌握汉字系统；培养和提高学习、运用汉字的能力”。高级班汉字教材中汉字知识编选的原则有“针对性原则、适用性原则和趣味性原则”。

五、对外汉字教学现状的思考与未来展望

杨丹珠（2009）认为对外汉字教学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环节之一，目前处于比较滞后的状态，影响了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工作的进程。主要体现在“对外汉字教学论文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所占比例很低。在教学方面，很多汉字教学还只是附着在综合课里随文识字，没有开设独立的汉字教学课，更多的汉字练习只能是学生在课下独自完成。即使在部分开课单位，汉字教学也缺乏总体设计，更缺乏适应的教材，尤其是对汉字教学法没有进一步深入探讨”。针对这些问题作者提出来了一些相应的对策和方法：“偏旁分析法，部件分析法，图表教授法，汉语拼音注音识字法，汉字构词、组词法，结合例字教授法。”

卢（2008）从对外汉字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性及汉字学习的重要性的角度出发总结出对外汉字教学的现状。作者认为对外汉字教学的现状是硬件设施跟不上，传授方式单一，汉字课教材与其他课教材不配套，老师用的教材也与学生用的不一样等。针对这些问题，作者提出了一些建议，“多媒体方式和传统方式结合授课；增加、错开安排时间；学生的学习起步时间应基本一致；教材应与其他课配套，师生的教材应相同。”

李大遂（2007）对对外汉字教学进行了回顾与展望。作者以第五届国际汉语讨论会为界点，总结了在此之前与之后的对外汉字教学特点，并对对外汉字教学前瞻进行了分析，总结为以下几点：“‘字本位’与‘词本位’的讨论将逐渐展开；字音和字义的教学与研究将受到重视；不同层次的独立的汉字课将迅速发展；汉字形音义系统性及其在教学上利用的研究将得到深入；外国留学生汉字认知规律研究将进一步加强；继续尝试编写以汉字教学为纲的基础汉语教材并付诸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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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江新、柳燕梅：拼音文字背景的外国留学生汉字书写错误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2004（1）

[21] 陈慧、王魁京：外国学生识别形声字的实验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2001（2）

[22] 肖奚强：外国学生汉字偏误分析[J].世界汉语教学，2002（2）

[23] 李香平：留学生高级班汉字课汉字知识教学与教材编写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8（4）

[24] 杨丹珠：对外汉字教学的现状及相应的对策分析[J].教育探索，2009（12）

第8篇

中国是一个崇尚文字的历史古国。远在周代，宫廷教育的科目设“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其中“六书”是识字教育，汉代郑众说，“六书”即是“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1］。它是周代小学教育科目中最早教授的［2］。这说明，周代不但有了识字教学的科目，而且已经产生了分析汉字形体结构的科学。

汉人称文字学为“小学”，在经今古文斗争中，一批古文经学家利用汉字因义构形的特点，把分析汉字形、音、义作为解读儒家经典的津梁，使文字学取得了与儒家经学相应的地位。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做出了“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有名论断，汉字在中国文化传播中的崇高地位已确定无疑。

汉代为汉字确立的这种崇高地位，经过历代科举制度的强化，借助诸多名人书法的传扬，又由于被汉字书写的典籍越来越多，汉字用于外交政务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因而日趋巩固。只要看历代纂集“小学”专书数量之多，就可以知道前人对汉字的重视。自全面整理、确立汉字形义统一原则、描写汉字总体系统的《说文解字》之后，正字（规范）之书如《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广存异体之书如《碑别字》，搜集俗字之书如《龙龛手鉴》……一代一代，编纂无穷。汉字变成每一时代首先需要关注的一种解读前代文化、书写当代文化、存于后世文化的工具，它自己也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要素。

封建时代宫廷和上层文化对汉字的崇尚，在变成一种统治文化的观念后，对群众的影响是无形的。民间的“敬惜字纸”之风，便是这种崇尚汉字的观念对民众心理的浸透。

18—19世纪清代的乾嘉学者，继承和发展了汉、唐的经学和小学，通过对大量古文献的爬梳，对汉字学做出了卓绝的贡献，使识字、写字、正字、解字、读字都回到了《说文解字》的标准，他们站在学术的高度，使传统的汉字观得到又一次的巩固。

二

19—20世纪之交关于汉字争论的第一次高潮，就是在上述强大的传统势力笼罩下展开的。

首先去摇撼传统的汉字观念的，是清代末年极少数懂得西方拼音文字又关注教育普及的知识分子。他们发动了切音字运动，尖锐地指出，一旦向民众去普及教育，汉字的繁难便成为最大的障碍。尝试过科举又专攻过英语的卢戆章（1854—1928），在1892年，写成了第一个中国人创造的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一目了然初阶》。在这一方案的原序中，他发出了“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下之字之至难者”的感慨［3］。

在卢戆章之后的王照（1859—1938），维新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避难两年，受日本假名字母的启发，1900年秘密回国后，用笔名发表了双拼制假名式拼音方案《官话合声字母》。

从两位切音字运动代表人物的主张，可以看出他们普及教育、振兴国家的爱国主义初衷。他们都认为汉字繁难，民众无法坚持学习，需要有帮助学习的拼音字母来减少难度。

卢戆章和王照除了说明表意汉字字数多、笔画多、缺乏可归纳性因而难于记忆外，还指出了汉字难学的另一个原因，这就是它经过太厚的历史积淀，保存了大量古代的形、音、义要素，又被复古者蓄意固化，不使与现代契合，遂使汉字难上加难。王照的以下论述非常尖锐。他说：

且吾国古人造字，以便民用，所命音读，必与当时语言无二，此一定之理也。语言代有变迁，文亦随之。故以孔子之文较夏殷则变易句法，增添新字，显然大异，可知亦就当时俗言肖声而出，著之于简，欲妇孺闻而即晓，无文之见存也。后世文人欲借此以饰智惊愚，于是以摩古为高，文字不随语言而变，二者日趋日远，而因无文字为语言之符契也。［4］

王照的这一论述所以深刻，在于他批判汉字繁难时，并不绝对指责汉字客观上的弊病，而是更加强调了“饰智惊愚”的复古思潮在主观上加深了汉字学习的难度。根据这一说法，汉字的繁难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克服的。

两位代表人物都不主张废除文字，只主张以切音辅助汉字教学。卢戆章和王照的切音方案，由于不涉及汉字的存亡问题，在当时属于平和执中之论，所以推行的阻力并不十分大。特别是王照的官话字母，曾一度推行甚广。但就理论的论争而言，他们并不居于前沿。19—20世纪之交关于汉字论争最激烈的，应属吴稚晖与章炳麟各代表一方的论争。

1908年，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主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第四号，发表了吴稚晖的《评前行君之“中国新语凡例”》一文，鼓吹中国应废除汉文汉语，改用“万国新语”（即Esperanto　世界语）。同年，章炳麟发表了万言长文《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5］，对汉字的优劣和是否能够废除的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在这篇长文中，章炳麟驳斥了“以象形字为未开化人所用，合音字为既开化人所用”［6］的说法，指出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和国家，从他们的文化看，并不都优于使用汉字的中国。同时指出，是否能普及教育，在于政府是否重视和认真推行，归咎于文字的优劣是难以说服人的。他明确提出了汉字与拼音文字优劣互补的主张：“象形之与合音，前者易知其义，难知其音。后者易知其音，难知其义。”［④c］章炳麟还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字所以能够保存、传衍，是因为它与本国的语言相契合。日本所以改读改字，是因为日语与其借去的汉字不相契合。

章炳麟“取古文籀篆径省之形”制定了36声母、22韵母的切音方案。后来，这个方案中的15个字母为注音字母所采用。章炳麟明确指出：“余谓切音之用，只在笺识字端，令本音画然可晓，非废本字而以切音代之。”［7］

章炳麟是中国近代在国学上成就最为昭著的爱国主义革命家、思想家。他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十分熟悉，逃亡日本后，经过对比，对中国国情有深刻的认识。应当说，他在汉字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代表了具有丰厚国学根底、维护中国文化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的立场。这种立场大体可归纳为三点：

（一）汉字繁难，无表音机制，难与语音沟通，对普及教育很有妨碍，需要制定一套标音符号来辅助扫盲和初等教育。

（二）汉字适合于汉语，并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难以分割的关系。汉字与拼音文字比较，特点各异，优劣互补。因此，汉字是不能废除的。

（三）在强调便于扫盲教育与初等教育时，还必须考虑到高等教育与高深的文化历史学习。对于后者来说，汉字的功能仍是无法取代的。

以上三点，第一点已经成为近现代人的共识，后两点在当时不但没有取得一致结论，而且继续引发了新的论争。

三

如果说，吴稚晖等人关于取消汉语汉字的激烈言论在当时尚未发生很大影响，那么，在1918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的主张便不容忽视了。他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说：

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8］

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汉字改革号》特刊，钱玄同在特刊上发表了《汉字革命》一文。他批判清末开始的切音字运动不主张废除汉字是“灰色的革命”，认为应当响亮而明确地提倡汉字革命，也就是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他说：

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发展，全世界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

这样，以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为目标的文字改革高潮，便由钱玄同这一纸对汉字的檄文掀起。一大批语言文字学家和教育家投入了这场文字改革运动。

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出了简化字的推行。1920年，钱玄同在《新青年》第7卷第3期上发表文章提倡简化字。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上，他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提案通过并组成了汉字省体委员会。1923年，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上也有人撰文赞成简化字。1935年春，上海的文字改革工作者组织手头字推行会（“手头字”也就是简化字），选定了第一批手头字300个，文化界200人和《太白》、《世界知识》、《译文》等15个杂志共同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

综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字改革思潮可以发现，在这一历史阶段，尽管有一些人提出改革汉字，甚至激烈到要“废除汉字”，但是，他们的主张与提倡万国通用语的吴稚晖是有本质不同的：

首先，这时的汉字改革，是与推行白话文、实行文艺大众化紧密相连的，是以反封建为主要目标的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瞿秋白曾说，提倡汉字改革的目的，是使中国工农群众不受汉字之苦，他以为，要写真正的白话文，要能够建立真正的现代中国文，就一定要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他还提出，文字改革可以打破军阀、学阀对知识的垄断。鲁迅也提出，“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9］，要“将文字交给一切人”［10］。这时的汉字改革带有崇高的爱国主义动机，带有对封建文化和教育进行反思的批判精神。它无疑是进步的。

其次，这时的汉字改革，从宏观的理论上虽少有缜密的讨论，但却有非常具体的实施方案。从黎锦熙提出用“词类连书”（即多音词连写）来解决多音字问题，赵元任提出详细的“国语罗马字的草稿”，到瞿秋白设计出“中国拉丁化字母草案”，可以说各种主张、方案都在这一时期提出。许多有关文字改革的组织也相继产生。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在用切切实实的实际行动来为教育的普及、汉字的改革，寻求一条可行的出路。尽管他们的呼声很高、态度激烈、进程迅猛，但是爱国救民的立场和动机使他们不能不面对现实。即使是鲜明地喊出“打倒汉字”口号的钱玄同，也在《汉字革命》中说过，废除汉字改用拼音字母需要10年的准备，因此提出了10项筹备事项和5项“补偏救弊”的办法。瞿秋白更是认识到，实行新文字并不是立刻废除汉字，而是逐渐把新文字推行到大众生活中间去，到了适当的时候才能取消汉字。

废除汉字的主张并非所有人都赞同。钱玄同的老师章炳麟明确表示反对废除汉字。他主张维护汉字以传播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用本国的语言文字来激励种性，带有反对帝国主义亡我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他强调汉字与中华民族历史的难以分割以及在更高层次教育中不可取代的作用。两种爱国动机相同而主张截然相反的意见，当时看来是极端对立，今天看来却互相补足，彼此消除了片面性。

毫无疑问，汉字在历史上是为书写文言而发展演变的。中国文化史上言文脱节的现象是畸形的。它有利于文化的垄断，不利于教育的普及。新文化运动提出“废除文言提倡白话”以及“语文大众化”这两个重要主张，正是为了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振兴中华。当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与垄断文化沆瀣一气的复古思潮所造成的汉字繁难现象，必然会与之产生尖锐的矛盾。因此，汉字问题在20世纪初这个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产生激烈的争论，是势在必然又十分合理的。

一大批站在新文化运动前沿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受封建教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勇敢地向自己最熟悉、最擅长的文言反戈一击，这样做必然会受到崇尚汉字的强大传统势力的反对，他们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这种勇于抗争的爱国精神是值得钦敬的。尽管偏激与急躁会导致对科学的偏离，但是，那种出于善良愿望的矫枉过正，又是我们应当怀着敬意来理解的。钱玄同的学生梁容若在追悼钱氏的诗中说：“离经畔道为苍生，实大声宏有定评，我侍康成余六载，粗知矫枉即衡平。”［11］这便是一种比较深刻的理解和中肯的评价。

但是，在这一阶段关于汉字的论争中，也有一些教训值得吸取。1941年12月，在延安召开的新文字协会第一届年会上，吴玉章同志做了《新文字在切实推行中的经验和教训》的报告。他在充分肯定了新文字运动方向的正确和取得的成绩外，批评了新文字运动中存在的问题：第一是关门主义，运动“一开始就带了很浓厚的政治色彩”，“有些同志常常不免提出过左的口号，并且常常和政治运动联系起来。使新文字太政治化，自然就造成了关门主义的倾向”。第二是宗派主义。他指出，“要打破以前的宗派主义，不仅要和国语罗马字根本改革中国文字的同志合作，就是一些改革汉字，如简体字各种改革文字运动的人，都应引为同志而共同努力于中国文字的改革，打破一切狭隘的观念。”第三是主观主义。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认为“新文字是行不通、大众不会欢迎的”，另一种是“新文字是很容易的，只要得到政府的赞助，热心人士的推行，就可以顺利地成功……很迫切地要代替汉字以至废除汉字”。他认为“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它在中国人脑筋中生活有长久的习惯，而且还有表意文字的长处，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废弃，短时期就能改变习惯的”［12］。

半个世纪以后，我们来回味吴玉章同志的这段话，应当认为，他在中国文字改革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是积极而扎实、客观而冷静的，至今仍有其指导意义。

四

回顾20世纪初期汉字问题的争论，我们还可以看出，20世纪中期——也就是建国以来的文字改革运动，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初期运动的延续。从1947年3月在上海成立支持新文字运动的中国语言学会，到1952年2月在北京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紧紧地相衔接，时间仅隔五年。建国以来文字改革的骨干队伍，实际上是初期运动各方主力的合流。而在建国以后提出的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正是初期运动所提出的主要措施的实现。所不同的是，建国以来的文字改革，从有组织领导的群众运动，转变为政权所支持的政府行为。这种转变，一方面使有志之士半个世纪以来所从事的文字改革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迈出了一大步，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行为带有政策的强制性，大大有利于规范的统一和推行。也正由于它的这种性质，所以在政策、方案确定之前，如不充分尊重和认真吸取专家的意见和群众的反映，就难免考虑不周，造成业务上技术上的失误，影响推行的效果。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设制汉字简化方案时，一些专家和语文工作者曾两次集中地对草书楷化的简体字提出了不同意见。第一次是在1950年9月底，在确定简体字选定原则时，语文工作者提出：“草书楷化的简体……弧形交叉和笔画的勾连，使得汉字的字形差别减少，不仅增加初识字人认读和书写的困难，而且草书楷化的形体远不及正楷体那样结构匀称、美观。因此，草书楷化字体不适于印刷，只有少数楷化的草书简体可以采用。”［12］1954年4月，在对《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三稿征求意见时，北京的出版、教育、新闻部门又一次提出：“草书笔画增加了汉字的结构单位，打乱了原来的部首系统。有些字很难把它归并到现有任何一个部首里去，这就使原来按部首、笔画编排的字词典、电报码本、档案、索引等不能继续使用。同时，草书笔画不易为初学的人掌握，难于称说，不便书写。”“宋体字夹杂草体，甚至一个汉字的一半是宋体，一半是草体，形式上很不协调。”［13］从简化字使用的具体情况和汉字构形的规律来看，上述意见完全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具体业务部门机械执行个别政府领导人关于“作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的指示，致使上述意见未被采纳。从现有简化字来看，一些不十分优化的简字，大部分来自草书楷化。例如：“头”——单独用是“?”，在“实”下对应“贯”，与“?^”合成“买”，使部件的结构功能产生混淆；“爱”与“庆”——都去掉了义符“心”，失去了最重要的造字理据；“东”与“东”——区别度过小，很难分辨；“专”、“韦”、“书”——不适合印刷体，也不便记忆、书写；……等等。

这一例子告诉我们，语言文字问题在它自己的科学规律，单靠行政命令是难以做得恰到好处的。在正确的方针确定之后，微观的技术问题一定要经过专家和群众的充分讨论。吴玉章同志在1941年指出，新文字方案是几十年来许多人积累下来的研究成果，但也还不完善，还要许多人来研究改进。事隔半个世纪，他的这些话，在50年代甚至现在，仍然是适用的。只有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深入，更加符合科学的、客观的规律，才能使汉字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50年代的汉字改革，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论，但是，20—30年代提出的问题，对最终要废除汉字走拉丁化道路所产生的一些疑虑，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解决。归纳起来，这些问题是：

（一）汉字是适合汉语的，它与拼音文字优劣恰好互补。几千年来，汉语与汉字的使用者习惯了用字形和音节来区别词与词义，用字面的造字理据来沟通字与词。如果一旦完全改为拉丁化这种表音的音素符号，虽然是取彼之长而改我之短，是否可能同时又是弃我之优而用彼之劣？

（二）为群众扫盲和初等教育所设计的文字改革方案，如何能与高等教育衔接？在高等教育中需要掌握更大量的语言文字材料，甚至还要掌握古汉字、古汉语，会不会由于文字改革走拉丁化道路，在初等教育结束后，给继续提高带来困难？

（三）一个民族不能没有历史，现代文字如果完全改为拉丁化，到了一定的阶段会不会产生历史典籍无人读懂、优秀传统无法继承的后果？

这三方面的问题，同样出自爱国的思考，既是现实的，又是深刻的。如果不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我们的工作将会引起许多思想的困扰。然而在50—6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的机会。

五

从70年代末开始，关于汉字的争论又一次活跃起来。这一方面由于科学讨论有了更宽松的环境，上述那些关于汉字改革的疑虑得以充分发表出来；而另一方面，在20世纪的后期，信息时代不宣而来，汉字在信息处理上又一次面临考验，触动了改革它的初衷。但是，80—90年代汉字问题的争论，具有与前两次争论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

首先，在80—90年代，为文字改革作准备的三个措施——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已经作为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施行了40年左右，由文化垄断和复古思潮所引起的人为的汉字繁化现象，得到了初步的解决，特别是在普及教育问题上，由于初等教育阶段需要掌握的字量不算太多，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又为识字教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汉字与普及教育的矛盾缓解了；而与此同时，汉字简化在总体方案制订中的一些技术性问题，经过一个阶段的实践，有所暴露。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问题更为明显，取消“二简”又引起了一些新的问题，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用科学的汉字理论指导汉字整理工作的重要性。

加之，在80—90年代，现代科技的高度发达和对历史传统的急迫呼唤这两个表面看来十分矛盾、实际上却相辅相成的社会实际，带来了关于汉字的很多新问题。例如，古籍整理要采用计算机这样的现代化手段，必须建立字形繁多的古籍字库，汉字编码字符集的字量因而必须扩充。大量文物文字出土，解读、整理、贮存这些新的字形、字体，也使汉字问题远远超出了普及教育的范围。

在20世纪50—60年代，从主导的思想说来，汉字的废除已成定论，只待时日，许多措施都是在这一主导思想下产生的；而在80—90年代，废除汉字的定论已被打破，汉字的命运成为一个允许讨论的问题。这样，汉字的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和应用研究，都有了更大的自由度。

以上现实，使20世纪末关于汉字的争论，带有了不同前两个时期的全新色彩。一个世纪以来，汉字顺应封建文化发展带来的种种弊病，使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对它的社会作用产生疑问，许多人为改革汉字、寻找与新文化相适应的文字形式艰苦抗争、努力奋斗，但是却忽略了对汉字的科学研究。在新的时期，很多真心拥护普及教育，对既往的文字改革表示理解与崇敬，并真心关注汉字命运的人，日益认识到，不弄清汉字发展的规律和历史趋势，不对汉字的构形和使用的规律做出符合事实的探讨，不真正明了汉字的性质和特点，不从汉字的规律出发找到一条整理和规范它的科学途径，我们不但很难回答在前两次论争中未能解决的问题，也难以使现时代的汉字应用——教学、信息处理和管理规范——走上科学的轨道。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汉字问题的论争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一种转变：如果说，在上两次论争中，人们的思考还是偏重于政治的和社会的；那么，在20世纪跨向21世纪的新时期，关于汉字的思考实际上更偏重于科学的和本体的了。

在汉字的科学研究日趋深化的时候，采用正确的方法论就成为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澄清思想的混乱，走出方法的误区，坚持唯物辩证的文字观，必须尽快提到日程上来。我们认为，90年代的汉字研究，首先应当确立以下三个重要的观点：

（一）坚持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观点，加强对汉字本体的研究，以字形为中心，探讨汉字发展的内在规律。

什么是汉字的本体？汉字是记录汉语的视觉符号，它的音与义来源于汉语，字形才是它的本体。在中国，把字形作为汉字的中心来探讨，从理论上研究其内在的规律，必须首先克服传统汉字观造成的固有的积习。这种积习，是早期汉字研究中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带来的。它造成了“小学”的形、音、义互求的传统方法，而这种方法必然是以义为出发点又以义为落脚点，忽略了作为语言载体的文字的相对独立价值，经常弄得“字”与“词”混淆，文字学与训诂学划不清界线。

从内因论的角度，汉语与汉字既有联系又不能混为一谈。诚然，汉语的推动，是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对汉字规律的研究，不能用汉语规律的研究来代替。汉字的发展除了适应汉语外，还有它自身独立的规律，唯有弄清汉字字形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才能对汉字的历史、现状中的诸多现象进行解释，从而预见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个别利用金钱浸入学术环境贩卖伪科学、打着“复兴汉字”的旗号侈谈“维护汉字”的人，完全弄不清汉字与汉语的关系，他们或者将二者的关系割裂，提出把“口语词”和“书语词”分开；或者将二者混淆，做出“汉字是高级的书面语”的荒谬判断，这些都是对讨论汉字本体问题的一种干扰。

（二）坚持系统论的观点，通过对汉字总体系统的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创建科学的汉字学与汉字史。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孤立地研究它的个体，是难以认识它的内在规律的。然而要从总体系统着眼来研究汉字，又必须克服传统汉字观造成的另一种积习。那就是同样由于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对汉字的研究一般以个体为对象，着眼于对单个汉字的考据。虽然《说文解字》是一部富有系统思想的汉字学专书，但是，后来的小学家们只注意其所提供的形体与意义的考证，而较少注重书中包含的构形系统思想。传统文字学在研究上以形附属于义、着重个体而忽略总体的习惯，便无形之中成为汉字本体研究的障碍。

汉字本体的研究必须以形为中心，而且必须在个体考证的基础上探讨其总体规律。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汉字作为一种信息载体，一种被社会创建又被社会共同使用的符号，在构形上必然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在共时历史层面上的汉字总体，应当有自己的构形元素，它们应当有自己的组合层次和组合模式。因而，汉字的个体字符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散乱的，而是互相关联的、内部呈有序性的符号系统。个体字符的考据只有在整个系统中找到它应有的位置，才能被认为是可信的和合理的。

从系统论的角度，还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仅仅探讨汉字个体字符的形体变化不能称作汉字史。只有在弄清个体字符形体变化的基础上，考查出汉字构形系统的总体演变规律，并且对其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做出符合历史的解释和比较研究，才能称为汉字史。有了科学的汉字史，汉字的发展趋势才能清楚，汉字的改革方向才会进一步明确。

（三）坚持矛盾统一的观点，批判汉字发展的自发论，考察汉字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提出整理与优化汉字的原则和方法。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内部呈现系统的趋势；但是，在社会使用的汉字字符群属于开放的系统，从个体字形看，识读时要求字形理据强，易于讲解；书写时又要求字形简单，只留轮廓。繁与简的矛盾随时存在于汉字内部。从群体功能看，汉语词汇的丰富、新事物的不断涌现，迫使汉字字量不断增多；而人的记忆负荷是有限的，现时中国普通的文化水平还不很高，又随时在抑制汉字字量的扩展。多与少的矛盾也存在于汉字系统的内部。从书写的规范看，字形的统一成为社会交流的最大利益，而个人书写又不能完全避免随意性。杂与整的矛盾在汉字结构系统的内部也时张时弛。因此，汉字总体系统中随时都在进行着能量的交换，处于不平衡的矛盾状态中。正是这种内部的矛盾推动着汉字的发展。汉字的演变绝不是每个个体字符变化的简单相加，而是经历着由个体字符变化累积成为系统变化——也就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汉字系统的规整，不可能是自发的，人对这套符号系统的规范和调整十分重要。当然，在把握汉字发展的脉络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汉字既是一种可以人为调整的信息符号，但它的社会约定性又不能违背。所以，要想使汉字呈现出有序的系统状态，既要重视人为的规整，又不能违背社会的约定性和符号内部自身的规律。顺应汉字发展的趋势，提出整理与优化汉字的原则和方法，我们才能有对汉字成功的规范，也才能不断调整和改进汉字的改革方案，使之既不割断历史又能有利于未来。

六

前面讲过，要使汉字的规整有利于教育的普及，同时又有利于文化的延续，必须加深对汉字本体的科学研究，把握住它自身的规律。例如汉字简化是解决汉字繁难的重要措施。但是过去公布的简化方案在实用中显出了一些不足之处。个别简体，不但在古籍整理中带来问题，在信息处理采用形码的部件切分中，也带来一些困难。主要原因是，在选择个别字的简化方式时，仅注意了个体字符笔画的减少，忽略了整体系统部件的规整。

汉字的构形是具有系统性的，简化确实是个体字形优选的重要条件，但它必须服从于整体系统的简化，才能使汉字真正便于各方面的应用。汉字在经过一定的整理后是否呈系统状态？这必须经过科学的分析和论证。其实，在我国传统文字学中，这已经是解决了的问题。传统的文献文字学，是以《说文》学为中心的。《说文解字》就是一部在对当时汉字人为规范的前提下描写小篆构形系统的专书。如果我们用现代系统论的原则对《说文》小篆进一步加以描写［14］，汉字构形系统的实际存在便更为清晰了：

（一）《说文解字》小篆具有一批基础构形元素。由9353个小篆按部件进行拆分到最小，再经过认同和归纳，可以得出367个基础构形元素，我们称之为“形位”。其中314个是形、音、义具备的成字形位；53个是有形而无音、义的非字形位。它们分别具有不同的构字功能，是构成汉字、表现汉字造字意图的最小的功能客体。

（二）小篆的组构是依层次进行的。个体的小篆是形位的累积。每个小篆或只有一个形位，或可拆分出一个以上的形位。而已经进入构字、体现了自身功能的形位及形位的组合称作构件。在拆分过程中可以看出，形位累积为字符不是平面的堆积，而是依层次有序地进行的。在每一级组合中，随着构件中形位数不断增加，结构都发生着质的变化。汉字的结构层次是有序的，改变结构次序也就改变了这个汉字。有序的层次是汉字构形呈系统性的重要根据。

（三）小篆的每一层次的组合，都有固定的模式，每种不同功能的组合都可归纳为一种构形模式。小篆的构形模式可概括为六类：全功能零合成，形义合成，标形合成，会义合成，形音合成，义音合成。此六种模式可以涵盖小篆97％以上。现将各种模式举例如下：（附图略）

（四）这六种模式中，义音合成的字占87％以上。其余五种模式仅占12％左右，而且，它们绝大部分都在义音合成字中充当过构件，因而也可以包含在义音合成字的结构中。义音合成字，即传统“小学”所谓的形声字。它以义符为义类标志，以声符为示音标志，前者为纲，后者为纬，构成了标志鲜明的子系统。再以有序的层次来确定每个子系统中个体字符的相邻相关关系，小篆构形系统就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说文》小篆之所以能够进行定量分析，是因为在许慎作《说文解字》的当时，这种文字体制就已经不再通行于社会，成为一种历史的文字；而且，许慎在经过对字符的优选之后又以字书的形式把这种文字的数目固定了。于是，这种文字体制的结构内部已不再发生质与量的交换与转化。也就是说，它已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许慎正是因为把握了周秦时代汉字的发展规律，才对当时的汉字，做出了成功的规范。汉字在隶书和楷书阶段的发展，受到《说文》小篆极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它既是人为的规范，又体现了汉字的自身规律。

七

一个经过人为规整的封闭系统的汉字可以把握，这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并非一切历史层面上的汉字都经过《说文》这样精密的整理和科学的优选。那些遵循约定俗成的规律、随着社会种种因素的变化而自发进行着内部元素与内部关系的建构和破坏的字符群，是杂乱无章的，还是也以系统的形式存在呢？这个问题对当代汉字问题的解决，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我们以西汉隶书为例［15］，来说明即使是开放系统的汉字字符群同样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

在民间书写的文本文字中，存在着同功能汉字的多种字样，必须首先对他们进行三种性质的归纳：

（一）完全相同字样的归纳。这属于去掉重复的工作，是将一切文本形式的汉字改变为字表形式第一步要做的工作。

（二）结构、功能相同而书写略有变化的异写字的归纳。这些字的关系属于同字异写，或称同构异写。例如：（附图略）

（三）功能相同而结构不同的异构字。这些字或因构件的选择不同、或因构件的增减不同而异形，但记词的功能是相同的，其关系属于同功异字，或称同词异字。例如：（附图略）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从书写与使用汉字纷乱的文本中，对以上三种字认同的标准，首先是记词功能的相同，其次是结构的相同，第三是书写字样的相同。经过认同与归纳，文本汉字的纷乱现象减少，但系统尚未显现。进一步的工作是采用优化的原则，在诸多异写字中挑选出一个通行的字样作为这一组字样的信息代码，其它字样则作为它的变体。在诸多异构字中，也宜优选出一个通行的字作为正字，其余的根据它产生的原因作为变体字或讹体字对待。字样与字形优选的原则，首先应当是减少和统一汉字的基础构形元素，适应汉字的构形模式，使字形的造字意图尽量明确，从而建立与相邻、同类字形的正常关系，找到自己在整个构形系统中的位置。经过字符的归纳和标准字符的确定，整个字符群的结构分析便呈现出如小篆一样的有序状态。这就是经过人为处理使汉字构形系统形成并显现的过程。立足于系统的显现，在这一过程中对个体字符进行优选，完全可以避免以往汉字简化工作中顾此失彼的毛病。而这一目标，唯有冷静的科学研究，细致的对汉字本体进行处理，方能达到。

八

在决定汉字命运的时候，必须首先对汉字历史发展的趋势加以论定。在80—90年代关于汉字的争论中，汉字构形的表音功能究竟有多大？汉字的构形理据是否还存在？汉字还能不能进行合理的分析，还是只能任意解释？这些问题，都要在探讨汉字构形演变历史的过程中来解决。而汉字演变的整个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汉字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发生这些变化，其中包含哪些规律，只有对不同时期的汉字构形系统进行比较才能弄清。试以甲骨文与小篆的构形系统总体作一比较，可以看到以下几个重要的事实［16］：

（一）甲骨文的标准形位有377个，与小篆大体相当，但它的形位变体就有2924个，非字形位的比例也大大高于小篆。而且，小篆的构字总量是9353个，而包含上述377个形位的甲骨文构字总量却只有1311个，每个形位的构字频率很低。这充分说明，与小篆相比，甲骨文字形不固定，形位的可归纳程度很低。

（二）在甲骨文的构形模式中，义音合成字只占22％强，而会形、会义、形义等非声合成模式却占到77％强。在非声模式中，甲骨文的纯会义合成字只有7个。小篆所没有的会形合成字与形义合成字高达734个，占了绝大多数。这说明，甲骨文的构件参构时的功能以表形为主体，构件表音、表义的功能尚未发挥。也就是说，在构形中，字符与语言的固定结合尚未完全定型。

（三）甲骨文的结构过程大部分还是平面组合，层次组合只有355个，连一半也不到。可见，甲骨文不但构件的功能以表形为主体，而且结构的方式也是图形式的。

以上三点说明了殷商至两周阶段，汉字的整个系统处在由表形文字向表意文字发展的阶段。形位数量的固定和归纳程度的加强；构件功能从表形为主到以表义为主、表音辅之；结构方式从图形式的平面组合到义音式的层次组合——这三点，就是这一阶段汉字演变的主要表现。

再以小篆与汉代碑刻隶书的构形系统作一总体的比较，又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重要的事实：

（一）隶书的八分书——以至更后的楷书正字——在标准形位的归纳程度、以义音组合为主体、层次组合占主导地位等方面，完全承袭了小篆。

（二）隶书形位变体、构件变体、异写与异构字的数量大大超过小篆，是因为秦代“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文字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大，长期缺乏许慎这样的专家进行整理、规范的缘故。

（三）隶书与小篆的主要差别在于，在隶书构形系统中，原来小篆的单形位构件大量变形，大量粘合，对构字意图起作用的单位本来是由单形位的末级构件作基础的，隶书却转移到由字符一级拆分得出的直接构件上。例如：“更”在小篆里是义音合成字，从“丙”、从“攴”，隶书粘合后，“便”、“苏”等字的构字意图就不能从原来的基础构件去找，而要在直接构件“更”上去找了。这说明，隶书的义音化程度比之小篆更加大幅度增强，形体与物象的联系几乎不存在了，在任何一个层次上，构件的表形功能完全被表义、表音功能所替代。

经过比较而看到的汉字构形历史告诉我们，汉字字符本体仍缺乏准确的表音机制，性质仍属表意文字，即使再规整简化，在信息处理上，也不会比拼音文字更简便。但是，它的义音化既有利于构件的总体简化，又有利于字形的个体简化。因势利导，科学规范，充分利用表意文字的内在机制使其更为好学好用，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样做，有利于在初等教育实施时考虑到高等教育的延续，更有利于在适应当代、实现现代化的同时，照顾到历史的继承与文化的衔接。

前面说过，汉字作为经过数千年发展的表意文字，的确有它繁难而不适应当代的一面，为了教育的普及、科学的进步，对它简化，为它制定标意符号，以至对它的彻底改革加以思考，在大方向上都是正确的。有些人不顾汉字历史和现状的实际状况，硬说它“比拼音文字还有利于信息处理”，“非常易学并能开发智能”，还断言这种繁难的汉字“将会成为世界的通行文字”……用这些说法来否定汉字改革的重要意义和现实作用，不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有意的哗众取宠，这是我们无法赞同的。但是，在对汉字命运做出这样与那样的决定前，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更重要的是，起码在现时，汉字还是我们必须使用和面对的实际存在。我们必须在使用好汉字的同时来思考对它的改革。如何使用以及如何改革，应当也必须求助于历史启示和科学的帮助。加强科学的汉字学的研究，将会起到以下两方面的作用：

首先，它将使我们对汉字的认识更加科学而减少臆测，并为汉字的应用——汉字的规范、汉字信息处理、汉字教学等提供理论依据。

第二，在每个阶段构形系统的测查与描写完成后，汉字构形的发展历史与发展趋势的探讨，当会产生突破性的进展。这样，汉字的性质、汉字的优化和简化等素来有争议的问题，较易取得共识。这些共识将有助于我们为汉字的命运做出慎重的抉择。

 

注释：

“六艺”及郑众所注“六书”，均见宋刊本《十三经注疏》中《周礼·地官·保氏》及其注。

许慎《说文解字叙》有“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之说，以知“六书”为“六艺”之先教者。

见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一目了然初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版。见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官话合声字母》，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

章炳麟：《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原刊《国粹学报》1908年第41—42期，本文所引均见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的单行本。

《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一文中所说的“象形字”指表意的汉字，“合音字”指拼音文字。

章炳麟：《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

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4期。

鲁迅：《答曹聚仁先生信》，《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78页。

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100页。

[11]转引自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33页。

[12]见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转引自陈永舜《汉字改革史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125页。

[13]见王钧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页。

[14]见王钧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第143页。

[15]本文对《说文解字》进行的分析，原始材料根据徐铉校本《说文解字》（中华书局根据陈昌治单行刻本影印，1968年12月版），其中个别错字我们经过勘正。统计数字见齐元涛《〈说文〉小篆构形属性的计算机测查》（《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1期）。

第9篇

关键词：文化意蕴；视角；汉字教学；字族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5-0159-02

著名德国汉字教学专家柯彼得曾说过：“学习汉语最大的难关就是中国的传统汉字”。汉字作为一个庞大的体系，不仅数量多，而且难读、难辨、难写，一直被普遍认为是留学生汉语学习中非常难以跨越的障碍。而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属表意文字，它不止呈现了汉语的音和义，还蕴含了先民们的智慧和中华文化独特的魅力。通过研究汉字蕴含的文化，指导对外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课题。

一、汉字的文化意蕴

汉字属自源文字，它的产生使中国哲学、文化和历史得以记载和流传。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圣书字”的消失导致古巴比伦、古埃及的古代文化的失传。因此汉字成为了现代世界上仅存的表意文字，并且作为汉文化的载体一直延续至今，有学者把汉字称作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汉字直观、形象、概括，其背后蕴藏着丰富的汉民族的认识方法、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等文化特征。“汉字据义造形，以形表义，承载了汉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1]既道出了汉字的工具性，又指出了汉字文化传承的功能。“这一文字符号，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在科技发展的今天，反而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光彩。”[2]汉字承载着无数中华民族丰富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代表汉民族文化，具有独特的学习和研究意义。“汉字的表意特性使其在形义之间、音义之间、字义变异的联系中，常能折射出古代社会的某种文化烙印，且在其形、音、义的历史演变中进一步透视出文化变异的信息。”[3]因此，汉字素有“历史文化化石”之美称。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父系社会里“男”字和“妇”字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田”字代表的是田地和小路，而“力”是手臂的象形，两个字合起来，就表示田间劳作的主外的男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到“男，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于田也。”甲骨文里，“妇”字左边是女子的形象，右边是扫帚的形状，合起来就表示拿着扫帚主内持家的女子。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也说到“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

二、汉字的文化意蕴对汉字教学的重要意义

对外汉语汉字教学是以外国人为教学对象，以现代汉字为教学内容，用汉语教学方法进行教学，让留学生掌握汉字及运用技能的教学活动。汉字教学包括讲解汉字的音、形、义，汉字的认读和书写。汉字属于语素文字，在很大程度上，留学生掌握汉字的数量和汉语水平的高低成正比。汉字的文化意蕴是汉字的组成部分，在汉字教学中，注入汉字的文化信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寓汉字文化于汉字教学中有利于文化渗透。文化信息是语言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准确理解和掌握汉字，就必须了解汉字所属的文化。在汉字学习过程中，仅仅注意汉字的结构形式而缺乏对其深层次文化知识的了解，就不会充分领会该语言所包蕴的深层内容和意义，学习很难深人。“汉语文化因素包含在汉语的词汇系统、语法系统和语用系统中。学习中国文化知识除了直接有助于汉语水平的提高，还对提高学习者的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4]在汉字教学中，导入文化知识，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和渗透。

2.寓汉字文化于汉字教学中有利于汉字的读辩。汉字属音义文字，完全不同于拼音文字，对于很多留学生来说，汉字就仿佛一幅幅抽象的图片，音义之间很难找出规律。在教学中，很多欧美留学生直接放弃汉字的读写，仅进行汉语的听说训练，这种“重听说，轻读写”的学习方式直接影响到听、说、读、写能力的平衡发展，也不利于汉语学习的深入。“汉字教学的时候，应该相应地对汉字结构进行系统的科学分析。分析的系统性越深，教学的效果越好，因为学生在分析的基础上才意识到汉字结构的内在规律，他的记忆由此会得到支持。”[5]在教学中，适当讲解汉字的造字理据，通过声旁形旁的讲解，把难读难辨的汉字通过归类整理，有利于汉字的读辩和记忆，优化汉字学习过程。

3.寓汉字文化于汉字教学中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兴趣是任何学习的最好的老师，学习汉语也不例外。留学生有着不同的汉语学习的目的，但在学习的初级阶段，他们都充满了对汉语的好奇和新鲜感。对外汉语教师应当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留学生的这种情感因素，积极地激发并保持他们对学习汉字的兴趣。传统的汉字讲授的方法是留学生在“机械、枯燥的符号记忆中很难找到学习的乐趣与快乐，更不用说有效提高汉字学习的效率了。”[6]而汉字所蕴含的文化信息能赋予汉字无穷的生命力，是促进汉字学习的一剂良方，大多数留学生对中国的文化是相当感兴趣的，因此，加入文化元素的汉字教学也可以是生动有趣的，是留学生乐于接受的。

三、结合汉字的文化意蕴谈汉字教学的策略

“在汉字教学中不可能不涉及汉字文化及其相关问题，但我们不能把汉字教学的重点放在文化揭示和知识讲授方面。汉字教学虽然涉及文化，但是汉字教学不是文化教学。”[7]因此，我们首先应当明确文化教学和汉字教学是不同的概念，汉字的文化意蕴是汉字教学的一个部分，利用汉字蕴含的文化信息促进汉字教学。在汉字教学过程中，要因字制宜、因字施教，根据不同的汉字类型，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及教学环境，采用不同的教学策略。

1.导入汉字文化故事，进行汉字教学。讲解汉字所蕴含的文化故事，既能使留学生深刻了解汉字的词汇意义及其文化信息，还能让其深入体会中华文化的深邃和广博，不断增加留学生汉语学习的兴趣。在汉文化里，竹、梅、松被文人墨客称为“岁寒三友”。在中国人的观念里，竹子高直挺拔、四季常青、中空有节、质地坚挺，人们常用“高风亮节”形容它。清代诗人郑燮在其《竹石》一诗中用“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表达了对竹子的赞赏。梅花开独先天下春，花中气节最高坚。梅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不仅仅是一种花卉，它已成为一定社会背景下人们精神追求的目标。面对充满故事和深刻文化意义的汉字，任何人都不可能失去兴趣。

2.分析汉字的字义信息，进行汉字教学。汉字是由音、形、义三个部分组成的语素文字，音形可以变化，但字义却基本不变，它的性质使汉字教学具有了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在汉字教学中，把握汉字的字义信息，能很好的促进汉字教学。现代汉字中的“女”字，字形由篆而隶而楷，但基本字义保持不变。在《说文解字》一书中有“女”字组成的合体字大约244个，比如“姐、妹、姑、嫂、婚、姓、娶、妻”等。“女”是一个可以组成多字结构的基本语素，把其前置有“女儿、女婿、女工、女方、女士、女权、女仆”等，后置有“少女、妇女、闺女、美女、才女、侍女”等。根据“女”字字义，就可认知由其组合的合体字及其与之有关的词语的意义。因此，汉字的字义信息是对外汉字教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讲解汉字构型和构词的原理，可以促进留学生汉字的记忆能力及加强其组词造句的能力。

3.解析汉字的字形结构，进行汉字教学。六书是我国古代分析文字的理论，有助于研究汉字史、了解汉字的结构方式和理解汉字的表意性特点。“六书”中的象形和指事字是独体字，即以笔画为单位构成的字，它是一个囫囵的整体，就像古埃及的文字一样，是一幅幅的图画，不能分为两个或几个偏旁，会意和形声字都是合体字，即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偏旁组成的字。对于象形字、指示字和会意字的教学，最为生动形象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就是古文字形图解。“山”就像一座大山的样子，在一群山的中间有一座高高的山峰。“水”本来画作流水的形状，现在把它变成三点水，放在跟水有关的字的左边。在汉字里面，跟水有关的字的左边，一般有三点水旁，比如汗、河、江、流。跟人有关的字就用人字旁，如你、他、们及表示人靠在树上休息的“休”等。形声字由偏旁构成，偏旁大多具有表意或表音功能，现在我们使用的汉字中形声字占85%以上。掌握汉字的构字偏旁，可以简化汉字的学习。“所以在教学中，应教会学生常用的汉字偏旁以及它们的功能和意义，这不仅能帮助他们尽快记住一个字的形、音、义，同时也能提高他们在阅读中的猜字能力、培养阅读兴趣”[8]。“樱”字，形旁是“木”，表示它是一种树木，声旁是“婴”，表示它的发音与“婴”字一样；“篮”字形旁是“竹”，表示它是竹制物品，声旁是“监”，表示它的发音与“监”字相近；“齿”字的下方是形旁，画出了牙齿的形状，上方的“止”是声旁，表示这个字的相近读音。古人造字过程中充满了智慧的联想和想象，既方便了汉字的产生，又利于记忆和读辨。因此，联想和想象不仅是构造汉字的思维和方法，同时也是识记汉字的方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通过六书理论的讲解同样能优化留学生汉字习得的过程。

4.利用“字族”理论，集中进行汉字教学。“汉字中存在着一系列的意义相通、读音相同或相近、字形结构前后传承或有密切关联的汉字。我们称具备这种特点的一系列的字为一个字族。”[5]根据汉字字族形、音、义的特点和孳乳规律，把相关的汉字字族集中起来地进行教学，有利于根据汉字教学的规律，科学地帮助留学生认识并记忆汉字。从“加”字族着手来领略汉字的无限魅力。加，《说文》：“语相增加也。从力从口。”段注：“引申之，凡据其中曰加。”《玉篇》：“加，增也”即为其义。以具有此引申义的“加”字为母文，加注有关的类属标志，便孳乳出一组音近、义通、形传承的同族字。加注类属标志马旁则有“驾”字，《说文》：“驾，马在轭中，从马加声。”是将轭加于马脖之上。段注：“驾之言以车加于马也。”加注类属标志贝旁则有“贺”字，《说文解字》：“贺，以礼相奉庆也。从贝，加声。”段注：“贺之言加也，犹赠之言也。”加注木旁则有“枷”字和“架”字，枷、架初为一字之异体，为衣架义，今已分为两字，枷字表示加于人身上之枷，架字表示可在其上加置衣物的器具。加注“病字旁”（病的古字）则有“痂”字，用于表示加于皮肤之上的疮痂之类物。这样则加、驾、贺、枷、架、痂形成了同族字。将汉字“字族”理论运用于对外汉字教学，不仅可以明字理，明音、形、义三者的关系，而且便于联想记忆，能做到温故而知新、举―反三、触类旁通的功效。

汉字是超越时空的文化信息载体，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映像。然而，要深入、准确、生动、有趣地讲解汉字的文化意蕴，必然要求对外汉语教师要具备深厚的语言文化知识功底和文化素养，而且要把握汉字文化输入的度，切不可把汉字教学课讲成文化课。

参考文献：

[1]柯彼得.关于汉字教学的一些新设想[A].第四届国际教学讨论会论文选[C].北京语言出版社，1995.

[2]（汉）许慎.说文解字注[M].（清）段玉，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3]陈枫.汉字的文化意蕴与对外汉字教学[J].军事经济学院学报，2008，（2）.

[4]王奕月.如何进行有效的对外汉语教学[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7）.

[5]孙德金.对外汉字教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342.

[6]田茂松.汉字的构造特征及其习得机制与对外汉语教学[J].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10）.

第10篇

一、西方的形而上学与语音中心主义

语音中心主义者认为口语是交流的首要和基本的方式;而书面语只是试图去捕捉言语，因此居于次要地位。尽管汉学家们可能不接受语音中心主义或逻格斯中心主义，他们中间甚至不少人可能从没听说过或花力气去理解什么是语音中心主义或逻格斯中心主义，但他们在汉语性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与逻格斯中心主义是不谋而合的。在强调语音至上的西方形而上学和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之下，许多汉学家们不仅否认汉字的视觉性和表意本质，还宣称汉语同样归属于语音文字系统，而这就显得太离谱了。杜·邦瑟(DuPonceau)或许是第一个驳斥汉字表意本质的西方思想家，他的观点完全建立在西方语言研究的结果之上，这可从其结论里清楚看出:我的结论是:中国文字系统被错误地说成是“表意的”(ideographic)，其实是一个“音节的”(syllabic)和“词素的”字母表。它是“音节的”，因为每个字代表一个音节;它又是“词素的”(lexigraphic)，因为每个音节都是一个有意义的词。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名称能恰当地应用到中国文字之上。这个看法对我来说是十分充分的描述。④在此段文字中，用西方概念描述中国文字的做法一目了然。正如西方语言使用诸如“syllable”，“lexigraph”和“alphabet”等，杜·邦瑟也就使用这些概念来描述汉字和书写，全然不顾中国文字特有的性质和特征及其术语，如:文、字、词、书。中国第一个词典编纂家许慎(58—147)在《说文解字》中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这些术语的差异，揭示了与西方文字不同的独特之处: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⑤许慎的表述清楚地指出了中国文字的象形和表意性质。“字母表”是一个西方术语，指的是用来记录西方语言的一套标准性字母(即基本书写符号或字形)。其基本原理是每个字母代表口语的一个音(有意义的声音)。它与其他种种可能使用图形代表音节和词或者使用字符来代表音素和意群的书写系统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中国文字中完全不可能找到与西方字母表哪怕是接近的概念。但这一事实丝毫不能阻止杜·邦瑟使用“字母表”描绘中国文字。如此的做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文字有成千上万个汉字，数量之多根本不可能构成西方概念意义的字母表。然而，杜·邦瑟的这个观点只是其使用西方语言理论分析中国文字的努力的一小步。在其核心观点中，杜·邦瑟依据西方的语音中心主义和逻格斯中心主义，提出了一个问题:文字和语言，孰先孰后?此问题类同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人们永远不能找出满意的答复，因为这取决于构成文字的元素是什么。如果我们把原始人的肢体语言、符号和洞穴壁画视为早期的书写符号的话，文字符号或许先于语言成为一个体系。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口头语和书面语在远古时期同时产生与发展。西方著名哲学家和文字学家乔瓦尼·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Vico)，倾毕生精力研究语言与文化，他赞同上述观点，认为两者同时产生与发展。经过长期艰辛的研究，他提出人类的初始语言没有发音，是由手势和象征符号组成的:“言语在远古时期是一种心理语言，斯特拉博认为心理语言先于任何口语形式而存在，这就是为何希腊的逻格斯既是一个词同时又传达一种思想……远古时期使用的初始语言一定与符号、手势或实物相伴而生，而这些符号、手势或实物与它们所表达的思想有着自然而然的联系”①。因此，在其鸿篇巨制《新科学》一书中，维科提出语言和文字是同时产生的，并且断然否定了学者们其他不同的观点。他说道:“很显然，他们错误的原因是，单纯地假设先出现言语，后产生文字。然而言语与文字是孪生的并且以同样的步调向前发展。”②正如笔者后面要揭示的，在汉语与汉字问题上，一些中国学者也持有完全相同的观点。杜·邦瑟好像没听说过维科的观点。他提出一个带有成见的问题，把汉字的表意性曲解为“语言是为了迎合文字而产生的”③，这种谬论是毫无根据的假设。上述问题与答案说明杜·邦瑟好像完全不认同汉字表意论。当代语言学家中，杜·邦索最有力的拥护者是卜弼德(PeterBoodburg)、德范克(JohnDeFancis)以及鲍则岳(WilliamBoltz)。作为一位颇有声望的汉学家，卜弼德坚持认为汉字与西方语言没有什么不同④。尽管一些研究中国哲学的西方学者，如顾立雅(HerrleeCreel)和陈汉生(ChadHansen)坚持认为汉字具有表意性⑤，但是他们在汉学圈中只是少数，其他人认为他们同费诺罗萨和庞德一样，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家。晚至1995年，威廉·汉娜斯(WilliamHannas)仍明确表示:“我们否认文字是现实以及心理世界中实物与概念的标识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同时我们还否认以下毫无根据的假设:汉字具有表意性，也就是说文字与意义无需语言的参与，直接相互联系。”⑥

二、语音中心论与表意论

杜·邦瑟的当代拥护者们对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关系作了详细、恰当的观察。然而他们在试图消除中西语言的隔阂时却忽视了汉语自身的特性。他们尝试用西方语言理论来分析汉语，形成了一种理论倾向，笔者称之为“语音中心论”。众所周知，语言符号由三个相互关联但可进行概念分析的元素组成，笔者称之为“三S”:语音(sound)、形体(shape)与意义(sense)。不同的语言系统会着重强调其中一个或两个构成要素。西方字母语言重音、义，轻形体，而汉语则重形、义，轻语音。反对表意论的人只考虑到了其中两个因素。比如，鲍则岳强调说:“任何一个单词都包含两个方面:声音和意义。”①他很显然忽视了语言符号三要素中很重要的“形体”要素。这一疏忽其实不难理解。因为在字母语言中，语言符号的形体并不像汉字形体那么重要。索绪尔曾说过只要一种符号可被辨别且不与其他符号相混淆就可作为一种语言符号。然而在汉字中，形体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上，纵观中国历史，正是由于汉字形体的魅力才产生了书法艺术，也使得书面语要比口语更具优越性。“音形义”三要素在汉语系统中占据不同的地位。一个人可以在不知道如何读一个汉字的情况下辨认字形并知道它的大概意思。这种现象其实很普遍，许多中国人认识某些汉字也知道它们的意思，但却不知道该怎么读。在笔者看来，在构成汉字的三要素中，形和义是更重要的。形体是一个字之所以成字的基础，意义是字所代表的内容，而声音只是一种口语交流手段。形体和声音都是意义的体现者，前者是通过视觉手段，而后者则是通过听觉手段来发挥交流作用。80%以上的汉字都是通过形—声结合而成的“形声字”，在形声字中，声旁几乎不表示任何意义。在表意方面形体要比声音更有效。因此视觉价值要比听觉价值更重要。与汉语不同，字母语言更关注听觉价值，这根源于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中对虚幻无形之物所体现的先验价值的重视。徳里达将西方语言理论中重视声音的现象描述为“语音中心主义”。一些西方学者就是借助这一理论从“语音中心”的角度来开始研究汉语语言的。早期代表就是杜·邦瑟，他说:“很明显中国人发明汉字并不是用来代表汉字的形体，当然也不是用来代表汉字所表示的意思，因为字义是从口头表达中抽象出来的，(声音才是最重要的)”②。鲍则岳也从语音中心的角度对汉语进行了类似的描述:“任何种类的书面汉语都仅仅是口语的一种符号化表达。”③鲍则岳唯恐自己没有阐述清楚，又进一步声称:“另一方面，当我们说‘文字的目的是为了交流观点’时，其实我们真正想表达的是‘文字的功能就是交流通过该语言的口语所传达的观点’，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已将书写界定为其意义通过语言中介传达的可视性符号系统。”④在这里鲍则岳做了一个微妙的转换。他用“语言”代替了“口语”，从而提出了一个语音中心主义的论断:“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将书写定义为口语的符号化表达，将文字系统定义为:口语的系统化表达符号。”⑤鲍则岳料到会有人反驳他的观点，因此他不得不承认:“像所有定义一样，这一定义只是一种个人判断。文字当然也可以有不同的定义，比如说‘传递或交流意义的任何可视性符号或标记，与其与语言的关系无关’”，然而他仍然推崇语音中心的定义，他说:“将书写定义为与语言有直接体现性关系的符号系统，其优势在于它很清楚地阐明了我们直觉上所感知的书写的本质或发展史，这一点其他定义并没有做得更好。”⑥这里他使用的“直觉”一词表明了以字母语言为母语的人的一种偏见:口语先于书面语。鲍则岳强调语言的声音属性但却忽视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同时也低估了中国思想家从远古时期就一直重视用语言来交流所产生的影响。这里笔者只引用两位思想家的观点。庄子的著名寓言“鱼筌与兔蹄”就支持直接交流的观点。这个寓言中常被引用的章句是“外物篇”: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①庄子的寓言给直接交流或无声交流提供了很好的诠释。这则寓言对中国语言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它为后人关于语言表述的争论树立了模式。在庄子看来，筌和蹄是捕鱼和抓兔的工具，与此类似，语言符号也只是用来交流思想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汉语语言表述的语义导向。在魏晋时期，人们激烈地讨论语言表述的实质。王弼是其中之一，他强调符号和语言的语义表述。在他的著作《周易略例·明象》中，王弼在开篇就讨论了象(形象)、意(思想)和言(语言)间的关系: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这段话清楚地显示了中国语言理论和西方强调语音的字母语言理论是截然不同的。王弼在《明象》中借用庄子的寓言，进一步强调了汉语符号再现的语义导向: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②庄子的寓言以及王弼和其他学者对其所做的进一步阐释都表明在汉语语言哲学中人们强调的是思想，观点和意义，而不是西方语言中强调的声音。反对文字表意论的学者忽视了由庄子和中国思想家所提出的意义导向传统，他们重口语而轻概念，犯了与庄子寓言中所讽刺的那些死盯着竹笼和兔网却忽视了鱼和兔的人一样的错误，买椟还珠，重视言语行为而忽视了所交流的观点。他们之所以犯这个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将字母语言的语音中心主义套用到了汉语研究上。这一点鲍则岳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轻视语言的交流功能，强调其作为声音记录的功能:通过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口语是用来传递意义的，文字是第二位的，它之所以有交流的功能，只是口语传达意义这一事实的一种自然结果而已。另外，文字系统中单个的符号能否交流意义取决于这个符号在哪个层面上体现这种语言。比如字母表中的字母并不携带意义，只是可发音而已，因为在大多数字母语言中，大部分的单个音素并没有相关联的意义。例如:英语中的n，e，g，l．s，h通常情况下只代表声音，独立出现时并不能传递意义。但是若从文字的角度来考察，它们也并不需要交流意义，只要能传递声音就可以。就像我们所说过的那样，文字中意义的传递完全是“文字体现口语”这一事实的一种功能。③很显然，鲍则岳正像他推崇的前辈学者杜·邦瑟一样认为字母语言的语音特性对所有语言都是通用的。他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汉语使用的是汉字而不是字母，每个汉字代表声音的同时还表示意义。事实上，甚至连汉字的组成部分———部首，也可传达意义。鲍则岳引用英语字母的例子来支持他语音中心论的观点，然后他又将这一衍生观点用于反驳汉语中的“概念文字”观点:正是这种对文字传递意义方式的误解导致了大部分人对汉字本质的困惑。因为大部分的汉字是在单字层级或至少是词素层级来体现口语的，而我们的字母则是在单个音素层级上体现，因而两者是不同的。但由于单字或词素是有意义的，因此汉字在表音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与意义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与西方字母系统的符号也是不一样的。然而这种与意义的联系，也就是汉字的交流功能仅仅是汉字与声音相联系的结果，换句话说，汉字与语言的字词，或所谓‘口语’相联系，才会与意义产生联系。通常比较随意的语言分析家和批评家们都置汉字与声音间固有的本质联系于不顾而去强调汉字和意义之间的关联。①他接着说道:“与意义的联系，也就是汉字的交流功能仅仅是汉字与声音相联系的结果，换句话说，汉字与语言的字词，或所谓‘口语’相联系，才会与意义产生联系”，通过这一论断，鲍则岳表现出了很明显的语音中心论。他认为汉字能够表达意义理所当然是因为汉字通过声音与口语产生了关联。他没想到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汉字从创立伊始就是用来表示意义而不是代表声音的。他以西方意指理论为框架，通过一种预设的逻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认为汉字肯定和西方语言的字母一样，用来记录声音，然后由声音来传递意义。这一点可从他进一步的论述中清晰地显示出来:“一个字符或一个字符系统之所以能称为书面语，其必不可少的特征是语音体现。也就是说，书面语必须体现口语。”②鲍则岳的逻辑与汉语理论和实践是背道而驰的。从历史角度看，古汉语刚开始出现时可能并不是一门口头表述的语言。有两位当代学者，安乐哲(RogerT．Ames)和罗思文(HenryRosemontJr．)曾开玩笑地说:“古汉语就像是一个听话的小男孩:它创立之初是用来看的而不是用来听的。”在他们之前，高本汉有过类似的描述:“汉语文献是用眼睛来看的，而不是像口语那样靠耳朵和舌头来实现的。它拥有独立的生命，是与口语平行并存的一种现象”③。安乐哲和罗思文接着又用非常严肃的口吻写道:“现在和过去的汉语口语都一样，必须要说出来才能被理解;而古汉语创立之初就不是一门口语，它现在不需要，以前也不需要说出来才能被理解;因此汉语口语和书面语到目前为止可能一直都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媒介。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很明显，汉语书面语就不应被简单地看作是对口语的转述”④。在同一份研究报告中，两位学者直接反驳了鲍则岳的观点并指明了其所带来的后果:“‘古汉语本质上是口语的转写’这种观点不但模糊了我们对两者差异的认识，同时也阻断了我们研究中国哲学的道路”⑤。庄子和王弼的语言理论从哲学角度为反驳鲍则岳的论断提供了概念基础。在其他备受尊崇的古汉语研究者那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反驳古汉语语音中心论的有力证据。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是最早系统研究古汉语语音的学者之一，他就强调在汉语言发展之初的象形和表意功能:“从这个角度看，汉语文字发展第一阶段并不是记录声音，或分析单字各部分是如何发音的，而是一种表意的图形文字，一个符号代表着整个单字的意义而不是其发音。”⑥通过这种表述，高本汉隐约地表达了一种古汉语视觉上的优越性，这一点由费诺罗萨和庞德更直白地表述出来。在同一研究中，高本汉清晰地指明了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因此，中国一方面拥有一种已存在了好几世纪的文字语言，它简短、明了，字与字界限清晰，读者仅仅通过这种表意的字形就可以理解它的意思。总体来讲，这种语言好像在人类出现时就形成了，一直流传至今。而另一方面，在中国还存在着一种口头语言，或更确切地说，许多种不同的方言口语，它们与中国的文字语言相去甚远。⑦简单地研究过迄今可识别的用最古老的汉语写成的甲骨文之后，安乐哲和罗思文重申了其他研究所证实的观点:“目前辨认出来的上千个甲骨汉字中有许多在结构上都是象形和表意的”，他们还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最终形态和语音两方面的证据都支持我们认为，最早的文字形式拥有自己的交流功能，不需要借助口语。在这个发展阶段，许多信息都是通过视觉来交流的。”①语言实践证明，语音中心论是不可能存在于汉语中的。汉语普通话有21个声母，38个韵母，通过声韵结合只能产生稍多于400个的音节。就算加上汉语中的四个声调也不过总共不到1300个音节。用如此少的音节来代表世界上词汇量最大的语言之一的汉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的同音异义词。很多情况下，没有具体的语境人们就无法确切知道一个字的意思。结果出现了很多有意或无意的双关语。但是一旦汉字被写出来，即便没有语境，意思也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大量同音异义词的存在使得汉语的字和词不可能以字母语言的方式来指代声音，同时也排除了汉语被字母化的可能。用古罗马字母来表示汉语并不是当代人最早尝试的。事实上，很早之前人们就开始考虑这种可能性并付诸实践了。宋朝时期的郑樵在接触到梵语之后就意识到汉字的繁琐和字母的简洁。几百年后，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使用罗马字母来书写汉语，并出版了第一本用古罗马化的汉语写成的书———《西志奇迹》。其他西方传教士也做了类似的尝试，他们用罗马文来书写汉语，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对汉语产生丝毫的影响，因为他们的书籍都是写给西方人让他们了解汉语和中国文化的②。明末清初，一位官方学者方以智(1611—1671)着手研究汉字书面语与西方字母语言的关系，自此以后，许多中国学者前赴后继，做出了很多努力。尽管方以智批判了汉语书写的笨重繁琐，也将其复杂性与西方语言书面语的简约方便做了鲜明对比，但他的对比性批判也正好显示出了汉语书面语非语音化或表意的特性:汉字之所以让人感觉迷惑是由于存在很多通用字，有时可以互换，如果一个概念只从属于一个词，而每个词也只有单一的一个意思，就像在遥远的西方语言中，声音与概念一一对应，而单词与声音一一对应，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重复或重叠的麻烦了，这岂不是更加高级吗?③又过了两个世纪，在1892年，中国文字改革先驱卢戆章制定了第一套潜在可行的汉语文字罗马化方案。在其著作《一目了然初阶》的序言中，卢戆章对比了中国的低识字率与西方国家及日本的高识字率，并将这种差距归根于文字体系的不同。为什么其他国家识字率高呢?他回答道:“以共以切音为字，字话一律，字书简易故也。”那么，中国怎样提高识字率呢?他提出中国应该采用一种汉语的罗马拼音方式，因为:“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④其对比评价再次证明了现代以前汉语语言文字与语音是分离的，而两者之间紧密联系的产生也仅仅是近不足百年来出现的现象。晚清以来，汉语的拼音化得到了中国为数众多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及政府的大力推广，其中颇为著名的人物代表有沈学(1871—1900)、王照(1895—1935)、鲁迅(1881—1936)、吴玉章、等人。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政府根据的指示:“要走世界各国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⑤，由国家通过并推广“汉语拼音方案”，试图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行拼音文字。然而，从利玛窦使用罗马化的汉语以帮助西方传教士传教到今天拼音的使用以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这近五百年汉语拼音化的努力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原点，证明了西方人以语音为中心的语言认知以及汉语文字体系是表意而非表音之特性。

三、语言学汉学主义

与西方字母语言的语音中心论相对，汉语强调形意间的相关性，或许可以称之为表意论。它们均传统悠久，对文字体系之声、形各有偏重。西方语音中心论起源于字母语言的语言学发展，又在语言实践的哲学概念化之中得以推广。相比之下，汉语表意论则起源于历史上汉语语言的表意功用，而人与宇宙之间关系的形而上学观念更是强化了这一点。两者的哲学基础是不尽相同的。在西方形而上学中，语音中心论最早的源起可能要追溯到柏拉图关于本质与现象二元区分离观念的提出。而亚里士多德或许是最早提出语音中心论这一概念的思想家。关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他主张言语优先于文字:“口头言语是心灵之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头语言的符号。”①亚里士多德这一评论可被视为西方语音中心论的肇始。因为表音性在字母语言中的重要地位，西方学者对语言语音中心的重视是根深蒂固的。在现代语言哲学中，所有的理论家无一不强调无论是在口语还是在书面语中音都优先于意。早在1933年，著名语言学家布隆菲尔德(LeonardBloomfield)便指出书写的文字必须承载一种与语言形态“固定的关系”②。乔治·特雷格(GeorgeTrager)将书写的文字体系定义为“任何标记或者图示的规约性系统……代表着这样一种语言的话语表达”③。在与汉语语言直接相关的研究中，司礼义(PaulL．M．Serruys)将汉语真实书写文字中的图形归为“系统必要的构成”，“形成了语言的视觉表征”④。雅克·德里达曾指出西方语音中心论源于西方自柏拉图之后的形而上学，其强调现象与本质、先验观念与具体现实的分离性。依笔者之见，汉字以图形和语意为导向，这是由汉语语言的性质及中国历史上语言使用所决定的。语音中心论适用于描述西方字母语言，而用它来描述汉语语言却是不得当的。汉语语言的表意论不仅仅是由汉字特殊的图形感所决定的，在中国玄学思想中，浩瀚宇宙万物全息相关，先验观念存于世间万物，这种对人与宇宙之间关系的思考更是决定了汉语语言的这一特性。或许，我们可以说汉字重形象与语义之特性同中国超验性存在于内在性的形而上学思想是有内在联系的。雅各布森(RomanJakobson)在研究语言与诗学之间的关系时，确认了结构语言学存在着两个相关的问题:“沃格林已经明确指出了结构语言学所面临的两个最重要且相互关联的难题，即对‘语言大一统假设’的修正与对‘同一语言内不同结构的相互依赖’的担忧。”⑤这一洞悉应该给予了我们对汉语语言与文字的性质更为深入的见解。他还指出:“毫无疑问，对于任何一个言语社区、任何一个说话者来说，都存在一个统一的语言。但是，这一整体代码是由相互联结的子代码构成的系统，即每一种语言都共存着几种功能各异的形式。”我们应当会从研究汉语语言的结构语言学里得出深刻体会。汉语经过数千年发展，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自我体系，同时也具备着不断积累的特性。现在，汉语的发展被赋予了一个兼容的趋势，这一趋势可能会让汉语去包容一些新异特点。不管是将汉语定义为完全表音语言还是完全表意语言，都过于简单化。应该说，汉语既具表音又含表意因子，而后者更为优先。任何过分地强调一个因子而忽略了另一个因子都会导致语言汉学主义。据笔者观察，在关于汉语文字体系性质的争论中，双方极少对在中国语言学界盛行的汉语语言学者的观点加以考虑，仿佛有关汉语性质的中国语言观根本不存在或者毫不相干。事实上，中国上古时代的记录以及现代中国学者的研究，均为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平行分离性提供了佐证。上古时代尚未出现文字，人们最初使用结绳记事，后来又改用书契。《易经·系辞传》中提到:“上古结绳而治，而后人以书契易之。”①陶制器皿和甲骨上的刻画符号是汉语文字的最早形式。因此，有足够多的人类学和考古学证据表明汉字最初并非是为了记录口头语言而存在。汉字最开始是以刻画符号形式出现，而后逐渐演变成文字，并形成了书写系统。至于与口头语言有所关联，那可能是之后很久一段时间才出现。现代中国学者再次肯定了汉语书面语与口语的独立发展。国学大师梁漱溟曾说，“语言文字浸浸分别并行，初不以文字依附语言，而语言转可收摄于文字”②。著名思想家李泽厚进行了大量的考证研究以证明汉字并非口头语言的书面记录。他也指出:“汉语语言并未给予音以优先级而是更强调义……最初，汉字的功能便是支配、统率、范导语言，而非记录语言。”③最近，他又重申:“中国文字的源头是‘结绳记事’，文字不是把语言写下来，而是记录事情。最初的文字，就是为了把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历史)记下来的符号如结绳，慢慢才演变为文字，最后才和语言结合，它作为符号系统，中国文字始终不是语言的复写。”④这些观点与本文前面提到的维柯的中心论断不谋而合。在分析了汉语语言争论双方的观点后，笔者发现尽管表意论的支持者与反对者观点相左，但是他们的定位却相同:对汉语文字的研究更多是出自于自己学术和美学目的，而非是对汉语语言本身的关心。庞德、费诺罗萨及其他表意说的支持者，关注的是哲学研究和发展艺术的新型式及创新型途径，以推进知识与艺术发展的进程。持反对观点的则专注于以西方理论检验汉语语言，强使表意的汉语同西方字母语言的表音理论协调一致，以否认汉语文字的独特性。双方均受先入之见及预想目的所导向，仅有少数学者摒弃了汉学主义的偏见，承认汉语文字与语言的独特性。笔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比起汉语语言学者，中国哲学和思想的研究学者反而在接受汉语语言及文化的独特性上更为开通一些，不太倾向于把西方观念和方法强加在汉语资料上。显然，否认汉语文字是表意的派别完全忽视了汉语与语音文字体系之间的区别性差异，也极少关注到汉字的象形性仍然清晰可察，其以表意为主的性质在中国语言学界是毫无争议的。而反过来，肯定汉语文字是表意的派别则又夸大了汉语文字的象形性，把它的价值普适化，因而不切实际地忽视了汉语汉字的独特性。尽管取向不同，他们都按照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习惯来做学术，这种方式却是共通的。故而纵使他们研究的初衷是要提供科学客观的汉语语言知识，而他们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创造了汉学主义的语言形式，扭曲了中国文字体系的真实状况。笔者已分析了西方研究汉语汉字的种种问题，同样的问题在中国学者群中也存在。自马建忠根据西方语法理论首创汉语语法以来，中国学者套用西方语言理论研究汉语汉字也形成了一个研究路径，直到近年来才开始受到质疑。语言哲学与语言学虽为两个学科，但在研究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和语言表征方面却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文字。关于文字与语言的关系，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已经成为广为接受的定论:文字不是语言，只是语言的记录或复写。这一定论对于拼音文字的西方语言无疑是正确的，但它是否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呢?这一定论是否适用于中国文字呢?至少到目前为止学者的共识是如此。中国的语言学家大都接受这一观点。王力先生就如此认定:“文字是语言代表……但是，文字不是语言。”“文字只是一种假定的符号系统，文字不等于语言。”①有些学者虽然承认中国文字发展的独特性，但仍然接受汉字是语言的复写这一观点:“文字是语言的记录，也是凝固的语言……以汉字为代表的中国文字的起源，虽然有很大的特殊性，但也是在语言产生以后才形成的。”②这样的共识颇有商榷余地。李泽厚先生在谈到汉字与语言的关系时指出:“中国的文字不是语音的复写。我以为中国的语言学家，从马建忠到王力，都可能犯了错误。他们都用西方的格式来研究中国语言。”③这样的质疑虽然需要大量考证研究的支撑，但目前至少可以给我们以这样的启迪:套用西方语言理论研究汉语汉字不可避免地会忽视中国语言和文化传统的特殊性。

四、结语

中西关于汉语汉字性质的争论远远没有结束，深层的原因究竟何在?解决问题的路径又在何方?笔者在此以一个学术闻为灵感作一推测。在研究文字在无意识中的作用时，法国著名思想家雅克·拉康(JacquesLacan)用一则趣闻阐释了他对索绪尔符号观念的重新构思。一对兄妹乘坐火车，他们面对面地坐在窗边。当火车到达一个火车站时，停靠的站台边正好有一个洗手间。透过火车车窗，男孩看到了女洗手间的标识，于是说:“我们在女洗手间”。但是女孩看到了男洗手间的标识，便反驳道:“!你没看见我们在男洗手间么?!”拉康的本意旨在显示能指以非具象的方式渗透进所指，从而引起其在现实中的位置的问题，以说明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④但是，这则寓言般的趣闻向我们揭示了另一个深奥的道理，不仅涉及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涉及在不同性别、种族和文化背景下理解他者的困难。正如雅克·拉康所言，“对这两个孩子而言，男女洗手间将是两个国度，他们的灵魂将张开各自的翅膀奋力飞向各自的国度。这两个国家要休战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在没有削减他方荣耀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都不会对其自身的优势做出妥协”⑤。拉康的启示可能能够解释关于汉字本质的争论以及无法找到令双方都满意的答案的原因。从小在拼音文字国度里长大、母语为西方语言的人，即使成年后学习汉语，甚至达到汉语流利的程度，并能读懂古汉语从事古籍的研究，但仍然很少有人能凭直观本能领会汉语汉字的微妙之处，因而较难彻底体会象形表意对汉语汉字的意义。反之以笔者为例，自成年后学习英语至今已有数十年，虽然听说读写的能力并不输于母语习得者⑥，但是，仍然无法彻底领会以语音为中心的拼音文字的微妙之处，这一点在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一是快速阅读，笔者在看中国书时可以像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读者那样一目十行，几秒钟之内就能扫描一页文字而知道大意，但在读英文书时无法达到同样的效率。二是观看英语的脱口秀，笔者无法像英美人那样从头至尾一直被逗得开怀大笑。这里不仅有文化习得的问题，也有母语习得的问题，更有伴随文化习得和母语习得而来的无意识的认识论问题。笔者在本文结尾要强调的是，一旦我们自觉地意识到了无意识的认识论问题，我们也许就已经找到了走出语言哲学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话语之争的正确方向，朝着彻底认识汉语汉字的性质的方向跨近了一大步。

作者：顾明栋 单位：扬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第11篇

汉字作为我国人类历史的“国粹”，已有十分悠久的历史，随着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剧烈变化，人们对汉字也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有人主张废除汉字，走拼音化的道路；但也有人主张不能废除汉字。其实汉字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语言，它更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废除汉字就等于中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所以，汉字是坚守住自己的阵地，还是披上一层华丽的外衣，走上拼音化的道路呢？本文将从汉字本身的特点和汉字与拼音的比较，针对汉字的优越性，汉字对汉文化的影响，以及反对汉字拼音化的理由来进行分析和论述汉字到底适不适合朝拼音发展。

关键词

汉字；拼音化；特点；比较；理由

In Chinese character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K

Abstract

Chinese history of mankind as the "quintessence" has a very long history， with nearly a hundred years of violent changes in Chinese society，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made a fierce debate， som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urge the abolition of the UK ； but others that cannot be abolished Chinese characters. In fact， the Chinese characters represent more than just a national language， it mo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ulture of one country， the Chinese characters to break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refore， is held his ground and was put on a fine coat， went to the spelling of the road? The article from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nd Chinese and phonetic comparison， the superior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Chinese characters to the Han culture， and against the Chinese phonetic of reasons to analyze and to dealing with characters just don't fit in the uk development.

Keywords

Chinese character; alphabetization; features; compare; reason

一、历史回顾

19世纪末开始，就不断有人发出文字改革的呼声，要求实现拼音化。1892年卢戆章提出他的“中国切音新字（夏腔）”，主张“切音字与汉字并列”，从而揭示开了我国汉字改革的序幕。他还指出，汉字实现拼音化之后，“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捉笔，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关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①。 五四运动之后，汉字改革进入广义的拉丁化时期，并产生了“国语罗马字”和“拉丁新文字”，吴玉章、瞿秋白、鲁迅等人还发表了“汉字落后论”和主张废除汉字的文章，鲁迅还指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②。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毛泽东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向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后来还进一步指出了汉语拼音文字要采用拉丁字母，还专门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他们当时对汉字改革的总体规范是：先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等条件成熟再过渡到拼音文字。他们还相继出版了《文字改革》、《汉语拼音报》等报刊。经过反复的论证，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在全国正式推广应用，与此同时，汉字的的简化和整理工作也紧锣密鼓地进行，1964年编印《简化字总表》，1977年发表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82年改名为《增定汉字简化方案》），并整理了常用字和通用字。

80年代后，汉字改革运动较为缓和，1922年国务院批准国家语委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工作请求的通知里指出：“今后，对汉字简化应持慎重态度，使汉字保持稳定，以利社会应用”。胡乔木也说了：“中国文字要改革成为拼音文字，必然要有一个过渡期”①。 由此可以看出，汉字的改革工作并不是你想完成就能完成的了的，这必定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发展，须经过长期的努力，且不一定能够实现。在这之后，安子介、袁晓园、李敏生、段生农等人于北京成立现代化研究会，反对汉字拼音化，认为汉字是很成熟的文字了，甚至认为世界文字将学习汉字的优点而有所改变，和“汉字落后论”相反，安子介等人主张的是“汉字先进论”，他们的论著使用了“昭雪”、“反思”等字眼，会刊《汉字文化》创办之后，还发表了大量宏扬汉字文化的文章，来反对汉字朝拼音化的发展。

二、汉字和拼音化

所谓“拼音化”，狭义的概念就是用字母拼写语言，以字母作为正式文字；广义的概念是以字母作为正式的文字辅助符号来书写语言。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是汉族人的祖先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创造出来的②。汉字是形、音、义三者的结合，是具有高度凝定性的文字，有一个观点是这样阐述的，“汉字是最便于单独出现，富有一认即知的性能，它既能超越时间的限制，又能摆脱空间的束缚，因此，它能为上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服务，也能为各个方言区效劳”。而拼音文字则几乎是仅为记录语言和交流而设的一种文字，因为语言的地域差异特别大，再加上文字本来的不固定性，文字的表意功能就大大的下降。如果用英语来表达和记录文化的话，这对古文化的记录是非常不利的，而且，从传承文化的角度来看，汉字本身就体现着文化的发展和历史的进程。譬如，甲骨文都是先人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以及当时当地的生活条件来发明创造的。因此，从这方面来看，“拼音文字”和“汉字”本身的历史积淀性和历史层进性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从汉字演变来看汉字拼音化，从切音字、注音（国际音标）等直到《汉语拼音方案》，似乎汉字每改革一步，拼音文字就进步一步，然而拼音却只是辅助汉语学习的一个工具，是“音和形”的结合，而不能直接表“义”。以往学者认为汉字数量大，结构复杂，难认难记，不利于教学和知识的传播，我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和杞人忧天的说法，汉字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难懂，虽然数量多，结构复杂，但每个字都是由横（一）、竖（丨）、撇（丿）、捺(ˋ)、提（ˊ）、折（乛）、钩（亅）、点（丶）这8 种笔画构造而成（又称“永”八法）①。这就好比表音语系中的26个字母，都是构字的要素，而一旦拼音化，这些要素一替换，汉字的同意字将弄得一团乱，会给汉字的交流和文化的传承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从汉字的实际情况来看，汉字经过几千年的酝酿和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文字、文化和精神体系，如果实现拼音化，则会使中国的文化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也失去了贯穿古今的传承媒介。从现代信息领域的发展来看，汉字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汉字是一种凝定性的文字，所以才得以充当《牛津英语大词典》主篇勃起菲尔德探索过程中的“中介语言”。而且汉字是由联合国五种规范文献中翻译出来最薄的一种文献语言信息量大，输入方便，在计算机发展过程中，由于突出的是汉字言简意赅的优越性，以占最少字符表达最完整的意思，这也是拼音文字无法对比的独特性。

三、汉字和拼音文字的比较

每一种文字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一面，下面就汉字和拼音文字各自的优缺点进行比较，看到底是谁优于谁。

（一）汉字的优点，拼音文字的缺点

1.汉字形体区别度大，利于识别阅读

汉字对应语言是一音一字，其外貌形态是一个字一个样，个性十分突出，字与字之间干脆利索、整齐美观，给人的视觉印象深刻，易于辨认区分，利于记忆，极易于快速阅读，阅读时，一目了然，能迅速分辨，作出判断。

而拼音文字则是从二十几个字母中抽出几个字母平行排列来组成一个单词，而且一个单词就是一长串，各单词长短不一，线形字母个个相似，连成一片，每个单词都是那几个字母翻来覆去地更换拉置组成，词与词在形体结构上区分不明显，阅读时视觉的辨认难度大，而且因字母纯粹是一个音素，没有任何联系，不能通过理解记忆，所以拼音文字虽便于字母读音，但实际上单词难记，一长串相似的字母相连排列也有碍阅读效率，例如：

拼音字母——Yì shí jiān， wǒ yòu jué dé zì jǐ bù jǐn shì zài kàn huà juàn ， què yòu xiàng zài

líng líng luàn luàn fān zhe yī juàn lì shǐgǎo běn .

汉 字—— 一时间，我又觉得自己不仅是在看画卷，却又像是在零零乱乱翻着一卷历史稿本。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汉字与拼音文字相比较，在视觉效果上，清晰明了是拼音文字的一大要害。

2.汉字字词合体，一字一音，音界分明

就汉字的语音形式来看，汉字一字一个音节，各音节没有复辅音，元音占优势，音界分明，且乐音多，音质清晰响亮，语感个性强，读起来干脆利落，没有区分音节的负担，诵读中文时，声音一字一顿，抑扬顿挫，音不牵连，节奏平稳，频率较慢，即使是在音量小或有他音干扰的情况下，也能分辩得很清楚。汉字读音上的这些特点，也是决定汉语诗歌具有特殊艺术感的先天条件。而拼音文字是几个字母拼合成一个音节，几个音节构成一个单词，复辅音多，音界不分明，读文时，舌头转动快，语音连成一片，牵连不清，变化频率快，读者难读准，听者难听清。

3.汉字的交际功能强且稳定持久

汉字的形体与其字义血肉相连，不论读音是否准确，其字的含义是基本稳定不变的（除一字多义现象），从而见形能知其义，与拼音文字相比，汉字在交际功能上具有无与伦比的通用性与稳定性，是交际语言中功能最强的文字。

从时间上看，定型规范了的汉字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古代遗传下来的文章至今仍能看得懂，汉字的交际功能可谓是畅达四海，贯通古今，而这是拼音文字无法做到的，拼音文字各字母纯粹是表一个音素，在记录语言时，它基本上是按音写话，没有任何固定的意义，经过时间的推移或是因地方语言差异而使之语音上发生变化，那么记录它的文字也得发生相应的变化。所以，用拼音文字写的文章在此地看得懂，到了彼地就不一定看得懂了，而汉字，字义固定在字形上，无论古今都读得懂。

4.汉字中形声字是最易学并掌握的理想文字

汉字中的形声字既易识音，又易辨认明义，而拼音文字只有有利于识音的一面，拼音文字虽可由形知其音（这种文字的“形”也是一种易于辨认的“形”），它也不能由其音而知其义，形与义的关系非得死记不可。但汉字中的形声字是由形旁和声旁两部分组成的，不论是它的读音还是它的字义都易于掌握，因为形旁标明了它的意义类属，声旁标明了字的读音，《说文解字》中也说“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例如：

①问，讯也。从口，门声。

②忘，不识也。从心，从亡，亡亦声。

③娶，取她也。从女，从取，取亦声。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有些汉字的读音较现在来说会有所变化，但可以断定，形声字的声旁，有些在造 字时就与这字的读音有差别，因为现实中，不可能每个字都能找一个完全相同的独体字作声旁，有的只能用近音来标音。所以，形声字只要认识了形旁声旁，就能知其音明其义，这种文字有规律，易记忆和掌握，外国也称其为“智慧文字”。

5.汉字的形体具有特殊的造形艺术美

以汉字作为对象的书法艺术，举世无双，它与中国传统国画艺术并列，称为“国画“，也成为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

汉字的形体既方正匀称，笔画又变化多姿，在人们长期的书写实践中，创造出了多种具有美学价值的书体。汉字的书法艺术可随人的气质、艺术修养创造各种风格不同、神韵各异、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而拼音文字虽也可以写各种美术体，但它的笔画单调，缺乏个性，不论怎么书写，也创造不出汉字书法的这种玩味无穷，值得欣赏的书法珍品来。

6.汉字比拼音文字更便于电脑的处理

当今社会，已进入电脑信息化时代，一种语言能否适应电脑的工作，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美国加州大学物理教授程贞先生认为中文比英文更便于电脑的处理，虽说英文只需编用二十多个字母就能敲出语言，可经研究表明，汉字形体结构信息（笔画形）编码的“形码”的工作速度远远超过了汉语拼音编码的“音码”。再说，人们已经习惯了汉字输入，再换成一套拼音文字，还得重新学习文字，这样浪费了更多的时间和人力物力。

（二）汉字的缺点，拼音文字的优点

1.汉字数量多，难以识记

据1988年国家语委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共收入汉字7000个，而汉字总数已达6万多，即使常用字也有3000多，而且汉字笔画繁多（简化以前平均每个字有11笔），结构复杂（有左右、上下、包围等结构），字形相似（如己已巳等），人们要把每个字的形体和拼音都记住，起码要十多年的学习，这样的学习效率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2.汉字一字多音现象严重，是一个突出的难点

一个字一个音，好掌握，但如果一个字出现几种读音，就容易乱套，如“艾”字，在“方兴未艾”一词中念“aì”；在“自怨自艾”中念“yì”。再如“拗”字在表“将物体弯曲而致断”时读“ ǎo”，在表“不顺、不流利”时读“ào”；在表“固执”时读“niù”。常见的多音字有：好、别、发、斗、行、教、校、期、假、率、着等好几百个。造成这种多音字的现象有很多，比如说：古今音变、近音假借、字词的引申等，所以这就是汉语学习中较严重的难点。

而拼音文字却比汉字好，它是由二十几个字母拼合而成，读音始终一致，只要认识字母和懂得字母构词顺序就对了，而且它的读音也就固定了，这看起来似乎比汉字简单，可背后的难点，却是说不清的。

3.汉字一字多义的情况较多，不利于识辨和掌握

汉字包括基本义和转义（包括引申义和比喻义）。一个字由基本义发出引申和比喻义，这种转义和基本义一脉相承，有密切联系，一般不会给学习、理解带来疑难，也不会引起混淆和误解。引起歧义和混淆的是同一字有几种毫无关联截然不同的意义。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称这种字为“书写形式相同的同音词”。比如“别”字的四种意义彼此间是毫无相关之处的：（1）分离、区别 （如离别、分别）；（2）不要 （如别动手、别开玩笑）；（3）绷住或卡住 （如别上符号）；（4）不顺、不相投 （别扭）。

其实除了这种，还有一种特殊的一字多义的现象，就是古文和成语中的假借字，如《诗经》中“逝将去女”句中的“逝”、“女”实际上就是“誓”、“汝”两字的假借字。古文中常出现的“说”“直”就是“悦”“值”的假借字，这种字若不深入研究，就会在学习中增添一些麻烦。而拼音文字中不同义的词往往是不同拼音字母组成的，读音也一定有区别，所以不会发生以上的这种情况。

从上面的比较看来，汉字和拼音文字是各有千秋，可是，如果是在五四时期看来，像鲁迅、钱玄同、瞿秋白他们是大力主张废除汉字的，瞿秋白在《普通中国的字眼的研究》一文中还说：“……汉字已成了僵尸。中国的语言要充分的发展下去，要成为现代的，能够适应广大群众的新的文化生活，就必须完完全全的废除汉字”。其实他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我们还是受到了点影响，可汉字为什么没有改变了？那是因为汉字是经久不衰的。从上面说汉字和拼音文字都有自己的优缺点，可汉字的缺点是可通过改进而创造出更完美的字，这种改造还在不停的发展，而拼音文字的缺点却是无法经过改造完成的。

四、反对汉字拼音化的理由

从上面我们对汉字不必朝拼音方向发展已有了一定的了解，但似乎还存在疑惑，明明两种文字各存在优缺点，为什么非得说拼音文字取代不了汉字呢？下面我们再从几个方面去论述其中的道理。

（一）拼音文字解决不了同意字，词易生歧义的问题

拼音文字要取代汉字，首先通过不了的一个难关就是同音字（词）产生歧义的问题，前面也说过汉字存在相当多的同音字（词），而同音字（词）一般只是音同，而字（词）义不同，形体更不相同。传统汉字的同音字（词）一般不会混淆，但是如果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我想同音就必定同形，那么同音异义的词就没法区分了。汉字虽说数量多、笔画繁，确实难认难记，但一般意义确定，虽然同音异义，但一看字就能确定其含义，而不会产生歧义。例如，音乐家赵元任先生写的文章《施氏食狮史》：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实十石狮。试释是事。”

这篇文章虽然是“游戏文”，但它说明我国文字中同音字之多，上文就是用“shi”这个音节的四声共32个词写成，如果改写成拼音，听者不仅听不懂，更会忙着跑向洗手间了。所以，汉字的实际情况很难走上拼音化。

（二）拼音文字无法继承汉字文化独创的多种文学式样

汉字每个字就是一个词，这些字（词）都是面积相当的方块形独立个体，不像拼音文字写出的单词那样长短不一，参差不齐，有的词一长串，有的仅一两个字母。而汉字一字一音，字字有义，义有同义、反义、近义，音有平仄四声和声韵的异同，汉字的这一特点创造了许多独特的文学式样和独特的汉字书法艺术。大家所熟悉的格律诗词、曲、赋和对联就是汉字创造出的特殊文学式样。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汉语格律诗词曲赋和对联，是文学适应的中国特产，离了方块汉字是没法生存的，也许会有人说，格律诗词和对联也是汉语词创作的，将它换上拼音文字不就行了吗？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汉语格律诗要讲究时序、句法，不像英、法、德等语创作的口语化诗，汉语格律特别讲究词语的凝炼、简洁，这种高度概括、精简语句构成的诗，完全脱离了平日口头语的习惯，如果用拼音字母写出来，读者会看得懂吗？会明白诗意吗？例如：

Tiān jiē xiāo yǔ rùn rú sū，

Cǎo sè yáo kàn jìn què wú 。

Zuì shì yì nián chūn kǎo chù，

Jué shèng yān liǔ mǎo huáng dū。

这是唐代诗文家韩愈写的《初春小雨》绝句。当然，熟悉这诗的人，一读拼音就能念出来，或能回忆起汉字原诗，但若是从未见过这诗的人用拼音拼写这首诗，可能就吃力了，然而用汉字写出来，一见就清晰明了，如：

初春小雨

天阶小雨泣如酥，

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

绝胜烟柳满皇都。

上面所举的还只是古格律诗中最浅易通俗的，如果诗中用上那生僻古奥的字词或用一些典故就更成问题了。

因此，如果真要用拼音文字来拼写诗、词、曲、赋和对联的话，不仅是使一系列的文化珍宝无法传承，而且留下来的将是一部常人读不懂的天书。

结语

汉字到底适不适合拼音化，其实一看就看得出，通过上面对拼音文字和汉字的比较，以及结合我们的生活可知，我们处处用到的都是汉字，而不是拼音，虽说拼音是我们所必学的，但它只是我们学习汉字的一个辅助工具，起到的实用价值并不大，而且拼音在我国确实是行不通的，不管是从地域还是文化、或者是语音语法等方面来说，都是一个划不了等号的不等式。而当时主张废除汉字去走拼音文字道路的人，只是看到日本、朝鲜等国家使用拼音文字，便觉得中国的汉字是一种落后的文字，必须改革，然而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完全成功，汉字是经久不衰的文字，不是一时心头热就能改变的了的。再说了“汉字”承载着中国的文化、精神，以及心酸的历史历程，更维护着一个名族的稳定。因此汉字作为最古老、相对成熟的文字，不但不能走也没必要走向拼音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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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廖才高.汉字的过去与未来[M].湖南：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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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5]单周尧，陆镜社.语言文字学研究[A].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注释:

①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自序》1956年版，第34页。

②倪海曙：《中国语文的新生》1949年版，第119页。

①胡乔木：《胡乔木谈语言说文字》1990年版，第133页。

第12篇

关键词：汉字；文化意蕴；汉字教学。

一、汉字的文化特征。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它是人类的祖先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创造出来的。它不仅是书写的文字，而且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1、 汉字总数很多，常用字却很少。

从古到今，汉字的总字数已达到80000多个，据资料统计，现代汉语用字在10000左右，国家公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 收录汉字7 000个， !现代汉语常用字表？ 收录汉字3 500 个。汉字总数虽然很多， 但是常用字也就3 500 个。认识100 个字， 日常文章中有40% 的字可以认识。

只要认识1000个常用字，日常文章便有90% 的字可以认识。

2、 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

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汉字的创造在我们今人和古人之间搭了一座桥， 使我们能走进古人的内心， 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由于表意文字 的义和形 具有联系， 因此读者能做到见字识义 。每一个汉字里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通过分析， 就可以了解汉字里所要表达的信息。如家 字， #宀？

字下一个豸字，豸在古代是猪的意思，家字最早的字形是房里有猪便是家,猪的繁殖力强，而古时候人是最主要的生产力，所以不难看出古人造家 的意思便是希望自己家能够人丁兴旺， 以生产能力强的猪来象征自己家中的人口兴旺， 生活殷实。由此可见， 我们的先人造字的用心所在了。汉字以字形表意， 细细探究， 每一个汉字都代表着古人不同的心理和思维。汉字所负载的丰富信息、所包含的深厚内涵值得我们回味无穷。[格式]

3、 汉字构词灵活， 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

社会在发展， 语言也随之发展， 一个新事物出现往往要使语言中增加一个或几个新词， 如果原来的文字不够就要造新的文字。但对汉字来说， 现有的汉字足够组成新词。而这些新词的生成过程又不需要学习新的汉字。例如我们学习了电 字， 可以和别的有意义的汉字组成电话、电灯、电线、电视、电影 等等。

4、 汉字的自身特征使其演进为书法艺术。

汉字是最美的， 它是平面型方块体汉字， 字形本身就是艺术。每一个汉字都是方方正正的。

汉字作为一种艺术更是中国独一无二的。今日，书法已经是提高文化修养、修身养性的途径， 甚至书法已然是国人礼仪的基本要素。然而更令人称道的是， 每一个汉字似乎都有精巧的构图、恰当的比例， 使这个符号被赋予了太多的艺术内涵。总之， 只有这样一个中国才能产生这样的书法。它属于汉字， 更属于中国文化。

二、汉字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1、 汉字教学中文化意识的缺失。

中国人从小学一年级（ 甚至更早） 就开始学习汉字， 使用汉字。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汉字？ 往往被理解为读写的工具 , 这是不错的。

语文教学的本身就具有一种工具性， 但是现在我们又号召给语文的教学中注入人文的气息， 而语文的人文性有一部分又是从汉字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中得来的。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 汉字的形音义之间原本存在一定的理据， 但在实际的教学中， 很少有教师能认识汉字的文化意蕴， 能从分析汉字的形中解析汉字的义， 所以在教学中写字形、讲字义， 而没有把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 写字仅仅是为了巩固字形的认识， 而没有看到汉字中所蕴含的汉字文化， 也不去揭示这种文化。

2、 枯燥的书写练习， 使学生丧失了学习的兴趣。

汉字总数很多， 学起来难免枯燥、乏味。汉字难认、难写， 为了巩固对字形的认识， 现在的中小学教师普遍采用写字训练的策略， 在教授生字词时的一贯做法是让学生十遍、几十遍， 甚至几百遍地重复书写一个汉字， 这种机械式的书写记忆往往让学生不知所写， 只是应付了事， 更别说对汉字有着什么样的兴趣了。另外课堂教学中教师平淡无奇的讲解， 忽视了汉字与现实生活的联系， 使得汉字教学成了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使学生学起来感觉更加枯燥乏味。

3、 汉字构词灵活， 构词能力强， 容易导致错别字的出现。

认识汉字便能认词、造句。学习了几个独立的汉字， 便能组词造句。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教会学生一个字， 在遇到同音字的时候， 学生往往会把这两个字混淆， 而胡乱组词造句， 造成别字、白字的出现， 同音错别字、形近错别字层出不穷。

4、 年轻教师的汉字书写水平越来越低， 传统基本功底欠佳， 不能起到示范作用。

现在学校教学中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 年轻教师制作多媒体课件的水平较高， 但板书布局凌乱， 字体不规范。板书在课堂上可以有很多的闪光点， 这需要老师和学生互动才能产生。而且文字存在的形态是意象， 忽视文字的不确定性， 简单以媒体直观形象取代文字意象， 扼杀了学生的想象力， 导致文学含蓄性的消失和学生想象力的弱化。

三、如何解决汉字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1、 提高教师的汉字文化意识。

析形解义、因义记形， 建立音形义的牢固联系， 此法主要适用于单个汉字的教学。汉字以其形表其义， 每一个汉字细细品来， 都蕴含着一种内涵。如果在教学中能够加强中小学教师对汉字文化的认识， 使他们懂得所教汉字的文化韵味， 在给学生讲解时， 可以通过分析汉字的形来了解汉字的义 , 让学生不仅仅是为识字而学习汉字， 如此这般， 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学生学起汉字如鱼得水， 老师教起来也得心应手。同时， 我们的汉字文化也得以继续传承下去， 如此两全其美， 我们何乐而不为之？

2、 掌握汉字规律， 把汉字教学和生活联系起来。

知道汉字的高频词， 依据汉字的规律进行教学， 可以降低学习汉字的难度。语文教学中的汉字教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应培养学生在学习汉字过程中的应用能力， 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就是加强汉字的实践性， 不要刻意追求汉字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汉字的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因而， 应该让学生更多地直接接触汉字材料， 在大量的汉字教学实践中掌握运用汉字的规则和规律。

3、 强化汉字的艺术性， 提高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

汉字具有很强的艺术性。作为唯一一种文字艺术品， 我们应该重视汉字的书法艺术， 在校园里为学生营造书写的好氛围， 将书写文化作为学校文化中的一个部分来重视。

可以这么说， 加强汉字文化的认识是提高学生学习汉字兴趣的基础。应该组织多样化的练习， 提高学生学习与书写的兴趣， 以更利于增强汉字的文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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