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3 17:17:3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宏观经济分析，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宏观经济 产业结构 投资 消费 非公有制经济原因
六年来,广西经济保持快速健康发展的势头好，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经济增长进一步加快，经济运行质量进一步提高。特别是从2002年以来,全区生产总值增长已连续五年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分别为10.6%、10.2%、11.8%、13.2%和13.5%，“十五”时期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0.6%，高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尤其是2005年和2006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3%以上（如图）。2005年全区生产总值已突破4000亿元，经济总量明显增强，经济运行的稳定性进一步增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全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由2001年的4697元上升到2006年的10240元。财政收入由2001年的263.02亿元上升到了2006年的568.08亿元，六年的年增长率分别为19.6%、12.7%、11.8%、18.2%、17.7%和19.5%，年平均增速达16.6%，远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
广西宏观经济运行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消费、非公有制经济等方面。
1.三次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一、二、三次产业结构由2001年的24.9∶36.6∶38.5调整为2006年的21.5∶39.2∶39.3,其中，第一产业比头两年下降3.4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比重则提高2.6和0.8个百分点。广西2001年～2006年三次产业结构情况如下表:
第一产业:内部行业结构不断优化，在稳定主要农产品产量的同时，继续深化农业结构调整，特色农业区域格局显现，农业和农村经济总体发展良好。一是粮食生产保持稳定;二是种植业结构调整成效明显;三是优势产业集群区域化特征显现。农产品加快向优势产区集中，优势产业集群逐步显现。
第二产业:工业经济稳步发展，2001年～2006年第二产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88%，重化工业特征日益明显。广西加快工业结构调整步伐，扩大工业技改投入，加大工业园区建设扶持力度，积极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通过改制重组工业内部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高新技术业得到较快发展，企业克服了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的不利因素，广西工业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已开始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同时，广西重化工业特征日益明显，增长速度已经连续三年保持快于轻工业。
建筑业也呈稳步增长趋势。全社会建筑业完成增加值由2001年的145.68亿元上升到2006年的286.4亿元，年平均增长0.95%。全区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0.94亿元增加到13.29亿元，平均年增长幅度达到2.06亿元；上缴税金由6.04亿元上升到22.81亿元，平均年增长近2.8亿元。
第三产业:内部行业不断优化，交通运输及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继续发展，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中的信息业和旅游业等新兴行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2.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重大项目投资带动作用显著增强。六年来，广西政府正确地处理好宏观调控与加快发展的关系，同时继续坚持投资拉动为主的方针，加大重大项目建设力度，积极发挥重大项目投资带动作用。期间广西投资的重大变化是小项目投资减少，重大项目投资带动作用显著增强。
3.消费增长总体平稳，增幅有所提高。2001年～2006年广西消费需求增长总体平稳，增幅有所提高，确保了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对广西经济增长的必要拉动，增强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同时，农村消费逐渐加快，城乡增幅差距进一步缩小，城乡消费呈现出同步增长的趋势。
4.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广西政治上鼓励、政策上扶持、方向上引导、法律上保护，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进入金融服务、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积极引导个体、私营企业制度创新，加强和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全区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一是投资方面，非国有投资较快增长。二是消费方面，非公有制经济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市场份额继续扩大。三是出口方面，私营企业出口居首位。
综上所述，广西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加快；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工业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国内需求持续旺盛，国外需求保持较快增长；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继续提高；宏观环境趋于宽松，微观经济主体活力增强。分析其原因主要有：
第一，国家继续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扎实推进，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加快，中国――东盟博览会继续在南宁举行，“两廊一圈”合作的提出；这多重机遇将为广西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发展提供新的契机。
第二，当前广西正市场导向的、内在的周期性扩张因素显著增强，消费结构升级和民间投资成为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有力支撑。
第三，经过“十五”时期的发展，广西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不断增强，已经具备了加快发展的条件。
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广西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农业基础薄弱,抵御灾害能力不强，农民增收渠道不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产品竞争力不强，生产受市场需求约束加大;投融资渠道单一,项目前期工作滞后，新上项目难度加大;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就业、社会保障、扶贫开发任务还比较艰巨等。
参考文献:
[1]黄 铮:《广西对外开放港口历史、现状、前景》，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2]刘咸岳主编:《广西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2年》,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3]刘咸岳主编:《广西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3年》，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4]刘咸岳主编:《广西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4年》，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5]李甫春等著:《千年等一回――广西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理论构想》，民族出版社，2001年
[6]韦小鸿等著：《广西沿海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战略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7]杨道喜著:《论转轨时期的广西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出版社，2002年
[8]章远新编著:《新世纪新阶段广西加快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中国物价出版社，2003年
[9]广西社会科学院编:《广西实现富民兴桂新跨越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10]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2001年广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2（3）
[11]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2002年广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3（3）
[12]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2003年广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4（3）
[13]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2004年广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5（3）
[14]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2005年广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6（3）
一、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性平衡问题
后危机时期,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关系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刘伟等通过国民资金流量表核算资料,对近年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趋势及其对国内总需求结构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前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有密切关系。他们分析了这种失衡的制度性背景,认为改善这种失衡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宏观效率的重要保证。[1]
王晋斌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路径是要平衡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关系,而不能采取简单的替代关系。在改革内需结构的同时,要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规避高新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以挖掘专业化的潜力,并通过稳定人民币币值和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发挥金融促贸易的功能,以形成扩展外需的新增长极。[2]
文贯中认为,面对外需增长的下降,中国急需提振内需,然而,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两种结构性扭曲:第一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在农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相应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城乡收入差的恶化;第二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将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农村的普遍隐性失业和集聚效应的浪费。中国必须改革其土地制度以降低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提振内需,走上可持续增长道路。[3]
杨圣明针对人民币汇率在国际上面临升值,而在国内又面临贬值的双重压力矛盾对立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悬殊、社会劳动生产率高低悬殊、中国国内价格水平过低等。指出,提高我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减缓压力的根本;推进新一轮的价格改革是减缓压力的关键;改善中美贸易结构是减缓压力的重要举措;人民币国际化是减缓压力的必由之路。[4]
王保安从经济发展战略、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相关经济政策与制度建设等方面,对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剖析。研究认为,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与矮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要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失衡问题,需要创新完善促进科学发展的制度环境与体制保障。[5]
二、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
王成勇等运用STAR模型理论探讨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的划分、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以及经济在各个波动阶段之间转换的内在演化机理。实证研究表明,把经济周期阶段划分为紧缩、恢复和扩张三个机制已经能够较好地刻画我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动态结构,但是划分为紧缩、恢复、扩张和衰退四个机制,在整体拟合效果和对经济增长结构的解释能力方面都有显着提高;经济在各机制之间的平滑转换速度和机制状态是否平稳,阐释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较强的非对称性及其内在演化机理。[6]
张成思运用随机波动模型分析了198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性特征的动态变化。实证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趋向平稳化的分水岭。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增强了实体经济抗冲击的能力,推动了经济波动趋向平稳化转变。[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表现出某些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特征: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波动的幅度大于产出波动;另一方面,我国的就业波动较为平滑而投资和资本波动过大。陈晓光等建立了一个RBC模型对此进行了解释。模型引入了异质性消费者和异质性厂商以及部分消费者和部分厂商在金融市场上所面临的信贷约束;鉴于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影响力,模型还引入了政府消费,以反映政府支出对消费者和厂商的外生冲击。研究发现:信贷约束是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而政府消费冲击则是一个重要的波动源。[8]
高士成运用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长期识别条件,通过引入贸易依存度等外生变量,采用SVAR方法对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冲击进行分解,并讨论了中国短期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斜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短期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为需求冲击,同时,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的斜率也与理论基本相符,不存在“斜率之谜”。[9]
中国经济波动可能是由多种冲击因素共同引发。李猛等沿着“条条块块”思路对中国经济波动冲击源进行完整的分解。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波动有大约30%的部分来源于地方政府冲击。研究发现,官员腐败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具有显着性,而现有文献所强调的财税激励和政治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并不显着。[10]
三、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稳定课题组通过经验分析,对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进行了国际比较,突出了中国宏观调控的特色。通过省际分析揭示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及其与主流经济学反思所形成的交集,特别是“结构性”调控作为中国经验的意义。提出了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调控的新思维:①把握宏观调控主线:突出供给管理,加快结构调整;②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弱政府性驱动;③转移宏观调控的重心:从工业化到城市化;④拓宽宏观调控的视野:关注世界发展中的中国因素,加强国际政策协调。[11]
李连发认为,当前宏观调控面对的形势是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和通胀预期逐渐形成。在跨期转移购买力方面,人民币作为跨期价值储存载体的吸引力下降,而房产等有价资产的吸引力上升,这是推动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主要原因。行政性的局部的结构性政策可能仍然会有些效果,但有效性将随时间推移而下降,这些措施可能难以缓解中长期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压力。确保我国经济中长期平稳发展是硬道理,短期内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的政策目标,回归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利率在管理通胀预期中的重要作用。[12]
2010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面临极为复杂的局面,既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可能引发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过早退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下滑,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把握好政策调控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柳欣提出了与主流经济学的“实物经济”理论完全不同的“货币经济”的分析方法,表明我国宏观经济面临“滞胀”的危险,提出以16%的名义GDP增长率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调整失衡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13]
刘伟等回顾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状况,认为,2006年~2010 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但同时也产生了深刻的结构性矛盾,这就要求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宏观调控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应该注重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结合,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指出了现阶段加强供给管理的必要性以及应该采取的主要措施。[14]
黄益平等研究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决定
因素。他们分别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分析了月度同比和月度环比数据。研究表明,过剩流动性、产出缺口、房价和股价对通胀会产生正向影响。结构脉冲响应分析表明冲击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前5个月,10个月后基本消失。研究发现,过剩流动性和产出缺口是影响通胀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考虑到资产价格对通胀的溢出效应,中央银行应密切关注资产价格走势。同时,管理流动性的措施仍然是控制通胀的主要手段,进一步推进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进程至关重要。[15] 张晓慧等通过构建一个全球化背景下基于“两部门悖论”的简单模型框架,对全球通胀变化及其机理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 近年来全球通胀呈现几个突出特征:一是“结构性”价格上涨已经并很可能在未来成为通胀的主要表现形式;二是由金融投机引发的初级产品价格暴涨成为导致 CPI 、PPI大涨的重要原因;三是CPI 、PPI明显上涨时,往往已处在经济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变化上CPI特别是核心CPI会相对滞后。研究认为,鉴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运行和通胀机理所发生的变化,在宏观调控中更加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价格变动,探索更为科学合理地衡量整体价格水平的途径和方法。[16]
四、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2010年,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研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张延运用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对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对 1992年~ 2009 年中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有两期滞后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的财政政策具有两期滞后的“通货膨胀效应”。[17]
王立勇利用HP 滤波方法估计了我国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并测算出我国通胀缺口,进而从目标实现角度定量分析了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1996 年后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方面的绩效明显改善,财政政策调控掌握了一定的提前量,且效率仍处于不断提高进程中。研究认为,在稳定物价方面,财政政策绩效不容乐观,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调控目标是经济增长,而非物价稳定,通货膨胀主要还是一种货币现象,应该主要利用货币政策来调控。[18]
闫坤等认为,在良好复苏背景的支持下,沉淀在经济中的扩张性政策效力被激活,通货膨胀的压力骤然增大。总体上我国主要税种的收入呈增长趋势,财政收入体系的自动调节功能得到完善,财政支出重点逐步向社会事务转移,形成了由经济外延性扩张向社会外延性扩张的转变。为防范通货膨胀,支持经济快速复苏,应采用带有内部收敛性的政策协同,在推动经济复苏增长的同时,有效防止和控制通货膨胀就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目标。[19]
郭杰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入手,实证研究了国家财政预算内资金、企事业单位自筹资金与货币供给、工业品销售率以及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分析我国经济制度方面的识别条件,构建五因素的SVAR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并不显着,私人部门投资对总需求变动敏感,政府投资通过影响总需求会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影响,从而揭示了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路径。[20]
王智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一个权衡了经济稳定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两大目标的整体目标变量,然后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率水平以及对整体目标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更高,采用财政政策实现经济目标更有效,而货币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较小,对其使用要更为谨慎。面对经济危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为合理和有效,而货币政策更多情况下应该配合财政政策,起到稳定和辅的作用。[21]
五、非均衡运行中的货币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万晓莉等利用对数据稳定性没有要求的Bounds Testing方法,系统地考察了我国货币需求在 1987年~2008年20年间的特征。结果发现,在考虑汇率(预期)和外部因素的条件下,我国在长期里才有稳定的货币需求。虽然我国的资本账户还未完全放开,但是货币替代和资本流动效应表现明显。人民币贬值(升值)预期将显着减少(增加)居民和企业对人民币的需求,这意味着央行在对汇率进行控制的条件下要进一步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难度将越来越大。[22]
李成等通过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多个非有效资产市场的动态宏观经济模型,理论推演得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即最优利率规则。研究显示,利率调控不仅需要对产出与通货膨胀的动向做出反应,还要对资产价格及汇率变动有相应的调整。利用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显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整体上遵循了最优利率规则,该规则能够为中国货币政策实施提供一定的参照尺度,衡量货币政策的松紧变化;我国利率调控主要针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资产市场价格及汇率变化的反应系数相对较小或不显着,说明中央银行没有对资产价格等因素给予过多的关注。[23]
王立勇等对开放条件下的VAR模型进行非线性检验后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具有非线性特征。应用LSTVAR模型分析发现,低增长状态下,信贷正负冲击的产出效应和利率正负冲击的价格效应都具有显着非对称性;高增长状态下,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产出具有显着非对称效应,货币、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价格皆具有显着非对称效应;在正向冲击方面,货币和信贷的产出效应以及利率和信贷的价格效应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具有显着非对称性;在负向冲击方面,信贷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都具有较明显非对称性。而且,低增长状态下,信贷的产出扩张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扩张效应较强;高增长状态下,货币的产出紧缩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紧缩效应较强。[24]
彭方平等应用非线性平滑转换面板模型,从微观层面对我国货币政策成本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显着的成本效应,即在短期内加息可能引起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成本效应具有显着的非对称性,相比经济过热时期,经济萧条时期的货币政策成本效应更显着。上述结论所蕴含的货币政策建议在于:在宏观经济复苏基础尚未稳固、通货膨胀较为敏感的背景下,对待加息要慎重,以免造成经济滞胀。[25]
黄武俊通过修正后的Karras产出与价格模型,对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动机在开放经济下受到制约,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对中国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起着积极作用;②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主要通过金融市场和影响工资—价格调整速度两个渠道影响货币政策效果,两个渠道对货币政策效果影响机制不同;③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减弱,对价格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强。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逐渐由数量性指标向价格性指标过渡,最终应确定为以稳定物价为单一目标。[26]
范从来考察了实践中货币政策目标由多目标向单一目标收敛的现象,指出了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重新定位问题,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不应该包括经济增长目标,但是中国失业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涵盖充分就业的目标。[27]
张雪兰等利用1996年~2009 年的经济金融季度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经验探查。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并不存在很明显的时滞,但操作目标、中介目
标、最终政策目标间的相关性不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够通畅,继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认为,要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从建立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着手,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宏观和微观基础,并加强其与其他经济政策的搭配与协调。[28] 六、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从经济资本化的角度,对中国资本积累、技术选择行为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中国经历着一个渐次推进的经济资源存量快速资本化过程。在20世纪80、90年代,经济资本化表现为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形成。新世纪以来,资本化则伴随人民币升值,资本市场向国际接轨,土地等要素价格重估而推进。经济资本化对于经济赶超和效率改进有正面激励效应,但对于技术创新却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导致中国的TFP增长率在低水平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当前经济资本化出现偏移,资源向资产部门过快集中,出现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等问题。只有对现行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才能有效激励内生技术进步,转变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29]
汤向俊等运用 1970年~2008 年间跨国面板数据,研究表明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由于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低于劳动力的边际贡献,GDP中资本形成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型特征。1978年~2008 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政府生产性倾向以及国有部门较低的融资成本,使中国较高的资本形成率得以持续。研究认为,我国应继续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和金融业的改革,改变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为实现高投资增长模式转变提供微观基础。[30]
陈彦斌等使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模型考察了1978年~2007年的中国TFP增长率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资本投入,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需要完成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型,在 2000 年以后突出表现出来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很可能在未来难以为继,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和制度改革应该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健康持续增长所需要依赖的主要动力。[31]
钟水映等利用 1990年~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认为,人口红利的显着增加促进了省域经济增长;从区域来看,人口红利对东、中、西的省域经济增长均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但彼此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存在显着的人口红利外溢,但中西部的外溢效应不显着;从区际来看,东、中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其他区域之间均不显着。同时还发现,地区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均存在显着的空间外溢。[32]
陈诗一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改革以来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重新估算,发现正确考虑环境约束的实际全要素生产率比传统不(正确)考虑环境因素的估算值低了很多。改革以来中国实行的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工业绿色生产率的持续改善,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增长最快并达到顶峰,且重工业生产率、效率和技术进步增长首次全面超过轻工业,初步彰显环境政策绿色革命成效。虽然2002年以后重化工业膨胀暂时恶化了工业生产率,但基于国家对节能减排与发展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的高度战略重视,中国新一轮绿色工业革命为期不远。[33]
关键词：基本问题；统计分析；宏观经济
宏观经济分析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有着十分鲜明复杂性特点与专业性特点，涉及工业、农业以及科研等多个社会经济领域。做好宏观经济的统计与分析工作对于科学决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需要相关的研究人员综合运用各种理论与技术对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方法进行深层次的研究。
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概述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一项经济学与统计学相结合而形成的独立知识科目体系。由于统计学是经济学十分重要的研究工具，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推动、共同发展的关系。将统计学知识与经济学知识结合起来，能够将各个领域的研究方面与研究方法统一起来，打破不同研究内容在领域上的界限，为经济决策与经济规律的探索创造良好的条件。由于我国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领域的起步比较晚，在该研究领域中尚未形成一个高效的研究体系，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方式变化的过程中，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重要意义才逐渐显示出来。
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初期，由于统计学的有关理论沿未得到完善，尤其是在计算机技尚未成熟时，统计学分析理论在应用方面的重要意义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对于宏观经济分析方面的支持十分有限，造成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实际应用方面所直到的作用不够突出。随着我国社会生产部门的不断分化，越来越多的小型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管理与经营决策方面对于新的统计与分析技术表现出了巨大的需求，加上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统计学理论在研究人员的不断探索下开始进入到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形成了比较明确的周期性经济规划目标，根据周期性经济目标对我国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等产业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大幅提高我国经济建设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为我国经济的调整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能力在已经进入宏观统计与微观统计并行发展的重要阶段，宏观统计与微观统计在目的划分上更加明确，在应用效率与应用水平上得到了大幅度的蚊帐，两项学科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同时也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当前我国已经全面进入信息化与数字化时代，选择计算机技术与统计分析技术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在我国电子商务领域不断创新与发展的过程中，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重要作用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在网络环境下，消费群体在消费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消费需求数据，有关单位与企业可以以用户的消费数据为资源，以统计学与经济学的有关理论为基础，以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为重要手段，对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消费行为进行科学、有效的判断，提高社会产品生产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为电子商务消费用户提供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商品，为我国经济消费的不断增长创造有利的条件。除了电子商务领域之外，银行业与服务业也可以利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有关手段对用户名的储蓄行为与消费行为进行判断，为用户制定出更加科学的理财方案与出行方案。对于政府单位来说，则可以利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结果，对社会公众的物流状态与交通状态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对社会公众在日常的生产生活活动中的支行规律有一个全面且深入的了解，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三、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领域已经进入到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成经济发展过程中，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已经成为分析国民经济发展情况与发展水平十分重要的一项工具。有关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大该领域的研究力度，为领域的发展奠定良好的人才基础与技术基础，真正认识到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政府及有关单位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城市数据信息的收集能力建设与处理能力建设，设置云计算中心，对各方面流动数据进行统计，了解经济数据变化的有关规律，交各方面的统计与分析结果应用到市政管理与组织决策中，为区域内乃至于国家的经济增长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自主发展
由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无论对于政府机关还是在于中小企业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尤其是在计算机技术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应用范围与应用空间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在社会各阶段与各领域工作与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中的有关理论将会得到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同时也是统计学领域宏观经济分析得到快速独立发展的重要机遇，由此可以实现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进步性影响，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自身的独立发展前提下吸收了大量的信息数据，之后又利用统计学的思想和方法进行创新研究尝试。
先进的科技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是国家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重要支持，与此同时还应该配合以功能强大的数据库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系统，在先进技术和统计学专家的密切配合下可以进一步推动其发展，实现系统完善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体系。
作者:张勇 单位:太原市迎泽区社会经济调查队
参考文献：
[1]蔡真.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J].商,2015,47:266.
[2]袁天夫.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6,06:20.
【摘 要】本文结合河北省井阳公路四座大桥，对旧桥改建下部构造再利用的经济效益进行了分析，结果说明旧桥改建下部构造再利用的经济效益明显，项目技术有一定推广意义。
【关键词】旧桥改建；下部构造；经济效益
Economic analysis of bridge reconstruction
Tian Ze-yu
(Big wide highway Jingheng Management Office Shijiazhuang Hebei 050000)
【Abstract】In this paper, Hebei Province, four well-yang Road, Bridge, Old Bridge reconstruction of the lower part of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re-use of construction were analyzed,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lower part of the old bridge structure and then rebuilt using the obvious economic benefits, the project will promote the significance of technology.
【Key words】Old Bridge reconstruction;Lower part of the structure;Economic
省道井阳公路位于河北省井陉县，西接山西阳泉，全长18.993公里，是晋煤外运的主要通道。全线有大桥四座，分别为南峪大桥、贡家庄大桥、地都Ⅰ号桥、地都Ⅱ号桥，原桥1982年建成通车，设计荷载标准为汽车-20级，挂车-100级，已运营25年，由于超重车辆较多，承载能力下降,已不能满足车辆运营要求。将四座桥上部结构拆除重建，改为预制同跨径三箱三室箱梁，下部结构（包括盖梁、柱等）虽然也有缺陷，但为了保证晋煤外运，保证河北省冬季取暖，为在最短时间内通车，所以对下部结构加固后进行再加固后再利用。
1. 桥梁改造的宏观经济分析
数据调查：施工期间，每天车辆约 200辆，每车按 1.5 T考虑，工期90天，正常情况下运营车辆 4500 辆，每车载货不低于60T，客流车辆约占货车10%。
1.1 桥梁下部加固施工时的宏观经济分析。桥梁下部加固施工期间,全社会公路使用者所遭受到的损失有：（1）客货运输成本提高,费用为59400元；（2）客货运输时间延长,费用为5940元；（3）附近相关公路增加拥挤，客货运输成本提高，行车速度降低，费用为1296000元；（4）客货在途时间增加，费用为129600元；（5）由于车辆绕行而使得增加里程提高运输成本，费用为45144000元；（6）交通事故增加、货损事故增加而引起的损失等。因无调查数据，不计。根据以上调查数据，桥梁下部加固施工期间,全社会公路使用者所遭受到的经济损失共达到4663万元。
1.2 桥梁下部结构加固部分若为新建的宏观经济分析。桥梁加固部分，如果采用新建，则发生与桥梁加固施工期间相似的全社会公路使用者所遭受到的损失。计算过程中主要区别是新建的建设期比加固期长2.5个月。可以用建设期/加固期作为调整系数来推算，建设期取5.5个月。计算结果为：
桥梁下部新建的宏观经济损失为：
S=加固的宏观经济损失×建设期/加固期
=4663×5.5/3=8549(万元)
2. 桥梁改造的微观经济分析
桥梁加固及新建对当地公路管理部门的影响主要包括收费损失(收费公路)和工程建设费用。
2.1 对于收费公路上，维修加固与拆除重建桥梁下部结构比较，工期将提前75天完工，车辆绕行或限速造成的收费损失为：
收费损失=日平均收费损失额×延长的施工工期
=6万元×75天=450万元
2.2 桥梁加固或新建工程费用。完成按技术标准加固或新建方案的投资估算，依照有关公路工程定额进行，新建方案还应包括拆除桥梁构件所涉及到的费用。若采取全部新建方案，上部结构全部拆除重建预算金额为1505万元；下部结构全部拆除重建预算金额为383.6万元；现采取上部结构拆除重建，加固下部结构方案，下部结构回固费用大约为93.2万元。经济效益费用分析表如下表1。
从上表可以看出，采用桥梁下部结构再利用形式，和新建桥梁相比，直接建桥费用节约290.4万元，提高收费450万元，带来的经济效益为4626.4万元。
3. 经济评价
井阳公路四座大桥均选择下部加固再利用，这样不仅节约了大量资金，工期仅为三个月（较新建方案提前两个半月）就使全线通车，极大缓解307国道的交通压力，使晋煤外运更加方便快捷。当时正值冬季用煤高峰，该路的提前通车，使其和307国道、石太高速一起承担起晋煤东运的重任，将极大缓解煤炭运输的交通压力，使石家庄市与山西阳泉联系更加紧密，沿线群众出行更加方便；不仅仅是节约了资金，证明了桥梁下部加固的再利用在经济角度是可行的，而且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极大地促进了河北和山西两地的经济发展。
旧桥改建下部构造再利用,为两省创造了很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旧桥改建和桥梁下部构造再利用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具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1］ 魏洪昌、张劲泉。公路桥梁维修加固技术经济评价方法研究［J］。公路交通科技。2005，3：63－65.
关键词：两部类再生产 社会总供给 社会总需求 实物构成原理 两部门经济
中图分类号:F01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1-080-03
一、引言
现代宏观经济模型与通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相辅相成，被普遍地应用于对现实国民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与模型对于研究国民经济运行的规律具有基础性指导意义，但由于所构建的理论和分析体系不同，尚未和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框架连通，较难被用于对现实国民经济运行的实证研究。沟通这两个不同的理论和分析体系，既可以促进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在现实国民经济中发挥具体作用，也能够通过借鉴拓展和丰富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吴易风(2007)指出，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中含有两种基本前提或两种构成原理，即实物构成原理和价值构成原理，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实现，都要同时满足实物构成原理和价值构成原理，也就是在实物构成和价值构成两方面都获得平衡。陶为群(2009)基于两部类社会再生产情形，将哈罗德―多马模型与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连通，为在满足实物构成原理和价值构成原理的前提下，沟通两个不同的理论和分析体系，做了探索。陶为群、陶川(2010)将资本――产出比率保持不变状况下的储蓄与劳动就业关系，引入马克思的两部类再生产模型加以定量化研究，为其与现代经济增长模型在某种特定条件下的局部具体沟通，做了尝试。社会总供给总需求平衡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的一个重要部分，将这个部分与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与模型连通，能够对沟通两个不同的理论和分析体系产生重要作用。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与模型把基本点放在研究剩余价值的生产、分配、使用上，但同时也关联到国民收入的生产、分配、使用。所以，以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之视角剖析，遵循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中实物构成原理和价值构成原理，社会总供给总需求平衡可以分解成投资品供给与需求平衡、消费品供给与需求平衡两个部分。两部类扩大再生产与两部门经济的社会总供给总需求平衡具有相合性，并且体现了比通常的社会总供给总需求平衡更为丰富的内容，更贴近现实经济。
二、建立马克思的两部类经济与两部门宏观经济的对应关系
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是宏观经济学中的一对基本概念。社会总供给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1年）由所有经济部门提供的、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可供最终使用的产品和劳务总量。社会总需求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1年）所有经济部门购买产品和劳务支出的总和。总供给总需求平衡指AS=AD成立。社会总供给、总需求概念紧密联系着现实的多部门经济。在一个仅含有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封闭的两部门中，社会总供给AS是由企业部门提供的可供最终使用的全部产品和劳务；社会总需求AD由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构成。
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作为理论基础，把资本划分为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C和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V两个部分, 它们的价值实现在实物上分别对应于投资品和消费品两个部类。劳动力的剩余价值M由可变资本V产生，它的生产、分配、使用是与社会总产品的实现合一的过程。并设定劳动者的工资全部支出用于消费，以及不变资本的周转周期为1年。社会总产品的实现，要求投资品部类需要补偿的消费品和消费品部类需要补偿的投资品，包括各部类积累全部按比例转化为所对应的投资品和消费品，都必须同时在价值和实物形态上实现。所以，扩大再生产实际上包含了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并且细化为投资品供给与需求、消费品供给与需求两个平衡，两个平衡都实现才表明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分别用下标Ⅰ、Ⅱ表示投资品和消费品部类，则社会总产品的实现要求：在实物构成上ASⅠ=ADⅠ和ASⅡ=ADⅡ都成立；在价值量上ASⅠ+ASⅡ=AS，ADⅠ+ADⅡ=AD。
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模型含有企业所有者和劳动者两种市场主体，以及分别生产投资品和消费品的两个部类，没有进出口。这种状况比较相似只由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构成的两部门宏观经济模型。现在通过几点做法，建立马克思的两部类经济与两部门宏观经济的对应关系。第一，两个部类的企业所有者与劳动者共同组成居民部门，企业共同组成企业部门。第二，企业所有者还具有经营者的身份，如果单独考虑经营者的收入，其性质是工资性收入，与劳动者的工资合并考察；设定扩大再生产中劳动者的工资全部支出用于消费，相当于假定居民部门获得的全部收入都用于消费，居民部门没有储蓄。第三，企业所有者从企业获取的剩余价值M当中用于自身享受消费部分，既计入居民收入也计入居民消费，因为这部分是全额消费，不影响居民部门没有储蓄的设定。第四，企业部门获取的剩余价值扣除当中企业所有者用于自身享受消费部分，成为本部门的储蓄，是社会储蓄的唯一来源。这样做下来，就将马克思的两部类扩大再生产模型，纳入到两部门宏观经济模型的框架下。
三、科学确定两部类扩大再生产的总供给、总需求统计口径
确定总供给、总需求统计口径，涉及到储蓄等于投资的假定。如同一般的多部门宏观经济模型，两部门宏观经济模型把社会储蓄等于投资作为设定条件。于是，总需求AD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个部分。社会储蓄等于产出减去消费支出以后的余额，投资的涵义则是意指该经济体的资本财货当年比上年的增加量，这一增加量只能来自当年新创造出来的国民产品中没有被人们消费掉的那部分产品。所以从实物的角度来看，储蓄与投资这两个概念指的是同一样东西，储蓄之值恒等于投资之值。现代宏观经济模型一般研究只有一种产品Y即只有一个生产部类的经济体，这种产品既可以作为消费品用于消费，也可以用于投资作为资本品，因而没有被消费掉的都是作为投资品。这种产品在两种生产要素资本K和劳动L的共同作用下被生产出来。对确定了含义的字母前面加符号表示增量。以增长的视角看，投资形成新增资本K。所以，投资等同于经济体中投资品的净增加。储蓄等于投资的设定，在通行的SNA统计核算中也有具体体现。其中，国内生产总值是各常住单位的总产出减去中间投入得到的增加值之和。而中间投入并不包括对固定资产的消耗，所以，国内生产总值包含了新创造价值和固定资产折旧两个部分。国内生产总值剔除固定资产折旧后称为国内生产净值。投资就是资本形成总额，包含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存货增加、固定资产折旧三个部分，其中前两个部分称为资本形成净额也就是净投资。因而，以国内生产净值作为产出即总供给，以净投资作为投资，完全符合动态的视角，或者说从理论上符合经济增长模型的口径。按照这样的口径，在价值量上，储蓄=总供给AS-消费；投资=总需求AD-消费。总供给总需求平衡，和储蓄等于投资涵义相同。然而在实物构成上，总供给减去消费是从社会最终产品和劳务中扣除消费品，剩余的是投资品，可以如此相减是建立在产品和劳务具有同质性的假定之上。就是假定了总供给在实物构成上只有一种产品和劳务Y，它既可以作为消费品用于消费，也可以用于投资作为资本品。
对于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模型，在总供给方面须符合实物构成原理。投资品供给是第Ⅰ部类的全部产品扣除生产中两个部类的物质消耗；消费品供给是第Ⅱ部类的全部产品，因为消费品不会被作为生产的中间消耗。于是在实物构成上区别为：
由于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模型设定不变资本的周转周期为1年，于是把固定资产折旧计算到生产的物质消耗即中间投入里，不在产出当中单独考虑固定资产折旧因素。社会总产品扣除物质消耗后，用对应于劳动者工资V和剩余价值M的产品作为产出，相当于遵循国内生产净值的统计口径。积累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企业部门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积累分解为新增不变资本C和新增可变资本V，其中V按支出法被统计在消费中，只有C被统计为投资。所以在扩大再生产模型中，投资仅仅指新增生产资料也就是投资品的净增加，相当于资本形成净额的统计口径。更明确地说，企业部门的积累当中V转化为居民部门的消费，投资=积累-V，是与积累有联系但又有明显区别的概念。
剩余价值M中有(M/X)用作企业所有者自身享受消费，计入居民消费，其余的用作企业部门的积累。在价值量上Cj+vj+（M/X）j=Mj（j=Ⅰ，Ⅱ）。因而vj+（M/X）j=Mj-Cj。第j部类的投资需求是Cj；由第j部类产生的居民部门的消费需求是Vj+vj+（M/X）j=vj+Mj-Cj。于是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模型中，总需求方面也须符合实物构成原理。企业部门的投资品需求和居民部门的消费品需求区别为：
综合以上论析，将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模型中分别由两个部类提供的社会总供给和产生的社会总需求，列成表1。
四、扩大再生产中两个部类之间的产品交换实现，等价于储蓄等于投资条件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十章和二十一章中论述了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的社会总产品的实现。他在第二十章别论述了货币流通在交换中的中介作用，并举例具体说明了交换的过程。他举例说明的两个部类之间的交换，以及第Ⅱ部类内部的交换，都是借助货币媒介，通过居民部门与企业部门之间的买卖交易完成，与经典的两部门宏观经济模型中国民产品和劳动与货币收入的循环流转图含义完全一致。对于扩大再生产的状况，他说明了，（CⅠ+CⅠ）在第Ⅰ部类内部实现；（VⅡ+MⅡ-CⅡ）在第Ⅱ部类内部实现；通过两大部类之间交换实现的则是（vⅠ+MⅠ-CⅠ）和（CⅡ+CⅡ）。类似可以理解，对于扩大再生产的状况货币流通同样起中介作用。以两部门经济的视角看，第Ⅰ部类的新创造价值扣除给本部类投资后，成为由本部类产生的居民消费需求（vⅠ+MⅠ-CⅠ）,但这个价值量在实物形态上是投资品，需要转化为消费品才能作为居民消费需求实现；第Ⅱ部类生产出的都是消费品，而本部类需要补偿和新增的不变资本（CⅡ+CⅡ），对应的实物形态是投资品，也需要实物形态的转化；两个所需的转化，必须通过居民部门与企业部门之间借助货币媒介的买卖交易完成。省略两个转化之过程而专注最终实际结果，是在实物形态上完成了等价值量的投资品与消费品交换。于是存在交换关系式：
vⅠ+MⅠ-CⅠ=CⅡ+CⅡ CⅠ，CⅡ?垠0(3)
式中当CⅠ，CⅡ都等于0的时候，就成为马克思给出的简单再生产状况，同样对应于两部门经济模型中全部国民产品都被居民消费即社会储蓄等于0的情形。当且仅当(3)式成立，也就是完成这种等价值量的投资品与消费品在实物形态上转化，因而使得产品具有同质性而可加，才能够将(3)式分别带入(2)和(1)式，得出：
ADⅠ=CⅠ+CⅡ=VⅠ+MⅠ-CⅡ=ASⅠ（4）
分析一下能够从(3)式得出一个关系式：CⅡ+CⅡ=VⅠ+MⅠ-CⅡ，左端表示的是全社会的投资，右端表示的是全社会的储蓄，经济意义是投资等于储蓄。反过来讲，如果该关系式成立，也能得出(3)式。所以在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模型中，两个部类之间的产品交换实现与全社会投资等于储蓄，实质上是等价条件。
在价值量的意义上，可以是总供给AS=ASⅠ+ASⅡ。然而在实物形态上，ASⅠ，ASⅡ分别是投资品和消费品，不同质的产品不能够加总。只有当不再区分投资品和消费品，或者说两个部类都生产同一种产品，这种产品既可以用于消费，也可以用于投资作为资本品，才可以在实物形态的意义上将式和式的左端和右端对应相加。从而得到：
也就是：总需求=总供给。所以，现代宏观经济模型中的总供给总需求平衡，可以看作是两个部类都生产同质产品、或者说省略实物构成原理的特殊情形下的社会再生产，在这种情形下省略了两个部类完成彼此之间的产品交换（交易）过程，可以把全社会产出中没有被消费掉的都作为投资，也就是把储蓄等于投资作为设定条件。
至此，已经确切地说明，总供给总需求平衡与两部类再生产具有相合性。
五、引用《资本论》的算例验证
下面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十一章中的第一例，对以上论析的社会总供给总需求平衡与两部类再生产的相合性，加以验证，结果列在表2。马克思用该例作了连续5年的扩大再生产计算，来说明两个部类的扩大再生产过程。表2中的各列数据都是直接引用马克思的计算结果，仅仅是按照以上论析的社会总供给、总需求的计算口径作了相应的归并。
马克思举例的计算结果，验证了总供给总需求平衡与两部类再生产具有相合性。
综合以上研究表明：虽然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和分析体系与现代宏观经济模型不同，但两部类扩大再生产模型，可以纳入到两部门宏观经济模型的框架下；在满足实物构成原理和价值构成原理的情形下，两部类扩大再生产与社会总供给总需求平衡具有相合性，并且更贴近现实经济。
参考文献:
1.吴易风.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J].经济研究,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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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陶为群,陶川.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储蓄与劳动就业关系[J].当代经济研究,2010（7）
4.向蓉美等.国民经济统计学[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5.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报告称，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将努力凸现出以增长保民生、以民生促增长的协同发展路径，协同增长目标和民生目标是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旋律。2011年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一方面，“收入倍增计划”、“保障性住房工程”、“社会安全网构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减税计划”为代表的“民生工程”加速启动；与此同时，“战略新产业规划”、“区域增长规划”效应将延续和提速；这些因素将形成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的上行力量。
另一方面，“平衡贸易战略的推进”、“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持续”、“结构性调整力度的提升”、“进口通胀压力的凸显”、“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以及“国际资本移动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将形成宏观经济的下行力量。上行和下行力量的相互交织决定了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复杂的环境，需要通过寻求增长与民生协同的机制来破解“控通胀、去泡沫”和“稳增长、防下滑”的两难格局，这需要更加积极的民生偏向的财政政策来对冲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组合。
依据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报告对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作出如下预测：
1、2011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出现适度回落，预计全年GDP增长9.63％。
2、综合考虑到食品、大宗商品价格、相对宽松的流动性、电价改革、“刘易斯拐点效应”、保障房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等因素，再加上翘尾因素，全年CPI达到4.7％。
3、在通胀高企和居民收入不可能出现跳跃性增长的态势下，居民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年增长率预计为17.1％。
4、在“贸易平衡战略”、结构性调整与新规划效应、保障房工程的相互作用下，投资继续维持高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全年增长率预计为24.6％。
5、在“促进口、稳出口”的贸易平衡战略下，出口全年增速22.4％，进口增速29.5％，全年顺差预计大约在1250亿美元。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在论坛上介绍说，中国银行研究人员预测的经济形势与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告基本一致，但略为悲观一点，今年的GDP增长预测为9.3％，通货膨胀率为4.8％。他认为，在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中，人口结构的变化需要高度关注，要特别注意中国未来家庭结构变动和房地产的变动所导致的新问题。外汇安排问题、就业压力问题以及各方面的风险问题都需要考虑。建立一个良好的资产负债表，是研究国家未来风险第一重要的思路。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昕副所长宋立在谈及中国经济未来走势时表示：“在国际经济形势和进出口不确定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还有进一步下滑的空间。”他认为，从中国经济增长来看，投资趋势明显，消费趋势稳定，但国际经济形势和进出口在目前的不确定性很大。一方面，现在世界经济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刺激政策推动的复苏，而随着各国刺激政策相继结束，新的增长点若没形成，世界经济即将进入增长动力转换时期的振荡状态。
另一方面，日本核危机以及中东、北非的动荡加剧了世界经济下滑而物价上升的趋势。日本核危机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退核浪潮，导致在未来三到五年里，能源的供给紧张。北非、中东作为德国主要的出口地，近期的危机将影响德国，进而是欧盟经济的复苏。更进一步，如果危机扩大，国际石油价格将可能在120美元之上波动。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经济还有进一步下滑的空间，第三季度经济下滑幅度将更大，甚至存在低于9％这一潜在水平的可能。
中期报告归纳出了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10个应注意的方面：
一是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出现实质性放缓。投资维持高位运行、出口处于常态化区域以及“增长目标与民生目标的协同效应”确保经济增长不会出现实质性放缓。
二是考虑到食品、大宗商品价格、相对宽松的流动性、电价改革、“刘易斯拐点效应”、保障房建设和基础没施投资等因素，加上翘尾因素，2011年中国通货膨胀将呈现“前高后不低”的态势，复杂的通胀因素带来中国经济中通胀压力的“中期化”，但经济不会出现滞胀。
三是期望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边际第一要素，但存在明显的隐忧，并极有可能受挫。
四是“民生工程”、“战略新产业规划”、“区域增长规划”效应等因素将使投资继续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经济存在重回2007年之前增长模式的潜在风险。
五是“平衡贸易战略”的推进以及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将导致2011年贸易顺差大幅下降。
六是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加码和持续”和“保障性工程”大力推进、住房需求刚性以及投资性需求“惯性”之间的相互博弈将持续；中央政府要民生、地方政府要土地财政、开发商要利润，三大主体目标函数的不一致性决定了房地产市场价格调整将进入“疲劳期(时间较长)”，而价格调整的“疲劳期”也暗含了房地产市场不会“硬着陆”。
七是受“官员绩效考核指标的变化”、“刘易斯拐点效应”和“结构性调整的强化”等因素的影响，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将出现下滑，中国经济的增长极将加速向中西部地区漂移。
八是前期刺激计划的惯性、投资的高位运行以及制造业为主的全球分工位置使得结构性调整困难很大。
论文摘要：国民经济核算的主要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而国内生产总值具有3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对现有的核算方法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并提出了改进意见。
1国民经济核算的含义和功能
1．1国民经济核算的含义
国民经济核算是运用统计指标及其体系，对一定范围和一定时间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与利用所进行的计量；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所进行的计量；对经济运行中形成的总量、速度、比例、效益所进行的计量等。广义来讲，国民经济核算包括统计核算、会计核算、业务核算，它们相辅相成。分工协作，有机地组成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狭义来讲，国民经济核算仅指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核算。
国民经济核算的目的是为经济行为监测、经济分析、国际比较、政策分析和制定以及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服务。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是试图通过系统地规范概念、分类、核算原则、表现方式及逻辑关系，更好地实现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的统计描述。
1．2国民经济核算的功能
作为国民经济统计方法，国民经济核算对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和微观经济决策都具有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国民经济核算能够有效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国民经济核算通过一系列科学的核算原则和方法把描述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基本指标有机地组织起来，采用大量信息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计划、决策的确定和执行起着重要的咨询、服务与监督作用。其次，国民经济核算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依据。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关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系统数据，是制定宏观经济管理所需规划、计划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国民经济核算所提供的有关生产、收入分配、消费、投资等方面的基础数据，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以及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再次，国民经济核算是微观决策的重要依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和个人对生产、消费和投资决策的需求增强，国民经济核算部门能否提供准确和丰富的国民经济核算信息直接影响到决策的科学性。通过对各种不同类型经济统计的基本概念、基本分类和指标设置提出统一要求，国民经济核算使得这些经济统计在满足其要求的同时，实现彼此之间的相互衔接，使整个经济统计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2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
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国民生产总值(GNP)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指标，两者都是核算社会生产成果和反映宏观经济的总量指标，只是计算口径不同。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反映所有常住单位生产活动成果的指标。国民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的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实际收到的原始收入价值的总和。国民生产总值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本国常住单位从国外得到的净要索收入计算取得。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的是创造的增加值，而后者强调的是获得的原始收入。一般来说，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两者相差数额不大，除非某个国家在国外有大量的投资和大批劳动力，该国的同民生产总值可能会大于国内生产总值。
在实际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有3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3种方法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生产法是从货物和服务活动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总产品人手，剔除生产过程中投入的中间产品价值，得到新增价值的方法。核算公式为：增加值=总产出一中间投入。收入法也称分配法，是从生产过程创造的收入角度对常住单位的生产活动成果进行核算。核算公式为：增加值=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支出法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用于最终消费的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总额，它反映本期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使用及构成。支出法是从最终使用角度来反映国内生产总值最终去向的一种方法。核算公式为：增加值=总消费+总投资+出口一进口一国内生产总值。
3我国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评析
3．1各种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评价
以上3种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无论是从生产，收入(分配)和支出的哪一个角度核算，理论上结果都应该是一致的。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资料来源不同，计算结果会出现某些差异，这种差异称之为统计误差，而在统计学上。是允许出现一定范围内的统计误差的。根据资料的来源情况，目前在国内生产总值的3种计算方法中采用收入法的国家较多，其实3种方法可以同时并用，相互验证。对目前由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等构成的体系应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
首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巨大的方法库。国民经济核算乃至整个统计，除本身自成体系形成一套独特的方法体系外。对于经济研究也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论。国民经济指标在各层次问、各部门间的数量关系透视了社会经济的各种关系。具体说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微观经济原理与宏观经济理论相结合，综合运用统计、会计和数学方法，系统地测算某一时期内一国(地区、部门)的各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包括这些活动的结果，各种重要的总量指标及有关的组成要素。其次，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宏大的信息库或资料库。国民经济核算创立了一个基于大量经济分析水平之上的系统数据库，这些经济分析包括不同经济活动类型的分析、通货膨胀分析、经济结构分析、增长分析，特别是用于各国之间的比较。
3．2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改进
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基本问题
(一)发展历程纵观统计学的发展历史，我们从中得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将统计学作为知识体系的核心，还具有较为独特、清晰的发展流程。这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利用3个发展阶段概括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下文针对这三个阶段进行研究，并分析其中存在的基本问题。第一个发展阶段：在该阶段，经济学专家主要关注国民经济的重要统计指标，研究比较国家经济实力的实际发展情况。第二个发展阶段：属于国家经济核查体系的完善阶段。多数和本体系有关的部门，在分类上更加细化，使得国家经济核查体系逐渐完善。在本阶段，统计学设计思想也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进，确定核心指标，形成指标体系和国家经济行业分类体系，细化国民经济结构部分等，不断充实宏观经济分析中的科学统计体系。在科学应用统计学的基础上，优化资料配置，将社会经济危机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第三个阶段，也是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目前所处的阶段。在本阶段，在经济统计领域中，形成了微观统计与宏观统计互相促进、互相融合、不断完善的新局势，使得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迈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信息网络技术、电子商务、政府信息化、网络购物以及企业信息化等方面的发展，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独立性地位更加重要。这就要求人们要从新的社会发展途径中，深刻理解经济统计，为统计分析打好基础。一些人无法全面理解国民经济核算，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主要是只是用来说明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这无法发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分析作用。此外，国民经济核算统计在旅游业、收支分配调节、交通运输、物流、金融体系以及文化产业、科技创新等方面的统计要求都无法得到满足。
(二)欧美发达国家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多数经济学专家和统计学专家都对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进行了研究。其中经济学家、统计学法威廉•配第就对国民收入总量进行分析、统计。随后，出现了价格与需求函数关系量化分析，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完善，进而实现统计和分析这两门科学的相互融合与共同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提出了国家经济核查体系，人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充实国家经济核查体系。此后，出现了投入产出分析法与资金流量表。这些都极大了促进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推广应用和发展。
(三)中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统计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的检查与制定工作之一，在企业，乃至国家所有部门中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成为了总结与分析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是就我国目前形势而言，统计学数据等有关内容并没有获得较为深刻的利用，统计学的重要性经常被忽视。因此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要明确统计学在整个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研究方向、核心地位、知识体系中的关键所在等，并不断发展此趋势，利用措施弥补数据的不足和数据质量问题，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采取现代统计学分析法，实现统计学的独立发展，以此发展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体系。
二、结束语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发展过程中，要求以先进的数据信息技术作为数据支持，还需要强大的数据库系统以及计算机网络先进技术和统计学专家的紧密配合，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中国仍然要保留并继承优化管理、统筹兼顾的科学思想，并将其视为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管理理念。
作者：王惠单位：兖州煤业榆林能化有限公司
首先，低利率有利于借款人，不利于存款人。因为贷款买房便能够享受低利率的好处，而消费者中有条件贷款买房的首先是高收入者。而且中国的房价/收入比接近10倍，远远高于国际水平，说明有能力购房的家庭主要是国内一小部分高收入阶层和境外人士，而且其相对富有程度高于国外。正是这一小部分高收入者享受着住房抵押贷款低利率。
与此同时，大部分城市和农村收入较低的家庭非但没有享受贷款低利率的好处，反而受到存款负利率的伤害。因为他们的储蓄大多存在银行，其本金正在被负利率所吞噬。这实际上是穷人对富人的一种利息补贴。
另外，这些收入较低的家庭中有一部分等攒够了首付后将买房，但那时房价已经被当前的低利率推得很高。其结果是富人先以低价买房，穷人后以高价买房。买房自住的高收入阶层将会得益于财富效应，而买房投资的更是能够获得丰厚的现金收益。虽然粮食价格的上涨，在某种意义上缓解了过去几年城乡之间收入增长的差异，但城市房地产价格的飙升，拉大了城乡之间以及城镇中贫富阶层之间的财富差异，形成更广义上的贫富差距。这等于是穷人对小部分富人的财富转移。
无独有偶，对成品油价格的控制，实际上也是一种财政（或准财政）“济富”的行为。中国家庭汽车拥有率仅1%-2%，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例如，美国为200%）。中国有车族显然主要是高收入阶层。目前中国成品油价格不仅远低于国际水平，甚至低于人均收入低于中国的印度和汽车人均拥有率数倍于中国的泰国；且涨幅小于国际原油价格，成本自然由国家（或国企）承担。
政府对成品油价格进行控制，给一小部分有车族带来的好处远大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车族。这实际上是财政（或准财政）补贴在不同收入阶层间的逆向分配，也增加了对成品油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国际油价的上涨。国际油价的上涨又进一步挤压国内市场价格，提高了控制价格的成本。
今年以来，粮食价格的上涨增加了农民收入，但此种以食品价格上涨为主要动力的通货膨胀，对于日益恶化的贫富差距亦是雪上加霜。
其主要原因在于，低收入者的消费支出中食品所占比重大于高收入阶层，前者所面临的物价指数的上涨远高于后者。以今年8月为例，城镇CPI（消费者价格指数）与食品类价格分别同比上涨4.8%与13.1%。考虑到不同收入阶层居民消费中食品所占的比例不同，经调整后，高收入阶层居民所面临的CPI同比上涨仅2.7%，远低于城镇平均水平；而对于低收入者，CPI则上升5.7%，高于平均水平近1个百分点。
由于食品开支为城镇居民生活所必需，因此以食品价格上涨为主的通货膨胀进一步拉大了（城镇）贫富阶层实际收入的差距。对此，国家应寻求积极的应对之策。
我们在近期的宏观经济分析报告中多次强调，中国应该用市场工具和价格手段替代行政手段，以巩固宏观调控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并降低“硬着陆”风险。以上分析显示，目前中国实行的低利率和低油价政策，不仅有悖于市场原则，不能有效地调整市场，分配资源，也违背了社会公平的分配原则，加剧了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
关键词:中观化;微观化;总量调控;局部调控;方法论
传统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生活中经济活动迹象，采取的分析方法一般是总量分析。在研究经济总量关系的问题上，总量分析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现代宏观学发展今天这个规模已经有了70多年的时间，在经过各个经济学派系之间互相的渗透和影响之后形成了现代完整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并且对指导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传统宏观经济学的不足之处
传统宏观经济学因其存在着较大缺陷因此在实践效果上一直不理想，在传统宏观经济学体系中最明显的缺点有两个:一个是传统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不够稳定，没有中观层面以及微观层面的理论作为基础，因此在分析宏观调控的问题时只能分析浅层次问题，对造成问题的原因无法进行深刻的剖析。许多经济学家试图只选取几个微观个体作为整个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代表，这是极不负责任的。微观世界千差万别、千奇百怪，绝不仅仅是几个微观个体可以代表的。因此，微观世界的基础并没有被彻底地表现出来。除此之外，传统宏观经济学还存着第二个缺陷就是它的分析方法依旧是总量分析方法。总量分析方法的分析视角较为局限，过于关注一些总量指标的同时过于简单。脱离了微观基础的总量分析不可避免地出现研究面窄的问题。而在宏观经济学的数学化光环下，总量分析法显得十分科学、严密，然而获得的研究效果却每况愈下。不可忽视的是，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重点应该是微观化与现实化而不是靠数字的虚拟与空泛来堆积出虚伪的泡沫。
二、创新宏观经济分析方法的提出
在对传统宏观经济学调控的缺点进行分析之后，我们根据新的宏观经济理论提出了新的分析方法。首先，在进行宏观经济学分析之前我们要确定国民经济的运行轨道，确定四大产业之间的地位关系。其次，对能够引起经济波动的产业进行确认、分析。再次，既然明确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开始偏离轨道这个事实之后就是找到偏离轨道的原因。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对症下药，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这种新方法论的提出，在新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建立在这一方法论基础上的总量分析方法与传统宏观经济学中的总量调控思路也是截然不同的。在应对金融风暴以及经济衰退上，传统经济学的宏观调控一般采取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就是在解决经济衰退的问题时需要先找到经济衰退的源头企业才能查明原因并且加以解决。
三、创新宏观经济调控的方向探索
因此目前对总量调控以及局部调控的选择在传统宏观经济学并没有明确的说明，我们只能从表面上来观察国民经济的波动，在这个方面有着统一的认识也就是认为总需求是带来经济剧烈波动的原因之一。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这种观点在系统角度是不成立的。整个系统的紊乱往往源于子系统的紊乱，同时子系统的紊乱也造成了整个系统的不协调。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传统宏观经济学调控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原因反而去寻找子系统以及分系统的原因。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不能只解决表面问题，釜底抽薪才是解决方案。在根治经济风暴时必须要依靠两个政策工具，一个是财政侦测，这个政策用来控制政府的投资。还有一个是货币政策，用来控制货币的流通量，从而控制通货膨胀的速度，刺激人们的消费。扩大货币的流通量虽然能在短时间内扩大国民的需求，带动经济的增长，但是随着货币数量的增多，总的货币流通量会超过商品的总价值，最终会引发通货膨胀。当然，即使货币政策会引发通货膨胀，我们也不能放弃这个方案。对经济衰退不能听天由命，进行消极的态度。违背客观的经济规律进行经济干预是不对的，正确的做法是从从良调控转变为局部调控。在调控过程中可以根据每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主导消费需求不同采取相应的政策，我国的经济目前处于重工业阶段，在消费类型上主导以住房为主的消费品需求。换个角度说，无论是古典宏观经济学还是传统经济学，他们都停留以及漂浮在宏观层面，离开宏观经济学的中观以及微观基础，这两个理论就像是无根的浮萍，随着国民经济的变化而变化。人类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层面一般都是从肤浅的表面深入到深层次的探索研究，由表面的情况专业到实质的请款，由幼稚的开头到成熟的本质。一步一步走向完美、完善。在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层面，与中观层面以及微观层面的结合必不可少，被并称为宏观阶段、中观阶段以及微观阶段三个发展阶段。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宏观经济调控被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古典宏观经济学时期，而后期则过度到传统经济学时期。因此在宏观经济学调控时，不能仅仅局限于宏观层面，这回使得宏观经济调控陷入困境之中。只有中观发展才能给宏观发展带来出路。本文也在以上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与尝试，希望能够起到指引作用。而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想要达到第三个阶段，就必须督促我们的政府付出更大的努力，做大量浩繁的工作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并同时建立起坚实、系统的微观基础。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在国际经济体中站稳脚步。
作者:宫松杨 单位:西安翻译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经济学发展史上有两样东西使经济分析变得异常困难：一是货币，二是全球化。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时，简直难上加难。而糟糕的是，我们还不得不对此进行分析。
在维持了近十年接近于零的低息政策后，美联储在2015年底首次调高利率，虽然只有25个基点，但却是长期固定不变的宽松货币政策转变方向的一个信号。因为各界预期此后将会逐渐提升基点，在美国经济维持当前增速的情况下，会在接下来两年内逐步提高利率。
美联储在最近几十年里有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是“稳通胀”，这符合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通胀率高了，经济就会有过热迹象，那么就紧货币、提高利率，收一收;通胀率低了，经济可能就会有趋冷迹象，那么就松货币、降低利率，放一放。当然这同时要顾及就业目标和经济增长的情况。就业率和经济增速稳定或者走高的情况下，以通胀目标操作货币政策几乎就是美联储的常态了。
但这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所以“美联储稳步加息”这一预期还存在变数。从美国国内来看，由于油价持续下跌，经济放缓趋势不减，也可能压低通胀。而从国际上来看，尤其是近期中国经济下滑以及金融市场动荡，也有可能会压低美国的通胀率。特别是在美元对人民币表现强势的情况下，美国的通胀率可能并不会像之前预期的那样一路走高。这就可能影响美联储后续的进一步加息与否、加息幅度等决策。
这里面的逻辑并不复杂。如果全球经济持续下滑乃至疲软不振，那么美国经济也会受影响。就贸易而言，其他国家经济不振对美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也会降低，这样就会影响美国的出口行业;就资本流动而言，虽然存在资本回流到美国的可能，但并没有保证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美国可以一枝独秀，所以也可能出现资本流向其他收益更高的国家。如果出口萎缩、投资流向其他国家，那么美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目标就难以得到保障，自然也就无从谈及“稳步加息”了。
根据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的“三角理论”，一个国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换句话说，就是全球化时代，不可能同时达到“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换言之，必须择其二。这对于所有处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家都是适用的，不仅包括美国，也包括中国。
金刻羽的文章谈及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应当采用审慎的宏观政策和必要的资本管制来避免潜在的经济危机。但话说回来，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应该考虑到自身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尤其在经济增长趋缓的情况下，政府不可病急乱投医，随意伸手干预经济，毕竟中国波动，全世界也不好受。
周炳林告诉《投资者报》记者，他们对宏观经济的分析有自己独特的方法。“我们作预测时，紧跟行业面进行，也非常重视出去调研，基本上是从中观出发来分析研究宏观经济的。”
出口复苏将主导中国经济
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中，今年周炳林比较看好出口，“今年出口对GDP的贡献，可提升3个百分点左右。”
中国经济复苏路径相对于2009年，将会在2010年出现一个大的、阶段性切换，在这种政府刺激政策边际效应递减的情况下：民间投资、出口、消费等需求渐次复苏，逐步接替刺激政策弱化所减少的需求，最终形成“一减三加”的新的总需求结构。其中，出口复苏将主导2010年中国经济。
出口事实上是有一个上下反转的态势，因为2009年是负增长、对经济负向拉动，假如2010年是正增长，不仅可以弥补财政刺激边界效应递减在2010年经济当中比较负面的一个因素，而且在递减之后还令GDP有约2%以上的提高。对比不同的经济部类的增长情况，很明显今年出口和民间需求是两大非常主要的亮点，因此，2010年出口复苏将主导中国经济。
周炳林表示，外贸在这么多年之所以这么重要，实际上它有十分深刻的社会背景。特别重要的是抚养品，中国在所有大国里抚养品是最低，为39.1%。基本上1个劳动力人口负责3.1个非劳动力人口，而这在美国是0.5%以上，印度是0.6%。
基本上比较高的劳动力人口比例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当前具有庞大的生产能力，且相对于当期的国内需求是过剩的，经济总供需平衡的一个不可替代的方式事实上必须是有一定的出口的。因此，出口在经济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2009年也就是在这一块出了很大的问题，从而导致了整个链条都上不去。”
根据全年的测算，2010年GDP将增长10.8%，其中一季度最高为13.8%，主要是因为外贸的同比会出现大幅的正增长，以及投资增幅收窄幅度仍然不大，导致了一季度的数据近乎完美。
流动性将出现新动力
“当前货币政策趋向正常化，下一步将会更加收紧，预计2季度将有加息措施出台。”周炳林表示。
与2009年不同，2010年，当贷款增速放缓和结构变化时，流动性驱动将会换挡，出现新动力。
流动性来源风格转换的催化剂在于2010年刺激性金融政策将逐渐弱化，而外贸复苏、人民币重回升值轨道，引致外汇占款较2009年显著增加。
在货币创造中，2010年外汇占款增加的作用将延续2005年~2008年的历史趋势，占比将有恢复性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