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17 19:45:52
【论文关键词】意识形态；新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社会主义；引领
自冷战结束以后，西方便将“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瞄准了中国。在我国不断扩大对外交往，积极实现与国际接轨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准备借此机会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进而实施“和平演变”的图谋。与此同时，我国政府也关注到了西方的这个图谋，并积极准备迎接挑战。在西方世界挑战与我国政府应战的较量中，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很多新变化，这些新变化中既有积极的方面，又有令人担忧的方而，为了巩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必须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先进的意识形态去引领多样化的意识形态。
一、近年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变化
1．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30年改革开放，使得我国不论在经济、军事还是科技方面，都堪称为世界大国，然而，我国的文化影响力也就是“软实力”却远远不能和世界大国的地位相匹配。对内，面临日益多样化的社会思潮的泛滥，我们缺乏一个统一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去引领它们；对外，面对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强势输入中国，我们缺乏像输出工业产品那样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输出中国的价值观。为了尽快提高中国的“软实力”，使得中国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共中央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发展任务，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思维方式和运作方式上不断完善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变守为攻，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为此。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概念首次是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当时还是与和谐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到了党的十七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被赋予了新的定位。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启以来我国比较大的一次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活动，国家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借用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侯惠勤的论断：改革开放30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继邓小平在大陆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对于意识形态发展进行战略调整后，又一次重大的战略调整。它标志着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认识，实现了又一次新的飞跃。
2．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愈演愈烈。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由于一些政策上的疏漏和监管不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之际，大肆向我国输出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如近年来活跃在我国的“”、“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与此同时，封建社会遗留的一些价值观念又死灰复燃，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如“新儒学”。这些社会思潮尽管各有各的思想，但共同的思想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在中国卷土重来的目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中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总结起来，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的行动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他们的行动往往得到了海外财团的支持和鼓励，如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等，他们这些海外基金会往往以非政府组织的身份，打着关心中国政治的旗号，支持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信徒们的活动。此外，这些基金会组织还常常打着资助留学生的旗号，影响中国海外留学的政治精英。其次，他们喜欢炒作中国热点问题，并借题发挥。如，发生在2008年的“3·l4”打、砸、抢事件，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信徒们在没有亲历现场，不了解事实真相的前提下，竟通过亚洲自由电台向全世界诬蔑中国政府的言论。再次，他们斗争的手段是软硬兼施。内外结合，上下兼顾，三种力量合为一体，即加强体制外的反对派、体制内的自由派、独立的学术知识界三股力量的结合。在体制内搞社会民主主义，体制外搞自由主义，实现体制内外的结合。最后，他们的行动渗透性深，隐蔽性强。往往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如，他们通过热炒汉奸文人的作品，颠倒历史黑白，虚无中国历史。此外，他们通过各种文艺作品宣扬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宣扬小资情调，销蚀人民群众艰苦朴素奋斗意志。总之，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安全性，我们必须对此给予反击。
3．非科学的意识形态观冲击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尽管我们党一直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一些地方政府越来越关注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民众越来越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昔日用血的代价构筑的坚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长城，正遭受着商品经济发展的洗礼。一些普通民众甚至个别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信仰的逐渐淡化，致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在总结改革开放30周年成就之际，却出现了这样一种声音，他们对于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却否认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改革开放所取得成就的贡献，并认为，这30年的成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经济都会取得今天的成就。更有甚者夸大在经济建设进程中出现的不和谐因素，抛出了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改革开放会取得更快、更好的成就。
此外，尽管剧变发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但至今，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们仍然没有放弃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责难，针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出了各种理论，其实质就是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企图在全球推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概括一下，这些理论主要包括：以丹尼尔·贝尔为主要代表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这种理论认为意识形态是非理性的、缺乏科学性的，因此，它的存在是不合理的。苏联东欧剧变后，鼓吹普世价值的全球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兴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于全球化这部快车道，在他们资本所到之处，竭力鼓吹带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全球价值，用各种方式诋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企图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局面。除此之外，曾因苏联、东欧将发生剧变的言论不幸被实践证明而名声远扬的弗兰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也比较有代表意义。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到20世纪末已经充分证明，只有以“自由、民主、博爱”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和政治体制才是最优秀的，人类历史的发展只有在西方历史中才能说明，而其他地域的历史可以忽略不计，西方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终点。这种理论的潜在内涵就是，非西方国家应该服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明模式，放弃自身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放弃自身的文化，从而实现西方文化的世界性控制。埘这些充斥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所谓淡化论、中立论、虚假论，还有终结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他们的存在已经冲击到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加以积极应对。
4．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发展面临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也存在许多问题，它们严重影响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建设和发展。总结一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理论解释的误读倾向严重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形象。如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现象，把马克思主义范式化、西化、工具化、学院化、神圣化，把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化。其次，时隐时现的世俗偏见制约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要么“喧嚣”，要么保持“沉默”，这两种时隐时现的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再次，精品力作的供需矛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品传播的弱化影响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一方面，我国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精品力作还不能满足时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物质生活领域的挑战和西方价值观念文化作品的冲击，使得我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品的传播受到了削弱。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央已经认识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自2004年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以来，存在的问题得到了缓解和抑制，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需要
1．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七大赋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新的历史定位，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并提出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工作要求。那么，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又该如何使之发挥效用呢?为此，十七大报告作了具体的阐释，“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途径之一就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当然这个教育工作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日常的时事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二是系统的思想理论教育，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这个途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真正的结合，而这种结合是双赢的。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会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经与人民群众真正结合，发挥出巨大的能量，更有效地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我党多年来积累的重要工作经验，只有不断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人民群众，社会主义事业才会不断取得进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会坚不可摧。
2．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抵制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攻击。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卷土重来，并能够威胁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这一方面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中国社会各类物质利益的挑战和社会矛盾的挑战，给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提供了可以生存的土壤；另一方面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薄弱。这主要表现在：首先，不能及时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时代所提出的课题。现实生活中物质利益的矛盾冲突如果不能及时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和回答，那么就会给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留下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他们往往揪住党工作中的具体失误，大肆渲染，质疑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质疑社会主义制度。其次，不能很好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和教育解决人民群众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建设领域，要让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只有与人民群众实现真正结合才能发挥出巨大的效用，同时人民群众也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辨别形形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本质，才能更加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因此，要想抵御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3．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帮助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一些宣扬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文化产品大肆流入我国文化市场，这些扰乱了我国人民群众的价值观。一时间关于意识形态淡化论流传于广大人民群众中间，这向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而实际上“世界上有些竭力主张‘淡化意识形态’的人，本身就有很强的意识形态。他们对待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民族等问题的言行证明，他们根本不是只讲物质，不讲意识，而是在竭力强化他们所信奉的文化和意识，竭力削弱他们所不喜欢的文化和意识，好心的人们切不可掉进他们设置的陷阱。”如何帮助人民群众识别西方价值观念的虚伪性，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摆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面前的重要任务。这个途径还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教育和帮助人民群众识别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虚伪性，辨别极力主张“淡化意识形态”的别有用心人设置的陷阱，坚定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信念。
意识形态关乎人们的理想和信念，包括人们精神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建国六十多年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更是对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如何适应这一要求积极探索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途径，使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功能不断完善和拓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给我们提出的一项重大课题。面对复杂局势，我们要弘扬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从以下几个基本路径上主动做好工作。
一、加强和改进舆论引导工作有效引导社会舆论，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手段，是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导向功能的重要路径。现代社会舆论的作用巨大，已成为影响国家生活、群众情绪、社会思潮乃至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前提，是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有力工具，也是化解矛盾、理顺情绪的有效手段。没有舆论的和谐，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舆论和谐的程度反映着社会和谐的程度。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努力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引导人们树立和谐的社会观念，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至关重要。首先，必须坚守大众传媒正确舆论导向。在经济社会深刻变革、思想文化日益多样的情况下，关键是坚持正确导向，唱响主旋律。为此，大众传媒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和群众路线，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积极反映广大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大力宣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符合历史发展潮流、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新闻舆论。其次，必须注重舆论引导观念和方式的转变。舆论引导要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解释事实，准确、全面地反映客观世界，正确地表达公众舆论，维护新闻的真实性，这是有效舆论引导的前提。舆论引导关键在于信息公开，我们要充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社会组织和政府有责任向公众开放尽可能充分的信息资源。舆论引导的起点是“先入为主”，“先入为主”是受众接受信息的普遍规律。大众传媒必须遵循信息时代舆论引导的特点和规律，“抢占先机”，“抓住”受众，占领在舆论引导中的主导地位。再次，必须抓好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工作。对于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公众历来十分关注。重大事件与突发事件是意识形态领域舆论引导的重中之重，应该成为理论和实践层面关注的焦点。新闻媒体要善于捕捉、追踪和报道重大事件和热点问题，善于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些热点议题，纠正由偏见、谣言、流言等所激发而形成的谬误言论，并作出权威、详尽的评论、解释。第四，必须完善舆论监督机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把舆论监督提升到非常重要的位置。舆论监督是舆论引导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从本质上说是一致的。正确舆论导向，包含了有效舆论监督，有效舆论监督是正确舆论导向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当前，要特别注重抓好网络舆论监督工作，建立起有利于网络舆论监督的制度与途径，使互联网成为实现政治民主、建设政治文明的有效手段。
二、推进意识形态话语转变马克思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1］（P525）语言不一样，其体现和表达的意识形态含义就截然不同。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来说，我们的“语言”如何反映现实，对社会现实作出客观评价和具有说服力的阐释，进而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导向，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程中意识形态建设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因此，推进意识形态话语转变，丰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通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来加强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解释力，是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途径。其一，必须充分挖掘原有意识形态话语实现其理论内涵的创新发展。从我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我们党在意识形态建设上采取的成功策略之一，就是对过去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创新性阐释，进而创立凸显我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这样，既实现了执政党对改革开放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政治凝聚和保护、动员功能，又与过去的意识形态保持历史延续性。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伟大实践必然要求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我们必须发扬过去在意识形态建设上的优良传统，借鉴过去的成功策略，挖掘受历史条件限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尚未充分展开的意识形态理论资源，对其进行创新性解释，实现意识形态理论内涵的创新发展，弘扬传统意识形态要素中的真知灼见，革除对马克思主义解读中一些不科学甚至扭曲的认识，进而发展出体现时代特色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其二，必须提炼社会核心价值理念，开拓新的意识形态资源。任何社会建设的背后都必须有核心价值理念的支撑，因为它是支配人们行动和思维的向导。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在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要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我们必须提炼体现和谐社会要求的核心价值理念，开拓新的意识形态资源，既指引政府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又获得全体人民的普遍认同。其三，必须加强公民话语体系建设。公民话语体系建设的目的是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群众掌握。普通群众往往对晦涩的理论话语兴趣不大，他们更喜欢通俗易懂的文字，更需要简单明了的观点或口号。对于普通群众来说，他们所期望接受的更多是这种理论的主要观点而不是这个理论的整个体系。当前公民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加紧话语的转换，从抽象的、政治性的学术语言或文件语言转换为具体的、面向日常生活、面向普通公民、能被广大受众理解和接受的大众语言，这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深入人心、发挥作用的关键环节。
三、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特性是意识形态性，其目的是要使全社会成员接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实现社会团结稳定、和谐有序。具体而言，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是内容和载体、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是寻求意识形态认同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一贯重视思想理论教育工作。“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P61）思想观念必须通过灌输和教育使之掌握群众，才能转变为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列宁关于“灌输理论”的论述，科学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和传播的一般规律，比较集中地论述了思想理论教育的价值、方法等问题，对我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我们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实现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化的根本途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更好地渗透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去影响社会和凝聚群众，发挥其实现社会政治整合、协调社会利益矛盾、培育良好道德风尚的重要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统一的思想基础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当前，我们必须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准确定位。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开展意识形态教育、灌输主流意识形态的实践活动。抹杀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属，就容易陷入“意识形态淡化论”和“去意识形态化”的误区。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提高对意识形态的驾驭能力，坚决防止淡化或否定意识形态根本属性的现象出现，这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的正确定位。我们还必须结合实际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内容，必须长期坚持，毫不动摇。要坚持不懈地抓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教育，要进一步加强民主法治教育、公平正义教育、诚信友爱教育和生态意识教育。要加强对网络和网民的研究，进一步探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在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下工夫。
四、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马克思主义认为，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任何一个社会形态的统治阶级，为了确保本阶级的思想在社会上占据统治地位，都十分注重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理论工作队伍，以加强和发掘统治阶级思想，传播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建设的任务很重，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加强队伍建设，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业务专长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是进行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条件和重要途径，也是党的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目前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有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强调价值多元化而淡化或偏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有人提出要构建“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的新理想主义，有人片面强调和追求精神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对弘扬主旋律表现冷漠，热衷于趋时媚俗，迎合一些不健康的文化需求，等等。这些情况有悖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任务。只有提高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素质，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意识形态建设的水平。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拔尖人才的重点扶持，造就一批学贯中西、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造就一批各学科各专业的领军人物，打造一支政治强、作风正、业务精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只有这样，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使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五、积极引导和调控社会心理社会心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它指在特定时期未经加工整理而在社会成员中普遍流行的精神状况，具体表现为理想、愿望、需要、动机、情感、道德准则、风俗习惯等社会意识的总和。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中不同的两个层次，社会心理是低水平的社会意识。社会心理虽然是一种自发的、不定型和不系统的社会意识，但它构成了意识形态的思想基础，是意识形态的重要源泉。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直接联系，为意识形态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意识素材。作为在社会心理中“提炼”出的意识形态，它反过来又对社会心理起着引导作用。意识形态调控功能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社会心理的引导。意识形态要掌握人们的思想，就必须转化为大众的社会心理。理性化的意识形态，除了需要转化为具体的方案、政策等以外，还必须转化为人们的热情、动机、愿望、意志、要求等社会心理层次的内容。意识形态通过宣传、教育等多种传播渠道，营造一种社会氛围，常常使社会群体成员置身其中，接受其影响，产生或改变自己的社会心理内容。因此，积极引导和调控社会心理，培育保持个体与社会群体的和谐心态，营造良好社会心理环境，既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途径。我们必须提升社会成员正向心理需求，善于用高层次的目标尤其是用主流意识形态所设定的理想目标来引导社会成员产生最具优势的主导需要，使他们的需求结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培育和保持个体与社会群体诚信友爱、豁达平和、积极进取、宽容大度的社会心态，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价值理念建构的社会认同，增强社会成员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强化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成员中的心理认同。
【关 键 词】苏联意识形态；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文化。
【作者简介】王 佳，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马克思基本原理专业2010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哲学与社会发展。
一、苏联意识形态形成的背景
沙皇统治时期，俄国内部的阶级矛盾激化严重，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甚至仅在两年内，全国农民暴动就发生三百多次。俄国的封建性经济从工业革命开始后向近代工厂转变，对自由劳动力的需求不断扩大。但俄国由于占统治地位的是沙皇和贵族地主的封建势力，所以俄国农奴制依然在国内占据着主要位置。此时在自然经济条件占主导的发展下，农民的购买力低下，国内市场狭小，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缓慢，远落后于西欧。外部由于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致使俄国耗费大量人财力、物力，经济状况更加恶化，各种矛盾浮出表面。沙皇政府为挽救统治危机，于1681年进行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性质改革，废除了阻碍资产阶级发展的奴隶制，使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迅速。随着俄国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发展，无产阶级的力量也不断得到壮大。
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经历野蛮、反动沙皇制度的压迫下，如饥似渴的寻求着正确的革命理论。在半个世纪期间，这些先进的思想者，时刻关注着外部发生的每一种“最新思想”经过不断的努力、坚强的毅力、舍身忘我的精神和不断的失望，最终参照欧洲的经验，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从此，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俄国。1892年，列宁建立马克思主义小组，并在伏尔加河一带宣传马克思主义，下一年在彼得堡开始着手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即布尔什维克。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以轰隆的炮声攻击冬宫，拉开了苏联十月革命序幕，震撼世界。十月革命是历史上一次具有深刻意义的革命，它使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变成现实，结束了剥削人、压迫人的制度，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也评价“十月革命不仅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也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1]。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它的领导者列宁也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于指导建设无产阶级和国家的建设。而从此，苏联领导者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诞生了苏联的意识形态思想。
二、苏联意识形态的变迁
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思想形成于列宁时期，而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由于诸多原因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并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对文化专制统治同一时期也达到顶峰。赫鲁晓夫统治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危机征兆，但是统治者所做的措施并没有防止这种危机，反而加速了危机的到来。最终，戈尔巴乔夫统治时期，苏联的社会总危机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爆发，成为前苏联整解体的导火索。意识形态建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建设及执政党建设的重要问题，前苏联意识形态的诸多失误最终导致其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被破坏，乃至整个国家的解体。所以研究其解体原因、过程、经验教训，对于加强我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1.列宁苏联意识形态建立者。列宁作为领导十月革命的成功者，苏联的缔造者，也是苏联意识形态的建立者，在今后的理论创作和一切的实践活动中，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确立的处理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来研究、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和感召力，确保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列宁意识形态理论中的基本内容有：一是意识形态有党性也被称为阶级。即“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2]。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为维护国家稳定，利用意识形态中的导向，教化功能使民众承认其统治地位的合理化、合法化。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也应该重视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应该把意识形态阶级性的提高与党性提高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为此意识形态工作者把应自觉担当起建设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责任，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宗旨，在报刊、书籍、文献等一切印刷品和交往形式中表现出作为无产阶级的生活、斗争、思想方式、目标和利益，使自己的一切更加符合社会需要和人民的利益。反对把个人事业作为赚钱和获得名利工具。反对宣传“无党性”思想，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原则，资产阶级为反对无产阶级，维护本阶级利益而做的宣传。意识形态党性理论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重大继承与发展，也是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论基石，为无产阶级制定正确的文化政策提供理论方向，也阐明了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事业深刻的影响和联系。二是列宁意识形态思想中最重要的“灌输”理论。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方法对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和培养，是工人阶级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并认清自己的使命。科学理论不可能在工人运动中自发产生，社会主义意识也不能在工人意识中自觉形成、建立，必须要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接受科学理论和意识，从外面灌输给工人。而工人自觉性意识，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奴役。例如：工联主义，是自发的工人运动，纯粹的工会运动，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控制。因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渊源久远得多，它经过更加全面加工,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3]。既然自发工人运动易使错误思想流行，不可能产生科学革命理论。为此，必须重视在工人阶级中选出优秀知识分子接受、吸收社会主义理论，明确无产阶级斗争方式、内容以及最终目标后从外部灌输给工人阶级。具有革命意识的知识分子承担着“把科学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输送到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自发产生的无产阶级斗争中去得历史任务”。
列宁是前苏联的缔造者之一，是国家制度、社会体制、意识形态的主要建设者。列宁作为一个坚定的辩证唯物论者，在强调物质的社会关系对意识形态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注重结合俄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强调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和对社会的能动改造作用。因此，列宁提出了“意识形态党性”问题，指出了在阶级社会,不存在超阶级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必须划清两种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界限,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开展积极的斗争。列宁提出另外一个“灌输理论”是对历史上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巩固其统治进行本阶级意识形态灌输的总结。列宁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建立者，提出的“意识形态党性”思想问题，对以后苏联的统治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2.斯大林主要意识形态理论――“斯大林模式”形成。列宁曾言：“报纸有时是比炸弹、机关枪更具有危险性的武器，给敌人出版自由是给敌人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4]斯大林统治时期继承了列宁对于报刊、书籍、文献等传播媒介和教授、作家传播者的重视，建立一种多层次、较全面、严密的舆论监控、书报检查制度，以做到严格过滤“不纯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产生，并对民众的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更加严密监控。斯大林借助内务人民委员部等暴力机关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大批判、大整肃和“大清洗”，肃清一切同斯大林理论相违背的思想。同时“灌输”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思想。使斯大林成为思想的源泉、真理的化身、理论的权威者，判断意识形态标准成为以斯大林理论为准。还有斯大林为社会主义模式的合理性辩护所构造的意识形态，种种原因促使了斯大林模式的形成。
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形成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对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标准。由于苏联共产党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及斯大林本人的巨大影响，使得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一直被共产党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并对东欧、亚洲一些国家共产党在二战后夺取政权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重要的意识形态作用。斯大林模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注重、专制形成了其文化的一元制而不是多元、对外思想交流的封闭、国内对思想高压管制政策，使的苏联思想缺少活力、创新，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思想产生、发展，也与马克思主义对思想的本质要求相背离。
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扬者，他在前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变迁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他在苏联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绝对的权威性、控制性导致苏联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文化专制达到顶点。苏联思想文化体制的高度集中虽与“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相适应。但是，个人崇拜滋生，思想一元化、僵化性、伪科学性，阻碍了苏联意识形态的发展，为以后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混乱、解体埋下诱因。
3.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意识形态相对于斯大林的高压控制时期，出现了“解冻”，也带来意识形态混乱。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变迁中起着“加速器”的作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有人借批判斯大林全盘的否定苏共和苏共的历史。对全盘否定斯大林、严重歪曲苏共和苏联历史的错误观点，赫鲁晓夫并没有给予应有的抵制与批驳。由于苏共工作的软弱和非斯大林化拆毁苏共执政思想基础，导致苏联意识形态领域混乱。这种混乱，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产生更严重变异乃至最后意识形态崩溃。
戈尔巴乔夫统治时期，前苏联意识形态领域反马列主义、、主义思潮成为苏联意识形态的主流思潮。在主流意识文化混乱情况下，戈尔巴乔夫进行了“改革与新思维”，是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思潮”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一种改革。改革宣传的意识不仅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与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相背离。而且坚持思想的多元化理论，错误思潮占主导地位，使共产党的性质发生改变，不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性质，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消除剥削阶级及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侵蚀。
戈尔巴乔夫改革使前苏联意识形态在不断变迁中最终走向崩溃，起着“助产师”的作用。戈尔巴乔夫改革在“政治上搞多党制和议会制，经济上搞私有化，思想上搞多元化，军事上搞非党化、非政治化”[5]。这些做法彻底摧毁了社会主义制度，因为戈尔巴乔夫是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照搬与苏联。1991年时，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无战争和外敌入侵下，自行解体。此后，苏联的政治社会制度从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
三、前苏联意识形态的变迁对我国的启示
1.重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中的地位。苏联剧变是从意识形态开始的，这是一个花费了惨痛代价才得到并值得我们深思的教训。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面对国内与国外的各种思想影响，必须在思想上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正确的把握舆论导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国才能长治久安，才能保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代代相传。为此，要确保各级意识形态工作部门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人手里。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不仅要正面宣传社会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而且要对错误思想即时旗帜鲜明地加以抵制、反对和批判。
2.重视西方文化对我国意识形态的侵略，同时加强国民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21世纪是一个充满竞争、全面开放、全球化的时代。互联网的出现，信息大爆炸产生，使人们思想也出现多元化。列宁、斯大林统治时期对传播媒介、传播者、教育者进行严密控制的文化高压政策已经不再适合当今社会的需求。但是，对各种舆论工具、传播者的导向作用，必须要重视并加以利用。例如：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等观念时，应充分利用其宣传作用，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做出贡献。列宁的“灌输”理论应用之今，在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意识领域起着重要的作用。斯大林统治时期对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导致思想僵化、伪科学性。我们应借鉴，思想只有发生碰撞，相融合、吸收外来文化，才能不断创新、社会才会更加进步。戈尔巴乔夫统治时期，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放弃，向西方资本主义体制学习而对国家进行全面的改革，做法更是当今社会主义国家要引以为诫的地方。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无论何时、何地，对于现存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的全盘否定也会引起国家意识的动乱或者可能产生。
3.确立马克思在思想中的统治地位，重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指导思想。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人民对精神文化的急需丰富与满足。2011年10月15-18日，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中心思想是“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文化主义强国”。六中全会指出：“物质贫乏与精神空虚都不是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6]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提高我国综合国力，推动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精神文化需求的需要。我国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政党精神文化体系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作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必须要加强我国内部意识形态建设，重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主流意识文化、人民大众中的地位。借鉴苏联解体意识形态变迁的经验可知，必须要避免出现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否则性质等同于统治阶级放弃对国家的领导权一样。
注释：
[1]：《选集》（第1卷）第30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杨文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社会批判方法的选择》，载《理论探讨》2009年第5期。
[3]包 毅：《意识形态是革命的武器―列宁意识形态观探微》，载《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5期。
[4]马龙闪：《苏联书报检查制度及其对党和国家发展的影响》，载《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2期。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当代价值
一、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科学指南作用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是继邓小平在中国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对于我国意识形态发展进行战略调整后的又一次重大战略调整。它标志着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认识，实现了又一次新的飞跃。《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的意识形态理论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
第一，《形态》中的意识形态理论表明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世界上不存在无阶级或超阶级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总是附属于一定的阶级且为其利益服务的。既然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毋庸置疑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在现代化建设中，我们为了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主义方向不改变，关键要做到一点，即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无产阶级性质。
第二，《形态》中的意识形态理论表明意识形态具有历史继承性。对于意识形态的历史继承性，马克思说“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鉴于此，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就要处理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大胆吸收一切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决不能忽视了对糟粕文化的剔除。
第三，《形态》中的意识形态理论表明意识形态没有绝对的独立性，它受制于社会存在。与此同时，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力量还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积极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相反，消极的、反动的意识形态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相当大的阻碍作用。因此，在当代中国，我们要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努力营造团结和睦的社会氛围，争取形成奋发向上的社会精神力量，以便更好地推动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搞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用更先进的社会存在去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二、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理论导向作用
马克思曾指出：“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这就是说，共产党人始终是代表着整个社会的无产阶级的利益。这在意识形态建设、精神文化的构建上，也就体现为构建代表整个无产阶级利益需求的意识形态、精神文化。所以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先进的文化是先进的社会生产、先进的社会存在的观念体现。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不懈努力奋斗的目标。指出，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进入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更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继续强调先进文化建设。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兴起社会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意识形态上就体现为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本质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中国人民的要求。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不仅要重视内容上的创新，同时还要重视文化生产体制和传播手段的创新。同志指出在文化生产中，我们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有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下，我们的文化生产者们才能不断地从日新月异的社会中得到素材，创造出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可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新作品。而只有在坚持百家齐放、百花争鸣的方针下，我们的文化生产者们才能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出异彩缤纷的文化。
三、增强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认同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在提出之初就特别重视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上明确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从“革命与战争”的年代迈进“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一转变使社会主义的传统强项“革命”被弱化，不仅意味着社会主义会因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和经验不足逐渐丧失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而且意味着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优势会不断削弱。市场经济体制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拜金主义”与“享乐主义”等思想不断腐蚀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立的基础，侵蚀着人民原本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选择上的自觉性与坚定性。
关键词：意识形态；去意识形态化思潮；机理；影响；应对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3-0017-04
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实质不是真正的去意识形态，而是要去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与价值体系，是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理论工具。改革开放以来，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均出现了一定的表征，这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与传播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影响机制是复杂而特殊的，它打着去意识形态的幌子，实际上却又在宣扬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多个层面干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与传播。面对严峻挑战，我们不仅要认清其实质，更要深入分析其作用机理，以便有目的地加以应对，消除其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影响。
一、去意识形态化是西方的意识形态斗争工具
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兴起不是空穴来风，在近现代兴起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价值中立论之中均有一定程度的去意识形态化倾向，为这种思潮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基础。二战后，阿尔伯特·加缪使用了“意识形态的终结”的说法，宣扬意识形态是一种骗人的把戏，已经走向自我毁灭。雷蒙·阿隆指责意识形态是知识分子的鸦片，让人失去判断，放弃常识。他认为随着世界上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经济上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支持意识形态存在的社会基础已经消失。其后，随着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系列新变化和东西方两极格局的形成，在丹尼尔·贝尔等学者的推动下，去意识形态化思潮演化为一股声势巨大的社会思潮，在西方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并逐步影响到社会主义国家。
贝尔认为整个世界已经走向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融合、互为补充，产生了同质化的趋向。各个国家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等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思想政治领域里的争议开始弱化，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失去了感召力，意识形态的时代走向终结。“在西方世界，在今天的知识分子中间，对如下政治问题形成了一个笼统的共识：接受福利国家，希望分权、混合经济和多元政治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的时代也已经走向了终结。”[1]462宣称当代社会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经济空前繁荣，马克思主义正在瓦解，而“社会主义是一个不着边际的梦想”。“社会主义既要通过其自身来阐明其目标，又要通过自身来从整体上抵制资本主义秩序，所以这个运动不能把自身与此时此地进行谈判的政治世界中的社会生活的特殊问题联系起来。概括地说，它陷入了一个不幸的问题之中：既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又拒绝现世生活；……除了只能对其抱着一种骑墙态度之外，它绝不可能解决如下问题：要么像劳工运动那样接受资本主义社会并且寻求从其内部来进行变革，要么像共产主义者那样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共戴天的仇敌。”[1]309-310
到了上世纪90年代，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认为西方社会已经解决了人类的基本需求，现代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自由民主给予人的尊严和价值，满足了人类渴望被承认的精神需求。他宣称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人类对于其它社会制度的尝试已经失败。“在人类史的选择中，君主政治、贵族政治、神权政治到本世纪的法西斯和其它形式的独裁，各种政治都已出场，但是二十世纪结束前安然无伤活下来的唯一政府形态是自由民主。”[2]62在他看来，非西方的意识形态体系彻底崩溃，自由民主的理念适用于整个世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到达终点。“在我们的祖父母时代，许多认真思考的人大都已预见辉煌的社会主义的未来，在这未来中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已废除，有些地方也不需要政治。可是，在今日，已经很难想象比现状更美丽的世界，也很难想象本质上既非民主亦非资本主义的未来。”[2]63
亨廷顿也宣扬意识形态终结了，以“文明的冲突”取代意识形态斗争。他强调冷战后世界政治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不再以意识形态为主导，文化的区别和差异将成为引发冲突的新的根源。他认为，在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是在世界政治中寻找各自归属与认同的主要标志，人们理解世界政治的主导性范式也是意识形态。冷战结束之后，随着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走向失败，马克思主义走向死亡，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转变。各国开始重新寻找归属与认同的标志，因而需要重新确立理解世界政治的新范式。“冷战期间，人们很容易把全球政治理解为包含了美国及其盟国、苏联及其盟国，以及在其中发生了大量冷战斗争的不结盟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这些集团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意识形态来界定的。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各国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为此，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冲突’模式似乎满足了这一需要。这一模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3]1-2
从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到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再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直至当前一些学者宣扬的“普世价值”，去意识形态化思潮虽然变换了多种形态，但其核心目的不变：论证西方价值观的不可超越性及其政治制度的永恒性，攻击和诽谤马克思主义，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他们鼓吹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现代文明社会最理想的制度形式，西方的传统、思想、制度和信念是普遍有效的，是人类实现自我肯定、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历史范式。宣扬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都会先后进入西方模式的现代人类文明社会。可以看出，去意识形态思潮的真正目的是服务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斗争需要，实现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消解共产主义，去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二、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对我国的渗透
去意识形态化思潮渗透进入中国并产生影响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随着冷战的结束，东西方之间大规模的军事对峙不再存在，但西方国家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并没有终结，而是转变了斗争策略，由军事斗争转向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加强对包括我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思想领域的渗透，诋毁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宣扬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念。这是去意识形态化思潮传播进入我国的动力所在。与此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社会的传播工具更加多样化、快捷化，互联网、影视节目等都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途径，为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向我国的渗透提供了通道。当然，去意识形态化思潮进入我国并产生影响也与我国当前的社会现实状况和意识形态工作有关。首先，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着多样化的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利益关系和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会产生不同的立场、观点和认识，不同的人也会接受不同的意识形态，这给去意识形态化思潮提供了生存空间。其次，我国在意识形态的建设和管理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当前一定范围内存在的意识形态工作方式、方法的落后，不能有效地反制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传播和发展等等。
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一定程度和范围的影响，在各个方面均有所表征。在政治方面，一些人无视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失去信心，宣扬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普适性，追求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要求全面改变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在政治上与国际接轨，步入欧美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轨道。在经济方面，一些人看不到经济理论的阶级性，鼓吹所谓“私有制优越论”，盲目崇拜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否定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主张彻底实行西方模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妄图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引入西方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轨道。在文化方面，消解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主张文化的去政治化，宣扬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基础上的“普世价值”，提倡世俗文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社会方面，割裂国家、公民社会、公共领域的有机联系和互动，主张权力制约退出公共领域，实现公民社会的完全自治，追求个人的绝对自由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组成部分，对于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团结全国人民，凝心聚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意义重大。而作为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斗争工具的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渗透对其产生了严重威胁，干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与传播，迷惑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认知，动摇了一些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使其失去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一些人看不到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价值追求的不足，对其产生了盲目崇拜，进而否定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理想。对于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影响我们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既要认清其“是什么”，也要知其是“怎么回事”，更要知道如何有效地应对它。这就要求我们认真分析其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之策，有的放矢，断其根源，阻其传播，去其干扰，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和传播。
三、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影响机理
与其它社会思潮不同，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影响机理是特殊的。它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却打着消除意识形态的旗号，实质上在传播西方的意识形态，迷惑性非常强。与此同时，其作用机制又是多方面的，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概念构成了消解，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构成了阻碍，还迷惑受众的认知，诱发民众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抵制。
首先，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宣扬社会主义的“失败”，将共产主义描绘成乌托邦，将社会理想终止于资本主义，构成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的消解。无论是贝尔、福山还是亨廷顿，都一致地宣扬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20 世纪，俄国、亚洲、阿拉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精英们引进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并把它们与民族主义相结合，以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在苏联的，以及社会主义经济不能获得持续发展，现在已造成一个意识形态的真空。……人们同时看到共产主义作为唯一最新的世俗上帝失败了，由于缺少令人信服的新的世俗上帝，他们带着信仰和热情转向了真正的上帝。”[3]99与此同时，他们还极力消解共产主义社会理想，论证其是不可实现的乌托邦。“在充满敌人敌意的领土上，共产主义者只能过着永远异化的生活。……共产主义者的伦理是一种‘终极目标’伦理；只有目的是重要的，至于采取什么手段则是次要的。因此，布尔什维克主义既不是处于这个世界之中的，也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而是外在于这个世界的。”[1]327在“确定”了所谓社会主义的失败与将共产主义乌托邦化之后，他们将政治制度与价值理想终止于现行的资本主义。“人类越接近千禧年的终点，威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式中央经济计划越面临相似的危机，以隐含普遍有效的意识形态站在战斗圈内的竞争者也只留下了一个人，即自由民主——个人自由和人民的说法。”[2]59这种手法的结果是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破坏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弱化。
其次，通过宣扬意识形态尤其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过时，将意识形态逐出社会生活，降低主体对于意识形态的兴趣，阻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个体的转化。他们宣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已经结束，相关的意识形态已经过时。“20 世纪80 年代末，随着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冷战的国际体系成为历史。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他们用人类曾经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传统方式来回答它，即提到对于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3]6在此基础上，鼓吹淡化意识形态，主张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去除意识形态，进而追求一种所谓的纯粹的客观知识。“人们需要——像他们一直需要的那样——得到关于其可能性的前景，关于把激情和理智结合起来的方式。在此意义上，今天比以前任何的时候都更加需要乌托邦。不过，通往上帝之城的阶梯再也不可能是‘信仰之梯’了，而只能是一把经验之梯，乌托邦必须具体化为：一个人想要往何处去，怎么样才能抵达那里，谁将为此有所付出，有所领悟，有所证明，并有所决定。”[1]465-466宣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终结，将意识形态逐出社会生活领域，其目的是阻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向个体意识的转化，降低其影响力。
最后，脱离事实，以偏概全，宣扬资本主义是民主自由的，指责社会主义是集权专制的，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不良印象，进而抵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们将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与探索中的失误当成是社会主义的全部，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看成是专制的根源，给马克思主义贴上极权主义的标签。“在冷战时期，那些被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合法化了的共产党集权政府强行结合在一起的分裂国家中，文明断层线的分裂后果最为明显。”[3]145他们抓住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个别现象，极力放大社会主义的偏差，忽略资本主义的问题，极力宣扬资本主义的成功，得出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的结论。“像莫斯科审判、纳粹德国和苏联的缔约、集中营，匈牙利个人的被镇压等等一系列灾难构成了一条链子；像资本主义的改良和福利国家的产生之类的社会变化又构成了另一条链子。”[1]462在他们的视野中，民主自由成了资本主义独有的，而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自由则是虚假的，将社会主义当成是民主自由的敌人。“在这个世纪，民主的最大敌人是以‘实质民主’之名攻击此一‘形式民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关闭俄罗斯会议宣布一党统治，此即在‘人民之名下’完成实质的民主。可是，预防独裁的真正制度安全瓣，正是形式的民主，而且最后也以此较为可能产生‘实质民主’。”[2]60-61他们的论述完全否定社会主义民主自由，指称只有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其结果是混淆视听，抹黑社会主义，使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拒斥，进而在无意识中接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四、应对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影响的策略
去意识形态化思潮严重干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和传播，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挑战。我们必须正视其影响，认清其机理，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措施应对。既要通过学理批判揭示其实质，也要展现事实真相阻其传播，还要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
首先，对其进行学理批判，揭露其实质，降低其影响。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宣称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完全违背当代历史事实的。只要存在不同的国家利益、阶级利益和社会制度，就必然存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当代社会还存在着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利益纷争，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也存在利益的分配问题。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去意识形态化思潮所宣扬的意识形态的退场纯粹是一种掩耳盗铃式的空想。生活于社会中的任何个体，包括那些主张去意识形态化的人，都不可能脱离意识形态生存。他们不过是打着消除意识形态的旗号传播其自身主张的意识形态而已。
其次，揭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引起民众警觉，阻断其传播。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对我国实行着意识形态的渗透。他们一方面借口、民族、宗教等问题，干涉我国内政，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积极推销西方的民主自由，鼓吹“普世价值”，制造思想混乱。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为资本主义辩护，攻击社会主义，妄图以此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使社会主义国家走上资本主义的轨道。正如张国清指出的：“一方面，他们宣告意识形态已经衰微，历史已经终结，乌托邦已经破灭；另一方面，他们又拼命地为自己所推崇的意识形态进行辩护，把历史的终结点引向了资本主义，引向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并且，其所谓的‘终结’还隐藏这样一层含义：西方社会已经或正在走向其他所有 （下转第27页）（上接第19页）人类社会和民族都迟早要走向的唯一目标和终点。”[1]5
再次，夯实经济社会基础，提高人们在思想政治方面的“免疫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真正实现了人民富裕、国家强盛、社会进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地位才会稳固。否则，理论上再先进的价值观也可能被现实的利益所击倒、淹没。实际上，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中也揭示出了这一现象，“日益深重的苦难的法则被巨大的进步所驳倒。工会开始给人们带来诸多好处，并且，在随后的政治斗争中，工会发现，它不用成为反对社会的革命工具，而只要接受在社会中的一席之地，就能使自己生存下去。”[1]315这从反面提示我们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经济基础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自身免疫力，有效地抵制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影响。
最后，加强建设与传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力。一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时代化，使群众易于接受。在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中，先进性是其能否为广大群众接受的重要因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要在时代的发展变化之中不断发展和创新，与时俱进，深刻揭示时代主题，融入时代内容，采取时代话语，才能保持其先进性，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二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日常生活化，使群众乐于接受。要转变政治宣传中的空洞话语，由空洞说教转向对现实的阐释和说明。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关注人的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现象，让人民群众乐于接受。三是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途径，扩大影响范围。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话语承载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与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传播载体之中，充分利用网络、广播、电视等各种途径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
念衰微之考察[M].张国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2][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M].本书翻译组，译.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
论文摘要：从知识社会学观闽来看，我国主导意识形态建设有三个基本的战略取向，即构建主导意、只形态同时作为观念、制度和社会心理的三重身份；推动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家化，十勾建现代意义的国家意识形态；促使意识形态三要素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合理分离，实现主导意识形态结构的现代转型。
如何坚持和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这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传统的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更多是集中在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具体内容的完善方面，而仅从这一视角并不足以回答主导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因此有必要跳出具体内容本身，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和考察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运行规律，推动主导意识形态建设、本文认为，知识社会学视阈中的我国主导意识形态建设有二几个基本的战略取向。
一、构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同时作为观念、制度和社会心理的三重身份
意识形态就其表现形式来说分为观念化的意识形态、制度化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化的意识形态二种形式。意识形态从观念形式扩展为制度形式进而社会心理形式，同时具有观念、制度与社会心理的花重身份，这刁’完成了意识形态在表现形式卜的一个运动周期，意识形态才取得稳定有效的成熟形态。意识形态从观念形式到制度形式再到社会心理形式的发展并不是一个机械性的单线的台阶式过程，而是一个同心圆式的复合式的扩展过程。即制度形式的获得过程并不一定是以观念形式的完成为起点，同样，社会心理形式的获得过程也不一定以制度化的完成为起点二也就是说拼重身份的构建不能简单理解为促使三种形式的逐一扩展，而更重要的是点种身份的均衡、协调与贯通。因此，中国主导意识形态二重身份的构建既包括“新建”，也还有“改建”与“重建”。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就其表现形式来说最先是作为观念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现的。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及社会卞义国家制度的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政权的保护和推动下确立了主导地位，并开始了制度化进程，由于意识形态的现实效用最终并不是通过掌握理沦学说的职业思想家或政治家直接实现的，而是通过广大群众的意识形态实践来实现的，因此，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从“精英”到“大众”的贯通机制就成为“制度化”的核心内容气于是，在肃清各种反动宣传组织与书刊、“接管”国外资助的文化教育机关及宗教团体、改革旧教育等的基础上，通过马克思主义理沦的“教科书化”，干部与人才选拔制度的马克思主义化，以传媒、学校和各级党团组织为载体的马克思主义教化机制的规范化以及国家政治和法律制度的马克思主义改造等措施，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制度化的表现形式。
迄今制度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是完成形态，但却远非完善形态，这其中还有很多“改建”、“重建”的空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一与政治生活都发生了深刻变革，观念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也取得巨大发展，然而在传统计划经济背景下建立的制度化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改革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当前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控制与教化主要是通过国家政权来推动和保障的，对政权有很大的依赖性:主渠道、主旋律、主流媒体、党的喉舌等概念直观地反映了意识形态的传播与教化的状况这种制度化马克思主义运行体制中的“苏联模式”在计划经济与封闭时代的确具有极其强大的意识形态传播力和控制力、但随着经济的转轨、社会的转型、个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思想观念呈现空前的多元态势。影响思想观念变化的因素增加，信息来源与信息传播途径纷繁复杂，所谓主流也不完全由传播者决定，更多情况下实际决定于“受众”的选择，“主流”的传播力在今天已大打折扣、传统的以僵化的学校教一育、高度“一律”的传媒、层层渗透的党团组织为主要载体的马克思主义教化机制日益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与开放条件的需要，制度化马克思主义运行机制亟待转变，改一革一与“重建”制度化马克思主义应成为当前意识形态建设的取要环一。
无论是观念层次的创新还是制度层次的完善，其最终效川都是通过导引人的行为来实现因此社会心理化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兰重身份建构中最具实质性的环节观念与思想只有内化为社会心理层次的动机、认知、态度和文化性格，成为人们立事、处事、行事的动因，才能真正引导人的行为。而在这一层次的建设上，我们一直没有将其作为一个明确的战略措施来运作。所以尽管制度化马克思主义早已确认，但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教化机制中，由于忽视社会心理化马克思主义的建构，往往使得意识形态总是流于形式主义和空头政治，在政治学习与政治宣传认认真真走过场、轰轰烈烈做文章的表从下面是不和谐的心理暗流，这科，双取的社会人格使得“旧意识形态”所积淀的社会心理在表层理论包装的掩盖卜成为导引人们行为的深层力显对理论观点的认识是容易改变的，然而内化为“社会心理”井以“无意识”形式表现的思维方式、情感怠志、价值观及习俗习惯却是根深蒂固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扎根的关键在于社会心理层面的构建。只有‘将马克思主义渗透于中国人传统的文化心理以及现代的“文化实践”中，使得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形式、制度形式、心理形式交互重叠，相互贯通，点重身份协调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才能在效用的最大限度发挥中根深蒂固。
二、推动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家化，构建现代意义的国家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根植于特定利益背景的社会意识，意识形态主体也就是其背后的利益主体，根据给定的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利益主体从明晰到广泛性扩展的进程，可以将现代国家中不同发展阶段的意识形态按不同主体划分为社会(民间)意识形态、政党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社会(民间)意识形态向政党意识形态演化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这一阶段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从界限并不十分明确的模糊状态向有着径渭分明的阶级与集团界限的明晰状态转变。这一转变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在结构扭个层次—即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的政党化和基于政党范畴的社会意识—女日阶级、革命、政权、纪律等的马克思主义化的双向建构。中同共产党从夺权到执政使得作为政党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获得统治地位，但政党意识形态不会因其地位的改变而直接转化为国家意识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范围并没有自动地扩展为“国家”。由于执政后政党意识形态固有的排他性、批判性等特征仍然留存，因而在其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统领下社会矛盾冲突不断，政治斗争仍然激烈。
一个现代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一定是国家化的意识形态，实现政党意识形态向国家意识形态的进化是中国主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前，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主要是以政党意识形态的形式表现的。主导意识形态往往以阶级、革命、政权等为核心概念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作为政党意识形态的国家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价佰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的政党性质向国家性质转变和以国家利益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观念范畴—如爱国主义、和谐社会、以人为本、人权、法制等等的马克思主义化的双向建构。具体地说，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理沦学说、政策主张应围绕中国的现代化、提高综合国力、富民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之，围绕中国的国家利益而进行“国家层次”的建构;另一方面应确立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如爱国主义、民族振兴、社会公正、社会秩序、民主自山、以人为本、人权、法制等等观念在主导意识形态中的突出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家化演进取得了初步成效。诸如一国两制、公平竞争、依法治国、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等观念已经逐渐深人人心，成为一切社会阶层与政治力量所共同拥有的国家意识形态。而当前关于人权人宪、和平崛起等新举措与新观念也丰富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内涵。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两个先锋队”性质的明确，在理论与实践上都体现了国家化倾向:总之，意识形态的国家化能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资源，同时也为执政党谋求最为广泛和坚实的合法性基础，使意识形态获得最稳定的地位，其效川也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因此，当前的主导意识形态建设应_立足于遵循意识形态发展规律，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闰家化的有益经验，积极主动地推进意识形态的国家化。
三、实现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结构的现代转型
在“传统的”意识形态结构中，意识形态二要素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处于合一状态一改革开放前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结构华本卜属丁这一类型，诸如人民公社、计划经济甚至公有制企业的经营力一式等等实际上都属政策主张领域，然而由于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士张资者的“重叠”，这些政策主张同时也是作为价值理想而成为意识形态的核心。政策的调整甚至改变木无可非议，但实际上对政策的质疑、批评甚至否定就意味着对整个主导意识形态体系的质疑、批评和否定，就意味着对“软国家机器”的挑战，而“挑战者”自然就会成为专政的对象。在理论学说领域，不同理论学说的沦争可以是意识形态论争也一以是科学论争，关键在于其是否围绕意识形态的核心即根植于特定利益的价值理想展开。然而也是由于意识形态结构气要素的合而为一，本属理沦学说领域的正常科学争论往往上升为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歧，最终畸变为政治斗争。同样是因为理论学说与价值理想的重叠，由一些针对特定对象的具体结论构成的理论观点也被看作意识形态的本质与核心而成为不可挑战的终极真理。
但我们总是把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一种是“意识形态”(ideologie)，一种是“意识形式”(bewuβtseinsformen)，二者在来源、内涵、性质等方面存有本质区别，一味在二者之间进行“心脏搭桥手术”，不仅难免郢书燕说以讹传讹，而且会过度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极易造成乱贴“阶级”标签的粗暴学风。西方学者把意识形态作为考察社会的一个视角，在他们眼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与其说是两种制度的对峙，不如说是两大意识形态的对抗；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也是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与融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范畴。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形成与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大陆)的出现及其政治意识的觉醒，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都是培育“意识形态”研究的适宜气候与土壤。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意识形态”一词的滥用，不过同时又强化了它的语义威力。
“意识形态”是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内容最复杂、意义最含混、性质最诡异、使用最频繁的范畴之一，撒姆纳曾经归纳、总结了10种意识形态定义，伊格尔顿归纳、总结了6种意识形态定义，其中都充满了对立、矛盾和歧异。“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等简单概念不同，它是一个动态复合概念，表达的是一个动态复合过程，既包括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深层互动关系，又包括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既包括主体的认知，又包括价值的评判；既是一个思维的过程，也是一个信仰的过程；既具有理论的性质，又具有实践的品格。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法用其他内涵清晰、外延明确的概念取而代之，因为意识形态绝非一个可有可无的“标记性术语”，而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实体性术语”。这个事实本身表明，“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重要性是无可怀疑的，缺少了它，对学术研究来说，或者课题的性质有变，或者课题的范围受限。在这种情况下，对“意识形态”的概念构成、诸种定义、历史背景、哲学框架进行考察，对“意识形态”各种意义、各种用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省思，对“意识形态”进行“知识考古”，无疑有益于澄清围绕“意识形态”问题引发的各种混乱。意识形态是由“意识形态家”创造出来的，而“意识形态家”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不仅拥有“知识”，而且能在“知识”的基础上创造、传播、发展、阐释某个特定的价值体系——他掌握的是一个知识系统，但这个知识系统包含着人类的欲望、幻想、想象、情感、认知、理解、评价等诸种心理因素。他们或者维持现状，或者批判现实；或者着重建设“古典世界的影象”，或者倾尽全力建构新世界的蓝图。意识形态的分类有许多种，有人分为描述意义、贬义、褒义上的意识形态，有人分为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有人分为具体意识形态和整体意识形态，有人分为认识论意义、社会学意义、心理学意义、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无论哪种分类方法，它们都只能把握问题的某个方面或某个向度。
概念的界定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而定义事物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实体性定义，它着重认定事物静态的本质；一种是功能性定义，它着重描述事物动态的功用。不同的历史时期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实体”：18世纪末以前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宗教信仰(巫术、宗教、神话、传说)为载体，19世纪初之后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学术思想(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为载体。即是说，意识形态本质上是某种并不特定的事物(“体”)呈现出来的功能(“用”)，能够发挥意识形态这种“用”的“体”在不同的时代是各不相同的——在古代是巫术、宗教、神话、传说，在现代则是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任何思想、观念、意识、理论、学说、见解……都既可以是纯粹的学理，也可以是地道的意识形态，只要它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概而言之，它可以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反映现实，界定情境；第二，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第三，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意识形态，也只有意识形态才能发挥这样的功能：认识世界的面目，阐明现状的意义，指引前进的方向，提供解决危机的方案，强化民众的团结，进行必要的社会动员。它既能综合性地满足人类认知、情感、想象、理解等方面的精神需要，又能高效率地控制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态度与行动，并为人类生活提供适当和适度的行为模式。意识形态具有“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的社会功能；同样，举凡一切观念、信念、教条、理论、哲学、世界观、价值、意见、神话、乌托邦，只要具有了这样的功能，均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
2、历史的探源 意识形态理论得以产生的基本动机是去除意识上的蒙蔽——“去蔽”，并确立科学的观念意识。虽然如此，但只是到了近代，人类才真真切切感到了意识形态的存在。从历史发展看，“意识形态”概念史可以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特拉西阶段、马克思阶段、曼海姆阶段、列宁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阶段。特拉西的重要性在于他创造了“意识形态”一词并将其置于认识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认识论的基础上置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曼海姆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置于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列宁的重要性在于他清除了意识形态的贬义色彩(意识形态成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对抗的盛大典礼，成了每个阶级用以武装自己的思想武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他们从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意识形态批判”。
“意识形态”是特拉西在18世纪末的首创，他用“意识形态”一词命名一个新学科——观念学。马克思采用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分析19世纪德国哲学，使“意识形态”概念史发生了革命性转折，因为马克思内在地否定了意识形态在反映现实、揭示真理方面的“无能为力”或“倒行逆施”。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就是“虚假意识”或“错误观念”，它源于社会角色的阶级立场：不同的人由于在经济生产中所处的位置和利益关切点不同，故而形成不同的“观念”——既包括真实观念又包括虚假观念，意识形态是特定的社会阶级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扭曲真实的现实关系的结果，是“利令智昏”的真实写照。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的，还有两位欧洲早期的社会学家——默斯卡和帕莱托，他们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途径与马克思并不相同，却得出了和马克思极其相近的结论，并因此被人称为马克思的复仇女神。
曼海姆在两种意识形式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没落阶级的思想偏见——“意识形态”；一种是新兴阶级的思想观念——“乌托邦”；同时他在两种意识形态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具体意识形态，一种是整体意识形态。具体意识形态是个别人的观念和表象，目的在于掩饰个人的私利；整体意识形态是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社会团体的意识形态，目的在于塑造特定的世界观，确定理论思维的总体构架和主体的认知态度。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整体意识形态，因为只有它才能揭示出一个时代或一定团体的思维结构、一个社会的主体的认识态度是怎样形成的。曼海姆之后，盖格尔把意识形态看成是以“理论”的形式掩饰着的原始情感、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这样，意识形态的精神分析便渐渐浮出水面，而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对意识形态理论的透视，使我们发现了另一片生机勃勃的新天地。
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成为曼海姆之后意识形态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在弗洛伊德那里，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并不表现在它是某个特定阶级出于利益的考虑而对现实所作的扭曲，而是来自个体与团体无意识间的“自欺”，是人类为了抚慰心灵的伤痛而制造的“狗皮膏药”。威廉·莱希在《法西斯主义的群体心理》中精彩分析法西斯主义的起源、结构与功能等问题，对精神压抑、意识形态、社会现实三者相互关系进行了透彻分析。弗洛姆认为意识形态是“纯粹的幻想”，“意识形态批判”的使命就在于揭露掩藏在各种幻想下面的真实状态。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理论颇具特色。资本主义的长盛不衰，迫使卢卡契、科尔施、葛兰西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实，以便解开当代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崩而不溃”、“灭而不亡”的秘密。他们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几经波折大难不死，原因很简单：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还没有觉醒，因此他们无法肩负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只有重视意识形态问题，才能使无产阶级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才能在革命斗争中获得胜利。但随着20至30年代早期垄断资本主义的巩固，卢卡契和科尔施直接激发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努力宣告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再次明白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朴素道理，只好退而求其次地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批判。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阿尔都塞、伊格尔顿和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人们需要意识形态，是因为它能为人类体验世界确立某种模式，没有这种模式人类就失去了认识世界和体验世界的可能性。阿尔都塞还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这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密切相关。伊格尔顿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以“意识形态”一词对西方种种文化现象进行深刻剖析。最具有典范意义的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认为只有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剔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神秘因素，才能复活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马尔库塞认为，科技的进步和工业的发达不仅没有使意识形态走向终结，反而使它以一种新颖独特的方式得以强化，并以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一言一行。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恨之入骨，但在如何消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问题上，也是苦无良策。在这方面，哈贝马斯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判”著称于世，因此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实质上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之处在于，他志在社会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的歧异之处在于，他虽然注重理论的实践性，但无力因而也无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只是试图建立一种超越性观念，以消除他所谓的“被制度扭曲了的交际”。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具有浓厚的空想色彩。
3、思潮的透视 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在形式上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但在内容和功能上又不乏交叉重合之处：经历了启蒙主义的精神洗礼之后，任何意识形态都可能以一定的学术思想为根基，任何学术思想都不能排除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可能性。由学理到思想，由思想到价值，由价值到信仰，由信仰到行动……便是学术思想发挥意识形态功用的步骤和过程。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史，这与中国近现代特殊的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近代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危机时代孕育危机哲学，近代以来的社会思潮都以“危机哲学”为核心和基石。中国危机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现实危机，亡种、亡国、亡教是中国人面临的灭顶之虞；二是文化危机，情境上难以界定，精神上流离失所，乃其典型表现。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代，解决危机是全体中国人的当务之急。这就不难理解，情境的界定以及方案的制订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是多么急迫；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现代中国一切学说、理论、思想、观念都在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都高度意识形态化了。一切学说、理论、思想、观念，只有为解决中国危机“献计献策”，才有生存的可能性；一切无关乎解决中国危机的学说、理论、思想、观念都将被弃之如敝屣。
一方面，传统的经学、史学、理学逐渐式微，这不仅因为它们无法应付西学的挑战，而且因为它们对处于危机中的中国局势束手无策，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方面完全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我们从西方引进的现代学术思想无一能够逃脱被意识形态化的命运——我们并没有接收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博大精深的学理，没有顾及孕育、产生它们的具体文化环境，只是一味在“经世致用”的驱策下对其予以“生吞活剥”。我们特别注重每一种学术思想的社会含义及其解决具体问题的可能性，对其学理漠不关心。这种华而不实、逐流而不探源的学风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学术传统，今天我们在面对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时，依然还在接受这种“传统”的“赐福”。
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在中国所能发挥的功能还是相当有限的。科学主义或许可以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方面发挥一定功能，但在“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方面却是无能为力的。它具有的只是一定的阐释职能，却无力解决任何现实问题。它可以解释自然现实，甚至可以隐喻性地分析社会政治问题(讨论民族救亡大业)，解释人的生理现实和精神现象，但究竟如何进行民族救亡，它既无切实可行的方案，也无实现这方案的纲领步骤，“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更是无从谈起。作为科学主义之一种，进化论之所以成为一种持续发生影响的思想主流，就是因为它同时具有几项功能：第一，解释当时中国的险恶情形及其成因。第二，提出应付三千年未见之变局的策略和方法。第三，为变法维新、民主革命提供理论根据。但它最终为马克思主义所取代，其原因显然不外乎：第一，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危机的成因。第二，它提出的改变中国近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策略失之于粗疏无当。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弥补它的缺陷，它能告诉我们如何组成政党，如何进行阶级斗争，如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如何打倒帝国主义，一招一式十分清晰。第三，作为变法维新、民主革命的理论依据，它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它的中心议题是以变应变，变到最后的结局将是如何?我们不知其详。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理论依据是十分完备的，它对人类社会的分期，对共产主义的构想，都使人信服，而且又有俄国革命成功的先例，于是替代进化论已经成为时代之必然。第四，马克思主义能够为中国及中国人寻找自身的意义，而进化论却做不到。在进化论那里，人只是受难者和牺牲者；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人是革命者，人的价值与光辉全都体现在解放全人类然后解放自己的革命实践之中，因而能够引发强烈的革命激情。第五，进化论一方面强调物竞天择是进化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又强调人力可恃，二者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这使中国人困惑；进化论中不可避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使得一向钟情于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感到矛盾：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又不可爱。他们一方面在接受西方的学说，另一方面又时刻受到西方的威胁。中国接受进化论的历史就一直是这样矛盾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克服了这样的矛盾，在许多外力条件的作用下，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也在情理之中。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绝非偶然。它多方面地满足了中国的现实需要，深深根植于中国现实土壤之中。只要它还能多方面地满足中国的现实需要，还能深深根植于中国现实的土壤之中，它就会永远保持自己的生命力。
4、理论的批判 不仅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史，而且一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也是一部意识形态史——文学的意识形态化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所谓“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就是指某些人在特定的社会形势之下，在某种特定利益的驱使之下，让文学发挥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我们文学理论所强调的文学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其实也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功用，因为强调文学的“认识作用”就是要求文学发挥“反映现实”、“界定情境”的作用，强调文学的“教育作用”就是要求文学发挥“指引方向”、“社会认同”、“社会动员”、“情感沟通”的作用。我们有这样的批评传统，孔子所谓的“兴观群怨”，就把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极其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出来。从理论上讲，文学能不能发挥意识形态的功用取决于许多因素。要而言之，这首先取决于文学自身是否具有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潜质，其次取决于社会需要的内容与性质，一个危机重重、动荡不安的社会不需要“杨柳岸晓风残月”式的抒怀，一个平安富足、安乐祥和的社会也不需要“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式的悲壮。现在看来，无论就文学的性质而论，还是就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现实而言，文学的意识形态化都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一个沉痛的事实，也是一个无奈的感慨。
化约和确立假想敌是学术思想发挥意识形态作用的一个重要步骤。化约就是简化，意识形态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方面具有极强的简化、诠释功能。中国近代启蒙主义者失望于现实的政治专制，因而迁怒于政治专制的文化心理基础，把这个文化心理基础化约为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国传统文化化约为传统儒家文化，把儒家文化化约为宋明理学，把宋明理学化约为几个腐儒乡愿式的标语口号(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简化的典型表现。孔子的地位在现代史上的变化可以表明假想敌的确立对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性。维新初期孔子名声还很不错，后来谭嗣同认为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是“秦政”，为之服务是“荀学”，可它们“罔不托之于孔”，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荀学”，把“荀学”当成封建旧礼教、旧思想、旧文化的根源。真正使孔子“斯文扫地”的是康有为。维新失败之后，变法维新的意识形态——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的合法性已经渐渐消失；袁世凯复辟打出了孔子的旗号，想以此为专制复辟寻求合法性，康有为甚至要“定孔教为国教”，这不仅使孔子之学进一步走入困境，而且迅速激发起知识分子批判儒学的政治与道德热情。“打倒孔家店!”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和象征。
关键词：意识形态工作；科学化水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3-0055-02
强调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否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好意识形态工作中多样性与多元化、理性认知与感性认同、建设与管理这三对关系。
一、正确处理意识形态多样性与多元化的关系，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不等于“多元化”。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阶级社会中，因为物质关系的不同，意识形态也会呈现多样化的现象，正如马克思深刻指出的：“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从我国的情况来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既然我国的经济制度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那么，反映不同经济关系的社会精神生活、价值观念，就必然是多样的、多变的。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然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打着“多样化”的幌子，大力鼓吹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主张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其险恶用心就在于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进而“化”掉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化”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
意识形态只能是“一元化”的，绝不可能“多元化”。马克思深刻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2]尽管意识形态“多样性”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在阶级社会里，无论意识形态多么多样，其中有且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居于支配地位，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意识形态居于支配地位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说只能是“一元”的，绝不可能“多元”。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无论价值观念怎样多样，都必须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一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把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建立在科学分析的理性基础之上，补好理想信念这个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二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政治上的坚定性来自理论上的清醒，只有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才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迷茫，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三要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问题的能力。既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又要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善于回答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正确回答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感召力和战斗力。
二、正确处理理性认知与情感认同的关系，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理解、掌握，内化为价值观念，转化为行动自觉，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实现这一目标，理性认知和情感认同是两条主要路径。因此，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必须正确处理好理性认知和情感认同的关系，着力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解决好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情感归属问题。
意识形态的理性认知和情感认同是有机统一的，理性认知是前提，情感认同是关键，二者有机统一于意识形态工作具体实践之中。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切实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不但需要理论上的清醒，更需要情感上的认同。一方面要做好理论武装这个基础性工作。坚持依靠理论的彻底性说服人，依靠真理的力量打动人，努力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系和制度的理性认知，使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建立在理性认知基础之上。另一方面要突出情感认同这个关键。在意识形态感性化趋势十分明显的今天，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在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性认知的同时，积极探索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内容、新方法、新路径，增强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在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上下功夫。
强调，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这一重要论述为做好新时期的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方向。当前，深入贯彻重要指示，努力增强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一要树立大众化的形象。尽量多选择一些大家关心和感兴趣的话题，先吸引他们关注，引起他们的兴趣，然后再有针对性地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如果只是灌输高深的理论、空喊政治口号，结果只能严重脱离实际生活，导致群众对意识形态教育的消极态度。二要树立世俗化的形象。为了让广大群众易于接受、乐于接受，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揭开其神秘的面纱，走下高高独居的神坛，拉近同普通群众的距离。为此，在语言的选择上也尽量做到“接地气”，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把党的最新理论成果，用普通群众愿意听的话、能听懂的话讲出来，做好群众的“政治翻译”。三要树立现代化的形象。要跟踪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善于利用科技进步的最新成果，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科技含量。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当前特别要学会舞好网络这柄“双刃剑”，建设一批具有较强思想性、教育性、互动性的网站，培养一批具有正确导向、熟悉网络语言、了解网络传播技术的网络“意见领袖”，从而占领网络意识形态教育阵地，切实提高舆论的引导能力。
三、正确处理意识形态建设与管理的关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
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这一重要论述道破了意识形态管理的重大意义。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要建而重管、建而善管，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
强化使命担当，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关键是坚持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领导地位不动摇。一要敢于亮剑。敢于同各种错误思潮和错误观点做坚决斗争，在意识形态遭遇挑战时，有强烈的使命感，勇于担当，能够知难而进，敢抓、敢管、敢于亮剑，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二要善于总结。深入研究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形势和问题，总结我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成功经验，深刻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深刻教训，努力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化水平。三要突出重点。强化阵地意识，对思想文化阵地，要突出党的领导，决不能游离于党的领导之外，使党的领导在意识形态领域实现全覆盖；加强队伍建设，把讲政治、懂业务、精管理的优秀人才充实到意识形态工作战线，不断提高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战斗力、执行力。
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大力弘扬党管意识形态的优良传统，切实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的要求落到实处，把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牢牢握在手中。一方面要管好舆论导向。导向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龙头。报纸、广播、电视等各种现代大众传媒，覆盖面广，信息量大，同群众的思想、工作和生活联系密切，是进行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载体。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对各种错误思潮及时给予揭露和抨击，为意识形态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另一方面，要善于解决新情况、新问题。要经常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的动态及动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研究和解决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
占领舆论制高点，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意识形态的较量，其实质是制话语权的较量。谁拥有了制话语权，谁就能引导舆论，在思想领域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一方面要提高软实力，敢于发声。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家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和深入，意识形态安全也面临着新的更大的挑战。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尖锐复杂的斗争，必须努力继承和发扬我国悠久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宝贵遗产，借鉴当今世界一切有价值的思想理论成果，高度重视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另一方面要用好网络，善于发声。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话语权争夺的主战场，掌握话语权，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必须用好网络，善于发声。要切实用中央的声音主导思想舆论，用正确的理论占领网络阵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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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和长期执政的重要现实问题。随着改革开发的不断深入，加强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问题探究对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具有重要意义。要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问题，就必须先对意识形态的概念有所了解，以及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有初步了解。
关键词：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通过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能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的精神文化建设作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在我国社会的转型中，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了不利影响，这些都关系到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建设。因此，把握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点方向和内容，是当今时代赋予党的历史使命和任务。
一、意识形态概论
（一）意识形态的概念
所谓的意识形态就是具有一定社会或阶级的思想体系。是作为社会哲学基本范畴的意识形态，这也是一般人们所熟悉的意识形态概念。具体来说，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也就是一定社会或一定社会阶级、集团基于自身根本利益对现存关系的自觉反映而形成了一种理论体系，这就是社会意识形态。该阶级、该社会集团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社会理想等以意识形态作为思想理论依据，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一定的社会学说、观点包含在意识形态中。简而言之，以政治意识为核心的社会观念体系就是意识形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总结发现，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由社会心理和理论相结合而形成的。
（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况
在我国坚持走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下，党的理论创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取得了良好成果，科学发展观为当代我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坚实指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的理论创新取得的又一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加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这一理论的提出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是中国社会主力意识形态建设领域的新成果，全面推进了当代社会主力意识形态的建设。
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内容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就中国国情来说是一项长期且复杂的系统工程。想要加快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进程，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
（一）推动理论创新
推动理论创新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要求。根据当前社会生产发展的实际情况，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更新，是加强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重要内容。在当前社会发展实践中不断产生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的背景下，结合前人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进行有针对性、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以推动理论创新。坚定不移的实现党的指导思想，坚持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是推动理论创新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二）提高传播实效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必须将提高意识形态的传播水平和传播实效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社会传播是意识形态建设的手段方式和平台载体，提高传播水平和传播实效是利用社会传播的功能以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而意识形态的传播就是通过借助各种符号和媒介来实现信息在社会中的交流互动。提高意识形态的传播实效，使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的各种理论知识，社会主力核心价值观等多种正确的意识形态得到更多的普及和推广。
（三）实现大众认同
所谓的大众认同，是指社会中的个体对不同社会组织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认同是一种个体和个体之间、个体和社会之间的人际互动关系，个体在这种互动过程中能获得自身的确定性和身份感，使社会群体能形成共同的文化传承和价值观念。实现大众认同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最终目的和价值归宿，只有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达到了大众认同，才能使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拥有坚定的信仰者和忠实的实践者。
（四）改善社会管理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局，也是体现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存在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力度不够、文化市场管理混乱、大众传媒导向偏差等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失序问题，这些问题亟需加以改善。对青少年群体、党员干部群体和大众传媒领域的加强和改善是意识形态管理的重点方向和内容。而坚持系统配合方法、目标导向方法、前置预防方法、物质激励方法、关心教育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提倡民主和明确法纪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上得出的改善意识形态管理的科学手段和方法。最后，加强和改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需要构建意识形态管理的综合机制，以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为中心，创新管理体制。为发现各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先进典型，研究和探索省、市、县社会管理创新规律，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实践，总结和弘扬创新社会管理的典型做法和先进经验。由中央政法委综治四室支持，人民日报社人民网、国家行政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典型案例”征集活动在京启动。创新社会管理案例征集按八方面归类，分别是人口服务管理方面；经济组织管理方面；社会组织管理方面；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管理方面；互联网管理方面；社会矛盾化解方面；社会治安方面；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方面。宁夏固原市西吉县清源和谐社区服务中心建立起和谐社区环境建设项目、妇女扫盲及手工艺培训项目、小尾寒羊养殖合作社项目来实现农民当家作主、提高村民素养、带领村民致富。各项目的开展也实现了内外结合、相得益彰。
（五）维护现实安全
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时代的主题，要求我们在建设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时以维护现实安全作为基本目标。在时代环境的影响下，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社会结构的变动，加上利益格局的调整，生活方式的变化，在促进人们思想空前活跃的同时，也使各种消极腐朽思想日益滋生。在中西方文化得到充分交流的同时，各种西方思潮不断涌入，其中也包含着很多错误观点和倾向。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和推广，对社会文化、经济等各领域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使人们不得不高度关注现实的意识安全问题。意识形态的传播载体变为以互联网为主的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建设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当今时代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是最可怕的殖民侵略，在这种复杂的时代形势下，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严峻的现实挑战，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成为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一项重要课题和使命。
结束语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道路是漫长的，前途是光明的，大力推广马克思主力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价值观，积极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方法和途径，不断从理论层次和实践层次进行突破，使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进程得以加快，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支持。
（作者单位：牡丹江师院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 郜付见.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12.
[2] 吴少华.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变迁问题研究[D].武汉大学，2013.
[3] 樊瑞科.大众文化视域下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4.
论文摘要：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毛泽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提出了判断人们言行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方面。邓小平继承并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意识形态建设思想：提出以正确的、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指导思想，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意识形态理论建设的核心，提出要正确处理意识形态和工作重心的关系，强调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开放性，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邓小平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对我国现阶段的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不同、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不同，因此所采取的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措施也不尽相同。但是，贯穿意识形态理论的内在演进逻辑及基本精神又是一致的：坚决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一
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抵制外来思潮的侵袭，毛泽东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他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准则和核心思想；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举措。
第一，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十分明确地提出“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 〔1 〕 （P704 ）而且唯有共产主义理想和马列主义才能指导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被确定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2 〕 （P768 ）
面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资产阶级和封建思想余毒的侵蚀，以及苏联修正主义的侵扰，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措施。毛泽东认为，在我国马克思主义虽然已经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2 〕（P784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2 〕 （P785 ）因此，通过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一系列的思想运动，对消除封建残余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毛泽东过分估计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
第二，提出了“六条政治标准”作为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判断人们言行是非的标准。建国初期，面对国内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对我国意识形态的侵袭，如何明确地判断意识形态领域人们言论和行动的是非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解答的重要难题。毛泽东审时度势制定了“六条政治标准”，作为当时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准则。毛泽东指出：“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五)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在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3 〕 （P233 ）这“六条政治标准”高屋建瓴地指出了在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如何以正确的标准来规约人们的言语和行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为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政权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第三，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方面。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也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首要措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提出了有关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内容、方法、特点、原则和措施等系统的理论，认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3 〕 （P351 ）另外，毛泽东明确指出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原则就是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要及时解决现实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而且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他多次强调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仅是少数人的事，而是全党的大事；也不只是共产党的事，而是全社会的大事。因此，全党、全社会都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树立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
任何社会制度都需要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来维系，社会主义国家也需要意识形态支撑自身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无疑为巩固我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安全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二
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供人信仰的教条，而是科学的行动指南，不是单纯满足于为某种政治价值辩护，而是始终要求将这种辩护建立在对社会规律的科学把握上，把意识形态的辩护功能和科学认知统一起来。〔4 〕在探索和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程中，在拨乱反正否定受“文革”影响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实践中，邓小平逐步明确了必须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内容，必须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意识形态建设思想，高举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提出意识形态建设的四项基本原则，正确处理意识形态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进一步完善了思想政治工作。
第一，提出以正确的、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指导思想，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面对“文化大革命”后极少数人反对马列主义、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 〔5 〕 （P171 ）邓小平提出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5 〕 （P39 ）他还指出：“只有解放思想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5 〕 （P141 ）这些科学论断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供了根本的思想理论指导，在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指引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胜利前进的伟大旗帜。
第二，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理论建设的核心。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他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支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5 〕 （P164 ）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理论建设的核心思想和基本准则，澄清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是大非问题，为新时期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指明了正确方向。
从内容上来看，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与毛泽东的“六条政治标准”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指出：“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 〔5 〕 （P165 ）四项基本原则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的“六条政治标准”。“六条政治标准”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源头和蓝本，四项基本原则吸收了“六条政治标准”的核心思想，是“六条政治标准”的凝练和升华，又在“六条政治标准”的基础之上增添了毛泽东思想的新内涵，防止了思想领域可能出现的混乱，维护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确保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前进。
第三，要正确处理意识形态和工作重心的关系。实践证明，阶级斗争不能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邓小平在反思二十年左倾错误时，坚决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邓小平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6 〕 （P141 ）经过邓小平的不懈努力，党最终确立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
第四，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邓小平更加强调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掌握绝大多数的先进科技成果，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需要辨明资本主义的哪些东西是共性的，哪些是专属资本主义的。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做‘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 〔5 〕 （P132 ）对于市场经济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在1979年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 〔5 〕 （P236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中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6 〕 （P372-373 ）这些先进的科技成果不具有阶级属性，是可以并且很好地为我所用。同时，邓小平也反复强调我们的改革开放绝不引进资本主义制度，绝不引进各种消极颓废的东西。
此外，邓小平也很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强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重要举措。面对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严重挑战，邓小平不仅强调要继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而且提出了一些新论断。他指出：“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 〔5 〕 （P342 ）首先，他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应把提倡革命精神同关心、解决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他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5 〕 （P146 ） “其最终结果就是使思想政治工作脱离广大人民群众，走进死胡同。”其次，他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应加强正反两方面的宣传教育。一方面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全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另一方面，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还要继续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种种残余影响，同时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新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既维护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又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发展。
三
邓小平对毛泽东意识形态建设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启示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必须处理好意识形态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必须解放思想、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防止意识形态僵化和意识形态泛化。
第一，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趋势增强，加之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策略，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着巨大冲击，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必须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一方面要采取各种措施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着眼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中，要严格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增强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力，引导、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二，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在于让人民实实在在体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正如邓小平所言：“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5 〕 （P128 ）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提升了党对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关系的认识水平。实践证明，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实行改革开放，从而把社会主义建设顺利推向前进，才能更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才能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
第三，防止“泛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淡化”两种极端倾向。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6 〕 （P375 ）即使要开展整党整风运动，也要将政治运动严格控制在适度范围之内。正如薄一波所言：“在如何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结合起来的问题上，邓小平同志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每到关键时刻，他总是要求我们把握好两个基本点的内在联系和紧密结合，并及时指出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和偏差，为改革开放的大船拨正航向。” 〔7 〕 （P397 ）与此同时，“意识形态淡化”问题同样受到邓小平的重视。任何社会形态都需要主流的意识形态主导，自从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从未间断。面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咄咄逼人的挑战，我们要更清醒地认识到，“意识形态淡化”后果是可以想象的、十分危险的。苏东剧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淡化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任凭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大行其道。
总之，当代中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指导地位，着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防止意识形态泛化，抵制“淡化意识形态”的倾向，确保改革开放事业始终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前进。这是我国社会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条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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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对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深入探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意识形态建设问题，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当代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崭新领域。安徽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组织部分专家学者所著的《构建和谐社会与意识形态建设》（黄传新、吴兆雪等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版）的问世，填补了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研究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值得一读。
研究视角的转换，往往直接制约着研究内容的价值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本书把意识形态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结合起来加以专题研究，是个新视角。全书以不断推进意识形态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奋斗目标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为主线，把意识形态建设置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大背景下，着重探讨了和谐社会视域中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规律和创新路径，体现出作者驾驭重大理论问题研究的能力。同时，该书在研究方法上也颇具新意，采用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将历史与逻辑、理论综合与实证分析、纵向与横向研究等方法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开展研究。既运用理论阐释的显性论述，又运用一定的比较分析、实证研究与个案分析。通过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使全书呈现出继承传统与注重创新相衔接、专题分析与整体建构相协调、理论阐释与实践运用相一致的鲜明特色。
研究意识形态问题，关涉甚广，难度较大。但该书的作者能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严谨的科学态度，追踪学术界的前沿发展，形成了自成一体的研究框架和逻辑体系。全书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对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重大意义、基本内涵、理论渊源、现实依据、国际比较、目标任务、主要原则、具体路径等进行全面论证，归纳了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规律，揭示了意识形态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关联，探讨了适应和谐社会构建要求的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做法和经验，进行了一定的比较分析与客观反思。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意识形态建设问题是一个政治性、战略性和实践性很强的课题。难能可贵的是，该书作者政治立场坚定，立论严谨稳妥，直面问题，说理透彻。他们强调要充分认识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作为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指针；要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加强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不断推进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有力保证。他们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意识形态建设路径的多层面创新主要包括：理论建设层面上意识形态学理权威的积极建构；思想教育层面上意识形态渗透功能的有效发挥；文化建设层面上意识形态引领功能的不断完善；舆论宣传层面上意识形态导向功能的不断加强；社会心理层面上意识形态调控功能的切实更新；制度创新层面上意识形态先导作用的充分凸显。作者的上述观点贴近实际，针对性强，对于当前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总之，《构建和谐社会与意识形态建设》一书通过对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意识形态建设这一课题的研究，其理论价值在于从学理上探本溯源，廓清歧见，进一步明确了研究这一重要课题的思想准则；实践价值在于探求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要求的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定位、方式方法及创新路径，从而提升和增强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力和凝聚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当然，该书在体系的完善、知识的梳理、概念的界定、理论的把握等方面也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例如对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意识形态建设新经验的总结方面，在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国际比较方面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特别是，关于“斗争型”意识形态与“和谐型”意识形态的区分及其转型的论述，虽然颇有创新，但还值得深入研究、仔细斟酌。但就整体而言，我以为作者的研究成果是富有建设性、系统性和针对性的，必将有助于深化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对于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无疑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关键词】意识形态 认知理性 主体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
意识形态概念的阐释
根据现阶段的研究,意识形态概念起源于法国拿破仑时代的思想家托拉西。托拉西在其《意识形态原理》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观念科学,即观念学。在这个学科里,他试图揭开观念的真正起源和本质,从而把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偏见驱除出科学的地盘,对思想的起源进行理性的分析。这门学科定义了意识形态的最初含义。
意识形态研究由托拉西开创后,在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都为意识形态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真正把意识形态发扬光大的是马克思。如果说托拉西开创了意识形态的最初积极意义,为资产阶级以启蒙和理性的手段反抗了封建神学的非科学和落后,那么马克思则赋予了意识形态批判性或负面的意义,认为曾经为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神学的理性、“自由、平等”等意识在资本主义当代起了负面的遮掩作用。具体而言,马克思以资产阶级对形而上学的和宗教的批判为模型,揭露了资产阶级思想本身的新控制和新剥削,提出其自己的意识形态观。“意识形态不再是科学,而是一种歪曲了的意识,掩盖着社会矛盾,从而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再生产服务。……这样,马克思完成了意识形态内涵的第一次重大转变,意识形态从科学变为特定形式的歪曲,但保留了对理性和解放的信仰,并且仍然认为有必要批判那些掩盖社会真正问题、阻碍解放力量的观念。”①
马克思之后的一批思想家也都对意识形态有重要的论述,但大致可归纳为托拉西的积极中性模式和马克思的批判性和负面性模式。不管是积极(中性)意义还是批判性(负面性)概念,实质上都是围绕认识论上的理性认知和价值论上的意义问题展开的。进一步的主客体还原,即主体对客体的反映的意识在认识论上的真假如何转化为一种客体对主体的价值论意义上的好坏。简言之,科学式的真理如何转化价值上的意义。在这里,上述意识形态的两种模式划分,实质上是围绕主体对客体的认识理性和客体对主体的价值关系意义而展开的。一方面,意识形态首先是一种意识,一种主体对客体反映的意识,因而其必定需要理性主义的认识方式和工具;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又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意识,而且是一种主体化的意识形态,需要代表一定的主体价值、利益的意识,因而具有意义或意向性。
当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商业意识形态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影响
美国比较经济制度学家莫里斯・博恩斯坦指出:“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有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作为其文化支撑,相应的任何经济体制的变革也必然伴随着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或整体性转换。”②当代资本主义进入后工业时代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在当今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商业意识形态的联姻,使得资本主义“见物不见人”的资本逻辑为中心的经济实用主义弥漫全球。大学生作为时代潮流和先锋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几乎不可抗拒地受到资本主义和商业意识形态思想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意识形态实质上是围绕主体对客体的认识理性和客体对主体的价值关系意义而展开的。那么大学生思想意识受资本主义和商业意识形态影响实质上也围绕主体对客体的认识理性和客体对主体的价值关系意义这两大方面进行。
一方面,意识形态是一种意识,一种主体对客体反映的意识,这种理性主义的认知、这种积极(中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在资本主义和商业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趋向了认知理性的资本逻辑归宿。对于大学生而言,作为具有较高理智认知力和判断力的主体,在理性主义思潮中容易受到资本主义化和商业化的思维模式干扰。首先,大学生认识问题极易陷入经济实用主义。比如,在填志愿时,为了毕业后找一份理想的职业而选择经济实用的专业,基础学科的冷门专业几乎无人问津。其次,大学生容易陷入自由主义的漩涡之中。追求自我过度,逃离学习,过分追求感官刺激,忽略健康的精神生活,组织、集体观念淡薄等。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又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意识,而且是一种主体化的意识形态,需要代表一定的主体价值、利益的意识,具有意义或意向性。对于大学生而言,由于其认识的理性主义方式受到经济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极大干扰,在主体化意识形态方面,容易走向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极端,陷入多元主义精神的相对贫困之中。首先,当今大学生容易走向个人主义道路,从小树立的传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价值取向面临巨大的挑战。特别是生存的压力和物欲横流的经济潮流使得众多大学生倾向于把个人主义的信念放在人生观的主流。其次,消费主义浪潮席卷高校校园。其核心是追求体面的消费,渴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并把这些当作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价值。这种消费主义模式容易养成大学生逃避学习任务,形成奢侈贪欲的坏习惯、腐化的精神面貌,同时对家庭和社会也造成极大的问题。最后,大学生思想意识多元化,精神价值相对缩水。资本主义和商业意识形态表面上带给大学生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带给大学生经济自由和多元化价值选择,但是这种多元化价值往往就是单一化价值的变种。正如中共中央十六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
高校必须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意识形态教育
资本主义和商业意识形态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影响,在意识形态的认识理性和主体价值意义层面都带来极大的挑战,衍生了经济实用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和价值多元化以及精神价值缩水等。由此,必须对此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有效抵制,高校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意识形态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而高校加强社会主义核心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也必须从认知理性层面和主体意义价值两方面给予科学定位。具体而言,认知理性方面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认知方式、社会主义义利观教育,而主体意义价值方面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以马克思主义方式建构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来支配意识形态的认知理性,更客观中立,更容易达到被认知事物即客体的本质。鉴于此,坚持马克思主义认知方式是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首要条件。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30年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起来就是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这就告诉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条件。同样,中共中央十六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哲学社会科学教学中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用科学理论武装大学生,用优秀文化培育大学生。”
以社会主义义利观武装大学生头脑。党的十四届六中全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逐步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这种义利统一、以义统利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克服了传统中国“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和“存天理、灭人欲”的重义轻利观以及西方国家把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放在首位而重利轻义的片面性。在大学生中树立社会主义义利观,一方面可以引导大学生理性追求经济与物质利益,追求个人价值,另一方面又在道德尺度之内实现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在义和利、物质和精神、个人与社会之间实现一个适当的平衡。
大力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要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五大要素。大学就必然要承担起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职责。上文所述社会主义义利观中对“利”的追求,对于大学生而言,基本不需太多的引导,因为资本的自发吸引与人的生物需求可以自发追求“利”。而对于上文提及的对“义”的追求,离不开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和引导。只有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五大内容展开教育,使大学生群体达到一种道德自律,大学生才能从思想意识上根本摆脱资本主义和商业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自觉融入社会主义核心意识形态中来。(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