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01 13:12:2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化内涵，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徽州文化；建筑；儒商；宗法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1-0149-02
语言学家萨丕尔认为文化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当今文化的普遍定义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尤指精神财富，是社会成员在共同生活中通过传承和积累两种方式形成的，特定的观念形态、心理意识和行为方式，反映一定的社会生活环境。而文化内涵是指文化的载体所反映出的人类精神和思想方面的内容。
作为中国三大地域文化之一的徽州文化，是伴随着中国文化的传播、整合、变异的进程而形成的颇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体系[1]。她发轫于南宋，孕生于元代，鼎盛于明清，衰退于清末，传承延续至今。根植于原徽州府的一府六县，延伸丰富于淮扬和江南等地区，是发生与存在于历史上徽州的以及由此发生辐射、影响于外的典型封建文化遗存。其在物质、制度和精神等方面的丰厚底蕴，深切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民间的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等基本内容，被誉为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标本[2]。
徽州文化以学术思想、经济基础、社会制度和文化艺术为主体，涵盖了徽派建筑、宗法伦理、商贸习俗、精神信仰以及新安理学、医学、画派、篆刻、木雕等生产生活方式和民俗艺术的各个方面内容。作为一种汉民族传统历史文化，徽州文化具有丰富性、独特性和广泛性等基本特点。她向外开拓，向内发展，无不体现出“尊重自然、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徽州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吴丽蓉学者认为以家族为核心，以血缘为纽带的封建宗族体系是徽州文化的社会形成基础。而强调理而玄的程朱理学、强调实而存的朴学与贾儒仕结合型的徽商则分别构成了徽州文化形成的哲学基础和经济基础。今天我们对徽州文化进行的深入研究，既能够拓宽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范围和深度，促进中国旅游经济的发展，同时还能够通过维护和弘扬中国的民族文化来强化和提高民众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一、建筑文化
徽派建筑风格独特，在中国建筑史上独树一帜，具有深刻的文化寓意，体现了明清时期以徽商为代表的徽州人思想情感、文化属性和社会价值观念[3]。徽派建筑的文化特色主要体现在村落民居、祠堂庙宇、牌坊园林等建筑实体中，其风格尤以大量遗存的传统民居村落最为鲜明。由于受到程朱理学文化的深远影响，具有“贾而好儒”特点的徽商们在建筑中将“尊重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观念注入到自己对环境选址、住宅布局、结构装饰、厅堂布置的设计思想中，促使徽州建筑各种因素相辅相成，体现出人与建筑、社会和自然的广义和谐，共同构成了徽州建筑的完美映像。使得徽派建筑逐渐形成自然古朴、隐僻典雅的建筑艺术风格。不仅具有丰富的实用价值，而且具有深刻的文化寓意。
徽州民居结构多为多进院落式集居形式，倚山面水，大体可分为“线状”、“块状”两大模式[4]。无论是始建于南宋的宏村民居，还是兴盛于明代的西递村民居，都承袭和弘扬了中国古代建筑的风格。在结构体制上，民居采用以土木结构为主体，以砖土、砖石墙为辅，使建筑造型上不仅凸显形体壮观素雅，而且讲究实用安全。在平面布局方面，采用具有深度空间的庭院式格局，粉墙青瓦，奇伟恢弘。尤其是徽派古民居马头墙的设置，集防火防盗功能和艺术特色与一体 [5]。由于徽州人含蓄内敛的个性气质决定了他们在建房时舍弃外表的华丽张扬，苦心追求屋内装饰的华美，所以在装饰方面既蕴藏鲜明的人文色彩，又追求独特审美欣赏价值。如宏村“承志堂”厅门上的“百子闹元宵”图木雕，一百个孩童形态各异，惟妙惟肖。西递村中各家各户绘有的奇花异卉、飞禽走兽的石雕，楼台亭阁、人物戏文的砖雕及木雕、彩绘、壁画、漏窗等等，都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之精华。
二、儒商文化
先生说过：“在经济因素之外，我乡人这种离家外出，历尽艰辛，冒险经商的传统也有其文化上的意义。”在中国封建历史上“重农抑商、农本商末”的思想一直是社会的主流意识。明朝以来，为了谋求生计，许多徽州人冲破了这一传统的思想束缚，从事商贾之业，历经艰辛。善于学习的徽商在继承朱熹思想的同时，又融入了本土文化成分，使之呈现出既抱残守缺又革故鼎新的双重特性[6]。他们商而兼士，贾而好儒，深谙朱程理学、孔孟之道的思想精髓，利用传统的民本思想强调民生，利用儒学伦理表达为贾之道，利用“仁”的理念来突出“商”的社会功能，形成了“以商从文，以文入仕，以仕保商”的特殊的经济和人文背景，孕育和创造了新的商业文化内涵。这些先进思想不仅提高了他们的文化修养，也改变了他们的价值取向。在具体的商业活动中他们躬行儒道，坚持商业道德，以诚实守信的为商做人之本创造出了资本雄厚、令世人瞩目的商业辉煌。
在为当地创造财富、发展经济的同时，徽州商人还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为徽州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大力支持家乡的教育和文化事业，捐置田产，兴办书院，对子弟教育倾注了大量心血。教育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辉煌，徽州历史上文风昌盛，人才辈出。反过来，这些文化上的投资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形成商儒互济的局面，促进了商业与文化之间的良性循环[7]。
1研究的背景、内涵及意义
中国是礼仪之邦，使用贺卡的历史非常悠久。据考证，贺卡起源于中国古代西汉，初期叫“名帖”，之后西汉称之“谒”，东汉后叫“名刺”。贺卡最初是由书写者本人交给对方，随着时代的进步，宋代出现了贺卡的商业性寄递。西方最流行的圣诞贺卡产生较晚，第一批圣诞卡于1843年出自英国画家约翰•C•霍斯利之手。近代意义上的贺卡发端于圣诞卡的印制，随后不断发展，出现了各种节日贺卡。现代以来，随着全球邮政事业不断发展，邮政寄递网络不断延伸，贺卡的使用量不断增长，特别是中国邮政近几年来通过产品的创新和营销理念、营销体系建设的升级，从不断满足人们对贺卡的个性化需求出发，积极拓展贺卡功能，使贺卡的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从市场占用率分析，邮政贺卡在贺卡消费中始终占据主要市场份额，而且成为亿万民众在春节、元旦等重要节日期间不可或缺的文化礼品。现代通信日益发达，虽受到短信、E－mail、电子贺卡的冲击，邮政贺卡并没有在市场竞争中销声匿迹，而是在不断发展壮大。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邮政企业应清醒地认识到贺卡不仅是一项邮政业务，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消费行为，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不断深化、提升贺卡的文化内涵，按照文化传播的规律打造被社会广泛认可且具有邮政特色的贺卡文化，影响渗透大众的消费心理，最终引导贺卡的消费，对促进邮政贺卡作为邮政长效业务市场份额的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邮政贺卡文化的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作为邮政企业如何以战略眼光，通过宏观、微观层面整合企业内外各类资源，运用多种手段对邮政贺卡品牌进行整体塑造，实现承载内涵与表现形式的创新，促进贺卡文化价值的提升和社会认知、认可程度的不断提高，使贺卡的生产、消费形成良性互动并产生雪球效应，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2国内贺卡文化研究现状
国内已有专家学者对贺卡文化进行研究，如我国著名文物研究及收藏专家、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马未都曾撰文大谈贺卡历史，从文物历史及收藏研究的角度对中国贺卡进行了“还原”。他认为贺卡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视的“礼”，是表达礼节的一种重要方式和手段。其他研究者从贺卡的市场营销、邮政贺卡设计与制作、邮政贺卡与国外邮政贺卡的比较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邮政贺卡文化传播方面的研究著述并不多见。正因如此，站在战略高度、从文化传播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并着力打造一种社会认可，百姓认同，与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建设协调一致，有邮政特色的贺卡文化，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
3制约邮政贺卡业务发展的主要因素
3．1文化媒体的多样性及文化需求的多元化根据文化传播理念，文化传播的过程也是社会运动过程，例如移民、战争、入侵和占领等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此外，通商、旅游以及其他人员的流动，也是传播文化的重要媒介。当代由于交通通讯技术手段发达，文化传播的媒介增多，不再单纯依赖于人的迁移和流动，现代人足不出户，通过网络、电视、广播、电讯等手段同样也可以进行文化消费，接受文化传播。文化媒体的多样性及文化需求的多元化对邮政贺卡开发及购买消费具有一定的影响。国家统计局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年来休闲娱乐类消费增长速度远远快于陶冶情操类消费，七成以上居民认为社会文化娱乐消费风气对其选择文娱消费项目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由此可见居民文化消费需求的多样性特点增强。通过分析，文化媒体的多样性及文化需求的多元化对邮政贺卡开发及购买消费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受消费者嗜好、社会风尚等因素影响较大。有的消费者在生活成长过程中没有形成邮寄贺卡的习惯，特别是中国社会发展变迁非常迅速，部分优秀文化传统观念日渐淡薄，传统“礼仪”文化对人的约束力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快餐式”文化消费的理念对年轻人影响较大。同时，贺卡消费具有一定的“双向”及“群体”消费的特征，容易受到朋友、家人、社交圈子内消费风尚的影响。二是在表情达意方面，贺卡并非单一的表现形式，特别是单纯祝贺类、拜年类贺卡消费。三是邮政贺卡在贺卡消费领域具有非垄断性。除邮政贺卡外，社会上专业公司制作的不带邮资的贺卡也占据了部分市场。
3．2文化消费产品的购买力及需求不匹配一是文化消费购买能力和需求不匹配的现象较为突出。贺卡作为一种文化消费产品，消费时不像公园、博物馆、部分文艺演出一样可以免费，而是需要消费者“买单”。贺卡消费占个人收入及消费总量的比例较小，从城市市场分析，有不少于20％的人群没有选择邮政贺卡作为精神文化产品。而在中国广大农村和乡镇，人们的贺卡消费意识普遍较差，保守估计50％的人群不曾购买使用过贺卡。改革开放几十年间，中国经济连续翻几番，但贺卡消费市场并没有如此快速增长。部分人群绝对有购买实力，只是没有把消费能力转化成现实的购买力，导致文化消费购买能力和需求不匹配的现象较为突出。二是部分消费群体受购买能力的影响较大。部分未成年人由于自身没有收入来源，制约了贺卡消费。通过调查发现，受价格因素影响，每年圣诞、元旦期间很多学生特别是三年级以上小学、初生学生常常会购买一些不带邮资的贺卡送给老师和同学，每个学生的使用量都在几十张甚至上百张，但贺卡采购渠道并不来自于邮政，这部分消费群体的购买能力不足制约了贺卡消费。三是贺卡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相关公共政策的影响。从贺卡消费的资金来源分析，有公费消费，也有私人消费。政府部门、机关单位购买贺卡的资金相对较充裕，但也存在相应的公共政策风险。如某些级别的政府机关为建设节约型机关禁止公费购买贺卡，对贺卡制作单位造成不容小视的影响。同时也应看到，机关单位中贺卡公费消费有时与私人消费之间相互混淆，且贺卡消费存在的一定弹性，公费购买的贺卡部分也会用于私人之间的通信联络。如果公费消费受到影响，私人消费往往不能弥补空缺。
3．3其他文化传播手段对贺卡消费的影响一是现代通信手段对贺卡节日消费的影响较大。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春节国人利用短信形式拜年，短信发送数量达到77亿条。试想，如果将短信发送数量换成贺卡数量，将是多么令人振奋的一组数据。另外，目前利用电子贺卡或以电话、QQ聊天等形式互相祝福取代贺卡寄递的数据无法统计清楚，但可以想象其数量肯定是惊人的。二是中国电信等企业推出的话费充值贺卡对部分邮政贺卡品种的影响不容小视。中国电信等企业看到年底邮政贺卡的火爆，推出了一种既能书写又含话费充值的贺卡，参与到贺卡市场的角逐当中。从目前看似乎尚未形成对邮政贺卡的冲击，同时中国电信的话费充值贺卡需要邮政渠道邮寄，但其定价机制将对部分贺卡品种（5．5元／枚的贺卡）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4从宏观、微观层面强化邮政贺卡文化传播的对策
4．1强化贺卡的宣传功能，拓展邮政贺卡“社会内涵”一是要与和谐文化建设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因此，要有意识地使邮政贺卡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培育文明风尚相结合，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拓展邮政贺卡的“社会内涵”。二是抓住社会热点，扩大社会影响力。从邮政贺卡的发展看，许多地方开发了诸如爱心捐赠、抗震救灾、诚信纳税、道德模范评选、关爱残疾人、关爱失学女童、慰问退伍军人、关注消防安全等各种形式的公益型贺卡。按照文化传播的规律，公益型文化更易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吸引大众眼球，因此要利用各种契机，抓住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推广复制，扩大邮政企业的社会影响力，从而强化邮政贺卡文化的公益内涵。三是积极为社会新农村建设服务。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问题，党的十七大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有半数以上人口在农村和广大的乡镇，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是一项重要内容。邮政贺卡通过与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相结合，将形成一个无比巨大的待开发市场。要将邮政贺卡进军广大农村市场作为努力方向，研究农村的特点和规律，在积极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过程中获得贺卡业务的长足发展。
4．2强化贺卡服务经济建设功能，拓展邮政贺卡“商务内涵”一要充分发挥邮政贺卡的广告宣传功能。从邮政贺卡最初名称“企业金卡”的定位来分析，邮政贺卡的职能之一就是为企业产品营销服务，并辟有广告宣传专用位置。因此，要充分利用邮政企业得天独厚的资源，依托中国邮政全程全网的优势，充分发挥贺卡的广告宣传功能，在市场竞争中取得胜利。二要加强数据库资源的建设与利用。要充分发掘整理数据库资源，加强专业分析研究，深化全程全网协作，把潜在优势转变成现实的生产力。目前，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拥有全球240个国家和地区约1．2亿条企业名址数据，全国1．3亿条基础地址数据，全国200多个行业1000多万条企事业单位名址数据以及全国1亿多条个人名址等数据。可以说，任何一家社会贺卡制作公司、广告商都没有中国邮政这一优势，这就是邮政贺卡强大核心竞争力的具体体现。庞大的网络资源为邮政贺卡的发行与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企业定制邮政贺卡的重要因素之一。三要大力加强服务中小企业工作。应当看到，许多邮政企业对企业贺卡开发力度不够，特别是对处于市场成长期的中小企业的开发力度更显不足。目前中国的中小企业已逾1亿户，占中国企业总数的99％，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上缴税收接近国家税收总额的50％，集中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中小企业已成为推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曾有媒体报道，目前借助邮政定制型贺卡进行品牌营销的企业已超过8万家，年使用量超过3．9亿枚，已成为邮政贺卡的“消费大户”，但这一比例与上亿家中小企业相比，显然是微不足道。
4．3强化贺卡文化功能，拓展邮政贺卡“文化内涵”
4．3．1积极为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服务销售贺卡的过程就是把文化带给消费者的过程，文化是人类的灵魂，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特别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文化越来越受到推崇。因此在贺卡的主题构思、制作、发行与销售过程中，都必须牢记贺卡的这一重要功能。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信仰与寄托，对富含民族理想、信念、气质、民俗元素的东西加以关注，使之成为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
4．3．2积极为民族及地方特色文化服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积淀浓厚，不同省份、不同地市都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为邮政贺卡的开发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创造源泉。
4．3．3为不同的文化需求人群服务不同的职业、年龄、文化理念等因素导致人们对贺卡的使用习惯、目的、喜好不同，因此，必须在强化贺卡文化功能的同时，深入了解和研究不同人群的文化需求，把握规律，扩大影响。
4．3．4加强青少年使用贺卡意识的培养，占领未来市场在日本，贺卡年邮寄量超过4亿枚。在美国，上至国家总统下至平民百姓都喜爱通过互寄贺卡来联系感情，布什总统也凭借年寄圣诞卡200万枚创下世界纪录。从历史上分析，这两个国家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远远高于同时代的国人，贺卡普及程度也是国家文明程度的折射。要达到发达国家贺卡的普及率，必须高度重视青少年使用贺卡意识的培养。要通过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与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相结合，与向年轻人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相结合，以校园为阵地，以社会为载体，强化下一代使用邮政贺卡的意识，为未来发展做好积极准备。
4．3．5加强应对其它文化传播方式影响的能力，变挑战为机遇据媒体调查，在2000名受访者中，“发送纸质贺卡”者占64％，“网络上发送电子贺卡”者占32％；在被问到“收到哪种贺卡会感到高兴”时，回答贺年片的占75％，回答电子贺卡的只占3％．因此，尽管电子贺卡对传统邮政贺卡会有一定冲击，但是手写贺卡的文化韵味、情感寄托功能是电子贺卡不能完全取代的。特别是通过与电子通信技术相结合，可以变挑战为机遇，如通过网站整合电子技术与邮政实物投递网，可以实现网上DIY设计制作贺卡，或通过邮政贺卡网点选择人们心仪的贺卡品种，由邮政部门帮助印制，并实现点对点投递，不失为一种新的贺卡发展模式。对中国电信发展话费充值贺卡问题，中国邮政应加强对合作可行性及合作前景的研究，借助双方优势，实现合作共赢，做大市场容量。
5结语
5．1成立专门机构对邮政贺卡及其文化传播规律进行深入研究邮政贺卡是邮政函件的重要业务品种，也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消费产品，具有广泛的市场需求和多样化的产品形式。邮政企业要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对邮政贺卡进行深入研究，包括产品形式创新、客户市场细分、消费心理研究、贺卡文化导入与炼化、贺卡与电子商务结合等各个层面，并尝试一些新的商业运作模式做长贺卡产业链，从而加深对贺卡开发与消费规律的认识，促进贺卡业务的长足发展。
5．2建立系统的邮政贺卡文化传播体系，促使贺卡生产与消费形成完整链条借鉴一些社会公司的经验，建立一整套系统的邮政贺卡文化传播体系，设立专门的邮政贺卡文化传播策划部门，负责邮政贺卡的产品包装、CI标识、形象推广、广告宣传、活动推广等，建立集团公司、省公司、地市、县邮政局四级传播体系，设立邮政贺卡文化传播基地，实现从单纯的上门营销到以文化辐射传播的转变，形成上下协调一致的工作格局，使贺卡文化传播渠道畅通，举措落实，整体推进。
摘 要 校本文化是在学校自身资源和空间范围内及学校办学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独特性与互融性、相对稳定性与动态发展性的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的价值观念及行为模式。它具有物质、行为、精神三个层面。物质层面是校本文化外在表现和载体；行为文化是校本文化的动态体现；精神文化是是校本文化的灵魂和精髓，是形成其他层面的思想基础和导向动力。
关键词 校本文化 内涵
校本文化展现着学校的个性与魅力，在学校综合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在校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校本文化作为学校“软件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学校师生员工文化素质、文化品位和格调，提升学校整体形象与核心竞争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使得对校本文化的研究成为一种热潮。但是对于“校本文化”的内涵界定，学术界有多种说法，目前较为典型的提法有：（1）尤建国认为，校本文化是一种学校的特色文化，是相对于传统的学校群体文化提出的具有学校个性化的文化，它是指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以教育教学为中心，力求创造积极和谐的文化氛围，培养心智健康全面发展的人才的文化（2）易剑美、李新毅认为，校本文化是由学校共同体成员共同构筑校、家、社一体化互动式立体育人网络，在构筑过程中产生资源潜在、队伍优质、管理优质、环境优质、教育创新、学生优质这六种效能，从而形成能使学校具备自身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的一种特质。（3）祝国华、陈明宏认为，校本文化是学校特有的文化环境和精神氛围，是学校办学理念、办学目标、学校传统、校风校貌的综合体现。（4）李焦明认为，校本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校本文化，是由校本理念文化、校本机制文化、校本形象文化（校友文化）、校本课程文化等部分组成；狭义的校本文化，是指校本理念文化，即一个学校的宗旨、精神、原则、目标、价值观等一系列理念性内容的综合。
其实 “校本”早在20世纪60―70年代为欧美等国教育界所关注与探索，其英文是“school-based”，大意为“以学校为本”、“以学校为基础”。它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为了学校，二是在学校中，三是基于学校。为了学校，意指要以改进学校实践、解决学校所面临的问题为指向。在学校中，意指要树立这样一种观念，即学校自身的问题，要经由学校校长、教师和学生代表的共同探讨、分析来解决，所形成的解决问题的诸种方案要在学校中加以有效实施。基于学校，意指要从学校的实际出发，所组织的各种培训、所展开的各类研究、所设计的各门课程等，都应充分考虑学校的实际，挖掘学校所存在的种种潜力，让学校资源更充分地利用起来，让学校的生命活力释放得更彻底。而“文化”一词在英语为“Culture”，基本含义是“耕种、培育；修饰、打扮；景仰、祟拜”。《易经》中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就其本质来说，是深层次的东西。西方不少学者如克罗伯、帕森斯、怀特、卡西尔等人就把文化定位在精神、观念的层次上，以表明文化的内在性、深刻性。在我们看来，文化的内在性和深刻性在于它反映了人的价值本性。与作为人的话动的背景和基础的自然世界不同，文化世界是人类进行活动的产物，它是人的自由创造本性的见证，是人的精神理念和价值观念的显现。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校本文化是在学校自身资源和空间范围内及学校办学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独特性与互融性、相对稳定性与动态发展性的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所形成精神理念和价值观念。它蕴藏在学校教育系统之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教师和学生在学校教育活动、学校生活中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教育行为方式、人际关系及其学校生活样式。它具备以下特点：（1）具有独特性与互融性的双重特性。学校在自身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必然形成具有各自独特风格与精神面貌的文化内容。校本文化的独特性体现了学校间办学文化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体现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业余生活等各方面。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所学校的文化是同其他学校完全相同的。当然，校本文化的独特性并不排斥文化的互融性，相反，正是因为文化具有独特性，才为其互相融合提供了可能性。共存于同一区域的校本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交流、传播、互融。交流是校本文化的重要属性，不同的校本文化只有在交流中进行互融，才能得到共同发展。（2）具有相对稳定性与动态发展性。某种文化类型一旦形成，就沉淀为一个社会及其成员的稳定的深层心理结构，规范着他们的思想、态度、价值取向和判断方式等各个方面。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文化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就整个历史长河而言，文化又是动态发展的。校本文化是社会主体行动、思维方式的整体构成，当社会主体行动、思维方式整体上改变时，校本文化也必然随之改变。相对稳定性与动态发展性的结合，使校本文化从来都也不是孤立地、静止地存在，而是一个历史的连续过程。校本文化亦不同于校园文化，“校园”更多地是指空间维度内的地域性概念，它仅仅是学校的组成部分之一，“校园文化”只是校本文化的子文化系统。而“校本文化”突出强调了“自身的办学实践中”，其不但有空间上的确定，更突出强调的文化的独特性、历史的延续性。
依据文化学理论，文化一般由三个要素组成，即物质要素，行为要素和心理要素。该三个要素分别表达文化的物质实体，行为方式和精神观念这三个层面。校本文化无论其多么独特，都是文化的一种，属于文化的范畴，因此校本文化也具有物质、行为、精神三个方面的内容。
1.校本文化物质层面，具体而言，其包括学校整体环境、学校建筑特征、学校格局装备、教师和学生的服饰仪表形象等。它是校本文化结构的最表层的部分，是人们直接可以感受到的，从直观上把握校本文化的依据。
2.校本文化的行为层面，具体表现包括教职工和学生群体在教育活动、培训研究、生活学习和人际交往中产生的行为倾向和习惯特点。
3.校本文化的精神层面，它包括办学理念、道德观念、群体精神等意识形态，如校风、校训、教风、学风等，这种意识形态反映了学校在办学、育人活动中形成的共同认识和追求，是校本文化最核心的结构层次，是校本文化的源泉，是校本文化结构中最稳定的因素。
总体来说，三个层面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物质层面是校本文化的外在表现和载体；行为文化是校本文化的动态体现；精神文化是是校本文化的灵魂和精髓，是形成其他层面的思想基础和导向动力。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研究生创新课题“校本文化与大学生价值观培育研究”（项目基金帐号:125000-4082）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尤建国.论校本文化建设.教育与职业.2005(35).
[2] 易剑美,李新毅.校本文化建设的探索与思考.当代教育论坛(校长教育研究).2008(05).
[3] 祝国华,陈明宏.谈校训、校歌、校标和校风等校本文化元素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作用――以吉林师范大学为例.现代教育科学.2009(02).
[4] 李焦明.成人教育.校本文化内涵解析与培育途径探讨.2008(08).
一、文化符号：改善对中国文化表层的了解
在西方，以他国文化符号为创作素材，以本国价值观为传播理念的电视节目不断涌现。文化符号形式化，对海外传播文化内涵产生阻力。《极速前进》是一档以中国文化符号为创作素材，以美国价值观为传播理念的经典案例。
《极速前进》以一群人环游世界进行竞速比赛为主要内容。它曾8次获得艾美奖黄金时间最佳竞赛类节目，从开播到现在《极速前进》总共12次来到中国拍摄。这档节目带着美国价值观了解中国文化的方式，对中国文化符号既是一种认可，又是一种“侵略”。
真人秀节目体验生活的节目形式，为参赛者亲身了解中国提供了途径。受众与参赛者之间相同的文化背景，使受众更容易接受中国文化符号。通过电视所提供的“眼见”的“真实环境”与亲身经历后见到的真实环境之间的比较，是改变受众固有中国文化符号最简单的方式。因此，《极速前进》虽然提供的是美国价值观，但也无形地传播了中国的表层文化。其传播特点如下：
1.介绍中国文化符号
“上海真漂亮。关于上海，我只知道‘上海威龙’（成龙主演的电影），我从没想过能亲自来中国上海，真够新鲜的。他们东方真喜欢修高楼啊。”“上海威龙”反映美国本土媒体以及中国在海外传播中对中国文化的定位，“东方真喜欢修高楼”反映出参赛者真实的体验。参赛者通过媒体所提供的拟态环境对中国已形成文化印象，参赛者在比赛过程中，其固有文化符号将会得到转变。真实客观地记录参赛者每一段比赛中的各种状况，是《极速前进》传播中国文化改变受众自身文化误读最有效的方式。
《极速前进》走进中国进行拍摄，是渴望将中国文化符号向中国文化内涵转变的探知。但由于它对于中国文化认知带有美国价值观，它的传播依旧只是对中国文化符号的介绍，只是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一种特殊的传播渠道。
2.有助于改善受众认知
《极速前进》的主要受众是居住在海外的中国华人以及与中国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海外受众，其主要受众群是美国人。在《极速前进》22季的全部内容中，总共12次到达中国，分布在北京、上海、西安、广西（桂林）、云南（丽江、昆明）、香港、澳门以及台湾8个区域。就分布看，《极速前进》对中国拍摄地的选择，源于他们自身对于中国文化的固有了解。
品牌栏目良好的收视率和稳定的受众群是修正文化误读的重要条件。受众、参与者和制片方三者的文化接近程度是改善受众认知的必备要求。“来到中国让我内心平静，了解到不同文化，真的很不可思议，看到人们在做他们的祈祷。很明显基督教传统是去教堂做祈祷，他们是来到庙里焚香祭拜，很高兴能看到这些。”参赛者的描述讲述了一个与西方不同的中国传统祈福方式。这对既有海外传播中中国的负面报道是一个修正。在这个修正过程中，受众与参赛者处于同一文化背景并能轻松进行角色互换，从而会对受众既有的刻板印象产生影响。
3.局限于文化符号传播
将他国文化资源和本国优势品牌栏目相结合，对本国文化价值观进行传播的方式，是一种新的文化霸权。这种新文化霸权，使受众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程度受到限制。文化内涵被“侵略”，文化符号程式化，使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限制在了仅传播文化符号认知上。受众对文化的认知按程度能够分为了解、理解、认同以及信服依次递增的四个层次，但海外品牌栏目将他国文化符号和文化内涵分离，融入本国核心价值观的做法，是媒体通过议程设置控制受众的方式。
在《极速前进》中，文化符号对受众认知的影响是肤浅的，也是重要的。良好的文化认知对中国的国家形象以及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带来积极作用。《极速前进》真人秀节目的特征，有助于纠正美国本土新闻报道或者是其他媒体传播方式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歪曲及中国文化的误读，文化认同的过程对受众认知势必产生重要影响。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极速前进》中的文化传播是被动的，但通过美国本土优势品牌栏目传播中国文化，是中国海外文化传播值得借鉴的方式。
二、文化内涵：提升对中国文化本质的认知
近年来，利用他国文化资源和本国优势品牌栏目相结合，对本国文化价值观进行传播的栏目在美国发展迅速。相比而言，中国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但自办品牌电视栏目离国际水平相去甚远，借助国外品牌栏目外壳及其已经形成的良好受众群传播中国文化，是现阶段传播中国文化行之可效的方式。
《冲刺中国》是流行的真人秀节目《极速前进》的中国版。中国版是继亚洲版和以色列版后第三个亚洲版本的《极速前进》，由上海外语频道ICS与CBS合作完成，是以上海为起止点，在中国各城市进行比赛的节目。《冲刺中国》借助《极速前进》的品牌，在国际上得到认可和传播，因此《冲刺中国》荣获第17届亚洲电视大奖“最佳现有模式改编奖”。这种借助美国CBS《极速前进》品牌优势来传播中国文化的方式，对中国文化内涵、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相比《极速前进》，《冲刺中国》这档节目定位是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它的参赛者选择具备中国和海外双重背景的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不只是停留在表层文化上，而是具有一定的中国文化内涵。《冲刺中国》受众群不仅涵盖美国当地受众，还包括中国人、居住在中国的外籍友人。受众群的改变，并没有使《极速前进》中海外受众（大部分是美国人）流失。因此，海外受众对于中国文化认知被带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海外优势品牌栏目和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结合，使受众的视野多元化。他们不再局限于接受文化符号而是寄希望于理解文化的本质内容。改编栏目更能贴近海外受众的心理需求，并为受众从了解文化到理解文化甚至是认同文化带来新的途径。
三、运用中外合作模式传播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往往通过“译介”的方式进行，文化误读在“译介”的过程中产生，容易造成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文化内涵的缺失，这是中国文化符号化形成、文化内涵消退现象产生的重要因素。《冲刺中国》的制作者中有了中国人的身影，制作过程带有中国文化价值观。当制作方、参赛者既具有中国文化又具有美国文化时，他们所传递出的文化可以是符合中美两国文化价值观的内容。这些内容让“拟态环境”不再是CBS一方的态度，也不再是接受一种思维模式，因此中国文化价值观伴随着CBS和CSI双方的合作得以深度传播。
“有趣的是，有一对来自澳洲的选手瑞克和乔什，他们通过参赛喜欢上了中国，最后都选择留在上海工作生活。”①这一对选手选择留在中国的行为，体现了文化内涵对参赛者的影响。文化内涵的海外传播遭到排斥和拒绝，主要原因在于不同的思维方式及文化价值观。在《冲刺中国》这种亲身经历的互动栏目中，文化内涵通过海外受众熟悉的方式传播并产生影响。
借助海外电视栏目，合理运用中外合作模式，对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节目内容中由于文化背景的趋同势必对受众认知结构产生影响，并对改变受众已有文化符号，理解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内涵起到积极作用，这也为电视节目海外传播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注释
一、文化需求
人类有史以来大部分经济活动的动力、方式和意义都是由人类的需要决定的。进入21世纪随着物质产品的极大充裕，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进程的深入，人类精神文化的需要与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之间的联系已越来越紧密。文化已成为新世纪需要的主流，并主导着新世纪的经济活动。人类需要的这一具有革命性的变化，使生产制造商不得不改变旧有的生产目的和产品，而生产文化附加值高的新产品；使营销商不得不放弃他们业已精通的销售方式，改而进行更富挑战性、竞争性的文化营销和文化服务；至少是在提供人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产品中注入越来越多的文化含量，在销售方式、服务方式及其内涵中注入越来越浓、越来越符合消费者个性化的文化因素，以此来赢得“上帝”的芳心。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们把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文化消费，而像中国这样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人们越来越多地把钱花在注入了文化意味、文化含量的物质产品或服务的消费上。当然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即使在其物质产品消费中亦更加注重该产品或服务的文化含量和文化特色———符合其价值观、文化观、习俗、审美观、意味和精神追求的个性文化。无论是文化产品、文化服务，还是注入了一定文化含量的物质产品，都要以人为本，以消费者个性文化需要为导向，以文化的某种方式去经营、去营销，以赢得生活在特定文化环境中且日益感到文化需求饥渴的消费者的青睐，满足他们丰富多彩的、个性化的文化需要。
21世纪是一个文化主导的经济时代，文化不再是经济的附加品，而是与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文化需求不仅改变了需要自身，也改变着整个经济。首先，文化需求超越实用需求（生存需求）而成为现代人们第一或主要需求；其二，在每一轮新的实用需求革命到来之前，文化需求的发生、递增及其多样化、个性化演变是拉动需求增长，扩大有效供给的主导力量；其三，发现、唤起文化需求，并在物品与服务中提高文化含量，是企业生产经济活动的核心任务；其四，文化不仅创造新需求，还不断地将非基本需求转化为基本需求。当一种文化普遍被社会所接受，它就能把某种需求转化为一种稳定需求。在身体需求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文化需求就成为消费者选择物品与服务的内在依据，文化需求调控着消费者的购买动机和行为。文化需求处于不断否定、不断更新的流变状态———一种文化需求被满足将随即被新的文化需求所替代。文化需求的多变性所决定的物品与服务中人文价值的创新，使商品的实用价值在相对静止的条件下扩大了自己的市场份额。人们身体需求本质上是无差别的共性需求；文化需求则由于精神活动的自主性更多地表现为个性需求。文化需求的个性化，构成现代需求的基本特征，它使生产经营者因此而把握更多的超额利润的新机会；间接地改变了生产经营者同行之间的竞争模式，实现了互补性差异竞争，从而获得“双赢”效应。文化需求的这些特征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同时也为商家提出了新的并非能轻易应对的挑战———文化营销。
二、文化营销的内涵
一般认为，文化营销是商业文化的基本内容，是企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企业文化在整个营销活动中的具体运用，是企业向目标公众传播、展示本企业文化丰富内涵的集中表现形态。具体说，文化营销主要包括以消费者的差异性文化需求为导向的市场营销观念，具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品格的营销策略组合与以文化观念为前提的营销手段和营销服务。它是与有序竞争相统一的经济运行的动力。在文化营销活动中通过商品交换和文化服务的不断进行，既体现着物质的交换，也体现着文化的交流；既反映江苏商论》!""#$%&着经济的发展变化，也反映着社会文化、民族文化的变革。通过文化营销活动形成的经济文化联系，沟通地区、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互相取长补短，互相融汇渗透，推动各方经济与文化的不断发展，创造着新的文化需求，也提升着人们的生活层面，扩展着人们的文化生活层面。关于文化营销的内涵，刘喜梅认为：文化营销实质上是指充分运用文化力量实现企业战略目标的市场营销活动。即在市场调研、环境预测、品牌的确定、市场细分、市场定位、产品研发、产品包装、定价、渠道选择、店堂布置、促销、提供服务等营销活动流程中均应主动进行文化渗透，注入符合目标公众所期望的文化附加值，以提高品牌、产品或服务的文化含量和附加值，以文化作媒介与目标消费者及社会公众构建全新的利益共同体、意味共同体关系。文化营销的含义有：其一，企业须借助于或适应于不同特色的环境文化开展营销活动；其二，企业在制定市场营销战略，须综合运用文化因素实施文化营销战略，而在不同文化国度、地区、民族的目标市场，其文化营销战略中所反映展示的文化内涵和特色是有差异的；其三，文化因素须渗透到市场营销的组合中，制定出具有文化特色且能为目标消费者欣然接受的市场营销组合；其四，企业应充分利用!"#战略和!#战略以及公共关系全面构建实施企业文化；其五，企业应充分挖掘自己所处地区的文化内涵，提升企业的商业文化的品位和特色。文化营销本质目的在于营建企业新型文化价值链，以文化亲和力将各种利益关系群体紧密维系在一体，发挥协同效应，以引起消费者的联想，产生美好的想象，激发消费者心底的情感，震撼其心灵，从而增强企业整体竞争优势。
三、文化营销的主要策略
（一）文化品牌的创造。其基本途径为，一般品牌———品牌文化———文化品牌的提升。即在企业的品牌定位中注入文化因素，赋予、创造品牌的文化个性，以高品位的文化来塑造品牌的良好形象，以文化的亲和力作为与目标公众情感、意味沟通连接的纽带，使品牌在目标公众心目中占据特定的地位。文化品牌是通过对品牌注入特定文化因素后的品牌文化的再提升，以代表某种文化特点，展示这种文化的无穷魅力。当某一品牌成为一个文化品牌，代表着某一文化特质时，就能与目标公众在心灵、精神方面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该品牌传播出的特定文化信息正是其目标公众在文化方面的期盼和心的需要。因而该品牌就可具备强大的市场优势，其生命力就更加持久。
（二）高文化含量产品的研发。文化经济时代人们即使购买生活必需的物质产品，也特别注重该商品本身的文化含量和附加值，文化已成为人们选择商品的重要依据。因此，企业在研发产品时，应特别注重产品中蕴含的文化意义、文化价值，突出产品特有的“高附加值”，推出文化内涵丰富、品位高和具有恒久魅力的产品，来满足目标消费者的某种文化心理需求。第一，以文化变量作为市场细分和产品定位的主要依据。不同消费群体需求差异的背后则是文化需求差异所致，文化需求的差异、意味的差异、心灵需求的差异决定着他们选择文化含量丰富的产品或服务时的千差万别。这就要求企业在进行市场细分和产品定位时，以文化变量作为主要依据。因此，企业必须全面认真分析目标市场、目标消费者特有的文化因素、文化背景，将其乐于接受的文化、期盼的文化，能充分体现其心愿和价值的文化因素注入产品之中。第二，在产品中注入一种民族的、现代的、健康的文化。使物质产品成为特定文化的载体，反映传统的、本民族的审美观、道德观、价值观和文化观。而这种特定文化的注入应当体现在产品的开发、设计、制作工艺等方面，也体现在造型上。如全聚德烤鸭从选料、营养、菜名、烹调工艺、造型、色泽、口感等方面无不体现着中华饮食、历史、美学、保健等文化特质。海尔的“智慧眼”空调，就充分满足了现代人对享受、舒适、简便的追求，体现了对人的尊重。这种注入了特定文化含量的产品，其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大大高于其使用价值。与其说消费者在购买这一产品，不如说是在购买消费符合其心灵需要的一种文化。第三，如果产品外销或跨国经营，还必须认真研究分析营销地民族文化的特点，将本国本民族文化与东道国文化巧妙地融汇于产品中，使之成为传播本民族文化的载体，连接与东道国消费者情感的纽带。如美国名牌“$%&’()”化妆品进入中国市场时，将“$%&’()”中国化为“露华浓”（李白诗云：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扶槛露华浓），将其与杨玉环的国色天香相提并论，中国女性对“露华浓”倍加青睐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商标和包装中文化价值的展示。商标是现代市场营销组合中最具个性化、差异化的产品组合要素，最能展示蕴涵于产品中的文化特色。经过文化设计的商标，具备一种艺术的韵味、历史的庄严、旋律的体验、情感的寄托、愿望的表现等构成的亲切感。因此，为了能确立具有较强识别效应和对视觉有冲击力的商标，企业既要从追溯历史文化、展望未来文化，使其超越国界和民族文化上下功夫，又要从研究商品的特点、市场和行业的影响力、适应目标消费者心理等方面入手，挖掘与创造文化的魅力。如广东太阳神集团太阳神商标以简练、强烈的圆形与三角构成对比中力求和谐形态，圆形是太阳的象征，代表健康、向上的商品功能与企业经营宗旨。三角形的放置呈现向上趋势，是@&;%%;的首写字母，象征人字的造型，体现出企业向上升腾的意境和以“人”为本的服务及经营理念，以红、黑、白三种永恒的色彩，组合成强烈的色彩反差，造成瞬间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非常便于识别和记忆，充分展现了其特有的文化意识与凝聚力。产品在包装设计中，利用文化因素指导产品特色和目标消费者的定位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满足消费者文化需求和产品需求的双重要求，是文化营销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企业应在包装设计中强调包装材料、色彩与文字说明的统一协调和搭配，突出文化特色与文化韵味，结合目标市场的文化定位，树立独特的产品形象。如法国:;人头马酒、圣路易斯牌香水、河南伊川杜康酒等产品的包装都充分展现了其各自的文化特色，深受消费者欢迎。另外，在营销手法，店堂布置和服务方式等方面同样可以充分利用文化力量，提升企业和产品的文化品位，增强市场竞争优势。如“青岛啤酒文化节”、“潍坊风筝文化节”、“洛阳牡丹文化节”等取得的巨大效益都充分证明了文化营销的魅力所在。
每个节日都有属于自己的特点，每个节日的背后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今天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重阳节，那我们知道重阳节文化内涵有哪些吗？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重阳节的文化内涵概括，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重阳节的文化内涵概括一是“孝”文化
中华民族素有尊老敬老传统美德。**年，我国重阳节正式定名为老人节。每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定为全国的敬老日。目前，我国的老人总数已超过一亿，已经接近老龄化社会指数。“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老人们的知识、经验是我们社会的宝贵财富。
二是“寿”文化
青春长驻，人生不老，是世界各国人们世世代代的共同追求，重阳佳节之时，正是枫叶流丹、五谷飘香、秋高气爽的黄金季节，亲朋好友一起扶老携幼爬山登高，是人们的一次集体健身、崇尚长寿的传统活动。
三是“雅”文化
和梅、兰、竹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四君子”，古代的文人骚客常在落叶萧萧时节怀乡赋诗或踏野访花。重阳节赏菊，是士大夫阶层和文人墨客留下的古文化遗风。
重阳节禁忌是哪些1、忌说节日快乐
为什么重阳节不能说节日快乐呢?因为重阳节是个辟邪日子，说节日快乐与其原义相违，肯定不妥，最好说些祝福的话语。比如祝全家安康或身体健康等。
2、不能送
重阳节可以赏菊，饮酒，但却不可以送，因为是一种祭花，是赠给死者表达哀悼的鲜花。若送人一束，很可能让人家误解你送花的意思。
3、忌宅在家里
因为重阳节是个凶气聚集及下沉的日子，宅在家里，容易使人生病，为了避邪，最好选择离开平日生活的环境，与家人一起出去登高远望。
如唐朝诗人王维在《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中，记的就是登高的活动。它强调的就是全家出外登高躲避，要数一数是不是落下一个人，免得丢下者被瘟神捉走。
重阳节应该送什么花给老人1、大丽花
只听名字，你就知道它是送长辈的不二之选。大丽花的花色花形繁多，丰富多彩，是世界名花之一;另可活血散瘀，有一定的药用价值。。特别之处在于，它的花语是大吉大利。非常适合赠送给长辈!
2、长寿花
长寿花不仅寓意极佳，而且花开富贵，花期时节，花色非常的鲜艳夺目，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
3、康乃馨
西方的母亲节爱送康乃馨，因为康乃馨代表的母爱的伟大，这个也送给长辈也是很好的呢。
4、萱草花
康乃馨是西方的母亲花，我国的母亲花其实是萱草花。萱草也叫忘忧草，有放下忧愁，忘记一切不愉快的含义。
5、兰花
姓名的文化内涵
姓名植根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中，反映了人们不同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人名可以反映不同的社会文化。英汉姓名的区别主要是姓与名的顺序不同。汉语的姓名是姓在前而名字在后。“姓”代表祖宗和家族，“名”是对某个人的专门称呼。姓氏大而名字小，姓氏重而名字轻（包惠南、包昂，2004），这其中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中华民族一向注重群体与家族，“祖宗”、“家族”有着至高的地位，“祖宗”、“家族”的利益往往大于个人的利益。在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姓”必然居于“名”之前，以显示其更重要的地位。就文化模式而言，中国人更强调集体观念，而英美人，尤其是美国人则更具自我意识、更注重自我（胡文仲，1988）。正因如此，西方人“重名轻姓”的姓名文化观念也就不难理解了。另一方面，汉语与英语也有一些共同的姓名文化观念。二者往往都会选择具有明显阳刚特征的名字来命名男性，用能够彰显柔美特性的词来命名女性。例如在汉语中，男性常以“阳”、“刚”、“强”等为名；而“珍”、“淑”、“洁”等字，常被用作女性名字。在英语中，男性的名字会选择诸如 Alexander 亚历山大，意为人类的慰藉；Andrew安德鲁，意为刚强；Walter沃尔特，指强有力的统治者。女性名字中，如Nancy意味着“高雅”，Jenny象征“文静”。在现实社会交际中，当这些寓意美好、涵义丰富、体现性别的字出现在姓名中时，人们很容易辨别出名字使用者的性别。
中英姓名的翻译策略
（1）音译
音译即根据姓名本身的读音直接进行翻译的方式。这种方法最方便、最直接，使用也最广泛。但是，由于中英两种语言系统的特点，在进行音译时，必须注意音调问题。中文中一个音有四个声调，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声调来区别字形；英语中没有音调，所以中译英时没有办法体现声调差异（余永年，2000）。例如，王晶和王静音译到英语中都是Wang Jing，外国人就会以为两人拥有同一个名字。尽管音译只能保证姓名的表征，但却最能保证异国情调的“原汁原味”。
（2）意译
意译指的是根据姓名的内涵来翻译的方法。文学翻译常常采用这种方法。因为在文学作品中，作者往往会给某个角色的名字赋予某种寓意，一看名字，读者便可以看出这个人物的身份、性格，甚至命运。有学者将《红楼梦》中的意境幽远的名字进行了意译处理：林黛玉—Black Jade，贾宝玉—Magic Jade，薛宝钗—Precious Hairpin，王熙凤—Phoeni（x黄新渠，1996）。吴世良先生在翻译Spring Moon 时，也采用意译：AugustWind—长风，BoldTalent—秉毅，Enduring Promise—允坚，Dummy—哑巴。这种方法更能译出原文的意境和效果（尚新，2004）。
（3）音译与意译相结合
中外语言差异往往会导致文化缺失，而这种缺失很难通过单纯的音译来弥合，而单纯采用意义必然会破坏其最初的形式。因此音意译相结合成了折中的翻译方法。以时下非常流行的《哈利波特》为例，其中哈利波特的老师“Sirius Black”就被翻译为“小天狼星布莱克”，体现了音意译相结合的特点。随着社会的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不断深入。读者对西方语言的了解与掌握程度也在不断提高。音译意译相结合的人名翻译法能更好地传递原语的信息文化，成了一种新的翻译趋势。
（4）补译
关键词 侗族 祭祀 侗族大歌 文化内涵
Abstract Started from Dong’s Big Songs’ manifestations this thesis lead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Dong’s Big Songs which is spiritual culture indispensable to Dong people， is a kind of social need with practical function as main body and aesthetic as addition by use of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national music and folklore through deep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to Dong’s Big Songs’tone， Sama Festival and passing way.
Key word Dong sacrifice Dong’s Big Songs culture connotation
文化对侗族主要分布在我国贵州、湖南、广西三省，在贵州省又主要集中在黔东南地区的榕江，黎平，从江三县。这里高山绵延，平均海拔300——2000米不等，距贵阳市达400公里左右。可谓山高路险，交通不便。解放前侗族与外部世界联系极少，七十年代有些地方还被发现有“刀种火耕”的原始状态的生产方式。
一、侗族大歌的支声复调特点及其文化内涵
(一)支声复调。可用一个通俗的比喻来形容：一棵树在长到一定时候，分出枝儿来，当然这种枝儿和树还是个整体。具体音乐分析就是在演唱过程中，高声部的人逐渐脱离原来的调高，游离到另外一个调上，而低音声部仍然保持在起始的调上，形成两个或三个声部，这两个声部属于同宫系统内的不同调。这种民间支声复调音乐的出现彻底打破了国际上关于“中国无复调音乐”的定论，意义非同一般。
（二）关于支声复调形成。这里列举2种学者观点及2种民间传说：学者观点（1）、由于“众人出多声”所致 [1]；（2）、由“喉音佳者”创作得来[2]；民间传说（1）、远古时期，侗族青年们在劳动休息时的说笑声引乐了百鸟百虫，百鸟百虫齐鸣，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又引起姑娘小伙们的兴趣，于是各自模仿，形成具有高低不同多声部大歌[3]；（2）、侗族贫困青年倒鸟和老罕两兄弟在隐居山林时受蝉鸣鸟叫的启发，兄弟俩合作发明了双声唱法，并把这种方法教于世人，从此双声部大歌广为流传[4]。
（三）支声复调音乐的文化内涵。无论从学者的考察结果还是民间传说，我们不难看出：侗族大歌是群体活动的产物。从歌唱起源的“巫术说”来看，那种被后人所描述的原始社会的生活模式在这里被有力证明：聚族而居、保持着神秘的祭祀行为。
可以这样想象：古老的先民们在农作物丰收时，他们跳跃、欢呼、甚至齐声吆喝；长期干旱或雷雨时，他们认为这是“天”在发怒，于是在族长的带领下，展开了大规模的祭天活动，偶尔一次巧合就促成了更多的人员参与和仪式的格式化。其中吆喝声，祈祷声逐渐演变成唱歌；乱糟糟的这么多人唱，多声部在不知不觉就形成了。于是，“祭天”就这样被侗族先民发明了。伴随着祭祀的发展与稳定，侗族大歌就有了形成与发展的条件，并在其民族的千百年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了，成为了侗族标识性的民族文化，具有了其民族性格，这种性格对其民族的进一步向前发展又作了方向性的规定。因此认为：古老的侗族大歌是侗族历史悠久的铁证，是侗族人民在长期生活中得来的，是其民族生存发展的手段之一。
二、萨玛节及其文化内涵
（一）萨玛节。伴随着“祭天”活动的出现，另一种祭祀活动－－“祭祖”也被开展起来。“萨玛”汉语的意思是“大祖母”，传说隋唐时期一位叫杏妮的侗族姑娘，在外族入侵时（有一种说法是官府压迫），杏妮带领族人奋勇抵抗几天几夜，最后不敌，跳崖身亡。侗族人为了纪念她，尊为祖母，寨寨修建饲堂供养、祭萨。有的地方一年一祭，有的地方三年一祭，祭祀时少则百多人，多达上万人。祭祀活动主要分两个部分：一、祭祠堂：全寨老少在饲堂前举行仪式请祖母（萨不是汉文化中的塑像，而是用一把半张开的伞代表），祖母请出来后，由德高望重，人丁兴旺，儿孙齐全的人抱着这把伞，走在前面，后面跟着全寨人（有时，前有鸣锣开通的简单仪仗队），把全寨游走一遍，告诉祖母应保护的范围。其间，要唱些颂萨的大歌。二、踩堂：游走完毕，萨归回饲堂后，踩堂即开始。男女老少齐聚“鼓楼坪”开始狂欢。芦笙、琵琶响起，“儿童大歌”，“声音大歌”，“叙事歌” 此起彼伏，竞相绽放。
（二）萨玛节的文化内涵。萨玛节有这样几点文化现象值得注意：(1)、在萨玛节里，爱情类大歌也不再被严格限制（早先是不能在祭祀时唱情歌的）；(2)、萨玛节这一天，妇女们不做任何家务，只需描眉打扮，准备在跳踩堂时大放光彩。而男人们要在这一天齐心合力做一顿好饭菜，在村口排好流水席，供全体妇女们享用，而且在妇女们上席吃饭喝酒时，不能露面，包括男性儿童在内。由此可以看出，一：“萨玛节”既是对先祖的拜祭，更是侗族女性的妇女节，“母系氏族”的遗迹在这里凸现；二：大歌具有两个功能：（1）与神灵沟通的工具，通过唱歌与先祖对话。传说侗族老人去世后，后辈要围绕亡人唱歌表达哀思，他们说侗族的先人听不懂世人的语言，只能听懂侗族歌曲；（2）人与人的交际工具，在“踩堂”时，侗族青年男、女利用这些时机，找到自己的意中人。
因此说，侗族大歌的实用性应远远多于娱乐性，忽略这一点而只从现在状态下的表象入手，无疑将会使研究陷入“唯心”主义的陷阱。
三、侗族大歌的家族传承方式及其文化内涵
（一）侗族大歌主要传承方式：家族传承。歌队：是指侗寨中存在的大大小小演唱小组，每个歌队3—几十人不等，按年龄组合成儿童歌队，男声歌队，女声歌队，老年歌队等。歌队平时各自干自家的活，夜晚或闲暇之际，聚在歌队中的头领——歌头家里，一边做些针线活，一边练习唱歌；歌头：是歌队的带头人，是侗族大歌高音声部的完成者，此人唱技高超，反应敏捷，能够带领歌队“走寨对歌”；歌师：侗族大歌的灵魂，他（她）的平时任务是负责全寨歌班的训练工作。孩子4、5岁时入歌班学唱，除了生产劳动，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歌师的教育下成长。女孩一般直至出嫁，离开族人为止。侗族一直有小孩学歌，青年唱歌，老年教歌的传统。歌师教族人唱歌是不收取费用的。
（二）家族传承方式的文化内涵。侗族所在位置的偏远以及群山环绕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该民族要聚族而居，注定了其文化的传承方式必须以家族传承方式为主。歌师、歌头、歌队的关系，实际上是其内部的一种组织结构，三者的存在状况及水平高低直接决定了侗族大歌的存在状况与水平高低。侗族人为了能在社会活动中占据有利地位，往往倾全族、全寨之力打造好本族的歌队，也正是这种指导思想，使得侗族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保存下了独特的文化形式。
侗族中歌师、歌头、歌队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相依并存的。侗民们尊重歌师，热爱生活，认真唱歌。世世代代的喜怒哀乐都在这歌中，唱丢了一首歌，可能就丢了侗族人的重要的生产、生活信息。这就是为什么侗族老人需要几天几夜才能唱完“叙事歌”的秘密所在。这对于一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尤其重要，这种传承方式实际上已经成为他们教育、培养后代的手段，实践证明了这种手段的稳定性与权威性；这种传承方式，也反映着一个民族文化从远古走到今天的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也许正是今天许多民族文化消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结语
研究侗族大歌的文化发现：它折射出的不但是一种独特的审美观，更是在讲述是一部民族史。随着中国经济浪潮的汹涌澎湃，遥远的山寨也逐渐骚动起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思想发生了变化，表现在行为上是走出大山，走进城市。昔日的歌队成员正在变成城市中的“草根”，导致其内部组织结构正在遭到破坏，侗族大歌面临诸多发展问题。
借用美国民族音乐学家萨克斯在1962说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结束：这样的音乐在书店是买不到的。它是以信仰为基础的传统或者从部落人的个人献身中产生的。它决不是没有灵魂和欠考虑的东西，也决不是被动的东西，而是常常充满生命感的，是有社会意义与作用的。实际上它常常具有权威性。这些都是我们谈论西洋乐时无法涉及的。
这些音乐作为文化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珍贵的部分而引起人们的尊敬。所谓尊敬，就是要有帮助保存这些音乐的义务的意思[5]。
指导教师 邓光华 教授
参考文献
1.袁炳昌，冯光钰.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1997.503
2.刘亚虎.天籁之音——侗族大歌[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32
3.高冰，杨俊江.榕江——流动的和谐[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32
关键词：边城；沈从文；文化内涵；困境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8-3561（2016）05-0084-01
《边城》是沈从文创作成熟期的代表作，汪曾祺曾说：“《边城》的语言是沈从文盛年的语言，最好的语言。既不似初期样放笔横扫，不加节制；也不似后期样过事雕琢，流于晦涩。这时期的语言，每一句都‘鼓立’饱满，充满水分，酸甜合度，像一篮新摘烟台玛瑙樱桃。” 沈从文个人也谈到，自己受到废名作品的影响很大，他的小说通常以散文化的语言和叙事倾向的淡化为作品营造了一种优美而清凉的氛围，使读者在进入阅读状态后体验到一种梦幻感和超离感。《边城》显然也体现出这种审美特征。
一、《边城》的文化内涵
小说以舒缓优美的笔调塑造了一个作者眼中的湘西世界，或者说是他心目中的湘西世界。这个湘西世界经作者目光的回望、纯净心灵的过滤，脱去了野蛮和落后，成为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存在。沈从文一直自诩“乡下人”，他对故乡湘西有着很深厚的乡土情结，同时他又不像其他乡土作家如鲁迅、蹇先艾等人深蕴着对贫困落后的故乡的批判现实精神，去表现一种爱之深痛之切。他愿意选取湘西美好的一面来给已经渐渐失掉这份纯真与淳朴的现实湘西一个对照，一个警醒。他的创作追求也是很明确的。可以说，优美而健康的人性在《边城》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天真质朴如小兽的翠翠，慈祥善良的老船夫，热情豪爽的船总顺顺，甚至过渡的路人，卖肉的商贩，无不体现着一种生命的本真状态。这是他对现实湘西的个人化处理，是他理想中的乌托邦。这种引人向善的描写又把人性拔高到一种爱与美的神性，这也是作者小说的基本立场。对照他的其他作品《萧萧》《三三》，作者对萧萧命运悲剧性的淡化处理，对她懵懂生命的悲悯态度；对三三母女的温暖情感，对三三的淳朴善良的描写都体现出作者的文化追求。然而，沈从文又谈到，“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这说明，解读《边城》并不能仅仅从一个乌托邦的湘西世界出发，还应看到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仔细读来，《边城》其实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在小说的开篇就埋有伏笔，写了上一代翠翠母亲的爱情悲剧，而后写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同样经历了一系列的误会与巧合（包括傩送邀请翠翠去家里坐坐反而被翠翠误会，傩送过渡时翠翠刚好去后山采虎耳草等细小的情节），还有老船夫因女儿的不幸而促成的谨小慎微的性格，造成了船总家对他的误会等等，这些共同造成了这对年轻恋人最终相离的悲剧。据说，沈从文在写《边城》初稿时曾赋予作品一个完全的悲剧结局，但经由夫人张兆和的反对与建议，又将结局改为半开放性的。由此可见这部作品的深层悲剧意蕴。
就是如此一部田园牧歌式的美丽小说，文章也没有脱离现实完全成为一部臆想式作品，诸多不和谐因素也比比皆是。例如船总顺顺对“碾坊”婚事的安排，翠翠在高楼上听到的谈话，都展现了一种功利化追求，这也许是作者的痛惜之处，也是现代文明对原始湘西世界的一种侵入，然而作者举重若轻，着力淡化了这一矛盾。作为文中重要意象的“白塔”，在暴风雨之夜猝然倒塌而后又重修，象征着一个原始而古老的湘西的终结，以及对重塑湘西未来的渴望。沈从文一边试图挽留湘西的神话，另一方面又预见到“湘西世界”无法挽回的历史命运。他试图从人性道德的角度，去透视一个民族可能的生存状态及未来走向。
二、《边城》的写作困境
《边城》也存在其写作困境，学者王德威认为“《边城》中表现的人性的‘简陋’与‘贫困’。”这主要是指主人公“翠翠”这个人物形象缺乏主体性，在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叙述中，翠翠几乎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接受地位，缺乏独立性和自由性。但我在思考的是，假如翠翠的形象是独立自主的女性，《边城》这个故事还会不会发生，这种清新朦胧的美学追求还能不能达到，艺术效果还能不能如此深入人心，也就值得讨论了。关于对湘西世界的美化描写，评论界也有学者提到边城是一个“反现代化的城堡”，对古老湘西的深情维护，是沈从文在“心理上的慰藉”。《边城》是老妪絮絮地讲的一个完美的童话。童话大多很美，但童话的毛病在于太过完美。不少学者说沈从文“了解湘西人民生活……他仅晓得他们一些情形，并不曾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自然更没曾血肉相连”。所以“沈从文作品反映生活面很广阔但不深厚，思想意境不高”，“好像雾中的花，云中的月”，给人以“虚”的感觉。王晓明还注意到沈从文的文体有矫情的毛病，由于其创作心态的矛盾，所以创作中总受这种心态牵制，在表达朦胧感受的湘西小说中总是有意无意去赞美那些与城市文化相对立的东西，不管是原始的还是愚昧的迷信。这些也许是《边城》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困境。
三、结束语
总之，《边城》有一种优美而清凉的氛围，有一种梦幻感和超离感，对这部作品文化内涵的探讨有很多。但任何文学评论都是一家之言，只要读者能从中领略到那份说不清道不明的美丽，才是对于读者的最大意义。
参考文献：
一直以来，首都文化研究有两种基本视角，一种是以城市文化视角进行研究；另一种是以城市－乡村共生体文化视角进行研究。而沿着这两种不同视角，研究者们对首都文化的概念与内涵界定以及首都文化未来发展功能产生分歧。而这种分歧的焦点是首都文化功能未来发展是以高速的城市信息化、现代化为基础，还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为基础。尽管相关文献已经提供丰富的理论源泉，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首都文化以城市－乡村共生体的文化视角并不占主流，但它却打破了以城市文化解释首都文化的单一模式，这为首都文化的深化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
［关键词］
首都文化；城市文化；乡村文化；文化功能
一直以来，提及“首都文化”这一概念，人们头脑中随即浮想出大都市的画面。要对“首都文化”进行解读，也都以“城市文化”为基础。产生这种观念的主要原因是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近四十年来经历了经济、社会、文化快速变革的“大转型”的现代化建设（波兰尼，2007）。人们在头脑中已经形成根深蒂固的认识：提及现代必然想到城市，提及最现代化的城市必然想到首都，而提到首都文化会立即想起大都市文化。而这一认识也成为许多学者阐释什么为“首都文化”的前提条件。那么，在京津冀一体化以及新型副中心文化建设的背景下，“首都文化”显然打破了首都文化等同于大城市文化的观念认识。因此，本文通过对首都文化研究的视角、概念、内涵、功能以及首都文化功能发展的目的等五个方面的文献梳理，系统地把握首都文化研究的领域与范畴。对在当今社会背景下，研究者认识和把握首都文化提供切实的理论资源。
一、首都文化研究的两种基本视角
关于首都文化的研究，人们偏好于“城市—现代”的分析框架。只是囿于学者们生活阅历、学科背景和使用习惯不同，对其使用目的会存有一定的差异。学者倾向于把首都文化放置在“城市—现代”的思维框架下进行解读和诠释，是因为人们把首都文化限定在这样一个城市区域框架内，一方面对其形态、流变过程都有较清晰透彻的了解，易于把握；另一方面“城市代表着人类不再依赖自然界的恩赐，自我构建的现代美好形式新型秩序，代表着人们对美好未来的企盼”（乔尔•可特金，2006）。而首都内在本质所要求的“首善之区”满足着这种企盼，这就容易使首都被看作是反映现代城市标准的重要力量（雷震宇，2012）。首都是现代的、城市的愿景符合多数人的心理。当然，这种想法仅代表一部分学者的观点。在学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首都文化应该是一个系统文化，既应包含城市文化也应涵盖乡村文化。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第一，首都文化置于“城市—现代”分析框架内，如此分析范式很易让首都文化排除掉传统与乡村文化，最终把首都文化引入到自我发展的矛盾上来。尽管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相比，已经超越了后者无论是开放性、多样性、聚散性和扩散性（陈丽旭，2002），但在盖伊•博德（2008）看来以现今城市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确实是一个缺乏凝聚力与自身自相矛盾的独立王国。它正导致着其内部的文化危机。列斐伏尔（2008）阐释到在以现代城市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模式下，伴随着城市中已经出现的危机，同样历史悠久的全世界的农业文明也已出现危机。第二，用“城市—现代”的视角作为首都文化研究的框架势必有其局限，这也将直接导致首都文化功能的实践性在今天如何得以发挥陷入到功利与实用性上，以此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有偏差的或者成为脱离“人”自身发展的文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把代表传统文化的乡村文化纳入到首都文化中就显现出了很强的必要性。卡洪（2008）认为，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以机械理性为特征的现代性已经渗入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则是人们对待城市的文化方式，被单向度的现代工业的理念牢牢地束缚（卡尔•芬格胡特，2007）。人们对于个人自身发展理念已经被现代的工业理念所束缚。正是，在这两种基本视角下，首都文化的概念、内涵、功能在学者之间又产生了不同的认识。
二、首都文化的概念与内涵
就从“首都”的含义而言，它并非完全指代一座城市。从宏观上讲，首都包含地理范围内的整个行政区域，即含有被管辖的城市也包括其农村。从微观上讲，它仅指一个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国家政权中枢（彭兴业，2001）。对于“首都文化”，由于首都的宏观与微观的不同界定，以及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首都特征，首都文化概念是一个针对不同历史时间、不同国家地域、体制、国情而抽象出来，且反映出不同国家的文化特质。所以首都文化也并非一个稳固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者通过概念描述的方法，对首都文化进行阐释。刘易斯•芒福德（2008）曾对欧洲巴洛克时期的首都文化进行了如下描述：“法律、秩序、统一”是欧洲巴洛克时期的文化理想，也是当时欧洲各国的首都文化观念，而这一观念又与整个欧洲社会的观念相互作用，突出了首都文化对城市社会的塑造。杰弗里•迈耶（1998）也对首都华盛顿做出这样的文化描述：“华盛顿作为一个摒弃神权观念的全新地方，旨在建立民主社会而精心设计的首都，它向全世界昭示了一种全新的秩序———国玺永存的新秩序。”与此相对的是，他也对晚清帝国首都文化进行了描述：“把北京作为首都的清帝国，却仍以首都作为‘天子’的中心，以神权维持国家的秩序，并以首都的中心地位，把这种文化观念输出到帝国的地方区域。”但不得不说明，直至今日，北京做首都的“神权秩序”观念经过历史变迁与历次运动，其文化内涵已经发生转变，正如贝淡宁（2012）所说：“现在北京这座城市，作为首都文化的内质更多的是包含着一种政治倾向与政治热情。”显然，对于国外的学者来说，“首都文化”被作为一种描述性的概念，其首都文化功能在概念的描述中被体现。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尽管这些学者没有直接强调首都与城市的对等性，但其观念中已经渗透了“首都相当于城市”的。与外国学者对“首都文化”进行概念描述性相比，国内研究学者一方面把首都文化的研究更多地聚焦于作为首都北京的文化界定上来；另一方面，他们却也吸收了国外学者以城市文化看待首都文化的逻辑。因此，在这部分学者眼中认为北京作为首都，首都文化自然强调的是北京的城市性与北京的城市文化。那么在对首都文化的概念与内涵解读中，北京的城市文化也就成为主要的对象。孟固（1997）指出，首都北京在经过数千年的演变，是集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的综合型特大城市。对于北京来讲，它只应该作为一种城市来看待，首都的文化应该反映现代的城市文化（李建平，2013）。沈望舒（2009）在《从首善到人文的心路趋向———浅述构建首都文化特质的着眼点》一文中支持了这种观点，他说“首都文化”彰显的是“首善精神”，而首善精神是首都的城市精神，是北京文化的特质。在此基础上，“首都文化”就成为城市文化，其首都文化的概念被描述为：首都文化源于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这一城市地位的客观现实，彰显地域文化与荟萃全国文化的综合优势；它塑造中华文化、东方文化代表者形象，体现拥抱国家与世界的精神境界；它突出海纳百川的气势和用良田沃土吸容八方建设者的环境条件，表达宽广真诚的心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它能构筑起属地民众和机构的凝聚力、归属感（沈望舒，2004）。当然，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首都文化不完全等同于北京城市文化。执此观念的学者可以分为三类：（1）首都文化是一种具有北京特色的地域性文化。北京除了作为首善之区之外，北京更是作为首都的一种地方性概念。首都文化就是其历史情况、风俗情况、地域情况下所反映出来的地域性特征（萧放，2012）。这里真正地把首都文化置于历史的时间与地域的空间之中。（2）首都文化是以北京文化精神为基础的民族文化。今天北京文化是一个巨大且复杂的文化系统，它是全国文化的汇集，又包括本地历史的文化精神。而首都文化是各区域文化展示交流的中心，是各种文化向北京集聚的一种表达。因此，首都文化只是北京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李建平，2013）。（3）北京文化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地方性文化；另一个为首都文化。首都文化与北京地方性文化二者交叉前行，在不同时代北京文化融入不同统治者所构建的首都文化精神之中，体现不同样式。因此，两种文化是相互交融，且彼此穿插的（阎崇年，2004）。可无论是以城市视角研究首都文化，还是以非城市视角研究首都文化，其“首都文化”的内涵，也是通过物质行为与精神观念两个层次来表达的。从物质行为层面看，郭勉愈（2005）认为大院是首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文化的核心内容。因为，“建国以后，就社会、政治地位所蕴含的文化能量而言，以干部、知识分子为主体，居住在大院中的新北京人，构成了北京最重要、最活跃的阶层，成为首都城市文化的主角”。彭庆生（2008）认为北京的胡同承袭着首都的文化精神。毕竟“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中国的文化教育中心、中国的宗教文化中心、中国各民族文化交融的中心、中国各地域文化交融的中心、中外文化交融的中心，许多文化在胡同中得以体现。当然，地名作为文化的“镜象”（牛汝辰，1993），作为物质世界的象征手段，北京的各大地名与胡同名，也呈现着首都文化海纳百川的姿态。“北京地名中的这部分独具乡土风味的地名，为北京的地域文化增添了另一种意趣（张燕来，2008）。除了大院、胡同等，首都的节日仪式也是首都物质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也是中华民族的首善之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与北京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更是一个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最为重要的是，首都的节日仪式与娱乐在现代语境中被转换成政治社会的表达方式，政府行为与民间社会在节日中得以协调，在节日中传达一种政治意识（萧放，2012）。从精神观念层面上看，首都文化的研究较为多样。孔震（2013）认为北京的旗人文化的尚礼、规矩构建了老北京人的价值基础与信仰，是老北京人的文化之根。首都文化正是从这种文化中生发出来的。但这只承认了首都文化的历史渊源。许多学者指出首都文化精神更应该是一种政治的观念反映，更应强调政府的意志。陈荣荣（2005）认为政府在首都文化生活中最关键的作用就是铸造首都之魂。李建盛（2012）认为首都文化是首都精神的映射，其核心为北京精神，即“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王一川，2012）。在此基础上，要具有“政治敏感，民族大局感”“民主法制观念的意识”（王晓燕、刘志方，2009）。其根本目的，就是通过首都文化精神“使人实现现代化”（沈望舒，2007），让首都文化的“文明价值与世界城市对接”（沈望舒，2010）；（李建盛，2013）。
三、首都文化功能与文化功能发展
不同学者都对首都文化概念进行了细致描述，首都文化到底是否一定属于城市文化，或者属于地域性文化，再或者是城市－乡村文化的共生体，对于这些并没有共识。但无论从何角度出发，首都文化功能的研究并没以城市文化、地域性文化或城市－乡村文化共同体的空间要素为条件，而是以如下三个层面对首都文化功能进行阐释。其一，国家记忆与文化传承。首都文化具有历史性，无论在何种条件下，它都保存了建筑、民俗、老字号等文艺形式（郑师渠，2004）。同时，首都文化具有很强的意向，它通过景物相连构成一组国家记忆的符号链条。这种记忆，把景物与文化在心灵上联系在一起，让人们记忆（张法，2004）。其二，联接地方与协调区域。在思考首都文化时，应该注意考察首都文化，不能孤立地看问题。应该把首都文化置于是全国文化和全球文化的中心点上来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发展研究中心，1996）。并且在一国众多中心城市中，首都城市有着某种意义的最高性和唯一性的地位主导。主导的功能是文化影响和文化辐射的功能。政治文化、制度文化、经济文化皆在其中（沈望舒，2007）。首都文化的政治性较强，是整合民族的国家的文化政治功能（彭兴业，2002）。其三，行为规范与社会秩序。首都作为首善之区，其文化自身就充满着文化自觉，他让人们理性地看待自身行为，这种自觉功能对于规范社会秩序有着一定的效用（许嘉璐，2004）。相较其他城市，外国留学生评价最高的地区是北京。这一原因则是首都文化的自觉性与市民行为举止在其文化规范中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人们在此氛围中自律、自觉（李春雨，2006）。但随着北京的快速发展，首都文化的功能发展已经不可能逃离空间要素。毕竟“首都文化”作为一种研究形式，应该是一种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张宝秀，2012）。那么文化功能应以何种路径进行发展，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是纽约、东京那样打造成为一种信息城市，制造成一种无信息的隔阂，还是如巴黎那样打造一种学术性为底蕴的都市城市（peterhall，2009）。亦或是沿着“田园城市”理论的“人本关怀”逻辑思路，以乡村丰富首都文化，拓展首都的文化功能。从国外的研究上看，关于首都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是沿着两条脉络进行的。一条是，把首都作为城市进行看待，而首都文化就成为城市文化。雅各布森把华盛顿放置于纽约、费城、旧金山等大城市的共同特征下进行分析，认为城市文化在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吸取着各个方面的先进文化知识，而这些知识被行业精英所率先吸收，并融入到行业文化中，进一步渗透到城市文化内（雅各布森，2006）。另一条是，把首都作为城市与乡村的联合体进行看待，那么在此之上的首都文化就发展为城市与乡村的联合文化。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即是这种发端，霍华德（2000）指出作为首都伦敦的未来，它应该是由中心城市与卫星城市共同构成，并把自然的风光与城市相结合起来。而“田园城市”只是形式上的设计。在这种观念后，其实霍华德强调的达到“社会城市”的特点，而这种社会城市强调的是“人本”的理念，人利用田园城市达到城与乡、人与人平等的目的，最终构建出这种文化观念。国内对首都文化的功能发展路径研究，也是沿着西方研究思路的两条主线。一方面，认为首都文化的功能就是城市文化功能的继续扩大化。在这种城市背景下，戚本超、周达（2006）指出首都文化承载功能“首都北京的文化职能就是强调北京作为一个历史名城，继承着京都文化”。郭梅（2014）认为北京的文化有着巨大的开发利用价值，因此首都文化的功能除了文化功能外，还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李晓江、徐颖（2015）进一步指出“当北京发展成为世界城市之时，首都的文化功能更应该体现在和谐与生态”等理念上。另一方面，关于首都文化以整合乡村文化发挥功能的研究较少，仅有张彦敏（2013）认为：“北京乡村文化建设与北京的区县文化建设应更好的结合起来从而面对今天我国首都文化的功能发展”。在这种状况下，可以发现，对于首都文化与乡村文化之间整合的研究，在今天社会下，成果并不丰富，这给我们留下了充足的研究空间。我们还可看到，今天乡村蕴含着丰富巨大的文化宝藏，乡村文化已经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失去的乡土认同和文化自信（高小康，2010）。毕竟城市本身就是“把人类与巨大的自然力量联系起来的手段，是一个促使宇宙，世界安定与人和谐的方式”（凯文•林奇，2011）。
四、研究评述与思考
以上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基于历史或是现实、国外或是国内的视角来探讨首都文化的概念、内涵、功能与发展路径，都为首都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与经验借鉴。但通过系统的文献梳理与分析，不难发现，对于我国来讲“首都文化”到底是地域文化、还是北京城市文化，其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尽管从文献综述上可以发现一部分研究已经做到了城市与乡村的多视角考察首都文化问题。但归根结底，国内学者们还是把我国的首都文化作为北京的城市文化进行研究。然而，这就造成这样一个问题，即当前学界把首都文化的研究陷入城市文化研究上来，不仅忽略首都传统文化内容，也忽视了首都乡村文化内容，这造成呈现出的首都文化的功能研究缺少全面性与整体性。导致以“城市－乡村”相结合的文化视角研究首都文化并没有得到共识。而之所以缺少这种共识的主要问题，就是在许多学者眼中，“城市—乡村”框架自身的矛盾性。而这里涉及两对概念即“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是否矛盾、是否存在内在关联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许多学者在建构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关系的同时，指明了城市与乡村在文化上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是由传统与现代文化导致的。滕尼斯（2000）指出：“乡村文化作为一种‘共同体’文化形态，共同体是‘传统’的它相当于农村。‘城市社会’文化形态是现代文化形态。都市社会是崭新的现代的，它相当于大都市。”衣俊卿（2005）针对我国也指出：“中国以农业作为传统，农业追求的是天的状态。追求的是‘天人合一’。因此，在中国人视野中，习惯于对整体的知觉把握和经验认识，没有培养起来对事物内在结构的理性分析与把握，尤其对于乡村农民来说，由于中国大部分人生活在乡村，乡村文化影响正是受传统农业文化的延续。因此必须借助工业文明建立起技术理性、科学思维、分析精神和主体意识、参与精神。让城市以工业文明下的理性化与科学精神，改变他们的思想与文化状态，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如此二元结构似乎很合理。可事实上，在中国社会中，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真是二元悖反的吗？事实恰恰相反，中国文明产生于农业社会，道德、民俗、信仰产生于乡土之中（冯友兰，2012）。乡村对于中国，犹言城市对于西方，因为西方文明起源于城市，其道德、信仰由城市而塑造（温铁军，2015）。谁忽视了乡土文明与都市文明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就很难理解各自的内在含义（刘钊，2012）。为了说明此点，在《乡土重建》中就明确说道：“在中国的土地上，两种文化体系发生着冲撞，但不能割裂来看问题”。尽管中国的文化正脱离原有的农业文化环境向工业文化转换，而农业文化的观念基础是“知足”精神，工业文化的观念基础是“无厌求得”，是两个根本不同的价值体系。反映在经济上，就是乡村经济的自给自足，与城市经济的“大工业”生产对乡村的剥削。城乡之间应该是有机循环的，从而在经济上解决“黎民不饥不寒的状态”，在文化上走向相互融合。毕竟如施坚雅（2007）曾指出传统中国社会的城市样态那样，“中国城市的宇宙论是由取自‘大传统’核心思想的要素构成，并借于农村的小传统所丰富。”城与乡一直存在着联系。朱媛媛、曾菊新（2013）更是以武汉为例，认为城乡文化在空间上是可以整合的，并用定量的方式，证明着城乡文化融合的程度。显然，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并非二元对立，它们尽管充斥着矛盾，但也充满着融合的可能，它们存在着互相依靠的基础（肖小霞、德频，2003）。那么，在以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为表征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它们之间是否也存在着某种关系？纵观历史，传统与现代可以说是一种时间上的连续。没有传统作为依托，现代化难以成功。新秩序在旧秩序的基础上有序地形成，完全脱离旧秩序而产生的新秩序更是不会长久。因此，现代之前必定有一个传统作为基础，现代化之后又为未来形成新的传统。毕竟现代化在实质上是传统的制度和观念在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对现代社会变化需要做的功能适应（何星亮，2003）。而对于传统来讲，传统又是尚未被规定的东西，它永远处在制作之中，永远向未来打开无穷的可能性，因而传统首先就意味着未来可能出现的东西，而不是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许明，2010）。正如郑杭生（2008）所指出的那样：“并非在传统之后才有了现代”。恰恰相反，我们是因为有了现代而发生传统———现代人所说的传统是为现代而生的，因为唯有现代才能赋予传统，只有通过现代，才能获得自身的规定，而且唯有当传统与现代相联系和应对时，它才能被我们思考与把握。既然传统与现代之间并非截然对立，那么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来讲，它们之间并非完全矛盾。因为，现代性脱离不了各个社会的文化传统（金耀基、周宪，2003）。“不同文化需求，满足人们不同部分。传统的文化价值固然属于价值理性，可以说是根植于人性的内在要求；而现代化的文化要素虽然不少，是属于工具理性范畴的，但科技与物质生活素质的改善又何尝不是根植于人性的需求”（陈来，2009）。在以现代文化为主导的今天，传统文化在扮演生命力方面是不可或缺的，它使记忆连贯，告诉先人如何处理同样的生存困境，它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连续性，以此作为新的文明秩序的必要条件（贝尔，2012）。最为关键的是，正如陈来在二者文化融合中所强调的那样“文化的现代化不是以决裂传统为途径，其关键可能在配置合理的文化元素和获得一个良性的结构，使多元文化系统的合成指向较为理想的方向，而不是强求系统中每一个元素都指向同一方向”（陈来，2009）。在这里对“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强调，并非要对这两组概念进行详细说明，而是要对首都文化研究框架的逻辑前提进行强调，指明对未来首都文化研究的方向。一直以来，关于首都文化的研究已经陷入了城市研究与现展研究之中，城市与现代已然成为首都文化研究的主流视角。但事实上，对于首都文化的研究应该“兼顾城与乡的文化、传统与现代的文化”。不能一味地崇尚“城市”“现代”，也不能一味的地奉“传统”“乡村”为圭臬，而是理清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整体、全面地把握“首都文化”这一研究主题。当然，关于城与乡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解释与梳理，也为我们建立起一个新的首都文化结构缔造了基础。在这个结构中，“乡村文化”的价值地位和其他文化元素相互作用，使得整个首都文化系统不再表现为过渡的现代化和泛城市化特征，而更多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对未来的展望。
作者：任超 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情调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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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香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涵盖了人类生活、生产的诸多方面，包括香具、香材、香食等物质层次；精油提炼、芳香疗法、芳香器具制作、民俗节庆、香席展示、品香、斗香等行为层次；芳香礼俗、传说典故、香道哲学等精神层次。融精神与物质为一体。深入研究并体现芳香文化内涵，将极大的提升芳香旅游文化品位及核心竞争力。
一、芳香历史
芳香花卉是指具有香料植物、药用植物和观赏植物共有属性的植物类群。芳香花卉的发现、应用与人类历史同步，我国以及埃及、印度等文明古国都是最早应用芳香花卉的国家。5000多年前，中国就已开始应用芳香花卉，人们将芳香花卉用于敬天祭神、调味和治病祛瘟。汉晋时期，上层社会开始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熏香。隋唐时期，香品的使用进一步细分，专香专用。宋朝的香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不仅文人雅士离不开香，道家、佛家、儒家都提倡用香，香更是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古埃及人在4500年前便有萃取芳香花卉精油治病、美容和保存尸体的记载，3350年前已开始在沐浴时涂抹香油和香膏；3500年前，古巴比伦人开始用熏香来治病；古希腊和罗马人很早就运用芳香花卉来止痛及调节情绪。近现代，香道在中国逐渐衰落，但从唐朝传习过去的香道文化在日本却颇为盛行；法国、德国、瑞士、英国等发达国家在园林、食用、及工业领域大量运用芳香植物，并相继开设“花香医院”和各色SPA，运用芳香疗法治疗了很多疾病和创伤。
二、芳香应用
芳香花卉的应用领域非常广泛，如下所示。
（一）药用
每一种芳香花卉都含有100种以上化学成分，有的高达300多种，如酯、醛、酸、单萜烯、倍半萜烯、氧化物、醚、酮等，药用价值非常显著。如肉桂含有丰富的桂皮醛，能补肾健胃、祛寒湿；白兰花能止咳化痰、化浊利尿；可清肝明目、生津润喉等。诞生于公元前的《神农本草经》就已记载了365种药物，其中有252种与芳香植物有关。三国名医华佗，用红花、丁香、、檀香等芳香花卉治疗外伤及呼吸道疾病，取得了显著疗效，至今方剂仍在使用；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芳香篇》中列举了多种有镇痛、清热、杀菌等作用的芳香花卉，并详细地叙述了这些芳香花卉的产地、加工及应用情况。而名著《红楼梦》中薛宝钗服用的“冷香丸”便是一个极为难得的香疗方，是清朝运用芳香疗法的生动写照。
古埃及人、古巴比伦人、古希腊和罗马人很早便会运用芳香花卉治病。中世纪，鼠疫横行欧洲，修道院和医院大量焚烧迷迭香、薰衣草等芳香植物来消毒、杀菌，人们佩戴芳香花卉制作的香丸、医生则在面罩鸟嘴上涂抹肉桂、丁香等芳香花卉来预防，这才控制了局面。
近现代，欧洲国家的化学家、药剂师和医生纷纷发现芳香精油的药用价值，1926年，法国化学家Rene M.Gattefoss在实验中偶然发现薰衣草精油对烫伤的卓越功效，之后他致力于芳香植物精油的医疗运用研究，并首创了“Aromatherapy”（芳香疗法）一词；1964年，法国的Jean Valnet医生在运用精油治疗了很多疾病和创伤后发表《Aromatherapy》一书，使芳香疗法得到了现代医学的承认。之后，一些发达国家相继开设“花香医院”和各色SPA，运用芳香疗法治疗了很多疾病和创伤，在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及皮肤系统方面疗效尤其显著。上世纪70年代，德国和前苏联曾用以芳香花卉为主的“园艺疗法”治疗抑郁症、老年高血压和失眠症，让患者享受花卉醉人的芳香和缤纷的色彩，取得了很好的疗效。澳洲的医院则普遍使用芳香精油取代化学消毒水，以减轻病人的紧张与不适；目前，西方国家已广泛认定，芳香疗法是代替近代医学的自然疗法中最重要的门类，美国更是将芳香疗法视作替代与补充医学体系中的重要一项，用于治疗脑性麻痹、智能不足、自闭症等病症。
近年来，台湾地区也在一些医院、养老院运用芳香疗法对临终病人、老人、孩童及其他病患进行干预治疗，疗效明显。
（二）食用
很多芳香花卉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微量元素、维生素和多种生物活性物质，，既可加工成色、香、味俱全的食品、饮品或调味料，也可药用，能强健体质，调节人体的生理功能，延年益寿。
中国有着悠久的芳香花卉食用传统，早在2000多年前，屈原就留下了“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诗句。用栀子花、芙蓉花、玉簪花、金雀花做菜，用、梅花、桂花熬粥做糕饼，用桂花、金银花、茉莉调酒、制蜜露、入茶等，都是人们常用的用芳香花卉来制作美味的方法。而姜、花椒、八角、草果、桂皮等芳香花卉t用作调味料。
此外，中国的少数民族也有独特的食用芳香花卉的传统。拥有众多少数民族的云南省素有“植物王国”之称，当地的少数民族喜欢食用芳香花卉，民谚“云南十八怪”中的一怪―“鲜花当蔬菜”指的就是这种习俗。
欧美国家食用芳香花卉的历史也很悠久，常用的芳香蔬菜有迷迭香、罗勒、百里香、鼠尾草、薄荷等；常见的芳香酒有龙舌兰酒、薄荷酒、茴香酒、苦艾酒、番红花酒等，颜色多彩、风味独特，即可单独饮用，也可调制鸡尾酒。此外，早在300年前，欧洲人已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些色香味和疗效俱佳的芳香花卉，如薰衣草、洋甘菊、香蜂草、玫瑰等作为茶饮，称为花草茶。
近年来，随着“回归自然”风气的日渐盛行，这些色香味和疗效俱佳的芳香花卉食品越来越受人们的欢迎。
（三）观赏
多数芳香花卉本身就是美丽的观赏植物。芳香花卉的观赏性主要体现在色、香、形三方面。
色彩给人的美感是最强烈、最直接的，能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许多芳香花卉富含天然色素，色彩绚丽多姿，如鲜红的玫瑰花、金黄的、洁白如雪的玉兰花、迷雾般紫色的薰衣草等等。
芳香花卉的香气类型很多，有清幽的兰花、馥郁的玫瑰、空灵的沉香等等，香味虽然难以言传，但却能怡情养性、调节情绪。科学研究表明，人类的嗅觉记忆是视觉记忆的三倍，气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容易记忆而又最难以忘却的东西。中国古人常常将微妙、细腻、丰富的嗅觉感受转向味觉、视觉和触觉，产生了“暗香浮动月黄昏”、“一点酸香冷到梅”的独特审美感受。而西方国家却擅用不同的香味来调节人的情绪、营造氛围。如用柑橘和佛手柑让人愉悦；用薰衣草安抚、镇定和催眠；用迷迭香振奋精神、用玫瑰和茉莉营造浪漫的氛围等等。
芳香花卉的形态千变万化，直入云霄的苍松、疏影横斜的梅花、顾盼生姿的玫瑰……构成了大自然最美妙的图画。芳香花卉本身的形态之美以及与其他自然景观或植物组合而成的意境美也让人回味无穷、流连忘返，如孤崖上的傲梅、空谷中的幽兰、月色下的荷塘、清溪旁的鸢尾等。
色彩绚丽、芳香四溢、形态多姿的芳香花卉极具观赏价值，欧美国家早就有利用芳香花卉造景、造园的传统，如法国的普罗旺斯、神户的香草公园、北海道的富良野等。近年来我国也将芳香花卉大量应用在园林、园艺上。同时，各地纷纷出现的芳香花卉种植园，已成为人们游玩、摄影的绝佳去处，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值得一提的有香草专类园。始建于十九世纪末的美国纽约布鲁克林植物园，有20多个分类园，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第一个专为盲人设计的花园-芳香园，该园种植了大量芳香植物，通过触摸、感知、嗅闻、品吸各种芳香植物，帮助盲人朋友感知自然界植物的千姿百态；2011年，上海辰山植物园开园，26个专类园中包含了一个专为盲人设计的芳香植物园；2011年，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创意园展区的多伦多大学展馆，利用储存香水的玻璃柱以及迷迭香、百里香等芳香植物，建立和维持着一个独特的嗅觉世界，充分展现了植物的芳香，被定位为芬香花园。
（四）美容
芳香花卉及用芳香花卉提炼的精油、纯露，除了能治病、保健、养生外，还是功效卓著的天然美容护肤品，大量运用于世界各地的美容院和SPA康体中心。中国古代的女皇武则天喜欢用玫瑰花养颜，玫瑰花露是她每天早晨必备的饮品，玫瑰花瓣则用于睡前敷贴面部及全身，因此年过六十看上去仍面若桃花，全身散发阵阵香气。据说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也非常擅用芳香植物来增添她的女性魅力；传说十四世纪欧洲有一位匈牙利皇后，不但半身瘫痪还患有痛风，但在使用一种以迷迭香为主要成分的纯露后竟然返老还童，重新恢复了娇美的容貌和青春活力，并借此虏获了波兰国王的爱慕之心。此外，用精油、纯露制成的香水及各类化妆品，因其源于天然、气味芬芳、功效卓著，也广受世界各国消费者的欢迎，年产值惊人。
（五）宗教祭祀
几千年前，中国和埃及等国家已将芳香花卉用于宗教祭祀，如今，中国仍保留了这一传统，此外，世界各大宗教如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都有在宗教活动中用香的传统。
（六）其他用途
芳香花卉除了应用于观赏、药用、食用、宗教祭祀外，还有许多用途，用芳香花卉提炼的天然香料有着工业合成香料无法替代的独特香韵，而且对人体无害，很多还含有丰富的天然色素、抗氧化物质、防腐物质等，特别适合用作天然的食品着色剂、抗氧化剂、防腐剂、增香剂、饲料添加剂等，大量用于化妆品、香水、洗涤剂、香皂、牙膏、饲料等产品的制造中。日本曾在奶牛饲料中添加迷迭香、紫苏进行试验，结果产出的牛奶不但没有奶腥味，反而有种特殊香味，口味和品质均优于普通牛奶，被称为“香草牛奶”。
一些芳香花卉中含有的化学成分，能有效地驱虫、防虫，减少病虫害，如万寿菊、香茅草、尤加利、迷迭香等，可用作杀虫剂。
芳香花卉还可加工制成盆栽、干燥花、香囊、香枕、精油、香水等旅游纪念品。
此外，把芳香花卉晒干、炮制、研磨后制成香丸、香篆、线香、塔香、高香、香牌等，用于空熏、燃烧或佩戴，是中国香道的传统做法，既可供奉神明、辟秽清洁、怡情养生，又能渲染烘托气氛、启迪性灵，具有很强的仪式感和综合性，这种悠久的国学传统目前又悄然回归，成为都市精英向往的时尚活动。
三、芳香花卉的文化性
如果说文化是旅游的灵魂的话，芳香花卉文化必然是芳香旅游的灵魂。5000多年来，芳香花卉与各国文化门类在相互交融、影响的过程中，创造了格调高雅、异彩纷呈、内涵丰富的芳香花卉文化，非常具有开发价值。深入研究并体现芳香文化内涵，将极大的提升昆明芳香旅游的文化品位及核心竞争力。
（一）寓意与花语
在中国的芳香文化中，人取代了芳香花卉成为中心，芳香花卉被人格化、情感化、神圣化，被赋予了人的感情和期望。中国的国花梅花斗寒吐艳，象征坚韧不拔的意志，被誉为“清客”，荷花出淤泥而不染，象征纯洁，被誉为“净客”；独立寒秋、凌霜不凋，被誉为“花中英雄”；而清幽的兰花寓“高洁、美好的品德”，被誉为“花中君子、空谷佳人”。中国人最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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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芳香花卉是梅、兰、菊、荷；而西方人则是玫瑰。玫瑰在西方象征神圣、纯洁、浪漫和情爱，是宇宙、心灵之轮的中心，圣母玛利亚就被誉为“天堂中的玫瑰”。
花语是人们借花传情、言志，表达因花而折射出来的思想感情的一种方式。它是在长期的历史文化变迁中形成的，是为大众所公认的一种特殊的语言。不同的芳香花卉有不同的花语和寓意，比如山茶花象征不变的誓言、美德； 百合花象征纯洁、庄严、神圣、事业如意等等。
（二）民俗文化
芳香花卉因其很强的实用功能，在历史的演化过程中很自然地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从而形成了异彩纷呈的芳香花卉民俗文化。早在上古黄帝时期，中国就有了用香之俗，祭祀朝拜、觐见尊长、读书弹琴都要焚香、用香，唐宋时期达到鼎盛。每逢文人雅士聚会，大家各携名香，挂画、点茶、插花、焚香，比试优劣，名曰“斗香”。
此外，中国民间很早就有“春天折梅赠远，秋天采莲怀人”的习俗；春节，人们喜欢在桌案上摆放红果累累的南天竺和金黄的腊梅，意喻锦上添花；端午节有“艾蒲苍香”的传统，人们熏燃菖蒲、蒿、艾等芳香植物来纪念屈原、除秽驱邪；重阳节有登高、赏菊、插茱萸的习俗；每逢中秋月圆则有家家团圆、赏月闻香、吃月饼、喝桂花酒（茶）的民俗。
上海人结婚时有用扶郎花（非洲菊）装饰新房的习俗，象征夫妻互助互爱、新娘扶助新郎成就事业。此外，不同的芳香花卉组合也具有不同的涵义，比如荷花与梅花组合而成的花卉吉祥图案象征“和和美美”，插在瓶中的牡丹象征“富贵平安”，腊梅和南天竺象征“锦上添花”。
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认为花代表了爱情和繁衍，象征着繁荣昌盛。一年一次的春季“采花节”，是景颇族青年男女交流情感、求婚择偶的好时机，而彝族则崇拜山茶花和马缨花，每年都要以赶“花街”这种方式庆祝马缨花的盛开。
欧洲很早就有在家庭园艺中种植芳香花卉的传统，人们喜欢在房前屋后和窗台上种植芳香植物，既美化、香化了庭院，又可用于烹调、保健；古罗马人认为玫瑰象征永生，因此罗马玫瑰节期间，死者的墓上洒满了玫瑰花瓣，罗马皇帝也将玫瑰编成的花冠戴在头上；法国的普罗旺斯，人们认为薰衣草能辟邪驱魔，常常把薰衣草扎成花束挂在门上。
（三）有关芳香花卉的文学艺术
赵秋霞30岁时跟随丈夫从陕西省宝鸡市来到西安市，刚来时十分迷茫，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很难找到工作。待了一段时间后，赵秋霞发现西安的面食种类非常丰富。她从小就跟着母亲学做面食，所以决定从做面食入手。她的想法是：陕西人爱吃面，只要自己做的面食好吃，肯定会有生意。
于是，赵秋霞在丈夫的支持下，租了一间面积约100平方米的店面，投资几万元开起了面馆。可店一开，她就有点焦虑了，因为面馆的生意并没有想象中的好。
赵秋霞的家乡宝鸡，是我国历史名城，是中国面食文化宝库中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削筋、岐山臊子面、肉夹馍、等面食都是从宝鸡起源的。但是当她看到面馆生意不好、没能很好地把家乡的面食传播出去时，心里很着急。不过，也正是因为想到家乡宝鸡，她很快找到了一条出路。赵秋霞觉得，家乡的面食之所以好吃，和三种食材密切相关，那就是面粉、辣椒和醋。为了让自己面馆的生意走出低迷状况，赵秋霞多次回老家寻找合适的食材。
陕西关中冬小麦在当地是公认的生产面粉的最佳材料。赵秋霞特意到宝鸡一家面粉厂，不惜花高价购买他们刚从农户家里收上来的关中冬小麦，并用磨子磨出的第二道面粉。为什么要磨出第二道面粉？赵秋霞凭的是多年经验。她知道，磨子第二道磨下来的面粉既有面味又筋道，最适合做面食。陕西人大都爱吃辣，面食必须搭配辣椒一起吃，而且同样的一碗面食往往会因为辣椒的不同，而口感大不一样。于是，赵秋霞四处搜寻，终于在一家专门加工辣椒的工厂找到了中意的辣椒。那家工厂选用颜色鲜红、皮薄肉厚的上好秦椒，经过分选、烘焙等工序，再用碾子碾压半小时，这样磨出来的辣椒香气浓郁。随后，她又在一家手工粮食作坊购买了用粮酿的醋。
选好面粉、辣椒和醋之后，w秋霞做出的面食果然筋道、味美，面馆的生意也慢慢好起来了。可是，在西安开面馆虽然门槛低，竞争却很激烈。赵秋霞觉得，要想从成百上千家的面馆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有自己的品牌和特色。于是，她想到了打造一款让人一吃就能记住的招牌面食产品。
赵秋霞仔细统计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店里的长寿面最受顾客欢迎。于是，她找到了方向：如果做一种外观特别、融入陕西文化的面食，一定能让人眼前一亮。沿着这个方向，她研制出了一种独特的宽面，并取名“3.8”面。
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这种面一根就是一碗，因为它长达3.8米，有长寿之意。另外，3.8这个数字在赵秋霞的面馆还包含了三层意思：第一，面是赵秋霞在3月8日研制成功的；第二，代表三秦八百里平川；第三，代表3800万爱吃面的陕西人。她把这个取名的寓意制作成招牌和宣传册等放在店内，进店的顾客比较容易就可以看到相关信息。
果然，这款又长又蕴含着深刻陕西文化的“3.8”面，一推出，一下子就吸引了顾客的眼球。这碗面定价28元，搭配两碗汤，赵秋霞一天就能卖出1000多碗面。因为面特别长，顾客还给赵秋霞的“3.8”面封了一个号――天下第一面。如今，赵秋霞已经在西安市开了四家面馆，而“3.8”面就是她的“镇馆之面”。
一个非西安本地人开的面馆居然能够做到如此成功，赵秋霞着实不易。其实，赵秋霞的成功与她的一条经营理念息息相关，那就是：在严把质量关的基础上深挖文化内涵，打造出让人难以忘记的招牌产品。
（福建 张珠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