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2 01:23:4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结构主义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初中化学由于是化学启蒙阶段，主要是普及性知识介绍，因而学生较易掌握，考试分数也较高。而高中化学具有抽象性和逻辑性，强调运用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难度与深度增加，部分学生感到化学难学，有一定的学习困难，再加上考试成绩的刺目低分和那作业批改中的可怕的大红“×”，以及在课堂上得不到教师的鼓励，伤害到学生的学习信心。倘若在课堂上学生回答不出教师的提问，严厉的教师采取的是批评教育，大多数教师比较宽容，会请其他同学回答，而很少去了解是什么原因或提出建议，从而实施了“冷暴力”。从而造成学生兴趣降低，畏难情绪增加，少数同学厌恶化学学习，逐渐放弃化学的学习。足以可见，科学而有针对性的评价的重要性。仔细分析本因，其实是教学评价体系的不合理：其一，由教师单一进行评价，不重视评价的促进作用，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没有给予科学的评价；其二，对学生学习结果的评价简单与粗暴，学生得到的是冷冰冰的分数以及“√”与“×”，课堂提问也主要是集中于知识的回顾，忽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其评价只在于结果的对与错，不会考虑学生思维的评价及运用知识能力的评判。这与素质教育及新课程改革的要求是不相符合的，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知识与技能的理解和掌握，更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的变化和发展。构建适合高中化学教学的评价体系很有意义，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克服畏难情绪，提高教学效果。
二、构建科学的高中化学评价体系
高中化学的评价体系应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学生的参与性和过程性，评价体系应是多元化和多主性的。评价应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促进了学生的学习成长。
1.评价方式应是多元化的，使评价更真实。
学生是一个群体，个性差异较大，学习能力、学习态度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教师的评价切忌千人一面，应当是有针对性的多元化的评价。（1）评价目标的多元化。针对不同的学生应有不同的评价目标，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基础、能力、个性等方面的差异，因人而宜，实事求是给出每个学生的评价目标，要评估学生的学习能力及表现，要制定学生所能到达的目标，从而激励学生进步，帮助学生掌握更多的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达到所预定的评价目标。（2）评价方法的多样性。目前，评价方法多采用常规作业、单元测试、期中和期末考试、上课提问的方式，这些传统的评价方式有一定的实用性，但不能真实反映学生的学习状况。评价方法应更加全面和科学，如自主评价、访谈评价、家长和同学评价、实践评价等。在常规的考试方法上也应改革与创新。教师在考评高中化学知识时，应把知识寓于真实的生活、科研及生产背景中，注重问题与实际的联系，加大试题的开放性与探究性。在平常练习中，应根据学生的能力设计不同难度的问题，设定多组练习，由学生自主选定完成，在考试时也应设定必做题和选做题，使学生有选择的余地，每个学生都能有成功的喜悦，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2.评价体系构建的多主性，让评价更全面。
传统评价是由教师单方面进行，这与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学论的评价体系是相悖的，科学的评价体系是以参与者为主的，要突出学生的参与性，学生家长、同班同学都应参与评价，改变教师单一评价的片面性，使评价更具合理性和全面性，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发展。通常的做法是：（1）要求学生自主评价。教师进行完教学单元教学后，教师应要求学生进行自主评价及对教师的教学提出相关建议，主要包括单元知识点掌握、自我评价、学习目标、完成程度、进步方面、存在问题、改进办法、教学建议等。（2）同学评价和家长建议。每一学期结束都要求学生相互评价，主要包括学习态度、上课纪律、作业情况、相互学习等方面，家长应就学生在家庭学习的过程给出评价。
3.评价应注重学习的过程性，建立学生的成长档案。
学生的学习过程是一个较复杂的心理活动，是一个系统工程，教师的评价应贯彻整个教学活动过程，应密切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动态和能力的培养。课后作业的评价应指出学生的进步与不足，应从知识再现、能力提高、知识运用等方面及时给出评价。单元测验后，针对每一个学习单元，应对学生的学心态度、学习方法和技能，给出准确的评价和合理化建议。每一学期及每一学年的结束，教师应对知识点的掌握、方法论的建立、思维能力的提高、学习中的闪光点及存在的问题给出正确的评价，指导学生扬长避短，逐渐成长。教师应以欣赏的态度鼓励学生的进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锻炼学生的学习意志，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4.评价的本质在于评价的发展性，激励学生进步。
语境中的文化是十分复杂的，从背景到现实都与西方大相径庭。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界是边缘性的，但其在中国语境中则是最新登陆的又一种"西方"，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至少是象征性的中心性；但又并不尽然，文化研究又以其批判性、颠覆性、非正统性为中国学界那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外的边缘话语提供了声音。文化研究对当代中国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对当今的大众文化研究更是如此。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还无法应对当今中国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现实。
诚如许多学者所共识的那样，中国虽是一个笫三世界国家，但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热点，这就为其自身复制了一个想象性的幻影。随着高速的城市化和消费化，一些大都市在生产/消费文化幻象方面，已与那些发达国家相去未远，也已基本具备了"后"文化的某些特征。为此，中国语境的文化研究就尤其令人关注。
一、
文化研究之所以成为西方自"语言学转向"以来，继文学研究之后的一种新的拓展，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就是：后结构主义（在美国解构主义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新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或提供了理论依据或提供了理论，直接引发了一种多维的广泛的文化研究的展开。所以在关注其中、文化、诸多因素时，不应因此便忽略了文本研究（自结构主义甚或是"新批评"以来的传统）的重要，尤以中国语境中的文化研究更是如此。与其说文化研究是从关注文本到关注社会，还不如说是将"文本"扩大化，走出了昔日仅仅关注"文学性"的狭小视野，而把历史、文化、社会亦视为一种"文本"来加以解读，并寻求其背后的"深层关系"。文化研究不是抛弃了结构主义以来"文本研究"的成果，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知识背景在更为广阔的领域里加以运用。
当年，罗曼·雅各布森综合了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美学批评等形式主义流派的理论主张，试图以语言学的方法来探究"诗学"，最终揭示出所谓"文学性"的奥秘。他了大量的所谓"经典文本"，然而于"文学性"的发现却收效甚微。流风所及，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海外华裔学者高友工等亦曾以结构主义方法分析中国的唐诗，著有《唐诗的魅力》一书，虽用力甚勤且不无新意，但距揭示出唐诗的"魅力"似仍咫尺天涯。诚如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所言："雅各布森的误解颇能给人以启迪，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一个错误的假设是如何破坏了他的理论的。他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自己的解释，这说明他相信这一解释是正确的，因为它是语言学分析的结果。如果认为语言学提供了发现诗学格局的方法，我们就会自己把自己的眼睛蒙上，看不到语法格局在诗歌文本中真正发挥的作用……雅各布森提请人们注意各式各样的语法成分及其潜在功能，这对文学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他相信语言学为诗学格局的发现提供了一种自动程序，由于他未能认识到语言学的中心任务是解释诗学结构如何产生于多种多样的语言潜在结构，他的分析实践是失败的。"（引自卡勒著《结构主义诗学》1975年）多年以后，他在一本讨论文学理论的小册子里更为明确地谈道："……理论著作已经在非文学现象中找到了’文学性’――可以用这个最简洁的字眼称呼它。人们通常认为属于文学的特性其实在非文学的话语和实践中也是必不可少的了。""如果文学是一种脱离了语境，与其他功能和目的脱离的语言，那么它本身就构成了语境，这种语境能够促使或者引发独特的思考。"可见正是由于当初结构主义者们对"文学性"的追寻，才使后来的人们最终放弃了这种在封闭中的努力。文学，永远都不可能是"纯"的。既然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即是隐喻性的，就算是历史文本也从来都无法摆脱其"文学性"，那么语言学文本分析的各种方法也将适用于历史文本、大众文化、政治宣传乃至广告的分析研究，所不同的是其目的已不再是探究"文学性"，而是通过破解其中的所谓"文学性"（修辞建构），揭示出这些文本的"虚构"性，揭示出其背后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的种种诡计与合谋。换言之，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与文化研究，看上去各自所处的不同，观念也各异，但在就文本的语言学研究方面，其彼此间还是有着一条相互关联的线索的。就美国的情况而论：从不满于实证批评、历史批评、印象批评、新人文主义批评，到关注文学自身研究的新批评，可以说是一个从不关注文本的极端到只关注文本的极端的转换；随着欧风吹拂，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尤其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相继到来，引发了美国解构主义的鼎盛。然而解构主义对"中心"的巨大的颠覆性，又注定要为居于"边缘"的性别、种族、阶级、文化提供一种理论思想上的"核武器"，而由此展开的各类文化研究又势必会走出文学，面向文化。这一看似反反复复的过程，绝非物极必反式的简单的重复或回归，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深化的进程。而中国语境中的文学/文化研究所缺失的恰恰就是这一进程。这无疑是中国许多学人的一种先天不足。
论文摘要：世界的全球化趋势决定了语言交际的重要性。研究语言学对于外语教学，特别是以英语为目的语的外语教学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立足于语言学的基础发展，着眼探讨其发展趋势，试图从其中把握其研究热点。
1 语言学的发展
语言学的前身应该可以被既定为历史比较语言学(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追溯更早则称之古代语文学阶段。现代语言学是从索绪尔开始的，索绪尔开创了结构主义新时期，这一时期索绪尔（F.De.Saussure）著有《普通语言学教程》（Th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结构主义中以美国结构主义影响最大，F.Boas， E.Sapir， L.Bloomfield 三者较为出名，他们创立了新结构主义学派——美国描述语言学， 三者中以后者较为出名，所以美国语言学也叫“布龙非尔德主义”。
1.1 美国的结构主义
美国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四种：替换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分布分析法、直接成分分析法，其主要内容如下：（1）替换分析法(Substitutional Analysis)，即用一个语言单位代换另一个语言单位是否得到新的事实。 （2）对比分析法(Contrastive Analysis）是比较两个或两个以上语言单位，找出他们相同或不同部分从而确定单位性质。（3）分布分析法 (Distribution Analysis)为研究词位出现的位置，词类（实、虚）分布的位置。（4）直接成分分析法(Immediate constituent analysis)一个句子首先可切分成两个部分，切到词素为止。（5）序列分析法(String analysis)是把句子带有修饰或不带有修饰的基本单位、结构成分或基本单位、修饰成分。（6）转换分析法(Transformational analysis) 为把任何的结构看成核心句（Kernel sentence）的转换，所谓核心句是基本句型（SVO， SV等）其他是核心的拓展或是从核心句转换而来的。
1.2 系统功能语言学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 M.A.K. Halliday (韩礼德) 师从伦敦学派J.R.Firth(弗斯)。后来，我国的两名学者罗常培和王力，打破传统语言或结构主义的根本，把语法形式意义、语言用法等系统地有机地连结起来。
1.3 转换生成语法
20世纪50年代Chomsky 对美国结构语言提出挑战，创立了转换生成词法或形式语言学，提出研究重点人是如何从有限的语言单位创造出无限的语用句型。这一时期的发展共经历了五个阶段：经典理论时期、标准理论时期、扩充标准理论时期、修正式扩充标准理论时期、最简的解释理论时期。这个时期Chomsky提出了两个很重要的概念：深层和表层结构。这两个概念对“同形异义、异形同义”歧义能做出科学的解释。
2 语言学的动态研究
语用学 (Pragmatics) 即语言使用学，其主要研究问题包括：指示语 （Deixis）包含人称指示、时间指示、话语指示、承接指示；前提 (Presuposition)， 语用推论， 以语言结为根据，靠逻辑推论语言的前提条件；语用含义(Implicative)话语含义， 给语法事实提供重要功能解释。
2.1 语篇学
语篇学是在句法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叫篇章语法或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上世纪70年代开始，语言学由静态到动态的大转变，由结构研究到功能研究。篇章语法主要解决篇章结构研究；篇章语义主要解决篇章意义连贯，研究篇章的层次。篇章的语用研究，重点探讨会话结构、话轮（说话顺序）邻近配对(前者说话的反应)，也解决影响会话因素（心理因素、文化），篇章理论研究，研究篇章的产生。
2.2 社会语言学
社会于语言关系的科学，它是一门交叉科学。从社会变化与发展来研究语言变化，又由语言变化来研究社会的规律。其分为微观社会语言学与宏观社会语言学。微观是研究具体的语言与社会关系，如语言与性别、语言与民族等，也研究语言的细节，如语言世界、语言等。宏观主要是研究语言与社会中的地位和社会对语言的选择，如国际文化交流中采用哪几种语言、在本国推广哪几种语言、语言的推广和文字改革等等。 转贴于
3 我国语言学研究的热点
3.1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
单以核心刊物《外国语》上发表有关系统功能语言学就有30多篇；《外语教育研究》上发表有10多篇；出版的重要著作有胡壮麟先生的《系统功能语法概念》于1989年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语篇的衔接语连贯》；程琪龙的《系统功能语法导论》。论文集有湖南教育出版社的《语言系统与功能》；清华大学出版社的《语篇·语境》；任绍鲁的《语言·系统·结构》等等。系统功能的基本概念的引进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胡壮麟为首，系统功能的语法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系统功能语法的语言观于方法论；对系统功能语篇研究理论进行实践和补充。
3.2 语用学的研究
近年来，《外国语》在语用学发表文章达30多篇；《外语教学与研究》有10多篇；出版的专著主要有：何自然的《语用学概论》；何兆熊的《新编语用学概要》。语用学在90年代最现风光，也当之无愧地成为最核心的科目，其研究有三个特点：（1）在继续引导外国的方法的同时，通过对语言具体事实提出修正何补充。例如：何自然的《国外语言学的研究》。（2）对语用学的内涵进行了新的开拓。比如何自然的《语用模糊》、《情态动词的语用分析》由卫国的《现在完成时的语用含义》。（3）从翻番而论转入专题研究。把汉语与外语的研究联系起来。例如刘绍忠的《“清”字用法汉英对比》。
3.3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
《外国语》和《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共有10多篇；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特点主要表现在：（1）由宏观方法转入微观具体语言现象分析，例如：《委婉语社会语言研究》、《语言变化的社会因素》。（2）从解释的社会学角度转向心理学语言运作的社会心理机制。例如：王德青的《社会心理语言学科性质语研究对象》和素定芳的《委婉语研究》。
3.4 话语分析研究
《外国语》中有将近20多篇；《外语教学与研究》有10多篇。从80年代中期开始系统介绍西方话语分析基本概念与理论。90年代转入英汉对比分析。从话语口语转入语篇研究。近几年来，话语分析有交叉和重叠趋势。
4 我国语言学研究的趋势
（1）研究对象看，由微观转入宏观，语言本身系统转向跨学科研究，出现交叉学科，如跨文化交际学、国情语言学；由结构研究转入功能和应用研究，由静态到动态，如描写构词句法规则到句法结构的不同功能；单个词的意义到单词在特定环境中的意义；由单一语言研究转向多语言的对比研究，如对比语言学，包括双语对比、多语对比，包括同族语对比、非同族语对比，即有语言自身的对比，也有语言与文化的对比，如跨文化交际学。（2）研究方法看，由单层次和单角度，静态研究转入多层次、多角度、动态研究。（3）研究目的看，目标不断从窄到广，从肤浅到深度；从描写转向解释 Chomsky 试图从大脑的遗传基因来解释语言的事实；从理论的探讨转向应用价值分析，如计算机的发展离不开语言学，语用学的分析应用到法庭审讯中等。（4）发展趋势看，语言学研究有三个：①侧重宏观语言学，语言与心理、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的关系；②着眼认知语言，语言与大脑关系；③鼓励用科学技术研究，如《对学者个人差异研究》。
参考文献
论文摘 要：布鲁纳是美国心理学家，他在心理学方面接受并发展了皮亚杰的“发生认知论”，形成了结构主义学习理论。 布鲁纳的结构主义学习论主要强调学科基本结构学习，提倡用发现法进行教学，重视学生内部学习动机。他的部分教育思想对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仍有现实意义。布鲁纳将教育“作为训练民主社会里平衡发展的公民的手段”，学校不仅要传授知识和发展学生智力，更重要的是让学习者在自身经验背景下，通过“同化”、“顺应”自主建构知识。
结构主义越来越受到教育界的关注，这种教育理论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结构主义之父的布鲁纳，他以心理学为基础倡导的结构主义学习观，在心理学方面接受并发展了皮亚杰的“发生认知论”，在教育学方面提出了一种新的结构化的教育思想，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前言
结构主义最早来源于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分支。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布鲁纳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通过大量的实践研究和论证，创立了当代世界最有影响的结构主义教育学理论，从知识观、学习观、学生观、师生角色的定位及其作用、学习环境和教学原则等6个方面对教与学作了细致的阐述与归纳。这一理论主要包含以下观点：
1、学习不是教师简单地向学生传递知识信息、学习者被动地接受信息的过程，而是学习者自己主动地建构知识进行有意义的学习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是无法由他人代替的。
2、对任何一门学科知识的学习都必须在学习者现有的知识经验的背景下，通过对外部信息进行积极主动地选择、加工和处理，从而构建起自己的意义，也就是对原有知识的重新建构，旧的知识经验因新知识的进入而发生调整和改变。
3、学习者的学习是通过“同化”和“顺应”的过程来与环境进行交互的。也就是说学习者不是简单的把外部知识搬到记忆中进行翻版，而是在原有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与外部环境的交互，进行自我理解，建立内部心理表征。
4、学习者对知识的建构，不仅包括大量的具有相关性、比较概括的结构性知识的建构，还包括在大量情景下产生的非正式经验背景的建构。
本文就是通过对布鲁纳结构主义学习观的分析，来阐述它对我过教育的实际应用意义，主要是对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的实际意义。
二、布鲁纳结构主义课程论思想
（一）课程的基本思想
布鲁纳认为，教学是使学生能够主动地选择知识，记住知识和改造知识，从而促进今后的学习。为此，教材就应该把反映该学科发展水平的最基本的概念和原理作为主体。概念和原理越是基本，它们对于解决新问题，掌握新内容的适用性也就越大。如果学生掌握了作为该学科知识结构核心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在学习其它知识内容时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进一步认为，学习的早期教学就应该使用这相差悬殊的教材。
同时，布鲁纳指出，这样的教材组织呈现只有与儿童的智慧发展相匹配，才能使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教学顺利进行。年龄不同的儿童，其智慧发展阶段也不同，对他们就应使用不同教材。随着年龄的增长，教学涉及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可能相同，但教材的具体直观程度逐渐降低，而抽象程度不断提高，从而体现了教材和“螺旋”式上升的特点，使学生一步步地在较高的认知层次上掌握教学的内容。
（二）再现表象与螺旋型课程
布鲁纳认为，人的心理发展就是形成一个意义上、态度上、动机上的技能相互关联的越来越复杂和抽象的模式体系，即 “再现表象”。人们借助于这种体系贮藏、转换、再现所遇的信息，内插、外推、预言更多的知识。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再现表象”表现为一种从动作式到图像式到符号式等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每一阶段的再现模式都依赖于前一种再现模式。因此，教材的编写应分成不同的阶段，注意知识的“阶梯性”，适应于学校里不同年级、不同能力的学生，再经过学生的自觉思维，最终为他们所接受。
(三)强化内部动机
儿童的智力发展表现在内部认识结构的改组与扩展，它不是简单的由刺激反应的连接，而是在头脑中不断形成，变认知结构的过程，“儿童知识的获得，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学习过程，是一种坚持不懈、孜孜不求的持续行为。推动这种行为的动力存在着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要使内部强化与外部强化处于协调平衡的状态，并尽量促使外部强化向内部强化转变；学生自己也应从教师的表扬这一外部报偿过渡到靠自己解决问题的内部报偿。同时，布鲁纳还指也，激发内部动机的方法有多种，利用惊奇、激发疑惑、设计困境、提示矛盾等，都“可以引起学生的内在动机，激发思维。”
(四)采取发现学习法，注意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学习兴趣。
布鲁纳认为，仅仅单纯地传递结构是不够的，重要的是鼓励学生自己去探索。教师要引导学生去学习，要“尽可能”保留一些令人兴奋的观念的系列，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布纳主张，“在发现学习中，最关键的是培养学生的主体性”，那就是“首先建立与旁观者的被动性恰好相反的那种注意的自主。”内部动机是学生学习的动力，最佳的动机就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
三、结构主义学习观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义
（一）基础教育改革的目标在于发展智力，但也不能忽视非智力因素的影响
当前新一轮的教育改革，既要注重发展学生的智力，也不能忽视非智力因素的影响。我们应该认识到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密切关系，在课程改革中，注重培养学生智力的同时加强对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从而从整体上提高教育的作用和质量。因此，我们应该坚持素质教育，提倡学生的全面发展，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的规律、学习风格和原有的知识经验背景来有效选择知识结构的呈现方式，或用动作表征，或用形象表征，或用符号表征，帮助、指导学生进行发现学习。
（二）对改革中的研究型学习方法和探究式学习模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中正在探讨的研究型学习方法和探究式学习模式，其实就是来源于布鲁纳的结构主义学习观，这种新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模式类似于发现法，它们能调动学生参与学习过程的主动性。“认知——发现”学习启发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和参与性，同时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要善于创设恰当的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引导学生围绕一定问题，依据所提供的材料主动而有兴趣地思考、探索和研究问题。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教师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从知识的传递着转变为学生建构知识的促进者和支持者。教师应本着“以学生为本，因材施教”的思想，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教师要创设宽松自由的课堂氛围，创设民主、和谐、积极、活泼的教学情境，多给学生思考、提问和发言的机会。我们当前的研究型学习方法和探究式学习模式就需要这些来作具体的指导。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更灵活的教学方法，如趣味教学法、情境教学法、探索发现法等等，真正培养学生的直觉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三）基础课程的改革要注重学科基本结构的改革
布鲁纳结构主义学习观认为，人的认识活动是按照一定阶段的顺序形成、发展，成为认知结构而进行的。人类学习的实质是类目及其编码系统的形成，学习新知识的过程，是头脑中已有的认知结构与新知识结构的“顺应”与“同化”的过程。人的认知活动掌握了最基本的定义触类旁通，成为应付复杂环境的一种基本手段。将这种观点推广到其它学科中，他提出了学科的基本结构。布鲁纳认为，任何学科中的知识，都可以引出基本结构。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时代的到来，因特网的迅猛发展，导致知识的爆炸，教材的编印速度赶不上知识的增长速度，教师也不可能通过教材教会学生掌握所有的知识。教师应该帮助学生获得基本思想和原理，帮助学生掌握获取知识的基本方法，从而提高学生的整体水平。
布鲁纳结构主义学习观启发我们在基础课程改革中，要注重对学科基本结构的改革。要对教材的结构进行梳理，对教材的内容进行更新，要及时改变教材陈旧、落后的现状。教师在教学中，要帮助学生掌握学科的基本结构。事实证明，掌握学科的基本结构有助于培养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增进学习的迁移，提高学习能力和学习效果。
（四）提倡发现学习
布鲁纳认为，学生的学习和科学家的发明的智力活动是一样的。因此，可以在教学活动中，“提出一个学科的基本结构时，保留一些令人兴奋地部分”，然后引导学生去探索，让学生在对知识结构的建构过程中去发现它。他认为，在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独立思考、改组材料、自行发现知识、掌握原理原则的发现法是一种最佳的结构教学方法。
在基础课程改革中，我们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探索、发现能力，对知识的组织上注重的学科基本概念和原理的组织，在教学上确立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建立学生自主、探索、发现、研究以及合作学习的机制。让学生在一定的情境下，充分合理地运用自身原有的知识经验背景去构建新的知识结构。
四、对结构主义学习观的反思
布鲁纳提出的结构主义学习观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基础教育改革起来很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由于它对教材的要求太高，对学科知识结构的组织也难以把握，因此在美国的课程改革中，改革的效果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好。这就需要我们对结构主义学习观进行反思，以一种更合理更容易实施的并且符合我国基础教育现状的面貌呈现出来。
在实际的改革中，我们不仅要帮助、促进学生进行“发现学习”，创建合理的情景进行知识结构的建构，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还要注重教师的主导作用，明确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去引导、启发学生逐渐掌握知识。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教师处于理论与实践的尴尬境地。
参考文献
［1］王雯，胡雯洁.布鲁纳教育心理学思想新析［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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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余文森.布鲁纳结构主义教学理论评析.外国教育研究，1992(3).
［4］王琰.布鲁纳结构主义教育思想对当今课程改革的启示.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J］.2007(3).
［5］张明礼.布鲁纳结构主义学习观的教育意义.湖北教育学院学报，1998(2).
［6］杨丹.对布鲁纳结构主义教学理论的再认识.现代教育科学，2008(6).
[论文摘 要]西方现代语言学不是关于人脑语言器官的现实描写，它是形式化的模型理论，它受语法自身理论目标的限制，同时严格区分语言能力与语言使用，并且侧重于解释性的研究。
一、西方理论语言学是形式化模型理论，应该把形式化语法与真实语法区别开来
西方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建立于19世纪上半叶，索绪尔被称为是“现代语言学之父”， 也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鼻祖。索绪尔对现代语言学的主要贡献是第一个把语言作为代码或系统和对系统的运用区别开来。在其影响下， 出现了不同的语言学派。西方语言科学经历了三个主要时期， 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就西方语言学与多媒体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的关系而言， 我们认为更值得一提的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两个学术流派。结构主义语言学派推崇直接成分分析法。结构主义语言学称雄西方几十年， 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 转换生成语言学派的崛起， 才打破了它一统天下的局面。转换生成语言学强调对人的语言能力做出解释， 而不是仅仅描写语言行为， 它要研究的是体现在人脑中的认知系统和普遍语法。乔姆斯基认为“语言”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 这个概念是从语法中派生出来的， 只有语法才是实际存在的。因此， 转换生成语法研究的对象是语法而不是语言。转换生成语法采用的是现代数理逻辑的形式化方法， 根据有限的公理化的规则系统和原则系统用演绎的方法生成无限的句子， 以此来解释人类的语言能力。所以，转换生成语法无论是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 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和传统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有原则上的区别。它为语言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 使语言学以新的面貌呈现于世。转换生成语言学派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语言学方面， 在其他学科(如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以及认知科学等)也产生了一定的反响。过去， 语言学界从别的学科领域“输入”新观点、新方法。现在， 语言学的一系列成果可以“输出”了。
二、西方现代语言学严格区分语言能力与语言使用
“语言能力”这一概念是乔姆斯基在彻底否定行为主义语言理论的基础上创建转换生成语法时提出来的。乔姆斯基认为，在语言研究中应区分“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的是本族语者所习得的语言知识，这种知识往往是隐含的(implicit)，即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后者则指本族语者的实际语言运用，也即本族语者具体的说话和听话行为。语言能力是语言行为的基础，语言行为则反映语言能力。然而，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并不总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实际语言运用并不总是他的语言能力的确切反映，因为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由于某些原因(如疲劳过度、注意力不集中、过于激动或过分紧张等)，人们往往会出现“言不由衷”、“词不达意”的失误现象。例如一个会说英语的人可能会因某种原因把句子“I took the book home.”说成“I took the hook home.”这类语言运用中的失误显然不能表明人们不具备这方面的语言能力。因此，乔姆斯基等转换生成语言学家们主张将“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区别开来，并认为语言研究的目的在于对人类所特有的语言能力作出解释，而不是像结构主义的描写语言学那样仅仅满足于对语言行为作出描写和分类。
三、要以认识解释性的普遍语法，而不要按描写性的个别语法去理解西方现代语言学
传统的语言研究是描写性研究，而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是解释性的研究。这一根本目标的差异导致了二者研究方法和方式的根本性差异。举个简单的例子:整个语言的世界就好比是一个地球，而我们则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居民，因其浩瀚复杂，无法窥其全貌。进行描写性研究的人好比盲人摸象，各个研究者从自己的语言直觉出发，“摸”向自己感兴趣的某个或某些语言现象，并根据自己收集的语料首先尽量细致地将它们描写清楚，然后再得出自己的规律。然而，由于他们摸到的都只是语言地球的一个部分，而且即使是某个语言现象的语料也是无法穷尽的，所以他们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得出的规律也或多或少地会有反例出现，概括力不强。当然这种研究依然有其价值，它的价值就好比我们通过局部地质勘探能够发现某个地区的地貌特征，并找到某些矿藏一样，它描写出的规律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某些问题，并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线索。然而，仅仅满足于此是远远不够的。也许我们的先辈千百年前就能绘制地图，发现矿藏，但是千百年里他们却一直错误地认为地球是平的。解释性研究也许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必然应运而生的吧，它强调对语言进行宏观的把握和关联性的研究。从事物现象的关联性中发现问题，首先构想语言的整体框架，然后在这个理论框架的指导下再进行研究。这就好比我们虽然依然无法见到地球的全貌，然而我们根据环球航行最终回到起点、行星的运行等各个事物间的关系可以推测出地球是圆的，然后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可以更正确全面地发现地球的特点。
四、结语
在现阶段，语言研究可以说刚刚从描写性研究进入解释性研究，所以现阶段的目标主要还是建立理论框架，这主要依赖于从各个语言现象之间的关联性中来寻找发现。可以看出，西方现代语言学家基本在认知系统框架中进行语言研究的，虽然对于各个子系统中的内部模块和各模块中的规则应是什么的看法不同，但这些理论在语言的语法外模快的关系上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这样，现代西方语言学都接受这个外模块系统。西方语言学把句子、语言事实看成是一个物理感知的和意识的共时事件，并且把两者统一归因于一个完整的认知系统，从而通过对语言事件的物理属性和过程和事件的意识属性和过程以及两者的共时联系的研究，推断出人们不可经验实证认识的那个认知系统的结构和属性，这确实是西方现代语言理论有别于传统语言理论的地方。
参考文献
[1]胡壮麟.当代语言理论与应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关键词】文艺学主体性本体论建构解构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艺学学术研究的主导趋向是“向内转”:即向文艺本体规律的转靠与回归。作为“带有整体性的文学动态”（1）,标示出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自生自发”“难以遏制”的内在要求。这一时期的文艺学思考者们发现:传统认识论方法只能对文艺做出某种他律的共性本质的解答,而无法进入文艺内在特质的考察。要想深入文艺之“内”,抓住文艺的自律和“本源”,必须改换一种所谓“自我相关”的本体论方法,摒弃以外在角度、非文学内容规范文学的做法,专注于文艺本然的内在规定性的探寻。
一、文学审美论:他律本质论向自律本体论的转向
文学审美论的开拓与探索为新时期文艺学对“本体”意义的追问提供了价值定向和逻辑前提。它以主体论文艺学的“文学向人回归、向自身回归”的“主体性”思想及康德美学的“审美无利害”的自律论学说为理论依据,将审美规律视为文学艺术活动的最重要的内部规律给予了空前的重视和深入的探讨。从审美反映论的主体性强调,到审美体验论的人类学本体论意味的揭示,再到生命论文艺美学对于感性本能及审美形式意义的渲染,文艺学研究实现了由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转向。“审美反映论”超越于传统哲学认识论的重要标志在于:心理意识这一重要的审美主体中介的加入。在“审美反映论”看来,“心理现实”、“审美心理现实”,即由外在现实转换成内在主观的“心理意识”,是艺术内容、艺术形象得以生成的关键。而在这由外而内的转换中,“心理意识”(“心理现实”、“审美心理现实”)已经根本不同于认识论中的那种近于“镜映”的“认识”。作为一个远比“认识”涵盖面宽广得多的概念,“意识”已经包括了认识之外的各种精神心理因素:诸如主体的人格情感、个性心理、道德情操、非理智欲念等等。所有意识因素都在审美反映过程中参与客体与主体、事物与映象之间的关系,从而繁生出“认识”之外丰富的心理内涵。作为一个审美中介系统,审美意识是一个与艺术家的人格结构相关联,与创作者的感情、想像、感知、认识等活跃的心理因素相关联的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体”。它不同于发生认识论中所谓“图式”、“格局”,只对外来信息进行选择和同化,还要对其产生调节作用,即:使主体感知到的东西经过调整而更适合主体的需要。审美中介系统的调节作用使审美感知中的主体印象发生变异,而与作家希望看到的样子重合。因此审美中介系统常常赋予反映以个性和人格特征。同时,这个审美中介系统又拥有人性的发生学意义,它在特定的文化中孕育,在真实的历史中生成。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实际上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制约与个体禀赋气质多方合力作用的结果。显然,在“审美反映论”对于审美中介系统丰富内涵的解释中,文艺审美获得了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双重意义,同时艺术本质论朝向艺术本体论转型的迹象也在此初露端倪。
“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是审美文论步入艺术本体论殿堂的又一关节点。如果说“审美反映论”还是在认识论的框架内所进行的对它的“修正”、“改良”和“更新”;那么,“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则力图打破认识论的框定而去展开艺术的本体思考,力图完全摆脱界参照而把目光凝聚于人类本体、艺术本体自身。所谓本体,指事物内部的根本属性及本源,或称终极的存在。所谓本体论也就是对本体进行描述的理论。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区别在于,它是自我相关的,它并不凭借外界的事物尺度来说明自身,而是以自身整体不断发展的存在为依据,去探求其存在的本然处境,追问其生存的终极意义和根基。因此,人类学本体论只能是探向人类自身本然处境,描述人的生存意义及终极价值的理论;而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则将艺术看做人类生存本体自身的诗化,看做人类重要的本体活动形式。显然,“人类学本体论美学”是从把握人类生存与人类艺术、文艺本体与人类本体的关系入手,将艺术与人类自身的生成及超越联系了起来。在他们看来,人在艺术创造中生成着,又在自身的生成中创造着艺术;同时,艺术还拥有人类生存的超越性质,它试图回答过去、现在、未来的神秘性,向人们显示着存在之谜,将人们引向未来,因而它是理想的世界、是梦境和乌托邦;而艺术作为生存的超越,又是基于人类对自由的追求,对幸福的渴望和在有限中获得无限,于瞬间中获得永恒,达到存在的最高和最高的存在的欲望。显然,在这里艺术审美具有着无可置疑的人类学本体意味,审美既作为人类生存的动因,又作为人类生存的目的,既作为人类生存的起点,又作为人类生存的终点。而艺术作为一种审美超越活动,不仅是人的存在在符号上的显现,而且成为人类生命活动的自我拯救和自我希求。于是,人的生存史与人的审美史重合,审美化成为衡量人生意义和人的历史进步程度的惟一标尺。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超越了审美反映论对哲学认识论的基本依赖,站在了认识论之外、并且进一步站在了认识论的否定者排斥者的立场上来探求文艺的审美本体;但他也同时陷入了割断文艺审美同认识的联系、泯灭审美艺术活动同人类生命活动之界限的片面和极端。
审美体验论、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摒弃文艺的认识论本质的追问,而着力探究人类文艺审美与人类生命合一的本体意味,自然将那个人生中令人陶醉的审美体验(生命体验)推到了前台,这就为当代文艺美学由认识论向体验论的过渡提供了有力的逻辑支撑点。而文艺的人类学本体观本身也在此过渡中凝结为一种存在论或生命论的文艺本体观。对于感性的艺术本体地位的张扬凸现了审美体验论的诗化特征。在审美体验论者看来:美不是别的,正是人所生活的感性现实的世界对人的个体自由的肯定,即自然的人化,美作为一种感性的存在得以确认（2）。从“人的自由本质”的探讨入手,审美体验论者还在艺术美的研究领域引入了“感性动力”的范畴,认为审美缘于人类追求自由的一种感性动力,审美活动是感性动力行进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满足感性动力的需要的活动,而这种感性动力实际上就是植根于人的自然基础深处的自然生命力,是人类创造世界和选择进步方向的一种能力。与艺术的感性本位相并生的是个体本位的强调。在“审美体验”中,艺术审美的意义就在于它给予了感性个体以在其他活动中所不曾有过的自主地位,它使每个个体自身期盼着的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权利得以实现,而艺术审美正是这种实现的特殊方式。当然,多数的审美体验论者是在个体与整体的统一中给予个体以更加显明的地位的。正如西方理论家卢卡契所言,“审美体验是以个体和个人命运的形式来说明人类”（3）。审美体验实际上是为个人的心理体验与人类精神的贯通提供一个媒介体,主体正是从个体的人生境遇出发,通过对对象的形式美的愉悦进入人类精神内宇宙的感悟,去体味人类心灵的深层领域的丰富蕴含,从而使个体得以传达总体,实现对人类生命本体的直观表达。审美体验论的复苏还使得那些召唤着深层人生体验的审美形式获得了足以取代审美内容的品格和价值。审美体验论以对形式魅力的关注取代对本质内容的形而上追问,这明显受到了英国著名视觉艺术理论家克莱夫·贝尔的艺术定义的启发,贝尔在1913年出版的《艺术》一书中提出的“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深得中国当代审美文论家的青睐,贝尔认为,意味就在形式之中,离开了形式而作无边的联想不是意味,用说理的方式传达思想也不是意味。那么究竟“意味”是什么呢?贝尔认为是一种能够唤起我们的审美情感的艺术品中存在的某种性质,“离开它,艺术品不能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会一点价值也没有”（4）。那么艺术品中能够唤起审美情感的是一种什么性质呢?贝尔并没有说得很清楚,只是说它是一种与人的无意识心灵相对应的东西。然而正是这种含糊诱导出了人们对于形式本体的“终极实在”的思考,使人们发现了人的审美心灵与艺术的创造性形式的某种内在、先验的联系。审美体验论者正是从这里,从人的审美心灵与艺术形式的这种内在的神秘联系出发,在两者的情感生命的交融中去寻求形式美的意味之所在,开始了对艺术形式的独立价值的发掘。审美体验作为一个独立于认识的自主性概念带来了文艺学的“内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文艺的形式本体论研究也由此发生并逐步蔚成景观。
二、形式本体论:文学的形而上追问
这是一次文论观念的变革,它既不赞成反映论文艺学对客体本位的固守,也不同意表现论文艺学对作家本位的强调,而是以文本为出发点和目的,对作品本位、形式本位、语言本位进行昭示和张扬。在这里,历史的思考和文化的探索被看做让文学心倦意懒不堪承受的重负令人敬而远之,思考的文学变成了文学的思考。文艺作为一种超离现实功利的精神现象,它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是什么呢?文学思考者对于文学本体特性的追问,召唤着文学形式本体论的崛起,为文学的艺术形式赋予了自主的意义。在这样一批文论家看来,谈内容本身并不等于谈论艺术,只有在谈论形式的时候,才真正将艺术作品当做了艺术作品,也才是真正地进入了艺术的讨论。所谓“回归自身”就是把艺术当做艺术,平心静气地关注和研究艺术形式。形式本体论是将艺术形式作为超脱于作者意图和读者经验之外的、独立存在的、自主客体进行把握和描述的一种文学观念。这种观念最早出现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派的理论著述当中,后来又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叙事学所强化;而在同时或稍后,在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等学术派别那里,提出了与形式本体论的观念体系不甚相同的文学观念,二者在对文学的基本理解上既有相通之处又发生某些抵牾,于是形式本体论的某些观念受到抵制或者得以松动。现象学的“意向性还原”,在作品本体和读者经验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而阐释学则让文学的本体存在向读者经验大幅度开放,到了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那里,文艺作品的读者和受众则打破作品本文的束缚而获得自由解放。这样,形式本体的神圣性、纯粹性和绝对的独立自足性开始被打破,文学理论和美学又发生了由“内”向“外”的回转。所以说,形式本体论在西方是相对意义上的,也正是这种相对性潜在地牵制和暗示着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学术史上形式本体论的逻辑展开和生存命运。
从“作品本体”到“形式本体”。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形式本体论研究是以作品本体论为先导的。它的基本思路是文学研究“回到文学作品本身”。将反映论文艺学的客体本位及表现论文艺学的主体本位转换为作品本位,从而把文学作品看做“一个独立的自足体”。正如陈晓明在他的《理论的赎罪》一文中所言:要确定现论范型,就“应当把逻辑起点”移到“作品本文内部”,就应当承认“本文的语言事实存在就构成了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5）。作品本体论者深受英美新批评及英伽登、韦勒克等人的理论影响,将艺术作品看做一个与客观世界没有真正联系的具有独立而永恒价值的意向客体。认为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传达出了什么,而在于作品的系统本身。于是,他们主张建立独立的文学作品内部研究,对于西方形式主义理论备感亲切。在他们看来,形式主义“为直觉地把握作品寻找到了一条较好的科学表述途径,它比任何批评方法都更加切近作品本身”（6）。由此,作品本体论推出了文学作品的形式结构,并赋予了它本体论意味。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形式本体论试图否弃传统文论的形式与内容的二元论和内容的独断论,而将形式结构视为“有意味的形式”,视为文学区别于其他一切意识形态的关键所在。于是,“形式本身即是内容、形式自身即是目的”成为形式本体论的要旨。随着新时期社会结构的转型及文学内转趋势的出现,那个曾经被受奴役的文学形式,脱离内容的框定获得了独立的意义和本体地位。正如孙津在《形式结构》一文中所言:“形式结构作为人对于自己的自由意志的胜利,它在形式与内容、手段与目的的这双重关系上是一体化的。”（7）形式不再是内容的负载体,它自身就意味着内容。将形式本体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加以概括的是李劫的《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论意味》一文（8）。这篇文章将新时期文论从对艺术形式的探究引向形式本体论的关注,并为新的理论形态的建构寻找到逻辑起点。文章认为:先锋派小说的出现标记着文学形式本体演化的开始。由此对“写什么”的强调被“怎么写”的自觉追求所取代,文学形式由于它的文学语言性质而具有了本体意味。李劫将语感外化和程序编配作为文学形式本体意味的两大方面予以研究。他认为,文学创作的基本动因之一是作家的语感,语感外化的过程即文学创作的过程。语感外化过程由三个层次构成:文字性语感,文学性语感中的表层语感,文学性语感中的深层语感。作品的深层语感因其隐喻、象征功能而变形和语象化为表层语感的描绘和叙述功能,最终通过显示着作家诗人的语言功底的文字符号感得以外化。语言的深层结构中的这种关系性决定着整个语言系统的意义。同时,程序编配又将语感基因诉诸一个特定的有序系统,使整个作品成为一个有意味的形式结构。于是,文学作品如同人一样自我生成为一个自足体。可见,在李劫这里文学的语言系统不再是表意的媒介,而它自己就是意义和目的本身。文学的存在及其意义是经过“文学语言及其形式结构的创造过程”物化为文学作品的,又经过一系列转换功能才“生发出作品的历史内容、美学内容以及文化心理内容等等”。因此,文学的形式结构及语言是先验的固定的,文学研究只有首先回到形式结构,才能抓住根本。文学语言学在此被转变成为以文学语言的创造生成为对象的文学形式本体研究。
从“形式本体”到“语言本体”。在形式本体论的“怎么写”的研究中,语言的生成与转换始终居于核心的地位,文学形式正是由于它的文学语言性质才拥有了自身的本体意味。因此形式本体论自然趋近于语言本体论。新时期的语言本体论是在西方现代语言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及文化符号学的综合影响下出现的。它们将语言看做先在于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结构性存在,认为语言世界与现实世界无涉,作品的语言系统本身自行产生意义。这是一种“语言中心”意识,是一种对“语言神话”的崇拜。当然,它也是出自对语言之于文学的天然创造性的高度自觉。这种意识同西方的联系是明显的。以语言中心取性中心,是西方哲学的语言论转向的题中之意,无论是存在主义的“语言是存在的家”,还是后结构主义对语言和写作本身的回归,在西方都被视为一种历史的进步,而这一切正是新时期文艺学的语言本体论研究得以生成的理论支柱。当然,新时期语言本体论的提出也有其特殊的针对性,即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批评对语言的轻慢。人们往往并不认识文学语言本身的价值,而到语言的背后去寻找文学作品的诸如“现实意义”、“时代特征”、“历史深度”等等,正所谓“得意而忘言”。而新时期文论家在得到西方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启示之后,对这种传统文论形态做出了尖锐的反省和批评,黄子平在《意思和意义》一文中用了一连串生动的比喻,来表达这种语言本体论的自省,他说“文学语言不是用来捞鱼的网,逮兔子的夹,它自身便是鱼和兔子。文学语言不是‘意义’的衣服,它是‘意义’的皮肤连着血肉和骨骼。文学语言不是‘意义’歇息打尖的客栈而是‘意思’安居乐业生儿育女的家园。文学语言不是把你摆渡到‘意义’的对岸去的桥和船,它自身就既是河又是岸”（9）。于是,人们不能再对语言这个“自主的具体的实体”及它对于文学世界建构的本体意义熟视无睹了。于是,人们认定:“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因而提出了“语言是诗的生命”、“诗到语言为止”的口号。李洁非、张陵的《“再现真实”:一个结构语言学的反诘》更加鲜明地表达了这种语言形式的本体论观念（10）,对传统文艺学的“再现真实”的可能性提出了追问和质疑。他们否弃了传统理论话语的语言“工具论”,强调“语言世界”的独立性及对文学的创生性,从而将语言奉为诗及文学的生命。在他们的语言本体观看来,“语言事实”并非自然事实,它自我创生,以自己的方式“行动”着,规定着个体思维的形式和范围。因而,语言与实在不可能完全“同构”,文学世界的真实即是“语言世界”的真实、表述的真实,“以‘模仿自然’为目的的再现型艺术终究只是一种幻想”。在这里,结构主义语言学及符号学对传统的历史语言学的反拨表现得尤为强烈。索绪尔的语言独立自足及实体意义的研究成为其“语言中心”论的重要理论支持,罗兰·巴尔特关于语言的先在性的符号学论述,则为其语言本体论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因此,它对“再现真实”传统语言观的反诘是彻底的,对语言的艺术本体的挖掘是深入的。但是,这种语言中心论又往往容易割裂语言的“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导致语言世界与人类的经验世界、意义世界的分离。因而那个真正的独立自足的“语言世界”的真实性是应当打些折扣的。
语言本体论从现代语言学那里得到启示,把文学作品视为自足的语言符号体系。语言符号不仅成为文学的深刻动因,而且被视为文学的最直接的目的。然而从整体上看,对语言的自主性的强调仍然没有超离内容、形式的二元思维方式的支配,而只是对文学“内部”语言形式研究强调的一种极端形态而已。在“语言本体论”中蕴藏着的仍然是走出“外部研究”进入“内部研究”的努力,语言本体论者所做的仍然是以一种独断论取代另一种独断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至于90年代,学界对这种独断论的弊病逐渐有所反思,并力图加以纠正。例如青年学者王一川90年代初开始倡导的“修辞论”研究,就通过对“修辞”的特殊的界定表现出了这种努力。在《修辞论美学》中,王一川阐述了这样一种思想:以往的认识论美学“往往为着内容而牺牲形式,为着思想而丢弃语言”;语言论美学“在执着于形式、语言或模型方面时,易于遗忘更根本的、为认识论美学所擅长的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又往往忽视语言论美学所惯用的模型化或系统化立场。于是他提倡将三者融合,使三股压力形成一股更大的合力:“要求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和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的个体体验崇尚、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立场和模型化主张这三者综合起来,相互倚重和补缺,以便建立一种新的美学。这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修辞论境界:任何艺术都可以视为话语,而话语与文化语境具有互赖关系,这种互赖关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历史。显然,上述三种美学的困境及摆脱这种困境的压力,导致了修辞论转向。”（11）显而易见,王一川的“修辞论美学”是要力图避免单纯的语言本体论研究或单纯的认识论和社会学研究的弊病,走向一种综合。
三、解构文论:文艺学本体论的颠覆
从结构主义的形式本体意义追求到解构主义的拆解中心、消解意义,从形式本体论的语言崇拜到解构文论的语言游戏,其间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一步之间却承载着人文心理及历史语境的重大变迁和复杂关联。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国文论家所身处其中的历史语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酝酿和开始启动,人们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受到强烈冲击。市场经济的历史浪潮在中国大地上的层层推进,“商品”法则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强有力渗入,一方面萌发了许多与新的现实相适应的新的观念、理想、道德、情感和价值欲求;另一方面也破坏和割裂了原本和谐统一的理想主义的文化图景。某些旧的“规范”将破未破,某些新的“规范”将立未立,新旧交替混杂。在这大变动、大转型的历史氛围中,人们(包括思想文化界的人们)对于物质的欲望和追求以迅疾之势拆解着人道主义的权威性话语以及此前的以“人”(“主体性”)为中心的价值法则。正如一位青年批评家所看到的:“当代现实当然是由于突然间兴起的商品经济的冲击而激发了内在的矛盾,引起了价值观念的混乱。新时期文学一直怀着热情去追求人道主义的信念、追求人的价值和尊严,却受到了现实的价值尺度的无情嘲弄。知识分子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怀疑,必然导致对生存信念和超越性终极价值的怀疑。而当代的怀疑主义是致命的,因为它植根于每时每刻的生存事实。当代现实的短期效应,急功近利,毫无疑问对所谓的终极性价值嗤之以鼻。”（12）
于是,近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才在西方兴起、60～70年代才渐次传播开来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由于历史的巧合和相似,竟在80～90年代的中国部分人群、特别是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找到了虽不“理想”、但相当“热情”的接受群体。某些敏感的中国理论家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话语欲望。一些批评家和理论家在那个消解意义、颠覆中心的解构主义理论当中,找到了自己对这个新的世界图景的相近似的体验和感悟。于是,“后”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即解构主义)在思想文化的某些领域兴起并活跃起来。后现代主义的最重要、最显著的核心思想和理论表现就是解构主义,即拆解“中心”、颠覆“在场”、削平“深度”、反“元话语”、反“元叙事”、反“体系性”⋯⋯因此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即“解构主义”对包括形式本体论在内的所有“中心主义”和“意义”追求的颠覆是剧烈的、带根本性的。
从理论特征来看,解构主义为中国当代文论所提供的主要是一种本文策略和阐释方式。正如王宁所言: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没有提出知识和真理的要求,因而它主要是一种本文策略（13）。作为一种解构式本文策略,它要求于作者的是在其本文中如何实施对自己所言喻的东西的颠覆;作为一种解构式阅读方式,它要求于读者的是如何发现本文中的盲点,如何对本文中的稳定的秩序、封闭的系统、终极的意义实施瓦解。解构主义对于作者自我言说的颠覆与瓦解,以及读者的旨在摧毁本文之确定性的解构式阅读方式,特别是其中解构式阅读方式作为本文可读性瓦解以及读者创造力之解放,尤其得到了中国理论家的重视和关注。他们发现,解构式阅读不再是一种符号的解码活动和能指与所指的表述关系的呈示,而是对本文在“痕迹”和“差异”活动中变得捉摸不定的符号衍生和意义转换。它强调本文的不稳定性和互文性,认为阅读是一种意义的无限补充、替换、撒播和误读(当然,这种相对主义的阅读模式又是导源于本文的能动性生产,因此最终还是无法摆脱本文的牵制而完全随心所欲)。有的学者认真分析了解构策略的三个步骤:首先,面对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的稳定自足系统,揭示其不和谐性;而后实施消解的第一步:颠倒,即原有等级,取缔原核心的主导地位;最后是寻求一种不稳定的漂移状态,使新等级无法建立（14）。这种解构策略摧毁了在丰富的本文中再建中心和追求意义的可能性,使本文在符号的不断衍生、意义的不断转换中变得捉摸不定,天经地义地拒绝理解和阅读,而导致误解和误读。在解构文论的阅读策略中,“文本和作者已经变成了一个神秘莫测的作案高手,而读者只有从蛛丝马迹中重读出各种相互抵触的意义,才不至于沦为受害者”（15）。同时这些纷杂的歧义和差异,也赋予了批评家极大的精神自由,使他们超越本文,从“能指的游戏”中获得无穷的造语。新时期中国文论家也正是作为这种解构式本文策略和阅读方式的传播和实践者,一方面检点着解构文论的相对主义立场,一方面试图从中找到一条走出文学“载道”的沉重传统的超越之途。
然而,从理论的创造、生成及深化角度看,解构文论在中国学界所得到的实质性拓展并不令人乐观。新时期文论家对于解构策略的研究是与解构批评的理论操作相伴相生的。他在后新潮小说中找到其理论的“实验场”:包括从后新潮小说的“平面化”、“浅表性”读出解构主义的“深度模式”的拆除,及瓦解结构主义形式本体论的“有意味形式”;从后新潮的“叙述圈套”中读出世界统一性的颠覆,即打破结构主义的形式完整性及意义体系;从语言游戏中体验主体及意义的失落,即在消解语符的意义同时,取缔形式结构的人生隐喻功能。这其间,理论观点的复述往往代替了自己的创见,肯定性的介绍与阐释往往淹没了理智而审慎的批判与吸纳融合,这必然使得理论的拓进力度显示不足。当然,解构文论作为中国当代文论的一股新的带有“异己”意味的力量,在一定时间里给新时期文艺学研究带来了某些生机和活力。尤其是它对于传统的文学法则的冲击,使人们获得了对于文学的异质多样性的认识。解构主义的“深度模式的拆除”则逐渐成为某些中国理论家面对日益破碎的文化语境思考和解决自己文明的新问题的理论参照。然而解构文论的文化再造力的缺失也带来了中国当代文学者终极使命的消解,正如一位资深学者所说:“后现代的反文化一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家哲学合谋,一方面它会使西方最先进的思潮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复苏的传声筒;另一方面,则会延误文化转型,价值重建等现代人文学者的终极使命,具有很强的破坏性,逻辑上的解构就会成为文化上的破坏。”（16）解构文论的反文化特征使之颠覆所有价值体系,又不再导向新的价值的确立;它与人类的所有精神成果实行诀别,而不去承担再造历史的重任;它不仅否决了人生的深度和意义,而且否决了对意义和深度的追求本身。因此,解构文论完全消除了理论发展的原创意向,它无法完成“破”中有“立”的理论革新任务,因而也无力引导中国当代文论走向未来。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下多元文化态势对于意识形态整合性的拆解,新启蒙话语失效后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和理想的“沦丧”,以及价值相对主义的离散状态,为文艺本体论的建构与解构文论的生成,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和社会心理准备。中国文论的建构与解构的双向运动,也只有在那个“众声喧哗”、“杂语共生”的多元文化背景之上才获得了生长繁衍的可能。
注释：
（1）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艺报》,1986年10月8日。
（2）李泽厚:《美学四讲》,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6、53页。
（3）卢卡契:《审美特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8页。
（4）克莱夫·贝尔:《艺术》,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
（5）陈晓明:《理论的赎罪》,《文学研究参考》1988年第7期。
（6）孙歌:《文学批评的立足点》,《文艺争鸣》1987年第1期。
（7）孙津:《形式结构》,《当代文艺探索》1986年第4期。
（8）李劫:《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上海文学》1987年第3期。
（9）黄子平:《意义和意思》,《小说文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
（10）李洁非、张陵:《“再现真实”:一个结构语言学的反诘》,寻找的时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页。
（11）王一川:《修辞论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8～79页。
（12）陈晓明:《冒险的迁徙:后新潮小说的叙事转换》,《艺术广角》1990年第3期。
（13）王宁:《后结构主义与分解批评》,《文学批评》1987年第6期。
人们对身份认同的感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为不同的内容。启蒙主义者认为，身份是个体由知识和经验在大脑中的积累形成的。浪漫主义强调以理智和情感为基础的自我完善和实现；受心理学理论的影响，自我被看做是个体内在主观性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体现；后现代主义者把身份看做是过度社会化的自我。Benwell（2006：18-23）认为，作为“自我投射”，身份经历了启蒙自我、浪漫主义的自我、心理动力的自我和后现代自我四个阶段。历史上出现过四种关于身份的思想，一是生物决定主义，二是社会结构主义，三是本质主义，四是后结构主义。生物决定主义和社会结构主义属于身份理论中的本质主义，本质主义认为人们可以清楚地划分群体，群体成员具有相同性。后结构主义对本质主义提出的生物或环境决定了个体身份提出质疑。结构主义强调结构是稳定的、可辨识的；后结构主义的建构主义则强调变动性和流动性，语言意思的不确定性，个体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后结构主义超越了结构主义，它努力从多个角度探讨世界的细微差异和复杂结构。后结构主义视角下的“身份”表现出多重性和流动性。
在后结构主义思想指导下，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身份”展开研究，巴赫金提出了声音论和多声论，他认为任何语言的使用都有“声音”，语言的使用反映了语言者特定的意图、兴趣、价值观，声音也用来指人们的生活经历。多声指的是所有的语言使用都包括了别人的声音。巴赫金（1981：293-294）说：“词语并不是存在于中立的非人参与的语言之中，而是存在于人们所处的具体语境，表达人们的意图。”在此基础上，巴赫金还强调“互文性”，即在与他人的对话过程中，多种意识形态会发生冲突。人们不能直接知道“我是谁”，只有通过环境的声音才认识了自我。在巴赫金理论的影响下，人们从“声音”“互文性”的角度对身份展开了研究。Weedon是从后现代主义角度对“身份”问题展开研究的奠基者。她提出“主观性”，即个体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思想和情感以及他对自己与周围世界关系的理解（Weedon，1997：32）。她认为“主观性具有不稳定、矛盾、变化的特点，人们在思考和说话时都在话语中不断地构建主观性”。主观性就是人们构建的身份，主观性把身份、话语、意识形态联系在了一起。要对身份作出严格的定义是很难的，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身份是语篇，是个体的活动话语，身份是个体在社会情境中，所想所感所经历的故事。身份是个体以及他人对自己的定位，是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不断变化的定位。
根据身份与语言的关系，研究者把身份分为了第一语言身份和第二语言身份。Block（2007：40）认为：“语言身份是个体的自我意识与交际方式之间存在的一种假定的、标志性的关系。交际方式可以是一种语言，也可以是一种方言，还可以是一种社会方言。”语言与交际之间的关系以语言技能、语言隶属、语言遗产等三种方式体现出来。语言技能与语言熟练程度相关。语言隶属是指人们对待语言的态度以及情感上对语言的依附程度。语言遗产是指从父母学会的语言。当代社会要求人们掌握三种语言即本民族方言、国家通用语言和世界语言，所以人们拥有多重语言身份。
在拥有多重语言身份的同时，人们也获得了不同的文化身份，因为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表述了语言。Schumann（1978：29）认为“文化适应是学习者从社会心理角度与目标语社团成员相结合。任何一个语言学习者都处在一个与目标语社团成员在社交和心理上感到疏远到与目标与社团成员在社交和心理上感到非常亲近的连续体上”。学习者只有接受了目标语所负载的文化，他才习得了第二语言，同时拥有了新的语言身份和文化身份。关于双重身份的民族认同，主要有两种理论假设——线性两极模型和二维模型（张庆林：2007）。线性两极模型认为，对一种身份认同过强必定会削弱对另一种身份的认同，而二维模型则强调两种身份的认同是互相独立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发现，语言学习者会有意无意地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获得一种新的文化身份，即语言学习过程中出现的“文化移入”现象。“文化移入”是指语言学习者逐渐适应一种目标文化的过程（Merill：1986）。语言的中立性是不存在的，每一个语言学习者都不同程度对与学习的语言相关的文化有认同感。在外语学习中获得新的文化身份可能会对本土文化身份造成影响。高一虹借鉴人本主义思想提出了“生产性双语现象”，即母语和目的语的掌握、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理解都得以增强，学习者的认知、情感、行为能力都得到显著提高（高一虹：2003）。刘永厚等则概括了三种变化，即适应新的文化后，仍有较强的民族身份认同；受到新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冲击后，对新的文化越来越认同，对本民族文化越来越淡薄；还有一种就是逐渐放弃自己原有的文化身份，完全融入到新的文化中（刘永厚：2004）。
在后现代社会，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人口流动性增大，人们的身份也呈现出多样性和流动性。身份是自我定位和他人对自我的定位，这一定位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思考的内容，参与的各种社会活动，说的每一句话语都在不同的层面构建者我们的身份。身份不仅是一种社会分类，也是集体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健康的个人心理所需要的，我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对于自己的定义来构建自己的身份。在身份形成的复杂过程中，语言行为是一种外在的可以被观察到的行为，个人通过遵守语言行为模式使自己成为自己所希望归属的群体中的一员，表现在语言行为上，个人会有目的地实现语码转换、语体的转换甚至语言系统的转换。以少数民族大学生为例，在家里他们会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与家人、亲戚朋友和邻居交流，因为他们希望自己归属于自己的民族，从而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在多民族的大学里，他们会用普通话与同学们交流，是希望自己在以汉族为主的大环境中，希望自己归属于中国人这一群体。而与英美人士交谈时，他们则会使用学习到的英语，是因为他们希望与目标语社团成员之间没有语言的障碍，从而在语言上获得归属感。
身份研究对于跨越多种语言、多种文化的个体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的外语教育无可否认会对中国当代大学生产生一定的影响。大学生在学习异域文化时，会逐渐获得一种新的语言文化身份，从而会对原有的民族身份认同产生一些影响，而这个影响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作用还需要广大的外语教育工作者做大量的跟踪调查研究，对学生的身份认同变化过程以及这个过程变化的作用因素，都要进行全面的思考研究。教育工作者和广大教育问题研究者也要学会转变思路，从传统的结构模式转变到后现代主义的结构模式，全面系统地观察分析学习者在语言学习中的身份问题。对于跨越多种文化和语言的人来说，他们应该让自己的这种多重身份认同成为优势，而不是形成了认同危机，在全球化语境下，使自己具备三种身份认同能力，即文化认同能力、民族认同能力、全球认同能力，只有这样，语言学习者才能掌控自如地穿梭于不同的语言文化当中，从而推进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跨文化交流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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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erill.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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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刘永厚.语言、文化以及中国的“英语热”之思考[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2）.
本论文为2013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少数民族跨文化外语教育与民族认同关系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关键词：女性主义 经典叙事学 叙事层次
苏珊·S·兰瑟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人。1981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叙事行为：小说中的视角》，该书率先将叙事学与女性主义相结合。兰瑟是搞形式主义出身，后受女性主义影响，[1]195形式主义脱离社会历史背景，女性主义拘泥于性别政治，聚焦于男女之间的权利争斗，前者侧重于形式性，后者侧重于主体性，都难免偏颇。兰瑟摆脱经典叙事学的限制，大胆探索叙事形式的性别意义，将文本形式研究与社会历史语境结合起来，《叙事行为：小说中的视角》一书堪称“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山之作”，提出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基本理论，并进行了具体批评实践。[1]195兰瑟后来于1986年在美国的《文体》发表了《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这篇宣言性质的论文，首次采用了“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名称，并对这一学派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以下部分将对该论文主要内容予以梳理。
一、主义与经典叙事学
兰瑟的研究不仅受到女性主义文论的影响，还受到戈德曼，詹姆森和伊格尔顿等西方的影响。[2]277在论文开头她引了伊格尔顿的话：“理论的取舍依赖于研究的目的……在任何一种学术研究中，我们选择我们认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以及方法，我们对其重要性判断取决于兴趣模式，而这些兴趣模式根植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实践样式……”引文呼应了兰瑟改造经典叙事学的重要思想，即改变叙事学不考虑社会历史背景的桎梏。文章首先分析了女性主义和叙事学表面的不可重叠性：叙事学重科学性，基于描述性；女性主义重感性，重价值判断，与社会政治息息相关。[3]109接着，她梳理了女性主义叙事的前期研究，从1980年发表的《文学和社会中女性及其语言》到沃霍尔，但这些研究遭到了女性主义者中甚至是那些支持结构主义的人的反对，批评其研究范式的局限性，但兰瑟认为结构主义对女性主义有很大的影响。接下来，她开始探讨叙事学同女性主义的相容性，她认为首先要弄清楚叙事学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叙事学在美国文学评论语境中的地位，以及叙事学对文本阐释的丰富和拓展。她认为最重要的任务是研究叙事学对女性作品阐释的帮助以及女性主义对叙事学的改变。
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有很大的区别，表现在：叙事学重分析的技术、重词语等，而女性主义侧重政治语境； 叙事学建立在二元论的基础之上，而女性主义由于受到解构主义的影响则反对或者质疑二元论等。除此之外，叙事学与女性主义还在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即叙事理论形成过程中，从选择分析的文本到提出的各种问题和假设，都排除了性属的考虑，热内特、普洛浦、格雷马斯等，他们无一不是选择男性文本作为普适文本来进行分析。兰瑟认为，这种差异可以导致文本的重新解读以及文学史的重写，两者结合后，若把女性作为文本的生产者和阐释者的要素考虑进去，还会导致叙事学的重写，这会对女性作品的解读以及女性文本中叙事声音带来很大的意义。
二、主义叙事学
从经典叙事学到女性主义叙事学首先要调和的是前者的符号学视野和后者的摹仿论视野， 一种将文本视为：（1）现实的表征；（2）现实的记录；（3）摹仿的典籍。而另一种将文本视为：（1）非指涉的言语符号；（2）叙事者至于受术者的叙事；（3）大体来说是一种语言的建构。[3]112兰瑟认为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经典叙事学压制了文本与现实的关系，凸显了文本的符号性，女性主义则强调了文本与现实的摹仿，视作品中的人物为现实存在的人物，相反，叙事学视野下的人物更多的是其功能性的彰显，据此，她认为女性叙事学必须找到一套分类办法和术语，结合文本的符号性和现实的摹仿性。经典叙事学的符号性倾向使得文本与文本生成、接受进而其政治语境相分离，兰瑟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要回到巴赫金等形式主义文论者提出的“社会诗学”上来，坚持将女性回到根植于历史的叙事理论中来讨论。
要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必须改变经典叙事学的前提和实践方式，其术语、概念既要反映文本摹仿的一面，又要体现其文学符号性，文本的研究要考虑到其综合要素——语言性、文学性、历史性、与作者的关系、社会性和政治性。因此，女性主义叙事学必须强化其准确性和简约性，术语更加明晰。她认为，叙事学与女性主义相结合，会对两个领域产生相得益彰的效果，有助于解决困扰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些问题：是否存在“女性书写”、男性和女性的书写方式是否相同等。
三、开型叙事和私下型叙事
兰瑟以1832年4月出版的《埃特金森的匣子》中某位年轻女子由于有责任向丈夫公开她写的所有的信件而向知心朋友寄出的一封信，用常规方式阅读，信件的内容是女孩对丈夫的赞誉之词，夸奖其夫君是如何温良宽厚，但信中有一则注释：“阅读上述书信秘密在于先读第一行，然后依次隔行往下读。”这样，书信成了对丈夫的缺陷和劣行的控诉。兰瑟指出，信件有两个文本：一个是显在的表面文本； 一个是隐藏的潜文本。通过对信件的表面文本和潜文本的分析，兰瑟认为信件还存在第三文本和相应的第三叙事声音以及第三受述者。所谓的第三文本存在于潜文本对表面文本的否定的行为之中，前者对后者的逐一否定，不仅是作为两种文本连接的纽带，否定本身亦构成文本，即第三文本，文本折射了女孩对丈夫的恨意，丈夫是十足恶棍，女性被当做，女性不能有自我的欲望（women’s desires are unthinkable）。[3]117该文本反映的是父权社会女性受压制的全貌。据此，女性书写的语言不仅是构建一种符合男权叙事要求的合法的叙事声音，同时也是对整个父权压制实践的更宏大的叙事判断，第三文本基于公共“陈列文本”，其受述者是文学的阅读者（the literary reader），他们没有特定的身份和性属差异之分的公共受述者，洞悉表面文本的玄机，能解读出隐藏于表面文本之下否定的文化意义，相当于热内特的“超文本”。
热内特把叙事分为外层叙事和内层叙事，前者的叙事者多为“作者型叙事者”，多采用第三人称叙述，而后者叙事者多为故事中的人物，这种划分依据是叙事者与故事的关系。但兰瑟认为，这种分类没有考虑受述者，她提出，为了补充热内特的方法的不足，叙事可分为公开型叙事和私下型叙事，前者的受述者是故事外的，后者的受述者是故事中的人物，这种划分有利于分析女性文本。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往往呈现的书写文本为公共文本，其阅读者是大众，包括男性统治者，而该文本后藏匿的是私人文本，两种文本的对立或者对诗背后是第三文本，受述者是那些具有特定知识背景和意识理想读者。兰瑟认为这种划分的学理依据是话语理论，该理论认为话语的最小单位不是句子，而是句子产生的特定语境，据此，她认为叙事的最小单位是叙事产生的具体语境，表面文本与潜文本对峙的背后是女性叙事的高明所在。
四、事与情节
兰瑟接下来对经典叙事学的故事和情节的概念提出质疑，她认为在上述分析的信件中，其表面文本中，给丈夫的这封信中没有行动变化，这种静止的状态消解的经典叙事学的故事情节观，而女性文本中像这种无情节的叙事还有很多，这种无故事的生存经历张显一种静止静待的状态，符合女性在父权下的生存现实。她认为信件中行动变化发生在女性叙事者的言说行为或者叙事行为上，通过叙事行为，主人公的期待得到消解，言说本身构成故事固有的部分。
女性主义叙事学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美国的评论历史语境是形式主义文论走向衰落，而文化批评、结构主义和政治批评形成，与形式主义息息相关的经典叙事学衰落，女性叙事学的出现，迎合了历史语境批评权力视阈的大潮，为叙事学提供了一种“曲线生存”方式。[2]293兰瑟试图通过向经典叙事学中注入历史语境来达到改造和丰富叙事学的努力，收效不大。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后经典叙事学中最为重要、最具影响力的一支，但是没有经典叙事学的发展作为其技术上的支持，它的发展空间非常有限，往往停留在作品的分析上。这就好比经典叙事学是基础科学，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应用科学，前者是基础，后者可能会促进前者，基础科学的发展是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兰瑟的理论中关键要素是历史语境分析，虽然在具体作品分析中历史语境会让问题分析更加全面具体，但这个要素的强化反而会给经典叙事学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经典叙事学是叙事语法，它的研究要求剥离开语境，抽取形式。兰瑟举的《埃特金森的匣子》中信件的例子，并由此带出表面文本和潜文本，以及女性作品中的杂语性和复调，但杂语性和复调不单单是女性作品的特质，这更像是巴赫金的女性主义视野。公开型叙事和私下型叙事的划分，并没有让分类更明晰，这种划分的依据是受述者同故事的关系，一个喃喃自语的叙事者就很难界定其受述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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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丹，韩加明，王亚丽.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论文摘要：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一书开形式主义故事学研究之先河。他在此书中提出的故事形态学理论，具有伟大的创新之处。但这种创新是在继承和扬弃前人理论成果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一理论本身也在后世经历了接受与误解的境遇。文章在评述普罗普故事形态学理论的基础上，考察了这一理论的渊源和历史境遇。
《故事形态学》一书，是俄国著名文艺学家弗拉斯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的开山之作，该书开形式主义故事学研究之先河。“该书对当代描述性科学整个领域（即构建叙事文本理论，而且不仅仅是民间文学叙事文本理论）发生了巨大的影响”[1]3。但与这种巨大影响相伴随的还有诸多的误解。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他的“故事形态学”理论固然源自于他的远见卓识，但也是他努力吸收前人研究成就的结果。
一、“故事形态学”理论之渊源：继承与扬弃普罗普在《故事形态学》一书的序言中开明宗义地指出，所谓“‘形态学’一词意味着关于形式的学说”[1]7，因他研究的对象是“神奇故事”，所以他在这本书中主要研究了故事的形式因素。普罗普在此书中构建的故事形态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其理论的核心，就是他一反传统观点，指出母题并非故事中的最小的情节单元，母题还可以再分成更小的稳定因素，即功能。所谓功能指的是“从其对于行动过程意义角度定义的角色行为”[1]18。不能不承认的是，普罗普的确发现了故事中最核心的东西——角色的行动。他的这一发现是在批判和继承维谢洛夫斯基的“情节诗学”理论和贝迪耶的故事理论的基础上得出的。维谢洛夫斯基认为，“母题是一种格式，它们是社会生活的初期回答自然界到处对人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或者把现实生活中一些特别鲜明的，看来重要的或者重复出现的印象固定下来”，这明显是一个从起源的角度来给母题下的定义；他进一步指出，母题是“最小的叙事单位”，它可以成长为情节，而情节则是由母题组合而成的[2]587-596。普罗普认为“维谢洛夫斯基关于母题与情节的学说只是一般性原则”，已经不适应当前研究的需要，并同时指出，如果我们“赞同维谢洛夫斯基，描绘部分比一个整体更为初级（而在维谢洛夫斯基看来，就起源而言，母题比情节更初级）”，那么，就“应该肯定地说：母题的成分不单一，并非不能分解，这种分解到最后的单位不是逻辑整体”[1]11-12。
由此可见，维谢洛夫斯基之所以将母题看作是故事叙述的最小单位，是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把母题进行再分解，母题在意义层面上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而普罗普更看重的是故事形式结构的研究，在这里，他可以不去顾及他最终划分出来的故事的最小构成单位是否在意义上还是一个逻辑整体，只要能够更好的对故事进行形式结构分析就可以了，所以他从母题中分解出了“功能”，这个更小的结构单位。在此基础上，普罗普引入了贝迪耶关于故事中的稳定因素与可变因素的理论，指出，贝迪耶故事公式中的那个代表稳定因素的欧米茄(ω)——贝迪耶并最终没能准确捕捉的——就是人物的行动，也就是他所谓的功能。而除了功能——人物的行动——之外的部分，则是故事中的不稳定因素。就这样，他成功地将维谢洛夫斯基和贝迪耶的理论融合到了一起。
普罗普寻找这个他所认为的——故事中最小的、也是最关键的稳定因素——角色的行动——的原因，就是为了对故事进行成功的分类和编组[3]97。表面看来，普罗普达到了他所要达到的目的，并突破了前人，特别是维谢洛夫斯基的理论框架，但事实上，他的故事形态学理论并未能完全脱离维谢洛夫斯基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在运用“功能说”对具体故事进行分析时，更是如此。如他的3重化说和回合理论一定程度上就是对维谢洛夫斯基“母题扩展为情节”的说法的具体化。维谢洛夫斯基曾经指出“最简单的一类母题可能用公式a+b来表示：凶狠的老太婆不喜欢美丽的姑娘——于是给她出了一道危及生命的难题。公式的每一部分都可能变形，尤其是b可能增长；难题可以是2个、3个（民间喜好的数字）或更多；在壮士的征途上将会出现险阻，但它们也可能有好几个。这样母题便成长为情节……故事情节在一定意义上说，已经是一种创作活动[2]589。”在维谢洛夫斯基看来，因被加入了许多有重复意味的成分，原本是最小叙事成分并具有原初意义的母题就成长为情节。普罗普在他的著作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只是表述的方式不同而己：在《故事形态学》一书中，他分析了一则名为《天鹅》的故事个案，故事中有一个细节讲到，一个丢失了弟弟的姐姐的表现，“她大叫一声，东一头西一头地乱转——弟弟没了。她大声喊叫，眼泪哗哗地哭诉着爹娘会怎样惩罚她，弟弟就是不应声”[1]92。普罗普认为这一段详细说明，就是3重化的遗迹，我们不难看出，这里的3重化，也正是维谢洛夫斯基所指的，母题的b部分成长为情节的一种具体表现。
另外，普罗普还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即“回合”。他认为，“从形态学的角度说，任何一个始于加害行为(A)或缺失(a)、经过中间的一些功能项之后终结于婚礼(C*)或其他作为结局的功能项的过程，都可以称之为神奇故事”[1]87。每一个这样的过程就是一个回合，而“每一次遭受新的加害或损失，每一个新的缺失，都创造出一个新回合。一个故事里可以有几个回合，因而在分析文本时首先应该确定它是由几个回合构成的”[1]88。这个所谓的“回合说”，更是再明显不过地脱胎于维谢洛夫斯基“母题成长为情节”的说法。由此可见，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研究，是在继承前人，特别是在继承维谢洛夫斯基情节诗学的基础上，再吸收贝迪耶的故事理论后发展起来的，是对前人理论成果的继承与扬弃的结果。
二、“故事形态学”对后世的影响：接受与误解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理论影响不可谓不大，有人认为，《故事形态学》一书，被译成英法等国文字后，促成了法国结构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他的研究虽然只局限于民间文学范围，甚至其用于作分析研究的对象只是近百则俄罗斯本国的神奇故事，但也正因他使用材料的原始性，使得其研究成果具有了更大的原初性和适应性。这些神奇故事，一定程度上可以被我们看作为原初意义的小说，而原初意义的小说与现代小说在基本形式上是一致的。“当我们研究叙事文学的历史时，我们会发现，形式在现代阶段中的巨大发展已使原始小说的基本成分变得几乎面目全非，但我们也将发现，现代小说的形式不仅从未完全失去与这些原始形式的联系，而且经常回到自己的源头去汲取它们所拥有的那种近乎魔术般的神奇力量”[3]95。正因如此，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理论，为后来兴起的叙事文学研究开辟了道路。并为后来的结构主义者、叙事学者引为同道，“结构主义小说研究则几乎可以说是从弗拉基米尔·普罗普的俄国神话故事研究开始的。普罗普为小说研究提供了‘简单形式’，这种简单形式对结构主义思想一直起着一种重大的推动作用”[3]92。但我们应该看到，普罗普与结构主义、符号学相去甚远，甚至是“同途殊归”的。
普罗普一开始研究民间文学，的确是从故事的形式结构入手的。《故事形态学》，作为他的开山之作，也的确与原本的“历史诗学”相去甚远。但普罗普并没有因为重视故事的形态学研究而忽视了对故事的历史研究，他的作为《故事形态学》的姊妹篇《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一书，就是明证（这本书直到80年代才被译成外文，才被西方学者所知）。只是因为他的第一部著作影响太大、太著名了，人们反而忘记了他的这另一部著作。正如普罗普的学生李福清所指出的那样：“西方许多学者以前只看到《民间故事形态学》(即中译《故事形态学》)，常常产生误解，不知其后尚有第二本，所以以为Propp教授不注意故事的内容与发展[4]。”其实，在《故事形态学》一书的开始，普罗普就曾一再指出，在他看来，“以前的故事研究主要还只是起源学方面的，大部分没有试着去做一个初步的系统描述”[1]3。他所说的系统描述，即指分析故事的共同结构，并由此得出故事所具有的结构方面的共同构成规律，满足人们对叙事体在形式上追求享受的这个共同愿望。并且他进一步认为：“未对描述问题做一番专门的阐述便去谈起源学问题，是徒劳无益的。显然，在阐述故事是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回答它是什么这个问题[1]3。”因此他强调：“研究所有种类故事的结构，是故事的历史研究最必要的前提条件。形式规律的研究是历史规律性研究的先决条件[1]13。”也就是说，他并不反对对故事进行历史规律的研究，只是反对在对故事进行结构规律的研究之前就对其进行历史规律的研究，这在他看来是本末倒置了。所以在《故事形态学》的最后，普罗普最终回到了维谢洛夫斯基，他指出：“故事的大部分成分起源于这种或那种古老的日常生活、文化、宗教或其他方面的现实，应该引用这些现实进行比较。在单个成分的研究之后应该进行所有神奇故事立足于其上的主干的起源学研究。接下去则必然要研究变形的标准和形式。只有在此以后或许才能进入诸如单个情节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它们是什么等问题的研究[1]112。”这就再明显不过地指明，普罗普写作这本被列维—斯特劳斯称之为形式主义著作的《故事形态学》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纠正以往故事研究的不足，向人们指出，故事的形态学研究的重要性。但事实上，故事的起源学研究和故事的形态学研究，是故事研究两个必不可少的方面，缺一不可。以往的研究实绩（如以格林兄弟为首的德国学者所开启的神话学派的研究）证明：在回答“故事是什么这个问题”之前，同样可以研究“故事是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因此，故事研究的这两个方面并无严格的先后之分。所谓的情节单元分析只是分析故事的一种手段，绝非最终目的。分析故事的结构形式，只是为了通过这种手段更好地认识故事本身所蕴含的精神化意义。正如钟敬文先生指出的那样：“应该把故事当作一种人民精神产物来对待，而不能只像故事类型学派那样，把它当作一种结构形式来拆解……还要研究它所联系的社会生活、文化传承、讲述活动和表演情境等，而不能只分析它的情节单元，这样才能得出比较适当的结论[1]5。”也许是普罗普矫枉过正，过于强调故事形态学研究，反而使人误解了他的初衷。
继承与扬弃，接受与误解是任何理论在传承中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唯有如此，理论才可能前行；唯有如此，前人的理论成果才能在当下得到新的生命。有鉴于此，今天，当我们面对普罗普写作于近80年之前的这部著作时，参看他的具有开创意义的“故事形态学”理论时，应该清醒地看到理论前行过程中的这些必然，看到他的理论也是历史的产物，必然要经历所有历史产物必然要经历的命运：继承与扬弃、接受与误解。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更加清楚地理解这位前贤的理论，才可能不至于因时代的变迁误解前贤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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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宽先生发表在《天涯》1996年第2期的《文化新殖民的可能》(以下简称《文化》)就是这样一种文本。必须要说，这篇文章的杂感性质大于它的理论意义，它所带来的反思要大于启发。当然，当时该文的影响较大，引用率颇高，但这不能成为研究的必要条件。只能说因为偶然的机缘，再一次面对这篇文章时，发现它可以为我们的思考增加一份注脚。
《文化》是作者联系1993、1994年发表的两篇文章――《欧美人心目中的非我族类》和《再谈萨义德》(见《读书》1993年第9期和1994年第10期)――所进行的后续评论。三篇构成了一个序列，《非我族类》主要是借介绍后殖民批评之机来谈自己的问题，《再谈》是对各种批评意见的回应，而《文化》则是作者自己对后殖民批评的批评，这几乎是正一反一合的模型。而这个轨迹正可被看作九十年代思想风俗的一个典型。
九十年代是国内知识界接触并融入当代世界知识体系主流的起始阶段，这一在一、二战前后逐渐形成的当代知识体系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已具备了当代的很多特点，而九十年代的中国是因为高度滞后而进行着一场疲惫的知识追踪。费正清所说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刺激一反应”模型完全可以用于说明此时知识界的表现。因为滞后，所以不同，随着知识分子群体在九十年代的分化，各种立场和观念纷纷对新知识的“刺激”形成“反应”。《文化》就是这样的一个断片。
文章的要点是对“后殖民批评”这种当时新兴的知识形态进行反省，从“西方语境”和“中国现实”等角度指出“后殖民”、“东方神话”等观念的矛盾和难题。就这一领域而言，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相对丰富的阅读资料，相对成型的理论基础，再回过头来重读《文化》，当然可以发现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应全部归诸作者个人的写作或观念，而属于九十年代思想环境的特殊性。
可以将这篇文章归结为以下几个主题：
1 “东方学”、“后殖民”是西方主流文化的产物，不能代表真正的东方；
2 “后殖民批评”的知识背景是后结构主义和“人道主义”，二者要么以“抗争姿态”消解了抗争本身，要么本身就是殖民主义的思想后台；
3 因此，后殖民批评自身的缺陷决定了它在中国问题上的局限，这种知识类型可用来理解历史的个别环节，但不能构成一种根本性的理论。
应该说，作为结论，这里有值得重视的观点，特别是在具体的政治视角方面，《文化》为我们显示了九十年代仍然富含的，而在今天则越来越稀薄的“谨慎、道义感、热情和责任心”。但结论肯定不是判断知识的标准，知识之所以成立，乃是在于它能够确定自己的界限，设定它所不能逾越的边界，只有在界限之内，才有可能。重温九十年代时，这个问题异常显豁地出现我们面前。知识必须和现实划清界限，也就是与经验相区别，任何知识形态，只要它以经验为依据，就必然会变成“意见”；知识又必然不能是抽象的理念，从单纯理念出发所能得到的，只能是玄想；最终，既非经验又非理念的知识是一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以这样的原则来看，《文化》中对后殖民批评的理解是成问题的，这也是九十年代以来国内知识界的问题。后殖民批评作为一种当代知识形态，与女权主义、生态主义、解构主义等知识一样，自有其存在的基础，在此我们先不用讨论这种知识本身的特点，且从《文化》一文中观察九十年代思想的风气，在比较中显示时代的特征。围绕着上面提出的主题，我们可以展开进一步的思考。首先从方法开始。
如果说有一种批评，广后殖民批评”，那么第一这种批评必须产生在殖民时代结束以后，其次它必须是一种非殖民化的批评暨对殖民话语的批评。
这段话非常典型，九十年代在面对各种新思潮、“后学”时经常使用类似的说法，刘小枫在另外一段影响更大的评论中也有类似的表述：
“后现代”论述一开始就面临双重尴尬：现代性论述的文献已表明，即使不是所有的，至少也是基本的“后现代”论题，仍为百年来的“旧”话新语，以致“后现代”论述的“主义”论证显得颇为费力；更为尴尬的是，“现代性”本身尚是一个未理清的题域，当欲不清楚的“现代性”而“后”之“后现代”论述仍然要以“现代性”知识学来界定自身时，发现关于“现代性”的知识学尚在漂浮之中。(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2页)
这两段评论的共同之处有二：第一，从字面去理解概念，以后殖民、后现代的“后”字为理解的根据。我们知道，“Post”所指出的是这种知识形态与传统的区别，“后XX'’这样的名称是为了强调它们的当代差异。新知识的成立并不取决于与旧知识的对立，作为某物的对立面并不意味着与某物的区别，这是一个简单的原则。就像仅从字面上认为马克思是把黑格尔的“头足倒置”“颠倒了过来”根本无助于理解什么是一样，将后殖民批评定义为“对殖民话语的批评”也是无益的，至少是没有经过论证而直接得出论点。第二，用时间序列界定知识序列，用想象中的殖民一后殖民、现代一后现代顺序来确定某种理解的优先性，当论者以先于“后现代”的“现代性”，先于“后殖民”的“殖民主义”作为论证的逻辑起点的时候，这种论证本身就已经是先验地被设计好了。简单地说，只有知道什么是现代，才有资格谈后现代；只有知道了殖民主义的一切诡计，才能认识到后殖民批评原来也是这诡计的一部分。实际上，这种评论有意无意地包含了一个目的：要证明太阳底下根本没有什么新鲜事物，一切新事物不过是披着新衣装的老国王。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我们同样可以说，不知道前现代为何物，也没有资格谈论现代性；不知道前殖民时代的诡计，就不可能了解殖民主义是什么东西。这个链条可以无限延伸，直到我们站在原始森林里刚刚直立行走的猿人的立场上才能发言。
这两段评论的区别也很明显，“现代性”是一个抽象的被预先设想出来的理念，“现代”这个标志着时间历史的主词和“Post”一样，仅仅具有称谓的意义，毋宁说，“现代性”是一个试图囊括历史与当下的思想框架。这样，被认为优先于后现代的现代性就可以在思辩玄想中解释一切对象。相反，“殖民主义”却更多的是历史事实和经验，不是抽象理念的推论。因此以传统的殖民主义为参照，《文化》才能得到结论，“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体系内，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国家而言，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依附性的存在。所以，与其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后殖民的时代，不如说是一个新殖民的时代”。既然我们的时代仍然是殖民时代的延续，那么所谓的后殖民批评就只能是对原有殖民话语 的另类补充，而不是积极批评。但这个区别却恰恰意味着雷同，在这里作为知识基础的抽象理念和历史经验只能证明在知识生产的主体那里早已被规定好了的条件，由这个条件出发，得到的是一个观念不断复归自身的循环。
可以说，九十年代知识活动的最大特点在此显露了出来：重点不在于知识的组织和形成，而在于知识主体――知识分子――的自我证明。虽然各种观念会有不同倾向，但目的只有一个，确立研究者自身的观念。如果知识不能与理念、现实事物相区别，知识只能是知识分子形象本身。九十年代是在八十年代的无数抽象想象的基础上进一步去编织想象的主体，《文化》一文虽然不属于影响巨大的一类，但它在形式上却有相当的代表。《文化》在批评后殖民主义的另一个名称“第三世界批评”时说，“把他们用西方语言写作，在西方语境中进行表达的批评家凸显到前台，将他们当成第三世界抵抗作家的代表，那些第三世界原生的真正意义上的抵抗话语反而被淹没和忽视了”。后殖民批评最早之所以引起国内知识界的关注，正如《文化》所说，源于九十年代初很多“国际性事件”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较强烈的刺激”，在知识分子当中激起的“强烈反弹”。那么，《文化》对后殖民主义的批驳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反弹”，“第三世界原生的抵抗话语”的反弹。该文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所形成的一定影响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借助于地缘、本土等历史先天合法性，《文化》中要表明的是“原生抵抗话语”的主体。一个因其“在地性”而拥有理论免疫力的主体在九十年代以来的知识界已经变成了普遍的共识，这种经验的主体更多属于左翼团体，而那种理念的主体则是从自由主义到保守派直言不讳的台词。
下面再来看第二个主题，对具体的知识背景的态度。
以萨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批评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集合体，它本身所引起的反应五花八门，布鲁斯。罗宾斯曾经清晰地指出了这种复杂性：
为什么指出了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同谋关系以后，却有助于给文化带来新的转机，而且竟鼓励文化研究者发动一场学科帝国主义运动，由此而“征服”其他学科领域?为什么这种帝国主义，正如我通常认定的那样，是一种“良性”帝国主义?最后，为什么指出了知识与权力的同谋关系以后，反而有助于显示知识分子工作的尊严和价值?(萨义德《萨义德自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与这种较为客观的描述不同，《文化》的论述在一开始就是对后殖民主义知识背景的直接批判，文章将这一背景主要归结为“后结构主义”和“人道主义”两个方面。
后殖民批评在方法论上的渊源是当代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福柯、德里达、拉康……后结构主义所说的“颠覆”是与“维护”联系在一起的，其操作方法是“通过颠覆维护”。后结构主义的功能是弥缝缺漏，矫正补足，是西方文化自我调整的表现……后结构所谓的“消解”最终可能会强化西方主流话语，同样，后殖民思潮清理殖民话语，结果也可能促使产生出另一种形式的殖民话语。
萨义德不加分析批判地把人道主义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去拥抱那些曾经和正在给殖民地和第三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似是而非的理念。这些理念本身的复杂性与《东方神话》一书的诉求――批判殖民话语――构成矛盾。
应该承认，这个判断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毕竟代表着新知识进入中国语境之后所进行的初步反省，但这仅仅是“结论”，一个没有推论过程的结论。萨义德和《文化》所理解的“后结构主义”、“人道主义”有很大的距离，他根本不是“一个由后结构理论武装起来的反本质主义者”，同时是后结构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相当于某物既是物质又是精神。以福柯为例，萨义德是这样说的：
我对材料的兴趣远甚于对理论的兴趣。其实那时写作《东方学》的时期我已经开始对福柯失去兴趣了。……我认为福柯大谬不然的事情之一，就是他总是从权力的观点来写。奇怪的是，大多数人认为他是个反抗分子……福柯所有的作品其实都展现了他同性恋的特别方式，以及他对虐待狂――被虐待狂的兴趣。因此你可以说，福柯一方面始终是从权力总是获胜的角度来谈论权力，但另一方面屈服于那种权力的他，是以某种愉的方式来谈论权力的受害者。(薇思瓦纳珊编《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三联书店)
且不说萨义德和“后结构主义”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比《文化》与后殖民批评之间的差距要小得多)，《文化》对后结构主义的理解却体现了九十年代对待知识的某些特点。当研究者开始想象一个对立于“西方主流文化”的自我定位的时候，知识就由这样的定位所决定了，因为所有的西方知识传统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从马丁，路德到弗洛伊德的所有西方主流文化都是“通过颠覆维护”，所有的抗争都仅仅是“姿态”，总归能强化西方文化的主流地位。(弱势集团)“在削弱对方的同时消解和削弱了自身，客观上有利于强势集团对于弱势集团的挤压和吞并。”这种观念在现在仍然是很多“思想”的垫脚石，这种思维方式的要点在于，如果我们不能确定某种外来思想的位置，最简单的方法是确定我们自己的位置，当我们以先天的“东方第三世界弱势集团”定位来自我认定的时候，一切西方的，第一、第二世界的强势集团的东西统统都可以得到说明。可以说，九十年代以来知识运动主流在追踪西方知识发展的同时竭力所要做到的不是对知识本身的关注，而是为自己寻找到位置，知识的界限被改换成知识分子所身处的社会界限，知识的可能被认为是在这个特定位置上发表意见的可能。
但什么才是我们自己的立场呢?很显然，“探讨和把握中国人自身的文化认同”不可能依靠读经、唐装，或者是一场豪华的奥运开幕式，我们反而更加依赖某些在“西方主流文化”中的现成观念来强调这种“认同”，因此，对萨义德的人道主义的批评就是：“人道主义和理念中蓄含着反人道的因素，它和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并辔而行。”这是用西方十八世纪人道主义的教条(人的一切就是为了人本身)来反思西方人道主义，恰如现在经常见到的在国际外交场合用诉诸自由经济理念的方式来对抗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压制。“东方文化学养先天不足的萨义德只能从西方思想库中去借用武器”，但我们的“东方文化学养”是什么呢?
论文摘要:西方翻译理论话语几乎主宰了中国译学研究，中国传统译论处于边缘地带。通过对当前国内外翻译理论研究的对比分析，本文指出西方翻译理论的局限与不足，并对中国传统译论进行辫护，提出正确对待中国传统译论的方法。
一、我国翻译学研究现状
纵观我国当代翻译学科研究，其呈现的特点可归纳如下:1.西方翻译理论话语几乎主宰了中国翻译学，中国传统译论处于边缘地带。2.翻译学研究深受结构主义浪潮影响，各流派力图寻找出翻译学的本质，以便建立秩序，形成系统，成为指导和评价翻译实践的金科玉律。3.翻译批评研究未成气候，研究者倾向于把翻译批评与翻译纯理论混同一体。
深人分析我国翻译学研究的现状，可归纳其成因如下:1.科学主义之影响不可抗拒。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科学渗人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深深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不容否认的是，西方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及先进的科学技术引领着全世界。从鲁迅那个时代开始，文人们就不断“力求新声于异邦”;此“新声”也包括西方各学科的学术研究理论。科学主义的突出影响尤其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语言学转向为最。英文“结构”(structure)一词来自拉丁文‘`struere”的过去分词“structum，意思是“归纳在一起”或“使有序”(朱刚，266)威尔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翻译是一门科学的主张”(廖七一，2000:110)。他指出，翻译理论虽然“不具备控制论系统那种稳定性和绝对性”，但应在有限度上做到“现代科学理论按自然科学模式所要求的客观性，并在程序方法上不受价值观念的影响(廖七一，2000;110)。简而言之，把结构主义理论应用到翻译学研究，就是力图总结出翻译学科的本质及其基本形态结构，以便建立一个稳定的、有序的系统来指导和评价翻译实践。2.由于科学主义占主流，而近代西方翻译理论倾向于认为翻译是一门科学，而翻译学则是对翻译学科内部的本质规律的挖掘与重现，因此从西方理论这种由来已久的批评标准出发，中国的传统译论具有浓重的泛美主义色彩，夹着“唯心主义”杂质，所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翻译理论永远比不上西方的伟大。因此，西方翻译理论话语几乎主宰了中国翻译学。“比如动态对等、功能对等、多元翻译系统、操纵、改写、意识形态、文化转向等在中国翻译理论界中已形成一套有效的翻译理论范畴。毫无疑问，这些范畴极大地拓展了译学的研究空间。然而，以中国语言哲学命名的一套语义系统，如文，道，气，名，实，言意论，形神论，意境，风骨等古代汉语词汇构成的范畴却“缺席”当代翻译理论。”(刘军平，2003;254)
二、“西望”.视角下的翻译学走向
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翻译学研究成果值得我们去思考。在“西望”的视角下，有积极吸收者，有积极参照者，也有照搬者，当然值得欣慰的是，也有不少学者能对西方理论浪潮进行理性的批判反思。不能否认，西方翻译学成果的大量引进和吸收促进了我国翻译研究之广度和深度得以突破性发展，但是“不能不看到在种种理论指导下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如同‘盲人摸象’，每一种理论流派所认识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片面性，揭示的只是翻译活动的一个方面，难以深刻地反映翻译活动的全貌”(张柏然，许均，2006:5)。许渊冲先生就鲜明指出“中国学派提出文学翻译是艺术，文学翻译理论和音乐原理一样也是艺术，并且和模糊数学结合，提出文学翻译的公式是:1+1>2。西方语言学派认为翻译是科学，研究翻译的理论更是科学，他们提出的对等论可以公式化为1+1=20”香港也有学者鲜明地指出，“到了20世纪80年代，语言学‘人主’中国的翻译研究，把这种单一而万能的标准制定得更加‘科学化’，也更加‘机械化’，于是在这条‘死胡同’里越走越远了。”(张南峰，2004:16)
三、为中国传统译论辩护
中国传统译论以“翻译艺术论”为主线见长。中国传统译论始于“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慢慢由合而分，逐渐游离独立，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学科—翻译学”(罗新璋，1984:18)。简而言之，中国传统译论可用一条线来归纳其发展的脉络，即“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罗新璋，1984:19)。刘亦庆先生虽然旗帜鲜明地主张“本位观照，外位参照”，但他对传统译的批评可以说道出了普遍的想法，并得到普遍的附和:“传统翻译美学在立论和论证上都采用了文艺美学的方法，重直感印象，不强调形式论证和结构分析;重经验，不强调对客观的语言规范的研究。传统翻译美学与传统的风格学一样，倾向于使用印象性术语，如‘直质’、‘婉丽’、‘清雅等等，讲求意会，不尚言传，强调所谓‘悟性’。……缺点是缺乏科学的严密性，内涵流变，缺乏明确的科学界说，难以厘定规范，确定美学范畴。……结果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由于缺乏科学的界说和规范，就难免掺杂唯心主义的杂质。”(刘毖 庆，2005:221)
从中西译学的对比可看出，西方译学的“科学性”使其处于不容否定的地位，而中国传统译学的“非科学性”使其无法人主该领域的主流。因此，首先我们要辟除对西学的“泛科学性”的迷信。
(一)理论之哲学渊源
从哲学渊源来看，西方哲学注重于生命的外向价值，讲求“知物”，认识物的存在本性，所以他们就着重发挥了“理性”的认知功能，发展了知识论的对象意识，由此形成了“存在论”形态的哲学。“本体论这种这种思维方式不是按照人的本性、按照生命的本性，而是按照物种的本性来看待世界的存在，包括人在内。这样就形成了西方没有生命的观念或者缺乏生命的理论，如后来的哲学家尼采所说，它把一切都变成了概念木乃伊。
中国传统译论的范畴大多是通过“原物比类”而非演绎推理上升为普遍性的行上范畴。中国哲学本体论之生成并非依赖于对外在时间的理解来实现，而是依靠内城外推，立足于自己内心的原始体验，即所谓“诚”与“尽心”等内修方式。金岳霖先生在1943年曾言道，“中国哲学没有打扮出理智(指依照形式逻辑演绎推理)的款式，也没有受到这种款式的累赘和闷气。” 因此，中国传统思维“注重于超越区分对立，不走极端，促进生生相成，达到协调、互补、融通，做得并行不悖。因此中国思维有个长处，就是很富灵活性，很善于随机应变。”(高青海:56)中国传统译论恰好汲取了“很富灵活性”，“不拘泥于一个固定的僵化的模式”，但现性化科学化的理论标准却恰好将其长处视为不足，如“缺乏科学的严密性，内涵流变，缺乏明确的科学界说，难以厘定规范”。这显然有失公允。
(二)客观性与主观性之争
从“科学性”与“非科学性”之争我们可以看出中西译学之争的焦点是客观性与主观性之争。“客观”与“主观”处于一种悖论状态，即二律背反(antinomy )，它“是指这样一种理论事实或状况，在某些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下，可以合乎逻辑地建立两个矛盾命题相互推出的矛盾等价式”，其既给予二律背反的双方以各自独立存在的合理性，又赋予双方互为依存的关系和各自相对的身份。(张思洁，2006:33)因此，我们要正确理解翻译活动之“客观性”与“主观性”。换言之，对翻译理论的评价不可仅以“客观性”与“主观性”而一言蔽之。
首先，翻译即阐释。狄尔泰认为“阐释学属于人文科学，不能简单套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因为阐释的对象是人的经验，而经验是‘思维现实’而非‘物理现实’。狄尔泰把阐释对象称为‘客观思维’(objective mind)，意思是被阐释体展现的是一定时空下为公众所共有的价值情感体系，因此阐释者可以使用‘移情’的方法进入阐释对象的生活体验里。”(朱刚，2006:225)同理，作为“人学”的翻译，不能简单套用自然科学实证方法，因为翻译的对象是人的经验，是与“物理现实”截然不同的“思维现实”。自从法国学者巴尔特提出过“写作的零度”理念，也有人据此提出“翻译的零度”理念，认为理想的翻译是透明的、零主体的并仅充当介质的，译文和原文之间是零度距离的。显然，这恰好是夸大了翻译的客观性，而忽略了译者在双语转换过程中的主体能动作用。“客观性这一设想几乎可以说是批评家们玩的一个游戏，一种必需的仪式，它帮助我们维持这样一个信念:如果批评和精确的科学采用同样的表达方式，那么它便具有同样的权威”(朱刚，2006:259)。基于这样的认识，形式主义者追求“形式的科学”，结构主义者追求“结构的科学”，而解构主义者追求“解构的科学”。我们需要扭转这样的认识:翻译要要面对的对象不是自然科学的“物理现实”，而原文所呈现出的“思维现实”是人的主观的产物，“它是主观的，它并不是表达某种一成不变的“客观”真理的公式，而是个人心灵受到激发后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朱刚，2006:259)。精神分析在认识论上最重要的贡献正是这个了不起的证明:理性本身是一种主观现象，…(朱刚，2006:259)被认为是“真实的”而得到接受的解读之所以能获得这种地位，是因为它们反映了共同的主观价值这一领域。如果某种或某一流派的解读方法能流行，并不因为它更接近艺术的客观真理，而是因为它以一种为大家所接受的方式表达了当时对艺术的某一共同的主观感受……(朱刚，2006:26)。在此，我们辟除了对翻译科学论的“泛科学性”的迷信，从而为中国译论的正确辩护提供了有力的论证。
作为汉语修辞格的“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有意识的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约定俗成地翻译成“互文”。笔者认为，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字面上的一种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对莳者，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对后者，我们则要敢于“拿来”，更要善于“拿来”。
一、互文。互文即所谓“互文见义”，是基于文体限制或表达的特别需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有关联或存在对应关系，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或互相限制、互相说明的语言结构单位按一定顺序罗列在一起，以起到言简意深、委婉错杂等特定艺术效果的修辞手法。互文是古诗文中习见的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表达方式在汉唐以前甚至在语言大发展的春秋时期就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臻于成熟。所以说，互文的传统或传统的互文，都该是有所本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百年前兴起、白话文产生发展之后，互文这一表达方式运用渐少，似乎被我们束之高阁，日渐与我们隔膜、生疏，以至于现在我们大家包括各类大中小学校语文教师们淡到互文，每每也就是“古代诗词作家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用到的一种修辞手法”，最多也只不过是把互文当作一种已经“死去的艺术”来欣赏，这一现实应引起我们高度警觉。这种认识既割裂了传统，又可能扼杀了互文生存、发展的生机。
二、互文性、互文本。“互文性”是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通常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发生的“交互”关系。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所谓“互文性”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文本策略，渗透于多种后现代文学中(包括元小说、元诗歌、反叙事、纯小说、戏仿、拼贴等等)。它是一种价值自由的批评实践，是所谓“互文性革命”——结构主义批评家在放弃历史主义和进化论模式之后，尝试应用互文性理论，来看待和定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关系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批评团体，而是与20世纪欧洲好几场重要的知识运动相关，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俄国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巴赫金、哈罗德·布鲁姆、罗兰-巴特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真正推动互文性革命并从理论上系统建构起文本与互文性观念的，当推巴黎的两位著名批评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
(一)文本，以及巴赫金的对话概念、狂欢理论。我们知道，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中，互文性不过是两个个体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巴赫金则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
从批评理论的角度看，对于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解，其实在英美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曾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蒲伯确信，一首诗在模仿自然方面的优劣，取决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说取决于它对前文本的模仿；艾略特也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尤其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利用荷马史诗的情节敷设他的篇章，并在两个文本问确立了一种肯定的互文关系；又通过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种内文本关系；还因对荷马人物的改造不能表现出一种否定的互文关系——无论是吸收还是破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自我引用还是自我指涉，特定的此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在一起；同时，读者或批评家总能在作品中识别出这个特定文本与其特定先驱文本的交织关系。
巴赫金从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从小说中各种外文学文本存在的现象考察出发，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巴赫金把这种共存互动称之为小说的“多声部”或“复调”现实，并用“文学狂欢化”概念来支持他的对话理论。他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种共时结构，偏爱把文学置于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之中，借以由此造就一个杂乱拥挤的互话语空间，创造一个众声喧哗却又是内在和谐的弹性环境，从而赋予语言或意义某种不确定性。
(二)巴特、克里斯蒂娃与“互文性革命”。1973年，巴特几乎在发表《文本的》的同时，发表了著名论文《文本的理论》，文中他试图回答“文本是什么”。在他看来，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体，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场所；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它生产出来的不是产品，而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进行语言游戏的场所。巴特进而又说，文本是意指，是一种意指实践，是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过程——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
依据这一理论，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意指过程之中。他不仅将与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认同，而且还必须被化简为零，被置于一种哑然失语的危机时刻。这是审美到来之前的准备阶段。然后，读者便可进入自由联想的过程、重构多元意义的过程、定义几乎无法定义的内涵的过程。所以结论是互文性自身具有强烈反悖与戏仿特性，而对任何文本也都有一个再创造过程。所以，互文性结构规律乃至解构手段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我们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对我们繁荣文学艺术、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有借鉴、指导作用，完全可以“拿来”，当然应当“拿来”!而互文运用除节约笔墨之外，还可以更好地表达作者特定的深意隐情，能表现出特定的艺术效果，我们当然也要敢于尝试，要善于运用，要重视对这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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