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17 19:45:5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意识形态重要意义，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当前文化的意识形态失职现象突出
以往，由于许多复杂的原因，一提到意识形态，许多人持着逆反和对抗的心理，但站在传媒丰富性现状的文化立场，可能需要更为客观的态度。对于中国传媒而言，意识形态不是旁观者，而是抉择和引导者，文化的意识形态命题如今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可以挑剔的首先就是失职现象突出，不自觉的意识形态表现在面对商业浪潮时过分推波助澜，这已经令许多人不满。如果说主管机构对市场的推动是必要的，那么首先应该站在有益于文化生存的立场上，而我们时常混淆了意识形态的责任。支持市场化的必要性其实是经济政策的范畴之事，我们更需要站在公共利益和文化建设的立场来看待问题，显然，二者是并不一致的，单纯来看都有立足的理由，但我们需要意识到，如果说以往需要偏颇地促进商业利益才能立足，那么现在已经到了更加关注文化利益的时候。
娱乐已经成为大众、传媒、以及一些文化机构共同推动的对象，全面娱乐和全民娱乐的危险，在人们乐陶陶的享受中越来越明显。很多人忽略了娱乐世界的轻松浮华背后对于民族文化的侵袭和消减。看看社会裹胁而入诸多“秀”的浪潮，影视节目娱乐化的倾向不可扼止，电影市场已经容不下艺术创作“小”片生存放映的角落等等现象，我们不能不对于传媒提出严肃的苛责，也不能不把意识形态对于文化建设的责任问题重新提上日程。
对于意识形态而言，没有必要去推波助澜，因为娱乐无须强调，文化却要建设，大凡归向本能造就的东西，不能强制压抑自会自存。但关乎文化的任务，却要主动自觉去扶助支持。就拿近年和文化沾点边的教授漫天飞的现象来说，大学的神圣在随便什么小明星都轻易被聘为“教授”后显得没落了，因为它给予人们这样的理解：教授其实在学校眼里也许就是炸作造势的工具，丧失了严肃和神圣感，所以，当上大学“教授”的明星其实不必在意也会瞧不起所谓“教授”。传媒也一样，没有传媒文化性状的传媒，人们也不必对它尊崇，越来越多的看不起正是这样的后果。我们当然需要适应更为良好开放的社会环境，宽容更多的大众文化需求。但意识形态应该有更为高远的见识。把创造性探索而不是娱乐放纵作为自己的宽容园地，应当把文化和艺术情感满足作为支持对象。毋庸置疑，今天的娱乐大多是急功近利，如同生存环境问题：科技部长徐冠华说世界能源只能用100年，中国在2050年就耗尽能源，中国现在是世界二氧化碳第一排放国，二氧化硫第二排放国，寻找新替代能源是人类迫切的任务。娱乐问题类同此理。所以，现在应该已经看到，娱乐是有限的，而寻找艺术与情感表现的新天地，应该是传媒的任务，其中，给予引导则就是意识形态的责任了。
以往对于媒体政策的不当要求影响着媒体对于文化的认同，既然只要服从，就没有必要独立思考，而一旦缺乏独立思考的创造性，不是规模式的仿效，就是开闸泻洪式的一味娱乐。由于电视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给予比较严格的政策指导的合理性前提，被行业不恰当地放大，针对具体创作的指令性要求和权利机构的阶段性政策要求，投射到传媒要求中，严肃性就时常被带有指导性的舆论冲淡，文化批评的文化意味就消解在政策图说的单一性中。良好的学术批评原本是为良好的创作做阐释和提升准备的，却不时成为追风赶潮流的舆论工具，文化阐释失去了严肃的价值判断独立性，反而削弱了对于政策发展指导参谋的作用。所以意识形态的政策要宽松。
意识形态更需要用文化眼光要求传媒对待社会现象
强调意识形态自觉，正是站在文化建设责任上的自觉意识要求。寻求公正公平、自尊自律，是传媒端正自身的要求。而意识形态更需要用文化眼光要求传媒对待社会现象。比如，对于西方文化的问题，网络上有人大声疾呼排斥一些洋节、外语等，其声动人，其对民族文化的拳拳之心可感。但其实大可不必。我们积极建设富有吸引力的文化才是改变之策。又如对外语的大力推崇大大冲击了人们对本土文化的热情，但为走向国际化的急迫感做出如此大规模的“牺牲”是开放世界的必须，是融入世界经济这第一位要求的需要使然，我们都受益于此也都烦恼于此。但随着中国强大，应该用开放的眼光和心胸来看待问题，更需要有补救措施，尤其是在上述强制性目标已经在逐渐实现的时候，该有长远的民族文化自救措施。其实，人们对域外文化的好奇和其有效切合人本的东西不可忽视，需要研究并且自身修炼，为什么我们的节日越来越没有给人小时候那种期望的无限遐想和期盼的急切味道？看看2007年全国普遍有限制的开放燃放焰火鞭炮，已经多少充实了传统节庆的韵味，就明白自身建设比什么都重要。
文化问题首先要用文化意识解决，靠极端的义愤和作秀般的倡导其实无济于事。去问问年轻人他们接受什么？同等的培植我们自己的文化节庆魅力才是良策。要说明，我其实赞同对中华文化的任何支持措施，但反对一些表面上标榜民族传统实际上却名不副实的行为，从自己做起，从实际做起，从长远打算，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传媒的清醒眼光和意识形态的文化意识对于认识包括中国形象标志是不是头等敏感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所理解的意识形态责任境界应该是文化的，即高尚的人帮助他人反而要对被帮助者说：“谢谢你，让我有机会帮助你”，这一境界是意识形态需要的认识，即把引导帮助传媒实现文化价值当成功莫大焉的德行，这才能达到真正的境界。《伤城》中有“酒好喝，就是因为酒难喝”，换成传媒来看，就是：文化有长效的好处，是因为对于眼前的功利来说它难以现实奏效。但我们需要的是长效的“酒好喝”，和“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的追求。（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导）
观点延深
批评(Critique)
“批评”在CDA中并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负面概念，它主要源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理论，在整个理论构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批评”并不满足于对语言使用进行单纯的描述，而是“试图揭示语言和社会生活中其他隐晦不明的要素之间的联系(如语言在权力关系中的角色、语言如何行使意识形态等)，同时它也致力于进步的社会变迁，以及解放的知识欲望”。采取批评的视角意味着批评话语分析者需要与所分析的话语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将其置于一定的社会语境之中，采取明显的政治立场，结合自我反省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由此可以看出，CDA倡导者认为批评并不止步于揭示话语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批评的最终目的是改变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促使社会变革的实现。从这层意义上来说，CDA是一种社会运动(social action)，旨在促进人类社会与文化的进步。
批评话语分析者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他们公开表明自己的动机是帮助被统治和被压迫群体。他们反对人文科学中的实证主义和科学客观主义倾向，认为完全客观独立的科学研究根本就不存在。“纯实证主义科学只限于所谓的‘客观’描写和呈现‘事实’，但忽视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科学是由科学家来研究的。而科学家跟任何其他人一样具有自己的观点、兴趣和意识形态”。van Diik也指出，任何批评本质上预设着价值评判标准，批评话语分析家必须是“社会活动家”。
话语(Discourse)
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福柯(Fou，cault)的话语理论对CDA的话语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福柯否认语言和话语作为传播工具的观点，认为话语的作用、力量和影响远远比作为传播工具的话语大得多。他用“话语”这个词指一组陈述。这组陈述为在特定的历史时刻谈论某一特定话题提供一种语言或者表述方式。受福柯的影响，Kress认为话语是一套关于某一特定领域的可能的陈述，组织并构造谈论某一特定话题、对象、过程的方式。它为社会和个人行为作出描述、规定、许可和限制。在这个意义上，话语不但能够生产知识、真理和权力，而且还建构话语主体、知识对象乃至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
对CDA话语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前面提到的法兰克福学派批评理论。Habermas区分了两种话语。“策略话语”(strategic discourse)和“交际话语”(communicative discoursel。策略话语是工具型话语，充斥着利益关系；，交际话语是中性的，旨在达成理解与共识。然而，在Habermas看来，交际话语只能出现在“理想的言语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中，即那些没有任何权力关系掺杂其中的乌托邦式交际中，因此话语总会因为利益关系而受到扭曲。
CDA视话语为一个交际过程、一种文化行为，而不是一个成品(finished prod，uct)。话语是交际方在形式结构和意识形态两方面进行选择的结果，它是一种社会空间，对话语的分析离不开对话语实践过程本身及其发生的社会语境的分析。但是，社会话语与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由中介体联系在一起。“对这个中介体的研究形成批评话语分析的核心内容；同时，在对这个中介体的研究过程中，批评话语分析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如以Fairclough为代表的‘话语实践(discursivepractice)’学说，以van Dijk为代表的‘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学说，以Wodak为代表的‘历史话语分析(historical-dis，course analysis)’学说……”。
权力(Power)
权力意味着控制(control)，即支配他人的能力。权力的运作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限制他人行动的自由，二是影响他人的思想观念。前者往往通过暴力来实现(如对示威者的镇压)，而后者则通过采取说服、掩盖、操控等话语策略来实现。毫无疑问，在当今社会中，后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从这个层面上。批评话语分析者有了用武之地。为了更为有效地对他人实施控制，这些话语策略的运作往往非常隐秘，因此批评话语分析者面临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研究话语帮助建构、维持或瓦解权力关系的方式。CDA不太关心纯粹的个人权力。相反它把研究重点放在机构化、组织化的社会权力是如何在话语中生产和再现的。权力不是简单地靠个人行为维系的。更重要的是它是通过社会架构和文化支配的群体以及机构的实践活动得以维持的。由此，“操控”(manipu，lation)一词在CDA中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它指的是社会精英、机构或团体行使社会权力而导致社会不平等。包括政治、文化、阶级、种族和性别不平等。谈到这种不平等，就必然涉及权力的滥用(powerabuse)。
权力建立在掌握稀缺的社会资源之上，如财富、地位、知识等。当今社会。话语表现出空前的表述力和建构力，衡量权力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尺就是对话语资源的掌握和调控，尤其是公共话语。如果某个社会团体或机构能够对话语的方方面面施加更多的影响。那么我们认为它就拥有更大的权力。很明显，有权阶级可以让他们的声音更多地出现在媒体或议会辩论等公共话语之中，而平民百姓的声音则几乎被淹没了。权力的实施不仅与意义、内容有关，也与话语的结构有关(如体裁、言语行为)。不可否认，在电视上发表演讲向来是某些个人或团体的专利。因此，在CDA中权力包含两方面的含义：首先，交际的参与者之间的非对称关系；其次，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用来控制语篇生成、分布和使用的不平等能力。权力并不来自语言，但是语言可以用来抗争、颠覆权力以及改变其分布。
权力可能体现在法律、规则、标准、习惯，甚至是某种共识上，Gramsci称之为“霸权”(hegemony)。霸权的实质是建立同
盟，通过做出让步或采取意识形态手段来谋取从属阶级对支配和控制的认可。“霸权把处于统治地位的各个群体和派别整合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权力集团并将一种道德价值体系推广到整个社会文化生活中去，从而使这种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看上去似乎反映的是全社会的意志。这种推广主要通过话语实现”。霸权是一个不稳定的平衡体，处于不断的争斗之中，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可以使人们去研究话语变化和权力变化的动态关系。
意识形态(Ideology)
权力和操控的获得往往通过意识形态谋求“认可”(consent)来达到。在中，意识形态是一个负面概念，表示对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的一种扭曲的反映，是虚假的意识体现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在CDA中，意识形态一般被看做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指人们理解世界，整理、归纳经验时所持的总的观点和看法，是隐含在常规惯例中的一些假定和期望，这些假定和期望含而不露，很少受到人们的审视和质疑，因而其作用和影响也不易觉察。意识形态通过“自然化”(naturalization)的方式转变成非意识形态的“常识”时最有效。
在谈到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时，Thompson谈到，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可以用来指意义在特定的情况下为权力服务，帮助确立和维护不对称权力关系的方式……广义上，意识形态就是服务于权力的意义。Eagleton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意识形态旨在权力的获取。话语的主观性决定任何话语都必须体现意识形态。话语是在语言的外壳下起操纵作用的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语言只是话语的形式，意识形态才是话语的内容。任何一种语义内容都有无数种语言形式可选择，选择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是在不同的语境下，不同目的作用的结果。内容决定形式，意识形态决定语言再现形式的选择。
Fairclough认为，“在现代社会里，权力的行使越来越多地通过意识形态，更具体地说，经过语言的意识形态运作……语言或许已经变成了社会控制和权力的基本媒介……如果意识形态普遍存在于语言中，那就意味着语言的意识形态本质应该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主要课题之一”。
市委宣传部：
按照《***市委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要求，我局就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了认真自查，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强化领导，着力构建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格局
局党组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总体安排部署，深刻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明确了由主要领导亲自挂帅，一名党组成员专门分管此项工作，切实把意识形态工作摆上了重要日程，进一步健全完善了党组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工作分工明确、各相关科室积极配合，共同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格局，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管理权和话语权。
二、创新方式，全力营造意识形态工作好氛围
局党组不断探索新的方法，把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宣传教育与国土资源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把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与解决个别性、群体性的思想认识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把做好政治理论的宣传教育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充分运用个别谈心、耐心疏导、平等交流、民主讨论等方法，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使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工作做到入情入理、潜移默化。一是从严学习教育，营造了同频共振的良好氛围。先后6次召开党组会研究“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并建立了每月一次的“***讲堂”和两个月一次的专题研讨学习制度，班子成员带头备课作专题辅导，带头撰写学习体会交流发言，得到了干部职工的充分肯定。2016年共举办“**”*期，开展警示教育8次，上廉政党课6次，为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有力有序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是从严安排部署，增强了上下联动的责任意识。市局召开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层层签订了目标责任书。年中由市局党组主要负责人带队，深入全市各县区国土资源局扎实开展党风廉洁建设半年督查暨集体约谈，共约谈县区局班子7个，开展单独谈话120人，发放并回收民主测评表120张，征求意见建议梳理为24条，反馈各县区领导班子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进行整改。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后，市局党组制定了《各分局各县局和市局科室主要负责人述责述廉制度》，对述责述廉对象、时间、内容、程序、结果运用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11月14—26日，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进行了年度全面考核，做到了年初有部署，年中有督查，年底有考核。三是从严管理队伍，构建了促进工作的转化机制。严格管理干部队伍，细化完善了16项内部管理制度和科室岗位职责，有效规范了行政权力运行，构建了以党风廉政建设促进业务工作的相互转化工作机制。强化干部培训，年内共组织系统干部职工参加省、市举办的各类培训班200多人次。积极开展系统内干部职工轮训计划，计划三年内对全体干部完成一轮轮训，2016年举办全市业务知识培训班两期，培训110人。建立完善了廉政防控预警机制，干部提拔任用前，认真落实干部任前廉政谈话、诫勉谈话、述职述廉等程序。四是从严执行规定，培养了节俭办事的良好习惯。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省委“双十条”规定、市委“八项”规定和省厅“九项”规定，加强机关作风建设，严肃工作纪律，精简会议文件，厉行勤俭节约，切实做到正文风、改会风，转作风、树新风。严格落实干部职工廉洁自律和廉洁从政各项规定，用制度管人管事、约束权力、有效预防腐败的内控机制逐步形成。
三、强化基础，树立意识形态工作队伍良好形象
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按照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要求，在全系统开展了内强素质、外塑形象的主题实践活动，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将打造一支思想理论好、综合素质高、具有丰富意识形态工作经验的干部队伍作为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基础，强化学习教育，树立高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障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同时，市局党组多次召开会议、组织学习，在局网站宣扬党的领导下国土资源工作的重要意义，树立了新时期国土资源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四、抓住抓重，努力完善意识形态工作新理念
要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抓好党建是关键。一是科学部署党建工作。2016年初，按照市委党建工作要点要求，组织全局党员干部围绕新形势、新要求下党建工作的重点，周密谋划了全年的党建工作。重点研究部署了“两学一做”专题活动，保证了各项重点工作的有序、有效开展。一年来，我局的党建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实现了以党建工作促队伍建设，以队伍建设促国土资源工作不断登上新台阶的目标。二是详细分解工作责任。明确了相关领导、相关部门和各支部的党建目标任务，在班子内部，进一步明确党建工作分工，党组书记负总责，班子其他成员结合分工抓好分管工作范围内的党建工作。局党组每月至少召开一次专题会议，听取工作情况汇报，研究解决重要问题，从而形成了党组统一领导、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新格局。三是坚持监督检查严要求。对各项工作，做到了有布置必有检查，有检查必有通报。
今后，我局将进一步认真学习，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对研判发现的问题，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梳理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思路，增强忧患意识、政治意识，增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意识和主体意识，进一步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相关规章制度，落实党组责任主体，明确科室责任制，提高系统干部的思想高度，更好地履职尽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关键词：实践美学;中国美学;美学;发展历程
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4-0102-02
实践美学作为中国美学的重要发展方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及理论框架。实践美学，是中国美学理论发展的特定理论形态，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发展特点，围绕各种纷争与辩论，是中国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探究与分析实践美学的理论发展历程，从不同理论角度了解实践美学的理论特征，有利于更好地理解美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实践美学主要代表有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美学”观点以及朱光潜的“艺术生产论实践美学”，其他理论观点有“创造论实践美学”及“自由论实践美学”，还有所谓的“新实践美学”。可见，实践美学理论体系一直不断发展，同时呈现不同的理论分支，更好地丰富中国美学的理论发展。
一、实践美学理论发展的两个重要时期
国内一般将实践美学分为两个时期，分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20世纪80年代之后，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泽厚、朱光潜等学者。李泽厚代表作有《论美感、美和艺术》《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等，在实践论哲学基础上初步创立了“美在客观社会性”的实践美学观;朱光潜通过对美学的研究提出“艺术生产论”，代表作有《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美必然是意识形态性的》《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等。
实践美学发展初期，主要理论观点是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以及朱光潜的“美在主客观统一”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行“美学大讨论”，各种流派对美学进行不同角度的解读，衍生出不同的理论观点，主要人物有朱光潜、李泽厚、蔡仪。朱光潜认为“美在主客观统一”，是基于辩证唯物史观，美是人在从事艺术生产劳动过程中的意识形态;美是实践过程中的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李泽厚提出“美在客观社会”说，是基于实践观及美的社会属性特征。蔡仪只认为美是客观存在的，提出“美在客观”的理论观点，区别于主客观统一的属性。
20世纪80年代，基于新的时代背景下，实践美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实践美学理论观点出现“主体性实践美学”，是李泽厚对美学进行重新解读的结果。这个时期，李泽厚提出自然人化的美学观点以及新感性美学，同时蒋孔阳的“创造论实践美学”、刘纲纪的“自由论实践美学”和周来祥的“和谐论实践美学”也成为实践美学理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后还出现所谓的“新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实践美学理论之争，不断地丰富了中国美学。
实践美学随着社会环境变化不断发展，作为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改变而不断丰富，对中国美学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实践美学不同时期的理论观点也代表着不同时代特征，因此探析实践美学的理论发展历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美学的中国化进程。
二、实践美学初期的主要理论观点
李泽厚基于实践观及美的社会属性特征，提出“美在客观社会”说。针对研究美学的方法，李泽厚认为应该研究客观现实美、人的审美感以及艺术美。通过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分析，李泽厚提出美感的矛盾性，即美是主观直觉性与客观功利性的统一，具有矛盾性，两者相互依存组成美感。基于认识论，李泽厚认为美是客观存在的，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或自然人化的结果，而美感则是对客观存在的美的反映，美的存在的必然性和普遍性造成美感的必然性和普遍性。美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类意志转移，但是美感是人类意识，是基于客观的美存在。
美具有社会性与客观性。李泽厚认为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美感具有社会属性，是社会意识的表现，是对客观美的反映。同时自然美也具有社会客观性，李泽厚认为，自然美是指人类通过实践改造自然而赋予自然以社会的性质和意义，是人对自然的社会性转变，使其保留自然属性的同时还具有社会性。审美与创造美，是一种社会性活动，包括艺术创作及欣赏活动，通过不断地人化，使自然美具有客观社会性。
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朱光潜认为，美既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既有自然性，也有社会性;不过这里客观性与主观性是统一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也是统一的。社会存在不等于社会意义，虽然自然物有社会意识，但是不等于社会存在;人类的艺术创作是一种社会活动，是一种意识形态，基于社会经济与时代背景，而美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不等于社会存在。理论认为，实践是人类对客观社会的生产劳动，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人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然，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精神的变化，产生意识上的喜悦与，即美感。随着实践美学的发展，出现“创造论实践美学”和“新实践美学”。
三、实践美学发展的新时期
20世纪80年代，在艰苦的环境背景下，实践美学作为一种当代中国美学理论的建构形态，仍然不断地发展，以李泽厚为代表奠定了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与理论框架体系。李泽厚以历史唯物论，对康德的三大批判进行了创造性的批判研究，进一步发展“客观社会性”实践美学，代表作有《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美学四讲》，对实践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李泽厚提出“主体性实践美学”观点，以其“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为哲学基础，进一步阐述“主体性实践美学”的形态建构，对“美学―美―美感―艺术”四个层次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与探讨，从而为美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同时，李泽厚还提出“自然的人化”，即人类可以通过制造及使用工具进行物质实践，从而产生一系列精神文化形态。实践美学是人类生产实践过程中的结果，通过改造自然，在实践过程中产生精神上的认知与美感意识。在《美学四讲》中，李泽厚更是把“自然的人化”当作发展当代中国美学或中国当代美学的基本命题，并对其内涵做了新的拓展，在承认主体性实践之外还存在着物质创造这一根本性的同时，突出了其心理情感的内在性。
对美感的探究，李泽厚提出建立“新感性”，即建立人的心理本体或内在的自然人化，从而形成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主要包括两方面感官的人化与的人化。感官的人化即人的自然属性可以通过实践进行改造，形成具有社会属性的感官，这种感官即美感。这个实践过程，从美学角度，就是自然属性的消失、社会性的出现。的人化，就是人通过实践活动，提高认识，把自然属性变形为感性中的理性。“新感性”丰富与发展了实践美学，把美学研究引向美感问题的研究。同时，李泽厚的“三重本体”也对实践美学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构成了“主体性实践美学”的体系构架。所谓“三重本体”，即工具本体、心理本体和历史本体。
蒋孔阳的“创造论实践美学”也对实践美学产生重要影响。蒋孔阳认为探讨美的本质首先应从多种因素、多个层面进行，即从自然物质层、知觉表象层、社会历史层和心理意识层四个层面理解美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把美看成是多种因素通过积累而形成的复合体。美的本质与美的创造紧密相连，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社会性与个体性、理性与感性、意识与无意识等多种因素在审美创造活动及其审美关系中的统一，并且在量的积累过程中发生质的突破。蒋孔阳认为应该通过人的感性活动来理解人的本质，即通过实践活动来分析人的美感形成。人作为实践活动的主体，首先是自然存在物，人的自然属性构成人的感性基础，同时人具有社会存在性，通过实践活动从自然属性上升到社会属性，构筑人的精神世界，即美感形成。
四、结论
实践美学，作为中国美学理论的形态，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形成其独特的理论体系与理论基础。实践美学为美学中国化，为推动当代中国美学理论发展提供重要理论基础，具有深远的意义。在中国社会背景下，实践美学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理论建构同样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特性，归根到底是为社会文化发展提供服务。随着实践美学的不断发展，以为哲学基础，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及研究方式和研究方向多元化。因此，实践美学的发展需要不断地吸收不同的文化，不断地吸收哲学，融合西方现代哲学，结合时代背景发展新的理论观点。21世纪，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信息大爆炸，传统理论面对冲击挑战，实践美学要在哲学基础上，结合时代环境，不断地反思与研究，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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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蔡仪.论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然人化”说[J].文艺研究，1982（4）.
[5]蒋孔阳.美学新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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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有企业，企业文化，问题，原因，对策
一、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企业文化的内涵及功能
1、企业文化内涵
国内外学者对企业文化有许多不同的认识和表述，对企业文化的解释也多种多样。特雷斯·迪尔的《企业文化一现代企业精神支柱》一书中指出:“企业文化应该有别于企业制度，企业文化有自己的一套要素，即价值观、英雄人物、典礼仪式、文化网络。这四个要素的地位和作用分别是: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英雄人物是企业文化的具体体现者；典礼及仪式是传输和强化企业文化的重要形式；文化网络是传播企业文化的通道。1”
美国学者约翰·科特和詹姆斯·赫斯克特在《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一书中指出:“所谓企业文化通常是指一个企业中各个部门，至少是企业高层管理者们所共同拥有的那些企业价值观念和经营实践。同理，所谓部门文化就是指企业中一个分布于各个职能部门或地处不同地理环境的部门所拥有的那种共同的文化现象。2”
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魏杰在其所著的《企业文化塑造》一书中给企业文化下了这么一个定义:所谓企业文化，就是企业信奉并付诸实践的价值理念。也就是说，企业信奉和倡导，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的价值理念，就是企业文化3。
中国学者刘光明在《企业文化》中指出:“企业文化是一种从事经济活动的组织之中形成的组织文化。它所包含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意识形态和物质形态均为该组织成员所共同认可。总而言之，企业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企业文化是企业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的总和；狭义的企业文化是指以企业的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意识形态。4”
从以上国内外学者给企业文化下的定义来看，他们的侧重点或者着眼点各有不同，涵盖面也不尽一致，但是从整体上看，在对企业文化的理解上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一种共有的价值观，是企业员工共同的信仰，它是指导企业和企业人行为的哲学。总之我认为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全体员工在长期的创业和发展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守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及行为规范。它是企业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复合体:
(1)企业文化的物质层，即企业物质文化，是由企业职工创造的产品和各种物质设施等构成的器物文化。是一种以物质形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表层企业文化。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是企业生产经营的成果，它是企业物质文化的首要内容。其次是企业创造的生产环境、企业建筑、企业广告、产品包装与设计等，他们都是企业物质文化的主要内容。具体包括:1.现代意义的产品；2.企业环境和企业容貌；3.企业生产环境；4.技术、设备现代化与文明程度。
(2)企业文化的行为层，即企业行为文化，是指企业员工在生产经营、学习娱乐中产生的活动文化。它包括企业经营、教育宣传、人际关系活动、文娱体育活动中产生的文化现象。它是企业经营作风、精神面貌、人际关系的动态体现，是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的折射。从人员结构上划分，企业行为中又包括企业家的行为，企业模范人物的行为，企业员工的行为等。企业的经营决策方式和决策行为主要来自企业家，企业家是企业经营的主角。企业模范人物是企业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行为在整个企业行为中占有重要作用。企业员工是企业的主体，企业员工的群体行为决定企业整体的精神面貌和企业文明程度。
一、世纪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电影作为人们茶余饭后的重要休闲娱乐形式，其不仅是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的文化产业，也是促进社会文化建设、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同时，对我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发展也有重要作用，电影产业作为软实力已经成为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重要组成部分。
1.电影产业对经济的影响。电影产业对我国经济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其不仅能使自身更好的发展，同时也能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一部电影的成功不仅仅体现在票房收入上，还可以通过与电影相关的衍生品的营销带动其他经济的发展。随着现代化技术的发展，新技术已经在电影中广泛的应用，这就为与电影相关的技术创造了更多发展空间，也能为社会提供更多岗位。在电影产业的带动下，相关技术产业发展起来，同时也为社会就业提供了多个岗位。这就是电影产业的关联性。随着电影产业的发展，其融资方式也日渐丰富起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金融企业的发展。此外，电影产业的发展，对我国扭转贸易逆差，优化产业结构有重要促进作用。
2.中国电影产业对文化的影响。我国是有着五千年文化底蕴的古国，能否将其更好的继承和发扬光大，起主要作用的是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然而随着美国电影进入中国市场，这种文化认同感在逐渐的减弱。美国电影进入中国电影市场之后，其凭借着强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通过展示美国人物像、社会现状和意识形态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价值观、思想、甚至传统文化。美国电影这种强大的影响力、号召力，比真正的经济掠夺更令人后怕，很可能会动摇我国文化根基，甚至同化一个民族。在这种情况下，防止美国文化渗透、保护中华文明和我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我国的必然选择。
3.中国电影产业对政治的影响。新世纪以来，仅用经济、军事为主的硬实力来提高国际影响力，已无法满足新世纪国际往来，而软实力则不同，其本身具有亲和力和影响力，通过亲和力和影响力能直接争取其他国家的政治支持、价值观的认同和文化的接受，能够以和平的方式不断改善我国国际环境。目前软实力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产业作为文化载体，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不仅涉及到民族传统、意识形态，也涉及到政治主张，其在在宣扬民族传统、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上有重要作用。电影产业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在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同时，还能将本国的价值取向、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及政治思想传播到国外，使国外更好的了解中国，以促进彼此的交往。
二、新世纪中国政府对电影产业的扶持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我国电影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直接、间接的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要想使电影产业更好的发展，就要有政府的支持。只有政府对电影产业进行扶持，才能使电影产业迅速发展，才能更好的带动其他产业发展。
1.新世纪中国政府政策扶持对电影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新世纪也就是2000-2010年，这一时期是我国电影产业全面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相应的体制改革都是以为了更好的适应市场经济而提出的，加快开放主动策略，融合不同的资金进入电影产业，已经成为这一时期主要政府扶持政策。在2000年的时候，实行了电影股份制、集团化改革，在2001年的时候有对放映机进行了改革，并列出来改革的实施细则，同年放松了电影单片许可证的范围。之后一年的院线制改革并实行，在2003年的时候CEPA的签署以及《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第20号总局令的出台及相对开放的准入制度《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第43号总局令的出台等,这些方案的出台，对电影制片、发行及放映经营资格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其不仅放宽了注入制度，同时对外资、港资的引进以及电影审评都作出全新调整，无一不说明政府为电影产业的发展和开放提供了智力支持。在政府的支持下，2004-2006年间，广电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工作的意见》、《关于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若干政策的通知》，这些政策的提出，不仅为新时期的电影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同时而也拓宽了海外市场。新的优惠政策的提出，为国产影片走出去创造了条件。从2004年开始，我国对于文化产业发展及文化产业发展中若干税收政策问题出台了相应税收优惠政策和减免政策。这些政策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电影产业的发展。
2.新世纪中国政府政策扶持对电影产业水平的提高有推动作用。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6年，我国电影产业处于高度繁荣时期，繁荣时期的出现与我国政府的经济优惠政策是分不开的。经济优惠政策出台，不仅促进使影片发展、市场的发繁荣，同时对电影工作水平的提高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电影专项资金这一先征收后返的经济优惠政策提出并实行，为推动电影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这一年国家征缴电影专项资金约9000多万元，与1996年相比较是其11倍。不仅如此，这些专项资金不仅资助了国家重点影片、农村影片及少儿影片的拍摄，同时也为电影走进社区及在农村数字化放映等提供了资金支持，据统计，这一年的资助总额约2亿元。
关键词：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道德生产；社会风气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10—0044—04
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认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道德生产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形式，是社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拜金主义影响，社会公民道德严重下滑。在人们都不约而同呼唤公民道德回归的当下，以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为指导，超越以道德论道德的模式，借鉴经济学产出与收益关系原理，加强道德生产，对于加快道德建设、促进社会和谐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的全面生产理论与道德生产
马克思在经济学中的生产概念，指称物种生产资料的生产活动。马克思在哲学层面上的生产概念，指称人类的全部活动。整个社会的延伸都可理解为生产的过程和结果，马克思把这种生产，称为“全面生产”。
对于生产的方式与分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1]“全面的生产”，生产社会的生产，不仅仅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也包括人的生产，包括精神生产（宗教、法、道德、科学、艺术），包括社会关系的生产。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谈到个人的精神财富与其现实关系的财富的关系时，他指出，人的现实关系的财富决定了其精神财富，而不是相反。他指出：“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2]42因此，马克思哲学层面上的“全面的生产”，是指人们所创造的一切，是指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
同样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想、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也是这样。”[2]29针对以青年黑格尔主义分子为代表的唯心主义者力图把精神、精神生产和精神发展理解为某种独立自足的、甚至是奠基性的社会现象的错误观念，马克思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在批判中强调道德、宗教、精神等不过是物质生活的必然升华物。离开物质生活，“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2]30
马克思在对人类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的依存关系是——既不存在无一定社会关系的物质生产，也不存在无一定物质关系的社会关系，并且，“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2]52
对于施蒂纳把个人的欲望归结于意识或善良意志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是这样批评的：“这不决定于意识，而决定于存在；不决定于思维，而决定于生活，这决定于个人生活的经验发展和表现，这两者又决定于社会关系。”[2]295对人们的意识乃至整个精神生产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是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不是思维或观念。
对于人的本质的研究，马克思也是立足于人的现实的物质生活，而不是立足于抽象的观念或精神。最终得出超越一切前人智慧的判断——“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毫无疑问，社会关系的总和，不仅是历时态上人类代代相传的生产力发展的产物，也是共时态上人类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及其共同作用的产物。因此，任何一定阶段的物质生产，必定会给精神生产和精神消费活动打上自己的烙印，与此同时，一定阶段的精神生产和精神活动也反过来对物质生产打上自己的烙印。
分析一个人或人群的活动，不能离开他或他们生存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离开一定的社会关系，就不能对个人的行为方式作出正确的判断，也不能要求个人或人群的行为超越当时的现实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说过，“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就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3]344 就像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黑人成为奴隶的真正根本原因在于物质生产关系，现代人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或道德与功利目的各占多大比例，或要寄望当下人的行为达到期望的道德高度，如此等等，也必须要把他们置于当下的生产关系中来考察，才能得到最合适的结论。
关键词：转型时期；大学生；体育课程权力；审视
社会体系的变化影响着人们思维的变化，公民社会、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朝着民主化、公众化发展是社会长期以来发展的趋势，所以，大学生在社会转型期的思想意识变化是对自身权利的意识和应用，对于大学体育课程的改革有着重要意义。
1．大学体育课程的现状
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大学体育课程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新的运行管理机制，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传统的教学理念仍然制约着权力和思想的解放，决策的制定与施行中的矛盾也层出不穷，表面上是资源的争夺，实际上是人们思想的落后以至于无法跟上教育改革的步伐。在课堂上大学生很难表现自我，学生整体属于政策和制度的受众，在教育事业中扮演被指导、被组织、被灌输的角色，大学生权力的重视程度不高，整体趋于弱势。
2．高等院校体育课程教学在社会转型时期发生的变化
2．1社会体系的变化带动大学生思想的变化
目前我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发展与转型时期，原先的社会阶层和各方平衡被逐渐打破，由政府和社会组织构建的一系列权利分配体系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正在从传统的农业、畜牧业逐渐迈入现代化工商业的发展模式中，从过去的封闭、单一的经济体系逐渐发展成开放型的多元化经济体系，社会的文化、经济、政治结构不断的分化又重组。在国家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已经从过去落后的国民社会发展成了现代化公民社会，其中，大学校园一直是一个国家思想最为活跃、新事物最容易诞生的地方，各种文化和思想在这里碰撞、整合、完善，所以，大学生的思维模式、生活特点、人生观、价值观等观点看法以及主流意识都会随着社会体系的转变而发生剧烈的变化。
2．2生产力的变化带来传播媒介的变化
新媒介通常是指利用互联网、电子信息技术这些现代化的高新技术而运行的新媒介，其中既有网络传媒、也有与传统媒体相结合产生的新媒介。过去博客、论坛、e－mail等传播媒介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而现在的微博、微信等手机移动端的新媒介传播更具有范围广、功能全、信息及时的特点，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意识形态以及人际交往的模式，这些都加快了人们思想价值观的交换、碰撞、分化、磨合，成为了促进社会思想意识全面改革发展的重要媒介，这是中国媒体的传播媒介的转型。而随着传播媒介的更新换代，大学生的交流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大学生作为社会上的一个特殊群体，对于新鲜事物始终抱有好奇和乐于尝试的心态，因此新媒介的兴起对于大学生有着很强的针对性，而大学生对于新媒介也有更强的适应性和运用能力，久而久之新媒介成为了影响大学生意识的重要途径，大学生也成为了新媒介的主要受众。
2．3意识形态的变化
大众媒体传播信息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意识形态的构建，要对现代的社会意识形态进行全面的剖析，就必须意识到大众传播在意识形态构建中的作用，将其放在意识形态构建影响力的重要位置。大众传播对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个体化、网络化、社会化和全球化几个方面，新媒体对于传播的提升也主要是传播媒体和传播范围的提升，本质上是传播能力的强化和传播效果的提升。而高等院校和大众传媒都是影响意识形态的重要渠道，新媒体的应用意味着传播的转型和升级，新媒体对大学校园进行了全方位的渗透，对于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已经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大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新媒体作为一种具有社会性质的传播通道，它对于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着很强的渗透能力，具体表现在网络上对于各种信息几乎是数不胜数，网络意识形态无处不在，这也使得大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在不断的更替变化。同时新媒体强大的功能性也使得大学生个人的意识形态能够在各种平台上进行充分的展示，个人在意识形态构建中的作用极大的提高，通过互联网这一现代化平台，大学生能够更加主动积极的参与到大学校园的活动中。
3．转型时期大学生体育课程权力的赋予建议
3．1切实完善课程权力制度的保障
体育课程是大学生参与高等教育中的体育教学部分的主要渠道，最好的方式是通过严格落实相关法律法规，用政治的手段明确赋予大学生体育课程的权力，从而确保大学校园的体育教育和体育活动能够得到足够的重视，以便顺利开展体育活动。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应当保证大学生最基本的权力，即当大学生的体育权利受到侵犯时，应当有明确的条文和规定方便其进行申诉、上报、反馈，给予学生充分的保障。通过建立完善的权力体系，让大学生明白自己在其中拥有的权力以及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力，建立充分完整的反馈体系以及健全的处罚机制。要实现大学校园体育课程权力的保障，就必须要将实际权力与程序保障措施相结合，实现权力的相互制约以及权力的明确归属，落实权力和责任的主体，以便追根溯源。
3．2实现课程权力的分散管理
当前我国的大学体育课程管理上仍然是由学校的主管领导来进行管理和落实的，这种管理模式的确有利于决策的快速制定与下发，提高决策的实行速度与权威性，但是这个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的权力得不到发挥和重视，大大降低了一线教师和大学生投身大学体育课程管理活动的热情。所以要想改变这种现象，就必须要进行大学体育课程的权力分散管理，将管理权力进行集权和分权管理的有机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保留大学体育课程的集权、层次化管理的基本理念，把最核心部分的管理权限仍然保留在院校的决策层阶级，继续施行下级对上级汇报负责的规章，然后在大学体育课程内部实行分散管理，建立专门的大学体育课程管理专委会、大学生体育课程权力机构等保障大学生体育课程权力的组织，将大学体育课程的权力进行分散式管理，这样既减轻了管理的负担，又将权限下放给了教师学生，提高了他们参与到体育课程中的积极性。
3．3建设大学生参与体育课程权力监督活动的渠道
要想实现大学体育课程权力的监督，民主化和多元化的治理以及相互督促是有效的办法。在大学体育课程的管理中，相关领导部门要多赋予大学生管理与监督的权限，推动体育课程朝着民主、规范、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防止权力的集中与滥用。通过制定明确的规范制度，能够让大学生在体育课程的管理中施行自己的决策、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大学生为主的团体也能够更好的代表学生们行使自己的权力，从而在体育课程的管理与权力的使用中起到监督的作用，为大学生行使权力提供了有效的渠道。
一、新会计准则的颁布实施是制度变迁过程
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效率更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它包含两重含义:一是制度创新,二是新旧制度转换。制度变迁能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的提高。制度的基本功能之一是减少交易费用,节约社会资源,使社会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分配。会计准则是用来提高财务报告的质量的,而财务报告是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财务报告减少了信息的不对称,减少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从而减少了交易费用,提高了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因此,会计准则总体上是一种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
二、我国新会计会计准则制度变迁的方式
一个社会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方式受制于有着特定偏好和利益的制度创新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我国的新会计准则变迁进程表现出如下特点:
(一)强制性变迁为主,诱致性变迁为辅
我国会计规范的变迁显然是一种强制性变迁,是一场以引进为基础的制度变迁,而不完全是自然演化形成的制度变迁。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会计人员在制度创新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达到会计规范改革的目标。这种强制性中的诱致性在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定和征求意见过程中得到了体现,并大大减少了自上而下的整体改革过程中由于信息不足可能出现的风险。
(二)增量渐进式的变迁
制度变迁可以采取“激进式”和“渐进式”两种方式。我国的会计准则国际化基本上是一种渐进的方式,即先在旧规范的边缘引入一些新对我国有重要意义的制度安排,通过新制度的不断发展来逐渐缩小旧制度的空间,然后达到整个会计改革的目标。这种增量渐进式变迁的特征是由其较低的交易成本所决定的,也是由我国现实的经济环境所决定的。
(三)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
诺斯指出,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路径依赖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是利益因素。一方面,在会计准则国际化过程中,会计人员的素质、观念等往往不能很快适应。另一方面,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需要一个过程。为与国际接轨。
三、新会计准则制定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制度变迁理论深刻揭示了审计准则的变迁是由其内部存在的各种矛盾引发的,明确了只有当通过准则创新可能获取的潜在利润大于为获取这种利润而支付的成本时,准则创新才会发生,才导致准则的变迁。从制度创新的动力源泉与条件来说,新制度经济学所提出的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是经济主体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在制度制定和变迁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和路径依赖从环境上对审计制度施加着不同程度上的影响。
(一)会计制度变迁的意识形态因素分析。
意识形态是由互相关联、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所构成,包括道德和伦理法则。意识形态本身就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种制度安排。市场机制得以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人们能遵守一定的意识形态。如果对个人的最大化行为缺乏某种制约,产生了过高的遵从规则的成本,需要花费大量的投资去使人们相信这些制度的合法性,那么,制度安排将是无效率的。可见,制度的安排需要和意识形态相结合。新会计准则是审计市场上各利益主体间博弈的产物。
(二)会计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
路径依赖是指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得到自我强化。制度经济学认为,如果人们选择的制度变迁路径是正确的,经济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的循环轨道,迅速优化;反之,则会顺着错误的路径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而导致停滞。这反过来又成为推动准则进一步完善的重要力量,双方呈现出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局面。
四、我国新会计准则制度的推动主体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会计准则制度的制定机构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由政府职能部门直接制定,其代表如法国、日本等。第二种是由民间机构负责制定,政府通常不直接干预,如英国和英联邦国家加拿大除外。第三种模式是由民间性职业机构制定,但政府拥有监督管理和最后的决定权,其典型代表是美国和加拿大。从我国会计准则变迁的历程可以看出,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化主要是政府强制推动的,政府扮演了制度供给者的角色。
关键词：潜在课程；学生；文化观念
一、问题的提出
有人说，我们的教育主要是灌输型的知识教育，导致我们的学生缺乏自主个性和独立人格。此话切中了当前教育的要害。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有人从学术性的角度提出解决方案，即加强学生的思维训练，促使学生形成反思性思维品质。反思性思维的本质是“假设—检验”，这决定了具备反思性思维品质的人既敢大胆想象，又会小心求证，是一个勇于探索、尊重事实的人，是不会人云亦云的人格独立的人。因此，通过学术训练的方式培养学生反思性思维，对形成学生自主个性和独立人格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培养学生反思性思维”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解决办法，要培养学生自主个性和独立人格，还要从文化观念层面入手。因为文化观念是最深层、最根本的制约力量，学生的文化观念转化了，才会产生“有着文化价值指向的、持续不断的、对个体生命构成意义的变化”[1]69，继而形成自主能力和独立人格。
文化观念位于人们深层的心理结构中，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因此，文化的破旧立新是一项比较困难的事。那么，学校应如何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文化观念呢?
二、潜在课程对于学生形成正确的文化观念具有重要作用
在学校里，学生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学生受由学校精心组织与传授的正式课程的影响；另一方面，学生受学校人际关系、组织结构、校风、班风等因素以及隐匿于教学大纲、教材中的观念的影响。从课程的角度看，前者是显性课程，后者属潜在课程。因此，要形成学生正确的文化观念，不仅要强化有明显目的性的正式课程的影响，同时要强化潜在课程的影响。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正式课程通过课程改革、教学改革等方式加强了对学生正确文化观念的培养，效果较为明显，而潜在课程的良好影响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开发。因此，发挥潜在课程的作用，培养学生正确的文化观念是当务之急。
首先，潜在课程是影响正式课程效果的重要因素。根据斯腾的趋同理论可知，环境中的客观因素决定“人有目的的活动是否可能达到预先的目的”，要想达到预先设定的目的，就要“预先安排人去选择客观世界的某一有限部分作为环境”[2]。因此，要想保障正式课程的效果，必须保证作为潜在课程组成部分的教育教学环境与正式课程在目标上的一致性，否则，正式课程的效果就会被耗损。
其次，潜在课程具有的一系列特点，决定了它在培养学生正确文化观念方面具有优势。(1)潜在课程从知情意行方面全面影响着学生，其影响具有整体性。(2)潜在课程具有易接受性。潜在课程未明示于各级公立学校的教育理论或原理之中，也不在各级公立学校的教学计划之内，它主要通过学校环境的非强制性影响，通过暗示、模仿、感染、认同等心理机制，或使学生在无意识的心理状态下不知不觉地接受影响，或悄悄地激发学生的情感，引起学生的价值认同，使学生有意识地、主动地接受某些环境因素的影响。潜在课程的易接受性说明，借助潜在课程培养学生正确的文化观念具有便利性。(3)潜在课程的影响具有持久性。潜在课程的载体是学校人际关系、组织结构、校风、班风以及隐匿于教学大纲和教材中的观念，这些载体具有稳定性、持久性。根据心理学“刺激-反应”的“积累原理”可知，这种由载体带来的稳定的、持久的刺激有一种持久的力量，它容易深入学生内心，形成学生较稳定的文化观念。
总之，潜在课程能以一种便利的方式给予学生全面且深刻的印象，并以此呼应正式课程的良好影响，形成学生正确的文化观念。那么，应怎么发挥潜在课程的作用呢?
三、借助潜在课程的研究成果，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文化观念
潜在课程的研究成果显示，其研究分“结构—功能论”、“现象—诠释学”、“社会批判理论”三大派别，它们关注的领域不同，关心的问题也不同。借鉴这些理论，我们可以多方面、多角度地发挥潜在课程的优势，培养学生正确的文化观念，以形成学生的自主个性与独立人格。
1借鉴“结构—功能论”理论，促进学生形成参与、自我管理的文化观念
“结构—功能论”认为，“学生在学校及班级的环境里(包括物质、社会及文化体系)，有意或无意中经由团体活动或社会关系，习得‘正式课程’所未包含的或是不同甚至相反的知识、规范、价值或态度”[3]。这一见解主要是从潜在课程与正式课程不一致的角度来说明潜在课程的影响的。
不同类型的学校组织蕴涵着不同的文化观念，学生从中习得的文化观念也是不同的。学生从科层式学校组织中习得的文化观念与从学习共同体式的学校组织中习得的观念就完全不同。科层式的学校组织是一种等级制组织，强调上级严格地控制并指导下级的活动，它内蕴的文化观念是控制。学生从这种组织中习得的文化观念是服从。学习共同体式的学校组织将学校作为人们共同学习、成长的场所，它强调组织的“中心就是价值观、情操及信念的储存器，它能够为使人们凝聚于一项共同的事业提供所需要的‘黏合剂’”[4]7。在共同体中，管理者、教师和学生在建设共享的价值观方面有各自特定的责任。由于共同体成员建立共享价值观的过程，正是他们个人对竭尽努力使共同体运作并运行良好而做出承诺的过程，所以，共同体组织内蕴的文化观念是参与与自我管理。只有将学校建构成学习共同体组织，让学生形成参与观与自我管理的观念，学生才会自觉地、负责任地参与学校的管理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自主个性与独立人格。
2借鉴“现象—诠释学”理论，让学生形成协商的文化观念
“现象—诠释学”认为，“学生在学校或班级的‘生活世界’中，不断地与教师或同侪团体产生存在经验的‘对话’，而使其对教育环境产生意义与价值的解析，并进而扩展其存在经验。这种经验是在非限定和创造性的情境中开展的，不是事先安排好的‘有意的学习’”[4]8。“现象—诠释学”揭示，非限定性情境中的师生对话、生生对话能够形成或扩展学生的存在经验。那么，学生通过对话形成什么样的存在经验呢?这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师生、生生对话的内容，二是学生获得经验的方式，即对话方式。其中，由于对话方式具有特定的功能，它有助于学生形成协商的文化观念。哈贝马斯说：“进行对话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每一个别的参与者都是自由的。这是从他以第一人称使用知识权力的意义上讲的，这种权力使他能够采取立场。第二个条件是，这种知识权力，依据寻求经过深思熟虑的赞同的过程而得到实施，它于是选择为所有涉及到的人都可接受的合理的办法。”[5]可见，对话不是一方反对另一方，也不是一方附和另一方。实际上，对话的每一方都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和独立意志，但对话各方的目的不是要唯我独尊，而是力求根据深思熟虑的探讨过程达成共识。这种形成共识的过程是彼此相互理解的过程，也是协商的过程。学生经常参与对话活动，就会形成平等看待不同意见的态度，就会形成交换意见、澄清偏见的习惯，也就是说，对话能形成学生协商的文化观念。
形成学生协商的文化观念，有助于学生自主个性与独立人格的成熟。因为，学生有协商的文化观念，意味着学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被动服从的对象，他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勇于与他人平等交流，并在这一过程中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如果存在对立意见自由交换的机会，我们就有通过商谈而达到共识的可能，就能拓展我们的视界”[1]92。因此，我们要借助“现象—诠释学”理论的成果，在动态的、生活化的等非限定性的教育环境中有意识地为学生创造对话的机会，借此培养学生协商的文化观念。
3借鉴“社会批判理论”，促进学生形成反思性的文化观念
社会批判理论重视课程本身蕴涵着的价值规范，对这些价值规范的运用是一种潜在课程，它可以对学生的经验造成影响。即潜在课程可以“影响或决定‘正式课程’内涵和特性所含蕴的价值、规范、态度等，并将其内化于教学过程中(不论是有意或无意的)，进而使学生习得这些经验，借以完成社会化”，也可以“将这些经验转化为自我意识的反省和批判，进而产生对现状改进的实践活动”[4]8～9。“社会批判理论”给我们的启发是，我们不能将课程当做客观中立的东西，我们要在审视课程所蕴涵的价值规范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接受正确的价值规范，批评非正确的、意识形态式的规范。换句话说，我们要借鉴“社会批判理论”，促进学生形成反思性的文化观念。学生形成反思性的文化观念，意味着学生能在自觉审视、独立判断的基础上，或自主选择、自觉吸收课程蕴涵的价值规范，或批判其蕴涵的价值规范，这显然有利于发展学生的自主个性与独立人格。
从当前的情况看，要促使学生形成反思性的文化观念，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破除知识的意识形态。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知识意识形态。第一，人们认为知识是恒真的，一经验证产生，就无需再接受批判与修订，这种观念导致了课程知识意识形态的产生。第二，人们认为课程知识是客观的，具有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的普遍适应性，它适应任何文化环境，适应任何人。要破除第一种意识形态，就是要让学生认识到，知识只是—定条件下人们对事物一定程度的认识，它具有暂时性、开放性和发展性。要破除第二种意识形态，就是要让学生认识到，被选择成为课程内容的知识不是客观的，它传递着特殊阶级的价值诉求。“在知识的选择、传递、分配和评价中，由于受到文化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它也反映出既得利益的价值观，以及以其需要为主而转化为各种社会的规范，因此这种由一特殊阶级利益控制的知识学习，也会成为一种意识形态”[6]。可见，只有破除知识的意识形态，学生才可能反思知识的终极性，才可能反思知识的文化立场。也就是说，破除知识的意识形态是学生学会反思、走向真实的重要举措，是学生形成自主个性与独立人格的重要一环。
总之，潜在课程具有一定的功能。我们要通过建构适当的学校组织、开展对话、破除知识的意识形态等措施，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文化观念，促进学生自主个性与独立人格的形成。
参考文献：
[1]肖川．教育的理想与信念[M]长沙：岳麓书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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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伯璋．潜在课程研究[M]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5
[4]萨乔万尼．道德领导：抵及学校改善的核心[M]冯大鸣，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58
平面艺术设计活动是一项重要的设计工作，随着设计环境的逐渐升级，交互设计成为了平面设计领域的主要方式，使用交互设计的方式对平面设计过程中的情感构架进行设计，能够很大程度上提升平面设计的质量。
关键词：
交互设计；平面设计；情感构架
在进行平面设计的过程中，交互设计越来越受到专业人士的关注，交互设计同传统的设计理念存在一定的差异，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不会仅仅关注所要表达的事物的外在状态，而是会对事物的内在含义进行表达，因此，对交互设计的情感构架进行分析，是当前很多平面设计领域专业人士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实施交互设计艺术情感架构研究的重要意义
交互设计同传统设计的差异造成了交互设计设计等级的提升，随着我国社会的高速发展，人们对平面设计的要求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平面设计所要表达的视觉美感，而是希望通过平面设计可以实现思想观念和内在审美需求的表达。交互设计在进行情感表达的过程中，可以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对设计人员需要进行描述的内容进行规划，并从细节出发，对设计人员需要表达的情感进行详细的描述[1]。交互设计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不能仅仅按照设计的理念进行设计界面的确定，而是要通过改造设计的方法，使交互设计所要表达的情感和内涵能够更加接近时尚的需求，使科技创新的成果能够更好的使用于交互设计领域[2]。交互设计的应用过程中，可以将所要表达的生活情感和艺术感受进行良好的结合，以便在交互设计的良好艺术背景下，平面设计工作可以更好的进行艺术情感架构的改良。交互设计在进行情感架构的改良过程中，可以使平面设计的作品能够更好的对艺术理念进行表达，因此，作品的重要社会意义会由此得到实现[3]。平面设计的设计人员可以按照现实中真正存在的物资形态进行平面设计基础架构的确定，并将所要表达的情感和理念融入完整的架构当中，使真实的物资状态能够通过平面设计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理念。因此，通过对艺术架构的高水平设计，能够使设计人员将更加深邃的设计理念融入平面艺术作品当中，使作品的观赏者获得难忘的艺术效果。通过艺术架构的科学处理，平面设计作品的观赏者可以更加直观的了解设计人员的思想感受，以便作品的设计者能够将关注的重点集中于平面设计作品的理念设计方面。
二、交互时代平面设计活动艺术情感表达方式
1、平面设计过程中设计者表现欲望的设计
首先，平面设计人员需要对实施设计的目的进行更高水平的明确，以便设计在实施过程中能够更好的进行审美活动的设置[4]。首先，要了解审美活动的具体要求，根据平面设计作品观赏者的具体审美需要，对实施交互设计过程进行设计。可以根据具体艺术架构进行理念的明确，在进行交互设计之前，设计人员需要保证情感架构分析的深入性，以便设计作品所表达的理念能够更好的被社会接受[5]。另外，平面设计活动不仅需要满足社会各界的观赏需求，也要保证实施交互设计的人员能够将需要表达的思想观念进行很好的表达，因此，交互设计的意义不仅存在于社会需求的各个领域，也能够满足设计人员的具体意愿，因此，交互设计是对设计作品观赏者和设计者的双重满足。在进行交互设计的过程中，设计人员可能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在交互设计实施的状态下，外部环境的因素会成为影响交互设计质量的重要因素。设计人员在进行情感表达的过程中，外部环境会随时对设计人员想要表达的情感进行影响，而情感的表达方式和表达手段，也会因环境的因素产生较大的转变。因此，设计人员可以通过交互设计的方式进行设计理念的表达。
2、平面设计过程中设计者使命意识的表达
不仅是平面设计领域，很多艺术设计领域都存在使命意识的表达，使命意识是在具备一定社会需求的情况下，根据社会的具体需要进行的意识形态表达[6]。因此，交互设计在进行过程中必须能够同社会意识形态完全适应，在进行社会经济基础分析的过程中，要将经济基础作为判断意识形态形成的主要原因，以便交互设计在进行过程中能够得到意识形态理念的支持，并完成设计人员使命意识的顺利表达。在进行交互设计的情况下，要将交互设计过程中的外部因素进行分析，政治因素和都会成为影响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会成为影响交互设计者使命意识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通过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分析，实现交互设计理念的完美化处理。
3、平面设计过程中设计者的审美需要
在进行平面设计的过程中审美是非常重要的表达内容，提高平面设计作品的审美等级，能够使作品在审美过程中实现艺术价值的提高[7]。普通的平面设计作品观赏者，在进行作品价值判断的过程中，往往将审美诉求的表达作为最重要的判断标准，专业人士在进行平面设计鉴定的过程中，会首先将平面设计者对作品的物化形态作为主要的判断内容。可以根据具体的物化状况，对平面设计作品的具体价值进行明确，以便设计工作能够将主要的设计理念同设计的具体内容相结合，并将审美需求在固定的设计理念中进行普及。正常情况下，设计人员可能会将平面设计作品的创作方案进行调整，使其在形式上更加接近真实的物化标准。因此，平面设计过程中的交互设计，可以根据设计活动的具体需求进行设计理念的判断，以便艺术作品中抽象的概念可以通过物化的形式得到全面的表达。在进行审美诉求的表达过程中，设计人员可以对详细的感情采用抽象表达的形式进行设计，进行平面艺术作品设计的情况下，可以按照创作的具体理念进行设计者情感的高水平发挥，使平面艺术在设计过程中的形态可以得到表达方式的明确，在进行自然景物因素的交互设计过程中，设计者可以将自然界富于变化的理念进行充分的表达，在进行情感表达的过程中，可以使设计者的情感能够同自然物的具体状态相结合，以便表达力能够得到全面的提升。设计者可以从情感宣泄的角度入手，对实际存在的物质的设计理念进行抽象化表达，交互设计进行过程中的情感宣泄需要按照既定的艺术构架进行正常的宣泄，使情感的发挥能够充分适应情感的表达需要。在进行情感宣泄的过程中，必须保证交互设计人员的情感表达方式能够同自然规律保持一致，以便具备规则性特点的表达方式能够同具备挥洒性特点的交互设计形式实现统一，使自然因素能够真正成为交互设计人员表达情感的方式。
三、交互时代平面设计艺术架构的具体表达途径
1、进行交互设计的过程中进行艺术情感的创作
在进行交互设计的过程中，设计人员需要将艺术情感的融入纳入创作的范围之中，并保证在时间层面将艺术情感的创作作为涵盖全范围的创作内容。首先，交互设计的人员要按照规范的程序进行作品艺术格局的明确，在进行自由创作之前，需要保证作品的艺术格局已经完成基本设计，并且能够在交互设计的过程中实现内容的充实。然后，设计人员需要将自由组合的艺术成分在艺术格局中自然融入。设计人员的设计情感表达也是设计人员需要注意的内容，因此，要保证设计人员的思想情感能够在设计起始阶段进行表述，使设计情感可以同当前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进行融合，并以正规的艺术形式进行表达。要将艺术作品对人性的关怀作为提升艺术作品价值的主要因素，设计人员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可以对各类资料进行高质量的整合，使交互设计的作品能够具备充分的人性关怀表达能力。要允许在进行资料整合的过程中对情感的酝酿方式进行明确，以便情感的设计和推动可以同交互设计的不同阶段进行对接。进行设计管理的过程中，可以按照调研活动所收集到的准确信息，对人本精神进行高质量的追求，以便设计人员能够将人性关怀在设计理念中进行良好的表达，提升设计理念在人本意义层面的重要性，使交互设计人员的设计材料可以充分发挥作用，并在进行情感创作的过程中将需要表达的情感进行全面的展示。
2、在进行交互设计的创意过程中进行情感的表达
首先，交互设计人员要按照正确的方式进行创意情感的表达，可以对需要进行转移处理的因素进行更改，并使其具备足够的功能，如果交互设计过程中的客观环境可以保证设计的顺利进行，则可以通过诱导的方式进行设计理念的表达。在进行情感转移的过程中，要按照正确的比喻方法对需要进行表达的情感进行明确，使艺术作品展示出的因素能够具备足够的象征性，可以通过借代的形式进行创意的开发，并将需要进行艺术处理的因素进行夸张化表达，使交互设计的观赏者能够更加直观的了解设计人员的情感。因此，设计人员需要首先对作品想要表达的因素进行规划，并将其作为提升审美质量的主要因素，使其能够更好的进行设计水平的提高。设计人员需要在进行创意的酝酿过程中，对平面设计的具体程序进行确定，并为不同的设计程序进行设计道具的准备，使设计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并促进设计作品质量的提高。
四、结论
交互设计是目前平面设计领域重要的形式，对交互设计的艺术架构进行研究，不仅能够使平面设计的作品可以从更多的方面实现价值的提高，也可以使设计工作受到更大范围内的认可。
作者：邸悦 单位：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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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静.基于视觉体验的网页界面极简主义设计[D].中国地质大学,2013.
[5]周颜磊明.包豪斯设计思想对移动网络终端用户界面设计的影响研究[D].湖南工业大学,2014.
主体素质层面：努力提高党员干部的信息素质
执政能力建设的主体是广大党员干部。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学习网络技术，熟悉网络设施的使用方法，掌握网络媒体，绝不能甘当“外行者”和“门外汉”。适应信息化的需求，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信息素质的培养。
要注重对党员干部正确信息观念的培养。从某种意义上说，党执政的过程就是信息的收集、加工、处理的过程，执政党职能的有效履行，有赖于适时、准确的信息。换言之，信息及信息网络已成为现代执政党的神经系统，因此我们必须注重对党员干部正确信息观念的培养，使他们强烈意识到“信息就是资源”、“信息就是财富”、“信息就是力量”。要引导党员干部勇于学习各种新的信息技术，善于用新的信息技术来为更好地执政服务。不要认为与网络相距较远，其实就是建立在现代科学进步的基础之上的。
加强对党员干部信息能力的培养。信息能力是指人们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和获取、加工处理信息，分析判断信息的能力。要加快建立党员干部信息技术知识与技能的培训制度、统一标准和培训大纲，编制一批高质量的实用培训教材；将信息技术知识技能培训纳入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教学计划，举办各种培训班，对党员干部进行在岗培训，充分利用院校教育资源，开展相关培训；制定公务员信息技术知识技能的等级考核制度，将该考核纳入公务员业务考核范畴。
加强党员干部信息道德的培养。在执政信息化的过程中，广大党员干部既是信息生产者、加工者，又是信息传播者、使用者，他们是否严格遵守信息法律法规，尊重知识产权，是否注重保护个人隐私、保守商业秘密、维护信息安全等都事关执政效果的好坏，事关社会安定，因此要强化他们的信息道德教育，使他们能够严格自律、自觉践行信息道德义务，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行，保证信息化建设的顺利发展。
法律规范层面：建立健全适合中国国情的网络法律法规体系和技术标准
信息化的健康有序发展，公民信息权力的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都离不开法律和制度的有力保障。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会不同程度地对传播媒体实行干预和控制，以保证他们不偏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轨道，并要求它们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服务。由于网络媒体在技术上难以完全控制网络上信息的和传播，我们更需要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网络法律法规及网络市场管理与规范体系。
完善我国的信息法。要加快建立电子文件法、电子签名法、电子版权法、数据保护法、电子身份证法、信息资源的管理、传递、交换条例等。为了更好地打击网络犯罪，保护网络安全，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为打击计算机犯罪提供必要的依据。
建立我国的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为适应信息化社会的需要，尤其须对电子信息的公开作出明确的规定。党在执政过程中的信息化意味着党和政府的决策信息公开，意味着党和政府通过信息网络为社会提供信息和其他服务，因此建立我国的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将党务信息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纳入制度化、法制化轨道，对于推进政府信息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制定和完善必要的技术标准。加强信息化建设，关键要搞好整体规划，制定统一的电子公文交换技术标准，这是国外政党和政府推进信息化过程中的普遍经验。我国虽然在这方面做出过一些具体规定，但至今还没有制定出相关标准，特别是在技术标准方面几乎还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为推进信息化的发展，我们必须制定和完善必要的技术标准。在此过程中，我们要注意采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资源建设层面：充实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所需要的网络资源
主动建设好网络资源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执政党资源建设层面可以分为两项内容，一项是意识形态资源，另一项是民主效率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