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4 14:16:31
关键词：竞技体育；校园文化；影响
校园体育文化作为社会亚文化的一种特有现象，是指在学校这一特定的范围内，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和的一部分。校园体育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学校体育这片沃土，学校体育是校园体育文化的基础，也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培养学生的体育能力、运动兴趣及习惯，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等功能。我国中学的体育教学内容目前仍然是以竞技运动项目为轴线的教材体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尽管在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就主体而言，人们认为竞技体育仍是当前学校体育教学的主要内容。
一、竞技体育对校园体育文化的影响
竞技体育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它源于社会文化和民族文化，具有强烈抗争的性质，是体育活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一方面一个国家竞技体育的水平甚至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所以，它的社会影响力巨大；另一方面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竞技体育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宣传和关注，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NBA、亚运会、甲A足球赛，几乎都深入每个学生的心中，选修热门运动项目的学生日渐增多。
正因为竞技体育已远远超出本身的价值，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集中体现之一。竞技体育文化是构成体育文化的核心。因此，向学生传授基本运动技术、战术、规则，是提高学生体育文化水平的需要。我国学校体育中竞技运动项目作为学校体育教学内容已延续了几十年，它是师生课余体育锻炼，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一种重要手段，毫无疑问竞技体育已经是校园体育文化的一部分。
二、竞技体育与培养正确的体育文化观念的关系
最近，国内体育主管部门正有意将体育工作与教育系统“嫁接”，走教育与体育相结合的道路，这是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但学校中的竞技体育毕竟与职业竞技体育有着很大的区别。竞技体育所包含的教育功能成分更应在学校工作中被强调，而人们往往容易把竞技体育的其他非教育因素扩大化后移植到学校教育中来，使其发生畸变。这是体育教育改革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果对体育教育功能没有正确的认识，体育教育改革就会失败，学校中竞技体育的开展就有可能步入歧途。为此，我们应从文化的角度重新来认识中学竞技体育的作用，正确发挥竞技体育的文化功能。
1.竞技体育可以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
现代社会是一个到处充满竞争的社会，而竞争意识又与竞技体育息息相关，在体育运动中，不讲门第、不分尊卑；在竞赛活动中，不存在除个人身体、心理以外的任何不平等，学生在体育锻炼中、在运动中、在竞争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体现自己的力量。体育运动中最讲法制，不徇私情；最讲现实，不论资历；最讲务实，不图虚妄。这就要求每一个参加者都应当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竞争，特别是一些直接对抗性的运动项目，如，足球、篮球、拳击等，从而渐渐增强了学生的竞争意识和顽强毅力。
2.有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社会道德与合作精神
在竞技体育中，各项运动都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则，人们只能在规则允许的情况下努力创造成绩，任何违反规则的行为都会遭到谴责和惩罚。因此，学生通过参与竞技体育运动，可以培养出良好的体育道德，进而养成优良的社会公德。即如何对社会群体、组织的公益事业作出贡献，怎样提高社会意识、怎样发展对别人的权力和感情的尊重和理解。竞技运动为我们提供了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和场所。
3.有助于提高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
研究表明，参加竞技性比赛，能扩大学生的兴趣，放开性情，增加与他人结识的机会。同时在激烈的对抗中，在努力拼搏的奋斗中，接受成功或失败、表扬或批评的心理锻炼。在与他人交往或冲突中，学生对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及心理承受能力受到很大磨炼，使学生得以从学习压力、心理伤痛等方面解脱乃至超越出来，从而使他们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更充沛的精力迎接新的挑战。对社会现象是与非评价、道德标准与做人原则等在社会认识上的价值取舍，都可以在运动中受到检验。因此，人们认为竞技体育运动能测试出个人对社会的适应能力。
关键词：体育竞技；文化建设；互动；高校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4-0320-01
进入21世纪以后，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焦点是全民素质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更是民族文化的竞争。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加入WTO之后，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国家对高等教育到要求也越来越高，对提高人民群众普遍素质的支持也越来越大，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校内文化建设在教育、社会、情感等领域的功能不断显现出来。校内文化的建设能起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它在高校是非常重要的。
一、体育竞技与校内文化在大学生心理层面上的互动
高校体育竞技的主体是普通大学生和大学生运动员,大学生特有的心理素质、思想观念价值趋向和思维方式都成为高校校内文化建设丰富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是社会中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之一，因而这一群体最容易变革生活方式，更新已有观念，形成独特的、区别于传统的文化类型。以高校体育竞技为载体，从大学生本体着手，结合学校自身的传统与特色可营造受大学生认可的真正的校内文化。所以说在大学生心里层面上，高校体育竞技在校内文化建设加强互动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优势。
校内文化作为高校精神教育的首要途径，其主要功能是发挥环境育人的功能，并不断优化育人环境。大学时期是大学生们形成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最关键时期，因此，高校校内育人环境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高校体育竞技是校内文化中显校内文化环境的育人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文化氛围的育人功能是在耳熏目染之中通过潜移默化而感染学生，犹如“三月春雨无声润物”，不同于以单向灌输为主的课堂教学功能，更不是使用强制性灌鸭式手段使学生接受教育，所以要在学校内创造一种有效点体育竞技的文化氛围，去熏陶、感染广大师生，使大家在不知不觉中内化成信念、习惯、觉悟并接受教育，从而带上有中国特色的校内文化烙印。同时这种文化氛围的形成也可以避免因单纯教育而引起的逆反式心理，可以收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因此，我们要借助精神校内精神纽带团结和吸引校内包括学生和教职工在内地所有成员，在高校体育竞技中体现、培育校内精神，进而把所有成员紧密地与体育竞技精神联系在一起，激发和唤起每个人对形成学校优良育人环境的真挚感情。在这种追求和共识下有利于排斥有悖于体育竞技的任何离心情绪，形成校内所有成员对体育竞技共同拥有的集体意识和责任感，通过体育竞技增强校内内广大师生的凝聚力。
二、体育竞技与校内文化在行为和物质层面上的互动
往往会因为高水平的体育竞技活动，一所高校也而更加著名甚至被大家所熟知，可见，竞技体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团体的正面形象。通过训练高水平的运动员和运动队，有很多欧美发达国家的著名高校（如美国的所谓常青藤学校）增强了学校在社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由于学校把开展校间体育竞技活动看作是向学生以及教师员工提供一种可供观赏和参与的文化娱乐途径，高校校间体育竞技已被纳入高等学校日常教育之中，发达国家高校校间体育竞技活动之所以得以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同时，学校也把校间体育竞技当作吸引学生与资助，提高学校声誉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为保证运动员在竞技活动中创造优异的成绩，发达国家各高校均设置了大量的综合性的校间体育竞技项目，学校对竞技运动训练的管理、组织与控制投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有关体育学科的科研与教学的发展，也自然促进了对竞技与训练中出现的若干问题的研究。发达国家高校开展校间体育竞技活动的这些成功经验毫无疑问是值得我们借鉴与参考的。
校内环境与体育场馆和谐的问题已经引起了高校决策者的足够重视，体育场馆在校园总体规划的重要地位开始得到了认真对待。对于资金不太充裕的一般高校来说，建立一座体育场馆常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会倍受校内各方关注。一旦着手设计和兴建，一般是希望体育场馆壮观雄伟，能够成为标志性建筑甚至校内的一处重要景观。这种要求和希望大家完全可以理解，但为了与以生动活泼主要风格的大学校园环境取得和谐，体育馆设计很难一味追求壮观，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此高校体育场馆的形象必须按照简练、质朴、粗犷有力的风格来进行设计，要体现青年学子精神焕发、蓬勃向上的气息，才能富有健康之美和青春活力，而不能一味以花俏的设计造型、建筑符号装和饰矫揉造的风格作来哗众取宠，从而失去了社会主义社会大学生率真、质朴的个性。
高校的体育竞技对校内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体育竞技的对大学生行为的影响作用、辐射作用和榜样作用上。因为学生运动员是高校校内体育竞技的主要参与者，这些主要参与者代表着高校的体育竞技功能，散发、传递具着高校体育竞技的精神，他们通过与大学校园内各个不同层次的群体交往，改变着别人喜爱体育的程度，影响着别人的健美观，带动着更多的人群来参与体育竞技活动，引起大家的体育兴趣，鼓励着体育锻炼在大学内进行，从而对周围环境在行为上产生积极的影响。
时至今天，在少数地区和少数高校，体育竞技和大学校内文化建设不被重视的现象依然不可避免的存在。实际上，这种现象对学校的发展和改革具有直接的负面影响。大学校内文化建设和高校体育竞技活动的成效和状况，直接关系着党的教育方针的贯彻落实和一个大学的办学方针，关系着学校发展和改革的目标能否得以真正的实现。任何一所高等院校，如果忽视大学校内文化建设和高校体育竞技活动，就难以保证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就等于主动丢掉了最重要的育人阵地之一。学校领导和教育部门一定要从坚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针的高度出发，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高度出发，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出发，充分认识加强大学校内文化建设和高校体育竞技活动互动的重要性，切实把加强二者的互动、建设列入院校的重要工作议程，列入院校改革发展和教育事业的总体规划。
参考文献：
\[1\]金玉.对高校校园体育竞赛模式的研究\[J\].体育科学,1997,(1):27.
通过本文阐述与研究，可以发现竞技体育组织文化不仅是一种文化概念、管理理念，同时也是一门新的体育管理学理论，当然还是一个新的体育管理学概念，它不仅具有文化学的合法地位，从属于组织文化，是组织文化的下位概念，同时它有其自身的体系和理论。体育组织文化是文化的扩展，组织文化的延伸，却又自成体系。竞技体育组织文化是一个宏观的体育管理的新理念，它渗透在人类的体育管理实践活动之中，既体现在作为隐性的体育意识形态之中，也体现在作为显性的体育制度性结构之中。未来的创新文化研究应首先确定体育组织创新文化应包含的核心内容，制定并发展适合我国体育组织的创新文化评价体系与指标。
关键词 竞技体育 组织文化 探析
中图分类号：G812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9328（2012）05-000-02
一、绪论
（一）研究目的
竞技体育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组织文化已成为该学科的热点研究之一。由于体育组织的组织文化可以给组织行为的成分（如员工、运动员和观众等）给予指导，同时它也能给组织的成功提供支持，对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组织文化建设已经成为体育组织经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我国体育组织正经历转型时期，体育组织的管理也由科学管理向管理科学阶段过渡。组织文化将是我国体育组织管理科学化的重要手段。而我国目前对体育组织中的组织文化进行研究还为数不多。鉴于这一事实，笔者在对国外体育组织中组织文化研究进行述评的基础上，探索性地将组织文化引入到我国体育组织中进行研究，将竞技体育组织作为研究对象，旨在弄清他们的组织文化的水平和现状、组织文化水平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差异、以及组织文化与组织效能的关系。探讨竞技体育组织的组织文化与组织效能之间的关系及组织文化对组织效能的预测能力。根据研究结果，为竞技体育组织提出有关建议和意见，为其提升组织效能作参考。
（二）研究意义
体育领域内组织文化研究的主流在西方，国内尚没有实证研究出现。已有的组织文化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的体育组织情境，需要更多研究的验证。因此，我们选取了竞技体育组织作为研究的具体情境，探讨组织文化与组织效能问题，希望引起更多学者对组织文化研究的重视，并对我国各级竞技体育组织的发展、运动员的选拔以及培养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组织文化的定义
组织文化是西方管理思想在经历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与“复杂人”假设之后，对组织的管理理念、管理过程与组织长期业绩的关系的又一次重新审视。
对于组织文化的研究，主要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日本经济迅猛发展，日本企业的生产率更是大大超过美国的同行。正是这些原因使得美国的管理学界开始反思并研究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研究发现，美国的企业组织更倾向于组织结构、战略计划、规章制度等硬件的管理，但却忽视了人以及人的感情因素。而日本企业内部存在着一种强大的精神因素，即日本企业的组织文化，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发展的国际化，人们注意到文化差异对组织管理的影响，进而发现了社会文化与组织管理的融合—组织文化，它是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组织领导人将其在组织创业阶段关于经营理念、基本假设等达成的共识用于对组织管理过程中包括文化、价值和心理因素等在内的非结构性因素的一种整合，并使之成为一个组织或组织独具个性化的管理模式，以文化的力量推动着组织的长期发展。
三、竞技体育与组织文化
（一）竞技体育组织文化是组织文化的拓展
文化是指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中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它是无形的、隐含的，不可捉模的而又理所当然的东西。文化是一个复合整体，文化包含的知识、信仰、艺术、体育、道德、习惯等都是组成文化复合整体的单元、要素、分子。用现代系统论的说法，是“文化子系统”。这些各种各样的“子文化”是构成文化整体或整体文化的基本单元，是整体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竞技体育组织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文化概念，相对于其他子文化概念，如政治文化概念的出现，是稍晚的事情。因此，从此意义讲，竞技体育组织文化作为一个新文化概念应具有一定的“合法地位”。
（二）竞技体育组织文化是组织文化的延伸
如前所述，“组织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念，是指组织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并且为组织成员普遍认可和遵循的具有本组织特色的价值观念、团体意识、行为规范和思维模式的总和。组织文化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组织成败的关键所在，是现代组织管理之魂。其根本作用在于始终推动着组织向着既定目标百折不挠地前进。它既是组织管理之魂，又是组织发展的动力。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组织文化”作为一种现代管理理论，起端于西方企业管理，一经提出就被各行各业广泛应用，产生极大影响。但它还处于自在阶段，还未真正达到自为阶段。尤其在体育界中的研究成果及其应用还很少，即使有也仍处在呼吁状态。
“组织文化”管理理念的出现，显示出强大的韧性与生命力。组织文化在每个组织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竞技体育也是如此，因为体育同其他组织一样，也需建立自身的“组织文化”，即加强竞技体育组织文化的培育与建设。体育唯发展竞技体育组织文化，才能激励其在竞争中获得成功的一切行为，才有可能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成功。“竞技体育组织文化”既是一个文化概念，也是一个管理理念。
（三）竞技体育组织文化的自成体系
竞技体育组织文化不仅是一种文化概念、管理理念，同时也是一门新的体育管理学理论，当然还是一个新的体育管理学概念，它不仅具有文化学的合法地位，从属于组织文化，是组织文化的下位概念，同时它有其自身的体系和理论。因为体育组织文化包括人们对体育、体育机构、体育政策和体育的执行者，诸如体育教师、裁判、教练、运动员、经纪人等人的各种认识、价值观念、态度和信仰。竞技体育组织文化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们对体育的认识、价值观念、态度和信仰。
第二，人们对体育机构的认识、价值观念、态度和信仰。
第三，人们对体育政策的认识、价值观念、态度和信仰。
第四，人们对参与体育的执行者的认识、价值观念、态度和信仰。
因此，我们若把体育组织文化看作是体育现象的综合体现和产物，它可包括内在和外在、主观和客观、制度和观念等各个方面；若把体育组织文化视体育现象的主观方面，它又主要是体育意识形态和观念形态；若把体育组织文化看作是体育意识中非意识形态的那部分内容，它即是体现人类智慧、知识、经验等的文化结晶。
四、中国竞技体育组织文化的研究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界对组织文化的研究已有多年的历史，期间发表、出版了许多与之有关的研究成果。相对而言，在各种关于“组织文化”的研究中，“竞技体育组织文化”基本理论研究仍比较薄弱甚至可以说是一项空白。这一方面可能由于“竞技体育组织文化”基本理论的抽象、宽泛和不易把握，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从事基本理论研究的艰涩，但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研究课题。
中国的组织文化建设，应该吸取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但不能移植照搬，而应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土壤中；中国各行各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优势，应该将这种优势与组织文化建设相结合，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文化建设格局；组织形象是组织文化的根源和外显内容，建设优秀的组织文化，对内可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对外可塑造完美的组织形象，从而增强组织的竞争力；中国绝大多数行业正经历由科学管理向管理科学阶段的过渡，同样，体育管理也处在这一过渡之中。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阶段。一方面，现代社会的特质文化正逐步形成并对社会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最显著的是市场机制替代计划机制所起的影响作用。另一方面，传统影响仍十分巨大。根据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在体育科学管理向体育管理科学阶段过渡中，不仅应健全制度，以法治体，而且也应“软硬兼施”，以文治体，即建设好相应的本“组织文化”——体育组织文化。诚然，我国目前的体育组织文化建设尚处在启蒙期或进入期，但重要的是，在体制转轨中更新观念已成共识，转轨变型必须伴随着本组织文化——体育组织文化的变革，现代体育组织制度必须与现代体育组织文化相配套。
五、结论
关键词：中国；竞技体育；社会功能；因素
前言
竞技体育在我国体育事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国家在人力、财力、物力和政策上向刻顷斜，使我国竞技体育得到了优先发展。在第27届奥运会上，我国竞技体育运动员以优异成绩又印证了这一现实。竞技体育在我国得以优先发展，不仅是因为它具有健身、娱乐、促进个体社会化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更主要的是它对外能扬国威、显国力，对内能聚人心、顺民意的社会功能。
1 我国竞技体育的社会功能
1.1振奋民族精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社会与竞技体育最直接的联结方式就是宣扬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运动员都是以国家为单位参加国际竞赛活动的，因此，他们的成败胜负就有着特殊的社会涵义。
1.2提高国家地位，显示国家制度优越性
当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出现，或者两种社会制度尖锐对立时，体育的这种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前苏联有人直言不讳地宣称:“我们运动员的胜利……是苏维埃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国家腐朽文化的表现。"1972年美国在奥运会上惨败之后，美国舆论大声疾呼，于是，建立美国冬季、夏季奥运会永久性训练基地的计划开始实施。
2 我国竞技体育社会功能形成的因素
2.1传统文化方面
在亚洲的黄河流域，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我国发展了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个性。这种文化个性形成了中华民族自然质朴、绵延世泽、热爱土地、理解感情、尚人伦、尊祖宗、重道德、尚礼教的民族品格和精神。这些文化特质渗透到体育中来，形成了中国体育运动特殊的品格和气质，使具有宗法特点的中国古代竞技体育非常重视竞技运动的社会价值。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生竞技体育的国家之一，在古代奥林匹克兴起的同时，中国出现了像礼射这样的竞技运动，大约在一千三百年前盛唐时期，中国的竞技运动曾经达到世界的巅峰。但是中国的古代竞技运动，从一产生就蒙上了中国宗法文化的色彩，统治者把体育作为一种治理国家、维护社会政治、加强民族团结的工具，这和中国宗法文化中强调国家统一、安定的思想十分有关。于是，在中国体育运动中，竞技运动自始至终处在“手段论”的阶段，而难以进人“目的论”的阶段。
转贴于 2.2现代体育理论方面
众所周知，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建国初期，我们引进的是前苏联的体育理论，它对新中国初期体育的发展、体育功能的界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我们有着与前苏联相近的政治、经济、教育和体育体制。前苏联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动用国家机器，建立了独立而庞大的竞技体育体系，投人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把竞技运动当作体现国家优越性和提高其国际威望的重要手段。30年代后，共产党的口号就是要求苏联运动员打破资产阶级国家的竞技运动纪录。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奥运会从参加人数、项目设置以及竞技水平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增加和提高，各个参赛国都竭力选派最多的运动员参加最多的项目，以求在这个充分展现国际力量分配的舞台上占取一席之地。奥运会成了战后各国在经济、政治、外交乃至文化等方面的又一战场，特别是冷战期间，两大政治阵营都把奥运赛场当作施展自己政治与外交策略的一个重要阵地，把是否参加奥运会、参加人数以及名次排列等都看作各国政治和外交上的重要祛码，这样，原本只是为了强身健体的体育比赛，就逐渐变为技术上的竞争和政治上的较量。
建国初期对苏联体育理论的学习和借鉴，使新中国的竞技体育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在苏联体育理论的基础上，我国从60年代开始建设自己的体育理论，但处在这个交流与合作日趋密切的国际大舞台上，国际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因此，在竞技体育社会地位被提高的国际背景影响下，我国竞技体育的社会功能也得到加强，竞技运动被作为获得国家威望的一种手段。
2.3现代中国体育实践面
建国初期，为贯彻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示，我们的针政策是“增强人民体质，为劳动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当时我国人民刚从旧中国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虽已建国但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国际上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要进行建设。全国人民在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要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完成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的重任，必须突出群众体育，这时我国的竞技体育也只是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交往中有所体现，但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增进新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打破帝国主义的国际封锁。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国际奥委会在1979年11月恢复了中国奥委会的合法地位。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提高水平，为国争光”的指示。1984年中国首次重返奥运会，就取得金牌巧枚(名列第四位的优异成绩，这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使全国人民的自尊心、自豪感得到了加强。
进人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我国政局稳定，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又成功地举办了第11届亚运会，在国际上的体育地位空前提高。******总书记从国情实际出发，提出“发展体育，振兴中华”的指示。这一指示实质是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提出的，是为发挥体育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中的作用服务的。它不但全面概括了体育的多功能，同时把体育作为振兴中华，提高国际地位的主要手段，竞技体育的社会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3 结束语
关键词：竞技体育 竞技体操 后备人才 培养 全面发展
随着现代竞技体操运动技术的更新不断加快，运动技能水平不断提高，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各国越来越注重后备人才的培养，后备人才培养的理论研究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境界。竞技体操是我国竞技体育的优势项目之一，如何继续保持并扩大这一优势，关键在于后备人才的培养，这既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也是一个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竞技体操是竞技体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遵循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普遍规律。但各项目又有其自身的特点，要研究我国竞技体操后备人才的培养，首先应从分析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现状出发。本文正是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研究分析入手，对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理论研究现状进行评述，以寻求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理论研究新视角。
1． 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1.1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历史渊源
很早人们就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过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曾提出培养“德、智、体”和谐发展，“真、善、美”三位一体的“完善的人”。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反抗封建势力和宗教神学，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学说，提倡人性以反对神学，提倡人性自由以反对宗教禁锢，要求多方面发展人的个性，主张和谐发展，倡导造就全才。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教育家卢梭论述过给儿童多方面的教育，使儿童的体力、智力、道德能够得到和谐发展的思想。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把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出现的一些多才多艺的人称作为“全面发展的人”，而且是自古以来首次出现的“全面发展的人”。同世纪，英国伟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从人的本性出发，提出为了年轻一代及未来人的幸福，需要通过教育“培养智、体、德全面发展的有理性的男男女女”。虽然这些思想有着不同的历史局限性、片面性，但无疑是有价值的。马克思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科学地阐明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1.2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涵义
“全面”一词在我国《新编汉语词典》中为“事物各方面的总和，不偏于某一方面”之意。“发展”在我国《新编汉语词典》中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也指（组织、规模等的）扩大”。二者所指的“事物”都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事物”。因此，笔者认为“全面发展”可以理解为：在一定条件下对事物产生影响的各因素不断由量变到质变，实现质的飞跃而达到协调统一的变化过程。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是指由自然和社会长期发展所赋予每个人的一切潜能的最充分、最自由、最全面的调动。它包括个人的能力和才能（体力、智力、感觉能力、思维能力、交往能力等）的全面发展和个性（个人所特有的生理、心理素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的充分自由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并在现实实践中不断得到补充与完善。
1.3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站在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战略高度来构建人的发展问题。它包括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社会学者认为：社会的发展首先是人的发展，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规划者和决策者，同时又是发展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因此，社会发展必须以人为中心，人的发展是首要的也是最终目标。人的发展决定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程度又制约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在生产力还不很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把人的发展放在首位，以努力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从现实意义来说，人的全面发展一般是指人的智力和体力的和谐统一发展，它主要包括“人的身体发展，人的智力发展，人的个性品质发展，人的社会关系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的新发展，也为我们今后的工作，特别是为人才培养工作指明了方向。
2．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理论研究现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竞技体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我国体育健儿所获金牌位居金牌榜的第三，这是我国竞技体育新的里程碑。同时，我国又获得了2008年29届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这给我国竞技体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也为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如何培养出高规格的满足社会需要的后备人才，成了各体育工作人员共同关注的课题。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实现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保持同步甚至超前发展，并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目前，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理论研究的文章较多，主要有如下一些观点：赵玉亭、罗普磷等认为合理的人才交流方案是促进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人才结构优化的重要因素。郭维民、王荣强认为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应加强运动员的管理和训练，要发挥教育、体育两个部门的优势，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学生课余训练体制和进行科学化的管理。陈国瑞、许月云认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应发挥教、体综合效益，共同培养后备人才；应改进教学管理措施，提高运动员文化水平；应加强各类学校管理，不断改善内部环境；应重视基础队伍建设，完善三线训练体系；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开辟新途径；重视高校队伍，建立新型培养体制。于振峰、张振东等认为后备人才的培养应完善培养体制；扩大运动员人口；重视运动员体能训练，强化基本技术。安雅然、韩冰认为新经济时期竞技体育后备人培养机制的运行要树立人才观念、科技观念、集聚观念、新经济观念以促进竞技体育培养机制的持续发展。钟秉枢、梁栋等认为“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加快训练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坚持走体教结合的道路，鼓励和支持社会以及个人资助、兴办业余训练，应积极推动各地体育运动学校与各高校结合，提高办学规格，增强办学效益”。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理论研究主要体现在管理机制、运行机制、训练机制、竞赛机制等方面，也就是说主要体现在怎样培养的问题上，而对培养对象――青少年运动员自身的研究较贫乏，忽视了青少年运动员综合素质的重要性，即运动员的全面发展，与当前社会发展和竞技比赛对人的要求极不相称。因此，加强对包括竞技体操在内的竞技体育各项目后备人才培养对象的研究，是完善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理论研究体系的重要内容。
3． 全面发展理论对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的启示
竞技体操是我国竞技体育的传统优势项目，在我国竞技体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竞技体操技术不断更新，难度日趋加大，而且各国进步迅速，各国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21世纪，各国之间竞技体操的激烈竞争，不仅是运动技术的竞争，也是智慧的竞争，更是综合素质的竞争，其实际就是人力资源开发的竞争。人力资源的开发过程就是竞技体操后备人才的培养过程，是青少年运动员在体力、智力、创造力以及人格健全等多方面得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社会对人才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竞技体操竞赛也不例外，竞技体操后备人才的培养形式也必将不断朝着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方向转变，即竞技体操后备人才既要满足竞技体操比赛的需要，又要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然而，竞技体操与其他运动项目后备人才的培养又有明显的差别，竞技体操的成材周期长，运动寿命相对较短，运动项目多，规则要求高，运动风险较其他项目大，群众基础薄弱，社会资金投入难度大，运动员家庭投入多，产出周期长，不易于在社会中普及。竞技体操的这些特点无疑影响着后备人才的来源，这必将制约我国竞技体操的可持续发展。要想获得充足的后备人才来源，就必须提高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的质量。因此，为实现我国竞技体操继续在世界竞技体育舞台上的领先优势，实现其可持续发展，解决好后备人才培养的质量问题变得尤显重要。21世纪，我国竞技体操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后备人才？这是我国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
陈融认为：“21世纪中国体育价值取向变化的主导性趋势，是选择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弱化工具的价值取向，强化体育自身的价值，追求人的发展。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体育，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21世纪的最高命题，其根本意义在于认识到了体育自身的价值。” 有社会学者认为：“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就抓住了社会发展的实际，同时也囊括了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同志在“七一”讲话指出：“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竞技体操后备人才的培养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全面发展理论同样是我国21世纪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的行动指南。从全面发展理论出发，竞技体操后备人才的培养既要使青少年运动员具备在未来创造优异运动成绩的潜力和能力，又要使其具备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基本科学文化素质基础、健康的心理品质、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创新能力和良好的道德品质等。一方面，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的心理品质、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创新能力和良好的道德品质本身对挖掘运动员运动潜能和能力是一种智力支持，它有利于促进运动员的运动潜能开发，是运动员在未来比赛中战胜对手的法宝。另一方面，从社会对人的发展需要来说，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的最高目标是世界冠军，但世界冠军只有一个，更多的人将要离开运动队伍，去寻找适合自己的最佳人生坐标，即使世界冠军也是如此。运动员的运动寿命毕竟是有限的，特别是竞技体操运动员运动寿命较其他项目短，退役年龄较其他项目的运动员早，退役后必须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当今许多世界冠军退役后选择进入高校深造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同时，良好的道德品质也是不可或缺的，尤其在我们社会转轨时期，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如果一个运动成绩很好的运动员没有优良的道德品质、强烈的爱国情操，就有可能走向个人极端主义、拜金主义，处处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当出现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就会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甚至损害国家利益，这样的“人才”是毫无意义的。由此可见，用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指导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并努力实现竞技体操后备人才的全面发展，既是社会发展对人的需要以及个人的需要，又是21世纪竞技体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结论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社会实践中，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指南。因此，用它指导竞技体操后备人才的培养这一社会活动，是时代的要求；是确保竞技体操充足的后备人才来源的基本保证；是竞技体操在我国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为构建竞技体操后备人才的人才规格提供了理论依据，为解决21世纪我国竞技体操后备人才究竟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提供了思路；也为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的理论研究开辟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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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体育社会学；竞技异化；夺标育人；和谐发展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1)05-0048-04
Questioning about competition dissimilation
PENG Yong-shan1，2，ZHAO Yong-ping3，ZHANG Xing-qi4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2.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Economics，Nanchang 330013，China；3.Jilin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Changchun 130022，China；
4.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Quannan Norm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Duyun 558000，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s demonstrated that competition is a sort of entertainment whose based on the goal to become champions and to educate people via game orientated sports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which is the logic start point for questioning about competition dissimilation; by collating dissimilation and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condition of competition development, the authors revealed that the occurrence of competition dissimilation is companied by the illegitimate gaming between various competition interest entities and the unbalance of its peripherial spaces for existence, is the behavior contradictive to the highest principle for competition and the ultimate goal of competition, intentionally conducted by competition related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interest entities to restrain human society ad-vancement by utilizing their power, mainly caused by that competition entities are subjected to excessive political and capital deduction and pressure; by analyzing causes for competition dissimilation,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that competition in the post Olympic time should get on the track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at initiatively boosting the soft strengths of competition culture, combining competition with education and people orientated competition are important guarantees for establishing a correct ideology about competition and resisting its dissimilation.
Key words: sport sociology；competition dissimilation；to become champions and educate people；harmonious development
当今，国际竞技面临异化的挑战，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样，虽然我国运动健儿能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广州亚运会荣登金牌榜首，但是仍然存在运动员培养成本高、代价大，竞技审美疲劳、生存弱势群体增多，以及黑哨、假球和兴奋剂滥用等屡禁不止的异化现象。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对竞技本质及其异化的认识程度不够，即缺少先进的竞技文化。国家“十二五”规划的主线是“加快转变国家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提升文化软实力，促进硬实力的提高。同理，中国竞技健康、可持续发展，也必须要依靠提升其文化软实力水准。因此，揭示竞技的本质及其异化的原因，加强竞技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转变国家竞技发展方式，对建设体育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1 竞技认知的分歧
国内《运动训练学》认为竞技是以体育竞赛为主要特征，以创造优异运动成绩，夺取比赛优胜为主要目标的社会活动[1]。还有学者认为竞技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和集体在体格、体能、心理和运动能力等方面的潜力，取得优异运动成绩而进行科学系统的训练和竞赛[2]。也有学者认为竞技运动是一种具有规则性、竞争性或挑战性、娱乐性、不确定性的身体(身体性)活动。还有观点认为竞技是为了娱乐健身而进行的游戏性的身体活动，或者说是以夺取锦标为目的训练和比赛。总体而言，上述定义看似较完整地展示了竞技的内涵，不同程度地突出竞技的主要目的，然而过多地将竞技定位在生物学意义上的体能竞争，显然不符合以人为本的时代要求，也不符合未来竞技的发展方向。
在中国体育的范畴中，以竞技(体育)代替体育一度是我国体育发展的主流，似乎体育就是竞技夺标，这种建立在“国家逻辑”基础上并发展起来的主流体育过于强调它的社会效应和工具效应，以集体归属和国家荣誉作为唯一价值取向。有学者在谈到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时，认为“中国竞技体育是在100余年来受民族屈辱和民族压迫的情势下与世界体育汇合潮流的，它的动力来于民族的忧患意识，同时又反作用于民族的自强意识”[3]，这可谓是一语中的。
目前，国内外竞技由于过于张扬竞技的“物性”，忽略了竞技的“人性”，导致人们越来越远离参加竞技的自身目的，而单纯追求体能、成绩、物质奖励等，这是近年来假球、、黑哨、兴奋剂猖獗和泛滥的思想根源。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体育的精神需求越来越强烈，竞技的文化娱乐功能和教育功能符合当代人对竞技的需求，为此要求竞技本质回归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势下，政府应更多地为运动员的自我完善和全面发展提供机会，而非一味强调为国争光和夺取金牌。
2 竞技本质的思考
竞技的最初含义是暂停工作、离开工作场所，到户外进行自由娱乐、游戏或消遣，人们在竞技中轻松自由，没有过度的工作压力和功利色彩，是彻底地摆脱日常工作中压力的一种娱乐活动，游戏是竞技的最初概念和理想的抽象。谭华[4]在《体育本质论》中提出体育是一种具有游戏性的身体活动（大肌肉活动），游戏性是体育本质属性之一，并认为游戏不仅是竞技的重要属性，而且也是体育所不可缺少的属性，此观点已日益为人们所接受。事实证明，富有游戏性的竞技体育、充满人性化的竞技理念和培养方式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古奥运不仅是宗教性的祭祀活动，同样也是张扬人的“人性”，以及合理竞争的具有完全意义的游戏活动。古代奥运正是因为竞技中游戏精神和教育基因的丧失，以及运动员功利色彩严重等多重腐蚀下停办，代表现代奥运最高形式的竞技应当吸取教训。
从近年来有关竞技本质研究的文献资料看，许多学者已经逐渐走出了传统竞技本质“竞赛论”狭隘范畴，开始从社会文化背景中重新探索竞技的真义，如有人认为竞技是社会文明的产物，属于大文化范畴，它为社会提供精神和相关的物质产品，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也有观点认为竞技是在现代体育中形成了一个满足人们通过观赏高水平竞技表演，获得一种为一切其他表演艺术形式所不能取代的审美享受和感官刺激的社会实践[5]。还有人提出所谓竞技是指运动员以比赛竞争为基本手段，以满足人们审美享受及刺激等需要的社会实践[6]。这些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竞技中人的主体地位，满足了人们的体育精神需求和自我价值实现，展现了现代竞技的出现、发展乃至壮大的基本历程。
不同学者赋予竞技新的内涵，虽然在表现形式和手段上也有所不同，但均反映出竞技具有游戏、育人、娱乐等特性。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是追求快乐幸福与行为过程的愉悦，同竞技所追求的娱乐价值具有内在的一致。竞技是一种娱乐，具有游戏的性质，这并非贬低竞技，而是出于提升其地位和价值的需要。综合分析，竞技是通过具有游戏性的运动训练和竞赛，以实现夺标育人为目的的娱乐，夺标育人是竞技的本质，是对其娱乐和游戏属性的理性升华，将游戏作为竞技的起点和终点，不仅符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而且可以有效解决竞技概念混淆、界定模糊、价值偏离和目的手段颠倒等问题提供理论支持。竞技以游戏为开端，经过中介到达终点后，集秩序与自由、崇高与美、感性与理性、紧张与和谐、共性与个性、自在与自为的结合体，它既有教育和娱乐双重属性，又具有适度的政治和经济功能，否认后两者的存在是不客观的，但过分强调和夸大后两者的功能，必然会导致竞技异化，因此重新认识竞技本质，是国家竞技文化深层次变革的重心，更是国家竞技“软实力”建设的着力点。
3 竞技异化的探究
3.1 异化的梳理
“异化”一词是人类为满足现实所需创造出来的新词汇，学界普遍认为“异化”一词是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使用的一个具有辩证法思想的概念[7]。随着人类的演进，对异化概念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异化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国内有学者提出，异化就是指从主体中分裂出来或丧失掉的东西在摆脱主体的控制并获得独立性后逐渐壮大，反过来控制、支配、压迫或扭曲主体。当这个主体是人本身的时候，那么，异化就是人给自己树立起一个最终控制不了的反对势力，导致人性的变形[8]。也有学者认为异化是指由主体产生的客体脱离主体成为与主体相对立的独立存在，并在保持其独立性的同时反过来支配其主体的结构[9]。
透视对“异化”的各种认识，可以梳理出2条异化内涵的清晰主线：一是以代表人物为特点的阶段性时代内涵，二是哲学异化理论所具有的较强学科动力，是不同学科新方法论的有益补充。在不同的对话语境中，异化概念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作为语言代码与文字符号的异化内涵与外延的当代扩展，无疑留下时代的烙印，同时也会给人们的意识思维以负面影响。当今社会的异化现象可以视为是：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产品在自身各种思想、外界利益诱导下成为一种独立的异己力量，它在对主体进行控制的过程中，使人的发展受到影响，甚至丧失主体地位。这种异化实质上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人在异化中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人的真正意义存在。异化使人从本质上失去了他自由自觉的特性，沦为一种工具，成为一种手段，从而处于被奴役被支配的地位，竞技现象中的异化也未能脱离其中。
3.2 竞技异化的新认知
产生于19世纪末期的现代奥运，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以后开始的伟大社会实践，而以奥运为最高形式的竞技，在经历了激烈的社会变迁和时代洗礼后，已日益显示它的顽强的生命力，如今竞技的影响力足以影响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它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鉴于此，人们将竞技实力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国际赛场上的追逐和拼搏绝不仅仅是运动员之间的比赛，似乎成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甚至将运动场上的胜利看成是展示国家实力、显示民族优越性和提升国际地位的象征。伴随着竞技过程中，过度追求竞争、商业操纵和政治追求的膨胀，最终形成了一种足以扭曲竞技本质的异己力量，从而导致人们越来越远离参加竞技的本来目的，而更多地掺杂了他人的目的、非竞技的目的，竞技异化也就不可避免。
竞技异化是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它是伴随着各竞技利益主体的不正当博弈和其外缘性生存空间(比如体制、政策、机制)的失衡而出现，正是因为竞技主体的生存空间出现恶化，即人的内外环境出现问题(内环境――人的情感、道德品质、责任感，外环境――体育体制、机制等)导致人的本质异化。若结合竞技发展的宗旨、目标、最高原则及存在空间，一切有悖于竞技最高原则的行为、忽视了人自身发展的倾向以及追求体能、技术等物化层面，或者说是谋功利手段，进而使一个国家的竞技发展偏离了正常轨道的一切行为都是竞技异化。因此，竞技异化可理解为与竞技相关的机构及利益主体利用权力故意实施有悖于竞技最高原则和终极目标来抑制人类社会前进的行为，或者部分竞技主体由于在政治、资本和夺标的诱惑下，寻求自身利益、集体利益或者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其结果必然导致赛场秩序混乱，假球、黑哨、兴奋剂等泛滥。
4 竞技异化的成因
4.1 竞技缺失“游戏精神”
目前国内外竞技异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竞技与游戏分裂，导致其“游戏精神”缺失，从而使人在竞技中感到强迫性增大，自由度锐减。爱玩是人的天性，人在竞技中首先体验的是愉悦。最近有学者提出，“竞技应以游戏为其内核贯穿始终，但当今它与游戏越来越远，成为人谋生的手段。人在其中体验不到自由、秩序和愉悦，部分人感受到的是强迫感。” [10]竞技运动中人们体会不到快乐，而把运动作为目的或者是谋取利益的手段，这样必然导致竞技“异化”，竞技与游戏分裂后，使竞技中的人迷失自我。德国文学巨匠席勒曾说过，“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因此，培养游戏精神，能够促使竞技中分裂的人性得以复合，游戏精神的回归，有助于国家竞技“软实力”的提升。
4.2 竞技运动中人文意识的减弱
体育人文观表现体育对人类生存意义及其价值的终极关怀，强调体育运动中人性的回归和主体地位的建立，最终目的是体育运动为促进人的和谐发展服务。然而现代社会人在体育竞赛中的主体地位逐渐边缘化，国家利益、金牌至上、物质利益使得比赛场沦为名利场[11]，而这显然都是过于强调竞技运动的“竞技性”，这种视“竞技性”为体育的本质属性与功能，既与奥运的宗旨相违背，又与奥委会主席罗格新提出的‘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的理念不相称。“人文性”的竞技是呼唤“以人为本”的新的人文思想和体育人文精神的核心所在，“人文性”的竞技将更为合理地引发人们内在公平、良知和情感，并成为现代社会自觉寻求健全人格的主要价值目标。体育文化中不能缺少的人文理想、人文观念和人文精神等软实力成分，后奥运时代，国家竞技应走文化发展型道路，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这对抵制竞技异化将起到重要作用。
4.3 国内竞技缺少普世性体育精神
奥运是人类竞技的最高形式，其核心理念是竞技概念界定的着眼点。奥运宗旨强调“通过开展没有任何歧视、具有奥林匹克精神――相互了解、团结、友谊、公平竞赛精神――的体育活动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而更美好的社会做贡献。”简言之，奥运宗旨的前提条件是“公平竞赛”，目的是“教育青年”，理想是“维护和平”，实质上是有普世性的“公共体育精神”，它强调的是一种通过竞技的教育来培养人，使之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历史证明，每当竞技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时，它就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否则它将受到严峻的挑战。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在北京申奥成功后就提出两大要求：一是要进行奥林匹克教育，二是北京的环境标准要符合要求。显然他希望奥运不仅是展现各国竞技实力，更应该是促进人类文化交流、体现人生价值、公平竞争和实现人全面发展的大舞台。北京奥运会的“人文奥运”理念、广州亚运会的“激情盛会、和谐亚洲”口号均彰显了人类文明的共同思想“和谐”，这是顺应世界竞技文化的发展趋势，宣扬的正是国内缺少的具有“普世性”的公共体育精神和充满“人性化”的竞技运动，是一种“类”的文明，而国外担忧的就是我国国民“类文明”的缺失、是否会主动接受奥运教育等问题。“普世性”体育精神的提倡是世界竞技的大爱，是竞技异化得以根治的良药。
4.4 竞技体制的缺陷
我国当前竞技管理体制具有较强的行政色彩，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政府管理体制，其目标是为了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我国竞技运动实力，通过对竞技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改变我国历史上体育落后的局面。有学者提出，中国体育体制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从根本上看，体育领域的制度缺陷和失衡主要是忽视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构建，缺乏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观作为指导思想，导致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终极目标的体育精神流失[12]。而目前举国体制下的竞技体育确实在短时间内获得了迅速的提高，然而这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现象，是在牺牲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体育利益下获得的，如果这种竞技“一尊独大”的形式继续延续，必将持续对其他体育形态的“挤兑”，进一步损害人民群众体育物质和精神需求，导致体育系统内部各形态以及体育和社会大系统之间的不和谐，继续加重竞技异化，而这显然与目前国内“十二五规划”发展主线背道而驰。
竞技是夺标育人的娱乐运动，其中，“夺标育人”是竞技的本质和核心价值的基础，“游戏”和“教育”是其本质属性，“娱乐运动”是其归属的领域。竞技异化是其主体受过度的政治和资本的诱惑及压力，导致比赛目标和手段的颠倒、夺标和育人的分裂，这是竞技赛场问题不断的根源。后奥运时代竞技应走文化发展型道路，主动提升竞技文化软实力，竞教结合、以人为本是树立正确的竞技思想，抵制异化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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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竞技体育；体制改革；体制成本；体制效益
中图分类号：G8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2-0263-03
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有关竞技体育体制改革问题已成为研究热点，但研究多侧重体育体制改革的意义、目标、运行机制等，较少涉及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方面的研究。因此，从体制成本的层面对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的概念界定、内容构成、相互关系和优化评价等问题进行探讨，对我国竞技体育持续良性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体制与竞技体育体制
新制度经济学派樊纲、盛洪、刘世锦、汪洪涛、陈维、卢现祥等学者认为：体制就经济学而言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一种公共产品，其供给、需求和均衡都是社会总体实现的；它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约束人的行为的规则体系；研究体制必然关注成本，而注重成本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检验其效益，所以在体制改革中体制成本与效益紧密相连，息息相关（图1）。
体育体制是体育管理的机构设置、权限划分、运行机制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的总称，是实现体育总目标的组织保证。世界各国依据本国国情和管理权限的归属把体育体制分为政府管理型、社会管理型和政府社会结合型三种类型。［1］竞技体育体制在体育体制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是负责竞技体育事业的领导机构和组织的隶属关系、责任范围和制度策略，以及其运行方式、管理方法和控制手段的统一体系。
2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的界定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的界定有很多：有学者认为它是在竞技体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利益格局变动所造成的矛盾、冲突、以及给改革所带来的阻力，使国民收入受到的损失［2］；有的学者认为它是指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支出，包括人、财、物等经济的投入，还包括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非经济因素［3］；还有学者认为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就是改革的社会代价，即体育体制改革的社会代价与社会改革消耗的成本是相通的［4］。综合上述观点可以认为：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是在体育体制改革的计划、实施、运行过程中的投入及社会成员因利益调整而付出的社会代价。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效益是竞技体育改革过程中，个体、单位或社会因体制的变迁所取得的效果和利益，由竞技体育社会效益与竞技体育经济效益组成。第一，竞技体育社会效益。主要表现在竞技运动员各种体育赛事中展现的“更快、更高、更强“和"更真、更善、更美”体育风采对增强人们体育参与意识、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建设精神文明等方面的作用。第二，竞技体育经济效益。它是指人们在体育赛事、体育用品或体育债券等经济活动中所消耗和占用的一定的社会劳动与所取得的体育劳动成果的比较。［5］
3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的主要内容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的主要内容有：1) 体育体制改革准备阶段的信息成本、决策成本、宣传成本。信息成本是指对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竞技体育的管理体系、资源投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利益主体结构及国外市场经济条件下竞技体育运行模式的调研和剖析的费用。宣传成本是提高人们对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竞技体育体制的弊端和新体制的优势的认识，使原体制下的利益主体接受和实施体育体制改革的投入。决策成本是通过对竞技体育体制的各因素分析后，然后经过决策机构论证，并决定实施推广的所有投入。2)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过渡阶段的体制摩擦成本、体制脱节的真空陷阱成本、体制公共性的搭便车成本、权力介入的寻租成本。摩擦成本是因为有竞技体育行政放权让利与市场机制的矛盾；靠市场与找市场的矛盾；运动项目中心与单项运动协会的管办矛盾等因利益的调整而给予补偿的投入。真空陷阱成本是当新体制还没建立而原体制又失去作用而造成经济和生活的混乱，需用于人们的稳定所支出的费用。搭便车成本是因原体制的部分成员没有参与改革，但受到改革的效益，而使新体制的改革增量超过预计成本的投入。寻租成本是竞技体育向运动协会实体化的市场管理转化过程中存在的“吃体制双轨饭”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如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具有双重身份，即是事业单位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有具有经济实体的性质而进行竞技体育的事业经营和企业经营，这种行政权力介入市场经营中必然出现寻租现象。3)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完善阶段成本。它是当新体制如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中国奥委会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正常运行后，为了确立改革后该体制的合法性和规范其体制组织结构与运行方式的费用（图2）。
竞技体育社会效益侧重公益性，其主要内容：1) 政治效益。在国际体育实践活动中，竞技体育是人民外交的重要手段，是外交的先行官，如我国的“乒乓外交”、东德与西德的统一、朝鲜与韩国共同组队参加奥运会等。2) 育人效益。竞技体育是造就人全面、协调、完善发展的重要手段，具有促进人的社会化的作用。可分为两个阶段即进入竞技体育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into sport）和通过竞技体育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via sport），通过不同阶段的竞技体育活动来教育年轻一代。3) 文化效益。竞技体育是一种庄严肃穆的礼仪庆典的文化；是记录人类潜能的人体文化；是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规范文化；是提高审美意识的情感文化，是体现现代城市现代化水准的体育建筑文化。［6］其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影响。［7］各种体育赛事的成绩对振奋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对美化生活、陶冶情操、移风易俗、改造社会；对培养人社会意识和心理素质，激发聪明才智的作用。
竞技体育经济效益侧重产业性，其主要内容：1) 以体育健身娱乐、体育竞赛表演和体育培养与培训为主的体育本体产业经济效益。［8］2) 体育本体产业外相关产业的经济效益。依据曹可强博士的研究,体育产业与其他行业有一定的关联度（表1）［9］，从而产生间接的经济效益。
本体产业外相关产业主要有：实体相关产业，如体育用品、器材设备、体育服装等以体育为重要资源和手段进行生产和服务的部门经济效益；体育延伸产业，如体育与其他行业形成的体育彩票业、体育信息传播业、体育广告业、体育金融保险业、体育经纪业、体育商业服务业等在体育周围形成综合网络的部门效益；体育边缘产业，即为实现体育产业目标服务的综合服务部门如餐饮业、交通旅游业、体育建筑业、体育场地服务业等等；他们的形成、完善和发展，将有助于竞技体育的经济效益的提高。
4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的关系
研究表明,改革越抓得早,工作质量越高,成本就越低,效益就越好。［10］其相互关系一，改革成本与效益的货币计算的数学关系，收益是成本的函数,即效益=收益/成本。依据刘世锦博士体制效益的研究，成本与效益有三种衡量方式。假定SE是体制效益，SR是体制收益，SC是体制成本。第一种，有体制与无体制的比较。用公式表达：SE=（TR―PR）/SC=SR/SC式中TR代表生产过程的全部产出，PR是无体制收益。第二种，同种条件下两种体制的效率比较。假定有两种体制A与B，若有TRA/SC大于TRB/SC时，则SEA >SEB。。第三种，体制变动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比较。假定MSE为体制的边际效率，MSR为体制的边际收益，MSC为体制的边际成本，则MSE=MSR/MSC。故成本的扩大，导致收益的减少；成本的节省或是成本利用律的提高，将导致收益的增加，从而使效益的提高。关系二，改革成本作为一种社会成本，其效益针对全社会而言，成本与收益是相互转化的［11］。
5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的优化评价
在竞技体育改革实践中有以下几种现象:成本大,收益小；成本大，收益大；成本小，收益大；成本小，收益小。据函数效益=收益/成本不难得出只有“成本小，收益大”的情况下，其效益是绝对升高的，因此如何减少成本，增加收益成为改革的关键。
减少成本，增加收益，提高效益的措施。第一，科学管理和充分利用成本。对用于竞技体育改革的国家财政拨款和社会投入等资金实施合理的成本预测、科学地的成本决策、完善的成本计划及控制和有效的成本核算与分析；达到优化成本控制，提高成本效益的目的。［12］第二，不同改革主体与速度的合理搭配。首先，利益格局变化大、收益大的改革如体育管理与竞赛管理制度等，易采取政府强制性改革；同时诱导体育团体运用自身协调机制制约国家体育行政部门的某种主观性。其次，收益很小，而预期收益大的改革如协会实体化改革，俱乐部制改革等，采取“放权让利”进行诱导的改革方式；同时利用政府的强制行为制约社会团体和个人的某种盲目性。第三，选择适宜的改革时机。参照樊纲博士《论改革过程》的研究，不管何时改革，其改革效益总是先下降后上升（见图3：T代表时间，R代表体制收益，AB代表不同体制，C代表成本；图4同此）；改革时机越晚，成本越大（图4）；因此，在改革初期人们要选择恰当的改革时机和正视暂时利益的下降，要着眼长远利益。
第四，利益主体多元化，多方协调发展。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竞技体育是高度集权管理体制，政治利益驱动突出，国家和政府成为唯一的利益主体；而单位，个人的利益而被忽视，使得成本高而效益低。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都有兼顾，利益得到调整，产生了经济效益，提高了效益。第五，成本的内部约束与外部约束相结合。在传统经济体制条件下是以公有制为财产制度，其约束形式是以外部约束为主；而市场经济体制下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充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体制，以内部约束为主；因此，二者结合优劣互补，提高效益。当前，我国竞技体育体制自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型逐步向结合型转化，并有向社会型目标发展的趋势，其效益已处于回升期，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得到了兼顾，因此尚未改革的项目易早日改革。选择何种体制运行，始终离不开效益的指挥棒，因此对发展过程的体制效益进行评价是十分必要的。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效益的检测评价。第一，改革的社会效益评价。其一，满足人民群众安全需要的程度。竞技体育竞赛规则的社会示范作用、竞技体育法律法规建设的社会影响。其二，满足人民精神需要的程度［13］。竞技体育对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的促进、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其三，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 的程度。体育对社会成员身体建设、对社会成员劳动力质量、对社会生活质量的改善、对社会成员科技文化建设和对社会成员全面教育的影响。其四，环境保护、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方面的程度。主要包括竞技体育改革中大型建筑物对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对土地使用价值提高、对节约资源和提高资源使用率和体育产业对生产力布局的影响。［14］第二，改革的经济效益评价。其一，对竞技体育改革经济效益的定性分析。［15］竞技体育改革的局部效益与整体效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是否协调。其二，对经济效益的定量分析。［16］反映竞技体育改革经济效益的综合指标:如全部投入生产率=体育成果/全部体育投入要素价值；全部投入要素边际生产率=一定时期体育成果增加量/相应时期全部体育投入要素的增加量。反映竞技体育改革投入资金占用的指标:如工资产出率=体育成果/工资总额；资金产出率=体育成果/（固定资产净值+平均流动资金余额）。反映竞技体育改革劳动消耗的指标:劳动生产率=体育成果/体育工作人数；技术增长率=体育成果增加量/技术进步投入 等等，选取指标时依据实际情况而定。
6小结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必然立足本国国情，协调好短期效益与长远效益、局部效益与整体效益的相互关系，合理控制成本和有效利用成本。从总体而言，竞技体育改革成本与效益可以通过科学管理和利用成本、选择适时的改革时机、选择合理的改革方式、兼顾多方利益主体的利益和成本的内部约束与外部约束制度相结合的途径实现优化；可以通过社会效益评价和经济效益评价来检测效益提高的程度。但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从理论到实践、从定性到定量还需进一步探讨研究；固对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进行形成性评价、诊断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还需要一套完整客观的体制改革效益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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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工具理性是西方工业文明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现代竞技体育作为人类工业文明的重要产物之一，自然也深受其影响:一方面，“利益空间”的不断生长和设定，使竞技体育成为各类参与者的特殊工具;另一方面，在竞技体育“工具化”发展趋势下，各种显而易见的矛盾和冲突始终伴随着其全球化进程。
最初提出“工具理性”这一概念的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m·韦伯。工具理性也称“形式理性”(formalrationality)，是西方文化传统理性思维以及重视经验和自然的哲学传统的具体产物。西方启蒙理性的发展高扬了工具理性，而伴随世界范围内的科技革命，人类开始极端推崇工具理性，由此使人类社会或在局部或在一定地域内进入深刻的发展矛盾中。一方面，在工具理性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生产力和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进一步塑造了“人类的绝对话语权”，科学技术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但与此同时，“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所倡导的对自然缺少人文价值关怀的征服引发了一系列对人类命运产生不良甚至致命影响的全球性问题。比如，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导致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导致了贫富分化的悬殊，社会结构的失调，个人本位的膨胀等;在人的精神生活领域，导致了拜金主义的盛行和道德滑坡等”。
“工具理性”作为工业文明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自然也深刻地影响着竞技体育的发展。100余年的发展中，它的工具性历程从未间断，尤其是在其全球化态势形成之时，又以各种隐性和显性的特征扩展到世界范围，并通过各种利益群体的实践以具体的结果表现出来。
1竞技体育“工具理性”的基本内涵
论述这个问题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前提，即竞技体育的工具性以价值理性为基础。因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互为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如果一味强调和追求工具理性就极易造成人性扭曲。“价值理性”(valuerational)也称“实质理性”(substantiverational)，它不仅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而且是一种目的理性、批判理性、建构理性和信仰理性。价值理性为体，工具理性为用，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的存在提供精神动力，指引着工具理性活动的方向。当理性与竞技体育价值交融而凝成独特的价值理性时，便获得了新的质的规定，便成了区别于工具理性的具有独特意义的理性—既指向竞技体育发展的终级目标，又指向竞技体育的现实发展，其中凝结着人类文明对竞技体育的历史作用结果。因此，竞技体育的“价值理性”就是体育实践者遵循体育之精神内涵，即是否实现了体育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团队、竞争超越等行为品质。它并不看重所选择体育行为的结果，而是各类主体的人格完善。回顾百余年的发展，竞技体育从地域、民族走向世界的实质就是其精神价值契合了时代的发展，为人类的发展确立了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这本身就是其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过程。顾拜旦早就指出:“正如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胜利，而是斗争;不是征服，而是奋力拼搏。”《奥林匹克宪章》也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其宗旨是:“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奥林匹克精神—以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和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这些精辟的论述，都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竞技体育文化的基本内涵，就是为人的均衡发展提供一种自由境界。这种自由，一方面以充满人文精神的体育运动为全人类构建起一座能够实现友谊联结的桥梁，并提供一种以奋斗、尊重基本公德为基础的全新生活方式。正如国际奥委会第4任主席埃德斯特隆所说:“奥运会无法强迫人们接受和平，但是它为全世界的青年人像亲兄弟一样欢聚一堂提供了机会。”砰另一方面，为体育参与者精神升华提供借鉴和实现的平台。因此，在真正的竞技体育精神世界中，既不存在任何分裂对抗和强权压制，也不存在什么超越主体范畴的更高原则，体育主体作为概念，只是道出了人作为本体在竞技体育社会中存在的一种自由状态。
以价值理性为基础，再论述竞技体育的工具理性内涵就有了足够的精神和现实动力支撑。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在韦伯的理论中包含着两重含义:一是指目的——手段理性;二是体现为一种行使理性的含蓄性质，而不论是否含有手段——目的程式。现代竞技体育诞生并发展于“工具理性”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工业文明中。一百余年来，不论文化架构，还是发展秩序、运行机制都深刻体现出这一核心理念。
第一，竞技体育作为人类实践的对象，自诞生之初就具有了一定的“工具性”，即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实践对象，不仅表现为客观存在的有用性，而且表现为不同主体之间的有用性。这种交互的客观有用性，使各种体育主体相互联结，共同存在于体育实践过程中，彼此以“合目的性”状态成为他人的目标或工具。这样，不同的体育参与者就具备了一定的工具价值，并表现出很强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在手段——目的的发展逻辑中，当代竟技体育获得了属于自身，当然也属于各种主体的工具性内涵，不同的参与主体根据各自的利益投人到竞技体育之中，采取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获取利益的最大化。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种景象，在竞技体育“合法”理性的外表下，总是顽强地表现出难以控制的非理性来。这也正如马克思}s}所说的“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
第二，在工业大生产时代，西方主流价值观和思维模式成为竞技体育存在的基本范式，其发展过程的“工具化”特征也深刻体现出来。“个性至上”、“理性至上”、“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等是现代竞技体育产生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在社会变革深人的时候，这些思想基础又以更为现实的途径构建起竞技体育的发展体系。这一过程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取向等不断作用到竞技体育文化机体中，并在各种外力的作用下，使原有的价值空间被不断设定，如权力、经济、科技、政治、市场等空间。这些价值空间在设定之初，就已经被人为地划分出不同的主体，并“合法地”认定了等级，规定好他们的行为模式、权利与义务，这样就造成了体育主体“合目的”倾向的最大化趋势。但这些价值空间并非是静止不动的，它时刻处于不断的颠覆和重新设定中。各类利益群体在可能的条件下不断扩张着所属的价值空间和影响力，他们或积极或“迫不得已”地采取各种充满丰富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实践手段。这样一来，原有的利益格局被不断打破，竞技体育也“自然而然”地被纳人到了“不断调和矛盾”的发展轨道上。当竞技体育权力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极大拓展时，所属主体相互联结，共同构成了竞技体育发展的历史实践者，于是就产生了竞技体育商业化、职业化、市场化、法制化发展的抉择。这些合力的交互作用，在使竞技体育成为一种强势文化系统的同时，也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出现了与主体分离的趋势，因此产生了各种危机。以奥运会为例，伟大的权力和经济空间不断改造着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居功至伟或“至高无上”的国际奥委会是核心权力组织，随着奥运会全球化影响的深入，其权力空间在不断扩大;奥林匹克营销计划，即著名的“top”计划开启了奥运会整合全球资源的历程，其经济、市场空间成为常人难以涉猎“高端产物”;而寻求国际政治和举办国政治的支持，又使奥运会始终左右于“政治化和非政治化”的两难境地之中。毋庸置疑，利益空间的不断生长是竞技体育全球拓展的重要资源，但不能忽略的是，这一过程并不是那么“纯粹”，其中夹杂着发展逻辑的变换或置换，这就使竞技体育的价值冲突和利益掌控呈现出集中化和复杂化的趋势。而当竞技体育从科学技术中寻求发展逻辑之时，参与主体的任何实践活动也在“大同”的模式中开始遵循技术的自律逻辑，“技术理性”也成为了竞技体育所遵循的主要原则。凸显其价值理性的主体在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工具性的存在，从而也成为一种客体和手段，这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现代竞技体育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体系。
第三，当利益空间大规模延伸和拓展时，整个竞技体育就成为有机联系的系统，各类主体具有了明确的分工，当一类群体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必然要为其他群体利益的实现做出贡献。所以，在整个体育实践过程中，各类体育参与者都在客观上具有了满足他人需要的工具性价值，这成为竞技体育发展所遵循的一个基本规律。由于分工的客观存在和细化，参与者也成为整个竞技体育发展所需要的工具，尤其是当体育主体不断产生新的需要时，又以积极的姿态促成新一轮的分工。今天，体育主体的利益已经上升到国家和民族主体层面，这些主体无法回避当代竞技体育的伟大影响力，开始挖空心思地采取各种方式和风格去构建以体育为平台的民族发展契机。
于是，各种传统、民族的资源有了走向世界的新的平台，并上升到象征领域的高度去寻求获得一种“现代化”的身份。这种利益联结能力的广泛提升，使竞技体育的目的化倾向更加突出，不同身份的人群成为了体育主体，开始疯狂瓜分和占有原本已经拥挤不堪的利益空间。由此当代竞技体育的发展进人到一个悖论之中，多元主体在拓展体育发展空间和平台的同时，又重新制造出各种“利益空间”，使自身可能成为“异化了的对象”。竞技体育在我国的发展就呈现出这种独特性。就整体发展而言，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不论是在规模上还是资源投入上都能够利用“举国体制”这一利器快速实现各种社会资源的整合。但就现实情况而言，这一整合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系列的阵痛:体育体制、体育权力格局的更迭和变换，各种权力主体进一步分割着的拥挤空间;旧有的发展秩序被不断颠覆，新的秩序始终处于孕育之中;竞技体育体制改革、部门改革、法制化发展的呼声日渐强烈等。由于新发展秩序有效性的缺失，体育人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既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由此造成了体育价值观、体育发展观、体育道德观的失落和混乱。而与此相应的是，在多重权力主体的运作下，竞技体育市场产生的经济空间已然被事先划定，各种主体利用“合法”身份采用各种非常手段”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身份是法律和国家权力机关赋予其的法律地位，表现出当然的合法性;而非常手段则表明中国竞技体育经济秩序的缺失，无法采取常规性的运作手段，表现出或然的非法性，这样就出现了令人迷惑的现象，在利益产生后面临诸多分配主体，“不公”成为各级或各类主体的共同诉求，各种围绕此种情况产生的难题也层出不穷，无法调和。这些都使中国当代竞技体育在不断的震荡中努力地寻求着新的发展路径。
2竞技体育“工具理性”带来的消极影响
近些年，随着竞技体育工具性价值的日渐凸显，越来越多的主体投人到了对竞技体育工具价值的恶性追求中，各种“异化”现象也应声而至。
第一，体育主体的否定性弱化了。人与动物和其他物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人是一种永不满足的存在物，是一种对现实进行不断否定的存在物。动物和其他存在物满足于自然给予它们的本质规定，它们永远不能超越自己的本性。今天的人类更加具有智慧，但也更加具有多样的需求。当竞技体育成为满足人类需求的存在物时，一些体育行为者也想当然地具有了一定的“工具性”，这种工具性使体育主体不断超越自我，拓展着他们获得更多利益回报的美好愿望。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因受自身“工具性”的辖制，他们不得不要首先成为其他主体的“存在物”才能够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样屈从于“工具价值”身份就成了无力改变的基本状况。运动员在今天竞技体育的联结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各种资源的有机整合都是为了提高运动员的竞技成绩，这一过程本无可厚非，但当运动成绩和“利益”紧密联系时，多数运动员便成为了某种实验品或牺牲品，为了获取“世界认同”，大量运动员成为“铺路石”，丧失了基本的“话语权”，而当这种认同成为现实时，他们又被无情边缘化，成为“合法的淘汰者”。
第二，参与者的主体性被物化了。主体性是人的本质规定，它决定着竞技体育的发展，但当竞技体育被过度工具化了的时候，体育主体也成为了改造对象，主体性被物化在利益实现中，主体性价值也逐渐被湮没了。一方面，在对竞技成绩的绝对追求中，很多运动员丧失了全面接受教育的权利，使他们在退役即面临“淘汰”的悲惨境地;另一方面，当代竞技体育过度的职业化、商业化趋向，“不可避免地站污了竞技体育的神圣，导致竞技体育服从于商业利益……竞技体育的参与者及相关人员屈从于利益的获得和分配，并为此不择手段，歪曲了健全的人格”。为此，何振梁撰文指出:“奥林匹克对职业运动员开放可能导致奥运会失控”，“过度的商业开放带来了现实和潜在的威胁……滥用兴奋剂的根源是商业化(或政治)的考虑。它对奥林匹克起着消极的作用。它违背了体育的根本目的，损害了运动员的健康。”
关键词： 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 商科教育 经营管理
1.前言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我国对懂管理、善经营的商科人才需求旺盛，但由于商科教育自身的特点，如何培养出优秀的商科专业人才成为我国高校商科专业的重要使命和难题。我国不同商科院校在竭力达到此目标的驱动下，也试图从多方面寻找商科专业人才培养的突破，其中，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制度对商科专业人才的培养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如何充分发挥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制度在商科教育中的辅助作用，值得商科教育者深思。
2.商科教育的内涵及其特征
我国系统商科教育的历史并不长，早期的商科教育主要是依照当时欧美国家的高等商科教育模式建立起来的，其课程设置和培养规格基本上也是依据欧美国家的办学模式。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商科教育历经多次学科的调整和改造，现在已发展成较为成熟的多专业学科结构，商科教育资源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新世纪以来，教育部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扩大商科院校的办学自，省级政府统筹本地区高等商科教育，使其责、权、利进一步扩大，从而基本形成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管理为主的高等商科教育管理的新体制。新的体制理顺了多方面关系，调动了地方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发展高等商科教育的积极性，密切了商科院校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推动了商科院校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对于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深刻的战略意义。[1]
我国商科教育历经多次专业调整，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商科”概念的界定由模糊到逐步清晰。早些时候有人认为，商科即企业商务管理。也有人认为，不能把商科狭义地理解为学科的一个分支，而应把它看成是涵盖商品生产的产、供、销三大领域，集商贸、工程技术、管理学科为一大类知识复合体系的学科教育。教育部2006年5月在长沙召开的全国高校商科教育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交流研讨会，把商科看做是一个宽泛的学科。[2]事实上，“商科”是一个笼统的学科称谓。如果细分，其专业就可分为经济、金融、国贸、会计、商业学、营销学、管理等。从整体来说，商科属于应用性学科，以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为主，但这种应用型人才又是建立在宽厚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因此，在高等商科教育培养过程中，一方面，不能因为商科的应用性特点而忽视了对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另一方面，要避免完全学术化和理论化的倾向，增强商科的实践性，使商科能够服务于社会主义商业经济活动，使商科人才成为既掌握相关技能，又有一定理论素养的应用型人才。
由于我国商科教育溯源于欧美国家的商科教育模式，因此具有如下几个特点：（1）国际性。我国商科教育理论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使得其具有典型的国际化特征；（2）本土性。商科教育是服务于我国经济发展与企业经营的高等教育，因此，商科教育必须与我国国情相结合，培养出适合于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和企业经营的高等经营管理类人才；[3]（3）实战性。商科教育的应用性决定了其培养出的人才应该具有实战技能和能力；（4）通才性。懂经营、善管理的商科类人才需要多方面的知识，既要有与市场相关的各种专业知识和决策能力，又要有与管理相关的各种知识和技能，因此，商科教育培养出的经营管理类人才不是专才，而是通才，能够在市场经营中成为独当一面的多面手；（5）发展性。商科教育要与市场环境密切相关，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及世界经济全球化格局的形成，市场经营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高等商科教育不仅要密切关注这种变化的市场环境，还要运用此国家化市场环境进行商科教育。
综上可见，我国高等学校的商科教育应该结合所处市场经济环境，将来源于国际化的商科理论与我国企业经营环境结合起来，通过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对商科专业的在校大学生进行理论培养和专业技能训练，最终将其培养成具有商科综合素质和实战能力的通用型商科专业人才。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和市场环境，商科人才应更加注重能力培养，着重在于创新能力、应变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的培养。许多高校商科教育通过对课程体系的调整，课程结构的整合，课程内容的变革，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改进等，增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水平。[4]此外，不同高校组织各类科技文化竞赛活动，为大学生参加科技创新活动提供了机会，同时，竞争性、挑战性强的各类科技文化竞赛是检验、锻炼、提高和展示大学生科技文化创新能力的很好平台，大学生在参加竞赛的过程中，接受挑战，奋勇探索，拼搏创新，既磨炼了意志，又切实提高了所学知识的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养成了很好的品质。[5]
3.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对商科教育的重要意义
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是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一种，是通过竞赛的形式开展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实践平台，有利于培养大学生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动手技能和专业素质。大学生科技文化及创新活动在我国各高等学校中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发展得如火如荼，既丰富了大学校园的文化和娱乐生活，又通过此活动激发在校大学生将理论运用与实践，在知识运用过程中培养自身的创新意识和动手能力。为了激发学生对科技文化和创新活动的兴趣和爱好，国家专门举行了大学生“挑战杯”赛，鼓励学生充分发挥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各种潜能。但是，“挑战杯”这一平台，并不能使所有的在校大学生都参与到科技创新的队伍中来，有必要在高校内、校际间乃至区域和全国建立更多适合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不同兴趣爱好的新型科技文化创新平台。[6]对于商科专业的在校大学生来说，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活动对其能力的培养尤其重要。
如上所述，我国商科教育具有国际性、本土性、实战性、通才性和发展性等特征，从而要求对商科大学生进行教育的同时，必须强化实践教育和技能培养，但是，我国商科大学生都是在校完成理论和实验科目教学任务的。因此，对于商科教育来说，一方面，教师显得尤为重要，他们能够通过自身对市场环境的关注和应用，将商科理论结合我国市场实践传递给学生，但是我国很多从事商科教育的教师缺乏这种实战经验和能力。[7]另一方面，学校各种配套设施如商科教育实验中心、实习基地等要齐全，并为商科教育提供有效的保障服务，但这些配套设施在各高校中并不能够广泛存在和发挥作用。有鉴于此，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活动就显得非常重要，它能够在商科教育中发挥以下重要作用。
（1）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活动能够让商科专业大学生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培养创新意识，激发创新行为，增强创新能力。商科教育具有实战性强的特点，课堂教学能够让教师将商科专业的相关理论传授给学生，但难以解决实践和实战问题。当前，商科专业教师使用较多的方式是通过案例教学来让学生体验经营管理的，但这种教学方式受到学生自身实践经验的影响而大打折扣。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活动，能够让商科专业的学生在竞赛活动中亲身体验实战和对决，特别是学生通过对项目的选择与施行，能够深入市场和企业进行调研，并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中，通过创新思维和创新活动进行市场经营决策的模拟和实战，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技能。
（2）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活动能够让学生在团队合作中获得更多的通才教育和技能训练，培养其竞争和合作意识，提高经营管理能力。商科专业的科技文化竞赛活动多是以团队形式出现的，通过团队合作进行知识和信息的互补，来共同模拟实施企业的市场经营管理决策活动。在这种竞赛活动中，学生能够相互学习，不断补充需要的各种经营管理决策知识，在团队合作过程中能够获得很多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团队间的竞争也使得学生能够深切体验到市场经营过程中的竞争与合作，提高其综合的经营管理能力。
（3）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活动也为商科专业教师提供了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平台，有助于教师提高自己的实践和实战能力，提高教书育人的综合素质。由于我国教育与企业间各种制度的差异，使得我国大学商科专业教师很少有机会到企业中从事实质性的专、兼职经营活动，因此，我国大学绝大多数商科教师也缺乏将知识和实践相结合的机会与能力。[8]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活动能够让教师在指导学生将知识运用于实践过程中，同时，商科专业教师可以通过此项目活动与企业合作，在合作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实践机会与技能，增强教书育人的综合素质。
（4）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项目型管理能够赋予教师更多的职责和自，提高师生的积极主动性，使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活动能够充分发挥对商科教育的辅助作用。当前，笔者所在高校的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活动实施项目型管理，这种管理方式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实用性。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活动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即以学生的创新实践活动为主，教师指导也必不可少。[9]如果只是让学生“自娱自乐”，就会使这种科技文化竞赛的作用大打折扣，因为学生囿于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欠缺而难以充分利用各种可能的资源。同时有了教师的组织和指导，将会使学生的视野、思维和所能利用的资源等均有很大的突破，从而使学生有一个向教师、同学、企业深度学习的机会。同时，项目型管理能够使项目负责人有较强责任感，能够付诸更多的精力进行指导和帮助学生参与科技文化竞赛活动，让学生能够通过这一平台学到“真本事”。此外，市场经济社会中，各种活动需要有一定的财力支持，项目型管理也为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活动重要作用的发挥提供了财力支持。
总之，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活动及其项目型管理对于商科专业教育有着很强的辅助作用，能够使项目负责人和导师组织和指导大学生积极且有深度地参与科技文化竞赛活动，为培养商科专业学生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发挥重要作用。
4.进一步挖掘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活动在商科教育中作用的思考
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活动对于商科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辅助作用，如何淋漓尽致地挖掘和发挥其重要性，需要高校进一步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活动日常化和制度化。当前，各高校大学生科技文化创新和竞赛活动已蔚然成风，越来越多的学生参与其中，并通过此活动拓宽了自己的视野，增强了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有调查显示，科技文化创新和竞赛活动让大学生在专业兴趣的深度、广度、稳定性及效能上都有很好的发展，但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如何通过这种科技文化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持久的动力。[10]因此，此项活动需要进一步加强并使之常规化和制度化，让更多的学生参与进来并持续下去，针对商科专业的学生可以在竞赛前、竞赛中、竞赛后，与企业、校外实习基地、实验室、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等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使竞赛项目成为持续培养商科专业大学生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重要辅助工具。
（2）深化项目型管理，进一步强化项目责任人职责意识，进行项目跟踪。项目效用的充分发挥，需要有项目管理作为保障。笔者所在高校的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活动实施项目型管理，以项目带动科技文化创新活动及其竞赛，此种管理方式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实效性。当前，各高校需要进一步强化项目负责人的项目职责意识，通过项目责任合同来明晰职责，同时，项目管理者需要对各项目进行分类管理，实施项目跟踪，这样既能对项目进展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又能为项目实施过程提供必要的帮助，使项目实施效果更好。针对商科专业学生参加科技创新与竞赛活动，也要以所报“项目”为核心，让学生在执行过程中，自己制订项目实施的计划，模拟市场环境，自己尝试着提出解决问题的假设，并运用各种所学的知识进行经营模拟，以验证假设，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从而培养学生学习知识和技能的能力。[11]
（3）成立大学生科技文件竞赛类社团，协助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工作的开展。学生社团是高校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是高校第二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学生社团，是学生丰富校园生活，培养兴趣爱好，扩大求知领域，促进学生知识结构的不断完善，提高实践能力，增加交友范围，丰富内心世界的重要方式。[12]当前，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活动的组织和安排主要由项目负责人施行，项目负责人根据自己项目进展情况安排学生进行具体的实施。但是，这种项目操作形式临时性强，不利于大学生科技文化创新活动及竞赛的常规化和制度化。高校应该通过相关部门如团委放权于学生，成立相应的社团，其常规化和制度化的工作将使大学生科技文化创新活动及竞赛在学生中具有更加广泛的影响，也能协助项目负责人对项目进行很好的实施。
（4）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与经济管理实验室、校外实习基地、科技园及企业的紧密结合，为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奠定基础。商科专业的科技文化竞赛活动需要参与的同学具有较强的实战能力，这种实战能力的训练要求通过一定的实战环境来实施或模拟。在当前教学模式下，大学生主要可以通过经济管理实验室（实验中心）、校外实习基地、科技园和相关企业来提供协助与保障，通过这些实战、实训场所对参与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活动的学生进行训练，实施其团队的参赛项目，使其项目的科学性、实用性、实战性水平更高，也强化了学生的综合专业能力。
（5）建立健全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项目成果评估体系。当前，大学生科技文化创新与竞赛活动的评价存在一定缺陷，如评价目的性不强、评价体系不完整、评价方式简单等。[13]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项目从立项到结项需要建立健全项目评估指标体系，特别要加强项目结项评估指标体系的建设。评估体系应该包括对项目负责人的结项评估、学生参加项目并取得成绩的评估和奖励、加大商科专业科技文化竞赛活动的参与并取得成绩在学生综合考评中的权重等。通过系统的项目成果考评既能增强项目的实施效果，又能提高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充分发挥项目的效用。
（6）加强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中所涌现优秀项目成果的孵化，搭建与企业的项目合作和实施平台。在商科专业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中涌现出不少的优秀项目创意与文本，这些项目创意具有很强的可实施性，且通过实施能够为企业创造利润、为社会创造财富。所以，在全校范围内搭建校企合作平台，为商科专业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中所涌现的优秀创意策划进行孵化和实施，树立一些标杆，既为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进行宣传，又为学生积极参与增强自身综合素质进行宣传，更为高校的综合影响力做出努力。
5.结语
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活动在商科教育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项目型管理方式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实效性。为使这项工程发挥更加有效的作用，需要教育管理者更多地研究并采取一系列的管理措施，强化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在学生中的影响力、参与性和实效性，并通过与项目负责人明晰职责，使项目的实施更加完善，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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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类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以及竞技教育方式也将随之发生深刻变革。过去，依靠以生物学为理论基础的运动训练过程，培养体能型运动员的方式已不能适应未来知识经济时展的需要了。尤其是，当今世界竞技面临着过度职业化、商业化以及滥用兴奋剂等“重物轻人”的异化问题的挑战，创立竞技与教育相结合的新学科——竞技教育学是培养综合素质高的智体型运动人才，抵制竞技异化，促进其主动适应未来知识经济时展的需要。
2 研究方法
本课题采用了文献法和调查法及现场教学实验法，并在研究过程中，先后走访和咨询了林笑峰、熊斗寅、过家兴、徐本力、延峰、刘淑慧、卢元镇、吕树庭、阚福林、余维立等专家和学者。
3 结果与分析
3.1 创建竞技教育学的意义
据考证，千年古奥运和现代百年奥运的产生都与当时人们把竞技作为培养人的教育手段有密切关系。但是，古奥运后期，竞技由于过度的职业化、商业化和手段残忍等，加上罗马皇帝反异教活动的干预等，使之夭折。当今，百年奥运也同样面临着偏离教育、过度的职业化和商业化以及兴奋剂滥用等“异化”问题的挑战。尤其是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将竞技商业化推向了顶峰。对此，1996年8月，国际奥林匹克学院的奥运史专家戴维*沃莱钦斯等学者大声疾呼：这样异化的奥林匹克运动不会永存；美国哈佛大学科斯梅伯等人提出：商业化的、对教育产生负作用的奥运会应立即停办。1998年世界田径明星美国的卡尔*刘易斯面对竞技的异化，在告别赛中指出：“美国的田径问题很多，职能部门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做，因此总是偏离正道。这很荒唐，但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有世界上最出色的田径选手，但是我们没有田径。真正的田径在美国已经死亡了”(《中国体育报》1998年10月8日)。这些古往今来的事实告诫人们：竞技教育结合有助于奥运持续、健康地发展；竞技与教育分离会促使奥运异化，这是不依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这也预示着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与教育久分必合的趋势即将到来。然而，当今奥林匹克运动在发展中面临的“异化”的问题已日渐严重，如何迎接这一挑战，使其健康、可持续地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课题摆在了人们面前。竞技教育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具体地说，它是在回顾历史、更新观念、创建竞教结合的理论新体系的前提下，以培养有运动个性的全面发展的优秀运动群体为目的，去防止面临“异化”的竞技，使之能再次以新的姿态回归教育，并健康、持续地走向新世纪。目前，人类都在关注着“发展”和“预防”两大问题。比如，医学已从以治病为主，转向重视“预防”；科技面临威胁人类生存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破坏、能源危机、气候反常和人口膨胀等问题，开始重视预防上述问题，并积极发展“绿色技术”、“绿色科学”，并提出“科技以人为本”。同样，竞技也要以人为本，同步研究和预防异化的问题，这就是时代赋予我们创建竞技教育学的使命。
3.2 创立“育人夺标”的竞技教育新观念
当人类思考20世纪世界经济增长走过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黑色工业之路”的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当今世界竞技发展也走过了一条先培养运动明星，待他们出现问题后再去治理的“灰色之路”。从马拉多纳吸毒到泰森犯罪，再到许多运动员服用违禁药物屡禁不止等一系列问题，都反映出国内外有相当一部分运动个体和群体存在着综合素质偏低和从事竞技工作的人对竞技本质认识不清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原本作为竞技主体的运动员却成了金钱和物质的附属物，从而使他们接受教育的权利、主体精神、人生的价值等属于人的东西被忽视了，甚至被剥夺。这样，人便成了“竞技的动物”，竞技却成了“扬物抑人”的低层次运动。因此，许多人在思想上便形成了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和运动成绩就是竞技教育(培养运动员的过程)的本质的偏见。客观分析，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和运动成绩有很大成分是一种运动的“现象”。作为“现象”，它具有明显的流动性、易变性和易逝性，“育人夺标”才是竞技教育的本质，尤其是人的全面的发展是潜藏在技术和金牌背后，最基本、最稳定而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正如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袁伟民所言：“金牌能够创造辉煌、鼓舞人心，但能够创造辉煌、鼓舞人心的不仅仅是金牌，还有那些为夺取金牌而努力拼博的人。”如果我们仍然把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和运动成绩视为竞技教育的本质，那么，必然会使人成为运动的手段，运动却成了目的，从而使运动员在现实的竞技中，伴随着对金牌和物质追求的不断升位，他们的主体地位却在日趋下降。当今的竞技也正是在如此演变着。1994年9月在埃及召开的“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指出“可持续发展的中心是人”，因此当今世界的竞技的发展，必须朝着有利于主体——运动员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方向演进。国际奥委会委员何振梁最近撰文指出：“奥林匹克对职业运动员开放可能导致奥运会失控”。“过度的商业开放带来了现实和潜在的威胁……滥用兴奋剂的根源是商业化(或政治)的考虑。它对奥林匹克起着消极的作用。它违背了体育的根本目的，损害了运动员的健康。”可见，将“育人夺标”视为竞技教育的本质，既有助于抵制奥林匹克运动的“异化”，又能促进竞技与人及社会的和谐发展。因为夺标反映了竞技的特性，育人反映了竞技的教育属性。竞技教育学是培育全面发展的优秀运动人才的科学。它提出竞技要树立“育人夺标”的新观念，有助于防止或限制由于竞技单纯夺标而造成的“异化”。如果说“夺标”是竞技教育“顶天”所求，那么“育人”是其“立地”所需。运动员要攀登世界竞技高峰，需要有其赖以生存的、“育人”的土壤，否则，竞技教育只“顶天”不“立地”，那么竞技就将难以长期、稳定地发展。因此，“育人”和“夺标”合二为一构成了竞技教育的本质特征。竞技教育学把“育人夺标”作为“宗旨”，其实质是把竞技的中心从“物”转向了“人”，这是竞技面向21世纪改革与发展的一场革命，也是竞技教育学创建的重要的思想基础。
3.3 构建“六合一”的竞技教育过程结构
目前，国内外现行的竞技理论的教科书或专著主要以研究运动训练过程为主，这是不全面的。作为系统的竞技理论只有包括运动的竞赛、选材、教学、训练、恢复和评价六大过程的理论才能完整地解释竞技全过程的问题。况且，最近我国即将把运动训练专业扩展到竞技专业，这说明竞技专业不仅是以培养运动员和教练员为目的，还要培养一批竞技的管理、经营和康复保健等各类竞技人才。但是，现行的竞技理论以运动训练理论为主体，其结构存在着非整体性，这就不免造成其指导实践功能的单一性和随机性。因此，竞技教育学为完善竞技过程理论结构的非整体性，按育人夺标的总体设计，将运动的竞赛、选材、教学、训练、恢复和评价六大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将育人的理论与措施寓于在每个过程之中，从而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竞技教育过程的理论，不但有利于完善竞技理论体系，而且更有利于提高竞技教育(培养优秀运动员的过程)的质量。
3.4 组合生物、心理、社会三维竞技教育理论体系
当前，国内外有关竞技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大都偏重于从生物学角度去研究挖掘人的生物潜能，偶尔涉及到的一些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有关问题也是浅尝辄止。竞技教育学在运动的竞赛、选材、教学、训练、恢复和评价六大过程的每一过程中，都将生物、心理、社会三维的相关理论作为理论依据，从而构建了完整的竞技教育理论新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建立，既符合人的发展对竞技的需要，也顺应了知识经济时展的需要。
3.4.1 符合人发展的需求。竞技的主体是运动员，运动员作为社会的人必须要具备人的社会属性，否则就不能称其为人。世界卫生组织(WHO)早已提出健康的人应是生物、心理、社会三者都达到完满的状态的统一体。通过竞技培养出的运动员应是一个完整的人，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生物人。在重视运动员生物和心理方面挖潜的同时，强化挖掘运动员的社会潜能更为重要。正如俄罗斯体育专家马特维耶夫所言：“未来运动成绩的增长，主要靠挖掘运动员的社会潜能。”运动员通过积极调节各种人际关系，使他们在运动的训练和竞赛中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体能和智能，从而取得良好的竞赛成绩，获得愉快、和谐的生活环境，并能成功、健康、幸福地度过人生。再者，世界性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必将要促进竞技运动由传统的“体能型”向知识、信息和科技含量高的“智体型”竞技转变。因此，加强竞教结合，重视从生物、心理、社会三方位培养优秀运动人才的问题是完善国际竞技教育理论的一个重要课题。
3.4.2 符合知识经济时展的需要。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直接依赖于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应用的经济。其主要特征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增加知识、信息和科技的投入、减少成本、增加效益。知识经济时代即将来临之前，必将变革人类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竞技方式。未来的竞技及其教育必将向知识、信息、教育和科技投入高的智体型方式转变。因为当今世界竞技对运动员生物潜能的开发已逐渐接近极限。因而，未来竞技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重视充分开发运动员的智能潜力，从而有效地利用科学技术、更新场地和器材，促进竞技尽快从传统的体能型向智体型转变。欧美发展知识经济的经验启迪我们：知识经济的第一资源是智力资源，拥有智力资源的人方是人才，人才来自于教育。为此，竞技教育把培养高水平竞技人才的教育过程放在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大环境中，并综合有关的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知识，进行系统地研究与实践，其目的是要在运动场外开辟一条竞技的智能生产线，向运动员传授与竞技相关的综合性知识，培养“复合型”的竞技人才，以求这条智能生产线与运动场那条原始生产线汇流产生“爆发”性的作用。这就需要我们在知识经济即将来临之际，主动树立智体型竞技教育的新思想，重视竞技的知识、信息、教育和科技的投入，以求促进其快速发展。正如球王贝利1979年所言：“我比那些不会用脑筋只会狂奔的人走得更快。”
4 参考文献
1 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编.奥林匹克运动.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
关键词 武术 竞技体育 软式化 可持续发展
在近几十年来，通过几代武术家和武术工作者的努力，武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一直以来被众多的学者所提出。其中研究最多的是关于武术的发展问题。武术的发展方向在里?武术将如何更好地发展?如何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等一系列问题仍然是有待我们解决的问题。最近出现的竞技体育项目“软式化”发展理论将为我们提供一种武术发展的新思路。如何运用软式化发展原理去科学的指导武术的发展将是武术发展方略研究的一个新的课题。
一、竞技体育项目“软式化”发展理论
（一）竞技体育项目“软式化”发展的基本含义。竞技体育“软式化”发展是伴随着“轻体育”一词出现而产生的。“轻体育”(LightPhysicalTraining)也称“轻松育”或“快乐体育”，是从欧美传入我国体育界的，它是所有适合大众健身运动体育运动形式的总称。这里的“轻”字不仅是指体力上的“轻”，更重要的是心情的轻松、愉快。“轻体育”是与竞技体育严格区分的，而且是在职业化和竞技化之外的一个体育类群。所以“轻体育”具有边缘性、娱乐休闲性、综合性、大众性、终身性、个性化、科学性等特点。一直以来，竞技体育追求的是“更快”、“更高”、“更强”的目标，是运动员与他人、运动员与自我的不断超越。所以，竞技体育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特点和职业化属性。竞技体育要发展，要走近大众，就要实现竞技体育到“轻体育”之间的转化，这样才能使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来，这个项目就可以得到长足的发展。竞技体育要实现这种转化就必然要经历一个“软式化”发展的阶段。所谓“软式化”是相对于项目的社会存在形态的适应性而言，从本质上讲，就是要营造竞技体育项目的多元化存在形态，从普及体育文化，拓展项目功能的角度来提高项目的适应性。
（二）“软式化”发展的基本原理。系统哲学的多元进化论认为，事物的发展都是多元进化的，不是单一形态的变化，这就是“多”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认为物质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所以，对于一个运动项目而言，如果这个运动项目要存在，要发展，就必须要有广泛的社会适应性，要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性就要求这项目具有多元化的社会存在形态。这也就是运动项目“软式化”所致力追求的目标。所以竞技体育软式化发展的基本原理主要就是把各种单一的、高难度的、专业化的竞技体育项目通过减少运动负荷、降低技术难度、增强运动的娱乐性等手段，使运动项目的运动形式多元化、参与人群大众化，从而达到竞技体育项目扎根于群众，得到长足发展的目的。
竞技运动项目发展过程的“软式化”规律运动项目的发展大都经历过起源―传播―普及―成为国际性竞技项目这样几个阶段，以成为奥运会项目为标志，运动项目从初萌走向成熟。随着近代文明和城市化的进程，物质文明的进步使人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使得人们的余暇时间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各种“富贵病”、“文明病”发生率也在逐年提高。如何打发余暇时间、如何确保健康的生活，成为现今社会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于是人们开始求助于“轻体育运动”。在“轻体育”时代，人们对竞技项目的需求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就必将导致竞技运动项目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即使成为奥运会项目之后，也要不断地在内、外选择的相互作用中，通过软、硬结构的变异与选择，修改竞赛的方法与规则，便之更加完善。
1.武术软式化发展的必要性。随着近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世贸组织的加入，我国各行业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体育同样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优秀代表之一的武术在当前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武术市场受到了外来技击术强大的挤压。如韩国跆拳道，日本空手道在中国都成了时髦的运动项目，而作为中国优秀传统体育项目的武术却日益受到冷落。这些问题的出现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寻其原因，无论是空手道还是跆拳道，他们都十分重视根据各自项目的特点来进行改革与创新。如跆拳道经过改革后适应的人群更多，可以说对社会上各个群体的人都适合，然而，我们回过头来看武术，却发现武术进入了一个发展的瓶颈。武术运动的内容和运动形式本来是多种多样的，所适应的人群也涵盖了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但这些在今天都已经被竞技武术所替代，所适应的人群也都仅仅是专业运动员。
2.武术软式化发展的可行性。中国武术源远流长，它承载着几千年来华夏文明的精髓。武术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自古以来就有许多的流派，到目前为止，经过挖掘整理发现的拳种就有129个，运动形式也有套路、搏斗、功法等。这些拳种和运动形式的运动强度、技术难度各有不同，不同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项目。同时许多拳种都具有一定的娱乐性，如猴拳，鸭拳等象形类拳种。当然这些拳种所体现的娱乐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娱乐他人的，而武术更加重要的娱乐性是由武术的技击特点决定的一种娱乐自我的价值，比如，在假想的场景下实施进攻或防守，或者双人在一定特定的情况下进行攻防练习，双方通过这些技艺的切磋从中寻求乐趣并得到心理上的愉悦。
二、建议
（一）武术软式化的发展研究是一个具有系统性的新课题，在今后的研究中要不断地拓展软式化的具体操作手段。
（二）在武术软式化过程中，武术项目负荷、难度的降低操作较容易，所以，以后应该重点研究如何提高武术运动各项目的趣味性、娱乐性，如何提高武术运动中各运动形式的文化品味。
三、结论
（一）通过对竞技体育软式化发展理论的探析，同时结合武术的发展现状和武术的一些固有属性，认为武术有走软式化发展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传统武术；竞技体育；关系
我国传统武术与体育竞技相比，无论是在内涵上还是在运动形式上都有很大的差别，但传统武术与竞技体育是有一定联系的，这种联系也正使得武术并入竞技体育成为了可能。全球经济和文化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想要科学的发扬我国的传统武术，将武术并入竞技体育，并让武术从竞技体育中吸收体育的精华，也是我国传统武术真正走向世界舞台的必由之路。
1 武术内涵的深入理解
对武术的深入理解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武术被提升到政治层面，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往往会把各类事宜分为“文”“武”两道，再加上武术的划分界限不够明确，会将军事武备与兵法经略与其融为一体，从而在逻辑意义上出现“文道”与“武道”各分半边天下的情况；第二，武术贯穿和体现了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作为文化载体，武术传承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提倡修身治国平天下，要求习武者有更高的爱国及奉献觉悟，同时也用武术动作来体现阴阳五行学说，强调“天人合一”的高层次境界；第三，武术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由于生活背景及文化的影响，武术呈现出多种学派，并且在不同人身上也体现出了不同的认识及驾驭技巧，所以具有复杂多变的形式及内涵；第四，武术在中国往往流传于底层社会，是从社会民俗文化中来传播的，所以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体现了顽强的生命力；第五，从传统武术中，更体表现出了中国人民的审美态度，无论从武术的形式上，还是文化关联上，都成为表达人生及理想的一种觉悟，进一步体现了武术博大精深的内涵。
2 竞技武术比赛中A，B，C规则的演变与传统竞赛区别
近些年，武术在世界逐渐流行，影响面积越来越大，地位也逐渐重要。中国武术源远流长，其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也是十分浓厚，为了将中国武术加入奥运会，国家相关人员在奥运会规则上做了明显改革具体如下：
2.1竞技武术比赛中A，B，C规则的演变
2.1.1原先共有两组裁判评分，经改革后变为三组，称之为A、B、C，每组各三人，A组监管动作质量，依照参赛选手的动作是否达标来评分，B组依照参赛选手的演练水平进行评分，C组依照参赛选手执行的动作难度进行评分，相比以往更为细致、准确、客观，此种方式大大增加了比赛的公正性。
2.1.2在自选项目上也有改革，每个自选项目中的动作质量所占的比值相比以往降低，因为满分十分，在划分区域时更为细致，而且，在演练水平上又做了进一步划分，分为三个档次九个分数段。A组裁判各有五分的行使权，B组裁判各有两分的行使权，C组裁判各有三分的行使权。对练、拳术器械、集体项目的比赛中动作质量以及演练水平各占五分。
2.1.3为了杜绝套作、模仿现象，使参赛选手展示自己独特风格，在改革时特意取消了花样游泳、体操等原来的指定动作，又将难度动作做了进一步划分，也是三个档次，而且又在每个档次上制定了不同的难度系数。此外，在B组的难度上加大了创新动作的难度，有效地杜绝了模仿、套作现象，而且还促使运动员不断创新，也使得比赛样式不断翻新。由于改革后的规则与现今国际发展较为接轨，所以一经出台，便被国际认可，以应于武术竞技，在武术向奥运会进军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2.2武术与传统竞技比赛区别
2.2.1运动本身侧重点存在差别
随着世界的发展，武术运动也在不断发展，与传统竞赛逐渐区别开来。其主要的变化有以下几点：招式日益复杂；动作日益灵活；跳跃不仅可腾空，还可做出许多优美造型；在攻与防上也有了明显变化，不仅有强烈的攻击和防守意识，而且也具有美感；在规则方面的改革尤其注重公平，制定了分块以及量化打分。
2.2.2武术要比传统竞技比赛的具有更深刻的要求
传统竞赛中的参赛选手都受过严格的训练，无论是手法、步形还是功力、脚法等基本功都较好，但是武术要想进军奥运会，就要遵守有关规则，指定动作、创新难度等。至于体操、跳水等讲求美感的项目就要求参赛选手依据自己的实力和习惯来制定属于自己的参赛方案。只有这样，就会使得武术向奥运会的进军更加有利，带给观众美感享受的同时，也在不断引领竞技武术向“高、能、新、美”的方向发展。
2.2.3武术竞技对武德更加重视
竞技武术比赛中对武德重视度提升，武德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被列入奥运会规则，“运动员上场须向裁判长行抱拳礼”。自古，习武之人就将德看得尤为重要这是习武之人的行为准则以及道德规范，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迄今为止，武德仍与武术形影相随，仍是习武首先要学的教育，以用来保证习武的同时亦学习修身养性。第九届全运会的武术对练举行时，参赛选手的服装已不再是原先的“灯笼裤”，其实，我国在服装、音乐上已降低了要求，更加去向民主、自由，使得武术的发展不在拘泥陈规，而是大胆创新，向着自由、健康的道路发展。武术的发展离不开规则的演变，尤其是武术在发展速度、方向、技术水平上的变化更是由于规则的演变。具体如下：凡是在武术事业上工作的运动员都要求力量、技巧、速度等相结合，而且在对运动员的要求上也有了明显提高，技术全面，风格独特，身体强健，心理良好，文化素质较高。
3 传统武术与竞技体育之间的关联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武术是社会的主流体育项目，由于竞技体育直接明了的文化内涵，很快就和武术呈现分庭抗礼的态势，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武术文化的流失，竞技体育更是成为了我国体育文化的主流。想要对传统武术与竞技体育的关系进行研究，我们就要从竞技体育和武术的文化背景以及关系上进行分析。
3.1竞技体育和传统武术在文化方面的关系
竞技体育主要融合了以下几种文化形式：首先体现了希腊文化中对人性的尊重，以及对知识和力量的崇拜；其次体现了罗马文化中功利的明确化以及对法制建立上的观念态度；最后则深刻体现了基督教文化中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同时代表了一种对理想主义的向往。这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对竞技体育的形成了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传统武术则是体现中华文化中的主要精髓部分，是一种慢节奏的精神领悟。两者的关系如果从文化关联层面上来说相同的部分都是体现人文精神，体现一种强健体魄的肢体表达。不同的方面在于现代竞技体育结合了西方医学中对身体的认识，从专业的角度设计了运动与治疗环节，是西方人对生活态度的一种体现，将其作为一种职业来推崇，体现了唯物思想；而传统武术则讲究的是阴阳调和，以及个人对武术的认识及理解，是一种结合人格及修养的功夫，体现了一种形而上思想境界。所以说竞技体育与传统武术在文化关系上既有相似，又有不同。
3.2传统武术与竞技体育的相互依存关系
人们对运动的选择以及追求已经不能局限在某一方面，或某一角度，当各种外来文化呈现在人们面前时，更多的则是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所以传统武术也在不断将自身的优势展示给世界。但现阶段武术终究被纳入了竞技体育的范畴，从成因上分析，同西方文化的强势性有一定的关系，所以面对这种选择，要想保护传统武术，就要在大力发展及弘扬的基础上，做到共同接纳。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将武术归属于竞技体育也是对我国传统文化负债的一种态度，所以传统武术与竞技体育在我国相互依存、相互发展是一种文化的必然选择。
3.3传统武术与竞技体育的共同提高的关系
传统武术与竞技体育虽然属于归属关系，但由于发展的文化背景及起源不同，其定位也就不同，传统武术更加注重的是一种艺术、一种文化的展现，发展于社会底层，往往是以小作坊模式形成的，属于民间艺术的展现。而竞技体育则是代表了以竞技为目的的速度与强度，培养运动员的目的往往也是为了竞技。面对两种不同的运动，要想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就要结合自身特点共同提高，要想发展传统武术，就要给传统武术更大的舞台，比如说以竞技形式对外推广，或以表演形式呈现出美给观众，由此可见只有结合人们心中喜爱的接受形式，才能更好地弘扬以及发展传统武术。
综上所述，传统武术与竞技体育虽然有一定的区别，但由于武术是一种适应性极强的体育项目，因此已经逐渐和竞技体育的体育精神有了契合点，相信随着我国武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武术必然能够重新走上世界体育舞台，向世界展示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并最终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绽放光彩。
参考文献：
[1]李龙.论中国传统武术的当展路径[J].体育与科学，2012（0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