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5 07:21:3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传统文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网络的介入可以说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颠覆，不论是在载体还是创作模式上，亦或是传播方式以及表达形式上，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都存在诸多不同。
（一）载体不同
传统的文学作品主要通过竹简、书本、杂志等予以承载，基本无法更改，而且载体的容量相对有限。而网络文学则以符号的形式存储于电脑甚至是云端中，这样就使文学创作本身更具随意性与开放性，且可随时对内容进行更改。
（二）创作模式不同
传统文学的作者要基于个人的生命体验感悟，经过长时间的磨砺以及艺术构思，才能打造出一部优秀的作品。作品不仅是为了抒发作者对生活与境遇的一种感慨，更多的时候是为了向人们传递一种观念。如曹雪芹历经10载，批阅5次，才写出我国4大名著之首的《红楼梦》，还有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更是经过三十四个春秋才得以完成。网络文学则不然，它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文学层面上都创造了平等的机会，只要有想法、会使用计算机，人人都能成为“作家”，而且写作具有随意性。
（三）传播方式不同
传统文学的传播方式是线性的,也就是作者将作品通过媒介传递给读者。由于在网络中传递信息具有即时性及方便性，因此网络文学的信息传播方式是环形的，作品在将作品传递给读者之后，读者又将自己对于作品的感悟反馈给作者。甚至有些时候，网络文学的作者和读者的角色是可以互换的,二者通过在网络上的交流，读者将对作品的欣赏变成了创作，而作者又变成了新作品的欣赏者。
（四）语言的表达方式不同
传统文学特别注重情感的表达、景色的渲染以及气氛的烘托，受作者生活背景及文化传统的影响比较大，用词上文学气息浓郁，时代感强烈。而网络文学由于受众面广，在语言的表达方式上更加追求简单、直观，一些用语的缩写以及符号的运用逐渐变成网络文学的发展趋势。
（五）方式不同
在文学创作中,以往那种伏案疾书的写作方式已经逐步地被轻松自由的网上写作所代替。当作品需要发表时,作者可以非常方便地将作品通过网络发送至对方的邮箱或者网站特定栏目下，而不必再像以前一样通过邮寄信件的方式，既方便又快捷。对于这种变迁，美国的保罗•利文森认为“:计算机以及它对写作的影响可以被看成是写作缺陷的一种补救。”
（六）结构不同
网络文学的娱乐性、随意性更强，注重的是作品能否给网民带来愉悦与放松，因此在结构上常常显得松散、不规范。而传统文学注重作品结构的层次性及合理性，因此在结构上显得更加紧密。
（七）创作的目的不同
传统文学作品或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或是作者所处年代的缩影，亦或是鼓励人们与罪恶进行抗争，所要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与期望。如诗圣杜甫的《春望》，诗人以长安城内草木丛生、人烟稀少来衬托国家残破的景象，表达了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又比如屈原的《离骚》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意欲借诗歌来抒发一种忧国忧民的思绪。而相较于传统文学，网络文学绝大部分的创作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营利、渲泄和自我娱乐。
二、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融合发展
网络文学虽然与传统文学在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网络优势的进一步凸显，越来越多的人都转向了网络文学的创作。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传统文学的发展，其实则不然，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模式，它在许多方面都是在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且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继承和丰富。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一样都还属于文学的范畴，二者只有融合发展才能促进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一）网络文学丰富和发展了传统文学的表现方式
随着网络文学的不断发展，以往根植于我们思想里的传统文学艺术表现形式也在发生着变化，由于网络中的类型多种多样，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学的类型进行了拓展。例如在关于爱情的网络小说《火星之恋》中，作者在描述故事的同时，还加入音乐、图像等，这可以说是对传统文学形式的一种拓展。同时网络文学还有其它表现形式，比如超文本链接：传统文学是一种平面展示，而超文本链接则在平面显示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将多种平面文本叠加，呈现立体化开放性网状结构。
（二）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方式的融合发展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在方式上虽有不同,但二者各有特点，相互间取长补短才是文学发展的关键所在。传统作家在不断地将自身作品按以往方式的同时,也通过建立博客,在网上进行作品的宣传以及与读者进行交流；而一些网络作家在将作品放到网上的同时,也将作品印刷成书或者期刊,以此来获取传统文学的认可。因此，不管是网络文学还是传统文学,这种改变都使作品的生命力得到了加强。
（三）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思维观念的融合
近日，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某年级博客上，贴出了一份“中文系本科毕业论文改革设想及调查问卷填写通知”，中文系学生接到了一份来自教研室的问卷调查。在不排除传统论文形式的同时，中文系又提出了多样化建议，文学创作、读书报告、田野调查报告等都在选择之列。
设想：文学创作可当论文
在这份改革设想中，并没有废除传统论文形式，“愿意撰写毕业论文的学生，仍然按照传统毕业论文的规范进行写作。”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取消外文文献翻译环节，删减一部分繁琐的本科生毕业论文表格。
为丰富毕业论文形式，该问卷提出了6项建议：文学创作、翻译、读书报告、教案与参与教学、田野调查报告、社团刊物或公开刊物的。其中，文学创作“作品完成后，在国家正式出版社或正式刊物上出版或发表，可不需要进行自我理论陈述，但需要由学院认可其真实性；作品没有发表，学生应对作品主题、形式、写作等环节有一定篇幅的理论陈述。”作品形式包括中、长篇小说，长诗或组诗。
有些形式只适用于某些特定方向。
如田野调查报告就适用于文学人类学、汉语言文字方言调查等方向。
学生：根据实际情况操作
胡灵（化名）现在是对外汉语大二的学生。她说：“我们都赞同将论文与实践相结合，老师们提出的改革设想给了我们很大的发挥空间。我个人考虑选择教学参与的形式来作为毕业论文。”
但大四学生张东（化名）则显得有点无奈了。他说：“我们班很多同学都支持论文形式多样化，但即将面临提交毕业论文，目前还是只有传统形式是比较可行的选择。”相对而言，传统论文形式对大四学生来说，操作起来会简单一些。
教师：建立评定标准很重要
四川大学的王红教授说：“学校提出的本科毕业论文改革‘因专业而异’的总体思路很好，改革是必然趋势。我们老师经常讨论，都很赞成多样化的论文形式。但我个人觉得，改革不能太陡，得摸着石头过河。文学作品、田野调查报告这些形式是各教研室集思广益的结果，能照顾到不同学生的特点。当然，保证论文的质量才是改革的目的，关键在于要建立一个多样化的论文评定指标。”实习记者刘晓娜
关键词：艾米莉・勃朗特 《呼啸山庄》 诗歌 研究
艾米莉・勃朗特生于1818年，卒于1848年，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创作出193首诗歌作品，她只创作出一部长篇小说《呼啸山庄》，其成为英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佳作。艾米莉被认为是勃朗特三姐妹中最伟大的天才型女作家，曾被赞誉为19世纪英国22位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代表作有《老禁欲主义》、《囚徒》、《纪念品》等。在西方，艾米莉文学研究已经成为著名显学，当代文学研究家对艾米莉作品有着不同声音的探讨，多种角度的研究均得到学界的关注，其中包括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新批评主义、新历史主义、神话原型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等层面。在国内也同样掀起艾米莉文学研究的热潮，本文以近三十年国内学者研究艾米莉文学状况为视角，深入概括和分析国内艾米莉文学研究的内容和特色，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后续研究需要注重的事宜。
一、近三十年艾米莉在中国的研究状况
上世纪80年代起国内开始系统化研究艾米莉文学，根据本人的资料搜集和统计，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论文中，最早出现与艾米莉文学有关的研究是在1980年1月份，截止2008年10月份，一共收录359篇艾米莉文学研究论文。
在近三十年的时间内，艾米莉文学论文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从总体角度分析，艾米莉文学论文研究的数量表现为上升的趋势。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年均艾米莉文学论文研究的数量在两位数以内，80年代的总研究数量为40篇左右，这表明相关领域的研究处于萌芽状态。进入上世纪90年代，除了1997年研究数量明显增多以外，其他年份的平均研究数量仍保持在两位数以内，90年代的总研究数量为60篇左右，这说明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入前期发展状态。进入21世纪，艾米莉文学论文研究的数量出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其中2000年有20篇，并保持稳步增长的状态，在2007年研究的数量为50篇，创造历史新高。到2008年10月份时，艾米莉文学研究的总数量为259篇，这意味着相关领域的研究已经进入快速发展状态。
通过上面的介绍，能得到国内艾米莉文学研究具有逐步增长、总体增加的特点，经过对比统计分析说明艾米莉文学研究有着阶段性发展的规律。进入新世纪后西方评论界领域掀起新一轮的艾米莉文学研究热潮，在客观层面上也影响着我国相关领域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我国文学研究者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上，融合西方多元化的批评理论，在新世纪快速推动着我国艾米莉文学研究的发展进程。
以阶段性发展为分析视角探讨国内近三十年对艾米莉文学研究的概况。
（一）1980年到1989年：起步阶段
在上世纪80年代国内评论界主要研究艾米莉代表作《呼啸山庄》中的内容理解、创作技法、男主人公艺术形象以及综合论述等层面。随着国内出现大量《呼啸山庄》的译本，其会更好地推进艾米莉文学在我国的广泛传播。最初艾米莉文学研究者还具备翻译家的身份，也可以将其看做是学术评论家，在译本作品中著写的译序已经成为艾米莉文学的初始研究内容。譬如杨饮借助于社会学阶级属性探讨凯瑟琳的婚姻悲剧和希思克利夫的复仇历程，在某种程度上会引导本译作读者的阅读思路。早期杨静远对艾米莉文学进行全面而细致的介绍，方平的研究观点构成艾米莉文学研究的核心理论，他身兼翻译家和文学评论家两种身份，拥有渊博的学识。他在《呼啸山庄》的译序用“希望在人间”来阐述自己的观念，分析和介绍原著的主题思想和艺术架构，涵盖着小说中的两种爱情模式。
综上所述，在上世纪80年代，国内研究艾米莉文学进程中受到时代环境的限制，既表现在论文研究的数量有限，也体现在研究的内容不够深刻，大多数研究观念局限在艾米莉作品中艺术特色的介绍。但正是经历过起步阶段，这才会为后续研究提供必要的前提。
（二）1990年到1999年：推进阶段
韩敏中于1992年在《无穷尽的符号游戏――20世纪的
（三）2000年到2008年10月：快速发展阶段
进入新世纪，《呼啸山庄》翻译水平和能力的显著提升，又促使评论界关注艾米莉文学的热度上升，相关论文的数量呈现出大幅度上升的趋势。评论者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也在不断拓展，这也体现出由观念认同到争议的发展历程，充分表明学术界对艾米莉文学研究不断深化。
这一时期艾米莉研究的特点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继续探讨作品中的创作主题和创作思想，这也是传统的研究范畴。譬如有的学者分析爱的主题，有的学者分析故事主人公原型，有的学者将故事中的情节和希腊神话相联系，展现出神话母题的内涵。很多学者关注小说中的人性主题，并进一步探讨小说中的人性关系、人际关系以及双重人性等，并概括出人性复归的内涵。
其二，继续探讨艾米莉的创作意图和创作风格，以作者为视角探讨作品的内容。譬如有的学者从作者的生活时代背景角度思考，分析艾米莉的成长经历和性格，找寻作者和作品之间的共性联系，探讨作者的父母、身世、处境和英国社会的现实状态，分析作品中的精髓和作者坎坷生活经历之间的联系，有的学者以人物形象塑造、创作风格体系以及主题思想发掘等角度探究作品所反映出的作者性格。譬如董春萍借助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研究自恋心理状态，发现作者在童年时期遭受的心理创伤造成其具有自恋性格。
其三，以人物形象塑造分析作品，已经成为热点研究方式。目前主要探讨的是男主人公希思克利夫的多重人格、性格突变以及现实的悲剧等。在上世纪90年代，分析希思克利夫的复仇成为研究重点，其中汪岚通过系统论方式详细研究了希思克利夫的多重人格；胡鸿在2006年《安徽文学》第9期上发表的《本我・自我・超我――中凯瑟琳悲剧命运的解析》分析凯瑟琳的形象，从弗洛伊德精神理论探讨造成凯瑟琳悲剧命运的根源。
其四，更多的学者热衷于探讨《呼啸山庄》的审美理念和艺术特征，主要集中在作品中哥特式的文艺风格。学者探讨文学主题、意境营造、人物塑造以及情节构思等内容。譬如蒲若茜在2002年第2期的《外国文学评论》发表《与哥特传统》，他认为小说中充满着哥特式激情风格。邓颖玲在2005年第4期的《外语教学》中发表《论艾米莉・勃朗特对哥特传统的发展》，她认为小说中的哥特式风格可以凸显出小说所具有的时代现实感。
二、研究中的不足及应重视的问题
归纳总结我国近三十年研究艾米莉文学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其一，三十年的研究取得多种学术成果，也成为世界文学研究的宝贵经验。研究学者在各类学术期刊中发表大量论文，其中包括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既能够帮助读者更深入了解作品，也为相关研究提出新的观念。其二，研究学者从更多层面、更多角度探讨作者和作品，遵循世界文学批判方法，用开拓的视野和创新的理念分析，其涵盖着、结构主义、原型批判主义、女性主义以及社会学等理论。其三，在359篇论文中有350篇论文专门研究《呼啸山庄》，占研究总数的97.5%。这也表明《呼啸山庄》具有艺术和思想等多重研究价值和欣赏魅力，这也被称为是英国文学中“斯芬克斯”之谜。在不断的研究中，也让《呼啸山庄》这部小说持续绽放出新的光彩。
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内研究艾米莉的文学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其一，国内艾米莉文学研究不够全面，出现偏离重心的问题。在359篇论文中，针对艾米莉诗歌的研究只有9篇，占论文总数的2.5%，其余的研究内容均是以小说为主，这也体现出艾米莉诗歌研究的盲点。其二，国内研究艾米莉文学时深度还有待发掘，研究的内容也容易出现重复的问题。一些论文还局限于传统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在选题和视角上出现趋同的现象，鲜有创新性观点。其三，国内艾米莉文学研究难以“中国化”，研究方式主要依赖西方现有的模式，尤其是体现在分析中的批判意识，客观上影响着研究的效果。其四，国内艾米莉文学研究资料有限，也存在着不透明沟通的现象。现在非常缺乏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包括作者的传记、书信和其他资料。国内的很多研究成果还没有得到西方学术界的认可，这使得研究的效果出现边际效应。其五，目前国内研究艾米莉文学的学者很少，专业化从事研究的学者更少，出现严重的人才断层和人才流失的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提出如下的解决建议：首先要重视本土化研究艾米莉文学的意识，在批判研究中要凸显两个主体存在的思路，有效处理研究的意图和研究的模式，融入创新性的研究理念。其次，在研究艾米莉文学时要完善作品的编译力度，拓展学者的研究视野，找寻更加丰富的材料，关注艾米莉诗歌艺术的研究，以此达到多元化促进的研究效果。
三、总结
我国学界研究艾米莉文学已经有三十年的历程，经历三个历史发展时期，进入新世纪，国内艾米莉文学研究达到新的，同时也为现阶段的后续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在探讨的过程中，发现诸多问题值得考量。本文先介绍艾米莉文学研究的三个阶段，阐述国内学者研究艾米莉文学的四个内容，在此基础上分析存在的五个方面的问题，再根据研究的内容提出两个解决思路。相信在未来的研究中，国内学者能够以更加开拓的视野、更具创新意识的思路，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何申英.浅析《呼啸山庄》中的哈里顿・恩萧[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4（11）.
摘要：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已成为文学文体的重要研究范式,语料库文体学应运而生。本文讨论了迄今为止，国内硕士学位论文在该领域的具体研究方法、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关键词：语料库；文体学；硕士学位论文
一、 前言
语料库应用于语言研究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二者结合而产生的语料库文体学是近年来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新生的一个研究途径,旨在借助语料库工具,以实证的手段对各类文本的文体特征进行定量描写和定性分析。
二、语料库文体学的历史由来
上个世纪60年代随着电子、机器可读性语料库的出现，利用语料库对作家风格进行的研究就产生了。在此之前，许多传统的基于语料库的各种分析研究主要集中在五大学术领域：圣经文学研究、词典编纂、方言研究、语言教育研究和语法研究。而真正的语料库文体学却是随着语料库语言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迅猛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2005年、2007年连续两届在英国举行的语料库语言学国际会议都开设了题为“文学语言的语料库研究”的工作坊。
三、语料库文体学的研究领域
纵观文学文体的语料库研究, 根据研究角度的不同, 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主要研究领域:
1．以个体语言特征的文体研究为目的的语料库标注和分析
语料库文体学的研究途径之一就是以语言使用为切入点, 关注特定的一类语言使用现象, 如词语、词组、语法结构等, 其目的在于研究与语言使用有关的文体功能以及影响该类语言特征使用的语境因素。
以硕士学位论文《老人与海的语料库文体分析》为例，它是从文本的词汇、语法、修辞手段和行文连贯等方面对其文体风格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其中形容词的百分比要比其他三个高一个百分点，而且大多数形容词是用于修饰主人公桑地亚哥、大海和那条鱼。如“old”一词的使用频率是260次，其中235次是用于修饰文中的“老人”，作者这么做是为了告诉我们桑地亚哥年老了，身体状况在变差。但从小说可以看出，他是位具有坚强毅力的老人。
2．对作品主题的语言表现方式的研究
部分文体学研究者以作品的文体功能或主题为切入点,通过语料库检索软件对文学作品所有相关的词汇、语法模式进行客观、详细的描述。
在邢春晓《基于语料库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文体分析》中，利用ACMF,WSMF,Brown和LOB语料库以及从克里斯蒂最受欢迎的作品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五部侦探小说建立语料库，分别从词汇分布、句法和语篇等层面进行量化分析。通过分析邢春晓发现,克里斯蒂的小说一方面具有很多文学小说的共性，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侦探小说的一些特性。此外，灵活应用代词，能够使读者更好的融入故事情节中，有助于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一些副词性连接词的应用使读者摆脱阅读混乱感，从而紧随文章的情节路线。
3.作家风格研究
对作家风格的量化研究是通过对小说中高频词的量化统计分析来识别作家的风格。从目前搜集的所有硕士论文的研究结果来看，基本上每篇文章都花了不少笔墨通过研究词频的差异来分析小说中人物的差异，但是没有出现过用词频的差异来研究作家风格，说明在硕士生论文中，关于这类主题的写作目前还是一个空白。
四、目前硕士论文基于语料库文体的研究方法
对搜集的相关硕士论文进行分类，有文体表现、文体类型、文体形式这三类。文体表现主题有《基于语料库的战争文学文体研究》、《老人与海的语料库文体分析》等；文体类型主题如《基于语料库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文体分析》、《老人与海的语料库文体分析》。从文体形式来讲，有《基于语料库的欧内斯特?海明威作品文体学分析》、《基于语料库对海事商务合同文体特点的分析》等。
从所搜集的论文来看，基于语料库的文体学研究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通过自建语料库进行文体分析：在《老人与海的语料库文体学分析》中，作者建立了以小说《老人与海》为内容的观察语料库和其他六部二十世纪美国小说《野性的呼唤》、《了不起的盖茨比》、《美国悲剧》、《人与鼠》、《喧哗与骚动》、《麦田里的守望者》为内容的参照语料库，并利用检索工具AncConc和Writer’s workbench进行检索。
2.利用现成语料库进行文体分析：在《基于语料库对海事商务合同文体特点的分析》中，作者利用Brown和LOB作为辅助语料库进行文体法分析；基于语料库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文体分析》则采用语料库ACMF, WSMF, Brown和LOB.
3.语言分析工具：《基于语料库的欧内斯特?海明威作品文体学分析》借助计算机软件及程序FoxPro和SPSS从字系，词汇，句法和语义等多层次进行了一系列的统计测试；在《基于语料库对于〈经济学人〉财经新闻报道的语言问题特点研究》这篇硕士论文中，作者采用的分析工具是 Wsmith, AntConc,和Excel。
五、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现状和趋势
文学文体的语料库研究对研究作家的某种语言特点或作品的主题表达能够提供可靠的量化依据, 避免传统文学批评中只注重概念演绎或生搬文学以外的各种理论进行穿凿附会的弊端。然而,在看到该领域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 要善于总结存在的不足。在文学文体学研究领域, 语料库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零散研究多，研究体裁单一。
虽然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研究以探讨研究价值与研究方法的文章居多, 缺乏研究的可复制性, 但近二十年来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蓬勃发展, 语料库语言学与文体学领域的融合也在加速。对于语料库文体学的发展前景,Wynne指出, 随着XML、TEI等有关文本编码的重要国际标准的出现, 文学文本电子库的质量与信度也在提高, 语料库语言学将成为文体学家的有益工具。具体说来, 语料库语言学与文体学的进一步交汇融合将体现在统计分析方法日趋缜密、研究领域得到扩展和描写、阐释与评价结合这几个主要方面。
六、结论
从目前基于语料库的文体研究学位论文中可以发现，此类论文从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很大提高，研究领域更加拓宽，研究方法更加科学，研究层次更加深入。望作为硕士生们的我们能够踏实做学问，为这一学术课题的发展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Kennedy, Graeme. (2000). An Introduction to Corpus Linguistic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Wynne, M. Stylistics: corpus approaches[ A ].K. Brown. Encyclopa ed 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 2nd edition ) [ Z ]. Oxford: E lseve ier Sc ience, 2006.
[3]Gavins, J..La nguage a nd Litera ture, 2007, 16 ( 4): 389 -403.
[4]刘雯, 老人与海的语料库文体学分析.中国期刊网优秀硕士生学位论文数据库，2008.
[5]向湘立，基于语料库的战争文学文体分析，中国期刊网优秀硕士生学位论文数据库，2009.
[6]韩国崇，基于语料库的欧内斯特?海明威作品文体学分析，中国期刊网优秀硕士生学位论文数据库，2008.
[7]王秋瑅，基于语料库对海事商务合同文体特点的分析，中国期刊网优秀硕士生学位论文数据库，2010.
[8]邢春晓，基于语料库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文体分析，中国期刊网优秀硕士生学位论文数据库，2010.
关键词： 文学独立性文章价值文人生命意义文章社会功能
曹丕的《典论・论文》大致涉及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批评论方面，曹丕指出在进行文学批评的过程中，存在着“文人相轻”和“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两大弊病，是中国文学史上关于文学批评态度的首次阐发，成为后世关于此问题讨论的滥觞；在作家论方面，提出了“文以气为主”，首次将“气”这一哲学范畴应用于文学理论领域，开创了“文气说”；在文体论方面，提出了不同体裁应有不同特色，其“四科八体”说开创了魏晋南北朝文体研究的先河；在文学价值论方面，空前地将文学放在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至高地位，这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很罕见。显然，这篇不足六百字的文章的价值不在于理论建构的全面和系统，而在于言前人所未言，并对后来者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这四方面都分别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典论・论文》作为一个整体还包含着一个可视为灵魂的核心观念，即对文学独立地位的确立，这是其作家论、文体论和价值论的共同旨归，也使曹丕对这三个问题的论述获得了更大的意义。
《典论・论文》最引人注目的一句话是“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容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1］正是通过这句话，曹丕对文章价值给予了高度肯定，也使《典论・论文》一文在文学批评史上获得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首先要明确的问题，是曹丕所说的“文章”的含义。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文章”的含义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也正是这种不同决定了其开创性意义。通观《典论・论文》全篇可知，曹丕的主要论述对象是书论和诗赋这两大类，尤以诗赋为主。他将主要精力用于对文学批评态度的阐发上，并用大量笔墨讨论了建安七子的诗赋创作成就和创作风格。同时，曹丕在论及文体划分时明确指出了他所说的“文”、“文章”是指奏议、书论、铭诔、诗赋这几类。这一点还可以与他在其它文章中的说法相互印证：“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与王朗书》）“所著书论诗赋，凡六十篇。”（《典论・自序》）［2］在此，曹丕指出，可以像“立德扬名”一样不朽的是《典论》一类的专论和诗赋这样的文学作品。
在曹丕对“文章”的重视中，对学术性的专论的重视是对以往传统观点的继承。《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3］这里的三不朽中就已经有“立言”一说。自先秦至汉代，人们对著作的重要性一直是充分肯定的，但是，魏晋以前的人所重视的“言”和著作主要是指以立德辅政为目的的著作和学术著作，而即使是这些著作的地位也远未达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更何况是“有类俳优”的辞赋。因此可以说，曹丕对文学作品地位和价值的高度评价是空前的。
那么，曹丕为什么会全面以往的观点而对文学的价值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呢？其原因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来解释。
首先应归结于社会环境导致的文人对生命意义的执着追求。自桓灵二帝以降，朝中宦官外戚轮流专权，帝权旁落，清流党人屡受打击，灵帝、献帝两朝更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所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连年战乱和疾疫流行使原本多产生于下层文人的悲凉心境扩大到全体文人，对生命无常的感叹深入每一个文人的心灵，《古诗十九首》中悲凉的调子弥漫文坛，在曹丕的诗文中也屡见不鲜，如：“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亦何早。”（《短歌行》）“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古来有之，嗟我何言。”（《丹霞蔽日行》）“人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与王朗书》）［4］这种对现实的深刻质疑导致了对生命的不朽价值的追求，及时行乐和建功立业成为自《古诗十九首》以来被普遍接受的两大主导情绪，但由公子而帝王的曹丕却看到了其中的不确定性：“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耶？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其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与吴质书》）［5］“自古至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典论・终制》）［6］这两段话可以看作是对《典论・论文》中“年寿有时而尽，容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一句的注解。正因为世俗的行乐和功业都无法持久，曹丕转而将人生的价值归于“著篇籍”。又因时值汉末乱世，原有的封建秩序包括既成的思维方式已受到严重破坏，连年征战使最起码的教育都成了问题，曹操在建安八年即公元203年曾下《修学令》：“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7］所谓恢复“仁义礼让之风”、“先王之道”不过是辞令而已，但仅从这道政令也足见当时礼崩乐坏的程度。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汉朝的实际掌权者曹操又无意恢复名教的统治地位，而是以“尚刑名”、“尚通脱”为统治特色，不仅容许异端思想的发展，更三次下政令宣布重才干不重德行，这种做法进一步颠覆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在这种极为宽松的理论环境之下文人的思想得以自由发展，也使曹丕以往正统观点成为可能。
以上讨论的都属于文学的外部因素，“尚通脱”的社会氛围、需要有所寄托的生命意义以至曹丕的上层统治者身份都使文学价值的提升成为可能，那么文学本身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得这种价值提升得以最终实现呢？关键就在于文学的独立性得到了承认，文学不再是经学的附庸，而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实体。
在宣示了文学的不朽价值之后，曹丕强调了文学的独立性：“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虽然只有一句话，但却为他对文学价值的肯定做了性质界定。“不托飞驰之势”即指文学与仕途政权无涉，那么什么样的行为能入“良史之辞”呢？《典论・自序》中指出：“至若知而能愚，勇而知怯，仁以接物，恕以及下，以付后之良史。”显然是指儒家的德行。因此可以说“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彻底划清了文学与政治和名教的界限，使曹丕对文学价值的肯定剔除了文学社会功能的成分，从而获得了更大的理论意义。
这里有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即“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句并非指文章具有社会功能，而恰恰相反是对文章独立性的肯定。将“经国之大业”与文学联系起来并非始于曹丕，而是出自杨修的《答临淄侯笺》，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对文学加以贬斥：“辞赋小道……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8］《答临淄侯笺》反驳了曹植轻视文学的说法，认为文学创作无碍于政治作为：“若不忘经国之大美，流千载之英声，铭功景钟，书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岂与文章相妨害哉？”［9］其中的“经国之大美”、“千载之英声”正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前身。杨修与曹植对文学创作的态度虽褒贬不一，但他们的着眼点都在于如何实现个人的生命价值，即使是建功立业也无关名教宏旨。而且二人都将政治活动与文学创作当作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已将文学与“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剥离开了，曹丕对杨修说法的化用也是在同一前提下进行的，他将文学与“经国之大业”联系在一起的着眼点是要提高文学的地位，也就是说，文章具有与“经国之大业”、与“三不朽”同等崇高的地位和价值。
《典论・论文》中对文学批评态度问题做了较大篇幅的讨论，“四科八体”和“文气论”的提出就源于这一讨论。曹丕认为“文人相轻”源于“暗于自见，谓己为贤”，而产生这一弊端的原因又在于文章本身存在着文体的差别：“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再深入一层，之所以不同作家擅长不同体裁，是因为各人所秉承的先天之“气”不同。
除了开启文体划分的先鞭以外，“四科八体”的另一重大意义在于肯定了诗赋独立的文体特征，突出强调了其美学特征，诗赋首先要符合“丽”的标准，这一标准的提出用“离经叛道”来形容最为准确。提倡文章要有文采当然并非始于曹丕，王充就很重视文采，最早则可以追溯到孔子对个人修养的要求：“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10］孔子的观点对后世的文论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后世的文论家也根据自己的认识赋予“质”不同的内涵。如上所述，在汉代文人看来，文学的内涵就只是为政权服务，在此意义上对文采的重视也只是希望文学能因此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而已。如王充在《论衡・定贤》中所说：“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扬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辨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知觉是非之分，无益于弥补崇实之化。”［11］这种思想在唐代的白居易那里得到了更为清晰的表述：“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皆兴发于此，而意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与元九书》）［12］白居易的文章工具论是对汉代文学观的隔代还魂，他对文学的美学价值的看法可以较为准确地体现汉代事实上存在或可能存在的观念：文章可以写得漂亮，但一定要因此而更有利于宣扬教化、襄助政权，漂亮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意义。曹丕的“诗赋欲丽”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确立了文学的独立地位。
虽然曹丕没有对文学本体进行讨论，未能说明“夫文本同而末异”中的“本”是什么，只能肯定不是服务政治而已，但这并未影响他的一句“诗赋欲丽”对传统文学观的冲击，这一点从后世企图恢复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一原有秩序的文人以此为由对曹丕发难就可见一斑，如隋初李谔的《上隋文帝论文书》：“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子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兢驰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好吟咏……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13］又如《宋书・藏焘等传论》：“自魏氏应命，主命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14］虽然二人将魏晋以来文坛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全部归功于受曹丕的影响有过誉之嫌，但曹丕站在文学独立的立场上对华丽好看的提倡确实非同凡响，大大有别于在“文以贯道”前提下对文学的美学特征进行的讨论。
四科八体的划分还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对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态度。由于无视文学的独立性，对文学区别于其它文体的特征也难以正视，如王充对文学中夸张手法的片面认识就源于用生活真实代替艺术真实，比曹丕稍早的王符也是如此，他在《潜夫论・务本》中说：“今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愚夫憨士，从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长不诚之言者也。”［15］曹丕在文体划分时将“雅”、“理”、“实”作为其它文体的特征而不以之要求文学，这也是在确立文学独立特征上的一大进步。
《典论・论文》没有进行文学本体的讨论，但却充分重视了创作主体的重要地位：“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认为文章取决于创作主体秉承的不可改变的先天之“气”，作品取决于作家的天赋才性，不受外界支配，这也是对文学独立的认同。“文气论”的提出显然深受汉末以来人物品评风气的影响，是将汉代王充的元气论与汉末魏晋逐渐高涨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追求加以整合的产物，代表了从传统的儒家、道家思想向玄学转向过程中的独特观点。曹丕的“文气论”虽然论述太过单薄，但提供了一个论文的全新的视角，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巨大作用，从魏晋直至明清关于“文气论”的讨论蔚为大观。后世文论家对“气”的内涵、从“气”论文的角度、文与“气”的关系都各执一端，对曹丕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只借鉴方法而在观点上毫不相涉者也有之，但究其根源却都受到了曹丕的启发。这是曹丕作家论的特点，也是整篇《典论・论文》的特点。
参考文献：
［1］魏晋南北朝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13-14页.
［2］同［1］.第16页、第12页.
［3］王运熙，顾运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月版，第14页.
［4］傅亚庶注译.三曹诗文全集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258页、第266页.
［5］同［1］.第9页.
［6］同［4］.第537页.
［7］同［4］.第110页.
［8］同［1］.第26页.
［9］同［1］.第42页.
［10］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11页.
［11］王运熙.中国古代文论管窥.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98页.
［12］隋唐五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235-236页.
［13］同上.第2页.
一、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具体发生时间的辨析
关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具体发生时期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中国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这一争论了。在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儿童文学”?存在着什么样的“儿童文学”?针对这些问题，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其中，以蒋风、王泉根、方卫平、张之伟、谭元亨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儿童文学了。蒋风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绪论当中这样写道:“历代儿童常常把丰富多彩的人民口头创作和古代文人文学中的优秀篇章攫为自己的宝贵精神财富，以满足精神上的渴求和需要。这就使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与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保持着传统的血缘关系。”［1］1蒋风先生所指的优秀文学中，除了《西游记》《水浒传》等文人文学外，他还特别提到民间文学对我国儿童文学的巨大影响:“我国古代的民间童话和民间故事，从来就主要生活在孩子们中间，滋养并丰富了过去时代的儿童精神生活，也是我国儿童文学的一宗极其丰富的遗产。”［1］2王泉根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主潮》《中国儿童文学概论》等论著中也大抵持相似的观点:“由此观察中国儿童文学，中国古代有童谣、童话的存在，自然有儿童文学的存在。”［2］13“如是我们说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资源源远流长，这显然是指千百年来民间流传的口头儿童文学。”［2］14张之伟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中将“五四”以前的儿童文学称为“客观存在的儿童文学”［3］。这种提法与方卫平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对古代儿童文学的提法不谋而合。但是，方卫平也指出，中国古代儿童文学具有非自觉性。“除了符合传统教育需要的作品之外，它们基本上都不是专门为儿童所创作的自觉的儿童文学作品。”［4］纵观这几位学者的观点，不难做出如下的概述:他们认为古代文学中的民间文学、中某些适合儿童阅读的作品以及儿童之间传唱的童谣等可以看作是儿童文学，但是古代并没有出现专门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也就是自觉的儿童文学，真正自觉的儿童文学要到“五四”时期才出现。吴其南在《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一书中使用类似的称法，即将“五四”以前的“儿童文学”称为“非自觉的儿童文学”。他指出:“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冠礼的记载值得关注。而真正将儿童作为一个共同体来想象其特点的是一批美学家，如老子、李贽等。因此，现代社会以前是有童年观念的，古人也意识到了儿童与成人的不同，只不过他们的注意点多在生物学层次上，而现代的学者关注的则是文化层面。而儿童文学的产生与近代以来的新式教育制度密不可分。学校的建立推动了儿童文学读者群的生成。学校创造一个儿童的文化群体，为儿童提供了一个特殊、介于家庭和社会之间的空间，创造了一种儿童自己的、又有别于成人的生活方式，在深层为儿童文学的特殊存在提供了依据。更为重要的是新式教育基本畅通了儿童自身的接受能力这个制约儿童文学建立和走向自觉的瓶颈。”［5］
在“儿童文学是古已有之”这一阵营中，谭元亨的观点显得与众不同。他在《中国儿童文学———天赋身份的背离》一书中将孙悟空、哪吒等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归为“儿童形象”。并且认为，“《西游记》在很大成分上，是给儿童们写的，而且，可以被视作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雏形”［6］。以朱自强为代表的另一方则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并非古已有之，而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甚至连“中国儿童文学”这个名词都不存在。这一观点最先在他的《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一书中提出:“从有人类的那天起便有儿童，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儿童却并不能作为‘儿童’而存在。儿童作为儿童被发现，是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才完成的划时代创举。没有现代社会对‘人’的发现，就不会有‘儿童’的发现，而没有‘儿童’的发现作为前提，为儿童的儿童文学是不可能产生的。”［7］3而关于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的关系，朱自强则表示:“民间文学要成为儿童文学，一定要经过现代转化。”［7］4在《“儿童文学”的知识考古———论中国儿童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一文中，朱自强运用福柯的知识考古方法和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的概念，对“儿童文学”这一观念进行知识考古。［8］因此，他认为不能采取对细部进行孤证的做法，认为古代那些零星的作品不足以促成“儿童文学”这一重大的事件的发生。“建构的本质论”是朱自强针对儿童文学界出现的“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倾向所提出的。在朱自强看来，杜传坤是建构主义的代表。杜传坤在《现代性中的“儿童话语”———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谈起》一文中表示:“现代儿童文学起源的‘元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具体是哪一个时期，而是为什么是这个时期。儿童文学的真实起源来自于成人对儿童的想象。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就是儿童被‘他者化’的过程。”［9］在这里，杜传坤显然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儿童是通过“颠倒”而被发现的风景。不可否认，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成人为隐含的儿童读者所构建的一个“乌托邦世界”(尤其在狭义的儿童文学中)，是成人想象出来供他们阅读或欣赏或受益的东西。但我们应该同时注意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文本所提供的理想化世界并非是被动的接受。相反，他们正在积极抵抗这些理想化的过程。路易丝·乔伊在2019年出版的专著Literature'sChildren:TheCriticalChildandtheArtofIdealization(笔者译:《文学的儿童:批判的读者与理想化艺术》)中，分析了“儿童读者从事的实际的批评活动的本质，强调儿童对文本起何种作用”［10］。通过细读一系列“黄金时代”为儿童创作的儿童小说，证明了儿童批评是如何在这些文本中抵抗理想化的过程。也许，这本书提供的全新视角，可以在某些程度上纠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偏颇，从而使我们更加理性地看待“儿童文学的发生”这一问题。
而关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大多数的学者都持“五四说”的观点。但也有少数学者持“晚清说”的观点。张建青论文《晚清儿童文学翻译与中国儿童文学之诞生》运用译介学的方法，从晚清的儿童文学翻译入手，对不同译文以及茅盾、叶圣陶、孙毓修的童话作比较分析，从而得出“中国的儿童文学逐渐诞生于晚清，标志性的作品是1908年出现的《无猫国》，它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11］。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孙建江，他在《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一文中对清末民初儿童文学活动史料的梳理和整理，发现“清末民初时儿童文学活动的创作思想日趋成熟、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丰富多彩、儿童文学活动的积极影响不断显现，因此清末民初的儿童文学活动，是具有民族性、现代性根本特征的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真正起源，清末民初也正是我国儿童文学真正呱呱坠地的诞生期”［12］。
二、对这一时期具体文学实绩进行研究
对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史料的整理从未停止过。1982年胡从经编纂的《晚清儿童钩沉》是中国大陆较早关于晚清时期儿童文学史实的著作。随后，蒋风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王泉根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主潮》、张之伟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等一系列现代儿童文学史着眼于“五四”到前的儿童文学史实的梳理。对于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也以正面评价为主，肯定了“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对传统文化的反拨，把“五四”时期作为儿童文学史上的重要节点。但这些著作对史料的平面梳理，大多是从儿童文学观、域外翻译的儿童文学和原创文学三个角度来论述，缺少对史料更深入探究。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逐渐从各个角度审视晚清至“五四”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试图探究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与历史、社会和民族国家等之间复杂的关系。谈凤霞教授在论文《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审美困境》中，从“审美”的角度，对1903－1927年间的儿童文字进行评价。在肯定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成就的基础上，同时指出了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审美困境:偏重教化、偏重“玄美”和矫枉过正。作者选取的切口很小，但是辐射的面却非常广。通过研究发生时期儿童文学的审美性，我们可以关照到整个现代甚至当代儿童文学的审美面貌。［13］张梅的《从晚清到五四儿童期刊上的图像叙事》另辟溪径，从“图像”这个在儿童文学中习以为常但却又最容易为人忽视的文体入手，考察图像由叙事的点缀到直接参与叙事的演变，从而折射出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复杂性。图像在晚清时期给儿童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在民国初年成为启蒙的利器，并出现了完全以图像为主导的《儿童教育画》，到了“五四”时期，“图画故事”作为一种新文体正式出现。图像对叶圣陶等最早一批的儿童文学作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是现代儿童文学诞生重要的推动力量。［14］
儿童文学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一直伴随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各个阶段，尤其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阶段。吴翔宇的论文《想象中国:五四儿童文学的局限与张力》从“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入手，发现了“五四”儿童文学无法回避成人———儿童的张力关系。在“五四”时期的许多儿童文学作品中，都无法回避地出现成人的声音。在成人和儿童的身上同样都存在着自然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在儿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无论是过分强调政治之于儿童文学的训谕和教化功能，还是将儿童文学超脱于政治之外，都是对两者之间深度关联的片面理解。”［15］
从儿童文学内部探讨儿童与民族国家的命题是另外一个趋势。在“五四”时期，周作人和鲁迅在儿童文学方面的贡献不可小觑。对周作人的研究，学者大多集中在他的“儿童本位”理论以及他将民俗学、人类学与儿童文学交叉在一起的跨学科方法上。而对鲁迅的研究，则更多集中在他对爱罗先珂童话的翻译上面。谈凤霞教授的论文《鲁迅与爱罗先珂的童话》一文中阐述了鲁迅选择译介爱罗先珂童话的标准在于“有益有味”，“有益”指的是有益于儿童健康成长，并从长远来看能有利于改良社会人生;“有味”指的是活泼、积极的生活情趣和隽永的艺术魅力，能吸引小读者。论文的着眼点仍在启蒙与斗争的主题之中。［16］美国学者安德鲁·琼斯的《发展的童话:鲁迅、爱罗先珂和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一文则揭示了鲁迅对于启蒙这一命题十分暧昧的看法。鲁迅和爱罗先珂一样持续关注着进化论及其带来的发展渴求，但也时刻怀疑这种发展的希望只是幻想。安德鲁认为《狭的笼》是一个后殖民的寓言:本土知识分子的发展主体为启蒙价值的“普世性”所篡代。［17］106－132谢晓虹的论文《五四的童话观念和读者对象———以鲁迅的童话译介为例》以鲁迅的童话译介为例从读者对象的角度介入来重审“五四”时期的童话。她提出了很有趣的问题:童话在“五四”时期是否真的如通常所说的是“专为儿童用的文学”?作者的答案是:“五四”时期当童话被视为“专为儿童所用的文学”时，一个崭新的读者群———拥有“赤子之心”或“童心”的成人也被构建出来。具体到鲁迅1926—1927年所翻译的《小约翰》，进一步阐述了鲁迅所看重的童话作品中的“社会批判力”不是源自童心的“无邪”，而是必须拥有“成人”与“儿童”的双重视点。因此，鲁迅所翻译的童话，是献给他们的———那些徘徊在“成人”与“儿童”世界之间，拥有双重视点的痛苦的觉醒者。［17］133－153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在《隐藏的成人:定义的儿童文学》中曾说:“我推定叙述者(指儿童文学文本的叙述者)是一个成年人，这些文本往往提供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是儿童式的，一种是成人式的。”［18］其实在鲁迅翻译的童话也存在着这种双重视点，因此才会邀请同样具有“双重视点”的读者进入文本。在余话中，谢晓虹希望借此丰富现时对“五四儿童”、国族想象等课题之探讨。李玮的论文《在东西之间发明儿童———论民族政治与鲁迅的儿童观》一文打破了前者启蒙语境下的研究范式，在殖民的语境下探讨了鲁迅的儿童观。她提出也许并非是鲁迅“发现”了作为“人”的存在的儿童，而是鲁迅通过“发明”儿童来实现他特定的文化目的。“儿童”是鲁迅实现民族解放的一个工具。在谢晓红“双重论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其翻译的作品并不存在于成人与儿童之间，而是存在于殖民语境下鲁迅所建构的东/西、新/旧的中国秩序之间。在东西结构中，在新旧转换之间，“儿童”被赋予分裂传统文化秩序的特质———“童心”或“童话”。“童心”或“童话”沟通另一个“成人世界”。［19］
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研究的重点是某一份刊物、某一个作家或是某一部分特定人群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产生的影响。宋莉华的论文《从晚清到“五四”:传教士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蘖》指出传教士在晚清时期的儿童文学活动。在翻译福音小说方面，传教士将其改编为儿童读物，前期的目的在于传播宗教教义，后期则被赋予了更多的启蒙色彩;在寓言方面，传教士将寓言进行改编，使其更加适合儿童阅读，寓言正式成为了儿童文学的一种文体;在童话方面，传教士用白话文译介了大量经典的作品，代表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未来的发生方向。［20］美国学者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一书专门为儿童文学单列一章，重点论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学的采集，作者尤其肯定这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把纯儿歌从传统的、道德教化的成人正统文学中分离出来，把它归入一个专门的民间文学体裁，并肯定它在民间文学教育方面不可估量的作用，具有开拓性的作用。［21］陈恩黎的论文《颠覆还是绵延———再论〈小孩月报〉与中国儿童文化的现代启蒙之路》，通过对《小孩月报》的再考察，发现了《小孩月报》所开启的“启蒙之路”并没有完成一种对传统中国文化形成挑战、颠覆和互补的横向文化移植，而是变异为在现代化名义下继续绵延的纵向繁殖，进一步加大了传统中国对童年的不信任以及意欲多方规范、塑造与利用的文化惯性。［22］李艳利的论文《〈蒙学报〉与晚清儿童文学的觉醒》以《蒙学报》为中心考察了其下设栏目在中国儿童文学自觉的路上所起到的作用。［23］胡丽娜的论文《〈妇女杂志〉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与之结构类似。通过对《妇女杂志》下设栏目《儿童领地》和《玩具俱乐部》发表文章的整理，作者发现《妇女杂志》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尤其是其阶段的重大贡献。它在“儿童的发现”、儿童文学的创作、译介和本土儿童文学理论的构建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24］
近年来，研究者逐渐关注到了儿童报刊图像的作用。除了上文提到的张梅的《从晚清到五四儿童期刊上的图像叙事》一文，陈平原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中的‘儿童的发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名为《转型期中国的“儿童相”———以〈启蒙画报〉为中心》，以1902—1904年间存在北京《启蒙画报》为中心，探讨转型时期的“儿童相”。“以图像为中心，兼及相关文字，对比‘妇女相’和‘儿童相’，解读《小英雄歌》等歌谣的精神意蕴，探究教科书中的插图，进而关注‘游戏’怎样成为儿童教育的重要内涵、‘知识’可否变得有趣、采用版刻而非石印对于《启蒙画报》的利弊得失。”［17］73－90梅家玲的论文《晚清童蒙教育中的文化传译、知识结构与表述方式———以〈蒙学报〉与〈启蒙画报〉为中心》，从蒙学报刊与新式小学教育的引进讲起，进而讲到两份报刊中的知识结构，包括文学、历史、算术和地理等多门学科，最后谈到了新知识的表述方式并探究晚清报刊童蒙教育的开拓与局限。［17］35－72可以看出，这两篇论文中真正涉及文学史方面的并不多，更多是在美术史、报刊史、教育史以及思想史的背景下思考晚清时期“何谓儿童，如何启蒙”。
在晚清至“五四”时期有许多人物都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做出了贡献。王蕾的《安徒生童话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按照专题研究的方式说明了安徒生童话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观念生成、儿童文学理论的构建、儿童文学的创作实践等方面对中国的影响。［25］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以来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期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话语资源，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语境下梳理儿童文学发生期的文学实绩，考察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与现实社会、文化、历史的复杂关系。
中国儿童文学到底起源于何时?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儿童文学?这些问题至今仍是学界的热门话题。针对以上这些议题，笔者认为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完善研究: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儿童?什么是儿童文学?儿童存在于自然和社会两个维度上。存在于自然维度上的儿童，从古至今都是存在的，他指的是人类在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时期;而在社会维度上的儿童，不同的历史时期则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即使在同一个时代，不同阶级和社会背景的人看待儿童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在古代，官方的正统思想是压抑儿童天性的，那些所谓的蒙学读物是不能够算作儿童文学的，但是在民间，有许多故事和歌谣仍然是受到儿童喜爱的。所以，关于“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的争论点在于双方对于“儿童文学”的定义有所不同。持“古代说”观点的学者是从儿童接受的角度来定义儿童文学的。他们认为，古代文学中的某些作品为儿童所喜爱，那么就可以算作是儿童文学。而朱自强认为，“儿童文学”应当是一种观念，只有得到成人认可，尤其是官方认可的儿童文学才是真正的儿童文学。但“儿童文学”究竟应当如何定义，学界至今也没有准确的定论。在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作品诞生的条件，包括社会、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作为研究者，更应该考察儿童文学作品在每一个具体历史环境中如何为读者所接受或排斥，怎样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读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又是怎样反过来塑造文本的。
其次，在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史料研究方面，呈现出从平面化的史料整理转变为多角度挖掘史料背后隐含的复杂内涵，从而纠正了人们之前的许多误解，但在史料的深度挖掘方面仍需要进一步探究。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者对待史料要有着自己的价值立场，才能发现历史框架中的“血肉”。如果只是将史料的研究变成单纯的考据，那也就失去了研究的价值。
本科生毕业论文致谢范文一
致谢：
时光匆匆如流水，转眼便是大学毕业时节，秋云，聚散真容易。离校日期已日趋临近，毕业论文的的完成也随之进入了尾声。从开始进入课题到论文的顺利完成，一直都离不开老师、同学、朋友给我热情的帮助，在这里请接受我诚挚的谢意!
说心里话，作为一个本科生，在最初试图以《周易》为题材进行研究时，还是颇有顾虑的，最大的难题在于自己对《周易》缺乏足够的了解，面对神秘瑰丽的古代典籍茫茫然不知从何处下手，几经酝酿思索，最后在文学院不少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最终确定对《周易》的人生哲学进行尝试性的分析研究，由此才展开此论文的撰写工作。
本学位论文是在我的指导老师陈松青老师的亲切关怀与细心指导下完成的。从课题的选择到论文的最终完成，陈老师始终都给予了细心的指导和不懈的支持，并且在耐心指导论文之余，陈老师仍不忘拓展我们的文化视野，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学的美妙与乐趣。特别是陈老师借给我的《周易美学》一书，让我对《周易》中神奇瑰丽的殿堂多了一份盼望与神往，虽然与论文不甚相关，却为我将来步入学术研究的殿堂打开了不可多得的方便法门。值得一提的是，陈老师宅心仁厚，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对学生认真负责，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学者的严谨和务实，这些都让我们获益菲浅，并且将终生受用无穷。毕竟“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希望借此机会向陈老师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此外，本文最终得以顺利完成，也是与文学院其他老师的帮助分不开的，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参与我的论文指导，但在开题时也给我提供了不少的意见，提出了一系列可行性的建议，他们是李生龙老师，吴建国老师，王建老师等，在此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最后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他们不仅培养了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的兴趣，让我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使心灵有了虔敬的归依，而且也为我能够顺利的完成毕业论文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与帮助。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更加努力的学习和工作，不辜负父母对我的殷殷期望!我一定会好好孝敬和报答他们!
本科生毕业论文致谢范文二
本论文是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老师为论文研究思路的设计和文献资料的选择提供了有益的指导，使得论文在成文阶段少走了很多弯路。同时，程老师严谨细致的治学态度也令我受益匪浅。在论文完成之际，谨向××老师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科生毕业论文致谢范文三
经过半年的忙碌和工作，本次毕业设计已经接近尾声，作为一个本科生的毕业设计，由于经验的匮乏，难免有许多考虑不周全的地方，如果没有导师的督促指导，以及一起工作的同学们的支持，想要完成这个设计是难以想象的。
在这里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xx老师。xx老师平日里工作繁多，但在我做毕业设计的每个阶段，从外出实习到查阅资料，设计草案的确定和修改，中期检查，后期详细设计，装配草图等整个过程中都给予了我悉心的指导。我的设计较为复杂烦琐，但是俞老师仍然细心地纠正图纸中的错误。除了敬佩俞老师的专业水平外，他的治学严谨和科学研究的精神也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并将积极影响我今后的学习和工作。
其次要感谢和我一起作毕业设计的xx同学，她在本次设计中勤奋工作，克服了许多困难来完成此次毕业设计，并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作量。如果没有她的努力工作，此次设计的完成将变得非常困难。
然后还要感谢大学四年来所有的老师，为我们打下机械专业知识的基础；同时还要感谢所有的同学们，正是因为有了你们的支持和鼓励。此次毕业设计才会顺利完成。
最后感谢工学院和我的母校—北京林业大学四年来对我的大力栽培。
本科生毕业论文致谢范文四
历时半年之久的论文写作，终于结束了。从最初的选题、写开题报告，到后来的初稿、定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这期间，有很多人给我帮助，给我建议。
首先，我要感谢指导老师对我的悉心指导。在我没能及时跟老师联系，讨论论文问题的时候，老师打电话提醒我，给我提出问题，让我及时改正。老师诲人不倦的精神，治学严谨的态度，让我无比钦佩。还要感谢大学期间遇到的其他老师，谢谢你们让我在学到知识的同时，也学到了如何做人，你们的言传身教将让我一生受用。
[关键词]古代文学作品选；大学生；人文素质
“所谓人文素质，是指由知识、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一个人的内在品质，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修养等。”人文素质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提高的过程，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诸多方面。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培养人文精神，提高人文素养，这种教育理念已经在高校越来越受到重视。古代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以及作品所塑造的鲜明的艺术形象，包容和体现着博大的民族精神，深厚的民族情感、崇高的民族美德、良好的民族心理，因此，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过程既是接受知识的过程，也是弘扬民族精神、宣扬民族伦理道德、渗透民族心理的人文素质教育过程。可以说，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是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最理想的课程之一。
首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民族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跨度非常广，可以从史前文明一直追溯到20世纪初的。在这段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比灿烂的精神文明，各个领域——包括文学、哲学、语言、艺术、军事、伦理、政治、经济——都留下了辉煌的文化遗产。我们可以通过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将这些优秀的文化传播到大学生当中去，让他们能够从中领会到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增强自身的民族自信心。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心理特征、文化传统、精神风貌、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又是一个民族延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流传到今天的古代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是历代作家人生理想和信念的精髓，那些“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者们；那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寻者们；那些“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贤良们；那些“舍生取义”的斗士们；那些“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的爱国者们无不是我们学习和歌颂的对象，将古代文学中的这些经典篇目介绍给大学生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将我们的民族精神渗透到他们的思想意识中去，从而逐步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其次，古代文学作品具有强大的美育功能。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是一门非常具有美学氛围的课程。从别有韵致的诗词到骈俪的辞赋，从意蕴优美的散文到情节曲折的小说，古代文学作品呈现着多样的形式美，具体到作品中，我们可以欣赏到《离骚》的语言美、李白诗歌的韵律美、韩愈散文的格调美、柳宗元散文的自然美、辛弃疾词的崇高美、苏轼词的意境美、《牡丹亭》的心灵美、《红楼梦》的人性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就是一座美的圣殿。在这座圣殿里中徜徉，可以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让人们朝着真善美的方向前进，养成高尚的人格和高品位的审美价值取向。
古代文学的优秀作品，是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我们今天培养高素质的大学生必须继承和借鉴的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强化古代文学作品对大学生的情感教育，提高道德素质
德育是育人的根本。上海大学的钱伟长曾说过：“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应是一个全面的人，一个爱国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家。”。’古代文学作品内容生动、感情强烈，其中又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感。利用古代文学作品的教学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是“情感的符号形式，艺术家掌握了创造艺术符号形式的本领，把无形的内在情感变成了可供人感知、观赏的东西。”…因此，在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情感的教育，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传达给大学生，以提升其内在的人文素质。
1、爱国情感教育
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情感，对于培养大学生良好的爱国主义精神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历代文人都以饱满的爱国主义激情唱出了感人肺腑的爱国情怀，从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到曹植的“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从陈子昂的“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菜”到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陆游的“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仁人志士所体现出来的为国家、为民族而牺牲个人利益的高尚情操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精神能够感染大学生的心灵，陶冶他们的情操，唤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文人们的爱国精神以及他们的作品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中捍卫国家尊严，坚持民族气节的文学主旋律。因此，在讲解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对文学作品中的爱国思想、爱国精神进行深入的讲解，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报国精神。
2、道德素质教育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素质，孟子“舍生取义”的道义精神，孔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的仁爱精神，《礼记》中的“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的诚信精神，《牡丹亭》中“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良好爱情观，《段太尉逸事状》中段太尉的正直品格，《张中丞传后序》中张中丞和南霁云视死如归的精神，陶渊明“落地成兄弟，何必骨肉亲”中体现的亲情，李白“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中体现的友情……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体现了无数的优良传统，尊老爱幼、乐于助人、无私奉献、善待他人、关爱他人，真诚、善良、正直、无私、宽容等美德，都是我们今天培养大学生良好伦理道德素质的深厚文化基础，是我们对大学生进行道德素质教育的情感资源。(二)加强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队伍建设
首先，一个优秀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具有良好的师德。树立民族信念，增强自身的民族自豪感，这样才能把古代文学作品中那些民族精神的优秀部分精准地传达给学生。另外，古代文学作品与现代精神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这不仅体现在语言上、形式上，还体现在思想上。这就需要教师要全身心地投入，彻底地理解作品，在课堂上加以引导，使学生吸收和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精髓。
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内外兼修，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素养、道德素养和气质。德国教育学家第斯多惠说：“教师只有当他自己致力于对他自己的教育和教养时，他才能实在地培养和教育别人。”在教学活动中，教师的学识水平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教师一刻也不能放松对自己教育和教养的提升。要扎实地掌握自己的专业知识，对各朝各代的文学家、文学作品如数家珍。与此同时，还应该及时了解本学科研究的新动向和新成果，及时更新看法和观点。
教师所展现出来的人格魅力不仅会让学生对这门课程产生极大的兴趣，而且也会对学生良好文化素养的形成产生很好的影响。因此，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具有一定的古典气质，具有一种不问世事的洒脱之气，从而能够在课堂上、课外活动中恰当地引导学生，逐渐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
由于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具有很强的情感性，这也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情感表达有较高的要求。教师首先要胸中有情，先感动自己，进而感动学生。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对民族、对祖国、对人民、对传统文化、对古代文学有着强烈的爱，并把这种爱融入到教学活动中，避免枯燥乏味的知识性介绍，而是将自己对作品的欣喜之感、激愤之感、无奈之感等情绪传达出来，以此来感染学生。另外，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学习一些诗词、散文等的朗诵技巧，用自身充满感情的朗诵打动学生，吸引学生。
(三)充分改良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环节
善于引导，提倡“发现学习”的教学方法是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所倡导的。他强调：教学不能是讲解式的，不应当使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而应当让“学生亲自把事物整理就绪，使自己成为发现者”；并认为“发现不仅限于寻求人类尚未知晓的事物，确切地说，它包括用自己的头脑亲自获得知识的一切方法”，也就是说，学生通过这种方法所获得的知识，即使是人类已经知晓的。但只要这些知识是靠自己的力量获得的，那么对于学生来说就是一种“发现”。这种教学方法有几个重要的步骤：提出使学生感兴趣的问题一提出解决问题的各种假设，指导学生的思考方向——协助学生收集和组织可用的有关资料——组织学生分析资料，作抽象概括并从中引出结论——引导学生从逻辑上和实践上证明自己所得结论的正确性，并加以必要的补充和完善。
这种学习方法对于大学生而言是比较合适的。高校的素质教育应该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教材为辅助手段，让教师有发挥研究专长的机会，突出培养学生的治学能力、科研兴趣和科研方法。减少教师“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多给学生自学的时间和讨论的机会，允许并且鼓励学生对待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甚至是有悖于固有结论的独到看法，并且给予帮助和指导，以锻炼和提高学生的治学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四)调整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方法
传统的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方法都是采用教师灌输、学生死记的形式。这种方法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但是如果在新时期依然采用这种死气沉沉的教学方式，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因此，我们应该结合新时期的新情况，针对当代大学生的特点，在教学方法上求新、求变。
1、多媒体教学
我们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将试听手段引入到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中来。例如在讲《诗经·秦风·蒹葭》的时候，可以播放邓丽君演唱的歌曲《在水一方》，给学生完美的视听感受；在讲李白诗歌的时候，可以找一些老一辈艺术家如乔榛、丁建华的朗诵音频，让学生可以在他们激情的朗诵中深刻理解诗歌的内容；在讲《杜丹亭》的时候，可以给学生播放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视频，让学生既能领会杜丽娘“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也以感受昆曲那优美的曲调。这些方法都可以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2、比较教学
我们还可以将古代文学和其他学科联系起来，采用比较教学的方式来加深大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比如，我们可以将现当代文学作品和古代文学作品结合起来讲，学生可以清楚地了解我国文学的传承与变革。另外，如果我们将古代文学作品与外国文学作品相比较来讲授，学生就可以认识到我们民族传统文化、文学韵味的独特之处。
3、实践教学
在讲授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毕竟教会学生某个知识不如教会他学习的方法，因此我们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这就要加强他们自身动手、动脑的能力。关于实践能力的培养，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实现：
【摘 要】“文气说”的提出与汉末魏初“人的自觉”解放思潮相适应，也是以气论人的人物“品藻”时代思潮倾向在美学领域的体现。曹丕力改汉代诗教“咏吟情性，以讽其上”的文学习气，而标举“文以气为主”，并引领着“建安风骨”文学演绎轨迹。为此，“文以气为主”的审美命题开辟了从作家精神世界角度把握作品基本特色的思路，确立了我国古代风格论以创作主体为中心的生命基调。
【关键词】曹丕；文气说；生命旨归
曹丕“文气说”是《典论・论文》的生命核心，从《典论・论文》全篇来看，曹丕“文气”之所指并末加以具体的说明。学术界大致认为曹丕是将“气”的哲学概念引入到文学领域，并以“气”来解释作家个性以及独特的审美创造力。然实则是曹丕所提倡的“文以气为主”是强调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特殊的个性，它是反映了汉魏之交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发展的实际，也正是对这一时期创作特征和新文学思潮的理论概括，表现了和经学时代完全不同的文学批评的审美标准。然则“文气说”的提出却是与汉末魏初“人的自觉”解放思潮相适应，也是以气论人的人物“品藻”时代思潮倾向在美学领域的体现。盖因当时流行的人物品藻理论尽管纷繁多样，但却大都体认着一种新的趋势，那就是人物品评“不再停留在东汉时代的道德、操守、儒学、气节的品评，于是注重人的才情、气质、格调、新貌、性分、能力便成了重点所在。”
徐复观指出：“因为两汉盛行的阴阳五行说，及宋儒的理气论的影响，许多人一提到气呈便联想到从宇宙到人生的形而上学的一套观畴。其实，切就人身而言气。指的只是一个人的生理地综合作用，或可称之为生理地生命力。”评介曹丕以气论文而推崇个性化的创作主体对文学作品的决定功用正是当时文学发展变化的最基本的规律在文学理论上的艺术概括。可以说，曹丕《典论・论文》首先提出的重要问题是作家的才能与文体的性质特点的亲和协同。他以建安七子为代表指出了作家的才能各有所偏，而通才是极少的。从文章的方面来看，不同文体有不同的创作特点。因此，对一个作家来说，往往只能擅长某一种文体的写作，很难做到各种体裁的文章都写得很好，即所谓“文非一体，鲜能备善”。而“文人相轻”实是“不自见之患也”。强调一个作家惟有当其才能特点和文学体裁特色相统一时才能发挥其所长且真正有所造诣。
曹丕的文学思想在承载了漫长的历史洗礼后可谓是依旧光辉灿烂且对当今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意义非凡。即自曹丕首揭“文气说”以来，无论是评诗论文或探讨创作和鉴赏的一般规律历代文人大多皆从“文气”上着眼。而由“文气”衍生的概念，诸如气韵、气质、气象、气势、气骨等几乎涵盖了古代文艺理论体系的生命层面。故此，绚丽隽永的古代文论的义理、范畴和观念实质上是由“文气”说一脉关联而形成了迥异于西方传统文艺理论的审美范式。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概因中国文学演绎史上所谓“自觉”主要包括文学创作的自觉和文学批评的自觉两个审美范畴，而中国文学批评自觉意识确立于曹魏时代，它以曹丕表述其文论思想的经典之作《典论・论文》为具体生命标志。所谓文学批评自觉意识是指批评主体将批评对象如文本内容、文体特征、艺术风格等作为业已独立的文学学科的相关理论问题而有意识地进行较为连贯、较为系统的思考与探讨并甄别优劣，从而做出富有启迪意义的评判与结论的哲学思辨体系。
曹丕所谓“气之清浊有体”就是指作家创作主体的气质个性是由“阴阳（清、浊）”二气互动所决定。“阴、阳”二气在人的方面决定了作家阴柔和刚健两种基本性格类型，由于阴阳二气（元气）禀赋于天，所以“不可力强而致”。可见，曹丕的“气”则完全是禀赋于天，是了无伦理道德色彩的创作主体之个性气质。可以说，“文气”主张“才性一体”，强调作家的创作个性的同时也关注着作家的创作才华。曹丕认为一个作家有什么样的创作个性就必然具备与之相应的创作才华，也就会擅长一种特定的文体。故日：“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又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材能备其体”。即言作家大都是偏材，所以只能擅长一种文体，只有“通材”才能备善各种文体。曹丕认为“文以气为主”，然气有清浊之分，即有阳刚和阴柔的差异而不能兼擅相融。即言作家的个性和气质形成作品独特风格。而风格来源于个性，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是有其内在的统一调谐。作品体现着作家的个性，作家鲜明的创作个性恰恰来自于自身的独特气质，从而开启了后世文学风格论之历史先河。因此，曹丕力改汉代诗教“咏吟情性，以讽其上“的文学习气，而标举”文以气为主“，并引领着”建安风骨“文学演绎轨迹。为此，”文以气为主“的审美命题开辟了从作家精神世界角度把握作品基本特色的思路且初步接触了作家与风格的关系并确立了我国古代风格论以创作主体为中心的生命基调。加之其将作家个人的才性置于关注中心且希冀从分析作家个性气质入手加以揭示其创作风格的特征而在文学批评演进中烙下了崭新的印迹。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对文章的价值给予很高的评价。赞日：“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经国之大业”是曹丕提出的一个著名观点，它强调作家须把文学事业与经国治世加以联系。据此探究，当今文坛随着休闲文学的兴起，作家不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文学界也随之呈现出多元、多极、多变的艺术形态，诸如“世俗化”迎合大众、“另类化”广纳粉丝、“无变化”遭遇冷落等。由此，作家理应投身、关注、剖析现实，崇尚关注社会、感悟人生、激浊扬清，使文学创作真正服务于国家社会和推动社会历史的演进。 “不朽之盛事”是曹丕提出的文学功用价值观。曹丕主张建功立业或著述文章以垂名后世，以求得精神之不朽，这在当时实在是一种全新的文学价值观。曹丕作为邺下文人集团的旗手而为建安文人指明了一条扬名立腕的有益路径，从而掀起了中国文学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次。概因作家能够通过创作而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精神道德物化在文学作品之中，作家的思想精神借助于语言文字而加以表达，从而使作家的精神生命得以亘古流传，最终达到“不朽”。
参考文献：
[1]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7.
[2]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0.9.
[3]胡经之，中国古典美学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8.1.
1、学生缺乏浓厚的学习兴趣
从古代文学自身来说，入门并不容易，古代文学作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有着深厚的底蕴和独特的魅力，但因年代久远、语言文化环境的变迁，对于很多初入大学、古代汉语基础薄弱的学生来说，阅读古代文学作品有一定的困难。程度稍好的学生，之前接触过的古代文学作品多是近代白话小说或是流传广泛的诗词，距今越是久远的作品对于他们而言就越为隔膜。古代文学课程起始部分即是先秦文学，对于初入门径的学生来说，兴趣的培养又是极为重要的，有的学生因为读不懂、读不通，而又缺乏耐心和定力去理解和感悟，因而始终徘徊在古代文学的门外。另一方面，新的时代环境对学校的学习氛围和学生心态影响很大，高校连年扩招，生源质量参差不齐，也使大学生的就业形势面临严峻的考验。学生在面对专业、课程的时候，更为关注的是“这个专业好不好就业？”“这门课程有什么用？”这样一种功利思想使很多学生心态浮躁，缺乏坐冷板凳、扎实学习、深入探究的精神。
2、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对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提出的新要求
所谓应用型人才是指能将专业知识和技能应用于所从事的专业社会实践的一种专门的人才类型。它要求人才既要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又要求具有各种实际操作能力，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实践需要。古代文学课程是一门传统的课程，要与新的时代要求接轨，必须将课堂教学从传授知识为主转变为为人才培养服务。本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要培养具有扎实的语言文化基础理论知识，有较强的文字功底，具备实战策划操作能力和综合工作能力，同时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的专门人才。围绕这个培养目标，古代文学课程改革应侧重于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和人文素质两个方面。
二、古代文学课程改革探究
1、加强专业技能和人文素质的培养
（1）培养探究意识，增强学习兴趣。
探究意识是一种主动发现问题并进行思考的学习能力，它可以从某一门课程的学习中养成，并在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应用到各个领域，终身受益。因此，培养学生探究问题的能力是任何一门课程的重要任务。在古代文学的课程教学中，教师十分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对问题的发现，善于利用知识点调动学生思考的兴趣。例如，古今词义的差别和诗歌平仄格律限制等因素决定古代诗歌常会出现生僻难解的字，如《关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左右采之”、“左右芼之”中的“流”、“采”和“芼”的释义，对于缺乏预习习惯和疏懒于查阅工具书的学生，大多根据诗句复沓的章法，统一将三个字理解为“采摘”。这时便要引导学生根据诗情的前后变化体会比兴手法的作用，“寤寐求之”、“求之不得”是写实，“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是想象，因为“琴瑟”往往象征夫妻，“钟鼓”是在重大仪式中使用的乐器，这里可以推知为婚礼，这些都是主人公想象中求娶的场面。因此，荇菜作为比兴意象，它之后的三个动词也是富有情节感的，统一理解为“采摘”是不合适的。在学生思考讨论之后，各自提出自己的理解。在此基础上，作者为学生提供了姚际恒《诗经通论》对“流”字的解读：“此处正以荇菜喻其左右无方，随水而流，未即得也。”查阅工具书，“流”可通“摎”，因此，将“流”字理解为求取是比较合适的。
（2）通过三个环节培养口语表达和书面写作能力等应用性技能。
一是课前演讲环节。口语表达能力相对于中文专业的学生来说是一种比较重要的技能，但是大多数学生的实际情况是缺乏表达的愿望和勇气，或是条理不甚清晰，或是平日没有思考所得。课前演讲环节要求演讲内容与课程内容紧密结合，可以是对学习或阅读中产生的一个问题的思考，可以利用PPT做辅助，脱稿演讲。实践证明，课前演讲是卓有成效的，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在进步，站在讲台上和众人面前说话的体验是难得的，机会是可贵的，任何口语表达的缺陷都被他们充分的自我感知，并且为了准备演讲，他们有意识地思考问题。还有些学生精心准备演讲素材，设计演讲环节，最后呈现出的俨然是精彩的一段课。二是课上讨论环节。作者有意识地在课堂教学中适当通过古代文学作品对学生进行赏析评论的训练，为学生创设思考和发言的机会，鼓励他们主动回答问题，并适时对学生进行积极评价，调动他们参与的热情，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如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是体现岑参边塞诗艺术特点的代表作，我首先提出的问题是让学生分析一下“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好处，学生经过思考得出这句诗以春花春风比冬雪冬风，除了描绘出边塞风物中天降大雪之状很形象，还将一种温暖之感替代了苍凉之感，冬雪和梨花的共性除了都是白色，还有梨花让人联想到高洁胸臆和故园之思，以梨花喻雪为雪灌注了情感和生气。在此基础上，我进一步引导学生总结出岑诗擅写边关风物，擅用想象的手法，并且想象具有绮丽的特点。课堂讨论既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良好的思考习惯也为他们提供了语言表达的机会。三是布置课后书面作业。课后的书面作业是对课堂教学内容的延伸和补充，通常是作品鉴赏和小论文两种形式。在几项基本的应用技能中，中文专业的学生是长于写作的，但是他们的评论文和研究论文的写作水平却并不高，主要原因是他们缺少对问题的思考，缺少写作实践训练，没有掌握论文的写作思维方式和方法。日常教学中，论文的写作训练是督促他们深入学习的有效手段，也是培养书面表达能力和理性思维的重要途径，为他们日后的毕业论文写作做积累和铺垫。书面作业一个月不少于一次，教师应仔细批改做批语，并在课堂上讲评，从选题到写作思路、研究方法等方面逐一总结，务使学生都能够认真对待并有所获益。
（3）挖掘古代文学对现实人生的启示与审美教育。
中国古代文学中包含哲学、历史、人生等重要的人文资源，应当充分利用这种特质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潜移默化渗透审美与人格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做人做事的态度，使之成为素质教育的有效手段。古代文学作品中蕴涵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如儒家之德强调的君子气节、礼仪之道、孝悌之义、爱国主义精神等，正是当今大学生需要培养的修养品质，应在教学中充分挖掘这些内涵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素质教育。古代文学作家中多有人格操守的典范，应成为后世崇效的榜样，对于现代人的人生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例如陶渊明的隐逸就是在对人生真义的自我思辨中完成了对人生价值的选择，学习陶渊明不是效仿他的人生范式，而是学习他对人生真义的追寻和人格情操的坚守。通过教材上古代作家的生平介绍，学生可以对作家的简历做一个了解，但教师更应引导学生在可信的文献资料基础上，认识诗人的某种特质和品格，让学生从这样的特质中感受其人格魅力，进而内化为自身的涵养，用以指导现实人生。古代文学作品还具有丰富的审美价值，其中不乏山川风物的自然之美，还有诗词的韵律之美，这些是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的极好素材。
2、改革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
（1）调整课程及内容设置。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专业的课程设置有了新的变化，缩减专业基础课的教学时数，增加了一定的专业方向课。古代文学课程作为一门主干基础课，必须将课程与本校、本专业的实际情况结合，首要解决的是教学容量与教学时数的矛盾。首先，要处理好作品选和文学史的关系。作品选与文学史的开课时数比例应作调整，减少作品选的开课时数，必要的时候，作品选可以不作为单独开设的课程，融合在文学史的教学中。其次，在文学史的课程内容设置上，在传统的以史为线、梳理知识、面面俱到的教学内容设置的基础上突出主题线索，例如，某一文学样式的发展脉络、某一风格流派的形成壮大，或纵向或横向，在新旧知识的讲授与复习过程中通过史的主线贯穿起来，这样既可以在有限的学时内达到有效教学，也可以培养学生专题研究的能力。同时在授课方法上做到重点突出，每次课的讲授围绕两到三个问题展开，讲授之前，先向学生介绍本次课的重点问题，使学生明确教学思路和学习目标，使课堂教学条理清晰。第三，将选修课与必修课有机结合。在专业课教学时数紧张的现状下，开设选修课仍是十分必要的。选修课主要是进行专题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专题研究能力，是在掌握一定专业知识基础之上的提升。选修课的开设应避免与文学史的授课内容存在重复的现象，如开设了《唐宋词研究》的专题，在文学史的讲授中可以只就唐宋词的发展脉络做一纵向梳理，节省了文学史的授课时数，同时在专题课进行更为深入的学习。
（2）改革课堂教学方式方法。
首先，要变教师主体为学生主体。传统课堂教学学生处于被动地位，知识内容由教师决定，讲授方式是教师从头到尾一言堂，学生不预习，很少有思考，是名副其实的“填鸭”，最后只有为了应付考试临时记忆的知识，内在的学习能力没有得到提升。课堂教学方式方法改革不仅仅是形式上增加一些学生活动，其本质是要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通过预习、课上讨论、教师答疑等环节，使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培养学生的思考探究能力。第二，要丰富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设施增加课程的趣味性，扩充课程的容量，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其中多媒体是课堂教学必备的手段，有些内容比如诗人的作品集，用一张嘴一支粉笔介绍，远不如将书籍版本的图片展示于大屏幕上形象，更令学生产生阅读兴趣。有的内容则是靠一张嘴一支粉笔难以完成的，尤其是古代文学涉及很多史传或前人批评等文献资料，多是文言，在黑板上手写要浪费大量时间。在讲评作业的时候，将需要举例的学生作业拍成图片，用多媒体展示，方便直观，更容易让学生理解，大大提高讲评的效率。第三，要改革课程评价体系。改变传统单一的期末闭卷考试为多元评价体系，考评分为平时和期末两大块，分别占30%和70%，平时成绩包括演讲、作业和课堂讨论三个部分，各占10%，期末采用闭卷的形式，均为主观题。这个测评体系将平时课堂教学的各项要求与最后的成绩紧密关联，强化课程改革内容，丰富评价指标，融入素质教育理念。
三、总结
[关键词]古代文学作品选；大学生；人文素质
“所谓人文素质，是指由知识、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一个人的内在品质，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修养等。”人文素质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提高的过程，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诸多方面。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培养人文精神，提高人文素养，这种教育理念已经在高校越来越受到重视。古代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以及作品所塑造的鲜明的艺术形象，包容和体现着博大的民族精神，深厚的民族情感、崇高的民族美德、良好的民族心理，因此，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过程既是接受知识的过程，也是弘扬民族精神、宣扬民族伦理道德、渗透民族心理的人文素质教育过程。可以说，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是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最理想的课程之一。
首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民族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跨度非常广，可以从史前文明一直追溯到20世纪初的。在这段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比灿烂的精神文明，各个领域——包括文学、哲学、语言、艺术、军事、伦理、政治、经济——都留下了辉煌的文化遗产。我们可以通过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将这些优秀的文化传播到大学生当中去，让他们能够从中领会到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增强自身的民族自信心。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心理特征、文化传统、精神风貌、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又是一个民族延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流传到今天的古代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是历代作家人生理想和信念的精髓，那些“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者们；那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寻者们；那些“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贤良们；那些“舍生取义”的斗士们；那些“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的爱国者们无不是我们学习和歌颂的对象，将古代文学中的这些经典篇目介绍给大学生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将我们的民族精神渗透到他们的思想意识中去，从而逐步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其次，古代文学作品具有强大的美育功能。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是一门非常具有美学氛围的课程。从别有韵致的诗词到骈俪的辞赋，从意蕴优美的散文到情节曲折的小说，古代文学作品呈现着多样的形式美，具体到作品中，我们可以欣赏到《离骚》的语言美、李白诗歌的韵律美、韩愈散文的格调美、柳宗元散文的自然美、辛弃疾词的崇高美、苏轼词的意境美、《牡丹亭》的心灵美、《红楼梦》的人性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就是一座美的圣殿。在这座圣殿里中徜徉，可以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让人们朝着真善美的方向前进，养成高尚的人格和高品位的审美价值取向。
古代文学的优秀作品，是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我们今天培养高素质的大学生必须继承和借鉴的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强化古代文学作品对大学生的情感教育，提高道德素质
德育是育人的根本。上海大学的钱伟长曾说过：“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应是一个全面的人，一个爱国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家。”。’古代文学作品内容生动、感情强烈，其中又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感。利用古代文学作品的教学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是“情感的符号形式，艺术家掌握了创造艺术符号形式的本领，把无形的内在情感变成了可供人感知、观赏的东西。”…因此，在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情感的教育，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传达给大学生，以提升其内在的人文素质。
1、爱国情感教育
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情感，对于培养大学生良好的爱国主义精神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历代文人都以饱满的爱国主义激情唱出了感人肺腑的爱国情怀，从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到曹植的“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从陈子昂的“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菜”到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陆游的“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仁人志士所体现出来的为国家、为民族而牺牲个人利益的高尚情操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精神能够感染大学生的心灵，陶冶他们的情操，唤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文人们的爱国精神以及他们的作品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中捍卫国家尊严，坚持民族气节的文学主旋律。因此，在讲解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对文学作品中的爱国思想、爱国精神进行深入的讲解，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报国精神。
2、道德素质教育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素质，孟子“舍生取义”的道义精神，孔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的仁爱精神，《礼记》中的“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的诚信精神，《牡丹亭》中“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良好爱情观，《段太尉逸事状》中段太尉的正直品格，《张中丞传后序》中张中丞和南霁云视死如归的精神，陶渊明“落地成兄弟，何必骨肉亲”中体现的亲情，李白“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中体现的友情……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体现了无数的优良传统，尊老爱幼、乐于助人、无私奉献、善待他人、关爱他人，真诚、善良、正直、无私、宽容等美德，都是我们今天培养大学生良好伦理道德素质的深厚文化基础，是我们对大学生进行道德素质教育的情感资源。
(二)加强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队伍建设
首先，一个优秀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具有良好的师德。树立民族信念，增强自身的民族自豪感，这样才能把古代文学作品中那些民族精神的优秀部分精准地传达给学生。另外，古代文学作品与现代精神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这不仅体现在语言上、形式上，还体现在思想上。这就需要教师要全身心地投入，彻底地理解作品，在课堂上加以引导，使学生吸收和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精髓。
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内外兼修，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素养、道德素养和气质。德国教育学家第斯多惠说：“教师只有当他自己致力于对他自己的教育和教养时，他才能实在地培养和教育别人。”在教学活动中，教师的学识水平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教师一刻也不能放松对自己教育和教养的提升。要扎实地掌握自己的专业知识，对各朝各代的文学家、文学作品如数家珍。与此同时，还应该及时了解本学科研究的新动向和新成果，及时更新看法和观点。
教师所展现出来的人格魅力不仅会让学生对这门课程产生极大的兴趣，而且也会对学生良好文化素养的形成产生很好的影响。因此，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具有一定的古典气质，具有一种不问世事的洒脱之气，从而能够在课堂上、课外活动中恰当地引导学生，逐渐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
由于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具有很强的情感性，这也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情感表达有较高的要求。教师首先要胸中有情，先感动自己，进而感动学生。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对民族、对祖国、对人民、对传统文化、对古代文学有着强烈的爱，并把这种爱融入到教学活动中，避免枯燥乏味的知识性介绍，而是将自己对作品的欣喜之感、激愤之感、无奈之感等情绪传达出来，以此来感染学生。另外，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学习一些诗词、散文等的朗诵技巧，用自身充满感情的朗诵打动学生，吸引学生。
(三)充分改良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环节
善于引导，提倡“发现学习”的教学方法是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所倡导的。他强调：教学不能是讲解式的，不应当使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而应当让“学生亲自把事物整理就绪，使自己成为发现者”；并认为“发现不仅限于寻求人类尚未知晓的事物，确切地说，它包括用自己的头脑亲自获得知识的一切方法”，也就是说，学生通过这种方法所获得的知识，即使是人类已经知晓的。但只要这些知识是靠自己的力量获得的，那么对于学生来说就是一种“发现”。这种教学方法有几个重要的步骤：提出使学生感兴趣的问题一提出解决问题的各种假设，指导学生的思考方向——协助学生收集和组织可用的有关资料——组织学生分析资料，作抽象概括并从中引出结论——引导学生从逻辑上和实践上证明自己所得结论的正确性，并加以必要的补充和完善。
这种学习方法对于大学生而言是比较合适的。高校的素质教育应该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教材为辅助手段，让教师有发挥研究专长的机会，突出培养学生的治学能力、科研兴趣和科研方法。 减少教师“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多给学生自学的时间和讨论的机会，允许并且鼓励学生对待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甚至是有悖于固有结论的独到看法，并且给予帮助和指导，以锻炼和提高学生的治学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四)调整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方法
传统的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方法都是采用教师灌输、学生死记的形式。这种方法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但是如果在新时期依然采用这种死气沉沉的教学方式，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因此，我们应该结合新时期的新情况，针对当代大学生的特点，在教学方法上求新、求变。
1、多媒体教学
我们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将试听手段引入到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中来。例如在讲《诗经·秦风·蒹葭》的时候，可以播放邓丽君演唱的歌曲《在水一方》，给学生完美的视听感受；在讲李白诗歌的时候，可以找一些老一辈艺术家如乔榛、丁建华的朗诵音频，让学生可以在他们激情的朗诵中深刻理解诗歌的内容；在讲《杜丹亭》的时候，可以给学生播放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视频，让学生既能领会杜丽娘“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也以感受昆曲那优美的曲调。这些方法都可以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2、比较教学
我们还可以将古代文学和其他学科联系起来，采用比较教学的方式来加深大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比如，我们可以将现当代文学作品和古代文学作品结合起来讲，学生可以清楚地了解我国文学的传承与变革。另外，如果我们将古代文学作品与外国文学作品相比较来讲授，学生就可以认识到我们民族传统文化、文学韵味的独特之处。
3、实践教学
在讲授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毕竟教会学生某个知识不如教会他学习的方法，因此我们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这就要加强他们自身动手、动脑的能力。关于实践能力的培养，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实现：
首先是课程论文的形式。写论文是文学课程考察学生动手动脑实践能力的最好途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把写论文的方法传授给学生，如何选题、查找资料、提出创新点，以至最终完成论文的撰写，让学生在课后按照一定的步骤完成相应的论文，这个完成课程论文的过程会让学生在自己动手实践的过程中对于所研究的对象有了更深层次的把握。不仅如此，今后在对自己感兴趣的其他作家作品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可以利用所掌握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这就在无形之中提高了他们的实践能力。
文学批评的标准及方法有其终结性和适用性,作家的生活体验与文学体验,如同流动不居的河水不可能恒定不变,多样性的文学创作决定了文学批评不存在恒定的理论。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是80年代波及全国的“文化热”历史背景,在活跃的“文化热”背景下,1985年3月厦门召开全国文学批评方法讨论会。之后,扬州、武汉、深圳等各地展开文学批评观念及方法的研讨,批评观念的变革成为文学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陕西文学批评的变化势在必行。总体来看,8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依然在传统现实主义批评范畴内进行,变化停留于个别局部,尽管触及具体文学现象研究时,研究视角明显地游移于传统的文学批评范畴,然而这种批评视角的游移表明文学批评理念内核在发生着微妙的裂变,而文学批评格局性的变革有待于文学阵地、文学批评队伍等诸多条件的成熟。
1985年1月在陕西省作家协会和中国小说学会的主办下,《小说评论》在西安创刊,它是全国唯一的专事小说研究的杂志。随着刊物的顺利发行,《小说评论》周围很快荟萃了一大批致力于小说批评及文学研究的省内外学者:胡采、阎纲、张韧、缪俊杰、蒙万夫、吴亮、白烨、肖云儒、陈孝英、曾镇南、何镇邦、费秉勋、刘再复、乐黛云、肖云儒、刘建军、王愚、雷达、何西来、季红真、蔡葵、刑小利、贺绍俊、周政保、吴秀明、畅广元、李健民、邰尚贤、李星、徐岱、孙豹隐、管卫中、李运抟、赵俊贤、王仲生、李国平、朱寨、秦兆阳、宋遂良、南帆、李昺、李洁非、周海波、丁帆、仵埂、郜元宝、韩鲁华、孟繁华、鲁枢元、温儒敏、王彬彬、孙绍振等等,他们及时评述当代小说创作、发表小说理论研究成果,很快《小说评论》杂志成为陕西小说批评研究的重要阵地。90年代,陕西文学的批评队伍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活跃在80年代文坛上的笔耕文学组成员,二是来自学院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以饱满的热情与良好的知识结构为文坛注入新鲜的血液,这批老中青三代批评者依托《小说评论》、《延河》文学月刊,从批评的理论基点、方法、风格等多方面展开多维的探索。陕西文学批评格局性的变动在90年代。长篇小说《白鹿原》、《废都》的面世,在当代陕西文学史上是界碑性的事件。实、贾平凹等作家对传统经典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手法的超越,引发了文学批评界对传统批评模式的深层反思与话语策反。90年代文学批评阵地《小说评论》的成长以及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壮大,表明文学批评多元化发展条件已经具备。
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结构中,除了传统的社会历史学批评外,还有深受社会历史批评学影响又独具理论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其他批评模式,如印象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历史美学批评、地域文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文化诗学批评等,形成了陕西文学批评多种模式并存、风格纷呈的局面。这种多元化的文学批评模式,根本改变了陕西文学批评单调的文学地图,文学批评逐渐走向多维发展的空间。印象主义批评模式最初来自法国,批评者重视对批评对象的主观感受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作品意旨的理解和发挥。笔耕文学研究组不少人驾轻就熟印象主义批评模式,他们的文章标题就以“有感”、“印象”、“漫谈”命名,行文不断出现“感到”、“似乎”、“恐怕”、“使你”等字眼,如肖云儒的《贺抒玉小说印象》、王愚的《贾平凹创作漫谈》。文本中批评者的阅读感受与印象随处可见,王愚这样评价贾平凹:“读贾平凹的作品,会使你情不自禁地去这丛山环绕、流水淙淙的山区,热爱山区生活中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而这种热爱常常会激发你对我们整个生活、整个人民的深挚而又亲切的感情,这也就是贾平凹的贡献。”[4]王愚将个人的感受和情感浇注于批评对象,其批评散发出生命的激情和才情。笔耕文学研究组成员经历了当代革命史上的曲折动荡,对历史与革命、文艺与人生有着独特的体悟,这使得他们的见解富有深度、直抵事物本源。
心理分析批评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而形成的文学批评模式,它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能被广泛运用,在于东方文化重直觉、重体验、重灵性的精神活动与西方心理分析因素的契合。1993年畅广元等着的《神秘黑箱的窥视》是心理分析批评模式的重要成果,该书以贾平凹、路遥、实、邹志安、李天芳五作家为研究对象探微创作的神秘黑箱,论文有: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探析》、费秉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分析》、李继凯的《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肖云儒的《路遥的意识世界》、李凌泽的《乡土之爱与现实忧患的变奏———实小说创作论》、孙豹隐的《谋理性与感性的统一》、陈瑞琳的《野火?荒原———对邹志安创造的“爱情世界”的思考》、陈孝英的《邹志安,一个又不安分的灵魂———与邹志安陈瑞琳对话》、屈雅君的《回首向来萧瑟处———李天芳论》、李星的《道德、理性、文化和人》。另外,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韩鲁华的《贾平凹、路遥创作心态比较》、畅广元的《〈白鹿原〉与社会审美心理》、李继凯、李春燕的《新时期30年西安小说作家创作心态管窥》等论文也是心理分析的收获;专着有费斌勋的《贾平凹论》、李继凯的《新文学的心理分析》和阎庆生的《鲁迅创作心理论》;屈雅君、李继凯编的理论研究专着《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是9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重要的理论收获,此书系统分析了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八类批评模式,开篇首章对心理批评进行研究,对陕西及全国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意义。
美学历史批评②作为文学批评方法,要求将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结合起来,在艺术与历史分析的相互渗透中剖析文学作品。“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是文艺理论的文学价值标准和批评原则。当代陕西文学批评基本上是在美学历史批评的方法体系中进行,50、60年代强调文学与社会、时代环境的关系,80年代兼及文学与美学的关系,90年代美学历史批评将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人类学诸多学科的新成果融入其批评体系中,实现美学与历史的双向渗透,使研究水平达到新高度。这方面王仲生的实研究成果喜人:《从与农民共反思走向与民族共反思———评实80年代后期创作》、《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白嘉轩:文学史空缺的成功填补》、《人与历史历史与人———再评实的〈白鹿原〉》。王仲生“历史的观点”突破对历史的静态认识,关注到历史纠结处的关联性,把人与社会、环境、文化焊接一体,置于社会结构演变的流程中。他这样评述实的历史观:“人,人的命运,始终居于白鹿原的中心位置,他们不再是历史事件中的工具性存在,历史结论的形象性注释,他们是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和血肉生命。这反映了实历史意识的现代性。”王仲生在研读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有机汲取了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成果,承认历史与人的平等关系和对话原则:“真正的历史对象,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客体,也不是任主观意识摆布的玩偶,它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一种对话。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5]
此外,李星的《在历史与现实之交———读实中篇小说〈四妹子〉》、《走向〈白鹿原〉》、李震的《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的基本传统》、周燕芬的《贾平凹与30年中国文学的构成》等文,也是美学历史批评结出的硕果。神话原型批评是新时期文学批评中出现较晚的批评形式,早在1962年就有一组原型批评文章载于《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1982年荣格的《心理学与文学》也有译介,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1987年叶舒宪选编的《神话一原型批评》一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神话原型批评才激发起人们自觉运用的热情。其实,叶舒宪1986年在《民间文学论坛》第1期发表《英雄与太阳:〈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原型结构与象征思维》,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此后推出了运用原型批评的系列成果,专着有《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与李继凯合着)、《诗经的文化阐释》、《高唐神女与维纳斯》等。叶舒宪的研究成果填补了神话原型批评的学术空白,季红真给以充分肯定,认为原型批评对于人类精神之谜的解密极有意义:叶舒宪把原始思维即非理性的象征思维纳入原型批评的理论框架中,揭示集体无意识层面上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拿到一把打开现代人和前人心灵沟通的钥匙。[6]叶舒宪的批评研究集中在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范畴,对陕西文学尚未涉猎,但对整体慢半拍的陕西文学研究而言,陕西神话原型批评由于叶舒宪等陕西师范大学学人③的践行,在全国文学批评中一时独领。
文化诗学批评段建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将陕西文化诗学批评研究水平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专着《白鹿原的文化阐释》是这方面的力作。段建军多年从事文艺美学研究,对西方哲学美学烂熟于心,萨特、尼采、海德格尔、杜夫海纳、福柯、巴赫金的思想影响着其学术的建构。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与西方文论的交汇中,他提炼出“肉身化存在”的文化命题:“长期受封建主义和理性主义压抑贬损的人类肉身是一种非常高贵的存在。它通过自己独特的肉身化思维,把整个世界人化。于是,世界具有了人的形体结构、情感愿望、生命追求。这个人化的世界实际是人肉身的诗意创造物。”[7]段建军在文本研读的基础上,将“肉身化存在”文化命题贯穿于陕西小说乡土经验的文化阐释中,并生成一套话语体系和审美理想。段建军文评的风格质朴、自然,没有西方文论的艰涩生硬,字里行间流淌着诗意、散发着智性,充满文学批评的创造性。王刚曾这样评述段建军的文学批评:“既遵循和重构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审美趣味和伦理价值,又融汇应用了西方文论的方法论工具,生成了自身亲和、朴拙、兼具形象性和学理性的批评话语。”[8]
此外,女性主义批评和地域文化批评也颇有起色,这些批评在大文化视野的影响下,有机地汲取了哲学、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成果。陕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相和于全国文学批评,有屈雅君的《对传统男性形象的女性主义注视》、《执着与背叛———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与实践》等文,而屈雅君倡议创办的“妇女文化博物馆”馆存的性别文化表征的女书、嫁衣、三寸金莲等,对女性研究的深入展开具有实践性的意义。地域文化批评方面,李继凯的《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是90年代的重要收获,李继凯从历史、现实和心理三个维度对20世纪秦地小说进行阐述,涉及到秦人的生活方式、心态变迁、精神结构、文化传统、人文地理,专着融合了人类历史学、民俗地理学、精神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是走向个性化审美“兼收并蓄”[9]的地域研究专着。此外,冯的《陕西地域文学论稿》、《陕西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本体论》、赵德利的《情缘黄土地———新时期陕西文学的民间文化阐释》、孙新峰的《贾平凹作品商州民间文化透视》等专着、李春燕的论文《新时期30年陕西文学批评研究》也是陕西地域文学批评取得的硕果。
陕西文学批评不标新立异、趋新赶潮,多立足于陕西现实主义传统创作的本土,研究方法基本在社会历史批评的框架下展开适度地调整、突破,面对迭起的新潮抱着看看再说的姿态。神话原型批评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