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05 03:47:01
文化产业是在一定资源基础上通过文化挖掘、品牌创意、优势集聚、民俗展示、改造创新形成的业态，良好的历史文化禀赋往往给予特定地域发展文化产业以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表里山河的三晋大地历史文化资源禀赋异常丰富，“晋善晋美”是极为准确的概括。自然风光、人文积淀、红色文化、艺术表现、民俗风情等为山西发展多种形态的农村文化产业模式提供了极为雄厚的发展基础。1．特色鲜明、品格各异的自然风光提供了亲近自然的绝佳选择。南北东西差异性的自然风貌使三晋成为我国北方旅游休闲的绝佳胜境。北国雁朔风光的壮阔，塞外“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辽远，黄土高原沟壑的纵横，黄河壶口奔腾的气势，加之山西北部夏季气候的凉爽、便利的交通都使山西具备了发展观光旅游、休闲旅游的条件。2．积淀深厚、极富魅力的人文传统提供了认知三晋文明的广阔课堂。华夏发源的历史踪迹、内陆农耕文明的开拓业绩、遍布全省的宗教寺庙及其文化、不同时代产生深刻影响的各方面杰出人物、晋商文化的诚信进取精神、南北各地各具神韵的非遗制作等，都是华夏文明在三晋凿刻的历史痕迹，乡村常态生活中亦处处散发出历史文化深厚积淀的魅力。山西农村文化产业的独特空间是认知华夏文明绝好的课堂。3．可歌可泣的奋斗历程提供了感知我党发展历史的生动讲堂。一百多年反压迫求解放的艰辛历程中，三晋儿女英勇不屈，创造了可歌可泣的非凡业绩，武乡、左权、黄崖洞等红色遗址是最好的见证;建国以来三晋儿女战天斗地、改造自然，大寨、西沟、右玉等创业之地仍历历在目。4．异彩纷呈、花样繁多的艺术形式提供了愉悦身心、陶冶性情的宽阔大舞台。山西的左权小花戏、河曲二人台、孝义皮影戏、祁太秧歌、绛州鼓乐等闻名全国，享誉海外;各类民间舞蹈、鼓舞、秧歌舞、狮子舞、高跷、旱船、背棍、铁棍和抬阁等极具审美价值;民间绘画、剪纸、面塑、砖雕、木雕、造像等艺术表现传神。观赏岁月中留存的这些瑰宝，定能帮助人们深化对中华文化神韵的理解。5．淳朴厚重、魅力无穷的民俗风情提供了休闲娱乐、回归传统的温馨空间。三晋民间故事笑话、传说典故、交往礼俗、婚俗节庆、食俗居俗等生动展示出千百年间民众劳作生息、繁衍发展的图景，徜徉其间品味咀嚼，其淳朴厚重的内涵令人感喟。总之，潜心挖掘资源禀赋的丰富矿藏，用足用好其文化内涵，发展山西农村文化产业的视野就会充分打开，境界起点就可不断提高，思路办法也会愈益丰富。
二、在推进相关要素深度融合中促进山西农村文化产业向高端迈进
(一)在深度挖掘多元融合中强化农村文化产业的文化魅力当今时代，人们已不再满足于被动、刻板地享受一种文化消费，而是将旅游等文化产业消费看作是一种文化体验，从中更多希望获得的是独特的精神感知和满足。适应这种需求，国务院2014年3月的《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以文化提升旅游的内涵质量，以旅游扩大文化的传播消费。国务院2014年8月的《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也提出，创新文化旅游产品，更加注重文化传承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旅游服务向优质服务转变。在某种业态中融汇多种相关元素，在向人们提供一种服务时满足其多方面需求，同时获取更丰厚经济效益已成为当今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譬如，央视在山西忻州农村拍摄电视剧《喜耕田的故事》后，村民把当地生产的小米装在刻有“喜耕田小米”的葫芦里去销售，葫芦有“福”、“禄”的美好寓意，刻上“喜耕田小米”，植入文化附加值，简单的农产品就增值了。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农村文化产业许多门类的发展都可以通过挖掘文化附加值提升其社会效益，进而提升经济效益。一个乡村休闲景点，如果只简单陈设供游客观赏的风物，人们往往会因其缺乏更多内容而较快离去。但如能增加演艺项目，游人为看演出就要住下，因此就产生了住宿、餐饮、消费、购物需求，与相关旅游要素的融合就延展了乡村休闲的产业链，经济效益也就随之增加了。
(二)推进农村文化产业与农村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发展农村经济与农村文化产业，其最终受益主体都是农民，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带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文化产业会因此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与经济价值。对农村文化产业产品精神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重追求，也要求我们从提升农村经济整体实力的角度，一体化推进两者协调发展。山西许多地方的实践表明，高起点谋划、整体性开发是农村文化产业向高层次发展的明智之举。如山西享有“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之誉的皇城相府在开发中秉持了“综合创新，集成创新”的理念，融合当地历史文化资源，一手做足做好皇城相府的文章，恢弘的古典官宦建筑、重现历史盛况的开城仪式《迎圣驾》、非物质文化遗产八音会都展示了皇城相府厚重的文化内涵;一手打造融合多种产业要素的综合开发，现代气派的大型文化演出，体验现代田园风光、采摘品尝新鲜瓜果的相府生态园丰富了景点文化内涵，提升了景区文化品位。皇城相府由此荣获“国家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称号，仅2014年春节假期，景区就接待游客5．54万人次，门票收入达310．24万元。成功的范例还有临汾古县，其特色文化不仅催生了各类乡村文化产品，也带动了当地农民致富。全县有5000余名妇女从事手工布艺制作，成立了“锦织”土织布、“红梅”布艺、“俏姑娘”编织等协会，仅“春媳妇”土布鞋协会就有200余名妇女联手从事土布鞋制作，其产品销往北京、广州、韩国、日本等国内外城市，2011年手工艺品的营业额达到200万元。
(三)拓展农村文化产业相关要素融合发展的广阔空间作为一种综合性、渗透性、关联性极高的产业，文化产业与多个产业存在天然的耦合关系。推动农村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会带动其向更高层次发展，同时也必将促进其文化价值理念向相关产业渗透，推动相关产业升级。1．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生产性开发的融合发展。近年来山西各地强力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生产性开发融合发展的成效，从实践角度证实了这是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有效路径。政策性激励、地方社会民间的合力作用使绛州鼓乐、绛州澄泥砚、闻喜花馍、平遥推光漆器技艺、平定黑釉刻花陶瓷制作技艺、广灵染色剪纸、洪洞走亲习俗、清徐徐沟背铁棍、老陈醋酿制技艺等非遗保护通过生产性开发得以传承，众多农民也因此得到了就业机会。2．推进文化展示与深度参与体验文化的融合发展。处于现代生活紧张节奏中的人们，常希望通过乡村风光与乡野生活的感受暂时缓解疲惫的身心，乡村生活因此成为许多城里人复返自然、回归既往、寄托情感的难以抗拒的诱惑。以传统物件、食物、场景，传统制作等方式为人们提供传承历史，留存记忆的氛围，使其通过乡村旅游能够望得见青山、看得见绿水、记得住“乡愁”就成为了拓展空间，深化产业文化内涵的重要途径。如山西孝义贾家庄村的农耕文化展览馆展示的犁、耧、耙、碌碡、纺车、风箱、水车等传统农具让游客触摸到了几千年的农耕生活中农民的生产劳作，感受到与现代生活的强烈反差，其心灵感受自然是城里人难得体验、久久难忘的。3．推进文化展示与演艺业的融合发展。如前所述，消费者享受文化产品往往希望得到更具内涵的多方面感受，尤其是体现特定地域历史文化、民俗风情风貌的精心制作，往往更能给农村文化产业锦上添花。山西在这方面不乏范例。号称“民俗文化三绝”的孝义皮影、木偶、碗碗腔的展演，让众多游客流连;折子戏中变脸、甩发、喷火、舞长绸、梢子功、翎子功等高难度特技也让观众叫绝，精心打造融合地方历史文化的艺术精品，乡村文化产业亦能成为人们尽情享受的民俗文化盛宴。4．推进休闲观光旅游与耕作农业的融合发展。通过搭建亲身体验的平台，改变游人单纯旁观者的身份，使人们通过劳作“过程”形成更丰富的感受，找寻更多样的乐趣亦是增强农村文化产业内涵、增强吸引力的有效方式。以采摘这种乡村休闲观光旅游的常见项目而言，如果不是让游人直接采摘成熟的果实，而是将土地租给他们，由农民指导其种植，使其亲身体会从种到收的过程，最终品尝亲身劳作的成果，就既能满足城里人尝试感受新奇的心理，得到回归自然、回归田园的体验，又能通过出租土地、辅导管理增加农民收入，传统的种植农业与文化产业的对接由此就衍生出一个新的业态———体验感受式产业。这已经是发达国家和国内许多地方发展农村文化产业成功推行的办法了。综上所述，密切跟踪消费需求，准确把握市场动向，以挖掘文化内涵为先导，不断推进农村文化产业各要素的深度融合，农村文化产业的层次才能不断提升。
三、发挥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的共同作用促进农村文化产业健康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有效发挥政府的作用。推进农村文化产业向高层次发展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
(一)以市场导向引领农村文化产业向高端迈进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的文化消费需求将更加旺盛，农村文化产业迎来了全盛发展的大好机遇期。随着“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文化市场正逐步从追求规模的粗放式发展向追求品质的集约式发展转型。当今社会人们的文化消费早已超越了简单吃吃、简单逛逛、简单玩玩的阶段，变得更注重品位、更追求多样、更具有个性，要求有更高的文化内涵，农村文化产业也远不是搞些“农家乐”、“采摘节”就能吸引来城市人了。在这一时代趋势下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就必须密切关注社会需求动向，研究和有效追踪消费者消费心理与消费习惯，准确把握市场脉搏，根据市场变化适时调整产品内容与供给方式，通过增加文化创意设计服务提升文化内涵，以文化底蕴吸引游客。
(二)有效发挥政府在推进农村文化产业向高端发展中的作用各级政府要加强其在发展农村文化产业中的统筹协调作用，充分发挥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引导、服务和监管职能，全面落实国家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各项政策，为农村文化产业发展提供资金、税收、建设用地等方面的支持。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如2014年3月国务院了《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8月国务院又《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提升旅游发展文化内涵，以文化提升旅游的内涵质量，以旅游扩大文化的传播消费。基层各级政府引领地方农村文化产业发展要以准确把握党和国家这些政策法规的实质为先导，在引导、服务、监管中大力宣传这些主张;其次，各级政府组织要针对各地历史文化资源条件，针对各地发展地方经济、文化的整体布局，针对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现实需求适时制定出台引导、支持、鼓励其产业健康发展的地方性政策;再次，基层政府组织在实践中要经常关注研究农村文化产业发展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与困难，通过积极的政策帮扶、有效的资金注入、优惠的贷款贴息、必要的项目补助和必要的人才培养保护，为地方农村文化产业发展排忧解难，为其持续迈向产业高端不断注入活力。
【关键词】地方产业；文化产业；营销战略
1.农村地方产业发展背景
产业是农村地方居民赖以维生经济收入，面对近年来经济不景气与失业率攀升，农村地方产业转型与未来发展，将直接牵连到农村居民的直接收益与生活，因此，农村地方产业振兴与再造是目前农村面临最大问题。过去政府从各方面极欲改善农村地方经济、产业发展等问题，推广一村一物、观光果园、精致农业、富丽农村等农业政策。但利用资金补助及各项单点硬件设施建设农村，对于产业振兴助益并不大，更遑论保存农村文化与特殊技艺工作，也因此农村产业文化与特殊技艺，随着地方上耆老逝去而逐渐消失。[1]二十一世纪的我国，面临全球化趋势挑战，各层面产业皆利用当地文化特色及魅力，来挑战全球化文化冲击，因此，地方文化产业逐渐被重视主因，是由于此产业以地方居民为主体，并共同承担、开创、经营与利益回馈于当地居民，使成为农村地区表现其生活品质与精神的重要体现。
近年来受到国外农产品开放政策，严重影响当地经济收入，对于八成以上以一级产业收入为主的居民，当地产业若能藉由地方独特的文化特质拓展其经济领域，地方文化产业对于农村社区而言，不仅是一项极具开发力的经济及文化资源，更为地方发展无可取代的文化观光资源，具有延续地方传统文化与凝聚社群共识、领域感、认同感等功能。
本研究案例地区位处于XX市XX社区，其社区产业主要以蔬菜与稻米为主，尤其以荔枝经济价值较高，成为本区主要经济作物。近年来，国外农产品开放政策，严重影响当地经济收入，加上稻米价格已不如以往，对于八成以上以一级产业收入为主居民，急于改善当前问题。因此，xx社区内居民，抱持着珍惜作物心，将荔枝制成荔枝干，成为当地重要的地方文化产业。近年来，政府以社区总体建设活动凝聚当地民众，本社区施行多年至今已有些许成效与硬件成果，但对于当地产业经济收入与转型，却没有显著成效。
2.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资料归纳分析法，进行农村地方文化产业营销策略研究。首先，藉由分析相关理论及文献资料，其主要包含三部份：一、农村地方文化产业理论，界定文化产业与农村地方文化产业之差异以及分析农村地方文化产业资源内涵；二、探讨农村地方文化政策发展历程；三、探讨农村地方产业营销方式，包括传统营销渠道、共同营销渠道、直销渠道三种渠道，以作为农村地方文化产业营销策略之理论基础。此外xx社区进行地方文化产业营销现况的调查，主要包含二大部份：一、探讨xx社区荔枝干目前销售方式及销售情况；二、探讨xx社区荔枝干产业营销流程，遂提出农村地方文化产业当地营销战略管理。
3.农村地方文化产业理论
农村地方文化产业定义是以地方居民为共同承担、开创、经营与利益回馈的主体，以社区原有的文史、技术、自然等资源为基础，经过资源的发现确认、活用等过程，提供社区生活、生产、生态、生命等社区文化的分享、经验与学习的产业。由于地方文化产业的特殊性及稀有性已成为吸引国际性的观光休闲人潮、带动观光经济与凝聚居民意识的重要资产。
3.1文化产业与农村地方文化产业差异
文化产业意涵是宽广的，包含大量产制的全球性流行的文化商品，亦包涵具地域性特质的地方产业。早期是由法兰克福学派者Horkheimer 和Adorno 所提出，意指现代电影、广播、卡带、书籍等文化产品，不同于传统文化的意义，是符合大众消费心理需求下，工业产销关系下的产品[2]。
4.农村地方文化政策发展历程
由我国过去的发展轨迹分析，经济始终居于重要的领导地位，地区资源的分配和空间规划也以经济成长为优先。以下概述我国农村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的三个历程。
首先，初期文化建设以政治和社会教化意义文化建设政策以政治和社会教化意义为轴心，提升我国地区的精神文化品质和社会伦理道德重建，实际上更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强化与延长。
其次，八十年代文化建设已具初步成效文化建设执行成效已具初步成效，其项目包括各县市文化中心建设、文化资产的保存维护、文化人才的培育及文化活动的推展等。文化产业工作的推展，通过加强文化建设方案[6]，逐次藉文化及育乐活动的加强，提升文化建设的层次。文化产业机构统筹全国文化建设机构，负责主管文化政策，协调并推动各部门、机构文化工作的执行工作。
5.结论
荔枝原本为一项传统产业，经由xx社区的居民将荔枝依循古法制成荔枝干，形成产业文化下文化商品；且社区居民以植物染手工制作成环保手提袋、荔枝干烹煮方式食谱以及将荔枝干命名为xx荔枝干，即是将生活文化、生态文化、生产文化等加以发挥应用，形成地方文化产业。
xx社区的xx荔枝干目前以直销方式来经营，由当地居民采用当地生产的荔枝制成荔枝干，并由当地社区组织成立产业部负责包装及冷藏，或由当地居民自己包装贩售。但由于销售范围不大，且皆属省内，虽然销售总金额有明显成长趋势，但不难保证其消费市场饱和程度。因此，未来若能考虑农村地方文化产业当地营销机制，利用农村地方文化产业逆向营销方式，预估消费市场需求量，以减少库存量危险性，进而达成农村社区产业振兴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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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信息化 农村信息化 热点 述评
[分类号]S126
1 引言
我国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研究活动也几乎同步展开，近几年来研究日渐风行，相关论文越来越多。为促进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本文对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作一次梳理和总结。鉴于“农业信息化”和“农村信息化”的同质性以及为保证研究的全面性，将两者融合在一起展开论述，并在全文统一采用“农业(村)信息化”这一描述形式。
笔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篇名”作为检索项，以1979～2009年作为检索时间段，采用“农业”、“农村”、“林业”、“牧业”、“渔业”、“养殖”、“种植”、“农作物”和“农产品”9个关键词分别组配“信息”这一关键词(组配逻辑为“与”)的方式进行检索，删去重复和非信息化内容的文章后获得文献9 330篇，将这些文献按照主题归类(见表1)。不难看出，自2003年“金农工程”实施以来，论文数量出现较大幅度增长，接近历年论文总数的2/3，笔者以“金农工程”开始实施的时间为起点，总结和分析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
2 关于农业(村)信息资源及其开发与利用的研究
农业(村)信息资源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其内容来看，包括农业(村)的资源环境信息、社会经济信息、生产信息、科技信息、教育信息、生产资料市场信息、农产品市场信息、管理信息等。从其范围来看，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农业信息资源是指农业信息本身，广义还包括与农业信息活动相关的设施、设备、人员、组织和资金等多种要素的组合，这进一步拓展了农业(村)信息资源的内涵。
农业(村)信息资源的丰富内涵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开发利用的难度。高秀英指出，农业(村)信息资源开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很强的战略性任务，是一个多阶段的发展过程。我国实践已走出一条先“修路”、后“造车”、最后出台“交通规则”的道路，即第一阶段建设渠道；第二阶段开发资源；第三阶段完善环境。但目前三个环节都不够成熟，存在诸多问题，典型的观点有：①基础设施不能满足农业信息发展的需要，数据库建设缺乏系统规划；②农业信息资源在种类、数量、深度、广度及其管理上处在一个低水平运作状态；③农业信息重复建设严重，信息处理和使用成本居高不下；④现行农业信息资源采集指标体系不健全，标准化严重滞后，法律建设薄弱等。笔者认为，农业(村)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需要在信息资源开发投入、信息传播渠道和信息利用环境三个环节并行发展，鉴于农业(村)信息资源分布的分散性、信息人才的缺乏、用户信息素质较低、信息渠道不畅等特殊性，农业(村)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面临着艰巨而复杂的任务。
农业(村)信息资源整合是倍受关注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我国农业(村)信息化“最后一公里”问题基本解决，以农业(村)信息资源有效整合为核心的“最初一公里”问题已成为新瓶颈。关于整合内容的研究是一个重点，同时也是个难点，李道亮从数据库与涉农信息平台整合、信息服务场所与信息传播渠道整合、信息服务业务与服务队伍整合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总体来看，目前还没有形成共识性的农业(村)信息资源整合框架，在整合方式或方法上，建设涉农网站和信息平台是被广泛认可的行之有效的途径。
3 关于农业信息技术及其应用的研究
关于农业信息技术的理论研究很少，发展与应用研究居多。有人认为农业信息技术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应用学科，是农业科学和信息科学相互交叉渗透而产生的新领域；也有人认为农业信息技术是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的结合。
农业信息技术发展与应用历程、现状、障碍、对策以及应用类型、应用领域等是前述统计文献反映出的主要研究内容。我国农业信息技术应用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1979年从国外引进遥感技术被认为是“首开信息化农业的先河”；80年代初开始了农业专家系统研究；90年代国际互联网出现后，“中国农业信息网”和“中国农业科技信息网”相继开通，同时引进了世界四大数据库并加强了自身数据库和信息系统的建设；“金农工程”实施以后，研究及应用进入全面发展阶段，3s技术成为热点，精准农业被普遍关注。另外，随“可持续农业”、“循环农业”的提出，光技术、生物技术也崭露头角。目前，农业数据库、农业信息网络、自动化控制技术、多媒体技术、专家系统、决策支持系统、遥感技术、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等农业信息技术都得以应用，涉及农业信息资源传播共享、农业生产管理、农产品流通销售、农民生活、农村教育等诸多应用领域。
近年来我国农业信息技术应用的广度与深度明显提高，但整体应用水平还较低。究其原因主要是：①因为农业信息技术及其应用的理论研究缺乏或不深入，致使某些农业信息技术的运行原理和应用路径在实践中不明。②因为既有研究成果转化成本较高，使得研究与应用相脱节。由于农业信息技术类型多样、应用领域宽广，研究很难形成系统性。笔者认为，构建我国农业信息技术框架体系已迫在眉睫；农业信息技术将呈现“应用集成化”的发展趋势；“三网融合”的技术架构将成为新型农业(村)信息化的重要技术支撑；电子商务将丰富农业(村)信息化的内容，并提升其水平。
4 关于农业(村)信息服务及其体系的研究
早期所理解的农业(村)信息服务基本等同于“农业(村)信息工作”，即指政府面向农户开展的信息收集、传播工作。近年来学术界对其理解更为全面，涉及服务内容、服务手段、服务主体、服务对象等。关于农业(村)信息服务手段和服务主体，学者们的理解基本一致，服务手段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以计算机、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服务主体指提供信息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包括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种植大户、农村信息员等。关于服务内容和服务对象，学术界的理解存在差异，狭义理解的服务内容指农业信息内容的提供，广义的则泛指农业信息提供与传播过程中的各种信息活动；狭义理解的服务对象主要指最终受益者――农民，也可以包括作为中间受益者的服务主体，广义的则指“三农”，即农业、农村和农民。
信息服务模式是农业(村)信息服务研究的重点问题。一般认为，农业(村)信息服务模式是由组织模式、服务内容、传播渠道、利益分配机制和支撑保障体系等要素通过一定的内在运作关系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学者们总结出的我国目前存在的模式类型较多，较有代表性的如王川提出的服务站、龙头企业带动、合作经济组织带动、农业科技专家大院、农民之家、网上
展厅和网上劳务咨询等模式；我们比较赞同、王文生等归纳出的七大模式，即政府主导推动、行业协会或合作经济组织自我服务、批发市场辐射扩散、龙头企业一体化带动、专业信息公司或网络有偿服务、科技大户和经纪人示范传递、国际合作扶贫等模式。
信息服务是农业(村)信息化的归宿，信息服务体系的构建是农业(村)信息服务的重要内容和研究热点。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其建设意义、目标，总结和分析其建设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等方面，系统的理论研究比较缺乏。笔者认为，对农业(村)信息服务体系的深入研究，必须结合农业信息服务的实证分析，从实践中总结并提炼出关于农业(村)信息服务体系的内涵、结构、运行机制等内容，并探讨发挥农业信息服务作用的长效机制。
5 关于农业(村)信息产业及产业化的研究
农业(村)信息产业是信息产业渗透到农业(村)领域所形成的一种技术和资金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是信息技术作用于农业(村)的必然结果。张兰英、尚杰给出了较为全面的定义：“农业信息产业指以农业信息作为基本资源，以现代农业信息技术为主要手段，在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的基础上，制造出有效的信息产品，建设优质的服务体系，为农业、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提供高效优质的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逐步形成综合性、系列化的现代农业信息产业体系”。农业(村)信息产业化则是形成农业(村)信息产业的具体过程，反映农业(村)信息产业的规模程度，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张峭指出，农业技术产业化分为商品化和产业化两个阶段，商品化阶段是将农业信息技术成果转化为直接为人类服务的商品，即走向市场；产业化阶段是将商品经营成巨大产业，取得最大经济效益。
我国农业(村)信息产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产业化水平还很低，如何发展农业(村)信息产业?较有代表性的对策如：要“以农业信息咨询服务业为发展龙头”，继续“进行结构调整，使农业信息产业的区域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企业结构等方面更趋合理”，逐步“完善以政府投入为引导、社会投入为主体的多元融资体制”，着实提高我国农业信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信息服务业和信息咨询业是农业(村)信息产业的核心，有学者专门探讨了其发展对策，认为应当走政府支持与市场竞争相结合的发展道路，要实现“两个战略性转移”，即从以依靠政府推动为主向以依靠竞争为主的转移以及从资源向管理、从重硬向重软的转移，同时要把“管理创新”当作未来优势竞争力来培育。
笔者认为，鉴于“三农”问题的特殊性以及农业(村)信息化的特殊性，农业(村)信息产业的发展应该走政府主导、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协同发展的道路，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和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农业(村)信息产业服务的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农业(村)信息产业发展战略和规划。
6 关于区域农业(村)信息化的研究
该主题下的文献所研究的区域范畴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按经济区域或地理区域划分；第二层次按省(直辖市、自治区)级行政区划分；第三层次按省级以下行政区划分，包括县(市、区)、乡(镇)乃至村。从各层次区域的论文数量来看，第一层次有95篇，第二层次有733篇，第三层次有452篇。忽略第一层次的论文，将第三层次的论文归并到第二层次，得到的论文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结合表2分析，我国区域农业(村)信息化研究具有以下特点：①我国32个省(市、区)都已开展农业(村)信息化及其研究；②总体上呈现“东强西弱”的研究特点，即研究东部地区的多，研究西部地区的少。刘世洪采用“综合指数法”对我国区域农业(村)信息化水平差异做过定量分析，认为排前5位的省市依次为上海、北京、广东、河北、浙江，排后5位的是云南、宁夏、贵州、青海、，其中上海农村信息化指数为259.15，是的971倍；东、中、西部地区总指数分别为143.80、84.92、59.28，差异明显。
论文摘要：文章论证了农村体育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意义，第一，农村体育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农村体育有利于提高广大农民的整体素质；第三，农村体育有利于发展农村体育产业。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这就决定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改革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因此，党和国家一贯高度重视发展农业、建设农村、改善农民生活。广泛开展农村体育活动对于增强广大农民体质、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丰富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移风易俗，形成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村体育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村体育与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它具有为我国农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输送“能量”的特殊功能，是农村全部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如何在新农村建设中加强现代体育文化的培养、促进农村体育消费的增长、丰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农民文明素养，是当前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没有农村体育的普及与提高，就没有我国整个体育事业水平的提高。
体育与精神文明建设之间存在着内在和外在的必然联系，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对培养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弘扬积极健康、顽强拼搏、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道德品质都具有重要作用。Www.133229.COM所以，发展农村体育将大大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持续深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农村是基础，农民是关键。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面的小康；没有农民的健身，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健身。当前，我国九亿农民正在朝着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奋进，新农村建设，必将进一步推进农村体育的发展。
二、农村体育有利于提高广大农民的整体素质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而加强农村体育工作，有利于提高广大农民的整体素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部分中提出要“加快农村教育、技能培训和文化事业，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事实上，新农村与新农民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新农村是新农民活动的舞台和载体，新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结晶与归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以提高农民素质为重点，因为，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真正主体，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能否实现关键在农民。
提高农民素质包括提高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以及身体素质等各个方面。其中，科学文化素质是关键，思想道德素质是核心，身体素质是基础。有研究指出，在我国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尚不发达和完善的今天，农民的身体素质不高而发病率高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发展农村体育有利于增强农民体质，使农民更好地投身生产活动，从而促进生产力发展。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健康是第一位的，是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基础。农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对人的健康素质的要求比其它产业要高得多。增强体质是体育的首要功能，大力发展农村体育，将大大增强农民的健康素质，使他们能更加精力充沛地投身到生产活动中去，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
三、农村体育是构建和谐新农村的纽带
中国人口多、底子薄、体育事业起点低等现有国情决定了群众体育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路途坎坷，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构建和谐社会的现时代，不可避免地会显露出一些不和谐的地方，如农村体育与城市体育的发展出现了“两极分化”，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弱势群体的健身问题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等。然而，农村体育是社会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农村体育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中占有最大的人口基础和重要战略地位，发展程度直接关系到中国大多数人口的体质和健康水平，其发展的好坏也直接影响着社会体育发展的大局，影响着全民健身体系完善的大局，最终会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大局。
社会是以文化为纽带的，体育作为一种文化也联系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发展农村体育不仅可以增强广大农民的体质，提高生产力，而且可以培育农民先进的思想观念，繁荣农村先进文化，改善农民生活质量，引导农民移风易俗，提升农村的文明程度和农民的文明素养，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促进、形成和谐的村民关系，增强基层凝聚力，推进广大农村地区的和谐社会建设。在农村地区广泛开展体育活动，可以促进农民相互沟通和理解，有助于农村地区社会稳定和社会挫折问题的排除。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没有农村体育的长足发展，我国的体育事业不能说是和谐的，同样，没有体育的和谐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亦不能说是全面的。从此种意义上来说，抓住建设新农村的契机，大力发展新农村体育，也就成了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体育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四、农村体育有利于发展农村体育产业
加强农村体育工作，有利于培育农村体育消费市场，拉动体育产业的建设与发展。当前体育产业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我国，体育产业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国体育产业的绝大部分收入来自城市，农村体育产业的贡献值微乎其微。其实农村也是一个巨大的体育市场，如果把这个市场比作冰山的话，现在露出水面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绝大部分还掩藏在水下，属于潜在的市场。能否把潜在市场激发成为现实的市场，不仅在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更在于农村体育的发展。体育活动的过程同时也是体育产品的消费过程，发展农村体育，使农民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将极大膨胀体育产品的消费群体，促进农村体育市场的繁荣和农村体育产业的发展，从而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新农村建设要搞好农村体育产业开发工作。体育产业是健康产业、绿色产业、朝阳产业，是建设体育强国，发展现代化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重视培养农村体育消费市场，推进农村健身娱乐、竞赛表演、体育培训、体育用品市场的繁荣发展，加快农村体育有形无形资产增值，促进当地农村体育事业的腾飞。
总之，我国农村的发展、繁荣和稳定，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没有农民的富裕，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国人民的富裕，没有农民的强身健体，就没有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因此说，农村体育活动的积极开展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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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休闲农业 海峡西岸经济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1 休闲观光农业产业特征
休闲观光农业概念国内至今尚未有统一定义,综合学者研究,我们认为休闲观光农业是一种以农业生产经营为基础,合理利用和配置农村自然、地理、社会和生态资源,以提高农业收益、促进农业产业升级为目标,以科技化、市场化、企业化为经营手段,以吸引城乡居民进行乡村休闲消费为目的,以发挥农业生产、生态、生活综合功能为宗旨,实现农业和农村文化、教育、旅游服务等产业有机结合的新型产业。因此,可以看出,多功能性是休闲观光农业的一个重要产业特性,休闲观光农业除了能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基本功能外,还兼备经济、 社会、生态、生活、文化、教育、休闲、健身、娱乐、社会服务等多种功能。休闲观光农业还具有另外2个重要产业特性:(1)具有服务业的商品特性,即休闲观光农业所提供的休闲产品和休闲服务具有服务业的商品特性[1]。也就是说,休闲观光农业可以提供新服务、创造社会新价值。(2)农业作为社会公共部门的产品属性明显增强,它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应发展补偿机制,以发挥最佳社会、生态和环境效益;同时,休闲观光农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它与社会各个部门或产业联系更加密切,具有关联产业多、产业链长等许多特点,需要多部门配合。分析休闲观光农业诸多功能特性,有利于重新认识和发展休闲观光农业。
2 休闲观光农业原理和发展意义
马克思休闲论、现代休闲经济理论、体验经济理论、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农业多功能发展理论等是现代休闲观光农业发展的基本理论。
2.1 马克思休闲论是现代休闲理论的基石,发展休闲观光农业符合马克思休闲理论思想
马克思认为,休闲是人的生命活动的组成部分,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生存状态追求的目标。马克思还认为,发展生产力是增加自由时间的根本途径。休闲观光农业不仅可以提供人们休闲观光场所,同时还可以有效提高农业生产和综合经营效益,发展生产力,因此,发展休闲观光农业符合马克思休闲理论的重要思想。
2.2 休闲经济理论是休闲观光农业发展的基本理论
休闲经济理论告诉我们,休闲可以创造价值、产生经济,休闲经济理论的核心是休闲与经济密不可分,休闲可以产生服务、创造价值,形成并产生经济。这里,休闲经济是指由休闲产业活动所衍生出的休闲需求、休闲消费、休闲产品、休闲服务等汇集成的经济,统称之为休闲经济。正是由于休闲产业“再创造性”,使得休闲变成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式。休闲不仅可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还可以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同时,休闲消费活动还可以调节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降低贫富梯度等。休闲观光农业是现代农业与旅游业等相结合的新兴产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形态,它可以提供休闲、创造价值、产生经济。
2.3 体验农业理论从人们的体验需求发展角度说明体验产生经济的必然性
如果说马克思休闲论和休闲经济理论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发展休闲观光农业的话,那么体验经济理论、农业多功能性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就可以回答我们应该如何发展休闲观光农业。
体验经济的概念在1940年代已经萌芽,20世纪后叶以来,体验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的价值取向。Norris(1941)提出[2],消费者的真正需求在于物品所附加的服务,物品本身并非促成消费的关键。Alderson(1957)认为,顾客所注重的价值是在于消费体验。Toffler(1970)在《未来的冲击》[4]一书中提出,差异多元化的消费体验是未来重要的消费趋势。Abbott(1995)认为,人们真正渴望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满意从体验产品中获得想要的感觉。台湾农业转型的成功经验是发展体验农业,研究表明,目前,台湾几乎100%的休闲农场都主要设有各种各样的农业体验项目和内容。因此,体验农业是休闲观光农业发展的核心和灵魂之一。
2.4 农业多功能性发展理论从农业功能需求变化角度说明休闲观光农业产生的必然性
20世纪中后期,农业多功能性和可持续发展需求引起了世界范围的普遍关注。农业多功能性的概念较早地出现在1999年日本颁布的《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中,当时,为了保护其“稻米文化”,日本政府认为,强调农业的多功能性,可以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农业的地位,放弃农业以换取经济总量的增长,可能给社会、生态、文化等方面带来不利影响。 此后,韩国及欧盟一些国家相继支持这一论断,并加入这一集团。之后,农业多功能性概念相继出现在联合国的文献决议之中,如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通过的《罗马宣言和行动计划》。由于农业对保护遗产、确保粮食安全、保持空间上的平衡发展、保护地面景观与环境等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促进农业多功能性发展,有助于重新审视和认识农业这一古老产业,从而在新的理论基础上制定21世纪农业发展战略,以确保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体验经济理论、农业多功能性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可以回答我们应该如何发展休闲观光农业。
3 休闲观光农业与新农村建设发展的关系
3.1 把发展休闲观光农业作为新时期促进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符合新时期中央农村工作的主题思想
进入21世纪,中央在农村发展上先后提出了三大主题:(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3)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三大主题都是解决好“三农”问题。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既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一条大思路,更是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根本途径。当前,全国正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决策,推进新农村建设,关键是发展农村经济,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 新时期,福建省新农村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五中全会和省委七届十一次全会精神,按照中央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以及省委提出的建设有海峡西岸区域特色的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新农村的要求,力争我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走在全国前列这一目标。休闲农业正是适应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从一开始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于农业来说,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拓宽农业发展的内涵和外延,发挥农业在生态保障、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特殊功能,加快构建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农业体系;对于农村来说,有利于吸引城市的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促进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立以旅助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培育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对于农民来说,则有利于开阔视野、更新观念、扩大就业、增加收入,实现富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3.2 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思想的具体行动,可以有效促进“三农”结合、“三产”结合和“三生”农业结合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内容是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实现方法是统筹兼顾,具体办法就是坚持统筹城乡。休闲观光农业,它以满足人们对休闲、体验和回归自然的需求为出发点,以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为载体,以整合联合农村要素资源、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为重要抓手 ,以促进农村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因此,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思想。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同时,党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建设现代农业必须注重开发农业的多种功能,重点包括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功能,健全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这些都为现代农业发展指明了新思路。
关注 “三农”、协调“三产”、 发展“三生”农业,是21世纪我国及世界各国农村和农业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可以促进“三农”结合,即以农业生产为基础、以农民为主体、以新农村建设为载体实现了“三农”相结合;可以促进“三产”结合,即实现农村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结合,把农业同旅游服务业、商业、农村体育、文化等产业有效结合起来;可以促进“三生”结合,即实现农业生产、生态和满足城乡居民生活需求发展三方面进行结合。实践证明,休闲观光农业是促进“三农”、连接“三产”、带动“三生”农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实现“三农”、“三产”、“三生”农业有效结合也是休闲观光农业发展的核心和灵魂思想。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重要载体,是提升农业产业层次的重要形式,是整合联合农村资源和要素的重要抓手 。
3.3 休闲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的价值取向,休闲观光农业将成为未来农村经济的主导产业
休闲在促进未来社会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生活发展过程中,将产生更重要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在将来社会里,休闲服务将从标准化和集中化转为个性化服务,休闲教育、休闲健康、休闲娱乐将为休闲产业发展开辟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休闲经济也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新的价值取向。著名的美国休闲学专家杰弗瑞•戈比教授认为,在稍后的几年里,美国休闲产业的从业人员将占整个社会劳动力的80%~85%。目前,美国休闲业已经成为第一位的经济活动产业。未来学家预测,到2015年美国的休闲产业收入将占GDP的一半份额。到2030年,全世界80%以上人员将视休闲旅游为生活的必需品,而乡村休闲则更具广阔的市场。
随着未来社会进入休闲经济时代,休闲观光农业发展将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休闲观光农业的价值越来越得到体现。休闲观光农业由农业经济时代的提品,到工业经济时代的提供商品,再到信息经济时代的提供服务,以及到休闲经济时代的享受产品与服务,其表现出来的附加值也最高。
3.4 休闲观光农业是多功能农业发展的重要形态,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主流模式
休闲观光农业的内涵、特性决定了它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主流模式。休闲观光农业是一个现代大农业的概念,它包涵现代农业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等产业业态。休闲观光农业又是一个大产业概念,它以农业生产经营为基础,并融入农业生态、科技、教育、文化、旅游、休闲、体验、服务等经营思想和内涵。与传统农业产业相比,休闲观光农业更加注重农业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结合,更加重视拓展农业的生态和社会生活服务功能,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更加重视发挥现代科技、信息、管理等要素资源的作用,更加强调农业企业化、市场化、科技化、体验化和服务化等现代生产经营模式的转变。与传统农业相比,它的市场目标和功能定位更加明确,是以满足人们消费需求变化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目标,可以极大提高生产经营管理效率,最大地发挥农业生产、生态和社会综合服务功能。2007年中共中央及国务院1号文件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农业必须注重开发农业的多种功能,重点包括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功能,健全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因此,休闲观光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主流方向,是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提升农业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途径。
3.5 休闲观光农业内涵丰富、形态多样、产业链长,它已成为农村经济的新增长点,并表现出强劲的产业带动发展能力
休闲观光农业的快速发展,是农业的功能和地位发生深刻变化。发达国家的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休闲活动已被认为是一种高层次、高品位的休闲形式。在我国,各式各样的农村休闲需求、消费、产品和服务不断发展完善,休闲观光农渔场、森林人家、水乡渔村、农家乐、休闲农庄、农业观光园、农业科普园区等发展迅速,不少地区已经成为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它不仅带动新兴产业及其产业链发展,还可以扩大内需、拉动消费。发展现代多功能休闲观光农业已经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促进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思路,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一次历史性新机遇。据笔者调查统计,2007年福建全省农业旅游示范点的直接旅游收入3亿多元,带动农产品销售收入10亿多元,直接吸纳劳动就业1000人以上,间接解决劳动就业数万人。乡村旅游成为我省旅游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2006年,全省旅游接待游客1000万人次,增加产值5亿多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产值20亿元以上,涌现了一批乡村旅游的典型,其中三都澳海上渔排农业休闲旅游示范点、天福茶博院、龙佳生态温泉农庄、福清天生林艺园、武夷山星村镇和泰宁县水际村等是全省发展乡村休闲旅游的典型。三都澳海上渔排已经发展成为闽东旅游的主要品牌之一,目前,三都澳海上渔排年接待游客20多万人,旅游收入达2000多万元,成为蕉城区乡村休闲旅游业发展的龙头项目。泰宁水际村122户、501个人口、236个劳动力,2006年有2/3的户数和4/5的劳动力专业从事休闲旅游业,全村旅游固定资产总投入达到3000多万元,旅游年总收入达650万元,旅游人均年纯收入达8000元,是1983年的21.6倍,5户年纯收入超10万元,46户建有别墅式庭院。昔日省定贫困村,今日变成福建省闻名的旅游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示范村。
4 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有利于构建海峡经济区一体化乡村休闲产业
4.1 有利于促进两岸休闲农业产业对接,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海峡两岸之间,特别是闽台之间,由于农业和农村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发展层次也不同,促进产业对接提升产业发展水平符合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台湾休闲农业发展起步早,水平高,产业发展迅速。根据段兆麟、郑健雄统计,2005年台湾地区休闲农场 1102 家,民宿1466 家(类似成都“农家乐”形式),休闲农渔园区超过300个,观光果园385场,教育农园141 场,市民农园 66处,森林游乐区17处。然而,近年来,台湾休闲观光农业发展也面临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压力,表现在产业发展过热、休闲企业规模偏小、国际化项目不多,项目单一、经营效益下降等问题。福建休闲观光农业发展虽然起步晚、水平低,但近年来发展迅速,并具备了对接台湾产业转移发展条件。目前,两岸农业合作已由单纯投资种、养、农副产品加工等领域拓展到投资观光休闲农业领域,不少台商已经开始投资休闲观光农业。据不完全统计,到2006年落地福州的台资观光休闲项目注册资本达1500万美元,利用台资达700万美元,台资投资开发福建休闲观光农业已经表现出强劲的产业发展带动能力。
4.2 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构建海峡经济区一体化的乡村休闲产业体系
福建自然及农业生态环境优美,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具有巨大的优势和潜力。一是资源环境优势。与台湾一样,福建拥有丰富的自然、地理、气候、人文、农村民俗文化等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二是区位优势。闽台之间一水之隔,有紧密的地缘、血缘、文缘、俗缘、情缘、神缘关系,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具有优势区域地理条件;同时,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南邻珠江三角洲,北临长江三角洲,西是华中、西北、西南的主要出海通道之一,海峡西岸正处在中国东南部最主要的海内外旅游交通“十字路口”。三是产业对接优势。从空间分布来看,台湾休闲农业的发展模式真可谓全台各地“遍地开花型”。但由于其空间有限以及政治、经济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海峡东岸(台湾)的乡村休闲产业急需拓展发展空间。
资源相似性、互补性是促进两岸休闲农业产业合作的基础;促进产业合作、打造共同市场,形成大产业、大品牌、大产品,合理配置两岸休闲农业技术、人员、资金、土地等资源,加快发展两岸乡村休闲产业,形成区域经济新增长点,实现互利共赢,增强区域产业经济竞争能力完全是可行的。
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农村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立足桂林，面向西部，探讨当前农村文化建设困境，提出文化农村发展战略，认识其重要性，挖掘和培育传统农村文化，探索科学推进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农村”。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农村文化 战略
建党90周年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提出了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崭新课题。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繁荣农村文化事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七大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的魂。没有文化的发展就没有灵魂的发展。同时，文化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软动力，具有其他社会要素无法取代的作用。要完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各项目标任务，就必须以“文化农村”为发展战略，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扎实推进农村文化建设。
一、农村文化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一个值得重新仔细研究的课题
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必然伴随文化的兴盛繁荣，农村文化兴则文化建设兴。
（一）农村文化建设体现了新农村建设的“和谐哲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执政的主要思路一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十七大不仅提出必须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把构建和谐社会摆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中央执政理念已进入到现在的“和谐”阶段。和谐的标准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和”，主张“和为贵”；“十一五”规划指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际上就是要构建“和谐农村”。农村和谐则社会和谐，农村稳则社会稳。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种新的农村社会状态，这里关键在于“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要达到一个新的状态，实现乡风文明、和谐。“乡风文明”是农村文化建设的范畴，主要是指农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不断提高，崇尚文明，运用科学，社会风气健康向上，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发展逐步适应区域内农村居民的需求。“乡风文明”是与时俱进提出的一个“和谐”概念，充分体现了文化农村在建设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农村的价值所在。
（二）农村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火车头”
实现农村文化又好又快发展的前提是先进的理论指导。文化发展的理论是一种基础性的“系统设置”，为认识与把握文化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工具。在“和谐”理论掣肘下，中国农村开始了文化农村发展模式新探索。文化农村是以农民为主要参与者、以文化资源为主要生产对象，以文化产业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新农村形态，其突出特征是农村的文化资源与精神生产成为推动农村自身发展的主要力量与核心机制。文化农村提出的意义在于，肯定了文化发展对于缓解人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探索走出现代农村发展困境的有效途径，对改革和解放文化生产力，转变中国农村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引领与示范性意义。
农民是农村社会的主要构成要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新型农民，没有农村文化建设的发展，就不会有新型农民的诞生。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正处在关键的发展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优质、高效、安全农业的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扩大，农产品竞争力的增强和农民增收，都需要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管理的新型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加快乡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要求培育农村居民的民主法制意识和参政议政能力，同样需要培养造就一大批既有较高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文明守法，又有责任感的新型农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文化农村的建设作为构建“和谐农村”、“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只有不断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素养，才能促进“乡风文明”，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任务，构建“和谐农村”。
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基本内涵
农村，是相对城市而言的地域概念，是最古老的社会实体。依据人力资源内涵，所谓农村人力资源就是在农村区域范围内总人口中具有智力和体力劳动能力，能够从事农村经济社会活动的劳动者人数的总和。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看，农村人力资源可以分为农村男性人力资源和农村女性人力资源（亦称为农村妇女人力资源）两大类。因此，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就是农村女性总人口中具有创造物质、精神和文化财富能力，能够从事智力和体力劳动的女性人口的总称，它是农村女性劳动者数量与质量的统一。从数量上看，农村妇女人力资源是现实和潜在女性劳动力的人数；在质量上则是农村女性劳动力体质、智能和思想等素质的反映。总的来说，农村女性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决定农村妇女人力资源的数量与质量；农村女性人口结构决定农村妇女人力资源的结构。我国农村妇女人力资源是一个“数量众多、成分复杂、层次分化、差异较大”的人力资源群体。［3］农村妇女人力资源质量作为农村女性劳动力体力和智力的综合反映，它通常与农村女性劳动者的健康状况、文化程度、技术能力、科技素质和意识理念等紧密相连。具体而言，我国农村妇女人力资源由以下几方面人口构成：1、处于劳动年龄内（16-55岁，后同），从事农村经济社会劳动的农村女性人口，它是农村妇女人力资源的核心部分，被称为“农村适龄女性劳动人口”；2、处于劳动年龄内，长期从事城市经济社会劳动的农村女性人口，它占农村人力资源的相当一部分，被称为“农村适龄女性就业人口”；3、虽然尚未达到劳动年龄，但是却已从事经济社会劳动的农村女性人口，被称为“农村未成年女性劳动者”或“农村未成年女性就业人口”；4、已经超过劳动年龄，却依然继续从事经济社会劳动的农村女性人口，被称为“农村老年女性劳动者”或“农村老年女性就业人口”；5、处于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并要求参加社会劳动的人口，这部分人口被称为“农村女性求业人口”或“农村女性失业人口”；6、处于劳动年龄内，正在接受教育、参加不同层次不同内容学习的农村女性人口，被称为“农村女性就学人口”；7、处于劳动年龄内，正在从事家务劳动的农村女性人口；8、处于劳动年龄内，正在军队服役的农村女性人口；9、处于劳动年龄内的其他农村女性人口。在农村妇女人力资源的实际人口构成中，前五部分通常被认为是农村经济活动人口，即现实的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后四部分则被看成是潜在的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农村妇女人力资源作为农村人力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资源，它具有能动性、资本性、增值性、再生性、社会性和区域性等显著特征。
农村妇女人力资源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已经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和资本存量的增加，更多地体现于劳动者知识和能力的提高，即人力资源素质的提升上。农村妇女人力资源作为农村女性劳动力的拥有者，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价值主体，是农村经济增长要素的主要供给者。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二元经济理论、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产业结构变动中劳动力资源变化趋势理论以及社会性别理论等视角，系统分析农村妇女人力资源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可以看到农村妇女人力资源是农村物质资本积累的基本源泉、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力军、农村公共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农村先进性别文化的主动塑造者、加快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和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影响者。因此，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在数量基础上的质量水平将直接影响和决定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速度与进程。（一）农村妇女人力资源是农村物质资本积累的基本源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和“生活宽裕”目标实现的过程，本质上是农村物质资本创造和积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户增收、农民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提高，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态势基本形成。农村妇女人力资源作为农村人力资源的主要部分，是农村物质资本积累的主导性力量，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物质资本的创造和积累离不开农村妇女人力资源。正如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所述，人和劳动是生产和经济活动中发挥最关键作用的核心资源，“人口在这里是财富的基本源泉”；［4］101人是劳动的主体，自然资源是客体，资本资源则是二者的中介；近代社会中出现的资本和自然资源高于人力资源，甚至控制人的现象，是一种“异化”现象。在人的全面发展学说视域中，农村妇女人力资源是农村物质资本积累的根本动力和基本源泉。关于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有详细论述。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舒尔茨在长期的农业经济研究中发现，20世纪50年代美国农业生产量的迅速增加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其关键性因素并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或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他指出“人力资本的增长可能是经济系统内最为不同凡响的特点”。［5］综上可见，农村妇女人力资源，是农村生产要素中的主体性资源，是农村物质资本积累的基本源泉；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对农村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尤其经过开发的农村妇女人力资源，随着人力资源质量的提升将成为农村经济系统中最能动最活跃的要素，是农村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关键。国内外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力资源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人力资源素质越高，该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反之亦然。（二）农村妇女人力资源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力军。现代农业，是相对传统农业而言的。农业现代化，就是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就是改造传统农业、不断发展农村生产力的过程，就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过程。”［6］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包括农村妇女在内的新型农民培养是关键，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导力量，因此农业现代化发展离不开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开发。二元经济理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无限供给的农业劳动力在高收益的吸引下会源源不断地进入城市工业部门，最后直到城市工业部门吸收完所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刘易斯，1955）；因此，二元经济中的农业部门必须依靠技术进步以提高生产率，来保持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的平衡发展（拉尼斯和费景汉，1961）。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引发了农业部门内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非农转移，农业生产女性化成为我国农村劳动力结构，因此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客观上成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力军和核心力量。没有农村妇女人力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农业现代化发展目标难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发育程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妇女人力资源的开发程度。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开发，不但能使长期束缚于传统农业生产的妇女逐步适应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还能通过经营管理素质和现代意识的提高，改变传统低效、自给自足的经营管理方式，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三）农村妇女人力资源是农村公共事务的重要参与者。随着改革与发展的深化，农村妇女日渐成为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核心力量，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农村妇女的参与，甚至必须基于她们的发展和参与。正如同志所说“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挖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7］农村公共事务的管理也是如此，在管理的过程中既不能出现农村妇女视角的缺失，也不能离开广大农村妇女的广泛参与，否则“管理民主”目标无法实现。因此，农村妇女人力资源是农村公共事务的重要参与者。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认为人不仅是劳动者，还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应该是统一的，“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发展本身要求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客观趋势”；［4］486在未来社会，每个社会成员的才能都得到全面发展，全面发展的人是能够承担各种不同社会职能的人，他们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劳动需求，并且使自己先天的、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地发展；当今社会发展呈现这样的态势，“物质生产力的限制，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真正的财富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4］222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内涵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农村妇女的全面发展意味着农村妇女在体力、智力、政治参与和生产能力等各方面能力的发展与完善，其中农村妇女公共事务参与状况直接反映农村妇女的政治素养，是衡量农村妇女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农村妇女在农村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直观反映。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公共事务参与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管理民主目标的题中之意，也是提高农村妇女参政水平、促进妇女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四）农村妇女人力资源是农村先进性别文化的主动塑造者。社会性别（Gender）理论认为女性能力和社会地位之所以低于或劣于男性，不在其生理特征，而是后天形成（波伏娃，1949）；妇女所扮演的性别角色不是女性生理所决定的，而是社会文化所规范的；人的性别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在对家庭环境和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反应中形成；生理状况不是妇女命运的主宰，男女性别角色是可以在社会文化的变化中改变的；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上能保持优势，而妇女创造劳动生产率的价值被贬值，是传统文化所决定的社会性别标志的表现，是社会为他们做出的位置安排。［8］由此，女性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扮演着“他者”的角色，通过相对于男性的关系被描述和界定，如女性通常被描述为是柔弱的、需要保护的、无能的、不成熟的、非理性的、易哭泣的，男性则是尊贵的、强壮的、有魄力的、成熟的、理性的、坚强的。而这些观点，再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历史等环境因素进行综合，从而形成了“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高女低、男主女从、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男女两性差别观念，甚至在现代还在不断被内在化、概念化和大众化。毋庸置疑，这种传统的“女性弱者”性别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农村妇女成长为新型农民的现实期待并不相匹配；同时，也不利于农村妇女自身的全面发展。农村先进性别文化的缔造，需要让农村妇女参与到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让农村妇女主动去展现和塑造具有时代特色的农村新女性形象，独立、自主、平等、自信。唯有如此，才能在新农村建设中全面激发农村妇女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农村妇女的全面发展，最终农村妇女人力资源真正成为农村先进性别文化的展现者和塑造者。（五）农村妇女人力资源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产业结构变动中的劳动力资源变化趋势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最早的生产部门是农业部门，它是社会分工和其他非农产业部门存在的基础，“农业劳动不仅对于农业领域本身的剩余劳动来说是自然基础，而且对其他一切劳动部门变为独立劳动部门，从而对于这些部门中创造的剩余价值来说，也是自然基础”；［9］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大量绝对过剩的农业劳动人口便流入城市，即随着产业结构的变迁，农业劳动力数量和人口有向城市集中的显著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会有更多的劳动力依次转移到工业和非农业生产领域。我国的城市化实践印证了这一趋势。随着农业经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从农村流向城市，农业劳动力数量和人口向城市集中。我国城市化主要有两种途径，［10］一种是内涵式城市化，主要依托现有城市吸纳和转化更多人口，尤其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农村流动人口，促使他们能平等地获取和利用城市的基本公共资源，转化为真正的市民；另一种是外延式城市化，指通过行政区划变动迅速扩大城镇的地域规模，大量农民就地拥有了市民身份。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非农产业的劳动力转移上，城市化发展聚集了大量农村妇女劳动力在各种经济活动中的直接参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更集中了包括农村妇女在内的许多劳动者的创造性活动，城市化的发展离不开农村妇女人力资源的参与和推动。与此同时，城市化也给农村妇女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让农村妇女不再囿于农村的土地上和传统的农业生产中；城市化还为农村妇女发展创造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和优化的社会氛围，为农村妇女获得全面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可能。（六）农村妇女人力资源是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影响者。农业生产与自然环境关联密切。一方面，农业生产天然依赖和利用土地，如农业生产分布受自然环境影响、农业产出规律亦由自然产出规律决定；另一方面，农业发展对土地的利用和开发过程，实质上也是人类对生态环境的适应和改变过程。此外，从资源现实来看，我国人口数量庞大，一直以来与耕地之间供给矛盾突出，耕地资源人均拥有量严重不足。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我国农业综合生产力高速增长，但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破坏和牺牲生态环境才获得的。随着农业的深化发展，资源和环境压力明显加剧，农业生产面临巨大危机，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困难重重。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农村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农村水土资源和农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母亲这一社会角色，农村妇女承担着人口繁衍的重要职责，因而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对农村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起决定作用。首先，由于生物遗传的原因，母亲的素质会进行代际传承，即母亲的智力、体力和文化水平等都会影响甚至决定子女的智力和体力。其次，子女在社会化过程受到母亲影响。在农村社会中，子女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普遍受到母亲影响，母亲的言传身教是子女成长中品性养成的重要途径。作为农村生产和生活的主要力量，农村妇女人力资源的经营理念、管理水平，及其作出的生产决策都会对农村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产生积极影响，如耕地的保护、森林植被和水资源的保护，水土流失的治理、土地荒漠化以及防止农业生产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等。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农村妇女的整体素质，增强农村妇女的环保意识，转变其生育观念、降低农村人口出生率，更好地处理好农业与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推动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作者：巢小丽工作单位：中共宁波市委党校
论文关键词：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
1．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界定
公共产品是与私人产品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区分他们的标准主要是产品或服务在消费上是否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农村体育公共产品较之于一般公共产品，其特殊之处在于供给区域主要限定在农村，其产品类型主要是体育设施和服务等。因此，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应是指以农村为服务区域的，在消费和使用上具有一定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体育设施和服务。由于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在既定的产出水平下，增加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这就意味着，若按边际成本定价，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必须免费供给。而且，由于其非排他性，无法排除打便车者毕业论文提纲，私人部门供给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成本无法通过市场获得补偿，市场无法有效提供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但由于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可以改善亿万农民的身体健康状况，丰富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促进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具有较大的正外部性。因此，在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应主要由政府承担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并辅之以其他供给方式。
2．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现状分析
2.1城乡二元发展战略所形成的城乡分割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以农补工”、“重城轻乡”的二元发展战略，以二元社会制度下城乡一国两策的“体制内、体制外”公共产品供给体制。重点或优先把财力、社会资源用于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在“以农养工、以农哺工”制度安排下，一些“重城抑乡”、“重工轻农”的不公正政策措施名正言顺、大行其道。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渠道则是主要由农民自行解决，国家仅给适当补助。而且在特有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差别政策的作用下，国家通过工农价格的“剪刀差”等非经济手段提取农业剩余提供工业资本积累及城市建设，逐渐形成了城乡分隔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职能加强的同时却弱化了公共服务职能，严重阻碍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完善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正是由于城乡二元发展战略的影响，使得我国农村资金流出多、补偿少，在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投资的“城市偏向”情况下，农村已形成了“城乡收入分配存在差距，农村公共产品投资不足、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经济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资金来源、城乡收人差距进一步加大，农村公共产品建设更加滞后”的恶性循环现状。因此，我国传统二元社会制度下农村公共政策的偏颇性和不公正性是导致农村体育公共产品总量上供给严重失衡以及城乡极大差距的首要因素，同时也反映了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我国社会发展的初级性和城乡之间发展的严重不均衡性。
2.2“举国体制”下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形式的弱化
我国体育“举国体制”产生于20 世纪50 年代初。在半个多世纪中，这一体制对我国竞技体育的迅速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毕业论文提纲，是我国制定和实施奥运战略不可动摇的基石。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虽然经历了人民公社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以及现在的农村税费改革后时期二个阶段的变迁，但本质上都是一种以政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单中心”供给体制。在政府内部，各级政府之间的公共责任划分不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错位。在以政府为供给主体的单一供给体制下，我国的农村公共产品是由各级政府联合供给的。按照公共财政理论，全国性的农村公共产品应由中央政府供给，地方政府只负责地方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很清楚。然而直接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县乡财政目前困难重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便失去了必要的财政支撑。由此，处于边缘状态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更是首当其中成为“弱化”的对象。
2.3责任主体角色“缺位”下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挤兑
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基础性、效益的外溢性特征，决定了政府必然是公共产品的责任供给主体。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职责来看，全国性的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地区性的公共产品应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但农村基层政府、权力部门在各项达标考核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及目前对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监督制度、激励制度、评价制度的还不够完善，体育公共产品资源配必然成了他们挤兑首选的对象。其次，农村实行分税制后，因制度变更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没有相应的财权作基础状态下下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承担过多的责任，本已捉襟现肘的基层政府，势必再次陷入与上级政府在税收激励和自筹边界确定问题的矛盾之中。虽然税费改革后农村的“一事一议”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供一定制度空间，但广大农民对农村体育公共产品需求的非迫切性及认识上的误区，导致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根本得不到多数人的统一和有效的供给。可见，在这一不公正公共财政制度和财事权不对应的裁判框架下，其必然的结果是各级政府在农村体育公共产品责任角色的长期“缺位”。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包办”单中心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在我国地广人多农业社会环境下毕业论文提纲，以及人们多样化与多层次的体育需求与服务面前，不仅显得杯水车薪，而且“缺位”现象越来越严峻。当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观念和体育价值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影响中国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
3．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
3.1改变传统观念，建立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体制
历史地看，中国举国体制既反映了中国国情特定的发展道路和背景，也反映了人们在特定时期对于优先与兼顾、效率与公正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基本施政纲领是公民享有均等化的社会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公正成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以及协调社会利益机制的立足点，从以往注重竞技体育走向两者之间的“同步化”或“相对平等度”，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平衡点和最好结合点，建立合理配置体育公共资源的新制度和公共政策体系。基于社会公正基本理念和规则，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应改变长期以来重城市轻农村的体育观念，以政府再分配职能的正当性，通过专门性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公共政策的出台，制定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关政策和法规，以公共政策所特有的权威性、强制性和持续性，来确保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建设资金具有稳定的来源，以制度和法规的手段保障农村这“边缘群体”享有体育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权益。
3.2完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实现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一方面，政府代表社会的公共利益，有责任也有义务提供那些市场调控失灵的体育公共产品，而地方政府主要负责提供那些与本地区的农业、农村和农民自身发展有关的体育公共产品，政府作为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多元主体中的最重要一元，是由政府自身的属性和本质决定的。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应该成为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优先的供给者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另一方面毕业论文提纲，私人及企业可以提供一些产权归属明确、能够市场化运作和排他性收费的体育公共产品，私人企业、农村社区和农村非盈利组织在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需政府的引导、扶持和监管。还有各种非政府合作性的农村、社会服务机构和组织也是农村体育公共产品提供主体之一，可以提供收益界限清晰、可以排他性收费的体育公共产品，主要是某一领域或生产环节所需的重要的技术和生产信息。优化供给结构，实现由政府单一主体向政府、私人企业、农村社区和农村非盈利组织多元主体的转变的新模式，充分利用各供给主体的资金、知识、技术等优势，较好地使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相互协调，发挥开放系统的整体功效。
3.3实现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创新，建立有效的需求表达机制
加快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真正实现农村村民自治，首先要实行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多中心决策体制，必须坚持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政府决策的主体地位，尤其是在关系地区农村村体育发展大局的，如农民体育活动组织规定、农村体育场地建设方案等体育公共产品的决策中，要不断整合其决策程序，从而真正体现和维护农民的利益。其次，要积极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建立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深入基层了解农民需要什么，进行市场调研，科学论证，增强对农民需求的反馈，做出反映农民真实需求的决策。建立关于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重大决策的听证制度。这样可以保证资源的合理配置，保证资金的合理流向，真正体现广大农民的意愿。
3.4建立有效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监督、评估与反馈机制
首先，要改革现行的农村干部考核制度毕业论文提纲，将农村基层干部的晋升与本地区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状况直接挂钩；其次，政府要加强对私人企业、非盈利组织供给体育公共产品的监管力度，保证农村公共产品有效性供给。完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绩效评估制度，制定科学的组织方法、操作规则、评估标准及指标体系，建立相对独立的评估机构，配备多学科和具备政策科学知识的评估领导队伍，对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效评估。此外，要加大对偏远农村和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培养，采用“走下去”和“走出来”两种方式来进行培训；对投资西部偏远和贫困地区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企业，除上述政策上给与优惠外，国家可对其企业的发展和运行给与一定的税收减免政策；农村也可利用自身的自然资源优势，吸引企业投资，采用共用、共管模式进行有效管理。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是一项长期的民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各团体以及农民朋友自身的大力合作来共同完成，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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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艳芹，等.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 农业经济，2006，5.
[3]闵健，李万来，卿平，等.社会公共体育产品的界定与转变政府职能的研究[J]. 体育科学，2005，11.
[4]楚永生，丁子信.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消费水平相关性分析[J]. 农业经济，2004，7.
关键词：农村群众文化 问题 对策
“文化经济”是以人的智慧成果即文化资源的资本化开发为基本特征的“知识经济”。贵州发展文化产业，应通过对广大农村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适度技术化、组织化，直至加以知识产权专属化、生产资源资本化，实现资源的有效保护和产品（产业）的自主开发。贵州广大农村的发展，已不大可能再走沿海农村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却很有可能凭借自身所拥有的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开发文化含量高的文化产业，发展文化资源资本化开发的文化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贵州农村文化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为今后的文化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也必须看到，贵州农村文化产业还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一、农村群众文化的时代表征
所谓农村文化，从狭义的角度来讲，是指一定区域的农民的文化水平、思想观念以及在漫长的农村文明中形成并积淀下来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情感状态、处世态度、人生追求、生活方式等深层的心理结构的反映。它表达的是农民的心灵的世界、人格特征以及文明开化的程度。在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农村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农民的精神状态、思想道德水准、科学文化程度、价值取向等方方面面都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但我们也必须清醒的看到，农村文化在积极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不容乐观的境遇。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审视农村群众文化事业建设中的不良现状，这是“三农”建设必须面临并要解决的问题。
广义的农村文化是指在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以农民为载体的文化，是指在特定区域范围内，特定民族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特定农村区域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它包括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人文心态、民族艺术、风俗习惯、社会生活规范、文化发展模式以及由之产生的功能机制。当代农村文化强烈地反映着农村社会独特的人文景观和区域特征，它除具备区域文化的一般性特质如民族性、地域性、历史悠久性以外，还彰显着鲜明的时代表征。
第一，农村文化的原生性形态与当今的经济技术形态一体互动。与传统的农村文化不同，如今的农村文化不仅凸现其原生性形态，而且也显现其经济技术形态。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力”和“文化资本”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愈来愈明显。农村的文化产业迅速发展，大批的文化资源转为文化产业并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技术财富，区域经济与区域文化一体互动。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推动了农村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农村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农村文化的繁荣。
第二，农村文化的个性化特征在多元文化格局竞争中凸现整合与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流动的不断加速，区域经济、区域文化的合作与交流也日益频繁，农村文化与现代文化区域不断互动，农村文化的发展视野不再是独立的、小范围的行政区划单元，而是超出地域限制，纳入了现代文化区域的交流圈甚至更大的范围之中。农村文化一方面传承其独特的优秀文化，彰显其地域的个性化特色，同时又不断吸收和利用外来文化。过去单一的、传统的农村文化逐渐退缩。在多元文化的竞争中，大量的农村文化在不断吸纳异质文化的基础上，资源得到了更为合理的配置。在文化经营上，农村文化也从分散、自发状态，经过联合向产业化的方向发展，农村文化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出现了新的整合和创新。
二、农村群众文化的涵义
群众文化事业建设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改造和丰富人的主观世界。因此，群众文化事业建设实质上是在建设“以人为本”的生态“软环境”及和谐共存的“精神生态”。在价值层面上，要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文化发展的归宿；在技术层面上，要坚持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保持文化自身的创新能力，使农村文化发展能够反映时代要求和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促进生产力的解放，最终推动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在方法措施上，要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坚持先进文化发展主旋律的前提下，形成多样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农村群众文化事业建设的对策
新农村群众文化事业建设是指农村文化产品创作、农村文化队伍建设、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群众文化活动开展，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村文化产品的创作。文化产品在表现形式上有：诗歌、散文、小说、文学评论、戏剧、音乐、歌曲、舞蹈、绘画、雕塑等。优秀的农村文化产品是对农村新风貌的反映，体现着从农民切身利益出发的善恶判断和理想追求，体现着农民的政治倾向、道德理想、、审美趣味和哲学观念。当前，农村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必然使意识形态包括文学艺术多样化。
第二，农村文化队伍的建设。农村文化工作者是农村文化产品生产的主体，他们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文化产品质量的优劣。新时期，农村文化工作者应加强修养，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一是努力学习，提高思想理论修养；二是树立精品意识，努力创造有利于提高农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反映时代主旋律的精品力作。三是要有奉献精神。文学精品凝聚着文化工作者对生活的深入思考和独特的人生体验，不付出代价和艰辛，没有奉献精神，是不可能创作出精品的。
第三，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指：广播站、电影放映队、有线电视、乡村图书馆、文化馆（站、室）和其他文化活动场所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都是传播文化的重要阵地，是农村群众文化事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农村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开展。农村群众性文化活动是指广大农民群众在日常生活、生产中涉及饮食、服饰、医疗卫生、体育、娱乐以及人际交往、家庭文化等多个方面的文化活动。这些文化活动，只有人民群众广泛地积极地参与，文化活动才有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朴今海.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群众文化事业建设现状的调查与思考[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5期.
本刊讯 6月24日-25日，在四川广元朝天区曾家山举行的中国农业公园与休闲旅游康养产业发展论坛上，来自农业部、住建部、四川省及广元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的专家学者就中国农业公园建设与休闲农业和康养产业发展进行深入探讨与交流。中农办原主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出席论坛并为曾家山中国农业公园授牌。与会专家认为，中国农业公园的建设已成为我国农村发展的新业态，已初步形成农旅文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将有力推进我国休闲农业和康养产业发展。
中国农业公园是基于农村广阔的土地资源和乡村自然资源、生态资源、产业资源、文化资源和景观资源禀赋，融入低碳、环保、循环、再生等可持续发展理念打造的新型主题公园业态。创建10多年来，中国农业公园以凸显“乡土、乡情、乡愁、乡韵”内涵为特色，成为集美学化的农业景观、生态化的农时田园、艺术化的农耕文化、产业化的农事组织、科学化的农业生产的新型农村社区，是乡村休闲和农业观光的田园综合体。
论坛开幕式上，中共广元市委常委、朝天区委书记蔡邦银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朝天区坚定实施绿色发展战略，立足独特的自然资源和生态优势，以“蜀道亚高原、康养曾家山”为主题，加快建设曾家山中国农业公园，打造了魅力独具、活力绽放的养生天堂。“我们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全力打造绿色养生基地，曾家山创建中国农业公园，既是保护生态、传承历史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资源开发、加速奔小康的主要路径。”蔡邦银说。
作为本次论坛的发起和指导单位，中国农村杂志社党委书记、社长王太表示，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传统农业和乡村的价值认识正在重新构建和确立，休闲农业等农业新业态也迎来快速发展黄金期。农业公园的发展是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高端形态，它有效地利用了农村广阔田野、绿色村庄，遵循低碳环保可持续发展理念，将农业生产与农耕文化有机结合，成为产业融合的大平台，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成为农民增收的新载体。农业公园的创建有力促进了传统农业的转型升级，促进了传统农村形态的提升和再造。
“一批风景优美、产业发达、人文浓郁、各具特色的农业公园在全国陆续建成，展现了旺盛的生命力和美好的发展前景。可以说，农业公园的创建，给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个综合解决方案。”王太说。
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副会长沈泽江在论坛上介绍了中国农业公园的创建历史和现状，并对中国农业公园以“农文旅、绿科商、创学养”九个字做了理论归纳。
中国农业公园发展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卢凤君则从中国农业公园的系统认识、战略抓手和商业模式与论坛嘉宾分享了观点，并着重提出关于中国农业公园的价值思路。他指出，公园的本质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外部性和公益性，农业公园是城乡一体的公共产品，要全域运营、全息服务、全链增值。要从保护脆弱稀缺价值、支撑实现长远价值、提升区域整体价值、运营激活商业价值四方面综合统筹。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认为，中国农业公园创建的重要意义在于找到了壮大新产业、发展新业态的有效途径。他希望通过加快农业公园创建，大力发展休闲旅游产业，充分发挥资源环境和农耕文化优势，利用“生态+”“旅游+”模式，创办旅游合作社、企业来推进休闲农业发展。他表示，政府要进一步完善行业标准，监管好食品、消防、环境安全。要围绕有机、有潜力、有特色的“三有”产业，实现生产生活同步改善、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一产二产三产深入融合，培育宜居宜业特色城镇。要通过建设特色集镇、打造田园综合体、创建产业融合园“三个抓手”促进农旅文融合发展。
论坛上，中国农业公园发展研究课题组副组长乔惠民宣读了《中国农业公园曾家山共识》，来自四川曾家山、黑龙江红兴隆、广西玉林五彩田园、成都温江区、河北北戴河、河北保定市、浙江滕头村、江苏盱眙县、四川江油市、四川武胜县等中国农业公园成员单位、创建单位代表及企业代表共同签署了共识。
对于中国农业公园创建特别是休闲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潜在风险，多位专家也给出了明确意见。“休闲农业的发展中，一是发展同质化比较严重，特色不够鲜明；二是管理粗放，服务水平不高；三是基础设施比较落后，设施配套还不完善。”农业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詹慧龙说。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信息中心处长丁兆平则建议中国农业公园建设中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对农业公园的规划要有分区，特别是对原住民的安居划及防灾减灾规划等方面要做好细化工作。
关键词：新乡贤；农业后生产论；长期性；区别性；阶梯性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7）03-0056-07
201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奇葆提出：“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①自此，新乡贤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学者们围绕新乡贤存在的原因、价值与作用，以及如何壮大新乡贤进行了较多阐述②。但对于新乡贤发展的困境研究较少，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精神文化遗产的流失造成乡贤不愿意回去；二是环境状况造成乡贤不能回归；三是各种制度不健全造成乡贤不敢回去③。这些对新乡贤发展困境的分析只是发现了问题的表面，而没有发现问题的实质在于乡村缺乏吸引力。实际上，西方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也存在乡村人口外流、发展日益困难的局面，但随着农业制度由生产时期M入后生产时期，乡村变得宜居，大量城市中产阶层回流入乡定居，彻底改变了农村破败、空心化的现象。对此，西方学者总结为，人们迁居乡村的行为系农业后生产论（Post-productivism）发展的结果[1]（p.9）。
因此，对于新乡贤生成的困境我们应该着眼于农村发展理论来研究，而不是只囿于视野极限，看不到这些问题的产生实际上与农业的发展制度息息相关。对此，我们将以农业发展理论来解析新乡贤的生成困境。
一、农业生产论是造成新乡贤生成困境的根本原因
按照“农业生产论”（Productivism）的观点，由于工业化及都市化的结果，乡村被赋予的任务就是生产粮食、追求产量最大化[2]。
同样，在中国，农业长期以来是税收的主要来源，虽然当前农业税已经被取消，但农业的生产为主的功能没有发生根本改变[3]。
这种生产功能为主的农业虽然在满足我国粮食生产需要、稳定农村社会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也对乡村社会、经济及环境等方面造成了冲击。这些冲击导致了新乡贤的生成困境。
（一） 乡村人口外流，新乡贤后继无人
一般来说，机械化程度越高，农业生产能力越强。自《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实施以来，我国农业机械行业迎来发展的黄金 10 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由2004年的35.7% 增长到 2015 年的 62%[4]。而机械化程度越高农业所需要的生产劳动力数量就越少。根据王福林等人的研究，“种植业机械化程度为100%时每个劳动力所承担耕地面积平均值为8.00 hm2，种植业机械化程度为0时为1.38 hm2”[5]。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后，农村所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农村劳动力的人口外流也会逐年增加。
在这些外流人口中，绝大多数属于农村知识文化程度较高、有一技之长的精英农民。有调查反映，“目前，农村正经历着资源、资本、精英大流失”，“较难吸引流出的优势人员回流，农村成为无竞争力人员的驻留地”，“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出使村庄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面临后继无人的危机”[6]。一方面，能代表乡村伦理关系的族长后代多半能接受较好的教育，他们大多愿意待在城市发展，不愿意回乡接替父辈职业而造成该阶层伦理关系继替的中断；另一方面，普通村民的后辈因视野和学识的限制也难以担任乡村伦理关系的继替者。
（二） 乡村环境恶化，新乡贤不愿回去
为了达成经济增长目的，农业生产阶段的主要做法是引进工业、改善乡村土地结构和使用农业新技术。然而，其结果是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变甚至破坏，这是因为工业企业会带来工业污染，土地结构改变会带来农村生态平衡破坏，化肥、除草剂等新技术也会造成土壤和水的污染。因此，伍兹（Woods）提到，这些现象造成了对农村景观、环境、水土以及栖息地的破坏[7]。根据有关学者分析，我国农村“过去10年中有环境恶化的比例为43.6%。就不同环境类别而言，空气环境、饮用水环境、湖河水环境和土壤环境恶化比例均在20%左右”，主要污染源包括工业、农业（化肥、农药）和生活垃圾（含人畜粪便），而其中工业污染和农业污染是最主要的[8]。同时，为了增产，农业走工业化的道路，还引发了水、土、森林等重要资源的严重短缺，以至于农村在工业化的副作用下日渐失去了秀美的环境[9]。
缺乏了秀美的环境，农村在城市中上阶层眼中也将失去吸引力。有学者指出，“随着农村经济盲目无序的开发，乡村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也恶化，这些都不同程度导致了乡村的日益空心化”[10]。按照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都市中上阶层之所以愿意选择移居乡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出于对乡村宁适价值的追求，因为乡村可以满足个人对较好的生活自然环境（如新鲜的空气、优美的景观）的需求，以及方便从事特殊的休闲娱乐（如骑马、乡村旅游）[11]。可见，部分新乡贤也将由于乡村环境的恶化而不愿意返乡。
（三） 土地政策所限，新乡贤不敢回去
按照传统的农业生产论观点，农村土地的主要功能是人们的物质消费价值[2]，也就是说，土地的功能主要是生产，而不是其他。为了保证农业的生产功能，我国2007年的物权法规定，农民“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 ；同时，按照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承包土地的农业用途”。这样，农村对于土地的使用基本上只能按照以提供农业生产为目的的使用途径，基本上排除了其他的用途。
由于农村土地只能从事农业生产，尽管现在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有所提高，但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的低收入结构。根据农业部的数据，2012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是10991元，而来自农业的人均收入是2106.8元，只占家庭人均总收入的19.2%[12]（p.138）。生活在都市的中上阶层人士因农业低收入也不敢回乡定居。长期把农业定位于生产功能角色，也导致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改造，因为这里的根源就在于偏重于农业生产功能引起的“根深蒂固的二元结构”[13]。此外，按照《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新乡贤如果要回乡定居也因无法获得宅基地土地使用权而面临不能获得长久居所的困境。
综上所述，目前许多农村面临着本土精英流失和外面精英回不去的局面。这将使得新乡贤的形成成为“无源之水”，因为对于大多数乡村而言，如果“仅仅靠留在农村的‘386199 部队’，是根本无法实现乡村复兴的”[14]。对此，有人提出通过部分退休官员或其他退休人员回乡定居也可以改善农村的新乡贤生成困境。但我们认为远远不够，一方面因为每个村庄出去的国家工作人员只有少部分，人数实在有限，另一方面因为其年岁较大没有精力从事太多的乡村治理工作。此外，很多退休政府工作人员返乡参与乡村治理更多地是以不在当地的形式承担这部分工作，用于农村公共治理的时间有限，多数时间是遥控指挥。可见，如果不改变农业以生产为主要功能的发展趋势，新乡贤的生成将面临重大障碍。
二、农业后生产论与新乡贤的生成
对农业非生产价值追求的需要（如宁适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改变――对环境保育的重视等，都促使了兼顾农业生产与非农业生产使用的“农业后生产论”的形成[2]（pp.66-67）。对于农业后生产论的标准，西方学术界进行了不同的阐述，但大体都有以下标准[15]。一是注重生产和非生产功能的结合，且非生产功能要多于生产功能。如以前认为乡村的主要角色是生产粮食的地方，而在农业经营多元化和农村强调保护生态多样性的条件下，也具有新的功能――消费性（如高尔夫球课程、步道或农场观光）。二是有机化耕作。从以前注重量的要求转变为注重质的要求，农业生产需要高品质、零污染。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欧洲农业政策鼓励集约农场经营减少农业投入，使生产粗放化，以减少环境污染及复原自然栖息地。 三是政府政策改变。后生产论的政策除了偏向乡村的环境、粗放化及多功能外，更注重整体的乡村发展策略。这些政策包括土地政策、基础设施投资政策等，能从整体上改善乡村与城市的差距。
按照以上农业后生产论的标准，农业后生产阶段在我国许多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出现[14]。例如，有学者指出浙江赤松镇的以种桂佛手而著名的山口村、义乌市以纸品收集加工而著称的佛堂镇鲁雅村以及磐安县尖山镇以发展农家乐休闲度假产业为特色的管头村基本上属于农业后生产阶段[16]。我们经过调查也发现，以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为特色的成都市幸福村和艺术新村基本上也有农业后生产阶段的趋势。结合学界的研究成果和对成都两个乡村的调研发现，这些农村在农业后生产阶段来临时发生了以下变化。
（一）人口外流减少
人口外流的减少主要在于土地功能由单一生产功能转变为多样化功能后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生活需要所致。以前土地被简单定义为商品价值，靠生产功能完成，如农产品、木制品、矿产品以及加工后的产品；现在土地价值还包括了非生产性的宁适价值，涵盖有休闲使用价值、风景欣赏价值、文化、历史及健康价值[15]。随着土地价值功能的多元化，乡村社会所能提供的工作机会增多了，农村人口外流的现象⒒岱⑸改变。如浙江金华青岩刘村农户通过出租部分房屋，一年约有20万元收入；管头村村民在未经营农家乐之前大都外出务工，现在很多村民家都开了农家乐，收入好的人家一年有十多万收入[16]。因此，这部分村民利用土地的休闲价值就可以满足生活需要。还有部分村民则混合利用土地生产价值和宁适价值来满足生活需要，如浙江金华佛手园村村民用其中1/5土地种植佛手，4/5土地开展户外拓展和乡村旅游[16]。即使是以土地生产价值为生活需求的村民，也将生产价值多元化。如鲁雅村成为纸制品加工专业村，绝大部分村民都选择在本村就业[17]。
总之，在土地功能转变后，农村大部分人口将因为能够在农村讨得较好的生活而不必外出务工，从而改变了农业生产阶段的“外出打工潮”。例如，在浙江金华佛堂镇，据政府社会事业办介绍，佛堂镇户籍人口8.2万，外来人口近12万，常住人口近20万[17]。按照这个数据来看，本地人口8.2万基本上没有出现外流现象。
（二）生态环境复归天然
生态环境的天然复归主要归功于有机耕作的推广。通过有机耕作，首先是提供品质优良的农产品。如成都周边农村推行的“化肥零增长”行动，有力地改善了粮食、蔬菜和果树等农产品的品质。其次是环境优美。如成都周边农村先后打造了幸福村、艺术新村和桃花山村等各具特色、环境优美的生态农村。以幸福村为例，全村耕地面积2527亩，打造了1500余亩梅林种植园区，超过总面积的50%以上，有221个梅花品种，各种梅花22万余株，是全国四大梅花基地之一[18]。最后是人文与自然的和谐。有机耕作不单单指农作物方面，还需要提供文化价值的需求，将自然与人文统一。幸福村作为全国四大梅花基地之一，体现的是植梅、育梅、赏梅、品梅过程中的一种集高洁、秀雅、坚毅于一身，色、香、韵、姿俱佳的梅文化[18]。
由于土地的宁适价值可以为都市市民提供消费机会，很多市民选择来乡村观光，也有些人选择移居乡村，尤其是都市的中上阶层人士[15]。如成都龙泉的艺术新村就因为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怡人的风景，加之当地政府修建的完好配套设施吸引了大批艺术家来此地购房定居，现在已成为一个典型的都市移民新村；佛堂镇吸引的外来人口既有来自临近的县市的，也有来自外省的[17]。
（三）移居成本降低
土地政策的改革等“反都市化”行为减弱了传统的城乡二元观念，将为都市市民移居乡村提供生活便利，并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首先，土地经营性质改变可以为他们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如成都实施的生态搬迁模式将落后山区和交通便利村庄捆绑发展，整合两村土地，山上土地发展生态、现代农业和休闲旅游，山下土地发展二、三产业[19]。这样，之前土地仅限于农业生产功能，改革后农业功能扩展至旅游、商贸、服务等领域。因此，返乡人口获得的工作机会大大多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时期。如管头村67%的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2014年管头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35000元[16]。再如成都幸福村旅游业非常发达，外地投资者蜂拥而至[18]，村民也可以从事餐饮、商贸等多种经营获得谋生机会。其次，随着土地流转政策的改革，移居乡村的都市村民还可以享受远比城市居民低得多的房产价格。就成都而言，截至2017年2月，幸福新村附近新开房地产的价格是7200元/平方米元，而市区均价至少在14000元/平方米元左右。正如台湾学者指出的中产阶级移居乡村的制度原因，“也可能因为土地管制制度的改变，诸如农业用地取得的松绑，乡村土地开发的限制的缩减甚或解除”[15]。此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也很重要。如成都“坚持把农村土地整治与城镇建设、改善农村生产条件”相结合，并颁布实施《成都市已征地农转非人员社会保险办法》和《成都市征地农转非人员社会保险办法》等，“有关办法和措施使已征地和新征地的农民都享受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住院医疗保险待遇”[19]，这样可以使村民与城市居民共享城市化的成果[20]，也为新乡贤移居乡村解决了后顾之忧。
总之，随着农村逐渐步入农业后生产阶段后，农村人才外流趋势得到缓解，以前制约都市中上阶层不愿意回乡、不敢回乡的困境也将逐步得到解决，这主要是农村生产、生活、生态面貌得到改善的结果。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总结出一个规律：“但凡建设得好的地方，正是因为有了人才――或是本地的人回来了，或是外面的人引入了，他们在这里成为新乡贤，回得来、留得住、干得好、有尊严，也给这些地方注入了长久的生命力。”[21]
三、基于农业后生产论逻辑下的新乡贤生成政策反思
西方农村的复兴经验表明，“当年如果没有逆城市化带来的城市资本及城市精英下乡，也根本不会有西方国家后来的乡村复兴，亦不会有我们在欧美见到的美丽、富裕、文明的乡村”[16]。然而，上面的分析也表明，新乡贤的生成又与农业后生产理论密切相关。在农业生产阶段，农村缺乏吸引力导致乡贤留不住、回不去，只有发展到农业后生产阶段，让乡村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才有新乡贤生成的充分条件。
正如台湾地区在2010年提出的农村再生政策所要求的那样，希望“建立农村整体再生活化，并强调农村产业、自然生态与生活环境之共同规划及建设，注重农村文化之保护与维护及农村景观之绿美化”的生产、生活、生态一体的美丽农村[22]。
对于这样的乡村，我们虽然也有过新农村建设的规划，但还没有彻底改变农业生产论的思维定式。我们必须“力图超越国内近些年来简单的新农村和美丽乡村建设活动，超越一般意义上的乡村转型，提出全面的‘乡村复兴’概念”[14]。因此，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农业供给侧改革，以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以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为根本途径”，“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可见，我们的农业发展政策已经开始有了转向农业后生产阶段的趋势。然而，根据《2014年中国农业发展报告》的分析，我国的农业农村发展基本上还处于解决粮食安全、村庄空心化和城乡二元分割的阶段[12]（p.152）。可见，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还处于农业生产阶段。要从整体上解决新乡贤生产的困境还需要从转变农业生产阶段入手。
（一） 坚持新乡贤生成的长期性
对于西方什么时候开始为农业后生产阶段做准备，学术界还没有一明确的结论，因为农业发展阶段的转向是自然的，是逐渐认识到农业后生产的重要性后慢慢形成的。一般而言，西方先进国家是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农业后生产理论的，也是直到那时才开始出现都市上层阶层移居乡村的潮流[23]。可见，西方国家在进入农业后生产阶段前也经过了一个很长的时期。
就我国的台湾地区而言，台湾有关学者提出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由生产主义过渡到后生产主义的结构变迁模式”的时期，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后生产主义的发展模式已取代生产主义发展模式[24]。换言之，台湾地区从生产主义过渡到后生产主义也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可以预见，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要从生产阶段过渡到后生产阶段也会经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农业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加艰巨[12]（p.152）。由此可见，我们要通过发展到农业后生产阶段来解决新乡贤生成的困境同样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二） 坚持新乡贤生成的阶梯性
由于我国“既要保证粮食安全，又要考虑农业后生产主义内容的合理性”[25]，因而不切实际地在全国农村地区全面推行后生产主义也不符合我国目前的国家现实，但如果不重视农业环境也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目前“我国应通过政策观念的变革创造条件，在重视产量的同时，把农业功能的多重性置于更加重要的地位”[25]。可见，农业政策理论的转变需要区分为“以量为主兼顾质”的阶段和时机成熟后的“完全的农业后生产”阶段来执行；相应地，新乡贤的生成政策也要按照农业的阶梯性政策来分阶段确立。
首先，在“以量为主兼顾质”的阶段，新乡贤的生成要以本土资源为主。由于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阶段，外来的城市中上阶层进入乡村将面临环境、生活成本等暂时困难，因此，这个时候要以培养本土新乡贤为主，“培养有见识、有担当、有威望又自愿扎根乡土的新乡贤”[26]。一方面，需要最大限度地弘扬传统文化道德的引领作用。传统的乡绅主要由德高望重的社会贤达组成，他们“在垂范乡里、化育乡邻、维护乡村秩序、促进基层社会平稳发展等方面曾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27]。在这些地方，虽然传统的族长之类已经很少存在了，但仍然存在部分愿意为乡村的修路、架桥、调解纠纷等无偿奉献的乡村贤达。另一方面，这部分人一般年纪比较大，且宗族意识较浓厚。因此，在对他们进行积极引导、激励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道德的同时，也要促使他们减少宗族意识的色彩，塑造其成为“既汲取传统乡贤文化中的价值精华，又践行和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乡贤[26]。
其次，在“完全的农业后生产”阶段，新乡贤的生成要以吸收外来资源为主。随着农业后生产阶段的逐步来临，许多都市中上阶层将为农村宜居环境所吸引而选择移居乡村。这也是未来新乡贤生成的主流趋势，因为从社会发展及人的需求看，农业后生产主义观念是大势所趋[25]。在这一阶段，需要“引进‘今贤’，鼓励新乡贤回乡投资、参与公共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26]。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该阶段外来资源非常丰富，但也需要对他们进行积极引导，需要为他们奉献乡村、引领风尚搭建良好平台。这是因为外来资源进入乡村也将面临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如果不积极引导，就会造成外来移民与本土原著民间的冲突现象，反而不利于新乡贤的生成。
（三）坚持新乡贤生成的区别性
由于我国存在地域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农村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如上文提到的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发达的乡村以及部分靠近都市的乡村基本上在朝着农业后生产阶段迈进，个别的乡村实际上已经属于农业后生产阶段。同时，我国绝大部分农村还处在以生产为主的阶段。根据《2014年中国农业发展报告》，我国农村的化肥使用量、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和农药使用量在逐年增加，分别从1992年的3827.92万吨、105.6万吨和114.1万吨增加到2013年的5911.9万吨、249.3万吨和180.2万吨，增长率分别为54.4%、136.1%、57.9%[12]（p.158）。因此，我们在采用新乡贤的生成政策时，还要更多地坚持区别对待的原则，根据不同农村地区的农业发展阶段而采取不同的新乡贤生成政策。
对于发达的农村地区，可以主要采取依靠外来资源政策。由于这些农村地区已经进入或者正在进入农业后生产阶段，如都市地区的郊区农村和部分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这些农村已经成为外来移居者的主要地区。对于这些农村地区而言，主要是做好外来资源的充分利用工作。而对于绝大多数农村地区而言，由于为传统的生产方式所制约，新乡贤的培养资源非常有限。这些地区面临本土资源严重流失和外来资源很难引进的困境。因此，一方面需要对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阶段逐步进行改变，引导他们从纯粹农业生产阶段逐渐过渡到“以量为主兼顾质”的阶段，再过渡到完全的农业后生产阶段；另一方面，要千方百计挖掘本土优秀资源，为培养新乡贤创造条件。
注释：
①参见刘奇葆：《创新发展乡贤文化》，《人民文摘》2014年第10期。
②参见李建兴：《乡村变革与乡贤治理的回归》，《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吴雄妹：
《乡贤文化与现代乡村治理――基于江西省乐平市乡村治理实践分析》，《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刘淑兰：《l村治理中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及其实现路径》，《理论月刊》2016年第2期；等等。
③参见颜德如：《以新乡贤推进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理论探讨》2016年第1期；王文峰：《“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困境及对策研究》，《未来与发展》2016年第8期；张露露，任中平：《乡村治理视阈下现代乡贤培育和发展探讨》，《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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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职院校 新农村建设 “有所为”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中期阶段以后,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六届五中全会,适时提出了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再次提出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可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其目标是实现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全面发展,其核心任务是农村人口素质的大面积提高和科学技术的普及。高职院校作为培养高技能应用型技术人才的基地,要肩负起历史使命,明确自身任务,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科技支撑、优质的社会服务和输送合格实用型人才。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2006年学术年会”上表示,新农村建设人才的主体要靠职业教育培养。
一、 地方新农村建设需要高职院校“有所作为”
1. 新农村建设需要大批职业技术型各类人才
目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仍然落后,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仍然不高。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提供的数字表明:目前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3年,全国92%的文盲、半文盲在农村。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有9.1%,接受过农业职业教育的只占5%。留在农村和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大多数文化技术素质偏低,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不相适应。农村对教育的需求仍然是大量有文化、有技术的新型农民和基层职业技术人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是一个伴随着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产业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大量学有所长、专业技能过硬、实际操作能力强的人才和新农村的建设者。而高职院校具备培养这些人才和建设者的能力。同时,面对城市巨大的就业竞争和压力,新农村的广阔发展空间无疑给高职院校的兴盛带来了福音。
第一,新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需要大量的人才。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干部。农村需要知识、需要更新发展观念、需要赶上时代的步伐、需要大学生帮助他们改变落后的面貌。高职院校培养的人才更适合农村发展的需要,在农村更有用武之地,可得到充分发挥,同时经济收益也不错。第二,农村城镇化需要大量建设人才。新农村的建设过程,同时也是农村的城镇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才是推动其发展的原动力。高职院校每年都可以提供大批人才,还可以持续培养新农村建设所需的人才,面向新农村,同时为高职学生的就业找到了新的渠道。第三,农业产业化、现代化需要大量建设人才。在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生产方式中,生产基地建设是大规模、机械化、集约化生产,要求人员素质水平高、机械化水平高、经营管理规范化,而原先的农民肯定难以适应这种科技形势的要求。这一系列的生产建设需要大量的农业科技人才,高职院校可以把这种形势作为自己的发展机遇。第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民需要培训。城镇化建设必定促使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培训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不断促进农民学习新文化、新技能、新观念,不断提高农民素质,逐步培养出一代“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让农民真正成为发展生产、建设新农村的主体,才能建设新农村。这同样带给了高职院校发展的巨大空间。
2. 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的技术及合适的项目
新农村建设过程主要是经济发展过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各种各样适合当地发展的实用技术,这对地方高职院校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需要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需要适合当地发展的项目,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在其发展过程中,要为当地新农村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和为其发展出谋划策,充当好助手。高职院校在搞好日常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要花一定时间进行科研,做到产学研相结合。
3. 新农村建设需要大力提高精神文明
大力提高农民的素质和精神文明程度是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许多地方只注重表面的东西,注重统一规划村庄建设,而忽视文化建设,忽视精神文明建设。这就为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高职院校在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做出自己的贡献。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的民主管理意识淡薄,也需要大力加强。
二、高职院校在新农村建设中“大有作为”
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2006年学术年会”上说,当前,我国职业教育迎来了一个举国推进、大力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是制造业,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要靠职业教育;提高就业率,消除贫困,提高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也要靠职业教育;新农村建设的人才主体还要靠职业教育培养;中国的城镇化,帮助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高农民工就业水平,职业教育更起到了关键作用。因而,高职院校将“大有作为”,尤其在地方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能发挥自身优势。
1.高职院校是新农村技术革命、技术产品开发的摇篮
高职院校走的是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高职院校有专门从事技术开发与运用的科研人员,这些研究人员与时俱进,针对市场需要进行技术革命,开拓新的技术领域,同时把新技术转化为新产品,把新产品转化为经济效益。高职院校的大部分学生来自农村,学生对农村的生活状况及农村的需求了解最为深刻,他们能够建议和参与开拓农村市场的技术产品;他们能够吃苦耐劳,大部分愿意回到农村,为当地的新农村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他们肯动脑筋,改进和设计出适应农村需要的产品和技术。
2.高职院校是民工和新型农民、社会和企业的培训基地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全面进行,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参与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必要提升综合素质,才能适应城镇发展的需要。通过技能和素质的培养,他们才能融入城镇市民群,从而从根本上加快城镇化与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强对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各个环节的管理,树立良好的信誉度,这一系列工作的要求是老式农民难以胜任的,我们要培养新型农民。有知识、有技能、有素养的新型农民才能成为新农村的建设者。社会和企业需要不断更新专业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高职院校可以整合自己的教学资源担当这一重任,同时也可为自己的发展拓宽新的领域。
3.高职学生是新型技术的驾驭者
与普通高校相比较而言,高职院校学生虽然理论功底比不上普通高校的学生,但是实际操作能力和应用能力比普通高校学生强。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就是造就新型的技术人员,其专业设置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边上理论课边进行实训,用理论指导实践,再用实践提升理论。高职院校学生应更加贴近实际,面向运用,而这种特点对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建设所需是十分有利的。同时高职院校学生又是新型的有着专业技术和技能的劳动大军、建设大军,是新农村建设的一支巨大力量,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
三、练好内功,加快发展,充分发挥其“有所为”
高职院校的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还有差距。高职教育要开拓新农村市场,要着力于新农村建设的实际,把新农村建设的落实和高职院校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双赢。为此,高职院校需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更新办学理念,坚定服务宗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推进新农村建设。高职院校发展面向新农村,应该明确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目标,从而找准自己的努力方向,以此明确办学指导思想。高职院校应坚定为当地新农村建设服务的宗旨:一方面,按照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为其培养人才,为当地新农村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根据当地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为其提供技术指导和为其提供所需的发展项目,积极参与当地的新农村建设,在当地的新农村建设中充分发挥高职院校的优势,积极为当地新农村建设做好服务工作。
2.创立和亮出服务新农村的特色品牌专业
高职院校的发展须有自己的特色学科与品牌专业,才能保证其对生源的吸引力,在招生和就业中处于有利地位。高职院校应按照市场和当地新农村建设的需求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职业能力突出,发展潜力大,创新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的高级应用性技术人才。高职院校必须充分发挥人才、技术集聚优势,以自己的品牌为说服力,积极投身当地的新农村建设。
3.重视“双师型”队伍建设,走产学研相结合的路子
高职院校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千万技术应用型人才,因此这就要求高职院校要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要有一批既有知识又懂技术的高级教师队伍。高职院校要经常让教师深入工厂车间和农村田间地头学习技术和了解社会和农民的需求;教师要经常充电,勤于学习,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只有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被社会接受,才能受到社会的欢迎,才能真正服务于当地的新农村建设。同时学校还可以聘请当地企业和农村的技术人才来学校任教,将实用的技术和知识传授给学生,使学生学到的技术和知识更能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服务。教师在教学之余,还要积极投身于搞科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需要确定科研项目,研究出来的项目能真正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学校在加快发展的过程中,要积极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培养应用性技术人才。
4.配合政府部门对职业教育与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性进行宣传
高职院校要积极寻求新闻媒体的支持,大力宣传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大力宣传高技能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突出贡献,牢固树立技能人才是我国人才队伍重要组成部分的观念,宣传每个技能劳动者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组成力量,宣传新农村建设对人才的渴求,宣传新农村建设的广阔发展前景,宣传新农村的就业优势。高职院校要充分肯定和鼓励高技能人才的创造性劳动,让青年学生和技能劳动者发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认识到自己前途光明,从而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更好地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伍慧玲.面向新农村――高职教育发展的战略新视野[N].中国教育报,2006-4-22.
[2]吴启迪.吴启迪强调:职业教育要为新农村建设培养人才[N].中国教育报,2006-9-23.
[3]大力发展农村职教服务新农村建设――访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黄尧[N].中国教育报,2007-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