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9 12:10:1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金融产品创新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关键词：我国流通服务业自主创新问题研究进展—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调查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现代流通服务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而且可以促进国民经济总体发展，对于社会就业、国民福利及城市发展也有着重大贡献。[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通服务业虽然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是“还不够快”，并且流通产业集中度低，流通费用高，流通方式陈旧，商业网点布局不合理，流通企业核心竞争力普遍缺失等一系列问题依然存在。流通服务业发展的滞后，带来了全局性的不良后果，如制造业资本周转和经济节奏放缓，城乡居民消费受到非收入方面严重制约等。[2]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流通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外资在中国流通领域的加速扩张企业管理论文，已经使缺乏创新能力的本土流通服务业遭遇严重威胁，而且容易引发政府调控能力弱化、上游产业失控，导致国家经济安全等问题。[3]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流通服务业的发展面临复杂而严峻的形势，如何实现我国现代流通服务业又好又快发展已经成为关乎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党的十七大高度重视自主创新，为我国现代流通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恰恰当前我国流通服务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普遍缺失，这和该领域理论研究严重滞后有密切关系，已经严重制约着流通服务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已成为我国流通服务业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生存，打造并保持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唯一砝码。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尝试着对国内学者在流通服务业自主创新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并梳理分析其理论脉络，以便更好的了解该领域研究进展和尚未解决的问题，为流通服务业自主创新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指明方向。
“自主创新”是我国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提出的新概念，路风将“自主创新”界定为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国家坚持技术学习主导权，并且把发展技术能力作为竞争力或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源泉的行为倾向、战略原则和政策方针，但是他也指出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不自主”的创新。[4]事实上，对流通服务业自主创新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关于服务业创新的研究上。鉴于国内流通研究领域单纯以“自主创新”命名的研究成果非常罕见，我们在研究中将流通服务业及其所包含的四个子行业（零售业、批发业、物流业、餐饮业）创新的研究成果均视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
中国期刊网是我国最大的全文现刊数据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其收录的核心期刊对行业的研究现状很据代表性核心期刊目录。本文通过以下方式对我国流通服务业自主创新的文献进行检索，具体包括：（1）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上，搜索篇名中含有“创新”，同时
摘要中含有“流通”、“零售”、“物流”、“批发”、“餐饮”“饭店”、“酒店”、“商业”、“商店”的文章，期刊年限选择2000-2009年，来源类别选择核心期刊。（2）剔除其中的书评、新闻、会议等非学术论文，并且剔除文章核心研究内容不是流通服务业创新的以及部分非代表性的期刊（如《特区经济》等）上的论文。按以上标准，共得到论文样本330篇。（3）分别按照三个标准对论文样本进行分类，即按研究主题进行分类、按年份进行分类、按流通服务业中零售、物流、批发和餐饮四个子行业进行分类。根据以上三种分类，本文从三个视角对流通服务业自主创新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图1）。
图1 分析框架图
三、文献回顾与分析
(一) 研究主题分析
以研究主题为标准，我们可以把研究样本划分为9个研究主题，分布结果显示研究最多的是综合创新，即涉及非单一创新维度的研究，共105篇；其次是流通模式创新，共55篇；再次是组织创新（以业态创新最多）企业管理论文，共40篇。
1. 综合创新。该部分共105篇文章，涉及流通服务业战略创新、价值创新或体系创新等许多摘要用时间消灭空间。[7]
2. 组织创新。该部分共40篇文章，很多文章在充分分析我国流通组织存在问题的基础之上，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流通组织措施的对策。关于我国流通组织的现状，主要观点认为我国流通组织规范化、组织化程度较低；管理手段、管理技术和管理水平落后；增长模式仍属于粗放型；专业化分工协作水平低，各自盲目发展；流通组织间的竞争仍停留在低水平的过度竞争，且竞争不充分和过度竞争并存。[8]孟铁和张殿波总结了流通产业组织优化的政策选择，即坚决打破行业垄断、部门分割和地区封锁；制定适度市场壁垒政策；流通产业有效竞争政策；制定跨区域集团化的催化政策，以培育一批现代大型流通企业。[9]关于组织创新研究最多的是业态创新，如李飞认为零售业态的构成要素就是零售营销中产品、服务、价格、店址、环境和沟通6个组合要素，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零售业态创新的路线图，6个要素中24个细节维度的组合变化就是零售业态创新的具体内容。[10]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涉及了农产品流通组织的创新，如冯邦彦和段晋苑提出通过建立专业运销合作组织改革现行的生猪流通制度的建议。[11]
3. 流通模式创新。该部分共55篇文章，研究内容比较分散，包括生产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物流模式创新和渠道模式创新等，表明我国的流通模式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急需解决的问题。如于奎和文启湘分析了批发商业模式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批发商业发展模式创新可以通过推进供应链管理模式，积极探索电子商务批发交易，向现代物流中心过渡以及发展规模经济等途径来实现。[12]
4. 营销创新。该部分共29篇文章，主要集中在零售和批发上面，大都从企业营销手段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入手，探讨了如何创新改进营销方式。很多学者强调零售企业营销创新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正确选择。[13]范增认为营销创新是连锁超市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下，能持续、稳定的发展的必然选择，营销方法的创新应包括绿色营销，情感营销和导入CIS推广形象营销等方面。[14]
5. 技术创新。该部分共24篇文章，主要研究了技术创新对流通服务业的重要性，如何进行技术创新等。如张宏以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提出了改进的A—U模型，流通产业的升级可以是跳跃式的，发展具有可跨越性的，而这都是由又是由技术创新的跳跃性所决定的。发展我国流通产业应从宏观层面加强技术创新的政策地位，强化对加快发展现代流通产业的政策支持，积极引导第一、第二产业参与流通技术创新，提高流通企业对流通技术的认知和掌握程度，加强现代信息技术物质基础建设等角度进行改进。[15]
6. 制度创新。这部分有25篇文章，主要从政府企业管理论文，企业以及社会组织等角度探讨了如何健全我国流通市场的制度创新。如文启湘和赵玻指出流通产业天然就是低进入壁垒产业，要防止流通产业过度进入，今后我国必须加快流通产业进入管制制度创新核心期刊目录。[16]
7. 观念创新。该部分共18篇文章，如宋则提出要确保流通产业的先导地位， 充分认识流通和流通创新在市场经济当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17]黄国雄认为流通是基础产业，并从流通观念的创新理论要点出发，对商业的本质、商业城市建设、商业信誉、商业市场、商业利润、商业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18]
8. 服务创新。这部分共18篇文章，主要研究了我国流通业服务中的不足，并提出了适应新时期流通业服务创新的若干措施。如许彩国和柳思维指出零售企业必须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扩大服务范围，完善服务设施，更新服务内容，通过服务创新才能实现顾客满意，培养顾客忠诚。[19]
9. 其他。以上的分类方法并不能涵盖所有流通创新论文，凡是不能归入以上类别的学术论文归入该类，合计共16篇学术论文。
(二) 时间序列分析
为了更好了解最近十年国内学者们在流通创新方面的研究，我们对论文样本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对总的样本论文以及不同研究主题的论文分别按时间序列进行了统计分析，以便更好的得出学者们研究重点的变化。
图2 流通创新论文时间分布图
从图2可以看出，近十年里，国内学者在流通创新方面的研究成曲折式上升，在2003、2007年达到两个峰值。2001年末中国入世之后，外资流通企业进军中国市场的速度加快，此时的本土流通业迫切的需要创新理论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流通创新的研究持续增多，所以考虑到学术成果刊登的滞后性，在2003年流通创新达到一个相对峰值是符合实际的，但是这种研究态势并未持续。直到2004年底零售业全面对外开放以后，本土流通业面临外资的威胁和压力骤然增加到一个更高的程度，这使得通过创新提升竞争力的研究成果应需要而增多，同样考虑到学术成果刊登的滞后性，所以在2006-2007年间才达到另一个更高的峰值。但是随后流通创新的成果又出现了下滑的迹象，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在流通服务业受到冲击的背景下，自主创新的研究成果才又再度受到关注。总之，流通服务业创新的研究论文数量呈现着波动，这表明学者们在该领域的研究还不够成熟企业管理论文，并未形成持续稳定的增长局面，同时也表明一直致力于该领域的学者有限，更多只是在某一段时间关注流通服务业创新的发展。
（三）流通服务业各子行业的研究文献分析
以下我们对流通服务业4个子行业即零售、物流、批发、餐饮的研究现状进行简要分析。
1. 零售业创新。零售行业的研究论文有79篇，研究的焦点集中在零售业态创新，服务创新，营销创新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研究中大多数都是研究城市零售创新的，论文样本中仅有5篇是专门研究农村零售创新的，主要研究了农村零售业的业态创新和营销创新等。如汪旭晖和徐健从农民消费行为偏好视角对农村零售业态创新模式进行了探究，通过探索农民消费行为得出了新型业态创新模式“农村现代综合商场”，这种业态与城市大型综合超市有显著差异，融合了农村现行传统业态——杂货店、集贸市场等的优势，并且摒弃了这些传统业态在商品品类少、假冒伪劣商品多、环境脏乱差等方面的缺陷，在零售组合要素各个方面具有典型的农村化特征。[20]张蓓从绿色营销、体验营销、定制营销、整合营销和关系营销等新型营销方式出发，对农产品超市的营销方式创新提出了若干建议。[21]
2. 物流业创新。物流行业的论文有106篇，研究内容包括物流服务模式创新，供应链创新以及技术创新等。张光明认为物流服务创新模式主要包括跟随竞争创新、顾客需求主导创新、物流技术创新、物流网络创新、增值物流服务创新等，各种创新模式具有不同的优劣势及风险，选择何种模式取决于企业环境条件及诸多因素的考虑。[22]魏际刚提出物流技术创新涉及经营管理和工具、装备、设施等领域，物流技术与装备的发展趋势是先进性，信息化，多样性与专业性，标准化与模块化，系统性与可扩展性，智能性与人性化，绿色化与节能化。[23]总体来讲，我国物流也起步较晚，无论在技术还是管理创新方面都还与发达国家有显著差异，关于这几方面的研究还很不成熟，多数的设计和建议还都停留在纸面上，这需要我们一方面加大物流现代化的研究，同时也要结合国情逐步健全我国的还很不完善的物流系统。
3. 批发业创新。研究批发业的论文有27篇，具体包括了批发商业态模式的创新及批发市场的创新。如李芬儒研究了中国农村批发商业的业态创新问题，指出由于农村批发业存在着批发网点组织化程度低，批发商业功能萎缩，批发成本过高，流通效率低下等问题，所以农村批发商业业态创新方向应该是产、供、销一体化，批零一体化企业管理论文，产销地一体化，批发与物流配送一体化，贸工农一体化等核心期刊目录。[24]谭本艳和赵晓飞提出了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创新策略，即组建批发商群，扩大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规模；通过创新模式，实现批发市场间的横向整合；通过打造龙头，实现批发市场间的纵向整合。[25]
4. 餐饮业创新。检索到研究餐饮业创新的文章只有23篇，与其他几个流通子行业相比，餐饮业创新相对较少，这些论文集中在研究餐饮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等方面上。如杨铭铎对餐饮企业产品创新体系进行了设计，认为餐饮企业产品创新系统可分为菜点创新、服务创新、环境创新三个子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26]于干千从中国餐饮企业“集体创新动力缺失”的现状及成因出发，分析了不同餐饮企业对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及合作创新三种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27]
四、结论
本文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对我国2000-2009年流通服务业创新的学术论文进行了检索，研究发现可归纳为以下方面：（1）通过研究主题内容分析，发现学者们对现代流通服务业发展的研究已积累了不少成果，但总体来说比较分散，而且大多侧重于流通业创新的某一方面，对流通服务业自主创新科学内涵的理解不够深入，研究主要集中在流通组织创新，流通服务方式创新，流通技术创新以及流通制度创新等有限方面。迄今为止还没有学者用系统的理论统揽流通服务业自主创新的整个全局，并深入探究现代流通服务业自主创新系统的构成及运作规律，这将成为流通服务业创新研究的重点。（2）通过时间序列分析，可以看到学者们在流通服务业创新的研究论文数量呈现一种上升势态，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流通服务业创新问题。但论文数量并不是一种持续上升，而是折线上升，表明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对某一方面问题的研究往往集中在某些时间段，如何全面，系统并且有层次的对流通服务业创新进行研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3）通过对4个子行业的研究，发现学者们对流通服务业各子行业的侧重点差异很大，零售和物流领域创新的研究比较多，而批发和餐饮则较少。究其原因在于零售作为商流的终端企业管理论文，是最终实现企业利润的环节，理所应当的受到更多的关注。物流在节约流通成本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也得到了人们的不断关注，其创新研究也涉及到各个方面。而作为零售商背后的批发业，则很容易被人们忽视，从商业发展的趋势看，多种现代流通组织的出现如工厂实行产销一体化，零售连锁公司实行批零一体化等抢占了批发业的经营空间，使许多人质疑批发业存在的价值，批发业的创新也未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至于餐饮业创新的论文最少，主要是因为高等院校对餐饮相关专业的设置起步较晚，从事餐饮研究的学者非常稀少，以及餐饮企业长期漠视创新所致，但是随着餐饮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餐饮业自主创新问题将会越来越被关注。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目前零售业创新的研究集聚在城市零售领域，但是随着城市零售业在城市竞争日益激烈，可以预见未来会有更多的零售商进军农村市场，而对于农村零售创新的研究将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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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斐然，再续双创品牌盛会辉煌
中关村创新创业季2016由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海淀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理委员会、北京海淀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关村创业大街联合承办，于10月12日正式开幕。
作为着力打造的双创品牌盛会，本届创新创业季以“创・新能力”为主题，聚焦创新能力提升，共举办全球创新峰会2016、极客挑战赛72小时、K12少年创客马拉松、Demo the World全球创新路演、共享经济论坛、人工智能论坛、中关村全球创新论坛等29场活动，涵盖峰会研讨、论坛沙龙、路演竞赛等多种形式，累计吸引来自以色列、美国、德国、芬兰、瑞典、瑞士等19个国家和地区的716家机构、5925个创业项目、超过50000人参与其中，277个项目进行路演，达成188个合作与投资意向，总计数百项活动成果；此外，超过 80万人次在互联网上关注了本届创业季系列活动的线上直播。可以说，中关村创新创业季2016全方位展示了以海淀为核心的当前创新创业领域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在吸引全球高端创新创业资源集聚，引领国际创新创业趋势、推动北京加快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凸显了创业季作为创新创业领域“风向标&嘉年华”的活动定位。
菁英亮相，全场见证荣耀时刻
闭幕式上，首先进行的是本届创业季相关赛事活动的集中颁奖环节，众多优胜团队集体亮相，享受荣耀时刻。
K12少年创客马拉松共吸引北京市17支中小学创客团队参加，最终，来自海淀实验小学的“速度激情”与西城科技馆的“169师”分别摘得小学组和中学组桂冠。该活动秉承去功利化的核心理念，让小创客们更为纯粹地在比赛中提升实践能力、感受科技创新魅力，真正让创客教育深入青少年群体。
极客挑战赛72小时，以大企业创新需求与前沿创新创业项目对接为突出特征，全球海选70支创新创业团队，最终10支佼佼者进入决赛。Lumin.AI凭借其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卓越的技术创新优势，脱颖而出，勇夺第一，幻视互动、云账户分列二三位。同时，TASI、海油信科天津分公司、知行指南针分别获得最具科技含量奖、最具投资价值奖和优秀奖。
Demo the World全球创新路演关注人工智能领域，在全球7个国家招募到9支优秀创新创业团队进行同台PK。来自美国的创业项目5D Robotics获得DEMO THE WORLD 2016 Best Team Award；英国项目Medical Realities荣获DEMO THE WORLD 2016 Excellent Team 。Demo the World为全球创新创业者搭建了一个展示、交流的舞台，也成为这些优秀项目进入中国的窗口。
与此同时，闭幕式还邀请参与本次活动的媒体，以现场公开投票的方式从9个候选产品中评选出他们心中的冠军产品，最终，Medical Realities获得了最受媒体关注产品。
千帆竞发，榜样力量引领双创潮流
为了进一步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迈向纵深，寻追具有创新引领性的创业企业与全国创新高地，关注创新科技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本届创业季特别“创新先锋2016”榜单和“2016中国创业创新指数”。
创新先锋2016 榜单基于参选企业提供的信息，从知识产权、核心论文、企业认定和人才认定等四个方面进行了综合评估。最终，艾吉泰康、旷视科技、诺亦腾等二十家企业上榜。
2016中国创业创新指数由中关村创新创业季组委会联合36kr，在产出、投入、生态三个板块设置10个考察指数，最终，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的创业创新指数排名全国前四。
放眼未来，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打造重要资本推进器
在闭幕式现场，又一重头戏为“中关村并购母基金启动会暨签约仪式”。孟景伟主持此环节，在各级领导与现场观众的见证下，举行有限合伙签约仪式以及基金管理公司和战略出资方、金融机构、托管银行签约仪式，各方将在产业资源对接、资金渠道对接等多方面与并购母基金开展战略协同，共同促进资金和资源向科技产业、实体经济流动，聚集一批全国领先且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科技企业，为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提供资本动力。
据悉，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是北京中关村大河资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海淀区产业并购引导基金、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中关村发展集团等联合发起设立的市场化产业并购母基金。基金计划募集3期，共计300亿元，通过和参与母基金的中关村领先科技企业联合设立子基金的方式，在未来3-5年，将支持中关村领先企业开展1500亿-2000亿元人民币的并购。
征程正盛，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迈向新未来
Abstract： During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the country put forward the strategy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t the same time，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of Guangdong Province also proposed to enhance the capability of enterpri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foster and encourage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o Create. Facing this great opportunity， a lot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begin to creat and invent new technology， so what risk will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in Guangdong Province encounter during their innovation， how to measure these quantitative risk？ This article will adopts AHP and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to evaluate the risk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during t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us the risk will be relative quantitative.
关键词：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风险；AHP；模糊综合评价
Key words：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technology innovation risk；AHP；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中图分类号：F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0-0001-03
0 引言
我国十二五规划中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广东省的十二五规划中也提出实施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行动计划和创新型中小企业成长扶持计划，鼓励大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等相关政策。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技术进步和创新将是企业在商场成败的关键所在。广东省内中小企业也意识到技术创新的重要性，积极开展技术创新，但不可避免会遇到诸多风险。
1 广东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风险因素
任何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可避免要考虑的的风险因素有：①技术风险：主要包括技术先进性，技术成熟度，技术开发难度等；②市场风险：现代技术日新月异，新产品从投放市场到衰退的周期已经大大缩短，对于技术创新的中小企业，必须准确把握时机，掌握这种规律性，及时地开发出顾客所需要的新产品，才能不断地赢得竞争优势。新产品投放市场，主要依靠独特的产品，优惠的价格和完善的服务来取得竞争力。客户的需求往往是多方面的、不确定的，同时又是不断变化着的。这就需要企业把握消费者需求状态，根据消费者需求的变动进行相应的技术创新。
对于中小企业管理风险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处在发展壮大期的中小企业，其管理者素质和能力将直接影响企业未来的经营发展。中小企业的企业文化，组织成员的认同度及组织协调能力，也是直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因素之一。广东省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数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而中小企业专业技术人员流动率大，技术能力低，成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之一。
广东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还将受到环境风险因素及财务风险的制约：今年来国家和广东省颁布一系列法律及政策鼓励企业技术创新，但国际经济趋势慢慢复苏。竞争对手的行对都将影响到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近年来广东企业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与科技活动经费支出虽然有较大增长，但占GDP总量只有2%-2.5%左右。虽然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支持科技创新，而企业接收到的政府科技经费拨款只有30%左右，在企业总的科技活动经费中只占3.28%左右。虽然广东省经济在全国遥遥领先，但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享受不到。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①金融机构受一些政策与规定的约束，很难形成突破；②贷款给中小企业风险较大；③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很多价值是无形的，有型的，可以用作抵押担保的很少。
2 用AHP法确定各风险因素权重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是美国运筹学家T. L. Saaty教授于70年代初期提出的， AHP是对定性问题进行定量分析的一种简便、灵活而又实用的多准则决策方法。本文将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广东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风险因素的权重。
2.1 构造递阶层次模型 据此将广东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风险归类，构造递阶层次结构模型如表1。建立的指标体系进行评判。采用专家打分的形式，按照1—9标度方法，确定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权重和模糊关系矩阵。经有关专家对指标的评定，构造各层次指标的判断矩阵并计算权重。其中每一标度对应的含义如表1所示。
将所有的风险因素分为5个子集：
U={U1（技术风险），U2（市场风险），U3（管理风险），U4（环境风险），U5（财务风险）}
其中：U1（技术风险）={技术先进性，技术成熟度，技术开发难度}；U2（市场风险）={产品市场生命周期，产品市场竞争力，消费者需求变动}；U3（管理风险）={管理者素质，技术人员能力，组织协调能力}；U4（环境风险）={法律政策，经济波动，竞争对手}；U5（财务风险）={技术创新资金不足，融资渠道不畅}。
2.2 构造判断矩阵 根据专家评判构造判断矩阵A。
A1= 1 5 31/5 1 1/31/3 3 1 （C1，C2，C3相比）
A2=1 1/3 1/53 1 1/35 3 1 （C4，C5，C6相比）
A3=1 1/4 14 1 41 1/4 1 （C7，C8，C9相比）
A4=1 1/4 1/34 1 23 1/2 1 （C10，C11，C12相比）
A5=1 1/51/3 1（C13，C14相比）
2.3 得出权重：
W=（0.0951，0.3590，0.0432，0.3978，0.1049），
W1=（0.63，0.11，0.26），W2=（0.11，0.26，0.63），
W3=（0.167，0.666，0.167），W4=（0.125，0.569，0.306）
W5=（0.75，0.25）
通过一致性检验。
由此计算结果我们知道目前对广东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最大的风险因素是：市场风险及环境风险。
3 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进行风险的综合评价
模糊集合理论（fuzzy sets）的概念于1965 年由美国自动控制专家查德（L.A. Zadeh）教授提出，用以表达事物的不确定性。这是一种基于模糊数学的综合评标方法。该综合评价法根据模糊数学的隶属度理论把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即用模糊数学对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的事物或对象做出一个总体的评价。本论文将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广东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风险进行综合评价。
将风险因素的影响程度分为5个等级：很大（0.9），较大（0.7），一般（0.5），较小（0.3），很小（0.1）。即评价集V=（很大，较大，一般，较小，很小），评价集的标准隶属度V=（0.9，0.7，0.5，0.3，0.1）。
3.1 确定各评价指标的隶属度和模糊矩阵：
R1=0.2 0.5 0.1 0.2 00 0.15 0.35 0.4 0.10 0.33 0.17 0.2 0.3
R2= 0 0.11 0.49 0.2 0.20.1 0.53 0.27 0.1 00.46 0.14 0 0.2 0.2
R3=0.1 0.03 0.47 0.3 0.20.66 0.24 0 0 0.10.15 0.37 0.25 0.23 0
R4=0.36 0.11 0.39 0.14 00.6 0.22 0.18 0 00.03 0.27 0.5 0.1 0.1
R5=0.65 0.15 0.2 0 00.2 0.35 0.25 0.2 0
3.2 一级模糊评价：
利用公式Bi=Ai*Ri分别对五个风险因素进行评价，得到模糊矩阵
R=0.126 0.4173 0.1457 0.2087 0.0890.3158 0.2381 0.1241 0.174 0.1480.48131 0.22664 0.12024 0.08851 0.1 0.39558 0.22155 0.30417 0.0481 0.03060.5375 0.2 0.2125 0.05 0
3.3 二级模糊评价：
评价矩阵B=A.R=（0.0951，0.359，0.0432，0.3978，
0.1049）*0.126 0.4173 0.1457 0.2087 0.0890.3158 0.2381 0.1241 0.174 0.1480.48131 0.22664 0.12024 0.08851 0.10.39558 0.22155 0.30417 0.0481 0.03060.5375 0.2 0.2125 0.05 0
=（0.35989，0.244，0.207，0.111，0.078）
=（■，■，■，■，■）
4 结论
按最大隶属度原则，广东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中技术风险是最大的。
计算综合隶属度：P=B*VT=（0.360，0.244，0.207，0.111，
0.078）*（0.9，0.7，0.5，0.3，0.1）=0.639，由此结果知广东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风险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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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中小企业 思想认识 发展
中小企业量大面广,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拉动经济增长、吸纳社会就业、推动技术创新、缩小贫富差距等,都是大型企业无法替代的。可以说“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仅以浙江省为例,据上一次经济普查,截止2004年底,浙江拥有各行业中小型企业30.41万家,资产总量达到35683.81亿元,2004年实现营业收入27703.85亿元,吸纳从业人员1130.71万人;企业单位数为全省企业单位数的99.6%,资产总量达到82.6%,营业收入达到71.7%,从业人员占到82.7%.以该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例,200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上交的税金总额为3773.83亿元,其中,仅中小企业上交税金总额就达到677.15亿元,占了87.5%.但在本次金融危机及经济萧条过程中,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又最大。2012年上半年,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实现增加值4059.27亿元,12.06%的同比增长,比大型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低0.21个百分点。全省中小企业发展总体运行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生产与销售虽然稳定增长,但增速比去年略有回落;二是出口虽然保持较快增速,但占销售产值的比重在持续削弱;三是经济运行虽然质量良好,但企业效益提升遭遇“天花板”;四是产业机构虽然调整加速,但整体转型仍难如人意。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逐月有所回落,中小企业面临较大经济增长压力。中小企业的困难虽然有多方面多层次原因,但认识问题上的缺陷,是影响当前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特别是一些影响中小企业发展的观念改变还没有完全到位,已成为影响广大中小企业特别是当前特殊经济情况下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前置性障碍,需要予以廓清和纠正。
一、中小企业认识问题的理论梳理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从某种程度和角度上将,其实质是中小企业思想认识问题。特别是在若干重要问题上的理论认识问题,极大地关系着中小企业的兴衰成败。
手工作坊可以说是最古老的“中小企业”。大工业由手工作坊演化发展而来,但迅速替代中小企业,在此过程中,英国出现“手工业淘汰论”,德国历史学派提出“手工业或小工业没落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分析到,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必然导致资本的集聚和集中,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前景也做了不容乐观的估计。19、20世纪之交,大企业发展迅猛,但负面作用也日益显现;中小企业破产现象频出,但其重要性日益提升,在这种矛盾交织的情况下,许多理论学家从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互存互补”的角度,论证了中小企业存在的必然性。这些理论包括马歇尔提出的大中小企业共同构成“生物链”、企业经历“生存——发展——衰亡”生命周期的“生物学理论”;张伯伦、罗宾逊夫人则从“产品差别性”和“市场不完全性”论证了不同规模中小企业存在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乔治·施蒂格勒则指出,某行业“最佳经济规模”是一个区间而非一个点,在这个区间带内有中小企业存在的广阔空间。后面的理论,除了“技术创新论”,基本上是在上述理论基础上的衍生。
我国中小企业的存在理论主要形成于改革开放以后。最开始是“补充论”,认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是大企业(国营企业)的有益和必要的补充。然后发展到“重要组成部分论”,认为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逐渐兴起的是“统筹城乡二元结构论”,认为大量的中小企业(乡镇中小企业)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中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那么,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到底发挥着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政府扶持重点应该扶持大企业大集团还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量大面广均量小,怎么扶持?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困绕着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中小企业的准确认识。这些问题的形成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包括“抓大放小”的历史惯性和中小企业自力更生的“印象后遗症”,至今影响着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和推进。
二、中小企业认识问题的实践梳理
两大问题一直制约着中小企业在实践中拥有更大舞台,发挥更大作用。一是“抓大放小”的历史惯性。改革开放初期改制,提倡“抓大放小”,抓大主要是抓国营大企业,放小也主要是放国营小企业,当时对民营企业还是比较慎重管理的,在相对程度上,民营企业处于“既不被扶持(抓)”,也不被放(放权)的尴尬境地,基本上是“自生自灭”。在本世纪头十年,“物以稀为贵”,追求“世界500强”“中国500强”“省级500强”“市级上百亿”“县级上10亿”等规模经济的冲动,再一次提升了“抓大放小”的强度,这时,以规模而非所有制“论英雄”,中小企业很难得到扶持优惠;金融危机爆发后,社会各界逐渐统一了对中小企业存在必要性、发展重要性、突破可能性、扶持必然性等的认识,“抓大扶小”成为主旋律。但遗憾的是,一些地方对中小企业的“重视性”与“操作性”脱节。在文件描述中,中小企业的重要性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但真正操作中,有的地方却自觉或不自觉排斥中小企业,如在地铁运营中主张因地铁特殊性而剥夺小企业招标资格,优惠大型连锁企业等。
二是抓中小企业“重点难突出”“成效出得慢”。中小企业量大面广,容易使人感觉无从抓起,不像大企业一拿就是一重点,掰着手指头就能“如数家珍”,因此许多官员感觉中小企业“不好抓”。而且抓大企业举措明确,核心抓投入就行了,思路清晰明了一目了然,“照本宣科”“依葫芦画瓢”就行,抓中小企业更需要“结构性减税”等复杂操作,很“伤脑筋”。加上单个中小企业的产值很小,见效慢,扶持起来不容易出业绩,等成绩出来说不定早已不在任上,等于是“前任栽树,后任乘凉”,不像抓大企业见效快,“立竿见影”,政绩兑现性强,因此“不愿抓”中小企业。还有部分人认为,大企业技术创新实力更强,以中小企业技术整体一般掩盖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活力优势;认为中小企业安全性、环保性、社保方面问题太多,很难治理,因此容易以“管制”的心态去面对中小企业。
目前,中小企业因自身独有特点及认识误区,在“船小好调头”的同时,发展面临七大风险:一是资金供给风险,包括资金链断裂;互保链多米诺骨牌效应;高利贷高发;企业倒闭等;二是外需出口风险,包括人民币汇率变化的不确定性、外需市场变化的不确定性、出口退税政策的不确定性、时局变化和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三是资源涨跌风险,包括能源类、资源类、原材料、生活资料价格涨跌多变;四是产业投资风险,包括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等;五是粗放生产风险,包括高能耗企业节能降耗形势不容乐观、高排放企业经营成本快速上升、社会对高污染企业容忍度越来越低;六是法律风险不断加大,随着法治国家建设进程加快,法律法规规范化对中小企业的压力明显大于大型企业(大型企业甚至普遍得益于法治规范化);七是中小企业创业动能越来越小,收益与付出不成比例的现象并没有缓解,在新形势下反而有所扩大,因此,愿意创办中小企业的人数增长不快,发展中的中小企业愿意专注主业不动摇的也是非常多。这些都急需政府政府跳出理论束缚,打破条条框框,出手、出招帮助化解。三、必须重新认识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
目前,“抓大扶小”虽已成为广泛共识,但重“大”轻“小”的现象依然存在,特别是引导和扶持小企业发展缺少一套行之有效的手段,沿用大企业的扶持手段来扶持中小企业日益行不通。这些都深度影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提升。从国际上来看,人均生产总值在5000美元左右这一关口时,能顺利实现加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其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实行“抓大扶小、两头并举、差别扶持”的政策,在促进大企业继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大力扶持中小企业,特别是初创型小企业的发展,为本国和地区经济发展夯实基础,增加创业活力和经济增长源,消减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负面影响。但如果处理不好,将陷入“拉美陷进”。
论文摘要：证券税制包含证券流转税、证券投资所得税和证券交易利得税等税种。国外的证券流转税正朝宽税基低税率方向发展，其作用日渐淡化；证券投资所得税的税率不断下调，计税方法不断优化以处理股息重复征税；证券交易利得税正逐步推广，税负普遍从轻。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和证券投资所得税的税负偏重，调控功能较弱，证券交易利得税也不完整。我国的证券税制政策调整，应以宽税基低税率来改革证券流转税，运用一体化方法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并公道设计计税依据和税率以健全证券交易利得税。
一、导言
证券市场是现代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被形象地称为现代经济的“晴雨表”。税收作为政府调控证券市场的重要政策工具，对证券市场的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证券税制是由多税种、多征税对象、多税率组成的税制体系。它主要涉及的税种有三种。一是证券流转税。这是对证券的发行和流通课征的税，包括证券印花税和证券交易税等。二是证券投资所得税。这是对证券投资所产生的股息、红利、利息所得课征的税，即通常所指的股息税和利息税，它们经常列进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范畴。三是证券交易利得税。这是对证券买卖差价收益课征的税，理论上应回属于资本利得税范畴，很多国家未单独开征资本利得税，就把证券交易利得回进普通所得税计征。总体而言，国外证券税制模式的发展表现为初期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种模式，成熟期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模式，税制目标经历了“效率优先——公平为主——效率与公平兼顾”的调整过程，具体制度设计也体现出“简单——复杂——简单”的特点。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式的形成和各国之间经济竞争的加剧，各国政府都在积极调整各自的证券税制政策，以更好地鼓励投资的增长，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因此，研究各国证券税制的发展动态，鉴戒它们的成功经验，然后结合我国证券税制的运行状况，做出适当的证券税制政策调整，可以更好地规范和调节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进步资源配置效率，贯彻社会公平政策。
二、国外证券税制的发展动态
(一)证券流转税的发展动态
理论上以为，证券流转税会降低证券价格水平，迟滞资本的活动，缩减市场成交量，影响证券市场效率，总体的消极效应较大。所以，证券流转税通常适用于发展初期的证券市场。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已不再征收证券流转税，现在仍然征收该税的部分国家，也在积极调整相关的税收政策。
证券流转税的发展动态主要表现为：(1)证券流转税改革朝宽税基、低税率方向发展。随着各种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因而各国证券流转税征税范围也从传统的股票市场扩展到债券、基金以及期货期权等衍生金融产品，涵盖整个资本市场。同时，证券流转税的税率呈现不断下调趋势，甚至很多国家已完全废止证券流转税。(2)证券流转税普遍运用差别税率来调整证券市场结构。通常，股票交易税率较高，公司债券和政府债券税率依次降低，基金税率更低甚至免税，而各种衍生金融产品税率也各不相同。同时，不同的投资主体也实行不同税率，短期投机者适用的税率要高于长期投资者适用税率。这些措施的目的都在于调整投资结构，促进证券市场的平稳发展。(3)证券流转税主要采用单向征收方式。由于双向征收无差别地对待买卖双方，抑制投机效果较差。假如仅对卖方征税，那么仅增加卖方本钱，促使其延长证券持有期，这样可以鼓励投资抑制投机，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同时，单向征收税负远低于双向征收，也符合证券流转税率不断下调趋势。因此，尽大多数国家的证券流转税仅对卖方征收，只有极少数国家仍采用双向征收方式。
(二)证券投资所得税发展动态
证券投资所得税中最主要的是股息税，关于股息税的理论争辩很激烈。传统论代表Poterba和Summers等以为股息税对新股投资和留利投资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解决股息的重复征税具有重要意义。而新论代表Auerbach等以为，股息税会对新股投资产生重要影响，但并不影响留利投资。经验论证中，支持股息税传统论和新论的实证证据基本是平分秋色。各国分别根据各自的经济特点采纳不同的股息税理论，并积极调整股息税政策。
股息税的发展动态主要表现为：(1)证券投资所得税税率呈不断下调趋势。OECD国家在1980—2000年之间，均匀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67％下调到47％，均匀公司所得税率在1996—2002年之间从37.6％下调到31.4％。这些持续的轻税政策强有力地刺激了投资需求，推动了证券市场的发展。(2)妥善处理股息税已成为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的核心题目。现实中，美国等极少数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实行古典制所得税，对股息重复征收公司和个人两个层次的所得税。而欧洲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实行一体化的所得税制度，采取各种措施减轻或者消除股息的重复征税现象。目前，这两种所得税制度呈现不断融合的趋势。因此，根据各国实际情况，设计公道可行的所得税方案已成为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的核心任务。(3)税制设计兼顾公平与效率，体现简化原则。发达国家为贯彻税收公平，常采用一体化所得税制度，并且税制往往设计得很复杂，这在20世纪下半期已经成为股息税改革的主流趋势。然而，过于复杂的制度设计，使得实践中的税收遵从本钱和行政本钱都很高。因此，发达国家也正在考虑简化股息税制，以更好地进步税收的效率。2000年，德国对实行了数十年的极其复杂的分劈税率和回集抵免制度进行改革，重新实行简便的古典制所得税，这充分体现了税制简化原则的回回。
(三)证券交易利得税的发展动态
证券交易利得税会产生“资本紧锁”效应，妨碍资本活动，也会影响证券投资需求，调节证券市场规模和价格水平，经济效应较复杂。总体而言，证券交易利得税不适用于初期的证券市场而更适用于成熟的证券市场，证券所得税代替证券流转税是证券税制发展的大趋势。
证券交易利得税的发展动态主要表现为：(1)长远来看，各国都逐步将证券交易利得纳进征税范围，以贯彻税收公平政策。由于证券交易利得税会改变证券市场的分配状况，不利于高收进者，往往会遭到激烈的反对。例如，英国税法就将证券交易利得排除在所得范围之外长达250年，澳大利亚也是在开征所得税后80年才对证券交易利得征税。但是，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交易利得逐步成为高收进者的重要收进来源，开征证券交易利得税能对这部分非勤劳所得做出适度公道的调节，是税收公平政策的重要体现，所以是证券税制发展的主流趋势。现在，发达国家已大都将证券交易利得纳进征税范围，并适时调整各自的证券交易利得税政策。(2)各国都很谨慎地处理证券交易利得税，认真研究恰当的开征时机。证券交易利得税“双刃剑”效应很强烈，它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上发挥“自动稳定器”作用，防止证券价格暴涨暴跌；而在不成熟的证券市场中，却起到“震荡p;
器”作用，产生了强烈的压抑市场上扬和促使市场下挫的效应。例如，1986年意大利政府拟开征证券交易利得税的消息传出后，短短10天左右股价指数就暴跌了25％。证券交易利得税的重要影响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各国都会认真充分地研究各自的证券市场环境，做好各项评估猜测，才会做出征收证券交易利得税与否的重大决策。证券交易利得税开征时机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3)证券交易利得税实行税负从轻原则。各国的证券交易利得税率普遍控制在20％～30％之间。同时，还充分运用差别税率，来调整证券的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以贯彻鼓励投资、抑制投机等政策意图。另外，配套以公道的证券投资利亏抵扣措施，以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相对于证券流转税而言，证券交易利得税更轻易实现公平目标。它根据能力负担原则，多得多税，少得少税，再辅之于起征点、免税额等方法，充分发挥了税收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状况的功能，实现公平收进的目标。
三、我国证券税制的运行现状分析
我国的证券市场从90年代初起步，经历十多年的风雨坎坷，已经取得了巨大发展。证券税制也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而不断调整。总体来说，我国形成了以证券流转税为主体，证券所得税为辅助的证券税制模式。它对证券市场初期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调控作用。然而，随着证券市场的逐渐发展成熟，也暴露出很多题目与不足，需要加以仔细研究并及时调整完善。
(一)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现状分析
1．在财政收进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在90年代基本处于持续增长状态，增长速度较快。它占财政收进的比重也一路攀升，从1995年的0.42％增长到高峰期2000年的3.63％。随着2001年后的证券市场持续低迷，证券交易印花税收人大幅萎缩，其占财政收进比重也相应下降。
(2)税率偏高，税基偏窄。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90年代初起征时设为6‰，这是个非常高的水平。直到2001年前，税率仍维持在4‰的高水平。2001年后的股市持续走低，政府才调低税率至2‰，2005年1月后调低至1‰。2007年5月底，政府又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率从1‰上调到3‰，而世界上征收证券流转税的国家的税率基本都在1‰左右，且多实行单向征收，实际税率远低于我国。另外，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实际上仅对股票交易征收，并没有将债券、基金和金融衍生工具纳进征税范围，税基相对较窄。
(3)调控功能不明显，股市投机很活跃。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曾多次进行调整，试图调节股市的运行。但事实证实它对股市的调节大多为短期影响，并不能使股市进进理性运行状态。例如1998年6月调低印花税率后，固然当日成交量涨幅达20％，但后期成交量不增反降。2000年股市狂涨，印花税也未能抑制过度投机。2005年1月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率，试图拯救过度颓废的股市，而结果恰相反，一周后股票指数不升反降，跌幅达1.69％。而2007年5月30日证券交易印花税率从1‰上调至3‰后，当日股指重挫下跌6.5％，连续三日内股指累计暴跌近14％，市值蒸发12873亿元人民币。印花税的巨大震荡影响已远远超出决策层的预料。种种现象表明，印花税显然不是调控股市的优良税种。另外，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对买卖双方征收，它对抑制我国股市过高的换手率作用甚微。
(二)证券投资所得税的现状分析
(1)股息的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征收，不利于较好地贯彻公平原则。我国税法将个人所得分为11类，股息利息所得属于单独的一类，不论股息收进多少均按20％的税率单独征收。而世界上多数国家实行综合的个人所得税，将股息利息并进个人全部所得，再按适用的累进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随着我国股份经济的蓬勃发展，股息收进已成为富裕群体的一项较重要的收进。假如继续给予富裕群体股息收进以单独课征的税收优惠，就无助于缩小社会正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
(2)我国的股息税名义税率较低，但联合的企业与个人所得税税率要普遍高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33％，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20％，由于古典制重复征税，100元企业税前所得，先要承担33元企业所得税，余下分配的67元股息还要承担20％的个人所得税，所以终极要缴纳合计46.4元的联合的企业与个人所得税。固然2005年6月政府为刺激过度低迷的股市，暂时将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调低至10％，但股息的联合的企业与个人所得税率仍然达到39.7％的较高水平。而世界上很多国家因实行一体化所得税制度，联合的公司与个人所得税率并不高，如发展中国家巴西为33％、阿根廷为33％、墨西哥为34％，新兴产业化国家如韩国为40％、新加坡为28％。发达国家均匀的联合的公司和个人所得税率稍高，理论上能达到51.1％，但这是按各国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率计算的，实践中大多数股东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率要低很多，实在际的股息联合税率要低于我国股息46.4％的名义税率，而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的成熟完善程度却是我国无法相比的。所以我国的证券投资所得税制度可能对股份经济的长远发展存在一定的抑制影响。
(3)我国的股息税未能对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发挥积极的调控功能。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形成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独特的股权结构，这直接导致中小股东表决权太小，“以手投票”治理机制失效。广大的上市公司又很少发甚至不发股息，股东无从了解公司经营信息，且没有很大的投资选择余地，“以脚投票”治理机制也收效甚微。而我国的证券投资所得税非但不能惩罚那些不支付股息的低信誉公司，还对国有股和法人股不征收股息税，加剧股权结构的不公道。因此，如何利用税收政策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公道调控证券市场已成为越来越值得关注的题目。
(一)完善我国的证券流转税
1．增设发行环节的证券印花税，运用税收调节证券低级市场的运行。低级市场的证券发行是
资源配置的重要环节，英国和日本等国也都在证券发行环节征收相关的印花税或者注册税。我国应开征低级市场的证券印花税，根据产业政策设计既公平同一又兼顾特殊的税目税率，以更好地对进进股市的资源进行公道的初次配置，平衡低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税收收进，也可适度调节低级市场的投机活动。
2．根据“宽税基、低税率”原则，调整证券交易税。建议首先将证券交易印花税改名为证券交易税，奠定其应有的法律地位。然后，扩大证券交易税的征税范围，从股票扩展到债券、基金以及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成为真正的证券交易税而不是单纯的股票交易印花税。最后，仍要根据市场发展情况，继续调低证券交易税率，同时按照股票最高、债券居次、基金较低甚至免税的顺序制订差别税率，以公道调节证券结构。
3．实行单向征收方式，充分发挥证券交易税的调节功能。我国的证券市场投机气氛浓厚，股票均匀年换手率在300％左右，远高于西方国家成熟证券市场年均匀换手率60％的水平。因此，应改变现在向买卖双方征收的方式，实行仅向卖方征收的方式，可以对证券市场的投机活动起到积极的抑制作用，有利于实现证券市场的理性平稳运行。
(二)改革我国的证券投资所得税
1．扩大证券投资所得税税基，设计公道的税制模式。首先，要将股票、债券、基金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的投资收益均列进证券投资所得税征税范围，公平税收待遇，减少各种税收优惠待遇。其次，同一国有股、法人股和个人股的证券投资所得税待遇，取消给予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不公道的税收优惠。最后，待时机成熟时，将证券投资所得列进个人的综合所得，按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率征税。
2．降低证券投资所得的实际税率，权衡考虑实施一体化的所得税制度。我们一方面要考虑适度调低企业所得税税率，2008年开始实施的同一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已将税率确定为25％，这是个较理想的税率水平；另一方面，要留意适度减轻股息的重复征税题目，考虑实施一体化的所得税方案。这个改革过程的相关的测算和设计比较复杂，所以要做得谨慎具体。作为过渡措施，相关部分可以确定公布降低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至10％，取消“暂按10％”字样，增强投资者信心。甚至可采取更积极措施，加大股息所得税优惠力度，降低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至5％，以更强有力地促进股份经济及证券市场的持续发展。
3．所得税一体化方案中优先考虑分劈税率法，再结合回集抵免制度，以充分发挥税收对股市的调控作用，改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将公司的税前所得分为两部分，对未分配利润征收相对较高的企业所得税，而对作为股息分配的利润则征收较低的企业所得税，这样可以促使公司积极分配股息，以便股东把握公司较多的经营信息，从而对公司经营者产生较好的约束。另外，可以在股东层次实行股息税的回集抵免制，这样可以减轻甚至彻底消除重复征税现象。这样，税收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控作用就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三)健全我国的证券交易利得税
1．明确划分投资期限，抑制投机活动。证券持有期限划分为：1年以下为短期，1－5年为中期，5年以上为长期。短期证券交易应缴纳法定全额的交易利得税，而中期证券交易可获得减半征税的优惠，长期证券交易则全部免税。其目的就在于抑制证券市场的短期投机活动，促使证券市场长期平稳运行。
2．公道设计计税依据，保证投资者税负适度。原则上，证券交易利得税的计税依据是证券卖出价减往买进价以及相关公道用度后的差额。为减轻中小个人股东的税收负担，应考虑设计免征额，例如每次交易答应1000元的免征额，每月最多答应运用一次交易免征额，这样可以避免大幅度增加中小股东的税收负担。另外，证券投资亏损实行特别抵扣，企业证券投资亏损只答应用投资利得抵扣，不能用普通经营所得抵扣；个人证券投资亏损也只能用投资利得抵扣，抵扣剩余部分可无穷期结转至以后年度再加以利用。
[关键词]党报集团 融合 环境 分析
互联网时代，在中国语境下，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四个层面对省级党报集团――中国特定一类区域性主流媒体和传媒组织进行解读。笔者认为，省级党报集团是省一级区域媒体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环境条件支撑下，从事新闻信息采集、生产、制作、传输等活动的组织系统。省级党报集团处于一个复合型环境系统之中，其融合变革既与其所处的传媒宏观环境有关，也受其自身的微观环境制约。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的发展动因取决于其外部宏观环境和内部微观环境两者之间的平衡与互动，这种发展应能够能动、适时地适应其内外部环境的变化。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省级党报集团应主动应对外部宏观环境因素的变化，同时还应与内部微观环境因素的协同同步、有机结合，实现整体推进。只有当内部微观环境因素和外部宏观环境因素形成的“协同力”为正时，才能对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起促进的协同作用；反之，当“协同力”为负时，其结果是对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起破坏的协同作用。同时，省级党报集团内部微观环境因素应与外部宏观环境因素协同发展，与所处外部宏观环境因素实现互动与共振。
一、外部宏观环境分析
笔者认为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的外部宏观环境因素有：政治环境因素、经济环境因素、文化环境因素、技术环境因素，这些因素影响并形塑着省级党报集团的内部管理制度，制约其发展和职业行为、职业理念和职业心态，决定着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的运行机制和运作方式，影响着其媒体竞争力的提升。
（一）政治环境因素――融合变革的实际主导
在体制转轨方面，国家的上层建筑环境决定了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的政治环境，2014年以来，中国出台了多份加快媒介融合变革的政策文件，见表1。
省一级党委、政府对省级党报集团的融合变革进行着规制管理，形塑着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所处的政治环境。韦伯认为，国家是一种在某个给定地区内对合法使用强制性手段具有垄断性的制度安排。[1]国家干预可能有效地弥补诱致性制度变迁供给的不足，政治改革实质上政府自我革新的过程，省一级党委、政府是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的有效推动者，体现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政府规制要求。
政治环境因素对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具有很强的引领和控制作用。省级党报集团具有两重属性，即经济属性与政治属性；具有两种功能，即产业功能和喉舌功能。省级党报集团的政治（社会）属性一直被放在最重要地位，其产业发展必定受政策的限制与保护。比如，意识形态属性和舆论导向置于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的首要位置，省级宣传部门在宣传内容和舆论导向上，制定审稿、阅评、通报等制度。比如，省级党报集团由于其特殊性质，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国家对其人才、技术、广告、发行、印刷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确保其正常运转。
省一级党委、政府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对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的宏观管理不断完善和规范，能够为省级党报集团的融合变革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通过制定组织人事、宣传管理、机构编制、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直接管理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的规模、业务范围和资本筹集运作方式等，强化和彰显国家的文化，这对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有着重大的影响。具体而言，由省一级党委组织部门负责管理省级党报集团领导班子干部队伍建设及其成员的选拔配备、领导职数的核准；省一级机构编制部门负责管理省级党报集团的机构编制人数；由省一级党委宣传部门负责管理省级党报集团的宣传内容和舆论导向；由省一级人社部门对省级党报集团的岗位设置、公开招聘、聘用制度进行管理；由省一级新闻出版广电部门负责省级党报集团所属报刊的出版管理；由省一级外宣部门（省新闻办）负责对省级党报集团所属网站进行管理。通过制定这些政策来引导省级党报集团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为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促进媒体竞争力的提升。
（二）经济环境因素――融合变革的生长土壤
经济环境因素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的宏观经济环境因素，二是微观经济环境因素。
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的经济环境正在悄然改变。从国家层面来看：1978年，人民日报社等数家报社要求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获国家批准。1979年，财政部颁发《关于报社试行企业基金的管理办法》，明确报社是党的宣传事业单位，在财务管理上实行企业管理的方式。为省级党报集团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确定了发展基调。从微观经济环境因素来看，1978年以来，省级党委机关报社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兼有事业、企业单位的双重属性，实行自主经营、自收自支、自负盈亏。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环境对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省一级行政区域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为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拓展了省级党报集团经营的生存空间，制约其多元化的经营发展方面，推动着其新媒体技术的使用，影响着媒介融合在内容、渠道、平台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
（三）文化环境因素――融合变革的间接影响
现代社会是高度信息化社会，也是媒介化社会。信息传播作为社会系统的黏合剂，作为社会沟通的主渠道，不仅对社会运行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而且深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社会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2]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要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文化环境因素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起着间接的作用，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省级党报集团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理应适应媒介融合的要求，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发挥积极作用。
城市化与人口流动，影响着省级党报集团经营发展的方向。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不断推进，城市化的直接结果是人中从乡村流动到城市，导致城市里的市民数量不断增加。上世纪90年代，省级党委机关报社纷纷创办都市类报纸，这些都市类报纸的产生、发展和繁荣无不得力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为包括都市类报纸在内的省级党报集团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受众市场和广告、发行市场。
文化教育普及程度制约着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的价值标准。一个国家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文化需求动机和欲望，最终影响传媒组织融合变革的能力和水平。省一级教育文化水平的高低，对省级党报集团的融合变革起着直接的制约作用。
传播生活方式的变迁，决定着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的重心。在经济、政治、文化力量全面重组、国际传播格局剧烈改变的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成为推动社会变迁的重要变量。[3]当下中国的媒体结构呈现多元化，QQ、微博、微信等市场化、社会化媒体呈爆炸式扩张；媒体的功能呈现分化的趋势，传统媒体的传播空间逐渐向新兴媒体转化和延伸。省级党报集团作为一种特定的媒介组织，当然不能置身于整个传媒生态圈之外，这种传播方式变迁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影响到其融合变革的程度和水平。
（四）技术环境因素――融合变革的支撑基石
技术环境因素主要指社会技术总水平及变化趋势，技术变迁、技术突破对企业影响，以及技术对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表现等。推动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必须以先进技术为支撑。媒介融合根本诱因是数字技术的成熟，如果不存在数字技术，则不可能发生媒介融合，数字技术的成熟是媒介融合的必要条件。[4]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而言，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要素将对其有效实现融合变革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技术是其有效实现融合变革的直接推动力，决定着其能否有效提升媒体竞争力。
近年来，省级党报集团的数字化进程明显加快。报网融合是省级党报集团实现转型的有效手段。传媒形态的多样化、传媒业态的多元化，正改变着传媒的生态环境。省级党报集团实现融合变革，应适应这种技术环境因素的变化，重点研究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给媒介融合带来的技术驱动变化。由于新闻传播具有的特殊性，省级党报集团对传播新技术的采用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传播新技术的开发与掌握已越来越重要，但同时在重视与开发传播新技术的过程中，应避免“技术要素决定媒介融合的一切”、“技术要素至上”的观念，传播新技术终究是为新闻传播服务的，它不能决定新闻的实质。[5]省级党报集团在融合变革中应适应受众（用户）终端发展的趋向，紧紧围绕传媒科技发展的方向，积极实现报业的全媒体转型。
（五）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环境因素的互动与共振
一方面，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环境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环境因素影响和制约着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另一方面，省一级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环境因素之间又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的。比如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省一级经济环境因素决定着省一级的政治环境因素，反过来，省一级政治环境因素影响着省一级的经济环境因素；比如省一级的文化环境影响着省一级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因素，省一级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也同时影响文化环境因素；比如省一级的技术环境支撑着省一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因素，省一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影响和改变着省一级技术环境因素等。只有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环境因素处于一种科学合理的互动和共振之中，才能形成一种合力，助推着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保持一种融合变革的可持续张力与动力。
二、外部产业环境分析
哈佛商学院迈克尔・波特提出“五种竞争力量模型”，即企业最关心的是其所在产业的强度，而竞争强度又由市场上的五种基本力量所决定，一是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二是购买者的讨价还价能力；三是潜在新进入者的威胁；四是替代品的威胁；五是行业内竞争的激烈程度。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而言，供给方的压力、受众的消费取向、广告客户的压力、替代品的压力、现有区域传媒组织间的竞争与合作构成了融合变革的“五力”模型。
（一）供给方的压力
供给方的压力主要包括提高省级党报集团物质资源如印刷纸张、水、电、计算机耗材、办公用品等的价格，以及与电信、互联网公司等单位的利润分成比例。省级党报集团与供给方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这种博奕取决于供给方所提品的可替代程度、欲购产品对供给方的重要程度、所品对省级党报集团的重要程度、供给方的重要程度和省级党报集团产业的集中程度、所品的特色等。为了顺利进行融合变革，省级党报集团与供应商两者之间将进行讨价还价，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求得最大公约数。
（二）受众的消费取向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受众对省级党报集团的压力主要表现为希望以较少的成本支出来满足更多的信息需求。受众对省级党报集团的压力与反作用力，主要包括：受众掌握的信息是否灵通而全面；受众对省级党报集团所提供新闻产品的认识程度和认同程度；受众的收入水平高低；受众目标市场的集中程度；受众购买省级党报集团的新闻产品的花费在其开支成本中所占的比重大小；省级党报集团的新闻产品对受众的重要性等。互联网时代，受众并不是以前传统意义上的受众，受众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用户，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受众对省级党报集团的压力十分巨大，如受众掌握的信息非常灵通而全面，受众对省级党报集团所提供的传统新闻产品可能并不认识和认同等，这需要省级党报集团研究受众的消费取向，对传统意义上的受众的重视和选择作为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通过对受众群体分层及市场细分等手段，对受众进行选择和引导，主动为受众服务。
（三）广告客户的压力
广告客户影响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的主要方式表现为压低广告价格，或将投放于传统纸媒的广告用于商业网站等互联网公司。目前，广告收入仍是省级党报集团获取利润的主要来源，因此广告客户对省级党报集团的议价能力将直接决定省级党报集团的经济基础和盈利能力。省级党报集团为了实现较好的经济效益，需对广告客户进行有针对性的区分，在掌握广告客户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积极选择与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相契合的最有价值的广告客户。
（四）替代品的压力
替代品指在功能上能部分或全部代替某一传媒产品的产品。对传媒产业来说，替代品的含义应从多层次理解。一是大众传媒产品内不同媒体产品之间的替代或补充，二是大众传媒产业与其他生产替代品产业的竞争，三是广义上凡生产信息类产品的产业和所有传播载体均可能构成对大众传媒产业信息服务的替代。[6]在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中，所生产的新闻产品的盈利能力越强，与之相对应的替代品的盈利能力则显得越弱，省级党报集团则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受众对省级党报集团所生产的新闻产品的忠诚度越高，则替代品对省级党报集团的压力则越小。因此，省级党报集团在融合变革中，在保持对替代品高度警惕的同时，应积极发展新媒体产品，提高新媒体产品的盈利能力和受众对新媒体产品的忠诚度。
（五）现有区域传媒组织间的竞争与合作
在省一级特定区域内，该区域的传媒组织在提供新媒体产品、争取广告客户等方面会产生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既有相同性质传媒的竞争，即报业组织与报业组织之间的竞争，同时也在不同性质传媒的竞争，如报业组织与广播电视媒介组织的竞争，竞争的手段包括价格战、更新新闻产品、广告战、增强与改进顾客服务等，这种竞争受竞争者的数量与力量的对比、产业成本构成、产业周期性、市场增长率、生产能力、产品的差异化、退出壁垒等因素影响。[7]因此，省级党报集团需及时增强其媒体竞争力，不断更新新闻产品，提高生产能力，合理进行产业布局等，在区域传媒组织间的竞争中取得优势。
省级党报集团在融合变革中，不得不面对产业环境中的五种力量，应正确识别这五种力量，充分考虑供给方、受众、广告客户、替代品和本区域内的传媒组织等五种力量所带来的压力，采取有效策略，积极进行融合变革，在竞争中力争赢得领先优势。
三、内部微观环境分析
传媒内部环境分析是相对于外部环境而言的，是指传媒组织在一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从事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的资源和能力。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而言，作者认为，省级党报集团内部微观环境是相对于外部环境而言的，是指省级党报集团在一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从事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的资源和能力，具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内容。
（一）新闻内容生产因素――融合变革的立足之本
在任何组织中，产品（或服务）的生产都是整个组织的核心活动。新闻内容生产能力是省级党报集团媒体竞争力中一个最容易被人忽视、但又无比重要的要素。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而言，新闻内容永远是其媒体竞争力之所在，内容生产永远是最重要的环节。没有内容就没有省级党报集团的一切，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冲击下，唯有继续维持高质量、能满足受众需求的内容生产，才能提升省级党报集团的媒体竞争力。
实现新闻内容生产的深度融合已成为目前新闻传播学术界和业界的共识。省级党报集团在融合变革的进路中，应始终坚持新闻内容生产，将“内容为王”作为融合变革的根本，进一步提升“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以满足受众需求的”能力，大力发展新媒体产品，加强新闻的内容生产。省级党报集团应将内容优势与新媒体品种的有机对接，实现传统纸质媒体与新媒体的“一体化”发展，加大官方微博、微信、微视频、手机客户端APP、手机报、大数据服务平台、电商平台等微内容的传播，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共生共荣、共同成长。
（二）新闻流通渠道因素――融合变革的优化环节
流通渠道是指产品或服务在从生产者向消费者转移的过程，取得这种产品和服务的所有权或帮助所有权转移的所有企业或个人。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而言，流通渠道是一个应当充分利用而且可以优化，从而获得竞争优势的环节。伴随着媒介融合的大趋势，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迫在眉睫，报纸从单一媒体、单一品种的运作转为多媒体、全媒体的运作，形成全介质的传播能力、建立全媒体的生产能力和提高全方位的经营能力，这种新业态必然对流通渠道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流通渠道必将进一步拓展为全方位的信息集成、销售和多功能的服务平台。省级党报集团在网络和新媒体时代，如想要继续生存而且获得更好的发展，就应在报刊发行、网上购物等流通渠道上不断地创新与优化，因为强大的流通渠道将使传统报业成为更具亲和力的竞争者，通过更加贴近受众的方式，满足其个性化的需求，从而使自己能比对手更快速有效地到达受众。
（三）新闻传播平台因素――融合变革的信息进路
媒介融合的新闻传播平台离不开技术作为支撑。省级党报集团需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为新媒体带来的便利功能，顺应互联网传播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的趋势，积极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推进新闻生产，利用移动互联技术实现弯道超车，把长期积累的内容生产优势、传播公信力优势与新兴媒体的数字技术、多媒体传播、多元交叉等技术优势充分结合起来，才能取得融合变革最佳效果。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而言，融合变革意味着通过技术融合，形成一种全新的显示终端和媒体系统，建立一种新闻信息生产、加工的全媒体平台，实现传统报业集团向综合性的传媒集团和全媒体信息服务商的转变。
（四）媒介融合经营因素――融合变革的经济基础
报社由单一经营发展为多种经营，是20世纪世界新闻传播事业的潮流。当下，省级党报集团实现多元化经营的可持续发展，是其实现融合变革的重要财力支撑，这种经营要素包括广告、发行、印刷等多种营销力要素。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而言，一般至少要在两个方面进行营销：把内容销售给受众，把广告版面（实质上代表受众的注意力）销售给广告客户。无论哪一方面，都需要准确把握市场的脉动以及顾客的需求，同时不断优化自身的产品和品牌价值省级党报集团能够用最合适的方式，把最合适的内容传递到最合适的人手上，其营销能力就能达到了最大化。市场营销是省级党报集团把媒介融合的产品推向传媒市场的过程。市场营销的能力主要包括市场研究、市场销售、品牌管理、售后服务等几个方面。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而言，则是新闻产品的采编、发行等环节。省级党报集团新闻产品的市场营销阶段可以说是检验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成功与否的关键环节。
（五）媒介融合管理因素――融合变革的制衡力量
笔者认为，媒介融合管理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源因素；二是企业文化因素。
近年来，随着媒介融合的深入进行，省级党报集团对人力资源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而言，核心人才不仅指新闻采编人才，还包括策划、广告、发行等经营管理人才。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尤其需要大量的高素质的全媒体复合型人才，既熟悉文字信息的采集，同时对图片、音频、视频信息也能熟练采集，使新闻信息能在第一时间通过手机或网络出去。因此，建立健全适应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机制，吸纳适合融合变革的优秀核心人才，稳定核心人才队伍，开发核心人才潜能，激励核心人才创新，形成核心人才优势，以提升省级党报集团的媒体竞争力。
企业文化因素是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中的另一管理因素。传媒文化创新是核心能力提升的基础。传媒要具有持久的竞争力，传媒文化建设是关键因素。传媒文化创新，需要培育先进的企业文化。[8]传媒的企业文化创新，就是要培育具有创新性的传媒企业文化。这种创新性文化的培育需要从以下3个方面入手，一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二是坚持平衡致效的利益取向；三是营造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9]媒介文化是由许多要素构成的集合体，媒介文化对战略管理所起的作用也是这些要素共同建构的。比较重要的构成要素是共同价值观、行为规范、媒介伦理和形象性活动。[10]笔者认为，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提炼传媒企业文化，对于提升省级党报集团的媒体竞争力至关重要。企业文化是省级党报集团媒体竞争力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形塑省级党报集团的媒体竞争力方面，发挥着潜移默化却又至关重要的作用。省级党报集团的企业文化不仅决定了员工的精神面貌，也决定了传媒的组织氛围。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省级党报集团应思考如何有效实施创新文化战略，减少全媒体人才的职业倦怠，有效促进省级党报集团的融合变革。
（六）内部微观环境五大因素的合力作用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省级党报集团媒体竞争力的形成，是其内部微观环境因素交融、集成、聚合的过程，是一个系统、动态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媒体竞争力的成长有一个发生、发展、不断再提升的循环反复的过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不断整合优化的系统过程，媒体竞争力形成后并非保持不变，而是应根据自身的实际适时转换。某一家省级党报集团的媒介融合变革不仅仅依赖于某一个内部因素，而是五大内部因素紧密相连、互相支持配合、共享融通的结果。
五大内部因素同时制约着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省级党报集团所具有的五大内部因素互相关联、互相支持，呈现出渐进和动态发展的特征，共同组成一套完整的素质能力体系。只有这五大内部因素融汇在一起，形成合力，才能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持久有效地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省级党报集团媒体竞争力五大内部因素中，新闻内容生产、新闻流通渠道、新闻传播平台、媒介融合经营这些硬性因素相对外显，包括人力资源、企业文化等软性因素在内的媒介融合管理要素相对内隐，属于媒介组织中潜在的价值观、氛围、能力、人才素质等。新闻传播学术界和业界对媒体竞争力构成中的硬性和显性因素关注较多，对隐性和软性因素则显得重视不够。笔者认为，这五大内部因素中最核心的因素是媒介融合管理因素，其中人力资源因素是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中的隐性和软性因素，却是省级党报集团五大内部因素中最核心的一项因素。除人力资源因素之外，本文将企业文化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认为企业文化也是媒体竞争力的隐性和软性因素，制约和影响着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在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注释：
[1][美]科斯，阿尔钦，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页
[2]张昆：《政治传播与历史思维》，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9页
[3]王庚年：《新媒体国际传播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
[4]王菲：《媒介大融合――数字新媒体时代的媒介融合论》，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
[5]魏金成：《改革与创新：制度创新论视野下的央视新闻改革》，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02页
[6]谭云明：《传媒经营管理新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7页
[7]谭云明：《传媒经营管理新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8页
[8]包国强：《传媒竞争力：中国特色的路径选择――一种基于市场的观念、假设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9页
[9]丁和根：《传媒竞争力――中国媒体发展核心方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185页
论文关键词：证券；印花税；股息税；利得税
一、导言
证券市场是现代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被形象地称为现代经济的“晴雨表”。税收作为政府调控证券市场的重要政策工具，对证券市场的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证券税制是由多税种、多征税对象、多税率组成的税制体系。它主要涉及的税种有三种。一是证券流转税。这是对证券的发行和流通课征的税，包括证券印花税和证券交易税等。二是证券投资所得税。这是对证券投资所产生的股息、红利、利息所得课征的税，即通常所指的股息税和利息税，它们经常列入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范畴。三是证券交易利得税。这是对证券买卖差价收益课征的税，理论上应归属于资本利得税范畴，许多国家未单独开征资本利得税，就把证券交易利得归入普通所得税计征。总体而言，国外证券税制模式的发展表现为初期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种模式，成熟期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模式，税制目标经历了“效率优先——公平为主——效率与公平兼顾”的调整过程，具体制度设计也体现出“简单——复杂——简单”的特点。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和各国之间经济竞争的加剧，各国政府都在积极调整各自的证券税制政策，以更好地鼓励投资的增长，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因此，研究各国证券税制的发展动态，借鉴它们的成功经验，然后结合我国证券税制的运行状况，做出适当的证券税制政策调整，可以更好地规范和调节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贯彻社会公平政策。
二、国外证券税制的发展动态
(一)证券流转税的发展动态
理论上认为，证券流转税会降低证券价格水平，迟滞资本的流动，缩减市场成交量，影响证券市场效率，总体的消极效应较大。所以，证券流转税通常适用于发展初期的证券市场。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已不再征收证券流转税，现在仍旧征收该税的部分国家，也在积极调整相关的税收政策。
证券流转税的发展动态主要表现为：(1)证券流转税改革朝宽税基、低税率方向发展。随着各种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因而各国证券流转税征税范围也从传统的股票市场扩展到债券、基金以及期货期权等衍生金融产品，涵盖整个资本市场。同时，证券流转税的税率呈现不断下调趋势，甚至许多国家已完全废止证券流转税。(2)证券流转税普遍运用差别税率来调整证券市场结构。通常，股票交易税率较高，公司债券和政府债券税率依次降低，基金税率更低甚至免税，而各种衍生金融产品税率也各不相同。同时，不同的投资主体也实行不同税率，短期投机者适用的税率要高于长期投资者适用税率。这些措施的目的都在于调整投资结构，促进证券市场的平稳发展。(3)证券流转税主要采用单向征收方式。因为双向征收无差别地对待买卖双方，抑制投机效果较差。如果仅对卖方征税，那么仅增加卖方成本，促使其延长证券持有期，这样可以鼓励投资抑制投机，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同时，单向征收税负远低于双向征收，也符合证券流转税率不断下调趋势。因此，绝大多数国家的证券流转税仅对卖方征收，只有极少数国家仍采用双向征收方式。
(二)证券投资所得税发展动态
证券投资所得税中最主要的是股息税，关于股息税的理论争辩很激烈。传统论代表Poterba和Summers等认为股息税对新股投资和留利投资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解决股息的重复征税具有重要意义。而新论代表Auerbach等认为，股息税会对新股投资产生重要影响，但并不影响留利投资。经验论证中，支持股息税传统论和新论的实证证据基本是平分秋色。各国分别根据各自的经济特点采纳不同的股息税理论，并积极调整股息税政策。
股息税的发展动态主要表现为：(1)证券投资所得税税率呈不断下调趋势。OECD国家在1980—2000年之间，平均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67％下调到47％，平均公司所得税率在1996—2002年之间从37.6％下调到31.4％。这些持续的轻税政策强有力地刺激了投资需求，推动了证券市场的发展。(2)妥善处理股息税已成为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的核心问题。现实中，美国等极少数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实行古典制所得税，对股息重复征收公司和个人两个层次的所得税。而欧洲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实行一体化的所得税制度，采取各种措施减轻或者消除股息的重复征税现象。目前，这两种所得税制度呈现不断融合的趋势。因此，根据各国实际情况，设计合理可行的所得税方案已成为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的核心任务。(3)税制设计兼顾公平与效率，体现简化原则。发达国家为贯彻税收公平，常采用一体化所得税制度，并且税制往往设计得很复杂，这在20世纪下半期已经成为股息税改革的主流趋势。然而，过于复杂的制度设计，使得实践中的税收遵从成本和行政成本都很高。因此，发达国家也正在考虑简化股息税制，以更好地提高税收的效率。2000年，德国对实行了数十年的极其复杂的分劈税率和归集抵免制度进行改革，重新实行简便的古典制所得税，这充分体现了税制简化原则的回归。
(三)证券交易利得税的发展动态
证券交易利得税会产生“资本紧锁”效应，妨碍资本流动，也会影响证券投资需求，调节证券市场规模和价格水平，经济效应较复杂。总体而言，证券交易利得税不适用于初期的证券市场而更适用于成熟的证券市场，证券所得税代替证券流转税是证券税制发展的大趋势。
证券交易利得税的发展动态主要表现为：(1)长远来看，各国都逐步将证券交易利得纳入征税范围，以贯彻税收公平政策。由于证券交易利得税会改变证券市场的分配状况，不利于高收入者，往往会遭到激烈的反对。例如，英国税法就将证券交易利得排除在所得范围之外长达250年，澳大利亚也是在开征所得税后80年才对证券交易利得征税。但是，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交易利得逐步成为高收入者的重要收入来源，开征证券交易利得税能对这部分非勤劳所得做出适度合理的调节，是税收公平政策的重要体现，所以是证券税制发展的主流趋势。现在，发达国家已大都将证券交易利得纳入征税范围，并适时调整各自的证券交易利得税政策。(2)各国都很谨慎地处理证券交易利得税，认真研究恰当的开征时机。证券交易利得税“双刃剑”效应很强烈，它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上发挥“自动稳定器”作用，防止证券价格暴涨暴跌；而在不成熟的证券市场中，却起到“震荡
器”作用，产生了强烈的压抑市场上扬和促使市场下挫的效应。例如，1986年意大利政府拟开征证券交易利得税的消息传出后，短短10天左右股价指数就暴跌了25％。证券交易利得税的重要影响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各国都会认真充分地研究各自的证券市场环境，做好各项评估预测，才会做出征收证券交易利得税与否的重大决策。证券交易利得税开征时机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3)证券交易利得税实行税负从轻原则。各国的证券交易利得税率普遍控制在20％～30％之间。同时，还充分运用差别税率，来调整证券的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以贯彻鼓励投资、抑制投机等政策意图。另外，配套以合理的证券投资利亏抵扣措施，以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相对于证券流转税而言，证券交易利得税更容易实现公平目标。它根据能力负担原则，多得多税，少得少税，再辅之于起征点、免税额等方法，充分发挥了税收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状况的功能，实现公平收入的目标。
三、我国证券税制的运行现状分析
我国的证券市场从90年代初起步，经历十多年的风雨坎坷，已经取得了巨大发展。证券税制也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而不断调整。总体来说，我国形成了以证券流转税为主体，证券所得税为辅助的证券税制模式。它对证券市场初期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调控作用。然而，随着证券市场的逐渐发展成熟，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与不足，需要加以仔细研究并及时调整完善。
(一)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现状分析
1．在财政收入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在90年代基本处于持续增长状态，增长速度较快。它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一路攀升，从1995年的0.42％增长到高峰期2000年的3.63％。随着2001年后的证券市场持续低迷，证券交易印花税收人大幅萎缩，其占财政收入比重也相应下降。
(2)税率偏高，税基偏窄。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90年代初起征时设为6‰，这是个非常高的水平。直到2001年前，税率仍维持在4‰的高水平。2001年后的股市持续走低，政府才调低税率至2‰，2005年1月后调低至1‰。2007年5月底，政府又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率从1‰上调到3‰，而世界上征收证券流转税的国家的税率基本都在1‰左右，且多实行单向征收，实际税率远低于我国。另外，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实际上仅对股票交易征收，并没有将债券、基金和金融衍生工具纳入征税范围，税基相对较窄。
(3)调控功能不显著，股市投机很活跃。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曾多次进行调整，试图调节股市的运行。但事实证明它对股市的调节大多为短期影响，并不能使股市进入理性运行状态。例如1998年6月调低印花税率后，虽然当日成交量涨幅达20％，但后期成交量不增反降。2000年股市狂涨，印花税也未能抑制过度投机。2005年1月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率，试图挽救过度颓废的股市，而结果恰相反，一周后股票指数不升反降，跌幅达1.69％。而2007年5月30日证券交易印花税率从1‰上调至3‰后，当日股指重挫下跌6.5％，连续三日内股指累计暴跌近14％，市值蒸发12873亿元人民币。印花税的巨大震荡影响已远远超出决策层的预料。种种现象表明，印花税显然不是调控股市的优良税种。另外，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对买卖双方征收，它对抑制我国股市过高的换手率作用甚微。
(二)证券投资所得税的现状分析
(1)股息的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征收，不利于较好地贯彻公平原则。我国税法将个人所得分为11类，股息利息所得属于单独的一类，不论股息收入多少均按20％的税率单独征收。而世界上多数国家实行综合的个人所得税，将股息利息并入个人全部所得，再按适用的累进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随着我国股份经济的蓬勃发展，股息收入已成为富裕群体的一项较重要的收入。如果继续给予富裕群体股息收入以单独课征的税收优惠，就无助于缩小社会正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
(2)我国的股息税名义税率较低，但联合的企业与个人所得税税率要普遍高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33％，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20％，因为古典制重复征税，100元企业税前所得，先要承担33元企业所得税，余下分配的67元股息还要承担20％的个人所得税，所以最终要缴纳合计46.4元的联合的企业与个人所得税。虽然2005年6月政府为刺激过度低迷的股市，暂时将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调低至10％，但股息的联合的企业与个人所得税率仍然达到39.7％的较高水平。而世界上很多国家因实行一体化所得税制度，联合的公司与个人所得税率并不高，如发展中国家巴西为33％、阿根廷为33％、墨西哥为34％，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为40％、新加坡为28％。发达国家平均的联合的公司和个人所得税率稍高，理论上能达到51.1％，但这是按各国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率计算的，实践中大多数股东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率要低很多，其实际的股息联合税率要低于我国股息46.4％的名义税率，而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的成熟完善程度却是我国无法比拟的。所以我国的证券投资所得税制度可能对股份经济的长远发展存在一定的抑制影响。
(3)我国的股息税未能对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发挥积极的调控功能。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形成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独特的股权结构，这直接导致中小股东表决权太小，“以手投票”治理机制失效。广大的上市公司又很少发甚至不发股息，股东无从了解公司经营信息，且没有很大的投资选择余地，“以脚投票”治理机制也收效甚微。而我国的证券投资所得税非但不能惩罚那些不支付股息的低信誉公司，还对国有股和法人股不征收股息税，加剧股权结构的不合理。因此，如何利用税收政策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合理调控证券市场已成为越来越值得关注的问题。[
(三)证券交易利得税的现状分析
证券交易利得税理论上应列入资本利得税范畴，而我国至今尚未形成完整的证券交易利得税体系。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从事证券买卖所获得的差价收益列入企业所得范畴，统一征收企业所得税，这与多数国家相关税法规定一致。而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从事证券买卖所取得的差价收入应列入财产转让所得，按2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但我国相关税收法规又规定，对个人买卖股票取得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所以，事实上我国并没有征收个人的证券交易利得税。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成熟，以流转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转变为以所得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这是大势所趋。所以完善证券交易利得税体系将是今后证券税制建设的重要任务。
四、我国证券税制的政策调整
综合考虑国际上证券税制的发展趋势和我国证券市场实际状况，我们认为，我国证券税制调整的总体思路应为：改革流转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逐步过渡到以所得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具体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完善我国的证券流转税
1．增设发行环节的证券印花税，运用税收调节证券初级市场的运行。初级市场的证券发行是
资源配置的重要环节，英国和日本等国也都在证券发行环节征收相关的印花税或者注册税。我国应开征初级市场的证券印花税，根据产业政策设计既公平统一又兼顾特殊的税目税率，以更好地对进入股市的资源进行合理的初次配置，平衡初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税收收入，也可适度调节初级市场的投机活动。
2．根据“宽税基、低税率”原则，调整证券交易税。建议首先将证券交易印花税改名为证券交易税，奠定其应有的法律地位。然后，扩大证券交易税的征税范围，从股票扩展到债券、基金以及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成为真正的证券交易税而不是单纯的股票交易印花税。最后，仍要根据市场发展情况，继续调低证券交易税率，同时按照股票最高、债券居次、基金较低甚至免税的顺序制订差别税率，以合理调节证券结构。
3．实行单向征收方式，充分发挥证券交易税的调节功能。我国的证券市场投机气氛浓厚，股票平均年换手率在300％左右，远高于西方国家成熟证券市场年平均换手率60％的水平。因此，应改变现在向买卖双方征收的方式，实行仅向卖方征收的方式，可以对证券市场的投机活动起到积极的抑制作用，有利于实现证券市场的理性平稳运行。
(二)改革我国的证券投资所得税
1．扩大证券投资所得税税基，设计合理的税制模式。首先，要将股票、债券、基金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的投资收益均列入证券投资所得税征税范围，公平税收待遇，减少各种税收优惠待遇。其次，统一国有股、法人股和个人股的证券投资所得税待遇，取消给予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不合理的税收优惠。最后，待时机成熟时，将证券投资所得列入个人的综合所得，按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率征税。
2．降低证券投资所得的实际税率，权衡考虑实施一体化的所得税制度。我们一方面要考虑适度调低企业所得税税率，2008年开始实施的统一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已将税率确定为25％，这是个较理想的税率水平；另一方面，要注意适度减轻股息的重复征税问题，考虑实施一体化的所得税方案。这个改革过程的相关的测算和设计比较复杂，所以要做得谨慎详细。作为过渡措施，相关部门可以确定宣布降低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至10％，取消“暂按10％”字样，增强投资者信心。甚至可采取更积极措施，加大股息所得税优惠力度，降低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至5％，以更强有力地促进股份经济及证券市场的持续发展。
3．所得税一体化方案中优先考虑分劈税率法，再结合归集抵免制度，以充分发挥税收对股市的调控作用，改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将公司的税前所得分为两部分，对未分配利润征收相对较高的企业所得税，而对作为股息分配的利润则征收较低的企业所得税，这样可以促使公司积极分配股息，以便股东掌握公司较多的经营信息，从而对公司经营者产生较好的约束。另外，可以在股东层次实行股息税的归集抵免制，这样可以减轻甚至彻底消除重复征税现象。这样，税收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控作用就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三)健全我国的证券交易利得税
1．明确划分投资期限，抑制投机活动。证券持有期限划分为：1年以下为短期，1－5年为中期，5年以上为长期。短期证券交易应缴纳法定全额的交易利得税，而中期证券交易可获得减半征税的优惠，长期证券交易则全部免税。其目的就在于抑制证券市场的短期投机活动，促使证券市场长期平稳运行。
2．合理设计计税依据，保证投资者税负适度。原则上，证券交易利得税的计税依据是证券卖出价减去买入价以及相关合理费用后的差额。为减轻中小个人股东的税收负担，应考虑设计免征额，例如每次交易允许1000元的免征额，每月最多允许运用一次交易免征额，这样可以避免大幅度增加中小股东的税收负担。另外，证券投资亏损实行特别抵扣，企业证券投资亏损只允许用投资利得抵扣，不能用普通经营所得抵扣；个人证券投资亏损也只能用投资利得抵扣，抵扣剩余部分可无限期结转至以后年度再加以利用。
一、学科发展现状
1.国外城市经济研究现状
国外的城市经济研究以解决城市问题作为出发点和己任，在不断理论探索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城市实际问题的解决。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生产要素流动的速度和规模达到空前的程度，一国的经济发展不仅取决于该国的资源禀赋，还取决于如何更好地利用外部资源。因此，原本研究一国内部城市问题的城市经济学研究，其内容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如要素资源的空间布局与区位选择研究从传统的本国空间研究，扩展到全球（特别是对跨国企业而言）范围内的比较竞争；资源配置研究从如何发挥一国静态比较优势转向如何利用国际资源的城市竞争力研究；城市密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研究从单纯的城市圈经济协调转向城市圈域之间的竞争、合作和国际间的竞争与协调。这些研究无疑均扩大了城市经济研究的视野和范围，加大了研究的难度和深度。
在这些现实经济问题的左右下，近年来，国外城市经济研究的内容可集中归结为4个主要的领域：区位分析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化；城市化与城市体系的一般均衡模型设计；特定城市市场与城市经济模型的建立；城市经济问题、城市政府行为和城市经济政策分析。
2.国内城市经济研究现状
国内的城市经济研究在改革开放后才起步，但是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20世纪80年代，城市经济学集中研究我国城市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全方位展开了城市化道路和城市化理论的研究，并对城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学科体系以及具体的城市问题和城市经济政策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探讨了城市经济运行规律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城市问题及城市经济政策；探讨了城市内部的土地利用与区位选择、城市经营、城市治理、城市交通、城市人居环境建设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对城市化问题及日渐发展的城市圈经济给予了密切关注；并实证研究了我国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等都市圈的经济发展与协调问题，提出城市圈是以大城市为核心、不同层次、不同结构和不同功能的大中小城市有机结合，通过各种网络紧密联系而形成的一体化发展、相互分工互补、交流和竞争的网络体系，都市圈发展模式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区域一体化的空间整合模式和组织形态。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发展的新背景下，城市密集区域的经济发展尤其引人注目。国内城市经济学的研究为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的要求，对城市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进行大量的研究。提出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经济系统，而城市经济系统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中间环节和各部门经济在空间上的纽结，城市经济学是“中观层次”、“空间范畴”和“应用性”的综合边缘学科等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
概括而言，近年来国内城市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5个方面：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关系研究；都市圈发展与城市之间经济合作及协调分析；区位选择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进研究；产业集群与城市经济发展分析；城市政府职能与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等。
二、我国城市经济学的新发展
1．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简短回顾
我国的城市经济学兴起于改革开放以后。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财贸经济研究所下面设立了城市经济研究室，同年末，大连市政府和辽宁财经学院（后改名为东北财经大学）合作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中心城市会议，以后，此类会议分别在武汉、重庆、兰州连续开过三次。在此期间，京、津、沪和辽宁、四川、黑龙江、山西、江苏、湖南先后成立了城市经济学会，或者在省市社会科学院下设立了城市经济研究所或研究室。从1981年起，南开大学、辽宁财经学院首先在本科开设了城市经济学课程。以后，陆续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东南大学、湘潭大学等高校开始讲授城市经济学相关课程，从事城市经济领域的课题研究。在这个基础上，这些院校先后建立了城市经济研究室、所或系，有些院校还相继建立城市经济硕士学位授予点。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已有两所高校（南开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建立城市经济学博士点。
中国城市经济学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背景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改革开放后，国外大量的关于城市经济学方面的专著，如英国巴顿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1976年）、日本山田浩之的《城市经济学》（1977年）和美国赫希的《城市经济学》（1984年），被陆续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并且为我国高校有关师生所直接使用。同时，我国的理论工作者也纷纷著书立说，陆续出版了《城市经济学入门》、《中国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学》、《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学》、《实用城市经济学》、《城市宏观经济学》、《微观宏观城市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教程》、《城市经济学》等著作或教材。此外，还出版或发表了众多专题性著作和论文，使中国城市经济学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
从研究领域来看，中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涉及了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经济区域发展、城市现代化、城市经济的协调运行、城市经济结构、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经济管理等问题。例如，城市化规律的提出克服了“中国应走非城市化道路”的错误认识；城市经营理论的建立，打破了城市基础设施、居民住宅长期欠账的局面；城市土地经济理论的提出，创造了我国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的新经验；城市与区域“互动关系”和“增长极”、“中心城市”、“首位城市”等概念的建立，使全社会逐渐认识到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认识到经济区发展的重要性;城市经济学及其相关科学的发展，还使城市流通、城市功能、城市产业以及城市公共经济和空间布局等问题，得到了认识上的不断提升。
2．近年来我国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新特点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城市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以至于有学者惊呼“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在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新现象、新问题层出不穷。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1）城市经济研究直面时代重大问题。现代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等领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越来越需要城市经济学的理论指导，实践的需要促使理论工作者从经济学层面上积极进行探讨。如：近年来城市经济学界对“城市化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思考、对“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的探讨、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阐述、对“城市与区域发展关系”的论证、对“城市管理理论”的梳理以及对“城市现代化”问题的透视等等，都是城市经济学研究时代性与前沿性的集中体现，《城市经济理论前沿课题研究》一书对此做了很好的总结。从研究成果来看，“中观经济学”和“城市管理学”的推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于前者，学术界指出，该书明确了城市经济学在未来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学科定位，拓展了经济学发展的新空间，提出了一系列中观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对于后者，城市管理“五职能”说的提出，显示了城市管理学的新发展，是城市管理职能理论的重要创新。此外，就城市化和城市发展问题的认识而言，也取得一些新认识和新见解，如：强调新型工业化必须与加速城市化相结合的观点；提出城市发展离不开乡村发展，市民与农民利益要协调，实行土地股份制经营，加强农村土地使用权流动的观点；对城市经营问题、城市病的界定、规律、防治等问题的研究;城市工业空间布局、高新园区聚集效益分析、西部农村城市化等问题的研究；城市区域化研究提出的建立区域共同市场，构建中国“Citistates”的对策和建议等。
（2）城市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日趋活跃。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中观层次和空间范畴上对城市经济问题进行了跨学科、跨部门的综合性研究。面对城市发展出现的共性问题，应用经济学的不同领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如城市的性质和功能、区域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综合效益、文化建设与管理制度等等。城市经济学则从自身的学科特征和基本优势出发，在城市发展的共性问题上积极寻找适合本学科发展的新问题域和生长点。出现了城市经济学研究与其他相关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现象。具体表现为：不仅在城市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出现积极的交流对话，而且还主动突破城市科学的边界，渗入到相关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中。目前，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生态学、管理学、规划学、工程学、数学等学科与城市经济学的交叉研究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如：城市经济与城市文化关系研究成果的提出，认为城市文化发展滞后，已不能适应城市化形势发展的需要，建设先进的城市文化是当务之急；城市能源、交通、环境、水资源等城市发展生命线的经济学分析；城市公共安全体制及其运行模式的研究，城市应急管理及危机处置机制的建立等。均是社会学、管理学、规划学、数学等多学科协同攻关的成果。
（3）研究方式的多样化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近年来，我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出现了“个性化研究”的方式。个性化研究是相对于“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的研究方式而言的。它的出现，是与力戒浮躁学风、注意学术规范、讲究治学严谨联系在一起的。与“个性化研究”方式相对应的是“群体化的跨空间协作研究”也正在兴起，出现了跨地域乃至跨国界全球同步合作研究，这又与网络化数字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密不可分。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的这种个性化、多样化，有力地促进了学科发展的创新与突破。综观近年来我国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如城市社会学、城市管理学、城市文化学研究，城市发展的国内比较和国际比较研究等，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创新与突破，究其原因，无不与其研究方式和研究手段的创新有关。
（4）城市经济研究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日趋活跃。改革开放为我国城市经济学者提供了与国外进行广泛交流和对话的机会。近年来，我国城市经济学界对外联系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各研究机构或高校的有关单位经常派出学者到国外进修、讲学、参加国际会议，了解国外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最新信息，同时邀请国外专家来华讲学，大大拓宽了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与此同时，还通过大量译介外国城市经济学名著，使我国学界对世界相关领域的发展有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5）城市经济学的学科组织建设和教学工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时代呼唤着城市经济学的新发展，与此相呼应，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于2000年10月成立了城市经济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 ），担负起促进中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历史重任，为学科建设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组织保障。近年来，为促进学科建设与发展，委员会向国家教育部呈报了《城市经济学学科建设报告》以及建设中国城市大学的构想和倡议，先后召开了以“中国城市经济理论前沿课题”、“城市经营与管理” “城市经济学科建设”和“城市经济与管理前沿问题”等为主题的研讨会，出版发行了《城市经济理论前沿课题研究》、《中国城市管理新论》等著作。随着城市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推进，城市经济学教学工作在国内各高校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约有20所大学开设了城市经济学课程，有10多所大学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近百名教师从事城市经济学及相关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3．“十五”期间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和重要突破
（1）城市化问题研究。城市化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自然也是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十五”期间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城市化的模式和道路研究。有关我国城市化的道路和模式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中争论颇多的问题。“十五”期间的相关研究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并不断拓展。学者们在继续讨论比较“大城市偏好”、“中等城市偏好”和“小城镇偏好”城市化战略模式优劣的同时，特别注意研究了城市化的道路问题，提出了“市场型城市化道路”、“城市自然观”和“多元城市化道路”等新观点，并与传统的“计划型城市化道路”战略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城市化模式是“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城市化的实现是市场主导化的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学者们还对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圈和城市群的相关问题给予充分关注，认为城市化并非是单一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而是要形成以某一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落或城市圈，城市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功能互补的关系，并比较研究了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群或城市圈形成的道路和条件。学者们还把制度经济学引入到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中，认为“制度障碍”是我国城市化发展落后的原因，城市化的发展，必须突破制度障碍，进行相关改革，从而引导资源聚集于城市之中。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这一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学者们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是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低的原因，由此而造成了我国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之间的不对称，并实证研究了两者之间的偏差，同时指出，城市化的发展除了不断提高工业化水平之外，相关配套改革必须跟上。另一方面，学者们认为，城市化是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并就城市化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贡献做出了预测，强调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相关的实证研究。学者们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我国城市化水平的衡量与测度问题，二是实证考察了有关城市或城市群的发展状况及相关经验。第一方面的研究争论较多，主要是集中在哪个指标更适合作为考察城市化发展状况的标准。有学者认为，以城镇居民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作为衡量标准更恰当；也有学者认为，以城镇常住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衡量指标更能反映城市化的真实水平。第二方面的研究将对象更多集中在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总结了这些地区在城市化发展中的经验，论证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2）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研究。城市经营与管理是近年来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也是实践性很强的一个问题。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城市经营与管理的基本性质研究。城市经营与管理的内涵与外延是学者们争议较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城市经营与管理的内涵、范围和目标的认识上不同。有学者提出“城市经营与管理企业化”的观点，认为城市经营与管理活动是政府对城市空间内的所有有形与无形资产进行企业化运作，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通过城市经营与管理活动盘活城市资产，特别是充分利用城市中日益短缺的土地资源，实现土地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为城市经营与管理筹集资金；有学者则指出，城市经营与管理的范围是城市空间内的公共事务和国有资产；有学者认为，城市经营与管理的范围只限于城市内的公共事务，不包括国有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同时国有资产应该尽量退出竞争性领域；有学者认为，城市的公共事务应该尽可能多的引入竞争机制，尽可能多的由私人企业提供公共产品，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在此基础上又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私人在提品的同时应该由私人经营，即完全私有化的观点；另一种意见认为私人企业可以提品，但为保持公共产品的公益性，不应采取由私人企业通过向使用者收费的方式来回收成本，而改由政府“回购”方式向私人企业提供补偿，这是一种不完全私有化的观点；有学者反对城市经营与管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认为这与政府的公共职能背道而驰，削弱了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还容易出现城市经营与管理的短期行为现象，如对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他们把市场营销的相关理念引入城市经营与管理中，认为政府经营城市应该以“顾客最大满意度”为目标；在城市经营与管理的主体问题上，有学者认为，政府并不是唯一的主体，城市经营与管理的过程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过程，非政府的社会团体组织是城市经营与管理的重要力量，实际上是强调城市经营与管理的民主化，这种“多主体论”的观点颇有新意，也是实践中人们经常忽略掉的；有学者提出“城市治理”观点，他们通过分析城市治理结构与模式，认为城市经营与管理过程中存在着市民与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在经营城市的过程中政府必须转变职能，同时提出在城市经营与管理过程中各个城市应该相互合作与竞争的观点；有学者从城市功能的角度来理解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认为培育和完善城市的各项功能是经营城市的目标，是理解城市经营与管理的又一独特视角。
城市经营与管理中的土地问题研究。土地是城市的空间载体，在我国土地资源紧张的状况下，如何有效的利用土地是城市经营与管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学者们对此进行了较多的探讨。大多数学者认为，改革现行的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势在必行，要建立城市土地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在提高土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些学者则把土地的保值和增值看成是筹集城市建设资金的重要渠道，提出应合理调控土地市场的供求关系，加强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建立土地储备制度，并从“土地金融”的角度分析了城市经营与土地储备制度之间的关系。有学者则在深入分析了我国现行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势论”和“困惑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看似矛盾，却为我们全面认识城市土地制度的利弊，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奠定了极好的认识基础。
城市经营与管理中的城市规划问题研究。城市规划是城市经营与管理的首要环节，在城市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目前我国城市规划的科学性不足，缺乏前瞻性、连续性和权威性，朝令夕改，城市的规划与设计趋同现象严重，城市缺乏个性，学者们对此提出了批评。有学者悲观地指出，城市的规划只是一种技能，而不是一门科学，甚至认为是“伪科学”。有学者则不同意此观点，他们一方面指出了城市规划在建筑工程束缚过程中其科学性日益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认为城市规划是一门应用程度很高、综合性很强的工作，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应在城市规划的实践中不断增强其科学性，要综合运用各个学科的知识，协调好各个方面的利益要求。有学者在分析了现代城市的系统性质和与之相适应的规划原则后，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分析了城市的规划设计问题，提出了“城市规划系统观”，明确了城市规划系统工程的方法论。城市的规划与设计除了工程建设意义上的规划与设计外，还包括从城市发展角度对城市未来发展目标和实现此目标过程的规划与设计。在这一方面，有学者从城市功能定位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对城市功能特征细化要素的能级探讨，有利于城市功能的定位，使城市发展战略更加合理。有学者对城市群落或城市圈的规划与设计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城市群落或城市圈规划设计的目标和原则、规划的区域范围、规划的内容等，认为城市的规划与设计应从其所处城市群落或城市圈的角度进行综合分析，在城市分工的基础上确定发展目标。这就跳出了城市自身的狭小范围，从区域的高度来进行城市发展的规划与设计，把城市置于一个紧密联系着的城市群落或城市圈中来审视城市自身的发展规划问题。
城市经营管理与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研究。学者们强调了包括城市在内的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日趋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分析了工业文明和城市化的“固有缺陷”，同时从多个角度总结了近年来我国一些主要城市进行的城市形象建设、生态城市建设、园林城市建设、现代化城市建设以及城市局部建设的成就和宝贵经验，提出了“生态重建”和“生态重构”的城市发展方向，指出实现这一目标并非乌托邦式的理想和远景，而是取决于人类的认识和行动。
城市发展中存在的“城中村”现象的研究。学者们以广州和深圳等城市为例，分析了“城中村”现象的现状和成因，认为“城中村”形成的诸多要素中，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及相关制度安排、村庄利益及社会性共同体的内聚、非正式经济的独特功能与地位、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性是“城中村”形成和维系的原因。“城中村”现象给城市经营与管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城市规划滞后、建筑密度过高、用地管理混乱和治安消防形势严峻等，这已经严重妨碍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建议采取资产量化、住房改造等一系列综合配套措施改善。
城市经营管理中的风险研究。有学者认为城市管理中需要应用经济手段，但这并不等于应当以经营城市代替管理城市，指出目前以城市经营取代城市管理的发展趋势可能带来五项风险：政府职能越位、城市建设规模失控、土地资源枯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和加重企业负担等，进而最终影响社会经济的全面、持续和健康发展。这在目前社会普遍热衷于经营城市的背景下，有助于全面准确地把握城市经营与管理的性质，做好具体工作。
新形势下的城市发展问题研究。信息化和经济的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在信息化背景下，有学者提出了“数字城市”的概念，认为这是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通过对信息化条件下的城市发展模式与传统城市发展模式的比较区别，分析了建设数字城市所需要的条件和技术上的可行性。学者们认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的地位得到提升，城市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增长越来越重要；城市的发展趋势应是城市个性化、城市生活人性化、决策民主化、管理信息化、扩张多元化、产业服务化和城乡一体化。针对跨国公司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政府对城市经营控制力不断减弱的现象，学者们认为在城市发展中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人为本，转变政府职能，与国际接轨，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学者从世界城市化发展中心转移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城市发展，认为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主流已转向了东亚地区，这给我国的城市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3）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近年来，城市竞争力评价研究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对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对国内外城市的竞争力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这方面研究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对构成城市竞争力的要素及其重要性的认识上。有学者从人口与劳动力、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环境和基础设施等五方面，确立了包括58个指标的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此为标准对我国265个地级城市的竞争力进行了比较排名。有学者应用“城市发展指数”来评价一个城市在“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包括城市的经济增长、社会资本拥有水平和利用水平、发展的可持续性、发展成果分配的公平性和各种资本的日益深化等五个方面，并比较了15个城市在城市发展方面的状况。还有学者提出了评价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弓弦”模型，认为城市综合竞争力是一个复杂的混沌系统，各种因素共同作用构成了城市竞争力，并把竞争力分解为硬分力和软分力，硬分力侧重于评价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软分力则用来衡量城市的人文环境以及制度创新能力等。也有学者以经济实力、总量实力、市场状况、人才和科技水平、开放程度、基础设施、政府管理水平等偏重于经济生活方面的指标体系来评价城市竞争力。
三、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存在的问题
1．城市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存在的不足
（1）城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不完整。应当说，这一问题不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由来已久，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对城市经济学的性质、对象、范畴、结构等问题，至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关于城市经济学的性质，据《经济科学学术观点大全》介绍，有四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城市经济学属于应用学科；第二种观点认为城市经济学属于综合学科；第三种观点认为城市经济学属于边缘学科；第四种观点认为城市经济学属于理论学科。对城市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争论也始终在进行中，《经济学新科学概览》作者将许多不同观点归纳为五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城市经济学就是研究城市经济的科学，城市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应该作为研究的对象；第二种意见认为，城市经济学只研究城市本身所特有的一些经济问题；第三种意见认为，城市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城市发展的生产关系，即研究城市中各个企业、各个部门以及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个领域中彼此所发生的联系；第四种意见认为，城市经济学研究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第五种意见认为，城市经济学研究城市经济及城市经济关系发展的规律。
对城市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认识，使得城市经济学的范畴体系各不相同。有的以发展、土地、环境、交通、住房、规划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范畴；有的以发展、土地、交通、环境、犯罪、文化、贫穷为城市经济学研究范畴；有的以发展、结构、环境、区域、效益、管理作为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有的以发展、结构、交通、土地、住宅、环境、财政、管理为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凡此种种，对城市经济学研究范畴的分歧，对城市经济学性质、对象、范畴的不同认识，直接导致了城市经济学体系结构的不同，使得城市经济学常给人以“雾里看花”的感觉。
（2）城市经济理论基本观点表述的不规范。城市经济学理论观点表述的不规范直接影响了整个理论体系的发展。城市化是城市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第一范畴，是城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但长期以来却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观点和认识。如城镇化概念的提出，自以为是标新立异，殊不知却画蛇添足，造成了城市经济学基本概念的混乱。又如对大城市化规律的争议。大城市化是所有国家都出现过的、在城市化中前期不可避免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大城市人口和数量以更高速度增长的趋势，大城市化不是西方国家所特有的现象，而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再如城市现代化，它所反映的是城市化的质量要求，包括深刻的经济、建设、环境、人文、管理等方面的内涵，集中体现为“城市建设先进化”、“城市经济高效化”、“城市社会文明化”、“城市环境优质化”、“城市管理科学化”。然而，理论界对这个概念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使得实际工作者无所适从，有的城市以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为城市现代化标准；有的城市从GDP指标的角度追求现代化；有的城市认为园林化、生态化就是城市现代化。如此等等，都肢解了城市现代化的科学涵义。
（3）城市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的部分分离。城市经济理论研究的薄弱性，使得绝大多数行政管理人员在处理城市经济问题时，将宏观、微观经济理论的方法照搬到城市经济领域，导致理论与实践的严重分离。最典型的莫过于城市经营。除根本否定城市经营的观点外，就即使认为城市可经营的人中又有不同的城市经营观：有人将城市视为超企业的经济实体，认为必须“有与管理相结合的经营，包括直接为城市产业发展服务的经营，以及直接为城市建设发展服务的经营。”还有观点认为，“城市经营就是经营城市者通过创造、提供有价值的‘城市产品’，以满足‘城市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的一种社会活动和管理过程，并由此发展城市经济和城市文明。”这些观点无疑都是微观经济学理论在城市经济领域的翻版。
2．城市经济学研究存在的薄弱环节
（1）城市化问题研究存在的不足。在有关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中，城市化的道路、模式、动力机制和城市规模选择等问题仍然是争论的焦点，但多数学者越来越倾向于“市场主导型”的“自然观”城市化道路和模式，强调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是城市化的前提条件，而城市规模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研究中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作为具有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好政府的计划和市场的价格机制两种手段，即实践中两种手段的配合运用与平衡，以加快城市化发展速度问题的研究明显不足。第二，城市化是一项综合系统工程，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利益，如何作好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利益保护工作、如何减少或避免耕地的破坏、如何减轻环境压力等有关此过程中的弱势群体利益保护和减少城市化负效用问题的相关研究尚显薄弱。第三，我国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这在区域城市化发展水平上表现的非常突出，要加快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实现区域的均衡发展，就必须加快落后地区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因此如何利用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契机，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研究则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而相关方面的研究与实践的需要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第四，城市区域化是城市化的重要规律，但是，目前对城市区域化规律认识肤浅，对城市区域与行政区域的区别和联系把握不甚准确，使我国滞后的城市区域化进程难有改观。在城市区域的发展过程中，城市间是竞争还是合作，各地理解不一，不少城市间竞争多于合作，地方封锁、条块分割严重，已经形成的经济区域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2）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研究存在的不足。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学者们的争论多集中在政府在城市经营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城市经营与管理的范围和方式、城市经营与管理的目标等方面。学者们开始关注城市经营管理过程中政府职能的转变与定位、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其如何参与到城市经营管理中去等问题。目前研究中的不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职能转变问题。这涉及到城市经营的性质和方向，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此问题，但政府在城市经营管理中到底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怎样发挥作用，政府职能在城市经营管理中应实现什么样的转变以及转变的步骤等问题的研究还不够。第二，城市经营管理中的三个效益统一问题。在城市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如何同时实现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是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在各种“城市病”开始在我国城市中显现、城市发展中政府与市民矛盾日益增多的情况下，相关理论研究的不足更加明显。第三，城市经营管理与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问题，也就是如何在实现城市发展的同时，更好地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特别是对传承历史文化的古建筑保护研究还很薄弱。第四，城市经营管理过程中的民主化问题。市民和非政府组织如何参与到城市经营与管理中去，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协调与政府的关系等这些具有较强实践性的问题的研究还显薄弱。第五，城市经营成果的评价问题。在目前的评价标准中，过多关注经济数据、总量数据，能够全面评价城市经营管理成果的指标体系构建研究尚显不足。
（3）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的不足。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评价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上，分别创建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内容在内的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构成评价城市综合竞争力标准中的相关指标选择和权数的确定随意性很大，缺少相关理论的支持。第二，指标体系中的“主观要素指标”较少，如“城市认同感”、“市民满意度”等极少被关注，而这些指标对城市竞争力往往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3．学科建设发展缺乏应有的社会条件
（1）国家有关部门对城市经济学重要性认识不足。1997年，在国家教委主持的全国学科调整过程中将城市经济学由原来的二级学科降为三级学科，不允许大学开设城市经济学专业课，招收本科生，原有的几所高校的城市经济硕士点、博士点，转为区域经济硕士点、博士点，这无疑使这门需要扶植的新兴学科发展受到一定的局限。与此相反，美国在1968年的高校中就有53个系可以培育和授予城市经济学方面的博士学衔，城市经济学还与区域经济学并列为美国10大类经济学科，对城市经济学的重视和其地位可见一斑。
（2）城市经济学科教学力量不足，发展缓慢。城市经济学科地位的下降，本科生的停招，硕士点、博士点的消失，使得原来从事城市经济学的教学人才迅速流失。教学人才的缺乏，成为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最大瓶颈。
（3）科研力量和发展经费严重不足。城市经济学科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快速发展之后，到90年代进入艰难发展阶段。有些地方的城市经济学会、城市经济研究所、研究室相继自动解体，城市经济科研力量匮乏，严重制约其发展。
四、“十一五”期间本学科发展的主要领域及其趋势和方向
1．主要研究领域及其发展趋势
（1）城市经济学基础研究。一是在重视对特定城市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关注统领全局的城市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新背景下，对城市化和城市经济运行的规律性研究、城市经济学理论、方法、工具、经济模型的研究，其趋势是完善城市经济学基础理论体系，明确城市经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范畴、结构等问题。创建相关经济模型，提高研究的规范性和增强其实践的可操作性。规范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规范相关概念的使用。二是完善城市经济学学科体系与内容，应融会多学科理论方法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内涵和外延。如可探讨建立科学的城市政治经济学，包括城市及城市区域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社会福利和行政区划等在内的问题，将制度性和社会性因素视为经济分析的内生变量，将所有权的分配、经济组织结构乃至社会政治制度结构都理解为城市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应创新和发展城市化理论，把城市化研究放到城市化时代的高度上加以认识。应反思城市经济、社会、环境问题以及思想、制度和管理方面的原因。要提高城市经济学的实践性，研究城市发展的系统工程和价值工程，将城市经济学研究划分为基础理论、应用理论研究。应研究城市化定理或定律，使之既接受实证主义的检验，又接受伪证主义的检验，成为经过科学论证和可以反复验证的结论，指导实际工作者实践的依据。
（2）城市化问题研究。一是城市化的方针政策，包括城市发展政策、城市产业政策、城市人口政策、城市户籍政策、城市土地政策以及城市社会治理的方针政策等。要加强以生产力为转移的城市化规律的研究、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的发展阶段性的研究和国情与地区差异的研究。二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具体措施，特别是政府定位及其作用的发挥。三是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如何抓住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契机，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较少关注落后地区的城市化问题，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四是城市发展的成本效益分析，从宏观的角度看，应加强对不同地区城市规模结构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城市规模效益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区域差别扩大与缩小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大城市化与城镇化的研究、不同地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规律等问题的研究。五是城市化的比较研究。如发达国家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资借鉴；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也极具参考价值。六是城市化与教育、文化发展的关系。城市化不单单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个国民生活方式转变、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加强城市化对国民生活观念影响及应对措施的研究。七是城市建设的规划研究，应加强城市建设创新性与国际性关系的研究，加强民间建筑与公共建筑协调性的研究，加强城市建设方法论的研究以及城市规划法制性与指导性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
（3）城市规划建设与城市管理问题研究。一是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中政府的职能与定位。这是城市建设与管理的首要和基本问题，相关的研究已有很多，但还不够清晰明确，指导实践的能力也不足，研究工作仍需加强。二是城市经营与管理过程中“三个效益”的统一问题。下一步的相关研究将集中在确立实现“三个效益”统一的原则和相应机制的形成与完善上。三是城市发展中的文化传承与保护。在追求所谓“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从经济学角度确立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机制，平衡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的矛盾。四是城市文化与城市文明的建设。研究精神文明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探索政治文明的推进措施；建树“伦理经济”和“道德经济”产业文化观念；剖析城市环境的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科学制定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积极探索发展城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新途径。
（4）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一是尽快建立一套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评价指标体系。这需要加强相关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调查。二是以城市综合竞争力来评价城市发展状况，对大城市来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对于中小城市，特别是具有发展特色的中小城市则有失偏颇。因此，应建立可以用来评价具有发展特色城市的指标体系，与综合竞争力评价标准一起，构成完整的有关评价城市的指标体系。
（5）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一是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极其复杂，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涉及环境、生态、资源、经济均衡和社会公平等多方面的协调发展。这就决定了其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将涉及多学科背景和复杂的方法论，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作为总体目标的分解和管理工作的依据，将有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创新。二是资源、环境与发展问题研究。这涉及到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如何在城市这一特定空间实现的研究，对作为政策工具的城市建设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应加强城市建设创新性与国际性关系的研究，加强民间建筑与公共建筑协调性的研究，加强城市建设方法论的研究，以及城市规划法制性与指导性关系等问题的研究。
2．加速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建议
（1）呼吁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支持。我国城市发展的滞后，已经使诸多的社会问题更加突出，城市发展离不开城市经济学的指导。为此建议：重新恢复城市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地位，允许全国各高等院校设立城市经济、城市管理等本科专业；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在条件具备的大学和城市，设立城市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将城市经济学的学科重点基地建设纳入教育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建设规划中，指导该学科在全国的空间布局和结构布局。在研究生教学中，进一步明确将城市经济学作为区域经济学专业硕士生的必修课程，成为相关专业本科生的选修课程，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的必选课程；鼓励出版研究生系列教材和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研究的专著；有教学资源条件的高校成立综合性城市大学、城市学院或城市系；进一步推动现有城市经济学会、城市经济研究所、城市经济研究室加强横向和纵向的协作与联合，开展形式多样的城市经济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共同承担城市经济领域的科研课题，举办国际性城市经济学术会议，加强城市经济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交流和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