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13 09:42:33
【关键词】货币资金政策金融
一、货币资金运行(政策)的传导机制
从传导机制的角度看,货币政策是否有效、是否能够高效率地调节货币供应量以促使最终支出和名义收入等最终目标逐步达到均衡,取决于传导机制是否顺畅。所谓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从货币管理当局确定货币政策后,现实地进行操作开始,到实现其预期目的之间,所经过的各种中间环节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及其因果关系的总和。理论上,货币政策通过四条途径进行传导。下面就利率传导渠道的运作方式分析其与宏观金融效率的关系。
利率途径一贯受到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凯恩斯主义者的重视。他们认为,在一定的流动性偏好下,货币冲击通过改变资产市场的均衡,来影响消费意愿和投资支出,最后影响整个经济的产出和价格。
凯恩斯认为金融市场的所有资产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货币,另一类是债券。人们在这两类资产之间进行资产组合。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打破两者之间的均衡,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利率的相应变化使金融领域重归均衡;同时利率的变化会在真实领域里通过资本成本效应引致投资变化,再通过乘数效应导致社会总支出的更大变化,从而影响产出和价格。这一传导机制的核心就是流动性效应。
利率传导机制受到一些制约因素的影响会对宏观金融效率产生影响:
第一,利率传导渠道在经济萧条时期是低效率的。这主要是由于投资支出的利率弹性低下和流动性陷阱的存在。
第二,利率传导效果的不确定性干扰了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这主要表现在货币政策对利率的最初冲击效应和最终效应可能不一致。
第三,利率传导过程的推进受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如经济主体的预期以及由此造成的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差异;市场上存在的闲置资源的状况等。
第四,利率信息的不充分性。
第五,利率管制会扭曲和切断利率传导过程的顺利进行。
第六,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制约利率传导渠道的效率。
其传输的效率则取决于三个因素:
其一,现有资产数量的变动对总需求的影响程度。
其二,现有资产市场价格的变动对总需求波动的影响程度。一般说来,资产价值的变动程度越高、融资消费比重越大、资产价值变动的持续预期越短,资产市场价格的变动对于消费活动和总需求波动的影响就越大。
其三,资产收益率的变动对总需求波动的影响程度。首先,资产收益率和市场利率的变动会改变不同形式的投资行为。一般地,长期投资比短期投资具有更高的利率弹性,私人投资比公共投资的利率弹性高,投资活动的外源融资比内源融资的利率弹性高。其次,资产收益率和市场利率的变动会改变资产持有者和资产发行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和收入状况。
结合宏观金融效率可以看出,在资产市场上,如果融资消费大、长期投资、私人投资以外源融资所占比重较大,资产价值变动的持续预期短,货币政策通过财富渠道发挥的效率就高,反之亦然。
二、影响贷款渠道发挥作用,从而制约宏观金融效率的因素
1.金融中介体系的反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措施不能为金融中介体系所认同,那么,货币政策就未必会有效地影响到金融中介体系的贷款活动,如商业银行可通过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抵消准备金调整等货币政策的效率。
2.社会信用供给总量的结构。即银行信用供给总量和非银行信用供给总量之间的对比关系。
首先,若非银行信用供给总量在整个社会信用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大于银行信用供给总量,则试图影响银行信用供给总量的货币政策必然是低效的。
其次,如果银行信用供给总量与非银行信用供给总量存在替代关系,则非银行信用供给总量的变化会在一定程度抵消银行信用供给总量的变化,如果这种替代关系是完全充分的,则银行信用供给总量的变动就不能影响社会信用供给总量的变化,从而使货币政策无效率。
3.资金需求者的行为。只有在相当比例的资金需求者依赖于银行贷款,同时在银行紧缩贷款时难以获得其他资金来源时,货币政策的效率才会较高。如果企业寻求其他资金来源的能力增强,货币政策的效率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货币政策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进行传导,就是指货币政策能够通过特定的方式,影响到借款人的资产负债表状况,从而影响到借款人的投资活动。影响资产负债表渠道发挥作用从而制约宏观金融效率的因素主要是企业资产负债表中资产价格的波动。由于资产价格大幅上涨的内在风险对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稳定形成威胁,因此,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要格外注意对风险的调节和防范。
三、货币政策时滞与宏观金融效率
在宏观金融政策的运行过程中,一般都要经历确定调节目标、选择政策工具、筛选中介指标、调整政策工具等环节。这些环节的运行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这就是宏观金融政策的时滞。一般而言,政策时滞越短,宏观金融效率就越高。同时,货币政策效率的提高也必须以准确把握宏观金融政策时滞及其变动规律和趋势为前提。
1.时滞的多主体决策特征增大了货币政策的难度,决定时滞的因素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社会公众等诸多主体,如果调控当局无法有效把握时滞的形成规律,则货币政策效率将受到影响。
2.时滞较长且多变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效率。现实生活中,一方面宏观金融政策时滞长且易变,中央银行很难准确地预测名义国民收入水平变化趋势、时滞变化趋势和政策效果。另一方面,影响时滞的诸多因素也多处于变化之中,这也会对时滞的变化产生影响,从而影响金融政策效率。
3.不均匀、不确定的时滞分布制约了金融政策效率的提高。实际表明,金融政策时滞分布极不均匀,十分容易受到客观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变化。对于宏观当局来讲,准确地掌握货币政策措施实施后在每一个政策时距内所产生的影响、影响的力度等是十分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的行为有时不仅难以有效地抑制经济波动,反而会加剧经济波动,显然,宏观金融效率也无法提高。由此可见,尽可能缩短时滞,减少时滞变化的不确定性对于宏观金融效率的提高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当前，世界经济持续增长，中国对外贸易额连年攀升，民营企业成为了我国对外贸易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详细内容请看下文浅谈加强宏观金融调控规避国际贸易。
2007年民营经济蓝皮书数据显示，2006年～2007年，中国民营企业全年进出口总额达到3076.6亿美元，增长37.1%，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17.5%，其中出口额2139.3亿美元，占全国出口的22.1%，首次超过国有企业成为我国出口的第二大市场主体。事实上，近10年来，民营企业出口年均增长57%，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年均增长高达75%，远高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21%的年均增长速度，展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法律环境。1999年国家允许私营企业自营进出口，2004年外贸经营权的放开，2005年允许外贸个体工商户以一般纳税人身份享有出口退税权，非公经济36条及其后续措施的出台，十七大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提出新政策新要求，国家在不断清除民营企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这些统统都对民营企业发展对外贸易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支持。然而，相比较民营企业在我国对外贸易中重大的份额而言，这还远远不够，时下并没有系统的专门针对民营企业从事对外贸易而定的国家法律法规，大部分有关民营企业对外贸易的鼓励和扶持措施都只是零散分布在各种政策性文件中;许多政策举措真正实施起来都是隔着衣服挠痒，不能实际解决问题;一些地方部门出于种种原因制定土条款，设置玻璃门这就使得民营企业经常在进出口权、税收、外汇优惠、投资领域和投资资格等方面处于准国民待遇状态，在对外贸易活动中的合法权益得不到规范的指导和完善的法律保障。
【关键词】金融宏观调控 法律问题 重塑
【中图分类号】D922.28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国家调控方式的改变，金融宏观调控职能变得越来越重要，然而，当前我国在宏观调控层面虽然成绩显著，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学界和业界针对这一命题从学理性和实践操作性上都进行了不断的探讨和摸索，角度和范围涉及各个层面，研究方法也是百花齐放，但纵观现有的研究成果和探索领域，大多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入手，从法律角度进行切入并进行深层次剖析的较少，这给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研究空间。本文以金融宏观调控的法律研究现状入手，通过文献研究对我国现有的金融宏观调控的现状进行简单的梳理，接着对我国金融宏观调控中存在的法律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和解读，以期找出问题所在，最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
金融宏观调控研究现状浅层扫描
上文提到，目前对金融宏观调控研究的角度和范围较多，涉及各个学科，但大多还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入手，从法律层面进行切入的研究论著不多，没有形成一个体系，这使得金融宏观调控缺乏法律依据。在本文该部分，对目前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的研究现状从经济学角度和法学角度进行浅层次的扫描，具体如下：
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的研究。相对于从其他学科对金融宏观调控进行研究而言，从经济学角度对该命题进行研究具有先天的优势，论著较多。温阳福、吕平在《关于完善金融宏观调控问题的思考》（《金融与经济》，1995年2月）中对金融宏观调控进行了界定，并对宏观调控的主体、对象、调控目标进行了具体的解析，同时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切入探讨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的规范性和稳定性。李建军、戴应亭、陈静文在《社会融资总量与宏观金融调控》（《新疆财经》，2012年第2期）中从广义的社会融资总量和狭义的社会融资总量出发，探讨金融宏观调控的意义。曲建武在其《试论中央银行宏观调控金融市场的原则》（《中国城市金融》，1991年11期）中指出必须认真研究央行调控金融应该遵循的原则，同时，他认为，被调控者与调控者是否分离及分离的程度是衡量宏观调控机制是否健全的标志。
从法学角度进行的研究。目前从法学角度对金融宏观调控进行的研究较少，大多以质化研究为主，谢如刚在《论法律手段在宏观调控中的运用》（《南京金专学报》，1996年第3期）中对如何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李西臣的《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经济法分析》（《经济经纬》，2007年第6期）从经济法出发探讨金融宏观调控中存在的不足，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的措施。赵园园在《浅析金融宏观调控主体信用法律制度建设》（《西部法学评论》，2008年第6期）中着重对金融宏观调控主体信用法律制度建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了分析。
运用法律手段进行金融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分析
众所周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对金融宏观调控一般采用经济、行政和法律这三种手段进行调节和规范，三种手段各有特色又相辅相成。
如果仅仅采取单纯的经济市场调控，其存在的盲目性和滞后性等固有弊端就会在市场上引发一些列问题，使得经济波动，市场两端收入差距拉大，最终会导致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稳定。而行政手段是政府为保障金融市场安全健康发展采取的强制性手段，并不是解决市场矛盾的最终办法。
为了实现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法律手段就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国家通过制定计划法、投资法、税法等经济法律来保障宏观调控的奏效，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行政手段导致的经济秩序混乱的情况。当建立起完善的市场法律体系后，市场经济的发展才会有良好的秩序。用法律来规范经营者的行为，进而保护消费者的权利，避免发生扰乱经济秩序的行为。法律手段是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保障和支撑。①为了使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在市场进行经济调控的同时，必须结合运用法律手段进行调控，同时辅助以行政的强制性。所以，在宏观调控中，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实施离不开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综合效力的有效发挥。
另一方面，从市场经济发展趋势来说，法律手段在宏观调控中的运用程度，往往标志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我国采取的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定发展的必备手段，只有采取国家宏观调控，才能使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稳定市场物价，平衡市场两端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终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在我国经济的宏观调控中，经济手段不可或缺，它是实现宏观调控，调节市场的强有力保证。因此，法律手段在这三种手段中居于一个较高的层次上，如果没有法律手段的约束和规范，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效能则得不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因此，有人提出，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可见法律在金融宏观调控中的重要性。
金融宏观调控面临的法律问题
法律手段在金融宏观调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市场需要法律调控的保障，为了更好地进行法律建设，必须解决在金融宏观调控中依然存在着的诸多法律问题。
相关法律制度缺位。法律制度的缺位主要是指人民银行法和宏观调控基本法等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够完善和细化。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虽然在法令制度上已近完善，但是依然存在缺陷，如：货币政策委员会只是作为一般的咨询议事机构，对很多政策的形成没有起到强制性的影响；法律责任机制不健全，对金融宏观调控中出现的一些违规、违法行为没有明确、具体和全面的规定；央行的地位不独立，在很多方面受到国务院的制约，无法完全的实现对宏观调控进行法制化的运行。②宏观调控基本法是我国对经济调控的最基本的法律，规定了宏观调控的体系、原则、主体、决策、实施程序、法律责任、调控权力的配置等。目前宏观调控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宏观调控基本法也亟需突破，当前，我国存在的宏观调控基本法主要有《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法》和《宏观调控法》，二者虽然名称不同，但内容重合率较高。
法律制度的缺位，会使国家在进行市场经济宏观调控过程中，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无法根据法律规定约束市场行为，无法消除市场违规现象也无法保障正确的市场行为，造成一系列钻法律空档的违法行为。为了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顺利进行，必须对法律制度的缺位进行修复完善，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用以保障市场的健康发展。
金融宏观调控法治化理念不足。社会主义是在发展和摸索中前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是一波三折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缓慢，金融业发展也极度落后于发达国家，法律制度更是无法与国际接轨，在我国国家经济很长的一段发展过程中主要是以宏观调控中的直接调控为主，即过多的依赖于行政手段进行调节和干预，而以法律手段进行间接调控的模式还没有真正形成，就造成了现如今存在的金融宏观调控法治化理念不足的问题。因此提高法制理念，运用法律手段合理调控国家市场经济势在必行。
另一个方面，法制观念不足是由金融宏观调控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金融宏观调控有随机、变动的特点，这些特性使作为以稳定见长的法律不能及时而直接的进行干预，这也使法律在宏观调控当中略显滞后和作用效能的弱化，进而使金融宏观调控运用法律去调节的普及度和认知度大打折扣。
宏观调控主体公职人员行为失范。何为宏观调控主体公职人员行为失范？从法律层面简单的理解就是宏观控制权和行使权失去了法律规范的行为。上文提到，在当前，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面对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虽然针对金融宏观调控颁布了一些法律制度、法律条文，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存在，这些法律法规的完善度还相当欠缺，相对于我国飞速发展的经济而言，国家的法律规定还略显滞后，无法与国际接轨。同时，在市场经济中，一种新型制度的制定及实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不可能今日颁布新的法律条文，明天就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新的法律制度逐步实施过程中，还有可能因为法规传达不到位、行使主体不明、执行力度不够等原因，出现金融调控主体行为失范。这些失范行为的存在，使我国在金融宏观调控活动中缺乏法律规范，无法用法律规范市场行为。同时，在市场调控执行上，由于某些从业人员法律意识薄弱、职业操守不强等问题的存在，也加大了宏观调控主体失范的几率。
监管体系缺失。从以往经济发展的规律中，我们不难发现，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调控监管体系，两者是环环相扣的，如果两者在连接发展过程中出现脱节，就会使一些市场经济行为得不到监管体系的有效约束，从而造成一系列的经济问题。我国在实行经济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已经认识到完善监管体系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并先后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但是，由于我国法律手段起步晚，发展时间较短，目前的经济法律手段监管体系还处在缺失状态。
金融宏观调控制度重塑
通过上文对金融宏观调控中出现的法律问题的梳理和剖析发现金融宏观调控中法律问题的存在制约了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的有利开展，因此，在该部分，笔者会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一些解决的措施和建议，以期做到有的放矢，更好的指导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的有利、有序的开展。
确定央行作为唯一调控主体的法定地位。笔者查阅资料发现，虽然当前大部分的史料都承认中国人民银行是金融宏观调控的主体，但是也存在不同的声音，异化的声音主要包含是否应该让三会，即证监会、保监会及银监会，四大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参与进来进行统一的监管，这种声音的存在使得金融监管出现了混乱和不一致。我国目前正处于转型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个关键时刻，应有一个中心和核心点进行统一的规范和指导，参照国外发达国家和金融调控的规律，一般而言都是实行由央行进行统一的管理和调配，从长期的我国金融调控的实践性经验上来看，也应该确定央行的法定核心地位③。这并不是否定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以及三会的作用，在央行的核心法定地位明确后，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以及三会都可以作为辅助部门在央行的指导和调控下进行辅助和监管。
因此，应该加大宣传力度，强化央行作为我国金融宏观调控主体地位的思想意识，将这一意识普及化，进行由表入里的深化推进。
确保金融宏观调控的独立性。《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进行金融宏观调控，中国人民银行在金融宏观调控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是，现实生活中，中国人民银行在实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往往受到财政部及其他强势部门的制约和牵制，同时，在我国国情下，央行在国务院的领导下进行运作，其独立性也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参照国外的一些经验和他们宏观调控的发展历程，保持央行的高度独立性是十分必要的，应该将央行在金融宏观调控中的独立性运作法定，同时减少国务院一些不必要的干预，使央行的独立性运作成为可能，以便更好的开展对金融宏观调控的指导和监管。
转变调控的方式和手段。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原有的以行政手段作为调控的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于现有的经济模式和经济发展速度，因此，应逐步摆脱以行政手段直接进行调控的方式，在金融宏观调控过程中优先考虑市场性、间接性的调控方式，即以法律为主的调控方式。当然，这一模式的转变要逐步进行，不能急于推进，但是为了我国经济更加健康、快速的发展，以及金融宏观调控的有序进行，转变调控方式和手段显得极为必要和迫切
调控责任法定。当前，《中国人民银行法》中的第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条对金融宏观调控中的违法追究，责任主体限定为自然人，而不是机关，追责的形式也主要是行政处罚和法律两种，不够健全。
一般而言，金融宏观调控法律追责制度应该包含责任的主体、责任的形式、违法的行为以及归责理由等内容。责任主体除了宏观调控的机关，还包括宏观调控的实际操作人员，即公务员，对于机关，应当确定其为法律承担责任的直接主体，对于公务员，应当完善相关法律，加大违法犯罪的成本，提高他们守法的意识。④责任的形式层面，除了以上提到的两种形式外，应当根据在金融宏观调控中违法行为一时难以确定的特性，实行引咎辞职的政治性的责任。在归责的理由该层面，虽然有违反法律的规定这一理由，但不够细节化，因此应该将其逐步的充实和细化，做到有法可依。
完善金融宏观调控监管体系。中国金融经济现有的格局，也决定了中国宏观调控监管体系需深化改革与完善，以促使中国金融业健康发展，避免出现混乱现象。同时，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中成熟的监管体系，由国家政府带头主导，各个行业自己约束自己的行为，形成一套政府和行业相互协调，共同监管的体系。这样的体系，思路清晰，力度强，既能有效的提高监管效率，又能符合当今金融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完善的法律制度是金融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保障。国家对金融市场进行的宏观调控中，法律手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以及金融行业的不断创新发展，以法律约束经营者的行为，用法律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已成为市场的共识。在现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关键阶段，我们只有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解决现有法律存在的相关弊端，加快与国际金融法律接轨的步伐，重塑和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满足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需要，才能净化市场经济，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廊坊师范学院）
【注释】
①李长健：“论宏观调控与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基础”，《经济师》，2005年第5期。
②刘志云，卢炯星：“金融宏观法与金融监管法关系论”，《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③杨松：“金融调控的法律问题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6期。
【关键词】 宏观金融效率 现状 评价指标 定量分析
一、国内外学者对金融效率研究的基本状况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对经济效率的研究比较早，并且研究分析较为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富，而对金融效率的研究相对较少。对金融效率的关注源于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金融发展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逐步发展起来的，研究的重点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经过短短30年的演进，金融发展理论形成了三个有代表性的成果：一是1973年的麦金农・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学术界简称为“金融深化论”；二是20世纪90年代赫尔曼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论”；三是20世纪90年代末由中国学者提出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前两种理论对“金融效率”没有提出明确的概念，而中国的学者则对“金融效率”提出了明确的界定。
关于“金融效率”的内涵国内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王广谦（1997）认为，金融效率是指金融运作的能力；杨德勇（1999）认为，金融效率是指一国金融整体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所发挥的效率，即把金融要素（人力、物力、各类金融资产的存量和流量）的投入与国民经济运行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王振山（2000）、李木祥、钟子明、冯宗茂（2004）认为，金融效率就是资金融通的效率；白钦先（2000）认为，金融效率为金融资源在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以及金融系统的内部系统之间配置的协调度；郑旭（2005）认为，金融效率就是金融资源（货币和货币资本）的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二、金融效率内涵的认识和分析
我们认为，金融体系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金融效率也包含丰富的内容，所以在实证研究中，国内学者对金融效率涵义的不同理解是无可非议的，对金融效率作不同的分解、分成不同的层次来研究是完全必要的。由于我国学者对于金融效率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对金融效率这个概念还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考察，我们认为：金融效率是指资金融通和运用的效率。我们把金融效率划分为“宏观金融效率”和“微观金融效率”两个层次。宏观金融效率是指金融体系资金融通状况对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的促进效率；微观金融效率是指资金在微观经济主体之间的融通和运用效率。这也就是本文主张的基本内涵。按照这一思路，宏观金融效率主要包括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微观金融效率主要包括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企业的融资效率。本文将重点对国内宏观金融效率的现状进行分析和研究。
三、数据采集的相关说明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银行贷款和发行股票是企业融资的两个重要途径，图1对比了这两种渠道的比重。从1991年到2008年，除了2000年外，通过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占比都在20%以下，说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还存在一个艰难的旅程，而通过银行贷款筹集的资金在80%以上，客观说明银行贷款是国内企业尤为重要的融资渠道。鉴于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占绝对优势，在下面的分析中所用到的数据将主要以银行的数据为主。
四、宏观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金融效率的基本内涵，我们认为宏观金融效率的评价指标应该包括融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存贷比、新增贷款生产率。鉴于宏观经济学上也有这样的概念和指标，本文以下将宏观经济学上的储蓄率、投资率称为国民储蓄率、国民投资率。为了明确两者之间的区别，我们作一下说明。
1、融资率。等于新增存款/GDP，它综合反映金融体系的资金（储蓄）动员能力，表明GDP中通过金融机构转化为储蓄资金的比例。
2、储蓄投资转化率。等于资本形成总额中来源于贷款的资金/存款增加额，该指标用于近似反映整个金融体系的储蓄转化为生产领域投资的效率。
3、存贷比。等于贷款额/存款额，反映间接融资渠道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与上一个指标相比，这个指标从总体反映银行体系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
4、新增贷款生产率。等于新增GDP/新增贷款，这个指标反映每新增一个单位的贷款带来多少单位的GDP增量，反映新增贷款的生产能力。
5、私营企业获贷比。等于私营企业所获贷款额/贷款总额，它反映了在银行体系的贷款中有多大的比例流向私营企业。
以上几个指标的选取与资金的流向是一致的，分别与资金的筹集、资金的使用、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资金的流向相对应。通过量化的指标可以对宏观金融效率的现状有直观的认识，以下是我们对这些指标的考察和分析。
五、我国宏观金融效率的分析与考察
1、储蓄投资转化率。根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的计算，在1991―2008年共18年间，融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存贷比、新增贷款生产率、国民储蓄率的均值分别为20.42%、37.94%、85.66%、102.35%、42.6%，前四个指标的变化趋势则如图2所示。
（1）融资率的经济意义是一个单位的GDP中有多少单位转化为金融机构资金来源（存款），均值为20.42%的融资率意味着一个单位的GDP中有0.2042单位的GDP成为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在趋势图上，金融机构的融资率表现为在20%上下波动。与国民储蓄率的均值42.6%相比，金融机构的融资率为20.42%，表明国民储蓄中有一半是以金融机构的负债形式存在。
金融机构的一个最基本功能就是促使资金从资金供给方向需求方流动，使国民经济的运行顺畅进行，金融机构的储蓄投资转化率和存贷比是反映这一功能的指标。
（2）金融机构的储蓄投资转化率的经济意义是指每一单位的新增存款转化为多少单位的资本。资本是实体经济运行的基础，统计上包括固定资产和存货的投资，金融机构融资来的储蓄只有转化为资本，进入生产领域运行才能带来价值的增值。从图2看，该指标以37.94%为均值上下波动的变动趋势，而且其波峰和波谷与融资率恰好相反，表明每一新增的存款中，有0.3794单位转化为资本进入生产领域。
（3）存贷比的经济意义是每一单位的存款放贷出多少单位的贷款，均值为85.66%意味着一个单位的存款中放出了0.8566个单位的贷款。从经营的角度看，一元的存款最多只能贷出一元，即存贷比最多只能是100%；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应该不超过75%，因此85.66%的均值意味着存在风险。再从图2看，该指标变化很大，从1991年的近120%下降到2008年的65%左右，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这种趋势表明银行的贷款在相对下降，沉淀在银行体系的资金逐渐增加，这对于经济运行来说是一种严重的资金浪费，对金融机构来说是效率的降低。
如果我们把以上三个指标联系起来看：一个单位的GDP中，有0.426单位转化为国民储蓄，其中有0.2042单位通过金融机构转化为储蓄（存款）；在一个单位新增的存款中，有0.3794单位的存款转化为了资本，从而进入生产领域，因此通过金融机构这一途径进入生产领域的资本是0.078单位。
（4）新增贷款生产率的经济意义是每单位新增贷款能带来多少单位新增GDP，该指标反映了贷款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该指标均值为102.35%，即一单位的新增贷款能带来1.0235单位的新增GDP。相对于以上三个指标，新增贷款生产率大起大落，最高时超过了180%，最低时接近40%，但波动的幅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窄，总体的趋势与存贷比相似，呈下降的趋势。该指标九十年代的大幅波动反映出这个时期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随着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增强，其波动幅度逐渐变窄，也意味着新增贷款的生产能力趋于稳定；其下降的趋势反映新增贷款的生产能力下降。
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国民储蓄率已经超过了50%，而金融机构的融资率一直徘徊在20%上下，说明更多的资金是从非金融的渠道流向投资，反映了金融机构筹资效率的相对下降。金融机构的储蓄投资转化率的均值为37.94%，说明通过金融机构渠道进入实体经济生产领域的资金并不高。2008年65%左右的存贷比表明相当数量的资金滞留在银行系统，这与实际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经济主体缺乏资金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说明通过金融机构融通的渠道不通畅；新增贷款生产率趋于下降反映贷款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下降。这些指标表明金融的储蓄投资转化率低，从而反映出我国较低的宏观金融效率。
2、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调节应该使资金流向效率高的行业和企业。私营企业是活跃的市场主体，运行效率高，因此应该获得与贡献度相当的资金支持，这也体现了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为此本文提出私营企业获贷比指标是考察宏观金融效率的重要方面。
截至2008年末，企业法人单位495.9万个，其中私营企业359.6万个，占比72.5%；全国第二、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额为207.8万亿元，私营企业资产总额25.7万亿元，占比12.3%；全国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190.3万个，私营企业145.7万个，占76.6%，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私营企业占44.4%。
我们从表1的有关数据来看，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五种企业类型在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资产总计、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和全部从业人员人数这六个指标的合计占85%以上，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居绝对优势；在七个指标中，除了资产总计外，私营企业的其余指标都位居第一。以上的数据表明，工业私营企业的经营效率相对于其他类型企业来说是较高的，同时还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对社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我们从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来看，并不理想。根据前面的提议，私营企业获贷比的经济意义意味着每一单位贷款总额中有多少比例流向私营企业。图3是2001―2008年私营企业的获贷比例，该指标呈上升趋势，比重最高的2008年私营企业获贷比仅为1.39%，数据充分说明一个单位贷款只有0.0139单位贷款流向了私营企业，这一比重不仅在贷款总额中可谓微乎其微，而且与私营企业的社会贡献极不相称。
以上分析表明，经济效益好、运行效率高的私营企业并没有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私营企业所获得的资金支持与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是不对等的。私营企业获贷比例低也充分揭示了私营企业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融资难”的本质问题，融资难进一步制约了私营经济的发展，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我国宏观层面金融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不高。
六、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尝试性地构建了宏观金融效率的评价指标，目的在于对我国宏观金融效率的现状进行客观的定性和定量评估，以便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解决问题。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从金融的储蓄投资转化率还是从金融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来看，都反映出我国宏观金融效率低下的基本现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宏观金融效率的低下必然直接影响经济运行的效率，这对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是极为不利的。为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对宏观金融效率的分析和研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宏观金融效率的评估指标体系，进行实时跟踪、监测和研究，及时为国家宏观经济决策提供可靠的决策信息。
第二，我国是世界上高储蓄率的国家，在未来的发展中，如何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是我们面临的现实课题。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将面临着长期而艰难的考验，把希望寄托于国外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投资―出口―消费”三架马车中，选择投资拉动也仅仅是权宜之计，消费拉动内需是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重要途径。当然，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并非是单边战略措施，它必须与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就业制度等多项改革整体配套，协调推进。
第三，我国私营企业的发展逐步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对社会贡献率逐年提高，但是多年来的政策、制度设计成为私营企业健康发展的软肋，虽然多年来中小企业融资难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可是本质性问题仍未解决。因此，从社会贡献大小的角度来设计金融资源的配置政策、制度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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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审慎；系统性风险；时间维度；跨行业维度；政策工具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4－0070－04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百年未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同时也催生了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大变革。在危机后各国开展的金融监管改革大讨论中，“宏观审慎”(Macro-prudential)一词的使用日益普遍，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及相关国际组织更是将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作为新一轮金融体系改革的法律路径加以确认和推行。那么，什么是“宏观审慎”?它的内涵是什么?其作用范围及政策工具包括哪些?这些问题，既是各国制定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时必须首先厘定的政策问题，也是当前金融学研究必须破解的理论问题。本文从考察“宏观审慎”术语的起源与演进入手，对宏观审慎的涵义与特征进行分析，进而对其作用范围及政策工具进行阐述，以此参与目前国际国内正在进行的宏观审慎问题讨论。
一、“宏观审慎”的提出与演进
“宏观审慎”一词并不是次贷危机后新出现的概念。它作为一个金融术语，在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清算银行(BIS)及巴塞尔委员会的相关文献中已有记载。1979年10月，英格兰银行在向BIS某工作组提供的一份背景资料中，首次就“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作了对比说明。该文件指出：审慎监管措施主要关注于单一银行层面的稳健经营和对存款人的保护，这可被描述为银行监管的“微观审慎”方法。但这种方法需要与更广视角的审慎考虑即“宏观审慎”方法相配合。宏观审慎考虑的是市场整体而非单一银行的承受力问题。其后，“宏观审慎”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经常出现在BIS的内部文件中，如欧洲货币理事会的工作报告《衍生品市场的市场规模和宏观审慎风险衡量的相关问题》(1995)等，但并未正式进入公众视野。
就实质而论，“宏观审慎”作为一种金融监管方法而提出，其根本原因在于系统性风险的存在。在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和自由化的背景下，金融机构及金融市场的经营模式和运行特点发生了巨大变化，系统性风险日益增大，金融危机频繁发生，促使监管者从更深层次考虑金融问题的解决之道。相对于专注单一机构稳健运行的微观审慎方法，宏观审慎为监管者识别、分析、监测和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了更宽广的视角。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宏观审慎”术语不仅在BIS的一系列研究报告中被广泛运用，而且也逐渐得到IMF等国际组织的接受和采用。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2000年提出了一套关于金融体系稳健的宏观审慎指标(MPIs)，以便为推进金融部门评估计划、开展宏观审慎分析提供数据支持。
宏观审慎作为一种重要监管理念和方法被正式引入金融监管的政策框架，则是国际社会在吸取本次金融危机惨痛教训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必然选择。次贷危机的爆发及其全球蔓延，充分暴露出国际和各国金融体系的诸多缺陷，引发人们对现有金融监管体制的深刻反思，同时也促使各国政府在当前政策安排中强化了宏观审慎的地位。正如《特纳报告》所指出的，“缺乏宏观审慎监管视角，未能规定和使用宏观审慎方法应对系统性风险，是导致本次金融危机的极为重要的诱因之一”。可以说，本次金融危机的重大教训之一是，不能只关注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还必须从系统性角度防范金融风险，而宏观审慎政策正是针对系统性风险的良药。有鉴于此，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作为应对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政策举措，迅速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例如，二十国集团(G20)从伦敦峰会公报及宣言开始引入“宏观审慎”术语，在匹兹堡峰会最终会议文件中就正式采用了“宏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提法，到首尔峰会上则明确提出了制定“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要求。巴塞尔委员会推出的《巴塞尔III》则创造性地设计了若干具有宏观审慎特征的监管工具，突出体现了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覆盖”并重的改革思路。由金融稳定论坛(FSF)重构而成立的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更是通过一系列专题报告和建议文件，总结了国际和各国层面关于有效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最新进展，并为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与此同时，一些专家学者也就宏观审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开展了研究并形成了一些理论成果。可以说，在后危机时代，“宏观审慎”已成为国际金融组织、各国金融监管当局以及金融学界在金融监管改革热点讨论中普遍使用的一个术语。
二、宏观审慎的涵义与特征
虽然“宏观审慎”在本次危机背景下成为一个时髦术语，构建宏观审慎的政策框架现已成为国际金融组织热议的话题，但是，综观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什么是“宏观审慎”，目前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不同使用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不同的界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三种。
(一)BIS关于“宏观审慎方法”的定义
历史地考察，对宏观审慎问题关注最早、研究最为深入的当属BIS。早在2000年10月，时任BIS总裁的Andrew Crockett在一次演讲中对“宏观审慎”的涵义进行了这样的诠释：“宏观审慎”是宏观金融管理当局为减少金融动荡产生的金融成本、确保金融稳定，而将金融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监管的监管模式。宏观审慎方法区别于微观审慎监管，具有以下两个特征：其一，将金融系统视为一个整体加以关注，旨在降低金融衰退对宏观经济产出造成的损失。其二，注重对金融机构集体行动的监管，以识别金融系统的集合风险(内生性)。随后，BIS政策风险与研究部门负责人Claudio Borio在《构建金融监管的宏观审慎框架》的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宏观审慎监管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时间维度，即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为此，需要建立一个审慎框架，鼓励在经济增长期间建立缓冲，以降低经济衰退时的影响，充当稳定器的作用；二是跨行业维度。即关注系统内金融机构的相似的风险暴露及这些机构间的关联性。为此，应当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加强监管，以防范金融系统整体的风险。2010年2月，BIS高级官员Herv6 Hannoun在题为《迈向全球金融稳定框架》的讲话中对“宏观审慎”的定义进行了归纳。他
指出，在BIS，我们将“宏观审慎”定义为：运用审慎工具，以促进金融系统整体稳定而非单一机构的稳定为明确目标的监管方法。换句话说，宏观审慎方法关注的是相对于单一金融机构而言的金融系统的整体，并根据金融机构的集体行动来处理整体风险。
(二)FSB关于“宏观审慎政策”的定义
FSB在吸收IMF和BIS的研究成果，总结国际最新实践的基础上，将宏观审慎政策定义为这样一种政策，即主要运用审慎工具，通过(1)抑制金融失衡的积累并构建防御设施，以减弱下行的速度和强度及其对经济的影响；(2)识别和处理共同风险暴露、风险集中、关联性及相互依存度等，防止风险传染和扩散并危及整个金融体系功能的发挥，由此抑制系统性的或系统范围的金融风险，从而限制关键金融服务提供的中断可能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危害的影响范围。
(三)国内关于“宏观审慎管理”的定义
国内有学者认为，宏观审慎管理主要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初衷，将金融体系视作一个整体，研究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的联系以及金融体系内部的相互关联性，通过定性定量分析以及早期预警、宏观压力测试等手段，监测评估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识别金融风险在金融体系的跨行业、跨市场分布状况以及金融体系顺周期性对金融风险的放大，并有针对性地对监管准则、标准或指标进行调整，以期达到金融稳定并确保经济平稳发展的最终目标。
分析起来，上述三个定义虽然角度不同、表述各异，但都包含了“宏观审慎”这一概念的三个基本要素：一是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目标：二是以金融系统视为一个整体及其与实体经济的相互作用为考量范围；三是以审慎工具为主要手段对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进行识别和监控。基于此，笔者认为，“宏观审慎”是相对于“微观审慎”而言的一种监管方法，是指将金融系统视为一个整体，运用审慎工具对金融系统的整体风险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识别、监测和处置，以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累积和集中，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稳定。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虽同属于金融审慎监管的范畴。但它与微观审慎之间在监管目标、监管对象、功能作用上存在一定区别，因此具有自己的特征，其主要表现在：其一，宏观审慎的监管目标，不在于防范单一金融机构的危机，而在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从而避免其对宏观经济产出造成的损失。其二，宏观审慎关注的焦点，不在于单一金融机构的运行及风险状况。而是将金融系统视作一个整体，并从系统角度来考量系统性风险的变化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强调对整个金融系统运行的宏观风险和金融市场状况的关注。其三，宏观审慎的功能作用，不在于通过对单一金融机构的资本结构、杠杆率、大额风险暴露等的衡量和监测，以确保单一机构的稳健运行，而是运用审慎工具，从宏观层面识别、分析、监测、控制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金融机构的共同风险暴露及相互关联性等，由此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累积和集中。以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三、宏观审慎的作用范围及政策工具
研究表明，宏观审慎的重要使命在于应对系统性风险。它作为一种监管方法、一种政策视角，都须以微观审慎监管为基础，是微观审慎监管的补充，并与其他维护金融稳定的公共政策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就作用范围而言，宏观审慎监管旨在解决金融系统的两个维度的风险：一是时间维度，指风险如何随宏观经济周期变化而累积，与之相关的政策问题是如何应对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二是跨行业维度，指在给定时点上风险在金融体系中的分布，与之相关的政策问题是如何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集中。
(一)时间维度及政策工具
时间维度关注的是金融系统的风险如何随时间而演进，如何通过金融体系内的相互作用以及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被放大，有时甚至导致金融危机。因此，实施宏观审慎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降低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这里所说的顺周期性，是指金融机构的逐利行为而放大经济周期的现象。在经济上升期，随着信贷供给和投资的快速增长、杠杆和期限的错配，金融体系趋向于过高的整体风险暴露。而一旦周期逆转，经济衰退将导致大范围的金融困境，随着大量的去杠杆化、信贷供给和关键金融服务的减少，这种困境会被进一步放大。
要应对和处置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带来的风险，单纯靠微观审慎监管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从国际实践来看，要构建宏观审慎的政策框架，重点在于实施各种逆周期缓冲机制，以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累积。次贷危机爆发后，国际上已创设了一些逆周期性的政策措施，其中主要包括。
1、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巴塞尔III》规定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是利用工具的改进来度量和控制系统性风险的典型例子，比如，采取降低风险加权资产的顺周期性，以降低最低资本要求的措施；通过逆周期资本缓冲的不同形式，实施特定的宏观审慎覆盖；鼓励机构通过限制资本分配的方式进行缓冲的积累等。此外，还有永久资本留存缓冲、最低限度的杠杆比率、新的流动性标准等，也有助于抑制顺周期性。
2、用作抵押的证券保证金和扣减率。为了限制经济繁荣时的杠杆积累，降低市场低迷时的系统范围风险，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CGFS)提出了关于保证金要求与扣减率的建议，探索了多项设计保证金和扣减率的逆周期变化措施，以减轻证券融资市场中杠杆的顺周期性，并弱化随之而来的去杠杆化带来的系统性影响。
3、预期损失准备金。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等组织推出的有关贷款损失准备金的会计准则，提供了前瞻性的计算贷款损失的方法，对于抑制顺周期性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除此以外，美欧等发达国家在国内立法和政策层面也采用了一些逆周期的政策和法律措施。我国也将“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写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二五”规划。
(二)跨行业维度及政策工具
跨行业维度反映的是在特定时点内金融系统的风险分布和集中状况。由于“合成谬误”和“羊群效应”的存在，金融市场的风险具有“内生性”特征。金融机构在同一时点的共同行为，将导致金融系统的集合风险的急剧增大。这些风险既可能由系统内各金融机构的共同或相似的风险暴露而引起，也可能因机构间业务交叉而导致资产负债表之间的直接关联而引发。防范和应对这类系统性风险，无疑是宏观审慎政策的重要使命。
从跨行业维度来看，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降低系统性风险的集中，控制金融机构的相似或共同的风险暴露及机构之间的关联性，其重中之重在于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s)的监管。所谓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是指由于规模、复杂度与系统关联度，其无序破产将对更广范围内金融体系与经济活动造成严重干扰的机构。从国际实践来看，这一维度的政策工具还处在开发之中。现有的实践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强化资本与流动性监管框架。《巴塞尔III》除了提
高了单个银行的资本和流动性要求，以增强其损失吸收能力，从而减少倒闭的可能性及溢出效应之外，还规定了一些降低系统性风险集中的要求，比如，对交易及衍生品活动、复杂的证券化业务和表外资产负债表风险暴露等提出了更高的资本要求；鼓励银行采用中央交易对手进行场外衍生品交易；解决过度依赖短期批发融资导致的融资风险的流动性要求；对金融部门间的风险暴露设置了更高的资本要求，通过降低机构层面的风险。以促进解决系统性风险及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关联性等。
2、构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针对这些“大而不倒”的机构在系统性风险积累及金融体系稳定方面所具有的重要影响，一些国际组织出于宏观审慎的目的，开始着手构建专门的监管框架和标准。例如，FSB提出了关于解决其道德风险和外部风险的政策框架，并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有效处置政策建议及时间表》等，强调对有问题的机构进行有序重组或撤销，以减轻其倒闭可能对金融体系造成的影响，同时加强对这类机构的监管并及早干预，以降低其对整个金融体系的潜在影响。
3、加强场外衍生品基础设施建议。该项建议旨在通过加强场外衍生品市场改革，促进各国在履行标准化、中央清算、有组织的交易平台、向交易资料库报告场外衍生品交易等方面承诺保持国际一致性，来降低风险的传染效应。
关键词：宏观金融稳定性指数；动态组合证券理论；对角BEKK模型；熵权法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4）02-0004-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4.02.01
金融的稳定性以及建设稳定的金融体系问题，已经引起政府、金融机构、国际组织和研究者的关注。对于金融稳定性内涵的理解，国内外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早期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金融体系基本要素的正常运行和关键功能的正常发挥，最新研究的理解则从更广义的角度入手赋予了金融稳定性非常丰富的内涵。金融稳定性是一个国家的整个金融体系没有出现较大的波动，而金融作为资金媒介功能得到有效发挥，金融业本身也能保持稳定、有序、协调发展，但这并不代表任何金融机构都不会倒闭。
一、文献综述
从国外文献来看，西方学者主要从金融稳定的反面，即“金融不稳定”、“金融脆弱”等方面来展开对金融稳定及其重要性的分析。Illing and Liu（2006）利用单个压力指标与代表经济总效用的指标的绝对值进行赋权构造了加拿大每天的金融压力指数（FSI）[1]。Nelson and Perli（20
07）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3个因子，并且利用3个因子作为解释变量，和一个已知的二项危机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logit模型，得出适合的概率作为金融脆弱性指标（FFI）[2]。欧洲中央银行（2009a）通过对数标准转化和等方差加权法形成了全球金融脆弱性指数（GIFT）[3]。Blix Grimaldi（2010）基于16个金融市场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然后得到两个因子，利用logit模型构建金融压力指数（FSI）[4]。Caldarelli， Elekdag and Lall（2011）运用等方差加权法对17个指标合成了一个金融压力指数[5]。Lo Duca and Peltonen（2011）通过算数平均法和经验累积分布函数的四分位数转换为10个先进的和18个新兴的经济体构建了金融稳健性指数（FSI）[6]。
从国内文献来看，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金融脆弱性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而且从各方面对金融稳定性进行研究也逐渐展开。王明华等（2005）以宏观成本控制作为理论依据构建了关于银行的金融稳定性的评价指标体系[7]。万晓莉（2008）利用银行稳健性指数作为变量测度了中国金融的稳定性情况[8]。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2008）从宏观经济运行环境、金融机构发展状况、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以及金融风险管理四个方面对2008 年我国的金融稳定性进行了评估[9]。霍德明和刘思甸（2009）在参考欧洲中央银行宏观审慎指数基础上，构造了宏观金融稳定性评估指标体系[10]。王雪峰（2010）采用状态空间模型确定指标权重， 构造了中国金融稳定状态指数，来反映我国金融稳定状况[11]。惠康等（2010）将金融稳定性归纳为金融体系基本要素平稳运行和具有抵抗巨大冲击的能力两个维度， 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金融稳定指数[12]。何德旭等（2011）将金融稳定性归纳为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外汇风险三部分，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金融稳定指数[13]。
金融稳定的复杂性使得金融稳定不能由单一的指标表示，因此针对合成指数的构建，指标的合成方法也不同。从国外文献来看，不同的作者，合成方法也会有一定的变化。常用的方法一般分为等方差加权法，即采用标准化变量的均值、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法）[14-17]。从国内文献来看，等方差加权法、因子分析法等已经广泛运用于金融稳定性的合成当中。霍德明、刘思甸（2009）运用因子分析法合成宏观金融稳定性指数；何德旭（2011）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金融稳定指数；惠康等（2010）也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了指标；王雪峰（2010）运用状态空间模型进行指标的合成。
目前国内关于金融稳定的研究，只有少数学者对于金融稳定状况进行了数量分析。如刘锡良（2004）和王雪峰（2006）等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中国的金融安全状况进行了定量评估。蒋海等（2009）运用主观赋值和主成分分析相结合的定量方法对中国金融安全指数进行了估算。即便是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稳定报告》也只有简单的统计分析，缺乏较为严密的数量分析。有鉴于此，本文运用动态组合证券理论来构建反映中国金融状况的MFSI指数，旨在对金融稳定状况方面能够起到一定的评价作用。
二、研究方法与模型
（一）动态组合证券理论（DPT）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家马考维茨（Markowitz）1952年首次提出投资组合理论（Portfolio Theory），并进行了系统、深入和卓有成效的研究。Markowitz 的组合投资理论开创了对金融风险进行定量测度与防范的先河，是后续许多其它理论研究的基础。杨德全（1997）指出动态组合证券投资问题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受到了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两方面的重大关注[18]。
其中，国外学者Dimitrios P. Louzis .Angelos T. Vouldis
（2012）等将其运用到金融压力指数的构建当中，并且构建了希腊的金融压力指数，对于希腊债券危机的原因分析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在国内对于利用组合证券投资理论的较少[19]。
组合证券理论显示相关程度越高的证券组合，组合证券随着各证券稳定性的增强而逐渐增强；反之若相关程度较低，则各证券稳定性会降低总证券组合稳定性。本文是利用组合投资的思想，引入时间序列相关性，以此构建一个综合指数，试图反映我国的金融稳定性。模型如下：
MFSI=■（1）
其中，A=（CMS，FMOS，MES），A矩阵为三市场组成的时间序列矩阵。Ct矩阵为3×3的时间序列相关性矩阵，形式如下：
C=1 ？籽12，t ？籽13，t0 1 ？籽23，t0 0 1（2）
其中，？籽12，t表示t时刻CMS 和FMOS两系统之间的相关系数，？籽13，t表示t时刻CMS和MES两系统之间的相关系数，？籽23，t表示FMOS和MES两系统之间的相关系数。
（二）对角BEKK模型
对于动态的时间序列相关性，国内外经常使用的是由Engle and Kroner （1995）提出的MGARCH模型[20]。由Bollerslevet al（1988）可知，BEKK模型相比于其他的多元GARCH模型来说是相对简单的。对角BEKK模型即把参数矩阵定义为对角矩阵，然后进行计算[21]。即：
A=a11 a22 a33 B=b11 b22 b33（3）
它能够保证矩阵的正定性，并且使得估计系数较少。
而一般的BEKK（p，q，K）-GARCH模型为：
Ht=C*C'+■■A'kiSt-iS't-iAki+■■B'kjHt-1Bkj（4）
其中，C 是n×n的下三角矩阵，Aki、Bkj是n×n参数矩阵，p、q是滞后阶数。
对于三元对角BEKK-GARCH模型可表示为：
h11，t h12，t h13，t h21，t h22，t h23，t h31，t h32，t h33，t =c11 c22 c33 c11 c22 c33+
a11 a22 a33 ？着211，t-1 ？着1，t-1？着2，t-1 ？着1，t-1？着3，t-1？着2，t-1？着1，t-1 ？着22，t-1 ？着2，t-1？着3，t-1？着3，t-1？着1，t-1 ？着3，t-1？着2，t-1 ？着23，t-1 a11 a22 a33
？茁11 ？茁22 ？茁33 h11，t-1 h12，t-1 h13，t-1h21，t-1 h22，t-1 h23，t-1h31，t-1 h32，t-1 h33，t-1 ？茁11 ？茁22 ？茁33（5）
条件方差和条件协方差矩阵的分开形式为：
h11，t=c211+a211？着21，t-1+？茁211h11，t-1（6）
h22，t=c221+c222+a222？着22，t-1+？茁222h22，t-1 （7）
h33，t=c231+c232+c232+a233？着23，t-1+？茁233h33，t-1 （8）
h12，t=c11c22+a11a22？着1，t-1？着2，t-1+？茁11？茁22h12，t-1 （9）
h23，t=c22c33+c21c31+a33a22？着1，t-1？着2，t-1？着3，t-1+？茁33？茁22h23，t-1 （10）
h13，t=c11c33+a11a33？着1，t-1？着3，t-1+？茁11？茁33h13，t-1 （11）
其中，h12，t、h22，t、h33，t表示系统1、2、3的条件方差，h12，t、h13，t、h23，t表示两两系统之间的条件协方差。
由上面的公式可以得出两两系统之间的相关系数
？籽12，t=■（12）
？籽13，t=■（13）
？籽23，t=■（14）
由以上的三元BEKK-GARCH模型可以得到三个系统的时间序列相关性，并可用曲线直观表示出来。
（三）熵权法
对于宏观金融稳定指数指标权重的计算方法，本文将利用信息熵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信息熵理论已经广泛应用于工程、经济金融等，且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一套思路。国内外的文献表明熵权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的主要区别在于熵权法保证了变量的完整性，使得变量不会缺失。
熵权法，是指通过熵理论对项目的决策或者多个目标的决策进行赋权，是运用熵理论衍生出来的一种衡量研究对象重要性程度的方法。依据信息论的观点，衡量某一指标在指标体系中的作用是以指标相对于标准指标的变异程度作为基准，该指标的信息量就越大，其影响作用也就越大。从中得到的熵值可以测度信息量的大小，熵的减少代表信息量的增加，由此反应的金融稳定性指数包含了所有的指标，使得各系统确定了完整性，这也是本文采用熵权法对指标进行赋权的主要原因。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样本数据的选取
本文选取表1中各指标2000年1月至2010年12月的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CCER数据库）、中国经济信息网宏观月度库、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由于几个指标的数据来源难以获得，本文用EVIEWS软件插值法进行补充得到完整的序列数据。各指标均采取增长率的形式，以保持数据的平稳性。
Hyman P minsky从金融不稳定的角度阐释了收入-债务关系，而在这中间起关键作用的是银行，也同时反映了信贷增长率、不良贷款和短期资产负债比率对金融稳定的重要性[22]。Charles Goodhart和Boris Hofmann（2001）等研究表明，股票等金融资产的价格和房地产资产的价格变化能够通过资产负债效应和财富效应，在金融系统的运行、消费、投资乃至总需求中起着重要的作用[23-24]。因此，应把股价指数和房地产资产价格包涵在MFSI指数。同时，本文借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稳健指标体系，选取M2/GDP比率作为反映流动性情况的主要指标之一，这一指标值的上升可以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保持充裕流动性创造条件，但是该比重过大可能会引起通货膨胀，从而对金融稳定性造成不利影响。另外，本文借鉴国IMF（2004）[24]、Adam（2008）[25]、Miguel（2010）[26]等指标体系，选择金融企业流动负债/流动资产来表示金融机构的偿债能力（见表1）。
其中，正指标表示该基础指标越大，对于金融稳定性起到促进作用，使得金融稳定性指数越高；反之，逆指标表示该基础指标越大，对于金融稳定性起到抑制作用，使得金融稳定性指数越低。
（二）MFSI的三个子系统的确定
运用matlab软件，利用熵权法可得到三个子系统的权重（见表2）。
（三）依据计量经济学的对角BEKK-GARCH模型可以得到时间序列相关性估计的结果（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CMS和FMOS两者之间一直在0与-0.01之间变动，说明两者之间的相关性随着时间的变化，没有出现大的变动。FMOS和MES之间在97点之前在0周围上下小幅波动，在97点之后就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变动。CMS和MES之间则从一开始就表现了比较大的波动，而且是在0.02的周围较大幅度的波动。
（四）中国宏观金融稳定性指数的度量结果
由动态组合证券理论可得到中国宏观金融稳定性指数（见图2）。
从整体来看，2000—2010年MFSI指数呈现稳步增长，中国的宏观金融稳定性呈现良好态势。
分时期来看，2000—2006年中期，宏观金融稳定指数MFSI呈波动上升趋势，我国的金融稳定性逐渐提高。究其原因，发现该时期金融市场、宏观经济子系统都是呈上升趋势，唯有资本流动性市场出现了波动性，并在2002年中期到2003年末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降，这也就导致了MFSI在这段时间的波动性。但从整体来说，在这段时间，无论宏观经济系统还是金融市场系统整体都是上升的，这也使得拉动上升力超过了资本流动性的下降力，从而使得宏观金融稳定性指数提高。
2006年末到2007年中期，宏观金融稳定性指数MFSI是下降的。这段时期资本流动性下降，宏观经济系统也呈现下降趋势，而金融市场操作系统呈现上升趋势。在2006年初，中国的GDP达到了9%，且CPI也在2%以上，人们开始大量投资金融市场，这也就导致了金融市场的上升。但此时宏观经济下降的势头超过了金融市场操作上升的势头，因此宏观金融稳定性指数还是下降的。
2007年末到2008年末，宏观金融稳定性指数呈现下降趋势。宏观经济下降的趋势主要是2007年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力度较大，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6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造成金融稳健性下降。
2009年初到2010年初，宏观金融稳定性指数先是呈现上升趋势然后又回落。由此表明，我国此时金融稳定性出现了反弹，然后又下降了。总体来看，2009年是我国金融稳定性较好的时期，主要是在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救助下，宏观经济系统和金融市场操作系统都出现了上升的趋势，同时拉动MFSI指数上升。但在后期，随着政府救助的减弱，三个子系统又同时出现了下降趋势，MFSI指数也下降。
2010年，MFSI基本呈现下降趋势。2010年以来，由于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大量信贷的投放使得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水平呈下降趋势；同时美欧日相继出台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全球货币条件总体相当宽松，大量资金流入经济增长较快的新兴经济体，因此，2010年我国物价指数持续上升，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从而导致宏观经济和资本流动性稳健性下降，同时金融市场操作稳健性还没有完全恢复，又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也使得稳健性降低，由此导致MFSI指数下降。
四、结论
本文运用熵权法和对角BEKK模型相结合的动态组合证券理论构建的MFSI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度量了中国的宏观金融稳定状况，并对我国的金融稳定性进行了分析，说明了三个系统对于宏观金融稳定性指数的影响，克服了传统对指标赋权的静态化，并且说明动态组合证券理论不仅适用于外国的金融压力指数而且适用于中国的金融稳健性状况，同时证明了宏观经济对金融稳定性的影响。
但是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深入与改进的地方，在应用GARCH模型进行动态时间序列相关估计时，是使用的要求估计量最小的对角BEKK-GARCH模型，并且残差假定服从正态分布，这样使得方法不能满足一般性，因此还需要其他的GARCH模型来更精确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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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加速器；信贷市场；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波动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12-0030-04
一、引言
理解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是经济学领域的重要任务。传统经济中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RBC模型）和凯恩斯的IS-LM模型是分析该问题的两个经典框架。这二者都以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也称MM定理）为基础和前提，即承认在无摩擦的市场环境中，企业资本结构和市场价值无关。但是现实中的金融市场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而且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又会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米什金，1999）。MM定理虽然在分析企业融资结构时树立了一个标杆，但是由于假设条件和现实相差较大，所以只能看作是对现实的高度抽象，无法解释现实。另外以两类经典分析框架为首的宏观经济理论，都只考虑技术和价格以及工资粘性的调整等实际变量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从未把信贷市场等金融因素考虑在内。但是从亚洲金融危机到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都使我们认识到，金融市场对宏观经济影响越来越明显，金融因素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有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每一次理论遇到现实的挑战都可以推动理论的前进。1933年费雪在解释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原因时，首次将金融因素考虑进来，提出了“债务—紧缩理论”。半个多世纪后，以“债务—紧缩理论”为思想源头，伯南克（Bernanke）发现金融系统的崩溃才是决定大萧条的深度和持续性的关键因素，并且真实融资成本上升和银行信贷紧缩等因素导致当时的经济下滑并转变成长期的经济萧条。在厘清“金融危机信用成本上升真实产出持续下滑”的微观机理后，伯南克和戈特勒等人将金融摩擦纳入到经济周期波动的一般分析框架，提出了“金融加速器” 理论。本文梳理了金融加速器理论在国内外的应用研究文献，以期对后续研究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二、金融加速器的作用机制
（一）金融加速器的概念
简单来说，金融加速器将金融市场或者信贷市场看作是一个加速装置，经济中的一个微小冲击，例如技术的更新、企业财务状况的变化等，经过这个加速装置能够对宏观经济造成重大影响，甚至有可能演化成经济危机，或者说是指“信贷市场或者金融市场本身能够将初始的经济冲击放大和加强的效应”。由此可见，一方面企业自身微观经济指标的变化可以对宏观经济造成冲击，现实中金融市场不完美，即金融摩擦的存在又会使这种冲击放大和加强。从这个角度看，金融加速器概念提供了人们认识微观经济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的途径，也搭建了分析虚拟经济对于实体经济形成冲击的桥梁。
（二）金融加速器的作用机制
作为金融市场上的金融中介，贷款人并不拥有信息优势，人在谋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会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在借款者和贷款者之间会增加成本、降低效率。在金融市场上，借款人即人指企业，贷款人即委托人指银行。银行在对企业进行贷款时常常要求企业进行抵押贷款，以保障其还款能力，而企业进行抵押时通常和自身资产负债情况有关系，若外来冲击影响到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继而会影响到企业在金融市场上的外部融资，并且这种影响有可能会具有乘数效应，最后对宏观经济造成极大冲击。现实中的金融市场条件瞬息万变，错综复杂，又加剧了这种不对称性，也加大了企业外部融资时的成本。
金融加速器理论假设企业存在外部融资溢价。所谓外部融资溢价，即是指企业进行外部融资时的成本和使用企业内部资金时的机会成本之间的差额，即外部融资成本和内部融资成本之差。企业在进行项目投资时通常需要从银行贷款，即进行外部融资，而企业债务在没有完全被担保的情况下，外部融资成本大于内部融资成本，即外部融资溢价大于零，并且企业外部融资所占份额越大，外部融资溢价越大。若外部融资总额固定，则外部融资溢价和企业净资产（企业资产减去负债）呈负相关变化（伯南克等，1996）。这是因为企业净资产越低，企业越需要从外部进行融资，但是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导致贷款人对企业信任度降低，导致企业借款时的成本加大。反之影响机制则相反。可见，外部融资溢价是理解金融加速器作用机制的关键渠道。外来的经济冲击通常会影响到企业净资产的变化，所以会有以下传导机制：外来经济冲击企业净资产的变化外部融资溢价企业的外部融资规模企业生产和资产价格的变动企业净资产的变化。至于从微观到宏观的作用机制，可以理解为：当经济繁荣时，企业资产净值增加，外部融资溢价下降，更容易获得外部借款，从而得到资金以扩大生产，继续推动经济繁荣；反之，当经济衰退时，企业净资产减少，此时外部融资溢价上升，企业从外部获得贷款的成本也增加，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也加剧了经济的下滑。
金融加速器理论所描述的初始冲击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一般认为在经济衰退时期作用更明显，因为经济繁荣时企业利润增多，资产净值增加，企业会用更多的自有资金即内部资本来代替外部融资，使得金融加速器作用减弱。但是在经济衰退时，企业资产净值减少，更需要外部融资来支撑企业进行生产，金融加速器作用增强，并且企业外部融资困难更加剧了严峻的经济形势。另外，小企业相比较大企业来说更能够体现金融加速器效应，因为大企业一般自有资金较充实，在经济下滑时有可能不需要外部融资就有能力抵御风险，但是小企业在信贷市场上不占有资金优势并缺乏融资渠道，当经济衰退来临时，只能降低产量、减少存货，加剧经济衰退，严峻的经济形势又会使小企业雪上加霜。
三、国外关于金融加速器的研究
关于金融加速器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检验。韦尔默朗（Philip Vermeulen，2000）选取企业财务状况和企业投资为变量，用企业流动负债率、资产负债率、利息覆盖率和流动比率为指标来衡量企业财务状况，利用1983—1997年的数据，运用广义矩阵估计方法（GMM）检验了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德国4个国家的金融加速器存在性。结论认为，企业财务状况对于企业投资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企业财务状况越差，对企业投资影响越大，使经济衰退加剧，经济波动又反过来影响小企业的投资状况。这篇文献很好地检验了金融加速器传导机制的非对称性。福永一郎（Ichiro Fukunaga，2002）检验了金融加速器机制在日本的存在性。他们运用日本的数据模拟了货币政策冲击、技术冲击和需求冲击，并在模型中引入了一个泡沫过程，经过研究发现在金融加速器存在的情况下，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会导致国内投资明显下降，这种波动会持续很长时间才能回到平稳状态。
关于金融加速器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作用。吉尔克里斯特等（Gilchrist等，2002）把金融加速器原理运用到欧元区，建立了基于两国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发现同一国模型相比，金融加速器机制效应更强，并且当外向经济冲击发生时，受影响的国家经济波动趋向一致。这项研究的意义是，使金融市场的摩擦为统一货币区的不对称冲击提供了重要的国别间传导渠道。随后，吉尔克里斯特（2003）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上述模型中引入金融摩擦因素，并根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情况对各自的金融摩擦效应进行了校准，发现信息不对称现象在发展中国家更加严重，金融摩擦效应也越强①。格特勒等（Gertler等，2007）结合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的经历，在金融加速器原理的基础上建立了小型开放经济的模型来研究汇率制度和金融加速器机制的关系，在用数据对模型进行模拟后发现同浮动汇率制度相比，固定汇率会加剧金融危机。
关于金融加速器在不同行业中的应用。青木等（Aoki等，2004）将BGG模型引入了房地产经济中，以英国房地产市场为例，从金融加速器角度研究了房价对于实体经济波动的影响和冲击。在该模型中，住房既是消费者的居住场所，也可以作为信贷市场上借款者进行借贷时的抵押品。房地产价格越高，抵押者在进行外部融资时成本就越低，而这一关系可以使金融加速器效应放大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从而对房地产投资、住房价格和消费都产生较强冲击，继而对宏观经济波动造成重大影响。
四、国内关于金融加速器的研究
（一）金融信贷及货币政策研究
金融加速器主要分析金融市场（主要是信贷市场）的不完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而信贷市场是货币政策作用于宏观经济的渠道之一，所以金融加速器理论被应用于金融信贷及货币政策的研究比较多。
1. 早期的单纯信贷研究。杜清源和龚六堂（2005）将“金融加速器” 引入RBC的理论框架，并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来分析技术冲击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将模拟出来的结果和传统的RBC理论中数值模拟的结果进行对比，发现金融加速器的存在加大了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并且极小波动有可能对经济带来极大的影响。在此篇论文中，作者完全去掉原BGG模型中关于价格粘性的假设，这可以说是对金融加速器理论基础分析框架的改善。
2. 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机制研究。何德旭和张捷（2010）从金融加速器的视角对金融危机中各国中央银行的做法进行了反思，认为后危机时代的货币政策更应该关注资产泡沫和通胀风险，央行应该把货币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并且应坚持灵活的资产价格的货币政策应对规则。汪川等（2011）在 金融加速器模型中讨论了信贷市场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分析了货币政策的冲击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最后得出货币政策可以通过信贷渠道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整体波动性的结论。
货币政策一方面通过影响金融市场上货币供给总量，来影响宏观经济总产出和投资水平，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的改变导致市场上信贷利率的变化，这会影响到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和自身资产结构。如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企业自身利润率的下降和信贷市场利率上升都会导致企业资产缩水，而企业从银行贷款时要用自有资产进行抵押，抵押物价值缩水导致企业可获得的贷款减少，投资减少，使经济衰退加剧。所以从金融加速器理论的角度来讲，在讨论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时不仅要考虑其影响经济的变动，还要考虑到货币政策可能带来的进一步的扩张和收缩效应。
（二）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
金融加速器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与普通企业相比大同小异，但是由于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以及实体经济紧密相连，从而可能导致更大风险。金融加速器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作用机理大致如下：当正向的技术冲击发生时，技术进步使得经济增长加速，以房地产价格为代表的资本品价格会随之上升，这样房价的上升会使企业外部融资能力增强②，企业可以获得更多贷款进行生产和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反之作用机制则相反。
崔光灿（2006）以房地产价格的变化为对象研究资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在BGG模型基础上，运用包含金融加速器的两部门动态宏观经济学模型，考察了资产价格波动对经济稳定影响的金融加速器效应。黄静（2010）在对我国近十年房地产价格上涨和银行信贷数据分析基础上，利用DCC—MGARCH动态相关性分析、脉冲响应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方法，对我国房地产价格、信贷和房地产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证明了房地产价格的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存在性。另外，武康平和胡谍（2011）也验证了我国的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确存在明显的加速器作用。可见，我国房地产市场中存在金融加速器作用已得到学界共识，但是对于如何防范这种由金融加速器而导致的经济剧烈波动，学术界涉及的还比较少。
（三） 关于金融加速器理论本身的解读及其在中国的存在性研究
何德旭和张捷（2009）在对金融加速器理论的思想源头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资产价格泡沫与产出波动、经济周期的非线性、非对称性特征以及信贷的超常增长与金融不稳定性的关系等现实问题基于金融加速器的视角进行了分析。
关于金融加速器效应在中国的存在性方面，赵振全、于震和刘淼（2007）运用门限向量自回归（TVAR）模型，从金融加速器理论出发，在宏观层面上对中国信贷市场与宏观经济波动的非线性关联进行了实证研究。该文的研究缺陷在于，作者忽略了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历史事实。胡杨和张宗新（2010）利用2007年第1季度到2009年第1季度34家上市企业的季度统计数据，并遵循金融加速器理论的3个重要的假设：资产负债状况是企业支出的重要决定因素，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状况在经济衰退时期比其他时期对于企业支出更具解释力，金融加速器影响小企业的可能性大于大企业，研究了中国特色的金融加速器效应。
（四）述评
金融加速器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检验大多是在发达国家进行的，对于发展中国家研究较少。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检验，其实间接解释了金融危机的发生机理，因为由汇率波动而导致企业资产负债表恶化从而造成宏观经济波动正好和亚洲金融危机相符合。至于将金融加速器理论引入到房地产经济中正好可以解释这次发生的以美国次贷危机为首的金融危机，因为房地产部门经济的恶化是次贷危机发生的直接导火索。当然，这些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五、小结及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金融加速器理论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有以下启示：
一是对宏观调控政策意义重大。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的金融市场都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实体经济。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城市化过程中的房地产业的发展，而银行借贷和企业资产负债表是信贷市场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两个主要渠道，房地产市场和这两个渠道均紧密相关，所以理解和应用好金融加速器理论，正确运用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进一步严格调控房地产政策，对于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完善中小企业金融市场。根据金融加速器理论，小企业相比大企业更具有金融加速器效应。而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是近些年来我国经济矛盾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应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机制，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减小小企业金融加速器效应，可以防患于未然，避免宏观经济剧烈波动。
三是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根据金融加速器理论，经济中任何微小的变化都有可能通过金融市场的加速作用对一国乃至全球产生巨大的冲击。而当今世界经济复苏迹象并不明显，欧洲远未走出债务危机的阴霾，导致世界金融市场依然动荡不安。而随着我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我国金融市场会和世界金融市场有更加紧密的联系，经济亦是如此。所以应该对经济发展中内在和外来的不稳定因素提高警惕，加强金融监管，有意识地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
注：
①在此，金融摩擦反映了外部融资和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
②现实中大多数企业从银行借款时均以固定资产作为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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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宏观审慎监管；逆周期性；系统性风险；国际借鉴；启示
[中图分类号] F832.21 [文献标识码] B
一、引言
金融危机爆发频率的增加使各国监管部门开始重新思考监管体系，以微观审慎监管为重点的金融监管体系无法从全局上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宏观审慎的监管理念更加关注系统性风险，从整个金融体系防范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各国监管机构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上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改革，试图建立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相互配合、补充的金融监管体系。
二、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的目的之一是避免其承担过度风险，进而减小潜在市场危机爆发的概率。宏观审慎监管的监管理念弥补了微观审慎监管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漏洞，两者构成了审慎性监管的内容，共同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本轮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各国金融监管机构意识到，只关注单个金融机构或行业的安全已不能从全局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微观审慎监管对由系统性风险引起的金融危机束手无策。一方面，微观审慎的监管体制增加了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微观审慎监管强调银行风险资本的监督，资本充足率的计算依赖于风险资本计量，受宏观经济周期影响，在经济上行期间信贷行为的风险权重偏低，信贷扩张在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相互作用下进一步放大了经济周期的波动，导致监管产生顺周期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微观审慎忽略了“共同谬误”问题的存在，在确保单个金融机构在有效监管下稳健运营之余，没有考虑各种风险因素的叠加，也没有度量金融机构之间存在交易来往的风险溢出，从而造成风险囤积。比如，金融机构往往在经济繁荣时期加大对金融资产的购买和投资，而在经济衰退期纷纷抛售资产、信贷紧缩，加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
针对危机中暴露的微观审慎监管不足，理论与实务界一致认为应该从宏观审慎的角度丰富和完善金融监管框架。2009年，国际清算银行提出了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它不仅对单个金融机构风险敞口进行监测，更是综合考虑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顺周期性等问题。之后，二十国集团（G20）等国际组织和监管机构都开始采用这一概念。2009年G20匹兹堡峰会出现了“宏观审慎管理”和“宏观审慎政策”等提法，G20首尔峰会形成了宏观审慎政策的基础性制度框架，在之后伦敦峰会上发表《加强监管、提高透明度》报告，提出“宏观审慎监管是微观审慎监管的重要补充，各国监管机构需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三、国际社会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的进展
（一）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
2010年末巴塞尔监管委员会（BCBS）《逆周期资本缓冲操作指引》，提出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将其作为银行业监管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以降低整个银行体系的顺周期性。
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是为了防止信贷过度扩张和紧缩而引发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所建立的。在经济上行期，银行需计提超额资本，防止银行信用过度扩张；在经济下行期，可以通过释放逆周期资本缓冲来吸收损失，从而使信贷供给在整个经济周期内保持均衡，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因此，这种具有前瞻性特点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不仅可以使单个金融机构在压力状态下正常运营，还确保了信贷周期发生逆转时整个银行体系有充足资本来管理和抵御系统性风险，在金融扩张和紧缩时期起到“稳定器”作用。测算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核心是如何判断信贷出现过度增长。BCBS将Credit/GDP与其长期趋势的偏离作为各国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参考变量。当一国Credit/GDP小于其长期趋势时，表明该国信贷风险较低，可不计提资本缓冲；当Credit/GDP大于其长期趋势时，表明该国信贷过度扩张，系统性风险积聚，此时需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
但是，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着一些难点和问题。例如，各国辖内银行遵从统一的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有欠公平，有可能导致银行逆向选择，倾向于开展高风险、高收益的信贷业务。能否针对单个银行提出缓冲要求，提高政策针对性，将成为完善逆周期资本缓冲框架面临的挑战。
（二）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
2010年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了《降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报告，从强化监管、提高损失吸收能力、完善处置机制以及保持各国政策一致性等方面提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s）的政策框架。
识别SIFIs主要从规模、关联性及可替代性等方面的指标进行考虑。规模主要反映某机构在金融系统内的地位，关联性主要反映某机构的经营情况和风险对其他交易对手、机构和行业的影响，而可替代性反映的是客户和其他机构对该机构的依赖程度。另外，由于SIFIs多数在全球开展业务，或通过资产负债表等途径与全球经济体系关联密切，还需在评估方法中引进复杂性指标以反映金融机构的业务、组织等复杂程度，从而更加有效地识别对金融体系稳定性产生关键性影响的SIFIs。
对于SIFIs如何提高监管有效性、改善监管体系，FSB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对于不同风险的SIFIs金融监管机构应具有实施差别化监管的权利；二是在金融体系复杂性和关联性等方面应加强监管措施，提升监管标准，实现宏微观风险监控的一体化；三是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应建立联合监管机制，进行定期交流商谈，全面、真实评估大型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及风险。
（三）加强央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作用
金融危机爆发后，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并发挥中央银行的核心作用成为国际社会共识。在各国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实践中，都表现出了央行在宏观审慎方面起主导作用的趋势。
金融危机后，美国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美联储的监管职权被空前强化和扩大，被赋予了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金融危机的宏观审慎监管职权，同时该法案强调了对系统重要性、复杂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确保能及时发现和化解系统性风险，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英国通过金融监管改革授予了英格兰银行宏观审慎监管权，并通过在英国央行内部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和审慎监管局，负责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宏观审慎监管和防范，金融监管权由之前独立于央行之外的金融监管局转移到了英格兰银行。韩国通过对《韩国银行法》重新修订进一步加强了韩国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的职能，赋予其更多工具和手段维护金融稳定。欧盟通过设立“三局一会”来加强欧盟体系内的金融监管和风险控制，赋予了欧洲中央银行负责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的运作和决策，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对整个欧盟金融体系进行监管。
四、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央行在危机后加强了宏观审慎管理方面的监管，并在制度实践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下一阶段，应借鉴国际经验和教训，统筹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建立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相互配合、补充的金融监管体制，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一）明确央行的宏观审慎监管地位
金融危机后的多国金融监管改革都明确了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地位，我国也应借鉴国际经验，积极发挥央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作用，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一是在法律制度层面上将中央银行纳入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建立由中央银行宏观监控市场、专业机构微观监管个体的统一监管体系；二是加快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促进央行开发新工具和手段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完善逆风行贷款损失准备等要求；三是扩大央行监督检查权，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促进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实施。
（二）建立逆周期宏观调控机制
本轮金融危机表明，不能只对单个金融机构或行业的风险进行监管，更要从整个金融系统的角度防范系统性风险。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改革法案正是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目标，通过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制和机制，加强系统性风险管理，切实维护金融稳定。我国“十二五”规划提出了我国应建立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下阶段，需继续发展和完善我国逆周期宏观调控机制，将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与货币信贷、流动性管理的总量调节有效结合起来，完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引导银行信贷稳定、适度增加，建立具有前瞻性特点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增加金融系统抗风险能力，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
（三）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
由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大而不能倒”，监管机构对其通常采取较为宽容的监管措施，这也往往是导致产生系统性风险，进而产生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要以防范道德风险为核心，强化对SIFIs的监管，制定其界定标准、评估方法和风险处置计划等政策措施，健全和完善“一行三会”监管制度，弥补监管漏洞，同时积极推进新监管标准，完善监管体系，有效防范风险的累积与传播。
（四）加强与国际监管机构的合作与协调
由于各国经济交叉渗透和系统系风险具有跨国传染特点，尤其在当前我国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国家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中央银行在加快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制度时，应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与协调，充分利用我国的金融稳定理事会成员国身份，尽快在金融系统监管等方面迈出新步伐。在下阶段，中央银行应积极参与金融监管合作，建立对话交流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增强政策协调性，加大风险防范的执行力，从而共同维护金融稳定，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和蔓延。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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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审慎政策；系统性风险；应对措施；分析论述
经济全球化能够带动世界经济的发展，然而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危机，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深，其危机导致的成本损失也会进一步增加，如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有关财政部门越来越重视经济监管的作用，设定审慎政策以预防部分金融机构引起的风险传播到整个行业里面来，通过调控来降低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为降低系统性风险发生的概率，不但应保持微观审慎的调控，还应加强宏观审慎政策方面的力度，找到不同风险的起因以及建立相应的防御设施系统，保障金融市场健康安全地运行。
一、系统性风险的起因及分类
（一）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因素
风险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并不能彻底根除，关键在于对于风险的认识。例如，以前发生的金融危机，就是误解扭曲风险价值的评估，所以才会导致社会经济的严重损失，给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带来重大的影响。怎样应用宏观审慎政策控制系统性风险，就系统风险的评估方法而言，就应考虑到这些风险源自哪里，通过什么途径进行传播。
可从金融内部摩擦以及系统风险的传播途径来评估系统风险。我们从微观审慎系统中得知：由金融内部摩擦造成的经济市场失灵已经在实践中得到应证，所以我们对金融内部摩擦如何在金融体系以及社会经济中传播的问题更加重视。其传播途径有杠杆以及期限转换两种方式。杠杆对资产及其对应的债务比率大小做出规定；期限转换对短期负债应用于长期投资的程度方面做出了规定。二者都对社会经济起着关键的作用。例如，在某个家庭因某种原因收入中断，通过负债仍能进行正常的消费活动。期限转换让人们应用社会资金进行长时间的投资，从设定的目的来讲，二者的初衷是良好的，但是被人们使用过度，超过当下社会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这个时候，现在的系统性风险就产生，如果这种现象较为普遍，就会全面导致金融风暴，给社会经济造成冲击。
（二）系统性风险的分类
通过分析我们得知，引起系统性风险危机发生的潜在可能性原因是：金融内部摩擦造成的经济市场的失灵，从而刺激加速了杠杆与期限转换被人们过度使用，进而加快了社会资金的流动性与人们偿付能力的不足，对整体社会经济造成冲击。
1. 综合性风险
由于在社会经济中，个人、公司和银行系统具有聚集性，如在经济昌盛期力图更高的利益，而在衰弱的时候往往会避开它们，此种特性会随着金融系统以及期限转换的使用呈现出周期波动现象，因此一旦这种波动的峰值超过社会经济的承受范围，就会造成整体经济的波动幅度过大，其信贷和资金流动的周期也会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再加上很少有人对社会经济每个周期波动的幅度、持续的时间做出正确的判断以及个体金融部门和相关监督机构往往忽略行业性质的综合性风险方面的准备工作，进而造成社会经济的动荡。这种情况主要是由具有积累性的期限错配、具有全局观的个体风险、有效性战略的盲目仿照三个原因引起的。
2. 网络性风险
很多金融机构在采取发展方法的时候，往往以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原则选择，很少顾虑到其行为对整个金融行业带来的溢出后果，同时也很少留意到他人的抉择对自身负债所造成的影响。这种现象可能让金融系统中一些风险未及时发现，没有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就以此而言，金融结构网络性风险是附加的金融系统风险。每个金融机构都有造成此风险的责任，然而无人有充足的理由去解决并消除网络性风险。金融危机在爆发过程中，风险溢出效应就更为明显，惶恐情绪的传染比金融危机的扩展更具危害性。溢出效应对流动性风险有着放大作用，例如因某种原因一些银行对其资产进行巨量抛售，对市场经济正常流动性造成损害，间接地导致其他银行的利益损失。网络型风险随着在金融机构中传播中慢慢扩大，长此以往，金融企业间的联系就会大大超过自身预期，这就需要一种强力的规则来约束这种因聚集而产生的溢出效应，而宏观审慎政策就是针对这些风险的良药。
二、贯彻宏观审慎政策处理系统性风险
通过对系统性风险充分论述可以看出贯彻宏观审慎政策处理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性。由于导致风险的可能性有多个方面，因此在宏观审慎政策对系统性风险作出有效控制时，应根据风险来源的不同以及传播途径的不同具体处理。在保证经济下滑的时候能够进行风险有效投资来维持社会经济的稳定运转的基础上，合理制定相关政策，有效地对风险进行控制，强化社会经济系统在流动资金波动周期的适应力。
（一）有关综合性风险对金融系统金融机构集体的脆弱性的增加方面
制定宏观审慎政策就是为了降低经济昌盛时期不断出现的综合性风险发生概率，让金融机构在应付危机的时候更有韧性，保证金融体系发生偏差时能够自动回复正常。从理论上来讲，很多政策都可以调节控制银行的相关风险，但根据实践得出，能否对资产及流动性的监督管理有明显的效果，很大程度上由是否能够对风险传播中的杠杆效应和期限错配进行有效的控制。
1.保持信贷杠杆平衡。为保持信贷杠杆平衡，最简单可行的做法是在微观审慎规定内容的前提上加上一个附加费的规定，用来估计可能造成的损失。附加费应随信贷量的迅速涨高综合性风险提升时而增加，以加大贷款的成本；而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应减少或者不设力附加费用，用以维持信贷供应的平衡。按照设定附加费的反周期调节措施，就可以尽可能地避免因综合性风险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在实际应用中应考虑多个方面的标准，例如对有效市场结构的标准进行评估，根据结果设定附加费的数额，还有运用宏观审慎的标准制定金融系统稳定性的指标，所有这些结果作为评测综合性风险的高低。
2.减少期限错配的概率。我国对中长期贷款需求量大，银行存款活期化以及贷款中长期化发展趋势越来越为显著，流动资金的短存长贷造成银行资产期限结构错配现象的加剧，其相关风险在不断出现。现在实施起来较有效的措施就是把不同类型的资产组合放在恶化市场情形下进行压力的相关测试并观察关键不同变量随压力改变时的变化情况，根据结构来判断当前的经济风险。这种方式要求政府把市场压力具体化，来检测金融系统是否真的可以适应压力而正常作业。
（二） 网络性风险有关聚集性而造成的溢出效应
综合性风险发生概率的提高对金融体系违约率的增加有促进作用，而有关网络性风险发生概率的提升则加大了违约损失，例如某些银行经营不善而破产，它们的倒闭会带给其他银行的间接额外利益损失，而个体机构没有能力完全解决自身造成的损失。为解决这样的问题，网络性风险的宏观审慎政策处理方式就是设置相关激励体制，减少因个体崩溃而带给其他机构的损失。
1.预防关键机构倒闭，减少溢出效应。实际应用中，宏观审慎政策内容要对金融系统合理设定一个附加费来反映整体市场的现状，要对关键性的金融机构如大型银行规定较高与其他机构的附加费，对调节好自身负债资产做出相应的激励，来达到间接对其他金融机构的控制，以防其倒闭，从个体到范围，实现控小制大的良好效果。因此对金融机构资本要求不光是满足自身状况，还要对它们面对风险时的溢出效应有所考虑。
2. 减少金融行业间资金流动，降低其网络关联程度。宏观审慎政策不但能从制定附加费来预防关键机构倒闭的方式达到控制网络性风险的目的，而且可以从限定金融行业间活动往来来控制网络性风险的传播。首先很明显的是，要完成这个目标就要限制金融机构间的资本流动，例如，设置银行同业拆借限定金额量的大小，来降低金融网络之间关联性和复杂程度。其次，要采用一些非量化手段对业内资金流动进行限制，采取国外的先进经验对金融机构跨地域设定分支，最大程度地让它们分到不同地方，以降低它们的关联程度；严格把金融机构核心交易活动与其他机构分离开来，防止网络性风险的扩散。最后，对某些微观审慎指标的控制也能达到宏观控制的效果。
三、对相关政策的一些建议
一是尽量不要过分采用相对比当作宏观调控的指标，相对比率对真实数额的差异有所遮盖，过分追求结果很可能导致相反的后果。二是绘制动态的附加费用与风险高涨程度的函数。在经济衰退时加大资本与资产的比率大小，达到降低面对危机时的经营压力。三是提升监督管理资本质量。监督管理人员不仅要运用一级资本的比率去把握资产风险状况，还要将其与普通股权联系来加强监督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四是限制负债期限与资产之间的流动性。对它们错误的使用会导致杠杆过高与期限错配问题的产生，对系统性风险的传播有加速作用。五要限制银行分支系统。六要控制行业之金融活动的往来，加强单个金融机构的独立性，来减少业内系统性风险。
四、结论
基于以上论述，对金融市场体系的宏观审慎调控应是把对系统性风险的控制当作核心，在制定宏观审慎政策的基础上，对系统风险进行充分的论述是非常重要的，可有利于得出相关宏观审慎政策设定的目标方面的内容。由于金融行业综合性风险与机构间网络性风险的相关调控政策对减少系统性风险起到不同的效果，因此可控制不同风险传播途径，针对性地实行宏观审慎政策调控，既降低金融体系市场整体风险发生概率，又能达到预防金融危机爆发的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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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发展促进了现代银行的出现，将货币经营与信用活动融为一体，虽然金融市场有所发展，但金融活动主要集中于存款货币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金融研究也主要集中于货币银行方面；20世纪30年代随着宏观经济学的出现，金融学建立起宏观货币经济学理论体系；50年代后各经济主体迅速增长的理财需求使得以金融衍生工具创新为核心的金融市场迅猛发展，金融学理论从宏观抽象理论分析转向了微观金融分析，运用投资组合理论、CAPM模型和MM定理对资产组合、衍生产品定价和风险管理进行研究等逐渐成为金融学的主流。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大一统的计划金融，不存在金融市场，金融只研究宏观的货币政策、理论和银行存贷款业务管理；改革开放后从大一统的计划金融转向了多元的市场金融，形成了多元化金融机构体系，建立了多层次金融市场，微观金融发展迅速，金融研究转变为注重研究微观个体的金融决策；尤其是近年来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城市信用合作社等地方性商业银行和证券、保险、基金和租赁公司以及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全国各个地区纷纷成立，主板市场包括中小企业板市场、创业板市场、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的技术产权交易所以及债券市场等多层次金融市场迅速发展，投融资工具及其衍生工具等金融工具创新，如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成为突出问题，这就要求地方性应用型本科高校培养出具有比较宽厚扎实的经济金融理论基础和从事具体金融业务工作能力、能将宏观经济分析与微观业务操作与创新能力融为一体处理各类金融问题的复合应用型人才。而目前我国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还不能适应各地区经济金融迅速发展对金融人才的需求，具体表现为一方面许多金融机构招不到所需的应用型专业人才；另一方面许多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毕业学生面临相当大的就业压力，主要原因是目前我国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结构还适应不了经济金融部门对应用型金融人才的需要。因此我国金融学专业人才质量和结构的矛盾已成为我国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金融专业建设中必需解决的突出问题。
二、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培养目标缺乏特色
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基本是由专科院校升格的新建本科院校，本科办学历史较短，其在学科专业建设、师资力量、生源层次等各方面与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大学存在较大差距，但目前应用型本科院校金融学人才培养目标却缺乏特色，和教学研究型、研究型大学基本没有什么差别；而且随着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经济金融的发展，金融学专业培养的毕业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再将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金融人才培养目标笼统地定位为高级金融人才是适应不了我国经济金融迅速发展的需要。
（二）课程体系设置不合理
目前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金融学专业基本沿用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大学金融学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按照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方向课、选修课和实验室教学以及实践实习等设置课程体系，主要注重宏观金融基础理论、专门知识的传授和研究论文撰写的训练，新型微观金融理论和数理知识传授以及实际操作技能训练相对不足。虽然宏观金融部分教学可以使学生较好地理解金融政策，但如果缺乏微观金融基础使学生难以深入理解金融的内在本质与运行机制；数理知识的不足使得学生对现代微观金融三大核心理论CAPM模型、MM定理和B-S欧式期权定价模型的学习都可能感到困难，更不用说深刻理解和运用了[1]。虽开设了与会计从业人员资格证书、证券从业人员资格证书等相对应的《会计原理》、《证券投资学》等课程，但对加深学生对金融市场理论的理解、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实践性教学课程开设相对不足；只开设了商业银行业务模拟、证券实时行情分析与交易模拟、公司财务报表分析实验课程，还缺乏外汇行情分析与交易模拟、期货模拟交易与行情分析及保险实务模拟等方面的实验课程。
（三）实践性教学相对不足
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金融学专业虽然专门安排了实践性教学，但由于与本地区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和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缺乏深入的合作关系，有的学生找不到金融机构进行各种实习，即使到金融机构的各种实习业大都流于形式、无法真正在实际业务操作中深化对金融学基本理论的理解和强化技术技能培训。
（四）师资队伍建设相对滞后
目前地方性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师资大部分是来自高校的博士硕士，虽然受过较为系统的经济金融学学术训练，具有较深厚的经济金融理论基础，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能力，但由于大多没有在金融机构工作过的经验，自身缺乏一定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实践业务工作经验；虽然也从金融机构等实践部门聘请一些高管和业务人员来学校进行讲学，由于他们时间和精力有限，很难系统地进行课堂教学和实践指导。
三、应用型本科院校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创新路径探讨
（一）人才培养目标创新
由于和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大学各方面差异的实际存在，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生存发展必须要寻求错位发展，形成自己的培养特色。其培养目标是应该为本地区金融业发展培养应用性专门人才，在培养学生良好基本素质、掌握金融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更应突出综合素质和能力培养的特色，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和微观专业技术技能的训练，使学生毕业就能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金融业工作。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金融学人才培养应该是服务本地方经济发展，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应用型金融人才培养，培养的学生应全面掌握金融学专业基本理论体系和和专门知识以及金融领域基本工作技能，形成良好的金融专业素养；主要应关注金融及相关领域的原理性知识与专业技能的系统训练，侧重学习掌握基本经济金融理论及其应用以及金融分析的基本工具和方法，要求学生掌握现代金融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管理技术，能熟练运用计算机、外语和数学等现代金融活动所必须的工具以及良好的人文品德修养、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培养人才具备的应用型特色应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当然应用型人才与技能型人才是有差别的，不仅要求熟练掌握运用各种金融微观业务操作技能，更要求具有坚实的金融学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具备创新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培养的人才不具备宏观理论分析能力，那就是工具主义教育，不是应用型本科教育的题中之义了。[2]
（二）课程体系创新：构建能力本位的模块化课程体系
1.突出能力导向
应根据金融学专业对应的岗位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来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应从学科本位转向能力本位，在坚持学科专业导向的基础上、强化能力导向，不必过分追求学科知识的专精深，而应关注专业知识的广度和交叉融合，在基本掌握经济金融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突出对现代金融基本理论和专门知识的应用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以及较为系统的基本技能和专业技能训练。
2.课程体系模块化
打破原有的按学科范畴设计教学内容的框架，以基本素质、经济学基本素养、分析工具、宏观抽象、微观分析、操作技能等能力培养进行金融学课程体系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可分为通识模块、基础模块、方法论模块、宏观模块、微观模块、实验模块等通识模块主要强调学生品德操守、人文修养、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等方面能力的培养，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学、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等政治思想理论课程；基础模块要求学生掌握扎实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能力，为后续的金融学理论和专门知识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包括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会计学、经济法等；方法论模块主要体现金融学的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等的金融分析工具支出，由于金融创新出于规避风险和管制的需要，金融衍生产品如期货、期权发展迅速，其定价对于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等金融分析工具要求很高，这是现代金融人才所必须掌握分析能力，主要包括微积分、概率与数理统计、线性规划、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程序设计等；宏观模块主要培养学生的宏观经济概念、宏观思维方法和抽象分析能力，使学生能深刻理解金融现象的本质，主要包括国际金融、中央银行学、金融监管学；微观模块主要体现金融学科的微观化、工程化的发展趋势，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以适应金融新发展对复合型金融人才的要求，主要包括投资模块（证券投资学、金融市场学、投资银行学、金融工程学、公司金融），银行模块（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学、银行信贷管理、银行会计）、保险模块（保险学、个人风险与保险）；实验模块主要是为了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缩短理论学习与实践差距，强化理论应用实际的能力，其关键在于开发设计有效的实验课程，要涵盖金融行业银行、证券、保险和基金等主要涉及的实务操作，当然可根据各个学校不同的情况有所侧重，主要包括银行实际业务操作模拟实验(如国际结算业务、银行会计业务等)、公司财务业务模拟实验、证券投资业务模拟（如外汇、期货)、保险业务模拟、金融工程实验、金融统计分析等等。由于各教学模块中教学内容存在着较多的内容交叉与重复，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应根据本地区的经济金融发展实际，确定专业建设定位与特色，在各教学模块中教学内容中注意综合平衡，做到有所取舍有所侧重，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课程体系模块化改革的关键就在此。
（三）实践性教学的创新
加强本地区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和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的深入合作是实践性教学的关键。以专业导论、认知实习、专业实习、金融专题调研、毕业实习、参与教师科研课题研究贯穿整个教学过程。通过专业导论的学习，使刚入大学对金融专业所知甚少的学生对金融学专业和相关知识有个初步的了解；通过第一学年通识模块、第二学年基础模块的学习，学生初步具备了较为完备的人文素质和经济金融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这时可以安排两个月的时间送学生到银行、证券、保险和基金以及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认知实习，使学生得到初步业务技能的培训，学生将对未来所从事的金融职业工作有一个初步的体验认识，可以引发学生学习金融理论和专门知识的兴趣，将为下一步的专业宏观模块、微观模块、实验模块学习打下基础；加强与金融机构的深入合作，建立校外实习实训基地，使掌握金融理论知识的学生在专业实习中通过在金融机构的工作实践培养运用所学金融学基础理论与专门业务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真正以金融从业人员的身份进行专业技能实践，培养学生作为金融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利用暑期安排学生进行金融专题调研，要求形成调研报告，既可培养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也能培养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毕业实习论文写作是大学本科教育最后一个极为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带着毕业论文选题所需解决的问题到金融机构进行毕业实习，学生在金融工作实践中有针对性地深化对所学金融理论与专业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培养综合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基本技能和专业知识独立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最后形成的毕业论文是对本科四年金融学专业学习的一次全面总结；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师的相关科研课题研究，可使学生开阔学术视野，使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得到初步的学术研究训练。
（四）师资队伍建设创新
【关键词】《国际金融》教学内容 新开放宏观经济学
《国际金融》课程是教育部确定的“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之一，主要分析和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间货币运行规律、国际金融业务、国际货币金融关系以及内外均衡的实现等问题。国内高校目前都很注重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以适应新环境所带来的挑战，而要培养这种能力，首先就要从课程教学内容上入手。因此，本文将结合笔者几年来对《国际金融》的授课实践，以培养学生创新应用能力为导向，提出一些该门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的建议。
一、《国际金融》课程的突出特点
作为财经类的核心课程，《国际金融》课程的特点突出体现在以下两点：
1．《国际金融》课程内容更新速度快、时代感强
随着 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国际的经济交流和资金往来越来越密切，这就要求传统的《国际金融》教学内容要紧跟时代步伐进行相应的调整，体现金融发展与运作的基本规律，可以说财经类课程中《国际金融》的时代感是最强的。反映在教学内容上，就需要加入国际金融新变化、新动向，介绍国内外学者国际金融研究的成果，注重国际金融乃至整个国际经济领域的发展新动向，密切关注我国对外金融活动就成为任课教师的责任。
2．《国际金融》课程承上启下、综合性与关联性突出
要学习《国际金融》，必须以先修课《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贸易学》等的完成为基础，同时，其又是后续课如《国际结算》、《国际经济学》等学习的前提。这样一种承上启下的课程地位决定了该门课程的综合性与关联性的特点必定突出。学好该门课程要求学生要有扎实的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对国民收入的核算、IS-LM-BP分析、 AS-AD分析等知识要相当熟悉。同时还需要学生学好高数，特别是微积分的知识，否则对国际金融理论，如国际收支理论、汇率理论中的内容将理解不透。除此以外，这门课程还需要学生掌握《会计学》和《货币银行学》的知识，否则对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编制及分析、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将一头雾水。
二、国内现有《国际金融》本科教材内容比较分析
目前市面上出版的《国际金融》本科教材有数十本，其内容绝大部分大同小异，只是章节安排，侧重点有异。比较有特色及影响的教材主要有由复旦大学教授姜波克主编的《国际金融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人民大学教授陈雨露主编的《国际金融》（人大出版社）、北大教授易纲与张磊主编的《国际金融》（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璋主编的《国际金融》（中国金融出版社）
对比可以发现，国内《国际金融》教材最新版本有两个明显的趋向：①在姜波克教授倡导内外均衡为主线描述《国际金融》教材后，后续出版的国内教材越来越多的突出注重开放经济的内外均衡问题；②最新出版的《国际金融》教材多数都在理论内容上加大了篇幅，并增加了一定的深度。
三、国际金融领域的新发展及在国内现有教材的反映
近年来，国际金融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发展。其中标志性的成果就是由 Krugman、Rogoff、Obstfled等开创的“新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打破了占主流的新古典宏观框架，运用更加接近现实的不完全竞争、价格粘性的假设和基于微观基础的动态跨时均衡分析方法构建出全新的国际金融分析方法。自 1995年以来，围绕新开放宏观模型衍生出丰富的创新成果，包括国际收支调节理论、汇率决定理论、汇率效应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等。除此之外，国际金融危机理论在危机的洗礼下迅速成长，在不到 20年的时间里已发展到第三代理论模型。对国际资本流入突然停止的研究持续十余年，也出现了重要进展。另外，对主权财富基金、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讨论和新理论也不断涌现。
目前，市面上反映上述新进展的教材还不多，主要有国外教材的中译本，还有国内著名学者所编著的中高级教材。然而这些中高级教材在普通本科教学方面却还存在不足：①在理论如何应用到现实问题分析上，学生似乎还难以在书中直接找到答案；②针对本科层次，尤其是多数高校定位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的本科教学来说并不适用，难度较大且内容偏重理论模型分析，这对于乐于应用理论解释现实问题的学生来讲不太适用。因此，对《国际金融》的教学内容还需适当斟酌，通过恰当的方式把这些新发展纳入教学内容。
四、融合国际金融新发展，改进《国际金融》课程的教学内容。
改革《国际金融》教学内容的目标就是在符合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前提下，在学生比较容易理解和保持较强学习兴趣的条件下，尝试教学内容中引入学科领域的新知识，从而巩固学生专业基础，扩展学生视野和分析的高度，有效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而最好的教学内容就是最适合学生的、最利于学生掌握及激发学生兴趣的、最有利于学生后续学习的。笔者通过近年的教学实践感觉《国际金融》课程的时代性使该门课程的教学内容设置必须求新，根据内外均衡涉及的热点问题把握教学内容，适当增减热点问题的阐述，但这种基于热点问题的内容增减必须以如下原则的建立为前提：
1．教学内容的设置应以内外均衡为主线展开
从国内代表性教材的比较上能够看出，目前国内一些著名教材越来越多的关注内外均衡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展开相关的理论与政策阐述及分析。当前出现的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告诉我们，关注内外均衡是这种时代背景的必须，所以在《国际金融》的教学内容设计上，必须以内外均衡为主线开展。
2．完整介绍《国际金融》基本原理，以宏观为主体教学内容。
《国际金融》课程体系包括国际收支及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外汇与外汇管理及汇率理论、外汇交易与外汇市场及外汇风险防范、国际储备理论、国际金融市场与国际资本流动、货币危机理论、国际货币体系等。该体系既包括宏观层面的知识，又包括微观层面的交易技术；既包括多种国际金融理论，也包括一定的国际金融实务，同时还涉及国际金融政策。鉴于经济类本科生后续课中多数不会单独开设国际金融实务类课程，因此，《国际金融》教学内容还应该在综合介绍国际金融基本知识框架的基础上，对国际金融实务性知识给予相当讲述，这也是当代培养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国际金融》教学还应以宏观为主，即主要围绕国际收支展开对相关问题的讲授，以宏观的国际收支、汇率问题、国际储备、国际货币制度及其相关理论为重点，这主要是由该门课程的属性及地位决定。从属性讲《国际金融》仍然可以说是宏观经济的延伸，它的许多内容也是依托于宏观经济理论的理解；从地位讲《国际金融》是一门重要的先修课与后续课的衔接课，其主要先修课和后续课都是以宏观为主，例如先修课《宏观经济学》及后续课《国际经济学》。
3．适当强化国际金融理论，并以引导为主，使学生关注国际金融前沿理论问题。
《国际金融》主要涉及的理论问题有汇率理论、国际收支理论、国际货币危机理论等。这些理论内容在先修课中几乎没有涉及过，在学生考取研究生时又是重点，而且这些理论内容都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就有必要详细展开给学生讲授，说明相关理论的假设、主要观点、图形分析、评价及应用等。《国际金融》课程的时代性要求学生必须关注最新理论的发展，但这种关注转化到教学内容里则需要采用与传统理论内容讲授不同的方法。国际金融理论方面出现了很多新的进展，如前面所说的新开放宏观经济学。《国际金融》课程的时代性要求我们必须加入这种变化，但方法应有别于传统国际金融理论的讲述法。对于最新的国际金融理论，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没有必要完整阐述，只需要告诉学生它的“新”新在哪里、它的主要观点有哪些就可以。教师更应该做的是找一些最新案例，然后激励学生能应用最新的理论去解决，这些主要靠学生的课后思考去完成。
4．不拘泥于教材，根据形势变化，教学内容及时补充新知识。
当前经济发展中，变化最快的部分莫过于金融系统，这导致现有《国际金融》教材中反应的内容有些落后于时代或者是与学生关注的热点不符。因此，在该门课程的教学中，授课教师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补充新知识，而不要拘泥于某本教材，否则会严重挫伤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在 2008年出现的全球性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教师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就可以适当加大国际货币危机理论的介绍，让学生知道三代金融危机模型的基本内容都是什么，课堂增加相关案例引导学生应用理论进行课后思考。
参考文献
关键词：普惠金融;金融资产结构;主成分分析;线性回归模型
一、引论
（一）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配置现状。（1）总体经济趋上行，居民投资渐增长。1996年以前，我国居民金融资产以存款和现金为主，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形式过于单一。随着金融市场的改革，金融产品的增加与普及推动了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多样化发展。近35年来，中国人均GDP增长近35倍，稳居世界第二，宏观经济形势逐年改善，居民的存款持续增长。居民逐渐将存款投入金融市场，激活我国金融产业。（2）金融服务多元化，储蓄比例难降低。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快速，银行产品种类频增，股票、债券、保险等金融产品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居民的选择行为。但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流量有关数据表明，我国金融投资利率与存款利率均处于较低水平，导致居民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的利率弹性较低。（3）市场监管待完善，市场前景仍较好。与国外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市场的监督机制还不够完善，难以保障金融市场中居民的正当权益。因而，现阶段我国居民投资仍旧较为谨慎，储蓄在居民金融资产中仍占最大比例。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合理能极大地促进我国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居民对金融市场的需求也会使我国的金融市场逐步完善。本次研究是通过理论分析及建立模型，探究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特点，与总体经济形势的内在联系。本文将检验我国居民金融资产总量及结构与宏观经济关系的合理性，研究其与金融市场的发展是否相协调。为我国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提供理论基础。
（二）相关研究。（1）国内研究。王育琨与刘志强（1989）通过分析1978年至1988年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演变，指出了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存在的问题：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单一、直接投资比重偏低等。杨勇（1990）对我国1978年至1990年的居民金融资产结构进行了分析，并结合宏观经济环境。其认为应该通过正确认识银行吸纳存款的有效性，完善公债制度，变革企业的福利制度三种方式来建立居民金融资产积累机制。马裕康（1991）则进一步肯定了金融资产的重要性，并认为储蓄将面临更多的竞争。姜志悌（1999）肯定了优化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必要性，并认为影响居民储蓄比重的主要原因是：有价证券投资渠道不畅、投资风险大，投资储蓄能够获得可靠、安全、稳妥的良好收益，储蓄最终用途的性质也决定了居民家庭理财方式的选择。尹志超（2014）则指出金融知识的缺乏是制约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和风险资产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2）国外研究。
Jan Tin（1998）研究发现，不同年龄段的家庭对金融资产的需求存在差异。Brunnermeier 和 Nagel（2004）从微观数据出发，发现居民持有的金融即资产中风险资产所占比例不受财富波动影响，财富波动不会影响居民的风险偏好性。TokuoI waisako，
Olivia S. Mitchell，John Piggott吗，（2005）通过研究日本家庭一生的资产配置结构，得出年龄与所持非权益金融资产和社保基金量呈正比的结论。
二、实证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与宏观经济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为改进现有模式，优化我国金融市场提供理论依据。通过分析我国资金流量表金融交易部分，本文选取住户部门的通货、存款、证券、存款保险金数量四个变量来反映我国居民的金融资产结构。为反映宏观经济形势，我们选取了常用的几个宏观经济指标进行量化：GDP、失业率、CPI、PPI、社会住宅投资、进出口差额、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水平。其中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代替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因为现在的金融服务主要在城镇地区开展，因而，金融资产结构的改变主要受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经过分析，最终选定2001年至2012年的宏观数据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受到传统消费观及尚待完善的社保制度的影响，我国居民的储蓄量十二年来居高不下，其在居民金融资产中所占的比例远超过其他金融交易所占份额。为更好地建立模型，本文分析了几个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由于居民消费水平、GDP、CPI等指标之间存在较大的数量级差异，首先将其标准化，再通过标准化后的宏观经济指标间的自相关图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居民消费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社会住宅投资、居民消费水平与社会住宅投资、进出口差额与居民消费水平等多组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因而，我们需要通过因子分析确定新的自变量。
本文通过spss20.0进行因子分析，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居民消费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社会住宅投资、居民消费水平与社会住宅投资、进出口差额与居民消费水平八个自变量降维成两个因子。其中，GDP、居民消费水平、进出口差额、社会住宅投资、人均可支配收入五个因素可以合并成因子一;CPI、PPI、失业率可合并为因子二。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模型找到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我们得到如下结果：通货的多少主要受到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而GDP及居民消费水平是主要决定因素。储蓄的高低同样主要取决于居民生活水平，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起到主要决定作用。保险准备金额的多少则同时受到居民生活水平与市场景气程度的影响，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GDP、失业率决定是其主要决定因素。
结论：通过模型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通货的量主要取决于居民的生活水平，换而言之，居民的生活水平与经济体中流通的货币量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其主要受到GDP和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同时，居民的消费水平与通货量成负相关关系，这是由于经济体内货币的突增会带来相应的通货膨胀，居民的消费水平进而受到一定的影响。同时，由于政府会通过货币政策调节宏观经济，因而市场的景气对通货的总量影响较小。保险准备金的总量则由居民的生活水平与市场的景气程度共同决定，当市场不景气时，居民往往会倾向于投资保险，以此来控制风险，而当市场景气时，居民则更愿意将钱投入证券市场等其他金融方式中。同时，保险准备金总额受到城镇居民家庭人居可支配收入、GDP的影响。可见，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会影响到其购买保险的意愿，人们在生活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更愿意购买保险，而生活水平较低时在保险方面的需求则较少。通过现有的模型很难找到证券与宏观经济较为显著的联系。因为证券市场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同时证券市场的好坏与基本面难以保持较高的一致性。证券市场的好坏对居民进入证券市场的意愿及金额影响极大，由于难以通过现有模型找到证券市场好坏与宏观经济的显著联系，所以难以分析我国居民所持有的证券资产与宏观经济之间的显著关系。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