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26 05:39:4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出庭作证申请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申请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事项：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申请理由：＿＿＿＿＿＿系被告人＿＿＿＿＿被控＿＿＿＿＿＿＿＿＿＿一案的证人。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因案情需要，本人认为需要该证人＿＿＿＿＿＿＿出庭作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1款的规定，特此申请，请贵院通知。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签名）
＿＿＿＿＿＿＿＿律师事务所（章）
地址：
电话：
传真：
邮编：
＿＿＿＿年
月
日
一、举证责任分配和举证期限
第一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
被告因不可抗力或者客观上不能控制的其他正当事由，不能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提供证据的，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延期提供证据的书面申请。人民法院准许延期提供的，被告应当在正当事由消除后十日内提供证据。逾期提供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
第二条、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其在行政程序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被告可以在第一审程序中补充相应的证据。
第三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及其诉讼人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
第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
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
（一）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原告因被告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不完备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能够作出合理说明的。
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第五条、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
第六条、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
第七条、原告或者第三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提供证据。因正当事由申请延期提供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供。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原告或者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在第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接纳。
第八条、人民法院向当事人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或者应诉通知书时，应当告知其举证范围、举证期限和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并告知因正当事由不能按期提供证据时应当提出延期提供证据的申请。
第九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
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有关证据。
二、提供证据的要求
第十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书证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提供书证的原件，原本、正本和副本均属于书证的原件。提供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节录本；
（二）提供由有关部门保管的书证原件的复制件、影印件或者抄录件的，应当注明出处，经该部门核对无异后加盖其印章；
（三）提供报表、图纸、会计帐册、专业技术资料、科技文献等书证的，应当附有说明材料；
（四）被告提供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询问、陈述、谈话类笔录，应当有行政执法人员、被询问人、陈述人、谈话人签名或者盖章。
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对书证的制作形式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一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物证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提供原物。提供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与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或者证明该物证的照片、录像等其他证据；
（二）原物为数量较多的种类物的，提供其中的一部分。
第十二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提供原始载体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制件；
（二）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和证明对象等；
（三）声音资料应当附有该声音内容的文字记录。
第十三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人证言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写明证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住址等基本情况；
（二）有证人的签名，不能签名的，应当以盖章等方式证明；
（三）注明出具日期；
（四）附有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明证人身份的文件。
第十四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被告向人民法院提供的在行政程序中采用的鉴定结论，应当载明委托人和委托鉴定的事项、向鉴定部门提交的相关材料、鉴定的依据和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鉴定部门和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并应有鉴定人的签名和鉴定部门的盖章。通过分析获得的鉴定结论，应当说明分析过程。
第十五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被告向人民法院提供的现场笔录，应当载明时间、地点和事件等内容，并由执法人员和当事人签名。当事人拒绝签名或者不能签名的，应当注明原因。有其他人在现场的，可由其他人签名。法律、法规和规章对现场笔录的制作形式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六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应当说明来源，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证据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当事人提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内形成的证据，应当具有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的证明手续。
第十七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外文书证或者外国语视听资料的，应当附有由具有翻译资质的机构翻译的或者其他翻译准确的中文译本，由翻译机构盖章或者翻译人员签名。
第十八条、证据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提供人应当作出明确标注，并向法庭说明，法庭予以审查确认。
第十九条、当事人应当对其提交的证据材料分类编号，对证据材料的来源、证明对象和内容作简要说明，签名或者盖章，注明提交日期。
第二十条、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当出具收据，注明证据的名称、份数、页数、件数、种类等以及收到的时间，由经办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第二十一条、对于案情比较复杂或者证据数量较多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前向对方出示或者交换证据，并将交换证据的情况记录在卷。
三、调取和保全证据
第二十二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
（一）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认定的；
（二）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的。
第二十三条、原告或者第三人不能自行收集，但能够提供确切线索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下列证据材料：
（一）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而须由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材料；
（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证据材料；
（三）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材料。
人民法院不得为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
第二十四条、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
调取证据申请书应当写明下列内容：
（一）证据持有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址等基本情况；
（二）拟调取证据的内容；
（三）申请调取证据的原因及其要证明的案件事实。
第二十五条、人民法院对当事人调取证据的申请，经审查符合调取证据条件的，应当及时决定调取；不符合调取证据条件的，应当向当事人或者其诉讼人送达通知书，说明不准许调取的理由。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可以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书面申请复议一次。
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五日内作出答复。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经调取未能取得相应证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原因。
第二十六条、人民法院需要调取的证据在异地的，可以书面委托证据所在地人民法院调取。受托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委托书后，按照委托要求及时完成调取证据工作，送交委托人民法院。受托人民法院不能完成委托内容的，应当告知委托的人民法院并说明原因。
第二十七条、当事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以书面形式提出，并说明证据的名称和地点、保全的内容和范围、申请保全的理由等事项。
当事人申请保全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其提供相应的担保。
法律、司法解释规定诉前保全证据的，依照其规定办理。
第二十八条、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保全证据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查封、扣押、拍照、录音、录像、复制、鉴定、勘验、制作询问笔录等保全措施。
人民法院保全证据时，可以要求当事人或者其诉讼人到场。
第二十九条、原告或者第三人有证据或者有正当理由表明被告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鉴定结论可能有错误，在举证期限内书面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第三十条、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一）鉴定部门或者鉴定人不具有相应的鉴定资格的；
（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
（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
（四）经过质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
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式解决。
第三十一条、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第三十二条、人民法院对委托或者指定的鉴定部门出具的鉴定书，应当审查是否具有下列内容：
（一）鉴定的内容；
（二）鉴定时提交的相关材料；
（三）鉴定的依据和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
（四）鉴定的过程；
（五）明确的鉴定结论；
（六）鉴定部门和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
（七）鉴定人及鉴定部门签名盖章。
前款内容欠缺或者鉴定结论不明确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鉴定部门予以说明、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第三十三条、人民法院可以依当事人申请或者依职权勘验现场。
勘验现场时，勘验人必须出示人民法院的证件，并邀请当地基层组织或者当事人所在单位派人参加。当事人或其成年亲属应当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勘验的进行，但应当在勘验笔录中说明情况。
第三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制作勘验笔录，记载勘验的时间、地点、勘验人、在场人、勘验的经过和结果，由勘验人、当事人、在场人签名。
勘验现场时绘制的现场图，应当注明绘制的时间、方位、绘制人姓名和身份等内容。
当事人对勘验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在举证期限内申请重新勘验，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四、证据的对质辨认和核实
第三十五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经庭审质证。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当事人在庭前证据交换过程中没有争议并记录在卷的证据，经审判人员在庭审中说明后，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第三十六条、经合法传唤，因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需要依法缺席判决的，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但当事人在庭前交换证据中没有争议的证据除外。
第三十七条、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应当保密的证据，不得在开庭时公开质证。
第三十八条、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由申请调取证据的当事人在庭审中出示，并由当事人质证。
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由法庭出示，并可就调取该证据的情况进行说明，听取当事人意见。
第三十九条、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针对证据有无证明效力以及证明效力大小，进行质证。
经法庭准许，当事人及其人可以就证据问题相互发问，也可以向证人、鉴定人或者勘验人发问。
当事人及其人相互发问，或者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时，发问的内容应当与案件事实有关联，不得采用引诱、威胁、侮辱等语言或者方式。
第四十条、对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除外：
（一）出示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并经法庭准许可以出示复制件或者复制品；
（二）原件或者原物已不存在，可以出示证明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一致的其他证据。
视听资料应当当庭播放或者显示，并由当事人进行质证。
第四十一条、凡是知道案件事实的人，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可以提交书面证言：
（一）当事人在行政程序或者庭前证据交换中对证人证言无异议的；
（二）证人因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
（三）证人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无法出庭的；
（四）证人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意外事件无法出庭的；
（五）证人因其他特殊原因确实无法出庭的。
第四十二条、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
根据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就证人能否正确表达意志进行审查或者交由有关部门鉴定。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职权交由有关部门鉴定。
第四十三条、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并经人民法院许可。人民法院准许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开庭审理前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庭可以根据审理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准许以及是否延期审理。
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原告或者第三人可以要求相关行政执法人员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一）对现场笔录的合法性或者真实性有异议的；
（二）对扣押财产的品种或者数量有异议的；
（三）对检验的物品取样或者保管有异议的；
（四）对行政执法人员的身份的合法性有异议的；
（五）需要出庭作证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五条、证人出庭作证时，应当出示证明其身份的证件。法庭应当告知其诚实作证的法律义务和作伪证的法律责任。
出庭作证的证人不得旁听案件的审理。法庭询问证人时，其他证人不得在场，但组织证人对质的除外。
第四十六条、证人应当陈述其亲历的具体事实。证人根据其经历所作的判断、推测或者评论，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第四十七条、当事人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的，鉴定人应当出庭。鉴定人因正当事由不能出庭的，经法庭准许，可以不出庭，由当事人对其书面鉴定结论进行质证。
鉴定人不能出庭的正当事由，参照本规定第四十一条的规定。
对于出庭接受询问的鉴定人，法庭应当核实其身份、与当事人及案件的关系，并告知鉴定人如实说明鉴定情况的法律义务和故意作虚假说明的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当事人可以向法庭申请由专业人员出庭进行说明，法庭也可以通知专业人员出庭说明。必要时，法庭可以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对质。
当事人对出庭的专业人员是否具备相应专业知识、学历、资历等专业资格等有异议的，可以进行询问。由法庭决定其是否可以作为专业人员出庭。
专业人员可以对鉴定人进行询问。
第四十九条、法庭在质证过程中，对与案件没有关联的证据材料，应予排除并说明理由。
法庭在质证过程中，准许当事人补充证据的，对补充的证据仍应进行质证。
法庭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除确有必要外，一般不再进行质证。
第五十条、在第二审程序中，对当事人依法提供的新的证据，法庭应当进行质证；当事人对第一审认定的证据仍有争议的，法庭也应当进行质证。
第五十一条、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对当事人依法提供的新的证据，法庭应当进行质证；因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而提起再审所涉及的主要证据，法庭也应当进行质证。
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五十条和第五十一条中的“新的证据”是指以下证据：
（一）在一审程序中应当准予延期提供而未获准许的证据；
（二）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依法申请调取而未获准许或者未取得，人民法院在第二审程序中调取的证据；
（三）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
五、证据的审核认定
第五十三条、人民法院裁判行政案件，应当以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
第五十四条、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第五十五条、法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审查证据的合法性：
（一）证据是否符合法定形式；
（二）证据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的要求；
（三）是否有影响证据效力的其他违法情形。
第五十六条、法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审查证据的真实性：
（一）证据形成的原因；
（二）发现证据时的客观环境；
（三）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
（四）提供证据的人或者证人与当事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
（五）影响证据真实性的其他因素。
第五十七条、下列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一）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
（二）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
（三）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
（四）当事人无正当事由超出举证期限提供的证据材料；
（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以外或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形成的未办理法定证明手续的证据材料；
（六）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原件、原物，又无其他证据印证，且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证据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
（七）被当事人或者他人进行技术处理而无法辨明真伪的证据材料；
（八）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证人提供的证言；
（九）不具备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其他证据材料。
第五十八条、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第五十九条、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
第六十条、下列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
（一）被告及其诉讼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或者在诉讼程序中自行收集的证据；
（二）被告在行政程序中非法剥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权利所采用的证据；
（三）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未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证据。
第六十一条、复议机关在复议程序中收集和补充的证据，或者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在复议程序中未向复议机关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认定原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
第六十二条、对被告在行政程序中采纳的鉴定结论，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
（一）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格；
（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
（三）鉴定结论错误、不明确或者内容不完整。
第六十三条、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其证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认定：
（一）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
（二）鉴定结论、现场笔录、勘验笔录、档案材料以及经过公证或者登记的书证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
（三）原件、原物优于复制件、复制品；
（四）法定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优于其他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
（五）法庭主持勘验所制作的勘验笔录优于其他部门主持勘验所制作的勘验笔录；
（六）原始证据优于传来证据；
技术侦查措施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技术侦查措施指侦查活动中的一切具有技术内涵的调查事实、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方法，即技术性实施的侦查措施和一部分秘密（技术）侦查措施。狭义上的技术侦查措施特指秘密（技术）侦查措施是因调查犯罪事实、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特殊需要而由法律加以规定和授权的、法定常规侦查措施以外的一些经过特别审批手续而秘密采取的侦查方法。
警察圈套是指侦查人员在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犯罪线索的基础上，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直接罪证，由侦查机关或他们的线人精心设计圈套，以实施某种行为有利可图为诱饵，暗示或诱使被侦查对象实施犯罪行为，待犯罪行为实施或犯罪结果发生后拘捕被诱惑者的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或方法。
通过技术侦查措施和警察圈套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警察圈套是技术侦查措施的其中的一种，都是通过法律授权的常规途径以外的方式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侦查，同时都为以后证明犯罪嫌疑人罪责提供了有力证据。
二、警察圈套理论概述
警察圈套是来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一个概念。警察圈套（entrapment）在美国是指警察、司法人员和他们的人为了获得对某人提起刑事诉讼的证据而诱使他实施某种犯罪的行为；被告人则以他的犯罪行为是在警察、司法人员或者他们的人诱使下产生的为理由提出免罪辩护 。
我国国内对警察圈套也有多种解释，大致有三种表述方法。其一：诱惑圈套，具体是指警察设置圈套，以实施某种行为有利可图为诱饵，暗示或诱使侦察对象暴露其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行为。其二：警察圈套就是警察、司法人员或者他们的人为了获得对某人提起刑事诉讼的证据，而诱使他实施某种犯罪的行为待犯罪行为实施时或者危害结果发生后，拘捕被诱惑者。其三：警察圈套指侦查机关根据已经掌握的刑事犯罪线索，精心布置，设立圈套，利用诱饵引出罪行，而后人赃俱获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也有观点认为，警察圈套就是警方利用欺骗的方法和手段，在警方所能控制的环境下诱惑他人作出犯罪的行为。欺骗性是警察圈套的基本特征，那么诱导性就是警察圈套的突出特征。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圈套，诱导其进行犯罪活动。
三、我国警察圈套的基本现状及发展趋势
目前我国对警察圈套的相关立法规定十分有限，就技术侦查措施而言，主要有以下几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用技术侦查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察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利诱、欺骗以及其它非法的方式取得证据。作为一种侦查行为的警察圈套早已存在于我国的犯罪侦查实践中，特别是近年来，为打击走私、、贩卖枪支弹药、假币等犯罪的需要，更是广泛地应用。由上述我国警察圈套在司法实务中的使用状况并分析1993年至2002年近十年的数据可知，警察圈套在我国犯罪侦查实践中早已存在，但是在警察圈套的相关立法方面，立法规定十分有限。没有警察圈套的适用范围、条件与启动程序规制、警察圈套无罪辩护制度、警察圈套中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被告人和侦查人员的刑事责任等关键问题都没有相关规定。但是我们可以参照技术侦查措施的相关法条规定来对警察圈套进行规制，不可知否的是，警察圈套的相关立法工作任重而道远。
四、我国警察圈套制度的完善
（一）警察圈套适用范围的完善
如贩卖罪、爆炸罪、劫持航空器罪等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以及分裂国家罪、武装暴乱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等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这些犯罪都具有很强的社会危害性，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制止，就会产生很大的危害性。
（二）警察圈套启动程序的完善
侦查人员觉得有必要启动警察圈套时，应当向检察院递交申请书，检察院经委员会讨论后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并由责任领导在申请书上签字、盖章。 检察院在侦查机关行使警察圈套侦查案件时，要进行必要的监督。
（三）进一步完善警察圈套证据的效力规则
侦查人员作为案件的侦查者，同时也是证据材料的收集者，让侦查人员作为证人出庭将有利于案件的进一步查明。同时，侦查人员的出庭作证对于证明警察圈套的合法性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庭审辩论时，证人和被告的当庭辩论更有助于案件细节的查明以及侦查人员的侦查措施是否合法。
（四）明确被告人和侦查人员的刑事责任
对于被告人来说，所涉案件是具有极大社会危害性的案件，那么侦查人员采取的警察圈套技术侦查措施就是合法的。就普通案件而言，被告人对诱惑下的犯罪行为不应该负法律责任。但是，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也要审查侦查措施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达到对被告合法权益的保护。警察圈套过限作为合法辩护的理由，主要是对司法官员可能滥用侦查权的一种限制。
（五）建立和完善警察圈套的无罪辩护制度
律师从程序和证据的角度来为被告人进行辩护。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刑事诉讼法中程序的角度表明侦查人员程序的违法性。还可以从非法证据排除的角度角度来证明警察圈套下的证据不合法。《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它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这种情况下收集的证据是违法的，当然也不能作为被告有罪的证据，那么无罪辩护的程序就可以启动。
张金阳，吉林省检察官培训学院，专职教师。
孙小夕，吉林省检察官培训学院，专职教师。
摘要：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新增的第五编特别程序中增设了强制医疗特别程序一章。即体现了刑事诉讼法对社会及公民合法权益的维护，又体现了对社会特殊群体的关注。但这一特别程序实施一年多，也逐渐显露出诸多不尽人意之处，笔者仅就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加以探讨，以求进一步完善此程序的设置，使其真正发挥更好的作用。
关键词：强制医疗；主体；程序；完善
《刑法》第十八条中曾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由政府强制医疗。”可见强制医疗的概念在我国法律中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只是刑法中的这一规定原则性较强，对诸多实体及配套程序规定均没有细化，使得政府或其他相关部门在具体操作中无规可循，立法目的自然无法得到真正实现。
新《刑事诉讼法》增设的强制医疗程序明确了强制医疗的适用范围、决定程序、解除程序，并设置了法律援助和法律救济程序，同时还规定检察院对强制医疗决定和执行的法律监督权，可以说对强制医疗进行了充分的完善。自2013年1月1日正式施行至今，已经施行了近两年，笔者以一起强制医疗案件为视角，针对实践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一些完善建议，以供探讨。
2014年5月的一天晚上，已经有十六年精神病史的袁某精神病发作，持菜刀将家中的姐姐砍死，父亲被砍成重伤。经群众报警，当晚被抓获并刑事拘留。后经鉴定系精神分裂症，无刑事责任能力，依法不负刑事责任，但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公安机关随即解除刑事拘留，变更为对其采取临时约束性保护措施，送至某医院，并移送检察院提出强制医疗意见。检察院审查后向法院移送强制医疗申请，后经法院决定对其进行强制医疗。
这是一起普通的强制医疗案件，但从此案件办理过程中却仍能反映出强制医疗案件存在的问题。鉴于本文主要是分析强制医疗的特殊程序，现将这个问题放在其危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前提框架内来讨论。
一、实施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法律文书称谓问题尚需商榷，并予以明确
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不难发现，在检察机关的法律文书范本中称其为“涉案精神病人”，直到移送至法院阶段，法院在最后的决定文书中才称其为“被申请人”。
对于由精神病人造成危害后果的案件，其核心关键点即是危害行为实施者是否是精神病人、其是否具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是否精神病人是区分其应否承担刑事责任，实质上涉及到了罪与非罪的界定。如果此时法律文书中直接称其为“涉案精神病人”，弊端有二：其一，已经先入为主的界定危害行为实施者为精神病人，且不能说明其是否具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而这是需要检察机关审查、后经法院确认的案件法律事实；其二，“涉案精神病人”会给人一种案件还有其他当事人的错觉，语法、语义上不是非常严谨。
笔者认为，此类案件危害行为实施者进入刑事司法程序后的称谓应统一为“被申请人”。这一称谓，从法律规定上分析已经隐含了符合强制医疗的各项法律条件；同时很好的体现了由法院最终决定是否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独立裁判权。故，建议加以明确，以免称谓不统一导致各种分歧，久而久之形成习惯认知，难以改正。
二、审理程序有待进一步规范完善
新的《刑事诉讼法》对强制医疗审理程序的构建显得过于简单，对于合议庭的组成、是否公开审理、鉴定人是否需要出庭作证。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相应优化设置：
1.应进一步规定公开审理的限制，强制医疗案件也应以公开审理为原则，同普通案件一样，只有具有特殊情形，涉及个人隐私等情况不公开审理，有利于各方监督，并能够形成决定的权威性。
2.应明确合议庭组成人员应当有至少一名精神病医学专家参与庭审，并发表意见；同时应邀请精神病鉴定人出庭，对精神病鉴定出具真实性与客观性意见。有利于各方对强制医疗是否符合标准作出合理判断，同时利于决定程序的监督。
3.进一步规定人民法院决定文书应同一般判决书一样，告知可以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的权利，规范到法律文书范本中，具体包括申请主体、期限及向何机关提出。
三、解除的条件及程序设置需明确
我国《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可以提出解除强制医疗的申请，仅《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百四十条第二款有此规定，但没有具体时间及程序设置。
实践中，被强制医疗患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症状有所缓解，甚至痊愈，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但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的程序不明晰，导致权利无法有效行使。具体问题包括：被强制医疗的人多长时间可以提出解除申请？申请解除强制医疗应满足何种条件？申请如何审核、决定，是否需要审理？应听取哪些人的意见等等，都没有具体规定，这就意味着被决定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在交付执行后，其解除强制医疗的权利形同虚设，或者实践中做法不一，无法得到充分保障。
基于以上问题，建议进一步细化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的程序，建议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
首先，应明确规定，提出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的主体应提供的材料，如原强制医疗决定书、强制医疗执行机构出具的治疗病例及康复情况或者评估意见、申请书等等以便于进一步审查是否符合解除强制医疗的条件。其次，细化人民法院接到申请后是否受理并审查的具体程序，包括受理后是否驳回，如申请被驳回，申请主体应享有哪些救济权利及途径。最后，应明确申请主体对解除强制医疗的审理结果有异议的救济权利，及相应的监督机制的设置。
法谚云：正义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只有程序细化并法定，增强实操性，才能保障被强制医疗者申请解除权的行使，并树立司法公信力。
四、强化强制医疗执行场所及监督机制相关规定
现行法律对于人民法院作出的强制医疗决定，一般的执行场所是隶属于公安机关的安康医院，由于目前我国安康医院数量有限，导致执行场所紧张，有些地方不得不在一些其它的精神病医院或康复机构执行，影响强制医疗的效果；同时，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的监督手段仅限于对公安机关、人民法院违法行为要求说明理由、提出检察建议或者纠正违法意见，没有具体执行措施，这些监督手段往往依托于以上机关的支持与配合，监督力度大大削弱，无法得到有效实施。人民法院作出的决定的审查同样导致实践中缺乏评价依据与操作标准，不利于监督的实施。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应尽快明确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案件的监督职能，以确保监督贯穿始终。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必要的立法完善：（1）对公安机关采取的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应明确采取措施的方式、地点、申请、执行的具体程序，对于公安机关没有按照程序采取措施的，应予以纠正。检察机关应从有利于精神病人利益出发发挥监督职能。（2）进一步明确并完善强制医疗的执行机构，建立医疗机构标准制度，避免安康医院数量有限导致的其他执行场所不符合强制医疗标准，不利于被申请人医疗。（3）借鉴检察机关驻监所制度，探索建立检察机关驻相关强制医疗执行场所的制度，搭建信息沟通平台，保障监督职能实时、实地、充分有效发挥。（作者单位：吉林省检察官培训学院）
参考文献：
[1]叶《论我国强制医疗程序的建构与完善》，载于《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2]邓思清《完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及法律监督制度》，载于《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4年6期
一、构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原因分析
作为一项在世界各国普遍适用的制度，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在法理基础和现实意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越性；同时，我国当前探索试点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尚存在诸多不足，迫切需要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切实可行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因此，构建一项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在我国具有突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必要性分析
从理论意义方面来看，首先，构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有利于彰显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被害人因为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害，身心遭受第一次伤害，若又不能从犯罪分子处获得损害赔偿，势必造成二次伤害，此时社会的公平正义关系已经被破坏，被害人对社会公平正义丧失信心，对司法公信力不抱希望。构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由国家给予被害人适当的物质帮助能够修复受损的公平正义关系，让被害人感受国家社会的关怀，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其次，构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坚持以人为本，强化权利平等保护的必然要求。以人为本、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精神之所在，对因犯罪侵害生活陷入困难境地的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使他们摆脱困境，保障他们生存发展的基本人权，是践行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的积极表现；同时，加强权利的平等保护是法制建设的潮流趋势，具体到刑事诉讼中，就是要加强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一直以来，我们总是强调对刑事被告人权利的保障，而忽视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虽然赋予了被害人程序上的诉讼权利，但没有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其权利落到实处，实践中被害人大多不能从被告人手中获得损害赔偿。这样看来，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对于保障被害人权利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现实意义方面看，首先，从维护稳定、保障和谐角度我国迫切需要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司法实务中，由于被告人本身大多无赔偿能力、刑事附带民事执行困难以及法律规范不健全、执行不到位等多方面问题，造成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多为空判，被害人不能从被告人处获得赔偿。不能获得赔偿的被害人一旦生活陷入困境可能走向两个极端：一是大多数的没有获得赔偿的被害人会通过上访的方式索要赔偿，并且实践中上访多表现为闹访，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和司法公信力；二是个别被害人可能走向犯罪道路，自行报复被告人报复社会，由被害人转化为被告人，这两种方式都是很悲哀的。因此，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很有必要的。其次，现在我国正在试点探索的被害人救助制度存在诸多问题。目前试点的救助制度救助功能偏离，更多是对上访激烈的被害人进行救助，而不是针对所有生活困难的刑事被害人；另外，目前的救助制度启动时机明显滞后，现在的救助制度都是在案件结案执行不能的情况下才启动被害人救助制度，这显然是不完善的，因为很多被害人在侦查、审查阶段就因犯罪行为陷入生活困境，急需救助。现行试点的救助制度存在不足也要求国家统一有效的救助制度的建立。
2、可行性分析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际社会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研究的更早一些，通过对国外这些成熟的救助制度的研究比较，可以为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构建提供有益的指导、借鉴。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或补偿制度的理念产生于英国，1964年英国颁布了《刑事损害赔偿方案》；同年，新西兰制订了世界上首部《犯罪被害人补偿法》，实现了受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从理论设想到实践立法的突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有30多个国家建立了相对完备的刑事被害人救助或补偿制度。这些法律及联合国宣言在救助机构、救助对象、救助标准、救助程序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在实践中取得良好的效果。
具体到我国来看，自 2004年以来，我国部分地区司法机关在实务中开始了刑事被害人救助的试点，同时，探索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或补偿制度，也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理论热点。以青岛中院为例，青岛中院2004年开始探索实施刑事受害人救助，是全国法院系统中开展较早、发展较好的法院。从2004年11月制定执行《青岛市刑事案件受害人生活困难救助办法》开始到2012年底，仅青岛中院共对288个刑事案件中的612名生活困难的被害人进行了救助，共发放救助金约708万元。从全国的试点来看，虽然存在上述的诸多不足，但毕竟是开了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先河，为我国建立统一完善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还是值得肯定的。
二、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框架分析
1、救助对象与条件
借鉴国外刑事被害人救助先进经验和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笔者认为，我国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应主要针对三类人进行。第一是因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重伤或死亡，家庭生活困难，不能通过被告人或其他途径获得赔偿或补偿，被害人或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可以申请救助。这一类被害人是救助的主体。此处的犯罪行为不应区分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因为过失犯罪同样可以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因不能获得赔偿生活困难的境地，但交通肇事犯罪的被害人不包括在内。第二是因犯罪行为导致财物毁坏造成财产重大损失，家庭生活困难的，被害人或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可以申请救助。对于财产损失，我国目前的救助试点都是不予救助的。笔者认为对于财产损失是应当救助的，但要严格标准、限定范围，财产损失的救助是被害人救助的特殊情况，只针对因犯罪行为导致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家庭生活困难的，且与刑事诉讼法相统一，只限于财物毁坏，对因犯罪分子处置造成的不能追缴、退赔的不予救助。第三是因帮助抓捕犯罪分子或出庭作证等协助追诉犯罪而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可以申请救助，对于这类救助对象不需重伤死亡以及家庭困难的结果，只要是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赔偿或者补偿就可以申请救助，这类救助更多地体现了国家对协助追溯犯罪行为的认同和肯定。
关于救助的条件，首先是被害人或其近亲属不能通过被告人赔偿、调解以及保险等其他途径获得救济，生活陷入困境。对于被害人或近亲属已经从被告人处获得赔偿或者通过保险等其他途径获得赔偿的不予救助，另外必须是因犯罪生活陷入困境，如果被害人家庭生活未因犯罪行为陷入困境则亦不在救助范围，这里就需要救助机构在受理救助申请时严格审查了。其次是被害人或近亲属必须积极协助司法机关追诉犯罪，并积极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对于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不积极协助追诉犯罪的被害人也是不在救助范围内的。第三，对于被害人过错问题。笔者认为被害人过错问题应区别对待：在犯罪过程中被害人对犯罪的发生存在故意或重大过错的是不应救助的；而对于被害人具有一般过错的，可以救助，但也应适当降低救助金数额。
2、救助金种类和标准
救助金的种类应当有两种：第一是普通救助金，也就是在案件宣判以后发生执行不能情况时，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救助而领取的救助金。这类救助金也是当前我国救助试点的救助金类型。第二是紧急救助金，是在刑事案件已经发生侦查机关立案后，被害人或近亲属因犯罪行为急需医药费等，家庭生活极度困难时，向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或法院提出救助申请而领取的救助金，这类救助金是当前我国救助试点救助金类型所没有的，但符合我国司法实务的迫切要求。对于此类被害人或近亲属，如果刑事案件审结后获得被告人赔偿或其他途径赔偿应当退还救助金。对于案件审结后被害人仍没有获得赔偿，生活仍然困难，紧急救助金与法定赔偿金额相差较大，被害人仍可以申请救助，但救助金数额应比照减少。
关于救助金的标准应分为：第一，因犯罪造成重伤或死亡人身损害的，应遵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但必须明确这只是说明救助金的包括范围，救助金的数额应当低于法定的赔偿数额，在法定赔偿数额以内确定救助金额。特别指出，救助金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第二，对于因犯罪造成的财产损失应根据财产损失评估报告合理确定，主要以体现救助精神为主，不宜过多，紧急救助金以及协助追诉犯罪遭受损失，此类救助金数额应相对降低，各地可跟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确定。
3、救助机构和程序
从救助制度合理有序运行的角度考虑，笔者认为应当以法院的审级为标准，设立市级、省级、国家级三级刑事被害人救助委员会，委员会由同级的公检法人员以及律师、学者等组成。救助委员会应坚持严格依法、慈悲为怀、高效迅速的原则对救助申请做出决定。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具体程序主要包括：第一，救助的发起。救助发起方式有两种被害人或近亲属申请和司法机关依职权发起。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司法机关应当告知被害人享有申请被害人救助的权利。申请人申请应当提交救助申请书、家庭生活困难证明以及其他证明被害人与案件相关的材料。关于申请时间，紧急救助金在侦查机关立案后在侦查、审查、法院审理期间均可提出申请；普通救助金应当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执行不能时起一年内提起。第二，救助的审核。办案机关接到救助申请或依职权发起救助后应提交救助委员会研究决定，救助委员会应依法迅速对救助申请及相关材料进行实质审查并作出决定。同意救助的应将救助决定通知财政部门划拨救助金；不同意救助的应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可在收到不予救助决定7日内，向高一级的救助委员会申请复核。第三，救助金的发放与监督。财政部门设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基金，并负责救助基金的管理，在接到救助委员会的救助决定后应当进行形式审查，符合规定的及时划拨救助金给救助委员会，并由具体接收救助申请的办案人发放救助金；对于经形式审查不符合规定的应退回救助委员会。审计部门对救助金的管理、发放实施监督。救助委员会应加强对救助申请的全程监管，发现申请人不符合救助条件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了赔偿的应及时责令退还救助金。
4、救助资金来源
刑事被害人救助应坚持中央财政安排、地方财政配套的原则组织救助资金。参考国外救助经验，结合我国具体实践，我国的刑事被害人救助资金来源应主要包括财政拨款和社会捐助两部分。财政拨款应当主要以监狱收入、没收财产、罚金等为主，尽量减少财政压力，因此司法机关应加大没收财产、罚金的执行力度，扩大救助资金的规模。红十字会等社会公益组织可以为刑事被害人救助组织部分资金。财政部门应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基金，加强基金的管理，确保保值增值，扩大救助资金规模。
5、加强救助制度与其他相关制度的衔接
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我们应当首先明确出发点，救助制度是保障基本人权，平衡权利保护，彰显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坚决摒弃建立救助制度就是为消除上访的肤浅观点；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救助制度具有有限性、补充性、替代性，只是被害人不能获得相关赔偿的最后救济手段，救助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对被害人实施救助的基础上更应加强与其他相关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实现对被害人的真正救济。
参考文献：
[1]陈彬，李昌林.论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政法论坛，2008， 26（4）.
[2]薛国俊.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研究.河北法学，2008， 26（11）.
[3]宋英辉.特困刑事被害人救助实证研究.现代法学，2011，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