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12 21:42:58
宏观经济政策如下：
1、需求管理：需求管理是指通过调节总需求来达到一定政策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它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2、供给管理：供给学派理论的核心是把注意力从需求转向供给，供给管理是通过对总供给的调节，来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
3、国际经济政策：国际经济政策是对国际经济关系的调节，现实中每一个国家的经济都是开放的，各国经济之间存在着日益密切的往来与相互影响。
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用来达到政策目标的手段，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中，常用的有需求管理、供
（来源：文章屋网 ）
国家发展改革委讯：2006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面分析了2007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环境，对全年经济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总的要求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着力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着力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促进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007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是：
――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和扩大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进一步落实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并根据经济运行新的发展变化，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和微调，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以发展农村经济为重点，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继续巩固、完善、加强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切实加大对“三农”的投入，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逐步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进一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一大力推进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自主创新，提高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以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为重要抓手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增长方式转变，促进质量效益提高。积极开展资源综合利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环境保护，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推进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一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进一步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积极推动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推进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加快发展。落实和完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措施，支持中部地区有序承接东部地区和境外产业转移。
――继续深化各项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提高竞争力和控制力为重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加快行政管理、投资、财税体制等改革；以完善金融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优化金融结构为重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以建立健全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为目标加快社会领域体制改革；以调整和完善对外经济发展模式为重点，优化商品出口结构，促进一般贸易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以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和海外智力为重点，优化外商投资结构；积极有序地扩大境外投资合作。
――更加注重解决民生问题，积极促进社会和谐。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落实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解决好城市困难家庭和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加快完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积极发展文化、体育等事业。做好扩大就业工作，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关键词】 新常态；经济风险；宏观经济政策
一、“新常态”阶段的内涵
（一）“新常态”的提出及本质
我国GDP增速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处于波折阶段，总的来说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新常态” 内涵反映出的是绝非以往只注重经济总量增加，而是向宏观经济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转变。 由于不同于“三期叠加”之前表现出的宏观经济政策难以为继，故而体现了“新常态”中的“新”字；此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将会表现出的相对稳定的国家经济状态则直接反映了“新常态”的“常”字。可以简单地说，“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反哺经济的健康增长。
（二）“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
我国正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阶段，我国的宏观经济已经表现出相当一些新的变化。这些新的变化可以说是提前预知了“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些主要特征。从这些提前预知的变化来看，我国经济的运行有如下重要特征。
1.经济潜在增长率在7%左右。经济潜在增长率就来源来说主要取决于资本投入增长率、劳动投入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可以通过改善生产要素供给和提高生产率予以提升。
2.我国消费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了“半壁江山”，出口和投资已难以超越。2012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制造品生产国家，逐渐超越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方式由改革开放20年来以投资等为主导的外部需求结构向以“三驾马车”为主导协调拉动经济结构调整，完善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化升级。
二、“新常态”下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风险
（一）金融风险暴露
当前中国金融体系总体稳健，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稳中有险、稳中有忧，潜在的金融分析按不可忽视。尤其在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和结构性问题的背景下，要特别注意重点领域的三大区域性金融风险，房地产市场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产能过剩风险。
（二）产业空心化风险
决策者出台了一些列扶持政策，促进我国创新型工业和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资源更多地向这两个部门倾斜，而处于价值链的底端的一些产业必然会促使本产业向资源方转移，努力使自身走向价值链的两端，产业的稳定毫无疑问经受了冲击。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新兴产业与传统制造业等的转移引起了产业空心化风险；第二是第三产业在GDP的占比持高不下，产业的结构逐渐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空心化风险；第三是我国外贸政策向外倾斜导致的产业空心化风险。
三、“新常态”下我国几个重要经济政策转变分析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领导层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基本倾向于需求管理，决策者为维持我国GDP增速差不多是10%的高速增长而以长期的扩张性政策来刺激国内总需求。然而，“新常态”下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一供给面的问题，而这个供给面的问题应该是一个长期性趋势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凯恩斯主义为核心的需求管理对于解决结构失衡的长期问题上并不具有比较优势，此时我们就应从供给端、从体制改革等顶层设计来着手调整。
（一）“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转变
在我国“十二五”规划的结尾之年，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异常复杂，在这种经济增速下行态势下，决策者需要看清当前国内宏观经济与国际不稳定因素，通过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适度宽松。
曾经的政府宏观调控目标是不管不顾、一心着重我国经济总量的增加和增速的加快，根据短期的经济结构性问题形势的变化，频繁使用强刺激手段来调节经济，进而导致如产能过剩、地反政府债务、金融风险和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等后遗症。
（二）“新常态”下财政政策转变
加强民生投入，激发消费潜力。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揽子的财政政策，加强对民生、社会保障等惠及大众的财政投入，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能力。在我国经济下行时，金融危机的爆发不可抑制的进一步减缓我国经济增速，这又无可避免的造成对居民生活水平的压抑。但可以预见在今后的一段时期，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望加速提升，而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将逐步解决居民消费的一大后顾之忧，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得益于政府对民生投入力度的加大。
四、“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转变要点
（一）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转变的很好切入点和抓手
19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偏向于需求而忽略供给，决策者为维持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以长期的扩张性政策来刺激国内总需求。然而，我们在“新常态”下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一个供给面的问题，而这个供给面的问题应该是一个长期性趋势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凯恩斯主义为核心的需求管理对于解决结构失衡的长期问题上并不具有比较优势，此时我们就应从供给端、从体制改革等角度来着手调整。
（二）以“微刺激”实现精细化管理是“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转变的意图
曾经的政府宏观调控目标是不管不顾、一心着重我国经济总量的增加和增速的加快，根据短期的经济结构性问题形势的变化，频繁使用强刺激手段来调节经济，进而导致如产能过剩、地反政府债务、金融风险和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等后遗症。就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仍处于良性区间的形式来说，以往的政府强刺激手段很难奏效了。经济“新常态”下，我国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目标不应只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的短目标，而应是在中长期目标得以实现的同时兼顾起短期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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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占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及政策取向[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1）
[3]吕伟.济南市经济增长方式研究――基于经济新常态视角的实证分析[J].山东大学学报，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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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 政策选择与运用
在当前全球经济的大环境下，虽然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开放经济体正享受着全球化和国内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益处，但这种局部地区获益的背后却隐藏着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外部冲击、国内经济结构性缺陷和资产过度投机三方面因素相结合的宏观风险。当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在国内外突发事件的刺激下，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并非毫无可能。
一、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在国际金融危机加剧，美国和欧洲经济面临萧条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稳中趋降。前三个季度，GDP增长9.9%，工业增加值增长15.2%，消费物价上涨7%，均比上半年有所回落。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继续加深，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也会逐步显现出来。这场危机是目前世界上最重大的事件，也是国内外关注的中心和焦点。对于中国来说，这场危机既加剧了经济失衡的风险，又提供了一个千载一遇的机会和一次严重的考验。如何从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腾飞和金融开放过程所出现的金融危机中获得某些启示，以正确看待和应对中国经济目前潜在的风险，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运用
1.要继续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
理论和历史经验证明，一个有规模、有深度的规范金融市场是一国资源配置的有效载体，是其国际竞争力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分散风险、抵御金融危机的有力武器。目前，中国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滞后，金融结构不均衡，体制弊端严重，银行业巨额不良资产的潜在风险大，资本市场“小”而“浅”且极不规范，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育不足，既不利于资源的宏、微观优化配置，又不利于分散社会风险，已经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因此：首先要调整金融结构，规范发展资本市场，通过发展资本市场吸纳和配置“热钱”，使其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服务。其次应继续推进国家银行股份化改造，提高服务水平，优化银行资产负债结构，降低银行脆弱性；打破国家银行垄断地位，允许民营资本进人银行领域，实现各类资本公平竞争；发展多样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满足多层次的投资者需求。
2.政府的适度干预依然必要
对于中国而言，我们的金融体系具有日本等东亚经济体的政府高度干预等扭曲性特征，因此放松管制、推进金融市场化发展，应是当前主要任务。但这不等于放弃金融管制，在金融稳定性较差的情况下，政府的适当干预依然极为重要。因此，在推进金融市场化发展的前提下，首先要稳定货币职能。中国货币政策必须兼顾激励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这是长期以来的两难选择，也是未来金融改革难点所在。这种政策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确无过错。但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变了，货币金融制度实施的环境不一样了，各类金融创新扩大了货币的内容，货币的含义发生变化，政策效果自然不一样，货币的职能也应变。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货币政策在兼顾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控制时，应将重点转向通货膨胀控制，逐渐淡化经济增长目标。其次，要保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在资本流动、固定汇率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三难选择”中，应首先确保中央银行及其货币政策独立性，以降低国际货币冲击带来的危害。再次，要加强金融稳定性，健全金融市场管制，特别是金融管制立法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3.加大宏观协调力度
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要加强国内各经济管理部门的政策协调。特别是产业与贸易、财政与金融，以及金融各专业管理部门之间在宏观层面上的信息沟通、政策合作，防止因部门利益带来的政出多门，互相冲突。二是在坚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加强国际协调与双边及地区金融合作。随着发展中金融体系与全球金融的交互作用的加深金融逐渐变得“无国界”，在汇率机制、外汇储备管理、货币合作、金融业改革、国际银行监管及对冲基金等高杠杆金融机构监管方面，中国都需要积极参与国际协调和合作。但这必须建立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相对价格的变动只不过是调节机制的偶然因素，不是国际收支调节过程中必需的本质机制。
4.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但是面对目前持续增加的贸易顺差和美国次债危机对美国和世界经济可能造成的冲击，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将会受到一定限制。只有将擅长总量调节的货币政策与擅长结构优化的财政政策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抑制流动性、控制通货膨胀并积极应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
数十年来，我满怀信心地教授我的学生，越来越多的政府对经济状况负起更多的责任，但各国政府对“经济大衰退”做出的政治反应改变了我们思考这一问题的方式。
一战前各国政府并未履行在经济衰退时期最大限度降低失业率的使命，“二战”前的各国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三，这些原因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消失。
原因一是，那时候存在硬通货游说团体。这一团体由大量在社会上有影响、政治势力强大的富人组成。债券是他们的主要投资领域，高产能利用率和低失业率与他们自身利益无关，稳定的物价对他们来说才最重要。他们最想要的是硬通货。
原因二是，受高失业率影响最深的工薪阶层在当时一般没有选举权。在他们有投票权的一些领域，他们以及他们的代表无法想到有效的措施，使政府抑制经济下滑的政策惠及他们，也无法掌握权力操纵杆。
原因三是，人们的经济知识还处于成长阶段，人们很少知道不同的政府政策会对社会总开支水平有着什么样的影响。除了美国的银币自由铸造运动，一般的政府和公共知识讨论并没有以此为主题。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三个因素都消失了。今天，我们不再有硬通货游说团体；几乎所有投资者都有着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当失业率高涨、产能利用率和开支低下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会严重受害。
如今，经济学家们更深刻地了解金融、银行及财政政策如何影响名义开支，尽管他们掌握的知识差强人意。许多深刻的开放性政治和公共知识讨论以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为主题。此外，所有的工薪阶层人员都有选举权。
因此，我在三年前自信地对学生们说，在发达国家中，政府对商业中的灾难坐视不管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如果失业率突破10％，通胀居高不下，那么任何政府都会采取一些重大措施来避免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
但是，我错了。相反的情况发生了。在利益受损的硬通货游说团体不存在的情况下，为什么美国会有个大型政治运动――茶党在鼓吹实施最极端的硬通货政策？为什么失业者及可能成为下一波失业群体的人没在选举中注册投票？为什么政客们不再害怕这些选民的不满？
此外，还有很多经济问题。为什么我认为自1829年来就已确定的名义收入测定原则如今会被质疑？凯恩斯等人认为政府必须战略性地干预金融市场，以稳定整体经济的支出，为什么这一观念如今会引发争议？
反对奥巴马政府政策的右翼团体并不反对实施财政措施，以稳定名义开支。相反，他们反对政府应扮演宏观经济稳定者的角色。
如今，整体经济的支出流动率很低。因此，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决定用不能带来利息的现金购买政府有息债券，以此改变私有资产的混合成分，最终活跃支出流动率。
这十分正常。惟一不符合常态行为的是，美联储购买的是财政部七年债券，而不是三个月到期的短期国库券。它别无选择：七年债券是财政部债券中能带来利息的时限最短的债券。美联储不能把短期利率降至零以下，因此它只能通过“定量宽松”政策来降低长期利率。
然而，美国右翼团体反对此举，反对的原因仍不清楚。就经济学理论层面说，反对量化宽松有什么理由？胡乱指责美联储进行货币操纵和过度冒险并不是一个合理的答案。
关键词：房地产市场；经济增长效应；财富效应；泡沫效应；房地产调控政策；土地财政；两极分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房价预期
中图分类号：F193.30；F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5—0024—10
房价上涨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1998—2003年全国商品住房每平方米的价格只增加了343元，而到了2004年，每平方米的房价比上年暴涨了352元。到2005年，房价上涨太快成为“两会”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两会”之后，政府实施了一系列针对房价的调控政策，房价上涨趋势有所收敛。但2005年下半年又现报复性上涨。以北京为例，2005年1—7月份，商品房均价同比上涨了21.9%。2006年年初，房价继续一路飞涨，政府调控未能如愿抑制房价上涨。2006年10月，北京以10.7%的涨幅领先全国，自2005年7月以来，北京房价连续上涨15个月（时寒冰，2011）。调控政策一个比一个严厉，但房价以挑战宏观政策利剑的气势一路高歌猛进。2007年年底，因次贷危机的影响，房价开始步入调整。但楼市的低迷迫使政府出台扶持措施，2008年10月及以后这些措施陆续出台。2009年春节后，楼市回暖，量价齐升。2009年年底，一些城市则出现了“恐慌性抢购”，政府又不得不调控房价。2009年12月14日，国务院为“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拉开了抑制性政策的大幕，从刺激消费又全面转向抑制房价。然而，2010年的楼市，继续保持上升势头，北京等一线城市的房价，很快进入3万元时代。4月1日，国务院又公布新政策，决定对商品住房价格过高、上涨过快、供应紧张的地区，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对不能提供1年以上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费证明的非本地居民暂停发放购买住房贷款。
中国房价一路上涨，涨幅居全球房市排行榜首，全球十大最热的房市前三名为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以色列。据莱坊收集全球各国2006年至2011年的最高房价平均涨幅显示，平均房价增长最快者集中在亚洲，中国内地以110.9%的涨幅居第一（北京和上海），中国香港以93.7%次之，新加坡50.5%排第四，中国台湾30.1%居第六，马来西亚28.5%排第九（新华网，2012）。
贺文华：房地产、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政策二、我国房地产的发展现状
1.房屋建筑面积快速增加
施工面积从1990年的3.792亿平方米增加到2010年的70.802亿平方米，是1990年的18.7倍；1996年施工面积突破了10亿平方米，达12.909亿平方米，然后快速增加，2002年达21.561亿平方米，而后每两年上一个台阶，2004年达31.099亿平方米，2006年达41.015亿平方米，2008年达53.052亿平方米，2009年为58.859亿平方米，2010年超过了70亿平方米，并有加速上升的趋势。而每年的房屋建筑竣工面积从1990年的1.955亿平方米增加到2010年的27.745亿平方米（图1）。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
3.房屋工程建筑总产值稳步增加
房屋工程建筑在整个建筑业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房屋工程建筑总产值从2003年的14 316.8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56 117.76亿元，增长了291.97%（图2）；房屋工程建筑总产值占整个建筑业总产值的比重一直在60%左右，2003年为62.0%，2005年为59.45%，2006年为60.15%，2007年为60.07%，2008年为59.19%，2009为57.69%，2010年为58.44%。房屋工程建筑的发展又带动建筑安装业、建筑装饰业的发展以及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
2.地区建筑业企业利润总额差异巨大
中国建筑企业的利润总额存在明显的东高西低现象，反映出房地产利润在地区间的巨大差异。2005—2010年，建筑企业获得的利润集中在东部地区，主要集中在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和北京；中部地区集中于湖南、湖北、河南；西部地区则集中于四川、重庆。2010年，上海、江苏、浙江三地占企业利润总额的29.47%，广东占6.01%，山东占7.81%，北京占5.83%；东部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北京、辽宁和河北占57.30%。江苏、浙江分别从2005年的111.95亿元、132.41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496.63亿元、348.2亿元，上海从2005年的66.91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59.79亿元，北京从2005年的61.21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98.62亿元，广东、山东分别从2005年的70.58亿元、86.78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204.94亿元、266.40亿元（图3）。
4.房价的地区差异巨大
根据2011年9月1日公布的“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数”显示，长三角、珠三角的二线城市住宅均价在1.3万元/平方米左右，三线城市已超过0.7万元/平方米，接近或超过其他区域的二线城市。
2012年5月新浪乐居楼盘价格分析显示，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的房价也存在较大差异。楼盘均值最高的是广州，广州和上海的中位数都是4万，北京是3.6万。三市房价的峰度和偏度都存在较大差异（表1）。
三、房地产的经济效应分析
1.房地产的财富效应与泡沫效应
房地产作为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各类投资者重要的投资对象，也是家庭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耐用消费品。房地产价格上涨（下跌），房地产所有者的财富增加（减少），其资产组合价值增加（减少），进而刺激消费增加（减少）以及国民收入增加（减少），即房地产市场的财富效应。房地产价格上涨产生正财富效应，房地产价格持续下降则导致负财富效应，这种效应也包括房地产价格波动对房地产本身消费和投资的影响（刘建江 等，2005）。对房地产拥有者来讲，当房屋价格上升时，其金融资产价值上升，耐用消费品的支出会相应增加，社会总需求因而扩大，国民收入增加；反之，房地产价格下降，则将减少耐用消费品支出。而对尚未拥有房产或即将购买房产的居民来说，如果房价上涨，其会要求得到更多的贷款来应对房价上升，若信贷紧缩或金融系统不能为这种需求提供支持，则可能减少住宅消费支出。同时，房价持续上涨，房地产投资者的收益将转化为持久性收入，从而增强市场信心；而房产所有者的消费增加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又带动其他家庭消费，进一步增加市场信心。
如果房地产市场的供给方提供的商品房是用于满足需求方的住宅要求，而购房者用于购房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自有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有所谓的泡沫出现。但是，一旦参与市场中的某一方，为了利益的最大化，诱导市场走向（比如说，房地产商设法让人们相信房价在今后会上涨），一旦房价开始攀升，供需双方都会形成未来房价上涨的预期。供给方会减少即时供给量，同时扩大生产，需求方会增加即时购买量，双方互动推动房价上涨；一旦预期变为现实，又会强化价格上涨预期。在这种情况下，本没有购买动机的人也会加入房产市场的需求方，推动价格进一步攀升。一旦这种趋势形成，另一股重要力量——投机资本会加入这一浪潮之中，而投机资本的进入为泡沫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比如，投机者用自有资金购买几套房产，在金融监管不严的情况下，他又可以用这些房产作抵押，向银行贷款，继续购买房产，然后再抵押、再购买……。只要房价一路上涨，并且能很快卖出去，房地产开发商就会继续提供商品房并且有增加产量的激励，因而也会增加向银行贷款或由购房者向银行贷款。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这种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繁荣会随着惯性一直往前走，将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一旦银行的资金枯竭，泡沫就会破裂，房价暴跌，投机者手中的房产无法变现，导致银行呆账甚至坏账增加，则极有可能引发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
2.房地产的经济增长效应
房屋建筑发展状况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显著，居民可支配收入稳步提高，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也相应增加。收入水平的提高刺激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强烈欲望，推动房地产业快速发展，房屋工程建筑（含建筑装饰业）总产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与第二产业生产总值的比例稳步提高。房屋工程建筑总产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02年的9.11%提高到2010年的14.72%；房屋工程建筑总产值与第二产业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02年的22.42%提高到2010年的36.89%；而房屋工程建筑总产值占建筑业总产值的比重却有所回落，从2002年的66.5%降到2010年的61.80%（图5），说明在我国房地产快速发展的同时，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也得到更快的发展，如高速公路、地铁、桥梁等的建设。
数据来源：根据2003—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缺相关数据，比值为估计值。
房地产行业的繁荣进一步刺激相关行业的发展，如与房地产行业紧密相关的钢铁、铝业、水泥行业和玻璃行业等。2007年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投入产出的直接消耗系数，最高的是机械设备制造业，为0.097 25；其次是批发零售贸易、住宿和餐饮业，为0.045 56；再次是其他制造业和金融业，分别为0.044 48和0.031 56。完全消耗系数表显示最高者为机械设备制造业，其次是金属产品制造业，再次是化学工业（表2）。
房地产的发展刺激了相关产业的发展，能够吸纳大量人员就业，增加产量。就业的增加使国民收入增加，因而消费需求也相应增加，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加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促进经济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房价上涨，能增加对房地产的投资，同时也会增加相关行业的投资，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包括住房等耐用消费品），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但若出现房地产的非理性繁荣，房价上涨严重偏离经济增长所能容忍的度，则会刺激其他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出现资金推动的虚假繁荣，最后导致泡沫破裂：房价在短期内快速下跌，出现以房地产价格衡量的财富缩水，银行的呆账、坏账增加，引发金融危机，居民的消费支出也会急剧减少；失业增加，国民收入减少，引发经济衰退。
四、我国房地产扩张的经济因素分析
1.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是对当前地方政府在面临财政困境时利用土地换取财政收入这种短期行为的一种形象比喻，包括地方政府通过土地税收、土地使用权出让、土地融资、土地金融等方式获得收益来直接或间接增加财政支出能力的行为（邵绘春，2007）。地方政府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提高了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政策推动了土地价格的上涨，开发商将相应成本转嫁给购房者。匡小平等（2012）对中部欠发达地区的地方财政赤字与土地财政的实证研究表明，财政赤字和土地财政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财政赤字逐年拉大，财政赤字与土地财政的增长呈现刚性上升趋势，土地财政占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在我国许多地方，土地收入已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其中，土地直接税收及由此带来的间接税收，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40%，而出让金净收入又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许多地方政府迫于财政失衡的压力，在现有体制下，逐渐走入了“以地生财”的怪圈，这也是地方政府对楼市的调控缺乏自觉性，造成房价居高难下的重要根源。
政府卖地的收入是直线上升的。2001—2003年，土地出让金收入为9 100亿元，约占同期地方财政收入的35%；2004年，全国土地出让金高达5 894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49.5%；2005年，国家开始紧缩地根，土地出让金收入为5 505亿元（汪利娜，2009）。2006—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收入分别为7 000亿元、近1.3万亿元、9 600多亿元、1.59万亿元和2.7万亿元，五年合计总收入是72 500亿元。
商品房成交量的萎缩，必然制约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据统计资料显示，2012年4月扬州市区的商品房合同成交面积为12.5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17%。与此同时，2012年1—3月，扬州市财政收入同比增长率仅为6.9%，低于2011年25%的增幅。继佛山、芜湖、上海等地“新政”后，2012年5月扬州市财政局、房管局联合发出通知，宣布自7月1日起，对个人购买成品住房进行奖励，最高奖励合同价的6%。地方政府为了保持财政收入的增加，有维持房价持续上涨的激励。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标是为了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而地方政府有维持局部利益最大化的激励，必然出现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政策博弈，影响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效果。
2.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2000年越过0.4的警戒线，达0.465，并逐年上升，2009年达0.57（马海涛 等，2012）。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仅在总体上呈现出扩大的趋势，而且在结构上也表现出一些突出的特点，即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还存在明显的城乡分化、地区分化、行业分化等特征。中国贫富分化的问题十分明显，两极分化有加剧之势。据联合国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突破0.55，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表3）。中国百万美元富翁家庭达111万户，世界第三；超过1亿美元的家庭达393户，世界第八。但按世界银行每天2美元的标准，中国贫困人口依然有1亿多。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测算、社科院的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2008、2009年数据来源于《经济与管理评论》2012年第3期马海涛、王威的《居民收入差距收敛的战略性政策选择》；带*号的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数据或预测数据。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2年首次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收入不均现象非常严重。处于收入分布90%以上分位数的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占所有家庭可支配收入的56.96%。其中，经营收入的76.85%被处于收入分布 90%以上分位数的家庭所有，经营收入不均现象最为严重。从储蓄的分布来看，家庭储蓄分布也极为不均。55%的家庭没有或几乎没有储蓄，而处于收入分布90%以上分位数的家庭储蓄率为60.6%，其储蓄金额占当年总储蓄的74.9%；处于收入分布95%以上分位数的家庭的储蓄率为69.02%，其储蓄金额占当年总储蓄的61.6%。因此，中国高储蓄的根本原因不是广大民众没有足够的消费动机，而是广大民众没有足够的收入。低收入群体难以在房地产市场上形成现实的购买力，同时，消费不足抑制经济增长。中国家庭财富净值的均值为66.519万元，中位数为2.4万元。其中，城市家庭财富净值均值为146.786万元，中位数为3.334万元；农村家庭财富净值均值为11.793万元，中位数为2.05万元。处于财富分布90%以上分位数家庭的财富占社会财富的比例高达86.69%；在城市，这一比例更高，达到89.50%（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2）。调查报告显示，居民住房成本价格和当前价值的差异较大，表明住房收益非常可观（表3），因此房地产业依然对投资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3.供需双方的价格预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居民可支配收入快速增加，因而住房需求量增加。假设在某一时点，居民收入增加导致住房需求增加，而住房供给的增加存在时滞，在短期内供给数量是一定的。在供给曲线不变，需求曲线右移的情况下，房价会上涨。若房价开始上涨，供需双方会对未来房价的变化形成预期，而房价上涨的预期一经形成，又会影响供需双方的行为。对需求方来说，会增加现期的购买量；对供给方来说，为了在未来以更高的价格销售，会减少住房的现期销售量，推动房价上涨，使前期的预期变为现实，这又会强化房价上涨预期，推动房价进一步上涨。房价上涨的预期也使投机者进入房地产市场，更加剧了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繁荣。这种繁荣会激励房地产商增加贷款购买土地加快房地产建设，购买方通过按揭或住房抵押等方式从银行获得贷款，也使金融机构深陷这种“繁荣”。房地产业的高预期收益刺激商业银行的贷款大量向房地产业集中，商业银行自身所拥有的房地产价值提高使得银行愿意持有更多的房地产作为主要的资产形式。同时，以房地产为抵押的贷款抵押市价的上涨，使得银行现有贷款组合中的损失风险下降，从而增加商业银行向房地产贷款的激励。
4.国内金融支持和国外资金流入
2002至2009年，金融机构对建筑业的贷款呈现增加趋势，只是2004和2005年略有回落（图6）。同时，房地产资金来源存在多元化趋势。以上海市为例，房地产开发投资资金来源包括上年末结余资金和本年度资金。国内贷款占本年度资金来源的比例在1995年是21.94%，2000年上升到23.38%；2006—2010年，虽然出现小幅波动，但一直在20%以上；本年度资金来源中外资的所占比例波动较大，1995年为9.3%，2000年回落到4.2%，2006—2010年，所占比例一直在4%以内（表4）。
外资的流动数量受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仅以中美两国而言，美国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利率降低；中国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因而利率会提高。美元的巨量供给导致的利率下降会提高美元对人民币的贬值预期；此外，美国以其高额贸易赤字为借口，动用各种手段逼迫人民币升值，更进一步强化美元对人民币的贬值预期，极大地提高人民币存款的预期收益率。2006年至2007年，美联储稳定或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与此同时，中国却提高法定存款准备率，逐利性推动美元向中国流动。截至2012年3月，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到了3.305万亿美元。美元供给的增加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升值，但若人民币升值预期被打破，出现资本流失，则会给中国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影响，房地产也不例外。
五、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政策分析
1.调控政策过于严厉抑制经济增长
房地产作为一个支柱产业，与其他行业或产业具有很强的前向或后向经济联系。其上游产业有矿产开发（如铜、铁、铝）、钢铁行业、水泥行业、玻璃行业、机械制造业以及金融业等，其下游产业有建筑装修业、餐饮业等。如果政府对房地产调控过于严厉，导致房地产的需求快速减少，出现房地产市场量价齐减的局面，房地产开发商的利润也会快速减少。理性的开发商会减少新增供给量，处理存货，设法偿还银行贷款。在这种情况下与房地产联系紧密的相关行业也会受到严重影响。钢铁、水泥、玻璃行业已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规模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支持了这些行业的发展。在今后一段时间，难以出现象以前一样的大规模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以及水利工程的建设。这些行业一旦失去了房地产对其强有力的支撑，将会面临更严重的产能过剩。这些行业短期内难以进行有效的资产重组和市场转型，必然采取减产裁员、降低在岗工人工资等措施。失业工人的增加，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减少，消费减少，这将影响整个社会的总需求。国民收入的降低，将制约经济增长。
与此同时，房地产供给量的减少，还会影响家居产业、装饰业、餐饮业等的发展，进而也将制约陶瓷业、家具行业、灯具业等行业的发展。2009年，房地产市场经历了“V”型发展，而作为直接收益于房地产市场的下游产业，家居产业市场容量同比增长66.03%（国家统计局 等，2011）。如果房地产发展出现衰退，这些行业也会面临市场需求曲线左移的困境，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相应减少。这些行业也会减少工人雇佣量或降低在岗工人的工资，失业工人的增加及收入的减少将制约经济增长。
2.调控政策过于宽松加剧金融风险
政府若任由房地产市场暴走或调控过于宽松，则将难以抑制房价快速上涨的预期。一旦预期形成，没有外力的干预，则这种上升的趋势会一直延续下去，直到资金供给难以为继，也就是房地产泡沫膨胀到了极点，物极必反的结果是泡沫在瞬间破灭，推得过高的房价轰然倒塌。这时房地产的负财富效应显现，很多手中以房地产作为主要财富形式的居民，其巨额社会财富可能在一夜间灰飞烟灭，相当长时间的财富积累化为乌有。财富的急剧减少继而影响人们的消费支出，尤其是耐用消费品的支出，如美国因次级债务而遭受金融危机的困扰，很多家庭减少了用车的数量。
泡沫破裂将产生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其危害程度因制度不同而出现较大差异。由于商业银行的安全性能得到政府的保障，在缺乏严格的金融监管下，银行的大量资金流入高预期收益的房地产市场。此外，受房地产高利润的诱惑，其他实体经济的生产资金也会流入房地产市场，影响其他实体经济生产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在房地产非理性的繁荣过程中，还没有买房的居民为了避免房价的过度上涨给自己带来的损失而设法借贷来购买住房；但一旦房价下降则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本是想回避风险，却偏偏赶上高风险。有些人刚买了房却出现房价下降，因而冲击售楼部。当然这里也有大量的投机者，本想通过楼盘的买卖挣得更多的收入，但却遭受严重的财富损失。因而，任由这种非理性现象持续下去，将会出现极为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表现在：（1）现阶段已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能够通过房地产投资或投机的主要是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人。近年来稳健的货币政策也给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提供了资金支持，货币和准货币从2008年1月的41.781 6万亿元增加到2012年4月的88.960 4万亿元（中国人民银行，2012）。如果缺乏严格的金融监管，则金融系统的大量资金将通过投机的方式进入房地产市场，通过房地产价格变化而进行收入再分配，激发“马太效应”。（2）土地的需求量增加，引发强拆现象，相应出现财富的重新配置，激发社会矛盾，同时加剧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3）房地产市场的暴走会使金融系统陷入危机，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将不可避免地引发金融危机。（4）一旦泡沫破裂，其灾难性后果将由整个社会承担。
3.调适房地产调控政策，保持经济稳步增长
房地产价格的调控存在多方博弈，政策调控的结果取决于参与各方的力量和决心。参与各方中希望房价合理回归的有中央政府和普通民众；而希望房价继续上涨以便能从中得到更大收益的有房地产开发商、地方政府、投机者、商业银行等。中央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调控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合理确定城市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加强住房需求管理、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落实住房保障和稳定房价工作问责机制等。政策的实施暂时抑制了房地产价格爆发式上涨的势头，但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下滑。为了避免通货紧缩，央行下调了利率。随着“稳增长”的政策出台，要求“松绑”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呼声越来越高。地方政府则推出各种“软性”托市政策，投机炒作者又开始涌入市场。
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传言四起，如“央行重申七折优惠按揭贷款利率”、“银监会已降低个人住房消费信贷风险权重”、“发改委官员就住房宏观调控转向发表谈话”、“国内一线城市千人排队购买住房”、“端午楼市火爆”、“6月成交将创新高”、“房地产投机性需求基本被挤出”等，这是房地产市场的利益集团利用各种策略，释放各种信息，以期改变房地产市场的价格预期。房地产市场中的既得利益者通过各种途径散布房价即将上涨的信息，企图改变人们对房价变化的预期。同时凭借其政治地位和话语权优势，通过游说影响政府决策，进而改变政策方向。尤其是在政府调控房价的同时出现经济增长下滑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媒体夸大房地产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以及调控房价对经济增长减速造成的严重后果，并以此为据，企图说服政府松动或微调房价调控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房地产政策松动虽然会对促进经济增长产生效果，但房地产调控政策所产生的成果也将毁于一旦。现在是房价调控的关键时期，调控政策决不能松动，一旦松动将会使被压抑的房价出现爆发式上涨，房地产泡沫效应将会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直至破裂。若出现这种结果，人们将承担巨大的成本，政府的公信力和威信也将受到损害。
经济下滑是经济结构调整必须忍受的痛，但也不能任其下行，进而出现人们不愿看到的经济萧条。当然也不能依靠对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松动来拉动经济增长。只要政策一松动、一转向，发展房地产的热情就会在顷刻爆发出来，经济也会出现新一轮高涨。但随之而来的是房价快速上涨、产能过剩更加突出、经济结构难以优化。在调控房价的同时还需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但也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对铁路、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的投入来解决，应设法增加人们收入，扩大内需。同时实施有针对性的宽松货币政策，避免房地产对资金的过度吸纳。应降低利率，增加实体经济投资，增加就业，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支出，以稳定经济增长，实现人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六、结论及建议
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在短期内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均衡点，不要因调控产生短期经济衰退，更不能膨胀房地产泡沫，任其破裂引发更严重的经济萧条。尤其是在2012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要保持增长，还要防止物价反弹或严重的通货紧缩，宏观经济环境给调控房价带来了巨大挑战。对房价的控制也没有像张五常提出的“增加土地供给”的药方那么简单。政府在控制非理性的购房需求外，还要对金融系统进入房地产的资金进行严格监管，抑制金融资金对房地产深度介入，降低两者的相关性。投机资金若能在合理的限度内繁荣房地产市场，政府可以不过多干预。应充分发挥房地产财富仓库的功能，以实现财富的累积效应。同时要进行金融创新，增加投资渠道，避免所有资金挤入同一个仓库，形成泡沫而使仓库破裂。从长期来看，已经不能把房地产作为一个支柱产业来发展，应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和培植新的支柱产业。同时，要加快税收体制改革，根据不同数量和不同级别的房产实行累进税，对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资本征收资本利得税；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过度依赖，以弱化地方政府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动机。还要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抑制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增加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并根据不同收入群体的购买力，实施差异化住房供给，真正实现住有所居，构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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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宏观经济政策 国际协调
Abstract: 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one nation's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ffect others' more easily. So it is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their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n the 1990s, China had some instructive experiences about it. After entering the WTO, China should emphasize the policies, such as exchange and trade policies, to coordinate others' in the world so as to adapt the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acroeconomic policies Coordination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生产和交换等经济活动呈现国际化趋势,资本流动和其他生产要素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大,人们称之经济全球化。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所运用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容易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和国际金融渠道相互传递、相互影响;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重要课题。我国在加入WTO后,与世界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宏观经济政策也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原来主要运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不得不考虑外部经济环境,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外资政策将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宏观经济政策既要注意内部的协调,更要兼顾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大国的政策协调。本文就是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协调方面的考察,提出加入WTO后宏观经济政策运用时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一、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分析
自从20世纪50年代世界经济联系加强,西方经济学者就注意到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间协调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要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同时均衡,就需要这些政策工具相互协调配合。在论述内外均衡时,产生了有名的"米德冲突"思想、"丁伯根法则"、斯旺内外均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特别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F模型),将体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IS、LM曲线和体现汇率政策的BP曲线联系起来,集中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外市场均衡中的协调配合。他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在浮动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货币政策非常有效。1962年,蒙代尔提出"政策配合说"(Policy Mix Theory),强调以货币政策促进外部均衡,以财政政策促进内部均衡。这些理论,已成为现代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各国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基础。
我国经济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针对我国特殊经济环境提出了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模型。其中,姜波克教授认为,在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管制不对称情况下, IS-LM-BP模型中BP曲线是折线而不是直线,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政策搭配理论。今天,在我国已加入WTO、经济全球化形势更为明朗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借鉴西方成熟的经济理论,另一方面还要探究新的符合我国经济现状的政策协调理论。
二、我国90s以来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
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互动效应加大,二是我国的改革开放程度加深。在此之中,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受经济全球化影响最深,它往往被不自觉地要求与外部经济协调配合。
1、90s上半期,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利用世界经济稳定形势,专注于国内均衡,在内部协调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在20世纪90s上半期,世界主要经济实体美国、西欧经济相对平稳,它们所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比较稳健,这给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良好的运行环境。这一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主要集中于国内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1993年下半年-1996年,通过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紧"搭配,成功地实现经济的"软着陆"。同时,我国政府还对汇率制度进行了改革,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为日益开放的经济提供了又一政策平台。但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和"双紧"政策同时运用,使国际收支出现较大顺差,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增大。
2、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我国经济,宏观经济政策不得不与之协调配合。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首先在于形成了巨大的汇率压力和外贸压力。由于周边国家的货币都大幅贬值,人民币汇率升值形成了对出口部门沉重的压力;而且,这些国家自我保护的外贸政策也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出口贸易。进一步地,东南亚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更深远的影响是外资政策。国际投资者出于对投资风险的考虑而减少对外投资,使外资政策效应减弱。据国家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97年下半年,我国出口增长逐步放缓,贸易顺差减少,贸易部门效益恶化,外国资本流入减少,国内资本因降息而外逃。外部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最终减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也导致1998年"通货紧缩"现象出现。
这一时期,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需要与外部经济协调,实行人民币汇率贬值,外贸政策更为宽松,货币政策需要扩张;另一方面,为防范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人民币汇率政策不便使用,货币政策也不能过于扩张。在此情况下,我国政府坚持稳定的汇率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的运行。政府也运用外贸政策与国际经济协调,增加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力度、减免部分出口商品税收,鼓励出口。但是,世界经济特别是亚洲经济的衰退,以及亚洲诸国采用"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政策,使我国外贸出口更为困难。1998年,我国商品出口总额1836亿美元,增速仅为0.5%。对于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外需的减少就加剧了国内经济的紧缩。这也就是为什么1997-1998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不是十分明显的重要原因之一。1999年,我国政府继续为解决"通货紧缩"而努力,大力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金融政策,侧重于内部政策的协调配合,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99年,经济增速为 7.1%,物价则持续走低,CPI下降1.4%,PPI下降3%。众多的经济学者认为,我国经济要尽快走出"通货紧缩"阴影,外部政策如汇率政策、外资政策、外贸政策必须同时加大调控力度,才能与世界经济协调配合。
3、2000年下半年开始,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整体放缓,影响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特别是美国、西欧、日本三大经济实体出现衰退,它们所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到我国经济,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注重国际协调。
面对经济的衰退,美国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动用行政手段推行贸易扩张和保护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虽然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世界经济各国的经济信心,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贯性,便于治理"通货紧缩";但是,它使我国外贸出口形势更为严峻,外贸政策效应更小,汇率政策又面临协调变动的情形。出于经济发展的长远考虑和国内的经济形势,2000年以来,我国的汇率政策并未改变,只是强调了外贸政策、外资政策与外部经济协调,鼓励出口,同时利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对外国资本进行协调,引进外资。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依旧侧重在国内经济部分,这也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快速恢复。
三、加入WTO后,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兼顾国际协调
从20世纪90年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看出,政府出于各种经济的和非经济因素的考虑,以国内经济均衡为主要目标,宏观经济政策侧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而对于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和外资政策的协调使用则比较慎重。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客观上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兼顾国际协调。
汇率政策是一国进行国际经济协调的重要环节,它可以通过价格机制和金融资产流动机制影响进出口贸易和资本流动。有学者指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固定汇率政策和浮动汇率政策在协调国际经济时各有利弊。固定汇率政策一方面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另一方面也容易与货币金融政策冲突,使货币政策失去独立性;浮动汇率政策则可以根据国际经济形势而改变,但它可能使货币政策反复无常地波动,也更容易受国际经济的影响。我国实行的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实际类似于固定汇率制,随着中国加入WTO后,它在国际经济协调中的弊端将更为突出。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面对变化多端的国际经济和国内经济,我国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贸易政策、外资政策就有过几次冲突:1994年至1996年,逐步紧缩的货币政策与外汇占款增大之间的冲突;1998年因东南亚危机而使我国出口减少与汇率政策不变之间的冲突;1998年至1999年,因国内通货紧缩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与过热的美国经济形成的本外币利差以及汇率政策稳定之间的冲突;2000年至今,汇率政策不变与扩张的贸易政策之间的冲突。我们预计,在我国加入并融入WTO的过程中,经济全球化程度会进一步加深;因此,我国政府可以考虑适当放松汇率政策,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还可以把汇率政策纳入货币政策的大框架下,使之从属于国内货币政策,从而达到内在的协调一致。
贸易政策也是我国加入WTO后需要积极运用的政策工具。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国家往往会采用各种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手段来鼓励出口,保护国内经济。因此,加入WTO后,我们必须在WTO规则范围内执行合适的贸易政策;同时,还可以考虑有限度的关税政策和非关税政策内容。我国要学会在关税逐步下调的条件下,宏观调控进口商品的数量和质量结构;也要利用WTO允许的政策鼓励出口,调整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宏观调控政策取向
一、认识新常态
（一）新常态的概念
“新常态”是近年来全球经济学界的一个流行词。“新常态”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意思是指次贷危机后，世界经济不再可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速增长状态，而会陷入长期低速增长和高失业并存的状态。国内学术界对“新常态”的提法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于2012年引入的，是指我国经济即将进入中高速增长状态。随后，这一概念被官方采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4年5月考察河南时，也使用了“新常态”的概念。他说：“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新常态，并明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什么是新常态？所谓常态，就是正常状态。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不同于以往的状态，即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
（二）新常态的时间节点和经济新常态的本质
新常态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我国GDP增速从2012年的7.8%下降到2014年的7.4%，再到2016年的6.7%，与改革开放前30年GDP每年10%的平均增长率相比落差较大。据此可以认为，我国经济新常态开始的时间节点应该是2012年左右。新常态经济的本质可以简单概括为：提质增效。具体来说就是指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增强“幸福感”、“获得感”，稳定物价和就业率，且建立完善的民生保障体系。如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考察时指出的：“政府工作好坏要看普通老百姓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这意思是说新常态下的政府要更多关注基层、关注民生。
二、适应新常态
2017年我国GDP总量首超80万亿元，但是增长速度减低到6.9%，相较于以往的7%或以上，呈现下滑趋势，预计2018年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降为6.7%，引发“增长过缓”的担忧。加上外部环境恶化，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这引发了人们对2018年及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担忧。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率将出现明显减缓趋势。有迹象表明，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大体维持在6%-7%左右；调结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新的驱动力。过去，驱动增长的主要是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产业主要是冶金、建材、化工、造船等产业。而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多来自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产业则主要是汽车、3D新科技、新能源、金融、通信等产业。过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人力资本配置结构的优化，而在新常态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主要来自人力资本配置结构的优化和技术水平提升；创新成为竞争力的主要来源。过去，企业竞争力的来源，主要是低成本劳动力的供给以及大规模投资带来的规模经济。在新常态下，企业的竞争力则主要来自高附加值的研发和创新活动。跨国投资、全球化经营、技术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风险因素增多，经济下行压力大。当前，我国正处在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纵观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一时期也是矛盾多发、风险累积的时期。处理不好，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中国而言，目前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产业结构调整阵痛期、政府刺激政策消化期、不稳定因素增多期的多重因素叠加阶段，使经济运行面临错综复杂的局面，宏观调控政策抉择难度明显加大；多种宏观组合政策会出现。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增速回落，各类风险重叠。虽然总体可以控制，但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要想彻底解决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先前刺激经济的宏观政策边际效果在逐渐下降，必须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和思路，有效防控各种风险突发。综合而言，新常态时期的中国经济，经济发展方式会从快速粗放增长型向质量效率增长型转变，经济结构也由增量扩张为主向调整存量兼顾增量的阶段转变，经济发展的主体转向寻求新的增长点。
三、引领新常态
引领新常态要求对宏观政策做出实时调整。总体思路是必须以提质增效为中心，牢牢把握“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总格局，把保增长与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把扩大内需与改善供给有机结合起来，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具体要做到如下几点：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18年经济工作主要任务时，将“推动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实施宏观调控的基本要求。首先，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我国制造业虽然在“十二五”期间取得长足发展，甚至一些领域处于世界前列，但是整体上大而不强。2018年我国人均制造业增加值是美国、日本、德国的40%左右，存在一定差距，我国制造业处于“工业3.0”（信息化）阶段，“工业4.0”还在示范。因此，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在中高端领域做到创新引领”。广东、浙江、江苏等省纷纷出台相应政策，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立现代供应链、发展共享经济，努力培育新增长点。其次，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发展是国家发展的根基，产业发展关键在于优化升级，我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构建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新体系，布局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形成优势突出、创新驱动、区域协调、绿色低碳发展新格局。同时加强航空、高铁、公路、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使之能够有效满足行业发展需求。再次，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关键在于人才。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是我国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的关键所在。目前高技术人才的缺乏是短板，因此十九大报告强调优先发展教育业，加快教育现代化，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校企合作，推进产教融合。增长目标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宏观调控新思路。经济进入新常态，追求效益增长和质量提升才是关键，随着经济高速增长30年，期望增速继续保持两位数已不太现实，适时的调低增速目标，更多关注就业水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环境保护才更重要。不唯GDP论，是宏观调控目标的一大进步。不过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以提供竞争激励，重启地方竞争，引导政府主动作为。还需要在增强正向激励上下功夫，特别是理顺中央地方权责关系，建立激励相容的机制。保持宏观调控政策定力，稳定和完善宏观政策，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实施定向调控。随着经济增速的下滑，相当一部分人陷入“速度焦虑”，开始怀疑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游说政府出台更大的刺激政策。其实，目前首要做到宏观调控的政策定力，保持基本稳定。其次，围绕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的目标转变政策措施，把握好上下限。当经济运行接近下限时，政策的着力点是稳增长；当经济运行接近上限时，则注重防通胀；当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内，就要实行定向调控，抓住经济中的突出问题，定向施策，聚焦靶心，精准发力。近年来，针对经济结构中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央行实施了采取定向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定向再贷款、非对称降息等措施，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加强小微企业、“三农”贷款审批倾向。完善金融监管，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这些举措体现了定向调控的政策取向。增强宏观调控的灵活性、针对性、有效性。保持宏观调控定力，不等于僵固不化、故步自封。小幅度调整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并不是强刺激，而是灵活有效的预调微调。从2014年11月以来，政府连连颁布实施降息、降准、财政赤字规模增加等政策，导致一部分人认为宏观调控已经转向，形成了事实上的强扩张、双刺激。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坦言：“宏观调控没有转向，已出台的政策并非要让经济重回粗放式增长的老路，而是为了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寻求更佳平衡。这恰恰是政策定力的体现”。综合而言，宏观调控有定力，也要有活力。在保持基本方针不变的前提下，适当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
四、深化改革
李克强总理指出：“改革是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深化改革从顶层到底层已经形成了最大共识。由于改革可以在多个领域展开，而不同领域的改革对经济有不同的影响，有的改革措施刺激需求，有的增强供给，有的拉动投资，有的激励出口，所以深化改革有助于兼顾宏观调控的多个目标。同时通过改革可以强化市场力量，加强市场竞争，淘汰落后产能，减少无效供给。过去一段时间，政府重拳出击，改革举措频繁出台。比如行政审批项目的简化和下放，政府行政审批事项减少1/3，简政放权有了新的突破。小微企业减免税、民营银行试点迈出新步伐，“沪港通”试点启动，上海自由贸易区范围进一步扩大，增设广东、福建、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这些改革举措为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制度性基础。鉴于改革不仅涉及长远发展，也关乎短期经济增长，接下来，围绕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抓好各项改革方案制定，将成为保证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红利。
（一）新常态下宏观经济调控方式的创新与完善
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是适应、把握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根本要求，是促进“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强有力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基本要求是根据经济发展形势做到相机微调，定向调控，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主要创新有：1.革新宏观调控目标。以高质量发展为基本要求，首次将宏观调控目标扩展为稳增长、扩就业、防风险、调结构、护环境，统筹各类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2.创造性实施区间调控。放弃西方强刺激的调控模式，实施区间调控，确定经济增长合理区间，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采取定向调控、相机调控、适时适度预调微调、精准调控等新举措。3.重构宏观调控政策新框架。根据宏观经济发展目标，探索建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创新货币政策工具，近年来央行创新采用常备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等政策工具加大基础货币投放，力求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流动性。将社会融资规模纳入中间管控目标，对地方债务融资总额设定上限，加强影子银行监管，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宏观调控创造良好环境。4.积极的财政政策更积极。调整财政政策方向，将过去由侧重政府投资转变为减税降负。通过减轻企业负担，保持经济发展后劲。2018年，国家降低增值税税率，由原来的11%和17%各降低一个百分点，并将原来的三档并作两档，预计减轻企业税收负担1.1万亿元以上，极大释放市场活力。财政政策的投资方向也发生转变，更多是加大对高质量发展、动能转换的支持力度。此外，国家计划2018年全年发行1.35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使得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
（二）新常态下宏观经济调控的新特点、新变化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在对待和运用宏观调控上形成了不少新思路和新特点。第一，宏观调控从“点调控”转变为“合理区间调控”和“定向调控”。第二，从由经济形势恶化后被动调控到主动出击，进行前瞻性、预防性、导向性调控。第三，从用简单的一两种政策手段调控到综合应用复杂多样的“组合拳”手段进行调控。第四，从政策的“忽冷忽热”到政策的连贯性、稳定性、配合性和时效性，应用多种手段来引导宏观经济健康、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第五，从“直接调控”、“间接调控”为主转变为利用“市场机制调控”为主转变。宏观调控要尊重“市场决定论”。要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边界和范围：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优化产业布局、促进结构调整、保持经济平稳发展，防范各种突发风险，实现经济持续向好发展。第六，从一国“单打独斗”的调控向与国际社会联动协作调控转变。第七，从单纯追求GDP高增长调控向GDP中高速增长，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城乡、环境等综合、全面发展与提升调控转变。第八，从促进国民经济非均衡发展转向国民经济均衡发展。包括体制结构：国有与非国有、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等关系的调节与处理；还包括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增长结构、城乡二元结构、人口年龄结构及素质结构等。第九，从用几种简单的宏观调控手段和措施调控向科学运用各种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及必要的政策手段、行政手段来引导宏观经济的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第十，宏观调控要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逐步边缘化向回归本位转变。新常态下宏观调控呼吁《资本论》回归，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事实上的回归。宏观调控要始终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第十一，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把反腐进行到底，净化宏观调控的政治与经济生态环境，促进改革开放向纵深扩展，促进公平和正义，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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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市场；宏观经济政策；影响
1引言
由于全球性经济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萎靡，处于这样的一个低潮且特殊的背景下，为了提高我国经济整体实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使用宏观调控手段和政策来加以控制和改善，所以，探究在金融市场的大背景下宏观经济政策到底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这一问题，是具有现实必要性的。
2金融市场概述
金融市场指的是资金的供应者同需求者之间利用工具来进行交易的市场。通常来说，金融市场的实质指的就是一种资金融通场所，它可以归属在与技术市场、商品市场、经济生活劳务以及日常经济生活等并列的市场。对于金融市场来讲，因为其具有将借贷资金进行分配或集中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又能够通过供需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对比，这种对比就演变成了市场利率价格。此外，商品经济的日益活跃也推动了银行信用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目前，金融市场的构成整体来看是一个非常庞大且复杂的体系，其中由多个分支和市场组成，它们之间又互相联结，密不可分。就一般情况来说，按照金融市场的交易工具期限划分，金融市场就可以分为货币和资本两类。资本市场为长期资金融通市场，货币市场则为短期资金融通市场。而再往下进行细分，还可以将这两类划分成更为精确的子市场。
3宏观经济政策对金融市场的作用与影响
在金融市场这一大环境下实行宏观经济政策必然会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因此，只有经过一定的探究，才能够得出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政策之间有何种关系的定论。
（1）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一直是国家宏观调控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由于社会供求关系和货币的供求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想实现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就必然要通过货币供给量来进行。货币政策主要是控制货币供给量的调节过程，从而实现就业增加、经济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与其他市场相比较来说，货币政策对于股票的影响是相对最大的。若实行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的供给总量就会随之变化，最后对于金融市场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然而，如果不加节制的过量发行货币，必然会伴随着通货膨胀的问题；如果过度减少货币的发行量，将威胁证券市场的正常稳定发展，甚至会直接导致证券市场瘫痪。
（2）财政政策。财政政策是政府所使用的除货币政策之外的一种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会直接的影响证券、股票以及基金等。下面从各个具体角度来对其进行详细分析：首先是国债，国债的实质是一种关于国家信用的调节手段，但是它和银行信用又有着很大的区别。国债发行量的变动一直对证券市场的风险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证券市场的收益水平上更为显著和突出。其次是税收，要想科学合理的对证券投资者进行一定的调控，就必然会应用到税收杠杆这一手段。主要是通过严格规定收益中的所涉及的税种和税率等形式，来直接调节投资者的实际收益额。通过增收税额，使企业在自身盈利和发放剩余股利的过程中，资金越来越少，而对于投资者在购买股票或者证券时，其所能持有的资金也会相应减少，然而过高的税收利率往往会带来很多消极的负面效果，造成投资者不再对购买股票、证券以及资金等有很高的兴趣，投资欲望大跌。
4面对金融市场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具体措施
（1）货币政策。科学合理的对货币政策进行一定调整将大大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首先，能够推动实现利率市场化，不仅对推动外国货币管理体制改革有重大的意义，还强调和突出了货币政策中涉及到的信贷措施等方面的指导意义，科学的指导着资金朝着一个合理的流向发展，也促进了一个完善的货币市场的建成。其次，控制好存款的利率，实现利率市场的持续性改进；在政府实施货币政策时，需要提升其透明度，能够增加社会预期的合理性。
（2）财政政策。①增发国债，激发投资积极性。通过发行国家债务的手段，满足企业技术发展需求，采取利息补贴等办法，确保以最小的投入来达到最大的效果，这样企业就有条件来进行技术改造，让银行为其提供相应的信用贷款，同时进一步优化财政政策，并强调税收的管理。②合理调整货币政策。在金融市场领域，货币政策的适当调整也将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的保护作用，而且运用宏观调控可以进一步推动国内体制改革，在财政政策方面，也需要货币政策的支持，比如运用科学的货币政策来实现货币稳定增长。③保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稳定性。为了满足财政政策逐步稳定的需要，我国必须把未来的财政政策朝着稳定方向转变和发展，只有这样，政府实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对金融市场的作用和影响才能得到进一步提高。当然，在财政逐步走向稳定之后，仍然利用稳定的货币政策予以支持，加快金融性企业的改革，实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央行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措施显示了宏观决策部门更坚决地进行宏观经济紧缩的政策意图，这种态度可谓来之不易。
我们一直认为2003年的宏观经济实际已经过热并且必须采取严格的措施抑制经济继续膨胀，而社会上对经济是否过热以及过热性质的判断却一直存在着争论。然而，从2003年11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2004年2月全国银行、证券、保险工作会议，再到刚刚结束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宏观决策部门日渐对经济过热的性质及其严重性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我们预计中央政府将在下阶段继续加大宏观经济调控的紧缩力度。
前一阶段，宏观紧缩性措施对抑制投资过热而带来的经济总体过热的政策效果不明显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调控措施的“药不对症”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方面的不一致。
此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政府再次运用宏观调控的总量政策。虽然此次仅上凋了0．5个百分点，但其紧缩性的效果将由于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的建立、以及再贴现利率的浮动而增强。同时我们也认为，由于巾同市场体制的微观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这种以经济手段为主、总量控制的宏观紧缩应该辅以更为严格的行政性、结构性调整的措施，包括严格控制新月工项目、认真清理在建项目、严格土地管理、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等等。我们顺测下阶段将有相关的结构性调整政策出台。
存款准备金率的上凋以及陆续将出台的紧缩性宏观调控措施将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并对与投资需求相关较密切的上游行业带来较大的影响。虽然近中期内经济有回落的风险，但是及时的紧缩性措施有利于控制由于投资过度而带来的经济过热，实现经济的“软着陆”。任何延缓将增火令后进行调整所带来的代价。有效的宏观紧缩措施出台的时间越晚，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就越大。
中国经济中目前最大的风险在于低效率下的高投资增长，而这些投资往往又以银行贷款作为资金的重要来源。这种靠“借束的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虽然采取全而的紧缩性措施会带来经济增长减速，但“两劣之中选次劣”，及时的宏观紧缩总比风险积累到更人程度之后再进行紧缩的代价要小。
虽然我们相信更严格的宏观紧缩性措施对抑制经济过热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我们仍坚持认为中国真正需要的是体制性改革，必须依靠不断的经济体制改革来消除过热的制度根源，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例如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央行货币政策的制定更具独立性、切断地方政府与商业银行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培养职业银行家而不仅仅是行政体系内搞银行业务的干部等等。《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为今后中国经济改革制定了蓝图，令我们鼓舞。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景是乐观的。
由于此次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可以理解为中央政府为了防止经济在“大起”之后随宏观紧缩而出现“大落”而进行的一种“小步微调”的措施。因此，我们不排除在观察到政策力度不够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再次上调准备金率的可能。
Abstract： In theory， macroeconomic has an impact on the stock market through transmission mechanism， resulting in the connected effect. The article mainly used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o set up the VEC model. The influence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n China on the trend of the stock market has been analyzed deep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macroeconomic policies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stock market. However， the notable degree of the influence of policy variables is related to the sensitiveness of the stock market to policy variables， lag phenomenon， the length of the observation time and market volatility.
关键词： 宏观经济政策；股票市场；VEC模型
Key words： macroeconomic policy；stock market；VEC model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9-0017-03
0 引言
股票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形态之一。当股票市场的运行出现异常的现象时，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对股票市场产生影响，从而影响股价的波动？如果能，又是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影响股票市场？这个问题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实践意义。而目前我国对股票市场的宏观经济政策一直处于调整与适应中。因此，笔者认为对宏观经济政策是否有效影响股票市场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很有必要。
1 理论分析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通过对投资者信心与股票价格的影响，从而影响了整个股票市场，本文主要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外经济政策和产出水平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1.1 财政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财政政策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一种基本手段，通过财政税收、购买性支出和财政转移支付、国债政策等手段影响社会总需求从而促进社会总供求平衡。
若政府对个人减税，相对于增加了股票市场投资者的收入，投资者信心增强，会增加对股票的投资，股票市场会走强。若政府对企业减税，会提高企业的盈利，使得企业股票价格出现上涨。因此，改变税收会影响股价的波动方向。
1.2 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中经常通过调整基准利率改变市场利率以及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等手段改变货币供应量来调控货币市场，从而对股票市场产生直接的影响。
货币供给量增加，或者利率下降，资金面变宽松，流入股票市场的资金增多，引起对股票需求的增加，促使股价上升。同时，银根宽松，有助于企业融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企业盈利增强，股价进一步上升。
通货膨胀对股票市场的影响较为复杂。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上市公司为了股东利益不受损，有可能会提高股息收益率，从而引起股价上升。而通货膨胀率过高又会引起政府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股价下跌。总的来说，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率对股票市场有正向作用，不在这一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将会引起股市低迷。
1.3 对外经济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对外经济政策包括出口补贴、进口限额、汇率波动等。以汇率为例，若人民币汇率上升，将对出口企业有利，不利于进口。一方面提高了出口企业的盈利，这些企业的股票价格将会上升；另一方面，贸易差额增大，社会总需求增加，股票市场走强。
1.4 产出水平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会改变整个经济体的产出水平。产出水平提高，将会增强投资者对整个经济形势的信心，从而提高投资者对股票市场的投资，股票价格将会上涨。同时经济景气的预期会提高企业的产量，企业盈利增加，进一步促进股票市场走强。
2 实证分析
2.1 建立VEC模型 本文选取1996年1月至2013年2月各月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广义货币供应量M2，银行间7天内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R，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S，经济景气指数中的一致指数X以及上证综合指数与深证综合指数月平均指数SH，SZ时间序列的对数值进行分析。为了对沪市与深市进行对比分析，把数据分为样本1与样本2。
ADF检验结果表明，所有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所有序列的1 阶差分形式全是平稳序列。采用JOHANSEN方法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样本1、样本2都各自存在一个协整向量，都应在各自基础上建立向量自回归的误差修正模型即VEC 模型。
2.2 脉冲响应分析 以建立的VEC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图1-图5给出了时间为40个月，沪深两个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变量增长一单位（1%）正向冲击的响应曲线。图中实线代表沪市的脉冲响应曲线，虚线代表深市，横轴代表响应时间。
从图1，2可以分别看出当宏观经济政策引起通货膨胀增加或货币供给量M2增加后，沪深两市的股票都有上涨的趋势；两者对沪深两市的瞬时作用都在第5个月左右达到最大；之后，两者瞬时作用开始减弱；但长期来看，对沪深两市都有持续的正向作用。比较来看，通货膨胀，货币供给量对沪深两市的冲击趋势基本是一致的，但对深市的整体冲击更大，而通货膨胀对沪深两市的冲击作用在数量上大于货币供给量M2，在当月反映来说，沪深两市对货币供给量的响应更迅速。
由图3可得，利率增加后，沪深两市会在短期内出现一个很小幅的增长；之后很快就开始大幅的下降，利率增加变为较大的负向作用，说明利率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存在时滞；从长期看，沪深两市对利率增加的冲击的响应没有减弱，而是趋于持续。比较来看，沪深两市对利率冲击的响应趋势基本一致，但对深市的长期冲击更大。
图4说明在汇率上升后，沪深两市在短期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下降；之后开始大幅的上涨，汇率上升的作用由负向转为正向，反映了汇率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存在时滞；长期来说，汇率上升的正向作用没有减弱，最终趋于持续。比较来看，沪深两市的响应趋势基本一致，但深市的反应时滞更长更强，而最后的正向作用较弱。
图5中的LNSH，LNSZ对LNX冲击的响应曲线可以替代反映产出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当产出增加后，沪深两市有一个很微弱的正向反应，之后开始走低，并稳定在一个水平上。比较来看，沪深两市的反应基本一致，但深市长期反应更强。
综上，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政策冲击的响应基本符合理论分析，不同的是，实证中可以发现一些政策如利率，汇率等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时滞，同时，不同市场对宏观经济政策冲击的响应程度是不一样的，比如本文中，深市就比沪市更为敏感与剧烈。在这里需要提出的是，产出对股票市场的长期影响并不完全符合理论分析，可能与我国金融制度，金融系统传导机制有关，有待进一步研究。
2.3 方差分解 表1与表2分别列示了货币政策、各宏观经济变量与上证综指，深证综指的方差分解结果。通过方差分解，不仅可以进一步掌握各考察变量被自身及其它变量的解释程度，还可以考察不同变量对沪深两市变动的贡献度。
由方差分解表可见，LNM2对上证综指对数值LNSH，深证综指对数值LNSZ的方差的贡献度在短期与其他变量的贡献度相比变得十分微小；LNCPI的贡献度较大。货币供应量，产出效应起到的作用较小。而从长期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因子的贡献度出现了变化，产出变量对沪深两市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变量的影响。
3 结论
从理论角度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对股票市场的波动具有一定影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外经济政策以及产出水平都会在一定水平上引起股价变化，股价变动方向与政策调整方向有关。
从实证研究中可以基本印证理论分析。从协整分析中看，各政策变量与股票市场指数变动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从脉冲响应函数中看，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政策冲击的响应与理论分析中股价变动方向基本一致，但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时滞；从方差分解来看，货币供应量，产出效应起到的作用较小，通货膨胀作用较大，但从长期来看，产出变量贡献最大。对比沪深两市分析可得，不同地区股票市场受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的趋势相同，但程度存在差异，本文中深市的敏感性强于沪市。
综上分析，本文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对股票市场有一定的影响，但政策变量产生影响的显著程度并不相同，与股票市场对政策变量的敏感度，时滞现象，观测时间长短以及市场自身波动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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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维，王晓元，赵红翠.我国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基于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的实证研究[J].中国外资，2012年3月下，总第261期.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战略转型
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1％，投资同比增长33.5％，消费同比增长15％，进出口同比下降23.5％。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经济确实回升，但基础尚不稳定。针对2009年前8个月经济回暖的宏观经济形势，现在有人开始讨论经济到底呈“V”型、“W”型还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经济回暖轨迹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研讨下一阶段经济政策。按照经济发展周期波动规律，宏观经济总会见底反弹，因此我们更要前瞻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考虑经济企稳后的经济政策，甚至“十二五”规划的中长期政策制定。笔者认为未来的政策重点应是：(1)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2)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4)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5)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更好相互协调。
一、国际宏观经济基本走势
(一)全球经济失衡，全球化进程放缓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体现在一些国家出现大量贸易赤字，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国家大量贸易盈余。之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当今世界，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持续出现贸易逆差和资本逆差，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主要产油国家经济增长却保持较快速度，持有巨额外汇储备。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演变，主要发达国家需求还在下降，尤其是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失衡仍将持续，全球化进程减缓。
(二)全球增长模式转型，凸显新增长点
人类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开始吃熟食，前提是人类掌握了取火技术。人类取火始于钻木取火，实际上取的是碳基能源。从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术约束下，碳基燃料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气候变暖。为了应对气候变暖，一些专家建议未来能源开发的重点应该转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正在新能源领域开展大量研究，力图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些国家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占领新能源标准的制高点。客观上，这些探索促进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些专家认为这也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重现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尽到应有的责任。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对话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体系。无论是超货币体系，还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将对美元主导格局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本着负责任的立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稳定器作用。
(四)金融与实业并重，构建新的宏观监管体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金融创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替代、弥补国外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根据本国比较优势发展一些制造业，带动国内就业，把金融发展落到实业上。也有专家认为，错误的宏观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危机来临时，美国过度扩大消费信用以及过度相信市场都是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国将会重新审视过去的宏观政策决策程序和机制，构建新的决策程序和机制，通过建立新的监管机制加强宏观政策管理和微观领域监督。
二、中国经济宏观形势基本判断
据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9年6月)报告，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趋稳迹象，全球经济初步呈现回升趋稳态势，但是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复苏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该报告还指出，目前断言中国经济快速稳健复苏尚早。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有望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但是，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一)GDP小幅增加，财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全国GDP总量6.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第二季度7.41万亿元，同比增长7.9％。6、7、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为6867.47亿元、6695.91亿元、5237.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6％、10.2％、36.1％。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显现出经济回暖迹象，但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增长潜力凸显
1～6月，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转移性收入增幅较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下降，生产价格同比降幅较大。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环比下降0.5％)。8月，工业品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8％，已连续5个月上涨。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比前7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提高，凸显消费潜力。
(三)发电量和用电量双回升，人民币存贷双增长
6月，全社会发电量同比增长4.7％，用电量增长4.3％。发电量和用电量上升既有经济回升的因素，也有气温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7.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8.52万亿元，同比增长34.11％，环比增长了0.16％；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7.37万亿元，同比增长27.43％，环比下降1.13％。货币供应量增长28.53％。
(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小幅上涨
2009年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3万亿元，同比增长33.O％。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2009年前8个月累计新增信贷规模8.15万亿元，同比多增5.04万亿元，比中国所有银行过去两年的贷款总额多，其中7、8月份分别为1650亿元、4104亿元，受央行政策影响，增速减缓。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6％、0.8％、O.9％、0.9％。从200个主产县8月20～31日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动情况看，包括肥猪在内的5种肉产品均上涨。房地产价格上升和主要农产品小幅上涨表明，过度的、甚至投机性的恶性货币投放，可能对未来形成温和的通胀压力。
(五)经济结构不平衡仍然存在，潜在隐患不容忽视。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消费、投资与储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约经济平衡增长。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例，1978年城乡收入之比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进一步扩大。经济结构不平衡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断积累，将会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整体协调性，一旦超过临界点就会形成失衡状态，激化潜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三、科学研判经济形势，及早规划前瞻政策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医治好重病后，调养很关键。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两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与之相对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稳健的和从紧的转向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经济危机总会过去，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思考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将“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稳步对接。
(一)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
一是产业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环保汽车、生物工程等为突破口，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发展低碳经济。重点开发可再生生物质能源和风力、水力、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区域发展战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中国的城市群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广泛。研究表明，国外资本对中国投资将主要依据现代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进行战略布局。今后，应提高中国城市群发展速度和质量，配套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空间规划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内，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企业和产品。三是决策机制方面，构建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降低决策风险，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竞争力。现代社会的公共风险需要政府及时、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对政府科学决策机制提出了挑战。政府应科学论证、合理规划，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种所有制市场结构。但是，仍然有部分垄断行业和公共服务部门产权结构单一，进入门槛高，民间资本进入空间窄。除行业外，无论是自然垄断行业，还是行政垄断行业，提高市场化程度，推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实现产权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比如铁路、电信、电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应打破行业垄断，推行公共事业单位改革。政府应主要通过制定市场规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些社会事业部门，比如体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也应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作为工业化中期的国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第二、三产业。在美国，到工业化晚期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80％。2008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1％，低于第二产业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3％，低于第二产业比重。中国离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尚有距离。
(三)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继续加大推进资本市场培育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本市场创新。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力度，扩大三板市场试点范围，解决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健康的金融体系。在生产全球化、贸易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的金融市场都很难独善其身。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合作以及增强金融抗风险能力是一国金融立足国际金融市场的关键。一是完善金融监管机构和体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创新监管体系，防止过度套利行为发生。二是加强国际金融合作。进一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多边外汇储备库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区域金融合作，并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增强金融机构和体系风险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机后的恢复时机增强中国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
(四)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
经济复苏后，过渡时期应逐步转向实施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而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未来财政工作的重点不仅仅是切好蛋糕，更应该注重做大、做强蛋糕，在财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树立大财政思想，既要有财，更要有政。既要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要不与民争利。正确处理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关系，做到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从税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点是扩大税源，保证税收增量渐进发展。一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资源低价政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资源，资源税改革应在经济复苏后扩大征收范围。二是试行个人所得税转型，探索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个人所得税制。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主要是以分类征收为主，没有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个人所得税改革应着力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三是试点物业税。在继续物业税试点评估“空转”的基础上，进行分层价值评估，适时推出物业税。四是继续做好增值税转型工作。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改变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提升企业竞争力。
在开源的同时仍需节流。从财政支出看，明确财政支出重点，增收节支，防范财政风险。一是转变政府职能，缩减行政开支。在经济复苏后，政府应该“瘦身”，调整政府机构，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效率。二是继续提高财政预算透明度，保证精细化、科学化。信息透明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准则，财政预算信息透明是实现人的基本人权，也是保证正确履行公民委托责任的需要。在美国，一次预算编制就相当于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预算制定、执行、监督三权独立，相互监督，并实行全过程公开。尽快实现财政预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改革步伐，达到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医疗、社保、就业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促发展，保民生。明确财政支出重点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时，这些领域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四是构建财政风险识别、评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调控体系。财政风险防范要与金融结构风险防范紧密结合，不可单线作战。超级秘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