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21 17:11:5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屯堡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随着贵州旅游业的深入开展，贵州屯堡文化旅游地产的投融资博弈与金融风险管理势在必行。
（一）贵州省开发屯堡文化旅游地产投融资博弈进行金融创新的必要性
贵州省对屯堡文化旅游区的开发，涉及到贵州省西南安顺地区一个方圆200多里的大明王朝古代汉族群体，被誉为“明代军屯文化活体博物馆”的――贵州省屯堡文化旅游区。贵州省在明朝建省前后，朱元璋把当时京城南京和安徽省凤阳地区一带军民调往现在的贵州安顺地区开辟了200里的军屯、民屯和商屯，至今保存尚好的屯堡村寨有天龙屯堡、九溪和云峰八寨等十几个，从金融角度分析具有旅游资源形态。对贵州省开发屯堡文化旅游地产投融资博弈进行金融创新，有助于我省的新农村建设和我国大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有助于我省农村金融风险管理及农村金融风险控制，意义非常重大。
（二）贵州省开发屯堡文化旅游地产投融资博弈创新的可能性
贵州屯堡文化旅游服务业是国内顶级、国内唯一性和国际一流的旅游资源。贵州屯堡文化游目前暂时是短线旅游商品，可以采用黄果树瀑布游加长到达屯堡文化旅游带的营销模式，迅速形成短线快速启动，贵州屯堡文化旅游区未来可以进行短线旅游产品和黄果树瀑布游等长线产品旅游运作相互结合的旅游支撑结构，这对贵州省的产业转型和旅游事业的大发展，意义重大，实在是可喜可贺。因为贵州西线旅游市场发展较早，贵州屯堡旅游的游客量有一定保障，仅2010年第一季度黄果树的游客量就有15万多人次，黄果树瀑布2010年将有约0.6亿元到1亿元人民币的门票收入。考虑到产品的互补性，贵州屯堡旅游区的市场具有非常有利的条件。但是，贵州屯堡文化资源，特别是高品位一流屯堡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具有很高的难度，需要进行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升华提炼项目开发理念，通过产品策划、游憩方式设计来打造市场核心吸引力。只有开展金融服务业创新，将游憩方式、游线结构、收入模式、营销方案、政府政策与管理、企业运作商业模式等相互衔接配合，落实到实际的屯堡文化旅游地产建设融资博弈与经营信贷博弈之中，才能达到顺利开发的目标。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前期工作，要求高水准的专家团队、旅游运营经验及建筑景观艺术设计高手的通力协助。贵州屯堡文化旅游资源是极具吸引力的高品质旅游吸引物，因此，具备成为国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的可能性和条件，贵州屯堡文化旅游大有可为，值得金融机构大力扶植和大力开发。
二、贵州屯堡文化旅游地产的投融资博弈与金融风险管理的政策选择
为了促进中国西部大开发在西南民族地区的腹地贵州省屯堡文化旅游地产建设中加强投融资博弈的因子，促进贵州省金融效率的提升，建议试行如下的金融服务政策和金融风险管理措施。
（一）建议设立贵州省屯堡文化旅游地产风险基金（Venture Capital）
贵州省屯堡文化旅游产业风险基金的资金来源，可以申请文物保护单位资助的资金，例如，申请乡村旅游的资金，申请旅游小城镇的建设资金，申请旅游国债等等。贵州省和安顺市应运用好贵州省屯堡文化旅游地产风险基金的示范带动功能，加强对旅游地产投资的宏观调控，遵循科学规划，合理发展，循序渐进的原则，吸引多种民间资金投入，建设好贵州屯堡文化旅游区。
（二）贵州省旅游业金融服务业集中投入贵州三大旅游品牌的建设
贵州省近年来旅游地产主要突出了三大品牌：第一品牌是夏季贵阳避暑，广告用语是爽爽的贵阳。第二品牌是冬季贵州的温泉旅游。第三大品牌更加突出了贵州独一性的特色：贵州是中国唯一保存完好的明代屯堡之都。贵州省要加大对三大旅游品牌的地产开发，利用金融制度的完善及管理，严格控制贵州三大旅游品牌外的大项目的旅游地产投资。
（三）银行对贵州屯堡文化旅游投融资要与绿色碳基金挂钩
贵州屯堡文化旅游业是绿色产业，银行对屯堡文化旅游地产的信贷符合低碳金融的要求。银行等金融主体对旅游地产投资和融资应循序渐进，合理投放，贷前审慎，贷后监控，强化绿化面积和造林固碳的要求，确保旅游贷款的安全和质量，银行对贵州屯堡文化旅游投融资要与绿色碳基金挂钩，增加碳信用，利用国际国内碳交易市场套利避险。
（四）加强银行等金融机构与贵州各乡镇基层政府的金融等信息沟通
贵州屯堡文化旅游地产金融博弈的风险管理需要加强与地方乡镇政府的联系与沟通，保证银行信贷资金的安全。加强贵州屯堡文化旅游市场分析，指导投资决策。为了保证投资安全，保证贷款资金的如期收回，金融机构应注重加强市场分析，用以指导投资人的决策，防范金融风险。一是各级银行要切实落实贷款抵押担保手续，并密切关注借款人和担保人的经营状况，贷款一旦出现风险，应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保证资金回收。二是严格执行项目资本金制度，对在建旅游工程不得随意追加投资。最后，对已经形成的不良贷款项目，银行要认真分析贵州旅游业不良贷款的形成原因，加强与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取得政府部门积极协助银行等金融主体对屯堡文化旅游贷款项目的管理。在内控上，要制订具体的回收、盘活或处置方案，适时跟踪，注意监控，逐步压缩不良贷款存量。
（五） 开展贵州屯堡文化旅游地产的资产证券化
加快贵州屯堡文化旅游地产的资产证券化的进程，提高银行与其他投融资主体的资产的流动性，这是贵州省屯堡文化旅游地产投融资博弈与金融风险管理的题中应有之义。若能在近期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旅游房地产资产证券化业务，将使银行等投融资的金融主体多年来沉淀在贵州旅游业的庞大资金得以盘活，从而缓解投资风险和融资风险，并促进贵州旅游资产的良性发展。打造高品位一流的“贵州屯堡文化旅游区”，需要金融业制度创新，确保银行等金融主体的金融利润和金融增值的实现。成功地把贵州屯堡文化旅游地产的金融博弈和金融风险管理打造成贵州金融服务博弈的典型案例和金融博弈的经典传奇。
【关键词】历史文化名镇；古镇；安顺旧州；旅游规划
1、引言
城镇自身具有发展与变化的必然性[1]，历史文化名镇也有发展的需求。其中，发展遗产旅游是实现古村镇经济发展和遗产保护最常用的途径。但是，在旅游开发中一些古镇越加“雷同”，旅游资源开发的形式较为局限[2]。
古镇的旅游规划，需要对游赏资源梳理整合，挖掘特色突出的历史遗产，保护和建设具有游览价值的历史人文环境。在这一过程中，如何让景区的地域特色鲜活起来，如何提升游客对历史文化的感知，如何体现历史遗产在新时代的价值，这些都需要我们开阔思维深入思考。
2、旧州镇旅游资源现状及问题
贵州省安顺市旧州镇是中国第四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也是黔中地域屯堡文化的典型代表 [3]。经过多年的建设积累，古镇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建设性破坏”，但整体保存尚可。古镇格局清晰，主要街巷完整，还有若干挂牌保护院落，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通过对历史遗存的实地调研发现，旧州镇内目前有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古镇内的游赏资源缺乏梳理。古镇具有游赏价值的区域范围尚需统一规划，几处重要的游赏资源分布零散，不利于游客旅游观光的完整性和便捷性。一些地段新建了现代建筑，体量和外观都与古镇气质不协调，如中小学、多层住宅小区等，影响游览感受。对此，规划的首要内容就是梳理古镇有价值的游赏资源，对游赏资源进行必要的衔接，甚至部分区域的协同改造。
第二，缺少具有“点睛”作用的的历史建筑。旧州镇曾是安顺地区的首府，有三教合一的文化传统[4]，佛道儒三教的寺庙、道观并存于镇内，成为当时重要的交流场所和地标建筑。现今多数寺庙、道观都已经损毁、荒废了，原先的城门、鼓楼等标志物也拆除了，令人惋惜。在旅游开发中，有必要修复一批典型的历史建筑，重新利用它们，提升古镇的旅游形象。
第三，古镇的若干标志性景观节点已不存。根据《旧州镇志》所记载，古镇及周边原有“八景”（注2），并由文人墨客赋诗相应，充分体现了旧州作为安顺地区首府的历史内蕴和文化沉淀。可惜的是这八景并没有完整的保存下来。有必要采用适当的手段恢复、重现旧州八景，重塑古镇的历史人文框架，提升古镇的历史人文气氛。
第四，古镇“历史边界”不清晰。在新城镇建设中，旧州镇的规模逐渐扩大，同时一些老房子逐渐被现代建筑所取代，新旧地区逐渐交织，再加上古城墙早已不存，古镇原先的“葫芦形轮廓”（图1）变得模糊。葫芦形轮廓在贵州众多古镇中是唯一的[5]，这一地方文化符号亟需挽救和传承。
3、旧州镇旅游规划的几点构思
（1）提取特色区域，打造精品游线
由于长期现代化建设的积累，古镇往往出新旧建筑混合、新旧地段相互穿插的状态，对游赏路线的组织有很大影响。在旅游规划中，参考保护规划的保护范围，着重对历史环境气氛保存较好的区域规划整理，梳理结构，以建立游览框架。（图2）在调研中发现，北街至麒麟山一带涵盖了多个节点，如城隍庙、清元宫、山体公园等，又与历史氛围浓厚的东街关系密切。规划将北街与东街交汇处的现代平房拆除，开辟为清元宫的前广场，作为大量人流的缓和空间，同时引导人流至城隍庙、麒麟山一带，新规划的这一条游线串联了旧州最重要的几个景点，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历史空间的连续性。（图3）
（2）利用历史建筑，赋予主题特色
建筑是凝固的历史，历史建筑浓缩了一个地区的文化特征。对老房子的利用一直是古镇旅游规划中重要的内容之一，除了沿街商铺基本的业态之外，还可以挖掘老房子的特色，打文化牌。如西街的鲁氏大宅（图4），留下了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今天老宅子在历经波折之后依然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它将作为具有地方特色的婚庆基地和婚纱摄影基地。又如北街衙门老房子，修整为小型的屯堡军制展览馆，展示与屯堡军屯建制相关的历史展品和售卖特色纪念品，为商业街补充历史气氛。还有前文提到的清元宫，在古时作为慈善教育机构，修缮后命名为清元学堂，既是参观景点，又可以作为当地学校的传统文化拓展基地。
（3）修复历史场景，兼顾使用功能
古镇旅游的核心吸引力在于“古”，人们追求的是访古寻踪的意境。修缮整治街巷立面固然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对特定的开敞空间或说历史场景的修复利用，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标志性建筑的故址复建，并结合周边环境丰富功能。如恢复“八景”之一的“扶风夜笛”，文献记载天宝桥上有扶风亭，乃旧州“乘凉赏月之胜区”。规划将扶风亭与碧波湖文化广场结合设计，作为旧州镇的东门标志，为本镇居民和游客修建一处怀古文化公园。另一类是特色资源叠加功能和内涵延伸。如八景中的“麟山晴岚”，原指麒麟山景之秀美。在旅游规划中，将麒麟山修建为体育休闲公园并建设t望平台，与居民和游客的登山需求相结合。又如“南堤绿柳”，在护城河岸边补种柳树，修建为滨水健身步道。
（4）珍惜历史要素，协调总体规划
古镇因特色才能脱颖而出，才契合“名镇”之名，必须珍惜自身独有的历史元素。如旧州“葫芦形轮廓”是古人营城智慧的结晶，体现了建城特色。虽然构成轮廓的城墙、城门基本不存，但通过现场调研和相关资料仍能推测出大致的位置关系。对其保护将在空间上对古镇历史范围有所限定，有利于古镇有重点、分层次的保护落实和更新建设。
另外，古镇的街巷肌理是历史积累而形成的，在城镇总体规划中不仅要保护主要街道，还应重视各条支巷、小路。同时，避免新规划道路影响到葫芦形轮廓所在区域，利用公共绿地勾勒轮廓边界，保持古镇的历史城建骨架。
4、小结
旧州镇旅游规划秉承了“以史为本，借古营新”的理念，力图从旧州本地的历史传统要素中寻找有价值的元素，用现代人愿意接受的“新”丰富旧貌，让古镇旧貌换新颜。这里的“新”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开发新的游赏路线。古镇丰富曲折的道路系统体现了深厚的人文沉淀，是形成游赏路线的天然条件。除此之外，在交通组织中，还可以考虑不拘泥于原有的街巷交通，通过适当的调整整合资源，有选择的衔接重要的节点空间，促进精品游览线路的成形。必须强调的是，古镇的保护是第一位的，任何新建设和调整都应满足文物保护可逆性的原则，不能产生实质性的破坏。
第二，赋予老房子新的主题。为了更好的体现历史建筑的价值，在旅游规划中应依据历史建筑的原有性质赋予适当的主题功能，以发展旅游经济。在主题的选择上，以凸显历史特色为佳。根据名人轶事、历史活动等，挖掘具有一定独特性的文化类主题，并对主题进行演绎和延伸，开发一些接地气、本土化的特色服务。
第三，赋予历史场景新的内涵。古镇中的一些场所充满了人文情怀，找出并强化这样的历史场所，引导人们从中获取精神的共鸣，是旅游规划、景观设计中应该注重的方面。历史场景是空间与文化、功能与文脉的载体，在规划设计中，要将空间环境结构与社会文化形态结合起来[6]，形成集审美、史学、文化、使用等多方面价值于一体的复合型空间。这其中的功能属性，是较难体现的部分而更应重视起来。
历史文化名镇的旅游规划，要尊重历史，又要体现发展，在保持本真的基础上创新性的服务于旅游产业。关于历史文化名镇旅游规划的思考不止于此，需要我们继续研究和实践。
注1：本文为贵州省安顺“大屯堡”旅游规划阶段性成果。
注2：根据《旧州镇志》所载，“旧州八景”为麟山晴岚、文阁夕照、扶风夜笛、华严晚钟、南堤绿柳、北岭寒梅、翠微春霭和碧波秋月。
参考文献：
[1] 嵇岚.历史城镇的保护再思考. 2008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2008
[2] 宋瑞.古村镇旅游的问题与难题[J].旅游学刊，2010.06
[3] 杨开.贵州安顺市旧州古镇的特色分析与历史保护. 2007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2007
[4] 安顺市西秀区旧州镇志编篡委员会.旧州镇志[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论文摘要]贵州素有中国“公园省”之称，山川秀丽，气候宜人，食品丰富具有发展旅游业非常优越的条件。但是，随着贵州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一些阻碍旅游发展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要使得贵州旅游业持续又快又好发展，并把贵州建设成为一个旅游大省，那么，解决旅游发展问题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是当前贵州旅游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贵州旅游业发展现状
贵州在2007年全省共接待旅游者6262.89万人次，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512亿元人民币。全年旅游收入净增124亿人民币，比2006年增长47%；相当于全省gdp的18%，相当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45%。各项指标均居西部12省区之首。旅游正在成为我省的支柱产业。
目前，全省重点景区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旅游产业规模不断扩张。数据显示，目前贵州省已开展经营或已进行规划的有477个旅游区(点)，其中有世界自然遗产1处，国家5a级旅游景区2个，国家4a级旅游景区3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20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个，中国优秀旅游城市5个；全省旅游星级宾馆饭店数量达240家、旅行社达194家、旅游定点接待汽车810辆，旅游直接从业人员7万余人。
二、贵州旅游业当前存在的问题
（一）观念滞后、体制创新不足
贵州宏观管理部门对全省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缺乏统筹规划，对旅游市场需求特点缺乏科学分析和了解，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项目建设存在很大的盲目性，无规划开发、无序开发、低层次开发问题严重，致使贵州旅游资源的优化结构与整体优势较差。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实现贵州旅游业的跨越式发展，拉动贵州旅游经济必然首先要求观念的转变、体制的创新。贵州面对开放、多元化、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环境，显然还未完全打破陈旧的发展观念及模式，在旅游市场培育方面并未形成足够的认识和创新的思维，大旅游产业观念还未真正树立。
（二）旅游形象定位不明且宣传力度不够
所谓旅游形象，就是指旅游产品及服务等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整体印象，正确地确定目的地产品的旅游形象有助于旅游业的成功发展、带动旅游经济提升。许多著名的旅游国家或地区成功之处就在于其鲜明的旅游形象定位。贵州旅游业逐步认识到旅游形象定位的重要性，所以自旅游事业开始起步，就尝试为贵州的旅游形象进行定位，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定位，为旅游宣传找到一个突破口。于是八十年代中期，贵州提出了探溶洞奇、观瀑布美、享民族情”的宣传口号，旅游定位是“山水风光与民族风情相结合”；大家都说贵州的旅游资源比起云南、广西毫不失色，但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让广西俨然成为老大；“七彩云南、旅游天堂”、“第一春城”的口号撑起云南热火朝天的旅游事业。但贵州始终没有找到明确的旅游形象定位，打出具有特色的促销口号，许多景点还处在养在深闺人未识阶段。
（三）缺乏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性
众所周知，贵州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拥有神秘壮美的自然景观，古朴浓郁的民族风情，舒适宜人的气候条件以及悠远丰富的历史文化。但可惜的是贵州在发展旅游业，塑造旅游形象过程中更多的是强调丰富的自然资源，却忽视了深层次挖掘资源的文化性。这也是我们和旅游业发达省份产生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昆明举办的“世博园”、杨丽萍领衔主演的“印象·云南”把云南省的旅游文化产业介绍给了全世界。可提到贵州，游客却很难想到贵州代表性的旅游文化。
三、在新形势下促进贵州旅游业发展对策
贵州旅游资源的丰富性、特色性，为把贵州旅游业培育成为新的经济支柱产业提供了充足的资源条件。但贵州旅游业还未发挥出应有的产业优势，经济效益的获取也远未达到预想目标。因此，贵州旅游业在新的形势下，应抓住机遇，顺势而为，突破障碍，使贵州的旅游资源优势。
（一）强化旅游大管理意识
贵州要加快发展旅游业就必须对旅游业实施全面、全方位、权威性的管理，覆盖全行业，对市场的多层次发挥作用，形成调控体系，实现由单一部门管理旅游向相关部门共同管理旅游的方式转变。旅游的综合性 和依托性使行业跨度大、行业界线模糊，旅游市场管理涉及的管理部门多，旅游管理部门不可能包揽其它管理部门的职能，对旅游市场的有效管理必然是一种联合管理，应处理好旅游管理部门与相关部门管理的关 系。相关部门必须把涉及到本部门旅游方面的管理作 为自己份内的事来抓．职责到位．形成有效的旅游管理体制
（二）塑造旅游形象，加强宣传促销力度
尽管贵州在塑造旅游形象的道路上走得很艰难，而且成效甚微。但笔者认为贵州还是必须坚持塑造出一个鲜明、易记的旅游形象，因为形象树立对于贵州旅游持续发展的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发现几乎所有旅游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在旅游开发时都是追求一种将整体而非若干景点作为旅游吸引力因素来推动市场，依靠形象吸引旅游者前来旅游。贵州过去塑造的旅游形象、打出的宣传口号变化太多、特色不明。如今贵州旅游形象定位应站在全国这个角度，从旅游者心理感应和市场需求的角度来考虑，贵州旅游形象设计既要符合自己的资源特色和历史文脉，又要对市场有吸引力。在对外进行旅游宣传时，应在建立一个总体旅游形象的基础上再针对客源市场的特征予以区划。如贵州的总体旅游形象可定为“神奇贵州多彩风”，然后针对沿海地区推出“原生态自然风光、五彩民族风情”形象；对中原市场推出“绿色喀斯特王国、秀美山水之乡”形象。诸如此类，让贵州首先在世人心中留下一个深刻旅游形象后，又在不同的客源市场拥有独具特色、不可替代的旅游吸引形象。
（三）突出旅游文化内涵，打造特色旅游精品
当前在文化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形势下，旅游经济注入的文化内涵越多，开发出的旅游产品档次和附加值越高，竞争力就越强。贵州的旅游文化本底是丰富的，拥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特色文化资源。但现在缺乏挖掘、整合及宣传。贵州可在红色文化、古镇文化、夜朗文化、民族民俗文化、屯堡文化、酒文化等方面深度挖掘，让贵州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紧紧缠绕在一起。在挖掘整合基础上，要将贵州旅游文化性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方式推广出去。其中，举办文化节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文化节是结合地方特有人文资源与文化资产所举办的节庆活动，唤起民众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更成为观光客的主要吸引力，2005年中国·贵州黄果树瀑布节所推出的大型民族歌舞“多彩贵州风”就是一个成功的示例，它为贵州旅游注入了厚重的文化元素，提升了贵州旅游的文化和品位，但该节目在画面精致性、市场运作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提升。要想打造贵州旅游品牌，提高贵州旅游经济效益，仅凭一个黄果树瀑布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我们贵州拥有一批在国内乃至国际上具有吸引力、竞争力的高品位旅游产品。
参考文献
[1]张忠元，向洪《旅游资本》[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
论文关键词：贵州,旅游电子商务,现状,对策
一、引言
电子商务是信息技术革命的重要成果，是信息技术在商务领域的具体应用。从经济角度讲，其优势表现在提高交易效率，扩大市场范围，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诸多优势。电子商务应用于旅游业中，有利于扩大旅游市场，创造更大的利润空间，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电子商务应用于旅游业，有利于提升旅游业服务水平。《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中就提出“积极开展旅游在线服务、网络营销、网络预订和网上支付……全面提升旅游企业、景区和重点旅游城市的旅游信息化服务水平。”
电子商务应用于旅游业，有利于促进就业。电子商务导致的专业化程度增加和旅游市场扩大，不但会使旅游业对人才的需求增长，还可带动其他产业增加就业机会。据世界旅游组织测算，旅游业每增加1个就业机会，可带动其他产业增加5个就业机会。
旅游业作为贵州省大力培育和发展的支柱产业，在贵州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为加快旅游经济发展，2002年，贵州省委、省政府曾出台了《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意见》对贵州旅游信息化的发展做出了明确指示：“重点旅游景区和旅游城市，要建立旅游信息网络查询系统……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贵州旅游信息网，发展旅游电子商务和国际国内旅游预订网”。截止2008年底，全省接待国内外旅游者819.2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651.81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全省GDP的19.55％。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贵州旅游电子商务的现状及发展措施不但直接影响着其自身未来的发展，甚至影响着整个贵州旅游业的发展，对其展开研究也有着更为典型和现实的意义。
二、贵州旅游电子商务发展概况
1．贵州旅游电子商务背景考察
旅游电子商务的兴起和发展并不是孤立，对于欠发达地区，除该区域旅游业发达外，还必须有一个良好政策环境。
1999年底至2000年初，我国政府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伴随着国家西部开发的号令，西部越来越多的旅游社、旅游公司、酒店开始寻觅网络商机。
2001年初，国家旅游局启动了“金旅工程”，该工程将实现政府旅游管理电子化和利用网络技术发展旅游电子商务，以最大限度地整合国内外旅游信息资源，力争在3至5年内建设和完善政
府系统办公自动化网络和面向旅游市场的电子商务系统。
2002年12月，贵州省委、省政府制定了《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提出了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重点培育的战略决策，指出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贵州旅游信息网，发展旅游电子商务和国际国内旅游预订网，这为贵州旅游产业拉开了信息化的序幕，随后各类旅游网站开始纷纷建立。
2．旅游企业网站建设调查
笔者调查时发现目前还没有相关公开资料，材料很难搜集，只得借助旅游网址收录网站。我们以“旅游网址”为关键字，在雅虎搜索引擎中搜寻出旅游网址收录网站，然后在各个收录网站中检索出贵州旅游企业网站并使用Onenote随时记录，最后用Excel进行汇总整理。
旅游企业网站是由旅游企业直接开发、建设的网站，我们将其进一步细分为户外运动网站、旅行社网站、酒店宾馆网站、景区景点网站，资料搜集整理如下表：
贵州旅游企业网站一览表
网站名称
网址
建立时间
类型
起点拓展
http：//qd179.com/
2001.10
户外运动
贵州风行户外旅游网
http：//fxclub.net/
2003.9
户外运动
自然之子——资讯中心
http：//gztx.org/
2004.6
户外运动
江秋行摄
http：//jqxs.net/
2007.11
户外运动
贵州山野风情旅游有限公司
http：//shanye123.com/
窗体顶端
2003.9 窗体底端
户外运动
天龙屯堡文化旅游区
http：//tp600.com/
2004.2
景区景点
黄果树风景名胜区
http：//hgscn.com/
2004.5
景区景点
中国·丹霞谷
http：//danxiagu.com/
窗体顶端
2004.9 窗体底端
景区景点
贵阳市黔灵公园
http：//qlpark.cn/
2004.10
景区景点
龙宫风景区
http：//china-longgong.com/
2005.2
景区景点
贵州龙博物馆
http：//gzlong.org/
2006.8
景区景点
紫云格凸河风景区
http：//getu.com.cn
2006.9
景区景点
遵义赤水旅游信息网
http：//cslyw.com/
2007.1
景区景点
贵州栢顿酒店
http：//trade-pointhotel.com/
2001.8
酒店宾馆
贵阳华美达神奇大酒店
http：//ramadaplazagy.com/
2006.9
酒店宾馆
贵州省中国青年国际旅行社
http：//gzcyts.com/
2002.8
旅行社
贵州海外旅游总公司
http：//gzotc.com/
2004.3
旅行社
窗体顶端
贵阳国际旅行社 窗体底端
http：//gylxs.com/
2004.4
旅行社
贵州中国国际旅行社
http：//gzcits.com/
2004.11
旅行社
贵州国际旅行社
http：//gzfree.net/
窗体顶端
2006.3 窗体底端
旅行社
贵州中国旅行社
http：//gzcts.cn/
2006.7
旅行社
贵阳中国旅行社
http：//gycts.cn/
2008.9
旅行社
贵州龙禧旅行社
http：//gzlxly.com/
窗体顶端
【关键词】经济人类学；中国；展望
【作者】赵巧艳，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管理系副教授、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0级博士生。广西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1-0057-009
引言
经济人类学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如今已经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科。1941年赫斯科维茨（Herakovits）最先提出了经济人类学的概念，并于1948年出版了专著《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卡尔・波拉尼的两篇论文――《作为制度过程的经济》和《早期帝国的贸易和市场》的发表所引发的“形式――实体”论战使得经济人类学上升为一个学界关注的研究领域。1981年美国经济人类学学会（Society for Economic Anthropology，SEA）的建立则正式标志着人类学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的诞生。可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对经济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进展一直缺乏关注，直到1982年，蔡振扬翻译了达尔顿和盖克的《经济人类学的展望》一文，经济人类学的概念才正式进入中国学术研究的视野。2001年和2002年陈庆德和施琳相继出版了《经济人类学》两本专著，标志着国内经济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个的到来，这一点也可以从图1看出（图中的论文来源为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库，检索条件是以“经济人类学”为标题进行精确匹配）。此后，国内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关注度，在研究的理论探索和案例调查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而且如今正处于第二个研究的快速上升阶段（图1）。然而迄今为止，尽管国内学界对国外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进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理论介绍，可是关于国内的研究进展却没有一个系统的总结和概括，从而无法在对比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学科研究前沿以及国内外研究的差异。鉴于此，本文尝试对国内经济人类学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梳理和分类概括，并结合国际上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前沿，剖析国内外研究之间的差异，展望国内研究未来的努力方向。
一、经济人类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如果把用人类学方法剖析经济问题全部纳入经济人类学研究范畴的话，先生的《江村经济》无疑开创了国内经济人类学研究之先河。但结合经济人类学定义与内涵的演进历程分析，施正一先生的《民族经济学导论》和《民族经济学教程》似乎才算真正意义上国内经济人类学研究的开山之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济人类学在国内的人类学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在新出版的人类学教科书中，经济人类学都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如庄孔韶的《人类学通论》（2003）、朱炳祥的《社会人类学》（2004）、孙秋云的《文化人类学教程》（2004）、田兆元的《文化人类学教程》（2006），周大鸣的《人类学导论》（2007）等，在章节安排上都将经济人类学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介绍。经济人类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相关著作出版与学科定位、国外著述翻译与理论引介。
（一）相关著作出版与学科定位
一门学科的理论集大成之标志离不开专著的出版，中国经济人类学的蓬勃发展也同样以21世纪初期两本最重要的专著为标志和载体。2001年和2002年，陈庆德和施琳相继出版了《经济人类学》专著，极大地推动了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力扩散，而且在后者的专著出版之初，杜倩萍对该书做了简评，发表于民族学权威刊物《民族研究》上。同时，两本专著的出版也标志着以云南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为首的经济人类学研究团队的确立，两所大学培养了一大批经济人类学方面的研究人员，奠定了经济人类学的学科定位，使得经济人类学越来越为人类学界和民族学界认识和认可。其他的一些研究机构也开始将经济人类学作为其研究的方向和重点，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考察，中国台湾的经济人类学研究也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机构和研究人员的体系，如“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黄应贵、陈文德和新竹清华大学马腾岳先生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黄应贵先生不仅在台湾讲授经’济人类学的课程，而且也在大陆做过多场学术讲座，并在其著作《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中安排两章（第九和第十章）的篇幅专门探讨经济人类学议题。
（二）国外著述翻译与理论引介
学科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国际前沿研究的成果翻译和理论引介，随着国内对经济人类学理论的引入和扩散，翻译国外经济人类学的著述和介绍国外的一些相关理论也成为推动理论传播的一种重要前提和手段。著述翻译方面，以王名等人翻译粟本慎一郎的《经济人类学》影响较大，也是迄今国内最为全面介绍国外经济人类学理论的译著。其他的译著散见于一些期刊上，如何培忠所译高野平次耶的《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拉尼》、王庆仁翻译哈罗德・施奈德的《经济发展与人类学》、胡琰翻译斯图尔特・普拉特纳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地方性艺术市场――经济人类学个案研究》等。而且很多是对经济人类学这一学科的通俗介绍，如田广翻译小艾伦德的《经济人类学》、韦兰春翻译西摩-史密斯的《经济人类学》、姚继德和杜杉杉翻译格雷戈里的《礼物与商品》等。也有个别针对特定研究的翻译，如黄娟和胡琰翻译朱迪思・马蒂的《工业化初期墨西哥地方市政府决策之经济人类学研究》。随着翻译作品的增多，也出现了一些评论性的文章，如李亚娟和戴庆中对粟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的评介。
国内在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引介方面要较论著翻译做得好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施琳和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施琳从本世纪伊始就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论文，重点介绍了美国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源起、理论演进和研究发展，如《论美国经济人类学的历史理论源流》、《论美国经济人类学的诞生与早期发展》、《经济人类学中的“形式”与“实在”之争》、《新形式主义经济人类学探索――斯图尔特・普莱特纳经济人类学学术思想剖析》、《建立广义的实在主义经济人类学――乔治・多尔顿经济人类学学术思想研究》、《美国经济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美国经济人类学与中国民族经济学之比较》、《经济人类学理论前沿综论》等。陈庆德阐明了经济人类学实体论派的代表人物和理论队伍、马克思理论在经济人类学中的拓展、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发展、理论分析模式的演化特征、形式分析在经济人类学场域中的运用与演化等。其他一些学者在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引介方面也做出了贡献，如郑海燕简要回顾了国外早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情况，并从研究领域的扩大、理论的综合作用、研究方法的灵活多样性以及应用性的增强几方面介绍了经济人类学的发展趋势；王祖望探讨了经济人类学与波拉尼学派的关系；王燕祥对经济人类学的定义与演化做了介绍，并简要分析了经济人类学和民族经济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李富强对经济人类学的发展、理论、特点与功用进行了简要评述；许婧介绍了西方经济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并对经济人类学的理论演进进行了阶段划分。
二、针对中国情境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进展
经济人类学是一门“情境性”很强的学科。中国民族种类繁多、民族文化历史悠久，而且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性也非常显著，具有天然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资源禀赋，而且也需要借助经济人类学的理论阐释许多社会问题并提供问题解决的理论参考借鉴，于是国内开展了大量针对中国情境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社会交换、劳动力要素、民族经济发展、其他问题等四个方面展开。
（一）社会交换
交换一直是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关注的核心主题，因此社会交换也理所当然地成为经济人类学的焦点研究领域。陈庆德和潘春梅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和民族社会在交换模式上的差异，认为不同的交换模式与具体的历史阶段、社会结构或文化背景关联为一体，从而为经济人类学与历史学、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提供了一个拓展研究视域的基点；马冬梅和梁勇通过对一个村落的经济人类学个案考察，论证了“乜贴”的流动具有类似于经济人类学中礼物的流动特点；郑宇和谭本玲分析了箐口村丧礼中的经济消耗、丧礼礼物的赠予和分配等过程后证实，哈尼族丧礼的根本要义，就在于通过经济的消耗，来实现当地基于亲属与非亲属区分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再生产；¨钊朱健刚和羡晓曼则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了冀南乡村的物物交换现象。
（二）劳动力要素
从经济人类学视角剖析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劳动力要素也是国内经济人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其中以马炜和麻勇恒的研究较为典型。马炜认为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本问题的本质是在一定的生活方式中存在的人，因其所拥有的知识能够在这一特定的文化中被资本化运用而使这些知识成为了资本，从而使自身成为了人力资本的拥有者，表明人力资本是一个需要放置在民族文化中才能理解的问题；麻勇恒指出劳动力的过度转移，导致山地农耕生产、家庭养殖所需劳力难以保证，从而间接地撕裂了养殖与山地农耕生产的逻辑耦合，联动地产生了粮食生产下降、养殖业萎缩、粮肉价格普遍上涨，以及土壤结构畸变、农村社区文化生态失衡等非预期后果。
（三）民族经济发展
经济人类学是探讨与日常生活和生计直接相关的人性问题部分规律的学科，而生计又是经济人类学的核心研究对象――落后地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涵，因此，关注民族经济发展也自然成为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国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也比较丰富。魏乐平通过对云南省德钦县茨中村生计模式的研究，证明生计是人类与自然交换能量，维持与社会变迁同步的生存手段，生计是人类适应环境结果，也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张晓萍分析旅游活动中的文化商品化问题，指出旅游活动中的“舞台真实”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行为，对传统文化的神圣仪式等必将产生消解作用，但也带来了文化创新和整合的机会；马岚从Stephen Gudeman经济人类学视角分析民族旅游问题，并借鉴该书中的两个案例为民族旅游发展提供新的思路；迟骏剖析了屯堡文化发展的经济效用极大化走向，指出理想的方向是文化的主体与旅游公司的一体化；罗康隆和曾宪军指出在民族经济活动中，经济是与其他种种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表现出来的，要准确地评估不同类型和不同样式的各民族的经济生活的利弊得失就必须综合、系统分析；黄海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对贵州民族地区的开发问题进行了反思。
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影响是经济人类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一趋势也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陈庆德从宏观层面探讨了经济人类学的生态分析模式；而王俊敏则倾向于微观的考察，从生态――经济人类学的视角来考量鄂伦春族经济类型、生产关系的变迁及其效应问题，描述了鄂伦春族从游居到定居、从散居到聚居、再到城镇化的演变过程，重新审视鄂伦春族的狩猎经济，探讨鄂伦春族的经济发展问题。房艳丽和刘文江从人文的角度分别就人口素质、资源的流动以及市场经济基本面的培养等方面，提出了在目前西部经济发展中需要关注的三个问题。2011年在云南大学举行的“经济人类学与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发展国际研讨会”上，一些国外学者（如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Stephane Gros和波兰波兹南经济大学Katarzyna Nawrot）也对中国民族经济问题表现出浓厚的研究热情，与会的台湾学者陈文德和马腾岳，大陆学者徐黎丽、高志英、郑宇通、吕俊彪、李忠斌和张英也分别从民族经济的发展道路、经济关系与民族关系、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结构发展、民族旅游开发和旅游城镇化道路选择等角度展现了民族经济研究中经济人类学的重要意义。
（四）其他问题
21世纪初，经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延伸到了诸如现代化、精神分析和民族品牌等方面，经济人类学的这一转变同样受到国内研究的关注。陈庆德无疑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引导者和实践者，他从经济人类学的分析框架出发，反思了现代化进程的得与失、精神分析方法在经济人类学研究中的应用、商品价值的文化内涵、货币的符号涵义、农业社会和农民经济的发展演变等多个范畴。其他研究也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迎合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导向变革，如冶荣夏通过伊佳企业个案对撒拉族民族品牌的民族志式研究、付广华和李叶青关于中国古代朝贡关系对经济人类学独特价值的探讨、钱国芳对民族品牌与民族文化和民族经济之间关系的剖析、谭宏对中华传统品牌的经济人类学解读、孙信茹对广告的经济人类学分析、叶辉以华江瑶族毛竹资源开发为个案对资源开发如何嵌合在社会制度中的探讨、杜成材对潘寨与黄岗两寨传统制度与乡村管理的透视、叶建芳以三宝坪“瑶族状元村”为个案对民族教育问题的考察等。
三、中国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未来展望
与相关学科相比，经济人类学是一门年轻有朝气的学科，它应该在人类学研究领域中成长为一门极具发展潜力的分支学科。虽然经济人类学进入中国学术研究视野的时间不长，可是它已经深深扎根中国学术研究的沃土里，并且开花结果，在理论深化和实践应用上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也培养了一大批专业研究人员，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研究体系，在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和情境化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可是就世界范围内的趋势而言，经济人类学，甚至其母体学科――人类学都面临诸多挑战。过去30年以来，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已经出现了去核心化趋势，如今国外许多大学甚至都没有将经济人类学、亲属制度和生态人类学列入教学大纲。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的经济人类学研究仍然处于一个不够成熟的阶段，研究的焦点基本上还没有超越早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理论的原创贡献更是缺乏，在国际上也尚未形成与中国经济人类学研究条件和资源相匹配的学术地位。实现中国经济人类学的繁荣有待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努力。
（一）研究视域的拓展
如今，经济人类学已经成为一门研究广义人类社会行为的基础与动因的学问，它的理论方法是多元的、开放的，经济人类学进一步发展的生命力，在于永不封闭自己的研究领域，永不拒绝新的理论工具和方法的运用。早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视域主要涵盖相对狭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原始经济范畴，而且这种观点一直在延续。Stephen Gudeman把经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界定在生产、交换、交换圈、市场和消费等领域；Susana Narotzk同样认为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包括生产、分配、消费和社会再生产，然而他的这一观点却受到Paul Durrenberger的严厉批评。跳出狭义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视域，在更广阔、更具现实意义的范围内解释社会实践并提供理论借鉴是当代经济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变。2000年的经济人类学大会首次围绕“性别问题”展开讨论；2001～2004年，SEA又先后召开了主题为劳动力、贵重物品、商品、财富与金钱、人口流动与经济，以及“快餐与慢餐：食物与食物体系的社会和经济背景”的学术会议；2007年召开的澳大利亚人类学年会也重点讨论了“当代人类学的经济议题”，而且探讨的主题也不仅仅局限在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和经济史等传统议题上，相当一部分论文涉及到特殊类型的供应和交易链范畴。
国外一些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探索，如Hart对非正式经济的经典研究在变革的今天依然具有很好的深入探索价值；Chabal&Daloz有争议的作品，《Africa Works：The Political Instrumentalization of Disorder》也凸显了研究导向从对秩序社会的功能主义探索到对失序现象的实用主义探讨转变的必要性；Tama Diana Wilson用经济人类学研究方法开创了边疆问题研究；Janet Roitman应用经济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了喀麦隆北部地区、尼日尼亚东北地区、乍得和中非共和国交界区域的非正式经济活动，认为这些违法的、阴暗的经济活动在日渐活跃，可是并不意味着这些活动都是无序的，它们同样有着自己的行动规律和准则，而且这些规律和准则都是嵌入在中部非洲社会内并且有着严密规定的行动逻辑。相对而言，国内对这一转变也表现出一定的关注，如施琳呼吁中国学者应加强关于经济人类学学科视角与方法论的探索，积极开展新型边疆民族志的调查研究；陈庆德虽然认同经济人类学有别于主流经济学经济的观点，但他也认为人类学研究可以拓展到历史、现实、生态等不同层面；许婧虽然认同交换、货币、消费和私有化一直是经济人类学研究主题的观点，可是她对经济人类学研究历程的分段也指出，1980年至今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类学，注重货币、市场与物的视野。但总体而言，国内的研究视域依然尚未在整体上超越传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
（二）研究层面的融合
关于经济人类学定义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对经济人类学研究适用层面的不同结论。赫兹克维茨认为美国经济人类学主要是“关于原始人的经济行为与经济生活”的一门学问，只是后来在许多有一定地位的人反对书中将他们与土著人相提并论的情况下才将《原始经济》第二版改名为《经济人类学》；《人类学词典》的解释是“经济人类学研究的重点包括在跨文化比较下的生产、分配、交换问题，对特殊经济体系的民族志记述，前资本主义或混合型经济体的构成，分析在小型社区或农民社区中的民族经济、多民族经济和世界经济体系的冲突”。似乎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层面只适合微观层面特定群体的经济活动规律，然而《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中的同名条目的解释则称其为“研究人类各种社会的经济生活、经济制度及其演化的文化人类学分支”，从而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视域和层面延伸到各种类型的社会制度和各个层面。比较来说，倡导在更加宏观层面开展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得到了更多支持。Prattis认为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整合需要同时拒绝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研究局限，应该采取新的问题导向的方法开展研究；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人类学家不应立足于国家或地区这些较小的、不全面的分析单位，而应从整个世界体视域扩展应对来自宏观“世界视角”的挑战；形式主义流派的学者们主张系统地、全面地在经济人类学研究中引入成熟而规范的经济分析方法。
除了理论的争辩以外，国外已经在实践中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触角扩大至宏观层面。BenedicteBrgger以Wilk&Cliggett的三个经济人类学研究方法（理性、社会和文化）为基础，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挪威国家创新体系（NIH）中的专业化交易问题。理查德・罗宾斯的《全球问题和资本主义文化》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审视了一系列重要的宏观问题，如资本主义的兴起、世界粮食问题、人口增长、消费、种族冲突以及不平等问题；Gregory在展望经济人类学的未来发展道路时指出，从次要观点视角探讨经济、亲属与生态相互之间关系的一般理论将依然被保留在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框架内，可是经济人类学主要的理论范式必将在更加广泛的层面上反映历史变革背景下社会文化图景，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从交换到消费、再到分配、能动和金融化就体现了这样的演进逻辑；Bill Maurer也从金融危机和债务、信用、投机、失衡本质的角度探讨了经济人类学当代的研究宗旨。国外的这种实践无论在理论还是应用上都是有意义的，就如Chris Hann的观点认为，经济人类学已经跳出了20世纪60年代关于全球政治经济和地方模式争论的局限，而是在一个大大超越波拉尼和赫斯科维茨时代的研究范畴内考察当代世界的热点议题，而且这种研究导向也极大地拉近了经济人类学与经济学研究之间的距离。陈庆德和郑宇也发出类似的感慨：传统的经济人类学分析视角，既限制了基于稀缺、最大化假设的模式应用的可能性，又把文化一历史的视野固着在顺应经济科学的范围中，无论是把经济的涵义限定在制度抑或物质的单一层面，都实在是太狭隘了。可是在具体的经济人类学研究层面融合上目前国内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似乎缺乏开创性的尝试。
（三）研究范式的转变
伴随国外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层面从微观向中观和宏观的拓展，他们的研究范式也出现了相应的改变。尽管人类学家的主题是“微观的”而不是“宏观的”，他们聚焦的中心是原始资料的分析，而经济学家主要依赖于官方统计来满足其资料需要。可是在方法论上经济人类学并非孤立和特别，它吸纳了源于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具有鲜明的交叉与混合的方法论特色。不仅如此，由于经济人类学对多元文化背景下复杂经济行为的深入探索，在研究方法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进展，反过来对于人类学和经济学研究也有一定启发意义。伴随经济人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不断“接近”，在经济人类学的研究中应用经济学中普遍采用的实证和定量研究方法也正在成为一种趋势。由单个、局部的田野调查式研究向大范围、定量研究范式的转变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Prattis已经明确表明他对抛弃正统经济人类学研究方法上分裂做法的一种追求，他认为与传统经济人类学研究上对人与情境逻辑影响决策过程过度关注相比，将情境逻辑与生产理论联系起来，从而弥合微观宏观之间的鸿沟也许更有意义；Benedicte Brgger指出人类学家一直受到批评，因为他们出于良心的承诺使得事情变得混乱而不是为宏大理论做出贡献，而且为了改善到这一点，对宏大理论进行实证研究也许比理论本身更加重要；Peter Edward Parker也持有相似的观点，他指出虽然Wilk&Cliggett在书的结论部分描述了对人们决策进行实证调查的方法论，可是调查的目的应该是探求人们采取行动的理性最大化、社会或道德依据，因此理论争辩的焦点不仅仅是引导批判或发展理论，而是提供对相关事件研究的一个更为广泛的实证研究方法；Gregory通过对印度商人的研究提出了“家庭货币”的概念，又进一步指出，非制度的、类血缘关系的亲属结构分析元疑是理解这种新兴“转型家庭”的关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抛弃那些过时的陈旧思维模式，通过定量的实证研究进行验证。国内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范式和成果似乎还停留在学科的早期发展阶段，依靠范式转变推动学科跨越式发展的进展依然缓慢。
（四）研究学科的整合
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朱蒙建国前曾有过“句丽国”，这个“句丽国”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时就曾“居住过五个血缘集团（五族）”，而“随着他们进入阶级社会便被强大的涓那部统一，编成为五个地方行政单位（五部）”，“高句丽是继承句丽的国家”，因此所谓“句丽国”的领域也就在初期高句丽的领域范围之内，“其地区相当于以现在浑江流域为中心，包括鸭绿江中游、太子河上游、浑河上游、伊通河流域的今日中国辽宁省桓仁县、新宾县、清源县和吉林省柳河县、通化县、集安县、临江县以及我国（指朝鲜）的慈江道一带”。1笔者认为，所谓“句丽”应是“高句丽”的简称，将其说成是不同时代的两个不同的政权乃是毫无根据的。至于将“五族”与“五部”看成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乃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更不值一驳。需要认真讨论的是关于“五部（族）”领域形成的时间问题。笔者认为，前述高句丽五部的范围既不是朱蒙建国前的高句丽民族的分布区，也不是朱蒙建国初期的疆域范围。实际上，高句丽五部领域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关于这一点，学界尚未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关于“五部（族）”的记载，最早见于《后汉书》和《三国志》的《东夷传》，彼时五部业已形成，范晔和陈寿所云“五部（族）”是既成事实的情况，对其变迁情况只是提到了原本涓（消）奴部为“王”、为“国主”、后来由桂娄部取而代之一事。显然，上述二史的相关记载是颇为模糊的。正因如此，所以使学界在理解问题时歧义频出。对此，金富轼的《三国史记》所提供的某些史料，可以帮助我们从微观的角度去探求五部形成的奥秘。金富轼《高句丽本纪》（下简称《丽纪》）云：“（朱蒙与三贤）俱至卒本川（《魏书》云至纥升骨城），观其土壤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四方闻之，来附者众。其地连部落，恐侵盗为害，遂攘斥之，畏服，不敢犯焉。王见沸流水中菜叶逐流下，知有人在上流，因以猎往寻，至沸流国，其国王松让……曰：‘我累世为王，地小不足容两主，君立都日浅，为我附庸可乎？’……二年（公元前36年）夏六月，松让以国来降，以其地为多勿部，封松让为主。”《三国史记·百济本纪》（下简称《济纪》）又云：“（朱蒙）自北扶馀逃难，到卒本扶馀。扶馀王无子，只有三女子。见朱蒙，知非常人，以第二女妻之。未几，扶馀王薨，朱蒙嗣位。”
关于“沸流水”是现在的哪条河，学界有不同说法，但以今浑江支流富尔江之说为最可信。所谓“卒本川”，无疑是沸流水的另一个名字。据上引史料推测，朱蒙到卒本川之前，在这一带可能有一个夫余移民所形成的部落（《济纪》有朱蒙的后妻之前夫优台是北夫余王解夫娄庶孙之说），朱蒙始建国号可能是“卒本夫余”，在吞并了一些原高句丽部落之后改名为“高句丽”。笔者将朱蒙建国前的高句丽称“古高句丽”，这“古高句丽”就是以沸流国为首的某些部落小国，诸如《丽纪》中所载“黄龙国”、“荇人国”皆是。实际上，朱蒙在沸流水下游落脚以后，是利用了夫余移民的力量威服或征服了古高句丽各部的。这里必须强调，古高句丽应是在原高夷某些部落中脱胎出来的新的民族共同体，自西周就已存在的高夷在高句丽族诞生前应是处于一种部落分散、各有君长、总不相一的状态，及古高句丽在富尔江流域形成后，该族各部形成了一个范围并不太大的部落联盟，其盟主就是沸流国国王（酋长），松让所说的“我累世为王”即指沸流国累世为古高句丽部落联盟的酋长。有人把“累世为王”理解为沸流国已是奴隶制国家并实行国王的世袭制是错误的。
笔者还要进一步指出，古高句丽虽然已形成部落联盟，但这一联盟的领域还没有包括原高夷的全部地区。西汉第二玄菟郡的辖区共有三个县，即高句丽县、上殷台县和西盖马县，古高句丽族的分布区应仅在高句丽县的辖境之内，其它两县所辖应是尚未融入高句丽族的高夷部落或貊人部落。即使在高句丽县的辖境之内，也还分布着梁貊（今太子河上游一带）部落，而梁貊融入高句丽已是晋代的事了。关于古高句丽同西汉地方政府的关系，《三国志·东夷传》有一段记载：“汉时赐鼓吹技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后稍骄恣，不复诣郡，于东界筑小城，置朝服衣帻其中，岁时来取之，今胡犹名此城为帻沟娄。沟娄者，句丽名城也。”关于“汉时”发生上述之事，成书晚于《三国志》的《后汉书·东夷传》中记为“武帝灭朝鲜，以高句丽为县，使属玄菟，赐鼓吹伎人”，显然是错误的。《汉书·昭帝纪》载：“元凤……六年（公元前75年）春正月，募郡国徒筑辽东玄菟城”。此“辽东”非指城而是指郡，因为彼时辽东郡的首府是襄平，称“辽东城”是后来高句丽占领辽东郡以后的事；“玄菟城”无疑就是高句丽县县城，其遗址即今辽宁新宾县永陵镇南的汉代古城。笔者曾考证，西汉第二玄菟郡是于昭帝六年前后在原辽东郡塞外地区侨置的，其辖区基本是古高夷（今浑江流域）和貊国（今朝鲜慈江道）故地。2因此，高句丽县的设置与汉武帝灭朝鲜并无联系，高句丽县令管理古高句丽是昭帝时的事。朱蒙建国以后，高句丽国取代了沸流部对古高句丽地区的统治。《丽纪》载有朱蒙派人攘斥靺鞨、“伐太白山东南荇人国，取其地为城邑”以及“伐北沃沮，以其地为城邑”的事，学界有人以此为据认为朱蒙在位时高句丽的地盘已扩展得颇大了。这实在是一种误解。金富轼在这里说的“”应指北沃沮而言，但从彼时高句丽的国力来看，它不可能威服远在今延边地区的北沃沮，更谈不上征服乃至吞并。至于荇人国的位置，也不可能距沸流水太远，其中的“太白山”也不可能是今长白山。理由很简单：朱蒙在位时，西汉的玄菟郡还在有效地管辖着高句丽地区，高句丽之北不远的地方就是上殷台县（今通化县赤柏松古城）。考察历史，首先应对史料进行鉴别，做到去伪存真。
在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王在位时，高句丽依然不甚强大，除了汉玄菟郡对其尚有相当的制约力外，北邻夫余国给它的压力也很大。据《丽纪》载，公元前6年，夫余王带素曾遣使请高句丽送交质子，为此琉璃王颇为害怕。为了远离高句丽县的控制和夫余国的威胁，琉璃王于公元3年迁都国内城（今集安市），但对距原首都纥升骨城（今桓仁东北五女山城）不远的黄龙国尚不敢得罪。据《丽纪》载，琉璃王为安民固邦，竟将结怨于黄龙国的太子解明赐死。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汉末年，由于中原多事而大大影响了对东北边郡的控制力，在高句丽迁都之前，西盖马县（今集安）业已内徙于辽东郡境，但上殷台县依然存在，王莽于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曾改高句丽为“下句丽”，将上殷台改为“下殷台”。当然，由于王莽篡权后执行了一条错误的民族政策，伤害了高句丽人的民族感情，激化了民族矛盾，使高句丽向着叛逆的道路愈走愈远。据《丽纪》载，在公元12年以后，高句丽“寇汉边地愈甚”，并于公元14年“西伐梁貊，灭其国（实为征服）；进兵袭取汉高句丽县。”自此，汉玄菟郡的大部分辖区已为高句丽控制，玄菟郡全部内徙于长城以内的辽东郡境。及高句丽第三代王大武神王时，首先于公元4年击败了夫余国。夫余国的王弟逃到鸭绿谷（今鸭绿江上游地区）杀海头王而自立国于曷思水（鸭绿江一支流），是为曷思王。夫余王从弟亦率万余人投奔高句丽，高句丽封之为王并将其安置于掾那部。又于公元26年冬十月“王亲征盖马国……以其地为郡县”，于同年12月句茶国王又“举国来降”，高句丽“由是拓地浸广”。自琉璃王迁都国内城开始，高句丽利用国内地区土地肥美、物产丰富、山水深险、易守难攻的绝好条件，不断向周边发展割据势力，它的南界已达萨水（今清川江）北岸。及至第六代王太祖王时，公元68年，“曷思王孙都头以国来降”；公元72年“遣贯那部沛者达贾伐藻那，虏其王”；公元74年“王遣桓那部沛者薛儒伐朱那，虏其王子乙音为古邹加”。大致在太祖王执政之时，高句丽的五部疆域业已形成。其中部（亦称内部或黄部）为桂娄部，它是五部的中心，亦即国内地区，即王畿地区，为今集安市辖境，它是高句丽王直属的地缘部落，当是由夫余人（王族）、高夷人（盖马国、句茶国）以及貊人（大水貊）融合而成的；西部为涓奴部（亦称右部），该部形成较早，其主要居民为“古高句丽”人及“卒本夫余”的后裔；南部为灌奴部（亦称前部），其位置应是今桓仁县南部和宽甸县北部的浑江下游地区，与辽东郡以长城线相隔，它是由小水貊同夫余王从弟所率夫余人融合而成的地缘部落；北部为绝奴部（亦称后部），其地域即今临江、长白、抚松、靖宇等县辖境，它是由迁入这一带的夫余人（如曷思国）同当地土著高夷人融合而成的地缘部落；东部为顺女部（亦称左部），其领域是古貊国故地，在今朝鲜慈江道一带，它是由一部分迁入的高句丽人同貊人残部（朱那、藻那）融合而成的地缘部落，形成的时间是最晚的。陈寿未察上述历史变迁，只是模糊地说桂娄部替代了涓奴部对高句丽的统治，致使人们的认识造成混乱。所谓高句丽开始便以涓奴部为王是不确切的。
二、高句丽疆域向辽东方面的扩展
如前所述，高句丽五部的范围基本是汉第二玄菟郡的辖区，它与辽东郡、第三玄菟郡的界限即辽东长城，这条长城在辽东地区的走向应是：自今铁岭以北而东南，经抚顺大伙房水库以东的南杂木一带穿越浑江、苏子河而南走，越太子河中游一带，经宽甸县以东地区越鸭绿江而与朝鲜半岛的“大宁江长城”相接。3高句丽五部形成后进出玄菟、辽东二郡皆可谓“入塞”、“出塞”，汉魏时的夫余、高句丽皆是塞外民族。
从古文献记载来看，高句丽入塞犯二郡始于太祖王宫执政之时，但其疆界尚未扩展到塞内。及新大王伯固、故国川王男武、山上王延优（伊夷谟）在位时，由于公孙度雄张海东，形势比较平静，在公孙康执政时，甚至发生了涓奴部脱离高句丽而直接归附公孙政权的现象，而公孙康又曾征讨高句丽，“破其国，焚烧邑落”，4高句丽险些亡国。及曹魏时期，发生了毋丘俭征讨高句丽的事件，高句丽失败得更惨。有人根据《后汉书》和《三国史记》关于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高句丽遣将侵袭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的记载而断定高句丽在东汉之时果真远征过黄河以北之地，并根据《丽纪》关于公元55年高句丽“于辽西地方筑城十座”的记载，妄说高句丽将其领土扩张至大凌河东南医巫闾山一带。5实际上，上述所据两条史料是不可靠的，应是一种误解误记。前条误记置于高句丽第五代王慕本王执政时期，而慕本王是个“为人暴戾不仁，不恤国事”、民怨极大的国王，在位仅六年即为近臣所杀。6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国君的“领导”下，高句丽会作如此之远征。关于对这条史料的认识，曹德全同志已有中肯的分析，7此不赘述。至于第二条史料所云，亦应是以讹传讹。如果说历史上果真有过高句丽在“辽西”筑城的事，那也不是发生在太祖王时期，而“辽西”也不是指医巫闾山之西的辽西郡，而应指小辽水（今浑河）之西的辽东郡地区。如前所述，考察历史必需首先鉴别史料的真伪与可靠程度，不能见风就是雨。辽东地区的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当在两晋时期，而这种变化最初的迹象则是“新城”的修筑和梁貊的消失。“新城”之名最早见于《丽纪》西川王七年（276年）条：“四月，王如新城猎获白鹿。”金富轼在“新城”下加注云：“新城，国之东北大镇也。”学界公认，此“新城”即今高尔山山城（在抚顺城高尔山上），它不是在高句丽的“东北”，而是在西北。新城之设，标志着高句丽的领域已突破了长城线。关于梁貊的问题《丽纪》有所记载，它是位于今太子河上游第二玄菟郡高句丽县南部塞外的貊人部落，是古高句丽的近邻，及高句丽五部基本形成之后，梁貊时叛时附于高句丽，最晚见于史载是高句丽烽上王元年（292年），而此后不见于史，说明这一貊族部落已完全融入高句丽，其故地已正式纳入高句丽的版图。笔者同意这种说法：今新宾县西南下夹河乡北太子河南岸的太子城的修筑年代的下限不应晚于“国北新城”，从建筑技法来看，它几乎集中了“貊人”和高句丽山城修筑的所有特点，应属高句丽山城修筑的早、中期类型。当然，联系文献的相关记载，将其下限定为三世纪晚期还是比较妥当的。像今本溪地区的边牛山城、下堡山城亦应是修建于西晋之时，这两座城亦皆进入塞内地区。从史书记载以及考古发掘来看，在西晋大半个时期内，由于慕容氏的强有力抵御，高句丽向辽东的扩张基本上限制在新城、边牛山城、下堡山城一线，但到了西晋晚期，情况就不同了。
首先，在美川王执政时，高句丽加强了对辽东的侵蚀。据《丽纪》载，美川王三年（公元302年、西晋太安元年）秋，丽王“率兵三万侵玄菟郡，虏获八千人，移之平壤”；十二年（公元311年、西晋永嘉五年）秋八月，高句丽遣将“袭取辽东西安平”。西安平县为西汉所置，即今辽宁丹东叆河尖古城，它既是进出鸭绿江水路的咽喉之地，也是辽东地区往来于朝鲜半岛的要冲所在，该县的陷落应是高句丽在向辽东及朝鲜半岛扩张过程中的一次最重要的胜利。至美川王十六年（公元315年、西晋建兴元年）春二月，高句丽终于攻破了玄菟郡（今抚顺市浑河北岸劳动公园古城），并大肆杀获。彼时晋平州刺史、护东夷校尉崔毖阴结宇文部、段部和高句丽共谋攻慕容，企图灭之而三家共分其地，但廆采取反间之计而巧破三家联盟，并率军东攻辽东郡治襄平（今辽阳），崔毖于美川王二十年（公元319年、东晋太兴二年）冬十二月弃家率数十骑投奔高句丽，廆遣其子慕容仁镇守辽东，“官府市里，案堵如故”，8辽东郡遂为慕容氏所统。另外，《丽纪》有云，美川王二十年高句丽将领如孥曾据于河城，“廆遣将军张统掩击擒之，俘其众千馀家归于棘城（今辽宁义县稍西）”。对“河城”的位置，学界无确解，《满洲历史地理·晋代之满洲》认为河城即侨置后的朝鲜县治，在辽西，其理由是：张统是侨置后的乐浪太守，由他去攻打河城，意味着张统在收复本郡之地。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如果说彼时因三家联盟而高句丽派兵临时驻札在辽西地区，也不可能拖带着千余人家进住河城，而从高句丽的国力来看也不可能将其势力延伸到棘城附近。因此，此河城应在辽东郡北部或玄菟郡境内。廆派张统率部征讨，是因为张统原是辽东人，对辽东的情况比较熟悉。
其次，故国壤王攻陷辽东、玄菟。美川王于公元331年死去，同年，其子故国原王（名斯由，又名钊）继位。在位初期的十二年中，先后“增筑平壤城”，“（加）筑国北新城”，“修葺丸都城，又筑国内城”，加强了防卫力量，并“遣世子，朝于燕王皝光”。此时，慕容皝光为前燕国王，并于公元342年（故国原王十二年）冬迁都龙城（柳城改，今辽宁朝阳）。为消除进军中原的后顾之忧，皝于这年十一月出兵五万五千亲征高句丽而大获全胜，“发美川王墓，载其尸，收其府库累世之宝，虏男女五万余口，烧其宫室，毁丸都城而还”。9自此之后，高句丽纳质修贡，称臣于燕，不敢窥视辽东。及至小兽林王于公元371年继父位之后，因前秦统治东北，秦丽关系颇好，辽东无事。然而到了故国壤王在位二年（公元385年）春正月，高句丽出兵四万而“陷辽东、玄菟，虏男女一万口而还”。即在这一年的冬十一月，燕将慕容农率军收复了辽东、玄菟二郡。10
最后，好太王向辽东开拓疆域。好太王名谈德，是高句丽第19代王，故国壤王之子，“生而雄伟，有倜傥之志”。大约在好太王继位之初，就曾出兵攻取了玄菟、辽东二郡，这可由《好太王碑文》（下简称《碑文》）所载永乐五年（公元395年）好太王征讨碑丽之后取“襄平道”回军可证。但是，到好太王九年（依《碑文》应是永乐十年）春正月时，后燕慕容盛借口高句丽朝贡“礼慢”，便“自将兵三万袭之……拔新城、南苏二城，拓地七百余里，徙五千户而还，11无疑又收复了辽东失地。然而，好太王十一年（应是永乐十二年）局势又变，高句丽“遣兵攻宿军，燕平州刺史慕容归弃城走”；十三年冬十一月，高句丽又“出师侵燕”。12显然，宿军地处龙城东北，即今北镇一带，13宿军陷落，则辽东难保。学界认为辽东、玄菟最后被高句丽占领的时间是公元404年还是可信的。后来燕王慕容熙虽欲收复辽东，但并未成功。有的外国学者在探讨高句丽西部疆域时妄将龙城置于今凌源附近，将宿军置于凌源东部、大凌河西部，认为“到五世纪初，高句丽的西界到达凌源以东、大凌河以西，即热河东北地区”。14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高句丽军在宿军并未停留多长时间，亦即未将其纳入版图。还有人根据在朝鲜大安市德兴里发现的“幽州刺史”壁画墓的文字资料而认为高句丽于四世纪七十年曾在中国北部设置过幽州刺史以管辖“包括今辽河以西的辽宁省、河北省的北半部和山西省的东北部这样广阔地区。”15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不值一驳。至于对“幽州刺史墓”主人如何认识，后文略有涉及，此处不述。
三、高句丽北部疆域之变迁
高句丽之北部疆域，是指高句丽五部以外所占夫余的领土。夫余地处塞外，其疆域主要在今吉林省中部，前期王城在今吉林市。各种迹象表明，自大武神王大败夫余以后，夫余南部领土便已纳入高句丽版图。太祖王之母是夫余人，死后葬于夫余，太祖王曾于公元119年“幸夫余祀太后庙，存问百姓穷困者，赐物有差”。16所幸之夫余应是早先夫余国的南疆，是王太后的故乡。《丽纪》载，西川王十一年（公元280年）冬十月，“肃慎来侵……达贾出奇掩击，拔擅卢城，杀酋长，迁六百余家于夫余南乌川”。关于“乌川”为何水，因资料缺乏而不得其详，但它肯定是高句丽版图内的某条河流，笔者暂认为它是今伊通河上游段。
在考察高句丽北部疆域时，不能不涉及契丹同高句丽的矛盾问题。据《丽纪》载，小兽林王八年（公元378年）秋九月，契丹发兵侵犯高句丽的北边，“陷八部落”。契丹是位于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汇流处的新兴民族，彼时的领土已达今下辽河北段西岸地区，所侵“八部落”应是今辽北开原、西丰地区，该地区亦是夫余故地。及好太王继位的第一年（公元392年）九月，就“北伐契丹，虏男女五百口，又招谕本国陷没民口一万而归”，17收复了失地。大概是为了更有效地阻止契丹人的入侵，以保北疆的平安，好太王于永乐五年（公元395年）又亲率大军征讨碑丽，过富山，“至盐水上，破其三部落六七百营，牛马群羊，不可胜数”。18关于“碑丽”即契丹之一部（亦写作“匹黎”），学界无大异议，但其地理位置究竟在何处，则众说纷纭，其中就有太子河上游说、浑江流域说、浑河流域说、西拉木伦河说、赤峰西北说、甘肃西北说等。有的人认为，将高句丽作战地区说得愈远就证明高句丽愈强大，这种不负责任的治学陋习反映了一种扭曲的不健康的治学心态，不是科学的东西，不足取。笔者认为，好太王如果真的率军远征西拉木伦河更西的甘肃西北而置慕容氏、百济国的威协而不顾，实在是太愚蠢了。然而，他毕竟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征讨不会走得太远。笔者认为碑丽应是位于今辽河西部的康平、法库、彰武一带的契丹部落，以辽河为界与高句丽的北疆相隔，所谓的“盐水”应是辽河西岸的某个支流（如秀水河、拉马河等），战斗是在辽河西岸进行的。考古界认为今沈阳东北蒲河上游棋盘山水库北岸的石台子山城、铁岭市东南汛河北岸的催陈堡山城、西丰县凉水碾盘河（清河支流）右岸的城子山山城等应是高句丽中晚期的山城，其修筑年代当在四世纪末好太王占有辽东前后。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而这些山城主要是防备契丹等草原民族的入侵而修筑的。在高句丽的历史上，其疆域基本上没有超过辽河一线。在隋代辽河西岸的“武厉逻”，仅是一个孤立的据点或观察哨所，被隋军拔掉之后已不复存在。
关于好太王向北拓疆的伟业还有征讨夫余一事。《碑文》云：“廿年庚戌（公元410年）东夫余旧是邹牟王属民，中叛不贡。王躬率往讨，军到余城，而余城骈首归服。王赦宥，均追念王恩普处，于是旋还。又其慕化，随官来者，味仇娄鸭卢……。”好太王所到余城即夫余城，应是其前期王城（今吉林市），作别的理解皆非是。理由很简单，这里有高句丽山城，如龙潭山山城、东团山山城、三道岭子山城等。自吉林市往南，高句丽山城还有：辽源市的龙首山古城、工农山古城、城子山古城，盘石县的城子沟坝山城、纸房沟坝山城，东丰县的城子山山城，辉南县的辉发城山城等。在夫余故地南部所筑山城主要是防备契丹的入侵，而北部的山城主要是防备挹娄（后来的勿吉）的入侵。需要特别提出的是高句丽千里长城北端的“夫余城”与《碑文》中的“余城”是否同一城的问题。学界对这一问题也是见仁见智。笔者认为二者不是一回事。夫余的前期王城为今吉林市，后期王城为今农安是学界流行的说法，实应如是。但是，高句丽千里长城向北到达的却不是这两座城，因为从各种迹象表明，唐朝军队作战的范围远未达夫余的王城，所到者仅是夫余南部故地而已；再说，农安和吉林市在唐代也不再属于高句丽所管之地（详见后文）。薛仁贵拔一夫余城而使“扶余川中四十余城皆望风请服”，19这扶余城无疑应在扶余川最南部。近来王绵厚同志提出今柳河罗通山城即“余城”的主张，颇有道理。但是，此城何以叫做夫余城，笔者却有自己的看法：这座城很可能是公元494年（高句丽文咨明王三年）安排降附的夫余王而命名的。所谓“夫余川”，自然指的是诸如柳河、三统河、辉发河及各支流而言的。夫余乃是被勿吉所逐而亡国的（详见后文）。勿吉占领了夫余的两个王城后，高句丽的北部疆界应为今铁岭、开源、西丰、辽原、盘石、辉南一线。
四、高句丽东北至东南疆域之沿革
此处所说的疆域指的是今延边地区而至朝鲜半岛东部地区，亦即古代沃沮、东秽之故地。高句丽五部形成以后，其疆域向东已达不咸山（长白山）北麓，向南已达萨水（清川江）上游，其东南则是盖马大山（狼林山脉）。如此，才具备了向外发展的条件，但高句丽向盖马大山以外地区的发展要比五部最后形成的时间还要早一些，其契机则是王子好童的出游。《丽记》载，公元32年（高句丽大武神王十五年，东汉建武八年）夏四月，高句丽王子好童“游于沃沮”，恰巧与“乐浪王崔理”相遇，崔理便将女儿相许而结成婚烟，于是就发生了好童设计袭取乐浪国的故事，高句丽终于在公元37年灭掉了崔理的乐浪国。关于这件事，学界罕有正确的理解，有的外国学者借口“崔理的乐浪国”来否定中国在朝鲜半岛设置乐浪郡的事实。20笔者认为所谓“崔理的乐浪国”乃是公元25年乐浪东部都尉汉朝地方官趁乐浪郡混乱之机而在“岭东七县”建立的割据政权，因笔者另有专文谈及，故此从略。21但需要强调的是，高句丽通过与崔理之国打交道，了解了东沃沮（武帝所建玄菟郡之故地，今朝鲜咸境南道）的情况，虽灭掉乐浪国后又将该地移交给了东汉，但为后来高句丽向该地发展开辟了道路。许多迹象表明，高句丽人最早是通过五部中的东部（今慈江道地区）而逐渐了解朝鲜半岛的，好童的沃沮之行，走的应是后来丘俭派王颀尾追高句丽王位宫逃亡的道路。22据《丽纪》载，早在公元30年（大武神王十三年）秋七月买沟谷（北沃沮）人尚须及堂弟于刀等就曾来投高句丽；公元47年（闵中王四年）九月，“东海人高朱利献鲸鱼目，夜有光”。由此可见，无论北沃沮还是南（东）沃沮，自大武神王在位时就与高句丽有了来往，有了经济交流。及太祖王执政第四年秋七月，高句丽便派兵“伐东沃沮，取其土地为城邑，拓境东至沧海，南至萨水”。“沧海”无疑是今之日本海。大概在此后不久，高句丽又征服了北沃沮。《丽纪》载：“（太祖王）四十六年（公元98年）春三月，王东巡栅城，至栅城西山，获白鹿。及至栅城，与群臣宴饮，赐栅城守吏物段有差，遂记功于岩，乃还。”太祖王五十年（公元102年）秋八月，高句丽“遣使安抚栅城”。
关于“栅城”之名应作何种理解，学界大致有两种说法。其一，认为“栅城”即“置城”的音转，其理由是：《三国志·东夷传》中有“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和“沟娄者句丽名城也”的记载，故而“置沟娄”即“置城”，“置”与“栅”为一音之转。23其二，认为“栅城”就是用木栅建筑的城，指出“此城最初并非以石头或泥土筑成，而是以设大量木栅为防御和规划的主要手段”。24笔者认为前一种说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后一种说法只是望文生义的附会之谈。至于栅城的故址为今何地，学界亦众说纷纭，其中就有朝鲜钟城说、25庆兴及镜城说、26俄国双城子说、27我国珲春城墙砬子城说、28珲春八连城说、29珲春温特赫部城说、30珲春萨其城说、31延吉一带的三城（城子山山城、兴安古城和河龙古城）说32等。笔者认为栅城为萨其城（又写作“沙齐城”、“萨奇城”）的说法是可取的，其理由主要有二：其一，从城名来看，“萨”、“沙”与“栅”音近，“萨其（奇）”与“栅”的内在联系如同“朱理真”与“肃慎”或“女真”一样，皆为音近而异写，在本音的快、慢之读时，音节的译字有所多寡；其二，从《丽纪》所云“王东巡栅城……遂记功于岩”来看，萨其城是山城。栅城在今珲春境内是无疑的，不可能在离海较远的地方。
关于沃沮被高句丽占领的情况，在考古学方面已得到证实。从考古界提供的可靠资料看，高句丽在延边的古城址主要分布在延吉（城子山山城、兴安古城、河龙古城）、龙井（土城屯古城、仲坪古城）、珲春（石头河子古城、萨其城、温特赫部城）一带，而其它县市的高句丽遗存并不明朗，说明高句丽在北沃沮地区的控制面还是相当有限的。所谓北沃沮，即考古界所云“团结——克罗乌诺夫卡文化”分布区，它包括我国的延边地区、牡丹江地区东部直到俄国滨海地区以及朝鲜半岛的东北地区。朝鲜半岛东北地区的高句丽古城主要集中在咸镜南道北青一带，如青海古城、居山山城、龙田里山城、安谷山城等。
从史书的记载看，东秽纳入高句丽的统治区是比较晚的。《三国志·东夷传》载：“（氵歲）汉末更属句丽。”《后汉书·东夷传》则载：“（元初五年，高句丽）复与貊寇玄菟，攻华丽城。”《丽纪》太祖王六十六年（公元118年、东汉安帝元初五年）亦载：“夏六月，王与（氵歲）貊袭汉玄菟，攻华丽城。”这里的“（氵歲）貊”应指沃沮而言，而“华丽城”则是今朝鲜咸镜南道永兴一带，原为岭东七县之一，是东汉乐浪郡地区“县候”所在地。由此而知，元初五年时华丽城尚未纳入高句丽的势力范围之中。但大约过了数年之后，东秽终于落入高句丽之手。《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下简称《罗纪》）载：“（祗摩尼斯今）十四年（公元125年、汉安帝延光四年）春正月，靺鞨大入北境，杀掠吏民。秋七月，又袭大岭栅，过于泥河。”这里的“靺鞨”应指沃沮和东秽。由于东秽已归附于高句丽，同沃沮成为一体，靺鞨才可直接同新罗接触。“泥河”为今之哪条水，学界看法不一，有人误解即今咸镜南道的龙兴江。作如此理解，则丢掉了高句丽的一大片土地，是不可取的。关于泥河究在何处，再看《罗纪》所提供的下面的资料：（1）讷祗王三十四年（公元450年、高句丽长寿王三十八年）秋七月，“高句丽边将猎于悉直之原，何瑟罗城主三直出兵掩杀之。”（2）慈悲王十一年（公元468年、长寿王五十六年）春，“高句丽与靺鞨袭北边悉直城。秋九月，征何瑟罗人年十五已上，筑城于泥河。”（3）照知王三年（公元481年，长寿王六十九年）“高句丽与靺鞨入北边，取狐鸣等七城。又进军于弥秩夫。我军与百济、加耶援兵分道御之。贼败退，追击破之泥河西。”《新增东国舆地胜览》（下简称《胜览》）将弥秩夫置于庆尚（北）道兴海（今兴海），将悉直城置于江原（南）道三陟（今三陟），而何瑟罗必不能在三陟北。有人将何瑟罗比定为今庆尚北道之蔚珍，33还是颇有道理的。既如此，泥河为三陟地区的五十川就是无可置疑的了。34由此可见，自二世纪初直到五世纪末，高句丽、靺鞨同新罗接境之处基本保持了东秽时期的状态。
这里要说明的是，在曹魏毋丘俭征讨高句丽时，曾派遣玄菟太守王颀与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遵在“岭东七县”地区堵截过高句丽王位宫，原南沃沮及东秽地区曾一度摆脱高句丽的控制，北沃沮也因王颀的征讨而元气大伤，高句丽的势力大大削弱，由此而导致了挹娄人的南下。从俄国考古界提供的资料看，作为挹娄遗存的波尔采文化叠压在滨海地区北沃沮遗存克罗乌诺夫卡文化之上，足见挹娄人南下并非虚言，本文前述肃慎（挹娄）人曾与高句丽发生冲突而高句丽将肃慎六百余家迁往夫余南乌川一事，又从文献学方面证实了挹娄人南下的事实。《晋书·肃慎传》说：“肃慎一名挹娄，在不咸山（今长白山）北。”说明彼时挹娄人已到达今延边地区。又据我国考古界提供的资料看，高句丽于东晋时期在今延边地区的东南部修筑了为防备挹娄人南侵的“边墙”、“长城”，其中一段位于珲春平原北部山丘上，东自哈达门乡太平村西山始，向西延伸横跨珲春北部山区，直到英安乡关门咀子西山，总长约25公里；另一段蜿蜒于和龙和延吉市北部山区，西自和龙八家子镇丰产始，东至龙井长安镇鸡林北，总长100余公里。由此可见，彼时挹娄人南下的前锋已到今延吉、珲春以北地区。及挹娄发展到南北朝的勿吉时期，情况又发生变化。据《魏书·勿吉传》载，在公元475年（北魏延兴五年、高句丽长寿王六十三年）勿吉就已夺取了“高句丽十落”，并密谋与百济“从水道并力取高句丽”。学界对这一记载的理解并不一致，而笔者同意杨保隆先生的说法，即“高句丽十落”不是指今吉林市一带，而是指今珲春和延吉市地区。35也就是说，勿吉人已对高句丽在图们江流域的统治区发起了进攻。关于勿吉欲联合百济共谋高句丽的问题，有的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二者相距遥远，不可能结成联盟而共同对付高句丽。笔者认为，勿吉与百济密谋之事是实际存在的。所谓从水道并力攻击，不一定就是指双方在一条战线上联合作战，而应指在两条战线上从水道夹击共同的敌人高句丽；亦即：勿吉从图们江或日本海攻打朝鲜半岛的沃沮故地，而百济从半岛的西海岸攻击高句丽地区。事实上，后来勿吉人已经取得了今延边东部及朝鲜半岛东北部地区，而这一地区则成为勿吉及后来靺鞨粟末部、白山部的控制区。有些学者将白山部置于今延边地区是不妥当的，若如此，又丢掉了靺鞨的一部分土地。笔者同意董万仑同志的意见，36白山靺鞨的分布区应是今朝鲜东北部，粟末部最初的中心地区应是今敦化一带，后来方移至吉林市一带。
关于好太王时期高句丽是否征讨肃慎的问题，学界亦有不同看法，然而从《碑文》永乐八年条的记事来看，即使其中的“帛慎”是指肃慎，充其量证明高句丽曾抄掠过彼地，但并未占有该地。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将好太王所到之处皆视为领土所辖之地的思维方式，无疑使自己走入了历史研究的误区。至于好太王时期高句丽巩固单单大岭以东地区还是明白无误的。《丽纪》好太王十八年（公元409年）条云：“秋七月，筑国东秃山等六城，移平壤民户；八月，王南巡。”有的学者认为今江原道安边郡境鹤城山山城即好太王所筑六城之一，颇有道理。由此可见好太王的南巡之地应是东秽故地，即今江原道地区。又据朝鲜考古界云，在今江原北道铁岭地区发现高句丽遗址和高句丽铁马模型以及铁铸的四神模型，其中有一小型的骑马模型与黄海南道新院郡长寿山城发掘出的铠马模型在大小或形态上非常相似。37不难看出，铁岭遗址的下限不应早于长寿山城的修筑年代，而铁岭同安边地区皆为彼时高句丽东疆重地。但是从大量的资料可知，自五世纪，新罗北进的势头大增。据《罗纪》载，公元505年（智证王六年）置悉直州（今三陟），512年（智证王十三年）置何瑟罗州（今江陵），556年（真兴王十七年）置比列忽州（今江原北道北部安边），至此，高句丽的东疆已大大退缩。据《胜览》载，新罗东部沿海地区的疆域最北可达今江原道北部文川稍南地区，高句丽曾在此地设泉井郡，新罗则在此改设井泉郡。到唐代渤海时，新罗与渤海则以今龙兴江为界。《新唐书·渤海传》云：“（渤海）南与新罗以泥河为境。”从三陟之五十川到永兴之龙兴江，同一名称的河流恰在南北两头，实与不同历史时期疆域的变迁有着直接关系。前述两个“何瑟罗”（蔚珍、江陵）亦同一道理。此种现象在朝鲜半岛是屡见不鲜的。
五、朝鲜半岛西部高句丽疆域的伸缩
高句丽的五部之一的东部应在今慈江道地区，因此，高句丽的领土伸向朝鲜半岛已是很早的事了。后来向朝鲜半岛的发展，首先是得到了半岛的东部比较落后的沃沮、东秽地区，而高句丽向西部汉族聚居的发达地区发展，当是从西晋末期开始的。高句丽抓住中原发生“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的有利时机，便展开了对西晋东北四郡的频繁进攻。公元313年（美川王十四年）冬十月，高句丽“侵乐浪郡，虏男女二千余口”。亦即这一年，乐浪太守王遵建议正在半岛连年与高句丽酣战的辽东张统率其民千余家投奔雄据辽西的鲜卑首领慕容，于是便将乐浪郡侨置于辽西，以张统为太守，王遵参军事38。314年秋九月，高句丽又“南侵带方”，39带方亦侨置于辽西地区。从此，曾统治朝鲜半岛420余年的中原边郡宣告结束，代之而来的则是中国少数民族割据政权高句丽对该地的管辖。从文献记载看，高句丽同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在乐浪、带方二郡内徙后第一仗是于公元369年（百济近肖古王二十四年、高句丽故国原王三十九年）在雉壤一带（在今黄海南道东南地区）进行的。40就时间来讲，这年距乐浪、带方内徙的时间已有50余年，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二郡故地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况？笔者认为，史书虽未记载，但通过考古学所提供的资料完全可知：在这一阶段原居留该地的汉人同新迁来的汉人（如冬寿等）于二郡故地形成了一个“自治社会”，即该地依然由汉人自己进行管理。彼时高句丽只是忙于辽东之事，而百济则忙于内部治理以及与新罗友好往来。对此笔者另有专文探讨，此不多述。从丽、济第一次开仗的地点便知，彼时高句丽基本占据了乐浪、带方故地的大部领土。丽、济在争夺二郡故地的战争中，高句丽则多吃败仗。公元371年高句丽又在氵贝河（今礼成江）战败，百济王与太子“帅精兵三万侵高句丽，攻平壤城（今平壤），丽王斯由中流矢而死，济王引军而退，并将首都移至汉山城（今京畿道广州）。41其后，双方依然进行“拉锯战”，互有胜负，但到好太王执政时形势急转。好太王首次伐百济是在公元392年。他率兵四万攻打百济的北鄙，陷石砚（今黄海道开丰境内）等十余城，汉水以北土地多被高句丽占领；这年冬十月，高句丽又攻陷了位于乔桐岛（在江华岛西海中）的关弥城。42公元396年好太王率水军亲征，在百济的南境登陆，攻城略地，逼近百济首都，迫使济王屈服，43使其疆域扩至汉江北岸。之后百济又大征兵马，并结好日本，一方面对抗高句丽，一方面进攻新罗。好太王应新罗之请于公元400年（永乐十年）大败倭兵；404年（永乐十四年）好太王又亲率大军在带方地界大败倭、济联军；407年好太王又发步骑五万攻打百济，百济全军覆没，并在回军时连破百济六城。44好太王在位时虽频频对百济用兵，但其疆土并未越过汉江。
公元427年（长寿王十五年）高句丽移都平壤，是高句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标志着高句丽战略目标的重大转移。自此，高句丽锐意南进，专心与百济、新罗争夺朝鲜半岛。终于在公元475年（盖卤王二十一年）由长寿王亲率三万大军攻陷百济首都汉城，济王被杀，其子文周王继王位，并移都于熊津（今忠清南道公州）；然而，后来百济又收复了汉城，东城王于483年春二月出猎于汉山城并抚问军民。45关于高句丽南疆的全盛期应在长寿王执政晚期以及文咨明王在位初期的年月里。《魏书·高句丽传》载述员外散骑侍郎李敖访问高句丽回朝的汇报云，高句丽“南至小海”；同书《百济传》云，百济国“去高句丽千余里，处小海之南”。学界多认为此“小海”即今牙山湾，这是不错的。我们翻阅《胜览》可知，高句丽建置最南可达今之江华、仁川、南阳、稷山、镇川、槐山、延丰、荣州、清河一线，包括了京畿道全域、忠清南北道北部以及庆尚北道东北大部。1979年在韩国忠靖北道中原郡可全面龙日里石木发现的高句丽文咨明王时所立高句丽碑便是高句丽拓疆的有力物证。但是，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高句丽的南疆随着时间的流动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由于百济奋发图强以及新罗的迅速发展，高句丽南疆到后来又有了收缩。
正当高句丽全盛时期而咄咄逼人的时候，百济和新罗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一度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高句丽。史载，公元484年（照知王六年、东城王六年、长寿王七十二年）罗、济联军在母山城（全罗北道东南天岭郡云峰地方）击败了高句丽46；494年（照知王十六年、东城王十六年、文咨明王三年）秋七月，高句丽“与新罗人战于萨水之原”，新罗人“保犬牙城”，丽兵围之，而百济“遣兵三千援新罗”，丽兵退去。47此处之“萨水”，有的学者将其与朝鲜半岛西北的萨水（今清川江）混为一谈，并将“犬牙城”比定为清川江左岸安州郡安州邑的高句丽安州城。48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不妥的。很难设想彼时的新罗、百济人能北上到高句丽首都平壤以北的清川江南岸与高句丽作战。因此“萨水”的位置应结合彼时的时代背景到汉江流域去考察。有人根据《三国史记·地理志》和《胜览》关于“清州”、“清川县”、“清川里”、“清川”、“萨买县”等地名的某些关联而考证三方作战的“萨水之原”应是流经今报恩（在忠清北道南部）的“清川”地方。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显然，所谓的“萨水”就是今流经忠清北道境内的汉江支流达川，而“犬牙城”则应到达川附近去找。就此而言，说明在五世纪之末三国已在今忠清北道地区展开了争夺领土的战斗。又据史载，公元495年高句丽曾围攻雉壤城（今黄海南道海州首阳山城）而被罗、济联军击退49，502年百济发五千兵袭击了高句丽的水谷城（今黄海北道平山郡南山城里礼成江西岸太白山城，又名城隍山城）50，507年高句丽将领高老与靺鞨共谋袭取汉城（百济故都，今广州）“进屯于横岳下”而被百济击退51，523年高句丽至氵贝水（今礼成江）而被百济一万步骑击退，548年“高句丽王平成（阳原王）与（氵歲）靺鞨谋攻百济汉北独山城”而被罗、济联军击败。53由上述情况可知，自五世纪末而至六世纪前期，在罗、济两国的共同打击下，高句丽节节败退，百济不仅收复了汉江以南之地，而且也占领了汉江以北某些地方，并努力同高句丽作战。但是，罗、济所获得的胜利果实的相当部分不久便被新罗给独占了。
据《罗纪》载，公元550年（真兴王）十一月新罗趁丽、济争斗之机，从中渔利而巧取道萨、金岘二城；551年罗王“命居深夫等侵高句丽，乘胜取十城”（十城皆在今忠清北道东北竹岭西北）；553年秋七月又取百济东北鄙而置“新州”（今广州地方）。由此可见，自六世纪中叶开始，新罗便占领了汉江南北的广大地区。从《胜览》所载的情况看，统一新罗出现之前其疆域最盛期的西北界已达今临津江南岸，而高句丽的南部疆域大大向北收缩。考古界发现的黄海南道延安邑的凤势山城（又名飞凤山城）、丰川里的丰川城、瓮津郡西部的瓮津山城、海州市的首阳山城、新院郡的长寿山城、月堂里山城、殷栗郡东部的九月山城以及黄海北道平山郡南的太白山城、瑞兴郡北部的大岘山城、凤山郡东南的鸺鹠山城、黄州东侧的黄州城（一名得月山城）等，都是高句丽最稳固的南疆中的重镇。隋、唐时期高句丽同罗、济皆有领土之争的“拉锯战”，这种争夺战直至百济、高句丽灭亡之后才宣告结束。高句丽绝大部分领土都被唐朝统一过来而被纳入安东都护府的辖区，中国同新罗的边界基本保持在西至大同江、东至龙兴江一线。
注释：
1.姜仁淑著、文一介译：《关于先行于高句丽的古代国家句丽》，《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2年1期。
2.刘子敏：《高句丽历史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延吉。
3.刘子敏：《战国秦汉时期辽东郡东部边界考》，《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5期。
4.《三国志·东夷传》。
5.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延边大学朝鲜问题研究所译：《朝鲜全史》第三卷，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延吉。
6.8.9.10.11.12.16.17.39.40.47.《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
7.曹德全：《〈后汉书〉、〈三国志〉中〈高句丽传〉的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4期。
13.孙进己等：《东北历史地理》第二卷。
14.33.48.李址麟等著、李云铎与顾铭学译：《四—六世纪前半期高句丽的领域》，《朝鲜史通讯》第2期，1980年。
15.朴容绪著、李云铎译：《德兴里壁画古墓考—德兴里壁画古墓说明什么》，《朝鲜史通讯》第3期，1981年。
18.43.44.《好太王碑文》。
19.《资治通鉴·唐纪》。
20.尹乃铉著、顾铭学译：《汉四郡的乐浪郡和平壤的乐浪》，《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0年2期。
21.刘子敏：《“崔氏乐浪”考辨》，《北方文物》2001年2期。
22.刘子敏：《关于毋丘俭征伐高句丽的探讨》，《史学论丛》，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年，延吉。
23.郭毅生：《两汉魏晋时期东北地方史资料》，见孙进己等《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
24.李宗勋：《也谈高句丽栅城遗址》，《史学论丛》，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年，延吉。
25.持此说者为朝鲜学者丁茶山，见《大韩疆域考》，载《丁茶山全书》，汉城，弘益人间出版社。
26.持庆兴说者为日人吉田，见《日韩古史断·中古纪》第3章；持镜城说者为日人松井等，见《渤海五京考》。
27.持此说者为日人鸟居龙藏，见《东北亚搜访记》第13章《尼古里司克之探访》。
28.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175页，黑龙江文物出版编辑室，1982年；孙进己等《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
29.持此说者颇多，其代表性的学者有斋藤甚兵卫（见《半拉城渤海遗迹调查》）、金毓黻（见《渤海志长编》）、鸟山喜一（见《渤海东京考》）、《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的编者以及朝鲜学者朴时亨、我国学者王承礼等。
30.持此说者有《延边文物简编》的编者及严长禄（见《对主要高句丽古城的考察》，载于1989年《延边大学朝鲜学国际学术讨论文集》、方学凤（见《渤海遗址及其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2年）等。
31.持此观点的学者是李健才先生，见《珲春渤海古城考》，载于《东北史地考略》，吉林省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又见《关于高句丽历史地理的几个问题》未刊稿，转引自《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
32.持此观点者是朴真奭先生，见《高句丽栅城遗址考》（载于《朝鲜中世纪史研究》）、《高句丽栅城遗址再考》（载于1997年高敬洙主编的《朝鲜学韩国学论丛》）。
34.《延边文物简编》，延边人民出版社，1998年，延吉。
35.杨保隆：《勿吉地域西南部边至考》，《北方文物》1985年5期。
36.董万仑：《东北史纲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哈尔滨。
37.38.《资治通鉴·晋纪·孝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