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09 17:44:5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先秦文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摘 要： 文学的本质特性，使其与伦理学之间“自然而然”地存在联系。分析特定历史时代文学作品的道德意蕴，是理解和把握当时代伦理学的重要途径。中国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主要表现在赞美王者风范和劳动者向往的理想人生、公私分明的道德观念和先公后私的行为准则、鞭笞统治者制造不和谐伦理的不良品行、憧憬婚姻的欢愉美感和重视男女有别的操行伦理等。它们具有昭示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之源头、奠基中国伦理思想史之逻辑起点、开启“文以载道”之道德文化建设先河等方面的意义。
中图分类号： B82-09；I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3）01004906
Moral Connotation and Ethical Significance of PreQin Literature
QIAN Guangrong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ina）
Key words： preQin literature； moral connotation； “writings are for conveying truth”； ethical significance
Abstract： The intrinsic property of literature is the “natural” relation with ethics. The analysis of ethical connotation in literary works in specific historic period is an important way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modern ethics. The ethical connotation of preQin literature is mainly expresse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praise of king， ideal life pursued by the working class， clear mind of public and private， conduct of public first， criticism of the ruling class's creating inharmonious ethics， pleasant beauty of expecting marriage， different virtue ethics between the male and female， and so on. They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revealing the sour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history， basing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Chinese ethics thought history， and initiating the moral construction of “writings are for conveying truth.”
日本文艺理论家浜田正秀指出：“所谓文学，就是依靠‘语言’和‘文字’，借助‘想象力’来‘表现’人体验过的‘思想’和‘感情’的‘艺术作品’。”[1]9他所说的“人体验过的‘思想’和‘感情’”，以道德价值生成与传播的“文以载道”范式而论，所指主要就是渗透在文学作品中的道德意蕴，包括善恶观念、评价标准、行为倾向即态度与情感。文学的这种本质特性使其与伦理学具有“自然而然”的联系。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对先秦文学①
蕴含的道德价值观念及其伦理学意义发表几点看法。
一、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分类概览
先秦时期，许多文学作品的体裁和样式已见雏形，诗歌和散文如《诗经》《楚辞》《韩非子》等甚至已开始走向成熟。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便是其内含的道德价值。
其一，赞美高大、纯洁、完美的理想人格。《韩非子·五蠹》对尧和禹严于律己、身先士卒的王者风范，作了如是描述：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也。[2]1183（尧王天下时，住的是不经修剪、不架椽梁的茅草屋；吃的是粗糙简陋的食物，连喝的汤也是用灰菜和豆叶做的；冬季披着小鹿皮，夏天穿茅茎编的草衣，即使是一般官家的生活也不会比这等状况差啊。禹王天下时，翻土挖地身先士卒，大腿上的汗毛都磨尽了，小腿上根本就长不了毛，即使是臣下也没有这样的吃苦啊。）
用此等夸张的表现手法描述王者的理想风范和伦理情怀，是先秦文学的一大特色。后来收入《淮南子》的神话传说“女娲补天”，虽不同于的《韩非子·五蠹》赞美的严于律己、身先士卒的理想人格，但其歌颂的博大伦理情怀，显然也不失一种王者风范。今天读起来仍然散发着古朴的伦理芬芳！在先秦文学作品中，还有许多赞美士大夫高尚人格的道德故事，如《尚书·康诰》记述的周公姬旦训诫其弟康叔要“顺天治民”和“体恤民怨”、《战国策》纪录的“邹忌讽齐王纳谏”等。
其二，表达普通劳动者的伦理祈求和道德态度。这类道德意蕴与赞美王者风范是直接相关的，虽记述和描写的篇章不多又多采用“非历史”的神话或传奇的手法，但对其道德文明史的价值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王道”之下普通人欣赏伦理和谐之田园生活的豁达情趣，即如后来《帝王世纪》之《击壤歌》（晋皇甫谧编撰）所描绘的那种风景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3]8太阳升起就起来劳动，太阳下山就休息；凿井可以取水饮用，耕田劳作获取食物；上天的力量大小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二是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合作期许和杰出个体的英雄气概。这方面的理想人格，可以从《山海经》的相关篇章窥得一二。
西次三经之首，曰崇吾之山……有鸟焉，其状如凫，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名曰蛮蛮，见则天下大水。（《崇吾山》）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夸父逐日》）
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精卫填海》）
这些文字，其实不是在写人，而是在写“神”和“怪”，它们所舒张的神性和神力，不过是为了表达原始先人力图超越自身的局限和征服自然的理想而已。
其三，描述公私分明、先公后私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鞭笞统治者制造不和谐伦理关系的不良品行。《韩非子·五蠹》最早用散文的形象语言比喻了“公”与“私”的含义及其不可相容的价值对立：“古者仓颉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所谓“自环”，用今日之语表达亦即“以我为中心”。那时的“公”，既不是国家意义上的公，也不是“三人为众”即个人联合体意义上的公，而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公”，实则是专制帝王的一家之私。 那时的“自环之私”，也不同于损人利己的利己主义之私，而是如同杨朱说的“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的私，因为“人人不损一毫（于他人），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也”[4]217。简言之，也就是“利己不损人”之“私”。
《诗经》在方面有许多传神的描写，表达了普通劳动者的道德心理。如《小雅·正月》：
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维号斯言，有伦有脊。哀今之人，胡为虺蜴！[5]八九
（说起来天是很高的，但我们走在下面不得不弯腰，说起来地是很厚的，但我们走在上面不得不提心吊胆，我们产生这样的感受是很有道理的，如今的我们真的很可怜啊，象被毒蛇咬着一样！）
再如《魏风·伐檀》：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辐兮，寘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5]四四
（砍伐檀树声坎坎啊，棵棵放倒堆河边啊，河水清清微波转哟。不播种来不收割，为何三百捆禾往家搬啊？不冬狩来不夜猎，为何见你庭院猪獾悬啊？那些老爷君子啊，不该吃闲饭啊！砍下檀树做车辐啊，放在河边堆一处啊，河水清清直流注哟。不播种来不收割，为何三百捆禾要独取啊？不冬狩来不夜猎，为何见你庭院兽悬柱啊？那些老爷君子啊，不该白吃饱腹啊！……）
屈原在《离骚》中用比兴的手法，十分生动形象地鞭笞了统治者集团内部不和谐、相互倾轧的政治关系，表达了一位正直的“智者” 向往和追求政治伦理和谐及恪守人格的心态：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6]6
（我栽培了许多春兰，又栽植了大片蕙兰。还分垅种植了揭车，并套种了杜衡和芳芷。希望它们都能枝叶茂盛，等待我收获的那一天。它们枯死又何妨呢，让我痛心的是它们已经质变。）
阶级社会出现以后，公与私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整个道德的基础，关于公私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是一切道德体系的核心。由此观之，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公私观，应给予特别的关注。
其四，憧憬婚姻的美感和重视男女有别的操行伦理，批评统治者及其纨绔子弟无视婚姻和性别伦理的不道德行经。如《诗经·周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5]一
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了爱慕美貌女子和憧憬美好婚姻的“君子”之复杂心态。
再如《诗经·召南·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5]九
（一个美貌少女在郊外遇到美男子猎人，为他所引诱，爱上了他，但羞于男女有别的伦理的道德意识、担心惊动乡邻而婉言拒绝。）
正因如此，庶宅少女对纨绔子弟不循婚姻伦理之举多有设防，如《 诗经· 豳风·七月》中就有这样的描写：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5]六十
（夏历七月，大火恒星向下行，九月把裁制寒衣的工作交给妇女去做。夏历三月开始暖和，黄莺鸣叫。年轻姑娘手持深筐，沿着那小路，在这儿寻找嫩桑叶。春天的昼长日落晚，采摘众多白蒿。女子内心悲伤，恐怕遇到国君之子，被公子胁迫同归。）
与此相关，《诗经》的《汝坟》《卷耳》《江有汜》等篇章，还用细腻辛辣的笔触描写了妻子与劳役他乡的丈夫两厢思念、倾诉衷肠的悲情，描写了苛政致使庶人夫妻分居的凄苦人生。
上述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归根到底上都是先秦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反映。它形成于“民神杂糅，不可方物”[7]515的原始社会末期，经历由流动式的游猎和游牧转而为定居式的农耕的社会发展和演变过程而得以发展和丰富。其间，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必然会特别尊重克勤克俭、率先士卒之强者或英雄的农耕品格，而这样的人一般都可以为王或已经为王，致使希冀在王者的统领之下获得安居乐耕的田园伦理和道德生活，同时成为人们基本的伦理追求。又由于西周确立井田制的公私分立和贵贱有别的社会基本制度，并规定“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田）”[5]一0七的耕作次序，必然会生发公私分明、先公后私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同时也就必然会产生阶级对立和对抗及与此相关的伦理道德问题，并反映在文学作品之中。
二、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嬗变
经过先秦社会“礼崩乐坏”的激烈动荡和“百家争鸣”的文化洗礼，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发生了历史性的嬗变，原先文史哲融为一体的文本和思想发生解体，出现了相对独立的文史哲文本及思想体系，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为哲学伦理学提供最初的动因”[8]28的质料。其“载道”的文学样式也逐渐为直接言说道德的哲学伦理学的文本所替代，如《论语》《孟子》《荀子》等。然而，这种替代过程在初始阶段并不是那么彻底，今人仍然可从这些文本中看到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标记。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9]11 、“《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9]30等，表达了孔子对《诗经》相关篇章之纯正品质的怀思和敬仰之情。
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展示了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固有的价值本性和永恒性元素，也开启了先秦之后中国传统哲学伦理学区别于西方的叙述方式。中国传统哲学伦理学，多为直白式宣示“知其然”的道德主张教条，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9]166、“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9]65、“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9]129等，缺乏“知其所以然”的形上抽象和思辨精神。
[注：虽然，两汉尤其是宋以后的伦理学说多注意追求形而上的抽象，具有某些思辨特色，但从诸如“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等命题来看，其所关注的对象实则还是多为形下层面的经验范畴，所谓“天理”、“天性”、“天命”不过是“地理”、“人性”、“人命”的代名词而已。真正的抽象特别是科学的抽象，旨在揭示事物内在的本质联系，而不是变换名词概念。]西方的哲学伦理学，从古希腊开始就关注伦理道德的本质和必然性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中指出：“必然性有两种：一种出于事物的自然或自然的倾向；一种是与事物自然倾向相反的强制力量。因而，一块石头向上或向下运动都是出于必然，但不是出于同一种必然。”后一种“必然”，缘于人“为了某一目的” 或“为了某种目的”的择善动机。[10]328这种注重运用形而上学方法分析和揭示事物本质联系的研究范式，后来成为西方哲学伦理学研究遵循的学术原则。
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对儒学所发生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这就是：促成先秦儒家对“以德治国”的理性自觉，而这种自觉精神形成的“最初动因”，就是先秦文学内含的道德“实践理性”。今人可以从屈原的《离骚》理解和把握其逻辑线索：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宁溘死一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天赋予我很多良好的素质，我要不断加强自己的修养……只觉得老年渐渐来临，担心美好的名声不能确立……我要向古代圣王学习啊，这不是世间俗人能够做到的……宁可马上死去魂魄离散，我也决不取媚俗之态……保持清白节于直道，这本为古代圣贤所称赞的……）[6]613
先秦文学所承载的道德意蕴多是以宣示“做人”的理性原则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它的主旨在“做”而不是在“说”。这表明，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在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的源头上便展现了道德的价值本性。
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嬗变，大体上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上升”为社会意识形态，并与政治法（刑）制联姻，成为封建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孔孟儒学伦理文化推崇的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在这种嬗变过程中，尧禹之严于律己、身先士卒的王者风范逐渐转化为统治者的道德理想和人格要求，转化为“为政以德”和实施“仁政”的道德力量。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9]11这种历史演变，是合乎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规律的。经过秦末社会的再次震荡，“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国家最终确立，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客观上需要统治者集团“为政以德”，以得民心而得天下，同时也需要将道德政治化、法（刑）制化和教条化，以便对庶民实行教化而固民心和平天下。
另一个方向，是道德意蕴的其它成分如普通劳动者朴实的伦理精神、憧憬婚姻的美感等，没有被列入以孔孟儒学为代表的哲学伦理学的“正册”，渐渐地以小说、戏剧、评书、民间故事等文学样式承载、“下移”和散落到庶民社会中，嬗变成为另一种非文本记述却也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致使人们只能在诸如《太阳山》《牛郎织女》《螺蛳精》《画中人》等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的“口头文学”中，才能回溯和联想它们在先秦文学中的原先风貌。
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嬗变，强化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道德成分，淡化了多带有“人民性”的成分，“牺牲”了先秦文学中一些庶人喜闻乐见的道德元素，却为封建社会某些非主流道德文化如道学和佛学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机缘，使之赢得“附儒”的文化地位和在庶民社会中广为传播的土壤。
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嬗变，合乎道德发展的辩证法。道德在社会变革的特定历史阶段总是要以“牺牲”一些的传统成分来赢得自己的进步，因而在进步与“倒退”之间上演“自相矛盾”的历史剧，谱就“自然历史过程”的轨迹。因此，不可仅凭道德文本记述史来理解和把握一国一民族的道德发展进步史。
三、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伦理学意义
文学与伦理学是真正以人为本的 “人学”，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尤为突出。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对于伦理学的意义，可从如下几个向度展开。
首先，昭示了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的源头。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源远流长。然而，对“源”究竟有多“远”、“流”究竟有多“长”多缺乏具体的说明，使得人们对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缺乏根的意识和真实的历史感。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缺憾。它的存在，与我们没有对其源头给予应有的关注、或者虽有所关注却不能取得一致的看法是很有关系的，而之所以如此，又与伦理学研究长期不能走出“道德哲学”的思维窠臼、忽视先秦文学内涵的伦理精神和道德价值有关。从逻辑推理来看，“人”在劳动中创造人与创造人必须的伦理与道德本应是同一种过程。不难想见，在远古的渔猎“劳动”中，经验每天都在提醒“人”们彼此之间需要一种“心心相印”“同心同德”的配合，以获得行动一致的 “思想关系”即伦理和谐，哪怕这种关系极为简单粗犷，也是必须的。于是，在某时或某些情况下，会有“人”伴随肢体动作脱口发出诸如“吆”、“呵”之类的呼喊或呼唤。这是一种具有后来被称为“道德意识”的伟大创举，它的“启蒙意义”在于：向肢体方向发展便有了后来的舞蹈，向声音方向发展便有了后来的音乐（故尔后人说“乐者，通伦理者也”[5]二0五），而向文字的方向发展便有了后来的诗歌。这种演化的成果，使得舞蹈、音乐、诗歌成为人类维护和建构伦理和谐的最早的道德意识形式。
关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的教育，旨在培育受教育者的历史意识和民族精神，而要如此，从源头上“娓娓道来”是必要的。从这个角度看，让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走进基础阶段的道德教育课堂，不可不为一个值得重视的话题。
其次，奠定了中国伦理思想史之逻辑起点。学科的逻辑起点，从根本上影响学科科学体系的结构及实际功能。逻辑起点，既是逻辑问题也是历史问题，正确把握逻辑起点问题需要把逻辑与历史统一起来。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1]603伦理学以道德为对象，以研究道德的发生与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应当确立“道德从哪里开始，伦理思想也就应当从哪里开始”的逻辑观。因此，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与建构，应当从先秦文学的道德意蕴起步。如阐述“仁学”伦理思想可以考虑从“女娲补天”起步，阐述德政伦理思想可以从尧禹的王者风范起步，等等。中国伦理思想史的文本多没有关涉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而是从儒学文本起步的。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伦理思想史的建构范式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它多是从著名的《荷马史诗》起步的。如果中国伦理思想史的逻辑起点是放在先秦文学的道德意蕴上，如严于律己和身先士卒的王者风范、公私分明和先公后私、尊重伦理和谐和性别伦理等，而不是一开始就大谈“推己及人”和“为政以德”之类的抽象理念和道德教条，那将会是一种何等贴近社会生活因而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样式呢？
再次，开启了“文以载道”之道德文化建设先河。在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上，文学以“文以载道”
[注：“文以载道”是宋代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正式提出来的。在此之前，韩愈已提出“文以明道”和“文以贯道”的主张，广涉文学与道德的关系。然而，由于周敦颐的思想体系和倾向比较复杂，其“道”也并非如同韩愈那样专指封建社会的主流伦理文化——儒学道德体系，所以学界凡涉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多采用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语型而采信韩愈的“文以明道”语义。]的文明样式传播着社会主流道德价值，因其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口头文学”（尤其是戏剧和民俗文学），而实际上一直充当着道德教科书。这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统治阶级认可或默许乃至推崇、因而堂而皇之地活跃在民间的“文以载道”；另一种是被统治阶级列为“禁书”和“禁戏”，只在民间悄悄传播。前一种“文以载道”是封建统治者实行道德教化的主渠道，其盛势始于明末，此后连绵不绝，真正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程度，连平生“没有看戏的意思和机会”的文学巨匠鲁迅，在偶然涉足京城戏场时，也为那种“连插足也难”的盛况感到惊讶。
文学以其大众化的文化形式和“人民性”的道德内涵，而成为传播道德文化的最丰厚的土壤和最重要的途径。就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传播和建设而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文学的“文以载道”，就没有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道德传统。有学者认为：“所谓的‘文学’，如散文、诗歌、辞赋等文学体裁，只是一种形式，是一个空空的口袋’，形式必须要有内容，空空的‘口袋’本身没有意义，必须装进东西才有价值。”[12]3此言甚佳却又有失偏颇。形式与内容是不可分割的，不同事物在这种关系上仅是内容的多少与优劣的差别，所谓“空空的‘口袋’”的文学作品并不存在。
[注：如时下的一些“贺岁片”，其“口袋”看似空空如也，其实不然，正是其表达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之“道”，才令一些趣味相投者趋之若鹜，让其占据了相当份额的文化市场。]理解和把握“文以载道”，重要的不是看其“文”，而是要看其所“载”之“道”。纵观中国文学史，诸如《孔雀东南飞》《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之所以成为传世佳作，皆与其所“载”之“道”的喻世意义有关。
如果说，先秦文学及整个封建社会的“文以载道”多是直觉、直观地告诉接受者们“‘道’是什么”，具有脸谱化的特征，那么现代社会的“文以载道”则不然。它承载的“道”多为“‘道’是什么、也不是什么”的内涵，反映的是生活世界中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难以分辨的“道德悖论”问题，多带有“颠覆”却又张扬传统道德文化之历史价值的“自相矛盾”的性征，因而特别具有“大众化”的艺术震撼力。我们大体上可以从《深海长眠》
[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深海长眠》：雷蒙因事故高位截瘫，在床上躺了26年后向政府申请安乐死，政府以违背（传统）道德和（现行）法律为由拒绝，此事在社会上引起很大争议。最后，雷蒙在妻子协助之下，驾船沉入他深爱的大海。]《求求你表扬我》
[注：老实巴交的“农民工”杨胜利在雷雨交加的深夜从歹徒手中救下女大学生。他为了实现老模范、病入膏肓的父亲弥留之际的“唯一心愿”——希望儿子获得一次表扬，便要求报社表扬他的见义勇为行为。然而，记者鉴于“查无证据”和顾及女大学生的名誉，不予理睬，于是陷入“为了荣誉”和“顾及名誉”的“自相矛盾”的两难选择之中，最后“不得不”选择了辞职。]《天下无贼》等这类“家族相似”的影视作品中，体味到这种源于又高于生活的艺术逻辑。当然，也可以从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获奖理由”中
[注：诺贝尔委员会颁奖词：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中国经济网，2012-10-11）]，窥得一斑。现代社会“文以载道”的变化表明，其所“载”之“道”的价值正如格罗布曼（Grobman）指出的那样：“文学形成的价值在于问题，而不是答案。”[13]1
从以上的历史考察和学理分析，大体上可以看出先秦文学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之发端的逻辑关联及其伦理学意义。这些议论，严格说来还只是基于一种“历史感做基础”发现和提出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是伪问题的话，那抑或就正是本文的价值所在。若可作如是观，关于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及其伦理学意义的
探讨，就没有理由打住。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平台上审视文学与伦理学的内在关系，进而观照当代人类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文以载道”现象、反思道德文化建设及伦理学研究等现实问题，当是一个有待开发和拓展的重大学术话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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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遒；文气；意；兴会标举
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美学概念――“遒”，这一概念作为文艺品评常用的独立术语进入人们的视野，是在魏晋六朝时期，“遒”在这样一个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进入崇文、重情、求美、尚气的文学自觉时期被频繁运用，其美学内涵的形成与转变，与这一时期我国文学由“言志”向“主情”的转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以“气”论文与“遒”的美学内涵的形成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文气”概念，强调作家的个性才能，促成并标志着我国诗学史由“诗言志”向“诗缘情”的转变。“遒”作为一个美学概念进入文学领域，最早也是从曹家以“气”论文开端引序的，其美学内涵正是指向文气的“聚而不散”，及其运行流转张弛有度、不逸不蔓的风貌。
魏文首次将建安文学作品中那种表现为昂扬向上的精神及情感力度的“气”作为文艺审美的一个概念，并以此用来品评文学作品。在评价刘桢的文学创作时，曹氏说 “应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并在《与吴质书》中首次将“遒”作为“文气”批评的一个美学标准：“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显然，作为作品中所表现的精神气质，“壮”与“逸”相对，“密”与“遒”相对，似乎“壮”始能“逸”，“密”始能“遒”，“遒密”是比“壮逸”更高的的一个美学层次。因而，“遒”作为一个文气批评的美学标准，其首先有情感气势蕴蓄上的“气聚而不散”（“密”、“固”）的内涵。同时，曹氏以“骋骥于千里”来比喻文学创作，提出“引气”之说，从“气”的运行流转的法度方面将“遒”作为一种美学风貌的评判标准，显然，这里，“遒”的美学内涵显然不仅是情感气势的蕴蓄而达到的“气聚而不散”，而是与“逸”相对，更趋向于指“气”的运行流转的“流畅”而言。那么这种文气运行流转所达到的流畅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曹氏以“骋骥于千里”来比喻文学创作，肯定了为文当有良马骏足快马驰骋的精神意度，即“有逸气”，强调文章行文要使感情表达畅快无阻。而“遒”在先秦文学作品“忽忽岁月遒”等篇中本有“急行”之意，“岁月”的“逝往若流”与“气”的循环、流动的特点都是一种有规律的“急行”的状态，曹氏将“遒”作为“气”的运行流转的法度方面的一种美学风貌，其内涵之一正是这种有规律的“急行”所形成的不放逸、不流乱的收放自如的流畅的节奏和趋势。
南齐刘勰《文心雕龙》继承和发展了魏文的“文气”说，在理论上作了更为全面的综合阐述，他的文气论集中在《养气》、《神思》、《体性》、《风骨》诸篇，着眼于阐述作家的天赋才能和精神气质在完成写作过程（构思、行文）的作用及体现于作品的风格特征，《风骨》篇说：“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这里，“风”大致相当于曹丕的文气，是“意气”在作品中的外化，指作家个性、才能体现在文章中的精神气质；“骨”则侧重于指通过作品结构、修辞等形式上的特点所表现出来的“气”，故所谓“风骨”实际上是侧重面有所不同的一个东西。其在《文心雕龙・风骨》篇评论道：“相如赋仙，号为凌云，蔚为词宗，乃其风力遒也。”将“骏爽”之“意气”与“遒”之“风力”紧密相连，明确地指出“遒”所包蕴的美学内涵的具体指向――“凤力”，其美学内涵不仅指向作家的情感个性在作品中所体现的精神气质蕴蓄的“聚而不散”以及流转的“流而不乱”等，更包括作品文辞结构所形成的外在形式特征，并扩展到作家在构思行文中形成这种精神气质的“意气”方面的“骏爽”。
二、“自然真情”与“遒”之美学内涵的转变
“遒”在六朝的文论中被更为频繁地使用，而六朝文学论文不主文气，偏重“自然”与“真情”的发现，也促使了“遒”的美学指向由文学作品之“气”转化为文学创作过程之“意”。
东晋以后，随着模山范水的创作风尚的兴起，将山水视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并重视这种“自然”山水与个性“真情”的结合，文艺理论展开了对“自然”与“深情”的讨论，也影响到“遒”的美学内涵的转变与发展。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谈到：“自建武暨于义熙，历载将百，虽比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认为玄言诗不符合“遒丽”的典范，同时认为谢灵运的“兴会标举”、颜延年之“体裁明密”是建安风力的继承，足以垂范后世。钟嵘《诗品》也认为永嘉以及江表的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建安风力尽矣”，同时认为“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都是“五言之冠冕”。我们发现二者皆认可颜延年、谢灵运在五言诗上的成就，并认为他们是建安风力的继承者。侃《文选评点》卷五评述道：“遒则意健，丽则文密。文辞至此，乃无憾矣。兴会标举，遒之属也。体裁明密，丽之方也。颜终逊于谢，以未遒耳。”由此观之，“遒”的美学标准是“意健”、“兴会标举”。
试观《世说新语・赏誉》：“ 王恭始与王建武甚有情，后遇袁悦之闲，遂致疑隙。然每至兴会，故有相思时”，我们发现“兴会”是一种偶有所感而产生的意趣，而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标举兴会，发引性灵”，则明确指出这种“意趣”正是引发我们“性灵”的创作灵感、情趣。将“遒”作为“兴会标举”的美学标准，无疑是强调这种文学创作的“意趣”，即作品中体现的作家的个性情感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状态。
颜、谢诗歌都重文采、尚巧似，那么，“颜终逊于谢”具体是哪些原因导致的呢？二者诗歌对比则颜重规矩，谢重个性；颜多错彩镂金的应制之诗，谢多畅情山水的个性之作；颜诗较少寄托个人情感，谢诗则以山水之胜抒发个人性灵。通过对比不难发现，“遒”之美学内涵和指向在这一时期，更为偏向于指作品中情景交融、理融情畅的状态，更重视作家的个性情感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畅达。
钟嵘《诗品》在评价谢眺的文学创作时，也谈到“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远变色。善自发诗端，而末篇多踬，此意锐而才弱也”，认为谢眺“意锐而才弱”形成了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的文学作品特色，也明确将“遒”与“意”相关联。而在评价晋吏部郎袁宏时谈到：“彦伯《咏史》，虽文体未遒，而鲜明紧健，去凡俗远矣。”观《世说新语》可知袁宏文辞典雅、才思敏捷，可见，袁宏敏捷的“才思”促使他的文章“鲜明紧健”接近于“遒”。
在书法艺术领域，时人评价王右军《兰亭集序》“遒媚劲健，绝代更无”，（何延之《兰亭记》与《太平广记》都收录此语），而自王羲之始，中国书法艺术、书法观念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转折，那种外向性、模拟性、象形性、写实性的审美倾向开始退场，而一种偏于内向、重视“意巧”、强调畅神、讲究表意的审美趣尚开始形成，书法真正成为一种旨在“任情恣性”的审美方式，一种以“流美”、“意巧”为主的独立艺术样态。王羲之《兰亭集序》的“遒媚劲健”，正是这种“流美”、“意巧”的典范。
综上，“遒”的美学内涵的形成、转变与发展贯穿着我国文学史上“言志”到“缘情”到转变的整个文学自觉时期，其最深层的美学指向文学创作过程中与文学作品中“情”的控制的恰当、抒发的流畅。然而，唐以来由于中国文学由晋以来的“恣情任性”重新回到对现实功业理想的吟唱，文学理论也趋于重视风骨气调，提倡魏晋昂扬向上的精神及情感力度，“遒”的美学内涵由论“气”、讲“意”的美学指向偏离为重“力”的倾向，频繁与“劲”、“健”等有“强劲”之意的词联合使用，最终使其本有的美学内涵被遮蔽、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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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学科，是中文系学生的必修课，其他专业的学生在学学语文时，也会有所涉猎。目前，有很多大学生认为古代文学是一门陈旧的学科，是跟不上时代潮流的“无用”之学，如果教学方法得当，采用一些新的教学模式，古代文学课程将成为一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与时俱进学科。
关键词:
古代文学;教学方法;新模式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历史悠久，其课程内容丰富而又博大精深。有体现民族精神的上古神话、有字字珠玑的诗词歌赋、有引人入胜的四大名著、有代代相传的爱国精神，可以说，古代文学是一门包罗万象、意蕴深厚的学科。因此，古代文学教学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中的优势非常明显，其地位也不可替代。通过与学生的交流，发现一部分学生在没有接触古代文学时内心非常抵触和排斥，排斥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1)高中语文的后遗症，为应付高考，很多同学不得不背诵大量的名篇名句，这使学生丧失对语文的学习兴趣，因此，在学习一些古诗文的时候，他们没有多大的兴趣，更多的是对来自背诵的恐惧;(2)古文基础差，很多高校配备繁体字版的作品选，学生看不懂或是看着吃力;(3)有的学生认为，古代文学除了“之乎者也”没有别的内容，都是陈旧观点，是对未来就业没有帮助的无用之学。因此，当下的古代文学教学也应该与时俱进，采用一些新的教学模式。
一、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采取的新模式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中国大学史上最早开设的专业之一，学生主要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受到有关理论、发展历史、研究现状等方面的系统教育和业务能力训练。其中，中国古代文学又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学科，使学生夯实这一基础学科的关键在于教师的引导。因此，教师的角色定位准确非常关键。这就要求教师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而高校在课程设置上也要更加合理，针对以上内容提出以下几种方式进行创新。
(一)课程设置与作品选读本的选择
1.课程设置
一般院校的中文系选择在大二阶段同时开设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许多同学感觉压力较大。如果大一时先开设古代汉语，大二时再开设古代文学，也许效果会更好一些，此时的学生有了一定的古文字基础，在读古代文学作品时，也没有太大的障碍，在理解作品内涵时，效果会更好。
2.作品选读本的选择
目前的作品选主要有繁体版本和简体版本两个类型。繁体版本以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作品选注》为代表，很多高校都选择这一版本，但学生却表示很难读懂，尤其是先秦部分，所选内容本身就很难理解，再加上繁体字使其感觉难上加难，学生往往都知难而退了。简体版本以郁贤皓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为代表，有部分院校选择这一版本，因为是简体版本，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很多学生都是繁简两个版本对照进行阅读。作品选读本到底是选繁体还是简体?很多教师都很矛盾，作为中文专业的学生，有一定的古文基础是必备的，用简体版作品选讲解比较容易，针对这一问题要克服难关的关键是靠师生的共同努力，教师课前引导，学生课下用功，慢慢积累自己的知识储备。
(二)教学方法
目前文学史教材的观点阐述都比较清晰，教师无须从头到尾地讲解，需要做到以下几方面:提示重点内容，整理出时间线和知识点，在宏观上把握，引导学生阅读;书本没有的相关资料，要进行补充，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具体的实施手段有以下几方面:
1.分角色朗读
分角色朗读是中学语文教学的常用手段，这一教学手段也同样适用于大学课堂，尤其在讲解情感类作品时效果突出。如在讲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时，就可以使用这种方法，使学生通过阅读进入情境，教师不需要过多地讲解学生就可以感悟到其中的人物情感。通过讲解不仅能使学生获得实际的情感体验，还可以让学生在朗读能力方面有所提高，为今后踏入社会增加自身优势。
2.与时俱进
如果在课堂上只说一些课本上的知识，学生会感到十分乏味，不妨引用一下当今的流行文化。如讲《尚书》中的文诰时，可以再讲一下学生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来历，这样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可以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在讲诗词时，也可以结合现在的流行音乐进行讲解，如屈原的《山鬼》，有歌手为其谱曲，并演唱出来，旋律非常动听。在讲课的过程中，可以与学生一起欣赏、品评，很多学生因为喜欢这首歌很容易就记住了全诗的内容，不再需要背诵。再如，有些文学作品里会提到很多古代的礼仪，教师可以通过播放相关的视频，让学生更直观地了解，如《诗经•豳风•东山》里提到过古代婚礼中的合卺礼，教师可以在古装电视剧中找到相关片段和学生一同分享，这样可以使书本上的知识以立体的方式呈现给学生。
3.巧妙提问引思考
学生是否能养成积极思考的习惯，关键在于教师的引导。古代文学的很多内容都值得思考，如果教师只是把自己的观点讲解出来，不仅课堂效果不好，而且会使学生听课疲惫，甚至一无所获。如在讲大诗人李白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去思考“为什么才华横溢的大诗人，不去参加科举考试?”这样的提问既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又可以让教师在授课时围绕这一问题进行讲解时把科举的发展、李白的思想和唐代的政治经济情况一并讲出，一改以往先介绍作者生平，再分析作品的传统思路，从而提高了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兴趣。
4.讲授学生不知道的内容
古代文学中的许多作者和作品，学生在高中时期就接触过，讲到这些作品时学生往往表现出不耐烦。事实上，学生对作者情况的了解只是一部分，在讲解这些作者时采用提问的方式，这样可以快速了解到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情况，在授课时讲授学生所不知道的内容，并以此引起学生的注意。如在讲白居易时，学生都知道他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教师在讲白居易时，这些内容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和学生一起回顾知识点。然后再给学生讲解白居易在当时很火，有很多粉丝，其中一个叫葛清是最疯狂的，除了脸以外，全身都刺上了白居易的诗。在学生的心中，白居易是位忧国忧民的诗人，应该是满面愁苦的形象，却不知“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也出自他的笔下，更不知，他写了很多缠绵悱恻的情诗给一位名叫湘灵的姑娘。当学生听到这些，不仅对白居易有了全面的认识，也对授课内容产生了兴趣。
5.写作能力的培养
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一支妙笔，是中文系毕业生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对普通话的练习目前在各大高校都比较重视，中文系学生毕业时基本都能达到二级甲等水平，但一支妙笔却是很多学生所欠缺的，因此，要在写作培养方面下功夫。首先是小论文的写作，学生一般都“眼高手低”，写出的文章往往是“大题目，小文章”，如“论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论宋代文学与唐代文学的比较”等。这就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学会写“小题目”的文章，针对某一知识点，靠自己对经典的阅读和思考去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完成文章。不要求字数，只要求质量，去除以往拼凑字数的坏习惯。其次，在讲解诗词格律时，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诗歌创作和歌词写作，增加他们的写作能力和兴趣。
6.正能量的传递
当今的很多大学生都有着相同的心理问题:以自我为中心、心理脆弱、胸襟不够宽广、承受能力差、面对挫折一蹶不振。因此，培养学生的积极心态，用古代作家的人生经历去传递正能量非常重要。如通过屈原、陶渊明、杜甫、白居易、苏轼等人的作品，可以从中学到忧国忧民、安贫乐道、不媚世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可以使学生学会如何看待人生、把握人生，坦然面对挫折，培养积极心态，在失意时学会憧憬，在得意时学会谨慎。
二、针对其他专业学生采取的新模式
摘要：本论文主要是对熊光宪教授的《战国策研究》一个书评，主要关注了熊光宪教授论述此书的主要角度。熊光宪教授从历史的和美学的角度对《战国策》的思想倾向与文学成就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战国策研究》一书从不同的角度对《战国策》进行论述，有利于我们很好的对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批判中更好的继承和发展。
关键词：《战国策研究》；熊光宪
熊光宪教授的《战国策研究》前身为《战国策研究与选译》，由“畔经离道”德纵横家书―论《战国策》的思想倾向；雄视百代的散文杰作―论《战国策》的文学成就两大部分及选译组成，完稿于1985年，出版于1986年。后新增七篇论文，更名为《战国策研究》于2004年出版。
我就《战国策研究》中的“畔经离道”德纵横家书―论《战国策》的思想倾向；雄视百代的散文杰作―论《战国策》的文学成就两大部分谈谈我的认识与看法。
熊光宪教授考察了《战国策》的成书背景，得出《战国策》出自很多人之手，由刘向汇编而成。所以其反映的思想很杂，有当时的儒，墨，道，法，纵横家等各家的思想，但其主要的思想倾向还是反映的纵横家的思想的。
在“畔经离道”德纵横家书―论《战国策》的思想倾向这一部分，熊光宪教授从崇“计”―策略至上的政治思想；尚“贤”―举贤使能的用人主张；重“利”―争求名利的人生哲学；尊“时”―明时度势的处事方针这四个方面来论述《战国策》的思想倾向。
首先，熊光宪教授发问《战国策》是一部什么书？熊光宪教授通过考据文献，发现历代人们对本书存在很大争议，总说纷纭，而自刘向整理《战国策》以来，《战国策》似乎交上了“霉运”直到被李梦阳称为“畔经离道”之书。作者从历史观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李氏所谓“畔经离道”无非代表了后世封建文人从正统儒家的观点出发，对《战国策》一书所作的贬斥罢了。我们倒是可以从所谓“畔经离道”的贬斥中，见出它的思想特征和思想价值。
熊光宪教授根据当时战国的具体的时代背景并用唯物史观的角度深入分析研究《战国策》的思想倾向。当时战国，旧的生产关系迅速瓦解，奴隶主阶级日趋衰亡。地主阶级作为新兴势力的代表勃然崛起。周天子名存实亡，各诸侯国日益强盛，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出现了秦、楚、齐、魏、韩、赵、燕七国并立，力战争雄的混乱局面。各国明争暗斗。互相倾轧，都在竭心尽力地谋求“威”与“势”。于是善机关之谋，专捭阖之术的纵横家便应运而生。纵横家们在政治上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但却更多的反映出商人阶级的趋利的深刻影响。他们把谋财的意识，投机的行为，赢利的手段带到政治生活中来，形成了以策略至上为中心的思想。统治者利用他们的政治力量他们的计谋来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效劳，另一方面，这些游客也为了“名利”靠出卖自己的智力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奔走游说。在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群雄争霸的“乱世”，在这样一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社会，《战国策》中体现的崇“计”的政治思想，尚“贤”的用人主张，重“利”的人生哲学，尊“时”的处事方针就不难理解了。熊光宪教授站在唯物史观的角度为《战国策》中体现的思想倾向“正名”，认为这些特征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不是真正的离经叛道，相反这些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还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我们不能仅从儒家“仁义道德”的传统价值观去盲目批判《战国策》所体现的思想倾向，因为那只是一家之言，出发点不同各自代表的利益也不相同。我们应该从具体的历史的实际出发，我认为作者说的很有道理。
熊光宪教授也不是完全认同纵横家们的崇“计”，尚“贤”，重“利”，尊“时”
的思想倾向。如，在崇“计”的政治思想这一小节，熊光宪教授认为：纵横家崇尚智谋策略的思想倾向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纵横家把智谋策略的重要性抬到高的脱离实际的地位，显然含有相当程度的认识上的片面性和实践上的盲目性。《战国策》把策略摆到压倒一切的位置上，把它的作用夸大到“神乎其神”的程度，这就充分暴露了作者的唯心主义的思想实质。如，在尚“贤”的用人主张这一小节，熊光宪教授也谈到《战国策》能“不问贵贱，惟贤是举”重视人的作用，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它把所谓“贤人”的作用无限夸大，经其描绘，似乎“贤人”成了包打天下，主宰国运的救世主，这就充分暴露了作者思想中“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如，在重“利”这一小节，熊光宪教授谈到：纵横家们提出“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这充分反映了战国时期“货币的进军”如何打进了政治，思想的领域，图才赢利得商人意识如何渗透进纵横家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历史的产物，当时没有一个人不认同“顺时而取利”的思想，但熊光宪教授也对其“唯利是图”的思想给予了批判。如，在尊“时”这一小节，作者提出，毋庸讳言，对“时势”的重视本来就含有尊重客观实际，分析并掌握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合理因素。问题在于是否真正地认清，把握并且顺应了时势。这当然取决于是否是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纵横家把“时势”看做“百事之长”奉明时审势为处事方针，实际上是为了求名得利，以计谋，策略之得逞为出发点，而把看准机会从而抓住有利的时机当作决定事情成败的前提条件。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的主观认识和自我判断。因此，纵横家之尊“时”反映了他们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实质。
在雄视百代的散文杰作―论《战国策》的文学成就，这一部分熊光宪教授采用历史的美学的观点系统地论述了这部亦史亦文的杰作在人物形象，语言艺术，文体因革和寓言文学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影响。
《战国策》以表现人物为中心的发展趋势，无疑是古代散文的一大进步。正如恩格斯所说“有了人，就有了历史。”在现实生活中，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是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统一体。《战国策》全书所叙及的人物，越有610余名，上至国君，太后下至平民百姓，公子王孙，武将谋臣，说客策士，嬖臣宠姬描写人物风姿，描绘出他们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熊光宪教授通过对《战国策》中较多出现的“士”“国君”“太后”等的分析，运用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及黑格尔“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如此。”的美学观点对《战国策》的众多人物进行了研究分析。我也觉得分析的很好，客观全面，让我们在同中看到异，异中看到同，也清晰的感受到了《战国策》写人艺术的美。
又如，在源远流长的文体因革这一小节，熊光宪教授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了《战国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出《战国策》是在继承了前代的传统，加以革新和创造，在文体，文风，文采等方面，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特色，成为战国时代集大成的历史杰作，对文体方面承上启下的辉煌建树及对后代文学的深远影响做了探讨。
此外，熊光宪教授也对《战国策》的辨丽横肆的语言艺术，独树一帜的寓言文学这两反面以历史的和美学的观点做了详细的论述。
总之，熊光宪教授从历史的和美学的角度对《战国策》的思想倾向与文学成就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战国策》就“史料”而言，真伪参半，不可尽信，但它仍有不可低估的史料价值。所以熊光宪教授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分析研究《战国策》是很正确的，也是客观的全面的发展的。这样我们既可以从《战国策》所体现的思想倾向中，看出其有价值的值得后人学习借鉴的部分，也可以从其思想倾向中，看出其不好的一面，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去批判的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熊光宪教授在论述文学成就方面，又能从人物，语言，文体因革，寓言文学的方面深入研究，这也很好的从历史的美学的角度把握了文学的内部规律。所以，熊光宪教授的《战国策研究》，对我们研究战国的历史，当时的思想倾向，及《战国策》的文学意义都能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有利于我们很好的对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在继承中批判，在批评中继承，在继承中更好的发展，更好的为后世所用。（作者单位：民族大学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文学遗产,是珍贵的民族文化精品。学科内容综合性强,知识覆盖面广,教学难度极大。然而,在教授这门课时,不少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乃至教学模式基本还是因袭传统。课堂上,教师凭借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本书、一张嘴,唱着“独角戏”,从文学史到作品选,从思想内容到艺术特色,滔滔不绝,学生只是被动接受,久而生厌。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学中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底蕴、深厚的文化内涵。当下,涵盖了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的国学复兴热再次兴起,对文学遗产中思想底蕴的发掘和继承使学生有了学习古代文学的浓厚兴趣。如何利用好学生的“古代文学情结”,调动其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并使之产生持久的动力,是我们应该积极探索的。我在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工作的几年间,将传统的教学方法和现代技术结合起来,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一、注重学生对作品的诵读,培养其对作品的感悟能力
每学期开始,我都规定一些阅读和背诵的篇目,认真地抽查学生的完成情况,并将其作为考核学生平时成绩的内容之一。诵读,可以加深对文学意象的感悟,有利于学生想象力的培养,进而较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情感内涵。在古典诗歌的教学中,这一点尤为重要。它可以将学生“带回”千百年前,让他们的现代生活、情感与理念与古人的生活、情感与理念相融合,与作品的意境和作者的体验产生共鸣,进而获得美的享受。如讲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让学生通过诵读,体味“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这些意象所渲染出的深秋傍晚的荒凉气氛,体味天涯沦落人的孤寂愁苦之情,让学生对当时沉闷的时代气氛有深刻的感悟。诵读,可以充分体悟诗歌的语言美。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蕴含美的情感,通过朗读活动,可以使之渗透于学生的心灵。吟咏朗读除了可以感悟文章的真谛,还可以使人在不经意之间对朗读时那抑扬顿挫的语音、错落有致的节奏与奇特严谨的结构拥有深切的体验。对学生来说,言语内容美与形式美对他们的思维活动的影响是不容易被察觉的,但却是帮助他们理解文章的强大力量。因而,在让学生感知言语内容美与体悟言语形式美的过程中,要尽力诱发其审美情感,提高其朗读的感染力,使其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同时,诵读还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他们适应生活的能力,陶冶他们高尚的情操,丰富他们多彩的生活。
二、以创造性的解读,培养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
文本解读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一个审美的过程。好的解读,有助于学生对作品的欣赏,能使其体会到作者对生命的感悟,并与作者进行对话,从而逐渐养成感受作品、感受自己、感受生命的能力,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如讲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欣赏这支曲子的情景下,我让学生讨论:苏轼的这首词千百年后为什么还会令我们感动不已?是表达了苏轼思想的苦闷,还是反映了他出世和入世的人生矛盾,抑或表现了苏轼对人间生活的热爱?通过讨论,学生明白,这些说法自有其道理,但仅仅这样理解显然是不够的。它的动人之处在于,一是揭示了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生存困境:人生的缺陷(痛苦、不如意)是绝对的,我们不能指望人生和世界完美无缺,只能在绝对的缺陷中寻求相对的完满;二是苏轼以博大的胸怀对人们发出深情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人与人之间更需要互相关怀和抚慰。因此,苏轼这一美好的祝福,才始终拨动着人们的心弦。这样的解读,诠释了作品的内在价值,拉近了古代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从而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共鸣,取得了育化心灵的效果,提高了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可以说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所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解读过程中,启发学生把心沉到古代文学的文化背景中去,触摸作家思想感情的脉搏,使学生初步掌握从文化背景角度切入去鉴赏诗文,同时引发学生对文化现象的思索。这是非常重要的。讲陶渊明,我告诉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隐逸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的进步,这种文化现象几乎已经消失,但作为一种人格,后人对陶渊明又非常推崇;作为一种观念,它还或多或少地影响我们现代人,你将怎样看待陶渊明的隐逸呢?有的学生认为,陶渊明抛弃做官而归隐田园,表明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价值取向,这种人格是高尚的。有的则认为,陶渊明的这种隐逸人格不值得歌颂,这种人格是有缺陷的。如果我们面对黑暗和邪恶都不闻不问、装聋作哑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呢?还有的说,陶渊明在归隐中心灵得到了安顿,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这对与我们现代人来说,应该有所启示。假日之际,人们总想离开城市的喧嚣,到野外感受山水之美,让浮躁的心灵得到净化,可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却越来越糟糕。尽管观点不一,但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把作品的阐释、作家的评析与现代生活联系在一起,拉近了学生与古人的距离,提高了他们的鉴赏水平。
三、改进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和个性发展,忽视了学生的创新精神。鉴于此,我开始尝试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改变以课本为本位、以教师为中心、以强硬灌输为手段的传统教学模式,借鉴一些先进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辩论法。经常拿出一些在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让学生们自己讨论。在正式讨论之前,我也做了大量的预备工作:事先布置好讨论的题目,让他们围绕自己的观点去查资料,并选出各自的代表发言人,非常类似于现在的辩论赛;我也要尽可能多收集资料,猜测学生会运用哪些论据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并模拟他们争论的情景,以便作必要的调解和补充。每学期我搞两三次这样的讨论。如在讲“先秦文学”中诸子思想时,涉及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性”问题,孟子主张“人性善”,而另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则认为“人性恶”。讨论之前,大家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从多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有理有据。事后学生自己说,这次讨论逼着他们看了很多理论书籍,提高了自己的思辩能力。
比较法。古代文学中很多问题可以说至今尚无定论,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将诸家之说介绍给学生,并组织他们对多种答案及多种思路进行比较选择,从而激活他们的思维,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例如,学习王维的山水诗,要求学生搜集、整理唐以前,以及初唐、盛唐时期有关知识分子对山水的关注的资料,从比较分析中鉴赏王维对中国山水诗的贡献。又如在讲到“楚汉之争”这段历史时,我要求大家对导致这场战争的两个主要人物——刘邦和项羽进行详细比较,刘邦作为一个无赖何以夺得天下,项羽既然是一个英雄为何却走向末路?学生通过激烈的讨论来总结两人的得与失,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了这段历史。还可以通过古典文 学的现代改编问题,思考古代文学的经典性所在。如搜集一些根据古诗词改编的流行歌曲,像《别亦难》、《新鸳鸯蝴蝶梦》、《在水一方》、《寂寞沙洲冷》等在课堂上欣赏,让学生去寻找原文,从而思考古典文学历久弥新的原因,激发他们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
四、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古代文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其传统的教学模式,但长此以往,教学难免单调,因此,有必要通过一些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进行调节。在种种探索性改革中,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无疑是实施起来最方便快捷,且行之有效的办法。
音响媒体方面,可以运用便于携带的MP3加小音箱。课堂上通过欣赏相关的音乐,加强学生对古典文学作品的理解,如在讲授李煜的《浪淘沙》一词时,先让学生欣赏邓丽君的歌曲《虞美人》,把他们带进一个哀伤、凄凉的意境,然后对作品进行解读,从而使他们对这首词表现的李煜思乡之情、亡国之恨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在讲解《史记·项羽本纪》时,可以让学生欣赏琵琶曲《十面埋伏》,使学生对楚汉战争的形势、人物个性有更直观、丰富的了解。
声像媒体方面,包括对电视、DVD、电脑、投影仪等的运用。如在讲授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时,可以组织学生观看古典名着改编的影视作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教学内容更加引人入胜。
将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多媒体课件运用于古典文学教学中,不但节省了课堂板书的时间,而且增加了课堂教学的内容和深度,给教和学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教师可以在课件中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教学资料,诸如作者家世、生平、思想、学术研究动态等,并突出教学重点。尤其是在诗词教学中,将讲读篇目演示在屏幕上,再配以音乐、画面、朗读、前人的评论等,教师再加上一些疏通与点拨,便会得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中国古代文学永远不会像今日的某些时尚潮流一样红极一时,但也不会像昨日的某些流行概念一样成为“明日黄花”。如果教师在教学中真正引导学生进入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殿堂,使他们体味到古典文学的永恒馨香,将是对学生精神完善的莫大帮助,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学生对局部知识的掌握。
参考文献:
阎续瑞.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J].煤炭高等教育,2000,(2).
一、影像时代的“经典悲歌”
在所有的人文经典中，毋庸置疑，文学经典是核心。正如美国学者范德勒所言，“人文学科的核心教材，不应该是历史学家或是哲学家的文本，而应当是人类审美努力的产物———文学和艺术，这是因为，通常人们记住任何一种文化，主要是通过这种文化里的文学艺术作品达成的。”[1]当前，网络文化以其全新的传播方式对文学经典的阅读造成严重冲击和挑战，主要表现为：其一，以图像表达意义，将传统的文本阅读转换为图像阅读。大量由经典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充斥着人们的视觉，不少学生以看电视、电影代替阅读经典作品。在对某省属重点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三学生进行的古典名著阅读调查中显示，四大古典名著皆读过的不足10%，只读过其中一部的亦仅有35%，但看过由四大名著改编的电影与电视剧的则在90%以上，这样的现状令人担忧。当下由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大多对原作有所曲解，甚至是对经典的颠覆。法国小说家乔治•杜亚美曾把电影视作“被奴役者的消遣，给那些愚昧无知、身心交瘁、惶惶不可终日的可怜虫们散心用的娱乐……一种既不需要全神贯注，也不要观众有多少智商的热闹场面。”[2]以影像观赏代替经典阅读，不仅无法真正领略文学真谛，而且视觉的冲击淡化了对文学内容的深入思考与解读，压制了受众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读者有着不同的生活阅历与生命体验，在阅读中能够对同一文学形象进行不同的再创造。而一旦将其影像化，则所有的观众看到的皆是同一个“哈姆雷特”。阅读《红楼梦》，“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林黛玉”，而观看87版电视剧《红楼梦》，“林黛玉”只有一个，那就是陈晓旭所扮演的。其虽形神毕肖，深得人心，却终究与原著中的“林黛玉”不同。叶朗先生指出：“‘读图’一代与人文经典的隔绝，将导致我们的民族变成一个没有深刻思想的民族，变成一个肤浅的民族，灿烂的中华文明就会中断，那是极其危险的。”[3]电视剧《西游记》的拍摄，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表现了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经过，深得观众喜爱。然而，蕴含在原著中的对“佛性”的弘扬却无法深刻体现。如南帆先生所言：“经典文化是创造，泡沫文化是制造。泡沫文化定位为快乐的休闲，于是，所有的深刻———无论是深刻的故事、人物还是深刻的思想———都将成为画蛇添足的赘物。”[4]“读图”使学生难以体味经典蕴含的深层意蕴，长此以往，必然使其思考能力萎缩，审美趣味低下。其二，对娱乐功能的强化使影像媒介淡化经典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导致整个社会文化品位低俗，对学校的文学教育造成冲击。哈罗德•布鲁姆指出，“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5]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经典的魅力首先表现于其不受时空限制、永不磨灭的审美力量，而一旦转化成影视作品，则更注重画面与情节，反而使文学作品本身通过语言营构而发散出的审美魅力被削弱。文学经典不仅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而且具有深邃的思想、丰富的情感、高尚的情操等内涵。通过研读经典，学生受益的不仅是读写能力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人文素养与人生境界的提升。正如高尔基所言：“文学的目的就是帮助人了解他自己；就是提高人的信心，激发他追求真理的要求；就是和人们中间的卑俗作斗争，并善于在人民中间找到好的东西；就是在人们的灵魂中唤起羞耻、愤怒和英勇，并想尽办法使人变得高尚有力，使他们能够以神圣的美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6]这是影视媒介所无法达到的。其三，影视作品在对文学经典改编过程中，常常在“经济利益”指挥棒下，为了提高收视率，而迎合当下社会的价值观，从而背弃原著精旨，给观众造成误读。电影《赤壁》里的孙尚香，胆大心细，武艺高强，巾帼不让须眉，潜入曹军，亲自绘制曹营地图，为蜀吴抗曹立下汗马功劳。同时她还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与极强的追求自由的渴望，以依附于男人为耻，对孙权为自己与刘备结成的政治婚姻心怀不满，却与诸葛亮产生惺惺相惜之情。这一角色的塑造显然有悖于《三国演义》的主旨，体现出现代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如果只看电影而不看原著，学生会误以为三国时期的女性就是如此。再如电视剧《水浒传》中的潘金莲美丽、温柔、勤劳，淡化原著中对其“”形象的塑造，从而让观众对其境遇充满同情，而非谴责与痛恨，这显然是从现代人的视角进行地解读。
二、经典阅读，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必由之路
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包括古代文学史与古代文学作品选两门课程，不同高校所用教材可能不同，但所选文本均较为有限。以笔者所在高校为例，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只开古代文学史这一课程，所用教材为袁行霈主编本，从大一下学期开始，每周四节课，共开四个学期。在有限的课堂教学中，要向学生展示数千年的文学历程，其难度可想而知。而文学史的编撰本身即具有选择性，编者根据自己的特长、兴趣进行取舍。如果仅仅照本宣科，传授给学生的是一些教条式的结论，以此取代学生自觉主动地体味涵咏，那么，古代文学教学必然无法让学生深入感受到古代文人的理想人格、让学生在与古人心会神通中受到熏陶感染，并磨砺提升自己的品格。因此，回归经典，才是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必由之路。首先，经典阅读，能够使学生置身历史文化语境，在与古人建立的平等“对话”关系中，体认古人的生存方式与人生智慧，使自己得到心灵的净化与升华。童庆炳先生指出：“文学经典就是指承载文学之‘至道’和‘鸿论’的各类文学典籍（特别是作品），凡创作这类作品的作家自然称为经典作家。”[7]古代文学经典之作，不管是诗、词、曲、赋还是散文、小说、戏曲，皆表现了言说者一定的生存处境与文化心态，蕴含着创作者的某种人格理想。不管是有感于天下的混乱无序状态而欲起救之的救世心态，还是对自己的个体生命面临的种种危机深感焦虑而欲求安身立命之术的自救心态，均寄托着古代文人的生命追求与价值理念。这种精神既指向久远的过去，也指向对不同时代读者而言的“现代”，并且在不同时代的阅读中继续产生深远影响。美国哈罗德•布鲁姆认为，“建立在《伊利亚特》、《圣经》、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等先辈遗产上的教育，在某种有限的形式中仍是我们的理想，虽然对我们身处闹市的生活来说，这些文化基石不免显得遥远。”[5]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伦•布鲁姆在其《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中指出：“在人们重温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的著作时，他们将比其他任何时候都生活得更加充实、更加美满，因为阅读经典将使人置身于无限蕴藏的本质之中。”对学生而言，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然，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亦甚遥远，如果只阅读教材，理解未免偏颇，只有回到文本，在对《陶渊明集》、《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的深度阅读中，才能跨越亘古长空，切身体悟诗人的喜怒哀乐，洞悉人性的复杂与人生的坎坷，寻找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学生通过对历史上永恒经典著作的阅读，将文本中所负载的信息，还原为活生生的言说主体，从而建立起读者与作者之间平等的“对话”关系，用前人智慧的雨露滋润自己的心灵，升华其精神，完善其人格，唤醒其作为“人”的良知，使其身心健康和谐地发展。其次，经典阅读，通过对文学作品的细致分析鉴赏，使学生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进而由简单的文本研究拓展至对文学现象、文学流派乃至文学精神的感悟与把握，促进学生心智成熟与心灵成长。哈罗德•布鲁姆称：“假如我们读经典是为了形成社会的、政治的或个人的道德价值，那我坚信大家都会变成自私和压榨的怪物。我认为，为了服膺意识形态而阅读根本不能算阅读，获得审美力量能让我们知道如何对自己说话和怎样承受自己。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叟或拉伯雷，阅读他们的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的自我成长。”[5]自成一体的审美独特性与人类经验普遍性共同赋予经典作品经久不衰的魅力。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地阅读，才能够让学生完全沉浸在阅读的乐趣中，体验到单纯阅读的愉悦，从而在阅读中暂时逃避一下甚嚣尘上的生活，感受到只有最优秀的作品中才有的清朗与宁静。而学生的心灵正是在这种阅读中日渐丰盈，从而学会明辨是非，取得进步，在与书中人物的同欢戚、共命运中培养同理心，在享受现在的同时不忘过去的。最后，文学经典是民族语言艺术的典范，经典阅读能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古代汉语的凝练、精粹与传神，从而提升自身的语言感悟能力与表达能力。笔者每年指导本科学生毕业论文撰写，经常发现学生的语言功底太差，论文选题陈旧、逻辑混乱、病句连篇、错字累牍，让人不忍心读，这固然与平日缺乏写作训练有关，其根本原因则在语感太差。而当下的高校管理制度，将“金箍”戴在教师头上，将评价教师的权力交给学生，于是，教师为了得高分，不乏“媚”生之举，课堂之上，笑话、故事蜂拥，一片欢乐气氛，对学生学业应达到的要求则一降再降。加之生活于这样一个“读图”时代，在放逐思辨的同时，学生的语言能力普遍下降。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经典阅读。就目前古代文学教学而言，大部分教师仍局限在照本宣科上，并未有意识地指导学生阅读原典。
三、探究式阅读，古代文学教学回归经典的重要策略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而在儿童的精神世界中，这种需要特别强烈。”对于求知欲旺盛的大学生而言，这种探索发现未知世界的渴望尤其强烈。在激发学生阅读经典兴趣的同时，要充分利用他们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因此，探究式阅读，是引导学生回归经典的重要策略。古代文学课程所跨越的时间段从先秦一直到近代，涉及的经典之作浩如烟海，指导学生选择适合自己口味的作品进行精读，是探究式阅读的重要起步。卡尔维诺结合其自身阅读经验，在《为什么读经典》中指出要读的书有两类：一是“读第一手文本，尽量避免二手书目、评论和其他解释。因为任何一本讨论另一本的书，所说的都永远比不上被讨论的书”，即要读原典，而非阐释原典的评论。二是“教材要教你读一些经典作品，在这些作品当中，你将辨别你的经典作品。学校有责任向你提供这些工具，使你可以作出自己的决定；但是，只有那些你有学校教育之后或之外选择的东西才有价值，”[8]即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挑选属于自己的经典，强调阅读的个性化。本着这样两个原则，结合古代文学课程本身，在学期初课程刚开始时，即给学生列出阅读书目，让其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一本进行精读。如在讲授先秦文学时，考虑到大一学生的古文解读能力尚弱，为其推荐经典的译注本，包括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庄子今注今译》等。让学生结合注释与译文来解读原文，可以参阅于丹的《论语心得》、《庄子心得》，但绝不允许以此取代对《论语》与《庄子》原著的阅读。当然，在经典选择的过程中，也要尊重学生不同的阅读兴趣，在规定的书目中，让其自主选择。在对经典精读的基础上，指导学生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作为切入点，通过搜集资料，进行深入探究，并将其成果做成PPT，根据课程进度，安排其在课堂上讲解，与老师同学交流，从而强化其阅读的兴趣与探究的信心。在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肯定与指点后，将其写成小论文，作为课程作业。如此，既提升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又锻炼学生逻辑思辨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达到一举多得的效果。在讲魏晋南北朝小说时，有同学选读干宝的《搜神记》，兴致盎然地到讲台上与同学交流阅读心得，对书中的人鬼恋进行深入探析，并为同学答疑，其效果远远超过教师单纯的讲解。利用课余时间组织的读书交流会，可视为课堂教学的延伸，也是探究式阅读的重要方式。读书交流会可围绕某部经典进行深入探究，如围绕阅读《陶渊明集》进行的“今天为什么要读陶渊明”交流会，学生从不同角度谈自己的阅读体验，既表现出其自发阅读评点的灵敏与坦率，又在旁征博引中打通古今，表现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特征，实现经典与读者跨越时空的对话，使学生在阅读交流中培养心智、拓展自我意识。在读书交流会中采用萨义德的“对位阅读（contra-puntalreading）”法，也是一种有益尝试。所谓“对位”，源于西方古典音乐“对位法（counterpoint）”，即在复调音乐中，根据一定的规则以音对音，将不同的曲调同时结合起来，从而使音乐在横向上保持各声部本身的独立与相互间的对比与联系，在纵向上又能构成和谐的效果。所谓“对位阅读”，萨义德称其为“通过现在解读过去”，“回溯性地和多调演奏性”地展开文学阅读。“在西方古典音乐的多声部乐曲中，各个主题互相替代，只给予某一个主题以短暂的突出地位。在由此而产生的复调音乐中，有协奏与秩序，有组织的相互作用。它是一种来自主题，而不是来自作品之外的严格的旋律或形式上的原则。”[9]借鉴这一做法，在读书交流时，从当下的热门话题入手，选择一个可以贯通古今的主题，让学生围绕此主题谈论其经典阅读的体会。如“愚人节里话诚信”，学生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愚人节”谈起，联系其阅读的《论语》、《孟子》等经典，探讨古人对“诚信”的见解及其对今人的启示。这样既调动学生探究的兴趣，又赋予经典以现代意义，从而让学生认识到在当今商品大潮下诚信的重要性。将经典原著与影视作品进行比较，是探究式阅读的有益做法。作为生活于影像时代的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那些铺天盖地而来的影视作品与瞬息之间层出不穷的图像。既然逃避无益，不如坦然视之。阅读经典与观赏影视最大的区别在于，“书籍予以我们某种自由——当我们阅读时，我们可以使思想保持活跃而不受束缚；我们是创造（即想象）故事的全程参与者。”[10]惬意阅读的状态之美，正在于有时间去想象出一切，读者具有能动性，而影视作品则以演员的形象扼杀了观众的想象。在讲《红楼梦》时，笔者曾组织学生精读“风雨夕闷制风雨词”一节，之后又让其欣赏王扶林导演的87版《红楼梦》与李少红导演的新版《红楼梦》相关情节，通过比较，让学生探究三者在意境营构方面的异同，进而分析文字表达与影视呈现的区别与局限。从而使其明白，由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固然可以比较完整地传达作者的某些意图，却也存在对原著的误读与颠覆。不管影视拍摄多么成功，终究不能取代文字尽显人类心智与想象的魅力。所以，观看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绝不能替代对名著本身的阅读。否则，失去的将不仅仅是那些闪烁在字里行间的诗意，还有思想的厚重、情感的丰富与人性的复杂。哈罗德•布鲁姆曾经悲哀地指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阅读史上最糟糕的时刻”，“正在经历一个文字文化的显著衰退期”，而且“难以逆转”。他是针对形形的“政治阅读”对经典的破坏而言的，今天我们面临的不仅如此，还有来自信息时代的电视、电影、互联网、手机等高科技媒介手段对传统阅读行为的干扰。“灯火夜深书有味，墨花晨湛字生光”的情形似乎已经与经典一起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在教师的有意引导下，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回归经典未必不可实现。莘莘学子在经典阅读中，“每览昔人兴怀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11]与古人跨越时空相视而笑，体验着方块文字中葱茏着的诗意与美感。这种感觉岂是影视图像所能带来的。
作者：杨朝蕾 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批准号：13YJC751067），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批准号：15BZW111）。
参考文献：
[1]叶扬.文学教育还有没有办法补救[J].上海文化，2010，（6）.
[2][美]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第二媒介时代[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叶朗.让大学生具有更高的精神追求[J].中国大学教育，2009，（7）.
[4]南帆.泡沫文化•面具之后[M].北京：三联书店，2010.
[5][美]哈罗德•布鲁姆著，江宁康译.西方正典[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5.
[6][苏]高尔基著，孟昌等译.高尔基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7]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J].天津社会科学，2005，（3）.
[8][意大利]伊泰洛•卡尔维诺著，黄灿然，李桂蜜译.为什么读经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9][美]萨义德著，李琨译.文化与帝国主义[M].北京：三联书店，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