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22 10:01:0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民间文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著作权保护模式
用著作权模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现行法依据在于《著作权法》第6条:“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然而时至今日，也未曾见国务院颁布有关条例，使得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对象、保护方式不甚明了。以至于面对《著作权法》第6条我们甚至无法断定著作权法想要设立特殊著作权权利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纳入其保护体系内，还是想要采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形式来保护。另外一点，著作权法中使用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这一表达方式，那么保护对象就被限定在符合著作权要求的作品形式的民间文学艺术。如此一来，不构成作品的一部分民间传统文化传承就被排除在著作权保护体系之外了。显然，这样不完全的保护方式对于日益重要和体系化的民间文学艺术而言是不够的。
支持采用著作权保护模式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学者认为其合理性在于:首先，著作权与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客体具有相似性。著作权保护的对象和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所关注的对象或者说保护客体从广义上来讲都是人们的文化创造，并且大部分可以通过文字、图形、行动等一定的表达形式展现出来。也就是说，由于民间文学艺术和著作权作品之间具有极大的同构性，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著作权法中已有的相关原则和制度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这样可为我们节约大量的制度转换成本〔6〕167。
其次，就保护的内容来讲，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目的从WIPO处于2006年10月起草完成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草案》所列举的看来，在于:承认价值;促进尊重;满足各群体的实际需求;制止对民间文学艺术或传统文化的滥用;赋予各群体权利;支持习惯做法和群体合作;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激励群体创新与创造;促进思想与艺术自有、研究与文化的公平交流;有助于文化多样性;促进社区发展和合法贸易;预防无效的知识产权;增强确定性、透明度及其相互信任〔7〕1。通过总结，我们不难发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着眼点在于对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双重保护。这一特点在结构上与著作权的一体两权的保护相同，在目的的实质上因为客体的近似也极为相似，如发表权对应是否公开的自主选择、署名权对应指明来源的权利、保护作品完整权对应不被丑化、任意篡改、歪曲使用、得到尊重的权利，以及一系列的财产权利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合理利用，有限度公开和使用。WIPO也认为，“版权保护(可或防止他人复制、改编、向公众广播等财产权利，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精神权利)似乎能够很好地满足本土居民和传统群体的许多要求和目标。版权制度下，针对使用传统文化表达，规定了版税的取得或损害赔偿的补偿方式，也符合了特定的要求和目标。”〔8〕35最后，著作权的自动保护原则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采取自动保护原则，可以免去主体为申请保护而承担的复杂的程式与手续，从而提高保护的效率。从实践上来看，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采取版权保护，因此，采用著作权保护模式有利于实现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国际协调〔6〕167。
笔者认为，著作权法的保护模式虽然相对于上文分析的邻接权保护模式、地理标志保护模式等有一些优点，但是考虑到民间文学艺术的特点，著作权不能为民间文学艺术提供完善的保护。采用特殊权利的保护模式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二)特别权利保护模式
特别的权利保护模式是指将民间文学艺术从著作权中分离出来，不再将民间文学艺术生硬的纳入作品的范畴。这种保护方式以1982年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其他侵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法》为典范，同时也在多国得到实践。著作权法的创立就是为了满足现代工业发展中产生出来的创作作品和出版等问题，服务于资产阶级思想方面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来没有想要解决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问题〔6〕167。著作权法创立的思想基础在于“劳动价值论”、“自由意志理论”等，发展到后来才引入公共利益平衡之类的完善，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更是刚刚引起人们的重视，一项并不是为此创设的制度如何去完整包容它要保护的对象。
特别权利保护模式的更优性主要在于:第一，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具有永续性的特点，而传统著作权客体保护在利益平衡的要求下是绝对有限的。有学者认为回顾版权法及其历史，版权法本身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无限期保护的版权不是一个不可以突破的障碍。但是，著作权等其他知识产权在法律拟制上具有时间上的有限性，其原因在于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从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来看，为了文化的更好的持续性发展，著作权人不可能获得永久性的权利，一项作品最后必将归于公共领域。而对于民间文学艺术而言，其本身就处于公共领域中，对它的保护更多意义上是寻求对它的尊重，维持其存在和发扬，而不是给予它封闭性的垄断的权利。并且民间文学艺术是一个具有历史传承性的传统文化，在传承中会有所发展和变化，因此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需要持续性。这是著作权保护所不能做到的。
第二，民间文学艺术主体的群体性与不确定性。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多为一个区域的族群，是以区域来划分的，并且包含着这个区域已经逝去的那些人们。不仅具有群体性，而且有绝对的不确定性。一项或者一系列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都是由一个特定区域的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中不断积累不断发展而产生的，产生这一质变的度很难把握，在实践中无法确定出完成该质变的人。即使找出来也不能忽略完成量的积累的人，更而况民间文学艺术产生之后还有长久的发展完善过程。故而，这是一个群体性与不确定性并存的权利主体。与著作权确定的主体形式有冲突。虽然可以建立人制度，但是这终究是一种制度设计，不可能否认在权利主体上的现存冲突。而且人制度本身就面临着很多需要讨论的问题，如:怎么解决与行政的关系，是纳入行政体系还是行政指导;人如何反映群体的权利要求，保护群体的合法权益;当涉及现实利益时，如何分配利益等等。如若引入人制度，将会使著作权法更为混乱，不若在民间文学艺术的特别权利中进行构建。
第三，民间文学艺术的客体范围大于著作权的客体。著作权的客体必须以作品形式出现，不能完全涵盖民间文学艺术。正如上文所列，民间文学艺术的客体多被分为四个方面:口头的表达、音乐的表达、行动的表达、有实体的表达。这其中有很多不能纳入作品的范畴，如传统仪式是民间文学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不具有作品的性质。当这些不属于作品的民间文学艺术不能被著作权客体所包含的时候，采用著作权法来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必然会有缺漏。
第四，对作品的著作权与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宗旨，价值取向也有所不同。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相比于更注重于维系和传承。
诚然，特别权利的保护方式也面临着一定的困难。一是影响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相对稳定性。假如每出现一个新的保护对象就设立一种新的保护制度，势必是知识产权制度体系越来越复杂。二是建立一种新制度的立法成本较高。三是专门制度的执法成本也高，这主要源于人们对新法律的不熟悉。四是专门制度保护的国际化困难较大，很难在世界范围内达成一致意见〔9〕51。但是笔者依然认为，这些困难并不是决定性的，知识产权发展过程伴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的智力成果快速扩张，知识产权体系在全局上是一个在不断扩大的体系。因此，以民间文学艺术的重要性和独特性而言，为了使对其的保护更加完善，适合于单独成为一项新的知识产权。再者，1982年示范法便已经提出了特殊知识产权的理念，同时也在多国开始了立法实践。同时，其余国家或是在著作权中如异类般规定民间文学艺术，或简单的参照一些国际公约来保护，或利用地理标志、反不正当竞争来规制，都没有一个系统的体系。通过分析，这两种保护模式的主体、客体、价值、保护方法、对象特征上都有较大差异，此特出著作权不如分离出来成为一种平行的新型知识产权更能合适的满足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需要。
【关键词】畲族 民间文学 族内元 艺术特色 新探
【中图分类号】I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2）18－0013－03
如何让民间文学在当代散发出诱人的美，这是一个现实而又艰难的问题。“民间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它与静态的历史文物不同，是一种‘活’着的、始终保持着新鲜生命力的文化现象。”但是，当今社会的城市化与国际传媒使民间文学从其赖以生存的民俗场中失落。对于人口庞大的汉民族而言，这种变化已然成为难以挽回的趋势，而对于小聚居大分散的少数民族而言更是如此。由于“民间文学是一个民族世代传承的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使得学者们对其追踪不已并对其艺术特色进行各种自我认识的分析。畲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其民间文学的艺术特色亦逃不过学者的追踪。
一 畲族民间文学艺术特色传统研究分析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我们难以看到对畲族民间文学艺术特色进行全面分析的文章。通观学者们对畲族民间文学艺术特色的分析不难看出，大家仅十分着重于民歌研究，这不免让人遗憾。但我们依然能于模糊间看出学者意识界中的畲族民间文学特色。对于畲族民歌艺术特色的分析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
1．畲族民歌的形式与内容分析
在以往的民间文学的分析中，学者们无不侧重于文学文本的搜集。而正是文本的结集形成了著名的“三套集成”。因此学者们的分析也大多从文本出发，按照文艺学的手法进行。就畲族民间文学——民歌而言，一类主要是以各类民歌为整体的全面描述性分析。例如，蓝国运在《畲族民歌的分类及其艺术特点》中从民歌的词、韵、修辞、情感、唱法等方面进行了整体性描述；陈元煦在《畲族的口头文学——山歌的特色》中对民歌进行了分类式的特色分析；另一类是以民歌的某一方面进行的特色研究，以曹沁芳、汤光华的《福安畲歌的音乐特色及文化内涵解析》为代表，其对民歌内容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歌词上。
2．畲族民歌的演唱与旋律分析
随着学者对民歌认识的加深，人们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文本文字的琢磨，而更注重于表演过程及其音乐形式的分析。表演理论认为，“口头艺术是一种表演”，它包括“艺术行为即民俗的实践和艺术事件即表演的情境，包括表演者、艺术形式、听众和场景等。”因此，在畲族民歌艺术特色的研究中也免不了对其演唱和旋律的分析。这类分析同样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畲歌的整体性着手进行的分析。此类以雷桂荣的硕士论文《畲歌演唱的特色探索》最为代表，此文从畲歌起源谈起，论述了畲歌本身及歌手的演唱特色，最后落实到畲歌的保护上。此类文章还有《畲族民歌的种类、特点及演唱形式》《福安畲歌的音乐特色及文化内涵解析》等。另一类则是对畲歌某一演唱方式进行的特色分析。如陈庭星在《初探浙江畲族民歌的旋法特征》中论述了畲歌演唱中的“旋法”特色。与此相似的则有牟学农的《浙江畲族民歌的旋法特征及其调式属性》等，而像吴碧玲的《福建畲族民歌“双条落”的艺术特点》和郭俊义的《浙江丽水畲族山歌的调式分布特点及内在联系》等皆是对畲歌演唱旋律中的特殊调式进行的艺术分析。
此外，在对畲族民间文学尤其是民歌特色的分析中，依然存在综合性分析的例子，如傅丽的《畲族民歌的人文背景及其形式特点》，从功能、内容和形式三个方面对畲歌的艺术特色进行了描述；郭义江的《畲族山歌的形式特征与本质》则是对畲歌内容形式、演唱调式的综合性论述。另外，我们还发现了对畲族民间文学艺术特色地域性分析的文章，这就是萧坚的《景宁畲族民间文学特点初探》，这篇文章虽存在地域性，但其也可算，畲族民间文学地域性全面分析的代表。作者于此文中认为景宁畲族民间文学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景宁畲族民间文学的中继性和源头性；二是自成体系别具风采——景宁畲族民间文学的完整性和地方性。从此分析中，我们认为此两点的适用面要远超于景宁。
二 畲族民间文学艺术特色的内因新探
以上综述不难发现，这些艺术特色的分析，往往局限于民间文学的外在形态，流于表面形式，只认识到民间文学作为口述艺术的传统性分析，却无法洞察民间文学在民众生活中的内在力量，而民间文学的艺术特色绝非外在形式所能完成。一般认为，民间文学的各个门类都具有相应的固定形式，这是长久以来的历史传承，而其发生的变异多在于内容。“民间口头文学是民众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阶级社会里，民间口头文学流行于广大人民之中，反映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也许我们会发现，在对畲族民间文学进行分析时，诸如表现了人民爱憎分明的心性，展现了民众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表达了民众不畏、敢于奋斗的精神等，皆是套路式分析，而作为民族特有的口头表达方式，民间文学的诸门类都应具有自身的艺术特色，但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的民间文学，除了口头性、传承性、变异性、集体性等外，它的发生、发展、成熟和继承必然联系着民族生存的内在动力才会得以长久流传，因此除了我们已述之外在形态的特色，它依然具有属于本民族的内质特征，而这种由民族自身发展的内质元素形成的艺术特色，笔者称之为“族内元”特色，而这正是民族认同与被认同的基础。
三 畲族民间文学的族内元特色的主要表现
在笔者看来，畲族民间文学的族内元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而这也是我们研究畲族民间文学所不可回避的现实。
民间文学教学教法的改革与实践
1让学生在课堂中进入民间语境
只有让学生在课堂中进入的民间语境，才能让他们初步体会民间文学的魅力。具体而言，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方式来达到这个效果--教师具体相关理论的讲述和学生对家乡故事传说的讲述。教师具体相关理论的讲述是指教师应该对民间文学中“民间”（folk）进行详细的梳理，让学生了解民间文学中的“民间”是谁、在哪。在这方面，笔者直接继承了北京大学陈连山先生的相关论述，让学生明白“民间是一种日常的生活状态”④，民间文学--曾经是先辈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在作为一种独特的“遗留物”多少仍遗存在他们身上--就在他们身边，。让学生讲述家乡故事传说的目的在于让学生置身于自己熟悉的家乡文化传统中来理解那些他们貌似非常熟悉、事实上又有些陌生的民间文学传统。讲述的过程是对其家乡民间文学知识的回忆，更重要是对学生自身对民间态度的一次检视。笔者希望学生能够通过这些讲述，在重新理解家乡民间文学传统的同时，能对更多民间文学文本保持一种敏感的感悟力。通过师生的共同努力，学生如果不仅能够在课堂上具备这种对民间文本的感悟力，在课间、在他们的业余生活中也能够保持着这种敏感；那么笔者让学生在课堂中进入民间语境的课堂实践就算成功了。事实证明，大部分认真的同学确实做到了。
2让学生自己体验丰富、真实的民间文学场
“作为民间文学工作者，不能只在字里行间把握和认识民间文学。”⑤作为民间文学的学习者，更不能停留在民间文学的记录本上，虽不能像专业研究者那样“浸润”（deepimmersion）在民间文学场中，但至少可以自己来体验丰富真实的民间文学场。但在体验之前，教师的理论阐释和经验介绍也是必要的。正如马林若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导论中所言：“……我必须学着如何行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我有了何谓举止好坏的‘感觉’……我开始感到我确实是与土著人接触上了。这当然正是田野作业得以成功的初始条件。”⑥尽管让学生体验民间文学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文学田野作业，但是无论作为研究者还是体验者，学生先行了解这些“初始条件”毕竟没有坏处。学生以正确的视角观察日常民间文学场域中的传承人或普通民众，才会深入认识和理解这个丰富真实的民间文学场。从根本上，笔者的这种尝试还是源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教学传统的实践，或者说得更远些是对北大歌谣运动精神的一种继承。学生“到民间去”是对自身所掌握的民间文学理论知识的实践，同时也是民间文学课堂的延伸--课堂与民间的对话。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到民间去搜集民间文学文本的活动或许是一个开启通径的有益尝试。
3让学生自己反思“民间理性”
让学生自己反思“民间理性”是指让学生正确认识民间文学的价值，尤其是那些与历史相关的民间文学文本。笔者之所以重点强调这一点，缘于课堂上与学生的一次对话讨论，讨论的主题是关于一个同学讲述的历史传说的真实性问题。当时讨论很热烈，学生分成了两派：一方认为传说是虚构的，一方认为传说是真实的。这次堂课讨论却让笔者一直在思考学生的一句话“民间传说是没有理性的，没什么价值”。这种观点代表了一部分同学的真实想法，因此如何通过课堂教学让学生正确认识“民间传说的理性”的问题变得十分重要。一方面，笔者通过理论阐述，辨明神话、史诗、传说中的历史真实与虚构是有理性的，这种“民间理性”实质上就是民间的历史观；另一方面，笔者通过让学生梳理自己调查所得的传说文本对“民间理性”进行反思，从而正确认识不同种类的民间文学文本的价值。
4让学生自己参与到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
前文所述，本课程的设置的大背景是国家掀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浪潮，因此，笔者在教学过程中也会不时关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笔者的理念是要让学生自己参与到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汉文07级的两个学生跟随笔者在阜康、吉木萨尔、奇台、木垒、巴里坤、玛纳斯等县市做了一个月的田野调查，对自治区非遗项目阜康天池西王母神话传说有了深入的了解，其中一个学生的毕业论文便以阜康天池西王母神话传说为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的切身参与调查永远要比课堂讲述来得丰富、真实。笔者赞同长江大学“非遗”社团的家乡调查，这是一个参与“非遗”保护的好方式。如果在各方面条件成熟的前提下，学生完全可以深入了解一个“非遗”传统的历史变迁，通过对那些非书面的传统如何被激活、被创造的观察和思考，来反思那些“非遗”传统与当下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发生的种种关联及其隐含的内在意义。或许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学生客观地观察和认识当下这个变动的缤纷世界。
民间文学教学手段的改革与实践
1传统教学手段的运用
充分使用多媒体教学课件进行教学固然十分必要，但传统的教学手段亦不能丢；这对高校民间文学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应该具备良好的故事讲述能力，或者说良好的“口头表演”的能力。无论讲述神话、史诗，还是讲述传说或民间故事，教师都应该把学生的带入民间文学文本的“天空”，正如美国学者麦地娜•萨丽芭所言：“据说，不论在什么时候，只要开始讲故事，夜幕就会降临。带着特定的意图，用特定的方式讲述某种特定的故事，可以召唤出那繁星点缀的夜空，还会有皎洁的月亮从黄昏或从天边升起，悬挂在听故事的人们的头顶上方。”⑦如果教师能够“召唤出那繁星点缀的夜空”，我们说他已经具备了较高水平的“头口表演”能力。除此之外，教师还应会运用或了解更多民间文学类别，特别是民歌、民间说唱和民间小戏。教师在课堂中的现场展演要比相关的理论讲述丰富、生动得多，还会激发更多学生对民间文化传统的兴趣。因此，传统的教学手段不仅丢不得，还应该提高、加强。
2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
多媒体手段可以更加生动形象地讲述、阐明民间文学的理论知识，更有利于激发学生对民间文学课程的兴趣和热情。首先，适度、恰当地利用多媒体手段。多媒体只是教学的辅助手段，对民间文学教学而言更是如此。其次，要尽可能多地使用教师原创性的多媒体素材，教师可以把自己田野作业的图片、音频和视频灵活地运用于教学过程，让学生切身感受民间文学的魅力；因为教师自己的田野材料更客观、更可靠，对学生也更具有说服力。最后，教师要慎重地使用影视中的视频片段，因为影视中的叙事往往与真实的民间文学叙事有差距和隔阂；即使要使用一些影视片段，也要给予深入的辨析。
[关键词] 凉山彝族；民间文学；博葩；起源
博葩在凉山彝族民间文学中属较被忽视的文化意象，在民间和学术上没有过多的人了解与研究，一直以来彝族博葩都处于将被边沿化的尴尬境地，而作为彝族母语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而言，博葩应该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它来源于日常生活，并在日常生活的婚嫁喜事或节日集会等大型场合中表演，是彝族母语文化传承的有效方式之一，笔者也是看了相关的学术论文及报导才引起心中的共鸣，通过收集与整理资料的方法对博葩进行肤浅的略述。
彝族民间里人们对博葩并不陌生，“博葩”意指“来历”、“来源”、“起源”或“源头”，是万事万物的开山之祖，彝语里也有“博尔博葩”之称法。在彝族民间文学里，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博葩，小到一根不起眼的草，大到能说会道的人类，且博葩一直都是神圣的，一般在婚嫁与节日聚会等大型场合中表演，具有娱乐和测智等功能，一个懂博葩的人在类似的场合中是被众人尊敬的，但目前彝族博葩没有得到更多人士的关注，博葩的传承与发展较滞后。
在凉山彝族博葩中从设计谋略的博葩、吹风的博葩、酒的博葩、到人的博葩应有尽有，数目之多。如：《金属的来源》、《竹子的来源》《山羊的来源》、《疾病的来源》、《狗的来源》、《鸡的来源》、《蛙的来源》、《猪的来源》、《房子的来源》、《绵羊的来源》、《跳蚤的来源》、等等。
下面例举两个彝族博葩中的部分内容：
千千万万年前，有个马蛋从天落，从青天落到蓝天，从蓝天落到彩云里，从彩云落到白云里。大雁见了说：“这是我的蛋”，拣来孵了三年又三月，孵出雁儿来没有，没有孵出雁儿来。从白云落到黑云里，老鹰见了说：“这是我的蛋”，拣来孵了三年又三月，孵出鹰儿来没有，没有孵出鹰儿来。从黑山落到土儿山顶，从土儿山顶滚到土儿山腰，从土儿山腰滚到土儿山脚。云雀见了说：“这是我的蛋”，拣来孵了三年又三月，孵出小鸟来没有，没有孵出小鸟来。马蛋滚到竹林边，斑鸠见了说：“这是我的蛋”，拣来孵了三年又三月，孵出小鸟来没有，没有孵出小鸟来。马蛋滚到石缝边，老鼠见了说：“这是我的蛋”，拣来孵了三年又三月，孵出小鼠来没有，没有孵出鼠崽来。马蛋滚到泥土里，蜥蜴见了说：“这是我的蛋”，拣来孵了三年又三月，孵出崽儿来没有，孵出一匹马来。从蛋里孵出的这匹马，呼吸很微弱，该长角的地方，长出耳朵来，耳朵终于代了角。鼻孔喷气似白雾，马鬃好似一排竹，马尾有竹竿粗，前蹄腾尘灰，后蹄飞泥土。马属‘雪子’类，生下无数后代，分成五个支系：一支是骏马，二支是骡子，三支是驴子，四支是草原上的大种马，五支是山里的花斑马。
丰收了呀丰收了，山顶上的荞麦粒，像滚石滚着来汇合，山腰的荞麦粒，像锦鸡跑着来汇合；山脚的荞麦粒，像野兔跳着来汇合。丰收了呀丰收了，播下一斗收三石，赶上马儿驮荞麦。驮到村寨边，白狗达一来欢迎，摇着尾巴来欢迎；驮到元坝里，猪鸡一起来欢迎，哼着曲调来欢迎。用箩装荞麦，箩筐装不下，剩下酿酒喝。………砍下三截竹根，做成三副口弦，送给三个姑娘。是口弦在低吟，还是姑娘在低吟，口弦在低吟，姑娘也在低吟。过去这么低吟，现在也这么低吟。
从以上彝族博葩中可以看出，博葩具有节奏鲜明、韵律和谐、通俗易懂、耐人寻味等特点；内容上对画面的刻画形象生动，语言运用收放自如，且趣味性较浓，读起来朗朗上口，节奏前后对应，富有一种诗性的文学美；博葩的表演在传承彝族母语文化上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在婚嫁喜事等民俗活动中也具有娱乐大众的功能。加上独特性与通俗性等特点，使博葩成为彝族民间文学中一个最具神秘色彩的文学意象，是精妙绝伦的彝族民间口头文学，是彝民族智慧的结晶。
除此之外，彝族博葩还具有区别于神话和传说的哲学寓意，整个博葩的内容没有神话和传说的味道，没有一点“神灵”色彩，而是更多地呈现人们或动植物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来感知世界的朴素现实主义观念。彝族博葩是研究彝族哲学、自然科学的重要语料，具有极大的学术研讨价值。
参考文献：
[1]阿鲁斯基.阿鲁金乐著《凉山彝族风情奇趣谈》2000年.
[2]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编委会1991年编印《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少数民族卷》（川新出图90字第261号）.
民间传说的研究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相关研究论文经常见之于书刊，但是对壮族民间传说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却难得一见。陈金文教授的《壮族风物传说的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12)一书正是一本专门研究壮族风物传说的著作。笔者认为该著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一、材料翔实，分类清晰
该著作的研究首先立足于建立一个壮族风物传说研究的资料系统，这个资料系统包括对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壮族风物传说的梳理及对现代口头资料中壮族风物传说类型的归纳。著者将所搜集到的壮族风物传说情节梗概列表于后，並且注明了每则传说的来源、出处，大多篇目还注明了讲述人、流传区域、采录人和采录时间等。
对众多的资料进行科学的分类和归纳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该著对现代口头资料中壮族风物传说进行了类型归纳。著者将壮族风物传说分为山水传说、花山岩壁画传说、铜鼓传说、动植物传说等几类，在每类之下又分出几大主题，在每一主题下又归纳出多个情节类型。
著者对壮族风物传说的分类是运用故事类型学的方法及结合钟敬文对传说分类方法，将众多的传说归结为几个主题与几十个类型，这本身就是对传说的一种研究方式。它的价值在于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壮族风物传说研究资料系统。著者对壮族风物传说的文化研究正是建立在这个资料系统之上的。这一资料系统还可为今后其他学人对壮族民间传说作进一步研究提供资料和方法上的借鉴。
二、方法科学，论述严谨
民间文学是在人民大众生活层面上传承的文化形态，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因此对其研究要将多种学科理论与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观照。钟敬文先生早就提出要从多学科的视角研究民问文学，该著作者践行了钟先生这一学术主张。该著在对壮族风物传说作文献梳理和类型归纳，建立资料系统的基础上，探讨了传说作为民间口头叙事文学的基本规律，並以多学科的视角审视其民俗学、人类学、文化学、文艺学等多方面的学科价值。
另一方面，包括传说在内的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相比较而言，有自己的特征，但是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它也是以文本的形式呈现于世人的，它同样是一个由“言、象(或事)、意”这样一个由表及里的文本层次构成。因此，著者将现代口头资料中的壮族风物传说分为文本言语层面、文本故事层面、文本形象层面和文本意蕴层面进行民间文艺学分析，当然这种分析也离不开对壮族风物传说的多学科透视。
此外，该著在对壮族山水、花山岩画、铜鼓、动植物传说展开论述之前都进行了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並在每章最后进行小结，对文中提出的最主要的新观点予以完整而简练的归纳和概括。这与面对研究对象时不顾前人的研究成果，自说白话的情况截然不同，这是学术规范的体现，也是该著论述严谨的体现。
三、关注学科前沿话题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追求文化多样性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此背景下，对具有独特性、民族性、区域性、活态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在国际国内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问题顺理成章地成为与之相关学科的重要课题。民间文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问题更是无可争议地成为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界进入21世纪之后非常重要的学科前沿话题。该著自觉关注了壮族风物传说的传承、传播与保护的问题。
该著认为壮族风物传说的传承与传播媒介也是多元共存的。一是有的传说依然在以口传心授，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与传播。二是有的传说已经被搜集和整理以书面方式传播。三是有的传说文本已经进入广西高等院校相关学科专家学者的研究视野，以学术研究的方式挖掘其深层内蕴，从而使其传播范围已经不仅局限于社会中、下层的民问了。四是文化旅游、山水旅游、民俗旅游，都已经成为了民间传说传承与传播的的重要途径。而山水旅游是广西旅游业的重头戏，壮族山水传说会通过游客的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此外，著者还关注了互联网对壮族风物传说传播的重要作用。
壮族铜鼓习俗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该著专章探讨了壮族铜鼓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问题，认为对包括铜鼓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的保护要顺应历史的潮流，与时俱进，融入时代精神，只有这样，传统文化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新生。该著还对那种一味强调保护所谓“原生态”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那样不仅无益于铜鼓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而且还会导致铜鼓文化的萎缩与僵死。这些观点立足当下，着眼未来，强调了在包括铜鼓文化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中要自觉关注时代话语，将之内化为自我的一部分，才能使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化语境中，以获得更大的发展。
四、结语
关键词：社会变迁 民俗 保护
一、社会变迁对民俗的不利之处
（一）推进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抛弃旧的生活方式会毁掉原有手工艺传承土壤
文化传承人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如何能够“更舒适”，而不是能够“更有意义”，他们的文化就是现实生活本身。［1］例如某地域村民习惯在自家四合院里的“饭屋”支“鏊①灶”，摊做煎饼吃的饮食习惯。如果因“旧房改制和异地搬迁”要求搬住进五层楼房，无形之中在毁灭“某煎饼”这种传统饮食制作和生存的土壤。当地煎饼已被申报为“非遗”保护对象。一种文化是否为民众认可，不在于这种文化是传统的抑或现代的，而在于它是否为民众的生活带来实际的利益。［1］村民不知自己就是“某煎饼”生产制作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不自觉地固守着传统居住和生活习惯间接保护了该“非遗”存活根基，习惯传统四合院居住格局。
（二）集约化生产方式也在消解和弱化地方感
新农村住房改造项目是好的，但是无形中也在使乡村住房格局和样式单一，有同化的趋向。乡村旅游，要突出地方特色，才具有吸引力，而现在做的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造，统一搬迁入住新房，这种推进新农村住房改造的方式是有问题的。不否认近年来很多农民在城市里买了新房子，户口却在原籍还占有着耕地。国家可以通过新农村建设对这样的农民顺水推舟让其成为工人。但是中国的工业是否能够吸收足够的国人就业，并从农村解放出大批的劳动力，从而在农业领域实现区域化、集约化、机器化的生产作业还是需要慢慢的过渡。传统的小农经济经营方式已经存在这么长的历史，自然有存在合理性，而美式现代化农场作业也并不全然被证明完全更适合中国社会的发展。
（三）现代的学校教育，剥夺了传统社会自上而下濡化和涵化下一代人的场域，无形中切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途径
现代的孩子，适龄就被送进了学校。从前那种在十二、三岁逼着自己的女儿学“摊煎饼”的风俗习惯，早就荡然无存。因为孩子上学，母亲的手艺没了传承的对象。伴随社会的变迁，曾经用会不会做煎饼评价新媳妇的观念变得开放，很少人在乎或者知道保护及传承“煎饼”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手艺了。现在我们正处在遗弃传统手艺，又无意识去保护传统手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渡阶段。除了在保护宣传上做得不够，我们自身的素质还有待更大的提高。
（四）信息化对文物古迹和民风民俗的摧残
正统与异端在地方社会场域中对峙。村民原本想借神庙神仙体系模仿国家官僚系统建构，表达对艰辛生活遇到不确定性给以心理安慰和精神超脱。村民既想依靠权力政治来消解民间信仰的不确定性，亦想寻求民间信仰来表达对权力政治的批评和超越。庙只是民间信仰观念化物质载体，形式没有了，并不代表信仰的消失。信仰观念本就是无形自在的存在，除非中国的农民全消失了。
某通信集团公司是国有控股企业。其为了节省架设高塔的资金，选择天然山丘做制高点，霸占、拆毁了拥有着几百年历史×山神庙。当地村民缘于免辐射的考虑，也因此很少登山顶在去拜祭×山神庙。重阳节登高习俗也销声匿迹。这种话语霸权，强权让老百姓无言诉苦，老百姓只能说庙毁了，风水被带走了。“官大一级压死人”和“有钱能使鬼推磨”正在现在传统乡村上演。人都说没文化真可怕，掌权者利欲熏心，明知会得罪百姓而为之，目光短浅，缺乏做人基本的良知，无视百姓宗教情感和利益。
二、对民俗保护两点建议
（一）全球化与地方知识、利益的调适需要时间
就像商品市场一样，“全球化”的实际结果是出现了一种标准化的趋势。［2］美国的“麦当劳”、“肯德基”、“迪士尼”正在全球遍地开花。中国也在上演着复制方特欢乐世界、刘老根大舞台等科技和文化产业。虽然中国引进“麦当劳”“肯德基”牌子是美国的，但“中国的麦当劳”风味已经是本地化了，即融合了地方元素在里面。这是地方文化与全球化的调适的结果。但是，不是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能转化成旅游商品，并且能突破地域的束缚，自力更生。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事项一旦脱离了原生的情景，便失去了诙谐、幽默的韵味，这方面多在语言类民间文学、民间曲艺等方面特别突出。有些地方小戏本就是特定场域里艺术奇葩，转化成普通话表达，会失掉地方特色。将其进一步转化成文化产品、旅游文学作品出售需要一个过程。对艺人创新能力也是一个挑战。因此，需要联合民间艺人与学术专家共同探讨并可以借助当下娱乐时尚符号创新，可保有原始特色和时尚两种。
（二）质疑保护“非遗”是国家和政府不自信的保守保护政策
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俗事项，被特意的保护起来，为的是让其存活下去，但是目的虽好，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生命力在民间的草根阶层。无论是国家还是非政府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保护只是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它生存的地域空间在现代化工业社会渐渐消失。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是一种不得已权宜之计，因为现代化的步伐之快，让人只能被牵着鼻子走，等变主动时，或许已经来不及了，这样案例不胜枚举。鉴于此，除重点保护传承人外，还得成片区域划定保护范围，并且伴随着现代化步伐对非遗认定基础上创新、重构，借助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宣传非遗保护非常必要。
三、结语
本篇论文以社会变迁对民俗四大不利影响为叙事为主，在此基础之上，以怀疑的口吻简要提了两点建议。主要是从“非遗”保护政策保护范围和主体局限性，以及有些民间文学从地方走向全国范围过程可能失去“地方性”本色。两方面从政府层面对于传承人施压，及传承人自身生计和传承手艺创新方面都有待质的提高。
注解：
① 鏊，读ào，［字义］：一种铁制的烙饼的炊具，平面圆形，中间稍凸。
参考文献
［关键词］ TRIPS协议；传统文化；知识产权
［中图分类号］ G7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283(2012)06-0012-03
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的反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协议)中并未包含有关传统文化的相关定义及保护的具体范围。目前在TRIPS中关于传统知识的讨论、给予的概念也是狭义上的，其讨论的传统知识是可以产生新的技术发明的传统知识，而且现行专利制度并不是将专利授予传统知识本身，而是基于传统知识的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的二次发明。TRIPS协议保护的知识产权范围主要包括版权、商标权、地理标识权、专利权、工业设计、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拓扑图)、对未披露信息的保护以及对协议许可中限制竞争行为的控制，而对于TRIPS中有关传统文化与传统知识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第27条第3款(b)项第二句，该条款并不直接包括传统文化或是传统知识，而是关于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在2001年《多哈宣言》的第19段，就将TRIPS协定第27条第3款(b)项的审议由植物品种保护扩展到TRIPS协定与CBD的关系、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并且明确了传统知识是新一轮贸易谈判的优先考虑议题之一。TRIPS协议第二部分第一节“著作权及其相关权利”第九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著作权保护应延伸到表达方式，但不得延伸到思想、程序、操作方式或数学概念本身。”也就是说，TRIPS协议旨在保护各种“智力创新”，而不涉及“智力源泉”(包括传统文化)。WTO的知识产权制度建立在智力成果独创性或首创性之上，即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必须是新作品、新技术、新知识。欧美文化在知识产品的现代化生产和传播中，以各种“智力创新”的形式得到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周延保护；与此相反，传统文化，包括传统工艺、民间传说、土著礼仪及地方视听表演艺术等，则因为是世代传承的(不符合原创性要求)、依附部族的(不具有个人主体特征)，无法适用著作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
二、TRIPS协议中传统文化保护的相关利益平衡原则
(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利益的平衡
TRIPS协议签定主要是由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推动的，其中的“游戏规则”也是由大多数发达国家制定，满足的是发达国家的利益。一个国家知识产权的发展状况与该国的经济、科技以及文化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科技、文化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TRIPS中的知识产权强保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极为不利，存在严重失衡现象。从表面上看来，TRIPS协议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互相协商谈判之后制定的，但实际上，这貌似“公平”的协议中存在着诸多的“不平衡”。
TRIPS中并未具体规定有关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但是却包含有如何平衡各方利益的相关弹性条款。TRIPS协议的第一部分“一般规定和基本原则”中的第七条为“目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实施应有利于促进技术革新、技术转让和技术传播，有利于生产者和技术知识使用者的相互利益，保护和实施的方式应有利于社会和经济福利，并有利于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在这一条款里，明确说明了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实施应有利于生产者和技术知识使用者的相互利益，并且有利于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据此，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的发展中国家相当于“生产者”，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生产或是再创造并取得利益的发达国家就相当于“使用者”，在发达国家使用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资源的同时，应采取相应合理的措施达到双方利益的平衡，而不是肆意使用传统文化资源进而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生物资源，发达国家却利用其发达的科学技术水平提取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动植物遗传基因，以达到满足自身商业利益的目的。发达国家的一些公司在开发土著居民的土地时，先开发原料，然后对这些天然资源进行所谓的“提纯”或加工，将其视为“发明”，并宣布他们对这些发明拥有知识产权。发达国家通过运用发明权利，直接或间接占有土著居民的生物资源或知识，在这一过程中，其行为非但没有得到发展中国家的事先同意，而且并未给予发展中国家任何的经济补偿，极大地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其中有关生物剽窃的案例数不胜数，在马达加斯加热带雨林中，有一种具有独特遗传性状的稀有长春花植物，这种植物可以作为药物用来治疗某些癌症。根据从紫长春花属植物中提取的长春花碱和豌豆碱制造的药品，对治愈何杰金病和小儿淋巴细胞白血病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据此，美国礼来制药公司(Elililly)把它开发成为药物，并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利润——仅在1993年销售额就达1.6亿美元，每年从这些药品中盈利上亿美元。而马达加斯加(这些紫长春花属植物来源地)却没有从中得到任何的利益。
(二)传统文化创作传承人与改编者、使用者、传播者利益的平衡
这里提到的传统文化创作传承人不是上文中提到的传统社区或是传统部族，因为之所以将传统文化资源的来源地定为传统社区或是传统部族，是由于很多传统文化资源是经过世代流传下来的，因此无法确定其真正的创作时间或是具体的权利归属，在这种情况下的传统文化资源处于公共领域，因此可以将政府或是传统社区、传统部族看作是该传统文化资源的权利所有人。而本文提到的传统文化创作传承人是可以确定的权利所有人，也就是说，有一些传统文化资源是可以确定其权利归属的，比如有些传统技艺或是一些传统中医药配方是由拥有该技艺或是知晓该配方的家族世代相传的，那么这些家族的后代便可以看作是传统文化资源的传承人。
传统文化在经过改编后是否产生了新的文化类型，是否就可以否认该传统文化资源传承人的权利与利益？笔者认为，虽然经过改编的传统文化和原始的传统文化之间产生了很大的不同，但是经过改编的文化是基于原始的传统文化才产生的，因此不可否认传统文化传承人对此利用的贡献，经过改编的传统文化可以产生新的文化形式或是文化类型，但这并不妨碍传承人声明其对此传统文化的权利。改编者在对确定了该传统文化资源归属的传统文化进行改编前，应先征得该传统文化传承人的事先同意，通过双方达成合意的方式取得同意后方可对此传统文化进行改编。在改编的过程中，改编者不应作出任何损害原传承人精神利益的举动，也就是应保持对该传统文化资源的最大限度的尊重，也就是注重经济利益与精神利益的双平衡。
传统文化资源在被商品化之前，其经济利益十分有限，主要体现的是精神价值而不是经济价值，而通过产业化将其转化为生产力后，就能体现其社会效益，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传承人可以同意他人对其所传承的传统文化资源的正当合理的利用，并且从中获取报酬。这既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持续发展，又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其财产权。在传统文化传承人许可使用过程中，传承人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两者的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既要严格保护传承人的利益，又要顾及使用者的效率以及社会公共利益。
三、代表性国家对TRIPS中相关弹性条款运用的范例
(一)对TRIPS相应弹性条款的解读
弹性条款，又被称为灵活性条款，是法律规范中具有“弹性、灵活性”的条款，它大量存在于国内法规范和国际法规范中。国内法规范中的弹性条款一般是指没有明确规定行为模式或后果的法律规则，法官在适用该条款时有自由裁量权，适用时既可以作扩大解释也可以作缩小解释。国际法规范中的弹性条款，是因为条约的缔结过程中缔约方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难以协调，但为了达成协定，谈判各方在利益平衡基础上达成的妥协结果。弹性条款是国际条约谈判、签订和履行过程中经常使用的技术性和策略性手段。
所谓的TRIPS弹性条款是指TRIPS协议中为各成员方设定相应自，成员方可以以自身的方式对其进行灵活性解释和实施的条款。TRIPS弹性条款是为了平衡WTO成员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协调各成员方不同的国内知识产权制度而产生的，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不协调。如上所述，发达国家一直在推动国际上的知识产权强保护，而由于经济发展与科技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如果在国际范围内实施知识产权强保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有诸多的不利因素，尤其是在TRIPS协议中，很多规定都是由发达国家推动制定的，TRIPS协议中甚至没有对于传统文化和传统知识的明确保护。在此状况下，就需要发展中国家积极寻找TRIPS协议中的弹性条款并加以利用，来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
(二)代表性国家对TRIPS中弹性条款的灵活运用
在利用TRIPS协议的弹性条款方面，发展中国家印度和巴西一直是处于“先驱”地位，为利用弹性条款做出了大量的努力，相对落后的非洲国家也有着历史教训和经验，主要是传统知识与遗传资源保护方面。譬如，巴西对于TRIPS协议中的弹性条款的利用主要集中在强制许可方面。专利的强制许可是为了解决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专利药品的费用高昂导致很多贫穷落后的国家不断提高研发药品的成本费，使国内财政陷入严重的困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巴西政府运用了TRIPS协议中的弹性条款，设置了完备的强制许可制度。印度对TRIPS中弹性条款的运用主要集中在平行进口方面，为了本国利益，印度政府充分利用TRIPS协议弹性条款，利用TRIPS中第6条有关权利用尽制度设计由本国自由选择的原则，制定出了最适合其利益的平行进口制度和相关出口规则，达到其预期的目的。
再如，非洲的突尼斯以及非洲知识产权组织。突尼斯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立法的形式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的国家，突尼斯在其1966年《文学和艺术产权法》中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了相关的规定，并确立了以版权保护的模式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由相关部门与机构对使用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进行收费管理。1976年3月，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共同帮助之下，突尼斯制定了《突尼斯著作权样板法》，该法也独立地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了保护，由于整个立法中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两个国际性机构的参与，这一法规的出台使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进入到国际视角，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94年突尼斯对其《文学和艺术产权法》进行了修改，使民间文学和艺术的保护更趋完善。非洲知识产权组织于1977年3月在班吉召开会议修改《利伯维尔协定》，并通过了《班吉协定》，签字国为喀麦隆、中非、加蓬、象牙海岸、毛里塔尼亚和布基纳法索、乍得、刚果、贝宁、多哥、尼日利亚、塞内加尔。1984年马里加入这一组织，共有成员国13个。《班吉协定》由本文部分和9个附件组成，其中附件7以“著作权与文化遗产”为标题对民间文学与艺术进行了规定。非洲作为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各种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艺术亦是层出不穷，《突尼斯著作权样板法》和《班吉协定》的出台，对于整个非洲地区的文学艺术的保护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四、对我国运用TRIPS协议相关弹性条款的建议
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后，意味着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必须达到TRIPS规定的最低标准要求，遵守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同时，也应注重自身利益，不能忽视自身的技术水平和社会公共利益，一味追求对协议的严格高标准的实施。虽然目前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有了长足发展，基本上与国际标准相一致，但我国科技水平基础薄弱，传统知识产权意识欠缺，TRIPS协议还是会给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带来一定压力和挑战。中国是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的文明古国，因此如何在国际范围内保护我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一直是亟待解决的难点之一。目前我国应充分利用TRIPS协议中的弹性条款来保护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
一是应充分理解把握TRIPS协议中的弹性条款。TRIPS协议中规定了各国应该采取“适宜的方式”来规制本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而TRIPS中并未明确说明“适宜的方式”的具体形式，因此我国可以采取对保护我国传统文化有利的措施来对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加以规制。例如采取事先同意机制、利益平衡机制以及披露传统文化资源来源地机制等。TRIPS中还规定了利益平衡机制，比如对于生产者和技术知识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对于这一点，可以将之转换成传统文化来源地与传统文化资源使用者之间利益的平衡对其加以规制。还有防止知识产权权利滥用的原则，我国立法可以利用这一点对于其他国家盗用我国传统文化资源加以规制。
二是应积极参与TRIPS协议多边谈判。一方面，中国要积极参与多边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制定，使其更适合中国自身的发展状况。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需要保护，不仅要在国内法上加强保护，而且要在国际上争取多边保护；另一方面中国应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合作，增强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谈判地位和发言权，改善贸易大国操纵多边贸易体制决策程序的局面。中国不应一味地指责和抱怨国际知识产权强保护的不公平性，而应努力提高中国自身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将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纳入到TRIPS协议中。只有对传统文化的国际化予以知识产权保护，才能有效实现本土传统文化资源权利人可持续性有竞争力的财产利益及精神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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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禅宗 诗歌美学
一、禅宗简介
认为自从唐代以来，韩愈古文运动，便是中国文人对于白话文的第一次觉醒。而这正应该归功于禅宗的语录。下面对于进行严格考证的禅宗宗派的史料进行一次梳理：惠能是该革命宗派的开山鼻祖，《坛经》是由其弟子们整理记录惠能的训诫语录。该著作体裁乃是认为的白话语录始祖，（的白话诗歌是白话文的产物）。我们举个《坛经》里面的例子：“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自心烦恼无边誓愿断”。之后便是他的弟子行思和怀让。这两位弟子的徒弟又分别是希迁（石头大师）——湖南宗派和道一（马祖大师）——江西宗派。由道一弟子怀海创立《禅门规式》，禅宗成为一个完全极立的宗派。我们主要讨论的是诗歌美学和禅宗美学的关系，以上作为导入，方便不熟悉道教的和禅宗的读者做一番简单了解。下面系统介绍禅宗、道教代表人物（这里篇幅有限，所以筛选——为个中代表）各个的作品和诗歌的作品，特别是在美学思想方面的碰撞，它们在美学的理论方面，还有二者对的诗歌美学特征的影响，都是值得深入挖掘的。中唐以下有分别出现沩仰宗——沩山灵祐与仰山慧寂；临济宗——临济义玄；曹洞宗—洞山良价与曹山本寂；云门宗-云门文偃；法眼宗—清凉文益。北宋时的明觉禅师（重显）；圆悟禅师（克勤）；大慧禅师（宗杳）
二、诗歌吸收禅宗的美学特征
在《中国佛学史》里面提到南阳董彦老喜欢搜集民间的歌唱，他的《看见她》是对于中国民歌集提供新的指示方法，专门将神会和尚的两支俗曲献给“南道老道”，词虽不够美，但是预料唱起来的《五更调》定哀婉动人。敦煌本是这样的：“南宗定邪五更转—— 一更初。妄想真如不异居。迷则真如是妄想，悟则妄想是真如。念不起，更无余。见本性，等空虚。有作有求非解脱，无作无求是功夫。”对于杜甫和白居易也是大加赞赏，无所为而为之之文学，非真无所为也。其所为，文也，美感也。其有所为而为之者，美感之外兼及济用，其专主济用而不足以兴起读者文美之感情者，如官样文章。老杜之《石壕吏》等诸作，美感是矣，而又能济用。“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石栏斜点笔，桐叶坐题诗；翡翠鸣衣荇，蜻蜓立钓丝。自今幽兴熟，来往亦无期”则美感而已耳。作诗文者，能兼两美，上也。认为，诗词在于作者之意趣乃在题，而不在体重之材料。即如此词中之“汝”，乃意象中悬设之“汝”，不必即实有所指。在考证《红楼梦》时，提到这部小说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白话文小说，可见，白话诗歌从两汉、乐府以来对与白话的普及乃至对于后来的优秀白话小说的产生，做出了贡献。不仅仅是普及，更要提高白话诗歌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白居易大加赞赏。的观点认为诗是由歌谣变化而来的，最初是在百姓口中朗朗上口，互相传诵下来的，与苏轼相同的观点是认为诗也是能够与音乐相互分离开来，两汉时期内，民间忽然发生了不少的无主名的诗歌。这一类平民文学之中，真有许多绝妙的文学作品。汉代虽然有了这种有价值的平民文学，然而当时的文人学士似乎还不曾完全了解乐府歌辞在文学上的地位。这一条线只能代表贵族文学和庙堂文学，而不能代表那真有生命的民间文学。建安初，曹操父子出来，方才大胆的模仿提倡那自由朴茂的乐府诗体……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两汉平民文学。遂从民间文学一跃而开作正统文学的一部分了。而认为平民文学里难以遮挡乐府的真美，而且还具体的把古代的白话诗、词、曲、散文等形式分了几大时期，这也体现出了对于白话诗词的热爱与赞赏。我们深信，民间歌唱的最优美的作品往往有灵巧的技术，很美丽的音节，很流利漂亮的语言，可以供今日新诗人的学习师法。不论是从感情还是从思想来看，民歌的语言的技巧可以将民风民俗，劳动阶层的生活缩影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等等表现的淋漓尽致，不在意老百姓多么的与所谓的文人风格大相径庭，而是独特的民风和幽默，使得一些文人骚客也低头汗颜。彻底的白话诗完美的大众语言，举例如写“秦罗敷拒绝调戏她的一个大官时候的，那一针见血的白话诗，相信没有人不在拍手称快，大呼过瘾。而苏轼因其提倡以诗为词，所以不拘格律，形式自由，这例子大家都耳熟能详，笔者就不多谈。苏轼的词并没有刻意的去为哪些人谱成曲子而作，完全抛弃与音乐结合的概念，也丝毫不功利，单纯的为了追求一种清新自然的诗体，音律不在他这一派的考虑范围。苏轼或婉约或豪迈。开启了一代新的诗歌创作风格，被陆游、辛弃疾、刘克庄、刘过等所承继下来。他们作诗的优点是情感丰沛，明白流畅，说话有力，条理清晰，绝不矫揉造作。南宋陆游早年热心追名逐利，他的诗风格偏于慷慨悲壮，晚年则渐渐归于恬适，多以自然风光，美丽景色为主，遂得“自然诗人”的头衔，与杨、范并称。对于辛弃疾的词，认为以上的优点都具备之外，小令做的是格外的漂亮景色、感情、直抒胸臆，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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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传承；非物质文化保护
一、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赫哲族是居住在黑龙江的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黑龙江省同江市是赫哲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现有赫哲族1560人，占全国赫哲族总人口的1/3以上，主要居住在街津口和八岔两个赫哲族乡。赫哲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是却没有自已的文字，其丰富多彩、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主要是靠口头说唱、舞蹈的形式来表达。赫哲族民歌有10多种，如喜歌、悲歌、古歌、渔歌、猎歌、礼俗歌、情歌、摇篮歌、叙事歌、新民歌等；神话，如：《莫日根射日》、《月亮》、《北斗》、《彩虹》、《山神的传说》、《虎的传说》等；说唱文学，如伊玛堪；“阿康布勒”是赫哲族舞蹈的总称，传统的民间舞蹈有“天鹅舞”、“萨满舞”、“姐妹舞”、“鱼鹰舞”、“篝火舞”等；乐器主要是手鼓和腰铃；独具特色的赫哲族节庆及民俗活动的有“乌日贡”、“温吉尼”、祭江、放河灯等；赫哲族的民间游戏及传统体育项目有50多种，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培养劳动技能的有“追鹿”、“刺野猪”、“叉鱼赛”、“跳冰排”、“抛绳赛”、“赛船”、“射箭”、“游泳”、“地箭”、“投激达”等;体能训练方面的有“拉纤赛”、“举人赛”、“角力”、“跳绳”、“跳远”等;模仿动物动作的有“学野山羊跳”、“学兔跑”、“学熊跑”、“学松鼠跑”等;少儿游戏有“鼓舞”、“编绳花”、“玩嘎拉哈”、“推冰磨”等;大型综合性游戏有“叉草球”、“挡木轮”、“曲棍球”、“杜烈其”等。以上有些体育活动如射箭、划船、叉草球、摔跤等，已成为“乌日贡”大会上不可缺少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比赛项目。赫哲族曾经是以打渔为生的少数民族，饮食习俗主要以鱼肉为主，“蹋拉喀”（ “刹生鱼”）、 “拉铺特喀”（鱼片）、“苏日阿克”（刨花）、“达勒格切”（烤鱼片）是具有其民族特色的饮食习俗。赫哲族的传统手工艺，主要有鱼皮、桦皮、鱼骨、木雕等制作技艺，街津口乡的文化传承基地和民俗村、四排乡的民族风情园，都是赫哲族的主要文化场所。在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赫哲族特有的一种说唱文学形式—— “伊玛堪”被入选，佳木斯大学图书馆在构建三江流域历史文化数据库过程中，以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和八岔两个赫哲族乡为研究案例，对赫哲族的民风、民俗、民歌、民间文学进行了调查与整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借鉴与参考。
二、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现状
随着我国民族政策的制定，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逐渐提到了日程上来并且给予了政策上的支持，赫哲人的文化自觉意识与民族意识也在不断地加强。从解放初期开始，民族工作者就开始对赫哲族文化进行调查、收集整理，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文献，如《赫哲语简志》、《赫哲族社会历史调查》和《赫哲族简史》，改革开放以后，成立了“抢救赫哲族民间文学联合调查组”，对赫哲族的民间文学通过录音、录像的方式进行收集、整理，获得了大量的一线资料，并形成了百余篇的研究论文和三十余部的专著。在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都可以看到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保护的影子。“赫哲族伊玛堪”、“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及“桦树皮制作技艺”已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并确定了赫哲族传承人。“鱼骨工艺”、“鱼皮镂刻粘贴画”、“桦树皮画”、“赫哲族嫁令阔”、“赫哲族萨满舞”、“赫哲族乌日贡大会”、“赫哲族叉草球”、“赫哲族特仑固”、“赫哲族说胡力”、“赫哲族天鹅舞”、“赫哲族剪纸”、“赫哲族传统婚俗”、“赫哲族食鱼习俗”、“赫哲族传统服饰”均已被列入省级保护项目，并分别确定了传承人。在同江市建立了“中国赫哲族博物馆”、“赫哲民族文化村”、“中国赫哲族网站”、“赫哲族历史文化资料库”，成立了“赫哲族文工团”、“赫哲族少儿艺术培训中心”、“赫哲族研究会”、“伊玛堪艺术团”、“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饶河县四排乡则建立了“赫哲族民间风情园”。
从以上对赫哲族非物质文化保护取得的成就来看，应该说，从国家、省政府及民族自觉角度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一些传统文化由于失去了其存在的物质条件和经济条件，正处于濒临灭亡的境地，如“伊玛堪”这种说唱文学，通过上世纪50年代调查，有10多位歌手会唱，到80年代只有5位。2003年5月，最后一位歌手尤金根也离开人世，目前只有几位80多岁的老人凭借自己的记忆，能够唱出其中的几个片断。民族语言一旦消亡，对于没有文字只有语言诉民族来说，就失去了传承的载体。再者，法律的缺失，重重“静态保护”，轻“文化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缺乏科学性保护等等，这些都是对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障碍因素，因此研究对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传承与保护的对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对策
1.建立传承人生存状况评估体系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活性载体，特别是对于那些没有文字的民族，保护好传承人是最关键的因素，政府部门应该对传承人的基本信息（姓名、性别、年龄、家庭住址、民间技能等）、经济状况（经济收入、居住状况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情况（如确定了几个项目的传承人及传承人人数、年龄段、传承的技艺等）进行调查形成档案，对其采用科学的动态管理，及时解决传承人遇到的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问题。对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已经确定了几位，他们是：国家级的传承人有吴宝臣和尤文凤，分别是伊玛堪和鱼皮制作技艺传承人；省级传承人有天鹅舞的传承人吴玉梅、鱼骨工艺传承人孙玉林、赫哲族婚俗传承人吴福胜、鱼皮贴画传承人尤伟玲；市级传承人有口弦琴传承人吴奇、鱼皮服饰技艺传承人尤俊丽、宗教礼仪传承人孙玉森、稠李子饼传承人付兴珍、杜烈其传承人毕红兵。
2.法律保护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根本的方式是立法保护。中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十分重视，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法律法规出台之前，一些省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如《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北川羌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文化村寨保护条例》等，这些地方性法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内容不具体，没有普适性。2006年我国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并于2011年6月1日起开始施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填补了法律的空白，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了法律的支撑。
3.创新保护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性质和类型进行创新性保护。传统手工技艺如鱼皮制作技艺、桦树皮制作技艺、鱼骨工艺、鱼皮镂刻粘贴画、桦树皮画等可以采用生产性保护方式，不仅可以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也可以改善传承人的经济状况，使传承有了积极性；伊玛堪这种口头说唱文学很难对其开发利用，可以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如将老艺术家们的说唱内容录制下来制作成音频、视频的文件进行保存。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对赫哲族的一些民俗、濒临危险境地的口头语言、民俗、音乐和表演进行抢救性保护；对于赫哲族的饮食习俗也可以通过市场化将其发展成一种特色小吃进行传承与保护。民俗旅游也可以促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国赫哲族博物馆”、“赫哲民族文化村”、“赫哲族民间风情园”这些都可以作为旅游景点，通过对有形物质的开发，激活其中所蕴含的非物质文化。
参考文献：
1.佳木斯政府发.关于公布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补充名录说明的通知[R].黑龙江:佳木斯政府，2008.
2.孔德明.设计创造契机、蜕变推动传承——通过赫哲族代表性造物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2).
3.祁进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可行思———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热贡艺术”为个案[N].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比较文学无论是在学科理论的创建、研究范式的确立和教学过程的实践等方面，世界各国学者都还在进行着积极的尝试与探索，力求建构出兼具民族特色与世界意识的比较文学理论形态。与此学科世界发展现状相应的是，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整体框架中，存在着文化传统、知识结构和培养目标各具特色的地方高校，甚至还有一些是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地区高校。因此，如何在民族地区高校的文学课程中凸显比较文学学科教育与人才培养的优势，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而要对这个问题取得深入有效的思考，必须立足于民族地区高校所据有的独特的地缘优势和文化资源。首先，从其文化属性观照，民族地区高校不仅地理空间上呈现出地区性与地域特色，在文化空间上也独具其历史传统和民族气质。就以笔者所在的百色学院为例，百色学院是一所位于民族地区的普通高校。现今百色在行政区划上是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地级市，其地理位置位于滇黔桂三省交接地带，与越南接壤并勾连东南亚。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粤地）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1］（P1329）其中“苍梧”“郁林”“合浦”等地，均位于今广西的地理范畴之内，“交趾”“九真”“南海”“日南”则指与广西交界的越南等地，在古代均属百越之地。百越地域广阔，面临大海，接壤异邦，成为中原与周边国家交往的文化走廊。自古至今族群的延绵迁徙以及文化交流，使得这一地区成为沟通中原华夏和东南亚各国的桥梁。在此地繁衍生息的边疆民族因融合中原华夏文化与东南亚各国文化而获得新的生长点，同时推进中原与东南亚各国文化的发展。进入21世纪，继中国改革开放大潮而来的是东盟区域合作，广西作为连接东南亚的中国南大门，从地理空间的边缘成为了东盟文化与经贸交流的中心，国际间、地区间多边多向的频繁对话与交流在承袭传统的基础上获得巨大擢升。因此，在此背景下开设比较文学课程不仅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有利于与周边国家的民族和睦与经济发展。
其次，从其学术地位分析，中国与周边亚洲邻国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学比较是中国比较文学与东方文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代表着世界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作为的倡导者，鲁迅先生在《今春的两种感想》一文中就指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存在的盲点：“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者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2］（P386～388）当代比较文学学者季羡林、乐黛云、饶芃子等人也提出要对中国与第三世界及东南亚国家的文化文学交流加以重视的呼吁。孟昭毅也在综观我国比较文学现状后中肯指出：“在以往的东方文学交流研究中，中国与周边各国的文学往来都有不少涉足者，……但不足之处在于中国在区域性的文学交流，如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的文学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叙述得太少。”［3］（P5）在2011年4月举办的中国首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导高层论坛会议上，乐黛云更是提倡中国学者应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她指出当下语境中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要在认知、理解和诠释民族文化历史的基础上尊重并吸收他种民族文化的经验与长处，形成一种文化自觉。［4］
西方学界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文学交流也极为关注。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院士在东南亚民间文学与民族文学的研究过程中，提醒中国学者要注意中国与周边国家跨境民族文学研究。美籍印度人、西方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的代表佳亚特里•斯皮瓦克2007年在中国做学术讲座时也提到东方之内的文学比较与东西方比较同样重要。法籍华裔学者陈庆浩在1992年台湾“中央研究院”举办的“中国文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大会所提交的论文———《中国文学研究展望》中也呼吁应重视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俗文学、方言文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真正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其中也提及各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的必要性。［5］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加之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这些丰富深厚的地缘优势与文化资源，使得中国与周边国家民族文学比较研究成为当前比较文学研究的焦点问题。例如，在北京大学就把“东方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作为重点学科来建设，北京师范大学“211”课题“新世纪外国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国情报告”中也把日韩越三国作为重点攻关项目，中国社科院边疆研究中心立项了“中越跨境民族研究”的研究课题，陕西师范大学成立的“中外民族戏剧学研究中心”专治于中国与周边国家民族戏剧文化关系的研究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见，在民族地区高校进行比较文学教研，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与民族文化资源，其文化多样性以及多民族文学的互动共生能够把地理范畴的边缘转化为学术研究的前沿。因此，民族地区高校在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习过程中贯彻区域特色与学科前沿相结合的思路，显得尤为必要且十分重要。
二、从理论学习到实践操作：民族地区高校比较文学的改革思路
普通本科院校比较文学课程的基本学时是54课时，而要想在一个学期有限的课时中对比较文学的起源发展、基本理论和研究范式进行全面梳理与深入介绍是远远不够的。就以由陈惇等学者编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比较文学概论》为例，里面涵括的内容包括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能”“历史与现状”“基本类型与研究方法”“文学比较研究的领域”以及“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等内容，可谓理论抽象、方法多元且信息驳杂。但这样的教材是不是适合民族地区高校的实际操作呢？笔者在以往教学实践中常面临这样的尴尬：往往一个学期课程结束，学生对于课本罗列的那些遥远的历史事件、抽象的理论论争和没有阅读体验的举例分析，可谓卷帙浩繁又隔膜生疏，因此大家深有什么都没学会，什么都没掌握的遗憾。这也是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的一个普遍难题。对于本科生来说，这一理论知识显得抽象又浩瀚，理解和掌握起来都有难度，也极易流于表面。按照本科生的学术积累和思维水准，也不宜匆忙展开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比较文学课程教学的宗旨与目的进行深入反思与积极探索。笔者尝试从以下方面进行变革：
（一）教学基点立足于中国文学
20世纪80年代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心移到了中国，中国比较文学以自己的独特声音传达出具有中国特征的理论话语与学术形态。陈惇和刘象愚两位教授在《比较文学概论》一书中指出，中国比较文学应以中国文学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中国作为文化大国，从古代的文明古国的文化辐射、近现代的师法西学以及在当代的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与各民族文化的多元互动，都体现出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中国各时代的文学现象在比较文学中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因此在教学实践中应该多以中外文学交流或中外文化关系为例子展开论述分析。唯有如此，才可以在时间和情感上拉近比较文学与中国学生知识视野的距离，从而引发学生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反思与前瞻。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立足学生熟悉的文化传统与文学背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比参照来认识中国文学与文论的民族特色，进一步地寻求跨文化的对话和沟通，在中外文化与文学的互证、互补、互识的基础上，达成对当代大学生的世界文学意识与包容文化观念的建构，最终形成一种文化自觉。
（二）教学内容侧重东方文学与民族文学的比较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开放性学科。在教研过程中，要求研习者对古今中外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发展与精神内涵融会贯通。但实际上，本科教学阶段很难有学生达到此种畅达古今学贯东西的理想境界。如果教师在课堂上生硬按照材进行宣讲，常常显得捉襟见肘，会面临教学内容与对象错位的尴尬，最终造成学科主旨与教学效果的明显落差。因此，民族地区高校的比较文学课程应该对教学内容进行相应调整。比较文学的学科起源来自西方的定义，但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和学术理念而言，其在东方文化也有着深远渊源。除了博大精深的古代东方文化，近现代两三百年间的东方文学，也因西方入侵带来的外来文化冲击以及民族的生死存亡而体现出复杂多元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变迁。因此，各个历史时期的东方文学都具有深邃的精神内涵和独特的审美趣味。如果能够将中国文学发展置放在东方文化这一大语境中进行参照与反思，以此来观照中国民族的历史命运及其发展，这样的比较文学课程会更具有现实意义与启迪价值。比较文学滥觞于欧洲学者对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关注，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是建构在不同民族间文化与文学交流互动的基础之上。所以双边或者多边的民族文学比较研究是比较文学的基石。比较文学学者严绍璗在纪念《中国比较文学》出版60期时撰文提出“把比较文学做到民族文学的研究中，在民族文学的研究中拓展比较文学的空间”这样的学术构想。同时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也在17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的发表文章《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中强调“（中国比较文学）的产生是与中国人振兴国家民族的愿望、更新和发展本民族文学的志向分不开的。”［6］2008年11月还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了主题为“东西方民族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学术研讨会。所以在全球多元的文化语境中，在我国“多元一体”民族文化的和谐背景下，从比较视野对世界各国及国内各民族文学进行历史和美学的深入研究，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体系建设颇具价值。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其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与东南亚山水相连，因而存在多种异质文化的变化。因此，在民族地区高校的比较文学课程中应侧重对东方各国文学、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文学、中国南方民族与东南亚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及其成果进行介绍与讨论。
（三）教学重点转向学科前沿领域
中国与周边亚洲邻国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学比较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民族地区高校应调整教学的重点，将比较文学的内容从文化中心、传统经典转向区域特性与民族特色。在教学与研习过程中，学科史的发展可以作为背景和铺垫，在中外文学与文化比较的大框架下重点引领学生探讨立足学科前沿与凸显区域特色的问题，例如“东方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新世纪外国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国情报告”“中越跨境民族研究”“中外民族戏剧学研究”和民族文学经典的文化翻译与传播等这些新的研究问题。对实际问题的思考与解决，会使学生脚踏实地领悟到比较文学的学科宗旨，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理解与正确运用相关的理论与方法，而不是一开始就疲于应付各种理论思潮的狂轰滥炸。而且，这些学科前沿所探讨的问题更具有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除了培养学生学术思维的逻辑性外，还能够增强学生对社会思考的敏锐度与深刻度。
三、从空中楼阁到高屋建瓴：民族地区高校比较文学的实践意义
（一）“宏观比较文学”理念与应用型人才
民族地区高校的人文学科培养目标是应用型人才，其面对的教学对象是以本科生为主（包括中文系、外语系和综合文科），兼及专科和高职等层次学生。这些学生除了极少数毕业后进入硕士阶段继续深造，极大部分还是在毕业后即走向社会，他们的职业多是地方中小学教师、基层农村干部、政府机关公务员以及一些发达城市的各类公司企业的初级管理人员等。那么，比较文学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契合点是什么呢？比较文学学科在1998年重新被纳入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成为文学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必修课。中国高校按性质可划分为科研性、教学性与综合性等类别，其中一些属于综合性院校的民族地区高校培养人才的模式是以应用型为主的。文学专业的应用型人才，不是仅仅针对技术的掌握与操作，而是要从所学的专业知识中汲取人文精神资源，来培养健全的人格、宽厚的文化素养以及成熟的思维能力。鉴于此，民族地区高校比较文学课程教授与研习的重点不应该落点在学科史的梳理、学科理论的掌握和研究方法的运用，而应该是以人文素质教育为导向，培养学生世界文学意识和大文化观念，在熟悉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与世界文学意识，形成视野广阔与胸怀包容的文化观念。正如我国比较文学学者王向远所倡导的，在本科阶段比较文学教学中，“应该把中外文学知识的系统化、贯通化、整合化作为主要的宗旨和目的”［7］（前言）。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自信与世界文学意识是比较文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契合点。由此，我们在进行比较文学教学实践中，应该倡导“宏观比较文学”的新理念。“宏观比较文学”具体是指“各民族文学、各区域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之间的差异性与相通性的研究，是一门描述和揭示各民族文学、区域文学、世界文学形成、发展规律的科学”［7］（前言）。
正因为比较文学是一门集概括性、理论性、前沿性于一身的课程，其主要目的不在直接向学生教授如何进行具体的比较文学研究，而是教会学生如何宏观地认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复杂关系，如何辩证地分析判断有全球意义的重大文学现象。一言蔽之，中国比较文学汲取了土壤深处文化传统的滋养，也接受异域文化的和风吹拂与世界文学的阳光普照，是一门高屋建瓴的文学与理论课程。而民族地区高校的比较文学也不是虚无缥缈不着边际的空中楼阁，而是扎根在民族传统与地方文化土壤上的一棵参天大树。比较文学课程可以让学生通过全面观察和客观比较来看待社会现实与文化发展，对古今中外文学的起源、发展、面貌、特征与趋势有清晰把脉。这是在文化孤立和自我本位状态下所无法拥有的视野和胸怀。也就是说，比较文学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和学术视阈，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在全球化背景中，既树立了对自我民族的文化自信，也克服了文化狭隘心理与井底之蛙的浅见，学生在思路豁然开朗的同时获得思维创新。例如笔者在指导2012届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过程中，就引导学生用比较文学的学术理念来思考和探究中西文学与文化交流互动的问题。其中《比较于连与高加林不同的命运走向及其文化内涵》《人文主义视野下的“国民性”探讨———比较〈阿Q正传〉与〈堂吉诃德〉》较具有典型意义。前者通过探究于连和高加林个人奋斗及其最终命运走向不同，指出高加林的命运归宿是中国儒家道德观念与西北农民土地情结的合力推动，体现出一种与西方反叛性和颠覆性不同的圆融的生命观，这对我们思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融合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后者通过比较阿Q的“奴性”与堂吉诃德的斗争与自由，从堂吉诃德“立人”精神启迪引发我们对鲁迅创作精神及“国民性”的深入探讨。这两篇论文都避免了“X＋Y”的拉郎配式的生硬比较，而是在可比性基础上选取一个切入点，在文学比较中探讨深层文化的不同，从而获得对中西方文化的深刻观照以及对自我民族文化的清醒反思。以上事实证明，比较文学课程对“应用型”人才培养与人文素质和综合能力提升有积极意义。学生在论文思考与写作过程中，不仅思维逻辑和写作水准得以提升，还获得了一种高屋建瓴的理论切入点，使得古今中外的文学史的知识能够焕发出新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也开拓了学生的学术视野及其对民族文化的思考。
（二）民族文化资源与特色教研团队建设
从教研层面来看，比较文学对教师的学术积累既提出高要求也有积极推进意义。作为有限的个体，要达到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全面了解与熟练运用是不切实际的。但我们可以立足于区域特色和学科前沿来指导自己的学术思考，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重点强调可操作性。这就要求教授这门课程的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发生在自己身边、自己熟悉的文化传统中的文学与文化事件进行思考，凸显出一些有现实意义又切合地方实际的问题意识。笔者现在致力的课题是中越跨境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中越跨境民族文学在文化研究和区域文学的视阈中，呈现为国别（中国与越南）文学、民族文学、文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的多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视阈中的中越跨境民族文学获得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宏阔视野，形成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学。此外还有很多具有区域特色又位居学术前沿的课题可供思考，例如民族文学的世界性因素、跨文化语境中多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研究以及民族经典的跨文化翻译与传播等等。新思维、新方法的刺激必然会凸显出新的学术思考和问题意识，唯有如此以教学带动科研，教师才会敏锐准确地在科研上找到自己的根据地与发展空间。比较文学以其学术视野的宽度、历史发展的深度和总体文学的高度，在世界人文科学中成为一门显学。比较文学在当代中国中文学科体系中也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它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民间文学甚至语言学等学科有着密切联系；甚至与民族学、人类学、哲学、美学、心理学、宗教、艺术等学科有着重叠与互动关系。不言而喻，比较文学所倡导的跨学科的研究思路，使我们在研究具体问题时能够突破学科藩篱，扩大文化视野与深化学术思考，方法也体现出多样化。因此，各相关学科之间的学者和教师也能够加强彼此的交流与合作，对问题的探讨更为深入多元和富有建设性。在实际教研中，比较文学的学术理念与思维方法，能把文学学科各个分支的学术资源进行重新的整合调配，形成多元并存、学科互动的特色研究团队。例如，在百色学院就可以通过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来拓展文科教学的范畴，除了在中文系的汉语言文学、新闻采编与制作、对外汉语及涉外文秘等专业开设这门课，也可以在外语系的相关专业，如英语语言文学、应用越南语、泰语等专业也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尝试。值得一提的是，百色学院外语系教师将壮族古代经典《平果壮族嘹歌》进行了英译。这无疑是比较文学的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观念的践行，比较文学的相关观念、理论与方法也能够为民族文化的翻译与传播提供具有一定学术高度的文化观念和理论思维。由此可见，在民族文化与地方资源的基础上，借助民族地区高校为教研平台，围绕着“中国南方民族与东南亚各国的文学关系”“中国南方民族与东盟各国的文化关系”等具体问题进行课程设置和学术研究。这一研究思路在时间轴上纵贯古今，在空间轴上横跨东西，其中还叠合着民族文化的迁徙与流变、衍化与创生等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通过在教研中对比较文学之理论思维与具体案例的研习，积极探讨本土文化资源与民族传统在新的文化语境和时代背景下的继承与发展，在现实思考中凸显鲜明的问题意识，能够有效激发出教师的学术生命力。通过相关专业教师的身体力行和群策群力，“中国南方民族与东南亚文化与文学比较研究”就能够成为一块坚实阵地，团结和凝聚整个学校相关学科的教学师资和研究力量，成功打造出具有区域特色又立足学科前沿的教学课程与研究团队。由此，民族地区高校既能够在教学和科研上都获得一定的突破与超越，也能够为学校的办学与治学开创出良好的发展空间。总而言之，比较文学在民族地区高校的文科教学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在教学体系和学科发展上都呈现出新思维和新风貌。
摘 要：但丁《论俗语》问世的年代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大致是中国的元、明两朝。《论俗语》主张文学语言要使用俗语，即当时意大利民族的方言。在中国元明时期，也出现了白话文学的兴起。
关键词：论俗语；中国；元明
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媒介，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由词汇和语法两部分组成的符号系统并能表达出人类的思想。它必然会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科技，乃至文化本身产生影响。不仅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语言和方言，就是在同一地区，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年龄的人之间都会有特殊的词汇来表达其独特的感情，使另一阶层或不同年龄的人难以理解。
一、但丁《论俗语》
（一）对但丁“俗语”写作的看法
语言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形成和凝聚的根本，语言的发展必然会推动社会的发展，同样社会的发展也会带来语言的变革。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拉丁语是教会指定的通用语言。而但丁的《神曲》却是用意大利托斯卡纳方言写的，尽管但丁的诗歌已经在意大利各地广为流传并享有极高的声誉，学者们仍然严肃地认为但丁不应该使用俗语进行创作。
维吉里奥（Virgilio）生于1300年，曾在波伦亚大学教过拉丁语，与但丁有书信来往，曾邀请但丁到波伦亚来，并为但丁的逝世写下了墓志铭。维吉里奥被认是最早评论但丁的人，他钦佩但丁的诗才，但显然不赞成但丁对俗语的选择。他在1320年（但丁逝世的前一年）写信给但丁，信中表示了自己对但丁的不理解，为何一个如此成熟博学的诗人在表现如此重大的主题（weighty themes）使用了意大利俗语而不是使用拉丁语：
“缪斯的神圣声音！缪斯用无以伦比的歌声使荒凉的世界更甜美，而您则用赋予生命的枝条使声音更高，您打开那三重命运的区域，灵魂就按应得的赏罚分别前往那里，有罪者发配到奥库斯（冥府），寻找星辰者走向饮忘川，蒙庥者来到太阳之上的国度；而这样重大的主题，您何竟诉诸俗语，使我辈无能弟子如同面对行吟歌人，一无所获？”
维吉里奥不理解但丁为何使用这种“俗人的语言”写他的这部传世之作，他向但丁指出这种市井语言因其自身杂乱无章而受到正统文化观念的排斥，更不能成为一种文学语言：
“但您却是用俗人的语言写诗呀！僧侣们轻视俗语，即使它们是稳定的，它们仍有一千种习惯用语呀。而您列名于自己前面的五位诗人无人使用这种市井语言写作，那个带您走向天堂的人也不用它。”
这表明当时的舆论在俗语问题上对但丁的压力有多么严重。但丁在世时便是有名气的诗人，他开创的清新甜美体诗风已经得到了很高的评价；《神曲》在这时也开始以散篇流传，它们为但丁带来的声誉也是令人注目的；十四世纪的读者已经把但丁看作神学家和深厚、崇高、智慧的至尊诗人，并且像波伦亚大学那样的名校已经开始研究《神曲》的自然科学、哲学和修辞学特征；教会也把《神曲》用作道德说教的资源，甚至街头歌手也把某些片断用做唱词但丁享有如此高度的声望，然而俗语问题却对他产生了如此严重的影响，这是我们很难理解的。维吉里奥给但丁的这封信使我们感受到了但丁的沉重压力，它也预示了但丁在漂泊一生之后的另一种厄运：他的声誉将如同深海翻船，一直滑向低谷。第一位但丁传记的作者薄迦丘，站在历史的那个当口上，只好替但丁表示遗憾，说但丁如果用拉丁语写作的话，成就会更大。这说明文艺复兴初期人文主义批评从语言的角度对但丁的否定是异常强烈的。正是在这种严酷的背景下，但丁完成了他最重要的文艺理论著作《论俗语》。
（二）《论俗语》之“俗语”
但丁所谓“俗语”是指与教会所用的官方语言，即拉丁语相对立的各区域的地方语言。但丁以前的文人学者写作品或论文，一律都用拉丁文，这当然只有垄断文化的僧侣阶级才能看懂，就连《论俗语》这部著作本身，因为是学术性论文，也还是用拉丁文写的。从十一世纪以后，欧洲各地方近代语言逐渐兴起来了，大部分民间文学如传奇故事，抒情民歌，叙事民歌等都开始用各地方民间语言创作（多数还是口头的）。至于用近代语言写像《神曲》那样的严肃的宏伟的诗篇，但丁还是一个首创者。《论俗语》不但是但丁对自己的创作实践的辩护，也不但是要解决运用近代语写诗所引起的问题，分析各地方近代语言的优点和缺点，作出理论性的总结，用以指导一般文艺创作的实践；而且还应该看作他想实现统一意大利和建立意大利民族语言的政治理想中一个重要环节。
但丁在《论俗语》中明确提出文学语言的标准：“……因此我们就直截了当地说所谓俗语就是小孩在刚一开始分辨语辞时就从他们周围的人学到的习用语言，或者更简短的说，我们所说的俗语就是我们模仿自己的保姆不用什么规则就学到的那种语言……而且这两种语言之中俗语是较高贵的，因为这是人类最初使用的，也同样因为全世界都使用它，虽然它在发音和词汇上分作许多不同的形式。它是二者之间较高贵的也因为对我们它是自然的，而另一种是人为的，我们所讨论的就是我们的这种比较高贵的言语……”（《论俗语》第一章）表明但丁要求文艺更接近现实生活和人民群众。
但丁又在第三章中强调语言的社会性质和功用，给予语言问题以重大的社会意义，他认为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点之一，语言就它是声音而论是可感觉的，就它传达意义而论是理性的，因而它能成为人类互相传达思想的信号和工具。“……因此人类就需要某种为互相传达思想用的，既是理性的又是可感觉的信号，因为这种信号既然要从这个人的理智那里接受某些东西并把它传给另一个人的理智，就必须是理性的；既然除了通过感觉的媒介以外就不能把事情从一个人的理智传到另一个人的理智，因此它必须是可感觉的；因为如果它只是理性的，它就不能把一个人的理智传给另一个人的理智；如果它仅只是可感觉的，它就既不能从一个人的理智取得什么也不能在另外一个人的理智中存入什么。这种信号就是我们所谈的高贵的题目本身；就它是声音而论，它是可感觉的，但就它随说话人的意愿传达某种意义而论，它是理性的……”（《论俗语》第三章）
但丁在《飨宴篇》中将意大利民族语言的概念更加生动和明确化了，他把这种语言比作豹子。但丁在《飨宴篇》中这样说道：
“为了想找到豹子，我们曾经搜寻过意大利的高山和草原，但是没有找到。现在让我们用更理智的办法追索它，这样，这只有香无迹的豹子，我们才能通过巧妙的辛劳工作中完全围困住它。我们在上面猎寻的俗语，它的香气在每个市镇，但它的巢穴却不在任何一个城镇中，可以说，意大利的光辉的、基本的、宫廷的、法庭的俗语就是那属于意大利一切城市而又不专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城市的那种语言，意大利一切城市的方言都以此来计量、权衡和比较。”但丁在这里提出了明确的标准：光辉的、基本的、宫廷的、法庭的。
二、中国元明时期的白话文学
欧洲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元朝、明朝，历史的巧合又一次发生在这一时期。与欧洲文艺复兴遥相呼应，中国元、明时期也出现了白话文学的兴起戏曲（散曲和杂剧）、小说的兴盛。到元代，戏曲出现；到明代，小说出现。元代时戏曲和小说理论已络绎出现，到明代时显露出了相当的成就。中国元、明时期的白话文学首先表现为散曲的兴起。曲与传统的诗文包括后起的词在内，最明显的不同处，就是它不避方言俚语，以俗语写深情，要求更宜于上口传唱，也就是更加通俗浅近、贴近生活。散曲最初可能主要是在市民中间流传的。白话文学其次表现为杂剧和传奇的流行。人人都知道中国真正的戏曲始自元代的杂剧。元剧起于教坊行院的伶人乐师以及和他们合作的无名编剧者所革新改良的旧剧，最早的杂剧，都是些无名氏的作品，今大都已不传了。等到文人出来为教坊行院写剧本时，才展开戏剧史上的黄金时代。元剧一大特色就是采用俚俗本色的语言。元剧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歌曲，它是以散曲中的套曲组成的；二是宾白，即台词。宾白是戏曲的生命，没有它便不能称为戏曲，也便不能在舞台上表演。不少论者在谈及宾白时，也都强调其通俗性。明朝传奇的前身是宋元的南戏（也叫温州杂戏，后来要与盛行于北方的杂剧分别，因此又叫做南戏），到了明初，南戏的代表作品，如《拜月》、《琵琶》等记便应运而生，于是便走到了前人所谓的传奇时代。传奇也非常强调曲词、宾白的通俗性，如王骥德在《曲论宾白》中说：“琵琶、黄门白，只是寻常话头，略加贯串，人人晓得，所以至今不废。”在白话文学中，除了散曲、杂剧和传奇之外，白话小说的勃兴最为引人注目，特别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体裁章回小说的发展和定型，是明代对中国文学做出的最为宝贵的贡献。曾说明代是小说发达的时候，是白话文学成人的时代。以《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四大奇书为主要标志，清晰地展示了长篇小说艺术发展的历程。它们的语言从半文半白，到口语化、方言化。在中国文学史上，大张旗鼓地提倡语言的通俗化，是随着白话小说的繁荣而兴起的。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书名就突出了“通俗”两字。其卷首蒋大器序十分强调通俗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写得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才能使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以后的小说论者曾从各个角度论证了使用“俗近语”的重要意义。明代文学家对于语言通俗化的注重，不但对当时俗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后来特别是晚清文学革命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综合性学习的分类
初中语文综合性学习在不同版本的教材中要求不尽相同，就《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语文版七—九年级）的教材编排来看，六册书每册安排了三次综合性学习共18次。内容包括：
（一）体验感受型：《学会利用图书馆》、《献给教师节的一份特殊礼物》、《我和亲人的故事》。
（二）调查采风型：《调查社会用字的情况》、《为本地人物立传》、《文学采风》、《旅游资源调查》、《老年人生活状况及调查》。
（三）主题探究型：《现代科技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桥》、《环保小课题研究》、《从古诗看古代交通》、《神话》、《妇女解放》。
（四）实践创作型：《编一份手抄报》、《编演短剧》、《举办中外戏剧知识大赛》、《自己给自己“出”一本书》。
二、开展综合性学习的方法
（一）体验感受型
体验感受型的综合性学习要求学生深入生活，在生活中掌握学习语文的技巧和方法。注重体验生活，在生活中获得认知和情感体验。常用的学习方法有观察法、调查法。例如，《学会利用图书馆》目的是让学生突破语文学习的小课堂，置身于社会的大课堂，去寻求教育资源。要能利用图书馆、网络搜集自己需要的信息和资料。活动中让学生了解图书馆的设施和服务项目，了解有关借阅规则；了解图书目录知识，学习检索书目的方法；能利用图书目录借出自己喜欢的书。此次活动，提高了同学们的阅读热情、扩大了阅读面、培养了良好的阅读习惯。
（二）调查采风型
这种研究性学习的目的非常明确，它要求研究者先通过调查了解相关的事实材料，然后进行整理，形成调查报告或相应的研究成果。学习过程中常用到调查法、访问法、观察法、文献法等。例如，《调查社会用字的情况》首先要用调查法搜集资料。搜集了解国家有关社会用字的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关于社会用字管理工作的意见》等，明确国家有关社会用字的规定要求；学生自查作业中的错别字、不规范用字，记录到调查表中；在报纸杂志上找错别字、不规范用字，记录到调查表上；带上字典在街道、乡村找错别字、不规范用字并记录到调查表上；搜集一些有关错别字的笑话或故事。其次用归纳法整理资料。小组对搜集的错别字、不规范用字进行整理分析，归纳错别字、不规范用字形成的原因，总结预防，纠正错别字的方法，可以编成顺口溜，歌谣等。对于《文学采风》这种语文活动，学生就需要深入到民间开展调查访问，向自己的亲人、当地比较有名望的老人、民间文学工作者等搜集民歌、山歌、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的相关资料；也可以亲自到各种民间艺术表演的现场进行采集；查找相关的文献资料。材料搜集完成后则需要对材料进行归纳整理，编订成有本地特色的《民间故事集》、《民歌、山歌集》、《谚语、俗语、歇后语集》等等，组织学生开展“民间故事展演”、“谚语、俗语、歇后语大比拼”等活动。总之，调查采风类的课题，贴近生活，可操作性强。在调查中，要注意与被调查对象的沟通，让其提供尽可能多的准确信息。同时，还要对调查的信息进行筛选加工、总结归纳，从而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调查采风型的研究性学习，可以培养学生关注社会、关注生活的品质，从而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