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3 18:04:3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男护士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关键词：男护士；工作价值观；离职倾向
随着医疗教育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我国男护士的比例逐年上升，但在我国的护士队伍中，除精神病院和一些综合性大医院有少数男护士外，其他医院中男护士极少。程金焱等曾就男护士的就业情况进行调查，其中正在工作的占10．9l％，转行占49．27％。工作价值观是个体对工作需要的反应，即个体关于工作行为及在工作环境中获得的某种结果的价值判断，是一种直接影响行为的内在思想体系。通过对医院男护士工作价值观与离职倾向进行调查分析，能够掌握影响男护士群体离职的重要因素，为护理管理人员有的放矢地选择激励方式，稳定护理队伍提供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2008年11月至2009年1月，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哈尔滨市6所三级甲等医院、大连市2所三级甲等医院的65名男护士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对象纳入标准：注册护士、愿意参加本课题、从事护理工作1年以上。
1．2方法
1．2．1研究工具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包括年龄、护龄、与所在医院的劳动人事关系等。工作价值观调查表，Elizur于1991年编制，有3个维度，即情感型价值观(5个条目)、认知型价值观(13个条目)、工具型价值观(6个条目)，共24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6级评分，非常不重要计1分，不重要计2分，不太重要计3分，较重要计4分，重要计5分，非常重要计6分，得分越高，工作价值观认同度越高。离职倾向量表，1982年编制，共6个条目，采用1～4级评分，经常计4分，偶尔计3分，甚少计2分，从不计1分，量表总分等于各条目得分之和，得分越高，离职意愿越强。根据6个条目之间的相关性，条目1和条目6构成离职意愿I，表示辞去目前工作的可能性；条目2和条目3构成离职意愿Ⅱ，表示寻找其他工作的动机；条目4和条目5构成离职意愿Ⅲ，表示获得外部工作的可能性。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经我国台湾的李栋荣和李经远翻译并修订后用于中国员工，修订量表信度Cronbach’Sd为0．77，内容效度0．68。
1．2．2问卷发放由经统一培训的调查者统一发放问卷，共发放问卷72份，剔除有空缺、遗漏的无效问卷7份，回收有效问卷65份，有效回收率为90．28％。
1．2．3统计学方法全部数据用Excel建立数据库，用SPSS13．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采用(±S)分析护士工作价值观、离职倾向的得分；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护士工作价值观、离职倾向之间的关系。
2结果
2．1一般资料
65名调查对象年龄20～29(23．97±2．59)岁；护龄1～6(2．08±1．04)年；其中，正式护士20名，占30．77％；聘用护士42名，占64．62％；临时护士3名，占4．62％。学历：高中或中专22名，占33．85％；大专31名，占47．69％；本科及以上l2名，占18．46％。职称：护士53名，占81．54％；护师12名，占18．46％。婚姻状况：未婚59名，占90．77％；已婚6名，占9．23％。
2．2工作价值观与离职倾向现状(见表1)
3讨论
3．1男护士对情感型价值观的认同程度相对较高
表l显示，男护士认同程度最高的价值观是情感型价值观(5．06±0．49)分，可见男护士在工作中更重视“情感型价值观”，即希望自己的价值在工作中得到体现。情感型价值观是在人际关系背景下表达出的价值观，包括公正的监督、被尊重、人际关系等。马斯洛认为，除病态人格外，所有人都有自尊心，都渴望名誉、声望等，尊重需要得到满足能使人对自己充满信心，对社会满腔热情，体会到自己的价值，这种需要一旦受到阻碍，会使人产生自卑感、虚弱感和无能感，以致丧失人生的信心。由于社会的偏见，认为护理工作应该是耐心细致的女性的专利，男性从事这一工作则被视为无能或无前途。男护士为患者付出的辛劳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与承认，再加上职称评定、经济收入等方面的不合理，他们不能从工作中体验自我价值，工作积极性受到打击。这是一种自我否定，是根据外部成就和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确定自己的价值。因此，建议护理管理层大力开展改善男护士专业地位的项目活动，采取更加人性化、合理化的男护士管理及政策措施，例如：向社会、医务人员、患者及家属宣传男护士在患者康复过程中的作用、独立的角色。同时，男护士应该认清自己的优点与价值，积极发现自身优势，树立崇高的理想，理解护理工作的价值与意义，正确把握自身发展方向。
3．2男护士对工具型价值观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
表1结果显示，工作价值观中，男护士对工具型价值观的重视程度最低(4．90±0．61)分。工具型价值观也称物质型价值观，是指得到所希望的物质或实际结果的价值观，它包括薪酬、工作安全等。按照社会价值观理论，物质型价值观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低层次的生理及安全需要相似。人们只有得到物质和安全的基本保障后，才会考虑更进一步的发展，例如：人生目标的实现等。近几年，本院开始实行聘用制、岗位管理等，打破了过去“铁饭碗”的制度，男护士与组织之间的联系不再是终身制，而是由组织根据其绩效和贡献来决定是否续聘。
3．3男护士对认知型价值观的重视程度较高
本研究结果显示，男护士对认知型价值观的重视程度较高(5．0l±0．49)分。认知型价值观表达了对工作本身的一些特征及员工自身的发展、成就的重视，包括工作兴趣、责任、成就等反映男护士高层次需要的内容。我国医院护理人员普遍存在工资低、奖金少的现象，而男护士低层次的需要基本得以满足。更为重要的是，管理者大都在重视男护士工作任务完成的同时，对男护士职业生涯发展规划的制订也是高度重视，管理者尽量创造条件为男护士的个人发展提供机会，例如：创新科研的支持等，从而提高他们对高层次需要的重视。
3．4男护士未表现出强烈的离职倾向
从表1可以看出，获得外部工作的可能性得分最高(2．42±0．62)分，而辞去目前工作的可能性得分却相对较低(1．94±0．67)分。分析结果发现：由于内部因素和自身特点等因素影响，男护士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离职倾向，这与国内学者的调查结果一致。员工是否产生离职倾向取决于自身对工作的满意程度，而离职行为的发生受劳动力市场人才供需比例、行业生命周期以及组织约束等外部条件的限制。目前，在男护士人力资源市场中，供小于求，呈现男护士短缺的局势，一些发达国家已将劳动力市场指向亚洲发展中国家，相对国内丰厚的待遇，对于目前工资水平仍然较低的我国男护士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此，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男护士的离职意愿，将导致大量男护士的流失，尤其是具有丰富经验的高素质男护士，对于医院的管理和护理质量的提高都将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3．5男护士工作价值观与离职倾向相关性分析
表2结果显示，工具型价值观得分与离职倾向得分呈正相关。工具型价值观的男护士，其低层次的需要满足程度不高，高层次需要的满足也进一步受到了影响，因而在个人需要未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他们易产生离职倾向。曾等对597名男护士的调查发现，优厚的福利、工作待遇等低层次需要是男护士最重要的激励因素。根据本次调查结果，物质需要的满足程度不高将对男护士产生一定的负性影响。因此，提高男护士待遇、满足其物质方面的需要是降低离职的关键。
今天，背靠日益崛起的中国，新一代华人正在续写新南洋故事。在华夏文明发祥地――山西，一代年轻的学子，为了心中的梦想再下南洋，这次下南洋没有前辈的悲壮凄美，他们以高等学历，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吃苦耐劳，勤勉敬业赢得新加坡人的赞赏与尊重，成为新加坡医院一道亮丽的风景，同时对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山西的窗口。
值“5・12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我们转载了新加坡联合早报“山西少男少女在狮城当护士”一文，让我们一起体验他们的“南洋生活”。
这些山西籍护士，大多19岁就来到新加坡，求学多年后留在本地当护士，目前已有300多名，成为本地护理行业的一支生力军。
这项计划始于1997年，新加坡卫生部在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推行一项向新加坡输送护理人才的计划，凡是考取汾阳医学院护理专业又符合招生资格的学生，在入学时就有机会报名参加这个计划。最终通过考试的报名者将得到新加坡健保集团(SHG)或国立健保集团(NHG)提供的奖学金来本地学习，毕业后为本地医疗机构服务6年。每个来到这里的学生都是经历几轮淘汰后才争取到机会。10年来，从山西汾阳医学院来新加坡的护士已达300人之多，她们在南洋理工学院和义安理工学院学习，毕业后到各大医院工作。
初生牛犊
“我原先是不知道在医院不可以吃包子的。”张文珍讲述她身边的故事，一个来自中国的实习生早餐时在医院吃了一个包子，当天她工作的病房有个病人去世了，后来听当地的实习生说，病人在医院去世后，护士会给死者换衣服并送去停尸房，这个过程在院内被称为“打包”，因为这原因，在院内吃包子被看成不吉利的预兆。“后来她很内疚，而我也不敢在医院吃包子了。”
23岁的张文珍来自山西洪洞，同学王艺锦来自山西古城平遥。3年的学习对她们来说，充满新奇和挑战。
王艺锦最大的困惑是方言和马来话，由于经常照顾老年病人，不懂方言给她的工作带来不少困难。“有一个马来族老人，他气管不舒服，每次他用马来话一喊，我就过去帮他拍拍胸口。后来同事说，他喊的是鬼呀，你怎么就过去了。” 王艺锦腼腆地笑笑说：“类似的事情碰过很多次，都是语言不通闹的笑话。”文化的差异给她们带来诸多的不便，但也让她们感受到克服问题的快乐。
在急救中心第一次参与抢救的经历，更是让张文珍终生难忘。“当时医生为病人开气管帮助呼吸，病人肺部出血，我过去帮助清理，突然血喷了出来，我的脸和衣服上都溅满了血。”经历一个小时急救，病人最终还是回天乏术。她正在为死者难过时，医院却告知她说该病人患有肺结核。张文珍说：“我不害怕，医护工作是有风险的，从一开始选择这个行业我就知道了。”
落地生根
徐倩和李纽娟是护士中较年长的，她来新加坡整整11年了。当年才20岁的她和弟弟同时考上大学，为了给家庭减轻负担而选择远走他乡，单纯的动机让她在400个报名者中坚持到最后。她带着对新加坡的一无所知而来，在这里一待就是11年，毕业后在中央医院手术室的麻醉科一做就是7年多，尽管合约已完成，她还是打算一直做下去。
李纽娟说：“刚来新加坡的时候很不适应，语言、食物和气候都是问题，可是现在回到中国却无法习惯了。”连口音都夹杂着本地腔调，在这里生活工作都已稳定，她刚刚申请成为新加坡公民，希望成为真正的新加坡人，在这里落地生根。
徐倩现服务于国大医院的癌症专科，也是刚注册成立不久的新移民社团山西会的兼职秘书。她来新已6年，她说：“我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在工作之余也继续学习提高自己，以后也应该会留下来。”
徐倩所在部门，工作性质不同于其他护士，很多癌症病患是医院的常客，与医患的关系更像是朋友。她说：“看到病人去世很心痛，像失去朋友一样，有时候会去他们家里悼念。” 经常看到生命的花开花落，她说：“会觉得生命很脆弱，有些病人很年轻就走了。不过，积极地看，生命又不可荒废，要好好地过每一天。特别是看到一些病人得知患癌症后，依然淡然勇敢地面对，我非常钦佩。能看淡生死也是一种境界。”
实现自我
张玉洁的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护士，让她对护理工作有更深刻的体会。“报考汾阳医学院是因为听说有这样一个来新加坡服务的计划。”
她聊起两国教育和医疗制度的不同：“我喜欢这里的教育制度，比较轻松。做论文的时候，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发挥，在中国就有很多背诵和记忆，没有太多的主观能动性。我想我更适应这里吧。”
张玉洁是义安理工学院护士课程招收的第一批中国学生之一。在国大医院外科的重症监护病房才工作半年，可她已是一副工作游刃有余的模样。 “其实母亲不支持我当护士，觉得这工作又脏又累。”可是张玉洁还是选择了和母亲一样的职业。“当护士是我的愿望。” 来到新加坡之后，我的护士工作被赋予了全新概念。她说：“我觉得新加坡的护士工作更加关注人文的关怀，而不是机械地提供医疗服务。我们会更好地和病人沟通交流，从而帮助自己思考，怎样最大限度减轻病患的痛苦。” 在医院工作的每个清晨，张玉洁第一件事情是和病患问早安，美好的一天就从这声问候开始。
凤毛麟角的男护士
22岁的范满满是山西籍护士中的“凤毛麟角”，他是这个女性为主的行业中为数不多的男护士之一。而且他的家乡观念更为浓厚，他经常向别人介绍：“山西是个好地方。”
“说到男女生在工作上的区别，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只能照顾男病人，特别是体型大身体重的病人。但如果说我们没有女生细心，我不同意，我觉得我还挺细心的。”范满满说他擅长与病患沟通，即使是脾气暴躁的患者，在他的照顾下都变得温和了。
他被安排到心理健康学院实习及工作，他说：“面对有心理和精神疾病的患者，需要特别的护理技巧，身为护士更要灵活应对，我觉得自己比较灵活，不会死守着一种方法。”他经常陪患者做游戏，尝试和他们交朋友，减少他们的敌意。
今年初他踏上工作岗位，成为心理健康学院的正式护士。他说：“我会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等合约期满了，如果认为自己在工作上已驾轻就熟，没有太大提升空间的话，我想会选择尝试其他行业。”
培训专业护理人才
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王贵怀在沙龙上发言时说：“菅凤增领导的宣武医院脊柱神经外科专业组的氛围搞得很好，我们医院的很多医生都听过他们这里办的各种学习班。脊柱神经外科是神经外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国内当前专门从事这个专业的人太少，现状不容乐观。如何改变这个现状，许多神经外科的人都在考虑。”
据统计，在国外，神经外科手术的40～80%都是脊柱手术，而根据国内13家医院2010年11月～2011年11月神经外科手术的统计数据，在总量28412例手术中（包含血管内介入手术），脊柱脊髓手术（不包含脊髓血管病）仅1851例，占手术总量的6.5%，其中脊柱退行性疾病只有322例。
创建中国首个脊柱神经外科专业组
2005年，刚从意大利留学归来的菅凤增加入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团队，在主任凌峰教授和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名誉主席赛米（Samii）教授的指导下，创建该院的脊柱神经外科专业组，这也是中国第一个脊柱神经外科专业组。
宣武医院是我国神经外科的发源地之一，近50年来，在赵以成、王忠诚、丁育基、凌锋等几代著名教授带领下，成为设备先进、技术精良的以微侵袭治疗为特色的科室。
20世纪60年代末，亚萨吉尔（Yasargil）和卡斯帕（Caspar）等将手术显微镜应用到神经外科手术中，并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手术显微镜在许多脊柱外科疾病的治疗中得到广泛应用，并成为治疗这些疾病的标准手术方式。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原骨科主任党耕町在他主译的《脊柱外科技术》一书中说道：“在欧美一些国家，很多神经外科医生从事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等脊柱退行性疾病的治疗，使得显微技术在脊柱疾病的手术治疗中得到广泛应用。而在中国，脊柱外科疾病的治疗基本上由骨科医生承担，以常规开放手术技术为主，所以显微外科技术在脊柱外科的应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凭着一股要干事业的闯劲，菅凤增和他的团队从零开始，勤奋工作，勇于创新，在脊柱神经外科这一重要医学领域，取得诸多成果，他们首创或率先实行的几项医疗技术在国内均处于领先水平。
2008年，菅凤增在国际上首创“单纯后路复位矫形及内固定治疗颅底凹陷及环枢椎脱位”技术，即颅颈交界区脱位的手术治疗新技术。
世界神经外科最权威的杂志《神经外科学》（Neurosurgery）刊出了此项技术的研究报告，赛米教授称之为“治疗理念与技术的重大突破”；北美脊柱外科学会主席本泽尔（Benzal）教授则发表评论：“这一技术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它避免了经口腔手术。希望治疗这一疾病的医生掌握菅凤增报告的技术。”目前这一技术已在中国逐渐推广。
2008年，菅凤增在国内最早报告了显微镜下“前外侧入路椎间孔扩大术治疗神经根型及椎动脉型颈椎病”，这是一项既不需要传统的内固定、又保留颈椎运动功能的非融合手术技术，手术的危险性和并发症的发生概率明显降低。
同年，菅凤增又率先在国内报告了显微镜下“一侧入路双侧减压治疗腰椎管狭窄技术”，它同样是不需要腰椎内固定、并保留腰椎活动功能的非融合技术。
2009年7月，菅凤增在国内首先实施了利用“显微镜联合内窥镜技术”切除胸椎后纵韧带骨化的手术。
菅凤增说：“几乎所有脊柱疾病都表现为神经受压，因此从神经外科角度可以更好地恢复及保护神经功能，同时兼顾脊柱的稳定性。”
海外留学形成创新思维
宣武医院脊柱神经外科专业组有13张病床，2011年，菅凤增和他的团队实施手术594例，这样高的流动率在业内实属罕见。
菅凤增解释说：“我们采用显微微创技术，伤口不大，只要处理得当，很少有术后感染。我们的病人一般做完手术就出院了，很少有等着拆了线再走的。最快的时候，上午住院，下午手术，第二天就出院了。”
这样的新理念和新思维源于菅凤增7年的海外求学生涯。“在国外等拆了线再走是不可能的，都是手术完就出院了。”菅凤增说，“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操作的。”
1997年，在国内已经是主治医师的菅凤增远赴意大利罗马大学攻读神经外科专家文凭（相当于中国的临床医学博士学位）。
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临床医学做起来并不容易。回顾在罗马的日子，菅凤增笑言：“我是从缝皮起家的。”所谓“缝皮”，就是在医生做完手术后，为病人把皮肤缝好。
初到罗马，菅凤增先从住院医师做起，负责病人的日常生活。病人们一开始并不认可这位外国医生，一开口就是“中国人”，连“医生”都不称呼。
菅凤增毫不气馁，他技术精湛，耐心细致，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经过他缝合伤口的病人会对要做手术的病友说：“那个中国人缝得太好了，一点都看不出来。我的（颈椎伤口）就是他缝的，第二天就能下床，你手术时也让他缝吧。”
很快，菅凤增在病人中就小有名气，病人对他的称呼也从“中国人”变成了“中国医生”。医生和导师也开始注意这个踏实认真的中国小伙子。
晚上，值夜班的菅凤增就向一同值班的男护士请教，请他们检查他写的病案。
菅凤增笑言：“那帮护士老哥们儿很仗义，他们会指出我病案中的各种错误，告诉我别的医生是怎么写的。”
慢慢地，菅凤增的病案就挑不出错了。
“我在罗马第一年和第二年主要跟护士学习，第三年第四年跟医生学，第五年开始才跟着导师，接受导师的指导。”菅凤增说，“当时跟我一起进入住院医生行列的，有越南同学，也有也门同学，最后只有我一个人毕业拿到文凭了。”
在罗马大学，菅凤增接受了欧洲正规的临床医师培训，临床技术和能力大大提高，这对他回国以后的工作帮助颇多。
“海外学习，最主要的是开阔了眼界和思维。学习的是方法，而不是单纯的技术。”菅凤增说，“现在我所做的都是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这都得益于创新思维的形成。”
在几年的手术实践中，菅凤增还设计了2个小工具，都申请了专利，其中削骨刀已经由厂家在生产，准备拿到海外去推广。
医生的道义和责任
见证了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医疗体系和临床技术，满怀报国的理想和施展抱负的雄心，面对国内的现状时，菅凤增不是没有心理落差。
在事业初创时期，病人很少，他的压力也特别大。“作为一名医生，却没有病人，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菅凤增回忆起来仍是苦笑，“人都是很现实的，一个海外归来的外科医生，1年只有不到200例手术，能有什么前途？跟我一起‘创业’的同事们都在犹豫，我自己也很犹豫。”
从事着国内尚未普及的脊柱神经外科专业，菅凤增也很难得到业界的认可。为了交流学习，他也去参加学术会议，但那时国内还没有专门的脊柱神经外科专业学术会议，他只能参加骨科的学术会议。
在这些会议上，菅凤增认识了从事脊髓神经外科的修波——清华大学玉泉医院主任医师。两人都是“形单影只”，不由得惺惺相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