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06 09:12:5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教学目的：培养有历史感和创新能力的公民或新一代经济学人
后金融危机时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教学目的是什么？这是思考《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前提。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先生认为，《西方经济学》教学目的是培养品行良好的资产阶级社会公民或新一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人，这一见解合理地提出了培养品行良好的公民或新一代经济学人的教学目的。不仅《西方经济学》教学有其前提，而且《西方经济学》本身也有其前提，只有明了《西方经济学》本身的前提，才能明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保罗·萨缪尔森在《一个折中主义者的宣言》中称自己的经济学思想是“有限的折中主义”，这一“有限的折中主义”的前提是“现代混合经济”[1]21,23，这就是一个证明《西方经济学》本身也有其前提的证据。根据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西方经济学》的前提是社会的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正如保罗·萨缪尔森所说：“漫游了经济学领地之后，我们的心得是，无论是无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二者都不能有效地组织起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社会。这一点已为经济史所证实。”[1]22同样地，根据社会存在是历史的产物的原理，社会的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也是历史的产物，这就是说，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是历史的产物：第一，无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历史的产物。这是马克思在其一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中反反复复地向人们证明的一个事实。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根本上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历史的产物，从而表明了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属性，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曾经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经济学理论的资产阶级立场。第二，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也是历史的产物。林毅夫、蔡、李周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认为，传统的计划体制形成的原因是政府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为了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目标而做出的选择，这就证明了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也是历史的产物。①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是历史的产物。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实现人民自由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在生成之中。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了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了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工业生产力和城市生产力有了大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收入分配问题、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发生有其必然性，但也不是没有可供减轻甚至避免这些问题的措施可用。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人们没有摘要：在国家密切关注下，为进一步提高高校学生学习的时效性，教育部对高校课程的深化改革已经全面推进。高校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质量是评定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而高校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评价又是评定教学质量合格与否的重要标准，文章就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评价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优化对策。关键词：思想政治课；教学评价；问题；对策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1-0153-02彻底学会。我们学习《西方经济学》，一定要着眼于《西方经济学》本身，即我们生产和生活于变化中的经济制度，才能明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
从人类史的角度看，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比较起来，显然是初升的太阳。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意义在于，人们在见证了西方经济学在预防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的缺陷之后，开始了进一步创新西方经济学思想和方法的过程，这是西方经济学的机会。后金融危机时代在中国传授《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有历史感和创新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或新一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中国大学生，只有明了人们生活于或者曾经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即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性），从而有历史感；只有明了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对新一代经济学人创新思维的挑战，从而有创新能力，我们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才能实现其教学目的。
二、教学内容：中国经济问题引出的概念、方法和思想
教学内容构成教材，教材内在地有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和内部逻辑的一致。根据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教材”也有两个层次的含义：首先，当下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正经历着变化的经济制度是《西方经济学》的第一手教材。其次，人们借以分析这些经济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是《西方经济学》的第二手教材。明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有历史感和创新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或新一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人之后，我们讨论一下《西方经济学》教材的选择问题。在《西方经济学》教材的选择上，就第一手教材而言，依据历史的顺序考察，它有三个方面的内容：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就中国的教师和学生而言，这第一手教材内容的逻辑顺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仅如此，这三个内容是相互关联的，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生成的前提，而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是在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挑战中生长起来的，因此，这三个部分构成一个整体。就第二手教材而言，因为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是中国化的产物，而又是对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性研究的产物，所以，我们要选择借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作为《西方经济学》的第二手教材的内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必然表现为对一个个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对一个个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又必然引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及其体系的分析。显然，最理想的教材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研究和叙述主体的教材，在研究和叙述这一主体的过程中不断地回应对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分析。这样的教材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有学者研究认为，可以借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研究中国改革有的问题，特别地，可以借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研究中国改革中的政府行为及其对经济的影响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在丰富和发展西方经济学，使西方经济学真正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科学。而笔者认为：第一，以中国经济问题引出的概念、方法和思想，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研究和叙述主体展开《西方经济学》教材；第二，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同于欧美的经济问题，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因为中国的经济制度不同于欧美的经济制度，这就决定了我们可以参考借鉴但不可以直接选用引进版的欧美《西方经济学》教材[2]。
三、教学方法：鼓励学生创新思维
提高中国学生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思考中国经济问题的能力，就不能不从中国的当下经济社会实践的方向———科技创新———出发。科技创新的经济社会实践方向对《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提出了如下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问题，即社会生产力创新的问题；第二，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问题，即社会生产关系创新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必须主动地回应这些问题，这就必然引起《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的创新。只有创新《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我们才能培养出有历史感和创新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一代经济学人，从而回应当下中国以科技创新为方向的经济社会实践的客观要求。后金融危机时代创新《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大体说来，有如下具体内容：（1）营造教师平等地参与和引导学生小组研讨交流的氛围。教师提前设计方案，要求学生自主阅读学术论文、参与学术论文研讨或者撰写学术论文。学生自主在课堂上交流自己的学习成果,锻炼学生的知识运用、技能训练、语言表达和归纳总结的能力，教师则以提问题的方式平等地参与和引导学生的研讨交流[3]。（2）营造教师创新教学的氛围。激励教师把精力集中于学生对《西方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和基本思想的理解应用，激励教师把精力集中于学生质疑批判、归纳分析和概括提炼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实际指导。激励教师从理论研究和问题分析中概括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根据理论案例和实际案例设计训练方案,使学生在实践训练中贴近现实、贴近时代。一句话，营造学生创新学习的氛围。鼓励学生以小组形式创造性地研究,鼓励学生提出新问题和新见解。
作者：黄加清 单位：盐城师范学院
近日，笔者参加了一个“世界杯经济”的讨论会，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业内人士在把世界杯和经济说在一起的时候，多多少少有些底气不足，鉴于“世界杯对经济的实际影响微乎其微”是一个基本的共识，因此在谈论世界杯和经济的时候大家总是不约而同地用到了“类比方法”，就是从世界杯的感悟中寻找世界经济的共鸣点。平心而论，这些类比都很精彩，也同样发人深思，但业内人士似乎觉得这种类比在一个正式的经济讨论会上谈论有些不合时宜，屡屡自谦“比较牵强”，或干脆承认这种类比只是一种“戏说经济”。
如此奇怪的气氛中，笔者幡然醒悟，原来在很多市场人士的内心深处，一直觉得世界杯这样一种娱乐实在难登经济讨论之大雅殿堂。其实，在笔者看来，“正襟危坐谈经济，放下身段谈足球”多少有些“病态”，世界杯和世界经济都是人的活动，世界杯上22个球员争夺的是足球，追求的是荣耀，世界经济中各国各地区争夺的是利益，追求的是增长，无论荣耀还是利益，不过都是人类效用最大化的不同分层而已。因此从学术角度看，世界杯和世界经济同样可以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分“正经”和“不正经”，“合适”与“不合适”。
事实上，世界杯、足球，乃至网络游戏、单亲妈妈的选择等等看似“不那么经济”的另类问题，很早之前就成为了经济学的严肃研究对象，相关经济学论文大量存在于国际领域，而高盛、摩根士丹利宏观经济研究团队之类的顶尖市场研究机构在每次世界杯举办前都会正儿八经地出一期世界杯展望的研究报告，用经济视角审视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会。但有意思的是，我们很难从中国经济学顶尖学术期刊中看到这些“非经济问题”的经济学规范研究，经济学在中国就像是神龛里的供物，高贵、神秘，不可俗化，不可亵渎。以致于年轻时每每在NBER上读到研究“非经济问题”的规范论文，笔者都在叹为观止之余为外国学者们的“不务正业”胆战心惊。
现在我懂得，研究对象本无“贵贱”，所谓“正业”和“非正业”归根结底都是偏见中的幻影。但遗憾的是，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这种偏见似乎根深蒂固，如影随形。
这种偏见表面上看似乎又是社会问题，与经济无关，但此时此刻，笔者恰恰认为，这与中国经济大大相关。正如副总理近期在《求是》杂志中撰文指出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要在加快两个字上下功夫、见实效”。而在笔者看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迫切需要观念上的转型，扬弃对所谓“三教九流”的误解和偏见，引导市场人士像尊敬金融行业、生产制造行业一样正确理解和平等尊敬消费行业、服务行业和新兴行业。
笔者深刻感受到，这种观念上的转型迫在眉睫。6月29日和30日，市场已经目睹了上证指数2481点的失守和近期新低的不断诞生，中国股市的大幅下挫夹杂着欧美经济数据的零星恶化在全球市场掀起了跌跌不休的颓势。虽然股市，特别是中国股市，并不是非常精准的经济晴雨表，但毕竟也是传递了诸多未来复苏信息的晴雨表。毫无疑问，随着6月底以来美国经济“超预期”表现的终结和欧洲债务问题的不断扩散，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不减反增，而一向被视作一枝独秀的中国经济，也在“2010年经济走势前高后低”的共识之余显露出额外的阴影，6月30日，世界大企业联合会就将4月中国经济领先指标的环比增幅从此前公布的1.7％大幅调降至0.3％，低于前期的1.2％。
在笔者看来，中国经济不仅如市场普遍预期那样可能将于2010年第二季度走上此轮经济复苏的增长率顶峰，并于第四季度感受到真实的增长率下行压力，还在当下面临着多重尴尬：其一，通胀压力与货币市场流动性趋紧的矛盾并存，受翘尾因素影响，6月中国CPI增幅还将高居3％以上，通胀尚存余力，而从SHIBOH利率和国债利率近期的上行走势看，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却不容乐观，如此矛盾将货币政策调控者置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其二，前期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尚未达到预期效果，“量跌价不跌”的格局与“价跌量不跌”的愿景相去甚远，继续加强调控力度恐将进一步放大“量跌”的增长拖累效应，而暂停调控则更会有损政策调控者的公信力，面对一个观望为主的市场，调控者在加力还是缓力之间面临尴尬；其三，外需后继乏力与内需用力透支之间存在矛盾，下半年美国经济增长率的回落已成共识，全球经济渐次从慷慨激昂的“超预期”复苏中理性回归，5月中国出口超预期增长的态势恐难长期为继，与此同时，受制于耐用品消费存在周期效应，中国汽车消费和家电消费在政策刺激下继续超速增长的空间已然不大，内忧外患之间，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面临尴尬。
面对这些尴尬，中国经济势必需要寻觅到坚实可靠的新增长点，而经济结构调整则是在摩擦中碰撞出新火花、在变革中培育出新动力的必然之举。说得更直白、更严峻一些，中国经济已然面临增长瓶颈，结构调整是唯一出路。但观念“转型”的滞后给经济结构转型蒙上了一层阴影，走出这层阴影，需要“场面上”的经济决策者放下身段，主动引导社会大众和市场人士更加真实地了解“非主流”的新兴产业，在给这些行业更多政策优惠、社会保障的同时，给予他们切切实实的存在感和荣耀感，让每一个为中国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行业都受到应有的理解和尊重。
关键词：商务学院；非经济类专业；西方经济学；课程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3）12-0229-01
一、导论
《西方经济学》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我国财经类高校以来，通过探讨西方经济学领域的基本理论和发展动态，增强学生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的能力。近年来，随着经济学的广泛应用，培养复合导向型人才愈加重视，因而许多院校通常对国际贸易、金融学等非经济专业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甚至设置为非经济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商务学院作为贵州财经大学的二级学院，其非经济类专业的三本学生有其相应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未来发展方向，若在教学各环节中照搬二本经济类专业的授课模式，势必会影响教学效果。因此，如何将该课程特征、独有逻辑方法与学生注重应用特点相结合，是商务学院教学课程改革应着重思考的问题。
二、目前西方经济学课程内容体系设置方面存在的若干问题
1.教材适用度问题。由于缺乏非经济专业针对性的适用教材，照搬西方经济学经济专业课教材，该教材内容体系广、案例少、难度大，难以因材施教，使得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2.内容择选性问题。针对非经济类专业学生而言，无须深入系统地介绍该教材的理论体系和经济模型，使得具有文科背景学生产生畏难心理。
3.教学方法创新问题。教学中多偏重阐释基本原理，缺乏操作性、实证性教学案例，背离了教学目标。同时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态度，这对于学生的兴趣培养、知识体系构建均有深远的影响。
4.教学考核的检验问题。考核方法缺乏针对性，注重基本概念和理论考核，缺乏考查非经济专业学生运用现实经济领域问题的分析能力，难以考量学生的分析能力和综合素质。
三、西方经济学人才培养的建议
非经济类专业人才配培养应树立“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的导向型范式，革新传统的教学观念和管理，激发学生的潜能和兴趣，注重学生知识应用能力的培养。同时教师灵活运用课堂讨论、案例与专题讲座等方法，鼓励学生质疑，培养其洞察力，倡导其探究能力，提高其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为了达到这一效果，应考虑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革：
1.强化适用教材的建设。以商务学院的教学目标为导向，择选教材应具有通俗易懂、重点突出、注重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前瞻性反映本学科国内外理论与实践的最新发展等。
2.针对性配置教学内容。鉴于非经济专业的学生基础薄弱、课程课时有限，合理配置教学内容，并结合学生个体发展和学科背景择选实用性强教学内容，减少经济模型讲解。
3.完善教学模式。改变教师授课理念，强化学生的自主性和探究式学习。如在理论讲解中穿插现实案例。通过组织课堂讨论和专题论文，引导和深化学生思辨和组织能力。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民族性；内生性
民族经济学自1979年创立以来，在学科归属、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一直存在不少争议，一些学者对民族经济学学科发展持批判态度，另一些学者持拥护态度，但无论批判基础上的否定还是批判基础上的支持，民族经济学这一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确实面临着“两难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民族经济学发展至今，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和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逻辑理论体系，甚至没有独立的核心概念即逻辑起点。尽管学者们提出了上述问题，但仅有少数学者提出了民族经济学具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要厘清民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和目前出现的概念上和理论逻辑上的模糊性，首先应该确定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通过比较和分析相关研究成果，对确立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方向、理论体系的构建都是非常必要的。基于此，文中提出以民族内生因素产出的矛盾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与大家进行探讨。
一、关于民族经济学对象的不同认识
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学术界已有不同认识。黄云、王文长、黄建英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各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具体的各民族人民的经济问题。施正一先生、施琳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民族经济问题，它是民族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李忠斌 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邓艾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对象是从微观角度研究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状况和家庭经济生活特点等。以上几种认识都集中讨论民族经济学究竟是经济学科还是民族学科。而刘永佶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
通过以上几种表述可见，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尚未达成统一。要么以民族人本身的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要么以要么以民族地区的经济特征作为研究对象；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狭窄，规定为中国各个民族经的经济问题研究；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宽泛，从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体去研究。即便是刘永佶教授为民族经济学进行的创新性逻辑论证，但他是站在全人类鸟瞰的民族经济学，让学者们感到概念过度膨胀，似乎世界主流的经济学都应被囊括在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之中，并且只要仔细阅读由其主编的《中国经济矛盾论》就会发现，《民族经济学》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体系都似乎是对《中国经济矛盾论―― 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和《政治经济学大纲》体系的一种演绎，而内容则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民族学理论的归纳（当然创新的智慧在其内容中无处不在， 但从其构建的理论体系来说仍是不足的）。《民族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本质是一致的，因为都是以劳动者主体而展开的对象、主义、方法、主题、内容、范畴、体系的规定，这样一定会让学者们质疑这样一个问题，即究竟什么是民族经济学，它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区别何在？鉴于此种原因，本文更倾向于将刘永佶教授规定的民族经济学看成是“中华民族经济学”或者“中国政治经济”（尽管这么看待也不尽合理）。
尽管如上所述，民族经济学自创立以来存在诸多分歧，但是多数学者认同的是民族经济学是具有二重性的：“民族性”和“经济性”。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应该从这两点去寻找学科的研究起点、研究对象，只有规定了对象才能明确研究的方法和学科性质，进而获得广泛认同。
二、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是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只要“民族与经济的辩证结合在理论形态上尚未溶于一体”，就永远无法解决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分歧。各民族经济活动的特征以及经济矛盾都体现着本民族特征，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在”理论形态上溶于一体”，要求研究对象应该是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即考察民族人口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规律的民族性根源。
将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规定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合理性。民族的含义决定民族经济应突出民族性，也便于将民族因素内生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研究。根据斯大林的定义，民族有四个因素，其中，共同经济生活是民族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共同经济生活表现在共同文化上。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这必定是因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特点不同决定的。尽管随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斯大林定义中的四个因素在当今看来也许并不完备，但只要是存在着的人，一定有其社会属性、阶级属性、民族属性，在经济活动中一定会表现出具体的属性。譬如，像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特征、心理特征、文化特征。回族、藏族、蒙古族、壮族、苗族、赫哲族等55个少数民族以及汉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心理特征、文化特征等民族性特征，这些特征对其表现出来的经济活动也不尽相同。譬如，回族信仰伊斯兰教，由其饮食特征发展了清真餐饮业；藏族信仰佛教，农业生产中不愿意使用农药成为产量低的影响因素之一；毛南族的“红筵”、“搭红桥”、“肥套”、“套三朝”①等迷信思想对本民族经济活动有影响。这意味着各民族的经济活动因内生的民族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特征，民族经济问题研究也应突出民族性，民族经济的研究对象应从各民族内在的特征去寻找经济特征和经济活动的主要矛盾，探寻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规律。
三、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其他相关规定的区别
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更加明确其研究内容，也更能反映研究的任务是要揭示民族因素对经济影响的规律。首先，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表明不是简单地用民族学的眼光去研究经济问题；其次，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触及到了民族经济特征的源头性因素；最后，民族内生因素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规定了主体的民族属性。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其他相关规定的区别表现在：1.与“民族经济是研究各民族经济问题”相比，内涵更加明确。各民族经济问题研究比较模糊，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是各个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比如，藏族经济、蒙古族经济、回族经济等。同时，各民族经济问题研究的是从宽泛的层面，诸如各民族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贫困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等都属于其研究的范畴，无法体现明确地体现经济的民族性，也很容易致使学者用一般的经济原理去分析经济问题，这样也必将陷入学术界关于民族经济缺乏特殊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的质疑中。2.与民族经济学是“是以研究民族经济问题为对象的学科，它具有民族学和经济学的综合性质”相比，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性因素的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明确了民族经济学是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进行研究的，这无疑对民族经济学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3.与“民族经济学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相比，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这一规定除了在外延上更广。除了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还可以研究世界民族经济，不仅研究少数民族人口经济还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民族性因素与经济性因素融为一体的研究。4.与规定为“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相比，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不仅明确要在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经济矛盾，还表明要将民族因素作为民族经济矛盾的内生变量，并由此能区分民族经济学与中国政治经济学，从而要求构建的理论体系也有所不同。
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一般经济学存在着必然联系。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的规定是把民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来构建的，其理论必定是在一般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改造，它将与一般经济学的联系具体表现在：1.与政治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的研究对象规定为“生产关系”，社会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去民族的经济研究，抽象了民族因素的、具有普适性的经济研究。而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则正是“穿上民族服装”的经济矛盾和关系研究。2.与发展经济学相比，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是抽象了各民族经济特征的一般经济理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研究经济的发展问题，而且还必须从民族性去探究其经济发展规律。3.与区域经济学相比，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某一地理区域的经济问题，是具有某种经济特征和经济发展任务的“经济地理区域”。在民族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硕士和博士的学位论文大多研究的是中国某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这恰恰也是学术界争议或批判民族经济学实际上是区域经济学的“致命伤”。是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故而不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的缘故。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探索由民族的典型特征所引起的经济特征的变化规律，比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更加符合民族的发展特性。因为地理区域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有的民族而不能成为其根本的影响因素。譬如，生活在中国的朝鲜族和生活在朝鲜的朝鲜族相比，中国的朝鲜族虽然保留有朝鲜半岛母体民族的部分文化，但也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中国与朝鲜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经历的社会变革不同，于是二者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意识和不同的经济特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区域不同，而是由民族性因素共同影响所致。因此，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民族经济学有别于其他学科不同的独特的研究对象。
综上所述，无论从已有的规定看，还是从与其他学科的区别看，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更能体现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存在着的独特的研究对象，更能反映民族经济的根本矛盾，也能更能明确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任务。
注释：①源自毛南族的一个传说，旨意是人能生儿育女，全家团圆幸福，都是万岁娘娘的恩赐，到生下孩子后，选择良辰还愿，杀十几头甚至几十头牲畜祭祀、还愿，这种风俗有时会把一些家庭弄得倾家荡产，反过来，为了不因还愿而致贫，毛南族农民饲养牲口数量多，也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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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关键词：经济类学术期刊 高品质作者库 构建 路径
中图分类号：G23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9-0092-01
众所周知，经济类学术期刊通常被归纳为图书馆藏当中的F类刊登学术论文期刊，其所涵盖的种类诸多，如经济学、中国经济、会计类以及工业经济类等。在新时期，要想有效地强化经济类学术期刊本身的影响程度与受关注的程度，最关键的就是要增强编辑的各项能力。为此，一定要构建高品质作者群，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地实现论文刊登质量的提升，进一步完善期刊的整体质量。
一、以重要会议及论坛为途径发现作者
在构建经济学家或知名经济学者作者库的过程中，可以采用重要会议与论坛的方式来发现作者。如果将知名经济学家创作的文章刊登在经济类学术期刊中，仅仅凭借作者创作稿件的方式，很容易出现周期过长或者是沟通难度较大的情况。而如果对会议发言进行整理，利用这一方式而形成的学术论文，不仅可以对经济热点进行及时捕捉，同时，也能够保证经济学家的观点时效性更明显。[1]正是由于是会议发言，所以，更加通俗易懂，更方便读者阅读。另外，通过对会议发言进行整理，能够向与会者提供完整的会议资料内容。同时，在文后可以把发言者所编著的书籍和文章当作参考文献，刊登在杂志中，向读者推荐作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此，编辑应当对本年度重点的经济会议进行事先盘点。在此过程中，可以借助新浪财经频道的会议栏目进行查找，而且可以详细地查找出会议的名称、主办方以及地点等信息内容。在会议索引中，不仅能够联系到主办方的媒体联系人，而且能够参与到会议现场，同与会者的重要发言人互相交换名片，而获取经济学家的联系方式。这样一来，在会议结束以后，还能够通过媒体联系人获取相关的会议资料等，进而对发言实录予以全面整理与编辑加工，最终以学术论文的形式署名发言人姓名，将其当作论文作者。同时，需要陈列同发言内容相关的发言人编著书目与文章，或者是将发言当中所涉及的观念及相关书目等当作论文重点参考文献。另外，还需要同发言人与助手进行联系并确认文章，进而和经济学家构建编辑和作者之间的关系。[2]
二、利用重要研究机构与作者联系
目前，对经济问题进行研究的重要研究机构很多，而大部分机构举办方都是中央政府机关或者是比较知名的院校，所以，也被认为是国家经济问题研究的智库。同时，在民办智库当中，能够查询到为公司提供战略咨询的服务公司。现阶段，我国知名机构主要是长城战略与和君咨询，而且可以对上市公司进行查询，特别是银行与跨国业务公司，其下设了研究部，能够对我国经济发展趋势以及行业的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和预测。对机构官网进行搜索，可以查找到月度会与季度会。
除此之外，还可以了解重要的研究机构官网，并且深入研习其内设的研究部门。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站中，列举出了所有的研究人员名单，甚至包括详细的联系信息与邮箱。这样一来，编辑就能够根据栏目文章的需要联系不同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最终了解正在开展的研究课题内容，进而找出相应的文章，同作者构建联系。通常情况下，承担课题研究人员都是博士或者是博士后，属于单位的重点培养对象，而且自身具备研究成果发表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研究成果的发表，也能够实现研究人员与杂志的共同发展与成长。
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对重要研究机构内部刊物进行查找，进而联系到刊物的负责人，最终获得刊物，选择所需文章，而这样一来，也能够同文章作者建立联系，为经济类学术期刊作者库的构建奠定基础。
重要的研究机构通常都会在内部交流刊物中刊登研究人员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也涉及到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行业动态的数据，所以，具有极大的信息量。为此，将其刊登在公开性的经济类学术期刊中，也会引起相关行业研究人员或者是高校研究人员的兴趣，增强关注度。
三、结语
综上所述，高品质作者资源数据信息库的构建直接影响着经济类学术期刊的发展，所以，一定要予以重视。而要想构建高品质作者库，同样需要编辑的努力。为此，文章针对建立经济类学术期刊高品质作者库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并重点阐述了高品质作者库的两种路径，希望能够为促进经济类学术期刊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依据。
参考文献：
1978年后，随着人口自由流动管制的放松，城市建设和生产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农民工进城打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出口贸易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随之而来的城市化进程，一方面基于很多原来的地级市、县城在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中，其规模、体量逐渐扩大，许多不足十万人的行政区划，渐渐发展成了数十万人集聚的重要二线城市；另一方面，政府也渐渐意识到，人口集聚所带来的需求增长，会极大地刺激地方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资源和资本的自然积累，成为经济新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过五百万、千万人口的大城市的迅速涌现，也引起了很多关于大城市发展战略理论、小城镇发展战略学说、城乡统筹、农业人口的再就业和城市化等诸多层面的讨论。
理论争鸣的盛况使得政策纷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实践中的问题又反过来直接刺激理论升级，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成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一环。多年来的各界争鸣内含两条主要的理论线索，第一，城乡统筹思维的确立，第二，城镇化内涵的不断扩充。
早在1980年代，由于城市中居民对于农副产品的需求上升，农民进城买卖农副产品、进行小规模商业买卖的情形渐多，中央鉴于实际情况，准备逐步开放城乡间劳动力流动的大门。首先由国务院农委主任杜润生提出准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入城市，从事商品买卖和务工。而著名社会学家则发表一系列文章讨论“小城镇，大问题”，鼓励小城镇的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并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提出了“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以乡镇企业为中心发展区域经济”的指导思想。
与国内政府和学界积极吁求城乡人口流动不同，同时在海外，Richard Kirkby于1985年出版《中国的城市化：1949～2000年的发展中经济下的城市与国家》（Urbanization in China： Town and Country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1949-2000AD），书中指出中国在1949年以后，由于过度重视重工业，轻视城市基础设施发展，导致城市化与工业化程度严重不匹配，城市化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这一论断预示着中国城市所面临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大力汲取人力资源，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城市建设相对落后，没有足够的空间和能力去容纳巨大的劳动力人口。此后，2010年林毅夫与陈斌开的合作论文，也基本支持了Kirkby的这一判断。沿此历史观察，可见完备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外来劳动人口创造生活、工作空间，从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是城镇化的重要课题。
在世纪之交的这个转捩点上，中国经济在加入WTO的大前提下，城市对劳动力的渴求上升，对城市用工也逐渐规范。中国大部分地区呈现出一种农业人口往区域核心城市移动的流动趋势。1998年，南京大学教授郑弘毅撰文强调，在中国城乡分隔严重的情况下，城市化问题不能就城市谈城市，而应该具备“城市--区域”的视角，城乡统筹的核心概念，第一次作为一个成熟的表述，在学界成为讨论中国城镇化问题的基本范式之一。而2000年，伊利诺伊卫斯理大学教授Michael C. Seeborg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农村政策的转变、合同工制度的成熟以及民营企业的迁移，将会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铺平道路。
随着城乡统筹理论范式的确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城镇化理论的内涵与细节层面的问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在2002年和2010年三次撰文，提出合理的城镇化进程应该加大对西部和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投入力度，深化户籍改革政策，从而消解掉城镇化过程中可能加剧的地区不平等。同时，蔡昉还指出，农业已经不是农村劳动力人口的蓄水池，人口红利正在逐步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农民的（深度）市民化能否完成，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因素。与土地的城市化比起来，人口的城市化也许更为重要。其实早在1962年，美国学者Kent P. Schwirian和John W. Prehn就提出了两种城市化的概念，即以城市中心的理念和实践向周围地区辐射的过程，强调人口密度和经济功能（城市化I）和以乡村生活进化为城市生活的转变，农村人口的价值观、思维、态度、行为方式的变迁，强调社会心理层面（城市化II）。在2002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开始把目光从单纯的城市化I，渐渐拓展到了城市化II的范畴中。城镇化的内涵获得进一步扩充，观察城乡二元结构的视角增加了社会心理一维。
理论的深入表现为范式的突破。2006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John Friedmann发表《中国城市化研究的四个论点》（Four These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Urbanization），文中表示，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已经不能再简单地从城乡二元等结构出发，城乡统筹的现时视角过于狭隘，而要考虑到其在一个多维度社会--空间中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趋向，需要从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等七个方面进行综合性反思。
于此相类似的，还有一些学者也适度地反思城乡统筹范式，集中关注城镇化大潮中农村留守人口的生计和人力资本问题。黄宗智在他2007年的论文中，重新强调城市化过程中农业的重要性，其认为在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缓慢和农业生产结构转型的三大变革环境下，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彻底解决农业新的隐性失业的问题。这一研究表明，三农视角在以前的城乡统筹理论范式中是缺失的。
而在最新的一轮关于城市化的讨论中，关于我国应该大力发展大中型城市，还是要将发展中小型城市作为工作重点的争论，无疑最为引人注目。但是，这一争论实质其实依然是老问题——城市化需要人力资源，但城市容纳不下过多人口。经济学家樊纲、王小鲁，以及布朗大学教授J. V. Henderson都认为中国的大城市仍旧不够大，城市集聚还非常有限，其提升空间对于拉动经济的作用不容小视。而温铁军则持反对意见，认为发展中小城镇才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大量的城市移民容易造成新的贫民窟、高失业和高犯罪，而发展大城市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投入，现有的条件还无法达成。但温铁军的观点同样遭到了很多社会学家的反驳，其理由主要有，小城镇信息闭塞、乱占地现象严重、重复建设触目惊心、集聚能力有限、综合经济效益较差。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依然任重道远，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蓬勃趋势已经形成巨大的漩涡力，席卷了中国的大部分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如果以前说城镇化还仅仅是个经济问题，那么现在它几乎是所有问题。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开始切身地感受到改革开放对他们的福利、医疗和生活环境带来的改善，向往城镇的憧憬已经变成如何建设城镇的实践；城镇化的理论与实践将变得越来越开放，万众瞩目的城镇化将迎来万众协力的城镇化。 （文/阿苏勒）
论文摘要：我国数理经济分析开展相对较晚，目前以学习和模仿国外为主。由于国内外的经济体制和环境存在差异，前沿数理模型能否直接应用于国内值得探究。在进行数理经济学课程教学时，须让学生树立起框架分析的意识，以问题为导向分析解决问题。
一、 引言
日前，世界范围内对经济学的数理分析之风渐盛。对于经济学研究及教学呈现的数理化趋势，国内外都展开了争辩。赞同者甚至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们认为，数学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工具。在分析经济问题时采用数理方法可以得到在纯语言的定性分析中难以直观得出的结果，它使得分析的逻辑更加严谨，表述更加准确精炼，且能将已有的经典经济理论拓展延伸。而批评者们则认为，经济学最重要的是注重理论思想的研究和传播。数理模型过度建设和使用无益于理论的创新，也无法准确反映现实复杂且不稳定的经济活动。数理经济学的本质是探讨如何用数学语言准确、精练描述经济学问题，并推敲通过数理分析而导出的数学关系式所表达的经济学含义及揭示的经济规律。在不脱离经济思想本质的情形下，科学地应用数理工具，进行经济理论的理解、应用和延伸，将有助于经济学科的长足发展。
数理经济学是一门方法论，它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就分析对象而言，它可以是微观或宏观经济理论，也可以是劳动经济、产业经济、公共财政等经济学分支学科。因此，数理经济学囊括了经济学各个方面内容，也涉及到了非常多的相关数学理论和模型，内容极其庞杂。这给教学工作带来了难度。国内关于数理经济学这门课程也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通用教材，除了国内学者们编写的少数教材之外，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华裔经济学者蒋中一编写的《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动态最优化基础》。有些高校直接采用了北美经济学研究生的相关通用教材进行授课。教学内容上以学习和参照国外的教学内容为主。
针对数理经济学覆盖内容众多、理论过于抽象、模型研究方法复杂等特点，笔者认为在进行数理经济学教学时，首先让学生了解相关经济学理论的精髓和核心思想，秉承从基本分析框架出发的思路，使学生掌握解决经济学优化问题的基本方法和原理，培养学生利用基本方法分析具体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从而更好地把握数理经济学的学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数理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
经济学是研究如何配置稀缺资源以实现某个个体或群体最优的学科。因此，数理经济学的教学主要以如何实现最优化为主线，从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一直沿伸到动态分析。在教学内容上应注重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运用经济学基本框架进行分析
经济社会中，微观个体与宏观总体都面临着在有限资源及环境机制下实现自身最优的问题。尽管由于参与方的行为表现、经济环境及制度安排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流派，但是对经济学现象进行研究分析的框架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主要包括了界定经济环境、设定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及进行评估比较等五个方面。（田国强，2005）任何数理经济模型的分析都是建立在这个基本分析框架的基础之上。在学习时，首先明确模型的这五个方面特征，将有助于人们迅速理解这些看似复杂的数理模型所描述的经济学涵义。
（二）学会设定切合实际经济环境的数学语言
通常经济学理论分析都包括三个部分：提出问题，确定研究目标；进行论证分析；得出论断，给出政策建议。因此，在进行数理经济分析时研究语言就需要经历“经济学语言——数学语言——经济学语言”阶段的转换。分析问题是在明确了研究目标之后，要学会把现实中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参与方的行为特征及制度安排用恰当的数学语言准确、精炼地表述出来。不同的经济环境、游戏规则以及参与人的是否理性都是影响经济结果的重要方面。学会用数学语言准确描述经济背景及环境，是做好整个模型分析的基础。
（三）掌握基本的分析工具
在进行数理经济分析学习时，结合听课学生的专业背景，在理解本专业学科基本的经济思想脉络情况下，有侧重地介绍一些基本的数理分析工具。比如说博弈论、动态优化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等。数理分析工具介绍是本门课程教学的重点。教学时应首先使学生牢固地掌握基础模型（basic model）的解决思路和研究方法；然后联系现实环境，向学生明确指出基础模型依赖的假设条件及在实际中的适用情况。如果基础模型的某些假设与实际环境相违背时，模型又可以在哪些方面做延伸和改进。教师在重点讲授基本的分析工具之后，可以鼓励学生自己寻找感兴趣的点，查阅相关文献，对问题继续深入研究。
三、数理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
数理经济学的内容非常丰富，且数理模型的证明与推导，看起来抽象难懂，容易使学生产生畏难情绪。因此，为了更好地讲授数理经济学，针对学生的具体经济学科专业以及相应的知识准备，应使学生在掌握本专业基本研究方法的同时，增强自身的应用能力。具体来说，应该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以问题为导向，而非以分析工具为导向
经济学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学科，最终反映的是现实的经济运行。做经济分析时，一切应先从问题出发，将数理方法与经济学的“问题意识”结合起来，才能推动实际经济问题的解决甚至是经济理论的纵深发展。脱离经济问题本身，过度沉迷于数理模型的推导无益于对经济问题的深入理解。无论是对于以后走向社会工作的应用型学生，还是对于日后投身于经济学研究的研究性学生，他们都将面临着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在目前我国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我们研究和解决经济学问题时必须首先以问题为导向，从现实的经济问题出发，寻找或创新数理分析工具去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
（二）实施启发式教学
教学时以学生为主体，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说，微观经济学标准的消费者或生产者理论模型中，经济人都假定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中，因此，每个人都把价格视为参数给定，个人的选择不受他人的影响，且每个人效用或收益只依赖于自身的选择，而不依赖于他人的选择。初学者往往会对此不解，认为无论是假设条件还是得出的分析结果都不切合实际，无法理解学习经济学的用处。这时须启发学生，研究一个问题，应该先从最简单的情形出发，然后再逐步深入，考虑更复杂更一般的情形。在上面的模型中放宽假设，假如市场环境不再是完全竞争，而参杂了垄断成份，甚至是完全垄断，那么我们通过模型推导能得出怎样的结论？假如个人的选择会受到他人的影响，模型的结论又如何？同样，对其他诸如博弈论，委托——，一般均衡理论等数理模型的学习时，也应秉承从简单到复杂的原则，先打好基础，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根据现实经济环境在基础模型上做修正分析。
（三）科研课题、实际案例与课堂互动相结合
即时的科研课题或者实际案例都是对当下经济热点问题的反映。教师在上课时可以根据教学内容进行有针对性地穿插，形成补充。这样能使学生对所学数理模型在现实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有直观的感触。在此基础之上，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阅读相关的资料或文献，让学生在课堂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形成互动式的讨论。因而能有效地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学生对模型的理解。
（四）注重课后的练习
仅仅依靠课堂时间就想掌握一门课程的全部知识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对于有复杂数学公式推导的数理经济学课程来说。因此，为了使学生懂得运用所学的知识，课后练习是必要的。根据课程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课后练习主要以两种方式进行：代表性基础模型的推导证明训练；结合专业基础模型的课程论文写作训练。两种练习均要注意度的把握，以能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分析能力为主。
四、结语
与国际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水平相比，目前我国数理经济学的发展还处于相对落后地位，研究分析方法也多以学习和模仿为主。由于国外的经济环境、机制设计以及参与者的行为心理均与国内存在差异，国外前沿经济理论模型对中国经济的直接适用性也值得商榷。因此，对于国内数理经济学的课程教学来说，这是挑战，也是机遇。
由于数理经济学课程存在内容多、难度大，抽象复杂等特点，本文在课程教学内容和方法上提出了几点体会。我们相信通过坚持不懈的实践和探索，不断总结和反思，数理经济教学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会取得更大的进展和突破。
参考文献
[1] 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J].经济研究，2005（2）：113-125.
[2] 王 黎.应用型本科经济学课堂教学改革探索[J].教育探索，2010（1）：64-65.
【关键词】问题意识 中国史研究生 培养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5）02C-0047-03
研究生教育的主要职能之一是培养研究型人才，通过学校教育以使学生在毕业后能够独立发现、思考和解决问题，这就需要加强对他们问题意识的培养。所谓问题意识，主要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主动、独立思考，进而具有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中国史研究生来说，培养问题意识应是多方面的，而在具体的学习和研究中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史实与理论、区域或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这也是他们论文写作中容易出现差错的地方。
一、问题意识培养的必要性
在历史研究中，问题意识的提出多与一些研究领域的“碎片化”倾向相关，部分研究对象和选题过于琐碎。究其原因，恰恰是由于部分论著缺乏问题意识，使其研究更多地停留在烦琐的史实描述和特征罗列的层面，就事论事，没有进一步做更深入、更深刻的探讨，从而显得浅层化、表象化或支离破碎。同时，也有部分研究走向了重理论而轻史实的另一面，他们在学习运用西方某些社会理论时，未能很好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是教条主义地生搬硬套，从而呈现出另一种形态的碎片化现象。史学研究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在研究生论文写作中也多有发生。
在研究生教学中，老师时常会发现学生提出的选题或者撰写的论文缺乏问题意识，整篇论文看不出作者要讲什么，想要解决什么问题，仅仅以把事情讲述完整为目标。以研究较多的人物为例，除了诸如、李鸿章等历史名人外，还有许多不太知名的人物，但很多学生对人物的研究却较多地流于传记式的写作，缺乏对人物背后社会、历史等更深层次问题的思考、挖掘与分析，缺乏对为什么要写这个人物而不是其他人物的深层次发问。他们对某些人物思想的研究也是较多地罗列观点、言行，而未能进一步发问其中有多少是其真正思想性的东西，抑或是其“在其位谋其政”式的工作言论。而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恰恰是问题意识不强，平时理论学习不够或忽视理论，只追求史实的讲述。
另外，随着近年来中国社会史越来越趋向区域研究，中国史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也较多地倾向于区域或个案研究。这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之间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有很大关系。实际上，也只有先对局部进行深入了解和研究，才能进而对整体有更为清晰的认识。然而，区域路径的选择又使近些年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有沦为地方史的潜在威胁，写作思路和方式的程序化犹如一部部地方志，有现象和史料的描述与罗列，但缺乏对问题的挖掘与分析，更缺乏对规律性特征、特点、趋势等的总结、归纳与条分缕析。这一点，在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在其论文学术史梳理中也只非常具体地关注与题目紧密相关的研究成果，缺乏一个宏观的整体的视野。究其原因，也是因为问题意识不强所致，缺乏深层次的问题挖掘、史料分析与理论探索。对此，陈春声也讲到，在越来越多学者进行区域研究的现今，除了有一些作品仍旧套用常见的通史教科书写作模式外，许多作者热衷于对所谓区域社会历史的“特性”做一些简洁而便于记忆的归纳。
实际上，学生缺乏问题意识导致的是他们在学习、思考、研究历史问题时止于浅层化与表象化，缺乏敏锐与深刻。
因此，加强中国史研究生问题意识的培养不仅对创新教育、教学有重要意义，更对学生养成创新精神和主体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问题意识培养的途径与方法
（一）在理论学习与论文写作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中国史研究生在具体开展研究时首先应注意史实与理论的紧密结合，从史实到理论再回归史实，挖掘史实背后的深层动因与潜在逻辑，带着问题来梳理、分析、探究史实，用理论来指导研究过程，避免零散与空泛。正如黄宗智对解决中国研究领域存在将理论和经验截然分开的现象时所指出的，经验一旦连接理论，便有可能超越经验的简单描述性、回顾性和纯特殊性;同时，理论一旦连接经验，便会承认理论的历史性，避免其超时空的绝对化或意识形态化。
至于怎样实现史实与理论的结合，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泰斗薛暮桥就对史实与理论的结合有过专门阐述。他批评了当时在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中存在的或重视具体事实而忽视理论，或重视抽象理论而忽视事实的现象。他说，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有一定的规律性，但因区域或历史等的不同，必然会有些差异;假使在研究具体事实时离开了理论，固然会陷于支离破碎;反之，如仅研究理论而忽视具体事实，同样也会陷于浮泛空洞。他进而提出，在具体研究时应注意将事实与理论结合起来，一方面用正确的理论分析具体事实，另一方面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而研究理论，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这就是实际研究的过程与方法。
再以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日常生活史和制度变迁研究为例，也同样存在史实与理论脱节的问题，或重史实轻理论，或重理论轻史实。在诸多的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论著中往往存在或流于琐碎叙事或沦为诠释社会理论的注脚的现象，而有关中国制度变迁的研究又较多地偏重结构式的宏观分析。如果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结构式的、宏观的制度安排相结合，则能够较好地避免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琐碎和制度变迁史研究过于宏大的弊端。如此，既能透过日常生活观察制度变迁的具体实践形态，又能够从制度变迁中理解和认识人们日常生活的内在行动逻辑和社会含义，从而在具体研究中较好地将史实与理论结合起来。这就需要有坚实的理论做支撑，有敏锐的洞察力，还要有迅速抓住主要问题与事件本质的思考能力与研究能力，问题意识正是培养上述这些能力的基础。
另外，中国史研究中问题意识的培养也要注意区域或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能够从中探求出带有普遍性或规律性的问题，实现各研究之间的对话。这一点民国时期的社会学者即予以了充分注意。李景汉等在选择定县进行调查时，除乡村建设实验的因素，更因为当时定县的农民生活、乡村组织、农业等情形可以相当地代表中国的农村社会，尤其是华北的各县情形，也可以大致说明全国农村社会的缩影。因此，他们进行的社会调查“不是单为定县而研究，乃是为全国而研究的”。也对区域与整体的关系有过精彩阐述。曾有人质疑《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仅以一个小村庄怎么能代表中国，他回应道，一个人认识问题总要从小到大、从偏到全，问题是怎样把一个微观的调查，放到宏观的世界里去。进而他提出用“典型”以进行比较的方法，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村庄的研究探求中国农村经济的状况。由此可以看到，正是在这些区域研究背后所具有的宏观视野，才能够从一个个的区域或个案研究中提炼出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理论命题，而这样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必须带有问题意识，能围绕问题解剖个案，展开深入思考，探究、探索隐藏在诸多个案背后的发展脉络与发展趋势，能见微知著，以小见大，从问题的探究中寻找出规律与特征，并从理论高度加以总结和认识。
再以农村经济研究为例，其在20世纪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几度占据十分凸显的地位，有关论著和资料可谓浩如烟海。但纵观20世纪以来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仍可以发现其中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发展，更确切说是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路径问题。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农村的衰败与滞后严重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不仅是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正是由于农村经济的这种极端重要性，民国以来持各种不同政治主张的派别、人士都对中国农村经济予以了高度关注，并就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道路展开讨论，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争论。而争论的核心问题仍是农村经济的发展路径，对此的不同回答也就产生了不同的理论主张，并呈现出较为强烈的现实感和问题导向特征。因此，我们在进行农村经济问题研究时就需要注意到个案或局部的研究与整体的主线与背景的关系，否则在面对如汗牛充栋般的农村经济研究论著时就会无从下手。而这样的研究，同样需要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带着问题去搜集、梳理、分析史料，进行有的放矢的研究与探讨。
所以，中国史研究生一是在平时学习与训练中就要注重理论修养的提升，只有用理论武装自己，才能敏锐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缺乏理论素养的学生在面对大量琐碎、繁杂的史料时，往往很难快速找到头绪甚至有时感到无所适从，这就给学习、梳理、研究史料带来诸多不适与障碍;二是在论文写作中要注意史实与理论的紧密结合，包括注意区域或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这有利于培养研究生的问题意识，有利于培养和训练研究生抓住核心问题、主要问题来进行深入浅出的剖析与探讨的各种能力。
（二）在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除上述在理论学习与论文写作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外，老师还可以在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提升学生思考、分析、归纳、总结等各方面的能力。
首先，老师要鼓励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既要广泛地阅读，又要掌握良好的阅读习惯与方法。良好的阅读习惯与方法，对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十分重要。笔者以在人民大学参加黄宗智先生的“社会、经济与法律：历史与理论”高级研修班时其所提倡的阅读方法为例来简单谈谈这个问题。黄宗智先生提倡要养成连接概念与经验的阅读习惯，读书时首先掌握作者的中心论点，并总结作者对自己中心论点的主要经验支撑证据，同时照顾到中心论点次一级的阐发性概念及其经验根据。当然，也要多阅读一些带有理论性的著作，熟练掌握一种以上的理论工具。如此，才能提出有建设性的问题。
其次，老师要改变课堂教学的单方面灌输式教育方式，提倡参与式教学法。传统的教学多是老师讲授内容，学生被动接受，难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和能力。以笔者教学实践为例，在多年的研究生教学中，每次都会专门安排时间鼓励学生就讲授知识进行自由讨论。然而，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大多数学生只是沉默不语，在老师反复多次要求后，才有个别学生响应，而且多数情况总是那么几个比较固定的学生在主动参与讨论，能够提出一些问题，其他大多数学生只有在老师直接点名要求其提出问题时才会被动地有所响应，且所提问题常常大而无当。这种现象的产生恐怕与以往长时期灌输式教学法不无关系，在那样的被动学习环境中，学生已失去主动提出问题进行讨论的积极性，甚至形成了被动接受、不质疑、少思考的学习习惯与思维定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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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老师应营造宽松、自由的讨论氛围，以参与者的身份而非学术权威或裁判的身份面对学生，对学生也应给予更多的鼓励与启发，充分调动学生思考、探究的积极性，而不是过多批评甚至嘲讽。学生对参与式讨论不积极、不主动，除其自身知识欠缺、少有发言习惯以外，也与其顾虑自己的发言有可能因为错误或不当而受到老师批评或同学嘲弄有着密切关系。因此，老师应以平等的参与者姿态与学生共同讨论，特别是要允许学生提简单的、粗糙的甚至是肤浅、错误的问题，从而激发他们的热情和自信心，逐步做到善于思考、善于发现。
最后，老师应鼓励学生多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并提供机会、提供建议，锻炼学生、磨砺学生，且提醒学生事前做足功课、做好准备，有备无患，未雨绸缪，带着问题与目标去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从而更有针对性地探索与研究，更有实效地培养自己、提升自己。
【参考文献】
[1]陈春声.走向历史现场[J].读书，2006（9）
[2]黄宗智.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J].开放时代，2007（4）
[3]薛暮桥.怎样研究中国农村经济[J].中国农村， 1934（1）
[4]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5].简述我一生的写作[J].群言，2000（1）
【基金项目】河北大学第二批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YJ11-15）
关键词：科斯；科斯定理；社会成本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及写作思路
在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中，第一部分“有待分析问题”陈述论文的探讨的核心，有点题的作用；第二部分“问题的相互性”及所述问题的相关解决思路；第三部分“对损害负有责任的定价制度”和第四部分“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从正反两方面阐述论点；第五部分是对“问题的重新说明”从新的例子和角度再一次的阐明问题；第六部分“对市场交易成本的考察”对阐述问题的进步探讨，加入一定的限制条件，力求和现实相联系。前七个部分对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总结都是结合了大量的例子，从案例入手不仅使复杂的问题经济问题简单化，并且能够增强文章的实证性和真实性。第八部分“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的研究》”和第九部分“庇古的传统”通过对庇古相关理论的阐述和反驳，作者从反驳庇古的文章得出自己的结论，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第十部分“方法的改变”重新进行了问题的阐述和总结。通览全文，科斯对《社会成本问题》的论述科学性和严谨性都达到了一定高度，一个主题连接一个主题，但又围绕着论点，每一处都可以看出作者严密的逻辑，作者丰富的举证使之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为社会产权问题的讨论和正效应取得足够论据。特别是科斯强调的方法的改变，认为对问题的研究，不能形成固定的思路和模式，要改变错误的思维方法并不容易，观念的转变必须取得人们足够认同，换位思考也十分重要。因此，抛开科斯《社会成本问题》理论成果，科斯的论文逻辑和思路也值得我们学习。
二、社会成本问题的简要回顾
第一部分“有待分析的问题”，首先作者先提出一个典型的例子，工厂对居民的烟尘污染的问题，作者提出庇古《福利经济学》的解释，即站在了居民的立场要求工厂应对居民进行赔偿，或是应该对其征税，又或是应将工厂彻底的迁出居民区，科斯认为这些办法并表示百之分百的合适，工厂的烟尘对居民的伤害，而工厂所具有的权利，工厂是否也受到伤害，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分析的。第二部分“问题的相互性”针对第一部分的问题，提出为什么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即问题都是辩证的，不能单方面的考虑其中的一方忽视另一方所享权利，在这反面科斯举例糖果制造商的机器噪音和医生利益之间的矛盾，由于受到定式思维的影响，在遇到这方面的问题是我们都是考虑到受害的一方，思考如何制止和惩罚造成所害的一方，而不是相互影响或是说相互损害影响，即糖果制造商和医生之间实际上是相互影响，双方都有损害到对方利益的一面。对于这个问题，举例说，科斯认为，甲方受到伤害，但乙方也受到伤害，问题具有交互性，处理这个方面问题不应该片面的站在表面上谁受到了伤害，而应该从整体方面去思考的这样一个思路，要全面权衡厉害关系，必须从总体的和边际效益的角度看待这一个问题，决定问题的关键是“鱼类损失的价值究竟大于还是小于可能污染河流的产品的价值。
紧接着是第三部分“对有害损失有责任的定价制度”，在假设社会交易成本为零的基础上但从经济的方面来思考。举例养牛者和农夫之间的关系，若养牛者对农夫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农夫有谷物不受损害的权利，养牛者没有让让牛损害谷物的权利，否则必须赔偿损失。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付费，奶牛可以吃到农夫的谷物，但是考虑到利益和成本，牛群的规模应该是牛多吃谷物增加的价值恰好等于谷物的边际损失。简单说，养牛者付给农夫a的赔偿，而a大于农夫放弃土地耕种的收益b，但是a小于养牛者由此获得新的收益c。因此，在完全竞争下，农夫和养牛者的资源配置都达到最优化，而农夫和养牛者两者之间的扩大或是缩小，都是在这产生的资源配置下，所以对整个社会资源的影响是不变的，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会影响财富的分配。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科斯建立在效率基础上，而庇古则建立在道义和法律的基础上。第四部分，“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假设交易成本也为零，即定价无需成本，养牛者对所造成的损害不承担责任，养牛者可以让牛吃农夫的谷子，而不必对其进行赔偿，在这种情况下，农夫可想法将谷物的价值转移给养牛者，所以牛群的规模在一定的限度内，换种说法，农夫为责任的承担者，农夫会付给养牛者a，作为赔偿养牛者减少牛群数目的损失，而a必须大于养牛者的损失b，但是这是建立农夫获得收益的c大于补偿款a的基础上，这些交易的过程并不影响资源配置的影响，但是会影响养牛者和谷物的利益收入分配，可以从中看出效率容易做到，但效率背后的公平分配等问题难以理解。
第五部分“问题的重新说明”在这一部分科斯举出了较多的例子，一般案例体现了问题的普遍性，加深作者对问题的说明，“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慢案—糖果制造商和医生之间的冲突、”、“库克诉福布斯—制造厂排放硫酸氨气和草席使用漂白剂之间的矛盾”、“布莱恩特诉勒菲特—邻居间关于烟尘妨害的问题”、“巴斯诉格雷戈里案—地下室通风和酿酒者之间的矛盾”用着案例分析和证明了自己的观点，以四个案例说明这个问题存在的普遍性，在假定定价成本无影响的条件下，利益相互影响者，都可以达到资源配置的优化，可以说科斯的问题论证是建立在大量事实资料的基础上，不是空洞的说理，而不是用事实说话，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
第六部分“对市场交易的考察”，以上前五个部分的研究都是在市场交易中成本为零的条件下，但是在这一假设是不现实的，在繁杂的经济活动中，不可能交易成本为零，有时在一项经济活动中，交易成本占有大部分，或是外部性等问题。在文章的第一段，科斯“为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造契约，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因此，加入市场中的交易成本，若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必须方面的限制和条件，便是提出交易成本确定的三种形式—市场（协约）、企业、政府，市场中的协约合作或是以企业代替市场的资源配置，以及政府管制，三者之间没有一个明确的资源配置界限，三个手段个又优点或是缺点，“分界线应该在哪里，似乎在我看来，必须通过对不同的解决方案解决问题和实际结果进行深入的研究草得出结论。第七部分“权利的法律界定及有关经济问题”也产生了产权问题的探讨，科斯举出例子，法院对相关经济问题的判决，并不仅涉及经济问题也涉及法律问题，例如a和b之间，a、b之间各自有自己的产权，但是a和b之间并不是完全的分开的，存在着模糊的界限而这一模糊的产权的部分必须有他人来界定，而法院通常充当了这一角色，“亚当斯诉厄赛尔”案等案例中，都是体现了法院的判决对经济的影响，科斯认为，“当市场交易成本是如此之高导致难以改变法律已确定的权利安排是，情况也就完全不同了。此时，法院直接影响着经济的行为。”但是科斯也指出“政府经济制度的全面干预会使那些对有害后果有责任的人受到保护。”
第八部分和第九部分则是针对庇古思想，也可以说我们的传统思维模式进行重新的提出和辩驳，在“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研究”这一部分，研究有关社会净产品与私人净产品之间的差异，科斯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是从案例开始，庇古认为，国家是不需要对经济进行管制，倡导自由的经济，市场自身可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资源的最优配置，科斯认为庇古的主张存在着优点但也存在着不足之处，但科斯并没有明确的反对这一观点，“庇古的传统”中庇古认为若A造成对B的侵害，解决的方法是对侵害者征税。科斯认为单方面征税是不正确的，即使对A或B征税，政府也需要制定一种双重征税制度。比如提到的“工厂的烟雾事件”中，政府所起的作用，若政府不对工厂进行限制，只会让它为所欲为，造成更大的伤害，这便体现了庇古的不足之处，科斯还批评了庇古研究实践上的不可能性和不能透彻的阐述问题。
最后一部分“方法的改变”。科斯对文章进行了总结，研究问题必须从整体上进行考虑，考虑社会的总体成本和社会利润，分析问题，需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考虑问题与社会的经济活动，而且应将经济问题和政府的相关规制相联系，应从理论水平上升到现实世界，否则就会导致思想的混乱而且科斯认为经济活动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权利的交易，“如果将生产要素视为权利，就更容易理解了，做产生有害效果的事的权利（如排放烟尘，噪声，气味等）也是生产要素。”因此，“在设计和选择社会格局时，我们应考虑总的效果。这就是我所提倡的方法的改变。”这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
结语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的分析与论述中，可以说实际上都只是在围绕着一个思想来展开的，即在交易成本大于零时，经济制度运行会受到权利限定的影响，政府或法院在调整权利时，应该考虑到制度权利的分配和制定会产生什么的经济效益，以及损失和成本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三者的比较，选择最终可以实现交易成本为零，和收益最大的分配方式。另一方面，科斯的这篇文章也说明了产权的重要性，这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市场经济的功能的发挥必须从明确界定组织和个人的权利，明确产权为基础，而且，外部性的问题最好按照最大产值为解决目的，而不能一味的强调政府的干预，但也忽视政府的干预的功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政府和市场的良好合作，充分的发挥对方的作用来克服自身的缺点，从而达到效益最优，并最终到达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作者单位：湖北大学）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一版）[M]1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4
[2]王振中.李仁贵.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学术传略[M].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4
国际经济学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浅谈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地区）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国际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也得以不断提高，且已成为经济学类各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因此，结合国际经济学的自身特点，不断探索该学科的教学改革，对提高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质量以及学生运用该课程分析和解决国际经济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国际经济学学科的主要特点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部分高等院校才开设国际经济学这门课程，之后越来越多的高校也陆续引入这门课程。作为一门在中国发展时间仍不长的经济类专业基础课程，国际经济学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国际经济学以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为基础，研究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是一般经济理论在国际经济活动范围中的应用与延伸，是经济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国际经济学主要是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从研究内容来看，国际经济学主要包括微观部分（国际贸易部分）和宏观部分（国际金融部分）两大块。其中，国际贸易部分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本工具，属于实物面研究；而国际金融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宏观经济分析为主要工具，属于货币面研究。
2.理论体系比较庞大。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比较广泛，并且涉及到很多当前国际经济中的现实问题。微观部分主要研究国际贸易纯理论、贸易政策、贸易与经济增长、要素国际流动等问题，侧重于解释国际贸易的起因与利益分配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的影响及其依据等。宏观部分主要研究国际收支理论与政策、汇率理论与政策、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货币制度等问题。从国际经济学所涉及到的理论派系来看，微观部分主要涉及到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重叠需求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等，宏观部分主要涉及到货币模型、资产组合平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等，可谓是理论派别林立。此外，国际经济学是一门发展的学科，如克鲁格曼等人仍致力于国际经济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3.与其他专业课程互为依托。国际经济学和经济类专业的其他专业课程，如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等课程互为依托。在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国际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性较强的专业基础课，一般都是安排在其他专业课程之前或者与其同时开设。在国际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将会涉及到一些财政、金融、投资和贸易等学科的基础知识，因此以前所学习的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投资学等基础课程是国际经济学学习的基础。与此同时，国际经济学的学习也将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投资学、国际金融学等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基础，并有利于学生以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来学习和研究理论和现实中所涉及的财政、金融、投资和贸易等方面的问题。
4.对数学能力的要求较高。国际经济学是一门逻辑性非常强的学科，其内容涉及到比较多的经济数量关系。国际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形成关系密切且相互支持的理论体系，是因为它体现了数学的基本特点，即概念、方法的抽象性和逻辑的严密性。一般来说，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都需要一定的数学知识作为支撑。而在其中大量采用数学模型进行论述的国际经济学，更是要求学生具有比较扎实的数学基础。
二、国际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国际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的经济类课程，这些西方经济理论在解释或应用到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过程中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当然，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
1.学生的专业基础较为薄弱。作为经济学类专业的基础学科，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等也是国际经济学学习的基础和前提。尽管这些课程在教学计划中都有所安排，但学习效果并不理想，这一问题在国内大多高等院校的教学实践中都是存在的。再加上受应试教育这一传统思维的影响，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很难将所学的理论同经济发展实际联系起来并加以理解和记忆，致使专业基础不够牢固。而这势必会影响到国际经济学的教学效果，难以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
2.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较弱。数学是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在国际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更是涉及到了较多的数学模型和逻辑分析。在教学的过程中明显发现，学生对数学工具的运用还不够熟练，数学思维能力较弱，对逻辑推导、数学证明等比较生疏，尤其是难以理解理论模型的经济意义，不能将数学模型与其经济含义联系起来。因而，学生的数学基础和逻辑思维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3.教学方式比较传统。目前，很多国内高等院校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仍普遍采用“满堂灌”这种较为传统的教学方法。“满堂灌”式的教学方法将讲授知识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而忽视了学习方法的引导，更忽视了“教”和“学”的互动，这种教学方式难以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实践中也发现大多学生仍倾向于“被动”学习，缺乏“主动”的思考。
4.理论与实际脱节较为严重。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大多高校仍倾向于由教师选取相应的教材并以该教材为中心进行教学，这有利于教师完成备课、讲授等教学环节，也有利于学生对该课程理论体系的理解和掌握，但这也使得教师和学生过分依赖教材，进而忽视了国际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实际之间的关系，难以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众所周知，理论来源于实践并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因而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可能会导致“教”、“学”双方思维僵化，难以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性学习并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更难以增强学生用所学理论来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国际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对策和建议
作为发展中国家，国际经济学课程的定位应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发达国家（地区）的经验教训，不断完善该课程的教学方法，提高其教学质量，进而增强学生用所学的国际经济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致力于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2.引入比较先进的教学方式。针对目前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目前国内有很多高校已经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等专业开展双语教学。因此，在我校国际经济学的教学方面，可先尝试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行双语教学，然后逐步推广到经贸学院的其他经济类专业。此外，可以采取诸如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实验教学等先进的教学方式，有意识地培养并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可尝试将所涉及的理论同现实热点问题结合起来，这样不但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更能通过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注重充实新内容。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经济发展中的新现象层出不穷，国际经济理论也在不断发展，而教材里面知识的更新却显得有些滞后。因此，在结合教材讲授国际经济学的过程中，一定要密切关注国际经济的发展动向，并及时充实新内容和引入新数据。如在讲授国际贸易理论的时候，要引入当前国际贸易研究领域中出现的新思想和新理论；在讲授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的时候，要引入新数据并介绍欧盟发展的最新动向等等。此外，还应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同课程教学结合起来，坚持学以致用，并立足于为中国经济发展作贡献。
4.处理好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在国内不同高校的经济类专业中，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及高等数学等是国际经济学的基础课程，而国际经济学又是国际贸易学、国际投资学、国际金融学等其他专业课程的基础课程。在经济类专业的教学体系中，国际经济学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更应认识到国际经济学这门专业基础课程的重要性，对国际经济学这门课程的课时量及其开课时间等进行科学安排，对于学生已经修过的课程的知识点要加以回顾，对于学生尚未修过的其他专业性课程的知识点要予以介绍，以体现学科之间的承接性和过渡性，并不断帮助学生去认知整个经济学知识体系。
1、需求下降
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的影响逐月增加，11月份我国出口1149.9亿美元，下降2.2%，中国外贸单月进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12月份我国出口1111.6亿美元，下降约3%。其中，向欧、美、日三个市场的出口明显回落。欧盟、美国和日本是我国前三大贸易伙伴，根据近几年的统计，这三个市场占我国出口份额的60%以上；但是受金融危机影响，各国经济滑坡，需求急剧减少。在国际市场萎缩的背景下，我国的出口受到极大影响。
2、经营模式
从出口统计数据来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长速度一般低于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金融危机下，高新技术型企业受影响较小，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影响较大。例如，在出口商品中，2008年我国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8229.3亿美元，增长17.3%；同期，我国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1197.9亿美元，增长只有4.1%。当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生产链上的各个企业都陆续受其影响，而接到最后一棒的，往往是处于最底层的劳动密集型生产企业。
3、坏账损失
金融危机会导致流动性资金普遍紧张，金融机构为了保证生存必然采取信贷紧缩的措施，这对实体经济的打击巨大。事实上，美国金融机构在资金上的收紧措施，已经直接导致了部分高度依赖银行资金运转的企业在资金流动上困难，最终使很多美国企业直接宣布倒闭，把负担甩给了下游的制造企业。例如，一家美国发电机生产企业，由于资金链断裂，2008年3月向美国破产法庭提出破产申请，直接导致中国出口企业1055万美元的出口账款无法收回，从而将企业推向绝境。国际信用环境的恶化，对中国出口企业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
4、企业内部
除去外部金融环境的影响，企业自身的各种问题使得企业在金融危机中遭遇更多困境，如缺乏行业自律，企业间恶性竞争；生产环节缺少监控，产品质量差；缺少研发、技术、设备的投入；缺乏诚信、不注重企业自身的形象等。这些因素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企业产品出口。
二、国内出口企业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分析
如前所述，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在实体经济，根本原因在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导致我国的出口出现困难，进而引发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为了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国内出口企业应及时果断地提出灵活审慎的应对策略，制定出相应的短期及长期目标。
1、出口市场多元化
面对美欧市场衰退，出口企业应开拓新的市场领域，争取把损失降到最小。从目前来看，中国对美国出口金额增速下降最为明显，对欧盟日本次之，而对拉美和非洲等发展中地区的出口金额则影响不大。我们应有意识开拓新兴市场，通过新兴市场的增长来弥补发达市场的下降，借助市场多元化减小金融危机的影响。
2、防范财务风险
由于国际金融形势前景不明，海外买家的资信状况在发生着变化，即使过去履约纪录良好的老客户，也不能保证他们现在的信用评级没有下降。所以，企业应建立一套良好的风险防控机制，准确地判断风险，并及时采取各种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做好事前风险防范准备，以减少风险的发生或减轻损失。企业可以建立信用评级体系对买家进行征信调查；采用谨慎的结算方式；积极利用信用避险工具，最大程度上规避信用风险。
3、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在未来的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纯制造业环节的边际利润会变得越来越小。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可以为我们引进外资、引入先进技术，解决中国暂时的问题，但从长远来看，它只是一个过程，不能将其视作经济发展的战略或是终点。国家应鼓励企业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促进结构升级，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大力发展外向型服务贸易。
4、进行品牌建设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并不是所有实体经济都受到损失，仍有部分企业显现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逆市上扬。在出口企业中，就在很多“代工”的企业受创时，拥有自主品牌和自主创新的企业却还挺立潮头，品牌成为应对危机的重要砝码。企业应以这次金融危机为契机，正确认识并促进自主品牌的建设，增加产品研发的投入，以更大更好的创新促增长。
5、加强企业内部管理
①注重成本与产品质量。要在生产线上下功夫，关注成本，同时对生产质量严格把关。金融危机并不代表没有了市场，而有限的市场必然会谨慎的挑选质量过硬的产品。
②注重企业服务与形象。要有更高、更快、更有效的服务面对变化，贴近消费者。以服务为渠道，努力提升企业形象。
参考文献：
［1］陈亚雯；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金融和出口企业的影响与政策建议[J]；经济问题探索；2008年08期
［2］陈红泉；次贷危机影响中国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与对策[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01期
［3］邵庆祥；论金融危机背景下高职院校的应对策略[J]；中国高教研究；2009年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