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30 02:08:0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生态循环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文化的根柢全在道家”；世界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先生说，“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像一棵烂
掉了根的大树。”的确，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道学的作用实与儒学不相上下，它们一隐一显，
共同浇灌着中国社会的文化土壤，对中国社会之发展和中华民族性格之形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
响。
然而，长期以来，或者更准确地说，90年代之前，道学研究一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如果说
儒学的研究可谓“门庭若市”的话，那么，道学的研究则可谓“门庭冷落”。有人将这种情况概
括为“儒热道冷”，是大体符合实际的。令人欣慰的是，90年代以后，道学研究开始步“儒学
热”之后尘，受到学界的关注，并陆续出版、发表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如果说用“道学热”来揭
示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的特点，具有某种言过其实和“扬道抑儒”之嫌的话，那么，指出道学研
究构成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却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总的看，20世纪后半叶的20年特别是后10年，道家文化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这种进展主
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一是关于老庄其人其书及其他道家人物与著作的研究；二是关于道家思
想渊源及学派演变的研究；三是关于道家文化基本精神及特质的研究；四是关于道家思想的研究
特别是道家之道论与人论研究；五是关于道家思想的比较研究包括道家学派内部的比较研究，道
家与其他学派的比较研究，道家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六是关于道家之历史地位与道学之现代
价值的研究；七是其他问题的研究，诸如道家与道教的关系研究，道学史研究，郭店道家简研究
等等。前不久，笔者组织编写《中国文化研究20年》一书，就中曾设专章，从上述诸方面就近20
年道家文化研究的基本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总结。通过这一总结，并通过与儒学及儒学研究
之情况的比较考察，我们感到，有几个问题仍有必要提出来，以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和重视。
（一）关于道家之地位问题
80年代中后期以来，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肯定，除
极少数论者执守扬儒抑道的立场外，绝大多数论者都普遍认同道家之重要历史地位。这其中，有
一种看法尤为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这就是“道家主干说”。“道家主干说”的代表人物前有周
玉燕、勤，继有陈鼓应，后有胡孚琛、吕锡琛及涂又光，就中又以陈鼓应先生倡导最力最
勤。客观地说，“道家主干说”的提出和讨论，对于重新认识道学之历史作用，推进道学研究的
深入，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然它与传统的“儒家主干说”一样，在某种程度上隐含着学派的偏
见或门户之见，潜存着发展为“独尊道学”之可能。这是不能不让人有所担忧的。历史上董仲舒
的“独尊儒术”，给予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乃至中国社会的进步曾造成极坏的影响，教训是沉重
而深刻的。因此，人们有理由有必要保持清醒的认识，避免从重视道学、推崇道学走向“独尊道
学”。事实上，儒学和道学在中国传统哲学、传统文化中皆有其显著的地位，二者交叉主干，互
补互动，不论从积极方面抑或从消极方面，都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何以一定要人为地在二者之间分出高低、主次呢？所谓交叉主干，说的是，为中国社会不同时期
的历史条件和文化需求所决定，儒、道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递相变化和发展的。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来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儒学起着主导的作
用，占居基础的地位；在另外的一些历史时期，则是道学起着主导的作用，占据基础的地位。所
谓互补互动，说的是儒学的道家化和道学的儒家化。儒学的道家化倾向乃“道家主干说”论者所
持，道学的儒家化倾向目前学界尚无人这么提。事实上，这两种倾向在历史上都是客观的存在。
前者说的是“援道入儒”，“以道补儒”；后者讲的是“援儒入道”，“以儒补道”。很显然，
“互补”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是相互颉颃、相互刺激、相互吸收。
（二）关于新道家、新道学问题
在儒学的历史发展中，有所谓新儒家、新儒学。与之相对应，有论者认为存在一个新道家学派。
董光璧先生在《当代新道家》一书中明确指出：“当代新道家的思想几乎是同当代新儒家并行发
展的，它是在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危机情势下，由一批科学家发展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阐述道
家思想的世界意义，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论证道家思想的现代性，美国科学家卡普拉推崇道家思
想中的生态智慧。“我把他们发展的道家思想的现代形式归纳为四个基本论点：道实论、生成
论、循环论和无为论。”这是“一种以科学新成就为根据的，贯通古今、契合东西的新文化
观”，“一种基于文化趋同性的世界主义文化观。”董先生称李约瑟、汤川秀树、卡普拉为当代
新道家的几个“最引人注目者”。从中国学界来说，陈鼓应先生倡导“道家主干说”最力最勤，
胡孚琛先生对道学可谓推崇备至。尽管他们并没有自命为当代新道家，是否可以大致称之为中国
的当代新道家。与此相联系，有论者如董光璧先生“确信重新发现道家具有地球船改变航向的历
史意义”，有论者如胡孚琛先生进而提出创立新道学，以作为中华民族21世纪的文化战略。这实
际上是要将道学提升为当代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基础地位或主导地位。从学术自由的角度
看，与新儒家、新儒学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一样，新道家、新道学亦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
但我们对“道学是参天地、赞化育、贯中西、通古今的大学问，创立新道学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
史潮流中审时度势，应变自强的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参见胡孚琛、吕锡琛著《道学通论》，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的说法，眼下还只能保留意见。希图新道学引领中国乃至世界走向大同，是
否期许过高？不过，正如“道家主干说”的讨论一样，关于新道家、新道学的讨论也将是有意义
的和必要的。
（三）关于道学与的结合问题
儒学研究中，人们曾就儒学与的结合问题进行讨论，并取得一定的进展。虽然人们关
于二者能否结合的认识见仁见智，但多数论者普遍认为，“合则两利，离则两伤”。可是在道学
研究中，道学与的结合问题似乎未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依笔者看，探讨道学与马克
思主义的相同相异、相通相融关系，既是推进的进一步中国化，发展中国特色和中国
气派的的需要，同时也是使道学获得提升、获得发展和发扬光大的需要。一方面，马
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中国化，有赖与中国的经济、政治特点相结合的同时，吸收包括道学在内的中
国文化的有益养分，从而充实和丰富自身；另一方面，道学要实现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创造
性转化，有必要以为指导，用理论来改造自身，使其获得新的生机与活
力。现在，道学之现代价值和现代意义得到愈来愈多的人们的普遍认同，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实
现道学精神与的结合或融合，正是使道学之现代价值获得充分体现的一条重要途径。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所谓“儒道互补”；在现代中国，显然存在一个道学或儒道与的
互补问题。这方面有大量的文章可作，相信学术界有人为之。
（四）关于道学的普及与大众化问题
儒学研究中，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曾就儒学的普及与大众化展开讨论，亦有人做了一些儒学普
及的实际工作，如儒家伦理的启蒙教育，儒家经典的背诵等，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总的说，还
局限在学术讨论的层面，从学术探讨进入普及的真正的实际操作，还有很大的距离。然毕竟迈出
了可喜的一步。笔者认为，道学也存在一个普及与大众化的问题。道学研究工作者在这方面亦是
可以大有作为的。当然，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一方面，道学中有精华有糟粕，有“神奇”
有“臭腐”，需要人们作出准确的价值判断和取舍；另一方面，道学之普及化、大众化不等于道
学之庸俗化、简单化，其间的分寸也不易把握。正因为如此，道学研究工作者更有责任提高自身
的政治素养、理论素养、道学素养乃至语言素养，在道学之普及中发挥引导作用。现在的要务是
提高认识，重视起来，尽快将道学之普及与大众化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五）关于道学史研究
随着道学研究纵横两方面的展开，道学史研究近年也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在道学通史的研究
上，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黄钊先生主编的《道家思想史纲》，陆玉林等著《中国道家》，胡孚
琛、吕锡琛著《道学通论》等等。在道学断代史的研究上，学术界较为注重者为先秦道学、魏晋
玄学、道教等。关于先秦道学，较为代表性的作品有：张松如、邵汉明著《道家哲学智慧》，朱
哲著《先秦道家哲学研究》，张运华著《先秦两汉道家思想研究》等；关于魏晋玄学，较为代表
性的作品有：汤一介著《郭象与魏晋玄学》，许抗生著《三国两晋玄佛道简论》，赵书廉著《魏
晋玄学探微》，高晨阳著《儒道会通与正始玄学》，王葆玹著《正始玄学》等；关于道教或道教
史，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卿希泰著《中国道教思想史纲》和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等。此
外，关于稷下道家、黄老之学、唐代道家等方面的研究，也有若干成果问世。上述作品的先后发
表，对于人们克服扬儒抑道的传统偏见，重新认识道学的历史地位，无疑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
用。但总的看，与儒学史研究相比，道学史研究仍显薄弱，至少现在还没有一部贯通古今的全面
详尽的《道学通史》。如果有一学界权威人士出来，牵头组织编写一部多卷本的《道学通史》，
当是道学研究与发展中之幸事。应该说，现在时机已经成熟。
（六）关于郭店竹简与儒道关系问题
1973年，帛书《老子》的发掘，曾使老学研究取得新的进展。时隔20年，1993年郭店楚墓竹简—
—《儒家简》、《道家简》的发掘，为儒学和道学研究的深入提供新的契机和条件。短短的若干
年，在该方面已经取得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出版了多部著作，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一些论文
集中反映在《中国哲学》第20辑、第21辑中。对于郭店楚墓竹简的价值，学界给予了很高的评
价，海外学者甚至誉之为“中国的死海遗书”。还有论者说，郭店楚墓竹简出土以后，整个中国
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在众多研究成果中，一个颇为普遍的认识，是肯认儒道之相通
而非绝然对立。笔者以为，对于帛书《老子》和郭店《儒家简》、《道家简》，还有进一步探究
关键词：文化哲学；文化；伦理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1－0110－06
一、文化哲学的发展历程和研究现状
有哲学就有哲学史，文化哲学也不例外。西方文化哲学史可以简论如下：文化哲学问题端倪于西方古代的“实践哲学”(主要指伦理、政治方面)，彰显于西方近代的“休谟叉子”(“是”与“应该”问题)和康德的“实践理性”(对应于“理论理性”或“纯粹理性”)。而文化哲学理论兴起于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维科的“新科学”(建基于哲学的“语义学转向”)、赫尔德的“历史科学”(建基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卢梭的“政治文化批判”(建基于哲学的“民族学转向”)；伴随19世纪中叶以来以爱德华・泰勒、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为代表的文化进化论、以马林诺夫斯基和卡西尔为代表的文化功能主义、以本尼迪克特和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文化结构主义的各自竞争性解释和批判性考察，文化哲学正式确立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哲学使命。20世纪以来的哲学人类学、哲学语义学、结构主义、现象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丰富和加深了文化哲学的理论资源和拓展空间。当代全球“文化性生存”境遇的莅临使得文化哲学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出发都获得了新的解释力。
在中国，文化哲学的研究肇始于上世纪80、90年代。在那个80、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全面转型可以作为文化哲学出场的社会基础和时代背景。在这个大背景和前提下，沿循“五四”以来对文化问题的讨论路径和资源框架，文化哲学基本理论和基本范式、西方理性危机的文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等问题，开始或再次成为中国学界文化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相关课题。
事实上，无论从现代西方哲学还是当代中国哲学，抑或哲学的当展来看，文化哲学的确获得了学界普遍性青睐和接受性认同。就现代西方哲学而言，无论是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萨特的存在主义，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卡尔纳普、艾耶尔的语义哲学，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的法兰克福学派，还是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历史哲学，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萨伊德的后殖民主义等等，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文化作为其学术考究背景或者思想绵延主轴。当代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化的研究、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以及二者共同对“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建构，遵循的也是文化哲学的理路。毫无疑问，文化哲学正在“走向21世纪的世界哲学主潮”(许苏民，《江汉论坛》1989年第6期)并成为“哲学的新生长点”(许苏民，《光明日报》1989年3月6日)。
就文化哲学的研究成果而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浙江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世界文化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译名著”系列丛书、三联书店出版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90年代特别是进入新的世纪，商务印书馆先后推出了“文化和传播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全球文化系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翻译了“知识分子图书馆”系列丛书。这些涵括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译作及其介绍评述，不但让国内学界明晰了世界文化哲学研究的大致情势，最重要的是奠定了国内文化哲学研究的一些最基本资料。当然，中国人自己书写的文化哲学专著也大量涌现，譬如：朱谦之从社会哲学角度论述文化研究的《文化哲学》(商务印书馆，1935)，许苏民从哲学角度梳理文化研究成果的《文化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程运用现象学方法进行系统细致的文化哲学研究的《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人民出版社，1994)，衣俊卿经由日常生活批判而作的《文化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何萍通过对文化哲学史的诠释以及用文化哲学解读哲学的《哲学与文化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与作为系统研究文化哲学认识论(广义认识论)的《文化哲学：认识与评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等等。至于散见于各大理论刊物的文化哲学论文，更是不计其数。
就彰明较著的研究基地和研究活动而言，可以看出，以黑龙江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为重心的两大文化哲学研究基地已经坐实并成为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先导”，从而以“文化”命名的诸多研究中心相继在各大学或研究院挂牌运营；“中国文化哲学论坛”围绕与文化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先后召开了7届研讨会议(到2010年10月为止)，涌现出了一大批中青年文化哲学研究大家，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长足进步。
二、我的文化哲学观
何谓文化哲学?这是每一个从事文化哲学研究的人必须首先澄明的前提性问题。即使不能用普遍认可的话语界定概念本身，至少应该有自己对文化哲学的一管之见。就文化哲学理解而言，学术界目前大致有两种思路：一是作为哲学基本理论、基本范式和基本思维模式而言的“哲学形态”理解，一是针对其成因与功能而言。前者以黑龙江大学衣俊卿教授为代表，认为文化哲学是区别于“部门哲学”的新的“哲学形态”，可以作社会历史理论解读的新范式；后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程研究员为代表，认为文化哲学是基于“文化间性”历史境遇，反思“何谓哲学”问题基础上哲学自身的重新“认识和设定”。但无论作何理解，我们无法否认文化哲学所欲求、所努力的最高、最后宗旨和使命：收复被“资本炼金术”和“丛林法则”业已篡夺、业已吞没的哲学阵地，即在理论上广延哲学的解释力、在实践上整饬“文化秩序”以及在伦理介入性品德上证成“人属世界”。也就是说，文化哲学作为现代西方主流哲学所孕育和负载的一种理智运思方式，伴随世界范围内“文化性生存”样态的渐次生成，其当代合法性在于哲学自救(或转换)和人的自我救赎。
之于前者即哲学自救而言，当哲学史上“哲学终结”问题不止一次地被学人们提出、讨论时，势必促发哲学寻求新的出路。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得到说明：一方面，当代哲学在不断被“实证科学”和以现代性一后现代性话语为背景的“社会发展理论”强势侵入并最终剥夺了研究对象时，哲学必然遭遇
“终结”问题从而寻绎涅柴更生；另一方面，伴随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资本逻辑”、“祛魅”逻辑的置换，哲学不再主导意识形态，代之以相对主义思潮的泛化。相对主义本身无错，但对相对主义的极度推崇将从根本上否认“形而上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之于后者即人的自我救赎而言，当代人类精神在后现代主义的挑唆置换下，信仰迷失、价值堕落从而精神极度空虚的现实情态，使得人类在精神层面的自我救赎就越发显得关键和紧迫。往昔的“风范大国”、“民族脊梁”终极信仰早已被“无品质的成功”、“无思想的文化”信念所肢解；金钱、地位、权势、娱乐满足人们肆无忌惮的欲望时，“现代文明人”的生命挽歌也被悄悄奏响。“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天人”不再“合一”、“神人”不再“合一”，人真的成了两腿无毛的动物了!如果说先前的哲人们还可以凭借宗教对人的精神领域进行些许护佑，那么，在科学如此高度发达的今天，当宗教失去了“综罗百代”的统治力并遭遇哲学的严重诘难和挑战之后，一切关于“人的问题”特别是人的生存意义安置问题就被推向了理论的关节点，亟待厘定。这里引用的诸多“喻世名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所折射的更为深刻的学理问题其实就是那个康德式的老问题：人何以是人。我们需要对康德一生难以释怀的“物自体”功能进行哲学再深思。
当然，我们也可以基于以下考虑对文化哲学的合法性进行质疑：哲学的伦理转向或者文化转向抑或文化的伦理转向，可能将哲学问题变成一个道德问题。但反问立即生成：较之于“思辨哲学”的根基动摇从而“哲学终结”危局，我们不选择以“人文化成”为原点理据的文化哲学，哲学还有出路吗?
进一步，上述双重救赎为什么可能甚或必须是文化哲学?文化哲学何以应对“文化独断”诘问?哲学为什么一定要走向文化哲学或者“哲学与文化的融合”?意义世界和人的精神领域能不能被文化哲学所完全承载?当人类理智接受文化哲学的合法性浸和持续性作业，理性和道德、事实和价值二分所产生的普遍性“文化焦虑”是否可以理疗甚或根除?当“哲学人类学”与“文化自觉”(事实上，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和当下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说明中国当下并不像某些学者认为的文化不自觉，而是文化太自觉了甚至文化泛化以致模糊了文化的本质)交汇在新的理论地平线上之时，全球化与社会转型所引发的“文化冲突”是否可以有效化解乃至消弭?这些理智困惑在学理上的积淀，将最终催生如下哲学问题：人文知识的客观性又如何。
很显然，发问不是为了简单作答，而是为了明晰文化哲学的出场究竟基于何种考虑，负载何种功能，呈现何种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文化”的深度理解。如果在一般意义上把文化理解为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复合体”，那么，文化哲学势必面临“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装”的学术困境。因此，合理的解读当是我们对“文化的伦理本质”和“伦理的文化本性”的适度把握和双向洞观。在此基础上，去进一步理解文化与伦理的互为本心与习心的关系和质态模式。
所谓“文化的伦理本质”，法国生命伦理学家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有过精当独到的论述：“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个人和人类在所有领域和任何角度中的所有进步的总和，只要它有助于作为进步中的进步的个人精神完善的进步。”“最为一般地说来，文化是进步，是个人以及集体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进步。文化在哪里?文化首先在于，对个人和集体而言，生存斗争缓和了。生存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得以缓和：以最大可能和最合目的的方式，理性实现对自然和人性的控制。从而，就其本质而言，文化也具有双重意义。文化既实现于理性对自然力量的控制之中，也实现于理性对人类信念的控制之中。那么，在这两种进步之中，哪一种是最为本质的呢?比较起来，可以说是理性对人类信念的控制。”“从而，物质成就并不是文化，只有在文化信念使其在个人和总体完善的意义上发挥作用时，它才成为文化。”换言之，“文化的本质不是物质成就，而是个人思考人的完善的理想，个人思考民族和人类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改善的理想，个人信念始终和有效地为这种理想所决定。某些东西是否或多或少地能够被列为物质进步，这对文化并不具有决定性。决定文化命运的是信念保持对于事实的影响。航行的出路并不取决于船开得快慢，它的动力是风帆或蒸汽机，而是取决于它是否选择了正确的航道和对它的操纵是否正确。”质言之，“文化的伦理本质”强调的是对敬畏生命的伦理道德本质的揭示。
因此，我们有了下面的理论判断，(1)“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制度的改造相比，伦理道德的进步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正如施韦泽所说，在现代化的早期，物质和制度的进步会同时推动道德的进步，但在现代化的物质和制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道德不仅难以与物质和制度共同进步，甚至会受到其损害。这时，伦理道德的进步就具有决定意义了。”(2)着眼于当代中国现实，可以看出，“当代中国社会与启蒙时期的欧洲社会在文化心态上应该是‘同时代的’……因而启蒙精神也是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课题。然而……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中重建启蒙精神，并不意味着重走欧洲人的老路，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经过反思和修正的启蒙精神。”这样的判断事实上表明，“当我们以‘文化思维’反思历史和现实的时候，伦理标准和目标居于文化思维的中心。”
所谓“伦理的文化本性”，东南大学伦理学家樊浩教授有过系统细致的阐发。他通过对中西文化中不同“伦理”生成的历史性考察，指出“西方并没有形成中国意义的伦理文化，更没有形成中国式的伦理型文化，就像中国没有形成西方式的法律文化、宗教文化一样，因为在中国，伦理在相当程度上履行着法律、宗教、伦理的三重文化功能。为此，就必须对中国文化中‘伦――理――道――德’概念的内涵及其运行原理作文化学上的分析。”经过一系列引经据典式的论述，他总结说：“人伦原理、人德规范、人生智慧、人文力四个方面的统一，构成伦理的文化本性。这种文化本性的特质是：以人为主体，人伦为基础，价值为取向，规范为核心，智慧为真谛，人文力为本质。伦理的文化本性与伦理的文化原理一体，构成伦理作为一种文化设计与文化生态的有机构成的特殊韵味和特殊品性。”
需要强调，施韦泽先生把文化仅限于道德领域的理解以及樊浩教授对伦理的纯粹中国式文化解析，都未免失之偏颇，但相对而言并结合“文化乱象”和“伦理道德疏离”之社会现实，二位颇具匠心的思想流淌和其典范式的结论创制，对我们确有启示意义。我们要做的不是在其理论中寻找悖论，而是领悟他们试图解决的理论难题，明晰其真实理论旨趣所在。
通过引述“文化的伦理本质”和“伦理的文化本性”，不难看出，这两个稍显矛盾或者略带循环论证之嫌的范式释义所内蕴的互文式思维真实：一方面是文化本质的伦理证成逻辑，一方面是伦理本性的
文化定位推演。前者可以立足于观念史的视角从人类文明发展史得以明证。譬如西方自“启蒙以来，西方文明在科学、理性的名义上向全人类贡献了两种优良伦理意义上的社会道德理想和生存价值信念，一是自由，一是平等。依照自由主义的经济伦理，我们获得了以理性、科技、工商、金融、贸易、正当、效率、法制等为标志的现代经济文明；依据平等的公正伦理，人类获得了以神性、道德、信仰、民主、正义、公平、良治为标志的现代政治文明。”
后者可以立足于诃源学从“说文解字”说开去。譬如中国的“伦”即“辈”，“理”即“治玉”，从而“伦理”就是“人伦之理”。这种“人伦”从“血缘”(“天伦”)开始，“治玉”从“治人”开始(这事实上预设了“人性善”命题，因为只有人“善”，才有文化的可能)。又因为伦理事实上是理论化、系统化的道德(或者说伦理指向的是社会规范，道德指向的是个体美德)，而“道”就是“道路”和“Tao”，“德”就是“得”，所以“道德”就是得到“非常道之道”。如此双向建构――在个体“道德”与社会“伦理”之间，中国“伦理”的“天人合一”的文化本性得以圆融生成并被解蔽在我们面前。
上述文化本质的“伦理证成”逻辑与伦理本性的“文化定位”推演，所要揭示或者表达的问题实质，就是优雅的人性与健全的道德人格境界养成何以可能的问题。由此而发，我们承认文化就是人性，就是人化；文化哲学更合理的称谓应该是人化哲学。因为：“人性乃至文化不可以被理性先验地去设定，人性和文化是随着人类的活动和文明的进程不断地被发现、被创造、被创制、被完善、被实现的过程。这就是人性的真实、历史的真实、文化的真实。新的文化哲学以及文化概念的内在根据和立足点就在这里。”
回到现实，令人惊叹、惊讶的却是另一番情景：当现代性一后现代性社会的“人伦之理”迷失之际，呼唤“道德陛生存”乃至诉求“文化三自”虽已成为逻辑之必然，但事实上，追求“品味人生”乃至对“公序良俗”的诉求还仅仅停留在形式和口号上。它并没有被“市场社会”中的“我”和“我们”认可、认同直至内化，更遑论其躬行践履。而即使觉知于“文化人”面具或“文明人”之光的照耀，但落实在文化操守实践路径上的，依然是利益驱动下的“经营性文化产业”，并非承载人性冷暖的“公益性文化事业”。
现代人类只是用“文化资本”为世界扩充增量，而问题在于“德性生活”的智识存量。
也因此，作为对文化之“人为的”和“为人的”观照、反思、批判乃至理性表达――文化哲学，无论就理论、现实还是二者的结合上，都可以合理、合法地拥有自己的领地并走向理论自觉。且不说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本身需要不断转换主题，一个浅显的道理在于：根植于人的超越性和创造性的文化、由此而及的社会以及人自身，都需要不断走向文明和现代。既然没有人愿意“在一个昏暗的时代走着昏暗的路”，那么，文化就无需隐退，哲学就不能失职。难怪有人诘问：“形而上学之后怎么办?”这个问题实在耐人寻味。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对文化哲学作出如下理论拓展并给出建设性预判：文化哲学囿于在入学层面对人的生命价值、意义的时代性彰显，在自然哲学层面对“人化自然”意义的强调，在社会哲学或者历史哲学层面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开放性、多元性的呈现，在宗教哲学层面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处理，在实践哲学层面对“主体性”原则的提升，在公共哲学层面对“文化公共性”意蕴的开拔以及在哲学层面对人的实践、人的自由――人的文化创造活动的诠释，等等，文化哲学必将成为或者原本就属于区别于经济哲学、科技哲学等“部门哲学”的新人类形而上学。这也符合诸多学人认同的超越实体性思维的功能性思维、超越文化预成论的人学生成论逻辑图景。概言之，文化哲学问题就是反思并追问人及其文化赖以成立的前提和根据问题。当然，(1)这样的理解本身能否得到文化哲学史的支持还需要进一步论证和检验。(2)这个前提和根据问题可能包含现代性问题、全球化问题、生态问题、伦理问题、制度问题、“古今中西”问题等等。也因此，文化哲学理当是一个开放性的学科，我们不必急于总结和定性“文化哲学”。
三、文化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出路
(一)完善中西文化哲学史的研究。
虽然我们对哲学史上一些文化大家的思想、论著有了一定的阐发，但是，这些思想、言说背后究竟要解决的理论难题是什么以及相互之间何以接洽，从而形成成熟的文化哲学史理论，尚待时日。譬如，对于从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走来的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的文化哲学研究，目前较多关注的仅仅是他诸多“符号形式”以及“人是符号的动物”的文本释义，至于他要解决的理论难题――是“客观性问题”还是“人文知识的伦理逻辑”，仍在争论之中。就是说，文化哲学发展的主线和整体面貌依旧模糊。不仅如此，中国文化哲学史的建构，特别是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学者(譬如)的思想观念的哲学提炼和整体把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重建中国的文化哲学框架。
文化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开启和展开，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方文化哲学话语。因此，(1)在“意识形态远未终结”的话语体系里，中国当是中国人的中国，理当拥有自己的文化哲学话语权和文化哲学形态。(2)面对“文化全球化”和“文化性生存”境遇，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国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都要求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和文化范式作“先导”和“规制”。(3)面对“新全球化时代”和“新媒体时代”文化生态平衡的日渐被打破态势，“文化认同”的哲学观照，为文化哲学重建带来新的视域空间。这既是时代赋予文化理论自觉之必然，也是中国文化哲学本身得以走向合法化的绝佳契机。
(三)融合文化哲学与哲学研究的视域，开启共赢互利的学术研究新局面。
清华大学邹广文教授指出：“虽然马克思没有频繁地使用‘文化’概念，也没有提出系统的文化理论，但是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考中贯穿着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内在逻辑，这实际上是以主体性为核心的文化哲学的逻辑；只有抓住马克思思想的这一内在的文化哲学的逻辑，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补充意义以及他对现代性的文化批判。”他还总结说：在马克思哲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文化哲学的逻辑起点，主体文化是文化哲学观的核心，其目标指归是完善唯物史观，马克思的现代性文化批判可以算作个案分析。有鉴于此，我认为，应从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和文化哲学的基础性问题这两个方面共同推进当前哲学和文化哲学的研究：一方面，通过文化哲学的研究，获得对于唯物史观的一定程度的新理解；另一方面，依据对于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推进文化哲学的研究，逐步建构起的文化哲学，以摆脱目前哲学在面对西方文化哲学时的“文化经济化”、“文化政治化”和“哲学社
会学化”状态。
(四)从方法论角度跨越文化哲学研究遭遇的学术瓶颈。
任何哲学研究都离不开方法论的指导，文化哲学研究尤其如此。因为关于文化的哲学透视，人们可能选取“一定的文化”(譬如特定民族、特定时段的文化)或“部门文化”(譬如企业文化、体育文化、网略文化等)进行“个别性”的哲学透视，也可以着眼于文化人类学视域对整个人类文化进行最一般意义的、“总体性”的哲学观照。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理论资料并检验完善后者，后者可以为前者提供理论指导和科学启示，因此，前后二者的共时态优良发育和培植，才是文化哲学研究可取的方法论原则。视角可以不同，方法属于“通观”。
就具体方法而言，我们还可以就文化人类学、历史文化哲学、文化的实证研究和文化的哲学研究、文化批判思潮等不同视界开出不同的具体方法，进而构建文化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大厦。就是说，可以专门从方法论角度展开文化哲学的进一步研究，跨越文化哲学研究目前遭遇的学术瓶颈。
(五)把文化哲学研究纳入其他人文科学领域，寻绎文化哲学研究的新路径。
吉林大学邴正教授曾指出：“文化哲学实质上是自觉了的人的自我意识”，而人的自我意识又展开或投射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等不同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所以，“哲学的文化研究不是一种单纯的哲学理论活动，而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的发展过程”。有鉴于此，我认为，把文化哲学研究纳入其他人文科学领域，可以期待开启文化哲学研究的新领域。这样做尽管可能带来文化哲学研究的“对话”难题或者学术不“规范化”，但学术创新本身也是一种冒险；而且，较之于那些隔靴搔痒的“边缘理论家”，这样的做法至少在纯良道德实践层面需要鼓励。而开放性的文化哲学一定会让我们对哲学之未来充满无限期待，尽管按照黑格尔的论断，“哲学是黄昏到来时才起飞的密纳发的猫头鹰”。
四、最后的引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