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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南北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游牧文化；乌桓；鲜卑；研究索引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273-03
一、论著类（含博士、硕士毕业论文）
成永娜，《乌桓民族关系探析》，烟台大学硕士生论文，2009年。
郭鹏，《十六国时期慕容燕集团文化述论》，西北师大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
闵海霞，《匈奴发展史研究》，兰州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吴松岩，《早期鲜卑墓葬研究》，吉林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蒋东明，《慕容鲜卑兴衰原因探析》，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李莎，《论乌桓、鲜卑的南迁及其对汉匈关系的影响》，渤海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陶丽根，《拓跋鲜卑早期史地综考》，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郝燕妮，《慕容鲜卑对“中国”认同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刘洋，《东汉王朝东北地区治理政策研究――以东汉王朝与鲜卑的关系为重心》，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梁云，《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3年。
周刘备，《唐代诗人眼中的汉代边疆问题》，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洪波，《两汉时期的马政与边疆安全》，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焕清，《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名号与崇山习俗考论》，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李路《汉代东北边疆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流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6月
张婷婷，《鲜卑族民间美术造型》，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高建国，《鲜卑族裔府州折氏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二、论文类
理论研究综述
傅新民，《融合、消亡、新生――北魏拓跋鲜卑文化改革沉思》，《网络财富》2009年01期。
闫祥云、马成军，《拓跋鲜卑史学自觉与北朝史学编纂》，《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02期。
姚胜，《甘英出使大秦原因考》，《塔里木大学学报》2009年03期。
李焕清、王彦辉，《匈奴“瓯脱”考辩》，《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04期。
王平、陈文，《简述东汉前期对北匈奴的政策》，《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04期。
薛海波，《试论汉魏之际东北各民族的政治发展形态――以部落酋豪为中心》，《东北史地》2009年08期。
闵海霞、崔明德，《试析南匈奴未能实现统一的原因》，《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期。
李治亭，《论边疆问题与历代王朝的盛衰》，《东北史地》2009年11期。
陈得芝，《秦汉时期的北疆》，《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09年12期。
焦应达，《古代北方民族法律起源探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5期。
程尼娜，《汉代东北亚封贡体制初探》，《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梁云，《内蒙古地区鲜卑历史的研究意义》，《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秦树才、梁初阳，《〈后汉书〉中国民族史史料概说》，《西南古籍研究》2011年06期。
杨春奋，《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男子发式微探》，《鸡西大学学报》2011年07期。
梁云，《早期拓跋鲜卑研究回顾》，《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1期。
王冉，《论早期鲜卑和东胡的渊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2期。
付开镜，《魏晋南北朝鲜卑民族性观念的儒家化》，《史林》2012年06期。
周丽莎，《魏晋时期鲜卑之崛起及其被打压》，《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2年12期。
尹波涛，《略论马长寿先生的北魏史研究――以〈乌桓与鲜卑〉为中心》，《西北民族论丛》2013年08期。
李晓标，《区域旅游开发中的文脉分析研究――以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为例》，《现代营销（学苑版）》2013年10期。
李昆、李建凤，《知网所见鲜卑族族源研究综述》，《青春岁月》2014年01期。
高然，《民族历程与慕容改姓》，《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07期。
戴光宇，《试论鲜卑语、契丹语和满语的关系》，《满语研究》2014年12期。
赵红梅，《汉代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比较研究――以度辽将军、护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将为中心》，《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09期。
起源与发展史
李海叶，《北魏时期的慕容与鲜卑》，《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黄河，《3-4世纪昌黎鲜卑胡姓群体初探》，《东北史地》2010年01期。
赵学政，《诗歌（词）中的北疆游牧史考――以匈奴、鲜卑为例》，《前沿》2010年01期。
殷宪，《拓跋代与平城》，《学习与探索》2010年03期。
李书吉，《拓跋魏代北史实拾遗》，《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曹永年，《关于拓跋鲜卑的发祥地问题――与李志敏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2010年08期。
潘玲，《西汉时期乌桓历史辨析》，《史学集刊》2011年01期。
刘军，《论鲜卑拓跋氏族群结构的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1期。
赵红梅，《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谈论――关于慕容氏的起源及其对华夏文化的认同问题》，《学习与探索》2011年05期。
梁云，《拓跋鲜卑西迁大泽、匈奴故地原因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7期。
杨军，《乌桓山与鲜卑山新考》，《欧亚学刊（国际版）》2011年10期。
倪瑞安，《拓跋南迁匈奴故地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12年01期。
穆臣，《慕容鲜卑民族共同体形成考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7期。
温玉成，《论拓跋部源自索离》，《新疆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11期。
丁柏峰，《简论吐谷浑西迁之后与慕容鲜卑的历史分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01期。
崔向东，《论慕容在慕容鲜卑崛起中的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02期。
王鹏，《鲜卑人觊觎中原慕容世家的“皇帝梦”》，《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02期。
刘宗铭，《简述鲜卑族的起源及发展演变史》，《学理论》2013年03期。
王天蛟，《嫩江流域是鲜卑入主中原的必由之路》，《理论观察》2013年04期。
魏俊杰，《论鲜卑段部的源流和兴衰》，《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高然，《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考论》，《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08期。
文化、社会生活与习俗
高恒天、赵金国，《秦汉时代鲜卑族的道德生活及影响》，《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2期。
徐海晶，《从北朝上层女子看鲜卑族的贞洁观》，《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4期。
孙险峰，《北魏鲜卑人的宇宙观――从鲜卑人的祭天礼制看宇宙观的变迁》，《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11期。
庄鸿雁，《鲜卑萨满文化三论》，《学术交流》2012年09期。
王永平，《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以其学术文化积累的提升为中心》，《河北学刊》2012年11期。
陈鹏，《拓跋鲜卑七分国人时间异说形成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吕净植，《鲜卑非瑞兽辨》，《北方文物》2013年02期。
艾荫范，《尾音节为“隗”的古鲜卑人名音读和意涵初判》，《北方文物》2013年04期。
王春红，《北魏鲜卑八姓之嵇、奚辨》，《许昌学院学报》2014年04期。
赵和平，《于阗尉迟氏源出鲜卑考――中古尉迟氏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14年06期。
肖永明，《青海魏晋十六国墓葬的鲜卑文化因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05期。
曾顺岗、张宏斌，《鲜卑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儒士命运――对北魏崔浩被诛的深层解读》，《天府新论》2014年05期。
孙楠，《鲜卑族口传文学的史料价值》，《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9期。
陆刚，《东汉鲜卑立体造型艺术发展脉络研究》，《雕塑》2014年09期。
宋丙玲，《从文本和考古材料探析早期鲜卑服饰反映的汉人意象》，《中国美术研究》2014年09期。
陆刚，《鲜卑立体造型艺术作品构成形式解析》，《美术教育研究》2014年10期。
政治、制度与军事
薛宗正，《关于慕容氏集成制度的探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李俊方、魏舶，《汉晋护乌桓校尉职官性质演变探析》，《北方文物》2009年11期。
李大龙，《简论曹魏王朝的鲜卑政策――以王雄刺杀轲比能为中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0期。
李瑾明，《游牧社会领导者的作用考――以鲜卑君主的地位为中心》，《宋史研究论丛》2010年12期。
金洪培，《淝水之战与慕容垂复燕》，《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4期。
林永强，《汉朝针对降附乌桓的军政管理措施考论》，《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04期。
曹晋，《克里孟古城：檀石槐鲜卑军事大联盟的指挥中心》，《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6期。
毋有江，《拓跋鲜卑政治发展的地理空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赵红梅，《鲜卑朝贡制度构建的历史轨迹――1―4世纪鲜卑朝贡中原王朝特征述略》，《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程尼娜，《汉魏晋时期东部鲜卑朝贡制度研究》，《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民族交往与融合
王华权，《汉语亲属称谓前缀“阿”成因再探――兼说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语对中古汉语的影响》，《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4期。
崔明德、成永娜，《乌桓调整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原因及其影响》，《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7期。
周惠泉，《宇文虚中新探》，《文学评论》2009年09期。
孙玉景，《古代浑河地区民族族系嬗变及其文化特征》，《民族论坛》2010年03期。
汪锡鹏，《由太和五铢到北周三品――从钱币上看北朝鲜卑统治者的汉化进程》，《中国城市金融》2010年03期。
羊瑜，《从六镇鲜卑看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赵秀文、金锋、包福存，《鲜卑族汉化与诺曼底贵族盎格鲁化比较》，《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年08期。
庄金秋，《略论段部鲜卑与两晋的关系》，《东北史地》2010年09期。
束霞平，《刍议鲜卑族服饰对南北朝戎服的影响》，《丝绸》2010年10期。
沈波，《对鲜卑族种属的多角度探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1期。
金洪培，《叛服不常――略论慕容鲜卑与西晋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2期。
高然，《鲜卑豆卢氏世系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12期。
赵红梅，《乌桓朝贡东汉王朝探微》，《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11期。
胡玉春，《铁弗匈奴与拓跋鲜卑关系考略》，《黑龙江史志》2012年01期。
王荔，《慕容鲜卑汉化过程浅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3期。
李春梅，《匈奴与乌桓的关系考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3期。
李莎，《论两汉时期乌桓、鲜卑南迁的原因及对汉匈奴关系的影响》，《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5期。
管芙蓉，《鲜卑族入主中原的意义》，《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6期。
潘慧，《浅析拓跋鲜卑和中原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丝绸之路》2012年08期。
赵红梅，《政治中心的移徙与民族文化的交融――慕容鲜卑传统教育渊源解析》，《学习与探索》2013年02期。
孙泓，《慕容鲜卑迁入朝鲜半岛及其影响》，《朝鲜、韩国历史研究》2013年03期。
郑亮，《试论东汉与鲜卑的和战关系》，《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3年09期。
刘彦坤，《浅析鲜卑文化在南北朝时期对民族大融合推动作用》，《商》2014年04期。
孙颢，《高句丽与慕容鲜卑关系解读――以陶器为视角》，《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崔向东，《乌桓、鲜卑南迁西进与北方民族关系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07期。
杨懿，《华裔理殊：永嘉之乱前的慕容鲜卑及其改革动因》，《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7期。
苗霖霖，《党项鲜卑关系再探讨》，《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年08期。
考古研究
吴松岩，《早期鲜卑考古学主要发现与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09年01期。
韦正，《鲜卑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07期。
倪瑞安，《拓跋―北魏墓葬研究的学科背景与核心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01期。
吉平、刘海文、马婧，《内蒙古南宝力皋吐鲜卑墓地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06期。
陈孔坛，《“北周三品”钱币是鲜卑宇文部汉化的物证》，《东方收藏》2010年11期。
李怀顺，《河西魏晋墓壁画少数民族形象初探》，《华夏考古》2010年12期。
潘玲，《东汉至魏晋早期鲜卑墓葬的特征与演变分析―以性别和年龄差异为例》，《草原文物》2012年03期。
范恩实，《论西岔沟古墓群的族属――兼及乌桓、鲜卑考古文化的探索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04期。
吴荭、王策毛、瑞林，《河西墓葬中的鲜卑因素》，《考古与文物》2012年04期。
潘玲，《长城地带早期鲜卑遗存文化因素来源分析》，《边疆考古研究》2012年08期。
吴松岩，《拓跋鲜卑一种特殊的合葬类型―二次叠葬墓》，《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9期。
谢洪波，《北朝镇墓兽造型与鲜卑族汉化的关系解析》，《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04期。
林林、冯雷、郭松雪，《慕容鲜卑早期落脚点“棘城之北”考》，《草原文物》2013年09期。
范兆飞，《北魏鲜卑丧葬习俗考论》，《学术月刊》2013年09期。
张景明，《鲜卑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边疆考古研究》2013年12期。
关键词：陶瓷，陶瓷史，工艺美术
中国最早的陶瓷是青瓷,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距今约4200年。随着中国原始艺术的第一繁荣时期的结束，迎来了新石器时代工艺彩陶的第二繁荣期的来临。
仰韶文化彩陶最早出现在河南省淹仰韶村发现。其中有半坡型彩陶，首先发现西安东郊半坡村，分布地区集中在关中平原。彩陶以黑色与红色为主。装饰图案有人面纹、鱼纹、鹿纹、蛙纹等。而中晚期的鱼纹从静态转为动态，不在注重形态，通过对口，眼腮尾鳍的描绘来表现鱼的动态。半坡型彩陶钟情于几何纹样的造型。说明了我们祖先的抽象造型能力。庙底沟型彩陶首先发现于河南陕县庙底沟。主要分布在陕西中地区。庙底沟型彩陶整体造型的线条极为流畅。装饰图案多采用圆弧线，直线和点。构成雅致流美的神韵。马家窑型彩陶是庙底沟的延续和发展。首次发现于甘薯马家窑。硕士论文，陶瓷史。。马家窑型彩陶整体风格是豪迈、大气，有着极强的动势。图案中，大量出现平行线，平等圆弧线，同心圆，在漩涡式的滚动中所有出现在圆点，恰恰又产生出静态美。
到了夏、商、西周时期，陶瓷制作工艺大大提高，而且窖场规模也不断扩大。由于商饮酒之风盛行，所以陶质酒器很多如：觚( gu )、尊、壶、爵( jue)等。到了西周，陶质的酒器明显减少。装饰手法上更注重部位的选择比例的权衡虚实，繁简的搭配在这个时期已经体现出来。这个时期随着三层花，理性色彩的增强以及窃曲纹，波纹，重环纹，瓦纹等的出现更好的体现了夏商西周时期工艺的提高。
秦汉时期是中国社会的重大转折时期，也是一个大融合的时代；秦汉工艺美术是以强盛的打帝国为背景的大一统美术。以儒教思想为背景的礼教美术和以人生享乐为背景的神仙美术。其中，汉朝的陶瓷工艺有较高成就的有：釉陶，青瓷，彩绘陶，陶塑等。汉末晋初最好的青瓷窑是越窑。胎质坚硬，胎色灰白。这个时期的主要瓷器是青瓷。基本风格是清雅，装饰纹样的舒缓，釉色清新可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则以佛教美术的兴起哲学思想进入艺术领域，本时期主要以清淡，玄学，竹林七贤为主要的风格。大量的出现白瓷、青瓷。瓷是由陶演变发展而来的。与前面提到的陶有着本资的区别： 1.原料不同。陶用黏土，瓷用瓷土。2.烧制温度不同。陶器低，在800℃左右。3.质地不同。陶器质地松脆，有微孔；瓷器质地细密，敲击声脆如金属声。硕士论文，陶瓷史。。
隋唐时期是中国工艺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时期。无论是陶瓷上的南北交流清白并重，还是金属器皿上的中外合璧，都表现出匠师那种“不薄技术，爱艺术，不薄今人爱古人”的内在追求与气质。创造了开放的华美时代。
隋朝的白瓷，釉色光润。以青瓷为主流产品。唐三彩女佣的出现在世界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唐三彩女佣那雍容华贵的大家风范，实在是大唐包容一切外文化的象征。唐三彩是唐代彩色釉陶的通称。多用白色粘土做胎；以含铜，铁,钴,锰等金属元素的矿物质为着色剂，配制低温釉，施于胚体表面在800—1000℃左右低温中烧成。其彩色并不仅限于三种颜色，一般有绿、黄、蓝、白、紫等多种色彩，但以黄、白、绿为主。唐三彩主要用于随葬。常见的有瓶、钵、罐、盘、杯、碗、枕等普通生活器皿，此外还有各种动物和人佣及建筑家具等。
随着市民生活的需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两宋的工艺美术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蓬勃气象。这时期出现了宋代的五大名窑：汝、官、哥、均、定。
1.汝窑（以烧造青瓷为主），天青色，天青色在色彩上介于绿色和蓝色之间，既有蓝色之冷又有绿色之温。汝窑瓷器朴素、高雅是统治者沉淀于安逸享受的现实反应。体现了平淡、蕰籍之美。
2.官窑，胎有灰、黑和米黄数种，纹片大、小均有，釉色有粉青、米黄、深米黄等。北宋官窑窑址未明，南宋修内司官窑及郊坛下官窑窑址在杭州凤凰和乌龟山。硕士论文，陶瓷史。。
3.哥窑（龙泉窑），釉色有粉青，灰青，米黄之分，以灰青为主，釉面布满龟裂的裂片，有开片。弊病称为了一种纹理，好像冰裂变化万千形成自然雅致的天趣。
4.钧窑，在河南禹县，有天青、月白、灰蓝、海棠红、玫瑰紫等色。艺术特点为：“夕阳紫翠忽成岚”天青色于玫瑰紫色交织，釉色美如朝晖。铜的运用高温形成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5.定窑，是五大名窑中唯一烧的白瓷，兼烧黑釉，绿釉酱釉。地址在河北曲阳。釉层薄而滑腻滋润。釉色白中微微闪黄，好似古代妇女薄施粉黛。给人以柔润，恬美的美感。硕士论文，陶瓷史。。
南宋 足洗和明永乐、窖青花缠枝山茶纹扁壶都为上海博物馆的珍藏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硕士论文，陶瓷史。。
两宋时期瓷的发展有两大特征，一是南北瓷都在发展；二是官窑，民窑都在发展而元瓷的发展则集中在江西景德镇的发展上。其主要工艺是青花，釉里红，中国书画艺术与中国陶瓷工艺得以充分完美的结合。这是景德镇瓷工艺的重大贡献。而且元代还烧制高温卵白釉、红釉、蓝釉。硕士论文，陶瓷史。。
到了明朝，景德镇瓷器独领。主要瓷器品种为：青花、釉里红、五彩、珐琅彩、粉彩。极具宫廷贵族气象的典雅，其突出代表要数五彩冰梅蝶纹瓷瓶了。圈足与瓶颈装饰带采用红绿相间的民间抽象、写意的表现手法，与肩、腹、腰部的冰梅蝶的主体纹饰形成强烈的对比，色调雅致而明洁。清朝的宜兴紫砂壶制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文人雅士的积极参与其中。书画与紫砂壶的关系更加的密切，同时也反应了紫砂壶制作更加文人化了。
一部陶瓷史，就是一部中国古文明史和审美史的缩影。由于每个历史时期的制作工艺和审美感受的差异，从而形成不同的陶瓷装饰形式。各个历史时期都有闪现时代光辉的精美之作，体现了各个时期的陶瓷发展特点。陶瓷烧制是一门博大精深的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陶瓷工艺也将展开新的一页。技术与时代完美结合，相信陶瓷事业将会变得更加辉煌。
参考文献：
[1]海天.中国工艺美术简史[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此后，宋为统一北方与辽之间在河北地区频发战争，对当地政治、经济及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破坏。公元1004年，宋、辽缔结澶渊之盟，约定以白沟河（今大清河一线）为界，双方罢兵求和，从此进入和平相持时期。这种稳定的环境有利于河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们安定生活。但另一方面，河北也进入一个南北分裂的时代，中南部地区属宋，北部地区属辽。这种情况直到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后，河北全境统一属金。
宋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主要设路、府、州、县等，河北主要分为两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河北东路所辖地区主要有：大名府、开德府、河间府，以及沧州、冀州、霸州、德州等11州。河北西路所辖地区主要有：真定府、中山府、信德府、庆源府，以及相州、卫州、州、深州等9州。上述两路基本包括了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南的全部地区。
辽代行政建制设五京道，道以下设府、州、县。其中南京道的全部及部分中京道、西京道所辖地域，相当于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北的全部地区。
金代的行政建制基本因循宋，今河北省地域大致相当于金代的河北东路、西路以及中都路、大名府路所辖范围。
宋辽对峙与金统一河北，对河北这一时期物质文化的发展与面貌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河北此一阶段的古文化遗存，呈现出宋的中原文化传统与辽、金的北方文化因素互相融合的独特特点。
河北多年的文物考古工作发现了大量的宋辽金时期的文化遗存，出土了丰富的各类文物。已发现的宋代遗址约260多处，其中城址13处；辽金时期遗址约1600处，其中城址61处；另外还有大量墓葬。
二、宋代考古
北宋遗址以城址和瓷窑址最为重要，考古发掘工作亦主要针对此两项内容开展。比较重要的城址有大名故城、巨鹿故城等。始建于五代，宋代立为北京的宋代著名城市大名府故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500米，东西宽约6000米。城垣夯土筑成，残高1~8米。城内发现宋代灰陶和白瓷、黑瓷残器片，另外还发现有石雕佛像残件。位于今巨鹿县境内的宋代巨鹿故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12米，东西宽约300米。城垣遗迹已湮没于地下，文化层距今地表约3米深。1915年和1920年间，城址出土了大量宋代文物，其中有碗、盘、盆、罐、瓶等瓷器和绢画等。北宋普通中小型聚落遗址发掘的很少，遗迹主要是简单的房址、水井、灰坑等，出土遗物以泥质陶器和白釉、黑釉粗瓷器为主，器型主要是碗、盘、罐、瓮等。
定窑、磁州窑和井陉窑遗址是河北北宋至金时期三大重要瓷窑址。定窑乃宋代著名瓷窑，其创烧于唐代，至元代渐衰落。核心窑址位于曲阳县涧磁村附近，发掘出的遗迹有窑炉和瓷器作坊遗址。出土的瓷器尤以白瓷器最为著名，即闻名于世的定窑白瓷，种类主要有碗、盘、碟、瓶、壶、盒和枕等，胎质细腻，釉色润泽，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和印花等，图案以花卉和动物形象为主，有的瓷器上题款有“官”、“尚食局”、“尚药局”等，多与宫廷和官府有关[1]。
磁州窑兴盛于北宋和金代，是宋元时期北方著名的民间窑场，包括磁县观台镇和邯郸彭城镇两个窑址群，遗迹发现有窑炉、石碾槽、作坊及原料堆等。瓷器产品以白釉器为主，次为黑釉、绿釉、黄釉器等，器型种类有碗、盘、罐、瓶、壶、枕和建筑构件等。装饰技法极为丰富，有划花、印花、剔花等，其中尤以白地黑花的装饰最具风格[2]。1989年调查新发现的井陉瓷窑遗址群，是隋代至元代烧制白瓷器为主的瓷窑群，产品表现出一些独特的地方特色，以白瓷为主，其次有黑釉、酱釉、绿釉和黄釉器[3]。
北宋墓葬的发掘以井陉柿庄墓群较为著名。共发掘墓葬14座，形制以带墓道单室仿木构砖室墓为主，其中尤以6号墓的“捣练图”壁画最为完整精美。该墓地的年代，发掘报告认为是北宋末至金初，近年有人认为应晚至元代[4]。
北宋与辽对峙存在，位于两国交界地带的河北中部地区留下了不少军事性遗迹，如永清、雄县境内的北宋地道遗址，属抗辽的军事防御设施遗迹。地道距地表约4米，洞高约1.5米，宽约1米，一般系用灰砖垒砌而成，砖长30厘米，宽15厘米，厚7厘米。洞内发现有灯龛、通气孔等设施。出土遗物有黑釉的瓷碗、罐等瓷器或瓷器残片。这些地道遗存为研究宋与辽金的战争及军事防御设施提供了资料[5]。
从北宋开始，中国建筑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北宋时期建筑遗存在河北有着较好的保存。正定隆兴寺是现存规模较大、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宋代布局规划的寺院，为国内罕有的宋代建筑群，现存有4座宋代原构木结构建筑，其中摩尼殿的平面布局与殿顶形式常见于宋画，而实物罕见，故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河北宋塔在全国占有突出地位。于宋至和二年（1055年）建成的定州开元寺塔，高84米，为全国古塔之最。另一处著名的宋塔是高达63.9米的景县开福寺塔，也为国内少见的高塔。金代重修的正定广惠寺华塔，一层塔身四隅附建四座单层小塔，主塔上部满饰各类壁塑，为国内佛塔罕见形式。临城普利寺塔为宋代少见的方形砖塔，塔身一级满嵌砖雕坐佛，各层斗拱形制各异，极具装饰性。刻于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的赵州大观圣作之碑，在国内同类遗存中形体最高大，保存最好。建于北宋景5年（1038年）的赵州陀罗尼经幢，幢高16余米，为国内现存形体最高大的经幢，造型华丽，雕刻精美，为宋代典型代表作品。另外，北宋佛寺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定州静志寺真身舍利塔和净众院舍利塔的塔基，其地宫中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6]。
三、辽金考古
辽金时期的遗址集中分布在北部的张家口、承德一带，多为内涵简单、文化层较薄的一般性遗址，出土遗物主要是陶器和瓷器残片。发现的城址依大小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小型城堡址，一般平面近方形，边长50~100米，城垣夯土筑成；二是较大型城址，城垣边长一般在500米以上，如沽源小宏城、九连城等，其年代下限均延续到元代。九连城城址平面长方形，南北长920米，东西宽760米，城垣外侧建有独特的半圆形马面，直径20米，间距80~100米。
河北北部地区辽代墓葬发现很多，其中以宣化下八里张氏家族墓群的发掘收获最为卓著，是辽代考古的重大成果之一。该墓群属汉人家族墓地，时代集中在辽代末年大安和天庆年间。墓葬形制多为带墓道的仿木构穹隆顶单室或双室砖室墓，墓室平面有圆形、六角形和方形等。墓内均有色彩艳丽的壁画，内容以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情形为主，如出行、散乐、侍吏等，特别是还发现了“茶道”和“备经”等壁画新题材。随葬品除陶瓷器、铜器外，引人瞩目的还有许多保存较为完整的木制家具桌椅、衣架等。葬式为特殊的骨灰葬，并“以草为骨”或“以木为骨”制成人体偶像。张文藻等人的木棺上还有用梵文和汉文墨书的佛经，反映了佛教的葬制[7]。
金代墓葬重要的有高碑店金皇统三年（1143年）时立爱墓、兴隆金天德二年（1150年）契丹人墓等[8]。兴隆金墓出土的契丹文墓志是重要的契丹文资料，对研究契丹文字的起源和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金代佛寺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固安于沿村宝严寺塔基地宫，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金银器[9]。契丹人的墓葬重要的有平泉辽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耶律加乙里妃墓、重熙十五年（1046年）秦晋国大长公主墓等，出土的墓志铭补正了文献记载的不足[10]。
长城在金代有着奇特的发展。金长城又称金界壕、壕堑，与前代长城不同，它掘土为壕堑，掘出的土在壕内侧夯筑为墙，重要地段双壕双墙并列。墙体外侧筑望台（马面），内侧建戍堡、关城，防御体系比前代长城更为严密。金长城有主线和多条支线，河北境内的金长城属南线，位于康保、丰宁、围场境内，总长约216公里。长城由外壕、墙体、望台（马面）构成，墙体夯筑迹象不明显，坍塌严重，残高不足1米，望台间距200~300米。许多地段已被夷平，有些成为乡间大车道。
来自东北地区的辽金两族在汲取汉文化基础上，也创造了具有民族融合风格的各种建筑作品。河北境内保存有不少质量上乘的辽金时期建筑遗存。高碑店开善寺大殿，为国内现存不足十座的辽代木构建筑中经后代修缮改造最少、保存原貌最好的一座。建于辽应历十六年（956年）的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保留的辽代壁画及部分彩画弥足珍贵。河北北部辽塔的代表作品有涿州云居寺塔和智度寺塔、涞水庆化寺华塔、易县圣塔院塔、涞水镇江塔等。金代塔的代表作品有正定临济寺澄灵塔、昌黎源影寺塔、易县双塔庵双塔等。金代重要经幢有卢龙陀罗尼经幢，高11米，雕刻精细华美，为金代石刻精品。
四、河北宋辽金考古的重要性
河北地区宋辽金考古的重要性不仅仅表现在有多种多样的突出发现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发现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具有特别的价值与意义。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河北特殊的地理位置是研究中原宋代文化与北方辽金文化之间互相交流与碰撞的最佳区域。两种不同系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两种文化对峙的前沿地域则是研究这种关系的最重要环节。因此，河北在宋代与辽金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其次，河北是研究宋代考古的重要地域。宋代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今河南（下转39页）（上接25页）地区，而与之毗邻的河北则是宋代抗击北辽的前沿重要区域，因此将大名府升为“北门锁钥”之北京，成为陪都。这种特殊的政治因素为河北地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条件，因此也成为宋代考古的特殊地域。
第三，河北是研究辽金考古的重要地域。辽代升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为辽之陪都，成为辽代的重要区域。金代迁都燕京，称中都，河北地区成为京畿重地。因此，河北地区自然成为辽金考古的重要地域。
总之，河北特殊的地理区域以及丰富的考古发现，使其在中国宋辽金考古领域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
参考文献：
［1］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8期。
［2］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观台窑址发掘报告》，《文物》1959年6期；b.李辉柄：《磁州窑遗址调查》，《文物》1964年8期；c.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3］孟繁峰：《井陉窑金代印花模子的相关问题》，《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4］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井陉县柿庄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2年2期；b.徐苹芳：《看〈河北古代墓葬壁画精粹展〉札记》，《文物》1996年9期。
［5］a.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宋代地道清理报告》，《考古》1990年8期；b.夏清海：《河北省雄县祁岗村发现古代地道》，《文物》1984年6期；c.廊坊市文物管理处：《永清县古地道调查与试掘简报》，《文物春秋》2000年3期。
［6］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
［8］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新城县北场村金时立爱和时丰墓发掘记》，《考古》1962年12期；b.郑绍宗：《兴隆县梓木林子发现的契丹文墓志铭》，《考古》1973年5期。
［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固安于沿村金宝严寺塔基地宫出土文物》，《文物》1993年4期。
［10］a.郑绍宗：《耶律加乙里妃墓志铭》，《考古》1981年5期；b.郑绍宗：《契丹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志铭》，《考古》1962年8期。
【关键词】空间句法 轨道站点 公共空间 导则研究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注:该项目为北京工业大学第12届科技基金立项项目 项目编号: ykj-2013-10419
引言
北京市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地铁站点的可达性特征使得站点临近区域在集散区域内客流增大的同时也产生了资源的积聚效应，而北土城站站点周边公园、广场等公共空间众多，却缺乏应有的城市空间活力。
因此，城市轨道交通介入原有城市空间所带来的城市更新与站点周边公共空间的重塑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本文旨在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区域的公共空间层面，从站点区域的功能属性、公共空间的物理属性、人的行为特征等方面来研究城市外部空间形态，对城市轨道交通与城市公共空间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思考。
1. 北土城站站点周边城市公共空间分析
1.1 站点概况
1.1.1 规划范围
此次调研地点位于地铁8号线和10号线的换乘站――北土城站及其周边公共空间，占地面积约130公顷。北土城站周边以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北中轴景观大道广场等开放空间为主，辅以居住、办公、商业等功能用地。站点东北方向为在建的奥体文化商务园区，西北方向为中华民族园。
1.1.2 周边区域条件
北土城站是地铁8号线和10号线的换乘车站，且位于北京中轴线上，是北京传统轴线和现代轴线的过渡地带，作为奥运公园的门户和序幕，是北京交通区位的重要交通节点。周边用地以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广场等开放空间用地为主。
1.2 空间调研情况概述
1.2.1 公共空间分布特征
北土城站周边公共空间主要为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中华民族园（南区）、北中轴景观大道、公交总站和沿街带状防护绿地。用地内的古城墙文化、民族文化、奥运文化丰富多彩。
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利用率较高，人流较集中。而北中轴景观大道广场利用率较低，活动人群较少。中华民族园（南区）处于暂时关闭状态。
1.2.2 空间肌理特征
用地整体建筑密度较低，尤其以东北地块最为明显，为在建的奥体文化商务园区。以北土城站为中心，形成东西和南北向的大面积十字形开敞空间。东西向为带状的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南北向为北中轴景观大道（广场）及带状绿化，具有良好的视线通廊。
建筑以板式居住建筑为主，局部存在少量大体量现代公共建筑。南北向道路、广场形成了强烈的轴线空间。由于用地内建筑围合感不强，所以街巷肌理较为混乱，但绿化空间较为充足。
1.2.3 使用人群特征
根据用地内公园、广场等大型公共空间的功能性，其服务人群特征为：遗址公园主要服务于周边居住区居民的日常活动，中华民族园以游客为主，而北中轴景观大道处于周边居民和游客的混合使用模式，但以居民日常使用为主。上班族对区域内的公共空间利用率极低，主要在办公区域内活动。行人交通目的性较强，主要分布于交通干道沿线。四类人群混合使用的公共空间较少，以站点周边为主。
1.3 Space Syntax分析结果
1.3.1 街道整合度分析
北土城站点周边以北土城东路、北土城西路和站点南边的北辰路的整合度为最高。说明其拓扑平均深度较低，人流较易到达，可达性强。因此，此三条街道内的公共空间应作为优化设计的重点。
1.3.2 街道选择度分析
北土城站点周边以北土城东路、北土城西路的街道选择度为最高，站点南边的北辰路和安定路较高。而且，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也具有较强的吸引穿越交通到达站点的潜力。
1.3.3 站点所在街道相对深度分析
北土城站点周边以北土城东、西路和北辰路深度值最浅，有利于经济等社会生活的开展。其次，站点四周用地内深度值较为平均，个别地方存在较深区域。因此，在优化设计中，应努力降低站点周边公共空间的深度值，从而提升其可达性。
1.4 空间现状问题总结
1.4.1 线状城市公共空间
（1）局部步行交通系统可达性低
（2）部分站外步行交通系统可辨识性低，行人易产生迷失感
1.4.2 面状城市公共空间
（1）空间利用不充分，无法满足多元需求
（2）空间设计趣味性及观赏性较差，缺乏活力
1.4.3 文化氛围的营造
（1）多元文化（民族文化、古城墙文化、奥运文化等）氛围缺失
（2）中轴路――北辰路街景界面缺少“中国气质”，应加强其轴线秩序和文化氛围
2 北土城站站点周边城市公共空间优化策略研究
在城市设计层面，轨道站点周边公共空间优化设计导则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2.1线状公共空间
即站点出入口与城市街道的空间关系研究。具体包括空间的可达性、可辨识性、建筑围合界面等方面的指导性原则：
（1）沿街建筑立面整洁，尽量保持风格的整体统一，有底商的路段避免占据人行步道空间；
（2）道路两侧除了要有行道树之外，宽度足够的路段人行道两侧还应有丰富的绿化景观；
（3）人行步道要有硬质铺装且平坦无破损，人行道和人行天桥的地面及墙体应整洁，无商业设施。
本设计中以北辰路街道设计为例：
（1）强化街景界面的中国气质，强化人工建筑界面的齐整统一的轴线秩序。保持北高南低、平整有序的景观轮廓线。强化轴线对称格局，界面统一临街檐口高度，界面统一色彩。
（2）恢复与强化轴线上的重要结构性视觉要素，强化自然图画的城市公园气质，保持对称绿化格局，软化两侧街景界面。
（3）北土城南段强化轴线东西使用功能和建筑空间形态的对称布局，北段强化轴线东西对称的公园布局。凸显南北街景的不同气质和不同图底肌理。
2.2面状公共空间
即站点周边500m半径范围内行人能够到达的休闲广场、公园、绿地、街角广场、停车场等空间研究。具体包括可达性、安全性、便捷性、绿地绿化率、夜景观设计等指标要求：
（1）在空间尺度适宜的情况下，设置小型的林荫广场，或者儿童游玩设施，增加街道活力；
（2）在社区周边的街角空间，增加必要的休憩设施，并结合植被绿化等软质空间，从而为周边居民，特别是老年人增加宜人的休闲空间；
（3）设置足够的休憩设施，增加具有趣味性和参与性的环境，提供私密、开放、安静、热闹等不同特点、多样的可达性休憩场地；
（4）在公共建筑围合的街角空间，若空间尺度较大，可设置喷泉、水池、开放草坪、健身场地等丰富的广场空间，并注意加强与周边街角形成的视觉对景关系。
本设计中以安贞路广场和街角空间设计为例：
安贞路广场：
（1）将废弃的停车场改造为居民日常健身活动场所，满足周边居民的生活需求和安贞医院看病者休憩、娱乐等功能；
（2）广场内宜采用颜色较为鲜艳的硬质铺装，植被宜选择高低不同的植物进行人工造景，从而营造丰富的景观层次，以满足广场上人群和行人视线审美要求。
2.3文化氛围
即站点所在区域的周边公共空间应具有的文化气质，包括空间秩序、地域性文化小品的表达等内容。
（1）在中轴线上，通过绿化植被、构筑物、铺地等形式的对称布局，保持其中国气质和轴线秩序；
（2）增加其空间可达性及安全性，保证居民、游客的健身、游览、休憩等基本功能需求和重大节日的聚集活动场地；
（3）以人工植物造景为主，选择具有较高观赏价值的植物，营造丰富的景观层次，以满足广场人群和道路行人视线的审美要求。
3.结语
本文通过对城市设计理论的研究学习，找到量化分析城市公共空间形态结构的理论和方法――空间句法（Space Syntax），并通过对北京市北土城轨道站点周边公共空间的实际调研，寻求问题的影响因素，结合量化分析结果对其公共空间形态及行人使用行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寻找其关联性所在，通过对分析所得的各项问题进行梳理，找到其症结所在并提出相关优化建议，借此改善北土城站周边城市公共空间质量，充分发挥轨道站点的区域带动作用，提升站点周边城市公共空间的使用效率，创造出宜人的城市步行环境。限于笔者的学识与精力的局限性，文章中部分内容在范围上与深度上还有待深入研究， 行文中不免有不足与疏漏之处，敬请广大专业人士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 徐璐 徐建刚 . 空间句法在城市设计中的应用――以南京市河西地区空间结构分析为例 [J].现代城市研究，2011（04）：42-48.
2 杨滔 . 空间句法：从图论的角度看中微观城市形态[J].国外城市规划，2006（03）：48-52.
3 郭湘闽,刘长涛. 基于空间句法的城中村更新模式――以深圳市平山村为例[J]. 建筑学报，2013(03).
众所周知，我国南北方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不仅有着许多相通之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的差异。这种情况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说：“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为两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也。”⑴可见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了代表北方的孔子与代表南方的老子的地域性分岔了论文。美学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在中国出现的比较晚，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在我国就已发展成形，形成了具有其特色的美学思想和美学流派，如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美学，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另外，如管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人在美学上也进行了各自的探索和研究。因为南北的差异性，这时的美学思想自然也不例外地存在着南北地域上的差异。如孔子等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和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美学思想就是这时美学南北地域的差异性的体现。这种情况虽然有许多的变化，但是南北派别的划分依然是其主脉，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进一步指出：“战国后之诸学派，无不直接出于此二派，或出于混合此二派”⑵。所以也就可以从地域上把中国的美学划分为南方美学和北方美学，统称为南北地缘美学，作为中国美学的地域划分的一种方法。
那么这两种美学的差异究竟表现在哪些地方呢？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种美学所植根的经济基础的差异。北方美学植根于北方经济（以牧业经济和小麦经济为主）之上，南方美学植根于南方水稻经济之中。
二、两种美学所生存的文化思想底蕴的不同。北方的文化思想比较正统，南方的文化则是一种水稻文化，出现了原始的宗教，并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巫文化”。
三、两种美学的精神内核不同。北方以“尚武”为主，并兼有其它多种精神，南方则是以“糜情”为内核。
四、两种美学所具有的风格的差异。北方美学的风格是豪迈雄壮，质朴淳厚，南方美学则秀丽婉美，浪漫热烈。
五、两种美学见之于文艺上也具有很大的差异。正如《隋书·文学传序》中所言：“江左宫商发越，贵乎清绮；河溯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北方文艺重于“气质”，南方文艺重于“清绮”。
这两种美学的差异性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凸现，如代表北方美学思想的《诗经》和代表南方美学思想的楚辞。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中讲到：“先秦时期的《诗经》和《楚辞》就是地域性很强的作品。《诗经》主要是北方文学；《楚辞》则植根于南方，而又吸取了北方的文化营养。《诗经》的质朴淳厚，《楚辞》的浪漫热烈，体现着北方和南方两地的差异。”⑶但是一开始这两种美学的地位也并不是对等的，很长时期里，美学一直都是以北方为正统，南方美学远远不及北方美学，这种状况直到魏晋南北朝才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政治上的分裂，北方长时期处于战乱之中，原本坐镇北方的统治者及许多北方士族豪门，还有许多北方居民都纷纷南迁，在南方建立国家，开创事业。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⑷正是这政治上的动乱与艺术上的这种精神使得南方美学不断得到发展，并还出现反超北方美学，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略见一斑：〔1〕从相关著作和研?咳瞬欧矫妫纯矗饕浅鲎阅戏饺酥郑缌踣牡摹段男牡窳罚俞傻摹妒贰返取T谀戏匠鱿至酥钊缌踣摹⒅俞梢谎慕艹鋈宋铮员戎拢狈皆蛞宓枚唷！?〕在文艺创作人才方面，南方诗人文士占了这个时期的大半个江山，而北方除了由南方去的庾信，王褒外没有几个人可与南方相比。那么究竟是发展南方美学还是保证北方美学的正统地位呢？很显然，南方美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博得了上自君王，下至普通百姓的欢迎，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同时南方“犹如在浓厚的脂粉之下掩盖着贫血的面厐”⑸呈现出一种病态；北方美学虽然一时失宠，但却是封建统治者维持其统治的强有力的支柱，任何一种扬此抑彼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然而事实上，很久以来许多的学者文人往往采取一种扬北抑南的方法，隋朝与唐朝初期也不例外地出现了这种情况。隋朝如李谔、王通等人对南方的文风进行了严厉地批评，主张恢复儒家传统的思想文学观念，提出了政教中心的文学论。在唐朝初期狐德棻、李白药、王勃等人也对南朝文风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如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言：“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官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沉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笾遥凰渖颉⑿徽穑氏日灼肓褐＃恍臁⑩撞⒊郏荒苊庵堋⒊轮觥！钡牵故怯幸恍┤嗽谂滥戏降氖焙蜃⒁庖环治姆椒ǎ髡糯幽戏矫姥е形∮杏玫牟糠郑缥赫髟凇端迨椤の难Т颉防锞头从沉苏庵窒敕ǎ担骸敖蠊谭⒃剑蠛跚彗玻缓铀荽室逭旮眨睾跗省F试蚶硎て浯剩彗苍蛭墓湟猓砩钫弑阌谑庇茫幕撸擞谟礁瑁似淠媳贝嗜说檬е蠼弦病H裟芏薇饲逡簦蜃壤劬洌魅ニ蹋掀淞匠ぃ蛭闹时蟊螅∩凭∶酪病！闭庵窒敕ㄒ舱堑笔蓖持握咚M摹?BR>“各去所短，合其两长”达到“尽善尽美”的结合。要达到这种完美的结合首先就必须要有一个开明的环境，唐朝恰好是一个相对比较开明的朝代，这种开明不仅仅只表现在政治上，同时也表现在思想文化上。在思想上，唐代是一个道家思想、儒家思想，佛家思想等多种思想杂融并存的朝代；在文化上，唐代的诗歌，书画，音乐等多种艺术得到空前的发展；在方面，既有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如道教，也有从国外流传进来的宗教，如佛教，景教，伊斯兰教等。正因为唐代在思想文化上的开明与多元化，使得唐代诗歌在诸多方面，如思想上，风格上，艺术表现手法上等方面百花争艳，虽然这种现象并不很久，但是为唐代南北地缘美学的平起平坐，相互相融打下了基础。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言：“唐朝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而且融合了南北两种不同的诗风、文风，造就了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⑹二
唐代南北地缘美学的互融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唐代诗歌受到了巨大的影响。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对唐代诗歌主旋律的影响。
譬如人的一生有少年、壮年、中年、老年，唐代诗歌也可以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在少年时期的唐诗，就如“少年心事当拿云”的少年，志高气盛。到了壮年，则有着一种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中年的时候，直面惨淡的人生，直面淋漓的鲜血有着一种现实主义的精神。到了晚年，国家已衰，亡国之音风起云涌。
首先来看一下初唐时期。这一时期，虽然南方美学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但是还没有和北方美学平起平坐。尚定先生在《走向盛唐》中写到：“初唐时期关中地域继续受到南朝文学风气的影响，注重声律词采，但是由于关陇文化居于主体地位，所以贞观诗风呈现出北方化倾向”⑺。所以这个时期的诗歌中的北方气息相当的浓，其中以“雄浑”、“悲慨”为主，而南方味则要淡以“冲淡”之味而辅之。这个时期出现了如“初唐四杰”和陈子昂一样的诗人。他们的诗歌以“尚武”精神为主，气势宏大，感情豪迈悲怆。这可以从他们的诗歌中略见一斑。如杨炯在《从军行》中写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又如王勃的《滕王阁序》，自然天成，气势相当的宏伟磅礴。再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就是一名寂寞英雄在哭泣，表现的雄迈悲怆。而与之同时的，如上官仪等人，他们继梁陈之余风，希望再走南朝老路，但是没有什么大的成就。
到了盛唐，南方美学地位得到了提高，所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唐代诗人之中开始了学习东晋南朝的文风之浪潮。如王维学习谢灵运，李白向鲍照、谢朓学习，杜甫从何逊、阴铿那吸取精化。如李白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写到：“中间小谢又清发”，把自己与谢朓相比。而北方则出现了如高适、岑参一样的边塞诗人。这个时期还是北方美学为主，但是南方美学的影响与初唐相比则有了很大的发展。诗歌的主旋律也呈现出多样化，有“尚武”的边塞诗，也有言情写境的抒情诗，有雄迈宏伟的，也有柔情似水的。总之说来具有“劲健”、“豪放”、“飘逸”、“自然”、“典雅”等特征。
到了中晚唐，特别是安史之乱使得中原再度陷入战乱之中，从此以后，唐王朝一蹶不振，政治日逐于黑暗。于是许多文人诗客为了避难纷纷南迁，他们不仅带来了北方的许多文化思想观念，同时他们也从南方思想文化之中吸取营养，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南北两种美学杂揉并济推进了南方美学与北方美学的进一步融合，与之同时也使这个时期的诗歌旋律发生了大变。其中如李嘉祐，韦应物，柳宗元等人就是从北方到南方并将南方美学思想用之于诗歌创作之中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大多“纤秾”、“缜密”、“实境”。在大历年间形成的南北两个不同的创作群体：一是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如钱起、卢纶、韩雄等大历十才子；一是以江南吴越为中心，如刘长卿，李嘉祐等⑻，这就表明南北方已经处于同一个水平层次了。同时也说明了南北地缘美学的互融已经相当有火候。这个时期的诗歌南方味明显加强，而略少了北方那种铿锵有力的感觉了。
二、对唐代诗歌创作群体的影响。
众所周知，创作主体在作品创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创作主体又是以他所扎根的土壤为背景进行创作的，所以创作主体所生存的地域对其创作是有着密切关联的，所以南北两种不同的美学思想也势必会对创作主体产生巨大的影响，唐代的诗人们自然也不例外的会受到这种影响。
在初唐与盛唐的时候，北方过着平静而有序的生活，同时北方又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正是生产诗人的好土壤，所以这个时期北方的诗人就会很多。到了中晚唐，安史之乱使得北方又陷入了战乱之中，从而造成了一是许多北方人的南迁，一是南方的开发。这种土壤所造就出来的诗人就不单单是北盛南衰的情形了。纵观唐代诗人，据陈尚君先生考证，京畿道有诗人226人，关内道有诗人6人，都畿道200人，河南道157人，河东道149人，河北道245人，山南东道77人，山南西道4人，关陇道27人，淮南道60人，江南东道404人，江南西道159人，剑南道66人，岭南道27人⑼。就诗人总体数量来说，北方要比南方多，但是在中晚唐，南方地区的诗人增长率远远要比北方高。这说明了唐代诗歌的创作群体是一个逐渐变迁的过程。总体观来，唐代诗歌创作群经历了一个这样的演变过程：初唐北方创作群一枝独秀盛中唐南方创作群的兴起晚唐南北创作群的合流。
先看初唐，这个时期的诗人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特别是关中的几大家族，如韦氏家族，白氏家族，卢氏家族，杨氏家族，柳氏家族等⑽。例如卢照邻就是卢氏家族中的一员。而与之相比，南方这个时期的诗人则要少得多。
到了盛唐的时候，北方的诗人依然很多，如杜甫，韩愈是河南人，李白也是北方人。同时南方的诗人也逐渐发展成熟起来。如张九龄、孟浩然等人就是南方诗人群的代表。到了中唐的时期，南方诗人群更是达到了一个。出现了刘长卿，李嘉祐等人，同时还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创作群体一一吴会诗僧群，涌现了许多的诗僧，据统计盛唐诗僧有43人，中唐诗僧达686人，其中灵一、灵澈、皎然等人比较有名⑾。
到了晚唐，南北两个创作群已没有很大的区别了，许多诗人已经不能用北方或南方就可以分出来的了。如韦庄，虽出身于关陇，但是却客居于江南⑿。杜牧亦先后在江西、淮南、宣歙等地做了近十年的幕僚，也在黄州，湖州等地做过官⒀。另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江南诗僧群，如贯休，齐己等人⒁。
三、对唐代诗歌理论的影响。
受南北地缘美学的影响，唐代诗歌理论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一大批诗人兼理论家。统而观之，他们提倡“文”与“质”的结合，反对南方诗风之中的糜糜之音。然而，具体说来，他们的主张又各有侧重。同诗歌创作群的演变一样，唐代的诗歌理论也是发展变化的。笔者将其分为四个时期：一、端正时期。以孔颖达、陈子昂及“初唐四杰”为代表，主张端正南朝时期的靡糜诗风，回复到儒家大道上来。二、发展时期。以王昌龄、李白、杜甫等为代表，在前者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了儒家诗风。三、时期。以韩愈、白居易等为代表，将儒家诗风推向了一个新的。四、新发展时期。以司空图为代表，将南北两种诗风融为一体构成了一个新的诗学体系。端正时期。初唐时期是诗风的端正时期，其目的就是要从梁陈时期的那种靡糜之中纠正过来回到儒家诗风的大道上来。其中陈子昂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诗歌革新主张的诗人，他指出：“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陈子昂《修竹篇序》）主张向汉魏学习其风骨。孔颖达也在《毛诗正义》提出：“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把儒家“诗言志”说发扬光大。
发展时期。盛唐时期王昌龄在《诗格》中提出：“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三境之说。李白也指出：“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李白《古风》其一）主张诗应“清”与“真”，应“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时期。中唐是唐代诗歌理论一个十分繁盛的时期，把儒家诗风推向了一个新高，其中白居易、韩愈等人为代表。如白居易，他提出：“感人心者，莫先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白香山集》卷二十八《与元九书》）并指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同上）的主张，把感情和抒事合为一体使儒家诗风进一步与现实挂钩，而且更具艺术的美。
新发展时期。这个时期之所以为新发展时期主要是意象之说的发展，从中唐到晚唐这段时期里出现了如刘禹锡、司空图等杰出的诗歌理论家，他们把意境之说加以了发展和完善。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记》说：“诗者其文章之蕴耶！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把境与象进行了区分。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里将诗分为雄浑、冲淡、纤秾等二十四品。另外，如杜枚提出了：“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之说，而不拘泥于儒家诗学之中。
从这四个演变阶段可以看出，其实就是由“风骨”之说到意境之说，于长乎“志”到感于“情”的变迁，这正是北方的“质”与南方的“文”的变通。
唐代诗歌所受到的影响除了以上三个方面，还有其它的方面，这里就不一一例举。总而言之，从南北地缘美学的冲突与互融之中，可以发现，唐代的诗歌年自的位置正是在南北两种美学的互融的涡旋之中，这也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唐代的诗人经过了长时期的摸索，把南北两种美学融合在一起，“以南朝的‘文’，装饰北朝的‘质’，以北朝的‘质’充实南朝的‘文’，创造了中国诗歌最健美的典型”⒂。
注释：
⑴⑵《王国维遗书（第五册）》商务印刷馆1940年版第31页
⑶⑸⑹⒂袁行霈《袁行霈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第71页、第22页、第71－72页
⑷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页
⑺尚定《走向盛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⑻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2页
⑼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170页
⑽李浩《唐代关中的文学士族》，《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9年9月第113页
⑾⒁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799页
⑿⒀参见马积高、黄钧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页和第196页
另参考书目：
⑴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论文内容摘要］持续体标记的形成，是一个动词进行系列语法化的过程。本文从共时、历时两个角度，重点考察了汉语南北方言表持续体标记的本字和南北差异的成因，认为造成持续体标记南北不同的原因是：动词“到”虚化作动词趋向补语的时间（两汉）早于动词“着”虚化作动词趋向补语的时间（魏晋南北朝），因此体标记“到”早于“着”产生，而南方方言代表了较早的汉语方言层次。
一、引言
体标记又叫做“动词词尾”“态标记”“状态补语”“动态助词”，是动词补语的一种，附在动词后面，用于表达动作的状态、情貌。罗自群在《现代汉语方言持续标记的类型》中的方言地图显示，在北方方言里，表示动作的持续或进行主要用体标记“着”表示，而长江以南（本文统称江南，下同）方言动词的持续貌和进行貌主要用“到”和“起”表示，其中“起”主要集中在西南官话和湘语区，不如“到”分布广泛。
二、江南方言持续体标记“到”类的分布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各分卷的材料和已发表的论文表明，用“到”类字作持续体标记的方言区域主要在长江以南，普遍分布在吴语、湘语、赣语、西南官话、江淮官话等区的多数方言点，闽语、粤语、客语区也有分布。长江以北的部分四川、重庆方言也有表持续的“到”，一般认为是明清时期的湖广移民传去的，是受长江以南的方言影响造成的。主要用字有“到[tau0]”“倒[tau0]”“哒[ta0]”“得[te0]”“底[ti0]”“的[ti0]”“老[lau0]”“牢[lau0]”等。这些持续体标大多数可以同时用作完成体标记，本文只论述它们表持续的用法。例如：
（1）江西南昌话：坐到[tau0]吃比站到吃好些。
（2）湖北武汉话：他先找了老张，跟倒[tau0]又找了小李/他站倒说
（3）四川成都话：莫得活路做，只好在屋头耍倒[tau上声]/他说倒说倒就哭起来了
（4）贵州贵阳话：好好听倒[tau上声]/围倒他要糖吃/讲倒讲倒的笑起来了/顺倒
（5）安徽宿松话：椅到[tau上声]，不要动。
（6）湖南华容话：手抓倒[tau上声]绳子!/你顺倒这条路走
（7）浏阳话：钱留倒[tau0]搞么哩？留倒讨婆娘/桌上放倒一本书
（8）临武土话：含到[tau上声]眼泪/坐到咬好，还是椅到咬好
（9）沅陵乡话：他牵倒[tao0]那条牛/望倒吾笑/坐倒[tau0]食比竖到食好
（10）广西柳州话：张老师上到[tau上声]课，你等一下/想到想到自己都好笑/按到他讲的去办
李蓝认为西南官话贵州话表持续的“倒”的本字是“到”。根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各卷的描述，在“到”读成“倒”的地区，方言轻声都不明显，口语中词后缀常是重音或中音，调查者将“倒”多记作53或54调值，实际上，上述地区后缀“倒”发音短暂模糊，相当于普通话的轻声。在普通话里，动词后的结果补语“到”就是读轻声的（如“我今天收到了一封信”）。另外，在古代汉语中，“倒”是“到”的通假字，“到”记作并读成“倒”不足为奇。
除“到”外，江南表持续的体标记还有“哒[ta]、得/的[te]、底[ti]、老[lau]、牢[lau]”等。如：
（11）湖南长沙话：你跟我徛哒[ta0]/坐哒看书/治哒治哒就治好哒/照哒咯条路笔直走
（12）辰溪话：我向哒[ta上声]他在/车子上装哒好多萝卜/讲哒讲哒在就困着了
（13）山西武乡话：他点的[te0]灯作饭咧/门口立的一大群人
（14）湖南江永土话：义老大再复记倒[lau阴上]了“好吧”/跪倒
（15）江苏苏州话：对牢[l?覸阳平](对着)
（16）浙江杭州话：对牢[l?蘅阳平]/我扶牢你走/你坐牢不要动（以上例句来自罗自群《现代汉语方言持续标记的类型》）
上述例句出现的持续体标记，处于“动词+X+处所名词”或“动词+X”结构，表示动作本身持续或由动作所产生结果的持续，本身没有词汇意义。
江蓝生认为“动词+X+处所名词”结构中的X位置上的“得”“的”“底”是介词“著”语法化过程中产生的由舌上音读作舌头音的逆向音变，但多数学者认为该结构中的“得”“的”“底”源自介词“到”的轻读音变。石毓智认为：一个实词的语法化过程常会导致其语音形式的弱化。就汉语来说，语音弱化表现在声调的失落、韵母的简化或者央元音化、声母向舌尖音靠拢等。“到”的弱化方式如下：“到[tau]”失落韵尾“哒[ta]”央元音化“得[te]”元音高化“底/的[ti]”，或者按另一种方式弱化：“到[tau]”声母边音化“牢[lau]”失落韵尾成“牢[l?覸]”元音后高化成“牢[l?蘅]”。本人认为后种解释与历史音变方向相符，应该可信。而且，在第一部分的方言例句中，“到”除了表示动作的动程和方向外，由于前面的动词表示的动作本身或动作产生的结果都是可以持续的，它还可以表示动作后的状态或结果，具备“在”的语法意义。因此“动词+X+处所名词”结构中X位置上的“到”具备这两种语法意义，表持续的体标记“哒[ta]”“得[te]”“底[ti]”“老[lau]”“牢[lau]”等与“到”的语法意义一致，实际都是“到”语法化过程中在不同方言点的语音弱化现象。
三、持续体标记北方方言中的持续体标记“着”“子、之、仔”的分布
梅祖麟认为北方方言中持续体标记“之、子、仔”是方言记音字，本字是“着”，因此，“着”“子、之、仔”实际上是同一字的语音变体。
罗自群在《现代汉语方言持续标记的类型》中的研究显示，持续体标记“着”“子”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的汉语方言里，如北京、河北、黑龙江、内蒙古、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宁夏、青海、安徽、江苏等地，用法与普通话中体标记“着”的用法相同，都用在动词和形容词之后表示动作或状态的持续。例如：开着会/低着头说/门开着/矮着一大截/围着一群人四、有关现代汉语南北方言持续体标记不同的原因讨论
持续体标记的形成，一般认为是动词演变而来的，是一个实词进行一系列语法化的过程。从理论上说，语法化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任何一个虚化成分只要其语法化程度没有达到极限，都有再语法化的可能。
根据何乐士等学者的研究，动词“到”虚化作动词趋向补语是从春秋-两汉时期开始的，而动词“着”虚化作动词趋向补语则是在魏晋南北朝，并且当时它的语义和语法作用相当于趋向补语“到”。石毓智指出，每个动补结构从句法关系变成形态关系都需要一定长度的时间和特定句法环境，一个动补结构出现的时间决定了它形态化的早晚，出现早的动补结构形态化的时间也早。我们不妨推测，体标记“到”的产生应早于“着”。历史语料也证明了这一点。
根据李讷、石毓智的研究，“真正的表示进行态的‘着’在宋代还没有出现，其用法还只限于‘存在’和‘两个动作同时进行’……这时期表示状态持续的用法也已经有了”。例如：（17）百理具在，平铺放著（《二程集》）。
（18）人虽睡著，其识知自完……（《二程集》）
“着”真正表示动态行为的正在进行的用法元以后才逐渐出现，例如：
（19）见他战笃速惊急列慌慌走着（《陈季卿悟道竹听舟[元刊]》）。
（20）冯妈妈他老人家，我央及他厨下使着手哩（《金瓶梅》三十八回）。
（21）王夫人正坐在凉榻上摇着芭蕉扇子（《红楼梦》三十三回）。
北宋时期，持续体标记“到”已经出现，并见于官方文献中，并一直延续至现代南方汉语方言：
（22）臣等窃闻昨夜萧禧在驿，与馆伴执到白札子商量王吉地、义化辅、黄嵬大山、石长城、瓦窑坞等处已定（《乙卯入国奏诸》）。
（23）帖黄。……臣等早来赞资政殿进呈白札子一道，并续签帖到事节，谨具缴连进呈（《乙卯入国奏诸》）。
持续体标记“到”的轻读音变形式“地”“得”“的”“底”在宋以后更是大量出现：
（24）只见他在那里住地，依旧挂招牌做生活（《碾玉观音》下）。
（25）有个官人，夫妻两口儿正在家坐地，一个人送封简帖儿来，与他浑家（《简帖和尚》）。
（26）赵宣子齐整穿了朝服要出朝去，看天色尚早，端坐的堂上，十分恭敬（《皇明诏令·武士训戒录》）。
（27）西门庆已在前厅坐的（《金瓶梅词话》）。
（28）在屋里坐的听唱（《金瓶梅词话》）。
（29）那河边住的塔塔儿一种人（《元朝秘史》卷1）。
就持续体标记“着”产生的地点来说，应在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原地区产生，原因是：以“着”为代表的持续体标记在现代方言里主要分布在北方官话、中原官话、胶辽官话、东北官话、兰银官话等北方区域。由于北方地区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因此，体标记“着”虽然在元以后才逐渐出现，但代表官话语素，加上官话方言是一种整合力较强的语言，所以“着”在近代汉语助词系统内部的调整和规范中胜出，成为元以后持续体标记的书面用字，广泛见于近代白话小说。
曹广顺认为在唐五代动态助词（即体标记）产生的初期，大多数助词都有相似的发展过程，造成了某些助动词在表示动作获得结果、完成、持续等几种功能上的重合，后来经过调整和规范，恢复了平衡。唐五代动态助词产生初期，表示持续态也许主要是由现代方言中存在的体标记“到”“起”“住”“紧”“着”等共同担任的，但多个成分担当同一个功能，与语言简明、精密的要求相背离，造成了系统内的不平衡，所以必须进行调整。调整的结果，由于南方所处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和封建势力的割据，南方方言往往呈现出两种或三种不同的持续体标记并存的情况，比如说，在湘语区，“哒”“倒”和“起”可能并存；在吴语，除了用动词后面加介词短语的形式表示持续意义以外，一些地方还有使用“仔”或“倒”的情况；在粤语区，“紧”“住”和“倒”可能并存；在客家话中，“紧”和“稳”可能并存、“紧”或“稳”和“倒”可能并存；而由于北方地形的平坦、交通条件的便利和政治上的相对统一，北方方言的整合力较强，许多地方只用一种持续标记。
为什么持续体标记“着”在江南没有得到大量推广呢？
根据刘晓南和大多数方言学家的观点，历来南方方言的形成是受北方影响，南方方言代表了较早的汉语方言层次，北方方言代表了较新的汉语方言层次。由于持续体标记“到”比“着”产生得早，随着历史上几次规模较大的北方移民南渡长江，先于持续体标记“着”传播到了广大南方地区，显示了汉语方言较早的历史层次，而持续体标记“着”反映了汉语方言较后的历史层次，是汉语后起的用法。我们可以从以“到”为代表的[t]声母的持续体标记（如“到、得、的、底”）遍布全国现象找到这一推测的证明。而自元代以后，自北而南的大规模中原移民不再发生，代之以由东至西的移民，南北方言进入了自身内部发展演变时期，现代汉语中出现这种持续体标记分南北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唐五代—宋朝时期是近代汉语助词体系形成、新助词全面产生、调整并稳定下来的一个重要时期。由于产生时间、地理环境、行政区划、移民先后和方言的影响力等因素的不同，南北方言持续体标记呈现不同分化：北方趋向统一，以持续体标记“着”为主；南方呈现多样，以持续体标记“到”分布最多最广。
参考文献：
1.罗自群：“现代汉语方言持续标记的类型”，载《语言研究》2004年第1期。
2.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武汉、成都、贵阳、南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3.李蓝：“大方话中的‘倒’和‘起’”，载《毕节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
4.江蓝生：《近代汉语探源》，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5.石毓智：《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梅祖麟：“汉语方言里虚词‘著’字三种用法的来源”，载《中国语言学报》1988年第3期
7.何乐士：《史记语法特点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8.曹广顺：《近代汉语助词》，语文出版社1995年版。
9.孙锡信：《汉语历史语法要略》，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0.石毓智：《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建立》，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刘晓南：“中古以来的南北方言试说”，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4期。
12.刘坚：《近代汉语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安徽省旅游资源丰富，具有极高的开发潜力。为了促进旅游经济进一步发展，使其对全省经济的发展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本文针对安徽省旅游业发展现状，提出了印象安徽之主题旅游发展模式，主要阐述印象安徽之主题旅游的优势、意义和可行性等，以及在安徽省旅游资源和安徽省旅游经济的具体分析基础上提出相应的主题旅游模式和一系列建议。
关键词：安徽省；主题旅游；资源整合
一、安徽省旅游资源现状分析
安徽省是中国的旅游资源大省和文化资源大省 ，时空流转、自然形成的山水 风光，朝代更迭、历史传承的人文古迹。在安徽，古城、古牌坊、古运河、古战场、古民居等历史遗存十分丰富 ；安徽山水灵秀，千姿百态 ；湖泊众多，风情万种 ；遍布于江准大地的名秀水和森林湿地，形成各具特色的国家A级景区400余处。[1]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得安徽景点众多，灵动秀丽，为古今中外惊叹。
（一）旅游资源的优越性
1、 安徽省旅游资源丰富且密集程度高
安徽省是一个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的省份，也是中国旅游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其中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拥有量占全国的4.20%，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占全国的2.74%，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占全国的3.03%，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占2.00%。[2]既有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又有风光旖旎的湖光山色。
安徽省的自然景观以黄山为代表，景区植被覆盖率高。省内拥有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8个国家级森林公园，36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两山一湖”的自然景观正成为让游客趋之若鹜的旅游胜地。安徽省人文景观十分丰富，遍及全省。不管是高高翘起的马头墙，还是矗立着的牌坊，甚至是婉转悠扬的黄梅戏小调，都是安徽文化的一部分。
2、 安徽省资源独特，知名度高，资源地位高
安徽省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其中令人称叹的黄山就是安徽的地理标志之一，黄山景区199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名录》，省内现有10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7处国家地质公园，28处国家森林公园，6处国家森林保护区，11处国家水利景区，19处省级风景名胜区。此外，安徽省文化遗存也十分丰厚，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镇2个、国家历史文化名村4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6处。[3]
（二）旅游业发展的局限性
1、旅游资源区域分布不均，集中在皖南
虽然安徽省知名景点众多，但南北分布不均，在地理上体现出极大的不平衡，大部分知名度大、等级高、集群性好的景点集中在皖南，而皖北旅游区则在资源分布上显示出其弱点，自然资源分布少，文化资源深度开发不够，严重影响了安徽省旅游业均衡发展。[4]近年来，该省旅游业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运行质量和经济效益得到了全面提升，2011年省旅游总收入高达1891.6亿元，成为支柱产业。在取得了好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弊端，省内旅游业发展不协调，南强北弱，差距较大。[5]
2、旅游资源缺乏系统整合，开发过程中景观破坏严重
安徽省旅游资源以自然景观、古村落和建筑而闻名，但是这些旅游资源是最易受到破坏。一方面，人为破坏较为严重，例如渣济的古村落风貌已经被破坏，随着游客增多，旅游景区的坏境也极剧恶化；另一方面，古村落与古镇的很多建筑已经年久失修，毁坏严重。
二、安徽省旅游资源的整合模式探究――主题旅游
（一）旅游资源整合的必要性
优秀的资源整合可以实现资源的强强联手，通过旅游资源彼此之间具有的互补作用，整合后能够加强总体实力，尤其类型不同的旅游资源通过整合可以优势互补，增强竞争能力，同一类型的旅游资源整合能在规模上形成集群效应，例如苏州园林群的整合，使之在规模、名气上都得到了提升，形成精品旅游线路。对于安徽省的旅游资源整合而言，旅游产品成系列、旅游景点成规模、旅游路线成主题是至关重要的。
安徽省旅游重头戏都放在皖南，带来的弊端有二：皖北的旅游资源分散，缺乏有效的整合，在整体格局上呈现出“南重北轻”的现状，严重影响了皖北旅游业发展；此外，皖南景点以自然风景区和古村落著名，该区生态坏境脆弱，植被容易被破坏，由于景区接待的游客数量日益增长，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例如黄山景区部分景点不得不开始采取轮休来恢复生态环境，旅游资源重新整合势在必行。
（二）主题旅游的可行性分析
1、省内交通网的不断完善使得皖南、皖北的交通联系更加快捷方便
（1）航空：安徽省民用机场现有合肥、黄山、阜阳、池州4个，其中合肥和黄山机场沟通了广大外省和港澳同胞和国外游客，对开发国内国外旅游市场有着重要意义。
（2）公路：2013年底，安徽省公路总里程达17.4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3521公里，全省南北向6小时过境、东西向3小时过境。合宁、洛宁等高速公路更是带来大量外省游客。
（3）铁路：宁安城际铁路和合福客运专线通车成为安徽高铁网络重要的骨架。宁安城际铁路将南京、池州、安庆等地贯通，而合福专线将合肥、黄山等多市连接在一起。[6]目前安徽省已经确定的高铁线路一共有十条，也为景区的南北整合提供了新的契机。
2、皖北的接待能力增强，为资源的整合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安徽省始终把发展旅游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在大力打造景点知名度的同时也在不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皖南古村落在景区增设现在化卫生间、垃圾筒、宾馆、ATM机等，完成以服务旅游业为主，满足游客需要的一系列基础设施。景区还对受损古建筑进行修葺，增设商业街、小吃街、步行街、观景台，形成集娱乐、商业、购物、休闲于一体的娱服务体系。随着景区内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其接待能力增强，为省内资源整合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旅游从业人员的增加和从业素质的提高为安徽旅游的发展增添动力
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的行业，涉及知识领域非常广泛，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安徽省注重旅游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旅游从业人员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成为了安徽省旅游业发展的软实力，使旅游业朝着更加规范和健康的方向发展。
4、小众旅游群体对主题旅游的偏爱
主题旅游是一种具有鲜明特色和明确市场定位的旅游，又称为“专项旅游”或“特种旅游”，它是具有专题专项性质的具体旅游活动形式，同时，与传统的旅游方式相比，主题旅游是相对小众的旅游形式，需要强大的文化背景支撑才可以实施。[7]随着人们对主题旅游的了解和喜爱，目前市场上已推出为游客量身订制的主题旅游产品，例如以朝圣、徒步、摄影、美食、滑雪等为主题的旅游，其抓住游客的核心需求，使游客可以深入地了解当地特色与文化。
三、印象安徽之主题旅游的整体规划方案
主题旅游随着人们对旅游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应运而生的，为其量身订制旅游线路，具有行程特色突出的特点，是当下时髦的旅游形式。[7] 当前主题旅游具有广阔的市场潜力，新颖的模式和丰富的主题也将给旅游业带来新的机会。
安徽主题文化旅游是基于资源共存性上的一种整合，形成精品旅游路线，提高旅游景点的集群效应和竞争能力。在该规划中主要提出了“文化之旅”“美景之旅”“健体之旅”“休闲之旅”四个主题。
1、 文化之旅
安徽省旅游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和历史气息，满足了游客的文化需求。安徽省不仅有以宏村、西递为代表的徽派建筑和民居，还有独具特色的安庆黄梅戏曲文化。在特色鲜明的文化背景下，我们设计了“纸寿千年”宣城民间的宣纸文化游；“青砖小瓦”徽派建筑游；“古色古香”思霉琶窬佑危弧盎泼肥苯凇卑睬旎泼废诽逖橛危弧耙淮徽商”徽商文化游等一系列的主题，既有千年文化底蕴，又有近代文艺气息，可以满足游客对于文化之旅的需求。
2、美景之旅
安徽省美景以山水称绝，黄山风景怡人，驰名海外，九华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被佛教文化熏陶的灿烂辉煌；天柱山是国家级森林公园，被道教尊为“第十四洞天、五十七福地”，是道教文化的典型代表；水以长江和淮河为代表，沿河形成了很多秀美的湖泊，如点缀合肥的巢湖，镶嵌在蚌埠的龙子湖，双龙戏珠的太平湖等。
3、健体之旅
经过合理规划的旅游具有强身健体作用，对一些疾病具有辅助治疗功效，其价值对于久居城市的人尤为明显；安徽省山环水绕，植被茂密，空气清新，适合周边城市人群休闲健体的需求，不仅能感受旖旎风光，更能回归自然，体验健康的慢节奏生活。
4、悠闲之旅
对于游客来说，各地最具有吸引力的莫过于当地的吃食，徽菜是中国菜系之一，彰显了当地人的生活理念、伦理文化。徽派美食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味觉享受，更是一种精神享受，不论是在一顿丰盛的徽菜佳肴还是街头叫卖的小吃，都显示了这里人对自然的热爱与敬畏。
四、主题旅游模式资源整合的意义
安徽省的主题旅游旨在平衡南北旅游业的差距，提高整体的竞争能力。其具有以下意义：
1、带动安徽省旅游的规模化发展。目前该省仍未摆脱旅游业产出水平与旅游资源大省不相称。主题旅游的发展可以使旅游资源集群，从而带动整体旅游的发展。
2、形成优势精品路线。个性化、差异化的路线将更好的满足游客的需求，不同景点的整合及周边配套设施的完善，不仅可以改善旅游固有模式和消费结构，还可以优化旅游资源，发挥其优势最大化。
3、打破时间、空间和主体三方面限制。在安徽交通网不断完善的背景下，省内南北旅游资源将进一步集聚并加以改造，从而发现更好地开发徽风皖韵的旅游形象，打造安徽品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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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阴洁.旅游发展新趋势――主题旅游.吉林才智杂志旬，2013，（34）.
[关键词] 粟；南传；农业史；环境史
[中图分类号] S5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712（2014）22-0092-03[ZW（N]
[作者简介]荆恒磊（1988―），男，河南新乡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3级在读硕士。
一、研究缘起
粟是由狗尾草属驯化而来的一年生禾本科植物。粟在中国的栽培已有七八千年的历史。与水稻的传播一样，粟在北方被驯化后即向中国南方在内的各个地方传播，是对中华文明历史进程有影响深远的重要农作物之一。因此对粟的起源和粟在中国华南及东南亚传播的研究有重要的历史和学术价值。近世学者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对粟的起源与传播进行了研究，涉及内容主要包括：史前考古发现、传播的过程及原因、传播的影响等。本文旨在对这些研究做简单的梳理，最后从农业史与环境史综合的角度提出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以期为今后相关的研究工作提供线索。
二、粟的起源研究
1955年，学者李兢雄[1]从起源、经济价值、生产概况等方面对中国传统的农作物粟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张履鹏[2]称，粟的栽培集中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中原地带，以裴李岗和磁山两处遗址的发现最为重要，并辨析了粱和粟的分类史。王尧琴[3]认为，我国粟出土实物早、地域广，古代文献中关于粟的记述非常丰富翔实；粟的近缘野生植物遍及中国各地，为粟的起源创造了条件；中国是粟遗传资源数量和类型最多的国家。游修龄[4]从区分黍、粟两种作物不同的起源开始，确定了粟起源于黄河中游地区；然后分析了人类的迁徙和人类的饮食结构与黍、粟的南传之间的关系，解释了粟在华南以及东南亚的传播问题。卫斯[5]的研究也是从考古发现确定粟的起源是在北方的关中和中原地区开始，再从粟的自然传播和人类携带方式传播两个角度辨析了粟的传播过程。王星光教授[6]认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这一历史时期，在广袤的黄淮之间区域已经逐渐形成了粟与稻的混合作物原始农业区。黄淮地区地处我国南北地理的生态过渡带，这种过渡的生态地理环境使得史前时期粟和稻两种作物的共生成为可能。混合作物区的出现不但体现了人口逐渐增多对食物数量和质量的需要，而且是人类开始认识自然、逐步改造自然的表现，同时还是南北地域文化交流的产物与证明。何红中和惠富平[7]的研究讨论了史前人类生活中粟作的地位与演变，古粟的栽培、储藏、加工与利用技术，历史上粟的生产布局、价格与产量的变动，粟与古代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等。《中国科学院院刊》2009年第3期发表的《农业起源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中提到，最近PLOS ONE和PNAS在线先后发表了中科院地质地球所吕厚远课题组的两篇重要论文。这两篇论文主要报道了植硅体方法学在粟、黍灰化农作物鉴定上取得的突破，以及利用这种鉴定方法对河北武安磁山考古遗址中植物遗存研究取得的成果。这两篇论文的发表使得整个东亚旱作农业起源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将河北磁山定位为中国粟的发源地。自此，粟的起源研究可谓告一段落。而粟的传播研究仍然是学术界议论的焦点。
三、粟的传播研究
游修龄[8]提出粟从中心地区向外传播的层次，他将、云南、台湾视为一个层次，并且将长江流域视为有可能而未能证实的地区与以上三个地方作为同一层次。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粟在中国华南地区及东南亚的传播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从中国西北到西南进而延伸至东南亚地区的西部块，另一块是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台湾进而延伸至东南亚地区的东部块。根据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游发现的植物遗址，有些研究者指出粟和稻这两种作物在农业种植上是同等重要的，但是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具有优越的生态条件，新石器早中期采集与渔猎盛行，而稻作物农业在新石器中晚期如何由长江中游传入岭南地区目前还不清楚，粟作物农业由于在岭南地区缺乏考古发现，因此粟作物在史前是否经长江流域传播到这一地区也还有待证实。
以上研究中，粟的西部块传播的研究最为充分、完整。西部地区史前族群生产活动频繁，所以史前民族文化也具有多样性，粟在这一时期这一地区的传播也被大多数学者看作族群不断迁徙的结果。学者李星星[9]认为当时在西部地区活动的某些游牧族群实际上已经学会了农业种植，他们也可能是小米农业的创造者，而小米早在五千年前就传到了澜沧江上游，之后传到更远的云南剑川。小米的传播很有可能影响到当时的缅人，因为在语言学上，缅人先民与卡若先民存在一定的联系。对于我国东北部与西南部文化是否有传播，童恩正给出了明确结论。童恩正[10-11]不但从细石器、石棺葬、大石墓―石棚、石头建筑遗迹等方面论述了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而且在研究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时，通过比较四川古代文化因素与东南亚文化因素，得出四川古代文化对东南亚有一定的影响的结论，粟的种植正是体现这种影响的文化因素之一。童恩正[11]认为，岷江上游秦汉时代石棺葬中发现粟，而新石器时代种粟是西南夷文化的特征之一，因此东南亚的粟可能是西南夷文化向南传播的结果。这种文化传播是有迹可循的，其中之一是四川经云南进入东南亚的交通，在秦汉时期就修有官道，这些官道是根据人们以往的活动基础修筑而成的。可见在此之前，四川地区与东南亚已有文化交流。至于粟在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中是否有一定地位，童恩正未作进一步的说明。
据考古报告，广西那坡感驮岩出土的粟被鉴定为鸭掌粟。[12]鸭掌粟与一般的狗尾粟有明显区别，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对粟的认识已经比较深刻，而与粟同期出土的陶器和广西武鸣、广东东莞出土的同类器有相似之处，与越南冯原文化时期出土的陶器在器形及装饰上也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些考古发现都表明当时中国南部与东南亚地区有着广泛的文化联系。
贝尔伍德[13]研究南岛语族的起源时也发现了粟作农业在史前族群迁徙与融合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他认为粟作物和稻作物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两个紧密相连的核心要素，这个核心要素使得黄河与长江中下游连接起来，而掌握了这两种农作物种植技术的农民大规模地进入狩猎和采集民族的领地，这样才能解释狩猎采集民族为什么会在突然之间接受了农业。
四、结论
综上所述，虽然粟的起源问题在学界已经有比较一致的认识，即粟起源于中国北方，但是众多学者在粟的南传问题上却看法不一。粟的原始祖先狗尾草在中国分布广泛，南北均有，为何在北方的狗尾草被驯化为粟，并发展为一种重要的农作物？同时，粟向南传播是否还有别的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
20世纪下半叶兴起于欧美的现代环境史学研究，传入中国后在学界形成持续的热潮，这对农史学科发展有深远影响。环境史学以现代生态理念为指导，把自然和社会视作互动的整体并予以研究，给历史研究和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理念和新视野。自然环境作为能动的要素从不同的层面参与人类历史的创造活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以衣食住行为基本内容的生计方式首先打上了环境的烙印，生计方式是在环境的直接影响和制约下，在人们对环境的应对过程中形成的。这是自然环境参与人类历史创造的第一层面，也是最基础的层面。它是作为独立学科的环境史学需要着力展示的内容。生计方式不等同于农业生产，但农业生产无疑是它最重要的内容。农业史可以为环境史研究提供最基本的要件。由于农业与环境密不可分，农业史与环境史的关系密切，因此环境史的勃兴引起农史学者的普遍关注，他们运用环境史的理念和视野重新审视农业史，总结农业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迁，尤其是总结可持续发展的经验教训。[14]因此，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从环境史的角度探讨环境因素对粟的起源和传播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希望将来能够从这个角度入手，为粟作农业史的研究做出更多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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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游修龄.中国农业通史：原始社会卷[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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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韦江，何安益.广西那坡县感驮岩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03（10）.
山西大学对国学如此感兴趣，并不是追逐时下的“复古风”，而是因为山西大学有着悠久的国学研究传统和厚实的学术基础。原来国学大师章太炎的两大弟子黄侃、李亮工（时称“北李南黄”）都曾在山西大学执教。章太炎所招收的唯一一届研究生7人中的两人柏逸荪与姚奠中也曾同时执教于此。特别是姚奠中，为章太炎的关门弟子，在此执教达半个世纪之久。姚奠中曾任山西大学中文系主任，他的弟子刘毓庆也曾任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院成立后，又兼任院长。他的再传弟子郭万金则为现任文学院院长。
章门晋脉，薪火相传。正是他们几代人的坚持不懈，使章太炎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在山右（指太行山以西，特指山西）得到了承传、发扬与光大。
国学大师章太炎以及“北李南黄”
余杭章太炎继承了顾炎武“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的精神与理想，在国势倾颓之下高呼“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扛起了“复壮”华夏文化学统的使命，即使于狱中也仍不忘继任学统，反而精神意志更加坚定，“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章太炎曾先后在日本、北京、上海、苏州等地讲学，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发展尽其毕生之力，把这种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扛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章太炎学术上要求严格、实事求是。他强调自己的治学思想是“朴国学以《说文》《尔雅》为根柢”，即以小学为基础，又强调读经，“今日读经之要，又过往昔”，读经史之效在于“巩固国本”。并说，小学是管钥，诸子是堂奥，要以诸子为归，在传道授业解惑之时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治学方法上讲究“审名实”“重佐证”“戒妄牵”“守凡例”“断情感”“汰华词”6条规则，他认为，只有“精研训诂”“博考事实”才能“每一下义，泰山不移”。其《国故论衡》为近代学术史上有数之巨制，开辟了汉语言文字学、经学、文学及哲学心理学的现代化研究的先河。
他的弟子承其治学思路，各成大家。比如黄侃、钱玄同、沈兼士等在语言文字音韵方面成了大家，刘文典在治诸子方面成了大家，朱希祖在历史学研究方面成了大家，真正继承章太炎革命精神的则是鲁迅。可见章太炎教泽之博，门庑之大。其中有4人曾先后执教于山西大学，解放前主要是黄侃、李亮工，解放后主要是柏逸荪、姚奠中。
湖北的黄侃留学日本时，在东京师事章太炎，受小学、经学，为章氏门下大弟子，也曾在山西大学任教，讲授《说文》。黄侃在经学、文学、哲学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他主张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应以《说文》和《广韵》两书为基础，重视系统和条理，强调从形、音、义三者的关系中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学，以音韵贯穿文字和训诂。
李亮工，山西运城河津人。他对章太炎十分钦佩，不离左右，谦虚而真诚地向大师请教，与黄侃同时成为章太炎的入室弟子后，学问大有长进，名声大振，时称“北李南黄”。李亮工曾任山西大学校长，他虽与阎锡山同为赴日留学生，但对阎在山西的作为有诸多不满。不久愤然辞去山大校长职务，回家乡筹资办学。由于山西大学师生恳切敦请，李亮工重返山西大学，后来兼任国文系主任，潜心讲授《说文》《尔雅》《音韵学》等，深居简出，再不过问校政。平时，他只与山大校长王猷丞、文科院长张贯三、教授张静山、冯次经等少数友人来往，课余惟闭户研读。李亮工博闻强识，精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坚持“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朴学”原则，直接章门薪传。其著作甚丰、作风朴实，对后世影响比较深远。
柏逸荪曾在贵阳师范学院任副教授，后又转任山西大学副教授。
章太炎的弟子中山西籍的还有景梅九、景耀月、刘景新、郑云飞、刘一化等，他们对国学的承传都有一定的影响。
姚奠中―刘毓庆―郭万金
姚奠中是章太炎的关门弟子，今年已98岁，为山西稷山人。姚奠中学问博大精深，融通文史，不拘一隅，诗书画印，无一不精，是我国著名的学者、诗人、书法家、画家、篆刻家、教育家。
姚奠中继承了章太炎的“救世”精神与理想，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并且全面继承了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他强调：以小学为基础，以经史为根柢，以诸子为归宿。认为诸子是要解决现实问题，因此要以它为归结点。
姚奠中先在“无锡国学专修班”学习，后因仰慕章太炎的学行，遂转入“章太炎国学讲习班”，接着考取了章太炎招收的唯一一次研究生，在7名被录取者中，姚奠中排名第4，年方22岁。章太炎在1936年去世后，姚奠中便开始了教书生涯。时值，他不得不辗转于安徽、贵州、云南等地。在颠沛流离中，教育救国的理念一直伴随着他。
1951年，姚奠中从贵阳回到太原，任职于山西大学。除担任教授、系主任等职务外，还参加多重政治、社会团体的活动。从20世纪80年代起，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元好问学会会长等职，还在山西省文联、作协担任着会长、理事等，是全省和全国优秀教师，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被收入英国和美国的国际名人传。
姚奠中执教半个多世纪，转教南北，弟子遍天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刘毓庆。
刘毓庆，山西洪洞县人，是姚奠中第一批研究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位，现在为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1978年后第一次招研究生，考生年龄上限规定在40岁，而刘毓庆当时大学刚毕业，只有24岁。他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同班11人，平均年龄是37岁。因为有年龄优势，姚奠中指导他与其他研究生不同，要求先打基础，从小学入手，而后读经史著作。
1981年，刘毓庆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1986年，刘毓庆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初露锋芒，被破格评为副教授，当时仅32岁，是山西省最年轻的副教授。河北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魏际昌在他申请职称的论文评阅书上就毫不讳言地说：“此人应径以教授聘任之。”1996年刘毓庆晋升教授，同年考入北京大学师从褚斌杰攻读博士，1999年毕业，获博士学位，返回山西大学执教，任中国古代文学所所长。2001年，任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
[关键词] 洛阳 城市可识别性 城市形象 城市导引
一、概述
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加快，城镇建设大力发展的同时，与城市建设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摆在人们面前，如何保持城市中心区的传统特色，建设易于识别的特色城市，保持城市发展脉络的连续性，是当前城市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城市可识别性依托城市自然山水与特有人文背景，在城市建设时，有意标示出对市民具有关键作用的意向符号，并以城市为依托系统规划、强调，可以提高城市视觉识别系统，强化城市形象，突显城市特色，提高城市的知名度。本文立足于洛阳市，对洛阳市北城中心区的道路、区域、节点、标志等构成要素进行可识别性分析，在环境、心理、视觉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城市视觉识别方案的组织化、系统化，强化人们对洛阳市的综合印象。借此重塑洛阳古城形象，展示“千年，牡丹花城”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城市风貌，带动洛阳城市经济与旅游业的进一步繁荣。
二、洛阳北城区概述
洛阳是中国历史名城，地处中原，位于河南省西部、陇海和焦枝铁路的交汇点。城市北靠邙山，洛河由东向西穿过南北两个城区，地形平坦，交通便利。市行政区域包括四个城区、一个郊区、一个吉利工业区和三个市辖县。“洛阳的城市性质：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省域副中心城市，著名旅游城市，先进制造业基地。城市规模：近期2005城市人口125万人，城市建设用地116平方公里，人均建设用地92.8平方米。①现有洛阳市区以洛河为轴线，分为洛北与洛南两大城区，本文重点研究洛阳北中心城区的城市识别体系。洛阳北城区,位于洛阳市北部,北至邙山,南至洛河北岸,西至洛环城高速公路,东至二广高速。整个洛北城区东西长,南北短,长约15公里的带状城市形态在20世纪80年代已初具规模。洛河成为洛阳南北城区明确方位的重要自然标志物。
沿洛河由东至西，将洛阳北城区分为河区、老城区、西工区、涧西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几部分。西工组团维持市管理中心职能，是城市中心商务区；涧西组团继续保持工业职能，配套完善生活区和商业服务设施；老城组团，是体现古城风貌的重点地区，保留有大量洛阳传统文化与民俗。
三、以自然山水为依托，合理划分城市空间
由于洛阳特有的地理环境，四周群山环抱，伊、洛、、涧四水纵横穿流，自古就有“河山拱戴，形胜甲于天下”之美誉。在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城市中，各种构成城市形象的环境要素共同发挥作用，使城市设计向更加人性化的方向发展。洛阳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使人很容易从空间上对城市形成印象。洛阳市区以洛河为轴线，城市呈现出特有的带状城市形态。主要城区依靠城中的河流与人工广场进行划分。东西各有两处广场作为城市重要节点―东部东花坛、西部牡丹广场。东花坛是进入洛阳市的东入口，这里有一个公交车停车场，启明北路由此直达二广高速，此地以一圆形花坛为标志物，但这种形状的花坛比较常见，辨别力不是很强，易产生误导。
由东进入洛阳北城区经过河，河上有座大石桥，见证着洛阳的历史，也成为联系老城东大街的明显标志物。过河向西，沿中州东路西行，很远就可以看到一个人工雕塑标志物―九龙鼎，这里就是西关，也是老城区的一处重要公交车枢纽点、南来北往的公交车在此交汇。从西关向西，由定鼎路至涧河桥此区域是西工区。西工区的中部有一处广场―东周王城广场，此处原来是洛阳市政府所在地，是原来洛阳市的行政中心，随着市政府的南迁与天子驾六遗址的发现，此处被规划为洛阳市天子驾六博物馆。现建有两座标志性雕塑―“天子驾六”、“周公营洛”雕塑。此处及附近的地区现在仍然是洛北城区重要的商业文化地带。
而西工区与涧西区是以涧河来划分的，以涧河桥为标志，沿延安路西行就可以到达牡丹广场。以牡丹广场为节点城市又向西北发展，使洛阳北城区呈现出字母“Y”形。字母“Y”的下半部分是高新技术开发区与周山森林公园。北城区与南城区以洛河为界，用洛阳桥、牡丹桥、王城大桥、西苑桥、瀛洲桥几座大桥相连接。洛北城区北面邙山、南临洛水，依洛水由东向西呈带状发展，形成洛阳特有城市形态。
四、以风景名胜、历史古迹为亮点，用合理道路系统将亮点相连贯
洛阳是首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问鼎中原”的宏博气势，在海内外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作为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许多史书上记载的建筑物由于战争与时间的原因留存的不多，但仍有一些古建筑伫立在现代化的城区里，使住在此地的现代都市人寻找到文化的归属感。洛阳最深入人心的景点是“老三篇”即龙门、白马寺、关林，此外洛阳保存较为完好的历史建筑遗址非常多，如隋唐洛阳城宫城区遗址，隋唐城遗址公园、反映我国传统历史城市建设和地方民俗文化的城隍庙、府文庙和鼓楼遗址；旧城标志性建筑文锋塔；作为清代区域商业和经济中心象征及繁荣的潞泽会馆与山陕会馆；近代革命教育基地和文物建筑洛八办；史宅、魏宅、胡宅等代表性的优秀传统民居；反映儒文化、周文化渊源的孔子入周问礼碑；反映隋唐东都洛阳城内储粮可达全国仓粮一半的大型国家粮仓的含嘉仓历史真迹。所有这一切，都是洛阳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又因都是有形建筑景观的实体再现，则更能增加“穿越历史时空”的真实、切身的感触。
作为城市东西主干道的中州路作为城市的中轴线，贯穿整个城市中心区，东起启明南路，向西经过延安路再向西北延伸，终点至市长途客运西站。另外还有九都路、凯旋路、唐宫路等几条道路将城市字母“Y”的右上支贯穿起来，左上支则被相互平行的建设路、中州西路、景华路、西苑路、联盟路等几条道路进行贯通。贯穿城市南北的主干道有王城大道、解放路、金谷园路、定鼎路等。由于洛阳北城区“东西长、南北短”，“沿洛河轴线对称发展”的格局，重要城市节点都分布在贯穿城市中心区的主干道上，以及连接南北城区的道路与桥梁交汇处。比如金谷园路与道南西路的交汇处－洛阳站；中州路两侧的青年宫广场、西关、东周王城广场；定鼎路与洛阳桥的交汇处－新世纪文化广场等等。整座城市就是由这些大大小小的城市广场与道路构成，在这些道路上行驶就可以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历史与充满活力的现代生活场景。
对于来洛旅游的外地人从火车站搭乘公交车很容易就可以到达以上景点。由火车站出发经定鼎路向南，过洛阳桥经龙门大道就可以到达关林、龙门。游览完这两个景点后，游客还可以乘坐旅游公交车58路直达白马寺完成对这三个景点的游览。如果游客时间允许还可乘坐市区其它公交车到市内其它景点游览，现有的公交系统基本能够将各个景点连贯起来，方便了市民及游客的游览。
五、突出旅游城市定位，考虑游客的需求、感知合理设置人工引导牌，宣传城市形象
位于洛阳东北部的河回族区与老城区是洛阳北城区最有特色的两个城区。从这里可识别性更加突出，体现着城市的肌理、脉络，承载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是洛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标志。河回族区是洛阳市回族聚居区，也是洛阳市清真寺最多的地方，沿城区内的道路两侧可看到很多有伊斯兰风格的建筑，此外还有北方风味的各种清真饭店与清真小吃。老城区是旧洛阳城的主城区，最具特色的是老城文化一条街，在这里保留有大量明清民居，此外洛阳一些传统手工艺也在这里得到展示与传承。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知识信息的理解接受力是不同的，而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特有的人文背景，一些特有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图形、色彩也可以在人们心目中达成共识，从而可以形成城市象征物，比如洛阳的牡丹、龙门卢舍那大佛、等等。因此，人工引导牌的图形设计在满足了信息传递的易识别性和易理解性两个前提之后，还可以考虑与周围环境结合，突出地方特色。在2008年第26届牡丹花会期间，洛阳市各大主干道旁，依托路灯树起了一幅幅以牡丹为题材的导向旗帜，很好地宣传了洛阳牡丹，同时也为城市增色不少。在通往各大景点的大道上，在交通导向牌的背面放置了各旅游景点的精美摄影图片，使外地游客了解到洛阳不仅牡丹漂亮、城市漂亮，自然的山水更是美不胜收。
2009年洛阳将迎来中国2009年世界邮展，届时海内外的游客将齐聚洛阳，洛阳的城市建设还需进一步完善，北京与上海分别借助08奥运会、09年世博会将城市建设上升到一个新台阶，洛阳也应以世界邮展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将一座现代、方便、美丽的城市展现在海内外游客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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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英语写作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研究生公共英语教学必要性
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深入,研究生教育正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1992年颁布的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大纲是否还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硕士阶段的英语教学与本科阶段的英语教学到底有何异同?作为语言输出性技能之一的英语写作在这两个阶段的英语教学中的地位又如何?笔者主要从英语写作的角度探讨改革研究生公共英语教学的必要性,并提出建议,以期对改进研究生公共英语教学有所裨益。
1.研究生英语教学与大学英语教学对比
大学阶段和研究生阶段的英语教学在教学目标和写作能力上各有不同的要求。根据1992年颁布的《非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英语(第一外语)教学大纲》,硕士研究生公共英语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具有较熟练的阅读能力,一定的写、译能力和基本的听、说能力,能够以英语为工具进行本专业的学习和研究。其对英语写作能力的要求分基础英语部分和专业英语部分。基础英语部分,即公共英语部分对写作能力的描述为:掌握基本写作技能(如文章结构、段落展开和起承转合等);能按具体要求,在一小时内写出250词左右的短文(如文章摘要和常用应用文等);正确表达思想,语意连贯,无重大语言错误(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大纲编写组,1992)。
根据2007年教育部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7)。并指出大学阶段的英语教学要求分为一般要求、较高要求和更高要求三个层次。三个层次对英语写作能力的描述分别为:能用常见的应用文体完成一般的写作任务,能描述个人经历、事件、观感、情感等,能就一般性话题或提纲在半小时内写出120词的短文,内容基本完整、用词恰当,语篇连贯,能在一般或应用写作中使用恰当的写作技能;能写日常应用文,能写自己专业论文的英语摘要,能借助参考资料写出与专业相关、结构基本清晰、内容较为丰富的报告和论文,能描写各种图表,能就一定的话题在半小时内写出160词的短文,内容完整,条理清楚,文理通顺;能就一般性主题比较自如地表达个人的观点,做到文章结构清晰、内容丰富、逻辑性强,能用英语撰写所学专业的技术报告、论文,能在半小时内写出200词的说明文或议论文,内容完整,文理通顺,思想表达清楚。
由教学大纲的对比可以看出,研究生英语教学目标和本科生的教学目标的侧重点不同。前者仍然把阅读能力作为培养重点,后者则更强调听说能力的培养。“研究生教育是为了培养高、精、尖专门人才,对英语特别是写作上要求必然要高”(杨平,1997:99)。王景惠(2002)也认为,研究生的英语学习不同于本科生英语学习,后者侧重外语知识建构,前者注重外语能力培养,特别是说和写的能力培养。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研究生教学大纲中所规定的“掌握基本写作技能(如文章摘要和常用应用文等)”和“能用英文书写论文摘要”与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中的描述有些重合。虽然在两个大纲中都提到了“常用应用文”这个写作体裁,但具体包括哪些应用文的类型并没有详尽的描述。即使是英文书信,包含的类型也很宽泛,如邀请信、求职信、推荐信、感谢信、道歉信、咨询信、辞职信等。因此,研究生教学大纲中的规定显然已经跟不上新形势的需要,与大学英语教学目标相比存在滞后的现象,“制定符合新形势的研究生英语教学要求势在必行”(何莲珍等,2005:4)。
2.改进研究生公共英语教学的建议
2.1开展需求调查。
“研究生的英语教学要以需为本,对旧有的教学模式、教学方式进行改革,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提高研究生的语言应用能力,特别是口语和文字交流能力”(何莲珍等,2005:5)。为此,教师在学期初可以设计问卷,了解学生的真实需求。可把主题写作、广告、告示、通知、海报、标示语、外贸信函、个人简历、留学申请信、论文摘要、读书报告、调查报告等写作列入教学内容,增加练习机会,使学生得以全面的锻炼。
2.2注重研究生与本科生英语教学的衔接。
教师有必要了解研究生阶段与本科阶段英语教学的异同。通过对比教学大纲、进行问卷调查或访谈等,掌握两者在培养目标、教学方法、学生需求等方面的不同,避免教学内容的雷同,使衔接教学自然顺畅。何莲珍等也认为,在研究生英语教学中,应该首先考虑与大学英语教学的衔接,除了开设帮助学生巩固其在大学英语阶段所学的语言基础知识的课程之外,还应该根据各类研究生的需求开设出大量可供选择的选修课程,尤其是有利于提高研究生语言实际应用能力的课程(2005:5)。
2.3运用原汁原味的英文阅读材料。
教师在教学中要积极运用原汁原味的英文材料,把阅读与写作相结合,提高教学效果。例如,在讲解感谢信的写作时,笔者有意识地挑选了林肯总统在1864年写给一位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光荣牺牲了五个儿子的比克斯比夫人(Mrs.Bixby)的信。这封信兼有感谢信和慰问信的特点,且语言简练,句子精美,篇幅短小,非常适合用来作为学生的经典背诵材料,从中学生不仅可以掌握感谢信的书写格式,还可以了解美国南北战争的历史,体会英语语言的魅力,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2.4培养研究生的批判思维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英语写作是应用语言的一种有效方式,它融词汇、语法、篇章、修辞于一体,是学生整体英语水平的最好体现。在教学中,教师可通过网上查找资料、网络英语写作、主题讨论、学生习文分享、大脑风暴、同伴互评互改、研读范文等活动,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训练他们用英语进行独立思考和批判思维的能力。
2.5加强理论修养,提高教学和科研能力。
教师的水平和素质对教学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新时期的研究生英语教学需要教师不断更新观念,提高业务水平和理论素养,研究学习理论、学习需求和学习策略。同时,教师还应加强国外文献阅读,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和学术活动,努力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并把科研与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2]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大纲编写组.非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英语(第一外语)教学大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3]杨平.关于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写作的一些刍议[J].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1):97-103.
【论文关键词】都市农业 郑州市 策略分析
【论文摘要】都市农业是非常具有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通过都市农业的发展，促进城乡经济互促。本文通过对郑州市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分析，提出郑州市发展都市农业的重要意义，从战略的角度给出发展郑州市都市农业的若干对策。
都市农业是当城市经济、社会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时，地处都市的间隙地带及其延伸地带，紧密依托并服务于城市，以城市生态保护农业、观光休闲农业、出口创汇农业、高科技现代化农业为标志，实现农业产业化，通过规模经营满足都市的市场需求，建立集生产、服务、休闲、消费、观赏为一体的，经济、社会、生态、辐射、示范等多功能并存的现代农业模式。
都市农业是一个非常具有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通过都市农业的发展，促进城乡经济互促，从而推动成品农业的发展，使农业产业链延长，促进农业向第三产业的渗透，实现第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对农业现代化、城市健康发展、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有促进作用。近来，中原城市群的崛起，为促进郑州市快速发展，缩小城乡的差距，实现城乡产业全面融合成为郑州市重要的战略思路。
一、郑州市区位优势分析
郑州市是河南省省会，地处于中华腹地，九州之中，十省通衢。北临黄河，西依嵩山，东南为广阔的黄淮平原，总面积7446.2km2，市区面积1010.3km2，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282km2。郑州市总人口724.3万，其中城镇人口436.3万，是我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地理过渡带，有“雄峙中枢，控御险要”之称。郑州市处于从东向西区梯级发展的过渡带，各类物资资源、技术、信息再转移的位置非常明显；郑州市属暖温带大陆性气候，是我国南北气候的过渡带，境内大小河流35条，分属于黄河和淮河两大水系，其中流经郑州段的黄河150.4公里。在郑州这里南北方的品种均可引种，农业发展条件良好。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具有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重要作用。据统计，郑州市已拥有300多家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和12家大型粮食、蔬菜、水果、花卉等农产品批发市场，年交易额达180亿元左右，发展都市农业的市场优势明显。
二、郑州市资源优势分析
郑州市矿藏资源丰富，其中煤炭分布较广，耐火粘土品种齐全，铝土储量占全省总储量的30%，天然油石矿质优良，是全国最大的油石基地之一。郑州市还拥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许多有名的土特产品，譬如：新郑的大枣、黄河鲤鱼、中牟的西瓜和大蒜、广武的石榴、荥阳的柿饼等等，这些有名的特产为郑州开发特色都市农业项目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另一方面，郑州市作为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力资源丰富，拥有雄厚的农业科技力量和综合的科技优势，为都市农业发展提供了科技支持。都市农业是一个复合性的功能系统，围绕着休闲娱乐、生态宜居、体验参与的特征，将郑州市进行规划建设。譬如：优质粮食生产区、生态涵养发展区、生态经济林果带。
三、将区位和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的对策分析
1.打造都市农业观光园区和绿色生态农业产品园区
都市农业把农业与旅游观光与休闲娱乐融为一体，用旅游的理念来包装和提升农业，变农业园区为旅游景区，为市民提供特色、具有文化内涵的旅游空间，同时注意对青少年的教育功能，突出农业观光园区的绿色、朴实的乡土气息。大力发展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赏农家景、购农家物”为主要内容的乡村特色旅游项目。
通过发展都市农业，改善都市及郊区的生态环境，提升城市品位，形成城在林中、林在城中、山水融合、城乡一体的城市景观。新郑奥星实业总公司，就是充分利用新郑大枣的资源优势，将一年产值不足200万元的企业，发展成一个综合性的企业，公司目前集红枣产品加工、科技示范种植为一体，年产值达1.36亿元，有效的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
2.加快郑州市主导产业的发展
发挥郑州市的区域优势，调整整个区域的布局，突出发展都市农业的主导产业。优先发展郑州的农业商贸物流业、农产品加工业、观光农业、绿色蔬菜产业、花卉苗木产业、水产养殖业、奶产业、林果业、以及种子种苗业。实现农业结构向区域战略性的调整，培植农产品加工业的龙头企业。通过加强硬件和软件的建设，构筑大市场和大流通，从而提高郑州市农产品的经济效益以及市场占有率。 转贴于
3.整体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要想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都市农业就必须提高农民的素质。郑州市可以通过加强农民的培训，提高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和职业技能，培养一批有文化、会管理、懂经营的新型农民，以便使其更好地满足都市农业发展的需要。
4.增加发展都市农业的科技投入
都市农业是高科技农业，发展都市农业需要加大与各大院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共同来开发都市农业资源，研究并引进都市农业所需的设备技术和新品种，用科技作为农业技术产业的孵化器，这种合作关系将进一步加强都市农业发展的技术与管理人才的培训，都市农业的发展为高新技术提供发展平台，并且可以促进农业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示范和推广，加快都市农业的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
5.增加发展都市农业的多元化投资体制
都市农业是一种高产出，并且高投入的产业，要快速发展都市农业，就必须制定相关的都市农业扶持政策，逐步提高财政资金、借贷资金对农业的投入比重。然而仅依赖政府的投入对于都市农业的发展来说是不够的，应该优化都市农业发展的资金投入结构，建立多元化投资机制，坚持以政府的投入为导向，以社会投入为主体。政府的财政资金重点扶持现代农业的示范园，观光、生态农业示范园和创汇农业基地的水、路、电等基础设施，开发能产生生态效益或者社会公益性效益的项目。
政府要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多样化的社会资金都参与到都市农业开发与建设上来，大力鼓励个人投资都市农业发展。扩大城市对外开放的力度，通过股份制、设立基金等吸引外商独资或合资参与到都市农业的发展建设，用都市农业的特色经济发展来吸引外国的资金、人才和技术，实现投资的多元化。同时，像参与合作的高等院校以及科研院所也可以通过技术入股的方式对都市农业投入建设，建立国家、集体、企业、个人多元化的投资机制，以高科技来武装农业，形成都市农业的科技配套工程，整体加快都市农业的建设水平和速度。
参考文献
[1]中原楼市网.把摸郑州城市发展脉络[J/OL].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