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15 09:52:3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旅游社会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家庭；社会变迁；旅游社区；旅游影响；东道主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4-0096-11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4.015
在当今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系统正经历着一场巨变。旅游作为现代社会一种内含流动性的社会实践，为东道主与游客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提供了可能。东道主在与游客持续接触的过程中，较易受到来自现代世界的影响。在旅游目的地社区，作为社会单元的家庭也会发生某些形式的转变。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叙事方式[1]，家成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概念。家既是个人生活意x的中心，也是构成社区的核心要素。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由现代化理论发动的对家庭历史及其现代演变的研究热潮中，旅游地东道主家庭的社会变迁也逐渐受到关注。这一研究有助于揭示旅游现代性在目的地的影响途径和辐射效应。本文试图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检阅，梳理这一领域研究的研究流派和研究内容，以期深化关于旅游现代性问题的讨论。
1 相关研究历程
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常常将家作为研究对象，借以透视不同时空环境下的社会文化变迁。既往的旅游社会学研究者也注意到了旅游发展进程中东道主家庭所承载的社会文化内涵的变化，但其研究尺度往往放在社区及至目的地，缺少以家庭为研究对象的微观视角。因而，对于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研究实质上体现了旅游社会学与文化地理学的学科交叉。
旅游对东道主家庭的影响研究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community tourism”和“family” 或“home”为主题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进行检索1，并经人工核对，最终确定相关度较高的文献95篇。从各年度文献刊载量来看，2007年之前各年发文较为零散，2007年以后发文量有明显增加，2011年开始发文量急速增长（图1）。这些文献主要集中于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Tourism Management等主流期刊中。从英文文献高频关键词统计来看（表1），关键词较为分散，反映出相关领域研究话题较为广泛。2011年以前，家庭的旅游影响研究的关注度较高，在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等各层面都有探讨。2011年之后，研究对象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第二居所开发对旅游目的地社区的影响得到了重点关注，还出现了关于家庭客栈（homestay）的研究。同时，研究深度也不断推进，居民态度（attitude）、地方（place）、流动性（mobility）等关键词的词频都大幅度提升。2011年后的研究在理论上屡有突破，社会表征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系统论等都大量出现。
中文文献主要来源于CNKI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以“旅游”“社区”和“家庭”作为主题词对该数据库所收录的1994年至今所有的学科类别的期刊进行模糊查询，经人工筛除，得到与本文主题关联度较高的期刊论文42篇。总体来看，这一主题的文献在2002年后开始出现，2007年后增速加快，2011年后数量激增（图1）。相对于国外研究，国内研究虽起步滞后，但发展速度和阶段大体相同。文献中高频关键词集中于“参与”“民族”“影响”“乡村”（表1）。民族或乡村地区的社区旅游参与问题是核心研究内容，这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所决定的。而在不同时段，关键词演变态势有所差异。自2007年开始，“居民”“利益”“经营”“女性”等关键词关注度升高，反映出社区居民的旅游收益开始受到重视，且妇女在旅游从业中角色凸显，对家庭旅游影响的研究也更多体现在经济层面。2011年至今，该主题文献呈现出更为广泛的研究视角，如“感知”就表达了社区居民对地方社会的所持情感；而从制度层面对旅游社区增权、社区治理等问题的讨论也开始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之后，新的研究方法不断进入这一领域。如多位国内学者探索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目的地社区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进行测度分析。居民的地方感[2]、社区归属感和社区参与旅游程度[3]都作为与旅游影响感知相关的变量被引入。但综观这些研究，其主要着眼点仍放在社区层面，家庭层面的细分要素并未被明确纳入自变量。仅有个别研究者在家庭微观尺度上，测度了家庭的文化、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对社会传统风俗的影响[4]
2 相关研究流派
随着现代社会日常生活领域的扩大和内容的多样化，日常生活日益成为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Berger和Luckmann认为，日常生活的实际才是唯一最重要的社会实在[5]。他们肯定了生活世界是在日常生活中社会建构的产物，是主观和客观的结构。家作为一个微观尺度的社会单元，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成为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进化论、结构-功能论、冲突论和社会心理学说等社会变迁理论[6]的启示下，现代家庭社会变迁也逐渐形成了包括结构-功能主义、、人文主义和女性主义等不同思想流派。
2.1 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
结构功能论者试图以结构化的方式来观察不同地域的家庭社会关系。如Levi-Strauss的“亲属原子结构”[7]、Parsons的“洋葱理论”[8]，以及所提出的传统中国乡村家庭以同心圆模式为特征的差序结构[9]。20世纪60年代以来，工业化进程下传统家庭的变迁受到研究者们的普遍关注。在进化论和结构功能论混合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化理论成为解释现代家庭变迁的重要理论框架。其代表人物Goode认为，现代家庭正从传统大家庭向独立的核心家庭转化，且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与夫妇式家庭制度之间、核心家庭制度与工业化之间是相互适应的。他同时指出，工业化和家庭是两个平行的过程，均会受到社会、个人观念的变化的影响，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和其他因素都会对二者产生影响[10-11]。家庭结构的变化是现代结构-功能主义者考虑的 重点。
2.2 的研究
者认为，社会的结构性差异将引发冲突，而冲突正是社会变迁的主要路径。首先，他们将社会再生产作为家庭研究的一个突破点。在资本社会中，家庭不但是劳动力休息和繁育的场所，也成为资本支配的社会再生产空间[12]。而在更多作为“世界工厂”的发展中国家，家庭还叠加了面向外部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功能（如家庭车间），从而成为兼有社会再生产和社会生产属性的重要场所。其次，者还竭力控诉资本社会中权力所造就的不平等关系。福柯指出，在国家的规训和监督下，居民的生活成为权力的对象[13]。权力关系不再被掩盖在家的温情面纱之下，家的空间构成、表征和情感都是由权力几何学（power geometry）所决定的[14]。由此，居民家的形态和功能变迁正体现了资本权力作用的轨迹。
2.3 女性主x的研究
功能主义学者持二元论的观点，他们常常将家庭视为与外部世界相区分的和睦统一的整体。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的女性主义研究继承了的批判社会学视角，反对现代化理论将家庭现代化的历程视为固定和同一的发展模式的观点。这一派学者强调关系导向和关怀伦理，关注家庭体验的性别差异。她们认为，将家庭视为私人领域掩盖了其内部的社会不平等[15]，因而鼓励女性离开家返回到真实的政治和商业世界中[16]。家庭的多样性、不平等与冲突成为女性主义关注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还吸收了建构论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从多样性和合法性的视角对既有的单一家庭变迁模式提出挑战[17]。Stacey 认为，家庭不是一种基于生理差异而形成的制度， 而是一个意识形态与象征的社会建构[18]。由于当代家庭具有流动性和不确定特征，因而可以通过表达女性经验来重构社会。
2.4 人文主义的研究
人文主义学者重点强调的是人在场所中的情感。他们指出，理论中常常忽略了家的地方经验。他们也批判了对家的浪漫主义观念，以及对家的社会结构及地方体验之间关系的肤浅理解[16]。在Relph对地方经历、段义孚对地方感知和映像、Buttimer对生活世界、Seamon对身体经历、Ley对地方意义的理论表述中[19]，家都是一个核心概念。在他们看来，家就是由日常实践、生活经验、社会关系、记忆和情感形塑的物质和情感空间的综合体[20]。人文主义还借用社会心理学中的认同理论，说明场所环境与自我同一性的密切关联。人类需要通过适当的认同而对其环境产生有意义的意识[21]。换言之，自我认同也依赖于场所环境。由此，家庭的社会变迁也成为地方变迁的真实映射。
3 相关研究内容
20世纪70年代，一些旅游社会学者深入欧洲乡村社区，他们在观测社区所受到的旅游影响的过程中发现，东道主家庭在亲属关系、婚姻关系上、两性关系和性观念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化，由此开始了对该领域的探查[22-24]。更为全面的分析视角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旅游社区家庭就业模式、家庭收入、家庭结构、家庭控制的变化等方面的内容都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25-26]。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则迟至2000年以后才逐渐出现，研究内容基本与国外相仿，且案例地集中在一些民族旅游社区。
3.1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经济收入的变化
家庭的经济收益是其成员维持生计需要的基础。但多数学者仅仅将旅游体验和消费家庭视为劳动力繁育和休息的社会再生产场所，而忽略了其作为社会生产场所的可能。女性主义学者揭示了家庭经济对工业化历史进程的重要贡献，由此确认了家庭与工作相互依存的关系[27]。当代社区旅游的发展为女性主义的观点提供了最好的注解，东道主的家庭被改造为一个场所。因此，东道主家庭的旅游收益体现了社会生产方式的革新。
在经济落后地区，旅游常常作为一种脱贫致富的途径而受到利益相关者的认可。Tao和Wall认为，旅游是一种可持续的生计方式。虽然旅游不是脱贫的万能钥匙，但作为一种潜在的活动方式，它不仅可以使那些直接参与旅游业发展的家庭获益，也能间接提高周边其他家庭的经济收入[28]。与此相似，Loria 和Corsale认为，旅游作为一种休闲活动，已经和目的地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紧紧联系一起了。它不仅改变了当地家庭的收入结构，而且自产自销的家庭旅馆经营模式，也使得家庭成员的服务技能得到了提升[29]。而在发达地区，旅游对家庭的生计收入提高作用却并没有那么明显，更多的是起到实现地方认同和维持社会网络的作用[30]。
但是，当地居民家庭收入的提高并不代表着旅游收益的公平分配。由于教育水平的落后，很多目的地社区都是在外部力量的激励下获得旅游发展的再分配收益，但这一收益往往只占整体收益的一小部分。Kousis在希腊乡村旅游社区研究中发现，当地的土地所有权被流转到外地人手中，农民转而成为旅游从业者。外来投资者一般都会占据当地最高级别的接待设施，而当地家庭分享剩下的次级资源，且住宿设施级别越低，作为其拥有者的家庭数量也越多[25] ，并呈现出旅游资本支配下社区旅馆的金字塔等级分布。
3.2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性别地位的变化
家庭内两性关系的变化，特别是旅游对女性家庭地位转变所起的作用，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31]。这些学者深受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将旅游从业视为女性实现自身解放的一种有效途径。她们认为，现代旅游业恰为东道主在家女性提供了一个从私人领域转入公共领域的机会。女性可以通过从事旅游服务工作，将其家务技能变为职业技能，从而完成由主妇到旅游从业者的身份转化。Cone以中美洲的两位玛雅妇女为研究个案，发现她们自从事旅游服务工作后，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得到了更新[32]。另一些案例研究则肯定了合作社在乡村家庭妇女旅游就业转型和男女平权中的重要作用[33-34]，因此，东道主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不但与其参与旅游发展的程度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也与妇女组织性程度有着紧密的联系。一些学者认为，旅游带来的就业和获利机会的增加，不仅可能对家庭劳动分工造成影响，也会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35]，从而帮助她们扭转父权制社会下日渐边缘化的不利局面。在此，尽管经济资源的占有往往对两性之间的权力建构具有重要作用[36]，但也有学者认为，发生在家庭领域的女性地位和权力变化，是建立在当地文化的凝聚力和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基础上的。如在云南泸沽湖的摩梭社区，女性不但通过旅游经济收益的提升，来实现同性之间权力的代际过渡[37]，还进一步引导文化回归，使得以母系为主体的思想在摩梭社会得以新生[36]。
但是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上对于旅游的褒扬，并非是完美无瑕的。在一些文化内向性强的旅游社区，两性地位的变化只是一个调整的过程，在父权制文化传统的框架下，家庭中男女地位平等并未真正实现[38-39]。事实上，在不少民族地区，经济模式、社会结构、文化内聚力和受教育程度都是当地女性参与民族旅游发展的阻碍因素，女性的家庭地位在旅游发展后并未出现实质性转变[40]。而从女性旅游从业的内容和性质来看，性别区隔也使得东道主女性大多被定位在低职位、低报酬、缺少发展机会和临时性的旅游服务工作上[41]，这些职业在形式上类同于家务劳动。甚至东道主女性自身也成为被消费的旅游吸引物[42]，其职业从歌舞表演延伸到以为特征的性旅游上。在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性旅游业已经成为当地创汇的重要来源。从事性旅游业的青年女性多来自偏远乡村的贫困家庭，她们的收入是其整个父系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43]。尽管Herold的研究表明，多米尼加女性性工作者试图向家人隐瞒自己的职业身份[44]。但在其他地区，尤其是政府支持性旅游的地区，这些妇女是否能够获得来自其自身家庭的认可，尚未见相关论述。
大量文献将研究的着眼点集中于女性，而旅游研究中的男性缺场现象较为普遍[45]。一些研究者将旅游领域中的男性视为女性的参照物。如认为在女性当家的基础上，一些地方的男性也开始有序地提高自己的话语权，增强其对家庭的决策权力[37]；或是对两性应该共同承担家庭责任产生了共识[46]。Harrison通过对非洲不发达国家青年男性的研究发现，旅游从业导致其家庭地位和家庭控制力都得到了较大提升[47]。
3.3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结构的变化
当代旅游业发展所引发的地方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动深刻地影响着东道主家庭结构。社区参与旅游，特别是以家庭为单位参与旅游接待，带来了东道主家庭结构层级和关系空间的变化，使得东道主家庭结构逐渐从一元化向多元化[48]、扁平化向纵深化方向发展。在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看来，是结构，而非个体决定了家庭的演变方向。他们运用动态化和系统性的分析，为东道主家庭结构的变迁给予了新的注解。婚姻关系、家庭规模、生育观念、家庭教育等研究内容都与此密切相关。
婚姻礼俗和制度的变迁体现了家庭结构的变化。一方面，由经济要素主导的婚姻制度突破了既有的宗族制度对家庭形成的约束，从而使得东道主的新型家庭更好地适应了旅游发展和现代化的需要。Kousis在对希腊乡村社区的研究中发现，社区家庭旅游收益的提高使得陪嫁品的形式开始多样化。随着旅游的发展，当地的陪嫁品从实物形式逐步演化为货币、不动产甚至是产权形式[25]。而在旅游发展后的贵州西江苗寨，陪嫁品已从传统的补偿娘家财物转化为提前赠予新婚家庭以遗产[48]。王伯承和吴晓萍发现，在贵州苗寨社区旅游发展的背景下，当地居民与其他民族通婚的人数和范围正在扩大，但基于当地文化内生力量的保持，其本底的婚姻文化依旧延续[49]。对于一些具有独特婚姻制度的地区，旅游带来的冲击更为明显。在泸沽湖摩梭人社区中，当地原来以母系为主的家庭形态在旅游发展后开始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母系家庭、双系家庭和父系家庭共存；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开始在年轻一代出现；走婚对象的选择标准中也渗入了经济成分等[50]。
另一方面，游客与东道主之间出现的新的两往方式也进一步拓展了东道主社区原有的通婚范围，同时也引入了更多新的婚姻形式。游客进入东道主社会也会促使新的异往关系的形成。一些来自欧洲发达地区的女性游客往往与东道主地区的男性青年，如带有异族特征的阿拉伯青年或欠发达国家的沙滩男孩，产生所谓的浪漫旅游和友谊旅游。处于其间的当地青年男子更倾向与女游客保持长期的情侣关系，甚至期望这种关系能帮助自身实现身份认同和职业发展[44，51]。魏雷等则通过当代泸沽湖的“旅游走婚”现象对此进行了回应。她们认为，这种当地男性与外地女游客之间的“旅游走婚”行为，是当地传统走婚文化的衍生物，它有助于增当地男性的身份认同，也通过其自身的反思与抉择维系了大家庭的和谐[52]。
家庭规模和生育人口在旅游发展后出现了新的变化。层序有致的传统大家庭因为难以适应现代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变得越来越小型化。旅游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环境，妇女的初婚或初育年龄都有明显的上升，随之而来的是目的地社区平均生育率的降低和家庭规模的缩小[45]。魏雷在研究泸沽湖摩梭人旅游时也发现，旅游接待活动的家庭化、社区家庭平等分配旅游收益的现实需求，以及当地年轻夫妇生育观念受旅游影响而产生的变化，使得传统大家庭数量开始下降，核心家庭数量上升，且每个家庭人口规模也趋小[52]。
旅游的影响不仅仅是家庭规模和人口数量，也涉及到家庭中的未成年人。一般认为，旅游业的发展使得当地一些从事接待的家庭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因而未成年人辍学参与旅游接待或讲解活动的现象较为普遍[53-54]。而李星群在研究乡村微型旅游企业的经营对家庭的影响时发现，乡村旅游除了具有促进农村家庭和谐、家庭收入提高的作用外，同时也使得经营旅游业的家庭对后代的教育有更严苛的要求，“外出闯天下”成为家长们对孩子未来的期冀[55]。
3.4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屋格局的变化
旅游业向地方的渗透改变了东道主家屋格局。由于东道主在旅游接待过程中往往将住房改造为经营性场所（如家庭客栈），因而家庭旅馆建筑格局的变化成为地方旅游发展的阶段性标志[36]。在社会现代化和旅游业的双重作用下，西双版纳傣寨家屋的演变隐喻着当地家庭生计方式的变化[56]。为满足游客需求而更新家屋已日益成为目的地社区家庭客栈经营者们的共识。丽江古城居民一改传统纳西家屋中卧室不许开洞的习俗，对家庭客栈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因应着“定制的真实”（customized authenticity）[57]。广西黄洛瑶寨的民居旅馆在建筑体量、建材使用和内部格局上都进行了大胆“创新”[58]。但在地方政府等外部力量的引导下，家庭客栈建筑向传统民居的回归也可成为当地振兴旅游一条重要途径[59]。
家屋格局的变化也引发了旅游中不同主体围绕这一场所空间的权力冲突和斗争。激进的学者强烈抨击旅游资本对家屋空间的剥夺。他们认为，在现代性的谎言下，资本无孔不入，甚至侵入东道主家庭所固有的私人空间。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东道主的日常生活成为旅游商业化的对象。一方面，当地传统的好客文化已然转化为一种商业行为；另一方面，东道主的家庭生活成为了游客镜头中被凝视[60]的异域景观。受到资本权力的操控，东道主传统社会中既有的家庭成员对于家屋空间本身、社会化劳动和资源分配的控制力也被不断重组[37，52]。在这种为资本权力所建构的不平等空间关系中，作为弱势一方的东道主并不会轻易放弃对家园的捍卫。东道主自主生活空间的丧失引发了他们对旅游者和外来经营者强烈的抵制[31]。
家屋被改造为客栈，不但呈现出住宅空间属性由围合密闭的私人空间向开放性公共空间的转化，也使得住宅空间的使用者由家庭成员扩展到商铺业主和游客。在云南傣族园，家屋空间内涵的多元化促进了主客互动，从而使之成为当地居民与外部世界社会交往的重要空间[61]。而另一些居民往往因其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而或旅游设施建设而被迫迁移[62]。家的迁移直接改变了原有的住居格局。尽管便捷、方便的现代设施创造了干净、整洁的移民社区环境[63]，但这些明显带有城市环境特征的卧室社区（bedroom community）却因人口密集、公共空间狭小、传统生计活动受限、信仰空间缺失等问题，使得移民很难适应新环境[64]。
而在一些度假地，部分季节性迁入的旅游者对其第二居所进行改造，由此带来当地聚落格局的渐进变化。如度假游客往往按照自己对典型乡村的理解改建度假屋，从而改变了传统的乡村风貌[65]。这些消费力较高的季节性度假游客虽然会选择具有地方特色的目的地，但是来自原居地的环境罩却深深影响了异文化下的家的构建。风景优美、气候适宜、装修豪华、私家花园和服务一流等是这些第二居所的共有特征[66-67]。季节性旅游从业者的临时性住所则较为不同，那里只是暂时转变家屋的使用功能，并未改变其原有住房格局。在印度帕卡热姆海滨度假地，一些旅游经营者会在旅游旺季时租用当地人的家屋作为他们的店铺和临时性住所，而旅游淡季时这些房屋又会恢复为当地传统的小型家庭式椰子种植园[68]。
3.5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认同的变化
人文主义学者将家屋视为人类面向外部世界之前的第一个感知空间。他们认为，家屋功能的变化会导致人们身体经历和生活世界的变迁。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研究者们对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成员的情感认知展开了深入研究。由于家庭空间的变化既体现了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亦对空间内涵以及家庭成员的社会关系产生影响[69]，因而在外来资本和游客的冲击下，东道主对家的感知和认同正变得日益模糊。家作为记忆和情感空间的属性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
在全球流动性日益加快的当今世界里，根植于地方的家庭认同在旅游发展的背景下显得更加复杂。不管是引发东道主迁移还是身份变换，旅游发展都改变了扎根于传统地方的家庭认同感。Wang 和Wall对海南度假旅游地的研究就表明了，东道主对迁移后的卧室社区缺乏认同[64]。Domenico和Miller在乡村旅游案例研究中指出，对家庭的社会角色和生活方式的沿袭才是维持家庭认同的关键。如果因为过度的旅游发展而丢弃家庭存在感，那么业已形成的家庭认同也会因此丧失[70]。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的外迁或家屋功能的改变，也是家作为原住民“在世存有”的象征意义的抹除。一旦人失去了家的依傍，其建构世界的基准也就会随之偏移。因而，人文主义在此更强调现代性冲击下家的意义的维续。
当家庭认同感发生变化时，东道主也会主动作出调适，力图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过程中实现家庭认同与社会认同的统一。Brandth和Haugen通过对比挪威两个传统农场旅游转型的案例发现，旅游发展引起了农场主家庭身份认同的转变，从而造成其地方归属感的波动。尽管如此，由于传统生活方式所塑造的惯习以及目标游客对乡村的喜好，大多数农场主还是会通过一些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农业活动来维持对他们对农场的归属感[71]。由此看恚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策略的调整，既是对现代性适应的结果，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保留和延续[48]。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作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研究迄今已逾40年时间。研究者往往通过对一个旅游目的地的历时性分析，或以两个资源条件相似而旅游发展程度不一的社区做跨区域的横向比较展开研究设计。从国内外文献计量比较来看，国外研究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近年来对第二居所、居民态度、地方、流动性等话题的关注不断升温；国内研究自2007年以来有了较快发展，逐步向性别、旅游收益和居民感知等研究领域扩散。
20世纪70年代，受早期结构-功能主义思想的影响，研究者们大都将家视为一个易受外部因素（旅游）扰动的对象，东道主家庭的社会变迁因此也呈现出被动和机械的特征。其后的和女性主义研究者分别将家视为一个资本权力竞逐的场域或一个社会性别建构的空间，东道主家庭变迁成为解释社会权力作用机制的最佳注解。进入21世纪以后，人文主义学派的地方研究重新受到瞩目。他们倡导通过人的主观感知来认识空间。因而，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既是旅游社区中家的空间变化的结果，也改变了人们对家的情感依恋和环境感知。目前，该领域相关研究内容已涵盖了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的经济收入、性别地位、婚姻关系、家庭结构、家屋空间和家庭认同等多个方面的变化。
4.2 讨论
尽管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相关研究内容十分丰富，但其在国内外旅游研究中仍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尤其对于东道主家庭这一微观的社会地理单元还缺乏充分的关注，对东道主家庭变迁与较高尺度的社区或区域变迁的关联性也未能明确。因而，该领域研究中尚存诸多亟待改进和完善之处。
首先，从不同研究流派出发，笔者提炼出以下有待深化的研究内容：
结构-功能论强调人类被既有的（社会/空间）结构所创造，而相对忽视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对结构的调适[19]。实际上，东道主家庭往往因应旅游影响而出现再结构化的现象。如在一些度假地出现的旅游消费移民，往往与其寓居的东道主家庭产生了类亲缘关系，从而产生了主客混合型的家庭结构。因此，相关研究可以视为对结构-功能论上述缺陷的完善。
权力理论有助于剖析旅游社区中外部力量对东道主家庭内部权力重组的作用机制。但家庭外部的权力作用与其内部的权力分配之间的关联性问题，还较少见诸于既有研究中。如政府主导型与社区自主型旅游发展所形成的不同权力架构，对家庭权力配置的影响有何不同？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有助于形成内外观照的解释框架。
性别理论对于揭示东道主家庭内部分工的差异性，倡导性别权利平等具有积极的意义。可以探究东道主家庭中不同性别的成员对于旅游影响的感知程度的差异，从而了解性别建构的家庭社会空间是如何在旅游场域中发生变化的。此外，家作为一个提供安全和承载养育功能的地方，是女性的传统使用空间。对在家与离家的旅游从业女性的比较研究，可以反映其职业变化是如何影响她们对家这一场所环境的感知的。
其次，研究者将东道主家庭发生的变化归并为几个因变量，借此来分析旅游这一自变量对家庭的影响。而事实上，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程度不断加快的当代社会，旅游业只是当地家庭变迁的影响因素之一。旅游目的地社区中，个体因应现代化而进行的就业选择、当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革等，都会对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造成一定的影响。此外，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家庭结构、家庭关系都具有差异性的特征。而文化差异在东道主家庭所受旅游影响方面所起的作用却常常被忽视。如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所构建的家庭差序格局，在家庭伦理、婚育制度方面都具有不同于西方社区家庭的结构化表征。因此，未来研究中或可考虑设计一个基于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结构方程（SEM）影响模型。
再者，旅游对东道主家庭的影响研究多选择少数民族地区或欠发达地区为案例地，并将游客与东道主区分为两个具有不同属性特征的社会群体，这是与旅游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传统密切相关的。这种主客二分法容易导致研究对象的偏狭，也不便准_了解游客对东道主的家的感知。未来可将研究案例扩展至城市旅游目的地，在同类社群关系中来考察东道主家庭的变迁，从而摆脱固有的中心-边缘理论的约束。
最后，关于旅游所引发的现代性问题的讨论见诸于真实性、旅游凝视等旅游社会学的经典理论。也有学者注意到了旅游活动中对家的消费与现代性的关联[1]。然而，这些讨论都是以旅游者为出发点来展开的，对于东道主社会现代性的研究却相对忽视。事实上，旅游者与东道主共同从属于旅游现代性的架构。如果说旅游者对家的消费体现了人们对现代性好恶交织的矛盾心理（structural ambivalence of modernity）[72]，那么作为旅游消费对象的东道主家庭则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不断地被再社会化（re-socialized），从而引发当地社会文化的变迁。对于旅游现代性的判读，本文的研究为我们增添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致谢：感谢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南英博士为本文修订英文摘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地学部周尚意教授和两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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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with rapid fluidity， tourism has become a kind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 of modernity. Family studies started with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everyday life in 20th century social science. Social change of hosts’ families represents the tourism impacts on destination communities. Structural-functionalists explore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hosts’ family in social networks under tourism impacts. Marxists analyz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functions of hosts’ family from utilitarian perspective and regard home as a place with conflicts and contestations. Feminists emphasize relations and care ethics， recognizing equal rights that tourism brings to women at home. Using theories of place and identity， humanists study people’s emotional attachment to home in tourism and their identity issues.
It has been more than 40 years since researchers firstly focused on social change of host families. By comparing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s， it is found that western studies originated in 1970s， and recently there is an increasing focus on the second home， hosts’ attitude， place， fluidity and so on. Chinese studies have realized rapid development since 2007， especially on gender， tourism benefits， locals’ perspective etc. Chinese scholars generally focus on changes in family income， gender status， family structure， house structure and family identity.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ourism has direct positive influence for the increase of hosts’ family income， though with general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benefit； women’s familial status has generally been improved， although some scholars point out patriarchal restrictions on women’s involvement in tourism； the previous homogenous family structure and relations have been more diverse； hosts’ house structure and living space have also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with growing family inns， developmental migration and second homes； family identity and place attachment have been changed， with hosts’ active adaptation to both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
However， more attention still needs to be paid to family， a micro socio-geographic unit， in tourism studies， especially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most researchers assess tourism impacts on host families as a single exogenous variable. Other factors， such as family members’ migrant working or internet’s role in helping business， reform of loc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e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re overlooked. In future a SEM assessing social change of host community could be designed.
Secondly， those researchers who believe core-periphery theory， often choose minority or less-developed places as case study areas， and demarcate tourists and hosts into two social groups with different status. In future more case studies could be undertaken in urban tourist destinations， exploring local families’ change within similar social groups.
Lastly， the existing research mainly discusses tourism modernity from tourists’ perspective， ignoring hosts’ views. Studying resocialization of hosts’ families could be an important complement to this.
关键词：旅游者 地方感 文献述评
基本概念的研究
（一）地方感的概念
作为现代人文地理学地方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地方感是一种满足人们基本需要的普遍的情感联系（Tuan Y F，1974）。Tuan最早提出地方感这一术语，“地方感包括两个含义：地方固有的特性（地方性）和人们对这个地方的依附感（地方依恋）”。其中，地方性主要以某一地方的客观物质、社会功能及地方意义所展现出来，是人类与地方之间的一种情感链接，也是一种经过社会文化所改造的特殊人地关系（朱、刘博，2011）。简而言之，地方感是人将自我情感融入其所处环境并通过人-地相互作用而逐渐产生的一种反应，受到个人历史记忆、情感融入、价值观念等情感因素的影响。Steele认为地方感是人与地方相互作用的产物，是由地方产生的并由人赋予的一种体验，地方不能脱离人而独立存在（张春霞、蔡兴燕，2009）。
（二）地方感、地方认同与地方依恋
地方感以人类的主观体验为基础，其内涵涉及了某一地方本身的特征及对该地方的情感依恋与认同，而与地方感相关联系的另外两个概念是地方认同与地方依恋。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地方感、地方认同及地方依恋三概念进行了持续的研究，试图从心理层面厘清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Williams等将地方依赖（place dependence）和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看作是地方感的两个维度，地方认同是个人对地方产生的一种依恋型情感，而地方依赖则是在功能上的一种依恋。作为地方感的两大维度，地方认同与地方依恋与地方居民满意度、社区发展期望、社区发展积极性、公共设施发展支持度等因素相关（尹立杰等，2012）。Brichker等学者将地方感纳入地方依恋的一部分，将地方依恋分为地方认同、地方依赖、生活方式三个维度，而Kyle等人则将地方依恋分为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和社会联系三个维度（朱、刘博，2011）。
Scannell和Gillord提出的三维框架概念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即包括地方、人和心理过程。其中，第一个维度（地方）是指依恋的对象，包括地方社会象征、建筑特点、历史记忆、自然环境等；第二个维度（人）是指行动者，包括文化、经历、历史等群体层面和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第三个维度（心理过程）是指个人在某一地方生活或工作过程中产生的情感、认知和行为等方面。然而，Jorgensen 和Stedman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地方感是一个独立的概念，是个人对某一地方所产生的情感、认知和态度，包括地方依赖、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三个维度，其中地方依赖是个人对地方功能性特征的依赖，地方依恋是个人对地方在情感上的体现，而地方认同则是个人对地方的理性感知和认知（庄春萍、张建新，2011）。
地方感测量工具的发展与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对地方感的研究方法主要以定量研究为主，通过借鉴国外学者所使用的、比较成熟的测量量表，采用统计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量表是Williiams所开发的旅游依恋量表，包括地方依赖与地方认同两个维度，地方依赖包括10个项目，地方认同包括11个项目。也有的学者则根据个人地方依恋程度的不同，提出了不同目标群体的测量量表，包括地方熟悉感、地方归属感、地方认同感、地方依赖感和地方根深蒂固感五个维度（王世超，2011）。
Lalli的“居住城市认同量表”（Urban Identity Scale）则包括总体依恋、外部评价、承诺、熟悉感和连续性五个维度；Droseltis 和Vignoles将地方认同划分为依恋/自我扩展、地方自我一致性、环境适合三个维度；而Talen 和Shah等学者采用了地理信息系统和调查问卷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社区意象，设计了地方空间结构水平和居民的社区认同水平两个维度（庄春萍、张建新，2011）。
国内学者在地方感测量方法方面基本上是沿着西方经典思路所进行的，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修订。尹立杰等学者（2012）借鉴Williams的测量量表，将地方感划分为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并从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等影响因素入手，问卷设计包括18个项目，涉及收益影响感知和成本影响感知两个方面。许振晓等（2009）学者借鉴期望理论和地方感两个基本理论，从旅游核心社区居民地方感（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旅游发展期望（文化传承、社区发展和自我发展）、旅游感知（旅游发展获益感知、旅游发展成本感知）以及旅游发展支持度五个结构变量着手，并引入旅游发展期望值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了居民地方感对旅游发展支持度内部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苏勤和钱树伟（2012）从旅游涉入（心理涉入、文化涉入、行为涉入）、旅游吸引力（核心吸引力、添加吸引力）、旅游功能（动机实现、功能评价）、地方感、遗产保护行为、遗产保护态度六个潜变量，构建地方感结构关系模型。
可见，国内学者所采用的测量量表基本上是借鉴了西方学者的地方理论与测量量表，地方感也大多数被划分为地方认同与地方依赖两个维度，并将旅游目的地外在特征、旅游者情感认知、旅游者行为特征等潜变量引入量表，在研究方法上丰富了国内地方感理论的运用与发展。
地方感理论视角下的旅游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学者陈传康首次提出了地方文脉的概念，并将这一概念运用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规划研究中，之后范业正从旅游子资源属性和周边环境入手，将旅游目的地的文脉划分为地脉（自然构成因素）和文脉（社会人文因素）。从某种程度而言，国内学者关于地方文脉概念的提出及运用是我国最早关于地方感理论的研究与发展，对国内学术界关于旅游者地方感的研究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关于旅游者地方感理论的研究
地方感，是个人与特定地方之间的情感联系，在Tuan最早提出地方感这一术语之后，引起人类学、社会学、环境心理学及行为地理学等各个领域的极大关注。在旅游研究方面，国内学者黄向等（2006）首先将西方场所依赖（Place attachment）这一个概念及其相关理论引入中国，分析了场所和场所依赖的概念及其最新发展，首次对游憩视角下的场所依赖理论进行介绍，并讨论了场所依赖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杨念群（2004）提出要改变“村落研究取向”的观点，认为应该从“跨区域研究”的视角来促使社会史研究更加多元化，有意识地区分“地方感”和“地方性知识”两个不同的概念。陈蕴真（2007）从人文主义地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地方理论中关于人与地方关系、旅游目的地与旅游活动、地方感之间的关系，讨论了西方地方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涵义，系统地回归了西方地方理论在旅游研究中应用及其未来的研究展望。唐文跃（2008）对地方感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维度及构成要素等进行了剖析，结合中国情境构建了地方感研究框架，并在评述西方地方感研究最新进展的基础上，讨论了地方感理论在中国旅游研究中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朱等（2011）学者对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地方感等概念进行了辨析，认为地方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包括地方认同和地方依恋两个维度，而地方认同和地方依恋是两个相关但又各具特点的概念，并强调在研究中要从概念上突出地方本身的典型性和独特性，采用多种方法来研究地方感的空间特征和动态特征。
（二）关于旅游者地方感理论应用的研究
在全球化情境下，人口流动和环境破坏不断凸显，人地关系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因此地方感作为一种人类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情感联系，被广泛地运用于不同学科的研究。
唐文跃（2011）从游憩地理学和环境心理学视角出发，借鉴西方学者的测量量表对四川九寨沟旅游者的地方感及其生态环境保护态度进行测量，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旅游者地方感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指出社会人文和自然风景对旅游功能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旅游者生态环境保护态度对其地方依恋具有影响作用，并且旅游者的感知体验水平与生态环境保护态度之间成正相关关系。汪芳等（2009）学者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对旅游者的地方感认知进行调查，通过因子分析和相关分析得出旅游者地方感认知的一般规律，认为地方感涉及个人的主观认知和地方的客观特征两个方面，而旅游者的地方感认知包括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方面。张中华等（2009）学者以人文主义现象学的地方理论取向出发，以广西桂林阳朔西街旅游社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地方感理论在旅游社区应用研究中的理论价值，试图从心理、认知、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等多重视角来认识人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李九全等（2008）学者以旅游景区游客和当地居民为调查对象，从人本主义的微观认知方法角度分析了景区旅游竞争力的构成，论证了地方依附感、旅游地方感及旅游意象之间的关联性，提出了旅游景区竞争力的指标体系。
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在旅游者地方感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学术价值的专题论文和著作，对推动国内在地方理论研究与发展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地方感理论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学者已从不同视角进行了诸多的研究，为该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运用与发展提供了可能。未来的研究可以侧重于旅游目的地传统文化对地方感的差异影响、旅游开发对居民地方依恋的预测作用、旅游目的地社会变迁与地方依恋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同时在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构建适合中国旅游文化的地方感测量工具，以更深入地探索中国居民地方感形成进程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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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管理专业；教育特色构建；辽宁师范大学
我国旅游高等教育起步较晚，由于各高校类型不同，故办学定位、办学条件、学科水平也不尽相同。辽宁师范大学旅游管理专业下设在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为辽东半岛地区输送了大量的专业人才，尽管如此，在办学模式上，仍需要更多的探索与尝试来逐步完善教学体系，将规范化与个性化相结合，深入打造本专业的特色建设，本文就以下几个方面对旅游管理专业特色建设进行探讨。
一.培养目标与专业定位以区域特色为准绳
作为一所地方型、应用型本科院校，辽宁师范大学培养的是地方经济城市发展所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因此，根据旅游发展产业需求和所处旅游业区位资源及人才需求状况，并结合院系师资资源特征，旅游管理专业未来的战略发展可以定位于以下三大方向：（一）依托历史学科资源优势，基于大连地方旅游市场以及发达地区旅游文化市场的人才需求信息，继续夯实“文化旅游”方向的人才培养。（二）基于地方经济和环渤海旅游市场酒店业的的人才需求以及顺应旅游市场国际化的需求，做强“酒店管理”方向的内涵建设，培养具创新意识，有国际化视野和较强的实践技能的人才，密切与旅游市场的联系，加强与国外大学的交流合作。（三）发挥地方旅游区位优势，依据辽宁地区丰富的温泉资源的开发，以及温泉休闲度假旅游的快速发展，着力打造“温泉休闲”特色方向的人才培养。
二.课程体系特色建设
（一）优化课程结构体系，建设精品课程
优化各类课程之间的学时比例，合理改革教学内容，减少现有课程间教学内容的简单重复，课程建设上，满足学生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要求，完善学分制，灵活设置专业必修、选修和特色化课程。
（二）根据辽宁地域特色，增设相应专业选修课程
近年来，辽宁省依托丰富地热资源，温泉旅游发展迅速，已经成为旅游业发展的强劲动力。特别是提出“建设全国温泉旅游第一大省”的目标后，全省上下形成了温泉旅游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以辽阳弓长岭、营口鲅鱼圈、大连安波、鞍山汤岗子等为代表的一批温泉旅游集聚区已初具规模。依此地域背景优势与旅游业发展态势，可在专业选修课中增设SPA温泉课程、体育旅游学、休闲与游憩概论、休闲心理学等，拓宽旅游专业课程内涵，服务于地方旅游经济。
（三）依托师资力量，开设旅游专业双语课程
旅游管理专业的双语教学课程可先从专业选修课中选取某门课程进行尝试，如国际饭店业，在取得一定良好效果的基础上，再逐步推向旅游社会学、旅游文化、会展概论等选修课。在教学计划中应把双语课程安排在第三或第四学年，同时注重外语基础课学时和双语课程学时的比重。
三.实践教学特色建设
（一）拓宽实训领域，多渠道增强学生实践能力
建立校内集酒店、导游、景观、旅游规划等一体的模拟实训室，开展模拟实习，同时引进社会资源与大连区域内旅游企业合作建设生产性实训室，校内校外实训相结合，如组织学生到经营管理规范、社会知名度较好的饭店、旅行社、温泉度假村、景区进行参观、体验、学习、模拟实训等，实现教学、实践、实习真正结合，满足创建实践教学特色的需要。
（二）实习模式的完善―从“4+1+3”转变到“5+1+2”
实习模式由前4个学期在校学习各类理论课程，第5个学期到旅游企业实习，第6个学期回校继续理论课学习和毕业论文的设计的“4+1+3”模式转变为将实习安排到第6个学期的“5+1+2”实习模式，即前5个学期充分将旅游管理的专业知识传授给学生，并在校内进行基本的技能训练。第6学期校外实训，聘请校外实训基地培训人员将一些旅游管理专业技能传授给学生。实训结束后，如果感到某一方面的知识比较欠缺，还可以利用返校的最后两个学期充分学习。
（三）完善实习基地建设
建立多类型实习基地体系，景区实习平台，旅游规划实习平台，旅游体验设计实习平台等。拓展实习基地，横向应拓展景点、旅行社实习基地，可选择有代表性的景点和旅行社，在旅游旺季人员短缺时上岗实习，同时向旅游行政、教育培训机构拓宽。纵向应从操作技能实习向管理、设计与策划、培训实习等拓展。
四.师资队伍的特色建设
（一）通过校企合作，提升实践应用能力，向“双师型”发展
积极创造机会让现有的旅游专业的教师在时间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走出校园进入旅游企业进行相关的自我提升，增加实践经验，并将这些经验和知识带到教学中传授给学生。
（二）强化外语口语水平，向“双语型”发展
辽师旅游系现有的教师队伍中已有教师具备双语教学能力，但数量仍显不够，还需要加快培养双语师资。首先要整合本校资源，实现院系之间横向联合，充分利用外语系和大学外语教学部的青年教师骨干，积极培养旅游双语师资力量。
（三）加强横向联合，向“多元化”发展
可以和外校甚至是其它区域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聘请高校、旅游行业的知名专家为客座教授讲学或开办系列讲座；聘请旅游管理部门、旅游企业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担任兼职教师和实践指导教师，形成多元化的师资来源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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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践教学体系是高校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从旅游管理本科院校的实践教学实际及研究现状出发，分析问题，指出症结。就旅游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基本内涵、旅游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基本框架进行探析。从实践教学培养目标、体系内涵要素及管理机制建设三方面构筑实践教学体系。提出以培养良好职业意识与职业能力为核心的实践教学目标，建立一体化、多层次、开放式创新实践教学架构，完善管理制度，加强教学评价，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
关键词:实践教学;教学体系;旅游管理;本科
引言
不同于一般经济管理学科惯常发展路径的产业活动发展在先，然后是经验积累到研究积淀，最后开展高等教育，我国的旅游产业、旅游研究和旅游教育都是随着改革开放、现代旅游活动的兴起，在1978年同时诞生的。在产业经验匮乏、理论准备缺失、专门人才极少的情况下，1979年，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创立，首先展开了我国的旅游高等职业教育。1981年，南开大学等8所院校开始招收旅游专业本科，展开了我国的旅游专业高等教育。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旅游高等教育发展很快(见下页表)。2001年，中山大学、东北财经大学旅游管理博士学位点的招生，标志着中国旅游教育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学位层次结构的升级。2005年，我国的旅游高等院校的数量首次超过中等职业学校的数量。根据国家旅游局统计公报，到2008年末，全国共有高等旅游院校及开设旅游系(专业)的普通高等院校所810所，在校生44万人;中等职业学校965所，在校学生40.46万人。两项合计，旅游院校总数1 775所，在校学生为84.46万人 [1]。我国已建成从中等职业教育到博士后的完整培养体系，是我国发展较快、规模较大的二级学科之一。
然而，在我国旅游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层级提升的同时，却面临着尴尬局面——本科生和硕士生很难在行业中找到理想职位，博士生只能到高校任教的严峻就业形势。业界普遍认为本科生和研究生眼高手低，容易流失，难以管理 [2]。而与此相反，高职生和专科生却受到旅游企业普遍青睐，就业形式良好。一方面，伴随着产业快速发展，急需大批高素质从业人员;另一方面，由于旅游高等教育的同步发展，一般性人才已相对过剩，但创新型复合人才却供不应求。就业形势倒挂与学科建设的失效，引发了旅游高等教育界的持续反思。实践问题是其中对症结认识较为统一的看法。现行旅游高等教育包括实验教学体系在内的人才培养模式，未能很好地适应旅游业行业特征和快速发展的需要，一直沿用传统的封闭型教学模式，一定程度制约了旅游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
中国旅游业“十一五”人才规划中明确提出，旅游高等教育“要以实践为起点”或“要更加符合实践的要求” [3]。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紧缺”，应着力提高学生“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4]。同时，哲学的实践观，知识的建构性、社会性、默会性和情境性，建构主义，多元智能理论，情境学习理论等均强调实践对个体发展、知识学习的重要作用，加强实践教学体系研究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
因此，对旅游管理本科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研究是旅游管理专业教育教学研究中的重要研究课题。
一、研究内涵与研究进展
1.实践教学体系内涵。实践教学是高等学校根据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有计划地组织学生以获取感性知识，进行基本技能训练，提高实践能力，培养创新精神，增强独立工作能力和科研能力的各种教学形式的统称。实践教学体系的组成是指由低年级到高年级的所有实践教学环节，如生产劳动、专业劳动、教学实验、教学实习、科研活动、生产实习、毕业论文(设计)、社会实践等组成一个与理论教学相对独立而又密切联系的教学体系。具体研究内涵内容包括:(1)培养目标要素，将人才培养目标按照实践能力培养的客观规律进行科学分解，并形成有机整体;(2)体系内涵要素:包括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实践性学习与研究氛围、教学条件的优化与组合、深化实践教学与学生创造力开发等;(3)管理机制建设要素，包括质量保证体系、管理制度与质量评估体系与组织保证体系等。三个基本要素相互支撑、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旅游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应当围绕培养目标、建设内涵、机制保证三要素进行了实践教学体系的系统设计与建设，为创新人才培养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2.国内外研究进展与症结分析。国外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实践教学基本状况是:(1)实践教学的主要内容方面，始终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步，他们所提供的大多数实习、实训、实验能使学生很快熟悉新的领域;(2)实践教学目标:发达国家多重视以能力为本位的教育。比较典型的有以北美为主的CBE(Competency based education)模式和德国的“双元制”模式。CBE模式是一种以职业综合能力为基础，以胜任岗位要求为出发点的教学体系，这也是近年来国际上相当流行的一种教育思想;德国“双元制”模式的突出特点，一是将学习同生产紧密结合;二是有企业的广泛参与;三是各类教育形式互通;四是培训与考核相分离，使岗位证书更具权威性;(3)实践教学方案:主要依据政府或行业制定的标准来制定教学方案，同时邀请企业参与制订教学计划。美国学者还提出，实践教学方法应当由“技术性实践”向“反思性实践”转变。因为“技术性实践”难以解决综合性和复杂性的问题，而“反思性实践”则能通过对活动过程的省察，达到对素材、情景的探究和升华;(4)实践教学队伍建设:聘请教师时，国外常常把实践经验看作一项重要的条件。如德国专门颁布了《实训教师资格条例》。发达国家的旅游管理专业多加大兼职教师的比例，加强学生的实践教学;(5)实训基地建设:国外旅游院校通常拥有多形式的校内外实训基地。
同时，不少研究成果也佐证了增强实践教学与综合型人才培养的关联。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旅游管理权威期刊《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Tourism Management》上就有学者对旅游管理人才培养与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与实施等作了论述 [5～7]。近年来，旅游研究人员也有不少相关成果，如，Marnburg (2006)通过让学生模拟饭店管理层解决可能面临的伦理道德问题，对学生所做出的各种反应进行分析，以此引导课程教学与学生综合能力培养 [8];Kelner与Sanders(2009)针对旅游社会学课程提出如何将旅游融入教学中，通过形式多样的社会参与和实践教学分析如何使学生理解课程中涵盖的符号学、人际关系、文化三个旅游社会学重要维度 [9];Holmes与Papageorgiou (2009)运用澳大利亚全国统一的学生满意度调查(National Student Satisfaction Survey，NSSS)分析如何利用学生的反馈信息提高旅游管理教学质量，其中包含对实践教学的反馈信息研究，强调针对性的指导有利于创新性培养 [10];Busby 与Gibson (2010)介绍英国旅游教育界的做法，众多院校为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与竞争力，将学生派往海外进行为期一年的实践实习 [11]。
国内学者也对实践教学作了不少研究。如，王永生等(2006)指出应当建设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体系 [12];赵运林(2008)认为实践教学是地方本科院校教学改革突破口 [13];曹国新(2009)对我国旅游实践教学课程、教材和教法进行研究述评，指出开展交叉研究、实证研究、中外对比以及改善旅游实践教学的制度环境，是提升我国旅游实践教学研究的基本办法 [2];冯滨鲁等(2010)认为，高等教育应当适应区域经济发展要求，创新实践教学模式，更新观念，突出实践教学在教学活动中的地位，拓宽育人途径 [14]。唐跃工(2009)提出构建高等旅游教育开放式实验教学体系 [15]。但是发表在国内高等教育核心期刊上针对旅游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研究不多见。国内旅游研究人员对专业体系、课程设置、国际经验介绍等研究较多，这与旅游管理学科“前范式”发展阶段相吻合。但是随着产业不断发展、学科研究的深入推进，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融合以及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协调中出现各种问题。其中突出矛盾即是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薄弱，这与专业发展过程中对实践教学研究及有效性评估缺乏不无关系。
比较国内外旅游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研究与体系状况，发现目前旅游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管理制度不完善、实践教学设计形式单一、课程内实习实践教学比例偏少且流于形式、科学研究性质的实践教学内容匮乏、与行业对接性不足、实习实践基地数量不足且类型单一、缺乏有效的实践教学效果评估、不能与时俱进，未能与产业发展相契合等等制约了创新人才的培养。同时，在旅游管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教学中，国外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战略眼光与决策能力培养，而我国偏重于对理论的掌握。总之，持续优化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极为重要。
二、旅游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1.培养目标要素——建立以培养良好职业意识与职业能力为核心的实践教学目标。人才培养目标是大学教学体系中的核心要素，它既是教育理念的具体化，也是学校教学活动的行动指南。同时，人才培养目标是否实现也是先是教学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作为实践教学体系中的核心内容，实践教学目标的改革无疑是人才培养目标改革的重要内容。
职业意识是职业素质的重要内容，是职业道德、职业操守、职业行为等职业要素的总和。按照CBE模式，职业能力的内涵包括四个方面:知识(与本职相关的知识领域)、态度(动机、动力情感领域)、经验(活动的领域)、反馈(评估、评价领域)，这四个方面都能达到方构成一种专项能力。旅游管理专业教育的根本在于培养学生强烈的职业意识、职业习惯和职业能力，其中职业意识的养成是旅游管理专业教育的灵魂。只有使知识和技能紧紧依附于职业意识和职业习惯，才可以称得上是成功的教育，这些知识和技能才能够具有专业灵魂，才能够得以有效应用。实践证明，学生在学校或岗前没有养成良好的职业意识，特别是良好的服务意识，在实际工作中就容易产生思想障碍，对工作造成不良影响。研究发现，大部分旅游院校在大一和大二期间，普遍接触的还是大量基础课程教育，一般到大三才陆续接受专业课学习。学生的专业实习也一般安排的毕业前夕。这种教育体制对旅游这一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而言极不协调。改革实践教学体系安排，从学生进校即开始导入职业意识，增加学习初期阶段认识实习时间与专业课程，使学生能够更早的接触专业知识，夯实学生的专业素养。
因此，在实践教学有目的、有意识、分阶段地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意识与职业能力是实践教学的核心目标。
2.体系内涵要素—— 一体化、多层次、开放式创新实践教学。在实践教学核心目标指导下构建教学体系内涵要素，包括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实践性学习与研究氛围、教学条件的优化与组合等(见上图)。本实践教学体系融入创新思维、基于实践始于问题的创新教育理念，以培养良好职业意识与职业能力为核心，分为三个层次、四大实践教学环节。在教学安排上采用“四年不断线”模式:
三个层次分别是:第一层次针对低年级学生的知识背景，通过认知实习、课程内实训等注重让学生建立起旅游产业的系统概念，让学生掌握与专业技能紧密相关的外语、计算机、法律等通识，并通过实践训练，增强科学素养。第二层次的重点是通过专业核心课程的学习和实训，养成良好的职业意识与基本职业技能。通过课程的实验训练，了解科学基础创新的方法和过程。更重要的是，通过专业技术理论的学习，并在实践过程中构建理论体系，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进而内化为自身的素养。第三层次通过专业方向课程拓展课程段的实践训练、生产实习和毕业论文研究等综合实践环节，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体会职业知识、职业能力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应用与发挥，进而向学以致用过渡。
三层次教学经由四大实践教学环节完成:(1)课程内模拟实训: 即课程实践教学。在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上积极推进改革，采用启发式、互动式、情景式等教学手段，推行模拟情景教学，将理论知识通过模拟实训的方式加以演练，掌握基本的操作规程。通过课堂的理论教学，采用案例分析法使学生掌握基本理论知识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2)校内仿真实训:为提高学生实际动手能力，以先进的校内实习实训基地、教学设施和教学仪器为依托，加强校内仿真实训。主要包括实验性仿真与实践性仿真。前者以课程内实习实践为主，随课程教学一并进行，后者以专题模块为主，依托校内实习基地进行。基础技能训练，如旅游业口语交际实训、旅游管理信息系统操作实训，以及职业技能实训，如导游模拟、形体训练、酒店管理及技能训练、旅行社业务训练等。(3)校外实习实践:1)企业见习实训:主要是安排学生到旅游企业进行参观考察和调查研究，使学生能够了解企业的实际操作规程及实际工作情况，加深学生对行业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了解行业的动向，从而掌握行业需求。2)实习顶岗实训:实习顶岗是学生从课堂走向实践的过程，能够实现实践教学与职业岗位的有效对接，使学生在真实的职业氛围下进行职业技能操作训练，加深职业认识，同时也是培养职业素质，增强沟通能力、协作能力的一种有效途径，帮助学生为将来的工作岗位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和技能准备，缩短适应社会的时间，提高实际应用能力，为旅游行业这种实践经验需求强的行业提供充分的前期准备，从而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
3.管理机制建设要素——完善管理制度、加强教学评价、建立“双师型”队伍。结合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学校教学管理部门应当鼓励、支持实践教学改革与多种形式的实习基地建设，完善实践教学体系的管理文件，加强实践教学过程管理和质量监控，建立实践教学网站，实践教学适时信息并跟踪动态发展，交流实践教学经验和成果，形成有效的实践教学管理机制。
在旅游管理专业一体化、多层次、开放式实践教学过程中，运用全方位评价机制，包括学生自评与互评、指导教师评价、实习单位同行与顾客评价、实习单位上级评价等。通过实习报告评价、事后实践能力考核、全程式跟踪调查、实践专项答辩等方法对学生在实习时的实践效果、工作态度、钻研精神、操作水平等一系列表现进行横向考核与纵向评价，尤其是注重与国家职业资格评价标准对接的学生实际能力的考核，通过激励、导向和诊断来确保培养出真正的旅游管理专业人才。
旅游管理专业还必须以产教结合为桥梁，通过引进、培训、深造、实践等途径来打造“双师型”教师。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双师型”是高职高专教育的一种特殊要求，它与普通本科高校无关。但事实上，本科教育也需要“双师型”教师，这种需求来自于普通本科院校的办学理念的调整和改革、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迈向大众化的发展趋势、学生对应用型学科专业以及技能的求知欲。“学者型”与“实践型”兼备的“双师型”专业教师队伍是旅游管理专业教育的必然需要。因此，应当安排专业课教师定期到旅游企业参加挂职锻炼;从旅游企业引进优秀管理人员与服务人员充实到实践教学一线;聘请既有实践经验又有较高理论水平的行业专家作为兼职实习指导教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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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非政府组织；生态文明建设；环境治理
[中图分类号]x-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1 — 0052 — 02
近年来在华开展活动的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数量的增加、社会影响力的增强，使其在生态建设领域发挥的作用越来越不可忽视。对于驻华国际ENGO的研究虽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由于非政府组织理论和现象的研究还相对滞后，对于驻华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研究更是鲜有。基于驻华国际ENGO兼具环境NGO和驻华国际NGO的性质和特点，本文将从环境NGO的研究和驻华国际NGO研究两方面对学界目前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以期为驻华国际ENGO研究提供理论指导、数据支持和经验借鉴。
一、环境NGO研究情况
清华大学的NGO 研究中心成立于 1998年，开展中国NGO的立法及公共政策理论和实践研究，协助各级政府改善宏观管理。其中值得作为权威数据参考的有清华大学王名《中国NGO概况》、清华大学赵秀梅《关于北京环保非政府组织的调查分析》，这些文章都收录在王名主编的《中国NGO研究——以个案研究为中心》。〔1〕2006年，中华环保联合会公布了《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状况报告》，对中国环保NGO的发展简况、基本情况、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详细的介绍。〔2〕
王名、佟磊指出了NGO在环保领域发挥的作用，提出环保NGO发展需要良好的法律政策环境、良好的公众参与和社会资源、与政府的互信合作、社会监督和自身建设等几个必要条件，提出政府对环保NGO在加强政策环境建设的同时，要积极辅导和支持，还要鼓励公众主动参与环保NGO活动，从而实现公众监督管理。〔3〕王德新指出我国环境NGO的现状为总量和规模小、生存能力差、官方色彩浓厚、社会影响力小，并着重分析了我国环境NGO发展的法律和政策，提出了为促进环境NGO繁荣发展的较为详细的法律对策分析。〔4〕林家彬在通过对日本环境NGO的案例考察，着重提出在非营利与开展有偿服务之间寻找平衡点从而保证组织自身的自主性，并指出我国政府应当有意识的使环境NGO成为环保工作的必要补充和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应当适当给予其资金和舆论方面的支持。〔5〕
在这些研究中，缺乏对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天然优势和它在新时期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潜在价值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的研究。总的来说国内研究缺乏对中国环境NGO大框架背景的研究，同时缺乏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和个案分析。对于中国环境NGO，尤其是驻华环境NGO在中国的运作方式、活动项目等，以及与中国社会、政府、群众之间的关系，其本身的缺陷以及对中国社会、政府、群众产生的影响等关注不足。
二、在华国际NGO研究情况
（一）分类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将在华海外民间组织（包括外国非政府组织和台、港、澳等大陆境外的非政府组织）分为了四种类型：支持型、倡议型、运作型、教会性质的慈善团体，而大多数在华海外环境民间组织属于倡议型组织。〔6〕徐莹博士则参照ICNPO 体系（非营利组织国际分类），将在境内的国际NGO按照其活动领域分为了7类，分别为：教育与研究（包括文化交流）；社会服务；健康；发展与住宅；环境；宗教慈善；法律、倡导及政党。〔7〕杨青总结以往国内外的分类方法，按照我国法律法规、组织注册形式、活动领域将境外在华NGO进行重新分类，并从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角度特别关注某些有特殊背景、在特殊领域展开活动的在华国际NGO。〔8〕
（二）从整体性研究的角度
韩俊魁探讨了在中国大陆被视为另类的国际NGO的别样生存法则，首次系统研究和回答了这些组织的发展现状、合法性、与本土政府和组织的关系、公益供给等重大问题。〔9〕 徐莹指出国际NGO对中国最显著的影响存在于中国的社会领域：成熟稳健、信誉良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进入中国，必然带动中国本地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成长和发展，并促使更多的社会资源向公共服务领域集聚。〔10〕 赵黎青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看待境外NGO对中国社会各方面产生的影响，指出国际NGO有助于中国社会发展、新型社会体制建设、公共政策的改进，从另一方面讲却破坏中国稳定、助长腐败、传播西方模式和价值观念。〔11〕谭三桃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的总体情况作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回顾，着重分析了利用隐蔽方式对华产生不利影响的国际NGO的活动领域、组织方式、对策研究，并提出从源头上控制国际NGO在华设立办事处，强化纪律要求和网络监管力度。〔12〕 谢晓庆指出国际NGO在中国合法身份难以落实的原因是中国政府对国际NGO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心态和防范意识，指出政府除了要改变态度外，还应在“备案制与登记制并行的分类管理”体制下，依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类别，不同程度地降低登记门槛，以方便它们来华活动；与此同时，为避免它们的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应强化民政部门的监管能力，使其能够有效应对登记，以此加强对它们来华活动之后的动态过程监管。〔13〕
（三）从全国性研究和区域性研究的角度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胡敏运用文献分析法分析了中国发展简报的《2000 Directory of International NGOs Supporting Work in China》中120家机构的基本信息，详细展现了境外公益性民间组织在中国的全貌：境外公益性民间组织的机构信息、管理情况、在华分支机构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的作用和影响、组织在华发展战略等。〔14〕云南省2006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组就国际NGO在云南开展活动的阶段、领域和特点，指出国际NGO与当地合作的法律法规的滞后、政府分工不明确，尤其指出了NGO与党政机关合作带来的困惑和弊端。〔15〕朱建刚以珠三角的国际NGO为个案，着重于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国际NGO在中国工作的正当性考察，更加关注权力关系网络中的人在NGO与政府沟通合作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并指出国际NGO为寻求更多合作空间将自身价值积极嵌入中国意识形态中做出的努力。〔16〕
（四）从个案研究的角度
韩俊魁通过对世界宣明会在云南省永胜县十年扶贫历程的回顾，认为世界宣明会作为一个以贩灾扶贫为主要项目内容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表现出最突出的三个创新点是与中国政府的合作方式、独特的筹款模式以及培育本土NGO的实践。〔17〕宋文莉和杨慧以国际NGO参与梅里雪山国家公园雨崩景区的环境治理的个案研究为例，介绍了TNC项目与景区生态旅游发展的合作项目和成效，指出境外NGO在中国开展项目时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为活动范围受政治环境影响比较大，项目理念和对方存在差异等；并总结出国际NGO与地方政府合作要增进双方的沟通和信任，融入当地社会，用科学的理论和前瞻的目光开展项目。〔18〕郭占锋基于自身在某国际NGO任职时的经历以及在S省南部山区开展项目时所搜集的资料，重新审视境外NGO的“入场”和后续“运作”过程，呈现出境外NGO从主动方变为被动方与依附方，最终导致发展项目在实践上扭曲变形的过程，反思出国际NGO在面临中国强大的行政力量的同时难以寻求自主发展空间，而国际NGO自身的技术层面、组织层面、价值层面的问题同样值得引起重视。〔19〕
由以上研究现状可以看出对于境外在华NGO的分类、组织情况、在中国发展状况、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以及面临的问题等已经有了初步探索。而对于境外在华NGO具体如何与中国政府合作，如何融入中国地域环境，如何与中国宏观建设目标和理念相契合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
小结
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相继涌入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局限于政治管理视角和正式体制框架内解决环境问题的短视和狭隘，对于思考和解决我国的环境问题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思路。然而，作为一种非盈利的、实践性强的组织形式，驻华国际ENGO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融入实际环境，在专注环境治理的同时兼注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就会沦为带有西方价值输入特征的舶来品，难以为地方治理产生长久有效的影响。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逐步展开，除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外，在环境治理过程中，人与社会的矛盾也开始受到关注。笔者认为，对于驻华国际ENGO的研究，亟需拓展的是驻华国际ENGO怎样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适当的平衡自身特征与外部环境，在为我国环境治理机制、观念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主动融入我国的大环境，实现组织自身与中国环境治理的和谐发展。
〔参 考 文 献〕
〔1〕王名.中国 NGO 概况·中国 NGO 研究——以个案为中心〔M〕.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2000.
〔2〕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状况报告〔R〕.2006。
〔3〕王名，佟磊.NGO在环保领略内的发展及作用〔J〕.环境保护，2003，（05）.
〔4〕王德新.中国环境NGO的发展困境和路径选择.〔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3，（01）.
〔5〕林家彬.环境NGO在推进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对日本环境NGO的案例分析〔J〕.中国人力资源与环境，2002，（12）：2.
〔6〕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民间组织通论〔M〕.时事出版社，2004.
〔7〕徐莹.当代国际政治中的非政府组织〔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162-163，183-190.
〔8〕杨青.对在华外国非政府组织的分类研究〔J〕.新远见，2008，（05）.
〔9〕韩俊魁.境外在华NGO：与开放的中国同行〔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0〕徐莹.法制化、制度化之下的积极有为——国际NGO在中国〔J〕.绿叶，2011，（03）.
〔11〕赵黎青.如何看待在中国的外国非政府组织〔J〕.学习月刊，2006，（18）.
〔12〕谭三桃.国际NGO在华活动影响评价及对策〔J〕.学术论坛，2008，（07）.
〔13〕谢晓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华三十年：历史、现状与应对〔J〕.东方法学，2011，（06）.
〔14〕胡敏.境外公益性民间组织在华发展状况调研报告〔D〕.清华大学硕士论文，2004.
〔15〕马国芳.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云南的发展状况研究〔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02）.
〔16〕朱建刚.国际NGO与中国地方治理创新——以珠三角为例〔J〕.开放时代，2007，（05）.
〔17〕韩俊魁.境外在华扶贫类NGO的典型案例：世界宣明会永胜项目十年〔J〕.学会，200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