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17 19:58:1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数字经济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她是一个开了17年车床的上海“退休女工”。从1968年第一天上班,她的工作就是一手摇着手柄,一手用模具制作各种圆形的东西。如今她仍住在20多年前的房子里,沙发、书柜、缝纫机挤满了不到10平方米的客厅,纸箱、皮箱一直堆到天花板。退休后,王炼利拿到第一个月865元的退休金,她很清楚,自己其实跟大多数退休工人没什么区别,仅够满足“小虾小螺”的日子。但她从不甘心过这样的日子。
曾经的理想变得很现实
从一开始,她就不愿接受“小人物”的命运。她从小的理想是当政治家,上初中时,她曾跑到华东政法学院看国际政治系什么样。她天生对政治、外交这些“大事”感兴趣。12岁那年,她甚至一个人跑去上海青年宫看秋瑾的血衣。她崇拜“英雄”。
只是,和大多数被淹没的普通人一样,生活没有给她实现理想的机会――中止了她的学业。尽管她“学习很好”。16岁那年,王炼利进入一家大型造船厂当车工,政治家的梦想被日日轰鸣的机器一点点碾碎。书籍成了她寂寞岁月唯一的安慰。她偷偷借读《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到上海交大找内部供应的《世界通史》,甚至自学代数、几何。也因为爱读书,有人背后称她“精神病”。
1977年,王炼利在刚恢复的高考中考了高分,但因政审不合格,不得不再次回到机器旁。她的理想因此变得很现实:离开车床,不再做“圆疙瘩”。8年后,她又通过了17门课程的自学考试,成了四五千人的造船厂中第一个靠自学取得大专学历的工人。
用数字改变命运
1988年,王炼利干起了工程预算、审计,整天跟数字打交道,她发现数字“像艺术一样迷人”。她经常出没于旧书店,搜寻老数据。每次到北京,她都要到国家统计局旁边的一家专业书店,买大本的各种年鉴,收集数字。1994年,“全厂审价一支笔”的她因为不肯在一份工程决算价只有10万元却报价100万元的决算书上签名,被迫从国营船厂辞职。此后,她辗转于私营企业、上市公司,所从事工作都离不开“用数字说话”。到2004年,她关于房地产、国企改制等问题的经济论文先后发表,瘪了多年的理想气球又渐渐鼓胀起来,甚至有人称她是“民间经济学家”。她学会用“列昂惕夫矩阵”“无差异曲线”“科斯定理”这些专业术语,还能演算像天书一般奇形怪状的数学公式。
起初,她的文章并不受内地媒体重视。于是她辗转把论文投到香港,甚至放到网上。她经常给著名学者写邮件,兜售自己的观点。凭着一种锲而不舍的劲头,她的论文在圈内渐渐有了一定影响,博客的点击率日渐增高。慢慢地,她也结交了一些经济界的“主流学者”。她称自己“也许是中国最著名的退休女工”,希望写的文章能变成“传世之作”。然而她的家人却不这么看。她的论文,老公“一个字”也没读过,儿子也说“读不下去”。
在儿子眼中,妈妈并不那么称职。她精于数字,可上街买菜总是算错账,多给人钱。她不爱做家务,做饭、洗衣,等到万不得已才去做。她也不像外头说的那样坚强,看《大长今》哭得稀里哗啦。在热衷谈房子、股票、赚钱的亲友圈里,大家笑她做这些事“虚无缥缈,不来钱”,更不理解她经常花3个小时到图书馆,复印一次资料要花200多元,实在“拎不清”。有人说:“退休了,抱个孙子享享清福多好。”她说,有比当奶奶更高兴的事,那就是搞学术研究,那种乐趣“无法用言语形容”。按她的解释,做这些事最直接的原因是,她要拿数据说真话,以反驳那些不真实的言论。
坚定走下去
她从巴金的葬礼回来后,更坚定了走下去的决心。1967年她第一次见巴金,38年后当她再见巴金时,老人已安静地卧在玫瑰丛中,系着鲜红条纹的领带,永远睡去了。在无数的挽联中,她记住了一个:“用忏悔拒绝遗忘,以真话抗拒谎言”。她握着一张巴金闭着双眼的木刻像,走出殡仪馆,暗暗下定决心:“我一定说真话,一定。”
然而,一个退休女工在学术圈说出真话并不容易。她深深感到,中国的学术研究在某种层面已被当成待遇,而不是工作。搞学术研究成了“高层次”人的专利。偶尔,王炼利也会受邀参加一些学术会议。一次,她参加中国房地产税务工作研讨会,在介绍与会者的资料上,她被写成了“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很多专家学者都对她示好,称她“王老师”。但当她发言完毕对身份作更正后,一些专家学者的态度就有了变化。
她甚至破天荒地被邀请到复旦大学百年校庆的讲台,与她同台演讲的都是世界名校的教授、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不过,翻译介绍她时,说的是研究员,而不是“退休女工”。说到底,“复旦还是在乎我的身份。”她叹了口气。真正以“女工”身份登上清华大学的讲台,在她看来,那是值得终身纪念的日子:2007年11月19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位教授知道她的身份,邀请她给研究生班讲了两个多小时的课。她第一次真正成了“王老师”。当然,王炼利明白:这样的邀请,纯属这位教授的个人行为,校方并不知情。即便如此,她也知足了。10年前,她第一次到北京,就曾暗暗发誓:自己终有一天要进北大。“北大没进,进了清华,也不错!”她笑着说。
偶尔,她也会感念“女工”身份带给她的一点儿幸福感。因为“女工”,她被人称作“自由学者”。她也足够“自由”,不用服从老师观点,担心越了门派,也不用在乎主流不主流,而只在乎“对不对”。“女工”的身份还帮助她完成基层的市场调研。为了弄清楚保险行业的一些黑幕,她参加了保险经纪人培训,后来,就此写的文章还挂在一些保险公司的网站上。但更多时候,她对“女工”的身份感到无奈。她的名片“空荡荡的”,没有职称、单位,只有名字、电话。她说,郎咸平的名片也这样,但人家是名人,完全有资格空着,而自己实属无奈,难道名片上写“退休女工”不成?
这位被称为“工人经济学家”的退休女工,一心想成立一家依托数据的咨询公司。她开口谈的,是如何给民营企业指“致富的路”。她写的文章,论述的是解决千万人住房问题的大道理。
【关键词】数字阅读；移动服务；图书馆
一、移动式服务的概念
图书馆移动式服务是图书馆为“移动阅读”或“数字阅读”开展的服务，也是为移动用户提供访问网上目录的入口，使之能得到快捷的阅读、检索、借还等服务。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读者越来越多的通过网络进行阅读。根据2012年4月23日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可见，2011年我国18-70周岁国民的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光盘读取等数字阅读方式接触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具体来看，2011年有29.9%的18-70周岁国民进行过网络在线阅读，比2010年的18.1%增加了11.8个百分点；有27.6%的国民进行过手机阅读，比2010年的23.0%增加了4.6个百分点；有5.4%的国民在电子阅读器上阅读，比2010年的3.9%增加了1.5个百分点；有2.4%的国民用光盘取读，比2010年的1.8%增加了0.6个百分点；有3.9%的国民使用PDA/MP4/MP5等进行数字化阅读，比2010年的2.6%增加了1.3个百分点。可以看到，各类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较去年增幅均超过30%，而其中网络在线阅读的接触率增长幅度最大，增幅达65.2%。
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只有适应数字化的挑战，采取主动应对，开展移动式服务才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需求。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日趋成熟的移动信息技术为图书馆服务方式和图书馆业务开拓带来的新变化、新契机。
二、重庆图书馆开展的移动式服务
重庆图书馆从2009年开始逐步开展移动式服务，从远程登录系统到数字图书馆、手机图书馆、微博客以及未来准备发展的3D图书馆，它的移动式服务理念是将传统图书馆的服务简单便捷的设置成为一个拥有合理组织的功能性移动在线目录，这是重庆图书馆业务工作的延伸和创新，读者能充分享受图书馆带来的全新体验。
1.重图数字图书馆
（1）服务模式
重图数字图书馆采用超星读秀资源平台，一站式检索模式实现了馆藏纸质图书、电子图书等各
种资源在同一平台的统一检索、获取，并整合了所有的数字资源，实现同意跨裤检索。重图数字图书馆是重庆图书馆用移动无限技术为远程登录访问服务，可以在家里阅读，也可以用笔记本电脑随时随地访问阅读。
（2）服务体验
重图数字图书馆2009年9月正式开通，到目前已成为读者常用的阅读平台，并获取知识资源的捷径。现有外购数据库26个，数据量庞大，仅本地镜像数据存储容量就达25TB；资源种类繁多，包括电子书、期刊全文、论文、在线数字报纸和杂志、在线工具书查询、政策法律法规查询、网络新闻资讯、音乐和视频、数字漫画、统计数据和年鉴、古籍全文资料检索等等。目前正在试用阶段的数据库14个，种类包括在线模拟考试、软件教学视频、人物百科、经济论文和社科类资料、音乐类视频资源等。
数字资源已经成为重庆图书馆馆藏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庆图书馆每年都加大对数字资源的投资力度，重图数字图书馆也成为了国家数字图书馆的分馆。目前为止，数字读书卡已发卡25114张，全年通过远程访问系统登录数字图书馆的读者达到了203124人次，总的数据下载量达到了1151GB，这些丰富的电子资源读者都可以免费体验。
2.重图手机图书馆
（1）服务模式
重图手机图书馆又称掌上重图，它是以手机为平台，利用目前先进的无线移动技术将重庆图书馆的传统业务（如：书目OPAC检索、读者流通业务）移植到智能手机、ipad、itouch等移动设备上。重图手机图书馆实际是建立的一个新的移动网站，有别于传统的WAP式应用，而是根据现有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平台Android、IOS、Symbian 3个版本的客户端软件定制应用，这样的应用更适合手机操作阅读。通过3G、GPRS、WIFI等无线网络登录到重图手机图书馆，下载并安装重图手机图书馆客户软件，就能查阅借阅信息、预约续借图书、下载电子书刊等。在重庆图书馆馆外并无WIFI热点区域登录掌上重图需按通讯运营商规定产生3G、GPRS流量费用，在重庆图书馆馆内热点区免费使用掌上重图所有服务。
（2）服务体验
重图手机图书馆的页面简单易懂，内容分类一目了然，信息架构组织清晰明了，检索简短便捷，首屏基础服务包括8个模块，读者轻松一键便能体验到移动式服务。下面一起体验多项服务：
1）基础业务服务
2）查询服务
3）互动服务
4）阅读服务
3.重图微博
在百度百科中微博是指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台，用户可以通过web、Wap以及各种客户端组建个人社区，以140字左右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微博开通的多种API使得大量的用户可以通过手机、网络等方式来即时更新自己的个人信息。一方面对读者而言，微博对用户的技术门槛要求很低，微博已在读者中普及；另一方面对图书馆而言，利用微博这一现有的公共平台开展移动式服务能节约成本。基于以上两点，微博是图书馆开展移动式服务的理想选择，能较好的向读者信息以及沟通交流。
（1）重庆图书馆官方微博
重庆图书馆官方微博的主要功能是向读者进行信息传播，比如重图的最新动态、活动消息、更新上架的图书和报刊等。另外，还开展互动服务，将读者在微博中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复。微博中互动的语言简洁、幽默、具有亲和力，这样的形式拉近了读者和图书馆之间的距离。目前重图官方微博的粉丝数量达到6000多人。
（2）重庆图书馆各个专题活动开设微博
重庆图书馆除了官方微博以外，每个品牌活动都有自己的微博，目前有：杂志有约微博、重图讲座微博、重图太阳花微博、重图英语角微博、重图读者俱乐部微博、重图展览微博。每个品牌活动利用自己的微博进行宣传推广，介绍活动方案、及时上传最新活动信息，同步活动过程。
三、移动式服务的共同特点
第一，随意性：图书馆开展的移动式服务满足了读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方式下自由学习、检索、下载，将图书馆当做随身书房。第二，快速性：移动式服务提供了便捷的搜索引擎，能快速的查询所需信息。第三，无限性：移动式服务不局限于在图书馆馆内阅读，而是可以在办公室、在家里，或是在路上，不受空间的限制、也不受时间的限制，这增加了图书馆服务的无限性，成为了市民的24小时图书馆。第四，互动性：移动式服务能提供个性化服务，开设与读者交流和分享的栏目，有利于读者的参与意识。
四、开展移动式服务的意义
随着移动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诸如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或是Ipad、Itouch等移动电子设备的普及，人们阅读习惯逐渐改变，图书馆开展移动式服务越来越有必要性。移动式服务能实现更为丰富的用户体验：它能实现移动访问图书馆馆藏的功能，并支持图书馆各类基础业务，包括检索图书馆馆藏以及完成诸如查看、请求或者更新之类的服务能力。另外，移动式服务中的视听功能符合残疾人士或其他使用公共图书馆的特殊人士的要求，这是公共图书馆必须拥有的重要功能。未来，移动式服务还将更加完善，集成的数据库会越来越丰富，服务方式也会不断优化，总之，以读者需求为目的，让他们在馆内馆外都能有好的服务体验。
作者简介：
关键词：高收入国家；分工理论；分工深化；功能式分化；现代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2-0021-07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逐步下滑，对于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不绝于耳，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2010年的人均收入就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①。而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当一个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就有可能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难以再继续上升到高收入水平。那么，中国经过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可持续，成为亟待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
一、缘起：陷阱和高墙
经常用来描述“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是拉美等国家的情景，这些国家大都有过快速增长、又长期处于停滞的经历。例如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5000元左右一路上升到70年代初的8000元左右，然而从1974年到1996年，其人均收入起起落落、跌跌撞撞，在长达20多年时间内一直处于6000―8000元左右的区间之中。类似的情况有巴西的1980―1995年（5195元）、墨西哥的1981―1998年（6717元）和智利的1971―1988年（5597元）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相关报告明确区分了两种不同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情景，前者是一国的工业化没有正常持续进行的状态，人均收入在4000―7000国际元（报告称之为“陷阱”）；后者是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后发优势基本释放的状态，人均收入为11000国际元左右（报告称之为“高墙”）（刘世锦等，2011）。报告指出，拉美等国家之所以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原因是其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导致后发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工业化和高速增长过程难以持续进行。该报告认为中国不会落入拉美国家类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构成“真实挑战”的是其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后，能否成功地实现转型升级，像德国、日本、韩国等一样跨越“高收入之墙”③。该报告还根据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经验，预测在2015年前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下一个台阶，实际GDP增速将从“十二五”
（2011―2015年）时期的年均9.7%下降到“十三五”（2016―2020年）时期的6.5%。考虑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高达10.6%，而且在2001年至2010年这十年间也基本上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高增速。研究报告在当时就提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并预判了下降的时点和幅度。在事后看来，这些预判有着惊人的准确性。有鉴于此，此项研究成果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和“中国发展研究奖特等奖”等殊荣。
当然，任何研究既有独到成功之处，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对于此项研究而言，较多的质疑集中在：一是依据的国际经验仅限日本、德国、韩国等几个经济体，样本数量太少，使得总结出的“挤压式增长”和“经济增速下台阶”等“典型化事实”其实并没有那样“典型”，有限的样本也难以支撑起严格的计量检验。二是预测只根据国际经验作简单的类比外推，考虑到不同国家在各自经济增速下滑时所处时代不同，国际环境、资源禀赋和技术条件等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简单类比的方法不免有“刻舟求剑”的嫌疑，存在不小的主观性和偶然性。因此，相对于较为粗疏的理论框架和预测方法而言，此项研究的问题不在于预测结果的准确度太低，而是太高，如此高的准确度可能更多地要归因于运气和巧合，而不仅是理论的合理性和方法的有效性。
尽管如此，此研究敏锐地观察到德国、日本、韩国等经济体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时的一致性，其人均收入水平分别在德国10440元（1969年）、日本11145元（1974年）和韩国10974元（1994年）（刘世锦等，2011），且均处于工业比重达到峰值后逐渐下降、城市化步伐放缓的局面。如上所述，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千差万别，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生阶段转换、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时间也存在不小的跨度，为什么会有如此一致的人均收入水平呢？这也许不完全是巧合所能解释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中国确实遵循的是德国、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类似的发展路径，那么目前中国的战略、体制和政策与当年的德日韩等经济体又存在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中国是否也能像这些经济体一样顺利地完成经济增速下台阶的过程、实现转型升级而跨越高收入之墙呢？报告并未给出明确的回答。无论是冠以“陷阱”还是“高墙”的名称，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可持续，仍然是亟待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
二、增长、分工与交易费用
对“中国能否顺利迈向高收入国家”的疑问，一些主流的看法认为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增长理论的角度来看，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应该更多由要素数量投入的增加转向要素使用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内生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因此如何推动创新、提升技术水平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或增长方式）转变的重中之重，这也是当前社会的普遍观点。
然而通过仔细对比可以发现，中国过去30多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低。有研究指出，日韩等亚洲经济体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均经济增速大约在7%―8%，其中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在一半左右（即年均增速3.5%左右），其他则来源于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之所以能达到两位数，不是在要素生产率提高上有什么根本不同（中国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也在3.5%左右），而是要素投入和人均资本的积累比其他经济体增加得更多、更快④。
与此同时，“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之间也并不完全是非此即彼、互相替代的关系，它们在很多情况下是密不可分的。例如一个新机器设备的引入，既带来了投资的增加，也导致技术水平的提升。尽管在理论上可以明确区分“要素投入的增加”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在现实中两者往往一起产生作用，甚至只是同一过程的不同侧面。如上所述，中国在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逊色，将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完全解释为只是依靠要素投入增加的粗放式增长，并不符合事实。
更关键的是，虽然将中国能否进入高收入归结为能否实现发展方式（增长方式）的转变，或更为准确地解释为能否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从而提出推动创新和转型的战略和措施，这样的政策思路并没有错。但是，又是哪些因素影响着一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妨碍其创新和转型而不能进入高收入行列？那些顺利迈进高收入的国家又做对了什么，能够保证其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呢？这些仍然是有待继续探究的问题。
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增长理论，更多地是站在分工水平和产品结构既定的前提下，用各种要素投入和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来解释经济增长。换言之，新古典经济的增长理论既不考虑分工深化提高专业化水平而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也很难引入由分工而致的新产品和新行业对经济增长的收益（杨小凯，1998）。
但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分工的不断深化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原因。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由于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助于分工程度的持续深化，而分工深化带来的生产方式迂回和生产效率提高，使得产品成本下降和产品数量增加，反过来又会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大，由此形成了一个“分工深化―市场扩张”的循环累积过程，有力地推动着经济的持续增长（Young，1928）。在上述过程中，无论是物质资本（机器）的引进、人力资本的积累，还是技术的进步乃至相应的制度变迁，都既是分工不断得以深化的原因，更是分工深化所带来的结果。例如许多应用于具体生产过程的专门技术和设备，如果没有相当程度的分工水平，是很难产生出来的，或者即使产生了也没有用武之地⑤。因此，分工深化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最为核心的因素，伴随着市场扩张，它与资本、技术和制度等发生着密切的双向互动，从而决定着经济增长的表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工持续深化”被看作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同义反复，“分工水平”也成了“生产力水平”的代名词。因此站在分工理论的视角，中国经济能否保持继续增长而迈入高收入社会，就成为一个分工水平能否持续深化的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的分工状况决定着其经济增长的表现，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分工的不断深化？既然分工会带来专业化水平提高所导致的生产效率改进，那么为什么在许多国家这样的改进不能持续不断地进行呢？斯密认为，分工源于人们交换的愿望（即交易能带来双方利益的改善），但分工的深化程度会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在交易费用的视角下，市场规模的大小其实就是交易费用高低的表现之一，如果交易费用（交通、运输费用）减小，市场规模就会增大。在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下，分工既会带来收益（生产效率提高），也会产生成本（交易费用增加）。在张五常看来，交易费用包括鲁宾逊经济（即单人经济）中不存在的成本，在经济中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任何成本都应计算在内。经济产生分工，就会需要制度的协调，即使是不存在交易的情况下也会产生成本（制度成本）⑥。因此，分工能否深化取决于其所带来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对比，若分工所导致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收益能够超过相应增加的交易费用，那么分工深化就能不断进行，反之则分工水平难以持续提高，经济增长就会趋于停滞。一旦把交易费用的概念引入分工理论后，经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探讨与分工相关交易费用的相对大小（与分工带来的收益相比）。为此，他们开始对各种交易费用进行分类和仔细考察，例如区分事前交易费用和事后交易费用（即合同签订之前和之后的交易成本），或者是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引入和对各种交易费用的详细研究无疑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于分工的理解，然而如果只是把分工能否深化归因于交易费用的相对高低，似乎也并未真正解决问题。人们会继续追问：又是什么影响着交易费用的高低呢？如果将交易费用看作是“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甚至是无所不在的“制度成本”，那么仅仅基于“生产效率改进、交易费用降低”的经济视角来解释整体制度的演进，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影响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并非只有经济力量。或者说，尽管交易费用的相对高低决定着分工的深化程度，但影响交易费用高低的，并不只局限在经济领域，探究决定交易费用和分工水平高低的其他重要因素，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
三、从分工到分化
当把分工问题放到更宽泛的领域加以探讨，有两个人的著作对笔者的思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个是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分化理论，另一个是金观涛教授的《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虽然分工看起来只是一个在经济领域下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问题，但它却与社会系统的其他领域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一个社会系统的“分化模式”对其“分工状态”有着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不同形态社会系统的变迁，意味着其分化模式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也带来分工状态的本质不同。传统社会向着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是理解分化模式演变、分工水平变化和经济增长变迁的关键。因此，结合“社会系统分化理论”和“现代化转型理论”，可以对一个国家的分工和增长现象做出更有穿透力的解释。
卢曼的分化理论根据系统分化的形式区分了不同的社会类型。系统分化（system differentiation）是指在系统之内重复建立系统的过程，即一个系统如何生成不同的子系统⑦。卢曼认为社会系统的分化模式主要有三种理想类型：即“分支式分化（segmentary differentiation）”“层级式分化（stratified differentiation）”和“功能式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分支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相同的次系统，层级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不同的上下阶层，而功能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功能不同的次系统（如经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等）⑧。
原始社会是分支式分化形成的社会系统，其分支（家庭、部落等）均为自给自足、功能相同的小型社会单位。分支式分化导致的是量的扩张，而没有质的变化，它不具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也无法承担更为精巧的社会功能，更不可能有较高程度的分工和经济发展水平。
传统社会以层级式分化为主，虽然也存在着各种功能不同的领域，但本质上是一个在统一价值观念（例如宗教意识形态）笼罩下按照单一分层规则所形成的等级分明的金字塔结构。层级式分化按照统一的意识形态赋予不同职业以各自的等级，在金字塔塔尖的统治阶层（国王、主教等）可以凭借自身的等级支配着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宗教等不同领域。换言之，整个社会虽然分化为不同功能的领域，但这些领域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等级高的群体可以同时身兼多种功能而实行统治，表现为一种功能泛化（functionally diffused）的治理模式，典型的特征便是政教合一或政教融合的统治形态。
现代社会以功能式分化为主，其突出特征是个人从传统社会的有机体中独立出来，统一的意识形态让位于更为多元的价值信仰，承担不同功能的各个领域日益成为界限分明、相对独立的自治系统。现代社会中的每个领域之内虽然也存在着层级秩序（例如政治领域存在权力大小的级别、学术领域存在职称高低的层级等），但各个领域的层级划分只能遵循自身的规则，不同领域之间的规则不能混淆（例如政治领域的规则不能引入到学术领域，导致权力越大则职称越高的结局）。功能式分化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多个领域、多个分层规则并存的网络型结构社会，整个社会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层级划分规则，而是遵循各个领域相对独立的功能分化（functionally differentiated）式治理。
如果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分工仅意味着一个人把越来越多的工作时间用于越来越少的工作领域，即一种专业化的过程。然而，分工的展开不仅涉及个体的意愿和努力，也取决于相应的激励环境，而这个环境的塑造则深受整个社会分化模式的影响。在层级式分化的传统社会中，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职业，也产生出相当规模和深度的社会分工。然而，首先人们选择职业的范围受到层级的不同程度限制，一个人的出身等级极大地制约其职业的选择（极端的例子如传统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种姓级别与职业种类一一对应）；其次，社会分工水平也会受到层级结构的限制，社会分工深化到一定程度，就会触碰到统一意识形态和层级规则的天花板而不得不停滞下来；再次，在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下，不同领域的相对独立性无法得到保障，在各自领域中的人们难以仅凭借自身的专业化水平提升获得合理的回报，阻碍了分工的持续深化⑨。
所以在现代化转型理论看来，只有在功能式分化的现代社会中，社会统一意识形态和单一分层规则被打破后，个人拥有了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人们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凭借自身的专业化努力而跻身更高的阶层。虽然社会仍然会有笼统的精英/普通民众、上层/下层之分，但不同领域的精英阶层遵循的是各自的规则，某一个领域的上层人士不能任意僭越到其他的领域，由此保证了不同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和专业性，也使得各自领域的分工深化可以不断持续。
表面来看，分工深化只是一个经济领域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问题，然而一个社会的分化模式及由此相伴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模式，会深深影响着这个社会的分工水平。层级式分化的传统社会，虽然也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分工和一定的经济增长水平，但其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制约着分工深化的持续展开，也难以带动经济增长速度的有效提升。只有在功能分化式的现代社会，才真正破除了限制分工深化的樊篱，营造出专业化水平提高可以带来相应回报的激励环境，从而推动分工的无限深化，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
四、中国的分工、分化与现代化转型
运用上述的“社会系统分化理论”和“现代化转型理论”来审视中国的问题，与其他传统社会相比，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是世袭因素相对少、社会流动性比较高。自秦始皇废分封、置郡县以来，国家派出的政府官员而非世袭贵族逐渐成为地方的实际治理者。钱穆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单只皇室一家是世袭的，“政府里便没有第二个职位，第二个家庭，可以照样承袭”⑩。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推行在理论上实行了“将政权开放给任何人”的目标。绝大多数人无论出身，只要有才学和一定的运气就可能通过考试进入到社会的上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即使贵为宰相，许多也是“贫寒出身，平地拔起”。有研究发现明清社会上层的垂直流动性甚至是现代西方国家也难以企及的B11。因此，中国传统社会虽然也是层级式分化为主而形成的金字塔结构，但不同阶层中的人员却非完全固定，上一辈处于社会的下层，下一辈可能转变到上层，反之亦然。较少的身份世袭因素和较高的社会流动性使得人们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和更大的阶层变动可能，这也使得层级式的社会结构更为灵活和宽松，可以产生和容许更高的社会分工规模和深度。与其他传统社会相比，中国传统社会能够取得比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此也是密切相关的。
然而，传统中国社会也具有层级式分化的鲜明特征，即单一分层规则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在以儒家为主的统一意识形态的支撑下，整个社会按照单一的政治权力规则被区分为不同的等级，由此形成了“官本位”体制，贯穿传统社会几千年，一直延续至今。所谓官本位，即人们以追求政治领域的行政权力（即“做官”）为指向。在官本位的层级式分化下，权力级别的划分原则弥漫到不同的社会领域，其他领域的发展或多或少均要受到行政权力的直接影响甚至支配。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明显体现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士大夫政治”之中，士大夫作为集读书人、官僚、地主、乡绅等各种身份为一体的阶层，承担着维护道统、服务朝廷、教化百姓等多种功能，是整个社会治理的主体和社会运行的黏合剂，但由此带来的负面结果是官僚阶层的非专业化和治理的功能泛化。所以，尽管传统中国社会有着更为宽松的社会结构和较高的社会分工水平，但仍然突破不了层级式分化所设下的限制。官本位体制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制约着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持续提升，同样也难以产生出现代的经济增长。
虽然与过去相比，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从分工和分化的理论视角来看，官本位体制和功能泛化治理的特征仍然明显，总体上中国社会目前仍然处在由层级式分化向着功能式分化、由金字塔结构向着网络型结构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之中。社会不同领域之间的界限仍然不够清晰，权钱交易、权学交易、权法交易等不当现象仍屡见不鲜，各个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和专业化水平亟待提高，功能泛化的现象仍然普遍，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的定位和关系都有待进一步厘清。
因此，回到最开始的中国能否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的问题，从分工、分化和现代化转型的理论视角来看，中国要进一步推动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高和经济持续增长，实现创新和转型升级，就需要分工的继续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也意味着社会应该由层级式分化向着功能式分化转变，由此伴随着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型逐渐过渡到网络型、治理模式从功能泛化转向功能分化的现代化转型过程。所以打破官本位体制，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和政资分开，将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任务的重中之重。
五、未尽的讨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日益发现，无论是运用“社会系统分化理论”还是“现代化转型理论”，上述研究的方法和结论其实隐含着一个前提，即均意味着“中国会逐步走向一条由西方经验所导致的发展道路”。这其实是一个韦伯式的命题，那就是“为什么西方独特的发展经验和道路，会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和意义？”韦伯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引言”中曾经问到：“究竟哪些情势一起作用，导致了那些在西方，并且仅仅在西方这里，才出现的文化现象――而这些现象，至少我们通常都以为，它们的发展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效力？”B12
如果不假思索地认为中国的发展必然会遵循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所总结出来的社会演进模式，并由此来推断中国未来的进程和应该做出的转变，这是不是又成为了另一种类型的“刻舟求剑”呢？
西方国家功能式分化的社会，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传统之上的，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和运行都基于个人权利。在这种文化传统和相应的制度安排下，每个个体都是社会的完整缩影，都有其内在的权利和责任，仅凭个人串联着互相分立的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宗教领域和政治领域。就像先生所采用的经典比喻，西方社会就像捆柴，单个个体就是一根根的柴火，再由若干根柴火组成一捆一捆的捆柴（即一个个社会团体）。每个社会团体同样具有个人权利衍生出来的权利和责任，不同的社会团体之间形成相对分明的界限，因此社会的结构是一个团体格局。这种基于个人权利而形成的团体格局，对于功能式分化现代社会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而西方之所以会逐步演变成这种基于个人权利和团体格局而导致的功能分化式现代社会，与其所秉持的救赎和求知两大终极价值、独特的历史进程等一系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B13。
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下，个人是社会关系网的中心点、而非孤立的个体。中国的社会关系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其关系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人会与所处圈子中心的人发生联系（即所谓关系），联系的紧密程度和所遵循的规则取决于处于不同圈层的人与中心的人远近程度，即血缘和亲缘等关系的密切程度，这种关系的远近程度是儒家通常所称的人伦。中国社会结构就是这样一个个人的社会关系共同交织所组成的差序格局B14。
很显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产生出不同的观念和制度，一个社会的分化模式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其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中国这种“关系主义”和“差序格局”的特征下，中国一定会向着那种“功能分化”式的社会演变方式前进吗？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从增长、分工和分化的理论视角来看，如果“要维持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分工持续深化，而要推动分工持续深化则需要社会由层级式分化转向功能分化式”的逻辑命题成立，从而推出“中国要实现经济增长和分工的持续深化，也需要转向功能式分化的社会”的结论，那么在“差序格局”和“关系主义”的文化传统下，中国的功能式分化又该如何具体实现呢？换言之，中国式的功能分化社会又表现出哪些与西方不同的特征呢？这同样是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
至此，为了回答“中国能否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这个问题，从“增长”“分工”一路追踪到“分化”“现代化转型”，再继续讨论到“社会格局”和“文化传统”，似乎已经离开最初的问题太远了。根据推算，2015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11772国际元，已经超过了前述“高收入之墙”的11000国际元标准。即使根据当年价美元计算，2015年中国人均GDP也达到了8000美元左右，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最早在2020年、最晚也会在2022年能够跻身世界银行设下的高收入国家行列，看起来“中国能否迈入高收入国家”，已经是一个即将由事实所验证、无须再多加讨论的问题了。
然而我们却不能这样盲目乐观，无论是中等收入陷阱还是高收入之墙，其标准仅仅只是几个数值，更为重要的是数字背后所反映的观念和制度的变化。中国迈向高收入，本质上是其现代化转型的一个环节，而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目前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目标，即“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仍然任重而道远。即使从经济领域来看，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和增长模式的变化，过去30多年高歌猛进的发展阶段已经结束，中国这艘大船逐渐离开了原有的航道，来到了一片真正未知的水域，未来的征程必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需要继续展开探索。同样如上所述，从“增长”“分工”“分化”到“现代化转型”的探讨依然没有结束，中国在自身传统下是否应该、以及如何能够走向功能式分化现代社会的道路仍然有待研究。从更深层次来看，中国如何在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背景下，在不同观念、制度和器物碰撞的过程中实现“以古引今、以中化西”B15，真正解决“孔子+马克思”的难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转型之路，也许还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注释
①201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GNI per capita）达到4270美元（当年价美元），迈入了世行所设定的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世界银行从1987年开始，按收入高低把各国分为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四类。2010年世行的上中等收入国家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在3976―12275美元区间内。参见http：///DATASTATISTICS/Resources/OGHIST.xls.
②数据参见Maddison（2010）.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单位“元”为1990年国际元（1990 Int. GK$），文后未加其他说明，“元”均指1990年国际元。根据数据推算，中国2010年的人均GDP为8127国际元。
③Fatás和Mihov（2009）提出了“高收入之墙”的概念，指人均GDP8000―13000美元（2007年汇率法）的收入门槛。他们指出，凡是人均GDP超过13000美元的国家，其制度质量指数（世界银行2005年）的得分都比较高（沙特除外），而绝大部分人均GDP低于8000美元的国家，制度质量指数的水平都较低。因此，一国要跨越高收入之墙，必须在政治稳定、政府效率、法制建设、反腐败状况与管制质量等制度建设上有良好的表现。
④参见乔纳森・安德森：《走出神话：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152―165页；刘世锦等：《我国未来生产率提升潜力与经济增长前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14年，第173号（总第4670号）。
⑤杨小凯曾用一个“私人建房”的生动例子来比较中国和美国分工水平的明显差距。在美国，私人修建别墅中“复杂灵活的推土机”“现场水泥浇灌机”等专业化设备的使用，与其拥有较高程度的分工水平是密不可分的。参见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⑥例如在计划体制下，各种原材料和产品虽然由计划调配而不存在市场交易，但同样也会产生政府部门、企业等主体之间因互相协调产生的制度成本，而且这个成本往往会高于市场调节下的交易成本。参见张五常（1998）“交易成本范式”，Economic Inquiry，Vol.36，转引自《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17―518页。
⑦⑧参见G. Kneer， A. Nassehi：《卢曼社会系统理论导引》，鲁贵显译，巨流图书公司，1998年，第148页，第181页。
⑨例如在行政化的教育科研机构，教师或科研人员需要更多借助于行政级别而非研究水平提升自身的地位和回报，由此导致科研的专业化水平难以有效提高。
⑩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第3页。
B11参见何炳棣：《的成功阶梯：社会流动的方面1368―1911》，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页。
B12参见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B13例如权力高度分散化的封建社会、大一统的天主教会制度、科学革命、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等等。
B14参见：《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24―27页。
B15唐文明教授认为当代儒学面对现代性的立场应该是“以古持今、以中化西”。参见唐文明：《迎接儒学复兴的新阶段》，《天涯》2016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美]弗鲁博顿，[德]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M].姜建强，罗长远，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2]刘世锦，等.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3]韦森.再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J].经济学（季刊），2009，Vol8，（2）：743-7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