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8 16:51:0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近代史研究，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世界近代史 教学内容 高校
历史既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作为科学，它是一部百科全书，重在培养学生形成缜密科学的历史知识体系和历史理论素养；作为艺术，它蕴含一种精神，重在培养学生求真求实的思想品格和严谨论证、创新的思维。在笔者看来，历史学科的教学都要把握上述“历史”的内涵，历史教学者才能较为准确全面地传导给学生所谓的“历史学”知识。而要做到此点，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教学者自己必须全面把握历史学科内容，在此基础上高屋建瓴，依据自己的历史观做出对百科全书式的历史知识的取舍，在有限的时间内有选择地传授给学生，然后才可以谈得上借助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而获得教学的成功。
所以，在上课之前，作为一个高校世界史教学的历史工作者，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尽一切可能阅读各种书籍，除历史学外，文化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尤其与世界史紧密相关的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等学科书籍都应该是涉猎的范围，其目的就是尽可能地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并为《世界近代史》课程的备课做好知识储备，在此基础上认真写出详实的教案。在教案的写作过程中，要注意从宏观上把握世界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世界史的本质，在历史观上认清近代以来的世界史是一部蕴含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思想文化科学理性化的诸领域现代化的历史，同时又是一部多元化与全球化同步发展的整体化的历史，力图打破受僵硬的意识形态和革命史观一元化统治的非史观，把传统史学强调的单调的革命史纳入到丰富多彩的现代化史和整体的世界史的进程之中，加强唯物史观这把被鲁迅先生称之为“最锐利的解剖刀”和精髓的“生产力中轴”原理在世界史教学中突出地位，其目的就是力图在教学内容上引导学生形成客观、严密的世界历史思维，增强学生学习世界历史的兴趣。
在进行了上述准备后，世界近代史的教学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三步来完成。
第一步，了解学生学习世界近代史的困难所在。首先，要设身处地地把自己放在学生的位置上，仔细思考一个学生想学什么，如何学以及他希望教师怎样去教。其次，要尽力塑造师生之间的亲和关系。应该告诉学生教师的电话号码，邮箱甚至住址，并通过问卷调查、课下聊天等手段尽可能知晓学生学习世界近代史的兴趣所在和期望所在，了解学生学习世界近代史课程的困境。一般说来，世界史的学习过程中的问题既有历史学科学习的共性问题又有世界史学科学习困境的个性问题，主要有三：一是专业思想极不牢固。造成该问题的根源在于现实，即来源于学习历史在现实社会中有用无用的困惑。二是专业兴趣不浓厚。这个问题有的是因为专业思想不牢固造成的，但也有很多学生仅仅就是主观上对历史不感兴趣。三是，学习方法存在重大缺陷。很多学生仅仅依靠死记硬背的传统手段来学习历史，由于世界近代史涉及的国别地区众多，时间跨度500年，各种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纵横交错，记忆力再好的学生靠死记硬背的单调方法肯定无法学习好世界近代史。
第二步，根据自己的历史观和学生的面临的问题设计课堂教学内容。一般的《世界近代史》的讲授主要可以围绕三个方面内容进行。
第一，在大人文学科的背景下培养学生对历史学的兴趣，强调历史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对于构筑健全的人生观以及对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功能。要通过各种事例来证明此点，例如可以跟学生谈美国德鲁大学尼尔・里默教授提及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内部的争论，那场争论中，医学家、生物学家、航天学家对人文学者说，“我们不断地发明新的东西，新的药物、新的谷物和航天技术，而你们这些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除了单纯地重复过去，又做过什么呢？”对这样的疑问其中之一有力的反驳是：“您听说过美国宪法吗？”可以跟学生指出，美国宪法也许是人类社会以往的两三百年中最重要的社会发明，它不仅促成就了美国的强大，而且导致了民主政治在全球的传播，这样一项重要成果恰恰是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和法学家等人文社会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晶。在课堂教学中，要不断地告诫学生兴趣一方面可能是先天的，但更多的兴趣是在深入学习的过程中后天培养的，历史学更是这样，并告诉学生其实那些学习计算机专业、生物学专业、航天专业等这些所谓比人文社会科学有用的学科的同学也同样存在对专业不感兴趣的情况，问题是无论学习什么都要注意培养自己的兴趣。
第二，把历史学研究方法论和历史学理论特别是思想史、文化史理论放在课堂教学的首要位置。要告诉学生，学习历史学表面上看仅仅是和史料与史实打交道，但其实体现一个史家见识最重要的方面是理论修养，因为一切历史解释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理论之上，没有历史理论修养就无法把握宏观的历史脉络，无法对史料解读，更无法对具体的史实赋予意义，归根结底也就无法使史实真正成为自己记忆的一部分。因此，给学生开列一个具有权威意义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书单并就其中的相关内容讲授十分重要，目的是便于学生看到在制度和历史事件等历史表象背后起恒久和深层作用的思想文化因素，比如，不了解19世纪末美国盛行的社会达尔文思潮就无法理解美国的海外扩张，不了解自然权利思想就无法理解《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不了解20世纪初年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就无法全面解读中国近现代史。此外，要告诫学生必须阅读如何认识和解读历史与社会现象的理论，如研究国际关系史需要的国际政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文化交流史所需要的传播学理论等，最终就是要求学生根据自己掌握的理论来对众多庞杂的历史史实进行高屋建瓴式的取舍，而不必强行一一记诵，这种不是单纯强调史实记忆的学习方法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把历史学学习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学习融会一起，极大地扩大了学生的知识视野，拓展了学生利用其他学科方法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第三，根据世界近代史的现代化和整体化历史的本质来确定教学内容。由于受教学时间的限制，不可能在课堂上将所有的世界近代史的内容一一讲授，打破历史教学中编年史教学和国别史教学的传统取向，笔者认为基本的原则是凡是有利于学生认识世界历史的现代化和整体化发展取向的历史问题就跟学生多讲、重点讲，但是也告诫学生要根据自己的历史观和历史理论来确定自己应该掌握的重点问题。同时要注意将世界近代史的学习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结合起来，突破过去世界史教学就是外国史或是其他地区国别史教学的取向，要求学生将中国史学习置于整体世界历史发展的空间。
第三步，课堂未讲授的问题和学生感兴趣的问题采取讨论课的形式。讨论课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是课堂集中讨论；二是课下讨论。一般的原则是，课下讨论的问题相对分散而不具典型，比较集中且待深入的问题应该课堂集中讨论。教师可以给学生开列讨论的相关读书清单，利用图书馆，建议学生泛读史实和教材，精读相关历史理论，要求他们勇于提出观点，对看过的书籍和教材作出未必正确但必须持之有据的学术批评，并做出可长可短但必须真实而非敷衍抄袭的读书笔记，以此来作为讨论的基础。学生的个别问题个别讨论，普遍的问题群体讨论，增强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并引导他们在课堂之外仍关注历史的学习，而不是走进课堂是历史专业的学生，走下课程就成了外语系的学生（现在高校历史系学生课下时间主要就是用在外语上了，专业反而放在其次，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在完成上述三步过程之后，当然也不能忽视现代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在教学方面的应用，尤其是在备课中和板书中无法完美展示的教学内容。例如，在讲授美西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内容时所涉及到的战争进程与战争形势的分析地图；在讲授世界文化史内容时所涉及到的各种文物与人物图片；在讲授重大历史事件时所涉及到的各种教学录像等等，这些都是历史教学直观性的要求，有利于历史教学课堂的活泼氛围和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的丰富，但是在历史教学中居于从属地位。
总体上看，与传统的世界史教学模式相比，高校《世界近代史》的教学最好可以从一下几个方面获得重大突破：
第一，传统的世界史学科把世界史看做是各个国家、民族或地区内部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吴于廑先生所说的世界纵向发展的历史。但实际上吴先生提出的世界横向发展的历史更为重要，即世界史更要研究“各地区（国家、文明）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因此，以美国史为例，对于“地区史”或“国别史”而言，不仅需要研究美国国家产生、发展的历史，更要研究美国对外交往、对抗、融合、价值观扩散的历史。
英文名称：The Northern Forum
主管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主办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0-3541
国内刊号：23-1073/C
邮发代号：14-60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59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期刊荣誉：
社科双效期刊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联系方式
【关键词】晚清改革；王韬；历史
中图分类号：K25
丈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4-170-01
一、从微观的角度研究宏观的历史一一从研究王韬来看晚清近代化历程
柯文觉察到王韬作为19世纪后几十年的改革推动者，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所扮演的调停者的角色十分重要。正如作者所说：“我的主要兴趣与其说是王韬本人，不如说是从王韬身上了解近代中国。”这一思路与罗威廉所著《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有相通之处。反映了美国学术界研究中国史的一个潮流，即：从一个小切口入手，然后用一种放大的眼光来审视历史进程……上升到宏观历史的高度。因此，作者是将王韬作为“19-20世纪中国发生的变化”来研究的。
作者在文中说到：王韬在现代史上从来没有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心，但却与许多历史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者在通过分析王韬面对的社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借助王韬个人经历折射出中国近代化历程。作者在最后一章把研究的焦点放到了一个新的课题 沿海与内地的差异。并且作者自创一个“冲击-合法化”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史进程，认为1842年以后，沿海成为内陆变革的促进因素，不断冲击内地，内地试图通过中国化来使冲击合法化。
二、以中国自身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在中国发现历史
二战之后，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主要以费正清为代表，主张从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来研究中国近代史。刘广京在《二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趋势》提到：“西潮冲击论”关注西方对中国的刺激……将这一思想运用的最彻底的属列文森及其代表作《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的过渡》。对于这种“西方中心论”的观点，柯文展开了批评。
该书的副标题“王韬与晚清改革”就体现了“中国中心观”的特征。柯文从从王韬生平入手。王韬早年科举经历使他骨子里渗透了“传统”的因素，此后流放生涯使他身上带上“近代”的影子。正是王韬这一混合文化的产物为柯文挑战“传统-近代”和“冲击-回应”模式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反例。柯文跳出上述模式，大胆地提出以内在参考点作为衡量19世纪中国变化的尺度。作者说：“我们只有把1900年的中国与1800-1840年的中国做一比较，才能理解变化之广。”在这里，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中心观”的核心涵义，即“内部取向”，柯文显然是从中国内部因素出发，而不是从西方冲击入手来解读中国历史的。
三、跳出框架的研究方法――开放式思维
本书体现了柯文本人的另一大特色一一“对理论框架的戒心”。柯文认为历史变化的模式有两种：封闭式与开放式的。“封闭式的变化模式往往不知不觉地强迫我们削足适履，让史料迎合预先形成的理论框架。只有采取开放式的变化模式，辅以开放式的问题，史家才能勾画出一幅对历史事实比较敏感的中国近世史的画面。”
底气充足才能治史严谨
《文人的底气――百年中国言论史剪影》是傅国涌先生1999年到2004年间断断续续写下来的文字，他以充满激情的笔墨，研究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争取言论自由的中国百年言论史，其中有一部分曾在《书屋》、《读书》、《社会科学论坛》、《炎黄春秋》、《南方周末》等报刊先后发表过。
作者将百年中国言论史分为四个时代：“梁启超时代”、“《新青年》时代”、“《大公报》时代”、“《观察》周刊时代”，文字提供了一幅幅剪影，都围绕着“百年中国言论史”这个主题，写人物，着重背景分析，人物个人言行和真实可靠的大量史料的引用，加以寥寥数笔的评析点睛，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令人宛若置身那个大时代的前沿，耳濡目染一般。
本书也鲜明地体现了作者一以贯之的治史特点：
第一，态度严谨，资料翔实。可以看出，作者是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历史研究、分析、评价的。大量占有史料，严格依据史料，是进行历史研究的最好平台，作者在这方面具有雄厚的实力和负责的态度，故而其书充实、严谨，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第二，角度新颖、视野独到。中国的史书汗牛充栋，但大都是帝王史，阶级斗争史，鲜有以文明进步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历史的。而作者是以“以人为本”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历史的，因此他的历史文章能跳出陈旧的框架。这是一般的历史教科书和庸俗的新闻史教材所无法给予我们的，而正是因为这种新奇感，令人手不忍释卷，心不止思考，不仅内心油然形成近代中国言论史的大框架，更重要的是，感于支撑这框架的精英们，叱咤风云，英姿勃发，激扬文字，慷慨赴死的豪迈和激情，也叹于百年中国“文人的底气”铸就了历史。
第三，以史带论，丰满流畅。作者的思考、倾向、观点自然地蕴含在对人物、对史料的寻找、展示和梳理之中，行文流畅，无历史书枯燥之感。这也正是本书作者在诸多史家中备受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
傅国涌先生是《东方早报》、《科学时报》等多家报刊的专栏作家或特约撰稿人，长期关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言论史和知识分子的命运史等。1999年以来，在《书屋》、《随笔》、《东方》、《老照片》、《东方早报》、《南方周末》、《新京报》等数十家报刊发表100多万字，受到广大读者的喜欢，曾是多家报纸的专栏作家，作品入选《大学人文读本》等多种选本及高中语文教材（山东人民版）。
[关键词]概念史；家族；宗族；关系
近年来概念史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逐渐在国内兴起，尤其是在社会史研究中概念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家族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领域之一，虽然目前有关家族、宗族概念的研究不在少数，但关于家族与宗族的范围学者们却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因此笔者认为家族与宗族有必要在概念史这一视野下进一步探讨。
一、概念史的研究
概念史兴起于20世纪下半期的德国，随着柯史莱克（Reinhart Koselleck）及其弟子赖夏特（Rolf Reichard）的提倡，概念史逐渐被人们所重视。所谓概念史，是一种认知转型期整体历史的独特视角或方法，通过对历史中的某些概念进行考察，并分析其形成、演变、运用及社会文化影响的分析，去揭示历史变迁的特征。简单的说某些特殊历史概念必定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及社会思潮有关，因此某些概念变成了历史研究的对象。
似乎概念史与历史语义学及观念史相近，在这方面已有学者来阐述它们之间的关系。李宏图教授（以下敬语略）认为“这一研究方式则将概念含义的变迁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和实践性联系起来，进而远远突破了历史语义学的范围。”[1]由此表明针对一个概念变迁背后的历史进行考察则是概念史的特色。黄兴涛指出“概念史家不仅重视概念的历史性、变异性、实践性和政治性，也强调概念内涵的多歧性和竞争性。”[2]并认为对于中国近代这个转型时期的研究，概念史方法具有特别的意义。2011年11月，在南京大学召开了“东亚近代知识与制度的形成”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便是围绕概念史的视野与方法研究而开展的。这对推动概念史的传播与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针对概念史的研究除了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有意义外，对社会史的研究也有着积极的作用。目前它不仅是史学领域的研究方法，法律、政治及文学等也都纷纷借鉴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但概念史研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对学者的知识面要求的更广，学术功底要求更牢固。国内学界接触概念史的时间还不长，它的研究方法还不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随着国内一系列重要刊物介绍及更多的学术会议的召开概念史会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
二、概念史视野下的家族与宗族
针对家族与宗族的区别，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学术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宗族包括家族，家族包含宗族，还有学者认为家族即宗族。笔者试图分析以上观点，并结合概念史的研究方法，提出自己的浅薄之见。
1. 学术界中的家族与宗族
宗族包括家族说：认为宗族是家族的外延。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家庭的主要成员是父己子，最广可以推广到祖父。前者称作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后者属于主干家庭（Stem Family）。持此观点的学者以杜正胜为代表，他认为“大功以外之缌服共曾高之祖而不共财，算作‘家族’；至于五服以外的同姓虽共远祖，疏远无服，只能称‘宗族’。”[3]7这些学者的观点是根据《仪礼》五服丧制（斩衰三年，齐衰一年，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缌麻三月）中亲疏远近以及财产关系来区分家庭、家族和宗族。同财共居的近亲团体成为家庭，其余五服内的团体称为家族，五服外的同域同姓团体成为宗族。这种观点有很强的逻辑性，可以使人清晰的将家族与宗族区分开，但现实中二者的区分往往并非如此。生活中家族不仅有以父系为主线的同宗之族，还包括以母系为准绳的姻亲之众。由此可知，母族、妻族均属家族的组成部分。所以宗族包括家族说与现实生活有情理上的不符。
家族包括宗族说：孙文本是此观点的代表学者，他指出家族的范围大概以古时的九族为准，即《白虎通德论》所载的父族、母族和妻族，亦今日所说亲属之意。[4]70在《尔雅・释亲》中有父之党为宗之文。所以他总结道“‘家庭’为最小的单位，限于同居共财的亲属。‘宗族’是由家庭扩充大的父族亲属，‘家族’则更是由‘宗族’扩充。”[5]71钱杭也有类似的表述，他以世系学来区分家族和宗族。他把家族阐述为具有亲属关系的若干家庭构成的聚集体，这种亲属关系包括血缘、世系及姻亲关系。而宗族形成的内部机制则源于同“宗”的父系世系。而以亲属为原则，通过整合较小的亲属族群而得到的高层次家族。[6]12笔者非常认同这种以世系学来区分家族与宗族的方法，但不能因此而笼统的说家族包括宗族。家族中固然有母族与妻族的成员，但她们像父族一样由于血缘关系的疏远并非所有的母族、妻族均是家族的组成部分。只有在一定的血缘关系范围内的父族、母族与妻族才属于同一家族。
家族等于宗族说：早在的著作中就有关于家族的经典定义：（家族）是单系亲属原则所组成的社群，是由许多家（庭）组成的社群。[7]37这种定义将女婿和已结婚的女儿都排除在家族之外。基于这样的定义很多学者将家族视同于宗族。他们主张二者的关系复杂对二者不做，也不必做严格的区分。冯尔康认为“宗族是由父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祖先崇拜及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唯宗法具体内容上颇多改变，宗法制有某些减弱，因此可以把宗族称为家族。”[8]17持此观点的还有徐扬杰，他曾指出“家族又称宗族、户族、房头，古书中又常常直接成为族、宗，称家族成员为族人、宗人。”[9]4这种模糊的不加区分的做法，在宏观性的研究中影响不大。但学者不应因此而忽略了二者的差别，从而给人们一种超越语境的误解，使人们认为无论任何情况下家族均等同于宗族。因此，在家族研究方面，对于家族与宗族的概念加以探讨是十分必要的。
2.概念史方法对认知家族与宗族的价值
若在研究的概念上存有争议，就注定会有分歧。2009年滨岛敦俊以福建与江西的宗族为参照，提出“江南无宗族”的观点。立刻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反驳，这方面以徐茂明为代表，他先阐述我国学者对宗族的定义，继而对滨岛的论据进行分析，最后有理有据的肯定了江南宗族的存在。同时，徐教授指出滨岛的观点“既有‘他者’对异域文化的独特观察视角，也有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理解的文化隔膜，其中混杂着真知与误解。”[10]即滨岛所言的江南“宗族”与中国学者所言的“宗族”在概念上是有差别的。
从时间的纵向看，某个概念一直在被人们使用，但其含义却并非始终如一。因此，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概念既然成为了历史的载体，那么对概念内含的考察自然也就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
钱杭提出“前宗族”和“后宗族”的概念便是很好的例证。他认为无“宗”或“宗”系不明之“族”，为“前宗族”形态的基本特征。当今社会人口流动频繁，传统的族聚已有巨大的改变。面对这样的情况钱教授又提出“后宗族”形态的概念，无“族”或“族”聚不明之“宗”，则为“后宗族”形态的特征。[11]270这是基于不同的时代、不同主体在理解其周围世界、在解决其所面临问题时所不断进行的概念化和再概念化。
从上述对宗族的界定看，宗族是以男系血缘为标准并有一定的组织结构来界定的。然而，目前的现实很难找到有严密的组织形式、宗法制度的严格约束且有实质性族群活动的宗族。面对社会变迁的实际更多的学者开始提出家族应包括姻亲的观点。这一观点所体现的是社会长期变迁所积淀下来的新的社会事实。应注意的是，前述孙本文所使用的“家族”概念，在内涵上有与之相似的地方，但目前前者却是在后者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对姻亲的重视和真正把姻亲纳入家族的范围发展而来的。
三、现实中的家族与宗族
概念史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利用对相近而不同的概念及同一概念不同时期的内涵进行分析，从而反映出概念形成背后的政治、文化及经济等。学者们针对家族与宗族关系的讨论也反映了当今社会中宗法制减弱、族居形态弱化等情况。宗族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江南宗族中的血缘关系，既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拟的。在江南，由推定性的血缘关系而产生的宗族也是予以承认的。
五服丧葬制是以父系世系为准绳，具有严格等级的制度。其并不能反映妻族与母族，因此不能作为区分家族与宗族的标准。家族是由亲属原则划分，笔者认为以己开始上下五世的具有血缘关系的均是一个家族，其中包括妻族与母族。《礼记・丧服小记》指出：“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而宗族则是具有详细可靠的以父系世系为标准的血缘关系。由此看出家族与宗族并非包含、包含于及等于的简单划分，二者既有重合部分也有相异之处。
笔者认为概念既然是反映它所处的时代环境，这对目前所使用的概念就应以现实情况为背景，而不应完全以过去的定义来套现实中的“客观存在”。针对家族与宗族二者的概念也应如此。钱杭将宗族的概念分为名词性的与动词性的概念，宗族的名词内涵是由以父系先祖为敬奉对象的父系成员构成的聚居集团。其动词含义是宗族内各等级之间在祭祀等内部事务上的承认、尊敬、支配、管辖和服从。当今社会它的动词词意已有明显的减弱。故无论将家族作为包括宗族的高层次概念或包含于宗族的低层概念均有不妥。在生活中家族是以亲属关系维系的，应该包括姻亲，及五服内的宗亲。而宗族则是以父系世系为区别与其他族类的底线。由此可知，家族与宗族关系并不是两个同心而不同半径圆的关系，也不能将二者等同。二者的关系应是两个不同圆心，且有重叠部分，而范围无大小之分的圆。
参考文献：
[1]李宏图.概念史与历史的选择[J].史学理论研究，2012（1）：4―7.
[2]黄兴涛.概念史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J].史学月刊，2012（9）：11-14.
[3]黄宽重、刘增宽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家族与社会[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2005.
[4]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1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
[5]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1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
[6]钱杭.宗族的传统建构与现代转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7].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8]冯尔康等著.中国宗族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10]徐茂明.江南无“宗族”与江南有“宗族”[M].史学月刊，2013（2）：13-16.
[关键词]印刷史 出版史 图书馆学家 印刷工业 中国
[分类号]G250.9；G239.19
伴随着电子书媒介与“无纸阅读”方式的盛行，基于纸质媒介的印刷书与纸本阅读方式本身则成为了一种传统的文化现象逐渐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作为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国的我国，对于印刷史的研究一直在不温不火地进行着，其中，图书馆界的研究者和印刷界的研究者成为两大学术主力。
1 图书馆学界的“印书史”研究
图书馆学家们关注书籍的印制与形成是自然发生的研究缘起。以曾经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多年的张秀民(已故)老先生和钱存训博士为代表的一些学养深厚的图书馆学者们，把对印书史的研究扩展到对印刷史的研究，分别著有传世的关于印刷史研究的代表作。正如钱先生所说：“现代印刷并非单指印书，除用纸张印刷的纸币、纸牌等以外，还包括在纺织品、金属、塑料、皮革、木版、玻璃、陶瓷等表面上的各种印刷。但是一般学者对印刷术的研究，主要对象是书籍，因为文字和图画的复印乃是人类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的一种重要媒体，在文明史上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影响。”…所以，被誉为“文明之母”的印刷术的发展历史在图书馆界的研究者们看来，就是一部书籍图文的印刷史。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为中国印刷史研究的成长时期，这个时期的书史研究与教学开始兴盛，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系都开设了中国书史课程，书史内容中融合了印刷史(主要是印书史)的内容，所以可称之为以图书出版印刷史为主流的研究阶段。
1956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两校图书馆学系都给新招收的一年级本科生开设中国书史课，并编出了新的书史讲义，其中以北京大学刘国钧先生的《中国书史简编》影响最大。
武汉大学皮高品先生也于1956年推出《中国图书史讲义》油印本，书中提出按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对中国书史进行分期，故在材料和观点上都有所创新和突破。1964年修订增补后铅印，1986年又以《中国图书史纲》为题由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出版发行。
专门研究印刷史的当数北京图书馆张秀民先生于1958年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作者在广泛收集古今中外有关印刷术的文献资料和实物例证的基础上，提出雕版印刷发明于唐初贞观年间之说，论述了印刷术对亚洲与非洲、欧洲的影响，编制了“世界印刷术发展年表”，“朝鲜金属活字史料”等。
张静庐先生(1898―1969)历时20年苦心收集、精心整理、辑注，推出了七部专题出版史料，全书共250万字，收录了自1862年创立至1949年87年间出版事业的重要资料。
除上述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和大型史料集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有关中国出版史的通俗性普及性读物，如刘国钧著的《可爱的中国书》(1952年)、《中国书的故事》(1955年)、《中国的印刷》(1960年)、《中国古代书籍史话》(1962年)，陈国庆著《古书版本浅说》(1957年)，阿英著《中国年画发展史略》(1954年)、《中国连环画史话》(1957年)等。
这个时期突出的特点是出版史、印刷史的研究互相交叉融合，由于研究者都来自图书馆界、出版界等文史领域，所以印刷史研究实际上是着眼于图书文献范围，书史、出版史、印刷史研究融为一体。
20世纪60年代中至70年代是我国印刷史研究的萧条时期。除刘国钧、张秀民等又编写出几本有关书史、印刷史的通俗小册子，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内部编印几本“中国书史”讲义外，几乎没有出版印刷史学术新著发表。尤其是1966年至1976年间大陆内地的出版印刷史研究基本陷入停滞状态。
就在内地处于停滞状态之时，港台及海外学者没有停止出版印刷史的研究工作，编辑出版了一批著作和论文集，这一时期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及图书馆学研究院的名誉教授、兼东亚图书馆馆长钱存训先生撰写的《中国古代书史》一书。该书原名《书于竹帛》(Wtitten on Bambooand Silk)英文本完成于1957年底，1962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20世纪80年代为复苏壮大时期，五年内出版了三部以出版史、报刊史、印刷史为名的通史著作，各具特色，均有建树，标志着这一阶段的高起点，也预示出版印刷史研究经长期蓄积、准备，盛期将临。这一时期国内也是以出版史研究为主流，但海外的钱存训博士为印刷史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钱存训的《纸和印刷》(Paper and Printing)是英国学者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的第一分册。该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影响巨大。
1987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在中国图书史研究上又迈出新的步伐，郑如斯、肖东发编著了成套的教材，即《中国书史》、《中国书史教学参考文选》、《中国书史教学指导书》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三本书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专业教材，故发行量较大，被多次印刷，广泛流传。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的教授谢灼华主编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注意从广泛的文化领域去说明图书出版、编纂和图书馆发展轨迹及相互关系，分析中国图书对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贡献，局部理顺典籍发展的线索。
1989年最突出的成果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张秀民的又一鸿篇力作――64万言的《中国印刷史》。该书详细、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自唐初贞观年间印刷术发明后，迄清末1 300余年的印刷事业的源流演进。不仅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更有许多新鲜资料和独到之处，被美国印刷史专家钱存训称为“划时代的作品”。
20世纪90年代为中国出版印刷史研究的丰收时期。研究的深入还表现在一些学术专著视野开阔，角度新颖，富有论辩性。如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曹之先生的《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一书是中国出版印刷史专题研究的新成果，开拓了研究印刷术起源的新思路，其方法是通过对各种文化现象的多角度扫描，全方位、多学科地论证“唐明说”。
2 20世纪后期“大印刷观”的印刷史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刷工业界的一些学者专家们在对印刷史文化积累与保护措施的关注、印刷史知识的教学普及方面也有新动向，如1982年6月、王仿子先生联名提出《关于建立印刷技术博物馆的
建议》，经过各方面的长期努力，1993年底举行了中国印刷博物馆奠基典礼，1996年6月举行了隆重的中国印刷博物馆落成典礼。1985年9月，北京印刷学院首次开设《中国印刷史》课程，由张树栋、张耀昆合编教材《中国印刷史(讲义)》。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印刷科技界专家对印刷史研究领域的加入，倡导“大印刷观”、从科技史角度研究印刷史问题的观念逐渐彰显，成为与传统的图书出版印刷史研究的观念相并列的另一流派。
1976年后，、王仿子、范慕韩等先生倡导建立“中国印刷博物馆”。在鼓励学术研究之下，印刷史学研究成果迭出，先后出版了多种重要的印刷史书，1993―1999年举办了6次印刷史学术研讨会(北京5次，台北1次)、百余篇，出版5册论文集等。
1991年6月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隋唐史方向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中国印刷术的起源》，赵永东著，作者从雕版印刷术的定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物质条件、古代社会技术发明的一般机制和雕版印刷术发明的技术背景等方面全面探讨了雕版印刷术的起源问题。1998年4月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方向方晓阳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国古代特技印刷工艺研究》，从印刷工艺角度研究了古代的特技印刷。
1999年出版的张树栋等印刷科技专家合著的《中华印刷通史》填补了印刷史上的大部分空白，赢得了业界同行专家的高度赞誉。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肖东发教授盛赞该书是用大印刷史观、横跨中华各民族、纵贯历史五千年，视野开阔、有史有论、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该书后来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简明浓缩的版本。
以上约10年之间，印刷史学之研究成果远胜往昔。呈现如下突破：①由书史、印书史向印刷文化史转进；②由印刷文化史向印刷科技史转移；③由传统印刷史观向大印刷史观转移；④由争论“发明”年代向探讨“起源”时间转进；⑤由唐初向上延伸至隋代、南北朝、新石器时代；⑥由清末向下延伸至当代；⑦填补历史空白的《中国印刷近代史》及《中华印刷通史》问世；⑧中国印刷史由1 300年往上延伸5 000年，往下延伸百年。由雕刻凸版延伸到雕刻孔板、由汉民族延伸到各少数民族、由印纸延伸到印织物；⑨确认了与韩国的雕版纸上印刷品的发明先后之争，及多项模糊不清的史实结论。
3 印刷史研究的认识观和方法论
如前所述，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出版印刷史研究的学者大都来自图书馆界、文化学术界，对印刷史的研究其实是关于印书史的研究。钱存训《纸与印刷》、《书于竹帛》，从书名就可显示图书馆界的学者将印刷史视为印书史。张秀民、曹之等先生的研究也关注的是印书史。研究者们在历史唯物论认识观与方法论指导下，注重实物考证与史料查证，这也是出版印刷史学领域通用的研究方法。90年代后，随着“大印刷观”的推行，研究界开始扩展史料考证范围，并进行了工艺史、专题史研究。
1993年在全国第一次印刷史研讨会上，郑如斯教授《书史研究与印刷史研究的联系与区别》一文辨析了两门独立学科的相互联系与区别。她认为，书史与印刷史是交叉学科，两者研究的内容都涉及到图书的印刷。当然，两者研究的角度和侧重点是不相同的：在书史研究中，图书是主体。对印刷的研究是第二位的。在印刷史研究中，印刷术本身的发展变化是主体，图书只是印刷品成果之一种，对图书的研究是第二位的，透过图书探索印刷技术发展的成就和水平。
印刷的起源，历来是中外学者研究的重点。诸多论断，大都根据文献上的记载加以解释。大部分意见分歧，只是由于对早期文献中镌刻或印刷的关键名词解释不同。研究的方法在突破了印书史的套路后，强调探讨“起源”。中国是世界上发明印刷术最早的国家，但无法确切知道中国的印刷术是何时由何人发明的。它是一种经验的长期累积，是一种源流的演进发展。从横的方向看，是相互重叠、综合应用的工艺。所以，探讨中国印刷史的源流演变，可将其看作一条光谱的谱带，李兴才先生更确切地比喻为一条调子丰富的连续调灰色尺，它可以概分为暗部、中间调、光部三大部分，但无法截然地明确分界。张树栋先生在《试论中国印刷史的历史分期问题》中，主张将中国印刷史分为四个时期：准备与发明时期；手工刷印的发展与繁荣时期(古代史)；近代印刷术的传人与发展时期(近代史)；现代印刷术的兴起时期(现代史)。
印刷史研究中观点的歧义，往往源自技术分析的差异。由流溯源，使得近年来的印刷史研究更加倾向于技术的分析。如周广学、宋青梅整体勾勒出活字印刷的技术演进过程及变化的原因，并首次对不同阶段泥活字印刷技术进行了类型分析；而杨玲通过对宋代雕版印刷的基本要素纸、墨与基本工艺的考察，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揭示宋代雕版印刷业繁荣背后的物质技术原因。
在实证研究方面上，北京印刷学院尹铁虎先生对毕升泥活字的仿真复原研究，是近年来我国在印刷史实证研究方面的一次方法创新。
从大印刷史观研究中国印刷史，即从整体的、全面的、全程的、全方位的角度来研究。
1996年6月1日中国印刷博物馆落成典礼之时，召开了第二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落实论文49篇。论题进一步深化、细化、方位更广阔。会上延续了对印刷史研究的历史观、方法论的探讨。自然地显现出图书馆界与印刷科技界专家学者们研究的着眼点差异。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曹之教授《关于印刷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探讨了印刷史研究的关于“印刷术”的概念问题。曹教授列举古今中外的例子说明，认为印刷术不是印染术，适宜采用约定俗成的“印字术”、“印书术”。钱博士也认为，一般学者对印刷术的研究，主要对象是书籍，因为文字和图画的复印乃是人类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的一种重要媒体，在文明史上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影响。
关于印刷术的起源问题，曹先生认为其发明时限范围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不可能有千年之久。不能把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同应用时间混为一谈。印刷术就是印书术，但在研究印刷术起源的时候，就不能从研究印刷图书开始。
对于“大印刷史观”，曹先生认为要从造纸史、制墨史、制笔史、藏书史、目录学史、教育史、抄书史、书业贸易史、图书亡佚史、佛教史、石刻史、外交史、篆刻史、拓印史、文字演变史、印染史、货币史等多方研究，全面考察。印刷史研究是一个巨大的综合工程，需要由一支考古工作者、印刷工作者、文献工作者等组成的一支“大”的队伍，要努力改变各自为战，信息闭塞的研究现状。
印刷工艺界人士与图书馆界人士的认识观与方法论各有特点。海外与内地的观点也略有不同。范慕韩先生的“大印刷观”和李兴才、张树栋先生的“大印刷史观”大同小异。“以印刷为伍，着眼点自然是印刷”，“对中国印刷历史的研究，理应、也只有沿着印刷工艺技术的发生、发展这条主线，顺藤摸瓜，才能逐步接近历史的真实，再现中国印刷术的发展过程。”印刷工业
出版社的黄浮云、张子谦在《用大印刷史观研究印刷史势在必行》一文中指出，“印刷虽是以新闻出版为中心的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但从根本上讲，它是工艺技术，是工业，它的起源和发展，是沿着印刷工艺技术发展这条主线进行的。”
印刷工艺界人士认为，印刷术的导源和历程，织物印刷的起源，套印术的肇始和发展，近代印刷术的传人和发展，以及印刷设备、器材、科研、教育等一系列与印刷相关的领域的研究和考证，都是印刷史研究的内容和对象，一个全面、系统、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中国印刷史的局面将会展现在世人面前。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图书馆学界“大印刷观”的重点是强调方法论体系的博大，印刷工业界“大印刷观”的重点是强调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大延展。
4 印刷史研究的现状和未来态势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出现了“盛世修史”的繁荣气象，印刷史研究也得到新的发展。笔者曾在2005年通过对国家图书馆的文献资料检索，得知馆藏现有关于印刷史方面的各类图书资料近30种，其中部分在2000年以后出版的专著举例如下：①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钱存训著，郑如斯编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②简明中华印刷通史／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8；③插图本中国图书史／萧东发、杨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④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项翔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⑤古代版印通论／李致忠著.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11；⑥中国版本文化丛书／任继愈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12。
近年来的研究成果频出。由北京方志编撰委员会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印刷志》(2001年)，该书史料详实，生动准确地反映了北京印刷业渐进的演变过程，从而也折射出中国印刷业的发展脉络，为后人研究北京乃至中国的印刷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国家设立了多项印刷史研究的项目来鼓励开展印刷通史的深入系统研究。以中国印刷博物馆为基地的印刷史研究活动也在我国印刷工业界的一些老专家的坚韧努力中得到持续进行并发扬光大。
历 史
经济史首先是[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
历史研究(不是写历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识不清楚的历史实践， 如果已认识清楚， 就不要去研究了。 因此，实证主义是不可须臾或离的治史方法。19 世纪末期以来反对实证主义的议论，都集中在历史认识论上。我以为， 应当承认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有相对性(卡雨)、性(克罗齐)、思想主观性(柯林伍德)， 但都可归之于[认识还不清楚]， 需要再认识。历史需要没完没了地认识， 否则历史学者都可下岗了。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探求历史真实，史料考证非常重要。50年代史学革命要打倒历史主义，代之以[的史学]。结果出现了模式论、逻辑实证主义和包含目的论、决定论的历史研究法，我看都不足取。
价值判断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史学本来有实证分析(positive analysis)和规范分析(normative analysis)两种功能。作实证分析时要把所论事物或行为放在它产生或运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可怨天或尤人。作规范分析时，则是用今天的价值观， 不仅评论当时效果，还包括它对后人以至今人的潜在效应，但不要苛求古人。
每个人都有自已的历史，即世界观和历史观。但只应作为思维方法，而非推理根据。[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只是……说明历史的方法](列宁)。我赞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思维方法，前句是说经济的发展应与界相适应，后句是说要有意义地考察中国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经 济
经济史是研究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效果。这就是必然涉及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没有一个古 今 中外都通用的经济理论。[史无定法]， 需根据时空条件、问题性质和史料的可能，选用适当的经济理论作为分析方法。
任何经济学理论都要假设若干条件或因素可以略去或不变，否则不可能抽象出理论来。这种假设是与历史相悖的，因而，在时必须用历史学的特长来规范时间、空间(地区特点)和考察范围，使理论在小环境内起分析方法的作用。在对待[经济人]这个假设时，还要从社会和文化传统上来规范它。
经济史凡能计量的都应尽可能计量，乃至模糊数学；有时比较值更重要于绝对值，这是史的特点。回归分析要谨慎，例如不少于十个连续数据。除非当代史，我不赞成用模型，也不赞 成用反拟法(counterfactual)。
经济史利用经济学的理论进行经济分析，但应指出更复杂的历史条件，提供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等广阔的视野。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它的流。
制 度
任何经济都是在一定的制度保障下运行，才能持久。制度机制着经济的有序运行，要有稳定性；但历史上也常有变迁，尤其像田制、赋役制度、劳动制度等。这种变迁是不可逆的，表现历史的进步。但也会出现反复和逆流，造成停滞和倒退。一般说，生产和(或)交换的发展要求制度的革新，而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制度的良窳决定经济的盛衰。
近代经济史是研究传统经济向化经济的转变过程，也就是新的(现代化的)经济因素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这种的经济因素，不仅要求有一般制度的革新，还要有体制上的(systematic)以至根本性的(constitutional)变革，才能完成(以化为标志的)转变。这是西方从重商主义到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也是马克思[交往与生产力]的理论。(该理论认为16世纪交换和世界市场的扩大，引起商业制度变革和革命，最后导至机器大工业的建立，载《德意志意识形态》。)
我认为，我国在16、17世纪已经产生了现代化的经济因素或萌芽，也有了赋役、租佃、信雇工等制度一定的变迁，但由于一元化专制统治的牢固和18世纪的众多逆流，未能引起体制的和政治的制度变革，因而未能实现工业化。
社 会
和制度变革，必然引起结构、群体组识和行为的变迁；同时，体制度和的变革，需要创新集团和社会群体两种力量，才能实现。
近代经济史无力整个社会，主要是考察人中与分业(土农工商)、宗族制度、等级制度、乡绅和社区组织、消费习俗等变迁，这些变迁反映社会化的趋向。
应注意到，经济变迁与社会变迁不是同步的，因为还有其他因素。经济史研究中的非经济因素最大的是政府和文化两项。封建政府对促进经济发展和障碍社会现代化的效率都远大于西方中西方中世纪王朝。
文 化
经济发展——制度改革——社会变迁，在最高层次上都要受文化思想的制衡。制衡(conditioned)有变重含义：一方面，不合民族文化传统的制度变革往往不能持久(如人民公社)；另方面，文化思想又常是社会制度变革的先导，这种先导上称之为[启蒙]。
关 键 词：生丝贸易/缫丝厂/公和永/继昌隆
【正 文】
本文初稿着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计划以中国对外贸易中三个重要商品——丝、茶、棉纺织品贸易状况和条件的变迁对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分三篇作一点初步研究。着眼点放在作用和影响上面。其中有两篇初步定稿,并已先后发表(注:请参阅《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和《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本文因动手较晚,未及定稿就因当时需要集中全力于一项集体研究项目而停顿,由此一放竟达十年之久。现在本人已经离开工作岗位,有了重新检定这篇旧稿的闲暇。而在此期间,外界的研究已大步向前。就个人所见,仅在本人放下手稿前后的1989-1990年间,台湾和大陆就相继有两部专着问世(注:即1989年8月台北近代史研究所陈慈玉着的《近代中国的机械缫丝工业》和1990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徐新吾主编的《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单篇论文则为数更多。形势大大改观,本文似已无发表之必要。第念本文并非一般泛论,而是着眼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时代环境,视点稍异,则又似可不避粗疏。因就原稿略加整理,以求教于同道。本人精力就衰,对十余年来新的学术成果,未能充分研究吸收,缺失所在多有,凡此均有待识者之指正。
一、 近代中国生丝的对外贸易
中国生丝的流传世界,有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沟通中国陆路贸易和对外文化交流的“丝路”,在唐代便已闻名于当是的西域。生丝的海上贸易,包括东南亚、日本以至美洲和西欧,在以前,见诸文献记载的,至少有500年以上的历史。如今在瑞典乌普萨拉大教堂内,还保留有14世纪的中国丝绸。遥远的北欧如此,其他地区可以概见。在亚洲地区,中日之间的生丝贸易,无论是合法的勘合贸易或非法的海盗贸易,在15世纪和16世纪之交,便已相当频繁。17世纪以后,每年的贸易量,一般都达到两千担的水平,最高时到达3000担(注:藤本实也:《日本蚕丝业史》,1933年版。转见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页64,1981年版。这只是有记录的勘合贸易。如果加上非法的海盗贸易,至少要翻一番。)。从澳门开往长崎的商船,每船经常装载白丝五百至六百担(注:c.r.boxer: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5-1640,页179,1959年版。)。1565年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占据菲律宾以后,开辟了一条生丝海上贸易的新途径。通过西班牙商人之手,中国生丝开始远销美洲。每年运销的数量有各种不同的估计。有的估计为3000至5000担,有的估计为8000至10000担。(注: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页65。)1637年墨西哥一处以中国生丝为原料的丝织工人,达到14000多人(注:e.h.blair and j.h.robertson:the philipping eslands,1493-1898,1905年版,卷30,页75。有的记载为1400多人,误。)。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随着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中国生丝开始大量进入西欧市场。1637年,得到英国国王查理士一世(charles i)支持、目的在于取得“东印度公司未曾到过的东方各地贸易权”的科腾协会(courteen association),首次派船入侵广州。他们在打毁虎门炮台、击沉中国商船之后,把他们在广州购买的24箱丝料,当作“战利品”运回英国(注: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926年版,卷1,页16,页20,页27。)。中国生丝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和形势之下,开始发生的。在1679至1833年的155年中,生丝出口量从微不足道的八担上升到9920担(注:h.b.morse,上引书,卷1,页46;卷4,页343。历年出口数字请参阅本文附表1。)以后,中国生丝在海外的市场,有进一步的扩大。
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出口经常在万担以上。不过10年,即从50年代起,上升到五万担以上。90年代初,第一次突破10万担大关,到了20世纪20年代之末,一度到过19万担(1929),达到旧时代中国生丝出口的最高峰(注:60年代前,据张仲礼的统计。参阅《学术月刊》1960年9月;90年代后,据海关统计。)。从长期趋势看,在1845-1929年这85年中,保持着3.5%的年增长率。
然而单凭这一项出口量的变动,对中国近代生丝对外贸易的本质,还不能有一个完整的认识。需要进一步考察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中地位的变化。
在以前,中国生丝贸易在国际生丝市场上,曾经居于领先和主宰的地位。西方殖民主义者可以在军事和政治上征服他们“发现”的世界,但是在经济上还不能为所欲为。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用武力统治过墨西哥、秘鲁和菲律宾,但是,在这些殖民地上,他们的出口商品,却竞争不过中国。丝绸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16世纪下半期,由菲律宾输入西属美洲的中国丝绸,就因“价格低廉、销售普及”而使西班牙本国丝绸几乎绝迹于美洲市场(注:e.h.blair and j.h.robertson:the philipine islands。卷27,页112,页149,参阅严中平:《丝绸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1期。)。而从马尼拉向西属美洲贩卖中国丝绸的利润,则最高达到成本的十倍(注:e.h.blair等,上引书,卷12,页60,参阅严中平,上引文。)。中国的丝绸贸易,不仅是马尼拉和墨西哥西海岸亚加普尔科(acapulco)西班牙商人的利润来源,而且也是墨西哥市一大批丝织工人的“主要谋生之道。”西班牙国王只看到中国丝绸贸易所引起白银流入中国,为限制中国丝绸向美洲的销售颁发了几十道命令(注:以上据严中平:《丝绸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1期。)。然而这不是一纸命令所能奏效的。禁令不断重申,又接连遭到破坏。这正是西班牙殖民帝国的生产力水平落后于中国的结果,也是中国生丝贸易在当时国际市场上处于领先和主宰地位的反映。
以后,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的领先地位,仍然维系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个时候,中国生丝的海外贸易,先后集中于法、美两国。法国是一个以丝绸闻名的国家。长期以来,法国丝织业所用的原料,主要取给于本国自制的生丝。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以前,法国政府仍以自缫自织作为对本国丝织业的保护措施(注:l.dermigny:la chine et l'occident: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lle。 siècle,1719-1833,1964年版,卷1,页402-404)。但是进入60年代以后,法国丝织业所用的生丝,却主要依赖中国的输入。流行的看法是:1854年法国的桑蚕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瘟疫,造成蚕丝的大减产。然而法国生丝一蹶不振,却不能单纯拿一次瘟疫的流行作唯一的解释。事实上这个时候中国的生丝,不但在质量上超过法国生丝,而且法国输入中国生丝,在成本上也大大低于本国蚕丝的制造(注: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页83。)。正是这一点,才使得中国出口的生丝,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内,维系对法贸易于不坠的力量之所自。
美国的丝织业,肇兴于19世纪60年代。其后发展迅速,至世纪之末,已成为世界生丝的主要消费者之一。进入20世纪,在国际生丝市场上,美国已与法国并驾;纽约与巴黎已并列为世界生丝两大贸易中心。1916年美国进口生丝已占国际生丝贸易额的60%(注:silk association of america:annual report,1917,页19。)。在美国的生丝市场中,中国是主要的供应者。在1916年美国进口的23.3万担生丝中,中国生丝,单是直接运到美国的,就达到4.8万多担,占1/5以上(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trade peports,1916,partⅲ.)。
但是,也要看到另外的一面,那就是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中的传统优势地位,日前受到新生力量的冲击。从19世纪70年代起,在中国以外,日本和意大利也开始发展缫丝,加入了世界产丝国家的行列。它们的发展速度、特别是后起的日本,大大超过中国。在70至90年代中期的20年中,意大利生丝的年产量增长了54%,日本则激增335%(注:shichiro matsui:the history of the silk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
es,1930年版,页57-58。)。中国生丝缺乏当时的生产统计,根据后来的估算,在同一时期中(1875-1895),全国生丝产量增加了23%(注:参阅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页654。)。中国生丝增长的速度,在19世纪末,就已经落后于意大利,大大落后于日本,看来是符合事实的。
在日意两大产丝国、特别是日本的实力迅速增长的形势下,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的优势地位开始发生动摇。在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丝业开始起步时,生丝出口不过中国出口的1/7(1890年);33年以后(1903),便第一次超过中国(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special series:no.3,silk,1917年版,页203。)。到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生丝已垄断美国进口生丝的90%(注:lilliam m.li:china silk trade,页85。)。进入30年代,日本出口生丝不但独霸美国市场,而且囊括了世界生丝市场的3/4(注:w.s.woytinsky and e.s.woytinsky:world commerce and government,1955年版,页156。)。优劣异势,已经十分明显。因此,自19世纪末叶以降,中国生丝出口虽然数量上在短期内仍能维持增长的趋势,但在国际生丝市场上的地位,已经处在走下坡路的局面。
出现种这局面的原因,毋庸讳言,中国丝业生产的本身存在的严重弱点,是应该看到的一面。中国丝业生产,长期停留在手工缫制的落后状态。机器生产的起步,大大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乃至后起的日本。即使在新生的机器缫丝厂中,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也存在不少的缺陷。因之,生产质量的低下,缺乏市场的竞争力,始终是中国生丝出口的一大困扰。它集中体现在生丝出口数量和价值的背离上,体现在出口生丝的价值始终落后于出口数量的增长上。下面我们根据《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所提供的资料(注:参阅该书页88,页99-101。),编制了1860-1894年生丝出口量值、全国出口总值和生丝出口占全国出口总值的比率四套数字,从中至少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在这一段时期内,生丝出口值落后出口量16个百分点,这是我们上述论点的直接证据;二是生丝出口值占全国出口总值比率的缩小,这虽然不是直接的证明,但是这个比率下降幅度之大(58个百分点),不失为一个极有价值的参考数据。所有这些,反映了中国丝业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弱点。然而,深入一层观察,它又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中国的直接结果。
在以前,或者说,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中国以前,包括生丝贸易在内的中国对外贸易主动权,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当时中国的海外贸易,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国商人出海经营的。例如,16世纪中国对菲律宾的贸易,基本上由中国商人“驾船运货”。正是“到马尼剌进行贸易的中国商船,保证了包括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在内所需货物的供应”。(注:严中本:《丝绸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见《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那些到中国进行贸易的外国商人,也必须遵守中国政府制定的管理条例,也就是中国的法度。例如,在以前的广州一口贸易中,所有外国商人的活动,都必须遵守中国地方当局制定的“交易章程”,不得违反。可以看出,无论是哪一种方式,贸易的主权,是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这是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
但是,在西方早期的殖民主义者入侵中国以后,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这种苗头,至迟在前夕的广州一口贸易时期就已经出现。当时在贸易资金的周转、商品价格的决定、中国行商贸易份额的分配以及行商与外商相互关系与地位的变化等方面,在在都表明贸易的支配权,已经逐渐落入外国商人的手中。到了前夕,中国贸易当局虽然名义上操有贸易的主权,但是代表中国当局和外国商人打交道的行商,实际上已经降到附庸于外国商人的地位(注:参阅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1983年版,页34-43。)。
深刻的变化,还是发生在以后。
从开始,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下,中国从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变成一个不能完全自主的半殖民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也蒙上了一层半殖民地的色彩。拥有相对雄厚的资本、加上不平等条约的靠山、以政治和经济的双重优势出现的外国商人,在交易场中,可以毫不费力地置中国对手于掌上。一个中国贸易通在20世纪30年代初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创造了一套制度,使中国对外贸易被管制、培养和在七十年中扩展到梦想不到的数量。沿海贸易港口
的扩散、海关行政的统一、进出口商品在内地特权的享受、中国国内贸易商品由洋轮在内河及沿海运输对陆路运输或自有帆船运输的取代,外国商人及船只有条约规定下及领事保护下的特权享受等等,所有这些汇合成一种深刻确定的转变,创造了一个到今天仍基本上被维持着的贸易制度”。(注:t.r.banister: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1834-81,1931年版,页51。)这一段话中,许多事实是被歪曲的,但指出中国对外贸易经历了一个“深刻确定的转变”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这里我们就拿生丝的出口贸易作为一个例证,略加阐述。
中国生丝的对外贸易,在五口通商以后,一直延续到20世纪,基本上是按着这样的程序进行的:中国内地出口的生丝通过丝栈(口岸工厂生产的厂丝则通过丝号)卖给外国洋行。交易的具体执行人分别是丝栈、丝号的通事和洋行的买办。由于华商丝厂资本有限,洋行往往通过买办之手,以抵押贷款(即以缫丝的原料茧蚕为抵押的贷款)和预卖贷款的方式贷款给中国丝厂,以之收购生丝。这种形式的收购,在20世纪初,已经非常普遍。1914年,上海丝茧总公所总董就说:上海“几乎没有一家丝厂不向洋行借款的”。(注:《上海市缫丝工业同业公会档案》,卷号132,转引自张迪恳:《外国洋行垄断生丝输出对上海地区丝厂业的影响》,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页101。)1915年上海各丝向各洋行借款额高达850万两(注:张迪恳,上引文,页101,同见陈慈玉:《近代中国的机械缫丝工业》,页34。)。
由于洋行的活动是通过它的买办执行的,人们往往不适当地突出买办的地位。一本专门调查当时中国生丝对外贸易手续的小册子这样写道:“买办为扩张其业务,招徕生意起见,对于华商常先垫付丝价,然后再向洋行收款”。“日积月累,买办遂握中外生丝贸易之全权”。(注:中国国际贸易协会:《中国生丝对外贸易手续》,1932年版,页4。)这只是一种皮相的观察。实际则完全相反,生丝的对外贸易,“完全掌握在上海的外国人手里”。(注:r.e.buchanan:the shanghai raw silk market,1929年版,页25。)洋行的买办、丝号、丝栈的通事等等,他们或者直接服务于洋行,是洋行收购生丝的工具,或者和洋行发生密切联系,是洋行收购生丝的中间环节。正如那本小册子在后面也不得不承认的:洋行的外国“大班为一行之总经理,凡接洽生丝海外卖买事宜、及接收海外生丝市价之暗码电报与向华商收买生丝之数量多寡、市价高下,皆由大班一人主之”,买办则不过“奉大班之命,向华商收买生丝。”(注:中国国际贸易协会:上引书,页5。)
当然,洋行通过买办放款于中国丝厂,买办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也有上下其手的余地。不仅买办如此,甚至作为经纪人的丝号、丝栈和他们的通事,也有和洋行买办同样的行经。他们上面仰仗洋行,下面控制丝厂,常常通过借款和多家丝厂发生借贷关系,以达到为洋行固定订货的目的。(注:d.k.lieu:the silk reeling industrg in shanghai,1933年版,页115。)有些丝号老板,同时又是洋行买办,而丝号的通事,最后“亦有自立牌号,专门代客经售生丝,渐立于丝号之地位者”(注:中国国际贸易协会:《中国生丝对外贸易手续》,页4。)。他们都在谋求自己地位的上升,以便多分润一点洋行控制下的生丝贸易的余利。
获取巨额利润的洋行也好,分润洋行的些许余利的买办、通事也好,所有这些利润的来源,都是从出口生丝的生产者那里分取得来的超额商业利润。而洋行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超额商业利润,则是由于他们的资本实力和垄断地位,使得他们对中国出口生丝进行随心所欲的压价措施。中国丝厂因资本不足需要洋行周转资金而忍受洋行的压价勒索,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事实上,洋行对中国出口生丝进行压级压价的手段,是无所不用其极的。通过生丝的检验以压低生丝等级、降低生丝价格,就是洋行最常用的手法。“以致在国外再检时,常出现低级丝的质量反优于高级丝的现象”。(注:张迪恳:《外国洋行垄断生丝输出对上海地区丝厂业的影响》,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页100。)出现在1917年上海丝厂和洋商之间的一段曾经引起轰动效应的纠纷,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一年四月,一家有影响的新闻媒体报导说:上海“今年春季丝少价昂,外人至各厂定货者不少,约期历四月取货。不料定丝时之市价高于交丝时之市价,洋商遂从事检查品定甲乙,就使丝质与定货时之条件丝毫无误,亦以此时市价低廉,必多方检查其种种不合之处,以为不附条件抑勒价格之举,两方几至涉讼
。”(注:《大公报》,1917年4月8日—19日,转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1961年版,页171。)洋行为什么能够这样任意挑剔、随便压价呢?这家媒体非常惋惜地解释道:情况本来不会这样,“无如我国未设有证明丝质之信用机关,而洋行内反设有生丝检查器械,以检查各厂家所缫之丝质,自别优劣,以定价格。”(注:《大公报》,1917年4月8日—19日,转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1961年版,页171。)另一份报导广东生丝贸易的文章提出同样的问题,文章写道:“从前吾粤向未有生丝检验机关之设立,洋行往往藉端渔利,将买入之生丝,任意贬低品质,变换等级及剥削公[分]量,务令吾粤生丝之生产者,耳目纷乱,无所适从,以遂其侵蚀之心愿”。(注:苏鼎新:《粤丝贸易经济及组织概况》,载《广东蚕丝复兴运动专刊》,1933年10月1日。)两份报导得出同一结论:似乎只要中国自设生丝检查机构,问题便全部解决。中国是一个生丝出口大国,却连一个生丝检验机构都付之阙如,以至授人以柄,使中国丝厂吞声忍气,委曲求存,这自然令人惋惜。但是问题却不仅是一个生丝的检验机构所能解决。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外国商人享有超越一般商人所能享受的政治特权,拥有超越一般商人所能保有的经济实力(注:例如1916-1917年上海英商怡和洋行一家即独占生丝出口的13%以上。参阅缪钟秀:《二十年来之蚕丝业》,载《国际贸易导报》,1931年第2卷,第1期。)。不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不取消挟重资以君临中国的外国商人在中国享有的各种特权,包括中国出口生丝的检验权在内,要想中国生丝出口贸易免于外国洋行的控制,扭转受制于人的局面,那是不可能的。
中国丝业中人也的确有过企图扭转局面的“奋起”。19世纪70年代初,曾经有个别丝商企图摆脱洋行,自销生丝于国外,然而却找不到适当的买主(注:g.c.alleu:western enterprises in far ea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1954年版,页61。)。19世纪80年代初,上海还出现过商界闻人胡光墉的大量囤积生丝,企图主宰生丝市场(注:据说在胡光墉破产前夕,他囤积生丝达一万四千包。参阅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commercial report from her majestg's consuls in china,1883年上海,页230-231。)、以个人的力量扭转受制于人的局面。结果是周转失灵,不得不削价抛售,反而乞求于外商的收购。最后是囤积者的破产,祸及自身,牵连整个商界(注:同上。c.j.stanley:late ching finance:hu kwang-yung as on innovator,1961年版,页78。)。
个人的力量不济,团体的力量也未必奏效。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出现了以丝厂主为主体的中国实业家组成的生丝贸易公司,企图取代外国洋行在中国生丝出口中占有的这一地位。与此同时,广州也有类似的组织。有的丝厂老板还企图撇开外国洋行,直接推销生丝于国外。然而直接外销也不成功。有的仍离不开国外的公司,有的则根本落空,无由实现(注:r.e.buchanan:the shanghai raw silk market,页26;《中国蚕丝》,第2卷,第12号。)。一直到1936年,“中国生丝运至外国,本国无直接之邮船,一切均赖外国洋行。”(注:张白衣:《中国蚕丝业论》,载《时事月报》,1936年2月。)多次组织外贸公司的尝试,也以失败而告终结。到1929年止,上海华商先后自办的生丝贸易公司,一共不过四、五家(注:d.k.lieu:the silk reeling industry in shanhai,页117;李述初:《今后华丝对外贸易应取之方法》,载《国际贸易导报》,1930年1卷7期。),而当时上海一地经营生丝出口的外国洋行,则有41家(注:r.e.buchanan:the shanghai raw silk market,页25。)。广州的华行虽然多一些,但都无力维持久远。进入30年代以后,能够继续存在的,上海只有通运生丝贸易公司一家(注:ton ying silk trading company:chian raw silk,1931年版。),广州只有永泰隆一家(注:苏鼎新:《粤丝贸易经济及组织概况》,载《广东蚕丝复兴运动专刊》,1933年10月1日;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页358。)。后来也都无起色。由此可见,这种努力的所得,接近于零。
内容提要 内藤湖南在中国近代史论域深具影响的“宋代近世说”，以贵族政治的式微、平民势力的高涨为指归，从广义文化视域揭橥宋代开启中国的近世。是说参考欧洲历史分期，深入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形成“多元近世”观。分疏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形成的内、外部契机，反思是说引出的种种问题意识，以期洞见中国现代思想曲折展开的历程，进而重新省思中国现代性。
关键词 内藤湖南 宋代近世说 多元的近世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4-0131-08
追溯中国现代性的时间起源，常常是个聚讼不已的问题。识者或者以1840年为依归，将彼时中国与西方的相遇称之为中国遭遇现代性的“初体验”；或者以资本主义萌芽为话语轴线，将明中叶看作中国早期现代性（early modernity）的开端；或者视唐宋为明显断裂，揭橥宋朝开启“东洋的近世”。但就世界范围而言，从“效果历史”①的角度来看，宋代近世说的影响殊为重大。其不但视中国宋代为世界进入近代（modern）的起点，而且在宋元明清的整体视域（perspective）中，探寻中国变化的种种面向。重视宋代近世说，不仅有利于正谬“中国停滞观”的不见（disinsight），而且亦可洞见中国现代思想曲折展开的历程，进而重新省思中国现代性。
唐与宋虽然合称为“唐宋”，但唐宋历史之间却有着明显的差异。识者也大都指认此种差异只是传统内部的变迁（change within the tradition），②但内藤湖南却一反陈说，指出唐宋历史之变竟至为社会形态的转型 ① 尼采曾提出“效果历史”（effective history）之说，其意为过去对当下所产生的作用。伽达默尔从哲学诠释学的视域指出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意识是理解的必要因素，理解即是效果历史的事件。参见［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真理与方法》（诠释学Ⅰ），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08页。所谓“效果历史”在伽达默尔看来，即是承认历史之理解并非是“斩断前缘”式的革命之事，而是受制于前历史的阀限。经验的历史传承物并非为超脱于理解视域的客观之物，而总是处于当下的一定理解视域之中。职是之故，所谓理解就是消弭个人性的视域融合，在理解过程中产生一种真正的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这种视域融合随着历史视域的筹划而同时消除了这视域。我们把这种融合的被控制的过程称之为效果历史意识的任务。
② 自北宋以降承认“唐宋之变”的论者代不乏人，诸如邵雍、程颐、朱熹、陈亮、脱脱、陈邦瞻、顾炎武等人都有精彩论述。纵使近代，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也多有论述，但皆承认其为传统内部的变迁。兹不一一赘述。本文仅俪举钱穆、余英时之说，因其被引用较少。钱穆则从文化担纲者士人身份变化的角度，揭举唐宋历史的差异以及中国历史的发展变迁，钱氏指出：“晚唐门第衰落，五代长期黑暗，一迄宋代而有士阶层之新觉醒。此下之士，皆由科举发迹……下历元明清一千年不改，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四期。……而中国历史演进，亦随之而有种种不同。”参见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下册），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61页。余英时踵武乃师之说，视唐宋之变为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变革之一，主要从士人政治地位与道学基本性质两重面向考察此种变革。余氏认为，就前者而言，宋代科举制度的成熟化和普遍化支撑着庶民成为士人的主体，宋代士人的国家认同感与责任感因此而高涨，“以天下为己任”成为彼时士人的共同信念；就后者而言，宋代儒学的复兴主要在于治道层面，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非止为成全一己理论层面的“内圣”之学，而在于落实为实践层面的重建政治秩序，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如是种种，其都指认唐宋历史之间有别。唐代常以政治史见长，宋代则以文化史为胜，唐宋历史此种相对意义上变化的阀限为传统内部的变迁，而非为社会性质的裂变。参见［美］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三联书店，2011年。亦可参见氏著：《综述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中国文化史通释》，三联书店，2012年，第15-19页。
（transformation）。 ［日］内藤湖南（Naitō Konan）：《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著选译》（第一卷），黄约瑟译，中华书局，1992年，第10-18页。对于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的阐释，柳立言近来特别指出所谓“变革”是指重大变化，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变化，“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用来界定‘变革’的最重要标准，就是‘中古’和‘近世’，不能从中古脱胎换骨变为近世的，就不算变革。……若干‘泛称说’的著作对变革根本毫无标准可言，只要‘变’了，就冠上‘变革’二字。……”参见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1-22页。Joshua A.Fogel认为唐宋之间各方面都发生重大的变化（transformation）。参见J.A.Fogel，Politics and Sinology:the Case of Naitō Konan(1866-1934)，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199.这自然引起中国史研究界的再三赞弹，诱发许多史家对其说进行修正与改进，批判与争论，致使此说至今仍保持鲜活的理论生命。其实，“近世”作为历史分期的术语，并非是一不经反思而直接使用的概念。虽然史学研究中关于历史分期的论述渐已式微，但是正如岸本美绪所言，正是在此社会阶段论解体之际，我们才能回到“近世”一词的形成阶段来探讨其概念的灵活性、复杂性以及迷人之处，进而重新审视目前关于“近世”的种种论述。⑥ ［日］岸本美绪：《中国史研究中的“近世”概念》，黄东兰译，《新史学》第四卷，中华书局，2010年，第82、81页。从词源考古学的进路而言，日中两国所谓“近世”均源于西语“modern”。汉语语境“近世”与“近代”含义庶几相同，并无实质性差异。方秋梅的研究指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历史学界使用“近世”一词频率远大于使用“近代”一词。 方秋梅：《“近代”?“近世”——历史分期与史学概念》，《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3期。但日语语境，“近世”与“近代”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一般而言，在日本学界近世有两个意向：一则指近代以前的一个时期；一则指近代。日本辞书《广辞苑》指出：“（1）近世（modern age）：历史的时代划分之一。承续于古代、中世以后的时期。在广义上与近代同义，就狭义言则与近代有别，多指其以前的一个时期。一般在西洋史上指文艺复兴以降，在日本史上特指相当于封建制后期的江户时代（也有包括安上桃山时代的）”“（2）近代(modern age)：历史的时代区划之一。广以上与近世同义，一般系就承续于封建社会以后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在日本史上通常指称明治维新至太平洋战争结束的时期。”参见［日］《广辞苑》，岩波书店，1979年第二版补订版，第603、604页相应条目。 内藤湖南曾在多处使用“近世”、“近代”等词语，但因“近世”一词在日语语境的灵活性，其即可指称“早期近代”（early modern），也可以指称“封建后期”（late feudal），1950-1960年代日本历史学界“京都学派”与“历研派”围绕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曾发生激烈争论。 ［日］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京都学派”从“早期近代”，即“中世”向“近世”转折的意义来解释“内藤假说”(Naitō Hypothesis)，而“历研派”则从“封建后期”，即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意义来理解内藤之说。但因“历研派”的中国近代观是“视角”，故而其历史分期并无“近世”这一概念。⑥在英语世界，“近世”今天一般被译为“早期现代”（early modern），宫崎市定在1955年用英文著述的时候是用“近代”(modern )来指称近世。 ［美］包弼德(Peter Bol):《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三辑，刘宁译，2000年，第66页。而内藤湖南亦曾在《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一文中明确的指出作为历史范畴的“近世”：“历史学家通常划分时代，并使用上古、中古、近世等名称。这些名称并非表示只是站在现代的时代之上，以较远的时期为上古，其次为中古，以最近的时期为近世，等等简单的意思。” ［日］内藤湖南研究会编：《内藤湖南的世界》，马彪等译，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137-138页。其承认作为时代分期的“近世”的合法性，并基于中国文化的外部、内部视角提出宋代近世说。
一、基于“获取和解读信息”能力要求的解题指导
这一层面设问一般要求“依据材料”回答问题，要求从材料中直接获取信息，分为四个层次：
1.根据材料结构分层次、简要、完整地作答，利用所给的结构提示，如分号、句号、破折号、省略号等，直接从材料中分析、归纳、概括提炼出答案。
2.比较材料中的不同信息，了解信息之间的关系如并列、递进、因果、转折、条件、承接等，形成有序性的思路，图表材料要注意横向和纵向的信息比较，按照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秩序有机地组织答案。
3.辨析材料的真伪和精粗，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一过程需要调动历史知识和基本的历史学科常识进行推理判断，抓住关键词和或材料别强调的论述，结合材料背景进行综合性的信息解读。
4.综合材料信息或信息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多个材料一定要有一个主题，在明确主题的基础上形成系统性的认识，关注材料所体现的时间线索、结论线索、人的线索、概念线索等，这些为答题思路的切入点。
二、基于“调动和运用知识”能力要求的解题指导
这个层面的设问一般要求“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结合所学的背景回答问题。历史背景体现的是主干知识、线索和主要概念之间存在的历史联系，是高考考查的重点，据此，笔者把这类问题的解答分成以下两个方面：
（1）重大历史概念联系法
如世界近代史：
经济问题常用“资本主义的发展、资金、市场、劳动力、政治前提、环境条件、技术、原料”“近代化的进程”“工业化”“世界市场的形成”“全球化”等概念。
政治问题常用“资本主义代议制、君主立宪制、共和制”“权力的制约与平衡”“三权分立”“限制王权”等概念。
文化问题常用“人文主义”“因信称义、先定论、宗教宽容、教随国定、信仰自由”“启蒙思想”“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社会契约”“人民”“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概念。
（2）历史大事联系法
如世界近代史：
文化问题常联系：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
经济问题常联系：新航路的开辟、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殖民扩张推动世界市场的形成。
政治问题常联系：英国光荣革命、《权利法案》的颁布、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美国《1787年宪法》的颁布、法国《人权宣言》的颁布、法国1875年宪法的颁布、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世界的狂潮、一战、十月革命。
这些概念和大事涵盖了世界近代史的主干知识和线索，有利于指导学生形成系统的复习思路。
2.结合阶段特征回答问题。如要求学生掌握世界史的阶段特征并学会运用于主观题的解答，以世界历史14世纪-19世纪中期为例：
第一阶段：资本主义早期发展时期――14世纪-18世纪
政治上专制王权反对教皇、宗教改革、形成早期的民族国家、英国成为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重商主义、商业发展、新航路开辟、殖民扩张、世界市场开始形成、国际上先后兴起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早期的殖民国家、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展、早期工业兴起；文化上人文主义发展和启蒙思想的成熟。东方国家专制和重农抑商及闭关锁国、早期殖民者东来、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却缓慢发展、理学占统治地位、文化上进入总结阶段。
第二阶段：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19世纪早期和中期
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成为历史的前进的动力，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的三次浪潮，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兴起了三大思潮即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及社会主义和三大运动，世界市场初步形成、启蒙文化激发了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也促使科学的最终形成及发展。
三、基于“描述和阐释事物”能力要求的解题指导
这个层面的设问一般会要求总结或揭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
1.综合多个材料的信息而得出总结性或规律性的认识，即某种历史结论。要关注几个材料之间的共同问题及反映的信息的不同角度，注意完整性和概括性，如特征、主要因果问题、本质性的问题等。要求要有一定的高度、广度和深度，如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一般要涉及社会属性、经济属性或阶级属性等。
2.利用多个材料对某种历史问题和结论进行思辨性的认识。要关注材料的方向性，注意问题评价全面性，要依据历史评价四个标准即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顺应历史潮流和民心及有利于文明的演进等，要从当时的客观实际出发，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等，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观。
3.图表材料反映出的规律性和趋势性的问题。一定要关注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所反映出的信息，经常采用“上升”“上扬”“下降”“下挫”“停滞”“徘徊”“逐渐上升”“逐渐下降”“逐年上升”“逐年下降”“分布不平衡”“重心在……”“比例上升或下降”“占较大或占较小比重”“占主导地位”“居次要地位”“出现新兴产业”“传统经济或行业仍占主要地位或逐渐瓦解”等词。
四、基于“论证和探讨问题”能力要求的解题指导
应用相关的时代精神作答，比如“和平、发展、民主、法制”“和谐”“以人为本”“合作交流”“全球化”“开放、开化、开明”“团结统一”“实事求是”“文明进步”“文化传承”“扬弃”“平等互利”“独立”“互相尊重”等。
引导学生关注时政热点和国家大事，关注具有长效机制的热点，并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切入点。关注历史观的理解和应用，强调对时序思维能力、历史理解能力、历史分析与历史解释能力、历史研究能力和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同时帮助学生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理解和把握概念，学会反思和论证历史的技能，注重教学形式的多样性。
“学生们称呼我‘中国最美老头儿’就挺好，比‘泰斗’‘大师’‘资深教授’这些头衔更令我感到幸福。学术可以天天做，称呼就不需要了。”著名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章开沅三年四次请辞资深教授头衔。
章开沅何许人也？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但凡对近代史研究稍有关注的人，恐怕都不会忽略这个名字，章开沅被誉为“研究第一人”，还曾担任过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一职。他所请辞的资深教授头衔，是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最高头衔，享受与两院院士同等待遇。
章开沅先生在耄耋之年，力辞资深教授，让人想到了季羡林，季羡林生前希望：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这三顶桂冠指的是“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称号。与季羡林一样，这种力辞，可看作谦虚，淡泊名利。但章开沅此次力辞资深教授，意义又远不止这些。
章开沅说，现今大学，各种资源都向有官位、有地位者集中，造成诸多学术上的不公平，“不当这个资深教授，更多的是希望对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有点推动作用，否则大学没有希望”。这番话很诚恳，却绵里藏针，一针见血，戳中了当今高校的一些积弊，比如赢者通吃。
其一，高校是做学问的地方，应该以教授为主导，而不是以权力为主导，可事实上，行政权力大于一切，几十个教授争一个处长职位并非新闻。谁有官位谁就拥有资源，谁地位高谁就通吃一切，除了课题还包括各类名誉，这正常吗？
其二，评上了资深教授，就至死也不用摘掉。就像院士一样，资深教授也是终身制的。终身制的弊端日益显现，一些人老态龙钟，确实没有精力搞研究了，还有没有必要“霸占”头衔？如果老人始终“霸占”头衔，年轻人如何出头？又如何产生激励作用？被誉为“当代毕”的两院院士王选生前感叹：“自己38岁时，在电脑照排领域的研究在国内外处在最前沿，但是是无名小卒，说话没有分量；今年自己68岁，虽然3年前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但离学科前沿更远了，现在靠虚名过日子。”王选当然是自谦，但也直陈了一种现象，一些有实力的科学家在巅峰之年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肯定。
赏评：两院院士中，秦伯益是唯一获准退休的科学家；如今，章开沅获准退出，成为了中国社科界辞去“院士待遇”第一人。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随着制度不断革新，院士退休也就不再是新闻，而高校中的权力通吃何时才能改变呢？
[关键词]史学概论 逻辑体系 改革开放新时期史学 史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5）04-0110-08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理论学科建设是从史学概论教材编写起步的。在短短的10年间，出版并被相关高校确定为历史学本科生甚至延伸为研究生教学指定参考书的“史学概论”，计有11本之多。正如首部《史学概论》作者陈光前所预见的那样：“十亿人口的大国，才出版两三种史学概论教材，很难适应不同的情况和需要，应当多有几种不同风格、不同形式的教材，百花开放。在科学的春天里，史学概论这一品类的鲜花，一定会争相开放。”从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史学发展的历史眼光看，应该承认，这10年是史学概论繁荣的10年，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史学的一大亮点。经过研究，我们将11种史学概论体系的逻辑结构依次概括为综合模式、理论与方法模式、认识论模式、史学理论模式和史学学模式（限于篇幅，此模式概说略去），并由此建立一个学术坐标予以比较。应该看到，11本史学概论著作出自众人之手，由于史家对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任务、学科定位的界定有不同的理解，加上他们有不同的人生经历、职业习惯和教学研究体会，就形成了不同的心路历程，这些都在他们各自的史学概论中打上了烙印，由此表现为不同的学术风格，各有各的逻辑体系。还要看到，史学概论体系建构研究，不仅是一个20世纪80年代的时髦话题，而且也是史学概论学术史上的永恒话题。立足于当下，必须借鉴和反思历史经验。因此，比较他们在史学概论建构中逻辑体系的差异，既有利于研究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史学起步阶段的时代特点、时代精神，又有利于科学总结处于学术繁荣时期的史学概论体系建构经验，规避其时代性、主体性失误，继续把中国特色的史学概论体系建构工作推向前进。
一、综合模式
还是在当时，就有学者研究指出，部分史学概论体系表现出突出的综合模式特征。因此，这里所说的史学概论体系综合模式，实际上是一个借用的概念，即史学概论=部分1+部分2+部分3。在史学家所构建的史学概论体系中，有很多学者立足于教学或历史研究的实际需要，采用了这种部分相加等于整体的结构体系，但同时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综合模式并不等于说就是一个“拼盘”，因为史学家在构建其结构时都有自己特定的需要。具体来看，在20世纪80年代，采用这种综合模式来建构其史学概论的著作有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1983年第1版，1985年第3版）、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和田昌五、居建文编著的《历史学概论》。应该说，这3本教材，是20世纪80年代前期首批公开出版的史学概论类著作，因此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一）葛懋春、谢本书主编《历史科学概论》（简称葛本）的逻辑体系内涵
总体上看.葛本的逻辑结构是：历史科学的基本问题+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史料和史学的研究方法+中外史学史=历史科学概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绪论（修订时增写），总论该书的主旨问题，共7页，占全书（477页）比例为1.47%。
第二，历史科学的基本问题（第1章），主要解决什么是历史科学这一问题，共55页，占全书比例为11.53%，主要包括：历史、历史学、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辨析，历史科学在认识对象、认识过程、认识经验上的主要特点，历史科学的作用，历史科学的革命性与科学性，历史科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等。
第三，唯物史观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第2章至第9章），主要回答如何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历史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共217页，占全书比例为45.49%，主要包括：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科学分析社会基本矛盾，正确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辩证考察人类历史的运动过程，民族和民族关系问题，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史论结合等。
第四，史料搜集与处理的知识和方法（第10章至第11章），主要说明如何搜集和处理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的问题，共50页，占全书比例为10.48%，主要包括：中国历史文献资料的情况简介及其搜集、鉴别、校勘的方法，考古学和历史研究等。
第五，中外史学史概述（第12章至第13章），主要论述从古代到近代中国以及欧美史学的发展情况，共111页，占全书比例为23.27%，主要包括：中国史学史概述，欧美史学史概述等。
第六，当代国外几种史学方法述评（第14章，修订时增写），主要介绍国外流行的几种史学方法，共37页，占全书比例为7.76%，主要包括：历史比较研究法，历史数量研究法，历史系统研究法等。
通过量化分析可见，葛本逻辑体系的最大特点是重温并强调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并强调在史学研究中运用唯物史观，即史学研究的理论指导问题。
（二）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简称白本）的逻辑体系内涵
总体上看，白本的逻辑结构是：历史学基本问题+史学的内部问题（历史观+历史文献+历史编纂）+史学的外部联系（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史学当前的主要任务=史学概论。
第一，叙论（第1章），总论该书涉及到的历史学基本问题及其编写大意，共30页，占全书（426页）比例为7.04%，包括：历史、史料、史学基本概念辨析，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该书的编写大意等。
第二。史学的内部问题（第2章至第6章），主要论述历史观、历史文献、史书的编著、史书的体例、历史文学等属于史学内部结构的问题，共199页，占全书比例为46.71%，主要包括：历史观――史学的灵魂，主要以历史观中的重要问题来贯穿论述历史上各种不同的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史学的基础，回顾了中国历史文献的发展历程和重要成就，并在论述中渗透了文献的搜集和整理的方法；历史编纂――史学的成果表达，包括：史书的体裁及编和著、史书的体例、历史写作文字方面的问题。
第三，史学的外部联系，即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第7章），着重论述了史学与科学、哲学、考古学、民族学、艺术、天文学、地质学等学科的关系问题，共50页，占全书比例为11.74%。
第四，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第8章至第9章），回顾和评述了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情况和重要问题，共103页，占全书比例为24.18%，主要包括：近代史学，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等。
第五，史学当前的主要任务（第10章），在前文的基础上，探讨了当前史学工作面临的主要任务.指明史学发展方向，共44页，占全书比例为10.33%。主要包括：研究和进行历史教育，开阔视野，治史修史，不断提高史学水平；强大史学队伍，培养史学人才等。
通过量化分析可见，白本逻辑体系的最大特点是对中国近代史学史的概述，及对中国史学史脉络的把握。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新时期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史的关注和研究，应该说起自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现在看来，其初始倡导之功，殊为有益。
（三）田昌五、居建文编著《历史学概论》（简称田本）的逻辑体系内涵
总的来说，田本的逻辑结构是：历史学基本问题+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史学史+研究历史必备的资料和工具（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概论。
第一，历史学基本问题（第1章），重点论述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共21页，占全书（245页）比例为8.57%，主要包括：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历史学研究的目的和任务等。
第二，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即唯物史观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第2章至第5章），主要论述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共162页，占全书比例为66.12%，主要包括：历史观的基本问题，这里分为两个问题：首先是两种历史观，主要论述了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区别与联系问题及史论关系问题、党性与科学性的问题。其次是历史诸因素的相互关系，主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重新阐述经济与政治、思想等因素的相互关系；阶级斗争的相关原理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其中在论述阶级分析方法时，特别提到了历史的方法、逻辑的方法、辩证的方法、比较的方法）；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辩证地看待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等。
第三，史学史即历史学的过去与现状（第6章），回顾和评述了中外史学发展的基本情况，共46页，占全书比例为18.78%，主要包括：中国的封建史学，着重论述了中国古代的历史哲学和史书的体裁问题；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着重介绍了近代中国新史料的发现和梁启超与王国维的史学成就：现代史学，主要论述了和郭沫若的史学成就；历史学的现状和当前的任务，包括西方史学的发展情况和中国史学的现状与教训。
第四，研究历史必备的资料和工具（第7章），主要介绍历史研究中史料方面的相关知识。共16页，占全书比例为6.53%。主要包括：古文献资料及其相关的知识和史学与考古学（实物史料方面）。
通过量化分析可见，田本逻辑体系的最大特点是阐述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及研究方法，强调遵循唯物史观，运用唯物史观，重点强调了阶级斗争理论与方法。应该注意的是，田本与前述葛本的逻辑主色调虽同为唯物史观，但重点和导向却是不一样的：白本重史观，从历史学的基本问题人手强调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田本重方法，强调运用唯物史观，就是要运用唯物辩证法。
综上，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综合模式的内在逻辑虽然都是“部分相加等于整体结构”，但是，各本所囊括的内容及各部分内容所占比例，因史家主体的认识差异，在用笔量上表现出很大不同；当然，在具体实践中，也因为操作性的问题难免存在各自无法克服的缺陷。对于这些问题，三本著作出版不久，就有学者毫不讳言地予以指出。比如，1984年，蒋大椿在《建设历史科学概论的有益探索――评介〈历史科学概论〉和〈史学概论〉》一文中就指出，虽然“从着手建设历史科学概论这门学科来看，两书（笔者注：葛本和白本）的首倡之功，应当得到充分的肯定”，但是两书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解决，其中“历史科学概论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是亟待明确的首要问题，因为“历史科学概论应是一门有自己特定研究对象和范围的专门学问”。又如，1985年，姜义华在《从（史学要论）到〈史学概论〉》一文中指出，葛本、田本和白本三书“最主要的问题看来就在于这几部著作内容稍嫌庞杂。它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想集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编纂学、史学史于一身，结果，反而使史学概论自身所要专门考察的问题被排挤或淹没了”。[q除了蒋大椿、姜义华指出的问题外，这种综合模式各部分之间的联系还显得不够紧密，尤其是缺乏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对于谋求使“史学概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作用不大，只能起到史学教学概要和普及历史学学科知识的作用。
二、理论和方法模式
从理论和方法角度来建构史学概论的体系，我们将它简称为理论和方法模式。赵吉惠是这种模式的首倡者，赵著《历史学概论》（简称赵本）是该模式的实践成果。总体看，赵氏“历史学概论”意在从理论和方法的角度，概述历史学及其发展的主要方面和主要问题，因此，其逻辑结构就是：历史学基本问题+理论部分+方法部分=历史学概论。其具体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历史学基本问题（引言），总论历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与内容，共19页，占全书（347页）比例为5.48%，主要包括：历史、历史记录、历史学、历史学理论、历史学概论等基本概念辨析及《历史学概论》一书的主旨论述和历史教学与研究的意义及史学工作者的必备品质。
第二，理论部分（第1章至第8章），着重从理论角度来梳理史学发展历程和历史观方面的一些理论问题，共152页，占全书比例为43.80%，主要包括：一是从理论和方法角度概述中外史学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小部分：中国封建旧史学的发生、发展与终结，历史上各种历史观的主要形态，中国历史科学的产生与初步发展；二是历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关系；三是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主要论述了四个问题：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遗产的继承与批判。
第三，方法部分（第9章至第16章），主要论述史学研究和编纂的一些重要方法，包括：一是是史学方法论的根本指导原则；二是搜集、整理、运用史料的方法，史学研究方法，主要论述了6种.分为5章：三是阶级分析方法、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历史系统研究方法、历史计量研究方法；四是史著的体例与编纂方法（其中还特别提到了撰写史学论文的要求与方法）。
应当看到，赵本从理论与方法角度建构史学概论体系，以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为论述重心，这就抓住了史学概论的核心问题，使全书各部分之间有了更为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相对于葛本、白本而言，赵本的逻辑体系更为严密，所囊括内容的比例也更为合理。对此，时人何振东在《从几本（史学概论）看本学科的主要内容》一文中有过论述。他认为，与葛本、白本相比，赵本“将有关历史文献、史书的体例，以及中外史学的基本知识，均归纳到《中国封建旧史学的发生、发展与终结》和《历史上各种历史观的主要形态》这两章中”，“叙述时进行纵横交叉，有机结合，这样就显得概而不杂，丰而有序”，这样处理就显得很好。当时对此持肯定性意见的还有徐万发，他在《史学主体与（史学概论）研究对象》一文中指出，“赵本的处理是一种大胆的探索，‘从理论和方法的角度出发，对历史学的整体做比较概括地论述。’它自然而然地调正了‘史料与文献学、编纂学’等学科在史学概论中的位置，又从与理论、方法相关的世界观出发，处理了史学概论与史学史的关系”，全书“自成体系，有另辟蹊径之功”。
三、认识论模式
认识论模式，即以历史研究的主体认识活动为中心来建构史学概论体系，简称认识论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从认识论角度来思考史学概论体系问题并付诸实践的，主要有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和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虽然如此，但还要注意的是，这两本书无论是在体系建构，还是在所囊括的内容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同。
（一）吴泽主编《史学概论》（简称吴本）的逻辑体系内涵
根据吴本“前言”和第1章“绪论”可知，作者试图以历史研究中的主体和客体（史家主体与史学客体）关系为主线来展开论述，从而确立史学概论体系的内在逻辑关系。因而作者将由此贯穿起来的内容归纳为：基础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知识三大部分。简单地表述吴本的逻辑结构是：史学概论=历史研究基础理论+历史研究基本方法+历史研究基本知识。从表面上看，吴本的结构与上面论述的综合模式似乎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其内在逻辑则是不同的。具体地说，其内在逻辑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根据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一规定性来说，回答人类历史的起点是什么？人类历史的变化发展是由什么决定的？人类社会是怎样变化发展的？其基本规律和特点是什么？这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涉及到历史观这个根本问题，是历史研究的灵魂。只有唯物史观，才第一次真正科学地解答了这些问题。因此，唯物主义历史观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史学概论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作者看来，历史研究的基础理论主要是阐述唯物史观及其在具体历史研究中的运用。
其次，一次完整的历史研究过程，不仅包括研究者根据史料来分析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从中引出科学结论的过程，而且还包括研究者把科学结论写成史学著作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史料作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存在着分散、讹误的问题；科学结论的得出，存在着如何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问题；史学著作作为最终成果，存在着史学观点如何表述的问题。为此，研究者必须掌握搜集、鉴定和整理史料的方法，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具体与抽象、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以及编写史学论著的方法，正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史学概论研究的重点。
再次，在历史研究中，史学家不仅要用天文学、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以及某些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辅助历史研究，而且还要通过史学评论来了解现实对于史学的要求，通过研究史学的历史与现状来不断丰富史学概论，因此，这些史学与其他有关科学之间的关系、史学评论、史学的产生以及当今世界上各种史学流派等问题，都可看作是历史研究所必备的基本知识，以此来帮助研究者解决历史研究中主体和客体的矛盾。
吴本的史学认识论模式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绪论（第1章），总论史学概论的相关问题，共18页，占全书（398页）比例为4.52%。
第二，历史科学的基础理论（第3章），着重论述唯物史观的理论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共36页，占全书比例为9.04%，主要包括：生产劳动是人类历史的起点和基础，历史上人类的共同体，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人类历史的辩证运动（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的现象和本质、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历史发展的渐变和突变、人类历史的螺旋式发展）。
第三，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第4章至第6章），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论述了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共40页，占全书比例为10.05%，主要包括：分析和综合研究法（将阶级分析法囊括其中），历史比较法，历史归纳法（演绎法），历史研究中的具体和抽象，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历史主义原则）；二是史料和史料学，着重论述了史料学的相关问题，并介绍了处理史料的相关方法；三是历史编纂学，论述了史书的体裁、体例、表达等史学成果表达的方法问题。
第四，历史研究的基本知识（第2章、第7章至第9章），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中外史学的发展情况，主要包括：对史学的伟大变革（第2章），重点论述了唯物史观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国内外近现代史学流派述评（第9章），主要述评了梁启超、顾颉刚等中国近现代史学家的史学成就和美国计量历史学派、法国年鉴学派等国外近现代史学流派；二是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第7章），主要论述了史学和哲学、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文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的关系问题；三是史学评论（第8章），主要论述了史学评论的性质、标准、作用问题。
第五，史学发展和史学工作者的修养（第10章），立足现实变化对史学发展的新要求，论述了史学工作者的修养问题，共14页，占全书比例为3.52%。
从总体上看，吴本建构史学概论体系是从史学认识论角度来思考的，他们看到了历史研究中主体和客体的矛盾，但是从其逻辑进程以及它所囊括的内容来看，他们并没有紧紧抓住历史认识论这一重大问题展开论述，只能说是初步体现了作者试图从史学认识论角度来建构史学概论的一些思考。即便如此，与前述葛本、白本、田本相比，吴本从史学认识论角度所构建的“史学概论=历史研究基础理论+历史研究基本方法+历史研究基本知识”的逻辑体系还是很有特点的。对此，研究者肖马曾经有比较中肯的评价，他说，吴本的“第一个特点是系统性、逻辑性强。全书共分十章，无论横观、纵观，在内容上都是完整的有机联系，而不是生硬拼合”。
（二）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和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简称姜本）的逻辑体系内涵
其实，早在20年代80年代之初，姜义华就对史学概论体系进行了思考，并撰文论述了他对于史学概论体系的设想。他的这一设想，后来大体上体现在他与瞿林东等学者合著的《史学导论》之中。
姜义华在《用现代思维科学武装历史研究工作――论史学概论的核心与时代使命》一文中，意在利用现代思维科学与现代科学方法论的丰硕成果，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来构建史学概论体系。他结合现代思维科学的成就，认为“历史研究活动，是一种三级思维活动”，即“历史研究活动乃是认识主体（历史学家）经由中介质（历史资料）与认识客体（历史实际）在实践基础上能动的统一”；“一个正确的历史认识的获得，大体上得经历‘感性’、‘知性’、‘理性’这样几个必要的阶段”，同时，历史认识活动的这些特性，还决定了历史著作的编纂不可能直接反映历史实际及历史认识无法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问题，因此，他认为必须在的指导下建立科学的历史认识论。这些观点，在《史学导论》一书中打下了深深的思想烙印，结合这篇文章，有利于我们理解姜本的逻辑结构。
第一，史学导论研究的对象与任务（引言），论述史学概论的相关问题，共3页，占全书（349页）比例为0.86%。
第二，历史学的发展历程及其社会功能与科学地位（绪论），共81页，占全书比例为23.21%，主要包括：历史意识的产生和历史学的形成，意在论述中外史学由传说到科学史学的发展历程；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论述了历史学在人类认识活动和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作用；历史学在科学发展中的地位，鉴于一切科学都是历史科学，历史学的科学功能就表现为对其他学科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第三，历史认识的基本特征（第1章），意在从历史认识论的高度对历史认识的基本特征和主要过程进行总体分析，共63页，占全书比例为18.05%，主要包括：历史认识活动的结构与过程，即主要论述了历史认识的三级能动统一结构和历史认识的感性、知性与理性认知过程的问题；历史思维的方式与范同，即主要论述了历史思维中的形象思维、逻辑思维与直觉思维和微观、中观、宏观的历史考察的问题：历史认识的真理性及其检验，即主要论述历史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和历史认识的真理性在史料、科学认识总体及社会实践三个层面上的检验问题。
第四，研究历史的主要方法（第2章），主要论述了一些研究历史的具体方法，共57页，占全书比例为16.33%，主要包括：历史事实还原的方法即史料搜集、辨析与抉择的方法和史实编次与排列的方法：历史过程分析与解释的方法，主要论述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结构分析和阶级分析、整体研究（系统分析）和跨学科研究及历史心理研究方法；历史的比较研究。
第五。历史本体与历史规律的探究（第3章），在回顾古今中外史学家对历史本体与历史规律即历史本质追寻的基础上，着重论述对历史本质的认识，共45页，占全书比例为12.90%。
第六.历史研究成果的社会表现形态（第4章），意在论述历史学著作及其内容、形式和要求的问题.共52页，占全书比例为14.90%，主要包括：历史研究成果的社会性与多样性，主要论述历史撰述和历史编撰构架的多样性与多层次性问题；历史撰述的根本原则与不同要求，主要论述历史撰述中的客观主义、先验主义倾向与信史原则的问题、历史主义与当代意识的问题和语言表述的美学要求的问题。
第七，历史学家的素养与时代使命（第5章），意在论述历史学家的相关问题，共48页，占全书比例为13.75%，主要包括：历史学家的优良传统与现代素养，主要论述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与研究能力和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与献身精神方面的问题；历史学家的个体与群体研究；历史科学的时代使命。
综上，虽然姜本与姜义华最初在论文中表露的设想有些不同，但是，姜本所体现的史学概论体系的主旨与姜义华早先的设想还是一致的。这不仅体现了著者对历史认识论问题的重视，力图以历史认识论为主线来建构自己的逻辑体系，而且还通过这一逻辑关系使姜本的各部分内容之间有了较强的逻辑联系，使全书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还要指出的是，后来姜本分别于2003年和2010年进行了修订，但是，对比三个版本来看，全书的史学概论体系框架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正如赵梅春在评论2003年的修订本时所指出的，“全书各章以历史认识活动为主线，将历史认识、史学方法、对历史本体及其发展规律的探索、史学成果的社会表现形态及历史认识主体自身的素质作为历史认识活动的几个必要环节并将其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行论述，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应该说，赵文的评论比较如实地勾勒出姜本的亮点和特色。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在中国史学界坚持唯物史观、运用唯物史观，是一条原则和常识，因此，姜著同类似著作的明显差异是，不再在唯物史观问题上大费笔墨。
四、史学理论体系模式
所谓历史学理论体系模式，是指部分学者从历史学理论体系建构角度出发，把史学概论作为建构历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在20世纪80年代，有历史学者提出了许多相关设想，但在当时将其付诸实践的却只有李振宏所著《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史学理论探索勇气的。
李振宏在其1986年发表的《关于史学理论与史学概论的初步意见》一文基础上，在《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中进一步提出史学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三者构成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观点，即史学理论=史学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历史学的理论体系。在他看来，“史学本体论，是对史学研究活动进行本体论反思的理论产物，它把人们的史学研究实践作为一种‘存在’去研究，弄清这一人类认识活动的目的、性质及其意义，从本体论的角度回答‘什么是历史科学’的问题，规定整个史学认识活动的方向和任务，对整个历史学科的发展起指导作用；历史认识论，是对史学研究成果作知识性反思的理论产物，它集中回答历史知识如何形成、何以可能的问题，即要研究历史知识的性质。……史学方法论，是对史学研究的经验程序、思想方法、研究途径进行反思的理论产物，是对史学研究的思维活动程序作抽象化、形式化、相对固定化的研究，它解决历史认识手段、方法、途径的合理性、科学性问题，为如何获得正确的历史认识提供方法论指导”。㈣由此，李振宏按照他所界定的史学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构成的结构体系，安排了《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一书的逻辑体系。
第一，绪论，总论该书的写作主旨，共8页，占全书（447页）比例为1.79%。
第二，史学本体论（第1章至第7章），集中回答了“什么是历史科学”的问题，意在对史学本体进行整体性和理论性认识，共144页，占全书比例为32.21%，主要包括：历史是什么，主要论述了历史的定义、人类历史活动的特征、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及其争议等问题；历史学是科学的根据：历史科学的特性和任务；历史科学内部的学科结构，主要介绍了通史、专门史、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学、史料学、史学评论等等历史学内部各学科的情况，并进一步论述了诸学科间的相互关系；历史科学与一般社会科学，着重论述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文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目录学的关系问题，意在加以借鉴；历史科学的现实性品格，即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历史科学的理论方法论基础，即唯物史观的相关问题，主要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创立与完善及其原理指导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第三，历史认识论（第8章至第12章），集中论述了历史认识的相关问题，意在加强史学界对历史研究主体问题的重视，共116页，占全书比例为25.95%，主要包括：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主要论述了主体意识的结构、主体意识在历史认识中的渗透、主体意识的社会性、增强历史认识中的主体意识等问题；历史认识中的客体范畴，主要从历史认识角度论述了历史存在、历史客体、史料客体的相关问题及后二者对主体的影响；历史认识的一般形式，着重论述了考实性认识、抽象性认识、价值性认识及其相互关系；历史再认识及其推动因素；历史认识的检验。
第四，史学方法论（第13章至第20章），主要论述了进行历史研究的一些方法问题，意在为取得正确的历史认识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共179页，占全书比例为40.05%，主要包括：相互作用思想及其方法论意义，史学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原则，阶级分析方法，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和方法，民族关系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史料的理论与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