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04 03:18:0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会生态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于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的界定，学者们可谓是见仁见智。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关于网络民族主义的精准定义。笔者查阅了绝大多数学者关于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的高见，更倾向于认同学者谷士刚博士对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的理解。他指出，“所谓网络民族主义是网络空间中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行为的总称，它是民族主义在网络条件下的新发展，它以网络作为平台、途径、工具和手段进行相关的表达、传播和行动”。这种界定强调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技术载体支撑，即网络是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具有其正确性，但是对于影响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其他因素并没有涉及，不能准确地表达出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本质内涵。因而，通过借鉴以上定义中的正确性部分，同时运用社会生态学的观点，我们认为网络民族主义不是一种仅仅因网络而产生的孤立的社会政治现象，它同时也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社会生态因子相互影响的结果，是网民基于民族感情和爱国精神而在网络上表达和传播民族主义情绪、言论、思想的一种社会思潮，同时在某些情况下进行民族主义的实践运动以达到预期目的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网络民族主义这一现象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突发性和应激性并重
网络民族主义的发生往往是毫无征兆的，呈现出突发性的特点。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传统的传播媒体无论在传播速度上还是在传播内容上较之网络信息传播方式都难以望其项背，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在某一地方发生的民族主义事件，消息一旦被传到网络上就会铺天盖地地传播开来，形成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局面。因此，网络民族主义事件的传播呈现出突发性的特点就不言而喻了。与此同时，网络民族主义的这种突发性又导致了政府相关部门在处理网络民族主义事件时的应激性特点。尤其是影响较大的一些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由于其容易转化成网络民族主义事件，引发网民的诸多反应，因而，一旦发生这类事件，为避免事态朝着不良方向发展，政府部门就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灵敏性和反应性，注意疏导网民的不良情绪，从而引导网络民族主义事件朝着良性健康的轨道发展。
（二）理性与非理性相结合
从语言表达上看，网络民族主义的相关言论表达呈现出理性与非理性相结合的特点。有些网络民族主义言论的表达，尤其是那些逻辑严谨、文笔流畅、观点深刻、篇幅较长的上乘之作，很可能是出自学界的学者或带有官方背景的研究者之手，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被各大网站、论坛、博客甚至平面媒体频繁转载，这类文章较多表达了作者对国家利益和民族前景的担忧，体现了作者关于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深刻理性反思，“彰显着理性的光辉”。另一方面，有些网络民族主义言论的表达表现出很强烈的情绪化特征，许多网民大量使用暴力性语言，失之于极端和偏激，存在极端化倾向。这类言论表达者往往缺乏理性思考，其话语表达没有经过系统化理论化的构建，一时冲动只顾自己不良情绪的宣泄，而不考虑其言论所引起的严重后果。这足以证明，我国网络民族主义还处于初级的不成熟的发展阶段。
（三）大众化与体制外并行
从参与者的身份视角和人数多寡来看，网络民族主义具有大众化和体制外的特点。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尤其是原来不掌握话语权的草根阶层和社会弱势群体能够借助英特网在公共场合来表达他们自己对社会上发生的某些事件的见解，以及发表对政府如何处理这些事件的观点进而对政府施压，并且逐步把网络视为他们表达观点的意见渠道和唯一认同的政治社会。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大多数网民往往倾向于以虚拟符号出现，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们所依托的网络空间具有不可察觉的时空位置和形态，其网上交往活动不具有实体性和可触摸性”。即便如此，网络民意的表达依然会对政府部门的决策过程和整个国内舆论造成深刻的影响。这又使得网络民族主义呈现出体制外的特征。
（四）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
从网络民族主义者的言行来看，我国的网络民族主义衬托出网民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通过对大多数网民的言行进行分析得知，不管他们的言行是否客观、理性，他们的初衷都是基于朴素而又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及对本民族的热爱，出于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干涉我国内政、损害我国利益的愤慨，出于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意愿，“其指向也多是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和污蔑中国国家形象的言行，表达着对国家发展前景和生存发展空间的忧虑。”此外，由于网络本身所具有的虚拟性特点，部分网络民族主义者可能只在网络上发表其爱国言论，而不参与现实的行动，当然也不排除某些网民的极端偏激的不负责任的非理性观点，因此，不能将网络民族主义完全等同于网络爱国主义，虽然在很多情况下二者是可以划等号的。但是，即使是一些网民的比较极端的情绪化的由于一时感情冲动而发出的言论，在其背后深藏着的仍然是对国家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毋庸置疑，爱国主义也是网络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社会生态环境分析
以社会生态学的视角来考察和分析网络民族主义，我们认为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不是一种孤立的行为，它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元社会生态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产物。
（一）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经济生态环境分析
在社会生态环境中，经济生态因素是影响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一个决定性因子，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网络民族主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除了与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之外，还与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所造成的全球化与本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冲突息息相关。我国的网络民族主义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过三十余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骄人成就举世瞩目，更为重要的是，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层面的需求也随之得到改善和提升。此外，不容忽视的是，由于我国融入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使得我国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系列的碰撞和利益冲突。这一切因素都推动了我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发展。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持续发展，全球化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冲突难以避免，加之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必然要求在一些涉及到我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大量涉外言论中，无一不体现着这种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初衷，“而其论证的前提无不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其次，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我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和辉煌成就促使我国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日渐复苏，民族自豪感日益增强。伴随着这种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国民众的国家利益意识也随之觉醒，在与国际社会的一些利益冲突中，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呼声日益高涨，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不可忽视的网络舆论力量。再次，随着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更多的中国民众开始接触到网络，使用网络的人群日益增多，更多的网民出于爱国意识开始加入到网络大军中发表他们对一些问题的观点和意见，甚至被呼吁加入到网络行动中。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就是在这种经济生态环境下产生并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
（二）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政治生态环境分析
网络民族主义现象的产生与我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切对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我们都可以将其视作政治生态环境的范畴。把网络民族主义现象放到生态环境中去考察，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其能够在社会生态环境中获得良性发展。整体来看，影响网络民族主义现象产生的政治生态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总体上讲，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广大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大为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较之以往有了较大进步，政治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政治文明程度大大提高。相应地，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政治风气大为好转，社会民主、包容程度不断加强，我国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不断高涨，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增强。我国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它也是我国政治文明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体现。民主的政治制度为广大民众积极参与网络活动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他们网络参政议政的意识不断提高，网络政治参与的素质不断加强，这都对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2.在涉内方面，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的关键节点，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频发，问题层出不穷，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对政府和社会都产生了不满情绪。
这是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诱因。处于转型加剧期的当代中国，正处在爬坡过坎、攻坚闯关的关键时刻，社会矛盾和问题丛生，诸如住房问题、教育公平问题、腐败问题、就业问题、弱势群体利益维护问题等事关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足以引发网络上的舆论大战，激发人们的网络政治参与热情。其中不乏一些网民的极端言论，他们对政府怨声载道，对社会充满了仇恨心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党的执政形象，也不利于我国社会的和谐构建，更会误导我国网络民族主义的理性健康发展。因此，为消除人们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情绪，引导网络民族主义朝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党和政府就要认真努力解决好这些事关民生和自身发展的社会问题。
3.在涉外方面，当有损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重大国际政治问题出现时，我国民众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就会被激发出来。
这也是当前我国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秉性、精神纽带和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民族精神反映在思想学说上就是民族主义，民族精神是内核，民族主义是外在表现形式。民族主义是对本民族的认同、归宿、忠诚的强烈思想意识和实践活动，是思想、学说、运动的统一。”毋庸置疑，中国民族主义就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民族利益的认同和捍卫。解读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网络民族主义，不难发现，针对一些国际争端事件的发生，无论是中日间、中美间，还是中韩间发生的一系列摩擦事件等，我国网民所发起的旨在维护我国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网络抗议运动，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凡是涉及到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一些国际争端和摩擦事件，我国的网络民族主义就会显现出其无比强大的威力和对外震慑作用。
（三）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文化生态环境分析
文化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一种软实力，在当今这个时代，对一国社会的发展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无处不在，渗透于社会的各个要素之中。当前我国风起云涌的网络民族主义，与我国社会特定的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具体来讲，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与反思推动了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我国的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曾一度认为就是这种传统文化阻碍了我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国家落后和民族屈辱的最深刻和最根本的原因”，主张摒弃传统文化、实行全盘西化。由此导致了一部分人对我国的传统民族文化持虚无态度，甚至形成了民族虚无主义和。这两种对待我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极为不正常的，也是有害的，因而，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知识界对这两种社会思潮进行了批判，开始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复兴的力量源泉和精神家园，力图找到民族复兴与民族文化复兴的结合点”。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强大的民族主义潮流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形成，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网络民族主义开始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
2.当前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也是网络民族主义勃兴的一个重要推手。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因此，十七大报告明文规定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党的十报告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当前中国社会，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都非常重视文化的繁荣发展问题。我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勃兴就是我国文化繁荣发展的一种体现。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发展，文化全球化已然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过程当中，由于不同文化的碰撞，形成了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网络民族主义思潮就是其中的一种。文化的繁荣发展助推了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和高涨。而如何有效利用网络民族主义思潮为我国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服务，则是我们要认真思索的问题。
3.广大网民自身民主素质提高，网络政治参与的热情高涨。
这也是我国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随着我国公民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较之过去有了很大的提升，自身民主素质得到显著提高，政治参与的热情与日俱增。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现在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人们很容易就能接触到网络，加之现在手机的普遍流行，大多数民众基本上都是人手一机，与手机形影不离，他们即使不使用计算机，也可以使用手机上网，这就更增加了人们接触网络的机会，为他们的网络政治参与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无疑这会进一步推动网络民族主义的不断发展。无论是哪个领域的问题，不管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文化的、社会的，不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只要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他们都可以利用自媒体在网络上各抒己见，自由发言、讨论，甚至有时会将网络上的言论化为现实当中的实际行动，凸显网络民族主义的巨大威力。但是我们要注意引导网络民族主义朝着理性健康的轨道发展，不能任其自由发展，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三、分析网络民族主义现象社会生态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生态史学 思想框架 研究思路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生态史（或称环境史）[1]研究如新笋破土、蓬勃向上，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国史学的一个崭新分支——生态史学正在逐步建立之中。然而，应当如何建立和建立怎样的中国生态史学？生态史学应当具有什么样的思想框架？如何在史学体系中给予它以合理的学科定位？它与中国史学的其它分支、特别是目前居于显学地位的社会史研究是什么关系？对于这些问题，学者时或言之，专门系统的论述则未尝见，故笔者草成本文，陈述几点初步想法，期以抛砖引玉。
一、中国生态史学的本土渊源
从世界范围来说，生态环境史研究大约兴起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学者开始进行这方面的专门研究稍晚一些，80年代初开始出现在题目上标注“生态环境”一词的史学论文，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来逐渐成为热门课题，一些学者相继呼吁建立中国环境史学，笔者甚为赞同，但更愿意称之为“中国生态史学”。
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国外环境史学的影响，这一点毋须讳言。近三十余年来，欧美国家的环境史研究不断发展，新论迭出，渐成热门之学，并且有的外国学者还致力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环境问题[2]，令国内学者闻风耸动。不过，根据笔者的观察，直至今日，除台湾学者之外，国内对西方环境史学的了解仍然很少，有关方面的理论方法尚处于初步引进的阶段[3]。也就是说，迄今为止，国内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在思想理论和技术方法上并未受到欧美环境史学的显著影响，而主要是依凭本国的学术基础。换言之，由于“欧风美雨”的刺激，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在较短时间里快速兴起，以致最近若干年来标榜“环境史”或“生态史”的研究课题日益增多，但无论就问题意识还是就理论方法来说，它都具有不可否认的“本土性”[4]，可从上个世纪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脉络中找出它的学术渊源和轨迹。只不过早先的相关研究是在不同学科中分头进行的，显得非常零散，也没有明确打出“生态史”或者“环境史”的旗号。笔者以为：构建中国生态史学，固须积极引进和学习国外相关理论和方法，对国内学者所作的前期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绩进行一番认真清理亦是十分必要的。唯有如此，中国生态史学方能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更好地结合本国实际开展研究工作，并免受“邯郸学步”之讥。为此，笔者先对大陆学者以往的相关研究作一个简要的评述。
1.考古学和古生物学者的相关研究
在中国学术界，最早关注历史生态环境的是考古学和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向以历史早期的物质文化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出土文化遗存时，除了关心人体骨骸、人造事物（如器具、建筑、墓葬、手工业场所等）之外，也注意动物骨骸、植物籽粒或核壳等。出土动物骨骸、植物籽粒和核壳，指示着远古时代各地动植物种类的构成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构造。上个世纪前期，当考古学家在殷墟遗址中清理出大象的遗骨和古文字学家从甲骨文中发现“获象”、“来象”之类的记载时，学者逐渐认识到这种动物曾在华北地区栖息，也很自然地想象当地古今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其它多种喜温动植物遗存（如犀牛和竹鼠的遗骸、水蕨孢子等）亦在华北各地不断出土，学者做出了远古中国气候和动植物构成与现代迥然不同的判断[5]。
上世纪末期以来，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受到社会的普遍关切，考古学者也深受震撼，在国外考古学的影响下，大陆和台湾都有一批学者积极着手建立中国的环境（生态）考古学，试图对远古人类聚落的生态环境进行某种程度的重建，并考察特定区域的生态环境因素对远古社会组织、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与此同时，古生物学家也不再孤立地认识某些野生动植物，而是逐渐采用生态变迁的大视野，根据动物和植物考古资料，考察某个区域动植物区系和物种构成和特定动植物种类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及其原因。应该说，考古学和古生物学家所开展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至少为我们长时段地考察中国生态环境变迁提供了丰富的和古今对比强烈的历史信息。
2.历史地理学和气候史学者的相关研究
历史地理学以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历史空间分布为主要研究内容，致力于探讨人地关系演变的过程和规律，与生态环境史研究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由于特殊的专业优势，历史地理学者具有令人赞叹的广阔思维空间，他们不仅注意到了历史上的森林破坏、河湖变迁、沙漠扩张和一些珍稀野生动植物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也注意到了历史上聚落、城市及经济产业的分布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虽然他们的思想框架和研究方法是历史地理学的，但前辈学者如史念海、谭其骧、侯仁之、文焕然、何业恒等人的不少论著实堪称生态史研究的经典。
气候史方面，早在民国时期，竺可桢就已注意到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冷暖变迁问题。1972年，他在早年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题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4]的著名论文，对中国东部气候的周期性寒暖波动进行了系统论述，成为学者引用频率最高的史学论文。继他之后，有一批学者先后在这方面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出版了数量可观的论著[5]。
从最近10多年的成果来看，历史地理学者显然不再满足于考察和描绘某些自然和社会文化现象的历史空间分布，而是日益关注自然现象与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彼此联系，在人口与环境、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与环境、社会变动与气候变迁、疾疫和灾害与环境、民俗与环境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绩的探讨；一些研究其实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课题了[6]。假如它们仍然必须被称为历史地理学的话，那么只能说生态史学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本来即有很大的重叠，两者间的界线事实上非常模糊，几乎无法断然划清。直到目前，我们所进行的许多生态史课题，往往是由历史地理学者提出并率先开展研究的。如果说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主要是从历史地理学中生长出来的，也不算言过其实。我们要想特别标立一种与历史地理学相区别的生态史学，必须从学理上进行认真辨别，对两者的理论方法和学术指向做出必要的判分[7]。
3.农牧林业史学者的研究
农业、牧业和林业的本质，是充分利用各种自然条件如水、土、光、热和物种资源，干预动植物的生命过程，促进那些经济动物和经济植物的再生产，获得以衣食原料为主的各种产品。任何一个类型的农牧林业生产都不可能离开特定的生态环境，它们的历史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因此农牧林业史家比较早地关注到历史生态环境问题，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我国农牧林业史家关注生态环境，大约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8]。在此之前，个别学者已发表过若干相关论文，如雷海宗先生在1950年代曾发表《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9]，根据古书记载概述华北气候的变迁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但并未形成一种群体性的学术倾向。20世纪80年代前后，东西方农业科学界都在反思“石油农业”和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对农业生态系统的危害，提倡所谓“有机农业”（后来又提出“生态农业”，再往后则是“可持续农业”；日本则有人基于道家思想提倡所谓“自然农法”），不少中外农学家称赞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方法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使中国农史学家受到了鼓舞，于是有人开始论说传统农作方式对维持生态平衡的积极作用，比如重视水土保持和积肥施肥、实行作物轮作间作套种、种植与饲养相结合、采用生物防治等等，对促进有机物质循环和保持农业生态平衡的作用和意义，试图阐发传统农学的现代价值，其中江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桑基鱼塘”、“蔗基鱼塘”生态农业模式被赋予了典范意义。农田水利作为农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向来受到重视，有大量的论著发表，学者很早就关注农田水利建设对水资源调配的重要作用，及其对农业生态环境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与考古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相比，农牧林业史家对历史生态问题的论说显得更加专业，这一方面由于他们具备良好的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基础，另一方面则由于他们一开始就注重对生态学（特别是农业生态学）理论方法的运用。
90年代以后，农牧林业史家的研究思路渐趋开阔，对于中国历史上农牧林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渐渐不再只是强调好的一面，而是开始反思传统的农业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的弊病及其所造成的生态恶果，例如关于黄土高原过度开垦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宋代以后长江中下游的围湖造田和明清以来山区垦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问题，均取得了不少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一批学者从农业史和经济史入手探讨中国历史上的“天人关系”，也取得了相当可喜的成绩[10]。尽管农林牧业史学者的研究范围大抵局限于对产业内部历史问题的探讨，但由于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直到上个世纪才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此前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其实也主要表现在农牧林业生产方面，离开了这些方面的基础研究，想要真正认清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殆无可能。事实上，自谭其骧、史念海以来，历史地理学家探讨中国古代生态环境问题，亦主要从农、林、牧业入手。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与生态环境史有关的学术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前期，并且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为进一步考察中国生态环境变迁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我们着手建立中国生态史学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学术资源。
然而，已有的研究尚不足以构成中国生态史学。首先，以往相关探讨大抵只是考古学、古生物学、历史地理学和农牧林业史等学科研究的外向拓展和延伸，而非以系统绘制中国历史生态环境图像为学术指归。研究者对生态历史问题的考察仍是立足于各自不同的专业，并没有凸现出全面认识中国历史生态环境、最终对之进行某种程度的系统重建的意向，更没有从开始生态环境出发对社会历史运动进行系统解释的努力，这就造成相关研究与主流史学之间存在相当大的隔膜，其成果也未能很好地被一般史学著述所吸收；其次，尽管以往已经探讨了许多重要论题，在研究思路和技术方法上也作了诸多有益的探索，为中国生态史学的建立准备了一些重要的构件。但是，这些论题、思路和技术方法显得相当零碎和分散，彼此之间互不关联，尚不足以构成学术界域分明、结构层次清晰并具有内在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生态史学框架；其三，由于“自然”与“社会”二元分立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以往对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理解和定位存在着不容回避的严重偏差：人们普遍将它视为社会历史之外的另一学术领域。传统史学一向重人事、轻自然，对自然的历史用力甚少，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几乎是一片空白，生态环境史研究者立志加以填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矫枉未免过正，早先的生态环境史研究明显偏重对自然层面的考察，社会层面的问题则被严重忽视了，从而造成了新的偏颇，以致许多人以为生态环境史的研究目标只是考察古今自然环境之变；其四、与以上几个方面相联系，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认识到了开展环境史研究的必要性，实际介入这一领域者亦已不可谓少，但极少有人对这一新研究进行学理上的论说。迄今为止，国内的生态环境史研究仍局限于具体问题的探研，附属在不同的相关学科之下，如果上升到“专门之学”这个层次加以考量，则仍存在着严重的学科理论缺失。正因为如此，在一些人的眼里，生态环境史研究只不过是探讨一些边边角角的历史问题，算不上什么专门的学问，至多只能充当历史著述的“缘饰”和“花边”，难登史学的大雅之堂。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1] “生态史”又称“环境史”，中外学者都往往混用，但“环境史”的叫法更加流行。个人认为：这一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应是生态学，因此更愿采用“生态史”一词。另外，“环境史”仍有将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人为分割的嫌疑，而在我所主张的生态史学中，两者是一个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协同演变的整体，人类（社会、文化）系统应被视为地球生态大系统的一部分。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亚著名中国经济史和环境史家Mark Elvin (伊懋可)，他在多年前即开始了系统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其中包括对洱海、巢湖、杭州湾、近代结核病与环境等问题的专门研究。伊氏曾与台湾学者刘翠溶合作主编会议论文集——《积渐所止：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下册），由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2000年出版中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与中文版所收论文略有不同），在中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最近，伊懋可又以《大象的退却：中国环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为题，对中国环境史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
[3] 近年来，一些研究外国史的学者如侯文蕙、、包茂宏、梅雪芹、高国荣等做了不少这方面的译介工作，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学术信息，令人钦佩。
[4] 笔者这里使用“本土性”一词意在说明：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主要并非导源于近30年来在国外兴起的环境史学，而是基于本国学者在相关领域的前期研究。请切勿作过分宽泛的理解。
[5] 例如关于远古动物，徐中舒早在1930年就发表了题为《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的长文[1]（pp.51~71)，根据殷墟出土甲骨卜辞中“获象”、“来象”之文，参以其它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对商代河南产象及象之南迁事实进行了论述。其后，德日进、杨钟健、刘东生等人又先后，对殷墟出土哺乳动物群进行了系统研究[2][3]。这些均可视为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先声。
[6] 例如青年历史地理学者王建革关于华北平原和内蒙古草原生态、经济与社会史研究的系列论文，其实更多地采用了生态学而非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方法，与传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大异其趣，可为显著的例证。
[7] 关于环境史学与历史地理学的关系，同行学者时有议论，但对两者究竟如何判分，并未形成成熟的意见。个人认为：环境史（生态史）的理论基础是生态学，它的主要着眼点是“生命系统”，重在考察生物（特别是人类）与环境、生物与生物之间的历史关系；历史地理学虽然一向强调人地关系，但其理论基础是地理学，主要着眼点是“空间构造”和“空间运动”。因此，历史地理学并不能包办环境史学的研究工作。
[8]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和《农业考古》等几家农业史刊物，均陆续刊载有题目上出现“生态”一词的论文。在同一时期的农业史著作中，更时常见有“生态农业”、“生态平衡”、“生态破坏”等词句，有关论述也不断增多。
[9] 该文收入氏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0]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农业史研究中，“风土”和天、地、人“三才”观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先后有不少论著发表。1999年12月，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 学术讨论会，分别从天人哲学、农林牧业生产实践、资源保护等多方面探讨人类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会议论文由李根蟠、原宗子和曹幸穗等结集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由中国农业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 二、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中国生态史学
诚然，从不同学科出发考察历史生态环境的具体问题，是非常有意义、也是十分必要的，但相关研究必须加以有机整合。若欲改变目前的“零打碎敲”局面，开展全面系统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以获得对环境历史变迁的贯通认识，并由此取得对社会历史的更加透彻的理解，就必须建立一种专门之学——生态史学，使之成为中国史学中的一个独立分支学科。
毫无疑问，生态环境史研究要想提升为一个专门独立的史学分支，必须具备独特的思想框架和理论方法。然而，完成生态史学框架体系的构建工作，恐怕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西方学者已就“什么是环境史”、“环境史主要研究什么”这些基本问题讨论了数十年，并提出了多种定义和构想，但各家的意见并不是很一致的；国内虽也有个别学者提出了一些设想[1]，但事实上还没有人真正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在此，笔者也只能提出自己的一点粗浅见解。
我们认为：生态史学作为一个新的史学分支，其新颖和独特之处，不仅仅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它的思想理论和方法，首先（应当）体现在它将现代生态学理论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以生态学以及它的分支学科——人类生态学（生态人类学）、人口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文化生态学等，作为观察和解释历史的思想导引和分析工具。简要地说，生态史学是运用生态学理论方法来处理史料、解释历史现象和历史运动（既包括自然现象和自然运动，也包括社会现象和社会运动）的一种新史学。它的基本学术指向是采用广泛联系、彼此作用、互相反馈和协同演化的生态系统思想，陈述和剖析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互动变迁的历史经验事实，并就如何协调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与一般的历史研究不同，生态史学的观察视野不局限于社会和人事，而是将目光较多地投向人类的生物属性和与人类社会活动发生过种种联系的那些自然事物和现象；但生态史学又非宽泛意义上的自然史研究，它事实上只着眼于自然界（特别是地球生物圈）中与人类活动发生过关联的那些方面。也就是说，生态史学的学科特点表现在研究对象上，是它立足于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的中间界面开展学术探讨，对于这个中间界面，我们或许可以借用“天人之际”一词加以概括。[2]在生态史学者看来，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乃是一个彼此影响、互动作用、协同演变的统一整体，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彼此施加于对方的历史作用，人们对这种彼此作用的认识和反应，以及这些认识和反应的道德、价值、符号、组织、制度和各种行为体现，都是生态史研究者理应探讨的内容。了解生态环境的历史面貌和变迁过程，固然是生态史学的一个重要目标，但考察生态环境及其变迁作用下的社会文化运动亦应作为它的基本任务之一，而正确认识两者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和过程，则是这一新兴学科的最高追求[3]。
很显然，生态史学虽然看起来应当集中考察历史“自然”问题（这既是先前的研究所造成的错觉，也是一种矫枉过正的结果），事实上却坚决反对将社会和文化排除在观察视野之外。不过，生态史学者之关注社会和文化，与一般历史学者关注社会和文化相比，在视角上有较大区别——生态史学强调人类的生物属性，以及社会现象与环境因素的历史关联，文化则被视为人类这种特殊生物同周遭环境（在这里，“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打交道的方式和方法体系。也许可以不甚恰当地说，生态史学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将人类还原为一种动物——同其它动物一样需要空气、食物、水和各种其它资源，人类的繁衍方式、人口密度、生命维持体系和社会组织形式等等，同样深受特定生态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所不同的是，人类具有创造、学习和传承文化的能力，在应对环境的过程中，构建了复杂的工具、技术、组织、规范、价值观念和意义象征体系，而一般动物只是浑浑噩噩的寄居者；人类依靠其所创造的文化而生存，一般动物只是凭着本能而已。
在生态史学看来：人类的任何一种社会历史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的，离不开特定的环境条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种种生态因素的影响，如将生态环境排除在观察视野之外，就难以全面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秘密。因此，具体（而非抽象）、实证（而非玄学化）地考察生态环境因素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影响，理应成为历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与一般历史学相比，生态史学不但有其特定的观察视野和理论方法，而且具有独特的社会历史观。它特别强调：无论文明怎样发达、社会如何进步，人类始终都是动物界中的一员，人类的历史始终都是地球生物圈中生命系统流转的一部分。正如其它物种因生态环境的区域差异和时代变迁不断发生变化一样，人类社会和文化亦因所处环境的地域和时代不同而千差万别。因此，社会和文化的许多历史变异和差别，不但需从其自身的发生、演化过程中寻找答案，而且应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中求索根源。生态史学将告诉我们：在不同的时代和区域，社会文化如何受到各种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并且在这些影响之下不断发展演变？
另一方面，与自然史研究不同，生态史学虽然重视考察各种历史自然现象，但时空界域圈定在人类诞生以来、与人类活动发生了关联的那些部分。而在这一时空界域内的生态环境变迁，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人类的各种活动及其方式和结果，都是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影响因子和表现。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不断增强，人类活动在生态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生态史研究的另一重要目标，就是要弄清生态环境在历史上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人类在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它事实上想要搞清楚：由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第二自然”是如何逐步形成、并且不断发生改变的？这些改变又如何对社会产生反馈作用，影响人类的继续生存和发展？
要之，在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中，环境是有人类的环境，人类活动是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促发和推动因素；社会是一定生态条件下的社会，许多生态因素都是社会历史运动的重要参与要素——从总体上说，人类社会文化系统是地球生态大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在具体研究实践中，我们既可侧重探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环境变迁，亦可侧重考察环境影响下的社会文化发展——这两个侧重构成生态史学研究的两种学术指向，但两者事实上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割裂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史学。
根据以上想法，我们对自己所设想的中国生态史学的基本框架作如下几点归纳：
一、生态史学作为一种新史学，并非刻意抛弃传统的史学理论、方法和命题，而是要在历史观察中引入生态学的理论方法，强化对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相互关系的历史探讨；
二、生态史学摈弃“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及其社会和文化的历史被视为地球大生态系统演变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也不是简单地主张“生态中心主义”，虽然生态史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对生态环境的历史进行系统描述和某种程度的“重建”，但人类活动及其方式和成果仍然被放置在关键的位置。因此，生态史学的历史观既非“文化决定论”，亦非“环境决定论”，而是“人类——环境互动论”；
三、生态史学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中间界面寻找和选择论题，它的基本内容（根据侧重点不同）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面貌及其在人为作用下所发生的种种变迁；二是在人类（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生态环境及其诸要素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和作用[4]；
四、生态史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探索人类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与过程，系统地描绘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和协同变迁的历史图式。
显而易见，生态史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它所要考察的，不仅仅是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也不仅仅是自然现象和环境因素，并且也不是两者的简单堆砌和相加，而是自然和社会两大领域众多现象和因素之间的有机、互动的历史关系与过程。
毫无疑问，开展生态史学研究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研究者需要具备复杂、综合和广泛联系的思想方法，需要具备广博的知识——最好兼受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的训练，并且需要具备超越于两个学科领域之上的进行综合、整体思辨的能力。由于以往学科划分和教学方式的局限，一般中国学者在知识结构和思维训练上都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和不足。正因为如此，尽管目前生态环境史研究越来越热门，已经触及了非常广泛的问题，但就所见的成果来看，多数论著的学术水平并不很高，总体上说，研究深度仍未超出1993年香港“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的会议论文[5]。我们注意到：一般历史学者的相关论著中时或出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而由具备不同自然科学背景的学者所进行的研究，又往往局限于各自的专业领域，彼此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结和贯通，未能有机地整合起来形成系统的历史认识。要想很好地开展这一研究，不仅需要有丰富的知识贮备、系统的理论方法训练，而且要求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密切交流、通力协作。
[1] 例如，包茂宏在《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载《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曾就此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视的设想。
[2] 之所以特别指出“借用”，是因为笔者并不认为“天人之际”的历史含义并非今天所说的“人类与自然之间”。一些学者将“天”理解为“自然”，将“天人之际”、“天人合一”解释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是很不恰当的。但从历史文献中，我们一时还找不到一个更简约的词汇来表达这种关系，只好暂且借用。
[3]景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6]一文认为：环境史是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历史过程。显然，在景先生看来，环境史所关注的“环境”并非宽泛意义上的“自然”，而是与人类发生了关系的自然环境。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虽然他所主张的环境史研究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但观察的重点仍在于“环境”，而笔者所主张的生态史学是从生态学立场出发的，更强调人类与环境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不仅为了理解环境的历史，同时更是为了理解人类和社会的历史。
[4]景爱认为环境史研究应主要围绕三个方面进行：第一，要研究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第二要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第三，要研究探索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新途径[6]。梅雪芹在吸收西方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将环境史研究分为四个层次：一是探讨自然生态系统的历史，二是探讨社会经济领域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三是研究一个社会和国家的环境政治和政策，四是研究关于人类的环境意识，即人类概述周围的世界及其自然资源的思想史[7]（pp.10~11）。尽管他们都强调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影响，但基本学术指向仍是理解“环境”，仍不能包容我们所设想的生态史学。
[5] 这次会议的绝大多数论文均收入前揭伊懋可、刘翠溶主编论文集。其中中文版除《序》和《导论》之外，设立了《比较的观点》、《对自然环境的诠解》、《人类的聚落》、《边疆地区》、《水文与水利》、《气候》、《疾病》、《环境的形象-官方的心态》、《环境的形象-文学的和通俗的感受》和《环境与近代经济发展-台湾和日本》等栏目，一些论文视角之新颖、论说之深入十分值得赞叹。 三、中国生态史学研究的两种理路
如上所言，我们所主张的生态史学，将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视为统一的整体，致力于探索两者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与过程，它所研究的是“天人之际”的历史问题。这就决定了它既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只重视历史上的社会和人事，曾被严重忽视的自然历史变动将被当作重点突破的对象；亦不能像先前的相关研究那样只对自然层面的问题情有独钟，众多的社会历史问题同样需要认真加以考察，传统史学所探讨的诸多重要问题，仍将成为生态史学的重要论题，只是采用了新的思想方法，变换了论说的角度。换句话说，生态史学研究的对象，既包括自然历史现象和问题，也包括社会现象和问题，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是一种典型的交叉学科。
与多数成熟的史学分支相比，生态史学具有显著的“边缘学科”性质。然而，在这里，“边缘”意指它的思想空间是在多个多科领域的联结和交汇部分，而不是说它应该被定位在历史学科的边缘位置——尽管它目前仍然多少有些尴尬地被视为一种边角的学问。事实上，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学术史，我们不难发现：一种学术究竟属于“主流”还是“边缘”，未必就是命定的，而是既取决于相关成果的积累，更取决于不同时期的学术兴奋点——而学术的兴奋点总是与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密切关联。随着历史条件和社会情境的改变，曾经的主流学术可能被边缘化，边缘学术亦可能向中心位移而成为显学。笔者大胆预测：生态环境史研究将逐渐登上中国史学的大堂正殿[1]。
当然，这仍需生态环境史学者做出持续不断的努力，开展更扎实系统的研究并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还必须努力改变研究理路，具体来说，需要更多地关注人与社会的历史，从生态史学的立场出发切入主流史学所长期关注的那些相关历史命题，即在一定程度上向主流史学、特别是目前居于显学地位的社会史研究靠拢。这不仅仅是一种争取学术地位的“技巧”，同时也是推进社会历史认识的需要——观察社会历史运动和解释社会历史现象，原本即是生态史学的“应有之义”，只是路径和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回顾过去一个时期生态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发展，我们不难注意到：不论从学术动机还是从实际研究情况来看，两者之间都似乎少有瓜葛。直到最近10余年来，情况才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这两种分途发展的学术研究逐渐出现了互相交融、彼此会通的趋势。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和努力推进的学术走向，向来重人事、轻自然和将自然与社会相分离的史学传统，将可能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应该说，互相沟通和彼此联结乃是生态史和社会史研究不断深入而产生的共同学术诉求。
试细言之。
按照先前的观念，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目标是认识自然环境、而非社会文化的历史。如前所述，中国学者早先的相关研究，正集中于历史上的气候、森林、野生动物、沙漠化和水土流失、河流湖泊、海岸变迁和农业生态平衡等方面，研究者大多具有一定自然科学背景，如气象学、地理学、农（牧、林）学、文水（水利）学等等[2]。欧美早期的生态史研究大抵也是如此，美国的生态环境史研究，虽然早期的研究已多与环保、边疆和拓殖的历史相联系，但重点仍在于自然方面[3]，目前这一领域的权威杂志——《环境史》是由美国环境史学会与森林史学会合办的。但是，随着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学者日益意识到：生态变迁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至少自农业时代以来，生态环境的诸多变迁与种种人为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无视人类活动的影响，就无法理解生态环境的历史变化。正因为如此，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关于生态环境的历史著述愈来愈重视社会性因素的影响和作用。美国“进入90年代以后，环境史与社会史合流成为一种趋势，性别、种族都被纳入环境史的研究内容。”[4]欧洲的环境史研究视野也在不断扩展，从欧洲环境史学会网所刊1976-2004年间的相关论著目录看，虽然近年的论著从数量上说仍以讨论气候、水源、森林、景观、污染、灾害疾病等问题者居多，但经济、社会和文化与环境的历史关系愈来愈受到重视[5]。在我国，关于近一万年来（农业起源以来）生态环境变迁是否主要由于人类活动所致，学者尚有不同的看法，但生态破坏的社会原因日益受到重点关注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谭其骧、史念海等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其实已经率先做了若干十分精湛的开创性研究[6]。
社会史研究致力于考察人类群体（即社会）发展的既往经历，理所当然应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为鹄的。然而，单纯从社会来解释社会、或者仅将生态环境视为社会发展的“背景”，显然无法对众多社会历史现象做出圆融的解释[7]。从年鉴学派开始，法国的社会史家逐渐不再只是在理论上承认环境对社会的影响，而是将生态环境视为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结构性要素，通过实证研究探索其影响的具体机制，成为社会历史观察的一个新视角，并对欧美社会史、文化史和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引导作用。最近若干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者特别是地域社会史、灾害疾病社会史和社会生活史研究者，也开始将生态环境作为能动因素纳入各自研究思考的范围[8]；在经济史和文化史研究中，也出现了同样的学术趋向。
虽然国内迄今仍无人对生态史和社会史研究相互结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作专门系统的探讨，但在我们看来，这两个看似互不相干的研究领域发生关联，互相对话、借取和观照，走向汇流融通，却是一种必然的学术发展走向和趋势。这既是两者均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途径，更是生态史学研究应取的理路。
站在目前主流史学的立场，人们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生态史研究对于认识中国历史究竟有何意义？最容易得到认同的回答是：有助于认识社会发展演变的自然背景。这样的回答自然并没有错，但从生态史学的立场来看，则仍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很偏颇的。这是因为，在生态史学观念中，生态环境不仅是社会发展演变的自然背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能动参与因素。对生态史研究进行合理的学术定位并与社会史研究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完全可能为深化中国社会历史认识做出更多贡献，而不仅仅是为演绎社会历史戏剧铺设一个“自然的布景”。
笔者曾经指出：生态史与社会史研究互相渗透和结合，可能导致新的学科交叉，根据侧重点不同，形成两个学术分支：一是生态社会史，二是社会生态史[8]。前者的目标主要是了解自然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但与某些生态史研究相比，它特别强调并具体论证生态变迁过程中人类活动和社会（及其文化）因素的影响；后者则试图采用生态学理论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强调自然环境因素的能动作用和影响，以期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及其发展演变，目的在于理解社会的历史运动。简而言之，前者是研究人类活动作用下的生态环境的历史，后者则是研究生态环境参与下的人类社会的历史。
为了进一步阐明我们的想法，且将自人类诞生以来的历史不恰当地浓缩为一个童话式的简短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片茂密的丛林，林中有一个小村，村里居住着几户人家。村民们世世代代在这里劳作和生息……。”生态社会史家主要讲述这片丛林的故事，谈论这片丛林曾经有多大，生长过哪些树木，栖息过哪些动物？进一步，会谈论这片丛林逐步缩小、或至消失的历史过程及其社会原因，如由于村庄的人口不断增长，需要开垦更多土地、搭建更多房屋、樵采更多燃料等等，树木因此不断遭到砍伐，丛林面积逐渐缩小，原先栖息在这片丛林中的许多动物，也因无处藏匿和觅食逐渐逃逸、终至绝迹……等等；社会生态史家则主要讲述这个村庄中的人的故事，亦即描述由这几户人家所组成的社会的历史，谈论诸如村落社会结构、经济状况、生活习惯、婚姻风俗、文化娱乐、生老病死……等等问题。如果想把故事说得更加清晰和完整，就要进一步谈论丛林和丛林中其它物种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村民的谋生方式、利益分配、权力结构、生育死亡、安全保障、娱乐活动，乃至信息交流、观念情感等各个方面曾经发挥过的作用和影响。很显然，由于历史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可能分别做出不同的历史叙述。而历史的真实情况是，丛林与村庄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彼此互为变化的因果，任一方面的变化都是促使另一方面发生改变的能动因素。
侧重“自然”一面的生态社会史研究，基于这样一个预设：人类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至少从农业时代以来就是生态变迁的主因之一。因此，有关研究虽然着眼于生态环境变迁，但强调人类活动的影响，对生态变迁的讨论不是从生态环境到生态环境，而是将人口、技术、生产与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乃至意识形态等等社会性因素，与水、土、光、热、生物、矿物等自然因素，一同视为参与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乃至整个生态系统演变的重要因子，在特定情况下，甚至视为比自然因素更加重要的历史变量。沿着这种思路所展开的生态史研究，实际上差不多是考察人类改变生态环境的历史。
社会生态史研究，则将人类社会视为地球生物圈内的一个特殊生命系统，它一方面承认人类与其它动物相比具有极为特殊的智能，即创造、传播、积累和更新文化的能力，承认由于这种能力，人类社会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它同时认为：人类必须服从生态规律的最终支配，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从根本上说，乃是人类不断调整与生态环境关系(包括经过自己改造的生态环境)的过程——技术体系的进步、生业方式的改变、社会组织的变迁，乃至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的嬗变，都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社会对生态变迁的适应性调整，或者间接地跟从于这些调整；经济类型、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乃至精神风貌等等许多方面的地域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态环境差异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同样导致上述方面发生种种改变。正由于人类社会在地球生态大系统中与周围环境存在着广泛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是其中的一个特殊生命系统，因此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就存在着采用生态学理论方法加以认识的可能性。
社会生态史的主要研究对象，仍然是历史上形形的社会现象、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流转不息的生命运动。但与一般的社会史研究相比，它更侧重探讨社会现象的生物性质和自然基础，致力于寻找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社会因子与生态因子之间的历史联系。在这里，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诸如衣、食、住、行、生产、消费、婚姻、生育、疾病、死亡、迁徙、社交、娱乐、战争等等，以及因之所产生的技术、组织、结构、制度、规范、习俗、思想意识，就不单纯地被理解为“社会的”或者“文化的”，同时还被理解为“生物的”，是在特定“自然”和“生态”影响下产生、并反映特定自然生态环境的；家庭、宗族、村落、城邑等等，也就不应只是被理解为社会的单元或聚落，同时还是大小不同的生态单位或系统，可以采用生态学方法加以考察。要之，社会生态史学者承认文化因素的生衍变异和社会系统的发展演化具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但却不认为它们是（至少不完全是）封闭、自限和自我决定的过程，而是与生态环境及其众多因素彼此影响、协同演进的过程。
这样一来，生态史学研究就有了两个侧重点不同的可取理路：即生态社会史和社会生态史研究。如果选取前者，即使在具体实践中十分强调人类社会活动的影响作用，也仍然属于社会史之外的另一学术领域，它的学术目标是系统地描绘生态环境及其变迁的历史图像，当然客观上也可为讲述人类社会的历史故事增添一个“布景”和“底图”；如果选取后一种理路，则不仅是生态史学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可以视为社会历史观察的一个新的思想框架。这种新的思想框架，将社会及其所处的环境视作一个有机、统一和整体的生命系统纳入考察范围，不仅考虑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且将各种生态因素视为重要的参与变量，从而呈显出一种新的社会历史观，我们姑且称之为“社会（文化）——生态史观”。一旦采用了这种新的框架，史家对“丛林中的村落社会”的观察，既可能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对一些老问题的认识也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不仅仅是在叙述故事时简单地添加一些在过去看来无关紧要的内容。生态史家有信心为社会历史观察提供新的视角、问题意识、解释途径乃至新的历史观念，并对推进中国社会历史认识做出独特的贡献。
从生态史学的视角来观察社会历史可能会提出哪些新的论题，现在还难以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必定会提出并讨论许多从前不曾思考的历史问题；以往曾经探讨的不少论题，包括一些长期争辩的重大问题，亦完全可以、而且应当重新研究，并可望做出新的解释。事实上，已经有些学者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比如关于历史上中国南北文明进程的差异、胡汉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周期性的社会动荡、经济重心的转移、水利与专制政体的关系[9]等等，已陆续出现了一些结合生态环境而重作思考的新论。还有不少重大问题，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何以长期延续、何以历史上汉文化不断成功地向南扩张却难以向长城以北推进？……等等，亦都可从人类——环境的互动关系和过程中重新求索。微观层面上的许多历史问题，同样可以采用这一思想框架加以考察。当我们全面考察某个地域社会的历史时，决不能置当地的山川形势、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特别是经济动、植物）构成乃至矿产资源于不顾，因为当地社会在生产模式、饮食结构、服饰式样、居处方式、交通设施、疾病、灾害以及娱乐、信仰、知识等众多方面所呈现出来的地方特色，都毫无疑问是根植于其独特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举例来说，一个地方的水资源环境，必然要影响当地的生产结构和生活习惯，迫使人们围绕水源控制管理和水旱灾害防治形成某些特殊的组织、制度和秩序，甚至进一步影响到当地民众的心态，形成某些特殊巫术、禁忌和神灵信仰。如果不充分生态环境因素对社会文化发展的能动作用，许多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历史现象都将无法得到合理圆融的解释。
当然，笔者也曾指出：采用社会生态史的框架来认识社会，只是社会历史观察的一个特殊途径，不能期望所有问题都能由此得到圆满的回答。这是因为，社会生态史研究并不能完全取代一般的社会史研究，有些社会历史问题并不在它的观察范围；更重要的是，现代生态学毕竟导源于生物学，而人类不仅具有生物属性，同时还具有文化属性（特别强调一点：文化具有自我演绎性），拥有复杂文化和思想情感的人类毕竟不同于其它动物，人类社会系统与其它生命系统的差距很大，其系统结构、系统功能与运行机制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其它任何生命系统，在观察社会历史问题方面，现有生态学理论方法的解释力仍然有所不足，对于现代生态学概念、术语和技术方法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适用程度，不能期望过高，更不能简单机械地套用，而应在认真披拣、选择和改造其适用部分的基础上，努力构建符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的新的理论方法体系[8]。如果将人类社会简单类同于一般动物系统，而忽略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所得出的结论将可能是十分荒谬可笑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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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葛剑雄、华林甫.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与展望[J].北京:历史研究，2002，(3).
[6]景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J].开封:史学月刊，2004，(3).
[7]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王利华.社会生态史——一个新的研究框架[J].天津:社会史研究通讯（内部交流刊），2000，(3).
[1] 这一点可由《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权威学术期刊频繁刊载有关方面的学术论文可以看出。
[2] 关于过去一个时期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发展情况，张国旺:《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6期）、佳宏伟:《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分别作了较系统的回顾；王子今:《中国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也提供了一些线索，可参阅。
[3]关于西方环境史学的发展，曾华壁《论环境史研究的源起、意义与迷思：以美国的论著为例之探讨》（台湾《台大历史学报》1999年第23期）、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及《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载《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和梅雪芹《20世纪晚期的环境史及其学术意义》（收入氏著《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文分别有所介绍，可参阅。
[4]高国荣《美国环境史学研究综述》（“中华文史网”2004年9月22日刊发）。对于这一转变，包茂宏《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一文也提供了不少信息。此外，J.R.M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载 History and Theory， Theme Issue 42，December 2003，5-42。兹据historyandtheory.org/McNeill.pdf）一文也有专门的论述。
[5] 由于笔者不懂英语以外的其它西方语言，以上印象只是根据 Europe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Eseh)网“Bibliography”英文部分得出的，读者若欲了解详细，请登录 eseh.de/bibliography.html 。
[6] 例如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收入《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均为经典之作。
[7]尽管中国史家早就注意到自然对人事具有重要历史影响（例如司马迁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视为史家的基本任务，至少隐含了关注自然环境影响社会人事的思想倾向），近代以来中外史学家都曾就“环境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展开过热烈讨论，但自然环境（中国古人多称“风土”）在传统史学中曾长期被视为一种恒久不变的客观存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玄学化”了，“究天人之际”并未真正付诸实证性的学术实践。
论文摘要：加强诚信教育，对于大学生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重要意义。重建大学生诚信系统应从整体着眼，进行生态考量，并且依据生态系统的原则，建立良性循环的诚信生态系统。
诚信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也是当今社会的热点话题。以生态系统理论对大学生诚信进行考量是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又一有效路径。
一、高校大学生诚信教育生态内涵
1.生态的内涵
生态，又称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非生物环境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所形成的一个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并且有自动调节机制的统一整体。这一概念是1935年由英国生态学家泰勒斯(A·G·Tansley)首先提出的。1949年，美国学者威廉·福格特(William Faulcott)提出了生态平衡的概念，用以指自然环境没有遭受人类严重干扰的天然状态。
现代生态学在与自然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等渗透融合的同时，也与人文社会科学生机勃勃地交叉综合着，由此诞生了物理生态学、化学生态学、生物生态学、数学生态学、系统生态学、人类生态学、行为生态学、心理生态学、文化生态学、经济生态学、教育生态学等许多新的分支学科，并迎来了从自然生态到社会生态的进化与发展，和由自然生态学向社会生态学的必然跃迁，从而开创了当代生态科学深入发展的新阶段。
2.诚信教育生态系统
“诚信”即“诚实、守信”，在个人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中，“诚实守信”是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原则。中国古代传统道德认为，一个人的言行如果失去了诚信原则，也就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条件。“诚”就是诚实、真诚，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不自欺、不欺人。《孟子·离娄上》篇中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认为诚是自然的根本规律，做诚实的人也是人的本性和必须遵循的原则。中国宋代著名思想家司马光强调，一个人一生如果能坚守一个“诚”字，他就必然成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信”就是守信，就是一言一行都要遵守自己的诺言。《论语·为政》篇中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车兀，其何以行之哉?”孔子对信的形象比喻说明信在人际关系中是最关键的环节，缺少这个重要因素就无法做人。因此，不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凡是自己承诺的事情，就一定要使其实现。
运用生态学的方法和成果来分析和考察高校大学生的诚信问题，我们不难发现，如果把诚信，诚信关系运行问题视为一个系统，诚信也是一个具有许多生态学特征的范畴。诚信教育生态系统就是诚信教育实践与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在物质循环、能量转换、信息交流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稳定的系统。诚信教育生态系统是一个各种因素既自成系统，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其中一种因素的变动会影响到其他因素乃至整个系统。诚信教育生态系统既是社会系统的子系统，也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是由教育者、受教育者、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学校环境和家庭环境等因素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功能，通过系统内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使受教育者的情智和人格得到全面和谐发展。
诚信也是一种“生物”，它的命运如何，关键要看它所处的生态环境是否适宜它生存和发展，能否维持诚信教育生态系统的平衡。
二、高校大学生诚信教育生态系统平衡原则
(一)整体性原则。诚信教育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就是诚信教育目标的实现依赖于与之相关的各种因素的整体互动，而个别的诚信教育活动或环境改造也无一不影响到诚信教育总目标的实现。这个原则要求我们要有整体关联的全局意识，把诚信教育以及与之相关的因素作为一个整体，在物物相关、事事相联思想的指导下，优化和利用环境因素，避免系统的分割和单方面着力的现象。第一，把德育和其他的教育活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各个部分互相呼应，获得整体效益。学生的诚信水平与学生的文化修养、心理素质等因素密切相关，这就要求诚信教育与其他学科相互交融，既要把诚信教育贯穿在学校所有课程之中和寓于一切教育活动之中；同时诚信教育活动也要以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为目标。第二，从诚信教育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出发来寻求解决学生思想问题的方法。学生的诚信状况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也要从整体上考虑，既注意从思想上加以引导，也要注意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学习和交往等方面出现的困难。只有从宏观、整体上着手，才能使各种工作形成合力，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三，在诚信教育的内容上也应注意培养学生的整体意识，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系统中的一分子，在保持个人的独创性、主动性的前提下，要适应社会整体的需要，以推动社会大系统的良性发展为己任。
(二)开放性原则。诚信教育生态系统中的各组分是相对独立的，又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开放的。这就要求诚信教育内外系统都具有开放性。首先要实现诚信教育系统对外部环境的开放。从生态学角度看来，诚信教育与环境构成一个密切不可分割的大系统，诚信教育不应躲避、也躲避不了环境。相反，我们应顺应生态系统开放性的要求，把诚信教育置于环境之中，让学生认识社会、了解社会，而诚信教育的任务就是根据环境的要求和条件培养学生的辨别能力、抵抗能力，只有这样的学生才能以自身的努力改善环境。因此，学生形成良好的品德，还要依靠社会和家庭的共同促进。多种渠道相互配合，相互渗透，相互促进，采用多种形式，有理论的灌输，有学生充分参与讨论，还有各种轻松活泼的课内外活动，在多种形式中完成对学生的教育。其次，诚信教育系统内部要实现多种形式、方法和渠道的融会和沟通，如高校之间、学科之间的广泛交流。
(三)多样性原则。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平衡的必要条件。多样性原则要求：第一，诚信教育内容的多样性。这要求我们结合我国的国情，确定诚信教育的内容。第二，诚信教育要求的层次性。学生个体诚信水平和发展阶段是多层次的，学生的诚信水平也不可能在完全划一的水平和发展阶段上。不同学生掌握的文化知识、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交友状况等方面的差异，就会形成不同层次的诚信意识。这就要求诚信教育应与学生的个性发展相结合，区别不同的教育对象，根据不同个体的具体情况确定不同的诚信教育要求。第三，诚信教育形式和手段的多样化。决定和影响诚信教育的因素是多元的，因此，应该改变单一的诚信教育形式，充分挖掘社会潜力，使各种教育形式形成合力增强诚信教育实效，避免出现目前“在学校里进一步，回到家庭退二步，踏上社会退三步”的不良现象。
(四)动态性原则。在高校诚信教育生态系统是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下，经过长期的诚信教育实践探索而形成的。系统内部物质的循环、能量的转换、信息的交流达到一定的动态平衡。但生态理论告诉我们，生态系统的平衡是相对的平衡和动态的平衡，决定和影响德育的环境因素是多变的，环境的变迁不断为德育提出新的课题和提供新的工作条件。所以，德育系统应根据德育环境的发展变化及时转变观念，调整德育目标，更新教育方式方法。这就需要改变以往德育相对滞后于客观环境要求的情况，要求教育工作者有丰富的理论、敏锐的触角、准确地捕捉诚信生态系统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促进诚信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总之，以生态系统平衡的原则，维持诚信教育生态系统的平衡，是构建高校诚信教育生态系统的前提和基础。
［参考文献］
1.因地制宜
维护生态环境生态建筑的设计不仅要因地制宜、充分尊重当地的生态环境，还要确定和优化及时和适当的施工方法，使真正的生活达到和谐的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2.建筑整体设计性能和生态建筑成本
建筑设计充分融入当地的气候特点、地理条件等直接影响，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采光。被动式太阳能集热器和冷却，降低建筑照明，采暖，空调所造成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北方寒冷地区建设的建筑保温材料，多输入，应该花更多的钱；而南方的一个热点地区遮阳考虑的方向和角度，即防止太阳辐射和避免眩光，科学使用当地的建筑环境。构建一个健康、无污染、舒适的生活环境，其中包括利用专门设计的对人体没有害的生活用品，禁止使用对人体健康有威胁的天然气、有辐射的日用品，满足人体对健康的要求，创建舒适的室内环境，例如调整室内温度和湿度达到人体需要的最佳，房间采光满足人的眼部需要。房间中的隔音效果也很重要，运用对应的技术减少噪音对环境的影响，把新的节能环保的技术融入到生态建筑中去。运用高科技使室内的照明工具可以根据所在地的光照强度自动进行调节，室内还应有节水的新系统，节约水资源。对废旧物品也可以进行回收再利用，减少资源的浪费。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生态建筑设计，应充分利用太阳能，风能。能源通常较厚的墙壁，供暖和空调，用来减低能源的损耗，节约资源，减少生态建筑对周围环境的污染，使生态建筑的各方面与周围环境都能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建筑与生态的平衡。
二、我国生态建筑设计存在的问题
生态建设缺乏正确的认识生态建设的概念，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其核心内容是基于对自然环境、使用的建筑、生态、合理安排组织建筑与其他相关因素的关系的基本原则建筑及其周围环境成为一个有机的组合，而且还具有良好的室内气候条件和建筑自律，并拥有土地、水资源，减少污染、延长建筑物的使用寿命、改善生态环境等。缺乏对农村生态建筑的系统研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研究不平衡的生态建设系统，包括城市和农村地区差别很大。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各学科大多局限在较发达的城市，在农村地区的生活环境缺乏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在东北地区。从专业的角度来看，生态、能源、科学学科的大多数研究虽然内容更加丰富，但没有得到很好的各学科之间的结合。特别是如何将一个特定区域会生活环境和植物环境工程相结合，也是未来研究要加以解决的问题。缺乏生态建筑的广泛实践，应在中国建筑业生态建设上发表多篇论文，这些论文宣传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促进生态建设的发展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绝大多数的论文都停留在关于生态建筑设计的理论框架、设计建筑和生态指导原则和理论、先进的生态建设经验上，缺乏实际的工程实践模型、计算机模拟、测试环境的影响分析。
三、完善生态建筑设计的措施
积极采用新技术、新理念生态建筑设计，设计者应积极发挥创新精神，将最新的设计理念和新的节能技术应用到建设生态建设之间，不断提高生态建设，改善生态建筑生态功能，提高生态建设和生态建设，设计更加科学、节能、环保的生态建设，进一步降低施工成本，减少对环境对生态的不利影响施工的科技含量，提高生态建设，最终建立一个全面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科学处理建筑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必然要占用一定的空间中排出的废物对环境的生态建筑，因此，生态建设的设计应尽可能不要占用土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可以回收再利用可再生材料建造，将产生的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以确保环境不受影响，实现和谐发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目的。提高其能源效率的生态建设在建设过程中，运用了顺风和逆风的特点，减少了建设过程中的机械通风的依赖。
四、结语
在教学的过程中，如何在轻松的气氛中让学生学好知识是我一直的探求方向。学生是主体。因此，在教学之前，认真细致地研究教材，研究学生掌握知识的方法。通过钻研教学大纲和教材，不断探索，尝试各种教学的方法，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作为生物课单单做好这些还远远不够，要让生命活动的过程留在学生的记忆中。提高学生学习生物的兴趣和提高课堂的时间效率是关键。
首先，我常常利用网络资源、各类相关专业的书报杂志了解现代生物科学的动向，搜集一些新的生物学成果介绍给学生，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开拓自己的教学视野和思维。我在教学中，同时也鼓励学生收集身边有关生物的问题，在课堂上开辟一片互相交流、互相讨论关注问题的天地。通过这样的资料互动形式把课堂教学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体现生物学科的社会性一面。
其次，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认识活动总是和情感紧密联系的，是在情感的推动下进行的。教学中，我常组织学生参加丰富多彩的生物课外科技活动，如生物标本制作，小论文的撰写，创意作品，还与开展昆虫名称的认识比赛。丰富多彩的生物课外科技活动符合学生的生理和心理成长规律，既扩大学生的知识视野，激发求知兴趣，也增强他们学习生物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课外科技活动把生物课堂延伸到课外，为他们发展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提供了机会，通过发现、探索和解决一些生物学问题，了解生物科学在人类生存和发展以及现代化建设中的使用，更有助于学生的兴趣、爱好升华为理想和志向，有利于因材施教和培养生物科学的后备人才。
再次，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还告诉我们：具体的东西比抽象的东西容易被感知，人获得知识是通过各种感觉器官来感知的，使用的感官越多收获也越大。因此，课堂上，我习惯通过媒体影片、实物观察、实验操作、挂图演示、实地参观、事例说明、角色扮演等手段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处理后呈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学得更轻松也让学生能够更多的参与到课堂之中得到更多的操作技巧。同时，课堂上我重视德育的渗透工作，让学生在学习生物知识的同时，陶冶他们爱自然、爱科学、爱祖国、爱劳动的思想情操，树立关心生态环境等的思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培养。
通过两年的努力，我根据生物学科的特点，迎合学生好奇心强的特性，大胆地进行课堂改革。把课堂与生活拉近，以形式多样的探究活动为主，让生物课的范围扩大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教学上基本创建了一个师生同乐，以生为本的课堂氛围，学生们都喜欢我的课，所教班级的生物统考成绩均能保持前列。同时，教学过程中，我善于总结经验，撰写学术论文，和同行进行交流，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20xx年撰写的论文《浅谈生物课教学中的趣味教学》获禅城区优秀教育论文二等奖并在学科论文交流大会上宣读，创新活动设计方案获禅城区20xx年度一等奖。我积极地担任学校的生物公开课任务，积极参与区镇有交流活动、培训课程，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
但文红简介：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长期从事文化地理学、农村地理学和生态环境保护研究，发表相关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2部。主持国家自然基金、贵州省自然基金等研究项目20余项。曾担任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环境基金、社区伙伴、世界山区联盟等国际组织的项目专家或咨询顾问。（作者供图）
贵州省文物局启动的“百村计划”，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动向与“美丽中国·多彩贵州”建设紧密结合，从“五位一体”的高度，推动传统乡村生态文明迈向现代乡村生态文明，实现传统村落的“跨越”发展。它的意义在于：
学习乡村传统生态智慧，建设“美丽贵州”。技术至上带来了工业时代的物质繁荣，同时造成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物种消失、气候变化等等不可避免的人类生存危机，贵州乡村蕴含的“生态智慧”为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鲜活的经验。从江“稻—鱼—鸭”世界农业遗产，金沙“石头上植树”奇迹，黔东南林农混作，就地取材的木房子、石头房子和土夯房子等等，都是“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的完美体现，贵州乡村向世界展示了山区资源合理利用的传统生态技术经验。“美丽贵州”建设的核心是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因此，“道法自然”的村落生态智慧为实现“美丽贵州”建设目标提供了最好的生态技术方案。
传承乡村传统文化智慧，构建“和谐贵州”。贵州传统村落文化是整全的传统农耕文化，既有规范村落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文化制度，更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行为规范中，表现出敬畏自然、感恩自然、尊从自然的文化精神。黔东南苗族每年在插秧之际举行“开秧门”：清早到育秧田烧香化纸、祈祷、献供品、酹酒祭拜土地，再采三兜或五兜秧苗，用单数的茅草将秧苗捆扎好，秧根轻轻地沾上从家里带来的油和盐，插在稻田的中央，之后围绕这几蔸秧苗开始插秧。这种仪式是将土地“亲人”化，表达人对土地（自然）的深厚情感，形成珍爱土地、山林、溪水等自然环境的行为方式，破坏自然将受到全体村民的谴责和惩罚，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村落社会的行为规范之中。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消费主义、物质至上、掠夺自然等等相比，怀有感恩（敬畏）自然的村落文化精神，在村落自主寻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更可能关注不破坏当地自然环境的发展方式，形成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共生的“和谐贵州”模式。
提升乡村传统经济价值，实现小康“贵州梦”。自明代建省600年来，“人无三分银”就成为贵州的代名词，累积性的“贫困”成为贵州挥之不去的“梦魇”。相对恶劣的自然条件，使贵州在传统农业发展中获得的物质积累较少，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叠加过快的人口增长，使得农村贫困普遍发生。“百村计划”的实施，赋予乡村新的功能，农业文化遗产地、历史文化名村、村落文化景观、生态博物馆等等保护模式的实施，使农产品、村落建筑、梯田景观、传统歌舞、传统手工艺等等都可能转变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品质认证、价格制定、城乡互动、政府扶持，村落传统自给型经济将转变为现代生态（绿色）经济，提高村民收入，实现与全国同步小康的“贵州梦”。
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落幕之际，“百村计划”警醒我们，村落传统生态智慧必须与新的生态技术结合，在传统生态智慧基础上发展新的绿色生态技术体系，实现绿色生态发展。乡村的文化智慧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应尽量避免外来者主导的村落文化资源“开发”，转由村落集体共同决定文化变迁，赋予村落文化新的功能，寻找新的生计模式，让文化、经济和生态共同铸造未来“美丽中国·多彩贵州”生态文明新时代。（责任编辑/喻 丹）
关键词：生态城市 主成分分析 综合评价
“生态城市”是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首先提出了“生态城市”这一概念。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工业化的深入发展，诸如城市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地面沉降、噪音污染；城市的基础设施落后、水资源短缺、能源紧张；城市的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宅短缺、土地紧张，以及城市的风景旅游资源被污染、名城特色被破坏等一系列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的协调统一，就成为国内外城市建设共同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因此，建设生态城市已成为城市之间竞争的焦点，许多城市纷纷加快了城市转型发展的步伐，把建设“生态城市”、“花园城市”、“山水城市”、“绿色城市”作为奋斗目标和发展模式。
近年来，关于生态城市建设的研究成为国内外的热点话题。曾芳芳介绍了国内外“生态城市”的研究背景以及中外学者对其内涵的认识，重点阐述了国内外学者对其的研究理论，并提出生态城市建设的理论研究在生态城市评估方面的不足，为后期的生态城市发展理论研究起着重要的作用；李文君等以西安市为例，对西安市生态城市建设进行分析，为以后具体的生态城市的建设研究提供了借鉴等。
商洛作为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主要水源地之一，加强对商洛生态环境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商洛市为研究对象，结合商洛市城市建设实际，构建商洛生态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等方法，深入探讨商洛市生态城市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为打造中国西部最美的山水园林城市规划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一、生态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价方法
（一）生态城市综合评价指标的选取
本文指标选取主要是通过频度统计方法，参考关于生态城市评价的相关研究论文中的指标体系，结合商洛城市建设的实际，坚持科学合理、针对陛强，反映生态城市发展本质的指标作为商洛市生态城市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科学评价，具体指标体系构建详见表1。
（二）数据来源及评价方法
指标体系所用原始数据来源于《商洛市统计年鉴》（2007-2016），城市环境质量报告书、统计公报、政府部门的调研数据等资料和相关文献资料、书籍、学术论文、研究报告等。
本文拟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通过对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3个子系统39个指标进行分析确定权重，综合评价商洛市生态城市发展水平。
二、商洛市生态城市建设水平的实证分析
生态城市建设的主要目标就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一项涉及到经济、社会、人口、科技、资源与环境等子系统组成的时空尺度高度耦合的复杂动态开放巨系统的系统工程。因此，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当中，要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充分考虑生态城市的自身特点，不仅关注生态城市的整体发展，还要关注城市社会、经济、环境子系统在“关系”上的协调。文章从经济、社会与环境三个子系统方面入手，通过SPSS19.0对这39个指标10年来的各具体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影响生态城市发展的因子，更好地为商洛生态城市建设规划提供参考。
（一）经济子系统生态化建设水平的影响因素
对经济子系统的12个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确定两个主成分F1、F2，由表2分析可以看出各指标与各主成分之间的相关程度。
第一主成分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等指标相关程度较高，均达75%以上，且都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主要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F1中尤其是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相关程度高达97%以上，说明这几个指标在反映商洛经济发展水平上，对其影响更大。
第二主成分主要与GDP增长率、一般财政预算收入增长率、旅游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等指标有一定的相关性，这些指标相比第一主成分指标，相关程度所占百分比较低，但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又不可忽视。
经济被视为一个城市、区域、乃至国家发展的“硬实力”，其发展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决定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在建设生态城市的同时，要统筹好影响经济发展的基础指标和潜在影响力指标因子，才能为生态城市的建设提供更好的发展基础和动力。
（二）社会子系统生态化建设水平的影响因素
通过对社会子系统15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确定三个主成分F1、F2、F3，由表3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F1）与人均保险费、在校大学生人数、城市化水平、卫生技术人员、医院床位数等指标相关程度较高，其相关程度都在90%以上，这些指标既是对城市功能建设、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成绩的反映，同时也是影响社会生态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商洛市生态城市建设中社会子系统生态化的发展要对上述指标不断优化和升，有利于商洛生态城市的总体建设。
与第二主成分（F2）相关程度较高的指标有：城镇恩格尔系数、农村恩格尔系数、人均城市道路面积等指标，主要反映了商洛人民生活质量和城市社保障水平，这是对第一主成分的有力补充，其发展程度必然对社会生态化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主成分（F3）主要是常住人口、人均生活用水量、授权专利数指标，其中关于人口的发展又是对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等方面都起着巨大的影响。较多的人口可以为区域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和消费市场；但是过多的人口也会对资源、环境保护等方面产生巨大的压力。所以，可以将第三主成分解释为人口质量与数量对商洛生态城市建设的影响因素。
（三）环境子系统生态化建设水平的影响因素
由表4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F1）与废气治理设施处置能力、城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处置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等指标其相关程度达到75%以上，这些指标主要说明工业三废的处理水平及环境质量状况。同时说明在生态城市的建设中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应重点放在工业三废的处理方面，不断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第二主成分（F2）与污水处理率、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人均水资源量等指标有较大的相关性，说明商洛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对水资源的保护及固体废弃物的利用程度。
第三主成分（F3）与全年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率等指标有关，主要反映了城市环境治理后的天气状况。通过分析说明，商洛生态化城市建设中对环境的保护不仅要注重工业三废的处理，同时还要兼顾水环境污染和空气污染保护防治，进而使商洛环境质量整体水平得到有效提高。
三、结论
生态城市建设的主要目标就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经济、社会与环境系统的实证分析结果来看，生态城市建设涉及到各个方面，商洛市生态城市建设不仅要注重整体发展水平，还要重视经济、社会、环境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共同促进商洛市生态城市建设的步伐，促进商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通过经济子系统12个指标主成分分析得出：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经济生态化要把重点放在与第一主成分相关程度较高的指标（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方面，主要反映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但由于商洛地处秦岭腹地，自然环境复杂，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水平低。因此在生态城市化建设中应不断加强对外交流学习，借鉴成功经验，大力发展特色区域经济，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商洛经济生态化建设步伐。但与第二主成分相关的指标也不容忽视。
本文作者：郭旋芬 单位：广东省中山市东凤中学
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拥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出现严重的资源“赤字”。况且资源的再造力差，速度慢，能源物质不能重复，当今世界的土地资源、矿产资源、草原和森林资源、水资源、野生生物资源的状况及其森林破坏、草原退化、物种绝灭、耕地锐减、淡水紧缺等资源问题都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加强资源教育，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资源保护，节能减耗，对培养资源生态观具有发展意义。
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噪声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农药化肥污染等状况，已经严重危害了人类健康，各种因污染而产生的疾病相应增加；亦严重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加强中学生的环境保护教育，培养环境保护意识，维护生态平衡，爱护大自然，使学生产生环境保护的紧迫感。
在校内班级开辟环境意识墙报、黑板报，使之图文并茂，披露污染事件、不环保行为，表扬环保行动；开展环保诗歌、漫画、美术的创作活动。大力宣传，使人人由我做起，以班级为单位列举生活中的环保措施，如：节约学习用品、节约水电、爱花护草、参与美化、绿化活动等，促使全民环保意识的觉醒并促使人们共同关心环境、保护环境。
组织学生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对附近的公园、河道、水塘、街道进行课外调查，了解其污染程度；组织学生参观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环境监测站等有突出环保成就的单位，把各种活动的现状作比较，使学生感到环保光荣，污染浪费可耻。让学生写成调查报告和小论文，增强环保意识，养成环保行为。
课堂教学渗透环保教育，生物教材中蕴含了丰富的环境教育素材，在课堂上进行环境教育是最基本的途径，贯穿于新课、复习、练习、成绩考核等环节之中，如：蜘蛛结网捕虫减少农药污染，青蛙每天可吃农业害虫达二百六十多只，促进生态平衡，减少采用农药可避免破坏生态结构等。让学生从感性上认识生态平衡意义。课堂教学动用电教设备，展示我国珍稀野生生物资源和重点自然保护区，扩宽学生视野，让学生也理解我国并非有取之不尽的资源，引起学生关注资源问题。
结合“环境日”、“地球日”、“爱鸟日”等节日举办知识竞赛，结合“植树节”开展植树、爱花护草等活动。邀请自来水厂、环境监测站、环保所的技术人员就关于“污染与健康”、“环境污染及防治状况”等方面，作知识讲座；展示“污染与治理”、“人口素质与计划生育”等各种内容的图片，潜移默化地提高人们环境意识。
第一，生态环境意识并不会自然产生，需要经过广泛的教育培养，与人的文化素质、道德水平有关。
第二，社会生产、经济建设更应注意环境意识的体现。通过科学的途径进行分析，强调生态问题的复杂性，使全民树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念。
第三，环境教育是全球性的问题，是世界各国21世纪面临的共同课题；生态环境教育要从小抓起，使之成为全民的教育，贯穿于社会、学校、家庭等各方正规和非正规教育，渗透到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
总之，通过环境教育，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的高尚情操，投身于环保的社会实践，激发环保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对实施环保、计划生育等基本国策具有重要的战略和发展的意义。
关键词：公共艺术,生态旅游,传统文化,生态观,艺术形式
当前，“公共艺术”已然成为人们描述公共空间艺术创作愿意提及的概念，而“生态旅游”也是国际旅游发展的新潮流。这两个看似不同领域的名词，细读之下却有很多共通之处，比如回归自然、大众参与、促进经济发展等，关键就在于要找寻到公共艺术合理并有效介入生态旅游发展的途径。
一、山东生态旅游发展现状
生态旅游是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特别顾问谢贝洛斯•拉斯喀瑞于1983年首次提出的。生态旅游是为了解当地环境的文化与自然历史知识，有目的地到自然区域所做的旅游，这种旅游活动的开展在尽量不改变生态系统完整的同时，创造经济发展机会，让自然资源的保护在财政上使当地居民受益。山东的生态旅游蓬勃发展，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其优势在于：依赖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生态旅游提供了强大的基础条件支持、适宜开发的生态旅游资源数量多，质量高、是具有较强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并具备较好的适宜生态旅游发展的保障措施。不足在于：忽视对人文资源的开发、生态旅游概念的泛化和滥用及开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保护不力、生态旅游产品体系不健全、国际客源市场总体不大，分布极不平衡。
二、公共艺术合理介入山东生态旅游的途径分析
公共艺术与生态旅游相互依存。一方面公共艺术能够提升山东知名度和促进生态旅游的发展。关于这点可以参考具体“城市竞争力评价系统”的描述，公共艺术就包括在其中的“魅力系统”中，虽然只是占据了较小的比重，但是在塑造城市形象过程中越来越易于接受和采纳。这与近年来人们对于艺术与城市及生活的持续关注有关，也缘于公共艺术在城市品牌战略和带动城市经济发展中起到的乘数效应。另一方面山东丰富的自然及人文生态旅游资源为公共艺术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
（一）公共艺术要以传统文化为土壤
什么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首先要能够代表本民族特点的精神风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另外传统文化要对社会实践产生巨大影响，它是文化背景、生活习性不同的民族能够共存下去的前提。2004年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报告成果得出的核心结论说：“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在向文化积累厚重的城市转移。”[1]因此，公共艺术必须要以地域文化、历史文脉为土壤，在相应区域找到历史与文化的最佳契合点来进行创作，这也是合理介入山东生态旅游发展的途径之一。中央美术学院王中教授曾在谈到公共艺术的四个维度时说：“公共艺术更强调的是文化性的思考，它不只是美化，还要给城市带来文化的理想，给人们心目中留存城市文化意象，体现着一个国家和城市的文化发展水准和精神追求。”[2]提到山东文化，就不能不提“儒家文化”。数千年的“儒家文化”熏陶，在山东人风俗习惯和日常活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山东生态旅游开发要旗帜鲜明地亮出“儒家文化”品牌，相应的公共艺术创作也要充分挖掘“儒家文化”的内涵，融入到生态旅游的自然资源及人文资源中，与之和谐共存、融为一体并产生共鸣，从而增强公众对齐鲁文化的了解和兴趣。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民族身份、民族精神的再建构，提升山东生态旅游的内涵和知名度，间接为城市增值。
（二）公共艺术要以生态观为指导
回归大自然及促进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是生态旅游的内涵。这就要求公共艺术方案的实施要以高度尊重、珍惜绿色生态的原有自然地貌为前提，以生态观为理论指导。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公共艺术是社会的“自然生态”、“人文生态”、“社会生态”最直观、形象的综合体现。艺术家怎样介入生态，怎样发挥艺术的真、善、美、慧、能，以独特的视角，找到艺术与其他解决处理问题方式的不同，最终与公众达成目的的一致，是公共艺术家要面对的。正如著名的艺术家袁运甫先生所说：“公共艺术家不仅仅要关注自己的作品，还应当关注作品与大自然或者是与大环境的关系，作品要与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和环境相济；要你我一体，天人合一。这是一个很崇高的要求。”[3]公共艺术创作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该体现在材料选择和技术运用上，要充分体现生态观念，尽可能运用无污染材料；其次，生态观能够改变创作思考的程序，为公共艺术家的创作提供新的视角；另外公共艺术应与整个环境、历史、文脉对话，发挥它的艺术功能，发挥对人的认识、教育、审美和心理调适功能，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关系的精神生态优化。
（三）公共艺术不拘泥于具体的艺术形式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艺术是现代民主与人文观念的体现，是民众可以参与的一种生活的娱乐。公共艺术不是一种艺术形式，它可以采用各种手法来实现，能够在当代文化意义上与社会公众发生联系，能够体现公共空间民主、开放、交流与共享的精神和态度是它的价值所在。所以，公共艺术有更广泛更抽象的使命，可以根据不同资源、不同特征的生态旅游产品来采用恰当的形式，以便和谐的融入，与环境共生。
三、公共艺术介入山东生态旅游的价值体现
（一）文化价值
“旅游依靠文化加深内涵，文化依托旅游加快发展”，“文化的内涵是旅游的生命线”。随着文化多样性对旅游者吸引力的增强，人们更愿意到社会文化独特的区域旅游，即文化生态旅游。公共艺术是个恰当的载体，它将儒家文化、民俗文化融入创作，彰显出地域性鲜明的文化特点，丰富了生态旅游者的活动内容，使其获得更高层次的体验。公共艺术能够在当代文化的意义上真正与公众发生联系，提供一条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能够使当地居民对自身文化增添自豪感，从而自觉的进行保护、开发和利用。
（二）经济价值
生态旅游在取得社会效益的同时，经济效益也是显著的。它能够加快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提供多种就业机会，还能够创造可观的收入，从而帮助居民脱贫致富，改善生活质量，最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山东生态旅游资源的丰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旅游者，但是国际客源开发相对滞后，想要让更多的外国人来山东旅游，就必须要强化其国际市场的知名度。而公共艺术形成的绿色生态维护和公共艺术建设良性融合的有效机制，恰恰是不用花广告费以及公共关系推广便可以塑造品牌形象的人文战略，在欧美发达国家所成功实施的公共艺术案例足以说明其带来的世界影响力和巨大的经济效益。
（三）社会价值
一方面能够承担旅游扶贫的重任。生态旅游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强调社区参与，这也是公共艺术所倡导的。它是开放性的、民主性的，尊重参与者的社会权利，并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参与者的意见。山东省内很多拥有美丽自然风光和淳朴民俗风情的地域大多比较偏僻并且经济较落后，如若在这些区域开展生态旅游并进行相关的公共艺术创作，能够促进当地居民的就业，使他们获得经济收入，实现脱贫目标。另一方面能够实现山东建立“生态省”的战略目标。以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为天然创作场所和灵感来源的公共艺术反过来与生态旅游资源相辅相成，共同营造和谐美好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四、结语
公共艺术的实施要针对不同特点的生态旅游产品找到了合理的介入形式，并要依靠相关政策的保障和相应财力的支持，因此在生态旅游产品规划之初就应将公共艺术项目参与其中或预留出一部分场地作为公共艺术展示的周期性更换之用。这样才能够营造美好的城市生态空间，建立诗意的都市栖居，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参考文献：
[1]张广瑞.生态旅游理论辨析与案例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钟林生、赵士洞、向宝惠.生态旅游规划原理与方法[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
[3]胡友宇.山东省生态旅游市场开发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3.
[4]周成璐.公共艺术的逻辑及其社会场域[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5]杜大恺、杭间.清华美术中国城市文化及其视觉表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6]孙振华.公共艺术时代[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3.
[7]马钦忠.公共艺术基本理论[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8.
[8]王丽君、董雅.生态雕塑雕塑生态—论当代城市公共空间雕塑的生态观.2002中国北京•国际城市雕塑艺术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关键词】生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
一、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论证及其问题
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生态唯物主义,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并超越了伊壁鸠鲁以来的唯物主义传统,达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的统一。为论证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福斯特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梳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整理出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的历史谱系,其论证的主要节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1)伊壁鸠鲁是福斯特考察唯物主义的历史起点。在福斯特看来,伊壁鸠鲁哲学的两大要素是反对宗教目的论和自然决定论,二者又是相互关联的,反对目的论是为理解自然服务的,这是伊壁鸠鲁的最终目的。福斯特进而认为,唯物主义本身的发展就是伊壁鸠鲁的目的。“伊壁鸠鲁推进了一种主要是思辨型的唯物主义,它完全不同于柏拉图的那种对思辨的唯心主义式热爱。”①但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作为对希腊化时代状况的反应,伊壁鸠鲁哲学的主题是伦理学,即人的幸福问题,物理学是从属于伦理学的,而不是相反;自然在伊壁鸠鲁那里并不构成独立的认知意义,福斯特是以近代哲学认识论框架生搬硬套在晚期希腊哲学上。
(2)福斯特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解读。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回顾了伊壁鸠鲁的哲学,为的是揭示伊壁鸠鲁的哲学是怎样预示了17世纪至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的唯物主义、人文主义和抽象的个人主义的兴起的。”②马克思受到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自然哲学的影响,批判宗教和目的论,对马克思来说,伊壁鸠鲁最重要的遗产就是唯物主义和人文主义。这时的马克思在用唯心主义的形式表达唯物主义的思想内容。
(3)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福斯特认为,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在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体系上实现了与黑格尔的决裂,恢复了感觉论的自然唯物主义原则;通过费尔巴哈,马克思彻底摆脱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重新确认实在论和自然主义。尽管马克思后来“批判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思辨的、非历史方面的内容,但是,费尔巴哈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仍然回响在马克思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中。”③这成为马克思批判宗教思想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福斯特完全没有认识到费尔巴哈哲学实质及其理论贡献,他是站在现代形而上学的立场上来理解费尔巴哈的。事实上,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是对整个哲学即一般哲学――形而上学的批判,这其中既包括抽象的唯心主义,也包括抽象的唯物主义。这才是真正影响马克思之处。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原则,从现实的人出发,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进而讨伐整个形而上学,并最终以对象性的活动即实践为基础完成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形而上学的批判,在本体论上实现最本质的革命。
二、评价
首先,福斯特在根本上是从近代西方哲学认识框架出发解读马克思,把马克思拉回到康德以前。福斯特所理解的唯物主义是所谓本体论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三者的凑泊,福斯特先确立了一般唯物主义立场(即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再说明马克思哲学隶属于一般唯物主义,最后指出马克思哲学的特征,马克思“在他更普遍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中,他既接受了‘本体论的唯物主义’也接受了‘认识论的唯物主义’。”④这样的论述结构本身就说明,福斯特的哲学结构仍然处于近代西方哲学认识论框架之内,这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福斯特所理解的马克思正是马克思本人所反对和批判的。
其次,马克思哲学是一般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马克思理论关注的重点始终落在人类社会,尤其是市民社会上,他从来就没有返回到一般唯物主义立场,先确立抽象的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再结合社会历史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种理解仍然依附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而马克思哲学所针对却恰恰是全部形而上学。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涉及自然与社会的领域划分,而是以实践为基础的、针对形而上学的根本性历史原则,即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来解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才是我们理解其他一切哲学理论和哲学问题的真正的基础和出发点。
最后,关于实践。在福斯特的语境下,实践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的一个范畴,是社会变化中一个推动环节,与唯物主义自然观基本无涉。福斯特着重强调的是唯物主义的辩证特征,而少有提及实践,实践在其理论中并不构成基础地位。他所谓的“新陈代谢”也仍然是缺乏历史规定性的抽象概念,因为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历史具体地取决于人类的实践的发展水平,离开这一点强调所谓的“新陈代谢”便容易失去客观规定性,从而陷入主观主义。但是,实践是什么?
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⑤在当代哲学理论中,“实践”一词的内涵几乎无所不包,滥觞为包括了从日常生活、饮食起居到理论研究、文化活动等等的一切人类活动。而实践若包括了一切也就失去了一切。因此,必须确定实践的内核,即根本的、基础的、第一性的方面,这就是以生产力为根本的经济基础,而生产力就是人们以使用工具制造工具为特征和标志的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因此,实践作为区别人的活动与动物活动的特征,其基础的含义便首先是以使用―制造工具为根本的物质性操作活动,也就是社会生产活动。人以此为基础区别于其他动物,形成了不同于任何其他动物群体的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使用制造工具为特征的人类物质性生存劳动,这才是实践的内核。明确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历史唯物主义。
【参考文献】
[1](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摘 要】文章反思初中学校作文教学现状，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教学观）为指导，探究作文课堂学习意义建构内涵，全面优化作文课堂学习环境，搭建校本双主互动交流平台，明确不同阶段作文的学习意义建构目标，创建作文教学校本化高效课堂特色。引导学生常规化深入社会生活实践体验，蕴藉思想情感，丰富作文素材；激励善思乐写，交流成果喜悦；诱导习作热望，培养写作能力。学习意义建构是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核心属性，当然也包括作文课堂的学习意义建构。其具体内涵是在“写作情境设置（写什么――立意）”、“主导协助习作（怎样写――行文）”和“互动交流提高（为谁写――评价）”三个作文学习要素的基础上，落实作文课堂的学习意义建构目标和任务。
初中作文课堂的学习意义建构主张：一是“夯根基，筑生活”；二是“讲规矩，采人文”；三是“急就章，走熟路”；遵照初中不同学习阶段的作文教学要求，以寻求校本研究与训练的作文教学规律。
【关键词】意义建构；夯实根基；体验生活；寻求规律
不知其它区域初中学校的作文课堂是何种教学现状，就其本校语文习作双主互动体验，理性反思作文教学实践，仍是教师指导犯难，学生习作无趣；表情没有思想，达意缺失实感；语言东拼西凑，交际无的放矢；行文不成体统，更难掷地有声。鉴于此，深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校本研究，悉心揣摩作文课堂学习意义建构对策，以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校本研究获悉，初中作文教学，严重缺失作文课堂的学习意义建构理念，严重缺失作文学习科学辅导方法，严重缺失作文学习自主实践兴趣，严重缺失作文学习规律探究智慧。作文教学造成花花课堂，以应付教育“差事”；习作训练虚伪不实，以大轰大嗡敷衍了事；作文教学失去原生态的根本原因，是语文教师缺失生活作文课堂的学习意义建构意识。予以概括反思，一表现在作文教学（辅导）备课环节，不去理性思考习作训练的情境设置环境要素（生活素材与兴趣投入）；二表现在习作训练方略的主导作用环节，不去揣摩作文指导智慧挖掘的协助要素（协助方案与笔耕实践）；三表现在习作成果激励评价环节，不去搭建习作评价互动平台的交流要素（共同提高与分享喜悦）。交流得知，当下初中作文教学普遍仍囿于传统的经验型和总结型应试图式，仅围绕完成作文教学量化任务要求和中考作文导向，来锁定作文教学研究视角，来划定习作训练研究论域。这实属还是早被摈弃的传统填鸭式作文应试教育模式，这与作文学习意义建构的校本性（作文教学特色）和前瞻性（写作自主发展）背道而驰。如果深刻挖掘一下初中作文教学的发展式内涵，就不难萌生作文创新教学的理性思考，拓宽初中作文教学校本研究的特色途径，理智处治无利于学生习作发展的实践顽疾，应用建构主义的教育眼光，为广大初中语文教师的作文教学实践纾难解困。
初中各阶段作文学习意义建构目标是有评价梯度的。要么关注基础填补、不失体验生活；要么关注行文规范、不失采撷人文；要么关注习文常规，不失笔耕指导。
七年级作文课堂，学习意义建构的目标是，关注“夯根基，筑生活”。阐明初中生习作基础无根的主要原因，就是缺失生活体验，缺失生活感悟，缺失生活灵感，缺失交际语言日积月累的学习习惯，以导致没有写作思想。近年来积极倡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活动，就成人考试及高考中考的作文命题，也曾多次均以此作为立意，来评价考生的作文成绩。乍一看，这样的材料作文，并不是习作难题。可是评卷发现，多数考生立意浮浅，表达语言干瘪，腹中没有蓄积的情感素材，对所给“作文材料”没有多元的思维联想和丰富的认识见地。考生为了达到作文写作规定字数的要求，只好大呼小嚎，拼足成篇。结果内容假大空，卷面低分数。举个最简明易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意―《从母爱谈感恩》。初中学生体验母爱的生活已有十余年，妈妈从形影不离的襁褓，盼望孩子与日长大，到节衣缩食冷暖呵护，最后渴望少年强健，快乐发展有成。如此优越的体验经历素材，为何就轻易失去了呢？究其教育根源，主要还是教师的责任，尤其语文教师更是主要责任承担者。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教学论）强调教师应具有创造性主观能动的诱导作用，学生由于年龄和心理特征，不易主动去体验家庭生活和父母亲情，亟需教师的引导启发（如布置亲情体验作业等，学校班团会和家长会也是最好的引领活动方式）。除此，更亟需有效的常态化生活体验反馈手段：语文教师每天都要利用语文课堂前5分钟，轮流训练学生口语表达能力；轮流训练复述家庭亲人为自己成长所付出的劳动代价；轮流交流父母为自己读书所付出的关爱与艰辛；轮流复述家庭和谐幸福生活的小案例等。要求学生积极善于反思回顾身边曾发生的社会生活现象，并天天撰写反思日记，将口语表达向书面语训练自然过渡。如此日复一日，就会自然养成悉心观察身边生活与事物的良好习作习惯，同时也利于培养对生活有鉴别是非曲直的体悟能力。作文口语训练实践，语文老师应积极发挥主导能动作用，促进语文课堂常态化和口语表达规范化，为语文学习驾驭书面语夯实基础。
八年级作文课堂，学习意义建构的目标是，关注“讲规矩，采人文”。初中学生习作训练不仅亟需有一定生活体验和作文思想作为写作基础，而且亟需强化规范习文的实践训练对策（包括立意规范化、行文规范化和语体规范化等）。八年级学生作文（文体）训练是在广泛反复辅导记叙文和说明文习作基础上，开始学习议论文写作，并且须明确记叙文与议论文行文中“叙”的内涵区别（交际作用与功能）。记叙文的“叙”是“以事立人”的叙述；议论文的“叙”是“以事立论”的论述。二者的交际职能作用大相径庭，前者是典型人物和典型事物为彰显的主题意义而铺张的形象与叙事；后者则是论述某种见地和主张为说服读者而应用的一种论证方法。语文老师在作文的学习意义建构实践中，既要明确两个不同语言环境下的两个不同概念的内涵属性，又要有针对性的指导学生参与习作训练，整体感悟二者的行文主旨和语体色彩，遵循达到能够独立驾驭两种行文的训练目标。学生在自主习文实践中，采撷社会人文，常规化坚持课内课外读书笔记，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蓄积作文思想的途径。我们要获得成功，就必须要充满自信。”“相信自己，相信未来，敢于走自己的路，才能闯出一条不寻常的成功之路。”其结论，能够与篇首的立论相互照应，深化主旨。行文颇有号召力，足章充满自信力。论述有理有据，翔实可靠，说服力很强。
九年级作文课堂，学习意义建构的目标是，关注“急就章，走熟路”。即作文课堂学习意义建构目标研究，最终须落实在作文评价这个学习要素上。一是“互动交流提高”评价要素中写作速度要快（急就章――快成文）；二是作文成绩寻求高效的辅导对策与途径（走熟路――寻常规）。语文教师亟需交给学生作文范式拐杖，自主尝试习文三段式（文头――开宗明义，言简意赅；文腹――详实有序，重点突出；文尾――深化照应，足章显志），以搀扶学生时代的作文学习与自主发展，甚至终身写作受用。
一、学界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
传统理解:以三种代表性观点为例“生产力”是理论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无论是哲学还是政治经济学，都无法绕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对基本的范畴。可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曲解。笔者在硕士论文中对传统生产力观进行了一个详细而系统的梳理，将传统生产力观概括为十个类别，分别为:“征服说”、“改造说”、“征服、改造说”、“控制说”、“控制、改造说”、“利用、改造说”、“改造、影响说”、“改造、影响、利用说”、“大生产力说”以及将认识能力纳入其中的“新改造说”。本文限于篇幅，重点介绍“征服自然说”、“利用自然说”和“控制自然说”三种最为典型的传统生产力观。若读者想要详细了解传统生产力观的十种类型，请参阅笔者的硕士论文。［1］另外，笔者曾在《传统生产力观的误区澄明及当代转换———基于“破立性”视角的批判性分析》一文中更为简略地介绍了传统生产力观的十类表述，因此读者亦可参阅此文。［2］有些学者将生产力归结为“征服自然说”。例如，张凤德等主编的《哲学基础与应用》一书将生产力界定为:“生产力就是人们在劳动生产中解决社会与自然矛盾的能力，是人们征服自然并使之适应社会需要的客观物质力量。”［3］刘延勃等主编的《哲学小辞典》则写道:“生产力即‘社会生产力’，也称‘物质生产力’。是人们进行物质资料生产中所具有的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4］李秀林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四版)》这样描述生产力，“生产力是人们解决社会同自然矛盾的实际能力，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使其适应社会需要的客观物质力量。……所以，生产力是标志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实际程度和实际能力的哲学范畴。”
［5］张铁森等主编的《哲学原理》亦有类似的表述，该书这样写道:“社会生产力或生产力是指人们解决社会同自然矛盾的实际能力，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使其适应社会需要的客观物质力量。”［6］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也有不少学者将生产力归结为“控制自然说”。德国的阿•科辛编写了著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词典》，该词典中的“生产力”词条是这样写的:“生产力是(笔者注)生产过程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及其在物质财富生产中的共同作用的总和。人的能力、生产经验、劳动技能和知识以及生产资料，都属于生产力。”该词典中还写道:“生产力表现在社会对自然的积极关系;它的发展水平是人控制自然的尺度。”［7］冯契主编的《哲学大辞典》(哲学卷)对生产力是这样规定的:“生产力(笔者注)亦称‘社会生产力’。广义指人控制和改造自然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潜在的和现实的各种能力的总和。狭义指体现于生产过程中的人们控制和改造自然的客观物质力量。通常在后一种含义上使用。”［8］逄锦聚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第四版)》亦持类似的观点，该教材写道:“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和控制自然界的能力，它反映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9］等等。还有学者将生产力归结为“利用自然说”。黄楠森等主编的《哲学概念辨析辞典》中的生产力条目是这样写的:“生产力，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亦称社会生产力。”［10］陆锡书等主编的《简明哲学词典》亦写道:“社会生产力也叫生产力。生产力是指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取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它表示的是人和自然界的关系，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界的矛盾。生产力越发展，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就越大。”
［11］李崇富等主编的《哲学基础教程》这样写道:“社会生产力是指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并从自然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它体现着人们在物质生产中能够在怎样的程度上解决社会同自然的矛盾。”［12］倪志安等著的《基本原理教学新体系———基于实践思维方式的阐释》亦持类似的观点，该书写道:“历史观研究的生产力，就是从人类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维度和视角研究的狭义生产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生产力界定为:生产力是人类在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中，利用和改造自然、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使自然适合社会和人发展需要的实践能力。”［13］等等。此外，桑玉成先生主编的《基础理论》一书给“生产力”下的定义格外引起笔者的注意，因为它巧妙地避开了“征服自然”、“控制自然”、“利用自然”等相关字眼，该书这样写道:“生产力是指人们解决社会同自然之间矛盾的实际能力，是人类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改变自然的一种物质力量。”［14］应该说这种表述具有一定的高明之处，可是仔细琢磨便会发现，该定义尽管没有出现“征服”、“控制”、“利用”等字眼，但仍然是在强调“人类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改变自然”，仍旧限定在“人们解决社会同自然之间矛盾”这一前提下，只注意到人与自然的矛盾，却没有看到人与自然相统一的一面，仍然没有跳出传统思维的框架，因此仍然没有能够摆脱传统生产力观的“窠臼”。以上关于生产力的种种观点，尽管从表述上看不尽相同，但其实质却是一样的。不管是“征服自然说”、“利用自然说”，还是“控制自然说”，都片面地夸大了人类主体的力量，人类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自然，将自然界当作人类征服、控制、利用的对象，甚至将自然置于人类的对立面，这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只看到人类从自然界获取必要的物质资料的一面，却全然忽视了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一面，因此带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形而上学特征。不过，笔者需要特别澄明的是，凡此种种关于生产力的理解，均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征服说”也好，“利用说”也好，“控制说”也罢，都是与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背道而驰的。事实上，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上述关于生产力的种种传统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误读和曲解所致。
二、传统生产力面临的诸困境
传统生产力的模式当然是与工业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工业化初期，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生产水平比较低下等，在这种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造成了物质资料相对匮乏的局面。而以“征服自然”和“利用自然”为理念导向、以机械化规模化生产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生产力形态却在客观上有效地解决了物质资料匮乏这一状况，甚至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可是，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以“征服自然”和“利用自然”为价值取向的传统生产力形态却遇到了种种困境(或曰“瓶颈”)，而这些“困境”也是“前所未有”的。有学者将传统生产力形态遇到的困境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技术的片面使用所带来的生存困境，二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发展困境，三是自然资源无限论所带来的生态困境。［15］笔者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在工业化初期，由于物质生存资料还相对匮乏，在这种情形之下，人们改善物质生活状况的愿望和要求非常强烈。而发达的科学技术却有效地解决了这一“困扰”人们已久的“难题”，于是，热衷于现代技术的“文明人”便大肆地将技术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达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当然，笔者并不是否定对技术的使用，只不过要说明“聪明的”现代人对技术的使用过于片面化了。我们知道，人类改进和发展生产力的“原始动机”当然是增加物质资料，改善人们的生活。可是，由于对技术的片面使用，造成了巨大的环境污染，人类的生存空间急剧恶化，已经严重影响到人类自身的生活质量甚至威胁到身体健康，人类的生存越来越陷入到“困境”之中。可见，对技术的片面使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与人类发展生产力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工业化早期，人们对发展观的理解亦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人们普遍认为，所谓发展就是指经济的增长。于是，便将经济增长看成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唯一标杆”，甚至“唯GDP是从”。正如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所说的那样，“不惜代价，不顾社会危险，追求国民生产总值，成为第二次浪潮各国政府盲目追求的目标。”［16］这无疑是一种不计代价的发展，也是“涸泽而渔”式的发展，与可持续的发展理念显然是格格不入的。时至今日，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人类越来越陷入到“发展困境”之中。笔者认为，传统生产力遭遇的第三个困境是“自然资源无限论”所带来的“资源枯竭困境”。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自然资源无限论”似乎成了人们普遍奉行的“真理”。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人类开始对各种资源能源进行大规模地消耗以生产出巨大的物质财富(或曰使用价值)。可以说，传统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是建立在对资源消耗这一基础之上的。而事实上，地球上的自然资源不可能是无限的。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工业化之后，许多不可再生资源濒于枯竭，而资源能源的枯竭必将限制和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目前，人类正面临着资源能源短缺的现实，这是传统生产力遭遇的又一困境。
三、对传统生产力观的深刻反思
既然传统生产力面临着如此多的“困境”，人们就不得不对其进行深刻反思:传统生产力究竟怎么啦?于有识之士，有些便重新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中去，通过对经典作家文本的重新研读发现，以往对生产力的传统理解(即传统生产力观)并非就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观点，而是对其的误读和肢解。事实上，马克思生产力理论非常复杂，甚至可以构成一个精致而完备的理论体系。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概括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核心思想，那就是:马克思既承认人类开发利用自然以维持自己的生命活动，但又认为这种开发利用必须是适度的、合理的，而不是贪婪的、无节制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同时认为我们人类具有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责任甚至是义务，惟其如此，才能保证子孙后代的持续性发展。通过对传统生产力观的深刻反省以及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重新认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传统生产力观认为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是“理想主义”的看法，当然是不切实际的;第二，传统生产力观片面追求技术的使用，极力征服自然、控制自然，这种极端的做法也是有害的;第三，传统生产力观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唯GDP是从，甚至以GDP的大小“论英雄”，过分追求“量”，而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发展的质量和成本，这也是不足取的。当然，我们说传统生产力观具有种种“弊病”，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误解”，其发展进程充满着如此多的“困境”，但绝不意味着传统生产力是“一无是处”的。事实上，传统生产力在工业化初期的“历史性功绩”也是“不可抹杀”的。在物质资料匮乏的工业化初期，传统生产力所创造的巨大财富甚至“经济奇迹”是应当充分肯定的。甚至可以这么说，没有传统生产力积累的物质财富就绝不会有今天的现代文明。否认这一点是不客观的。因此，我们在分析评价传统生产力时，也应该运用辩证的思维，将其“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当中去评价，坚持两分法，防止片面性。
四、从“传统”到“生态”的当代
转向: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发展进路笔者曾在《传统生产力观的误区澄明及当代转换———基于“破立性”视角的批判性分析》一文中提出过这一观点:“实现从传统生产力向生态生产力的当代转换便是生产力的发展进路。”［17］本文正是在这一观点基础上，从“生态生产力的孕育和提出”、“生态生产力的内涵”、“生态生产力的特征”这三个方面进一步展开对生态生产力的探讨。
(一)生态生产力的孕育和提出由于受传统生产力观的影响，人类以“主人”的身份自居，以“征服者”的姿态“俯视”自然，凌驾于自然之上，对自然界进行大肆开采甚至“掠夺”。从客观上讲，经济社会确实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甚至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空前的“经济奇迹”。可是，事情的另一面也是发人深省的:就在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可以说，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生产力的突飞猛进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由于人类对自然界采取近乎疯狂的“掠夺”方式，人与自然之间的重重矛盾暴露无遗: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环境污染严重、臭氧层空洞、赤潮、全球变暖、洪涝灾害频发、物种锐减，很多资源能源濒于枯竭、人口增长远远超出了环境的承载能力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严峻，等等。可见，目前人类生存环境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生态问题成为全球性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一时间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关注的“焦点”。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了?于是，有学者开始重新反思我们人类自身的经济行为，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开始提出生产力要“生态化”的创新性思想。例如，李克华提出“绿色生产力”的概念，“所谓绿色生产力，指的是人们在兼顾生态平衡，保护环境，推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能力。”［18］高铭仁等学者提出“自然生产力”的概念，认为自然生产力“是与社会生产力相对应的、标志人类社会的整个自然环境即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作用的能力的哲学范畴，包括与社会生产力相对应的、对人和人类社会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起作用的一切自然因素及其所构成的系统的作用能力”。［19］谢中起提出“生态意义上的生产力”这一概念，认为“生态意义上的生产力(即生态生产力)所反映的是人的持续生存能力，是人类将自身推向遥远的极限的能力。……因此，生态生产力概念可以表述为:为了实现人的持续生存，人类所具有的对自然界的保护、利用以及协调能力的总和”。［20］陶火生亦提出了“生态型生产力”的概念，认为生态型生产力是指“在社会生产中，以生态关系、生态系统的整体制约机制和自然界的物质能量与人类劳动力相结合所构成的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以满足人的需要的客观物质力量”。［21］李晓光则提出了“生态经济生产力”的概念，认为生态经济生产力“是在现代经济社会生产中人们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保持、协调自然环境，创造良好生态环境，生产生态财富和经济财富的现实力量的总和，是多种自然生产力与经济生产力共同构成的生产力系统”。［22］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这里，无论是“绿色生产力”也好，“生态型生产力”、“生态经济生产力”、“生态意义上的生产力”等也罢，这些概念都体现了生产力“生态化”这一特点，在这个意义上说都是“生态生产力”的“雏形”。
(二)“生态生产力”的内涵生产力的“生态化”可以说是传统生产力形态向生态生产力转换过程中所迈出的极其关键性的一步。从此，关于“生态生产力”的研究和讨论在学术界雨后春笋般地展开。学者们对生态生产力的理解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不同的角度纷纷提出了自己对生态生产力的理解。例如，温莲香认为，生态生产力是“人类在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协调、共生共荣、共同发展，从而使人类获得持续发展的能力”。［23］王鲁娜认为，生态生产力“以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先进成果为依托”，“从生态化的角度出发，确立生态形态(而不仅仅是自然界)对于生产力的基础性地位”，“以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价值目标”。［24］廖福霖则从生态文明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生态生产力“是在传承工业文明生产力发达的水平维和强大的力量维的基础上，在生态文明观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新型生产力”。［25］蒋圣斐认为，“生态生产力是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的统一。它是人类在认识自然、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前提下利用自然，使人类与自然在高度和谐统一中相互转换物质和能量，最终实现人类整体进步和每个个体全面发展的能力和成果”。［26］于海量认为，“所谓生态生产力则是指人类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综合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的劳动能力所产生的客观能力和力量”。［27］等等。尽管不同的学者对生态生产力的界定从文字表述上看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态势，但不同的表述中却蕴含着一致的核心理念，即在尊重自然法则的前提下，开发自然和保护自然并举，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共生共荣。首先，自然界本身有着自己的运动规律，而规律是具有客观性、不可抗拒性的。因此，人类在开发自然时理应尊重自然规律，这是生态生产力的前提性条件。其次，开发自然和保护自然并非截然对立，在生态生产力的视域之下，开发自然资源与保护自然环境是可以统一的。人类一方面需要从自然界中获取必要的物质生活资料以维持自身的生存，但同时人类也承担着保护自然环境的责任(也可以说是义务)。只有在合理开发自然资源的同时，又精心呵护自然，才能维护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从而保证人类子孙后代的持续发展。再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生产力观的价值旨归。在生态生产力的视域下，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也不是截然分裂的，二者在一定条件之下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生态生产力观在注重经济价值的同时，亦特别重视其生态效应，经济向度与生态向度的有机统一乃是生态生产力观的“新指向”。
(三)生态生产力的特征:兼评两种代表性观点以往也有一些学者对生态生产力的特征作过某些探讨，也提出过自己的看法，从不同的角度对生态生产力的特征进行过概括和归纳。例如孙淑萍将生态生产力的特征概括为“客观物质性”、“历史继承性”、“系统性”、“开放性”和“人道性”五个方面。［28］但笔者认为，至少“客观物质性”、“历史继承性”、“系统性”和“开放性”这四个方面仅仅是生产力的“共性”，并没有真正反映出生态生产力的“特性”，因为传统生产力同样也具有“客观物质性”、“历史继承性”、“系统性”和“开放性”等特点。蒋圣斐则将生态生产力的基本特征概括为“绿色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29］笔者认为，这三个方面倒是不同程度地揭示了生态生产力的特征，但恐怕还有一点更能够揭示生态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特质”，那就是“人与自然的共生性”。［30］因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共生共荣是生态生产力追求的价值目标，而这恰恰是传统生产力所忽略了的。因此，笔者认为，“人与自然的共生性”也应该是生态生产力的基本特征之一。如果加上这一点，生态生产力的基本特征或许更为完整。当然，生态生产力的基本特征也许还有其他一些角度，尚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此外，笔者曾经在《从传统生产力到生态生产力:扬弃与超越》一文中，从生态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相比较的角度，比较详细地论述了生态生产力所具有的而传统生产力无法比拟的优越性，笔者将其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1)发展理念更加先进:从“人类向自然界片面获取物质财富”到“人与自然共生共荣”。(2)价值取向更加合理:从“主客二分”到“天人合一”。(3)运行机制更加完善:从“单向运行机制”到“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双向运行机制”。(4)遵循的思维方式更加科学:从“线性”到“系统”。［31］倘若读者欲详细了解“生态生产力对传统生产力的批判、继承与超越”，亦请参阅拙文。
五、简要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