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23 04:00:3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法律制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保赔保险保赔协会立法完善
一、我国保赔保险的立法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保赔保险是保障与赔偿保险的简称，主要承保船东在营运过程中因意外事故所引起的损失，以及因此引起的费用和船东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这主要包括船舶侵权责任如污染责任、碰撞责任等，合同责任如货物责任、拖带责任、对海上旅客人身伤亡的责任等。其中，海上污染损害赔偿责任已成为其最重要的承保对象之一。
我国现行立法中对于保赔保险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虽然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以下简称中船保)作为经中国政府批准的船东互相保险的组织，是依照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在国家民政部注册登记为全国性社会团体并由此依法享有社团法人资格的，但是依据现行法它却不具有保险组织资格。因为我国《保险法》作为一部商业保险法，仅仅承认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两种保险组织形式，而保险公司以外的其它保险组织也只有农村保险合作社被获得承认，因此依据现行法中船保尚不具有保险组织资格。
由此可见，尽管在理论上保赔保险属于海上责任保险，但是依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它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相关规定。因为一方面，《保险法》明确规定只适用于商业保险行为，但保赔保险并非商业保险行为；另一方面，海上保险作为财产保险的一种类型，理论上属于商业保险范畴，因此《海商法》关于海上保险的规定同样无法适用于保赔保险。所以，尽管保赔保险在理论上被当作保险尤其是海上保险的一种类型，但是它却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而只能被当作是一项合同从而适用关于合同的法律规范。
由于保赔保险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的相关规定，因此保赔保险只能适用《合同法》、《民法通则》等关于合同的一般规定。但是，保赔保险作为海上责任保险合同，与一般意义上的合同有着许多重要的区别，因此单纯适用《合同法》、《民法通则》等的规定不仅可能无法解决问题，也可能不够妥当、合理。因此，现行法关于保赔保险的立法存在漏洞，有予以补充和完善的必要。
二、我国保赔保险法律制度的理论完善
对于保赔保险的立法漏洞可以通过法学理论和法律解释的方法来解决。法学上关于漏洞补充的方法有很多，如习惯、法理或判例等。[1]由于我国并不承认判例的效力，因此我们只从习惯和法理两方面探讨这一问题。
首先，依习惯，保赔保险是作为海上保险尤其是海上责任保险来处理的，这无论是在我国保赔保险的实践中还是在国际保赔保险实践中都是如此，因此保赔保险应当适用海上保险的一般规定。
其次，由于现行法关于保赔保险的立法漏洞为一公开的漏洞，因此依法理进行漏洞补充时应主要采用类推适用的方法进行。依据“相类似案件应为相同之处理”基本原理，对于保赔保险应适用与其最为类似的事物的规范，由于在现行法律体系中与保赔保险最相似的类型是海上商业责任险，因此保赔保险可以类推适用上述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的规定。
不过，由于保赔保险所具有的特殊性及其会员封闭性，类推适用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的规定可能并不完全符合保赔保险的本质要求。例如，保赔保险中关于会费的约定与商业责任险的保险费的确定不同，因而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保险费的规定不能适用于保赔保险。另外，保赔保险当事人还可以依约定来排除相关法律的适用。因此，在不违反强行性规定的情况下，保赔保险首先应依据保赔保险合同的约定来处理，接着是《合同法》、《民法通则》等关于合同的一般规定；如果不能解决的，则应类推海上商业责任险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的相关规定。
三、我国保赔保险法律制度的立法完善
通过理论的方式并不能彻底解决保赔保险的立法漏洞，因此必须通过立法完善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保赔保险的立法完善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保赔协会的立法，另一个则是关于保赔保险合同的立法。保赔协会的目的在于提供保赔保险保障，保赔保险是由保赔协会而不是其他的保险人来承保的，因此二者是相辅相成、合二为一的，必须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探讨。
从理论上来说，通过立法来解决上述问题可以有许多选择。有学者认为，目前至少有四种方法：一是借鉴英国立法例，修改《公司法》、将中船保这类担保／保证有限公司规定于《公司法》中；二是借我国《海商法》修改之机，增补海上保险合同的种类，明确保赔保险合同的内容；三是按照《保险法》的规定单独立法，另行规定中船保这类相互保险组织；四是将中船保界定为互益型经济团体，以区别于普通的社团，赋予其独立的公司法人地位。[2]
上述观点中，第一种和第四种方法在目前是行不通的，因为我国与英国对于公司的定义和要求并不一致。在英国，通常认为法人与有限责任是公司最本质的属性，公司一般是指负有限责任的法人，因而英美法所指的公司不仅包括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还包括非盈利性的公司，保赔协会登记的保证有限公司即属于此类。[3]但是，依据大陆法的理论，公司必须以营利为目的，相互保险公司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公司。[4]我国现行《公司法》对此虽然并没有直接规定，但是从《公司法》第5条的规定中完全可以看出其对公司应具有营利性目的的肯定。[5]因此，除非是对现行公司法体制甚至是整个法律制度做根本改变，否则我国《公司法》是不会规范非营利性的社团组织的。这样，中船保作为非营利性团体，就不可能取得我国公司法人的地位和资格。因此说，第一种和第四种方法在我国根本行不通。
相对来说，第二种和第三种方法在理论上是比较切实可行的，而且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效果会更好：
1.保赔协会的立法完善
按照《保险法》第156条的规定，采取单独立法方式来赋予中船保以保险组织地位和资格是目前较为妥善的方法。
首先，通过国务院行政立法的方式来赋予中船保以保险组织的地位和资格较为可行。一方面，法律的制定程序比较复杂，另一方面现行法关于保险合作社的规定即是由国务院采用行政法规的方式订立的，因此以行政法规的方式来赋予中船保以保险组织的地位和资格更加可行。
其次，应该赋予中船保以相互保险的组织形式，而不是保险合作社的组织形式。虽然学者们对于相互保险与合作保险之间有无区别的态度并不一致，但从国际惯例来看，保赔协会通常采用相互保险这一组织形式。采取相互保险的组织形式既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和经验，也便于对外的交流与合作，增强我国保赔协会的国际竞争力。
2.保赔保险合同的立法完善
通过单独立法的方式可以赋予保赔协会以保险从业的资格和能力，但这并不足以解决保赔保险的立法规范问题，因此还必须通过对《海商法》的修订，在“海上保险合同”一章中加入有关保赔保险的内容。有人认为应该在《海商法》第12章“海上保险合同”中加入“第7节：保障与赔偿责任保险”，规定保赔保险合同的定义，保赔协会的法律地位、入会、合同的主要内容，会费的支付，第三人直接诉讼以及协会内部关系协调等内容。[6]笔者以为上述做法是可行的，但是规定如此之多的内容则值得商榷。因为保赔保险除了是一种保险合同外，它还是一种会员合同，保赔协会所具有的会员封闭性决定了它的排他适用性。因此，法律应该给保赔保险以更多的自由，就像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85条所做的一样。过多的条文和规定限制只会与保赔保险和保赔协会的性质相抵触，从而限制保赔保险的正常发展。因此对保赔保险的立法必须既考虑到对其进行规范和约束的必要，又要考虑到它的特性和发展要求。
基于上述考虑，采用英国的做法仍是目前较为合理的选择，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照搬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的规定。一方面，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该条规定有些过于原则性和简单，难以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该条关于相互保险的定义也有些过时，因为尽管在实质上仍然是一种相互保险的经营模式，但保赔协会已经取得了独立的法人资格，保险是由保赔协会提供的，会员的保险索赔等事项是向协会提出而不是向会员提出的。
因此，我国保赔保险的立法应该在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规定的基础之上做进一步的完善。首先，应该对保赔保险的定义做一科学合理的描述，以确定保赔保险的范围及其法律适用。其次，鉴于保赔协会的会员封闭性，对于有关会员的入会、保赔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对会费的支付方式等内容则法律不予规定，而是由当事人自己解决，除了强行性法律规定外，可以排除相关法律的适用；但是为了解决其间可能存在的纠纷，还应该赋予协会和成员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内部纠纷的权利。最后，在涉及到第三人利益方面，例如通过先付条款、仲裁条款等禁止第三人的直接诉讼时，法律应规定上述条款不得对抗第三人依法享有的直接请求权。
参考文献
[1]梁慧星著：《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
[2]安丰明：《船东保赔协会法律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82~186页。
[3]梁建达编著：《外国民商法原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0页。
[4]［日］末永敏和著：《现代日本公司法》，金洪玉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一）公司强制清算法律制度的内涵
公司强制清算是指由法律主体法院实施的，对未宣布破产的公司进行的清算，公司强制清算并不是公司主动提出的法律清算。公司强制清算通常是由债权人或者公司股东提出，并由法院进行审核和具体实施。法院在强制清算中的主要作用是指定清算组开展清算，对清算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因此法院能保证最起码的公平公正，防止股东对公司财产进行转移，从而最大程度的保证债权人的经济利益，维护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公司强制清算有两层含义：一是法院有权对公司的财产进行合理的处置；二是公司作为法人彻底解散和终结。公司强制清算根据资产的多少，分为强制破产清算和强制非破产清算，简单而言强制破产清算是资不抵债，非破产清算是指资产有剩余。在强制非破产清算中，公司必须先发出解散事由，才进入强制清算步骤。无论何种强制清算必须依法按程序进行。二者适用的法律不同。强制破产清算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强制非破产清算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强制非破产清算。与公司强制清算对立的是公司自行清算，因此公司强制清算的特征明显。一是公司强制清算的主体是法院，必须由法院依据相关法律依程序对公司的债务进行冻结，法院在启动强制清算的过程中，有权对公司的财产进行调查，公司相关财务人员必须无条件配合。二是公司强制清算具有时间限制，任何法律程序都是有一定的时间规定，法院对公司的财产进行清算一般要求6个月，但是遇到特殊情况，必须向相关部门申请。三是公司强制清算的法律程序复杂，公司自行清算公司可以自行清算公司的资产，在还清债务后宣布破产，但是强制清算法律程序属于公司自行核算的后置程序，在公司不能自行清算或者清算遭遇障碍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强制清算。
（二）我国现行公司强制清算法律制度的基本情况
我国现行公司强制清算法律制度主要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纪要》和《公司法司法解释》来执行。《公司法》作为公司强制清算的主要法律依据，其中关于公司强制清算的规定并不完善。规定了法院作为公司强制清算的法定执行主体，但是法院的具体职责、法院的相关启动的具体程序、法院对债权人的保护制度并不详细。规定了公司强制清算的启动事由，主要是公司存在过错，公司在成立清算组后经债权人举报存在违法行为，公司在解散后在规定的时间范围中并没有对公司资产进行清算，公司存在恶意违法的行为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都是公司强制清算的法定事由。《纪要》对公司强制清算的规定十分详细。进一步规定法院成立公司强制清算小组的具体工作，对公司强制清算小组的成员进行扩大和具体的安排，明确成员小组的职责。法院对公司债务的冻结不仅仅通过银行这一种，为了保证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进行转移，需要对公司资产进行保全设置。进一步规定了公司强制清算的特殊情况的应对，并通过法律程序加以强制。此外《纪要》还更加完善了公司强制清算的终结制度，对公司强制清算的非正常终结作了补充规定。但《纪要》的法律效力要弱于《公司法》，因此我国的公司强制清算的法律制度还有待完善，需要通过程序法和实体法加以强制规定。
二、我国公司强制清算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强制清算启动事由和审查程序问题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一是我国公司强制清算启动事由只有三种，基本可以概括为公司企业法人在公司解散后不作为，随后公司的股东和债权人可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这就可能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为法院同意申请的前提是债权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公司债务人不作为。如果公司债务人立即成立了公司清算小组，但是主观上存在懈怠行为，主观上的故意行为很难找到证据证明，这是法律的一大缺陷。二是我国的公司强制清算法律审查程序中举行听证会并不是必经程序，这就造成了听证会制度成为了摆设，而公司强制清算一般涉及的主体众多，债权人的数量庞大，如果不通过听证会制度让债权人了解案情的进展，就很难做到最大限度的听取债权人的权利诉求，也难以最大程度的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二）申请主体和人民法院职权的问题
一是我国的公司强制清算申请主体的范围很小，根据目前我国的现行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规定，申请公司强制清算的主体是公司的债权人，随后在《纪要》中增加了公司的股东也可以依法对公司强制清算提出申请，这就极大的限制了公司强制清算的执行，二是法院作为公司强制清算的执行主体，不管公司发生任何形式的清算问题，也不能主动对公司进行强制清算，只能严格依当事人申请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严重限制了人民法院的职权行使。
（三）清算组的相关问题
一是清算组成员的构成十分随意，依据法律规定公司强制清算组成员构成可以从公司的管理人员、董事和股东等中选择，或者公司强制清算组成员也可以从社会中介机构中选择，或者公司强制清算组有二者共同构成，这就造成人员构成的不可靠性。二是清算组成员的任期和基本职责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公司强制清算组成员在公司强制清算中对公司的债务和资产的清点起着最直接的作用，因此法律必须严格规范清算组的职责和任期的限制，但是我国的相关法律并没有具体规定和相关的法律解释。
（四）强制清算法律程序性问题
公司强制清算法律中规定强制清算的参与人员限制过多，我国的现行法律规定公司在进入强制清算程序中，参与人只有清算组成员和法院执法人员，这一规定极大的限制了公司债权人的权益，公司债权人作为公司强制清算法律所需要保护的主要对象，却只能得到公司强制清算的结果，这是中国现行公司法的缺陷。
三、完善我国公司强制清算法律制度
（一）增加公司强制清算的启动事由
鉴于我国现行法律中只有三种公司强制清算的启动事由，我国的相关公司强制清算法律要根据法律实践的需要，丰富公司强制清算的启动事由。一是学习台湾公司法中公司自行清算发生障碍，债权人有权以此为启动事由，向法院提起申请公司强制清算的申请，凡是公司自行清算出现问题，无论是公司清算组不作为还是公司自行清算发生客观障碍，都可以作为启动事由。二是增加公司可能存在破产风险的情况作为启动事由，现行法律规定自行清算作为公司强制清算的前置行为，一旦公司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可以申请强制清算，但是这种情况下的强制清算一般会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造成资产的恶意转移，因此可能存在风险就申请强制清算十分必要。
（二）增加强制清算申请的主体
一是对于公司的资产并不是只有股东和债权人才有权知晓，相关的国家资产监管机关和清算部门也理应成为强制清算的主体，增加公司强制清算的主体，对于减少公司资产风险意义重大。首先我国的税务部门作为最了解公司资产和运行情况的公司监管部门，在掌握公司基本情况的前提下，实时的对公司进行强制清算申请，能够最大程度的保障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完善人民法院对公司强制清算的审理制度，针对我国人民法院强制清算中法律地位和职权有限的问题，要加大人民法院对公司强制清中资产冻结的权限，不仅通过银行这一种手段，也要适时的对公司的法人进行管理。增加法院随时有权要求清算组成员报告工作的权利，法院作为强制清算的主体监督清算组的工作。
（三）完善公司强制清算中清算组管理和程序管理
关键词物流物流责任保险立法完善
物流业是一个新兴的产业，我国政府在“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把物流列入要大力发展的现代服务业之一。但是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前景下，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物流业同时还是一个高风险的产业，在物流的每一个环节：运输、仓储、包装、配送、装卸、流通加工、信息提供等无一不充满了给客户或他人带来财产毁损和人身伤害的风险，而由此造成的损失往往使物流企业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由此可见，物流业的发展离不开保险业的支持。不过，我国目前物流保险尤其是物流责任保险的现状不容乐观，物流责任保险发展比较缓慢，这对我国物流业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
一、物流责任风险与保险保障
由于物流涉及到非常多的环节，而每个环节又都充满了意外和风险，因此物流服务中的责任风险也非常复杂。一般说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1从损害的性质上来看，物流责任保险是物流保险中的一种类型，是对物流责任风险的保险保障
物流企业在提供物流服务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以下几方面的损失，一是自己的财产损失，例如自己的货仓、车辆、集装箱等仓储、运输工具的毁损丢失；二是由于自己的过错给客户或他人造成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即责任风险；再就是商业风险，例如因为政策原因、行市汇率变化或者由于客户破产、清算等带来的商业上的损失等。通常情况下，第一种属于物流财产保险的承保范围；第二种则由物流责任保险予以承保；而对于物流企业的商业风险，一般无法通过保险的方式得到补偿。由此可见，物流责任保险是对物流责任风险的保险保障，是物流保险中最重要的类型之一。
1.2从物流服务的阶段来看，物流公司的责任风险主要来自以下几个过程
（1）运输过程。物流公司由于自身工作的失误造成货物的毁损丢失或者错发错运、错误交货等是运输中最主要的责任风险。如果物流公司交由其他的承运人进行运输，那么由于其他承运人的过失造成货物的毁损丢失或者错发错运、错误交货，物流公司同样要承担责任。此外，如果物流公司在自行运输过程中造成他人的财产损害或人身伤亡的，还要承担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2）装卸搬运过程。装卸搬运活动往往是造成客户货物毁损丢失的重要原因。此外，在装卸搬运过程中造成他人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物流公司也要承担责任。
（3）仓储过程。由于仓库损坏、进水、通风不良、没有定期整理和维护等过失，都可能使物流公司对客户承担责任。
（4）流通加工、包装配送过程。此过程中发生的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物流公司要承担责任。
（5）信息服务过程。由于信息错误或者延误，造成货物发货、配送、运输等出现差错的，物流公司便可能会承担责任。
（6）从责任的对象来看，物流责任保险既包括对客户（即物流合同相对方）的法律责任，也包括对第三方的法律责任。例如，物流公司由于失误造成货物的毁损丢失或者错发错运、错误交货的，属于对客户的法律责任；而物流公司在运输过程中造成他人的财产损害或人身伤亡的，则属于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狭义上的物流责任险仅指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保险。
二、物流责任保险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2.1我国目前物流责任保险的现状
与物流业的快速发展相比，我国的物流保险尤其是物流责任保险要滞后得多。由于缺乏统一的保险险种，物流企业和客户只能在各个物流环节里面分别投保责任险，致使有的环节重复投保，而有的环节则得不到保险的保障。这一境况在2004年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2004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正式推出了“物流责任保险”条款。“物流责任保险”是指被保险人在经营物流业务过程中，对由于列明原因造成的物流货物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由保险人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除物流责任基本险外，还有“附加盗窃责任保险”、“附加提货不着责任保险”、“附加冷藏货物责任保险”、“附加错发错运费用损失保险”、“附加流通加工、包装责任保险”以及“附加危险货物第三者责任保险”等附加险供物流企业选择投保。
上述物流责任基本险及附加险的出现，为广大物流企业通过保险方式分散、转嫁责任风险创造了条件。上述条款具有以下积极意义：首先，它填补了我国物流企业综合责任保险的空白；其次，它覆盖了物流服务的各个环节，初步满足了我国物流企业的基本责任保险需求；第三，它简化了物流企业投保责任保险的手续，节约了保险费用，减少了索赔理赔的环节和成本；最后，它丰富了保险产品品种，有利于我国物流保险市场的开拓和发展。
2.2我国目前物流责任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物流责任保险条款的推出为我国物流责任保险的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物流责任保险市场并没有因此突飞猛进。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整个市场环境的影响，物流企业认识不足等，但是“物流责任保险”条款存在着许多显而易见的缺陷却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首先，相对于物流企业的责任风险而言，物流责任保险条款的范围显得过小，不能充分满足市场需求。根据该保险条款，物流责任保险只承保物流企业提供运输、储存、装卸、搬运、配送服务过程中造成物流货物损失的五种情形，提供包装、流通加工、信息处理服务过程中造成的货物损失只有在投保相应附加险种的情况下才予以承保；除了可以附加投保“危险货物第三者责任险”外，物流服务过程中给第三者造成的人身伤亡或其他财产损失也不属于保险的范围。此外，该条款还对发生在我国境外的财产或费用损失不负责赔偿，这更无法满足物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需要。
其次，保费的计算不够科学合理。物流责任保险条款并没有依照责任保险的传统做法，按照保险风险的类型与范围、保险人的累计赔偿限额和单次事故赔偿限额等来确定保险费用，而是按照被保险人的营业收入来计收保费。一方面，这种方法不符合责任保险的通常做法，因为物流企业的收入与其责任风险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另一方面，这种方式也会阻碍物流企业的投保，因为越是大的、经营得好的物流企业，其保费就越高，而不管其风险控制的好坏。这种不合理的收费方式使得保险费用过于高昂，增加了物流企业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险种的推广。
三、物流责任保险发展与完善的几点建议
3.1物流企业方面
物流企业必须端正思想、认清形势，认识到物流责任保险的重要性。物流责任保险不仅能够转移、分散物流企业的责任风险，减少亏损、增加盈利，还能够通过保险公司的介入，增强企业风险分散、控制的理念和能力，从而从源头上减少自己的责任风险和支出，从而形成良好的经营和运行模式。
此外，各级物流主管部门、物流企业自治组织等也要加强对物流企业的指导协调工作，通过传授知识、交流经验、业务培训等手段，指导物流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投保适合的保险险种，在遭受保险事故时，指导物流企业正确索赔，以减少损失，同时获得应有的赔偿。
3.2保险公司方面
首先，保险公司应当加大对物流责任保险的推广宣传工作。许多物流企业对物流责任保险知之甚少，甚至许多人根本不知道有物流责任保险这一回事。因此，扩大对物流企业的宣传与交流是物流责任保险市场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
其次，保险公司应适当扩大物流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以满足市场需求。目前的物流责任保险覆盖面较小，难以满足物流企业风险防范的需求。所以保险公司应审时度势，认真研究现代物流业务的流程，适当扩大物流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
最后，保险公司应合理确定物流责任保险的费率。物流责任保险费率的制订，应根据保险业务的风险大小及损失率的高低来确定。这应当包括：①发生意外损害赔偿责任可能性的大小，这是制订物流责任保险费率的基础；②现行法律制度对损害赔偿范围及数额的规定，法律规定的范围越宽、数额越高，表明风险愈大，费率也应愈高，反之亦然；③保险公司赔偿责任限额的高低，赔偿责任限额与免赔额的高低对物流责任保险的费率有客观影响；④第三方物流企业的信用和风险等级，针对物流企业的不同信用等级，其发生风险和赔付的几率等可以设定不同的保险费率。
3.3法制完善方面
物流责任保险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支持，当前我国调整物流责任保险方面的立法主要有：
（1）《保险法》：物流责任保险合同作为保险合同的一种，首先应该受到《保险法》的调整和规范，《保险法》第50~51条对责任保险作了专门规定，这正是物流责任保险以及其他责任保险得以承认和发展的坚实基础；
（2）《海商法》及其他运输法规：《海商法》是调整海上保险关系的重要法律文件，海上运输责任保险应该首先适用《海商法》的规定，《海商法》没有规定的则适用《保险法》的规定。除《海商法》外，《铁路法》、《民用航空法》等也是开展物流责任保险的重要依据。此外，《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也是海事法院审理海上运输责任保险案件的重要程序法。
（3）《民法通则》与《合同法》：《民法通则》是调整平等主体间民事关系的重要法律，物流责任保险关系作为民事关系的一种，应该受到该法的规范；此外，物流企业与客户之间是一种物流服务合同关系，物流企业与保险公司之间是一种保险合同关系，《合同法》的规定同样适用于物流服务合同和物流责任保险合同。
综上可见，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物流责任保险的法制环境，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统一的物流法或物流保险法。而且现行物流责任保险立法还存在许多问题，例如现行法律的规定过于笼统，不能满足物流保险活动的需要；物流保险法律法规的发展参差不齐，阻碍了物流保险活动的开展等。所以，目前的物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已不能适应现代物流发展的需要，需要进一步完善。
关于我国物流责任保险的立法完善，在理论上有以下几种可能性：首先，制定一部单独的物流责任保险法规；其次，制定一部单独的物流保险法规，在其中规定物流责任保险的内容；最后，制定一部单独的物流法，并在物流法中明确规定物流保险以及物流责任保险的有关问题。笔者赞同最后一种观点，其理由如下：首先，我国已有一部《保险法》，物流保险及物流责任保险虽然有其特殊性，但在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规则方面与其他保险没有实质区别，所以没有必要制定单独的物流保险法规；其次，物流责任保险是以物流为基础的，在物流法中规定物流保险以及物流责任保险的相关法律问题，更有利于两者的协调。所以我国应在制定物流法的同时，解决物流责任保险法的完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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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毛艳国.物流经营人法律责任与风险防范研究[J].集装箱化，1999（6）
【关键词】地方公债监管财政稳健主义
【正文】
发行地方公债的必要性、可行性与规制
人类对公债的认识经历了这样的阶段:资本主义早期要求财政平衡,不得在财政中列赤字。国家的财政开支只能以税收、费用等非税收入作为来源，公债的合法性被完全否定。[1]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受经济危机影响，国家开始大规模干预经济，尤其是新增了许多任务，如保障充分就业和景气政策、给付社会福利、提供公共建设等等。为兑现政府对纳税人的承诺，国家便只有大规模举债。但随着“税收国家”成为“债务国家”，新的问题又源源而来，“财政稳健主义”有了新的要求。
中国的国债发行历史也有着类似的轨道：建国初期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为荣，后逐渐将发行国债作为财政融资的重要手段。直至98年，中央政府为扩大内需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规模增发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在发达国家，地方债券是公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也可以在经常性财政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为满足地方经济与社会公益发展的需要，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向社会发债融资。然而，不同的是，在我国，人们虽已不“谈债色变”，但仍然视地方公债为洪水猛兽。《预算法》规定：地方各级政府要按照量入为出的原则编制预算，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事实上，在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国家中，举债权应是各级政府都拥有的财权。而我国将逐步允许地方债券的发行也成为必然，关键问题在于怎么发、发多少。以下就从经济学原理、现实中的困境、条件等角度分析地方公债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最至关重要的对地方债的监管问题。
一、经济学角度看地方公债发行必要性
根据提布特模型，如果每个地方政府分别提供不同的公共产品，那居民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偏好来选择去哪个地方居住。这种居民“以足投票”的情况一方面刺激了地方政府努力提供适合于本地居民偏好的公共产品，另一方面也使政府难以通过税收对流动性要素进行征税，从而削弱了地方资源的可征税性和地方政府的可征税能力。在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时，如果通过税收筹资，就使得受益和负担成本分离，使现在的居民承担了以后居民的成本，他们会通过地区间的流动表达不满，这样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有效性就得不到满足，因此，地方政府就必须通过举债来避免这种副作用。[2]
另一方面，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由于地方公债主要用于社会基础设施、教育等公共产品以及一些准公共产品，就会间接地增强薄弱的基础产业部门，压缩一般生产性部门。简言之，地方公债的发行会产生改变社会产业结构的效应。
二、现实中禁止地方发债权所带来的困境
（一）地方政府资金缺乏财政职能缺位
这首先表现为造成了城市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入资金短缺。我国多年来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投资绝大部分投向生产性领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相当薄弱。基础设施一方面为提高地方综合经济实力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还可以优化经济结构、扩大消费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然而，中央政府只负责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如铁路、国道等，而大部分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都要按照“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由各级地方政府自筹资金解决。
除了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还比中央政府更直接地对本地居民的社会福利负责，例如教育、医疗、环境保护等等。公益事业上不断扩大的支出，也使得地方政府在财源上陷入了更大的困境。
因此，给予地方政府举债权可以有效缓解其在财政上的困境，解决公用事业的资金来源问题，使得地方政府真正地把“该管的事起来”。[3]
（二）中央政府负担过重债务依存率超过警戒线
我国债务负担率尚处于较低水平,但由于发行的都是中央政府债务,就使得中央政府的债务依存率过高,已经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从宏观上说，这是我国长期以来中央权力过于集中的体制所造成的。法律虽不允许地方政府通过举债融资，但地方建设必须进行，因此，中央政府就只有采取增发国债，而又部分转借地方政府的措施，例如，1998年发行1000亿元特殊公债就有500亿转借地方政府。[4]这实际只属无奈之举，并非长久之计。
分税制下是“一级政府，一级财政”，各级政府要有相应的融资能力才能够顺利完成本身的财政职能。在不可能大幅度提税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法律明确规定地方财政的发债资格，才能使中央在地方事务上的权力过度膨胀的局面得以缓解，也才能使地方政府“自己的事自己做”。
（三）地方政府非正常渠道融资中央监管困难
事实上，只要地方政府需要就完全可以规避法律的禁止和中央政府的管制，通过非正常渠道融资，变相发债，例如以各类公司、基金的名义“合法”融资，或以各种集资、摊派等手段“合法”借钱。如果说地方税收收入、预算内的非税收收入中央政府还容易管制的话，那对于这些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中央政府的调控便收效甚微了。
因此，既然无法避免地方政府走“歪门邪道”，那就应该允许其“正大光明”地举债。这样就能通过法律——一种包含完整、明确的实体和程序性权利、义务配置规则的规制形式，对地方政府的融资进行规范，促使其取消不合理收费，减少预算外和制度外资金，从而也加强了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
三、我国发行地方债的可行性
我国已具备了一定的发行地方公债的条件，然而，应强调的是，这种发行仍然是有限度、有选择的发行。地方债发行具备可行性的原因有二：
（一）中央政府多年发债经验和强大的宏观调空机制
中央政府已有多年发行国债、管理国债的经验，无论在债券种类还是发行机构上都已经形成了系统。特别是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又进一步加强了国债的管理，尤其是强化了财政部门的统一管理职能，这就为地方政府发行公债以及随之而来的监控打下了基础。[5]
（二）居民银行存款充足具有投资积极性
巨大的储蓄存款数额为地方公债发行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这也符合国家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解决市场疲软、有效需求不足的财政政策。但要吸引居民将手中闲钱从银行中拿出转而投资地方公债，就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是地方公债资信度应得到保证，这就与下文将要阐述的监管之成败密不可分，一般而言，地方债券的信用值应在中央国债和企业债券之间。二是地方公债的利率问题，应比银行利率和中央债券利率均略高，才能对投资者产生利益驱动力。
同时，地方公债所筹集到的资金大多是和当地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建设项目，这样就进一步保证了投资地方公债的积极性。
四、地方公债的监管
国债与税收最大异同在于其“有偿性”，若政府借债剧增、债务管理失控，“有借无还”，就会引起国家财政危机，因此，无论对中央债券还是地方债券，各国都实施严格的法律与行政监管。地方债券以地方财政、信用作为担保，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不仅会使得地方财政遭受巨大撞击，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也会受到直接影响。
因此，虽然对于“发不发”地方债券的答案必然是肯定的，但“怎么发”才是关键。至少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控制：[6]
（一）监管主体
一方面是中央政府的监管，地方债发行必须上报中央政府审批。财政部应该会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根据地方偿债能力、国家经济发展政策、宏观调控等诸多因素，对地方政府上报的发债规模进行审查、批准，这是“事前监督”。同时，在债券发行过程，还要对发行机构资格、发行过程等进行控制，这是“事中监督”。除此，还应进行“事后监督”，使所筹资金能真正运用到预先拟订的项目，完成地方公债促进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的应有效用；也要对地方债券的信用等级进行评估，并公布。
另一方面是地方人大的监督。地方政府指定的具体债务计划，必须连同当年地方预算草案一起提交地方人大，审查批准后方可上报中央。同时，从法理上说，加强人大在国债发行、运用、偿还等环节上的决定、审议、批准权，也是“财政民主主义”的基本要求。
三、监管内容
监管应是贯穿地方公债申请、计划、发行、管理以及还本付息的全过程的。其中，偿债能力应是规制重点。有关学者认为，地方财政应建立专门的偿债基金，除融资项目所得收益外，应从预算中单列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直接拨入该基金，用于还本付息，且禁止发行新债以偿还旧债。中央政府也应该建立地方债务管理委员会，负责具体的监管职责。
四、先立法后发债
首先是要以法律形式确定地方政府的发债权。
其次，在宏观上确立诸如“保证中央国债优先，给予地方公债必要扶植”等地方公债的发行原则。
再次，在法律规则上，对发债主体资格，发债申请、审查、批准，发债方式，地方债适用范围和偿债机制上都应做出严格规定。例如发债主体，有学者认为，发债主体应首先限定为中央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级直辖市、沿海、沿江开放城市，著名旅游城市等一些具有一定规模、经济实力强的城市，然后在逐步放开。
以法律形式规范地方公债是基于“财政法定主义”和“财政稳健主义”的要求，当然也并不排除在立法之前先在某些地区、甚至某些具体项目上进行试点。
总之，地方有权发行公债是分税分级财政的内在逻辑所必然要求的，也和国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财政政策所符合，能有效地促使地方政府以正常的法律途径解决财政融资困难的问题。但同时，地方举债权的实施又应该受到全面、严格的监管，监管内容、方式应以法律确定，而中央政府在其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注释】
1参看刘剑文主编：《财税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44页。
2参看陈锋：中国发行地方公债的理论依据和可行性研究，《财政与税务》2003年第7期第57页。
3参看贾康等：适时建立城市公债制度，《经济参考报》2002年6月5日
4引自王朝才等：建立地方公债制度的探讨，《财政与税务》2001年第7期P44
5同本文注释4，第45页。
6参看本文注释4，第46页。
【参考资料】
1、贾康等：适时建立城市公债制度，《经济参考报》2002年6月5日
2、王朝才等：建立地方公债制度的探讨，《财政与税务》2001年第7期
3、陈锋：中国发行地方公债的理论依据和可行性研究，《财政与税务》2003年第7期
4、《地方公债与地方经济的发展》课题组：发行省级地方公债若干问题的思考，《财政研究》1999年11月
1.提高土地、建筑能效，推广高能效产品。
美国在联邦层面、州层面都确定了相应的能效标准，提高土地管理、建筑物建设与维护、公共住房等各领域的能效，通过能效标识、能源星级计划、税收优惠、信贷等手段推广高能效产品，尤其是强制建立机动车的能效耗费标准，淘汰高能耗、低能效产品。
2.推行能源援助计划，保护能源消费者权益。
针对低收入家庭、低收入群体推行能源援助计划，尤其是冬季，通过财政拨款对其进行相应的补贴、能效装置折扣等，让其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能源消费者拥有其他产品消费者所拥有的权利，如隐私权、不公平交易权、退款、禁止强制服务等权利。能源生产者不得有欺诈、提供虚假信息、操纵能源市场等行为。
3.鼓励发展可再生能源。
美国多向发展可再生能源，包括核能、太阳能、风能等，还积极鼓励乙醇等生物能源的技术资金投入。在推广高能效产品过程中，也激励使用非传统车辆，并对替代燃料给予税收、信贷等各种优惠。
4.增强能源市场透明度。
《能源政策法案》要求委员会着力推进州际商业电能输电和销售市场价格透明度，顾及公共利益、市场整合、公平竞争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特定情况下及时向电力购买者、电力批发商、输电服务用户和公众通报关于批发电能价格和电能传输服务信息，建立电子信息系统，除不利于市场有效运作或可能危及系统安全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披露能源价格组成，且不得虚假陈述。
二、欧盟能源法律制度介绍
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联盟，曾面临过一系列能源问题，如：(1)能源市场竞争不足。欧盟地区内部及其与其他地区能源市场两个层面都未形成有效的竞争；(2)能源对外依赖度过高。欧盟对外进口的能源比例居高不下，石油和天然气超过一半需要进口。国际能源协会2008年第一次提交了欧盟能源政策深度研究报告，第二次调查将于2014年展开。欧盟的能源和气候政策决定了28个欧盟成员国近5亿公民的能源使用情况。在自由贸易基础上，欧盟成立了国际能源市场，它的成立与2020年“20-20-20”目标相一致，即到2020年，能源利用率显著提高，可再生能源共享率提高20%，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20%。基于对能源供应安全性的考虑，欧盟通过与能源生产国、运输国和消费国的对话对外部能源和贸易关系给予高度重视。从目前全球状况来看，欧盟在全球可再生能源部署、在向低碳能源经济的转化中努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方面都处于领导地位。欧盟法律主要表现形式为欧盟委员会和欧盟议会的决议或指令，而其政策则多为欧盟相关能源执行机构的白皮书或者绿皮书。概括而言，欧盟能源法律制度与政策的主要特色如下：
1.形成内部市场共同规则。
欧盟虽然是一个由28个国家组成的地区一体化组织,看似松散,实则经过多年来的一体化努力,现在已不断融合。在能源方面，欧盟内部的能源市场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共同规则。欧盟地区通过上世纪50年代的《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建立欧洲原子能共同条约》及《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等三个条约为欧盟能源市场一体化开启了征程，1968年的《一个共同体能源政策的指导方针》更是直接提出了建立欧洲能源统一市场，而1987年通过的《单一欧洲法令》及后来的《欧洲联盟运行条约》最终推动实现了欧盟能源市场的一体化，建立了欧盟能源市场的共同规则。
2.环境保护与能源活动相结合。
在欧盟几乎所有的能源活动中，都会对环境保护进行相应的规定。比如：欧盟在1990年的《能源与环境》通报就特别提出要以提高能源效率来作为未来减少经济发展给环境带来的负外部性作用的一项政策基础。欧盟在1995年的《欧洲能源政策》白皮书中也将环境保护作为欧洲能源政策的三目标之一。在欧委会2000年的《走向欧洲能源供应安全战略》的白皮书中，欧盟积极引导消费者选择环境友好型消费方式。
3.广泛使用能源标识。
从1994年到2004年的十年间，欧盟的有关在相关耗能产品上粘贴能源标识或标签的主要指令就达11项，占了这十年间欧盟的主要能源法律数量的1/3。这些能源标识指令几乎涉及从电冰箱、洗衣机到洗碗机、灯具、烘干机等所有家用耗能产品。
4.可交易绿色证书制度。
可交易绿色证书制度是指绿色能源证书持有者可与绿色能源证书需求者进行交易，旨在通过该交易补偿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者高于常规能源电力生产者的成本。该制度帮助一些国家迅速走向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道路，这一制度在瑞典推行的效果相当显著。截止2011年，瑞典总能源利用中可再生能源的比重达到48.9%，在欧盟国家中居首位。该制度的存在有两个前提制度：一是固定电价制度。即，政府对所有电力生产者生产出来的电皆固定其销售价格，而不论其是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者还是常规能源电力生产者。二是绿色能源电力配额制度。即，政府强制性要求所有电力生产者与电力消费者都必须生产或购买与其生产或销售成一定比例的绿色电力。固定电价忽视了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的高成本，虽然利于对电力价格进行控制产生较大的社会福利效应，但是不利于刺激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者生产的积极性。而绿色能源电力配额制则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一些常规能源电力生产者完成不了配额，为了避免高额的罚款只能选择向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者购买绿色证书。在证书需求超过供给的市场中，可再生能源生产量低于政府配额，证书价格上涨。价格持续上涨，直到增加新的容量满足了配额，从而激励生产者生产更多的可再生能源。
三、欧美能源法律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中国在能源方面面临着许多欧美发达国家当年曾面临过的问题，如能源需求量大、对外依存度高、结构单一、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等等，为解决这些问题，欧美发达国家从各个方面作出了探索，成功化解各类能源问题，其中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其进行的有利探索将为我国解决能源问题提供诸多启示：
1.明确能源发展目标，注重制定长期规划。
中国的能源发展究竟是以供给安全为主，还是以清洁发展为主，还是以经济发展为主，抑或三者的有机统一，这都需要仔细盘算、缜密分析后作出顶层设计。不同的发展目标将决定中国能源未来的发展方向与进度，在明确目标后，方可制定一系列配套的具体的措施来保证其得以实现。现实中，中国的环境日益恶化，尤其是今年以来，笼罩在整个华北地区上空的雾霾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另一方面，中国当前能源发展计划多是短期计划，不具有延续性。这种状况严重阻滞中国能源产业的发展，为此，我国需要契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长远的富有远见卓识的能源发展计划，并在计划的执行过程中，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
2.加大能源科技的研发与转化适用。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要促进中国能源产业的大力发展，基础在于能源科技的发展，在中国应该建立以科技为核心，以自主知识产权为主的能源科技发展体系。在该体系的指导下，大力推动中国能源科技的发展。而具体的推动措施，首先表现在资金的支持方面，没有大力的资金支持是很难推动能源科技进步的。
3.减少政府干预，加快全国能源统一市场的建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要求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进一步减少政府干预，只要市场能发挥作用且不损害公益的就让市场就决定。对于能源发展而言，统一的全国性市场将更有利于能源的发展也利于提高能源市场的竞争和效率。目前在中国，虽然能源为国家所有，但能源政策的具体执行却在地方政府，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利益往往习惯运用行政权力对能源市场进行干预，从而形成地区隔阂。这种状况非常不利于我国能源健康快速发展。因此，从欧盟的经验来看，有必要减少政府干预，加快全国能源统一市场的建立。
4.进一步健全能源法律制度。
虽然中国目前已经有了《可再生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节约能源法》及《电力法》等法律制度，但至今却依然没有一部能源基本法，这严重制约了中国的能源发展；石油作为中国重要的化石能源之一，核能也越来越重要，然而却没有专门性的石油法和核能法，这也成为了二者健康持续发展的一个瓶颈；国家对于能源生产与消费的监管制度不健全，部分能源领域呈无序发展状态。
5.推广能源标识的使用。
我们知道，能源标识起着对产品能耗认可的作用，可以让消费者在购买相应产品时进行比较，利于消费者选择低能耗的产品。这种做法直接或者间接的促使了生产商生产低能耗产品，以促进自己产品的销量。推广能源标识的使用看似简单，实则对于较低产品能耗，节约能源使用，减少国家能源消耗和进口有巨大作用，因为它利用市场手段倒逼生产商做出选择，遵循了市场规律的同时，有宣传了节能环保的理念。中国虽然也要求生产商在一些产品上粘贴能源标识，但是整体而言，其适用范围较窄。中国应进一步推广能源标识在更多的能耗产品上的适用。
6.实施碳预算政策，鼓励应用碳捕获与封存技术。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不管是从承担国际义务来看，还是从维护自身健康可持续发展来看，都需要采取明确而具体的措施来减排。碳预算作为一个长期的减排计划，对于明确减排目标和政府、企业及个人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定位有着巨大的作用。因此，在中国实施碳预算政策势必会加速中国的减排进程。碳捕获与封存技术是一项先进的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技术，对其推广使用是一项值得去做的大事。中国目前碳捕获与封存技术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且中国的经济实力也已有显著提升，因此，在中国鼓励应用碳捕获与封存技术是一项比较合符实际的做法。
7.实施强制社会价格支持制度。
强制社会价格支持制度在中国的推行不仅具有经济意义，更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与环境意义。其社会意义表现在：（1）不论是在中国城市还是在中国农村，都存在着一些“燃料贫困”群体，采取该制度，有利于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2）目前中国不少民众对处于垄断地位的能源供应者（比如：中石油、中石化）存在着一定的敌视态度。在这种背景下，实施该制度有利于缓解普通民众与能源供应者之间的矛盾，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3）该制度还有助于政府减少财政支出。其环境意义主要表现为，在农村许多农民因购买取暖能源费用较高，而不得不上山伐林，这种做法无疑会严重破坏生态环境。而实施强制社会价格支持制度则有助于减少该环境破坏压力。
8.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严控新能源风险。
可再生能源作为一种长期且清洁的能源，长远来看对中国的能源供给安全、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应认真审视其战略地位，不仅仅停留在提倡鼓励的基础上，而应采取实际行动，向可再生能源的消费者提供税收、信贷、补贴等各种形式的优惠政策。补贴可再生能源消费者将有助于太阳能设备、空气源设备深入到小城镇甚至乡村。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在发展新能源的过程中，不能忘却了新能源潜在的风险。中国目前也在大力发展核能，也曾在福岛核电站发生后暂停了一些核设施的兴建，现在中国又开始上马大量核项目。通过福岛核泄漏事件，我们不应该感觉到恐慌，而应该考虑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健全的核能监管体制去避免该类悲剧地发生。
9.引进可交易绿色证书制度，大力发展低碳经济。
可交易绿色证书制度在欧盟范围内帮助一些国家实现了能源替代转化的目标。对于中国这样的能耗大国，能源供给安全和环境压力使得中国加大可再生能源的迫在眉睫。要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固然先行，可是经济保障却更基础。可再生能源相较于常规能源技术尚不成熟，其生产成本更高、经营风险更大，如果没有国家的财政税收或其他经济政策强有力的支持，可再生能源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在我国已具备固定电价制度的基础上，可交易绿色证书制度的引进则可以引导资金技术投入，降低经营风险。目前我国也正如火如荼的发展低碳经济，但是这个过程仍然存在着一系列阻碍和瓶颈，其中最主要的在发展低碳经济的意识方面。一方面，政府与企业层面的意识。尤其是一些常规能源大省的地方政府及常规能源的生产大户和消费大户出于对自身经济发展利益的考虑，对发展低碳经济持观望和拖延态度。对于这种只顾局部不顾全局的做法应该进行有效的引导，以促使其充分认识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树立坚定发展低碳经济的意识。另一方面，民众层面的意识。尽管大部分民众越来越感觉到良好环境尤其是大气环境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但是许多人并没有将节能减排落实在生活工作中，未感受到发展低碳经济的紧迫性。这些都需要完善相关立法，以法律制度的形式明确各方义务，引导政府、企业、个人做出顾全大局的举动；此外，需要加大低碳经济的宣传，帮助大家树立坚定发展低碳经济的意识。
10.试点气候变化税，开征生态税。
气候变化税在英国取得了较大成功，对于英国节能减排作用非凡。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为了保持经济的发展，虽然不适合直接全面的在全国范围内开征气候变化税，但是我们可以在一些温室气体排放较多的地区试点气候变化税，并根据试点情况作出下一步决策。目前中国的环境状况及生态破坏的形势也是相当严峻。仅仅依靠原有的征收污染费的做法已经不能有效遏制污染者与破坏者的行为。虽然，中国正准备调整污染罚款的最高限额，但这种时候的惩处不仅是被动的、之后的，也是偶发性的，不利于促使能源生产者、消费者自觉节约能源，自觉生产消费可再生能源。然而开征生态税，其持续性与主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刺激生产者进行利益衡量，并引导其最终做出利益可再生能源进行生产的决定。
四、结语
本文主要论述了关于抵押权的三个问题：一是论担保物权的性质及其对抵押权的影响，详细分析了抵押权不可分性的内容及其法理基础；二是关于抵押登记制度的效力分析，重点论述了我国《担保法》对抵押登记的规定及其法律效力；三是关于留置权与抵押权并存于同一标的时的效力顺位。文中通过对两权的比较，得出了留置权比抵押权优先受偿的结论。
关键词：抵押权问题
一担保物权的性质及其对抵押权的影响
担保物权的性质问题在世界各国民事立法上并无一致无解，德国民法典将其规定于物权篇，侧重于物权性，而法国民法典将之规定于债权篇，但随着物权制度的确立和物权观念的精确化，担保物权的物权性似乎已无可非议，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就明确规定担保物权为物权，其学说判例也采用物权概念。史尚宽先生在《物权法论》中从五个方面说明担保权的性质：1变价性与优先受偿权；2不可分性；3附属性；4物上代位性；5物权性。
由于可见，担保物权的性质不仅包括其权利属性，还包括与其内容和功能相伴而生的许多特性。所以，我们应该把担保物权的性质看成一个多层次的有机构成体，要认识这个问题应按如下线索进行：
（一）担保物权是担保债权实现的担保权。现实中人们感受最早直观的就是其担保性。有的国家之所以将担保物权置于债权篇来规定，就是着眼于其功能的结果，这个性质使其与债权发生天然联系，具体表现在两点：
1、从属性：从担保方面看，担保物权常以债权的存在为前提，它不能游离于债权而独立存在，并随债权的消灭而消灭，也随着债权人处分而发生转移或变化。虽然其从属性渐渐向价值权化方向发展，例如为尚未成立的将来的债权担保等，但从属性在一般情况下仍算其本质属性。
2、不可分性：指物权人在其全部债权清偿前可就全部担保物行使其权利，即使在债权部分变化或物权部分变化时，也可就全部担保物行使权利。
（二）担保物权是一种变价性的权利即价值权，而非实体用益权。担保物权的标的物虽也是一定的物，但它注重和追求的原则不是物的使用价值，而是抽象的交换价值，即它是一种价值权。反过来，如不以变价性为必要，就无法解释担保物权的代位性及抵押权的不转移占有性和不可分性，同时在经济上不利于商品货币流转，所以应将其价值权理解成为担保物权不可缺少的规定性。
（三）担保物权是一种支配性的权利即物权。物权反映社会物质财富静态归属关系，是对物的支配权，债权反映物质财富动态流转关系，是对人的请求权。担保物权作为担保债权实现的一项权利，在于赋予债权人支配特定担保物，从中获得优先受偿权，以突破债权平等原则的限制，因而是一种物权。
按这三条线索，便能较为全面的透视担保物权的性质问题，对其具有的诸多特征也就能得到相应的归纳和概括。
抵押权作为担保物权的一种，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不移转对抵押物的占有，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用其折价、拍卖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的担保物权。它具有担保物权的基本属性即不可分性。
抵押权的不可分性，依担保物权的性质是指抵押权设定后不因抵押物、被担保债权及债务的分割或让与而受影响；它的实质是抵押权这种抽象的权利不可分地存在于抵押物之上。具体内容如下：（1）抵押权人得就抵押物的全部行使其权利。抵押物如经分割或让与其一部分，或担保一个债权的数个抵押物之一让与他人时，抵押权不受影响。（2）抵押物部分灭失时，抵押权的效力及于全部剩余物。（3）抵押权设定后，抵押物的价格涨落，原则上不发生抵押人增减抵押物的义务或权利。（4）抵押权所担保债权经分割或让与一部分时，不影响抵押权，各债权人经一致同意后共同对抵押物的全部行使抵押权。（5）债权部分受清偿时，债权人仍得就其余债权对抵押的全部行使抵押权。（6）债务分割时，仍以抵押物的全部担保数人之债。
抵押权为什么具体不可分性呢？其法理基础如下：
第一抵押权的附属性。抵押权在地位上附属于被担保的债权，被担保的债权消灭，抵押权也归于消灭。但抵押权在其存续期间，抵押权和被担保债权处于一个彼此变动的过程，这样，如何协调二者在抵押权存续期间的效力关系，以及如何确保抵押权担保功能的实现就成了一个重大问题。而抵押权的不可分性，正是针对此问题而设立的原则。
第二抵押权的价值权性。它是指抵押权乃以追求、获取抵押标的物所保有的交换价值为目的的权利。价值权是由抵押权担保债权实现的功能，这一功能决定债务不履行时债权人有权直接自担保物变价受偿。债权人之所以需要担保，仅是出于免受因债不履行所致损失来考虑的，即希望能获得与债权有同等价值的补偿，所以抵押物具有价值就成为首先考虑的问题。抵押权人所能获得的标的物价值量的限度就是被担保的债权额。当抵押物的价值高于债权额时，债权人只能获取抵押物总价值的一部分，但交换价值的一部分只存在于抽象的观念中，因此抵押权对整个抵押标的物产生效力。如果我们能在观念上将整个抵押物分割成若干部分，如共同抵押的数个抵押物一样，各部分均负物上连带担保责任，抵押权不可分性及于各部分。因此，抵押标的物经分割或让与，债务人或物上保证人拥有部分的价值仍足供原债权担保，分割或让与出去的部分抵押物上的担保责任并未消灭。债权人仍可以于其上行使抵押权。
抵押权的附属性及价值权性产生不可分性，反过来，抵押权的不可分性又大大促进了抵押权担保功能的发挥，从而更有效地保障债权满足。因此我们可以说，倘若将抵押权的不可分性原则抽掉，则整个抵押制度的作用“必大为减色”。
二抵押权登记制度的效力分析。
(一)抵押权登记制度的国外立法。
抵押权，无论就其本身的物权性质而言，还是从它对物的所有权构成限制的角度看，其设立都应履行一定的公示方式，故各国立法一般都要求抵押须登记占有，但抵押登记的效力如何，各国立法并不一致。
1、不动产抵押登记。不动产抵押登记制度历史悠久，主要有三种立法主义：（1）登记对抗主义（意思主义）。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它规定物权（包括抵押权）的变动仅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即成立，不以交付、登记为要件，同时还规定不动产物权非经登记，不得以其变动对抗第三人。日本、英美法系国家也采用这种立法主义。（2）登记成立主义（形式主义）。它指除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外，尚需履行法定登记方式，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即将物权登记这一形式与物权变动本身紧密结合成一体。这一主义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瑞士及我国台湾地区沿袭。它建立在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相分离以及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基础之上，对物权变动采取严格的登记公示制度。并把登记独立于债权行为而赋予其创设物权的效力。（3）登记要件主义（折衷主义）。它为《奥地利民法典》所创设，设法在否认物权行为及其无因性理论的同时，规定除债契约外，还须有交付或登记等形式要件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该立法主义使登记义务人不协同完成登记时，权利人有权依合法请示对方协同登记。
2、动产抵押登记。依法统民法，动产担保只能采用移转占有的质权制度，交付为其公示方式。但自十九世纪美国创设不移转占有的动产抵押以来，这项制度得到迅猛发展，也为大法系普遍吸收，如何解决其公示方式，无疑成为创设该制度并使其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的一个最关键问题。学说上有意思成立主义、书面成立主义、登记成立主义、书面成立----对抗主义等，但从立法上看，规定动产抵押制度的国家大抵确立书面成立----登记对抗为公示方式，如美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
（二）我国抵押登记的效力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41、42、43条规定，以地上无定着物的土地使用权，城市房地产或乡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林木及航空器、船舶、车辆、企业的设备和其它动产抵押的，应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当事人以其它财产抵押的，可自愿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但当事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海商法》13条对船舶抵押也作了登记对抗的规定。可见，我国抵押立法对抵押效力的规定因抵押物的不同而不同，这与我国相应的产权登记制度有关。
1、不动产抵押登记。《担保法》规定。不动产抵押，双方当事人应以书面形式订立抵押合同，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关于其登记的效力，一种观点认为，抵押合同经双方书面意思表示一致即告成立，登记不是其成立的一个法定条件，而是抵押权生效的要件；另一种观点认为，登记是抵押合同的特殊形式要件，法律规定这种形式要件并不只在其证明作用，而在于强调该项行为的合法性，因此，若抵押合同不经登记，其本身就不能成立。《担保法》采取的正是这种意见。那么又如何看待书面抵押合同呢？依国外通论，将合同成立与生效相区别，它无疑是成立合同。笔者认为：其一，没有必要对其作债权合同或物权合同的定性；其二，对该书面合同可理解为当事人申请设定不动产抵押登记时所必须具备证明登记原因的文件，无此书面合同则不得申请登记，它是原因行为；而该原因行为与登记的结合才产生了抵押权设定的效力。
2、动产抵押登记。除《担保法》42条所列之外的其它财产，主要是动产，用来设定抵押的，依该法自双方当事人签订书面抵押合同之日起生效。登记并不是抵押权的生效条件，但其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反言之，若未经登记，则不得对抗第三人，具体作如下分析：
（1）动产抵押即使未作登记，也能对抗一般债权人。原因有：首先，动产抵押属物权性质，而物权又具有排它性。动产抵押既然已于抵押合同签订时即告生效，就应当不论其是否登记均具有优先于一般债权人受偿的权利。其次，从文义上理解，所谓“对抗”，是指以权利性质相同而有竞存抗争关系为前提，而物权与债权的性质并不统一，物权优先于债权是民法的基本原则。所以未经登记的动产抵押的效力应优先于一般债权人。再次，如果说动产抵押虽未经登记欠缺公示方式仍具有对抗一般债权人的效力，对后者而言则有失公平。但是，一般债权人与抵押人发生无特殊担保之债的关系，属于信赖其具有清偿能力，自应承担不获清偿的风险，并且他与动产抵押的标的物既然无法律上的直接关系，也就不具有对抗该动产抵押权人的效力。
（2）对动产抵押中的第三人限于对该动产享有物权的人，应区分不同情况：首先，同一动产上设立多个抵押，均未登记的则数个相同性质的物权应当以设立先后的次序受偿，这是物权法的一般原则。美国统一商法典即作此规定，我国《担保法》第55条第二款也规定：抵押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若未登记，则按合同生效时间的先后清偿。其次，未经登记，不能对抗第三人，应分别善意与恶意不同对待。对于善意第三人自然不能对抗，因为动产抵押未作登记公示，而动产交易在日常生活中发生频繁，不能要求第三人负全面注意的义务；但对恶意第三人，即明知该物已设定抵押而仍受让（不论有偿、无偿）者，未经登记的动产抵押仍对抗该受让人。因为其既知情而仍受让，就足以表明愿意接受该物上负担。
三留置权与抵押权并存于同一标的时的效力顺位。
抵押和留置是《担保法》规定的债权担保的两种形式，债权人就抵押或留置标的物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这一点在理论上和法律上早有定论。然而，这是指抵押权与留置权指向不同的标的，那么当二者指向同一标的物时何者先受偿呢？
笔者认为两权并存的条件有以下几点：首先，在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其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应当是统一的。其次，该标的必须是动产。抵押权与留置权发生交叉，仅限于动产抵押中不转移占有的部分。因为不动产不能留置，而质权的标的是转移占有标的。其三，该标的价值小于抵押和留置两种权利主张的财产价值之和，即该标的不能满足抵押权人和留置权人的利益。其四，存在于同一标的上的抵押权和留置权，已经有一方开始主张或行使权利。标的在未被主张和行使权利时，不存在两种权利谁应优先受偿的问题。其五，作为两种债权法律关系的共同债务人，没有其它财产作担保，或以此满足债权人以代替已被抵押、留置的财产。以上条件必须同时具备。既然在理论上和法律实务中存在抵押权与留置权并存于同一标的物的问题，并且该共同标的物不能同时满足两种权利人的利益，那么如何处理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呢？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分析留置权。
留置权是指债权人因一定债权关系而占有担保物，在债权关系而占有担保物，当债权不能如约获得清偿时，留置该物并从中变价受偿的权利。它与抵押权相比较而言，它们同为物权，又都具有担保性。从法律关系上看，首先，二者在主体双方都是特定的，即债务人一方是特定的，作为债权人一方的抵押权人或留置权人也是特定的；其次，标的是特定的，即抵押或留置的财产是独立于担保人其它财产的特定物；再次，权利义务的实现方式都是权利方就义务方提供的担保物或其交换价值优先获得偿还的可能性。若担保物价值多于抵押权或留置权利益，权利人应当返还剩余部分；不足清偿时，权利人应当有权追偿。但该追偿不再具有优先权。从两种权利的发生上看，抵押权和留置权皆因合法行为而发生，前者是基于当事人的合意，后者则基于法律规定；最后，它们的共性还表现在不可分性，这一点可参考前述。正是因为它们有许多共同点，才产生当二者在同一标的并存时如何行使的困惑。为此，必须明确以下问题：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由于抵押权和留置权都具有优先性和不可分性的特点，决定了当它们并存时，两种权利不可能平均受偿，只能是首先满足一种权利，有剩余时才能继续满足另一种权利。在这种情况下，留置权应优先于抵押权受清偿，这是因为：其一，在担保物权中，抵押权一般是当事人自由设定的，它以当事人的合意而发生，属约定担保物权；而留置权直接依法律规定产生，不得由当事人自由设定，属法定担保物权。尽管在我国有合同一经成立即具有法律效力的说法，但就法律效力而言，毕竟直接产生于国家法律规定的留置权相对于抵押权，具有更高的法律权威性。其二，尽管留置与抵押的财产在法律上或合同中都已被特定，但二者有着一个实质的差别：即担保物是处于留置权人的直接控制之下，即留置权人是基于法律和事实上对担保物的占有享有留置权，而抵押权人却无从占有担保物。〈〈担保法〉〉明确规定质权作为我国债权担保的一种法定形式，结束了我国过去单一存在的抵押权时代。从我国法规和世界各国的法律上看，质权和抵押权的区分通常有两个标准：一是看标的是否转移占有；二是看标的形式是动产还是不动产。我国采取了前一种划分方法。因此，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抵押是动产不转移占有的抵押，因为质权是转移标的占有，因而不可能与留置并存。〈〈担保法〉〉规定的抵押登记制度使未登记设定的抵押不得对抗第三人；在法律上，抵押权和留置权具有优先受偿性的原因就在于其担保财产的特定化和在许多情况下其担保标的事实上已处于债权人的实际占有和控制之下。而按〈〈担保法〉〉的规定，当两者并存于同一标的物时，虽就担保财产的特定化这一点上两种权利是相同的，但此时对标的财产的占有事实上只能掌括在留置权人之手，而抵押权的成立采用的是法律登记形式，因此留置权在客观上也取得了相对于抵押权优先受偿的可能性。当然抵押权还具有物上代位性和追及性，当他的权利被侵害或抵押物被他人非法取得时，抵押权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直接追及抵押物，对抵押物行使权利，但留置权作为物权却具有抗辩性的特点，留置权人是合法占有人，因此，当他的债权未获实现时，他可以留置担保物以对抗任何人（包括抵押权人）返还留置财产的请求。其三，从法律类推角度看，留置权也具有相对于抵押权的优先受偿性。如〈〈海商法〉〉第25条规定：“船舶优先权先于船舶留置权受偿，船舶抵押权后于船舶留置权受偿。”意思是指船舶的建造人、维修人在合同另一方未履行合同时，可以留置基于该合同所占有的对方船舶，以保证造船费或修船费得以偿还。造船人和修船人对船的抵押权行使。由此可见，留置权的行使是以留置权人对留置物的占有为前提，只要留置物是处在留置权人的实际控制之下，留置人就可以依此权利对抗任何人(包括抵押权人)追还留置物的请求，以保障自己就留置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
注释：
①《物权法论》，史尚宽主编231—234页；
②《担保法理论与实务》，汪贻祥主编50页；
③王利明著《民法新论》315页，王家福著《民法债权》113页，史尚宽《民法物权》236—237；
④刘得宽主编《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334页，336页；
关键词：保赔保险保赔协会立法完善
一、我国保赔保险的立法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保赔保险是保障与赔偿保险的简称，主要承保船东在营运过程中因意外事故所引起的损失，以及因此引起的费用和船东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这主要包括船舶侵权责任如污染责任、碰撞责任等，合同责任如货物责任、拖带责任、对海上旅客人身伤亡的责任等。其中，海上污染损害赔偿责任已成为其最重要的承保对象之一。
我国现行立法中对于保赔保险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虽然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以下简称中船保)作为经中国政府批准的船东互相保险的组织，是依照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在国家民政部注册登记为全国性社会团体并由此依法享有社团法人资格的，但是依据现行法它却不具有保险组织资格。因为我国《保险法》作为一部商业保险法，仅仅承认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两种保险组织形式，而保险公司以外的其它保险组织也只有农村保险合作社被获得承认，因此依据现行法中船保尚不具有保险组织资格。
由此可见，尽管在理论上保赔保险属于海上责任保险，但是依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它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相关规定。因为一方面，《保险法》明确规定只适用于商业保险行为，但保赔保险并非商业保险行为；另一方面，海上保险作为财产保险的一种类型，理论上属于商业保险范畴，因此《海商法》关于海上保险的规定同样无法适用于保赔保险。所以，尽管保赔保险在理论上被当作保险尤其是海上保险的一种类型，但是它却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而只能被当作是一项合同从而适用关于合同的法律规范。
由于保赔保险无法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的相关规定，因此保赔保险只能适用《合同法》、《民法通则》等关于合同的一般规定。但是，保赔保险作为海上责任保险合同，与一般意义上的合同有着许多重要的区别，因此单纯适用《合同法》、《民法通则》等的规定不仅可能无法解决问题，也可能不够妥当、合理。因此，现行法关于保赔保险的立法存在漏洞，有予以补充和完善的必要。
二、我国保赔保险法律制度的理论完善
对于保赔保险的立法漏洞可以通过法学理论和法律解释的方法来解决。法学上关于漏洞补充的方法有很多，如习惯、法理或判例等。[1]由于我国并不承认判例的效力，因此我们只从习惯和法理两方面探讨这一问题。
首先，依习惯，保赔保险是作为海上保险尤其是海上责任保险来处理的，这无论是在我国保赔保险的实践中还是在国际保赔保险实践中都是如此，因此保赔保险应当适用海上保险的一般规定。
其次，由于现行法关于保赔保险的立法漏洞为一公开的漏洞，因此依法理进行漏洞补充时应主要采用类推适用的方法进行。依据“相类似案件应为相同之处理”基本原理，对于保赔保险应适用与其最为类似的事物的规范，由于在现行法律体系中与保赔保险最相似的类型是海上商业责任险，因此保赔保险可以类推适用上述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的规定。
不过，由于保赔保险所具有的特殊性及其会员封闭性，类推适用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的规定可能并不完全符合保赔保险的本质要求。例如，保赔保险中关于会费的约定与商业责任险的保险费的确定不同，因而关于海上商业责任险保险费的规定不能适用于保赔保险。另外，保赔保险当事人还可以依约定来排除相关法律的适用。因此，在不违反强行性规定的情况下，保赔保险首先应依据保赔保险合同的约定来处理，接着是《合同法》、《民法通则》等关于合同的一般规定；如果不能解决的，则应类推海上商业责任险适用《保险法》和《海商法》的相关规定。
三、我国保赔保险法律制度的立法完善
通过理论的方式并不能彻底解决保赔保险的立法漏洞，因此必须通过立法完善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保赔保险的立法完善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保赔协会的立法，另一个则是关于保赔保险合同的立法。保赔协会的目的在于提供保赔保险保障，保赔保险是由保赔协会而不是其他的保险人来承保的，因此二者是相辅相成、合二为一的，必须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探讨。
从理论上来说，通过立法来解决上述问题可以有许多选择。有学者认为，目前至少有四种方法：一是借鉴英国立法例，修改《公司法》、将中船保这类担保／保证有限公司规定于《公司法》中；二是借我国《海商法》修改之机，增补海上保险合同的种类，明确保赔保险合同的内容；三是按照《保险法》的规定单独立法，另行规定中船保这类相互保险组织；四是将中船保界定为互益型经济团体，以区别于普通的社团，赋予其独立的公司法人地位。[2]
上述观点中，第一种和第四种方法在目前是行不通的，因为我国与英国对于公司的定义和要求并不一致。在英国，通常认为法人与有限责任是公司最本质的属性，公司一般是指负有限责任的法人，因而英美法所指的公司不仅包括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还包括非盈利性的公司，保赔协会登记的保证有限公司即属于此类。[3]但是，依据大陆法的理论，公司必须以营利为目的，相互保险公司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公司。[4]我国现行《公司法》对此虽然并没有直接规定，但是从《公司法》第5条的规定中完全可以看出其对公司应具有营利性目的的肯定。[5]因此，除非是对现行公司法体制甚至是整个法律制度做根本改变，否则我国《公司法》是不会规范非营利性的社团组织的。这样，中船保作为非营利性团体，就不可能取得我国公司法人的地位和资格。因此说，第一种和第四种方法在我国根本行不通。
相对来说，第二种和第三种方法在理论上是比较切实可行的，而且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效果会更好：
1.保赔协会的立法完善
按照《保险法》第156条的规定，采取单独立法方式来赋予中船保以保险组织地位和资格是目前较为妥善的方法。
首先，通过国务院行政立法的方式来赋予中船保以保险组织的地位和资格较为可行。一方面，法律的制定程序比较复杂，另一方面现行法关于保险合作社的规定即是由国务院采用行政法规的方式订立的，因此以行政法规的方式来赋予中船保以保险组织的地位和资格更加可行。
其次，应该赋予中船保以相互保险的组织形式，而不是保险合作社的组织形式。虽然学者们对于相互保险与合作保险之间有无区别的态度并不一致，但从国际惯例来看，保赔协会通常采用相互保险这一组织形式。采取相互保险的组织形式既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和经验，也便于对外的交流与合作，增强我国保赔协会的国际竞争力。
2.保赔保险合同的立法完善
通过单独立法的方式可以赋予保赔协会以保险从业的资格和能力，但这并不足以解决保赔保险的立法规范问题，因此还必须通过对《海商法》的修订，在“海上保险合同”一章中加入有关保赔保险的内容。有人认为应该在《海商法》第12章“海上保险合同”中加入“第7节：保障与赔偿责任保险”，规定保赔保险合同的定义，保赔协会的法律地位、入会、合同的主要内容，会费的支付，第三人直接诉讼以及协会内部关系协调等内容。[6]笔者以为上述做法是可行的，但是规定如此之多的内容则值得商榷。因为保赔保险除了是一种保险合同外，它还是一种会员合同，保赔协会所具有的会员封闭性决定了它的排他适用性。因此，法律应该给保赔保险以更多的自由，就像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85条所做的一样。过多的条文和规定限制只会与保赔保险和保赔协会的性质相抵触，从而限制保赔保险的正常发展。因此对保赔保险的立法必须既考虑到对其进行规范和约束的必要，又要考虑到它的特性和发展要求。
基于上述考虑，采用英国的做法仍是目前较为合理的选择，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照搬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的规定。一方面，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该条规定有些过于原则性和简单，难以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该条关于相互保险的定义也有些过时，因为尽管在实质上仍然是一种相互保险的经营模式，但保赔协会已经取得了独立的法人资格，保险是由保赔协会提供的，会员的保险索赔等事项是向协会提出而不是向会员提出的。
因此，我国保赔保险的立法应该在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规定的基础之上做进一步的完善。首先，应该对保赔保险的定义做一科学合理的描述，以确定保赔保险的范围及其法律适用。其次，鉴于保赔协会的会员封闭性，对于有关会员的入会、保赔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对会费的支付方式等内容则法律不予规定，而是由当事人自己解决，除了强行性法律规定外，可以排除相关法律的适用；但是为了解决其间可能存在的纠纷，还应该赋予协会和成员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内部纠纷的权利。最后，在涉及到第三人利益方面，例如通过先付条款、仲裁条款等禁止第三人的直接诉讼时，法律应规定上述条款不得对抗第三人依法享有的直接请求权。
参考文献
[1]梁慧星著：《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
[2]安丰明：《船东保赔协会法律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82~186页。
[3]梁建达编著：《外国民商法原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0页。
[4]［日］末永敏和著：《现代日本公司法》，金洪玉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摘要：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体系中,没有关于形象权的明确规定,本文提出构建我国法上形象权制度的思路,对形象权的侵权、救济问题进行了分析,系统提出了形象权的侵权要件和救济方式、赔偿方法。
关键词：形象权基本内容权利保护
形象是指表现人的思想或感情活动的具体“形状相貌”,或是指文学艺术作品中作为“社会生活描写对象”的虚构人物形象或其他生命形象。所谓形象权,是指将蕴含商业信誉、能够产生大众需求的知名形象进行商业性使用并享有利益的权利。作为形象权的保护对象形象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一是真实人物形象,即自然人在公众面前表现其个性特征的人格标识。二是虚构角色形象,即创造性作品中塑造的具有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虚构角色包括两种:一种是文学作品中的角色形象。即通过小说、故事等作品的语言进行描述来表现人物的典型特征;另一种是艺术作品中的角色形象。
形象权在我国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目前学者对形象权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还刚刚起步,对形象权的定义、性质、内涵等内容的界定还相当混乱。而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形象权侵权纠纷的案件日益增多,因此在司法领域中存在着诸多困惑。实践表明,民事立法及司法应及早对形象权法律制度做出回应。为此,笔者提出了下列构建形象权制度的思路。
一、形象权的保护期限
形象权在本质上是一种财产权,与知识产权一样应有保护期限的设定。而且形象权是在平衡知名人物经济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应对形象权的保护设定一定的时间限制。一般认为,形象权的保护期限及于权利人终身及死后几十年。至于具体的延续期限在理论界和司法界还存在很大的争议。由于形象权主体的生前保护与死后保护之对象都涉及到人格。与人身权不同,其延伸保护的形式仍然为权利而不是法益。这是由于形象权的财产权性质所致。因此,关于形象权的期间,可考虑为权利人有生之年加死后50年。这一做法借鉴了著作权保护期限的合理内核,也考虑到国外相关立法例的合理规定,充分体现了对权利人死亡后延续财产利益的尊重。
二、形象权的侵权与救济
1.形象权的侵权
形象权的保护对象是指真实人物的各种形象确定因素,如姓名、肖像、图像、声音、姿态等。凡未经授权而将上述形象确定因素进行商业化的利用,即构成侵权,但法律有限制规定的除外。
形象权属于新型知识产权中的一种,对于其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或者说构成侵权行为的标准有多种提法。笔者认为形象权侵权的构成须满足的要件如下:第一、非法利用他人的形象,所谓非法利用,是指未经他人同意而非法再现他人形象的行为。具体来说,非法利用他人形象的行为包括对他人形象的使用、复制、模仿等。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形象的使用,也构成违法。第二、未经权利人许可。这里的权利人,不仅指形象权人,还应包括形象权许可使用人、开发人以及经权利人委托授权的形象权管理人等。第三、主观存在过错,侵害形象权的侵权责任是过错责任,而不是严格责任。侵害形象权应当具有主观过错才可能承担侵权责任。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在行为人未经本人同意以营利为目的而利用他人形象的情况下,可以推定使用人具有主观过错。如果未经本人同意,但并非以营利为目的,则只有在使用人具有主观恶意的情况下,才能认定其具有主观过错。此种恶意是指希望通过使用他人形象毁损他人名誉、侵害他人形象,并期待发生所希望的损害后果。如果权利人具有抗辩事由,也不构成侵权。抗辩事由包括法定的抗辩事由和约定的抗辩事由。第四,物质性损害结果。构成形象权的侵害要有利益的损害,即需有财产利益损害的事实。侵犯形象权所造成的损害,应是权利人对其形象所享有的商业价值,即形象商品化的财产利益。倘若将他人形象确定因素用于特定商品而损害其人格,如将他人肖像用于厕具,即构成亵渎性使用,应以侵犯一般人格权论处。
2.形象权的救济
形象权的救济方式主要包括停止侵害和赔偿损失两种。当侵害行为已经发生而且正在进行时,这时无需考虑侵害人的主观过错,就可以对其课以停止侵害的民事责任。由于形象因素的非物质性特征,对该项权利的保护不适用请求恢复原状之诉和请求返还原物之诉,因此法律救济的主要手段是禁令。对于可能出现或已经发生之侵害,都可以适用禁止令。在真实人物形象的侵权案件中,如果损害数额不大或损害赔偿很难计算,下达禁令特别是永久性禁令。所谓损害赔偿,则是一种“债权之诉”。当形象权受到损害时,权利人可以请求侵权人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予以赔偿。这一救济措施的适用,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损害赔偿归责原则。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适用,应考虑被告的主观上有无过错。参照知识产权法的侵权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以规定过错责任或过错推定责任为宜;二是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填补权利人损害,以恢复损害事故未曾发生之原状为标准。赔偿的标准是“与相当因果关系之一切损害,均应赔偿”,既包括直接损失,也包括间接损失。具体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因被告的侵害行为对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二是因被告的侵权行为而让被告获得的不当得利。因此,在计算赔偿数额时,应考虑形象确定因素的市场价值,或是侵权人所得的非法利润。在市场价值与非法所得不易确定时,法院可以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形象的公平的市场价值。这一价值可由法院根据原告的名声、原告以前为类似许可时所获的报酬和专家对等同知名度的人作此授权时所应获得的许可费的评估等因素确定。我国民法通则没有关于惩罚性赔偿的专门规定,笔者不主张针对侵害形象权的行为实行惩罚性赔偿,赔偿额应以补偿损失为限。
三、结束语
我国确立形象权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目前我们对形象财产利益保护的实践经验还不够丰富,对相关理论的研究也不够深入,尤其是对形象权法律制度的具体内容研究不够,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也欠缺周密详实的论证。虽然笔者也试图将上述问题阐释清楚,但限于研究能力,最终也未能如愿。形象权研究之路尚且漫长,本文或许可以作为一块小小的铺路石。
参考文献:
[1]吴汉东.形象的商品化与商品化的形象权.法学,2004,(4).
[2]郑成思.知识产权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现阶段的网络银行监管法律
1．1网络银行概述
网络银行的出现和发展，可以说都是近十几年的事情，这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技术能够进入金融领域的结果。可以说网络银行的出现是金融业的一大突破性的发展，这使得金融业务的载体进一步的虚拟化了，从货币的虚拟化开始就走向的一个趋势，进一步加强了资金流通的便捷性，也给金融产业带来了全新的领域。应当说现阶段的网络银行已经非常普及了，大部分的实体银行都已经开通了网银业务，对于本身的业务涵盖面也越来越广泛，从网络银行的交易量来说近几年都能保持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增长，可以说在速度方面完全超过了普通的金融载体。可以说只要通过连接网络就可以实现完全的服务，也必然的给生活带来的无尽的可能。这样的情况，也就是网络银行业务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1．2网络银行的监管相关法律
现阶段我国在对于网络银行的监管方面只能说初具规模，这跟情况变化的迅速以及本身的法律稳定性有一定关系。因而这方面的问题可以说一直都存在，也逐渐被人们所认识。现在最主要的网络银行监管法律制度是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应当说这仅仅是银监会制定的规章，在效力方面比之一般的法律法规可以说有一定的差异，另外散见于电子签名法等一些相关的法律文件中［1］。由于本身的网络银行业务发展就属于新兴状况，也很难进行预测和预判，因而往往也只能通过相对低级别的法律规范进行调整，然后利用其灵活性的优点来对于网络银行的监管进行及时的规制和改善。
2．网络银行监管法律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2．1法律效力偏低
效力偏低可以说是之前所叙述到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由于缺少专门的法律层面的规范对于网络银行监管问题做一个比较总结性的规制。就现在的法律体系来说，相对而言完全针对网络银行的部分多数为规章，涉及的部分虽然有法律的层次，但是数量较少而且并非专门讨论，只是同其他相关领域之间的交集而被提到。因而就现状来说，法律效力偏低而对于实际情况的规制能力也很难完全的保证，更是难以完全保证权威性，而且需要承认规章和一些使用的银行章程还存在着冲突的状况，这也进一步增加了混乱的情况。
2．2涵盖范围不够全面
覆盖面不够可以说也是法律所很难解决的问题，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从而带动的电子商务本身也是在领域方面的更新极其迅速。法律由于需要维持一定的稳定，尽可能的避免在短时间内多次修改，但是需要承认这样也和对于现实快速发展的跟进要求相冲突，很难真正地捕捉到所需要规范的领域的及时更新。因而在覆盖范围方面，难以及时全面的进行调整，也是一大问题［2］。
2．3准入制度过于严格
准入制度的严格本身并非坏事，而且对于网络银行的安全有很大的益处。这个行业本身就因为虚拟性会给金融行为制造很大的风险，因而准入制度方面的确应当进行一些规范来禁止本身不够成熟的网银经营。但是也需要承认，过于严格的准入制度也并非好事，由于作为新兴行业本身的发展潜力巨大，而且在融资方面也会有很大的益处。如同现阶段一样，任何业务的开展经营都需要批准，而且审批相对比较耗费时间的状况下，也并不利于鼓励竞争，对于长期发展来说，并非有太多的好处。
3．完善网络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建议
3．1完善立法，制定更高级别的法律规范
法律效力方面的问题可以说一直困扰着网络银行监管，由于缺少统一的规范，而相关的针对性法律级别相对低，而且也并没有能够完善的进行调整，因而在立法方面可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内容。应当说这些年以来我国的网络银行业务已经逐渐发展趋于成熟了，因而也是可以进行相关的运行方面的资料收集，并且进行统一的法律规范制定了。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需要在效力上提高到法律形式，也需要在覆盖面方面有着近一步的深入能够影响到现阶段网银业务的大部分范围，也将真正的完全将网络银行监管纳入正规化的法制体系内，完成对于其的监管结构设置。
3．2将网络银行监管体系系统化和统一化
网络银行业务因为本身的风险性很强，再加上涉及的资金范围可以说特别的广泛，因而进行调控的制度设计方面，必然不可能过于简单。需要在对于网银业务的各部分的监管方面进行有效的配合，形成系统性监管，在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引发整体的关注和努力，才能够真正地把问题风险降低下来。对于统一化的管理来说，也有其必然的趋势，由于分化的管理方式越来越多，所面临的领域重合程度也在增加，因而完全分化的互不干涉的管理方式，必然的很难对于管理效率达到最好，更容易在重合部分被钻空子。因此，统一的管理模式有其必要性，也是发展趋势所决定的［3］。
3．3市场准入法律应当适当放松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绿色税收环境保护
环境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稀缺资源，具有独特的经济和社会价值。面对世界各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严峻形势．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合理开发己是迫在眉睫，而建立绿色税收体系是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保护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经济手段。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当前我国污染总体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上世纪60年代水平．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约为4000亿元。随着绿色税收理论在我国的出现和应用，如何建立绿色税收法律制度．以保护和改善我国的环境．已成为我国法律界、税收理论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绿色税收的含义
《国际税收辞汇》第二版中对“绿色税收”是这样定义的：绿色税收又称环境税收，指对投资于防治污染或环境保护的纳税人给予的税收减免．或对污染行业和污染物的使用所征收的税。绿色税收立足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不仅仅要求事后的调节，更重要是利用税收对环境、生态的保护进行事前的引导和调控。从绿色税收的内容看．不仅包括为环保而特定征收的各种税，还包括为环境保护而采取的各种税收措施。
二、绿色税收在国外的实施
2．1国外绿色税收的特点
2．1．1以能源税为主体．税收种类呈多样化趋势发达国家的绿色税收大多以能源税收为主．且税种多样化。根据污染物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五大类：废气税、水污染税、噪音税、固体废物税、垃圾税。
2．1．2将税负逐步从对收入征税转移到对环境有害的行为征税以丹麦、瑞典等北欧国家为代表．这些国家通过进行税收整体结构的调整．将环境税税收重点从对收入征税逐步转移到对环境有害的行为征税．即在劳务和自然资源及污染之间进行税收重新分配，将税收重点逐步从工资收入向对环境有副作用的消费和生产转化。
2．1．3税收手段与其他手段相互协调和配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与环境和谐共处国外的环保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效，主要原因是建立了完善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在采用税收手段的同时，注意与产品收费、使用者收费、排污交易等市场方法相互配合，使它们形成合力，共同作用。
2．2西方国家“绿色税收”的主要类型
第一种，对企业排放污染物征收的税。包括对排放废水、废气、废渣等的课税。如英国、荷兰、挪威等征收二氧化碳税，美国、德国、日本征收二氧化硫税，德国征收水污染税。
第二种．对高耗能高耗材行为征收的税。如德国、荷兰征收的油税，美国、法国征收的旧轮胎税，挪威征收的饮料容器税等：
第三种．对城市环境和居住环境造成污染的行为税。如美国、日本征收的噪音税和工业拥挤税、车辆拥挤税。
三、建立与完善我国绿色税收制度设想
3．1我国现行税制存在的问题
从2001年起．我国开始陆续出台了一些环境保护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共有4大类30余项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税收政策．对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从这些年的执行情况看．现行税收政策还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涉及环境保护的税种太少，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这样就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难以形成专门的用于环保的税收收入来源．弱化了税收在环保方面的作用。
第二，现有涉及环保的税种中，有关环保的规定不健全。对环境保护的调节力度不够。比如就资源税而言，税率过低，税档之间的差距过小，对资源的合理利用起不到明显的调节作用．征税范围狭窄．基本上只属于矿藏资源占用税。这与我国资源短缺，利用率不高，浪费现象严重的情况极不相称。
第三．考虑环境保护因素的税收优惠单一．缺少针对性、灵活性，影响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效果。国际上通用的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方式均可应用于环保税收政策中，以增加税收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而我国税收这方面的内容较少。
第四，收费政策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对排污费的征收标准偏低．而且在不同污染物之间收费标准不平衡。其次，征收依据落后，仍是按单因子收费．即在同一排污口含两种以上的有害物质时．按含量最高的一种计算排污量。这种收费依据不仅起不到促进企业治理污染的刺激作用．反而给企业一种规避高收费的方法。另外排污费的收费方式由环保部门征收，不仅征收阻力很大。
3．2构建我国绿色税制的基本思路
3．2．1借鉴国际经验．开征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开征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fq税种。即在排污等领域实行费改税，开征新的环境保护税。具体的措施包括：
(1)开征空气污染税。以我国境内的企事业单位及个体经营者的锅炉、工业窑炉及其他各种设备、设施在生产活动中排放的烟尘和有害气体为课税对象．以排放烟尘、扬尘和有害气体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在计税方法上，以烟尘和有害气体的排放量为计税依据，根据烟排放量及有害气体的浓度设计累进税率．从量计征。有害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这两者是造成地球温室效应的最主要因素．对排放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进行征税，可以减少燃料的使用。进而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由于目前我国环境监测体系还不完善，单独开征二氧化硫税和二氧化碳税还不可行，因此现阶段只能开征空气污染税。
(2)开征水污染税。对于企业排放的废水，一般按废水排放量定额征收．但由于废水中污染物种类和浓度各异，对环境的污染、破坏程度也有所不同，需要确定一个废水排放的“标准单位”．纳税人的废水排放量按其浓度换算成标准单位计征。根据废水中各种污染物质的含量设计具有累进性的定额税率．使税负与废水污染物质的含量呈正相关变化。对城镇居民排放的生活废水。由于其排放量与用水量成正比．且不同居民排放生活废水中所含污染物质的成分及浓度通常差别不大．因而可以居民用水量为计税依据．采用无差别的定额税率。
(3)开征固体废弃物税。可先对工业废弃物征税．对工矿企业排放的含有有毒物质的废渣与不含毒物质的废渣及其他工业垃圾因视其对环境的不同影响，分别设置税目、规定有差别的定额税率。然后逐步对农业废弃物、生活废弃物征税，其计税依据可以选择按重量征税、按体积征税、按住房面积征税或按人均定额征税。在税率设计上，对同一种类垃圾，还应区分不同堆放地点、不同处理方式加以区别对待。
(4)开征污染性产品税。污染性产品主要是对在制造、消费或处理过程中产生污染、造成生态环境破坏以及稀缺资源使用的产品课税。从而提高这类产品的相对价格。减少不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和消费。例如．我国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环保问题一”白色污染”就可以征收污染税加以解决。此外还可以对油、农药、杀虫剂、不可回收容器、化学原料及其包装袋等容易造成的污染产品进行课税。
(5)噪音税。可考虑对特种噪音，如飞机的起落、建筑噪音等征税。它的税基是噪声的产生量，政府筹集此项资金，可用来在飞机场附近安装隔音设施、安置搬迁居民的搬迁等此外，应将环境保护税确定为地方税．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并且环保税收入作为地方政府的专用基金全部用于环境保护开支。
3．2．2改革和完善现行资源税
(1)扩大征收范围，将目前资源税的征收对象扩大到矿藏资源和非矿藏资源．可增加水资源税．以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开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以避免和防止生态破坏行为．待条件成熟后．再对其他资源课征资源税．并逐步提高税率，对非再生性、稀缺性资源课以重税。
(2)完善计税方法，加大税档之问差距。为促进经济主体珍惜和节约资源．宜将现行资源税按应税资源产品销售量计税改为按实际产量计税．对一切开发、利用资源的企业和个人按其生产产品的实际数量从量课征。合理调整资源税的单位税额。使不可再生资源的单位税额高于可再生资源．对环境危害程度大的资源的单位税额、稀缺资源的单位税额高于普通资源的单位税额。通过对部分资源提高征收额外负担，遏制生产者对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同时通过税收手段，加大税档差距，把资源开采和使用同企业和居民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以提高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在出口退税方面．应取消部分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同时相应取消出口退(免)消费税。
(3)鉴于土地课征的税种属于资源性质．为了使资源税制更加完善．可考虑将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并入资源税中，共同调控我国资源的合理开发．扩大对土地征税的范围，适当提高税率。
3．2．3健全现行保护环境与资源的税收优惠政策
完善现行环境保护的税收支出政策．包括取消不符合环保要求的税收优惠政策．减少不利于污染控制的税收支出；严禁或严格限制有毒、有害的化学品或可能对我国环境造成重大危害产品的进口，大幅提高上述有毒、有害产品的进口关税。实施企业投资于治污设备和设施的税收优惠，对防止污染的投资活动进行刺激。
3．2．4制定促进再生资源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再生
资源业不仅有利于环境保护，而且也有利于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目前，我国资源回收利用的潜力很大。据估算．我国每年可再生利用而未回收的废旧资源价值将近250亿一300亿元人民币。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对再生资源业利用废旧物资允许按10％作进项抵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再生资源业的发展。今后．在绿色税收政策的制定上，还应进一步促进废旧物资的回收和利用。:
论文摘要：开展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适宜“自下而上”，由各地方根据情况先行开展相关法规建设，包括制订适用于本行政区域的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等另一方面，伴随着洪水资源利用的实践推进和各种制度建设的探索．适时“自上而下”，由国家推出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全国范围内洪水资源利用的开展。
洪水资源利用是指按照风险分担、利益共享的原则．通过建设和完善滞、蓄、调、引、灌等工程设施，综合采用规划、预报、调度、应急预案等非工程措施，实施洪水风险管理，对特定规模洪水的公益性增值利用，具有综合、风险、公益、增值等特征。在洪水资源利用过程中，涉及洪水风险管理、洪水资源利用规划、河湖水库调度、蓄滞洪区优化运用、地下水回灌等多种行为．需要调整多重利益关系，亟须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
一、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1．适应洪水资源利用趋势的内在需要
我阚水资源短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需求的日益增加，缺水威胁将进一步加剧，适度利用洪水资源将成为解决局部地区水资源短缺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洪水资源利用在规模和总量上都将呈现日益增长趋势存洪水资源利用过程中，包括洪水资源利用规划、洪水风险管理、江河湖泊水库调度、蓄滞洪区优化运用及其补偿、回灌地下水等，需要一系列制度予以支持。这些制度的确立和运作，单纯依靠政策难以完全奏效，需要上升到法律层面上予以规范化、法制化。
2．协调洪水资源利用复杂利益关系的迫切要求
在洪水资源利用过程中，涉及各级政府、各级防总、各级政府部门、水工程管理单位、社会公众等多重主体，各主体利益关系复杂而多元。在我国．虽然这些主体的根本利益具有一致性．但个别时候针对具体事件，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利益冲突或矛盾。如果不能及时妥善处理，就会形成新的不安定因素，这就需要以法律的形式协调各方的利益．发挥法律制度的教育和引导作用，有效地开展洪水资源利用活动。
3．解决洪水资源利用法律缺位的关键举措
尽管目前我同已确立了“保障安全、充分利用”的洪水资源利用基本政策，要求在保障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洪水资源。然而前我同存洪水资源利用方面的法律法规却处于缺位状态：除了《天津市防洪抗旱条例》等部分地方性法规明确提出“鼓励对雨洪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之外．水法、防洪法、防汛条例以及各种涉水部门规章均未规定洪水资源利用问题。洪水资源利用法律缺位，导致洪水资源利用面临着一系列法律瓶颈，严重制约着洪水资源利用的有效开展。为此，在推进洪水资源利用过程中，有必要加强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
二、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的重点
1．确立洪水资源利用的基本原则
洪水资源利用具有利害两重性．其“利”体现在洪水一旦资源化，就可以像其他水资源一样进行兴利：其“害”体现在，除了洪水本身可能存在的危害性之外，还可能因为洪水资源化措施的实施带来各种附加风险．如洪水预报误差风险、调度操作误差风险等。因此，为了充分利用洪水资源．需要适度承受洪水风险，并协调好不同主体之间基于洪水资源利用的利害关系．而这首先需要明确洪水资源利用的基本原则。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基本原则：
一是保障安全原则．即利用洪水资源必须结合实时的工情、雨情、汛情，科学决策、审慎操作．保证度汛安全。
二是统一规划原则，即通过合理的规划，按照风险分担、利益共享的原则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城乡间基于洪水资源利用的利害关系。
三是因地制宜原则，即利用洪水资源时需要注意结合各个流域的工情、雨情、水情，综合考虑该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采取适宜的利用措施，实现洪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四是综合利用原则．即从全流域通盘考虑，既要考虑如何科学合理地进行河库洪水错峰调度以发挥防洪减灾效益．还要考虑如何通过科学调度增加水库容纳水量及调蓄滞洪水量来提高水能水量利用率，综合增加发电、灌溉和防洪效益。
2．确立政府主导的洪水资源利用管理体制
洪水资源利用作为一项有风险的公益性事业，需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管理体制，赋予洪水资源利用主管部门较强的行政权力，以满足应急管理决策的紧迫性和复杂性需要。为此，需要明确洪水资源利用主管机构的职责与权限，建立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追究者的法律责任．以避免无序利用、不合理利用引发新的生态与环境问题。
3．确立洪水资源利用规划制度
洪水资源利用与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不同，缺乏有效的利益协调与驱动机制．需要在政府主导下编制专业规划，结合具体的雨情、汛情、工情．科学决策，相机实施。为此．需要明确洪水资源利用规划编制的组织形式、编制主体、决策程序、法律地位和有关机构及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机制．规定洪水资源利用规划的执行与监督等。
4．结合洪水资源利用方式设计不同的法律制度
洪水资源利用主要有四种方式：水库调度．区域内河系联网调度以及跨区域或跨流域水量调度，蓄滞洪区的优化运用，通过工程措施主动回灌地下水。不同的洪水资源利用方式，其法律制度建设重点存在很大区别：
①对于水库调度而言，法律制度建设的重点在于洪水资源调度及风险责任承担。为了充分发挥现有水库等工程的调蓄水功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洪水资源，需要改变传统的水库调度模式。建立动态的汛期概念，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动态的汛限水位、调整具体的水库汛期调度方案。在此过程中，伴随着洪水风险的增加，需要确立相应的风险责任承担主体和承担方式。
②对于区域内河系联网调度、跨区域或跨流域水量调度而言，法律制度建设的重点在于洪水资源在不同区域、流域之间的配置、调度以及不同区域、流域之间在水资源、水环境方面的利益平衡。为了尽可能滞留洪水，可以利用联网的河系或跨流域调水工程等，将本流域、本区域的汛期“弃水”调度到其他流域或区域加以储存或利用，这就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区域、流域之间的水资源配置规划．并进行相关的水量调度制度建设。由于洪水往往夹杂着各种污染物．因此，在洪水资源调度过程中，需要有效控制与管理污染物。限制污染灾害在地区间转移，避免造成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事故。
（3）对于蓄滞洪区的优化运用而言，法律制度建设的重点在于蓄滞洪区的功能调整和受损者的利益补偿为了合理利用洪水资源．有必要将蓄滞洪区的运用从单一的被动防洪调度转变为主动的蓄洪兴利和错峰防洪等多种形式．为此需要建立有效的社会管理和经济调节机制．建立行之有效的管理法规．制定和实施适宜的人口政策、产业政策，搞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布局，促进蓄滞洪区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区内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同时。应当根据各流域防洪规划、洪水资源利用规划的要求．结合蓄滞洪区的土地利用、产业结构及经济发展水平，以不同淹没水深及淹没时间为参数．划分蓄滞洪区的启用级别．确定相应级别的启用决策机构。实现蓄滞洪区分级运用管理。在此过程中，需要加强蓄滞洪区运用补偿立法．依法界定有关区域地方政府作为补偿主体，明确补偿资金的来源，规定补偿金的支付方式和用途。健全补偿基金的征收、分配和管理运作、资金管理机构的规章制度，规范补偿金的发放、使用和监督等。
(4)对于主动回灌地下水而言，法律制度建设的重点在于回灌设施建设与管理以及洪水水质的管理问题。有效回灌地下水往往需要修建地下截坝、拦水闸，开挖深井、渗沟等工程．为此需要对回灌设施建设与管理制定专门的法规标准。此外，洪水在较短的时间内汇集，水质难以控制，因此在回灌地下水的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监督控制措施，保证水质不被污染，以免污染了地下水源，造成新的自然灾害。需要明确可回灌地下的洪水水体质量标准体系，建立洪水水质检测、报告制度及操作规程，加大利用决策的信息支持力度，完善利用洪水资源回灌地下的决策机制。对无视洪水水质，强行决策致使地下水体污染的，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
5．建立健全应急管理机制
为控制或减轻洪水资源利用过程巾可能遇到的突发性水灾损失．必须建立健全应急管理制度，包括应急预案的编制、应急预案的启动程序、应急预案的演练、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各级应急响应中的责任义务与协同机制、加强应急反应能力建设的措施、应急决策后的评估制度以及相关责任追究制度等。
6．其他制度
除了建立、完善或落实上述法律制度外，还需要建立洪水资源利用的生态补偿制度、跨区纠纷解决机制、水质监测与控制制度等各种制度措施。
三、政策建议
1构建由法律、法规、规章所构成的洪水资源利用法规保障体系
在今后开展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过程中，需要构建由法律、法规、规章所构成的洪水资源利用法规保障体系。在法律层面．可通过修订防洪法，增加有关洪水资源利用的条款。如将防洪规划扩展为洪水管理规划，确立洪水资源利用规划的地位；明确洪水资源利用的协调机制．加强中央、地方和各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在洪水资源利用行动中的沟通与协调，扩展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职能；将洪水影响评价制度由洪泛区、蓄滞洪区向整个防洪区推广．由建设项目向与土地利用有关的规划推广；在保障措施中，明确洪水资源利用资金的来源，明确中央与地方的洪水资源利用投人原则，明确洪水资源利用基金在洪水管理基金中的比例等。在行政法规层面，需要及时出台“蓄滞洪区管理条例”，合理确定蓄滞洪区的规划管理制度、科学利用制度和损害补偿制度，以促进蓄滞洪区的优化运用：需要在将来出台的“地下水资源管理条例”中建立地下水回灌制度，保障地下水的有效供给，从根本上缓解地下水环境恶化趋势。在部门规章层面，为了具体指导我国洪水资源利用实践，可以在有关水部门规章的制定、修改时加入洪水资源利用的相关制度。比如，在已纳入水利部立法工作安排的“雨洪影响评价分级管理规定”“雨洪影响评价资质管理办法”“丹江口水库管理办法”“尼尔基水利枢纽库区管理办法”“东平湖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中规定与洪水资源利用相关的制度。此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政府及相关地方立法机构可以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结合本地区洪水资源利用的实际需要，将国家确定的洪水资源利用制度予以具体化。
2．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上下联动路径进行推进
在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过程中．可以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上下联动路径进行推进。一方面，洪水资源利用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开展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适宜“自下而上”，由各地方根据情况先行开展相关法规建设，包括制汀适用于本行政区域的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等。通过地方性立法先行．不仅可以满足缺水地区科学合理利用洪水资源的立法需求，而且可以因地制宜，积累经验。另一方面，伴随着洪水资源利用的实践推进和各种制度建设的探索，适时“自上而下”，由国家推出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全国范围内洪水资源利用的开展。从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上看．也只有在法律法规层面引进洪水管理理念并对防洪法进行修改，并出台蓄滞洪区管理条例、地下水资源管理条例等法规之后．才能表明洪水资源利用法规保障体系真正建立。
3．分阶段、分步骤、有计划地推进洪水资源利用法规保障体系建设
在洪水资源利用法规保障体系建没过程中．可以考虑分为三个阶段：2015年前为政策先导与框架确定阶段，重点是由地方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同时尽快推进已经列人水法规体系总体规划的蓄滞洪区管理条例、洪水影响评价管理条例、地下水资源管理条例等水法、防洪法的配套法规：2015-2020年为主要法律制度完善阶段．重点是将防洪法修改完善为洪水管理法：2020年之后为制度进一步健全阶段．重点是进一一步修改完善各项政策法规，从而逐步建立起长期、有效的洪水资源利用法规保障体系。
关键词:产品责任保险法律缺陷完善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产品责任保险有着突飞猛进的进步。我国尚无产品责任保险法，有关规范产品责任保险的法律主要分散在产品责任法和保险法中，其立法分散，实践中难以操作。这样一来．既不能对合法产品经营者进行应有的保护．也不能对假冒伪劣产品的不法炮制者实施有力度的制裁．更不能对消费者给予充分的保护。因此．对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缺陷进行完善实践意义重大。
一、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的缺陷
1产品责任法关于产品责任的缺陷
我国尚无统一的产品责任法．其主要分散于《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等法律中。这些法律对产品责任的规定存在以下不足(1)产品范围界定不明确。现有法律对产品的界定显得有些混乱，民法通则》未对产品作出任何界定，《产品质量法》规定产品是“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这一概念并未明确产品范围易让人产生分歧。(2)产品缺陷标准不清。衡量产品缺陷有两个标准：不合理危险标准和国家、行业标准，实践中后者优于前者。但是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的产品并不排除其具有危险性，这种缺陷认定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规制到产品所具有的潜在危险性。(3)对经营者处罚较轻。根据损害赔偿理念．产品责任以补偿被害人的实际损失为限。而且，我国没有设立惩罚性赔偿，精神损害赔偿也不成熟从而对经营者处罚较轻。因此，有必要从调节利益入手，加大对经营者处罚力度，减少进而制止制假售假的违法行为。
2．保险法关于产品责任保险的缺陷
保险法中对产品责任保险没有直接规定，仅笼统地规定责任保险的内容。因此，法律对产品责任保险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1)未明确保险人的抗辩义务：保险法中未明确规定保险人的抗辩义务．保险人若对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进行抗辩将从本身的利益加以考虑，极少顾及被保险人的利益。因此，对被保险人不利，尤其是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责任‘利益发生冲突时，被保险人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2)未确立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保险实务上，通常不允许第三人直接向保险人要求给付保险赔偿金的。为确保第三人利益在一定条件下确立第三人对保险人享有保险赔偿金直接给付请求权是产品责任保险法的发展方向。(3)责任保险条款不规范。产品责任保险作为地方性险种在保险责任、索赔事项等方面存在漏洞。
二、完善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议
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是经营者转移其不确定产品风险保障消费者权益不受损害的需要，也是安定社会秩序、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笔者认为：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可从以下人手：
1完善产品责任法中有关产品责任的规定
(1)扩大产品的范围。随着国际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为保护广大消费者权益应对产品“作扩大化解释是必要的根据需要可考虑以下产品，如初级农产品、电及其他无形工业品、人体组织及血液血液制品等。(2)完善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在产品缺陷认定标准的选择上．确立”不合理危险为基本标准。…不合理危险“如何衡量，实践中采用生产者制造产品的预期用途标准．即一个合理谨慎的生产者知道或应当知道其产品的危险时．不会将其投入市场。同时．国家行业标准只能作为方便消费者索赔时的一个辅助标准．绝不能凌驾于不合理危险标准之上。(3)明确严格责任原则。现有法律对生产者适用严格责任、销售者适用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相结合原则。这显然不利于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对销售者也适用严格责任，将更加有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4)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确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产品责任保险中．精神损害应当列入赔偿范围。但基于美国责任保险危机所体现出高额精神损害赔偿所造成的困境，我们有必要确定限额。此外，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弥补受害方的损失之外对加害方判处额外的赔偿金。其主要是目的是加大对加害人的惩罚打击假冒伪劣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