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05 16:10:2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人文价值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时间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以及要素价值论等不同价值论之间长期以来便存在争议，但是如果没有可以作为内在统一的衡量尺度，那么不同的理论在各自的范畴内都是合理的，并且这个合理性既不能用来作为自身合理的证明也不能作为其他理论不合理的依据。因此，许多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试图从不同方面对价值理论进行阐述，以往学界对于不同价值论间的讨论多是分析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的比较关系。以时间为内在尺度，不仅能够阐明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以及要素价值论在各自的理论框架内的合理性，同时能够证明三者之间具有统一性以及这个统一的合理性。价值论作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尝试在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以及要素价值论的研究上有所突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及其统一性探究
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是价值也即财富的不同度量，也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劳动价值论是用凝聚在商品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解释并度量商品的价值及其形成过程。作为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劳动价值论建立在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基础上，重点是由此引出的对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也为按劳分配提供了理论基础。效用价值论用商品满足人的欲望能力或人对商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解释商品的价值及其形成过程。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一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效用价值论尽管存在多方面的不足，但它易于运用数学方法进行研究的特点仍被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所广泛采用。要素价值论认为价值由不同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企业家才能等）共同创造，它既是按要素分配的理论基础也与产权理论有着紧密的联系。尽管三者的理论基础不尽相同甚至存在很大的差异，但许多学者在对三者研究的道路上已经进行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而对要素价值论却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见解。
学界多运用比较法对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同时进行研究，通过比较两种价值理论的区别和联系阐明两者的统一性问题是研究的重点之一。向国成（1995）认为价值是劳动耗费价值对效用价值的关系，两者能够进行理论综合。[1]他认为对商品价值本质的认识要借助哲学价值理论从“关系”的角度去理解①[1，64]，在需要计算价值量时才需以某种实体作为计量价值大小的单位。他指出马克思关于机器磨损的论述中已经包含了效用对劳动价值量起折算作用的思想，并总结出公式 ②解决了机器无形磨损论述中的矛盾。宋波（2001）认为劳动时间就是历史时间，经济发展的长期演进趋势就是由单位产出劳动时间下降和边际效用递减共同决定，历史时间本身的推进会显露出两者的综合和统一。[2]文章从《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两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出发③ [2，65]，通过具体数字和图表例证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的关系：价值决定效用，效用制约价值。价值与效用的源泉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并且也是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统一的基础。白暴力，张栋（2006）证明了边际效用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统一性，说明了边际效用的度量可归结为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3]文中运用边际分析法了社会总效用量与社会总劳动消耗量在总量上的统一、商品的边际效用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个量上的统一，证明了劳动价值论与边际效用价值论是统一的。并在两种价值论统一性论证的基础上，得出了劳动价值理论及其作为社会经济结构分析基础正确性的结论。许有伦（2006）提出揭示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新的商品价值理论的关键，他认为尽管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有许多不同，但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在对商品使用价值源泉的认识都是相同的，对商品价格的认识上也存在相同之处。[4]在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统一的基础上，董德刚（2005）又进一步提出与要素价值论结合的观点。他认为应当综合考虑劳动和资产等客体因素与社会需求这个主体因素对商品价值的作用，既要肯定劳动的作用又要承认资产的作用，既要考虑客体因素（劳动和资产）又要考虑主体因素（社会需求），建构“系统价值论”。[5]他认为商品的价值既取决于商品本身所包含的劳动和资源，也取决于它对消费者的效用，是客体因素与主体因素的统一，并提出了“系统价值论”商品价值公式：商品价值=商品效用÷（劳动+资源）。我们可以看到，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的统一性是具有理论依据的，寻找三者的共同点可以实现新的价值论的突破。
二、劳动价值论是价值论创新的突破口
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研究内容是时间的经济价值，但本文的研究不属于时间经济学 的内容而是在价值论的讨论范畴。因此，本文不赞同时间经济学将时间的机会成本作为时间价值 的观点。笔者认为时间价值论中的时间内涵同劳动价值论一样是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的，作为价值的度量它具有绝对性，不能用耗费单位时间所损失的货币收入衡量。经济发展越来越体现对人文关怀的诉求而不再是单纯地追求财富，对价值的讨论只有落实到人的层面上才能真正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因此，对价值的讨论必须要有“人”的因素，这也是本文以劳动价值论为出发点的初衷。
1.经济学的时间观
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而经济学所体现的时间观思想正是本文进一步研究时间价值论的出发点。
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时间论析是劳动价值论重要的理论资源，李瑞娥等人（2004）从时间尺度、时间价值、时间节约、时间分配和未来时段五个方面分析了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时间论析和时间思想。[6]经济学的基础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人的实践活动是理解经济学时间观的支点。[7]首先，从经济实践客体的角度分析，时间是作为物的形态存在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提出：“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而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8，53-54]价值量的衡量尺度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劳动时间凝聚在商品中以物――也即经济实践客体――的形态存在。其次，从经济时间中介的角度去看，马克思把经济学时间观在经济制度运行的微观层面上划分成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宏观层面上则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再次，马克思时间观的分析重点是经济实践主体，他指出：“劳动时间的每个相应部分由一个必要劳动时间和一个剩余劳动时间构成。”[9]劳动时间体现的是对劳动的人的关怀，因而对价值的剖析能够深刻地揭示出经济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2.关于劳动、时间与价值的思考
经济学指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在这里，“无差别”既是商品交换的基础更是研究商品价值的基础，商品之所以能交换就是因为这种无差别的“等量的共同的东西”[8，49-50]。“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8，50]马克思认为这种原子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也即抽象劳动，而具体劳动只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不生产价值。其中体现的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便是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理论。笔者认为，一方面，马克思对商品交换基础的发现，以及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的论述无疑是正确的，并且劳动价值论所体现的对人的尊重也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另一方面，将具体劳动剥离出来的“无差别人类劳动”已经不再是“无差别”，仅仅把抽象劳动作为价值的唯一来源的价值论应当称作“抽象劳动价值论”是不能称之为“劳动价值论”的。因此，笔者认为商品中“无差别”的“原子”应当是劳动时间而不是劳动，也就是说，价值是凝聚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时间。
首先，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时间没有违背商品交换的“无差别”前提，它比以劳动为尺度更能体现“无差别”，能更好地反映价值的本质。一方面，劳动本身可以“无差别化”，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同一劳动的两个方面，两者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不可分割的，只要劳动就会在该段时间内创造价值。以劳动时间为尺度尽管弱化了劳动的二重性，但能够对价值进行目的性更强的研究。另一方面，时间本身比劳动更具有“无差别”性，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10]商品作为客观物首先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存在，并且时间比空间更能代表所有事物的无差别同质性。也就是说，商品是一种具有价值的特殊空间和时间存在，劳动时间作为一种特殊的时间形式更能够体现其本质。其次，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时间能够体现价值与稀缺性的关系。西方经济学认为，事物具有价值是因其稀缺性或相对的稀缺性，供求理论便是在这个思想上构建的，尽管混淆了价值和价格，西方经济学对价值和稀缺性的观点却是值得肯定的。客观说来，如果没有时间限制只要有适当的物质条件劳动都能够循环再生，不存在稀缺性的劳动（不同于劳动力短缺）不能通过这方面体现价值。但是时间却是人最为稀缺的资源，这是由生命规律客观决定的，时间的稀缺性正是价值的来源。再次，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时间的价值规定与价值量规定在逻辑上更为紧密。从逻辑角度来看，越符合简单逻辑的理论越易理解并且越具有合理性。马克思对价值和价值量的论述用简单逻辑表达即是：价值是劳动，价值量是劳动量，而劳动量用劳动持续时间计算，所以价值量是劳动时间量。这其中需要进行劳动量到劳动时间的转换，这样虽有其合理性但是否是等价转换还有待商榷。而价值是无差别人类劳动时间的规定的简单逻辑是：价值是劳动时间，价值量是劳动时间量。这条逻辑线中间不需要任何转换，因而使得价值和价值量的规定在逻辑上更为紧密。综上所述，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能够更好地体现价值的“无差别”本质，能够更好地体现价值与稀缺性的关系，能够使得价值和价值量的逻辑关系更为紧密。
以上对价值的讨论中，时间始终与劳动结合在一起，都能够在各自的理论框架内反映出经济学的人文关怀，充分说明了以劳动时间为规定的时间价值论和以劳动为规定劳动价值论是紧密联系的。比如，两种价值论中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关系是一样的，复杂劳动仍是简单劳动的倍加，其换算关系依然是人们在长期交换中通过反复比较换算自发形成的[11]。但是笔者认为两种价值论还有着本质的区别，最主要体现在对劳动的理解上。在劳动价值论中，劳动是价值的本质，商品中凝结的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在时间价值论中，笔者认为劳动时间是价值的本质，商品中凝聚的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时间。人类的时间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不再是价值源泉而是创造经济价值的唯一手段或方式，只有通过劳动，时间付出才具有经济价值。
3.时间价值的测度
笔者认为时间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中对时间价值的规定相同的，都是用价值量进行测度，只不过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涵义上有细微的差别。经济学规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8，52]而时间价值论中具有更丰富的制造内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或消费内容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由于时代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行业的迅猛发展，当代社会的许多特殊商品并没有实际的使用价值，如虚拟商品。尽管没有使用价值，诸如虚拟商品等的新型商品仍旧凝聚了无差别的劳动时间是经济市场的消费内容，因此符合价值内容的要求。
三、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中的时间内涵
在目前已有的研究中，还没有对于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中时间内涵的著述，笔者希望通过自己的理解提出的几点拙见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批评指正，在研究价值论的道路上相互探讨。
1.效用价值论的时间内涵
效用价值论的核心在于人对效用的主观评价，传统西方经济学多用效用函数对其进行描述，但是长久以来没有在效用的测度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笔者认为，效用本身不会生产价值，但效用的价值可以依据商品中凝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进行判断。如前文所言，时间是人最为稀缺的资源，商品的效用能够通过节约而等效延长消费者的生命，宋波（2001）也提出计较劳动时间（时间节约）是经济社会的真正内涵的观点[2，67]。消费者对某一商品和生产该商品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总和具有相同的效用评价。因此，在不考虑使用价值区别的前提下，商品间的效用可以通过生产该商品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小进行比较。通常情况下，商品的效用同品质成正比，而品质与商品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成正比。因此，商品的效用同商品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测度是符合生活经验的。
2.要素价值论的时间内涵
与效用价值论一样，要素也不是价值的来源，要素的价值也必须通过与其等价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测度。土地和资本作为物质要素是物化劳动时间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土地和资本是生产价值的必要条件具有不可替代性，但是却不能作为充要条件说明土地和资本能够生产价值。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作为人特有的资源在运用的时候必须付出劳动时间，价值的来源也是劳动时间，不能因为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的表象掩盖了劳动时间这一价值的真正来源。总得说来，土地、资本、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的核心是对物化时间的所有权，进而占有生产要素本身的价值，正是这种所有权下的价值占有导致了生产要素能够生产价值的错觉。
四、时间价值论的意义
本文的内容是对时间价值论的讨论，重点是对价值和价值量的规定。价值是凝聚在商品中与人类劳动时间无差别，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时间价值论下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或消费内容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以劳动价值论为出发点，确立时间价值论的新思路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时间价值论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合理“扬弃”，是经济学与时俱进的体现。时间价值论不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否定，相反，时间经济学是在汲取经济学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对其价值理论的继承和发扬。价值是劳动时间的论断与劳动价值论一脉相承，都是关于蕴含在商品中的无差别价值的合理理论。第二，时间价值论的时间内涵能够为分析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提供合理的依据。效用和要素不生产价值，学姐对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在价值生产上一直存在争议，以劳动为出发点对另外两种价值论进行合理的解释均有难度，但时间价值论比较合理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将效用和要素统一划归到劳动时间进行等价度量。第三，时间价值论的核心是人，体现了经济学的人文关怀，符合经济学发展趋势。自近现代以来，全球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对经济的关注不再仅仅是对财富的追求，更多的是谋求与自然和自身的协调发展。时间价值论突出了人的价值，体现了经济学的道德一面，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
由于学识和眼界受限，笔者在对时间价值论考量上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希冀藉此能够为价值论的研究提供一些浅拙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向国成.价值是劳动耗费价值对效用价值的关系――对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的综合[J].当代经济科学，1995，（05）：61-71.
[2]宋波.劳动价值和边际效用在历史时间中的共同递减趋势论劳动价值论与边际效用价值论的综合统一[J].南开经济研究，2001，（02）：64-68.
[3]白暴力，张栋.边际效用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统一―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100年的弯路[J].财经科学，2006，（08）：91-96.
[4]许有伦.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辩证关系――与卫兴华、晏智杰教授交流[J].经济评论，2006，（03）：14-17，24.
[5]董德刚.从单一要素价值论到系统价值论――劳动价值论的创新[J].求索，2005，（01）：56-58.
[6]李瑞娥.时间价值的升华：从马克思经济论析中的时间思想到当代时间资源的拓展[J].人文杂志，2004，（03）：77-81.
[7]范冬梅.马克思经济学时间观的当代思考[D].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3-54.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56-57.
[11]李朝林，王永年.政治经济学原理新教程[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9：33.
注释：
① 原文P64：“哲学价值理论认为：（1）对价值的认识，必须以主客体关系为依托，以主客体关系中人的本质和内在规定性为依据，为尺度。需要、劳动、社会关系都是人的本质或内在规定性。（2）客体是否有价值，取决于客体是否按主体的内在规定性来满足主体的需要，是否对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具有肯定、促进作用。（3）在主客体关系中，主客体相互作用，存在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两种趋向，价值就存在于这种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之中。这三点对于分析交换关系中的商品价值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② 其中，、分别代表A、B的社会劳动耗费价值，、别代表A、B的效用价值，代表以劳动耗费价值量为计量单位的A的价值量。
③ 原文P65：“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首先提出了被学术界称之为第一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创造某个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在第三卷中又提出了被称之为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限制，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第一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上生产同类产品的单位劳动消耗，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按照社会需求总劳动时间分配到部门的劳动消耗总量……”
④关于时间经济学的内容参见，屈炳祥.《资本论》与时间经济学[J].当代经济研究，1999，（11）：5-6.
阿尔弗莱德。马歇尔在《经济原理》开篇中说，影响人类行为的 因素极其繁多，但是只有两种力量是最持久和最普遍发生作用的。其 一是宗教的力量。其二，是经济的力量。他是经济学可数的几个父亲 之一，我念书的时候总想读他的原著却总也没有时间好好读。现代“ 工业生产式”教育体系的悖论之一是学生匆匆忙忙读最晚近的文献， 揣摩老师要考的题目，拿到找工作必须的文凭，到头来对其所学茫然 .香港是个忙碌着挣钱的地方。香港大学是为香港政府和商界生产文 凭的地方。我常常对教室里学生身上突然发出的传呼机或手提电话的 尖叫感到茫然，先是觉得有些伤心，觉得费好大的心力备课不那么值 得。然而这是香港，在港大就读的大学生通常已经可以凭兼职挣到七 八千港币一个月了，硕士研究生在大学里兼职可挣一万五千以上，而 我的研究项目里有个博士生，按照学校规定我必须付给他两万一千元 港币一个月的薪酬。即使这样也很难找到合格的研究助理。学生们喜 欢穿和玩儿，挣得的钱大都花在这上面。港大的学生常以“走堂”（就 是缺课）为荣。学得特别好的“走堂”，学得不好的，为了“追女”也 要显摆一下自学的能力，走走堂，生活内容太丰富，每个人都有太多 的选择，把时间搭在听课上就很昂贵了。经济力量真的是最经常起作 用的力量。
“成本”，没有选择的自由就谈不上成本。这个道理让经济学家找了至少一百年才找到，这还不算哲学家们在寻找“绝对价值”和“永恒”上面所花的时间。李嘉图被最聪明的经济学家认为是“好象从月亮上下来的人”，有着极不寻常的思维。尽管如此，他的“劳动价值理论”表明他仍然没有找到我们今天普通经济学课本上讲的关于成本的“庸俗”的道理。对永远不变的价值准则的追究毕竟是最具诱惑的一件事，就好象数学家至今还会被“无限”这个概念迷惑得废寝忘食一样。难怪黑格尔说，世界上若有“无限”的话，也只有“恶无限”。相对论以后，事情终于变得好一点，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因为“价值”就因此而死了。找到目前这个“成本”概念并且作了最系统解释的，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他们其实并不是经济学家，他们自称是“学者”（scholar），是著名的“维也纳小组”里的学者，恩斯特。马赫、米塞斯、石里克、庞巴沃克、维特根斯坦、哈耶克等等。后三个人甚至还是亲戚。奥地利学派发动了经济学里的所谓“边际革命”，这是关于价值理论的一场革命，我想我拿它引出这篇文章的主题，读者不会觉得乏味吧？！
古典经济学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寻找“财富”的来源。最早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威廉。配第，他说：“劳动是财富的父亲，而土地是它的母亲”。他的公式没有提供价值的衡量标准。生产一蒲式耳小麦耗费的不仅仅是劳动力，还有土地的地力，土地折合成劳动力是多少呢？问这个问题相当于问一个苹果加一个梨等于什么一样，得不到解答。李嘉图认为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结论说：“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其实这个问题在那个时候连定义也还不十分清楚。直到十九世纪末，美国名噪一时的亨利。乔治写了《政治经济科学》，才明确定义了诸如“财富”、“价值”这类名词的经济学涵义。但那是在奥地利学派的边际革命稍后，而且是为了反对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而写的一本书。“价值”的严格定义要等到本世纪五十年代一位年轻的法国数学家被他的法国导师推荐给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做“一般均衡”理论研究时才得到解决。这三个人先后都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亨利。乔治明确但仍不严格的理论体系中，什么是“财富”？财富就是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什么是“价值”？一个事物，只要它可以减少人在获取同等幸福时所必须付出的努力，它就有了价值。这个人能够节约的努力程度就是这件事物的价值。例如某甲允诺某乙在明天做某事，乙于是可以节省自己做该事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甲对乙的承诺是有价值的也就是一种财富。当然，在一个言而无信的社会里，承诺的意义和价值就成了大问题，这也就是我在“金融热”（《读书》一九九五年四月）里讨论过的问题。但是甲对乙的承诺在完全不相干的某丙看来有没有价值呢？由于丙不能靠甲的这个承诺减少任何他明天为自己获取与今天同等的幸福的努力，这个承诺在他看来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没有价值。这是主观价值论的开始。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这个主观价值论一定是荒谬的。我们怎能否认月亮在我们闭上眼睛的一瞬间就不存在了呢？同样地，我们怎能否认世界上存在着不以我们主观感受为转移的客观价值呢？我得承认，在贝克莱主教的“月亮”和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思想联系，那就是休谟的怀疑论。这个问题我在《主义与科学》（《读书》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和《传统与乌托邦-永远的徘徊》（《读书》一九九五年三月）里提到过，是理性的哲学基础问题，在这儿就没法多说了。主观价值论大致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例如余秋雨写的“天一阁”主人范钦的儿子，面临两个选择，一个继承天一阁全部藏书，一个是继承万两白银。大儿子的选择是天一阁藏书，选择的代价是一万两白银，所谓“机会成本”，放弃的“机会”所值。如果他的选择是万两白银，则选择的机会成本或成本就是天一阁全部藏书的价值。同样的道理，一个中学毕业生如果面临两个选择：上大学，或就业，那么他上大学的成本就是他上学期间所放弃的工作收入的全部所值。类似地，自杀的成本是继续生命所值的全部；活得太痛苦就会想到自杀。可供选择的机会越多，选择一个特定机会的成本就越高，因为所放弃的机会，其所值随着机会数量的增加而增加。所以港大的文凭随着香港的大学数目增加而贬值，同时，学生的时间随着香港劳工的日益短缺而增值。结果课堂里文静的气氛开始染上手提电话和传呼机的商业紧张。经济学核心的概念就是这么个成本概念。乔姆斯基是语言学家或哲学家（或人们加给他的其他什么家），但不是经济学家。据说他有一次“挤兑”经济学家，说经济学全部的内容可以在两星期内掌握。我猜他指的是“机会成本”的概念。说实在的，一门可以在两个星期内掌握的科学，一定是简练到优美地步的学问，其基本定律一定如此有效以致根本用不到更多的假设和辅助定理，就足以解释整个世界了。如果我是赫赫有名的萨缪尔逊，我绝不会为此去和乔姆斯基辩论。因为任何一门学科都应当向经济学看齐，把理论提炼到可以在两星期内让一个清道夫掌握。这正是现代数学的“教父”，大卫。希尔伯特对数学的要求。
主观价值论的一个更深层的看法是，没有选择就谈不上有价值，没有选择余地的“机会”就不应当叫做机会，也谈不上机会成本。“出身”是不能选择的，因此“身世”是没有价值和成本的。社会常以一个人的“身世”来判断其价值，那是因为伴随着他的身世，也许有一笔财富可供支配，而可供支配的财富对他来说是有价值的，因为他可以选择放弃这笔财富。如果一个孩子知道他“不得不”享受某种幸福，他不会感到“幸福”。身在福中不知福，那是因为他身不由己。绝望的人不会知道理想和美梦的价值。我曾经感叹北大荒我身边的那些“二劳改”的吃苦精神，却不曾意识到，对他们那没有选择的生活而言，“痛苦”是没有意义的。而我之所以感到了生活的困苦，是因为我还有选择的余地，我至少可以逃回北京。“不自由，毋宁死”。盛洪在他自己书的自序里提到经济学的人文精神，提到经济学不仅是学问，而且是做人的方式，对此我是有充分理由给以支持的。在主观价值论者看来，劳动价值论是错误的。当我们提到劳动的价值时，必须指明是谁的劳动，对谁而言的价值，以及价值判断的主体有什么样的选择。如果读者留意，可以发现我在《经济学的关键词》（《读书》一九九五年五月）里谈到分工可以节约劳动时间时，刻意避免使用马克思的“抽象人类劳动时间”。我只使用了具体劳动时间的概念。
基于选择的成本，现代经济学研究选择的“效率”。这个概念是可以直接从选择的成本概念推导出来的。说一个选择是有效率的，是说这个选择的机会成本最小。说一组选择有效率，是说这一组选择的机会成本最小。既然是机会成本，就一定是和其他选择或其他组选择比较而言。香港人到“街市”（相当于北京的农贸市场）买海鲜，例如一百元一斤活虾，他们一定要挑个儿大的，因为一斤个儿大的虾比一斤个儿小的虾价值高些，放弃个儿大的虾相当于提高了买虾的机会成本。追求有效率的选择是自利的人的天性，有的人，例如我，从来不挑，买了就走。那不是因为缺少自利心，而是因为一来语言不通，二来时间“金贵”，三来毕竟还不习惯言利，有心理上的折磨，四来也许“面子上”的价值放不下来，全加在一起，讨价还价的机会成本就上去了。
说一组选择是有效率的，是相对于其他组的选择而言，这一组选择所放弃的价值最小，比方说在一顿白吃的午餐上人家告诉你可以随便选择任意数量的虾和梨，只要不超过一百条虾和一百个梨。在正常情况下，你没有胃口可以吃下一百条虾，或一百只梨，你的选择大半是若干条虾和若干只梨。这是有效率的选择，因为如果你非要选择不吃梨而吞下第二十条大虾时，你会发现梨的价值随着你对虾的厌恶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你会越来越觉得吃虾的成本太高。这里有一条经济学上的生理学韦伯定律：“单位时间内，一个人所消费的同一种物品的数量越大，这种物品对这个人而言的价值就越小”。人是生物，生物感觉基于神经，神经受到同等强度的刺激多次就不再感到刺激。神经不再感到刺激生命就嫌乏味，乏味使人追求。微观经济学家直到去年才有人写了篇论文说明这个道理的前半截，这是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追求效率的理论。这道理的后半截到现在也还没人说过。总之，有效率的一组选择就是美国一本畅销书里说的，我们从小到大所学的道理之一是“什么都干点儿，什么都别干太多”。林语堂喜欢引李密庵的“半半歌”，记得其开头四行是“看破浮生过半，半之受用无边，半中岁月尽优闲，半
论文摘要：在价值论视野中，教育与技术之间其实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本文首先分析了价值的主体和客体，然后通过探讨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运动来把握教育技术的关系。
纵观人类历史，人的价值并不是一开始就能被人发现和认同的，而是伴随着人类对自身认识的深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被人认识到的。由于社会的高度技术化，人的价值在近代以来一直没有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即使到了20世纪后期，对人的价值的发挥仍然受到各种的困扰。从教育的本质出发可知，教育自身是直接与人相关的，这就不难理解有学者将教育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唯一途径，认为教育有责任不断提高人们对人自身价值的认识，帮助人摆脱受技术奴役的困境，使人充分认识到人的主体地位、人的个体的独特尊严。这样，人、教育与技术的关系也就蕴涵其中了。
一、对价值本质的理解
value(价值)一词来自拉丁语valere。从词源来讲，这个词的词根的意义十分模糊，其意义遍及所有方面，从“是好的”到“具有体力或勇猛”。它在14世纪进入英语，可直到19世纪，该术语几乎只与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有关，意指物的价格或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人类劳动。从19世纪末开始，在新康德主义者、叔本华、尼采的哲学中，该术语的意义扩张了。同时，以价值为研究对象的学说即价值学(valuetheory)或价值论(axiology)开始得以系统发展。目前价值论主要有三种观点，即客体价值论、主体价值论和关系价值论。客体价值论的持有者认为，价值就是客体，或是指客体本身，或是指客体的某方面的属性或功能。主体价值论者认为，价值的产生取决于价值主体，即取决于人。他们突出强调了价值的主观性，并进而提出了“价值是人”的哲学命题。无论是客体价值论还是主体价值论，最大的不足在于理论上的片面性。前者强调了价值的客观性却忽视了人，后者突出了人的作用却忽视了客体对人的影响。因此，学术界更多的学者提出：价值应该是主客体的统一，应从主客体的关系出发来理解、把握和界定价值。为此，我们从关系价值论出发，尝试探讨教育与技术的关系。
1价值的主体
主体是一哲学范畴，在哲学上，它有多重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指“实体”，它被理解为事物的属性、状态和作用的承担者，与现象等概念相对应。二是指“物质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次要组成部分”相对应。三是逻辑意义上的主体，指逻辑判断中的主语、主词。四是指人，又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凡是人就是主体，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只有作为某种活动的发出者才是主体，并总是相对于认识和实践的客体而言的。
价值哲学认为，主体必须是主动地进行活动的一方，有自主性、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所以主体只能是人，这就要排除实体、主要构成部分、主语和主词意义上的主体。同时也要意识到人和主体的不同，可以通过以下的辨别体现出来：第一，人具有实体性的一面，因而人可以独立存在；但主体作为价值存在，却只能在关系中存在，离开了客体就无所谓主体。第二，当人失去作为主体的价值性质时，人还是人，人是可能作为客体而存在的；但主体却离不开承载着他的实体的人，没有了人，也就无所谓主体。第三，人可以用实体和属性的关系来表达，如人具有自然性、社会性和思维性等，但主体标志着一种能动性的价值，因而主体性表达的是人对世界的能动关系，而不能用人的属性来说明。由此可见，主体属于关系范畴，主体的存在和确立必然依赖于客体，而特定的活动成为主体、客体的关系桥梁。主体是人但不等于人，人并非都是和总是主体。
哲学中的“主体”被引入教育领域后，自然而然地生成了“教育主体”这一概念。当我们从价值论的视角考察教育与技术的关系时，则需要把教育主体定位于价值论意义上的主体——价值主体，是由教育体系内“类”存在意义上的具有人格形态和价值主体特性的教育主体。价值主体是教育与技术的价值关系的承担者一方，是与客体技术发生价值关系的教育主体，是价值创造者与享受者。
2价值客体
教育系统中应用技术的历史表明，并非所有的技术都适用于教育，即使有些技术应用于教育系统中，也需要进行适当的改造，以适应教育本身的需要，原因是由技术的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规定的。也就是说，教育主体想要的具有某种特定功能的技术和技术自身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借助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使技术由潜在的价值客体变为现实的价值客体。技术由潜在的价值客体变为现实的价值客体，表现在客体身上，则是客体形式的变换。首先，从前提看，技术的存在形式发生了改变。其次，从过程来看，获得新的形式规定。最后，从结果来看，在这一生成的技术中，毫无疑问，教育对技术功能的设定直接决定了技术具体的内在功能，这种新的客体是主体活动目的的实现。表现在主体身上，则是主体本质力量的增强。
二、价值论视野中教育与技术的主客体关系
从价值论的视野看，教育与技术之间其实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并存着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运动：在功能上，价值意味着主体对客体的取向，主体把客体的属性、规律内化为自己的本质力量，即客体主体化；在发生上，价值表示主体对客体的改造，主体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即主体客体化。在这种双向互动的过程中，教育(主体)会不断创造出相对稳定的目的性活动序列，推动“目的——手段”系列中的技术手段在教育系统中的发展，从而为教育价值的实现服务。为此需要强调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价值的关系说，即(教育中)技术的价值既不是技术自身的属性，也不是教育的单方面规定，而是技术与教育间的一种相互关系——实践过程中的关系。二是价值的过程说，即(教育中)技术的价值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离不开特定的教育系统，技术“作为手段的有效性”不能脱离教育价值的一贯性。三是技术与教育之间的相互作用说，即技术不是单纯的工具，听任教育的随意支配、使用，而是技术也要对教育施加影响、作用、改造。
1主体客体化
马克思指出：“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在实践中，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表现为主体自身能力的客观展开，主体通过改造客体把自己的本质力量从可能变为现实，并在结果中获得客观存在的形式。因此，在结果中不仅反映着被改造对象的属性，而且还反映出主体的特性，反映出主体的实践能力、愿望和意志。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表现在客体身上则是客体形式的变换，是主体赋予客体以形式，使客体获得新的属性和功能，形成新的价值客体，从而体现了价值的创造过程。
教育领域中的技术发展是按照教育实践的需要建构起来的，技术不仅是按一种内在的技术逻辑发展，而且也是由创造和使用它的教育系统所决定的。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主体客体化是教育的本质力量得以对象化和教育的价值得以确证的过程。由于“使人成为人”是教育的根本意旨，这就造成了教育领域不同经济、军事、医学等领域，技术的应用是为了教育价值的实现，而不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或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从而不难理解始于1998年以清华大学等四所高校为试点的现代远程教育并不十分适合网络学历教育，因为大学本科教育不仅仅是一个进一步学习知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发展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过程，等等。主体客体化过程，即教育中技术的创造、改造过程，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准则去不断调节技术(包括器物、工艺、组织、管理等等)与教育的各种具体关系，从而促进技术、教育与人的协调发展。(1)以人为本的价值基准，符合教育与技术主客体关系的要求。(2)以人为本的价值基准，坚持了人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人是教育活动的主体，教育领域在积极研究开发利用先进技术的同时，应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重视满足人的需要、追求人的发展，实现人的价值，使技术进步、教育发展与人的价值的实现相一致。(3)以人为本的价值基准，体现了技术人文价值的理性回归。技术的任何现实运用，必然与人有关。人类自身的存在与发展是决定教育系统中技术取舍选择、发展方向的最终依据。
主体客体化过程具体体现为技术的内在价值被教育实践具体规定、实现的过程，即教育(主体)本质力量作用于技术使其内在价值变化，并使之转化为外在价值。技术的内在价值是使技术成为其本身所是的承诺，构成了技术活动的内在目的和合理性标准，是技术的意义所在和技术进步的指向。如果我们把技术看作是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即把技术作为一个整体，那么我们可以从系统的“自组织”特征来理解技术系统自身的这种内在驱动力、内在价值取向。正是因为技术作为教育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所以它不但要有自己的内在价值，还要有一定的功能输出，服务于教育系统。因而在教育运用中，技术的评价就不仅是技术功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看技术运用的教育效果，我们可称之为技术的外在价值。外在价值是技术的属性、功能与教育本质力量作用的产物。不难看出，技术的外在价值对于教育价值的追求即“人的价值实现”具有绝对优先的地位，技术的内在价值相对于外在价值而言，只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技术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之间并不总是和谐统一的，技术的内在价值应服从于技术的外在价值。因此，经过主体客体化过程，教育中的技术应该是适用的技术。
教育主体的对象化活动指向什么客体，是有价值选择取向的。这表明：在主体客体化活动发生之前，主体已优先选择了某一主导性的价值目标，同时也就放弃了其他价值目标。价值选择的存在，意味着教育在追求其主导价值目标过程中，由于价值需求之间的矛盾，可能存在因基于自身的价值选择而产生与其业已存在的价值需求相悖的消极结果，从而导致其实现主导价值目标的代价。例如，某一语文老师设计了精致的多媒体课件，但准备上课时却停电了，最后只得取消此次公开课。原本是希望通过对信息技术的应用焕发课堂的生命活力，结果却是束缚了教师使用传统技术手段进行教学的能力。这也与技术的社会属性相符。技术在使用过程中具有的某种价值偏向性是由其社会属性决定的，使用过程中的技术已经不再是“技术”自身，它已经成为主体的“手段”。价值选择既体现了教育主体的能动性、自主性，也反映了技术客体的多样性和客观性。例如，我国现阶段实施的“国家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提出了三种模式，各项目单位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一种模式，以使技术实现其现实价值。
2客体主体化
主体按照内在的尺度把自身的本质力量作用于客体，使之成为“为我之物”，主体在改造客体的同时也要按照客体的尺度，接受客体的改造和锤炼。因此，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客体主体化，从客体来说，就是由现实的价值客体到作用于主体转化为价值的过程；从主体来说，则是客体作用于主体，使主体受到客体的一定的作用和影响，内化为主体的本质力量，价值才得以实现。
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可以说从教育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作为教育目的性活动的序列或方式，技术的基本功能在于支持教育目的的实现。例如，氏族公社时期的教育侧重于生产、生活经验的传授，言传身教则是有效的技术手段；书写形式的技术则有助于实现教育传播知识的目的，等等。一般而言，技术在进入教育的最初阶段位于教育系统的外侧，然后经过相互作用的目标制约，渗透到教育系统当中，并贯穿于全过程中。一旦技术渗透到教育系统中，它就不再是作为独立的外物而存在，而是与教育系统中的其它技术要素产生广泛而实质性的融合，从而内化为教育的本质力量。从客观上看，技术作用于教育系统所引起的变革，不仅说明了技术渗透的巨大力量，而且反映了教育对技术影响的反抗性——一方面来自教育系统本身所固有的保守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教育系统具有一定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这种反抗性应该说是技术作用于教育系统的一种正常现象，是一个整合的过程，随着整合过程的深化，这种现象也会逐步消失，随之而来的是新的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新的整合过程的开始。
(1)“要什么”中的“什么”与“是什么”中的“什么”并不等同，前者是主体想要的具有某种特定功能的技术，后者是技术自身规定的形式和内容。这是由技术的双重属性，即技术的自然属性和技术的社会属性规定的。“要什么”和“是什么”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一对矛盾体，也是客体主体化过程中的最主要的内在动力。
(2)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是实现“要什么”与“是什么”的整合过程，它深刻地体现了主体与客体的内在统一。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一种有目的的双向运动，是通过预期目的的实现而达到其目标的过程。当“是什么”的技术与“要什么”的技术相一致时，技术对教育发展起推动作用，形成一种新的教育环境，技术在此环境中呈现出新的意义，有利于进一步引入新的技术；如果“是什么”的技术与“要什么”的技术不一致时，一般会产生一种必须要解决的紧张感，或者是技术的开发者或用户对技术进行再设计(如根据功能与结构的对应关系，创造相应的结构以实现一定的功能)，或者是教育进行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技术(有些情况下采取抵制的态度)。
张胜荣，男，湖南常德人，1954年出生，1978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经济学系。1992年晋升副教授，1993年公派日本一桥大学做访问学者，进修企业理论，1997年晋升教授。2007年师从中国人民大学胡钧教授，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从1995年到2004年担任贵州大学经济系主任，现任贵州财经学院经济学院院长兼贵州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硕士生导师，贵州省经济学会副会长。
二、研究领域
在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主要集中于企业的劳动者理论，将企业的劳动者视为人力资本的持有者，并区分不作为资源配置意义上的人力资本和作为收入分配意义上的人力资本。认为企业的劳动者的特殊人力资本形成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欠发达地区经济研究上，主要围绕欠发达经济中的市场理论来展开，一是对“三农”问题的研究；二是对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研究；三是对欠发达地区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研究。
三、研究课题
近年来承担的主要省部级以上的纵向课题主要有以下几项。
1、欠发达经济中的市场理论（2006年），贵州省高层次人才特助基金。
2、“欠发达、欠开发”省情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研究（2007），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招标项目。
3、农民工市民化权益的建设与保护研究（200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4、贵州中小企业特殊人力资本形成研究（2010），贵州省优秀科技教育人才省长基金。
5、贵州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家庭代际交换影响的经济分析（2010），贵州省高层次人才特助基金。
四、主要论文
1、《贵州青瑶人口变迁看人口发展历史》，发表于《西北人口》1984年第3期。
2、《宇野经济观点简述》，发表于《经济学动态》1986年第11期。
3、《浅谈日本微观经济结构及其借鉴》，发表于《经济问题探索》1987年第11期。
4、《当代日本学者的价值转形理论诸类型的评述》，发表于《经济科学》1987年第6期。
5、《三次产业比较、分类、基准》，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6、《连续交易下的企业竞争》，发表于《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7、《市场分化与整合：我国集团竞争分析》，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1993年第10期。
8、《人本主义企业理论》，发表于《经济学动态》1994年第10期。
9、《日本人本主义企业体制评析》，发表于《世界经济》1995年第10期。
10、《看不见的资源与现在企业制度》，发表于《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11、《经营理念与人本主义》，发表于《经济科学》1996年第1期。
12、《企业经营危机探源》，发表于《经济管理》1997年第11期。
13、《走出企业经营困境认识论上的误区》，发表于《光明日报》1996年9月12日。
14、《调整学派理论评析》，发表于《研究》1997年第5期。
15、《宇野理论与两种价值论》，发表于《来源丛刊》1998年。
16、《评古典经济学的国际分工理论对我国对外贸易双赢的启示》，发表于《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17、《冯・诺依曼效用理论述评》，发表于《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18、《欠发达经济理论主要流派的比较与评析》，发表于《经济问题探索》2007第9期。
19、《希望中的丰裕社会》，发表于《读书》2008年第12期。
关键词： 课程价值取向 概念界定 研究成果 现状分析
一、课程价值取向的概念界定
在对课程价值取向的认识中，不同的学者由于理解层次的不同，表述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在有关课程价值取向概念界定中主要存在三种不同表述层次。有学者认为，课程取向是人们对课程的总的看法和认识。由于人们在哲学思想、价值观、方法论、文化背景及对个体的心理发展等方面的问题认识存在差异，形成对课程的不同看法，进而演变成不同的价值取向。[1]有学者认为，课程的价值取向代表的是一种价值倾向性，主要表现在人们在制订和选择课程方案及实施课程计划时所表现出的一种倾向性，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对课程的有意识的选择和取舍。[2]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靳玉乐、杨红等人。李广、马云鹏等人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价值取向在课程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对其进行了定义。他们指出课程价值取向是课程价值的主体按照当前的认识水平，以一定的客观价值标准为依据，在价值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心理倾向与行为趋向。[3]审视种种有关价值取向的含义，尽管角度不同，表述也各异，但共同之处是都认为价值取向是连接价值观念和行为的桥梁。因此，可以说课程价值取向是联系理论与实际的中间环节。
从对课程价值取向的概念界定上来看，人们对课程价值取向概念的认识有较高的一致性。从性质上来看，课程价值属于课程问题的哲学层面；从表现形式上看，课程价值取向课程主体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标准而表现出的行为或心理的倾向；从功能上看，课程的价值取向对课程实际的设计、编制、实施、评价都起制约作用。因此，课程价值取向的不同不仅会影响人们对课程的整体认识，而且对课程开发过程的各个环节及课程评价的标准等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4]
二、国内有关课程价值取向研究的成果
（一）课程价值取向类型的确定化
陈玉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纷繁复杂的课程价值观归纳为：知识本位的价值取向、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和学生本位的价值取向三种，这是我国学者普遍认同的课程价值取向存在的三种形态。在《课程价值论》一文中，他指出：“以知识本位价值取向的课程‘必须根据知识本身的状况和逻辑来组织’。社会本位的课程，以满足社会的需要作为基本取向，集中地表现在国家主义的教育课程中。学生本位课程价值取向在于为每个学习者提供真正有助于其个性解放和成长的经验，重视人的存在，强调学习的内部动机基础。”[5]陈玉琨将课程价值的类型划分为知识、社会、学生三种，无疑为价值判定提供了理论依据，使研究者在纷繁复杂的课程哲学的研究中找准价值取向准确的定位。但是，它也可能会产生人为分隔的痕迹，因为课程价值取向不仅存在于价值主体的判断之中，而且要考虑教育的特点。教育是合规律性的存在，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既要考虑到社会的需求和科技的进步，又要考虑到学生的身心发展状态。因此，不存在仅以其中某一项为价值取向的单一的课程价值，而是体现在价值判断过程中更倾向于其中某种价值。
（二）课程价值主体更倾向于以学生为本位
人的主体地位的不断强化扩展到教育领域表现为对学生主体性的不断关怀。从卢梭的《爱弥儿》中对遵循自然规律，发展儿童天性的启蒙到20世纪杜威提出的“三中心”，无一不体现学生在教育中的重要性，这对我国教育的影响十分深刻。针对我国以往课程价值取向中过于重视社会的价值和知识本位的倾向，课程设置中忽视学生的需要，不少学者提出了学生本位的价值取向。提出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从教育价值主体的维度分析，认为社会和个人是价值关系中的主体形态，强调应该以学生的发展为核心，弘扬人的主体性。杨军、万明钢通过对20世纪课程价值取向演变的分析，指出从教育价值取向应从“化人”转向“人化”，充分意识到人在社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6]也有学者从课程政策研究角度指出课程在社会本位与个体本位的价值选择上应该坚持两者辩证统一基础上的个体本位优先。[7]还有学者通过课堂实践观察，运用质性分析的方法指出课程价值应该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8]总之，从价值主体的角度出发，在社会和人的主体作用的比较中，应更强调人的主体性，体现在课程中则是更强调学生本位。
（三）课程价值取向结构走向融合
由于不存在以单一价值的课程，从而使课程在其价值表现形式上出现多样性。从价值取向的结构上来看，仅支持某一单一课程价值的学者不多，更多的学者趋向于将社会、知识和学生三种价值取向进行融合。而在论述三者关系时，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中，以学生取向为主体，社会和知识取向相协同的观点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陆启光、张瑞玲等人。陈玉琨等人则认为社会、知识、学生三者在课程价值取向上体现的是相互制约的关系。他指出教育和课程只能在尊重教育规律、尊重科学逻辑的基础上为社会发展服务，同时背离了社会需要的教育自身也会成为问题。[9]苏强以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为理论依据，提出了发展性课程观，试图将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相统一。[10]
从课程价值取向结构的研究中，我国学者看到了学生、社会、知识三者之间并不是唯我独尊的，三者存在一定的联系，并起到制约作用。他们试图将三者有机组合，从而使课程结构更趋合理化。问题关键则在于知道三者是如何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把三者的有利面扩大，共同促进课程的发展。
（四）课程价值取向研究视角的多样化
课程是一种多样化的存在。对于课程价值取向的研究，部分学者已经不满足于从教育本身来探讨，而是试图从多种学科背景之下对课程价值取向进行研究。
课程的属性决定了课程必须基于一定的文化背景。以文化学为基础对课程进行研究则形成课程文化学这门学科。[11]一些学者试图从更高的角度审视现代课程价值取向，将课程的价值取向研究置于文化的角度，这一部分的研究较为充分。从文化视角审视课程价值，主要是探讨课程价值与文化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课程本身就是作为一种文化选择的结果。丁钢认为课程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象征。[12]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课程与文化相互制约。靳玉乐、杨红通过文化历史的考察，得出课程能对文化进行选择与传递。另外，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课程的价值取向。[13]基于这方面研究的还有李广、马云鹏等人。从文化视角对课程价值研究较为深入的还有刘旭东等人，他指出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就是人文精神，课程应致力于人文精神的培养。[14]
还有学者从伦理学角度审视课程价值取向，提出了课程价值主体的选择应该以学生的个体发展为核心，课程价值的内涵选择以非功利性取向为旨归。[15]王牧华则根据生态主义价值论提出了生态主义观的课程价值取向，具体表现为承认价值存在的普遍性和自然价值的内在性。[16]还有学者通过对课程政策和实践层面的教师的课程价值取向对课程价值取向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三、课程价值取向研究现状的分析
在我国，有关课程价值取向的研究大多建立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之上，早期主要是对国外有关研究的介绍。我国学者在此基础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基于本土化的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课程价值取向总与其所处的文化背景相联系。我国的文化沉积深厚，有关教育理论与思想的论述更是博大精深，基于我国国情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课程价值取向的进一步发展还应处理好与我国教育实际和文化基础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适合我国国情并具有本土气息的课程价值取向观。
针对社会、学生、知识三方面的关系，不少学者提出了从实然走向应然。课程价值取向是主体对课程的总的看法和倾向性，它是在综合地审视多方面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的选择和判断。因此，当前研究中对于课程价值取向的内容不再拘泥于非此即彼的单一关系，在课程价值结构的构成方面许多学者都试图从整合的角度分析和研究。同时，学生的需要是课程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考虑因素。在课程价值取向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以往课程设置中对学生主体的忽视，指出课程价值取向更人性化，价值主体应更突出学生本位，关注学生的实际和活动。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更多探讨的是对于社会、学生、知识三者应然的结合，而应然如何在实然中得以体现还需进一步加强。
通过对搜集的文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有关课程价值取向的研究在方法上主要以哲学思辨和教育学描述及解释为主，仅有为数不多的研究采用政策分析和质性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还需进一步加强。同时，我国有关课程价值取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上。由于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高度，对课程的实际操作方面的指导作用不明显。不少学者试图从多学科的视角审视课程价值取向，他们从伦理学、文化视角、生态主义观和实践层面的教师课程价值取向进行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但是，这一部分的研究除了文化视角的研究较丰富外，其他研究的文献数量还十分有限。课程价值取向的研究还要借鉴其他学科研究的成果，从而扩展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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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靳玉乐，杨红.试论文化传统与课程价值取向[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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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程价值取向的时代走向[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10）.
[5][9]陈玉琨.课程价值论[J].学术月刊，2000（5）.
[6]杨军，万明钢.从“化人”到“人化”：20世纪课程价值取向演变探析[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总第120期）.
[7]王玲.课程政策的价值取向分析[J].当代教育科学，2010（1）.
[8]姜美玲.回归生活世界的课程价值取向——中小学课程改革的质性研究启示[J].江西教育科研，2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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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靳玉乐，罗生全.在课程论研究三十年成就、问题与展望[J].课程教材教法，2009（1）.
[12]丁钢.价值取向：课程文化的观点[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1）.
[14]刘旭东.文化视野中课程的价值取向[J].教育评论，1997（6）.
1 哲学素质教育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大学阶段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由于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呈现出多样化和多元化的社会状况， 各种不良现象不断出现，这势必弱化大学生的理想信念，甚至使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偏离，如果不及时对他们进行正确的理想信念教育， 让其确立科学的社会理想和人生信念， 就会在人生的旅途中走弯路。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地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三大领域中的普遍规律和本质。在哲学教学中加强对自然和社会本来面目的全面和科学的阐述，能让学生更正确、更真实地理解和认识世界。所以，学习哲学理论，能够帮助学生正确地认识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从而树立正确的社会理想、生活理想、职业理想、人生理想，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 哲学素质教育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专业素质
当今社会的飞速发展，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要求大学生们必须具备合理的、完善的知识结构，必须做到文理知识的交叉和渗透。如果只具备专业知识，不具有哲学及人文知识，其知识结构是有缺陷的，会对个人的长远发展有较大的阻碍作用。哲学所研究和探讨的是整个世界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而各门具体科学是以世界的某一局部领域的特殊规律为研究对象；哲学所提供的知识是有关世界整体的最根本的知识，而不是局部现象和特殊经验的知识。哲学知识和具体科学知识相互融通，才能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和运用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哲学知识是任何专业人才都不能缺少的，努力提高大学生的哲学素养，是大学生建立和完善知识结构的必然要求。大学生的哲学素养增强了，其思维能力和认识能力就会随之提升，就能够自觉运用辩证的思维方法，去解决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特别是能够运用哲学来指导专业领域里的疑难问题。
3 哲学素质教育有助于形成和完善大学生的道德素质
目前大学生道德失范现象较为严重，主要表现为消费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不文明的恋爱行为、诚信危机、社会责任感淡薄、价值取向偏差、集体主义和法纪观念淡漠、生活追求新潮、安逸享乐等，致使他们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各种关系。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世界整体的根本看法和观点，特别是提供给了人们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人们对于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社会各种关系的理解，都是以一定的哲学观点为根据和指导。哲学世界观包含了一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哲学包含着伦理学，伦理学也历来是哲学这门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大学生必须学好哲学理论，只有全面把握哲学的内容，深刻领会哲学的精神实质，才能提高分辨善恶的能力和水平。
4 哲学素质教育有助于塑造大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
在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知识经济已成为时代主流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学生面临着人生的抉择、理想的追求、专业的学习、求职就业等一系列现实问题。社会责任感与竞争的压力，价值观与人际关系的困惑，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都会引起大学生的心理失衡甚至心理疾病的发生。近年来有调查显示，大学生中心理疾病的发病率高达16%～25.4%左右，严重影响着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良好的心理素质的形成同心理科学的训练有密切关系，但是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更主要地是依赖于良好的哲学素质。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决定着人们的基本生活态度，同时还决定着人们的心智结构，决定着人们对待各种环境和生活压力的态度。因此，大学生要通过对哲学的学习全面提高心理素质。
5 哲学素质教育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目前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着从众型思维、权威型思维、经验型思维、书本型思维、自我贬低型思维等状况，很难对于现实社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科学的认识和评价，要培养大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就要冲破这些思维方式的束缚。哲学是辩证性的思维方法、是批判性的思维方法、是超经验的思维方法，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概括性、逻辑性等特点。大学生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就需要在自己的知识结构中强化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哲学教育的根本作用在于给学生提供一种正确的理性思维模式，培养和锻炼他们的思辨能力；在于让学生接受批判精神的熏陶，培养他们不迷信、不盲从、不僵化、不保守的批判精神，从而使他们掌握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正确方法。
二 大学生哲学素质教育的路径与对策
1 改革哲学课程体系的设置
哲学原理，是高校最为核心的人文课程，它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以及人文素质上具有其他课程不能替代的作用。要提高大学生的哲学素质，就需要在开设《哲学原理》的基础上，改革课程体系的设置，非哲学专业有必要开设哲学类选修课程，如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科技哲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文化哲学、法哲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管理哲学、社会哲学、生物哲学、技术哲学、体育哲学、宗教哲学，等等。这些课程不是面向全校所有专业普遍开设，可以根据专业特点开设与本专业相关的哲学类课程。公共哲学类选修课程要突出哲学的应用性，它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学习哲学的兴趣；它可以加深对哲学基本原理的理解；它可以提高学生运用哲学原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自觉性和能力；它可以使学生加深对所学专业的理解，可以帮助学生从哲学的高度研究和探讨专业学科中的一些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具有前瞻性和整体性的问题，能突破专业的局限性，拓展大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的视野。
2 改革哲学课程的教学内容
哲学教学内容改革要同中国的社会实践、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大学生素质的培养紧密结合起来。第一，编写符合学科专业实际和学生素质培养的教材。哲学教学改革的许多新成就只存在于学术杂志、专著、学术会议上，并没有真正走进哲学教材。教师要破除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思维方式，在教材中注重研究具有基础性、现实性、前沿性和世界性的重大问题。第二，教学中充实现代科学的新成就。自然科学的新发展不断为社会、为人们提出新的研究课题，需要人们去研究和解决，同时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又不断诠释和丰富发展着的哲学原理，不断地丰富着哲学的理论宝库。第三，加强人文精神的教学和研究。在哲学教材、教学、考试等诸多环节中人文精神淡薄，缺乏人论及其价值论等方面的内容，没有对人的实际生存问题、价值问题等进行专章论述，增进人文关怀方面的内容应成为哲学理论的生长点。第四，增加哲学史方面的知识。在讲授哲学原理时，介绍历史上一些哲学家的观点以及问题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积极把中西、古今哲学素质教育相结合，让学生在融会贯通古今中外的历史知识中学习和理解哲学。
3 改革哲学课程的教学方法
哲学的教学方法多表现为传统的灌输式、教条式教学方法，大部分教师采用“原理+实例”的教学方法，把理论当成枯燥的条文和现成的结论，只是用实例去论证原理或用理论去解释实例，失去了“以理服人”的精神力量，这种教学方法对于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具有较大的阻碍作用。要培养大学生的哲学素养，教师就要不断地改革和创新教学方法。第一，运用多元化的启发式教学方法。教师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针对理论和现实提出的问题，运用对话式、辩论式、讨论式、延伸式、情感式、问题式、专题式等教学方法，鼓励学生参与教学的全过程，将“满堂灌”变为师生双向交流过程。通过诸多教学方式的运用，激发学生的思维，挖掘学生的心智。第二，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理论的教学方法是教给学生掌握哲学基本理论知识，实践的教学方法是教育学生关注社会实践。加强实践教学和应用哲学的研究，让学生把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够培养出既懂理论又会实践的创新人才。
4 改革哲学课程的考试方式
考试是检验教师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效果的一种必要的手段。为了使哲学考试规范化、科学化，需要建立合理、全面的哲学课程评估、监测体系。目前哲学考试方式过分刻板，用绝对统一的标准答案评判学生的成绩，这种方式对教师教学个性和学生学习个性都具有很大的限制。根据哲学学科的特点，可以有别于其他课程的考试方式，除了考察学生掌握必要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以外，还要看学生运用基本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考试题除了有一定的客观题以外，还要有一定数量的主观题，要把笔试、口试、开卷、闭卷、课堂讨论、心得体会、调查报告、论文、参加社会实践等各种不同的考试、考察方式灵活地结合起来，要把考试的内容放在哲学原理的运用和材料分析上，还要注重平时成绩。每门课程的分数比例应该是，平时成绩30%、第二课堂40%、知识成绩40%。通过这些考试方式的改革，更好地、更系统地培养学生多方面的素质和能力。
【关键词】教学；有效性；优化作业
又到一年高考中考时，学校要承担考试任务，非毕业班学生按惯例放假，学校要求各科都要布置作业。看见各科任老师抱着试卷进教室，同学们哀声连连，我在心里暗暗为这些学生们叫苦：这些机械重复的作业有必要布置这么多吗？
诚然，作业是一种有目的、有指导、有组织的学习活动，它是教学的基本环节，有助于所学知识的巩固、深化，有益于技能、智力和创造才能的发展，是提高学生素质，理解、巩固课堂教学内容的重要载体，也是联系课堂内外的桥梁。但不可否认，长期以来，我们的作业答案唯一，内容形式死板，最多也是起个重复知识点的作用，让很多学生疲于应付，最终毫无学习兴趣。新课程标准明确提出，历史教育旨在对学生进行公民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培养创新精神、社会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促进学生的社会性发展，为学生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合格公民奠定基础。
如何让历史作业的设计与新课改的理念一致，使其更具人文性、创造性和开放性，是每位历史老师所要思考的问题。其实针对新课标的特点，我们的历史教师在教学方式、教学手段上已大都做好了相应的准备与努力，积极倡导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式学习，在新课程改革后怎样实施上有了一定的突破。然而，现在中学阶段历史学习容量大而课时少，一个教师一般要教好几个班级，学生人数众多；而且班与班之间情况各异，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也各不相同。再加上部分教师对历史作业的目标只是要求巩固基础知识，完成各项检查任务，没有考虑到对学生能力和价值观的培养，这样草草应付的做法大大影响了新课改的实施水平。
我认为要实现新课改的要求目标，可以尝试从以下方面进行改变：
一、把握作业设计的原则：重“质”少“量”，求“异”略“同”
作为基础学习阶段，历史作业必须要体现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基本能力的训练。但同时，我们应该更侧重于学生对知识的运用和创新意识的锻炼。在学生弄清、掌握历史基本事实和历史基本现象的基础上，通过问题设计，引导学生运用目的思维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运用概括思维认识各种事物的共同属性，揭示其本质的内在规律；运用间接思维去比较、判断历史现象的本质；运用创造思维对历史事物形成新的认识，并对现实具有指导实践的作用。也就是训练学生运用分析、综合、归纳、比较、概括的方法和以科学的历史观分析评价历史现象、历史人物，阐述历史发展规律的能力。学生之间的知识水平是千差万别的，针对这种情况，教师要在作业中对不同层次的学生作不同的要求，象暂时落后的同学可重点做好“基础训练”，其他难度相对高点的可以让他们自由选择。在设计历史问题时，要引导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发散和求异思维，启发鼓励学生构建从静态历史时空到动态历史时空的历史时空的结构体系；引导学生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意识与物质的关系、社会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等方面深入思考，与其他学科联系，提出疑难问题和不同见解，使他们视野扩大，思路开阔。
二、少封闭，多开放
要给学生提供多角度考虑问题的机会，培养学生思维的广阔性、灵活性、发展性、独创性。多布置一些与社会联系的实践性作业，加强知识性作业与社会生活的联系，让学生体会在生活中运用知识的乐趣。比如我在寒假给学生布置了几个作业题目他们选做：《XX家的春节》、《家乡历史的变迁》、《XX家的家族史》，而且说明题目也可以自拟，学生们表现出很高的热情，有研究街道名称变化历史的，有介绍春节历史和变化的，有介绍家族殊人物的，有以家庭为背景描述社会习俗和婚恋变化的，内容丰富，作业完成的质量超乎想象。
三、变形式单一为多样，变独立完成为协同合作
《历史课程标准》明确提出：要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逐步培养学生收集和处理科学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等。教师要积极的引导建立起交流机制。例如，作业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学生自己出题，办简报，合作写小论文，编写剧本小说，举行演讲比赛、知识问答等等。在作业完成方面可以建议学生根据自己的意愿寻找学习伙伴、建立研究性学习小组等。
四、改变作业传统的评价方式
基础知识部分作业批改不能只划个勾或者叉，要在错误的地方标注清楚，以便于学生校对。开放式的作业要关注学生有创意的观点，多做鼓励评价。还可以发动学生参与到作业批改讲评中来，从而将作业批改变为自主参与,自我反省，自我教育、自我发展。比如，我在一次测试后让学生交换试卷相互评阅，要求学生在有扣分的地方说明理由，然后双方再讨论这样的扣分是否合理是否能接受，经过讨论，学生对疑难点掌握更全面，学习互助的气氛也更浓。
记者高刚在他的文中说到：“一个民族怎样才能强大，可能它不能丢失的法宝之一就是反省精神。只有在反省中，一个民族才能知其危而得其安，知其亡而得其存，知其衰而得其兴，知其弱而得其强，才能不断修正自己，不断丰富自己，不断完善自己，不断积蓄起自身发展的更大能量”。同样，作为教师我们也需要不断地反省、不断地修整、丰富、完善自己。历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台湾的张元教授认为历史教育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清醒的头脑跟一颗善良的心。我们不仅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引导学生去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需要，为成就自我助一臂之力，为未来的幸福生活奠定基础。布置历史作业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实践在课堂上获得的能力，从历史实际中获取某些启示，从而增强学生不断学习、主动探究、适应生活、反思社会的能力，养成健全的人格。所以，我们可以采用灵活多变的作业模式，引导学生思考现实的重大问题，让学生自己构建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的认知，从而更好地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陈伟国、何成刚著.历史教育测量与评价[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齐健，赵亚夫著.历史教育价值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论文摘 要：随着我国中学历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国际意识的培养与实践探索已成为历史教育界关注的热点，而这一点正是以往历史教学中的薄弱环节。本文从知识、教学理念、教学设计、教师交流等方面，提出了对中学历史教师的素质要求。
国际意识，又称全球意识、世界意识，指的是站在世界的高度了解世界历史和当今国际社会、关注人类共同的命运、评价本国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意识。历史上，我们曾经因世界意识的缺乏而吃尽了苦头。当今全球化不可逆转，国际意识蓬勃兴起，中国并非一块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历史绝不能被人为地隔绝在世界历史之外。历史学科在渗透国际意识教育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这一点恰恰又是以往历史教学中的薄弱环节。
随着我国中学历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国际意识的培养与实践探索已成为历史教育界关注的热点。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国际意识教育的培养也对中学历史教师提出了素质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学历史教师应具有相关的心理学、教育学知识
国际意识教育要求中学历史教师不仅要具有历史学科专业知识，还要具有相关的心理学、教育学知识。
中学历史教师对学生知识的传授、能力的提高，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尤其是国际意识教育，必须以现代教育学、心理学作为基础。中学历史教师只有对中学生的心理发展水平、发展过程、发展特征全面了解，掌握现代教育理论，了解中学历史教育现状，才能树立正确、科学的教育观、教学观、学生观、教师观等。只有这样，中学历史教师才能结合教学实际，正确地确立教学目标，选择教学内容，指导教学过程，公平、客观地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价，在中学历史教学中重视并加强国际意识教育的同时，让中学的学生得到多方面能力的培养以及素质的全面发展。
二、中学历史教师应具有多学科的综合知识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加强国际意识教育所需的知识是多方面的，往往涉及到许多相关学科的知识，例如语文、政治、地理等相关学科的知识，中学历史教师为了能够更好地对学生加强国际意识教育，必须掌握这些相关学科的知识。
另外，在中学历史教学中重视并加强国际意识教育，要求中学历史教师不仅要具有系统的专业知识、先进的教育理念的同时，还要具有人文知识；具有事实性知识的同时，还要具有方法论知识和价值观知识。只有具有综合性的、一专多能的知识结构的中学历史教师，才能为学生提供国际意识教育的广阔丰富的教学内容、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和学习策略，教学过程中才有可能创造性地组织教学内容、创造性地使用现代教学手段，为培养国际意识的人才服务。
三、中学历史教师应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新趋势、新动向以及历史研究的新成果
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新趋势、新动向以及历史研究的新成果，不但可以丰富国际意识教育的理论基础，而且为我们重视并加强国际意识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有益的启发。
为此，中学历史教师必须勤于学习，广泛涉猎，善于积累，使自己不仅有丰富的历史专业知识，还要具有相关的心理学、教育学知识，具有多学科的综合知识；更要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才能更好地在中学历史教学中重视并加强国际意识教育。
四、中学历史教师应转变教育观念，树立新的课堂教学的基本理念
在历史教育教学中要着眼于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和每位学生的全面发展，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我们更应努力转变教育观念，树立新的课堂教学的基本理念：一是面向全体学生，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二是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三是构建民主合作的教学氛围；四是注重探究的教学形式，提高教学效率。其核心是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和创造性，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和创新意识及国际意识。
五、中学历史教师应精心设计教学，提高教学能力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加强国际意识教育，需要我们中学历史教师从实际出发，一方面考虑中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年龄特点，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各个年级教材结合的可能性。我们中学历史教师要在教学设计中具体地反映出国际意识系列教育的目标计划，精心设计教学，并且在教学过程中实施。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加强国际意识教育，要求我们中学历史教师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进行知识结构重组；提高素质、更新观念、转变角色；从传授型转向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教育教学的研究者、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者、社区型的开放的教师；面对机遇与挑战，大胆进行教育教学创新，重组知识结构，进行创新，不拘一格地选题，独特新颖地进行教学设计，灵活合理地处理教学过程，不断提高教学能力。
六、中学历史教师应增强国际意识、科研意识，加强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加强国际意识教育，要求中学历史教师以博大的胸怀、世界的眼光、自尊理性的科学态度认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认识世界历史的一体化和多样化；认识中国和世界的互动关系，容忍、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在经济。文化、政治上的差异，尊重并理解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逐步提高自己的国际意识、科研意识，同时加强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深入探索中学历史教学的国际意识教育领域，以适应新时代的中学历史教学。
总之，在新一轮课程改革展开之际，我们工作在教育第一线的广大教师一定要行动起来，为历史教育做贡献，加强自身素质的提高，培育青少年的国际意识，落实课程改革的任务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参考文献：
［1］钟启泉，余伟民.历史教育展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齐健，赵亚夫.历史教育价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赵克礼.历史教学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关键词：比较文学；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世界性眼光
比较文学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门学科，它适应了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体现了用包容性眼光看待世界的学科方式，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它宣扬的“世界性眼光和胸怀”以及注重跨界的研究方法，不仅体现了宽广的学科视野，更显示了面向未来的人文素养。随着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它已步入高校课堂，成为中文专业学生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参考陈惇老师的研究资料：1990年，它正式进入研究生培养学科目录。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在其联合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把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合并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归属中国语言文学类的二级学科。1998年，教育部高教司下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把“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列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要课程”之一，同时还把比较文学列入了“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课程”。高教司在对师范院校中文系必修课设置的意见中还取消了过去多年开设的外国文学，而代之以比较文学，而在对综合性大学中文系课程设置的意见中，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是分别开设的两门课。1998年之后，比较文学开始被列为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1］。从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首先，它已经是师范性和综合性大学中文系专、本科阶段的必修课程之一，而高校中文系毕业生是中学语文教师的主要来源。其次，比较文学也成为中小学语文教师继续教育的重要内容。这就使得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的衔接变得顺理成章。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中学语文教师在职培训的蓬勃开展，如教育部组织开设的各种中学语文教师“国培”、“省培”计划，以及在职教育硕士研究生逐年扩大招生数量，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的可行性和现实性也在大大增加。最后，随着近年来就业形势的变化，高校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的就业方向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以进入高校为主，不少人都选择进入中学当语文教师，而比较文学专业硕士毕业生进入中学当语文教师尤为突出，这使得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之间存在的联系更为紧密。因而，从学科发展角度而言，比较文学已经进入了中学，具有指导中学教学实践活动的现实性，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具体连接途径也变得更加迫切。
一、比较文学理念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
国内比较文学的发展经历了早期的引进、介绍到后来的改造、纵深，并在国外比较文学普遍走向危机的情况下，成功接过了学科大旗。在相关学者努力下，中国比较文学越来越走向成熟。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并举，成为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两大支柱。跨学科研究和阐发研究也成为比较文学的重要研究方法。由此，逐步形成了以“跨文明、跨文化”为标志的中国比较文学学派。尽管关于“学派说”尚存争议，但它起码表明了中国比较文学界已经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显示了较强的学科主体性。在众多国内研究者对比较文学的认识中，典型的定义是：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2］。这一定义中的方法论、“世界性眼光”、“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反映了比较文学强化跨界研究的学科意识以及面向世界的学科视野。近年来，比较文学界又提出“新人文精神”，倡导比较文学与人文精神之间的衔接，把比较文学理念往更高层次推进，显示了学科进一步发展的旺盛势头和新鲜的学术活力，以及与当前世界文化格局变迁息息相关的学科敏感性。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是以中学生为授课对象传授汉语基本知识的教学、学习活动，它的目标除了让学生具备基本的阅读、写作能力外，更侧重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根据中学语文新课标的相关规定，语文教学不仅要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形精神，培养健全人格，培养学生对人以及生命的尊重。这与比较文学提倡的文化平等、跨文化对话、兼容并包、“和而不同”、尊重自然和生命的“新人文精神”颇有相通之处。从倡导理念而言，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学科视野对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活动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早在20世纪20年代，法国就在中学开设了比较文学课。首次运用比较文学这一名称的是法国中学教师诺埃尔和拉普拉斯。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自成立（1995年）起也一直致力于该课题研究，他们曾计划出版一套丛书《比较文学与人文素质教育》，其中的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的参考教材《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外名篇》由黄燕尤、葛桂录、赵峻、张晋军四位专家级学者完成。
山东省教育部门于2001年曾召开过全国性的中学比较文学研讨会议。山东寿光一中近年来与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联系密切，积极参与比较文学的学术活动，为中学开设比较文学课程进行准备。西北师范大学李晓卫教授曾支持完成了甘肃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项目的题目是“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关系研究”。在论文方面，近年来由高校教师、中学语文教师完成的相关科研论文大概有16篇，这些论文分为两个方向：一为理论探讨，如《比较文学在语文教学中的介入思路与意义》《运用比较文学拓展语文课堂》《比较文学基本理念与中学语文教育改革：邹建军访谈录》《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比较文学观念与中学语文教学》等；二为教学实践探讨，如胡亚渝的《中学语文比较文学导读》系列。后者为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提供了具体的可行性范例，对中学语文教师备课有借鉴意义。就目前成果来看，研究者已注意到比较文学对中学语文的重要性。其中，高校研究者更多关注理论建设，侧重探讨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在学理层面上的衔接；一线中学语文教师则从实践出发，探讨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课堂的可能性。但现在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为相关研究过于强调比较文学学科的严谨性，限制了它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的应用。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大部分研究者都把比较文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使用限定在对外国文学课文的解读上。在现有的课文解析中，影响研究的阅读方法占据主要篇幅，而采用平行研究解读的较少。但比较文学真的就不适用于那些与外国文学没有关联的中国文学作品吗？平行研究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真的就没有市场吗？笔者看来，影响研究固然能够体现学科的严谨性，保证在使用的时候可以捍卫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学科的尊严，但平行研究可能更适合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毕竟与外国文学课文相比，中国文学作品构成了中学语文课文的主要来源。这些课文，特别是古代文学作品多与外国文学没有太多关联，因而进行影响研究是不现实的。如果采用平行研究方法，可能更具实效性。更重要的是，通过平行研究，比较文学可以更全面地进入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研究者的担心可能在于害怕在解读的过程中出现“x＋y”式的比附，从而歪曲了比较文学的原意。但是，其一，中学语文教学的核心是使学生掌握知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这是重中之重，而非严格遵守比较文学定义，即使应该遵守比较文学定义，也应该是不同于高校的专业研究。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比较文学理解应该适当放松严谨性，代之以灵活性、开放性，以增强学生学习兴趣为目的。其二，即使平行研究变成了“x＋y”的比附，它也有可能为语文教学带来新的视角，增添学生学习的趣味性，锻炼学生的发散思维和自由联想能力。众所周知，很多具有相似性的文学现象并没有继续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价值。对比较文学研究而言，这种文学现象只能算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劣质材料。但就中学生的阅读范围而言，这种简单随意比附却可能为教学增添趣味，使得学生以相似性为基础进行发散性思维训练成为可能。尽管比来比去，可能根本找不到立足点，但在这种“乱联系”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的记忆链，却可以使学生更为牢固地掌握语文知识。尽管这可能偏离了比较文学原意，但它对提高学生语文学习兴趣，锻炼学生思维能力显然很有帮助。因而，就观念上讲，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教学应该是全方位的。一方面应强化影响研究的重要性，教师在解读课文时尽可能采用影响研究，使学生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要强化平行研究的使用，保证所有中学语文课文都能纳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这就要求比较文学研究者以更为务实的态度面对中学语文以及中学生的知识层次和水平。
二、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结合的实施策略
（一）中学语文教学活动的要素和教师的学历构成特点
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活动的主体因素是语文教师、学生、家长等，其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毫无疑问应该是学生。但在具体教学实践活动中，学生的中心地位往往会被教师取代。对中学生而言，他们的自学能力尚在培养过程之中，因而，这种取代是无可厚非的。在以往研究中，论者往往忽略语文教师对中学生引入比较文学教学的重要性，而侧重教材的编写和教改方式，实际上相比于其他客体因素，占有主导性的教师才是最需要特别注意的。因而，研究比较文学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的应用，主要考察的对象应该是教师与学生。具体来说，中学语文教师所能做的就是如何把比较文学理念和方法贯彻到备课、授课、课外辅导等教学实践之中；对学生的要求则是，要学会用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思维去分析具体文本，由此锻炼自己的发散性思维和国际性视野，形成宽阔的视域。前面已经提到，就近年来中学语文教师的学历构成而言，一个突出现象是大批中文专业（包括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就选择进入中学语文教学岗位，这种情况使得高校的专业知识得以更好地反馈中学语文课堂，二者形成良性互动。但长期以来，中学语文教材里涉及外国文学的课文较少，中学语文想当然地就与中国文学（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等专业）联系在了一起，至于与比较文学的链接则形成了观念上的想当然，即研究者和中学语文教师想当然地把它归之于外国文学，想当然地以中国文学为本位来排斥它。一般而言，中文系学生如果立志进入中学当教师，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专业必然是其首选的专业课程。这其实是对比较文学的误解。比较文学的最终立足点依然是中国文学，它的跨出去和比较视野的中心离不开中国文学和文化本身，它强调的是在多维度、多视角前提下对本国文学的重新审视，这种审视会大大丰富和扩大中国文学的内涵以及世界文学的意义。比较文学大都开设在中文系课程里，它隶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这本身就表明它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中学语文教师要想厘清对比较文学的认识，就不能受这些观念的影响。这是把比较文学应用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的前提条件。
（二）实施策略
如何把比较文学引入教学实践呢？就中学语文教学活动而言，语文教师的主要教学活动包括备课、讲课、课外指导、批改作业等。首先，备课要充分。前面已经提到，如果课文选自外国文学作品，那么比较文学的应用就变得顺理成章。教师备课的时候，除了介绍作者之外，更要强化学生对译者的重视，并由此可以引导学生了解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问题。尽管不能深入展开，但教师势必要让学生明白语言转换中的文化差异，使学生明白文化语境不同，语言表达就会不同。长期以来，中学语文课本里的外国文学选读课文都直接被当成外国文学作品来讲，这是有问题的。除了翻译问题，同样要讲的还有译文在中国的理解和接受等问题。如果课文来自中国文学作品，并与外国文学有直接关联，那么就可以延续影响研究的思路，寻找课文的外国文学渊源以及产生的中国式变化。如果课文与外国文学没有太多关系，那么教师就需要用平行研究方法，扩展学生的思考宽度。比如教师可以用主题学方法，引导学生了解同一文学主题在不同文化里的表达方式和效果。教师还可以采用类型学方法，探讨不同文类在不同民族文学里的表达。在备课过程中，教师的思路要明确，即对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要足够清晰，形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同时，教师要善于利用相关资料，扩展备课内容的内涵和外延，提升备课质量。这就涉及了相关教学参考资料的使用。前述的《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外名篇》以及用比较文学方法对相关中学语文课文的解读论文，都可以直接为教师所用，这就能大大节省教师们查找资料的时间。这也为高校研究者和中学语文教师们提出了一个具体而明确的要求，那就是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要针对中学语文课文形成配套的研究成果，以方便其他教师的备课和组织教学活动。其次，教师在讲课过程中要善于借助多种工具和手段把比较文学方法造成的理解困难以相对直观的方式展现出来。这里可以采用幻灯片和视频资料等方式，教师充分利用图片等资料，向学生展示异域文化特色，使他们能够形象地理解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学差异。一方面，教师要向学生介绍涉及的国家、民族的文化特点以及文学特色，使之能够明白外国文学创作的文化背景因素。学生可以以此作为参照，理解和提升对本民族文学、语言的认识。另一方面，教师要适当向学生讲解比较文学的基本知识，这也是语文教师的任务之一。但当前流行的比较文学教材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理论化造成的枯燥化。因而在向学生讲解比较文学基础知识时，教师应结合具体文学现象，遵循循序渐进原则，从基本概念和方法入手，求粗不求精，先使学生形成大致理解轮廓。
比如可以先从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入手，用最通俗的语言讲明白何谓影响，何谓平行，即使这种简单化会使学生产生误解也在所不惜。然后再逐步推进，讲解翻译研究、阐发研究等。只让学生理解，不求学生记忆。在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可要求学生胸怀要宽、心中有世界，眼界要广、眼中有他国。尽管这样的要求有点高，但应该让学生形成这样的初步意识。在具体讲解时，教师要善于联想和引申，善于引入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化作为参照物。这个具体操作取决于教师自身的比较文学素养，因而，老师的比较文学素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再次，教师在课外辅导过程中要引导学生阅读比较文学相关书籍，以每次解决一个问题的方式进行最为合适。比如，利用一周时间推荐学生阅读关于影响研究的理论和相关论文，还可以让学生阅读关于世界文化的书籍，使学生明白文化的多元性。另外，教师在指导学生阅读世界文学名著时，可以用推荐的方式减少阅读数量，选取那些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推荐给学生，让学生起码知道西方文学、东方文学的精品之作。教师要鼓励学生学会利用网络等工具来寻找答案，培养学生寻找答案的自学能力。最后，学生除了积极配合教师的教学活动之外，要形成“世界主人”的意识。21世纪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地球村观念已经形成。对中国的中学生而言，他们不仅是未来中国的主人，更会是未来世界的主人。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这也是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直接决定了以后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如果从这一时期开始，他们心中就有这样的意识，那么以后他的人生之路就会更宽。比较文学方法论和价值论的核心就是“世界性眼光”，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培养的核心也应该是这种意识，要把具备世界性眼光和“世界主人”意识当成比较文学教学的最终指向。除了学习、阅读之外，有条件的话学生可以通过出国旅游、考察或者交换学习，在视野和境界上拓展自我的世界性眼光，努力使自己成长为国际化的中学生。这当然过于理想化了，但也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把比较文学的教学效果真正落到实处。
到此可以归纳一下。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活动的策略，主要方面就是教师。提高教师的比较文学素养，这是核心环节。另一个方面是学生，促进学生具备初步的世界性眼光和意识，这是落脚点。为达到这样的要求，可以从以下具体方式着手：（1）教师培训。中学应有针对性地组织语文教师进行比较文学的培训。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关培训政策，组织了相关项目，现在需要的是相关培训院校强化比较文学的教学内容，这是强化中学语文教师理解和接受比较文学的重要途径。在培训过程中，相关研究者应该结合一线教师的实际情况，探讨“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教学”的具体理念和实践方式。（2）授课环节。在备课过程中，教师要有意识地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在讲课过程中，教师要有意识地选择国外文学、文化作为参照物。（3）课外阅读。阅读有益于学生初步接受比较文学基本理念和方法，并拓展其文化视野和文学的民族空间。
三、结语
比较文学引入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之中，势必会为素质教育提供新的视角，为中学语文教学带来全新的理解视域。它将会促使学生形成国际性视野，以包容心态面对文化差异，以更广阔视角和方式看待世界。对比较文学本身而言，长期以来它一直纠缠于繁琐的理论讨论上，空谈学科人文关怀和价值，缺乏具体现实指向性，而该问题的研究势必对比较文学提升学科品位具有重要参考意义。随着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活动的结合与应用的逐步深入，培养初具国际化素养和世界性眼光的中学生将不再是一种空谈，中学语文教学改革也必将会有崭新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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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词赏幽心 繁声弄远意--论古代词曲的风格特征与演唱 张晓农
索科洛娃·斯维特拉娜教授举行学术讲座和音乐会 张津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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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中音声部容易出现的认识误区 薛红平
假声漫议 乔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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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音乐美学中的现量说 邹璐
试论西方音乐中的二元对立现象 梁睿
平湖韵长安情--从"纪念任鸿翔先生琵琶专场音乐会"说起 思昀
现代国乐专业教育及乐队建设的世纪回眸与展望 鲁日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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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鹗的《老残游记》谈王小玉的歌唱艺术 陈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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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高师音乐技法集体课实践与研究的若干问题 徐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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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音乐文学发展轨迹扫描 杜兴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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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古代中越音乐交流 李未醉，苏前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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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音乐本质的客观性与主观化的表现内容 范晓峰
秦胡研究立项通过专家论证
时代的脉搏永恒的旋律--时期革命歌曲创作述评 徐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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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时代气息的艺术杰作--普罗科菲耶夫《第五交响曲》音乐学分析 王文澜
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12届年会小记
论音乐直觉思维与培养 任志琴
梁欣、金伟作品收入《民族器乐曲论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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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钢琴演奏技能形成的系统分析 吴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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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批评的对象--"音乐批评学"探索之六 明言
20世纪上半叶我国音乐心理学文献的初步读解 杨和平
从《悲剧心理学》看朱光潜悲剧美学观 赵岩
《绣荷包》及其审美启示 钱建明
中国儿童歌曲创作百年回顾 杨瑞庆
论汉代黄钟标准 张柏铭
我院长安古乐学社应邀参加第七届中国泉州国际南音大会唱
从汉画像看鼓吹乐的形态特征及功用 冯建志
论梆子腔的划时代贡献 徐烨
"等程结构论"与调性思维模式 马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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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乐表现的本质考察及审美细节把握 樊艺凤
不同演奏版本中弹性节奏的比较--以肖斯塔科维奇《第一钢琴协奏曲》的五种演奏版本为例 杨凌云
源自心灵的舞曲--论肖邦圆舞曲之美 张觊
论京剧唱腔与歌剧美声唱法之异同 滑静
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管窥 翟志荣
音乐教育中信息手段的建立与实践 韩兰魁，李宝杰，程宝华，刘小山
地方高师音乐专业教育目标及定位考察 王德君
论高师声乐小组课的优势整合与劣势化解 肖兵
流行音乐与文化消费 王黎
山西霍州书田野调查 赵海英
试论龟兹乐舞及其东渐 卫凌
唐代音乐文化的两大体系--大唐雅乐与燕乐 李石根
敦煌壁画上的吹奏乐器 庄壮
先秦音乐美学思想对曾侯乙钟磬形成的影响 王安潮
道教音乐的内核、外缘及分层观 蒲亨强
青城山道教音乐与外地道教音乐的关系 甘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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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同均三宫"问题的思考与研究--在中国传统音乐前沿课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杨善武
沉痛悼念李凌同志
"同均三宫"论证的新角度 蒲亨建
燕乐二十八调缘何无徵 李来璋
谈"均"与"宫" 吴志武
声乐艺术造型特征论 张晓农
声乐技巧模式初论 李小戈
演唱者临场心理障碍的形成与调控 滑静
声乐教育中的技术训练与素质培养 田怡
20世纪小提琴教育理论著述概览 吴佳，杨九华
中国钢琴作品在高校音乐教育中的运用 蔡俊超
《五更鸟》在陕西东西府地区之流变 牛东梅
《理想国》和《论语》中的音乐思想之比较 林达
黄檗宗声明(梵呗)东传过程中的变容原因之文化阐释 周耘
论明清俗曲兴盛发展之原由 徐元勇
唐朝三代帝王对盛唐音乐繁荣的贡献与历史局限 李西林
汉语单音词结构影响下的旋律形态 陈应时
周勤如博士来我院讲学
传统吟诵的用谱与传承方式 秦德祥
五声性调式的转调与和声的处理方法--五声性调式和声研究之四 樊祖荫
全音阶在现代音乐创作中的运用--乐曲《二人台>音乐结构分析 陈士森
斯特拉文斯基的《莎士比亚歌曲三首>--"深躺五寻之下的父亲"之分析 陈雅春
记西安音乐学院大提琴艺术节
超越生命情怀的人生感喟--我听二胡与交响乐队《曙光> 王平
社会性别与音乐 汤亚汀
从音乐艺术的本质看音乐教育的双重任务 王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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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以来我国音乐文献学研究综述 单亚莉
论歌唱发声的高位置 陶立新
歌唱共鸣初探 孙丽珠
《二泉映月>音乐特质初论 呼延梅文
和音训练的最佳途径与结构意识 赵小平
《溪山琴况>审美价值论简析 赵玉静
《薤露>考 巫东攀
论音乐审美意象 江旭东
墨、道音乐美学思想之比较 杜洪泉
论荀子的音乐思想 陈四海
我国西北部高原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再划分 刘育林
吟诵音调与平仄声调 秦德祥
中日尺八一脉相承 应有勤
丝绸之路乐器考 劳沃格林，方建军，林达
20世纪西方打击乐述略 李林
听觉动力--音响认知的审美建构 宋超
"首届少年脑力奥林匹克竞赛音乐能力电视大赛"十周年回溯与反思 黄明智
自然调式音级倾向关系在视唱中的应用 王天宏
筝演奏指法符号的规范与统一 魏军
唢呐弱音吹奏的训练与掌握 张宁
即兴伴奏学习以综合音乐能力为前提 何上峰，梁静
歌唱:音乐艺术魅力的最深源泉--歌唱艺术散论之一 李欣
音乐教育中的人文素质培养 林惠芬
现代性(modernity)也称为现代主义(modernism)．它是在欧洲社会母体中孕育出来的以科学和理性为代表的一种社会文化形式，主要体现为以数学和物理学为基础的现代科学理论以及由启蒙主义引发的哲学思维中存在着的理性精神和历史意识。本毕业论文由整理提供…现代性在人的生活方式、生存体验、道德规范、社会心态、组织方式、文学艺术等方面呈现出新特征，其核心是自我的解放。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是现代性的突出特征。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也称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对现代主义本来就具有的批判意识的恢复和深化，是对现代主义的局限所进行的反思，是对现代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某些己经被遗忘和忽略了的东西的“朝花夕拾”，也是对现代主义的超越。17世纪产生的现代主义和20世纪中叶产生的后现代主义对我们今天以至今后的生活产生着并将继续产生深刻的影响。在道德教育领域，现代性德育(modernitymoraleducation)和后现代性德育(post-modernity1TIoraleducation)在理论基础与原则、功能与目标、内容与课程、方式与策略等方面表现出各自的特征与差异，为我们开展德育和德育研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德育的理论基础与原则
18世纪以来，西方在理性主义精神的鼓舞下，高扬自由主义的旗帜，相信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产生巨大的物质生产力，将会带来更充分的民主、更多的财富、更光明的未来、更进步的历史，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正是这种基于现代科学理性判断的理念成为了最终支配现代化运动的现代性文化价值精神。它既是一种文明价值理念。也是一种社会理想信念，也成为现代性道德的根本价值基础。与此价值理念相对应，现代性德育表现出普遍理性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进步价值观等方面的特征。普遍理性主义指现代科学理性支配下的道德“乃是一种工具性道德，一种手段合理性技术，或者干脆说，一种现代化的行为技术伦理”。进步的价值观是现代主义的精神内核，一方面，进步的价值观塑造了现代人的一种目的性价值信念，另一方面，进步主义价值观也促成了两个相反的道德取向：道德普遍主义与道德历史主义。普遍主义认为科学进步的普遍性是现代文明的根本动力；历史主义则声称这种现代性进步趋势具有某种确定的方向和终点普遍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对立导致了现代伦理学始终在所谓普遍的“规范伦理学”和各种形式的“境遇伦理学”之间徘徊，但两者一以贯之地秉承着现代性道德的一种基本精神：始终追求普遍理性主义的知识合法性和价值有效性。后现代主义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是异质的平等观，即使用不同标准，要求和评价不同的对象。它强调每个人之间的差异，主张去权威、去中心、拆结构，摈弃一切歧视，反对追求共识和统一的标准，主张接受和接收一切差异。承认和保护受教育者的丰富性、多样性，大力提倡教育者应把关注的视线投向具有无限发展潜能和各具独特性的受教育者个体。它要求教育者尊重差异，在道德教育中不能人为地把学生随意划等归类，采取二元逻辑来管理和施教。后现代用非理性思考和解决问题，道德不再是一种柏拉图的理念论或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意义上的理性的规定，也不是康德的先天行为的道德律令，而是非理性的、模棱不定的、不可普遍化的，它更多地容纳本能、冲动、情感和生命体验，更强调多元与差异。
二、德育的功能与目标
以现代主义为代表，现代性德育强调认知、理性在道德教育中的核心地位，认为教育目的在于鼓励儿童接受理性的自我指导和自我决定。杜威认为：“道德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儿童自己的道德判断和能力的‘自然’发展，让他用自己的道德判断控制他的行为。这种规定道德教育目的的吸引人之处在于，促进发展而非教授固定的准则。它帮助儿童在他已有的发展趋势上迈出下一步。而不是以一种额外的模式强加于儿童。”柯尔伯格把促进儿童道德判断的发展作为道德教育的目的，并认为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强调促进道德判断和推理发展的前提下，促进道德判断向道德行为的发展。价值澄清学派的教育目的在于帮助人们获得价值观，并使这些价值观能有助于人们以一种满意和理智的方式将他们自己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相联系。
后现代道德教育目的在于主张异质性。强调宽容性和社会性。后现代道德教育目的观与后现代主义崇尚差异性、偶然性及文化多元主义的特点相适应．质疑现代性“许多看起来似乎不言自明”的道德教育目的，认为道德教育目的并不在于追求共识和统一的标准．而在于通过自由的争论去发现悖论和错误，从而形成一种异质标准。引导学生了解他人对其选择的差异性以及形成差异的各种缘由，以此学习接受道德的差异性。后现代德育是要培养具有社会批判能力和认可多元文化的社会公民．其素质包括诸如个人的道德意识、对自然和土地的伦理概念、生态意识、社会责任感等方面。
“现代性下的教育目的往往是为了培养优势文化的支持者”，即只看到德育的社会性、文化的共同性、社会的同一性，却无视它们之间的相对性和多元性。后现代德育主张告别整体性、同一性，倡导差异性、多元化。在高校。德育过程是教育者把社会规范内化为大学生德性的过程．同时又是激活与唤醒受教育者主体道德意识的过程。高校德育的目的不应是接受一个社会的绝对价值标准，而应该在尽可能追求普适性的社会规范的同时．最大限度容忍差异性和异质性．引导大学生了解他人道德价值选择的差异性及其合理性，学会。要求和引导大学生坚持道德底线，保持和完善公民美德，并激励他们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
三、德育的内容与课程
现代性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普遍有效性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现代性道德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具有普遍有效性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而这种普遍有效性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要被社会成员所接受，并且得到传递，就要通过道德教育来实现。现代性道德教育认为道德具有普适性、共通性和永恒性，因而将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的传授视为现代性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后现代道德教育课程主张开放性，要求“去中心”和“边界松散”。以威廉姆·多尔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课程观具有明显的过程倾向和实践倾向。多尔把他设想的后现代课程标准概括为“4R”，即富性(irch)、回归性(recursive)、关联性(relationa1)和严密性(rigorous)。后现代主义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的宗旨是尊重每个个体发展的独特性，注重所有道德经验之间的联系。在道德课程设置上反对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而是将它们紧密结合，强调道德学习必须跟一般的学习整合起来。在课程具体实施上，极力要求“去中心”和“边界松散”．主张学科之间界限的消除与科际整合。要求对学校的道德教育的概念进行重建，关注社会、生活情境的需要和变化，主张开发开放性的课程，使道德教育内容具有批判的、怀疑的特性和恰当的不确定性，以解放的知识来进行课程编制和教学，从而真正解放人。
四、德育的方式与策略
现代性道德教育在教育方式上坚持理性主义和主知主义，试图从精神和肉体上对人进行统一性的训练和改造。认为通过对学生实施理性的和行为上的训练就可以使人掌握普遍的道德法则．从而成为有道德的人。现代性道德教育表现出机械的单向灌输方式，以及受道德权威主义和道德家长主义支配等。
对话是后现代道德教育目标的主要实现方式。后现代性道德教育在教育方式上主张平等性，倡导民主化和非权威取向，反对教育等级观念，提出“本体论上的平等原则”，要求摒弃一切歧视，承认和接受一切差异，主张大众的世俗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不能人为地把学生随意划等归类，采取二元逻辑来管理和施教。教师也不能一直处于中心位置，作为优势一方出现，本毕业论文由整理提供而应该更多地尊重学习者。慎重地考虑学生的意见。甚至于学生也可以是教育者。师生之间在道德讨论、对话中建立真诚的关系，教师不再扮演道德专家的角色，而应该像会议的推动者；在道德教育活动中．师生应该视为一同学习道德，教师是平等中的首席。道德的探究必须以民主、非权威的方式进行，每一个人都有平等权利来参加道德创造的行动，而改造道德权威主义的最好途径就是进行道德对话，它是道德非权威的重要历程。显然，后现代主义强调的道德教育民主化，在逻辑关系上与道德个性化紧密关联，反映了人们对提高道德宽容性的内在要求．实质就是要求“权威道德”逐渐向“人文道德”转化。超级秘书网
五、德育的问题与对策
【关键词】传播学基础理论；主体哲学；主客体协调；社会学理论；文化理论
传播理论集中体现了现代知识的综合，这种综合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和开放性上。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既可以指狭义的创新和发展(指传播理论自身)，也可以指广义的创新和发展(指影响到传播理论体系的建立)，由于学术界对后一个问题论述不多，本文主要论述影响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本文谈到的基础理论主要分为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文化问题等3个方面，这3个方面不同程度涉及到传播理论。理论界选择什么样的基础理论，传播理论相应地就会带什么样的印记。就目前有影响的传播理论来看，主体哲学(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偏于主观的理解)及相应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影响更大。今天，审视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根基之上，继而创新和发展传播理论，是传播学界面临的一项基本任务。
一、影响传播理论的几种主体哲学
在当代，哲学思想对传播理论的影响通常是通过社会学为中介的，我们在评判一种社会理论时，总是在评判一种哲学思想。为了叙述的便利，我们首先分析影响到社会理论的哲学思想，然后分析其相应的社会理论和文化观。众所周知，主体哲学在西方哲学中更为典型和明确，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其长久的历史背景。自文艺复兴以后，绝大多数哲学流派都是以主体意识的第一性作为理论的起点。在20世纪，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到解释理论，从精神分析到现象学，从存在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主体第一性的观念以各种体系表现出来：心灵、心理、直觉、精神、体验、理性观念、人道主义等等，它们都指代一个实体——主体，是主体赋予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信念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们在社会——文化理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们也通过社会——文化这个中介间接地影响到传播理论。至今，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争论仍是这些方面的延伸。
我们首先来看现象学，胡塞尔提出现象学的观念并发展了现象学的方法，现象学哲学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认识论，以现象学为框架的社会学也多以此为根据发展了意向理论及价值理论。现象学的基本任务是以直觉达到人类理性的深刻基础，这一任务的前提是直觉是一切知识的合理根源，一切在初始状态的直觉中呈现的事物将会完全地如其所呈现自身的那样被接受。这个假设中，主体的理性被赋予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直觉是我们接受事物的外在方式，最后还会有一先验的自我来保证直觉的可靠。为了达到本质的直观，他提出了“现象学的还源”，简单地讲，这一命题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的加括弧：即把我们的各种信念(不论是经验的概括还是各种现实的信念)全部悬置起来，并不对它们作是非的判断。2.存在的加括弧：放弃一切有关存在的判断，因为哲学的认识是对本质的认识，而对现实存在的判断则非本质，所以，对存在的判断也应中止。3.先验的还原：这种还原使我们从此验的自我走向先验的纯粹自我，这是世界上一切意义被建立起来的基础。胡塞尔晚期则将自我纯粹意识视为最终的绝对领域，即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实在为前提。纯粹意识的地位确立后，即可以解释经验世界，如果人们在经验的世界找到共同之处，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在意向性上是一致的。
正是这种主体哲学的框架和意向性理论，影响到后来的现象学社会学的发展，舍勒提出的价值哲学、舒茨的意义理论都与现象学有着密切联系。现象学对现代微观社会学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只要我们看一下戏剧理论(戈夫曼)，本土方法理论(加芬克尔)，交换理论(雷克斯)及冲突理论(霍克斯)，无不带有意向性理论的影子，无论是日常的自我还是掩盖了意图的自我，都可以在现象学纯粹那里找到最后根源。
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将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扩大到社会领域，认为对社会活动的理解取决于主体间的一致，意义在于主体赋予对象的过程上，社会互动之所以可能，也是由于主体间的一致性。和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相似，现象社会学也是以个体为基本的考察单位，尽管这些理论以互动来解释社会系统，但它们几乎都忽视了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制约。从理论上讲，社会结构的形成总是离不开个体及集体的参与，但社会制度形成稳定状态后，它总是从语言到思想、从法律到伦理、从制度到信念各个方面来制约个体。主体既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同时，又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个体的动机和行为往往是制度化的结果。离开了社会结构和制度，很难解释一些行为和动机的原因，这也是微观社会学理论普遍的局限所在。
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如符号互动论等也都是以个体为根基来解释社会，个体往往成为不受社会制度制约的个体，微观理论的共性表现在它们几乎都在表述主体哲学的一些基本主张。
解释学也存在着类似的理论。解释的根基建立在个体的体验和理解之上，为了说明解释是普遍有效的，就要说明解释在主体间是一致的，为了说明主体间的一致还要找到更基础的东西。当代的伽达默尔是用语言来解释主体间的一致，语言既是解释学的根基，也是对世界的体验，其核心观念是人类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用委婉的体验解释世界无疑要比现象学更少地依赖于主体，但体验的背后又隐含着原来的主体。
解释学赋予了个体极大的心理自由，个人的体验成为分享共同意义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对解读精神性文本来讲，由于时间的差别，也由于解读者所处社会历史背景的条件，解读者不可能得到文本的原始意义，解读总是充满了个体的理解，因而文本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所难免，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也是合理的。显然，在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上，解释学以牺牲文本来迎合读者，其相对主义的结局不可避免。
“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一套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旨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从认识论上看，批判理论主要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批判。批判理论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精神与物质的对立。批判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可以从近代的启蒙找到根源，启蒙精神在改变自然时从认识理性中发展了极度的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也是工具理论的集中体现，当世界都变成可度量的对象时，人也变成了被奴役的对象。在当代，启蒙精神变成一种操纵意识，这又是通过大众文化来实现的，大众文化造就了文化产品的单一化和标准化，文化工业代表了这种单一化和标准化。简而言之，“文化工业”已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
纵观以上几种哲学思想，无论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多么不同，确定主体意识优于并高于所有一切，是他们哲学推论的前提。正因为存在着主体意识与外在世界的对立，他们的结论几乎都包含了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世界与心灵的对立，以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在更极端的态度上往往以牺牲认识的理性法则来换取意识的自由。我们在伽达默尔及“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胡塞尔那里，可以看到精神世界的无限膨胀，科学涉及到的物理世界往往被看成对意识自由是一个极大的妨碍，甚至对意识自由是有害的。主体哲学很少考虑这样的问题：即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框架中，主体的推论是否包含了局限和偏见的问题。绝大多数的主体哲学将理性看成是自明的，客体就是呈现为主体推论的结果，这个假定预设了主体不会出现任何偏差。而事实上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这种假设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主体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包含着局限。思想史的发展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在未能把握其本质前，总是以主体的图式看待世界的，以人的特性解释世界注定会产生拟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地暗含了人类中心论的思想，主体哲学就是按这种推论极端发展的结果。主体哲学是在人类中心论和拟人论的框架下来看待人与世界的，这样，对世界的认识总是折射出主体的意图和限度，世界的存在往往被看作人类中心的象征。换言之，它没有实体性的地位，它的性质全靠主体意识的解释。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不仅存在于西方古典哲学中，也存在于其他民族的哲学中。当人类不能分离出单独的客体时，除了用人这个尺度解释外别无其他方式，这也不难理解为何主体哲学一直是哲学史中最有影响的理论。
认识到人类中心论及主体意识的局限是近代科学理论的成果，这个开端就是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在他的日心说中，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自转并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公转。与地心说相比，这是一幅全新的世界图像。这里，不论是地球还是人类，都不具有特殊目的和意义，相反，他们(它们)只是宇宙系统的一部分，这种理论最早喻示了人类从中心到系统的变化。
在以后达尔文的理论中，也提供了反对人类中心论的又一种理论。按照其理论，人是生物连续进化的一个环节，人也像其他生物一样组成了一个系列。这里，人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及目的，这种理论也排除了神学理论的创世说。达尔文理论与哥白尼理论在反对人类中心论上是一致的。这两种理论都说明了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此外，当代量子力学也提供了背离人类中心论的理论。这里，主体哲学与人类中心论有着天然的联系，正因为它假定了人是世界的终极目的，因而，它无法解释真正的客观世界，也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而科学理论总是呈现出反拟人化的结果。
现代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越来越趋向将人视为无数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如果这样看待人类，人类中心论的思想是值得怀疑的，主体哲学的观念也是值得怀疑的。
二、建立主、客体相协调的理论
就认识论来看，主体哲学代表了解释世界的一个方向。除主体哲学以外，一些哲学家力图使主客体协调起来，这种努力在近代开始显示出积极的成果，超越主体哲学的有效途径在于恰当地说明主客体的关系。对马克思来讲，解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首先是实践的问题，因为实践包含了将两者统一起来的可能，思维的观念只能在实践中加以验证：“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到了实践对人与世界的双重作用：在实践中，自然成了人化的自然，人通过实践也在改变自身的特性，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实践的观点说明，主、客体本性的确定是从对方的作用中获得的。
在20世纪，思考主、客体的关系仍是思想界面临的主要议题，皮亚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了认识的发生问题，再次涉及到主、客体的关系。传统认识论大多在两种态度上摇摆：一种是经验主义，往往将认识看成信息来源于客体，主体只能受教于客体；另一方面，先验论和天赋论则认为主体一开始就有内部生成的结构，然后这些结构加诸于客体。这两种理论涉及的都是在高度成熟阶段上的认识，而没有涉及认识的起源，认识的起源要比这两种理论设想复杂得多。皮亚杰根据心理研究的成果，证明了认识既不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一个业已形成的客体，而是起因于主、客体的中途，它同时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这样，充分考虑到联系主、客体的中介就十分必要。皮亚杰作了这样的设想：“如果从一开始就既不存在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也不存在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又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中介物，那么关于认识的头一个问题就将是关于这些中介物的建构问题：这些中介物从作为身体本身和外界事物之间的接触点开始，循着由外部和内部所给予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向发展，对主客体的任何妥当的详细说明正是依赖与中介物的这种双重的逐步建构。”
认识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建构过程，它从感知运动阶段经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到形式运算阶段，才能达到通常意义上的认识。认识图式的发展是主客体之间的同化和顺应，相互协调的结果，经同化、顺应的平衡作用，使主体的认识图式逐步接近客体的结构。
在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客体，也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主体，顺应说明了主体会在对环境的适应中造成认识图式的改变；同化说明了主体对环境的过滤和改变，使之符合主体的认识图式。建构就体现了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过程，认识的过程就是从简单低级的结构向复杂高级的结构不断过渡，这也是一个永无终结的过程，客体意味着主体所能达到的极限。
皮亚杰的理论建立在大量心理学及生物学的实验基础上，因而，它代表了解释认识形成及发展的科学解释方向。它的要点仍是沟通主客体的中介，在中介的关系中说明主客体。如果将这个中介与马克思的实践联系起来，它们的近似就在于从联系主客体的结构模式上解释主客体。
除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以外，语言哲学关于语言对世界的组织成形作用也作了出色的论述，这一理论涉及到的指称问题、真理问题、意义问题及言语行为对我们理解语言与认识、语言与主体及语言与社会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此外，值得提到的还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建立在严格的理论法则之上，它以语言模式为出发点，突出强调了结构和系统的观念。结构的观念表明了它对表层对象背后共时的关心；系统的观念表明了它试图通过关系的模式来解释对象，和语言哲学一样，它也是通过观众形态来说明主体的。就此来看，以上几种有影响的哲学与主体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传播体系建立在主体哲学之上时，我们很难察觉主体哲学的局限，这种局限势必通过其社会学理论内化于传播理论之中。毋宁说，主体哲学的蓝本和传播理论的摹本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主体哲学对心灵的能动作用的强调会贯穿于传播理论中。同样，它的局限(没有看到认识总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内涵在传播理论之中。因而，借鉴科学的认识论建构主、客体的关系，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哲学的社会学根基之上，是传播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
以上我们曾对主体哲学与微观社会学的关系作过分析，确实，微观社会学对主体的动机、行为、意义是主体间的互动曾作过详细分析。然而，微观传播学理论几乎都没有考虑到既定的社会结构对主体动机和行为的作用和影响，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与动机的辩证关系，因而无法说明动机和行为的真正动因，最终使陈述的理论趋于表层化。显然，问题的真正源头在于如何看待行动和结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主、客体的问题。
目前，大家经常谈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该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结构与主体的关系问题，与微观社会学理论不同的是结构化理论力图在更客观的立场使结构与主体协调起来。
传统宏观社会学偏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塑造上，而大多数微观社会学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体和行动的意义的理解上，吉登斯提出了将两者协调的结构化理论。结构化的核心旨在说明社会结构既是通过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也是行动得以建构的条件和中介，即结构与主体存在着一种二重化的过程，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主体的活动，而是通过主体的特定活动而构成；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结构不应简单看作对主体的外在制约，它既有制约性同时又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这样，结构和主体存在着一种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对结构和主体的妥当说明，需依靠对它们二重化关系的说明。
鉴于目前传播理论更多地依靠微观社会学来维系，清醒地看到微观社会学的不足，并从社会学层面考虑结构与主体的协调关系也是传播学界不容忽视的问题。
主客体的关系也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化研究一直是全球性关切的问题。通常大家谈到有影响的几种理论大多集中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领域。
社会学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论是价值论，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韦伯及狄尔泰，用价值解释文化的各种理论几乎都将文化视为对象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活动。现象学、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及大多数实用主义理论都代表了这个方向。它们的共性是：都给予了主体以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生命、体验、理解、自由或人与社会、精神与物质的对立，都要根据主体意识来评判，文化几乎没有自己的实体地位，文化的存在完全要看主体间的解释。本来，用价值解释文化并不是没有说服力，问题在于对主体的极端信赖除了走向自我中心论以外别无选择，此外，价值论的解释还面临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危险，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危险也是价值论所无法克服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人文科学的研究区别于自然科学除了对象不同外，还在于研究者适度的介入是可行的。但研究者介入到什么程度则是价值论和解释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以此为框架，总是面临着解释过度的问题，而解释学通常也把解释的多元化视为合理的。这样，在价值论和解释学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仍是主体哲学的主张。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主体与世界的对立变成为精神与“物化”的严重对立，工具理性的扩张必然在制度上、精神上对人进行新的操纵，文化的单一性及庸俗性不可避免。所以，由于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人类未来的文明也是暗淡的。
该学派的许多主张都建立在主、客体的对立上，为了维护主体的至上性，不得不排斥非主体的存在。“法兰克福”由于把个体与社会看作完全都是对抗性关系，现代工业文明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被看作是一种倒退，与之相关的是工业社会及科技进步造就的大众文化根本不具有以往精英文化的单纯和高贵。“法兰克福”学派从主、客体的对立进而过渡到人与社会的对立，再过渡到文化的对立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样，我们除了看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外，我们根本看不到它们是如何协调在一起的。
纵观以上几种有影响的文化理论，几乎都是从主体来解释文化，其结果要么是价值涵盖了一切，要么是文化存在着对立。因而，超越主体哲学的局限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大家知道，近几十年来，结构主义提出了一套与主体哲学截然不同的理论，包括其文化理论(主要集中在文化人类学)，其核心是以语言模式来看待社会系统，进而解释主体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从结构主义的影响来看，它提供的超越主体哲学的途径和方式是可行的。
结构主义主要关心文化的共时性问题，莱维——斯特劳斯集中表述了结构主义的文化观，即文化不仅是共时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加以说明。文化人类学家经常可以看到大量重复出现的文化形态，是什么决定了它会重复出现?如果人类没有普遍共同的心智，这一问题也就不可能产生，是各个文化外观形态的差异重要还是内在的共同模式重要，两种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答案。
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文化，各种文化现象就不难解释了。无论文化人类学提供多么不同的文化差异，但共时态的文化是存在的，因为像亲族系统、婚姻系统、神话系统、图腾系统反复出现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这恰好证明了各民族具有构造文化的共同能力。它通过转换系统，成为我们可以看到的各种具体文化形式，而共时模式为这些形式找到了答案。考察各种具体文化的差异不是人类学的任务，人类学要探讨决定文化现象的深层内容——人类共同的心智。
共同的心智，在他那里也就是无意识问题，它不是与意识相对立的下意识或潜意识的概念，毋宁说它是人类先天的一种构造功能。它普遍地存在于各民族中，因而是普遍的理智功能，正是它的存在，可以解释各种文化的普遍共时。
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福柯在思想史领域提供了一种非主体解释思想的方式，福柯对思想史的分析集中在权力对知识的形成上，换言之，社会的知识型总是体现了权力的支配，主体正是在各种制度性场址的权力关系中生成的。
如果主体总由其他因素所决定，那么，确定的主体是不存在的。毋宁说主体总是由特定的知识型所决定，《词与物》表明了知识型如何决定着主体。按着结构主义的解释，它会引出许多被忽视的结论：如果文化不存在着高低之分，发达和落后之分，那么，各种文化之间的比较只能得到现象的差异，追问这种差异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很想知道热衷于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研究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文化现象的差异只是表层问题，那么中西方文化在心智的创造上具有的共同性不更重要吗?难道它们不都是共同心智的结果吗?如果表层的背后确实存在着普遍的东西，揭示这些普遍性正是文化研究要回答的。知识型理论也使我们看到了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我们认为许多不可动摇的观念其实是用某种占主导地位的信念所支配的，主体不仅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而在强化这种信念。事实上，能超越既定知识型的人少之又少，我们通常表述的知识大多数情况下是某一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而已。
综上所述，建立主、客体协调的认识论是社会人文科学的可靠前提，它影响到在什么样的方式上看待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客观的社会理论直接关系到传播理论的根基问题：个体既是社会制度的结果，又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这样，两者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同样，非主体解释的文化理论旨在说明文化共时模式的存在，表层文化现象的对立和无序并不反映内在层次的共同模式，如果我们做深层分析，各种文化可以找到普遍的共性。
三、结语
近50年来，人类的知识积累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以往许多被认为是经典的理论和命题，现在被看作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知识的不断综合和更新要求我们的思维与时代保持同步，特别是像传播学这种新型的综合性学科，如何使其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近代科学反复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一门学科的成熟与否，在于其基础理论的成熟与否，而不在于其表象形态的丰富，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传播理论，相对于传播理论的应用理论来讲，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就更为重要。
目前，传播学界对狭义的传播理论讨论较多，而对广义的传播理论讨论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传播理论的深化理解。如果我们仅仅讨论狭义的传播理论，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相对封闭的解释体系。问题在于对传播理论基本观念的讨论常常会将问题引向更基本的问题，例如，信息问题、语言符号问题、意义问题、传播的存在及目的等等。对任何一个问题完整的回答都会涉及到人的问题，涉及到人对世界的理解，涉及到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属基础理论的范畴。这样，借鉴基础理论的成果，无疑会强化传播理论的解释力，使狭义的传播理论更为健全。
本文谈到的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论述的。以上谈到的三个方面直接关系到我们建立什么样的传播理论。主体哲学曾在哲学史上产生过长期影响，而现代科学的发展愈发证明了其内在的局限性，我们只有从主、客体相协调的途径上来看待主体意识时，我们才能更好理解主体意识，我们只有恰当地说明了主体，我们才能恰当地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恰当地说明文化的本质特征。这既是我们探讨广义传播理论的目的所在，也是我们探讨传播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核心所在。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