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3 00:35:0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中原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自春秋战国到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地域概念基本形成,不同朝代涵盖的区域范围略有不同,但大体上都是指以河南省为核心区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现代的中原地区更多使用的是广义的概念,是指以河南省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周边的山西省东南部、山东省西部、河北省南部和安徽省北部等地域。2011年,我国提出了建设中原经济区的国家战略。《中原经济区规划(2012-2020年)》指出,中原经济区主要包括河南省全境,河北省邢台市、邯郸市,山西省长治市、晋城市、运城市,安徽省宿州市、淮北市、阜阳市、亳州市、蚌埠市和淮南市凤台县、潘集区,山东省聊城市、菏泽市和泰安市东平县,区域面积28.9万平方公里[1]。中原经济区所涵盖的区域,与广义的中原地区涵盖的区域范围基本相同。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由于其特有的地理位置,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相互碰撞、吸收、融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魅力,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核心[2]。“民以食为天”,饮食是人类为了生存所必须进行的基本生活行为,因此,饮食文化在中原文化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目前,有关中原地区饮食文化的研究多集中在论文、论著、研究报告及一些门户信息网站上[3],但围绕饮食文化这一主题进行的特色数据资源库建设较少。因此,笔者对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建设原则、主题构成和类型构成进行了探讨,以期推动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1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建设意义
1.1保护中原地区食文化资源
中原地区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演变、融合与发展,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中原地区食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冲击,其文化资源生存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例如,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对方便食品的需求越来越高,洋快餐普遍受到年轻一代的欢迎,这些都对我国的传统饮食习惯有一些影响,对中原地区食文化有一定冲击。同时,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饮食文化也对中原地区食文化有一定冲击,法国美食、地中海美食、墨西哥传统饮食、日本和食及韩国泡菜文化等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美食也在中原地区得到传播,中原地区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4]。中原地区食文化本身就是在交汇融合多个民族饮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在吸取其他国家饮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饮食的优点,对中原地区的饮食文化进行保护与传承已刻不容缓。近期,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正在编制《河南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食文化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建设中原食文化数据库能为政府机构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提供决策参考,推动中原地区食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的持续开展。
1.2促进传统食文化资源产业现代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中原地区许多传统食品企业,尤其是一些中华老字号企业,已无法跟上时展的步伐,出现了经营状况不佳甚至亏损的局面,依托其上的一些传统中原美食也濒临消失。因此,如何推动传统食品企业实现现代化转型,推动中原地区食文化的良好传承和健康发展,是政府、食文化研究人员、传统美食生产者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原地区的食品企业都在努力创新,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白象食品作为河南省的重要食品企业,是全国方便食品企业的领头羊。为了发扬传承中原地区食文化,白象食品将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和现代营养学理念融入传统食品中,开发了大骨汤面、河南烩面等食品,吸收了中原传统饮食文化的精髓,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能从一碗香喷喷的面中找到“家乡的味道”。因此,建设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能为传统食文化资源产业实现现代化转型、升级发展提供支撑。
2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建设原则
2.1特色突出原则
特色突出是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建设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相关部门应加大对中原地区食文化资源的挖掘力度,突出中原地区食文化的特色,充分发挥特色数据库的资源优势,增强中原地区食文化的实力,推动中原地区传统食品产业的升级发展,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
2.2共建共享原则
为了避免信息资源建设的重复、浪费,相关部门应在建设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过程中遵循分散建立、馆际合作、共建共享的原则,统一数据库的建设标准和评估体系,充分整合资源,实现资源的互通,为中原地区读者提供特色鲜明、资源全面、检索便利的信息资源库,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效能。
2.3实用性原则
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相关部门要依据实用性原则建设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在尽可能节约建设成本的前提下收录重要的信息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多元化需求,实现投入效益的最大化。此外,相关部门还要加大对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宣传、推广力度,引导更多的读者了解数据库、使用数据库。
2.4先进性原则
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作为数字化大背景下的产物,需要先进信息技术与成熟管理方式的支撑。因此,相关部门可采用“区块链”技术建设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将其建设成容量大、兼容性高、安全性强、搜索便捷、速度快、准确度高和扩充性强的新型数据库,保障数据库的先进性。
3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主题构成
3.1食文化风俗
食文化风俗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受环境的影响,在食品原料选用、加工生产、食用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普遍、独特的传统习惯。中原地区食文化古老、活跃,特色鲜明,主要体现在原料选择、加工方式、饮食礼仪等方面。原料选择主要体现在平原地区对小麦、大米等大宗粮油的选择,偏远地区对玉米、小米等杂粮的选择,中原西部地区对牛羊肉等原料的选择等;加工方式主要体现焦作地区的土炒面馍、武陟的炒制油茶等;饮食礼仪主要体现在中原地区民众根据《礼记》对进食的规律、礼数、章法和禁忌等进行了规定。这些习俗都有明晰的总结和具体的守则,现代人在就餐时仍然能够遵守这些习俗,如主客座位的安排、敬酒时的端杯方式等。食文化风俗是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一个重要主题,因此相关部门应对记载食文化风俗的相关文献进行收集、整理。
3.2特色饮食
中原地区不同区域有其独特的地方特色饮食,如:河南省的代表性特色饮食有马豫兴桶子鸡、真不同水席、逍遥镇胡辣汤、黄河大鲤鱼等,河北省的代表性特色饮食有碗、永年驴肉等,山西省的代表性特色饮食有上党腊驴肉、晋城过油肉、石子饼,安徽省的代表性特色饮食有丁里羊肉汤、濉溪双堆面鱼、太和板面、利辛撒汤和公山豆腐宴,山东省的代表性特色饮食有高唐驴肉、定陶焖子和泰安煎饼等。地方特色饮食是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一个重要主题,因此,相关部门应对记载这些地区特色饮食来源、制作方法、食用方法、民间传说的相关文献进行收集、整理。
3.3食文化遗产
中原地区食文化遗产是指中原地区具有鲜明地域风格的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历史文物、建筑、人类文化遗址,如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新密李家沟遗址、淮南八公山淮南王炼丹遗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被广泛认可的能够体现中原地区食文化特点的文化活动、文化表演、知识、技能等,以及承载食文化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等,如淇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原农耕文化”中收藏的三千多件中原地区的农耕老物件,仰韶文化遗址中保存的酒器、酒具,《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酒楼、饭馆、食店、茶肆等。食文化遗产是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一个重要主题,因此相关部门应对记载食文化遗产的相关资料进行收集、整理。
3.4食文化名人
在中原地区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原地区孕育出一些食文化名人,他们提升了各个时期的食文化水平,在传承、发扬食文化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食文化名人是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一个重要主题,因此相关部门应对记载食文化名人的相关文献进行收集、整理。
4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资源类型
4.1出版文献
目前,中原地区食文化相关的出版文献主要包括图书、期刊、会议文献、标准文献、学位论文和政府出版物等。图书主要包括食文化相关的教科书、科普读物和生产技术图书,如《食珍录》《饮膳正要》《中国馔食文化》《饮食文化》等;期刊主要有《中原文化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等与食文化相关的期刊;会议文献主要包括在国际或国内食文化学术或专业性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如《中原食品文化研究论文集》收录的相关论文;标准主要是指传统食品现代化加工涉及的相关标准,如河南省地方标准《油茶》;学位论文主要包括相关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硕士、博士论文,如《仰韶文化时期陶质食器造型设计研究》;政府出版物主要包括中原地区各省、市、县政府部门及其设立的专门机构出版的与食文化相关的文献。
4.2网络信息资源
网络信息资源包括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平台的信息资源,以及商业数据平台、专题数据库收录的相关信息资源等。门户网站及微信公众平台主要包括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等政府门户网站,以及河南省食文化研究会、山东省食文化研究会的网站、微信公众号等,这些网站和微信公众平台具有信息更新及时、信息量大等特点。商业数据平台主要包括“超星数字图书馆”“万方数据”“CNKI中国知网”等,用户在这些数据平台以“文化+食”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以得到大量中原地区食文化的相关文献。专题数据库主要包括一些公共图书馆及高校图书馆开发的相关数据库,如郑州轻工业大学的图书馆“民俗文化专题数字图书数据库”、河南工业大学图书馆“粮油食品专题特色数据库”等。
关键词：草原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巡礼
中图分类号：F1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丝绸之路是连接亚欧两大洲的一条重要的经济文化线路，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现今学术界大多数学者也认同将古代丝绸之路按区域分为四条：即西北地区的“沙漠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东南沿海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南地区“西南丝绸之路”等四条线路。其中的“草原丝绸之路”则是西北草原地带连通欧亚大陆文化贸易交流的大通道，并带有浓厚的草原游牧文化特性，也融合了中原文化和中亚西方等文化因素。丝绸之路的地域交流跨越亚欧大陆，可谓一个国际性的研究问题。草原丝绸之路也是如此，目前国内外学者也从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多学科探讨了草原丝绸之路的相关问题，来反映西北草原地带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的地位。近年来，伴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学界对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日益高涨，成果迭出，以下主要对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草原丝绸之路研究成果（著作、论文等）进行梳理总结，以求推动此问题的研究继续深入发展。
一、草原丝绸之路研究的相关著作
“草原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起步于改革开放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目前学界已经出版了一些以草原丝绸之路为主题的著作和论文集。整体而言，相比较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著作，关于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著作并不多，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本，虽然很少，但是这些著作对于此问题的深入研究很有参考价值。
王博、祁小山的《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以反映亚欧草原游牧部族或民族文化的石人文化为研究对象，并论述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概况，分析了草原石人资料和蒙古石人及中亚石人的研究概况等内容，以草原石人为切入点来探讨古代草原丝绸之路，可谓“以小见大”，研究方法很有参考价值，是草原石人研究的集大成之作。[1]周慕爱总编辑，彭绮云英文编辑的《道出物外：中国北方草原丝绸之路》是博物馆和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联合主办的“中国北方草原丝绸之路”文物展览，汇集了突厥时期、契丹时期和蒙元时期的80件套具有浓郁草原文化特征及西方文化元素的珍贵文物，以中英文互照的形式进行叙述，形象地展示了草原物质文明与西方物质文明融合的精髓，集中展示了草原文化的独特风采。[2]张忠山主编的《中国丝绸之路货币》集中论述了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与各个时期丝绸之路的货币情况，可谓一本“丝绸之路货币史”的专著，书中第三章“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与货币”专门探讨了从秦汉至明清时期草原丝绸之路贸易活动及其使用的货币。[3]
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会议论文集出版。 张志尧主编的《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一书是国际阿尔泰学研究丛书之一，也是一本关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的学术论文集。此文集分为三大板块：草原丝绸之路、中亚古代游牧文化、草原丝路与中亚文化交流。收录了国内外相关学者关于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化交流的多篇论文，是草原丝绸之路相关研究很好的参考书。[4]张柱华主编的《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是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主k的“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书中精选收录了与会学者围绕“草原丝绸之路”这一主命题所撰写的35篇学术论文，内容是对草原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自唐代以来的政治历史变迁、民族流徙、文化传播、经贸往来的基本情况和发展轨迹，集中展示了国内专家学者在这一学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5]
二、草原丝绸之路的综合性研究
学界自改革开放以来发表的相关论文，起初大多都是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演变情况做一梳理，但又有所侧重，有的偏重于考古学、有的偏重于历史学或经济学等角度，这些对草原丝绸之路做的整体性研究也为我们做专题性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草原丝绸之路的概况
潘照东，刘俊宝的《草原丝绸之路探析》认为草原丝绸之路起源于大禹时代，时间跨度自夏朝至民国时期，长达4000余年，地域覆盖整个北方草原地带。并重点论述了草原丝绸之路的起源与形成；草原丝绸之路的延续与发展（商朝至民国）；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影响等问题。[6]张景明的《草原丝绸之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认为草原丝绸之路既是连接亚欧经济、文化的通道，也是连接北方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要道；北方民族对草原丝绸之路的贡献；北方民族沿草原丝绸之路的西迁现象等方面做了细致论述。[7]洪用斌的《草原丝绸之路概述》主要考证了西汉、辽金、蒙元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诸多线路问题，尤其重点探讨了蒙元时期的线路问题，并认为驿道的发达是蒙元时期草原丝绸之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畅通的重要原因。他还认为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应在秦汉之前，而史书中最早记载有关草原丝绸之路的材料是《穆天子传》，其选址往往集中在河流、淡水湖沼等水源所在地，并且有它的历史继承性。[8]王大方的《论草原丝绸之路》一文从考古学的角度研究考察了草原丝绸之路历史概况，是国内较早地全面概述从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性文章，他认为草原丝绸之路可细分为南北两线，“其北道的开拓，肇始于北匈奴西迁之时，东起于西伯利亚高原，经蒙古高原向西，再经咸海、里海、黑海，直达东欧。草原丝绸之路的南道，东起辽海，沿燕山北麓、阴山北麓、天山北麓，西去中亚、西亚和东欧。”同时认为草原丝绸之路还可称为“皮货之路”和“珠宝之路 ”。[9]
（二）草原民族与草原丝绸之路
葛根高娃，李晓的《历史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相关问题研究》一文认为广义的草原丝绸之路是指历史时期的欧亚草原大通道，向东可达大兴安岭，向西可达黑海草原；而从时间上看，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六、七世纪。并选取了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兴起的匈奴时代及突厥时代为研究对象，力图还原草原丝路上的种种本相，即草原丝绸之路“能满足游牧社会对定居社会的结构性需求，即满足‘专化’的游牧经济所欠缺的部分，才是本相。”[10] 粟迎春的《环阿勒泰草原丝绸之路文化的变迁及启示》认为欧亚草原丝绸之路东面与中国相连，西面则与地中海北岸的古希腊文明相连，是东西方文明交往的通道，而阿尔泰山则是这条通道上的中心之一，也是草原丝路民族文化的摇篮。重点论述了商贸往来、王朝兴衰、民族迁徙乃至城镇分布与环阿勒泰草原丝路文化的变迁和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而草原丝绸之路文化的变迁昭示我们，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应重视文化对经济社会的推动和引领作用，主动参与文化交往与交流，以多元文化整合来推动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11]
王宏谋的《塞人及其与草原丝绸之路的开拓》就塞人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开拓做了梳理，塞人是对古代生活在伊塞克湖沿岸、伊犁河流域以及中西亚广大地区游牧民族的统称。认为塞人分布地域广阔、构成成分复杂、生活方式独特、风俗习惯怪异，塞人的迁徙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开拓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最早沟通中西交通的使者之一。[12]王子今的《草原民族对丝绸之路交通的贡献》认为正是西汉王朝为了应对草原民族的活跃，汉帝国才占有河西，控制西域，成就了"丝绸之路"的开通。草原民族对于丝路贸易，也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他们促进丝绸之路交通的历史贡献，在经济史、交通史、民族史和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都有诸多需要关注之处。[13]
（三）草原文明与草原丝绸之路
萨恒・松哈泰的《丝绸之路在草原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主要对丝绸之路在草原路段的遗迹；草原城市文化；古代草原贸易商路以及丝绸之路在古代哈萨克族文学艺术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做了探讨。[14]吴团英的《谈构建草原文化学术话语体系问题――从草原丝绸之路说开去》指出了构建草原文化学术话语体系的原因所在和相关建议，需要提高草原文化的影响力，努力解决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应当从讲好草原文化故事、唱响草原文化声音、参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深化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加强学术批评等五个方面，积极构建草原文化学术话语体系，为更好地传承和弘扬草原文化作出努力。[15]
三、历史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
学界对于历史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有所偏重，主要与北方游牧民族强大衰弱有关，一般而言，当北方游牧民族处于强盛期时，对外部的冲击、联系就越强，草原丝绸之路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因此，学界对于先秦两汉时期、宋辽金时期、蒙元时期的关注较多，尤其是在辽金、蒙元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较多。
（一）草原丝绸之路的断代研究
1.先秦、两汉时期
杨建华，邵会秋的《匈奴联盟与丝绸之路的孕育过程――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往》一文认为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交往是以亚洲草原为主，可分为东部文化交往区和西部交往区。东区在商末周初最为发达，其范围向西可推进到米努辛斯克盆地；西区则在东周时期最为发达，其东界延伸至蒙古国中部到太行山一线。到了战国晚期和汉代初期，长城的建立使得中国北方地区人群产生了分化，部分早先南下的北亚人群则退到长城以北，并与西面欧亚草原的文化因素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匈奴文化。在匈奴鼎盛时期，中国长城以北地区与亚洲西部内陆山麓地带的交流几近停滞，正是这个原因才导致了丝绸之路开通。[16]
2.魏晋南北朝时期
石云涛的《3―6世纪的草原丝绸之路》重点论述了3―6世纪即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四个重要发展时期：一是由于曹魏、西晋政权与草原路东端车师后王国建立了密切关系而兴盛一时；二是北魏前期建都平城（山西大同），与西域的交往主要利用了草原丝绸之路。此时期以平城为中心，东达辽东（辽宁辽阳），西通伊吾（新疆哈密），逐渐形成一条贯通中国北方的东西国际交通路线；三是北魏后期北方草原民族柔然利用了草原路与西域交通；四是北朝后期，一方面与西域地隔西魏、北周的东魏和北齐交通西域需要利用草原路，另一方面北方新崛起的草原民族突厥利用草原路沟通与波斯、拜占廷的联系。[17]
3.隋唐时期
李青青、崔瑾等人的《试析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以唐代参天可汗道为例》认为唐太宗时期修建的参天可汗道是中古时期漠北草原的重要商贸通道，也是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组成部分。并着重探讨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条件、参天可汗道的修建以及参天可汗道的重要意义与影响等问题。试图以参天可汗道为例，从政治羁縻、民族关系和经济交流三个角度探究其对唐朝和后世历史发展两方面的意义。[18]
4.宋辽金时期
武玉环、程嘉静的《辽代对草原丝绸之路的控制与经营》探讨了辽朝重点加强了对漠北诸部和西夏的控制，从西北和西南两个方位来保障草原丝路的畅通，进而以互市和朝贡的方式加强了和西域诸国乃至中亚、西亚等国的联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全面的保障体系，并对双方的经济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19]王坤，傅惟光的《辽代的契丹和草原丝绸之路》从考古资料证明了丝绸之路事实上除沙漠外，还存在一条鲜为人知的草原丝绸之路，而草原丝绸之路始于新石器时代，经草原青铜文化时代，兴盛于汉唐，辽契丹进一步打通了草原丝绸之路。[20] 苏赫 ，田广林的《草原丝绸之路与辽代中西交通》认为自古以来，北方草原游牧区和中原农耕区就始终保持着互立共存的局面，草原丝路地带先后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对草原丝路的创建也建立了不朽业绩，特别是契丹族建立的辽朝，疆域辽阔，把中国北方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21]
5.蒙元时期
卢明辉认为古代北方游牧文明的传播，主要依靠掠夺与贸易两种方式。草原丝绸之路沿线的游牧民族起初用的是掠夺、战争的方式，以此来获取农耕地区的物质文化成果，其后受农耕文明的影响，开始通过和平贸易的方式来获取日常生活必需品。13世纪后期至14世纪末，元朝建立之后，无论是仍然居住在北方草原地带上的蒙古人，还是进入中原、中亚和欧洲等地的蒙古人，其、游牧文化、社会经济生活等，都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2]李逸友探讨了内蒙古~济纳旗黑城出土的元钞及票券等元代纸币，认为额济纳旗黑城，其古城为西夏黑水城和元代亦集乃路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等于1983年至1984年共同发掘黑水城，出土的一大批元钞和少量票券等纸币，为研究元代纸币和可流通的有价证券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而且对于研究元代纸币的使用和贬值情况也颇有意义。[23]翟禹《辽金元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兼谈内蒙古在当代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地位》论述了辽金元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内蒙古的重要地位，认为草原丝绸之路的通道始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经过蒙古高原向西至阿尔泰山、准噶尔盆地，再向西进入中亚北部的哈萨克草原，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到达欧洲多瑙河流域，这条路线横贯欧亚草原，大致方位在北纬50度附近。内蒙古地处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南部核心区，在古代草原丝绸之路上始终发挥着黄金通道的作用。[24]
五、结语
综上所述，草原丝绸之路在中外历史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形成、发展和繁荣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一个辉煌时期，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一直被视为对外交流的经典，对研究中西经济、文化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几年“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提出之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的成果日渐增多，国内外交流也日益频繁。2014年11月，中俄蒙三国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了首次旅游联席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和蒙古国草原之路的研究等问题，并就中俄蒙三国“草原丝绸之路”文物考古和旅游线路进行了对接。与此同时，国内也相继召开了多次以“草原丝绸之路”或“草原文明”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极大地推动了草原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而随着草原丝绸之路研究开发热潮在内蒙古等西部地区掀起，文物工作者以极大地热忱参与到这一重大国家战略之中，在文物保护、考古发掘、博物馆展览方面做出新的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伴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机遇，草原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前景无限。
参考文献：
[1]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
[2]周慕爱.彭绮云.道出物外―中国北方草原丝绸之路[M].香港：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2007.
[3]张忠山.中国丝绸之路货币[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
[4]张志尧.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2.
[5]张柱华.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
[6]潘照东.刘俊宝.草原丝绸之路探析[A]//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2005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史学会、宁夏大学.银川：中国史学会.宁夏大学，2005.
[7]张景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A].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四辑）[C].2010.
[8]洪用斌.草原丝绸之路概述[J].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S3）.
[9]王大方.论草原丝绸之路[J].前沿，2005（9）.
[10]葛根高娃，李晓.历史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相关问题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11]粟迎春.环阿勒泰草原丝绸之路文化的变迁及启示[J].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14（4）.
[12]王宏谋.塞人及其与草原丝绸之路的开拓[J].阴山学刊，2006（2）.
[13]王子今.草原民族对丝绸之路交通的贡献[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
[14]萨恒・松哈泰.丝绸之路在草原文化发展中的作用[J].西域研究，1994（4）.
[15]吴团英.谈构建草原文化学术话语体系问题―从草原丝绸之路说开去[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6（3）.
[16]杨建华，邵会秋.匈奴联盟与丝绸之路的孕育过程―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往[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1）.
[17]石云涛.3―6世纪的草原丝绸之路[J].社会科学战线，2011（9）.
[18]李青青，崔瑾，苏文泽，杨凯.试析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以唐代参天可汗道为例[J].前沿，2015（5）.
[19]武玉环，程嘉静.辽代对草原丝绸之路的控制与经营[J].求索，2014（7）.
[20]王坤，傅惟光.辽代的契丹和草原丝绸之路[J].理论观察，2015（6）.
[21]苏赫，田广林.草原丝绸之路与辽代中西交通[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22]卢明辉. 13世纪以后亚欧大陆“草原丝绸之路”与蒙古游牧文化的变迁[J]. 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7（6）.
[23]李逸友.元代草原丝绸之路上的纸币―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出土的元钞及票券[J].中国钱币，1991（3）.
[24]翟禹.辽金元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兼谈内蒙古在当代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地位[A]//2014年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学g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2014.
[25]张燕，王友文.清代伊犁将军与哈萨克草原丝绸之路发展的政治考量[J].广西社会科学，2015（10）.
[26]宋阳.草原丝绸之路兴盛时期中西交流的考古学观察―以辽上京、元上都及其周边发现为例[J].沧桑，2013（4）.
[27]王云鹏，庄明军.青州西辛战国墓出土金银器对草原丝绸之路的佐证[J].潍坊学院学报，2012（3）.
[28]哈木拉提・吾甫尔，刘文先等.草原丝绸之路时期维吾尔医学与古希腊医学的交流―维吾尔医学发展之一[J].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16（7）.
[29]朱存世，李芳.试析青铜时代贺兰山、北山岩画与欧亚草原丝绸之路的关系――兼论欧亚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走向[J].宁夏社会科学，2001（3）.
[30]耿N.考察草原丝绸之路的法国人[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31]李加洞.构筑丝绸之路右翼―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可行性分析与内蒙古的路径选择[J].前沿，2015（3）.
[32]屈燕妮.草原文化开放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思考[J].商业经济研究，2015（28）.
[33]徐平，王友文.中哈草原文化旅游合作拉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研究[J].改革与战略，2015（8）.
[34]萨如拉，张银花.草原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J].学理论，2016（8）.
英文名称：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主管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河南省郑州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3-0751
国内刊号：41-1006/C
邮发代号：36-118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79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社科双效期刊
联系方式
期刊简介
一、项目基本情况
打铁花是仅存于河南省确山县的大型民间传统焰火，因历史悠久、传承有序，文化内涵丰富、表演气势磅礴、恢宏壮观而独具特色，故被专家和媒体、网友们称为“中原文化奇葩、民间烟火之最”、“中华第一铁花”、“中国最牛的铁花烟火”。1993年收入《河南文化文物年鉴》；2004年被列入河南省首批民间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名录；2007年2月，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河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08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该项目起源于中国道教的炼丹术和民间金属冶炼，曾是道士们降魔祈福的武法事。至北宋初年，形成了道士与民间金、银、铜、铁、锡五门工匠祭祀共同的祖师太上老君和火神的娱神活动。后来由于受到官方和民众的喜爱与推崇，在发展传承的过程中又吸收了铜器、龙灯、鞭炮、烟花和民间社火的加入，逐渐形成了大型民间传统焰火，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其文化内涵包括了道教文化、冶铁文化、祭祀文化、民间工匠文化、民俗文化、社会文化、节庆文化、技艺传承、信息传递、烟花鞭炮文化、古代广告文化等丰富的古代文化信息，有着很高的社会和科研价值。
二、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情况
“十一五”期间，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非遗保护工作，建立了“确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和“确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制定了《确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案》，并认真实施，在未得到国家和省市非遗保护专项经费的情况下，筹措资金数十万元，对该项目进行深入挖掘整理。先后在本地举办了10余场确山铁花表演。确山铁花被授于国家级非遗项目后，县政府又拨出5000元，对传承人和铁花表演队进行奖励。
确山铁花表演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虽然表演本身十分安全，但由于群众非常喜欢，每次表演动辄有数万人甚至十余万人观看，主办方必须事先周密筹划，辟出一处较大的场地，制定出防止观众拥挤的安全措施。为此，县委、县政府每次举办确山铁花表演，均事先协调文化广电、公安、交通、城管、城建等提前做好安全预案，保证了铁花表演活动的绝对安全。这种做法也是对确山铁花进行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
另外，经过传承人的不懈努力，还挖掘整理出关于《确山铁花的民间传说》9篇，《民间歌谣》10余首、以及《确山铁花的传承谱系》、《确山铁花的花棚搭设及祭祀形式》等文字记录近十万余字；已初步对确山铁花的表演程序进行了录像、拍照；对与铁花相关物品也正在积极搜集中。
三、开展传承工作情况
为了让老艺人在表演中带领徒弟进行现场实践，传承锻炼一批年青人，我县除先后在本地组织了10余场演出外，又拨出补助资金支持确山铁花队赴外地表演20多场，对确山铁花进行了展示性保护，既扩大了确山铁花的影响，又在实践表演中锻炼了一批中青年艺人。
从2002年起，传承人自费20多万元，购置了打铁花所需的炉具、原料、服装、道具、龙灯等，组建了一支20多人的“确山铁花民间表演队”和15人的龙灯队（主要是传承人的子弟和亲属），对这支队伍进行松散型管理。又利用好友的个体浇铸作坊作为培训基地，抽空进行铁花表演和龙灯表演培训，有表演活动时临时通知集中，表演活动结束后，按表演产生的收益平均分配。平时队员各自为业，传承人抽空进行传免费传授技艺，有表演活动时，再进行实践演练，起到了传承绝技的作用。
这支确山铁花表演队伍2004年首次走出家门，应邀赴省会郑州参加“第三届中原文化庙会”，在郑州引起轰动，被庙会组委会和省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评为民间艺术金奖和特别金奖；特别是2008年春节期间，确山铁花表演队应“中国民间文化遗产进京展演展示活动组委会”的邀请，传承人自费组队，赴北京中央电视台北普陀影视基地连续表演17场，受到北京专家、各界观众和外国友人的高度评价，中央电视台朝闻天下及全国数十家新闻媒体争相报道。表演结束，确山铁花被专家评为“金奖第一名”，称之为“中华第一铁花”。此次北京之行虽然传承人赔了两万多元，但传承了技艺、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扩大了影响，拓宽了视野，为确山铁花走向市场积累了经验，为铁花的传承奠定了良好基础。
2011年传承人在文广新局领导的支持下，自费3万余元，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为博世学校等五所中小学广大师生讲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知识，讲授确山铁花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表演技艺等，并在校园内举办了确山铁花专场表演，让师生既了解了确山铁花表演的全部过程，又感受了确山铁花绚丽多姿、振奋人心的艺术魅力。
四、开展宣传展示和研究工作情况
为了扩大确山铁花的影响，我县积极开展宣传展示和研究工作。先后支持传承人带领确山铁花民间表演队应邀赴郑州、开封、北京、新郑、上蔡、驻马店等地参加中原文化庙会、春满中原民俗庙会、宋都民俗庙会、北京中原民俗庙会等公益性展演，多次荣获民间艺术表演一等奖和特别奖，产生了轰动效应。同时，县委、县政府还热情接待了中央电视台、河南卫视、湖南卫视、香港NTV等全国各地新闻媒体记者来确山，对确山铁花及传承人进行专题跟踪采访，取得了良好了社会效益。确山铁花先后被央视一套、四套、十套、及河南卫视、北京卫视、江西卫视、湖南卫视、广东卫视、湖北卫视、深圳卫视及河南日报、大河报、东方今报、郑州晚报、羊城晚报、武汉晚报、上海中国地理杂志、北京炎黄地理杂志、航空旅行杂志等多次报道，有些媒体还向全世界进行专题推介，不仅宣传了确山铁花，也宣传了驻马店，宣传了河南，展示了中原博大精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上，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
传承人撰写的论文《确山铁花考》、《一个值得推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确山铁花的传承谱系和文化内涵》、《确山铁花的花棚搭设及祭祀形式》等，多次参加省、市及全国论文研讨会，被收入文化部、文化厅等多家《非遗保护论文集》中，并多次获优秀论文（最高奖）。
五、存在的问题
对于确山铁花的保护，地方政府和传承人虽然都做了不少工作，无论在宣传展示，扩大影响，传承技艺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就全面保护这一珍贵文化资源方面，还存在如下问题：
1.确山铁花虽然已被省政府和国务院命名为省级和国家级非遗项目，但各级财政对该项目的保护资金至今尚未到位。除地方政府10余年来拨出的数十万元资金用于表演外，传承工作多年来主要靠传承人自费苦力支撑，几乎花光了一生的积蓄。没有国家非遗保护资金的支持，保护难度很大。
2.身怀绝技的确山铁花传承人及打铁花老艺人均年事已高，而且体弱多病。年青人虽然喜爱确山铁花，但为了外出打工挣钱，又不愿学这一眼下还带不来经济效益的绝技，长此下去，确山铁花依然面临灭绝的危险。
六、对确山铁花保护的意见和建议：
1.应全面贯彻落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各级政府对非遗项目保护经费应尽快落实到位，使非遗保护工作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让传承人利用保护经费举办确山铁花表演培训班，收徒传艺，使这一绝技后继有人。
2.应在驻马店或确山某地，或依托某处公园、游览区建造一处确山铁花表演点，经常进行表演，既扩大了影响，又锻炼了年青人，用所得收入给艺人开支，还解决了经费不足的困难。
[关键词]辽西区；铜器；青铜文化
辽西区是中国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在距今8000年前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古文化区。考古学上所指的辽西区，张忠培先生认为是医巫闾山以西，北至西拉木伦河两侧，包括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小凌河等区域[1]。而本文所说的“早期铜器”则是指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早商时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一系列关于早期铜器的考古新发现，辽西区早期铜器及相关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
一、辽西区早期铜器的发现及类型学观察
到目前为止，辽西区早期铜器发现于辽宁朝阳牛河梁第II地点[2]、内蒙古赤峰药王庙[3]、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4]、内蒙古喀喇沁旗大山前[5]、辽宁锦县水手营子[6]、辽宁北票康家屯[7]、内蒙古宁城小榆树林子[8]、内蒙古库伦旗南泡子崖[9]、辽宁阜新平顶山[10]、辽宁兴城仙灵寺[11]等遗址，在敖汉旗西台遗址[12]、赤峰四分地遗址[13]还出土过铸铜用的陶范。牛河梁第II地点1号墓葬中随葬了1件铜耳环，经鉴定为红铜，郭大顺先生由此推断这一地区的冶铜史可早到红山文化。除此之外发现的早期铜器当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
辽西区早期铜器根据用途不同可分为工具类、兵器类、装饰品类和礼器类。
（一）工具类
有铜刀、铜匕、铜锥、铜钉和铜冒等器形。康家屯遗址和仙灵寺遗址各出土铜刀1件，其中康家屯铜刀为连柄铸造，弧刃，翘尖，锯齿状背部，（图一，6）。南泡子崖遗址征集铜匕1件，平面略呈柳叶形，弧背，柄端有孔（图一，7），该匕与台西M112：11羊首匕较为近似（图二，17），只是不见环钮。小榆树林子遗址出土1件铜锥，为扁平长条形，一侧两端出刃，一端尖细（图一，1）。大甸子墓地中出土铜钉、铜冒各2件，铜钉为四棱锥形，见有多半圆形钉冒；铜冒2件大小稍异，形状、纹饰相同，扁体、銎口呈椭圆形（图一，2），用以套在铜斧等工具的顶端。
（二）兵器类
目前仅见有1件铜戈、1件铜墩和1件铜镞。水手营子青铜戈的戈头与戈体合铸而成，直援直内，援长而内短，柄部饰有菱格纹和连珠纹（图一，5）。大甸子出土1件铜墩，呈长方筒形，銎口为长方形，镦底饰有凸棱，该铜器应安装于铜戈等兵器的末端成套使用（图一，4）。仙灵寺发现1件铜镞，资料尚未发表，形制不详。
（三）装饰品类
装饰品见有耳环和指环。青铜耳环大甸子墓地出土26件，平顶山遗址出土1件。红铜耳环仅在牛河梁遗址中出土1件。据形态的不同可分为圆形、U形和改制型三型。圆形耳环共14件，表面经过锉磨，一端铸为宽扁，用以钳夹耳环。U形耳环，一端扁宽呈喇叭状，仅见于平顶山遗址（图二，9）。改制型耳环共12件，为圆形耳环折断一半改制成的，一端见有断茬，一端宽扁，将两端围合接成，仅见于大甸子墓地。指环共26件，大甸子墓地出土25件，仙灵寺遗址出土1件。据形态不同分为单环和双连环二型。单环指环为圆形，共22件，根据环的宽、厚的差异又可分为近于半圆和矩形二式。双连环指环共3件，为两圆形环连铸在一起，均出土于大甸子墓地。
（四）礼器类
仅出土1件杖首，为青铜质，呈弯钩形，形似羊角，合范铸成（图一，3）。
二、辽西区早期铜器的分期
辽西区早期铜器发现资料不多，以往分期问题研究较少。笔者就已发现的考古资料，结合中原断代分类法进行统一的划分。第一期为仰韶期，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红铜耳环和西台遗址出土的陶范，表明这一地区的冶铜史可早到红山文化，即中原的仰韶期。第二期为夏代中晚期，大甸子墓地中出土的陶爵、陶鬹与二里头二期偏晚或三期偏早的同类器物大体相同，可推断墓中伴出的杖首、指环、耳环等青铜器也应当属二里头二、三期之际。平顶山遗址的假圈足器见于敖汉范杖子和大甸子墓葬，盆、罐等陶器与丰下遗址晚期陶器相近，其出土铜耳环年代应为夏代晚期。水手营子遗址出土的连柄青铜戈，从援部的长宽比看和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铜戈大体相当，但戈柲的菱格纹和连珠纹均能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铜器上找到相近的纹饰，由此年代约为二里头四期，即夏代晚期[14]。第三期为商代早期，四分地所出圈足陶盘与二里岗下层所出同类器相似，康家屯大部分器物在四分地也均能找到相似器形，根据典型器物对比，即应属于商代早期。
三、辽西区早期铜器的制作材料及技术水平
目前已发表成果的辽西区早期冶铜遗址包括辽宁凌源牛河梁两处冶铜遗址、内蒙古翁牛特旗尖山子冶炼遗址以敖汉旗大甸子墓地，上述三处遗存均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
牛河梁转山子遗址发现集中堆积的炼铜炉残片，李延祥先生认为应是人工冶炼周边氧化矿石的遗物，并已出现人工吹管鼓风的雏形，这说明冶铜技术已发展到一定水平[15]。尖山子冶炼遗址采集到了铜锌共生矿石，应是利用附近所产的铜锌共生氧化矿石冶炼红铜的遗址[16]。大甸子墓地代表了该文化冶铜技术的最高水平，我们以其出土的青铜器为例，以期对辽西区早期铜器的制作技术与水平有个相对全面的认识。
大甸子墓地出土的铜器中经过检测的有41件，其中对30件进行了扫描电镜能谱成分测定，其余11件进行了金相鉴定，结果显示均为青铜器，但锻造和铸造铜器在含锡量上有所不同，并且其中的29件含有铅。而其他重要发现如水手营子连柄铜戈、康家屯铜刀、南泡子崖铜匕也均为青铜器，由此推断辽西区早期铜器的材质以青铜为主，并已能按锻造和铸造工艺的要求调配青铜器的含锡量，而含锡量较高，说明其原料来源较为充足。关于制作青铜器的原料如何而来？李延祥先生认为应当来源于本地丰富的矿产资源。赤峰北部存在着长江以北最大的锡多金属成矿带，大甸子附近发现开采铜铅矿的遗迹，而黄冈梁——浩布告矿带与铅共生的锡矿资源可能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就已经得到开发，大甸子墓地青铜器中的铅可能是伴随锡料而来的[17]，由此可见原料来源应以就地取材为主。有了丰富的矿物资源作为保障，工匠们需要对矿物原料进行进一步加工才能得到所需要的铜器，而这一过程通常能反映出铜器制作的技术与水平。西台遗址出土的陶范证明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先人们就利用陶范将矿料进行加工铸造成铜器，发掘者杨虎先生称合范出土于红山文化的房址堆积，陶范内的空隙呈鱼钩状，有明显的火烧痕迹，当用于铸造钩状铜器[18]。而四分地出土的陶范，则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使用合范已达到相当规模的水平。上述陶范是至今所知时代较早的铸范，辽西区冶铜业出现时间较早，至少不会晚于红山文化中晚期，到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已经进步到了使用合范铸造铜器的历史阶段。大甸子墓地青铜器的制造方法为铸造和锻造兼有，经金相检测显示，铸造铜器的比例更大。锻造和铸造技术的应用使得矿物资源转变成了实用的铜器，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技术的进步，先人们通过改造技术更为熟练的铸造复杂的铜器，并且更加追求实用和美观，如铜柄杖、鐓等复杂器物均采用多合范铸造；杖首表面可见范缝位置，应为一块范芯和两块外范组合，外范上当有纹饰。
四、辽西区早期铜器与周边文化铜器的传播与互动
辽西区早期铜器除了牛河梁第II地点出土的铜耳环可早到红山文化以外，其他铜器均集中发现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由此我们不妨将整个夏家店下层文化发现的铜器纳入我们的考察范围，以便从更加广泛的地域、更加开阔的视角、更加深层次的文化背景来分析不同考古学文化所属早期铜器之间的传播与互动关系。夏家店下层文化主要分布于燕山南北一带，李伯谦先生将其分为燕北的药王庙类型，燕南的大坨头和冀西北的壶流河三大类型[19]，笔者认同该观点，本文前面所探讨的辽西区夏家店下层文化即为药王庙类型。目前壶流河和大坨头类型出土的铜器主要发现于蔚县三关、四十里坡、筛子绫罗、庄窠、前堡[20]、房山琉璃河[21]、昌平雪山[22]、大厂大坨头[23]、宣化李大人庄[24]、易县下岳各庄[25]、唐山小官庄及大城山[26]、蓟县围坊[27]、蓟县张家园[28]等遗址。种类有刀、镞、耳环、指环、削、笄等，大部分铜器形制与辽西区所见相同或相近，但也有辽西区未见者，根据用途不同也可分为工具类、兵器类、装饰品类三大类，但不见杖首等礼仪类铜器。下面结合同属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壶流河和大坨头类型发现的早期铜器，对辽西区早期铜器与周边文化铜器的互动关系进行相关探讨。
中国早期铜器分布范围较为广泛，自西向东分布在甘肃的四坝文化、内蒙古中南部的朱开沟文化、辽西及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原的二里头文化和早商文化、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之中。从不同地域已发现的铜器的对比分析来看，我们发现辽西区早期铜器与周边文化铜器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交流关系。
（一）辽西区早期铜器受中原文化区铜器的影响
水手营子连柄铜戈从援部的长宽比看和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铜戈相近，从商代铭文中也见有上端做弯钩形、下面为圆形镦的戈柄，且戈柲上的菱格纹和连珠纹均与罗山天湖所见的纹饰相似，这表明当受中原铜戈的影响。大甸子M43所出的杖首也为弯钩形，和水手营子铜戈的柄端较为相似[29]，且该墓伴出的酒器具有明显的二里头文化风格，所出的彩绘陶器上的纹饰与商早期青铜器上所饰的纹饰也较为相近，说明大甸子铸造的青铜器与中原文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张家园T2④：1青铜镞为有铤镞（图一，9），具有明显的中原风格。大坨头H2有銎镞为北方文化特有的器物（图一，8），但宽翼和后锋又具有中原铜镞的典型特征，应是北方铜镞吸收中原因素对自身器物的改造[30]。
（二）辽西区早期铜器受西北及欧亚大草原青铜文化的影响
平顶山G104④：2（图二，9），一端宽扁呈喇叭状，这种形制的耳环在西北及欧亚大草原青铜文化中普遍流行。从叶尼塞河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寇泽尔布拉克I和II号墓地，到中国的天山北路文化、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及夏家店下层文化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现[31]。这种扁喇叭状耳环在夏家店下层文化蓟县围坊T1③：7（图二，10）、唐山小官庄J1：1（图二，11）、蓟县张家园F4等遗址中均有发现（图二，12），与火烧沟发现的扁喇叭口耳环较为一致（图二，8），而安德罗诺沃文化的耳环喇叭口为圆形（图二，5），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寇泽尔布拉克I和II号墓地中圆形及扁形喇叭口耳环的出土无疑为两种形制的耳环找到了一个传播的中转站（图二，6、7），这就更具体地表明喇叭口耳环起源于西方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是从哈萨克斯坦的东部经伊犁河谷， 由新疆传播到四坝文化，进而并向东传入到中国的辽西等北方地区[32]。
（三）辽西区早期铜器对周边文化区的影响
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出土的中原式的陶鬹、陶角上饰有的纹饰，与哑巴庄H76：10环首刀柄上饰有的粟点纹相似（图二，15），这种纹饰与中原文化的装饰风格不同，林沄先生认为这应为北方文化因素影响二里头文化的结果，甚至可能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东向传播相关[33]。南泡子崖征集铜匕1件，器身略呈柳叶形，与台西M112：11羊首匕[34]形制较为近似（图二，17），只是不见环钮，台西羊首匕具有浓厚的北方色彩，其匕上的半环钮和小环见于保德、石楼类型，而器形可能受南泡子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影响发展而来。下岳各庄H5：10有銎镞为北方特有的铜镞（图二，16），可能是受到地域邻近的大坨头H2铜镞的影响发展而来，这从双方陶器中都有较多对方文化因素的现象可以提供佐证。台西M17：2有銎戈与商代有内戈区别较大（图二，18），而与辽西的啄戈相似，应为北方流入商代的器物。
五、辽西区早期铜器与周边文化铜器的传播路径
夏代之前，包括辽西区在内的北方地区以及中原地区仅零星发现铜器，而西北地区的新疆和甘青则发现了目前所知的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的合金青铜。但进入夏代以后，北方及中原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突然繁多起来，不仅见有工具和武器，还见有礼器及大型容器，冶铜技术迅速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通过上文所探讨的不同考古学文化铜器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来看，北方及中原青铜文明的突然兴盛应与西方冶金术的东传密切相关[35]。欧亚草原上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等通过东疆的克尔木齐遗存、哈密天山北路文化、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影响到中国的北方、中原等地区，由此构成了史前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西方青铜文明的东向传播对中国早期青铜技术以及青铜文明的产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西北地区一方面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另一方面也是中亚文明与黄河文明碰撞与融合的交错地带[36]。
本文所探讨的辽西区，夏、早商时期的铜器以小型工具、装饰品、兵器以及宗教仪仗用具为主，未见中原地区中常见的大型兵器和容器。此时的中原文化中的小型装饰品并不发达，也不见杖首等宗教仪仗用具，而辽西区所见的喇叭口耳环、多环型指环、有銎镞、环首刀与四坝文化等西北以及欧亚大草原青铜文化特征更为接近，所以辽西区早期青铜器应属于广义上的北方系青铜器，而区别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北方系青铜器表现出自身的一致性和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性，其中装饰品表现出的一致性最为明显[37]，如上文所述的喇叭口耳环在中国北方地区已形成了一种文化传统，形成文化共性的原因应归于地理位置的毗邻以及生态环境的相似性，这就使得北方地区各青铜文化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地互相影响与融合，从而形成了中国北方系早期铜器自身的特征。
辽西区受到西北乃至欧亚大草原的早期青铜文化影响的同时，中原文化的影响和传播也为其形成自身文化特征和传统产生了重要作用。从上文我们得出结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突然兴起与西方冶金术的东传密切相关，但西方文化也只是对其产生了间接的影响，二里头文化的铜爵、铜鼎等青铜容器和礼器均按照本地陶器的原型制造，铸造铜器仍使用龙山时代早已出现的陶范而不使用中西亚所流行的石范，这正说明二里头文化是延续本地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对西方先进技术加以吸收利用，从而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主导的先进的古代青铜文明。夏商时期，辽西区早期铜器与中原青铜器之间不断的进行着交流与融合，反映在青铜器上主要是水手营子连柄铜戈、蓟县张家园T2④：1青铜镞、大坨头H2有銎镞等均具有中原文化的特征。反之，中原地区青铜器也融合了来自于辽西的文化因素，哑巴庄H76：10环首刀柄上的粟点纹、下岳各庄H5：10有銎镞、台西M17：2有銎戈的发现提供了佐证。辽西与中原之间文化交流互动的途径不外乎在太行山两翼的古通道上，可分为东西两路。西路是经晋西南、太原一带，沿太行山西侧古通道进入辽西地区，山西侯马、太原地区均发现与大甸子陶爵相似的陶器以及具有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际陶器作风的鼎、豆等陶器[38]。东路是沿着太行山东麓，向北越过拒马河进入到京冀以北的大部分区域，进而挺近辽西腹地[39]。夏及早商时期，大坨头类型和下岳各庄类型由于地理位置毗邻，器物方面存在紧密联系，但与后者距离更为遥远的辽西区与中原文化互动影响的因素实为更多，探其原因可能为辽西区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核心区[40]，在与二里头文化交流的内涵上要比大坨头类型更为丰富。
六、结语
辽西区早期铜器起始于红山文化，到二里头晚期或至迟在早商时期进入到了青铜时代。制作铜器所需的矿物来源以就地取材为主，冶铸技术已经进步到了使用合范铸造的历史阶段。辽西区早期青铜器作为北方系青铜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受西北乃至欧亚大草原早期青铜文化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中原夏及早商青铜文化的影响，是在本地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吸收北方和南方的文化因素发展的结果[41]。
参考文献：
[1]王立新.辽西区史前社会的复杂化进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2） .
[2]郭大顺.赤峰地区早期冶铜考古随想.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1）.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赤峰考古队.内蒙古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1998年的发掘.考古，2004，（3）.
[6]齐亚珍等.锦县水手营子早期青铜时代墓葬.辽海文物学刊，1991，（1）.
[7]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北票市康家屯城址发掘简报.考古，2001，（8）.
[8]文物工作队.内蒙宁城县小榆树林子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5，（12）.
[9]郝维彬.内蒙古库伦旗南泡子崖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调查简报.北方文物，1996，（3）.
[10]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辽宁阜新平顶山石城址发掘报告.考古，1992，（5）.
[11]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近十年来文物考古新发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年）.文物出版社，1991.
[12]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考古.1989，（12）.
[13]辽宁省博物馆等.内蒙古赤峰县四分地东山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5）.
[14]井中伟.水手营子青铜连柄戈的年代与属性.边疆考古研究（第7辑）.科学出版社，2008.
[15]李延祥等.辽西地区早期冶铜技术.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5）.
[16]李延祥等.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尖山子冶炼遗址考察.有色金属（冶炼部分），2011，（7）
[17]李延祥等.大甸子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文物，2003，（7）.
[18]杨虎.辽西地区新石器—铜石并用时代考古文化序列与分期.文物，1994，（5）.
[19]李伯谦.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20]张家口考古队.蔚县夏商时期考古的主要收获.考古与文物，1984，（1）.
[21]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等.北京琉璃河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考古，1976，（1）.
[22]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
[23]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坨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6，（1）.
[24]张家口市文物事业管理所，宣化县文化馆.河北宣化李大人庄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90，（5）.
[25]拒马河考古队.河北易县涞水古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88，（4）.
[26]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北唐山大城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3）.
[27]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天津蓟县围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3，（10）.
[28]天津市文物管理处.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1）.文物出版社，1977.
[29] [32] [39] [41]林沄.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2.
[30] [31] [37]韩金秋.夏商西周时期中原文化中的北方文化因素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33]林沄.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的几个年代问题.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3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
[35]韩建业.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中国历史文物，2009.（1）.
[36]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3）.
摘 要：中原是中华木雕艺术的发源地，远在在龙山时期（距今4500年），已掌握了拼板、榫卯、装等技术，出现了鼓、斗、觚、匣、案、俎、盘、勺等后世常用木器的基本器形和装饰纹样。夏商周三代中原木作业飞跃发展，门类更多样，分工更专业，造车业和漆木器已成为中原地区手工业生产的重要门类，并已开始对木作技艺进行理论化总结，产生了《考工记》这一伟大著作。及至战国、秦汉，中原地区把古代漆木器的制作、装饰推向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中国漆木器艺术史上的一个高峰。唐宋时期，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发展成熟更是建筑理论的巅峰时期，产生于中原的《营造法式》，集中反映了是中原木作技术与理论对世界建筑界、木作工艺界作出的伟大贡献。明清时期中原木雕上承唐宋，在雕刻技艺手法还是创作题材上有所创新和发展，中原地区会馆建筑雕刻艺术冠绝一时。
关键词：中原；木作；木雕
“木作”一词最早见于北宋的《营造法式》，是中华传统制木工艺的习称。木作又有大小之分，大木作指构造房屋之木架，小木作则概指木构家具及各类木器和精细的建筑装修。小木作后来进一步分为细木作、圆木作、雕花作、巧木作等。木作涵盖了所有以榫卯结构和雕刻为基本工艺的中华木作艺术品，木作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高超技艺水平和独特价值内涵，是我们的民族文化瑰宝。①
由于建筑技术和材料的革新，“大木作”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现今“木作”一词多指“木雕”。木雕涵盖范围极广，大至古建筑的雕梁画栋、飞罩、挂络、门窗格扇；小至联匾、陈设工艺品，中及台、几、案、架、床、橱、箱、桌、椅等家具。根据其应用及装饰的范围，可分为建筑雕刻、家具雕刻、陈设工艺品雕刻三大类。
如今谈起木雕，社会上有所谓“中国四大木雕”之说，即东阳木雕、黄杨木雕、潮州木雕、龙眼木雕。“四大木雕”，地域上都集中在南方地区，木雕工艺各有所长。追源溯流，远者可至唐宋，直接源头多数只能上溯至明清。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文明史，手工业技艺源远流长，难道作为中国工艺美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木雕，其历史竟如此短暂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现今的四大木雕之说，忽略了中国木雕的鼻祖和源头――中原木雕。可以说，中华木雕的基本技法、核心美学指导思想、基本创作题材都肇始、奠定、成熟于中原地区，目前南方的木雕技艺只能说是继承、发扬了中原木雕的传统，只能算得上是中原木雕的余韵与支流。中原地区早期木雕实物因为保存条件的限制，留存下来的并不多，宋元以降，因经济中心的南移，中原木雕工艺南传，也不再处于领先地位，以致如今人们提起木雕工艺，往往会将其遗忘。中原木雕源远流长，对中国木雕工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和深入研究。
一、史前至西周――中原木雕的奠基时期
木作同石器制作、骨器制作业一样，是最早产生于旧石器时代的手工业门类。根据常理推断，木材分布广泛且易于加工，应是人类最早使用的材质，旧石器时代已经制作木器并较广泛地使用，是确定无疑的。中原地区史前时期的木作技术已经应用于建筑、生产和生活领域。
根据考古成果，中原地区史前建筑多属土木结构，用木柱支撑屋顶，有的墙体为木骨泥墙，屋顶上有椽、梁等木构件，木柱、墙体木骨、椽和梁已经是中国传统木结构的雏形。在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墓地出土了的一批彩绘木器。器形包括家具和炊厨用具、盛器、食器、乐器等。从其榫卯结构、彩绘图案以及拼板、装工艺水平来看，中原地区至少在龙山文化时期，已出现大量彩绘木器，为中原地区商、周漆器工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夏商周三代――中原木雕发展的第一座高峰
据《考工记》记载：“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舆”。②这说明：夏商周三代，木作业是当时手工业的主导部门，且木作业已有精细化、专业化发展趋势。夏商木作成就突出表现在造车和建筑营造技术上。
造车是一种工艺复杂、技术要求较高的手工业门类，《考古记》曰：“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③商代车子主要由两轮、一轴、一舆、一辕和一衡构成，除少数构件为青铜制品外，其它均为木质。洛阳东周王城发现的"天子驾六"车马坑、三门峡虢国墓地西周车马坑、新郑郑韩故城东周车马坑发现的木车，虽经过数千年的埋藏之后已经完全朽蚀成灰，但发掘清理出来的完整木车轮廓以及色彩鲜艳的彩绘漆饰依然能够显现出漆木车曾经的奢华。（插图1）
夏商周三代，中原地区出现了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洛邑等中国最早的一批都城，在这些规模宏大的都城遗址内，有庞大的建筑基址。至夏代晚期木架构已成为主要的结构形式。商代宫室、民居的出檐，大多已采用擎檐柱支撑的方式，已经出现了斗拱结构，由此可想见三代宫殿的恢弘气势，以及中原地区三代时期木作建筑工艺的高超水平。
中原地区不仅在木雕工艺上处于领先地位，更为重要的是理论成果――《周礼・考工记》。《考工记》虽为齐国官书，反映的当是中原地区的手工业发展水平，《考工记》崇尚“中”“和”的设计思想，“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的制造指导理论。以及“天人合一”讲求“天工”与“人工”的结合的生态美学观，无不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考工记》中的生产经验和美学设计思想奠定了后世木作设计世代遵守的核心理念。④
三、战国至两汉――中原漆木器发展的黄金时期
战国至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漆器最为发达的时代。中原地区发现的漆木器尤其以战国时期数量最为庞大，木胎漆器占总数的95% 以上，其中主要有乐器――排箫、瑟、琴，食器――案、盘、俎、碗、豆、、簋、笥，酒器――壶、方壶、耳杯、勺、斗等。
春秋战国时期，漆器的技艺取得长足的进步，并已成为国家重要的生产门类， 漆器礼器、兵器、交通工具和建筑构件等，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大部分领域。漆器装饰已有雕刻、彩绘、镶嵌、贴金等多种技法。秦汉时期的漆器在春秋战国时期漆器的基础上漆器制造业内部的分工更为明确，同时漆器的工艺也更为考究，外观更为华丽。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原地区在秉承夏商西周时期木作技艺基础上，把古代漆木器的制作、装饰、品鉴、流通推向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其技艺成就和理论成果都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中国漆木器艺术史上的一个高峰。
四、魏晋至唐宋――中原木构建筑发展的成熟与建筑理论的高峰
秦汉以后，随着瓷器逐渐成为日常生活器具的主流，漆木器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相对有所降低。木雕技艺则主要表现在了木构建筑上。随着佛教的传入，木建筑进入了新一轮的高峰期。早在东汉时期，从班固《两都赋》及张衡《二京赋》的华丽文字中可以想象中原地区洛阳和南阳城市建设繁华景象。从河南所见大量东汉陶楼名器中，可知当时正以高层木结构取代高台建筑，斗拱的形式也在逐渐完善，屋顶形式几乎包含了后世所能见到的基本形式。东汉时期是我国木结构建筑体系基本形成的时期，而体系的形成的中心在中原。⑤
北魏时期，随着佛教的传播，匠师们将印度的佛教建筑与中国木构楼阁建筑相融合，创造了"上累金盘、下为重屋"的中国式高塔建筑。唐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也是中国古代建筑发展成熟的时期，更是中国古典园林的奠基阶段。唐朝的建筑技术木建筑设计和施工中已运用较为成熟的模数制。中唐以后，营建住宅园林时不仅已运用了空间节奏划分、比例、对比、掩映、借景、对景、喻意等明清江南园林中所有的造园手法，且出现了以动物强化意境、以声激情甚至以温差营造小气候的高超手法。并为后世留下了《池上篇》这一园林建造理论名著。
宋代建筑理论成就值得大书特书。新郑人李诫奉敕于元符三年（1100）编成、崇宁二年（1103）刊行的《营造法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科学的建筑总结。在木结构材料力学、构造技术方面规定，梁、枋、斗拱等重要矩形结构构件，不仅为当时建筑活动提供了规范，而且为今人研究宋代以前的建筑典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营造法式》也可看出，传统的木雕技法早在北宋时期已经基本完备，其书卷十二记载有混作（圆雕）、雕插写生华（浮雕）、起突卷叶华（落地雕）、剔地洼叶华（落地平雕）等四种技法，这基本上已涵盖了后世木雕的主要技法。
不论是《营造法式》的编修者，还是其编修的地点与背景，都可以说这是一部产生于中原地区的建筑学著作，是中原地区对世界建筑史作出的巨大贡献。《营造法式》同时也是中原木作技术理论化、系统化，高度发达的绝好注脚。
五、元至明清――中原木雕的最后高峰
明清时期中原建筑与木雕的活力主要体现在商业会馆和各地特色民居上。因中原处于中国陆路与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运通道相交接的枢纽位置，几大交通枢纽的商业城镇被南北行商大贾尤其是晋陕商人掌控，其所建的会馆建筑，成为中原乃至全国明清建筑中最绚丽、最具文化特色的作品，其中尤以南阳的赊旗镇、渐川荆紫关镇中的会馆群和洛阳的潞泽会馆、山陕会馆以及开封山陕甘会馆、周口关帝庙为典型代表。清代赊旗镇山陕会馆和开封山陕甘会馆上的术雕、石雕，均出自中原本地匠师之手，技艺之精冠盖海内。
图5 社旗山陕会馆全景（《中原文化大典》） 图6 麒麟送子及竹报平安木雕（《河南民居》）
社旗山陕会馆的木雕装饰艺术与石刻装饰艺术两相媲美，并称“双绝”。 “无木不雕、无石不刻”是会馆独特的建筑风格。木雕分布范围广，绝大多数的额枋、垂花门楼、雀替、内檐装修之格扇、槛板、甚至穿插梁板及斗拱等处都装饰有木雕作品，且雕镂工艺复杂，综合运用浅浮雕、深浮雕、阴刻、透雕等众多表现手法。
中原民居建筑类型多样，有村落、庄园、名宦豪宅，普通民宅等。民居建筑的装饰艺术总的来书以简单实用为主，有明显的地方特色，更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康百万庄园的室内装饰雕刻题材和造型等方面处处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园内的家具木料大多来自当地榆树、槐树、柏树、谏树、杨树、泡桐树，伴有少量紫檀与金丝楠木等外来的贵重木材。家具的表面处理也采用天然的大漆髹饰，颜色以棕褐色和黑色为主。同时在家具的图案纹样与形体造型上，大都是以花卉植物图案为主的自然纹样，如竹节纹、葫芦纹、牡丹纹、莲纹、瓜楞纹、荷花纹、石榴纹、、寿桃、松树、太阳花、西番莲等。简洁实用，并与整体造型统一。
总的来说，中原明清木雕以古建筑构件雕刻为大宗，主要分布在额枋、雀替花罩、垂柱、梁头斗拱和拱眼、隔扇门窗等建筑结构构件上。这些结构构件的雕刻在不影响构件使用功能的情况下，经过美学加工而后成为具有装饰性的构件，寄托了古人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和审美情趣。木雕的另一主要媒介就是家具，家具为日常用品，要求材质优良，结构坚固，雕刻精细。大户的家具如桌、条案、座椅、床榻、台架等，无不使用雕刻。最突出的当属顶子床的床架、太师椅靠背、桌案腿与面框的连接部位。中原木雕技法在圆雕、浮雕、落地雕、落地平雕四种技法的基础上，出现了透雕以及多层透雕的玲珑雕以及贴雕和嵌雕等新技法。木雕题材主要有吉祥寓意类和人文轶事类两大类。⑥
明清时期中原地区的木雕艺术在继承唐宋的基础上，不论在雕刻技艺手法还是创作题材上都有所创新和发展，特别是会馆建筑雕刻艺术，可谓一时之冠。但是清中晚期以来，随着国力的衰弱，中原的商业已不复当年的盛况。不论是会馆建筑和是民居建筑已不像之前历史时期那般绚丽夺目。随着技艺人才流失，技艺传承出现断代，及至清末民初中原木雕相对南方木雕的发展而言，已较之逊色。
结语：亟待振兴的中原木雕
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作为中国工艺美术璀璨之花的木雕，在距今四千五百年之前，已在中原地区诞生。夏商周三代制车业和漆木器已成为中原地区手工业生产的重要门类。战国、秦汉是中国漆木器艺术史上的一个高峰。唐宋时期是中国建筑理论的巅峰时期，产生于中原地区的《营造法式》，集中反映了是中原木作技术与理论的巨大成就，同时也是对世界建筑界、木作工艺界作出的伟大贡献。明清时期中原木雕上承唐宋，在雕刻技艺手法还是创作题材上有所创新和发展，会馆建筑雕刻艺术冠绝一时。
通观中原地区绚烂夺目的木雕发展历史，我们不禁感叹，中国木雕的鼻祖和源头是中原木雕。中国木雕的基本技法、核心美学指导思想、基本创作题材都肇始、奠定、成熟于中原地区。中原木雕的成就不仅仅在技艺水平上，更是在美学思想、设计理念上，这些包含了中原地区无数能工巧匠辛勤劳动和智慧的理念、这些融入渗透进中华木雕的骨髓的核心理念，才是中原木雕对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工艺美术界的最大、最深远的贡献。
中国的传统木雕装饰圆润、柔和，对称、均衡的美学特征，吉祥纳福的深刻内涵，生态、环保“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观念，是我们今天木雕行业学习不尽的财富，值得认真专研探索。如今，中原经济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等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原木雕一定能重新振兴。
注解
① 韩维生、张书宝、王宏斌、赵明磊：《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木作及其保护》，西北林学院学报2012年4月。
② 《周礼・考工记》，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2008年。
③ 同上
④ 李艳：《〈考工记〉工艺美学思想研究》，郑州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闻人军：《考工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关键词：城市品牌；文化；娱乐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3-0189-02
一、郑州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的意义
“城市即文化，文化即城市”――巴塞罗那为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向世界提出的口号，反映了城市文化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占优特殊的重要地位。文化竞争力作为一个可促进城市品牌形象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新一轮城市竞争不仅是资源、交通、产业的竞争，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将是文化的竞争。在知识经济时代，有形资源的竞争将让位于无形资源的竞争，文化不仅仅是精神价值的软指标，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独有资本。城市文化品牌的形成其实就是城市文化基础综合实力的显示。
十精神指引下，文化成为建设中原经济区的强大推动力量。有效整合和开发，培育和打造以“根文化”为重点的中原文化品牌，培育一批彰显地域特色、展现中原风貌、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品牌，可以助力提高中原文化影响力，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成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区域，在促进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郑州作为中原城市中的一个璀璨明珠，其城市文化品牌的打造，对于增强中原经济区软实力，促进文化力与经济力的交融，对提升中原文化影响力具有不容小觑的力量。郑州地处中原经济区核心区域，如何以城市品牌建设提升文化产业，增强文化实力和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既是新时期郑州城市文化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加快中原经济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全新思路。
二、文化定位娱乐传播的可行性
（一）以文化定位为核心
以文化为核心的城市品牌定位是指结合城市传承的主流文化精神，梳理城市文化脉络，了解把握城市资源特色，将适合城市资源特色的主流文化精髓提炼出来作为城市品牌的核心，以城市特色文化为主线形成一个支撑城市品牌的基础。以文化为核心的城市品牌定位能够提高城市品牌的品位，使城市品牌形象更具吸引力。文化是城市品牌的基调，城市品牌必须和它的历史文化、精神气质结合起来，将文化内涵融入城市品牌，形成文化上的品牌识别，才能使城市形象更加独具特色。西安依托厚重的大唐文化，对街区改造进行整体规划设计，既彰显了古都风貌，又提升了城市品位，增加了城市历史的厚重感。
概括而言，城市文化品牌既包括城市的建筑、环境、出产等物质文化层面的内容，又包括城市管理、道德法规、历史文化等制度文化对人的引导和保障，也包括人的艺术修养、精神风貌等人文文化层面所营造的氛围。城市文化品牌传播是指借助一切传播的方法和手段，通过传统如电视、广播、杂志、报纸等，新兴媒介如网络、手机、数字媒体等，塑造、推广、营销和传播城市文化品牌的过程。
（二）以娱乐为传播手段
目前，我国许多关于城市的理论研究多是从城市品牌的大概念或是城市品牌本身价值的挖掘与研究入手，对于城市文化品牌的塑造和传播尚处于探索阶段。本文选择娱乐因素作为品牌塑造与传播的切入点，是在娱乐经济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适应新的消费模式，符合新时期消费者的消费需求。
娱乐元素的概念出自于美国学者沃尔夫，他认为当代美国乃至西方社会，传媒和娱乐产业以其无所不在的影响，正渗透到经济增长、文化演进以及人们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绝大部分的消费品产业都在竭力使用娱乐元素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娱乐元素被应用于营销界后，娱乐营销成为企业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之一，对娱乐营销的研究上升到战略和策略层面上。但是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尚未形成理论体系，多侧重于概念和策略。本研究将通过对娱乐的本质、特性和功能的分析，从中提炼娱乐元素，提出娱乐元素的多维分类体系。
三、郑州城市文化品牌研究内容
本研究试图以郑州为具体研究对象，结合郑州在城市文化品牌发展与建设的实际情况中，以文化为定位，以娱乐为载体，探索文化资源转化为城市文化品牌的新途径。以郑州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资源、目前的城市文化发展状况为依据，以知名城市文化品牌传播模式为参考，因地制宜，深入研究适合郑州的城市文化品牌塑造和传播的方式、方法。
（一）研究方法
1.理论研究：本课题研究综合运用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营销学等学科的理论，进行多学科的综合交叉分析与研究，梳理出相关概念。通过查阅著作、相关研究论文、统计资料以及档案资料，从各个理论角度挖掘娱乐因素的主要作用机制。
2.文献分析：本课题通过对国内相关书籍、期刊、文章等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搜集与本课题有关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通过对国际以及国内知名的城市文化品牌的理论进行分析，形成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3.实地调研：通过实地调查积累第一手资料。对郑州城市文化品牌的现状、问题、优劣势客观梳理；对郑州的文化资源进行客观的分析与归类，根据娱乐营销的核心要素-娱乐元素为基础，挖掘郑州特有适于城市文化品牌塑造的娱乐元素；并对已成型的城市文化品牌效应进行调研，对今后中原经济区城市文化品牌建设进行全面的把握。
4.案例分析：本文在论述中以案例研究法为辅助，其一，对成功的娱乐营销的分析整理，总结出可供品牌建设使用的娱乐元素、成因及传播策略；其二， 国内外知名的城市文化品牌成功案例分析优秀的文化品牌传播案例，聚焦区域文化资源是如何转化为品牌传播的因素，探索可供借鉴的模式。
5.分析归纳：对搜集的郑州地区文化资源和娱乐元素按照一定类别进行分类、归纳和分析研究，以娱乐营销的视角，得出适于树立城市文化品牌形象的资源、具有可行性的传播方式，为郑州城市文化品牌的构建提供科学、可行的参考建议。
（二）研究思路
本课题选取娱乐营销的理论视角，研究主题紧扣郑州城市文化品牌塑造、传播及娱乐元素的应用三大核心点，形成六大板块：基本概念及关系梳理郑州城市文化品牌调研娱乐元素的挖掘郑州城市文化品牌的塑造郑州城市文化品牌传播的中应用传播作用机制的研究。
1.课题基本概念及关系梳理：简述娱乐与娱乐元素、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化品牌、娱乐元素与城市文化品牌的关系，对娱乐元素、城市文化品牌等概念进行界定。
2.郑州城市文化品牌的实地调研：其一，对郑州文化资源进行客观的考量和分析；其二，针对目前郑州城市文化品牌现状调研，分析存在的问题。在实地调研中综合使用多种手段，如拍摄、问卷、观察、访谈等方式全面、深入的进行研究。
3.郑州文化资源中娱乐元素的挖掘：在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对收集到的郑州文化资源进行筛选和分类；从娱乐营销的视角，归纳出适于构建郑州城市文化品牌的特有的娱乐元素，即挖掘出适于转化为品牌传播力的文化资源。
4.郑州城市文化品牌的塑造：根据调查结果，从郑州城市文化品牌建设总体现状，对城市文化品牌塑造的定位、内容、原则及策略方法进行逐层梳理，提出指导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的理论框架。
5.郑州城市文化品牌传播中娱乐元素的应用：依据品牌传播不同阶段和理论框架，提出娱乐元素在传播中的具体运用策略。
6.郑州城市文化品牌塑造中娱乐元素作用机制的研究：探讨娱乐元素如何对城市文化品牌的塑造产生作用，试图从理论层面寻找娱乐元素作用机制的深层原因。
四、郑州城市文化品牌研究价值
娱乐元素的切入点顺应娱乐经济时代“娱乐元素”成为产品与服务竞争的核心。市场上的产品和服务相应的提供娱乐功能或与娱乐活动相结合，形成娱乐经济。对于娱乐经济时代，大众娱乐对娱乐消费的需求日益攀升，娱乐成为品牌建设的最佳载体。它的出现满足了现代人渴望释放压力，宣泄压力，寻求快乐的心理，通过娱乐的方式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娱乐不仅受到越来越多广告主的青睐，也成为探索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的独特视角。
参考文献：
[1]沃尔夫.黄光伟，邓胜华译.娱乐经济―传媒力量优化生活[M].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
[2]孙安民.营销文化[M].北京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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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自1999年扩招以来，河南高等职业教育由6所地方成人职业大学迅速发展到59所普通高职院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同时也出现了由数量规模扩张导致的高校自身、院校分布、政府职责等方面的问题。如何正视这些问题并实施有效的对策，事关河南高职教育的振兴。
[论文关键词]河南 高等职业教育 现状 对策
一、河南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
河南高等职业教育源于1980年，成立了中州大学、开封大学、洛阳大学、平原大学、焦作大学、安阳大学6所地方职业大学，同时在6所普通高校和4所中等师范学校开设了5年制高职实验班，步入了探索发展之路。
二、河南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河南高职院校由6所规模不大的地方成人职业大学快速发展为拥有59所有一定规模的普通高职院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高校自身、院校分布、政府职责等方面的问题。具体表现在：
其一，就院校自身而言，在招生就业上，院校过多考虑的是招生，因为招生能创收，只要能招就招，根本不考虑院校的承受能力，更不考虑本市及河南经济发展的实际，造成招生与就业严重脱节，就业不好必然导致招生不好；在专业设置上，多数沿袭了传统的本科、专科体系，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不是根据企业的需求设置专业，而是根据院校的师资设置专业，与地方经济发展严重脱节；在课程设置上，仍是设置传统的公共课、专业课，教材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对新兴产业更是没有可供选择的教材；在师资建设上，重学历轻能力，尤其轻实际操作能力，很多教师拿到的“双师型”资格证书多数流于形式，根本不具备“双师”能力；在校企结合上，只是签订协议，挂个牌子，没有找到校企合作的根本途径。 其三，就政府职责而言，在部门协调上，高职教育涉及教育、劳动、人事等多个行政管理部门和商业、服务业、工农业等多个行业系统，超出了教育自身所辖的范围。由于在协调方面政府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必然造成在就业等方面困难重重，进而影响高职院校的健康发展；在资金投放上，政府往往把资金重点投放在普通高校，因为普通高校规模大影响大，是政府对外的一个窗口。而高职院校大都是专科层次的，就是办得好，其影响也是极其有限的，他们只能依靠银行贷款和学费维持日常运转，严重制约了高职院校的健康快速发展。
三、河南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对策
河南高等职业教育在快速发展中凸显出来的问题，不仅严重制约了可持续发展，而且很难适应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推进和实施，要实现由数量扩张发展到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协调发展，就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采取必要的对策。
其一，要重点培养与河南经济高速发展相适应的高技能人才。一是努力培养河南优势产业急需的高技能专业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河南优势产业凸显，如制造业、电子信息、食品加工等，高职院校应立足本市，与企业共同建设专业，培养出大量技术型和应用型人才。二是要高度重视现代农业需要的高技能人才。河南是“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和现代农业基地”，振兴河南“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这是国务院对中原经济区建设提出的基本要求。河南将要实行全面的农村土地流转，此项宏伟工程的完成，需要大量的高技能人才。三是要努力培养华夏历史文化传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传承弘扬中原文化，充分保护和科学利用全球华人根亲文化资源；培育具有中原风貌、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和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打造文化创新发展区。”文化产业在河南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河南高职院校应根据需要开设相关文化专业并做大做强，使之能够支撑起河南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 其三，发展河南高等职业教育的政策保障。一是争取积极舆论支持。“目前，我省高职教育虽已撑起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但整体内涵实力不强，品牌效应和公众的认知度不高。”所以，要加大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宣传力度，充分运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各种媒体广泛宣传，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认识，在社会上造成一种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并存的良好氛围。二是加大对高职院校的资金投入。积极争取从国债资金、教育费附加、职业教育经费等多种资金渠道筹集建立高职教育专项发展资金，将高职院校列入当地政府基本建设发展规划，还要积极争取民间资本进入高职院校，“努力形成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和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办学机制”。三是加强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宏观管理与指导。省委副书记、省长郭庚茂在2012年全省职业教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要从建设中原经济区、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的高度，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把职业教育作为事关全局的战略举措来抓，持之以恒地做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各级政府应很好地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加强对高职院校的指导，以保证高职教育有序健康地发展。
论文摘要: 敦煌壁画和彩塑中丰富的首饰纹样从魏晋时期发展至元代。北朝造型风格简洁、粗犷，到隋唐时进入发展强盛期，人们生活富足，追求奢华的生活，促进了珠宝加工工艺的发展，风格由简洁转为繁复，首饰种类更加丰富。到了五代时期，北方频频战争，首饰装饰已走出人们日常生活视线，步入衰落，饰物造型粗大。莫高窟首饰纹样的发展过程也表现了不同文化的影响，早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到隋唐时期，商贸的发展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融，首饰装饰风格具有明显的西域特征，到五代时期受战争的影响，中原风格又占居主导地位。首饰纹样的发展随着石窟艺术的整体发展脉络而经历了质朴——华丽——简洁的总体演变过程。
敦煌学涵盖的内容广泛，装饰图案是其中的一个研究方向。近几十年来对敦煌装饰的研究，更关注于壁画中的藻井、背光、边饰、龛楣等装饰图案，并对这些纹样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临摹和纹样分析工作。但是对于壁画和彩塑中丰富的首饰纹样还有待进行更细致的研究整理。当我们认真地分析这些从魏晋时期到元代，随着石窟艺术的整体发展脉络而经历了发展、兴盛、衰弱的首饰纹样，会发现这部分的装饰纹样有着自身的发展特征。
敦煌首饰装饰纹样根据装饰的部位不同可分为：头冠、胸饰、腰饰、手镯、臂钏、脚饰、耳饰、璎珞等。敦煌莫高窟中佛身上的饰物较少，首饰变化主要体现在菩萨身上，这与印度佛身上丰富的首饰装饰的特征有所不同。莫高窟不同时期的首饰造型各异，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要分析首饰装饰图案，首先要把它纳入敦煌莫高窟艺术的整体发展脉络中。从现存的莫高窟早期洞窟中，可以感受到其深受西域、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莫高窟石窟艺术是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原线路中的一个重点。因此，早期莫高窟的首饰图案具有西域粗犷、概括的装饰风格，但在首饰种类上则沿袭了印度首饰的特点。
一、北朝时期
具有西域、印度佛教装饰风格的莫高窟北朝时期首饰，风格简洁、拙朴。其主要的首饰图案，北凉时期为颈饰和胸饰，表现手法多为浮雕。到了北魏、西魏时期，壁画绘制更加精细，壁画中菩萨的头冠独具特色，表现手法多为手绘。
北凉时期的颈饰一般呈宽带状，由长方形方块排列组成。方块色彩为石绿、深褐相间，在每一方块中间浮塑有一朵小花，单层花瓣，中间花芯突出。在宽带颈饰底边的石绿、深褐色块的相连处，会垂饰一串小珠。这一时期在此式样的颈饰上还有一种变化，宽带底边为莲瓣形尖角，如同现代服装中的桃形领，相间设色，底边缀饰圆珠。
北凉时期的胸饰呈两种造型，一种为单串长念珠，长椭圆形珠子与小正圆形珠子相间串连，胸饰长及肚脐。在珠串的正中底部还串有一朵小花，与颈饰上的小花呼应。胸饰的长形珠与正圆形珠设色也为石绿、深褐相间。这种相间用色使人联想到首饰的材质为翡翠、深色的陶珠，同时也与此时期石窟壁画中藻井、边饰运用石绿、深褐、白间隔用色的装饰风格相统一。这种造型的胸饰或从颈部正面垂于胸前，或单肩斜挎佩戴于胁侍菩萨胸前。两种佩戴形式在印度佛教塑像中都有出现。另一种垂至肚脐的胸饰造型，中间浮塑一圆形花头，两边装饰两块三角形，上面用刀简单地划出线纹。三角形的两边有双线连至颈部。这一装饰造型使人联想到印度犍陀罗菩萨胸前的对兽头璎珞，据说是王公贵族服饰的真实写照。
北凉的臂钏、手镯造型简单，仅为浮塑的一个圆环，壁画上胁侍菩萨的臂钏会在正面多画一个圈。耳饰也为简单的圆形环，没有串珠的坠饰。此时期以堆贴浮塑或手绘造型的首饰，从造型和表现手法上都透露出粗犷和简洁的特点，特别是饰物与菩萨体形相比，明显比例过大，更显粗犷。
北魏、西魏时期，中原的画风和道教精神更多地在壁画中显现，壁画中人物刻画细致、形象飘逸。菩萨头冠是这时期颇具特色的饰物，多为波斯风格的三日月式冠，中间大三角形前会装饰两三个口衔流苏的鸟头，飘带两头双层系起形成两个三角形，飘带的尾端随风飘扬，加强了飘逸的动感。
在北魏254窟萨太子本生画中，我们也看到太子颈饰和胸饰纹样与菩萨的首饰造型有些不同。颈饰和胸饰同为黄金材质、宽窄一致的链子，没有石绿、深褐色彩相间的宽带，颈饰下坠饰三个黄金珠。有特点的是颈饰与胸饰相连呈“人”字形，中间打一结并坠饰椭圆形吊坠，上面镶绿色翡翠。这种颈饰与胸饰呈“人”字形相连的款式，可能是西域王族首饰的造型，而且在唐代莫高窟艺术的首饰造型中还可以看出在这种“人”字形上的发展，即颈饰、胸饰、腰饰与璎珞连缀在一起。
首饰装饰也是对生活的反映，北朝时期战乱频繁，在人们意识中肯定极少注意用首饰装饰自己，因此绘制佛像时重点放在故事情节上，首饰只是简单表现，造型上也反映了西域的装饰风格。
二、隋唐时期
隋代时间虽然短暂，但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承上启下的时期，并且也是受波斯文化影响的时期。这时期的首饰装饰手法仍沿袭早期的浮塑、手绘形式，装饰风格仍显简洁，但已开始大量用金，而且在饰物造型上也有些许变化。
颈饰和胸饰：这时期颈饰和胸饰的造型开始注意形式上的统一。早期石绿、深褐色块间隔的宽带颈饰造型已极少出现，并且宽带两边加了线饰，效果更加精细。在浮塑手法表现的胸饰中，早期第二种胸饰造型保留下来，中间浮塑的坠饰多为方环，肩部垂下的链绳从环中穿过，如同现代的丝巾扣饰，环内镶石绿色翡翠。这种浮塑表现的饰物线条粗硬，有的与腰饰相连垂至小腿，加上比例粗大的方环，给人如同带着脚镣、枷锁的感觉。
隋代的颈饰和胸饰的突出变化体现在以金绘制的首饰造型上，此类首饰由粗细均匀的金线勾绘，如：420窟中菩萨的首饰分三层，第一层为颈饰，第二层垂至胸部，第三层垂至肚脐，在肚脐处打结后分两股垂至膝盖绕于背后。颈饰的正面底部断开，两端向上相对卷起，形成一如意形，中间还余留空隙，造型独特。第二层胸饰与第三层胸饰中间有一直线相连，在每一个连接处有一圆形花饰，内镶石青色珠宝。
臂钏沿袭早期的造型，正臂面圆环内镶以大块的石绿石青色珠宝。手镯为两个金质圆环。同样为金质的耳环底部坠有一朵盛开的小花。菩萨头冠为三朵火焰纹，火焰中心点以石青。
隋代首饰的表现形式仍然简洁，但在首饰相串联的结构上更加复杂化了。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金银器艺术发展的顶峰。唐代经济发展，人们热衷于追求奢华享乐的生活，民族文化交流频繁，西域游牧民族素来重视制造贵金属，萨珊波斯外来因素的影响也促进了唐代金银器的发展。
初唐的首饰已渐入辉煌期。头饰、耳饰、臂饰、手镯、颈饰、胸饰、腰饰，变化丰富、刻画细致，多为大小均匀的联珠串制造型。颈饰、胸饰、腰饰三串相连，而且特别注意头饰、耳饰、臂饰、手镯造型与颈饰、胸饰、腰饰成配套的款式。因此，初唐的饰物需以成套来表述。下面分析几款：
此时期浮塑的颈饰较早期刻画更精细，特别是坠饰，造型以花朵和卷草为主，线条雕刻流畅。
在手绘的颈饰中，其中一款为早期石绿、深褐方块相间形式的再次出现。颈饰下坠有金质圆珠和绿色流苏。在颈饰两肩处饰有半个花瓣形装饰，垂下联珠胸饰。胸饰在肚脐处饰有一六瓣莲花纹，设石青、深褐两色。花下垂有璎珞，翻转的三瓣叶生动活泼。三股联珠垂下，中间一股配有圆形玉环，并结两股飘带垂至小腿间。两边的联珠垂至环形玉佩下方，饰以绿色流苏，三个饰物排列错落有序。在绿色流苏下又结联珠，垂至膝盖处结两环形玉佩，下坠饰以珍珠流苏，然后绕于背后。
配套的头冠，中心圆环内饰有发射形波纹线，分别填以石绿、深褐与颈饰相配套。圆环上顶日月形装饰。冠两边饰白线勾画的正面莲花，两枝婀娜卷曲的三瓣叶将两边的莲花与中心圆环连为一体。在两边莲花中还垂下两璎珞至耳后。从这种日月形头冠造型上，我们看到了波斯王朝头冠造型的再现，与服饰上的联珠纹一样，反映了隋、唐时期外来纹样的渗透。
耳环为白线小莲花，三瓣桃形花瓣下垂璎珞。手镯为着土红色宽带，两边勾精细的小联珠。
第二款：隋代绘金的对勾如意造型此时又有发展，金线为白色联珠代替，两勾严谨相连，而且对勾下还用白线勾画精细的花形坠饰和珍珠的流苏，花心为土红色而流苏为石绿色。颈饰两边有两白线勾画的小花，从中垂下联珠胸饰。联珠胸饰与颈饰款式一致，中心花形坠饰下饰璎珞，分三股垂下，与上一款相同，中间一股配有圆形玉环，结两股飘带垂至小腿间。两边的联珠垂至环形玉佩下方，饰以两环形玉佩，然后联珠绕于背后。此款腰饰是与服装相连的，腰部系裙的腰带中间处垂下两股联珠绕至背后，联珠在两胯侧边又垂下坠绿色流苏的联珠，流苏依次排列，仿佛腰部系一珠裙。两胯部又垂下两缕长至小腿的联珠，并分别在大腿部、膝盖处、小腿部对称缀有流苏，流苏的颜色也有变化，为两石绿间土红，小腿处流苏为深褐。
头冠白莲花中嵌绿翡翠，四周饰卷草状火焰纹，两边同饰嵌绿翡翠的小莲花，中心垂下璎珞至耳后。
耳环为白线莲花纹，手镯以金边外套细白边，外圈为黑色联珠纹和土红色边，形成边边相套的形式。
初唐的首饰造型玲珑细碎，多用白色细线勾勒，唐代喜好装饰的特征显露端倪。在色彩上注意跳跃用色，装饰手法步入成熟。
初唐时期饰物以圆珠串联的形式为主，多缀饰。特别是头饰造型，渐成为主要的饰物，在沿袭早期以三部分组合的形式上，头顶顶饰与两耳上部的装饰造型变化丰富，以火焰纹、如意纹、荷花、茶花等元素来进行组合，而且在头冠和两耳部还增加了垂饰的璎珞。
至盛唐以后，圆珠有了大小变化，而且缀饰增多，有一细叶荷花造型的缀饰，显得零落细碎。浮雕造型的臂饰和胸饰，出现了雕刻精细的四瓣如意宝相花和四出忍冬形式的描金组合纹样。在盛唐的头饰中还加入了坐佛的形象。
中唐时期，饰物在保持装饰纹样细碎的总体风格下，造型上有了新的特征，特别体现在臂饰上。如中唐158窟南壁涅变中的菩萨头冠，以如意卷草镶宝珠的形式为母体，造型向上高耸，犹如尖塔。臂饰仍保持装饰主体面向侧面，呈尖桃形造型，外饰对称卷草纹，中心嵌有白色珍珠和绿色翡翠。
在晚唐14窟南壁观音菩萨像中，这种细如针尖的饰物造型特征更加明确。头冠三个组成部分，在镶红绿宝石沉重的底座上，尖耸着以五个白色珍珠叠饰的长针。臂饰造型也与之相配套，五根细针如同带着指套的指甲。臂饰这种装饰面朝向的变化也反映在晚唐196窟中，五代时期的臂饰没有此种朝向变化。196窟中尖耸的细针有的被早期的日月造型所代替，但仍然强调了尖细的造型。
三、五代时期
关键词：藏汉翻译；文化差异；分析
前言
广义的文化指的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有物质财富以及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专属品，由人创造，同时为人所特有[1]。先有人类社会，随后才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翻译是不同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产物，是文化交流的桥梁，同时又以文化为基础。
1.藏汉翻译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一共由56个不同民族组成，所以，我国的繁荣、稳定与发展需要各个民族齐心协力，共同推动和维持。值得一提的是，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刚刚起步，无论是物质基础，还是文化基础，均相当薄弱，这给我国整体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阻碍。在此背景下，促进民族大融合便显得尤为重要了。在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翻译属于不可或缺的工具。以藏汉两族交流为例，积极而有效地落实藏汉翻译工作能够促进两族交流的高效进行。
2.藏汉翻译中的文化差异
2.1生存环境造成的文化差异
我国中原地区地处亚洲东部，主要位于北温带以及亚热带，属典型的季风气候；而藏族人民主要集中在广袤的青藏高原，属典型的大型性高原气候，不仅气温偏低，而且降水偏少，还存在空气稀薄的问题，但具有日照充足的优点[2]。基于空间分布这一角度对文化进行审视，会发现什么样的地域环境将会孕育什么的文化，换而言之，不同的文化将会展现出与之相应的地域特色。受沼泽湖海等自然因素的隔离，地理环境也会因此迥然不同，人们对周边事物的认知和表达也会存在差异，不同的文化由此形成。不同生存环境下的不同民族纷纷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特有文化，与此同时，他们本身也在潜移默化中被自己创造的文化所改变着。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通常体现在多个层面，有可能是物质层面的，有可能是制度层面的，还有可能是文化心理层面的，正是上述差异的存在，使得一种文化形态有了自己的个性和特色，而有别于其他文化形态。
以心理层面的文化差异为例。汉族长期受儒家文化浸染，热衷于功利主义的世俗生活，对家族财产尤为重视；藏族长期受藏族佛教的影响，热衷于亦幻亦真的彼岸世界，对个人尊严极为尤为重视。如“放屁”这件事情，对于汉族人而言，在众人面前不小心“失误”了一次，无伤大雅，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于藏族人而言，在众人面前“放屁”是一件极其丢脸的事情，因此而轻生的例子并不少见[3]。
不同地域环境，不同单位语词所传达的信息也存在差异。藏区黄河由于纯净湛蓝，因而被称作“蓝色的玛曲河”；中原黄河由于浑浊且外观呈黄色，因而被称作“黄河”。由此可见，同一实体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可能会以两种不同形色状态而存在，因而在当地族群心目中的形象也便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在藏汉翻译中，应重视生存环境不同而造成的文化差异问题。
2.2生活习俗造成的文化差异
不同民族在生活习俗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生活习俗往往在民族语言中有所反映。由于其他民族对此通常并不熟悉，因而很容易为本民族以外的人所误解。某些看起来几乎完全相同的事物，在不同民族眼中甚至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和理解。如藏族谚语“sngs-rgys-la-ka-kha”，其字面意义是“给佛陀字母”，若如此翻译，读者将会一头雾水，因为在汉族文化中“佛陀”和“字母”是两种风牛马不相及的事物，而在藏族文化中，“佛陀”被认为是“智者之王”，字母和“智者之王”放在一起，能够让人隐约看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即教“智者之王”学习字母，那不就是所谓的鲁班门前弄斧吗？所以，可将该谚语翻译成“班门弄斧”，不仅契合本意，同时也能够为读者理解提供便利。所以，在藏汉翻译中，应重视生活习俗不同而造成的文化差异问题[4]。
2.3 造成的文化差异
对于人类文化而言，宗教属于重要组成部分，给人类以及人类社会施加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所谓信仰，其实质是同一宗教之下的族群，对宗教本身性质以及宗教术语有着大概一致的理解，如藏语中的“gshin-rje-chos-rgyl”以及汉语中的“阎罗王”均源自于佛教教义用语。研究佛教经典发现，“阎罗王”属于阴险之神，手中权力非常之大，掌握着所有人的生死，与此同时，也会针对鬼魂生前所作所为做出严格的、公正的判决，该词只是一个中性词，而西方社会则有着不同的理解，“阎罗王”等同于他们眼中的“魔鬼”（Satan），《圣经》给出的解释是，专门和上帝作对的恶魔，贬义色彩十分浓烈[5]。上述二者分别源自于一种宗教，因而在形象上有所不同，各自所蕴含的文化自然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在翻译工作中恰恰需要重视并处理好这种差异。
2.4思维方式造成的文化差异
各民族均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成长环境，因而各自均积累了丰富的历史典故。典故虽然结构简单，然而蕴藏深刻内涵，带有明显的文化色彩。这一文化色彩往往只能运用此文化内涵下的思维方式予以解析。思维方式取决于多方面因素，如个人知识储备、生活及工作环境、民族文化渊源等[6]，所以，来自不同民族的人往往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将会给交流形成阻碍，所以，在翻译及理解某些典故或者特殊词汇时，不可仅仅注意到字面意义，更需要关注其丰富内涵。如藏语习语“pha-na-ning-shi brng-da-lo-brdung”，如果直译，则得到如下汉文翻译“去年父亲去世，今年捶胸大哭”。这句汉文往往会让读者摸不着头脑。当借助译者特殊思维方式，将其翻译为“悔之晚矣”时，才能更加方便读者理解。这样翻译失去了对原文形式的保持，然而其真正含义却得到了有效表述。又如“bshd-sa-bu-mo phog-sa-mna-ma”，如果直译，则得到如下汉文翻译“教训女儿，实指媳妇”。这种译法不仅字数较多，而且失去了原有的鲜活形象，若意译成“指桑骂槐”，不仅符合原意，同时也能够让读者一目了然[7]。所以，在藏汉翻译中，应重视思维方式不同而造成的文化差异问题。
3.结束语
除了生存环境造成的文化差异，生活习俗造成的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化差异，思维方式造成的文化差异之外，接受心理以及价值观的不同也会直接造成文化差异的存在。文化差异对翻译工作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可能导致信息失落，也可能造成误导现象。无论是文化，还是翻译，均具有一定程度的复杂性，只有深入了解两种文化的差异，并异中求同，才能最大程度保障译语和原文的共通性，如此才能推动和加速不同文化之间更快更好地交流。（作者单位：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
参考文献：
[1]尼玛卓玛.藏汉民族的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J].文学教育（中），2012，07：59-60.
[2]洛松泽仁.藏汉互译中的文化差异的探讨[J].青年文学家，2011，18：185+187.
[3]郝红英.文学翻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D].河北大学，2009.
[4]宋小琴.试论文化差异对翻译工作的影响[J].中学生英语（高中版），2014，01：96.
[5]应远马.试论翻译文化的构建[J].译苑新谭，2012，00：38-53.
论文关键词：中原经济区；乡村图书馆
2011年9月28日，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提升中原文化影响力，促进文化产业大发展等等，加大强农惠农支持力度等等有利于河南省中原经济区的建设政策，河南省乡村图书馆的建设及其将会发挥的作用对于中原经济区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一、乡村图书馆建设对中原经济区的作用
河南省常住人口为0.94亿人，其中乡村人口0.54亿人，占总人口的57%，全省城镇化率低于我国现在的城镇化率达5个百分点。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农民，而国家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度还不能满足农民实现自我发展的需要，乡村图书馆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使农民更好地参与到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中。
（一）有利于中原经济区内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
如今，人们普遍认识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加强文化建设，以满足人民群众富裕以后快速增长的精神需求。乡村图书馆是提高全民素质，传播知识，普及科学的重要渠道，其应充分发挥图书馆的资源优势和信息服务的功能，为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做出努力，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二）有利于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农村缺少先进的文化，农民除了在农忙之外业余生活较为单调，娱乐生活限于看电视、打牌等，农民精神文明建设令人担忧。除此之外河南省作为劳务输出大省，留守儿童一直是个让人揪心的问题。全国妇联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万人。河南省妇联调查，全省留守儿童400多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300万人。河南省农村留守儿童存在许多问题，如：学习成绩不佳；缺乏安全感；生活习惯不良等等。孩子没有书看，而且在农村，书籍、杂志等较少，书店也少，买书极为不便，加之农民购买力较低，买不起正版的好书，只好买盗版的非法书刊，农村市场上充斥着盗版的非法出版物，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孩子读书的兴趣。乡村图书馆可以使农民能够很方便的阅读到好书，获取先进的文化科技，同时对农村孩子包括留守儿童培养爱读书兴趣，陶冶情操有一定的帮助。
（三）有利于提高农民利用科技知识的本领和知识的更新
由于农村地理位置偏远，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再教育的能力难以为继，众多已毕业的初、高中生，其所学知识随着时代的进步，逐渐被淘汰。乡村图书馆可以和其他社会培训机构合作或者以公共图书馆网络系统工程为依托，汇集大量的知识和信息，帮助农民更新知识，提高他们利用科技知识的本领。
（四）促进中原经济区的整体发展和储备人才
人是建设的主体，人的素质高低决定了各种建设的质量高低。中原经济区的发展离不开河南省占多数的农民，如果农民素质不提高，就会制约经济区的发展；如果农民在整体上素质提高，会使中原经济区实力大大的增强。乡村图书馆会对当地农民文化素质提高有很大的帮助，这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也为当地未来更好更快地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
二、乡村图书馆的现状
乡村图书馆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建设，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发展步伐明显落后于乡村建设，也跟不上城市图书馆的建设进程。有些乡村甚至连书店都没有更别提图书馆。就全国范围而言，县、乡镇、村级图书馆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困境，“文化脱贫”的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
（一）经费入不敷出，空壳乡村图书馆现象严重
“空壳乡村图书馆”是指其建成时作为一个图书馆的基本设施都齐全，能基本实施图书馆的职能，后来由于种种在外的因素，使图书馆的功能渐渐萎缩，成为有名无实的虚体。以河南省2011年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为例，总的一般预算支出为4246.4亿元，而文化事业费为57.29亿元，所占比例为1.35%，农村文化经费投入更少。由于我国现有的官员体制所致，相当多的基层领导认为经济建设第一位，乡村文化建设可有可无。经费不足，导致目前乡村图书馆办办停停，停停办办且近几年来乡村图书馆不稳定的发展状态和空壳图书馆出现的严重现象。
（二）馆员队伍素质低，读者群的图书馆意识薄弱
乡村图书馆工作人员工资待遇低下，且河南是劳务输出大省，乡村里管理人员后继无人，出现严重的断层现象。馆员素质低下，直接影响服务工作的正常开展。长此以往，读者数量势必逐渐下降，也导致农村图书馆服务功能的丧失。同时，乡村图书馆面临的读者主要是农民，但大多数农民只能望书兴叹，他们可能是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欠佳，加之农村的劳动强度大，没有多少闲暇利用图书馆。农民较低的文化素质又在对个人未来发展展望中受到制约，往往安于现状，去图书馆读书的意识很低。
（三）乡村图书馆建设过程让人们生疑
2011年4月23日，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财政投入4000万元打造的18个乡镇公共图书馆全部开馆，平桥区是我国第一个出资建设乡镇图书馆的地方政府。外界对此褒贬不一，有媒体报道为“图书馆，就在农民身边”，“乡村处处溢书香”等称赞的，但也有质疑的，有媒体报道称“4000万建18个乡镇图书馆值不值？”，“耗资4000万信阳18个乡镇图书馆被指过度‘烧钱’”等质疑的声音。笔者觉得乡村图书馆的建设很有必要，我们不能只顾眼前的投资，觉得短期内没有回报，应该从长期来看，乡村图书馆不仅对个人，对家庭，乃至对整个国家都是大有裨益的。
三、乡村图书馆建设的对策
现今，党和国家一直关注“三农问题”的解决，同时也对中原经济区的战略性发展做出了指导，为加快河南省乡村图书馆发展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且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本理念的科学发展观深入人心，为加快乡村图书馆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推进乡村图书馆普及与发展有如下对策：
（一）增大宣传使农民认识到图书馆的好处
建设乡村图书馆的理念在于：让图书馆成为农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使他们除了农耕及为日常生活忙碌外的闲暇时间内通过读书增加知识、更新知识。乡村图书馆首先应先做好宣传，使农民认识到书的好处，同时乡村图书馆应努力把农村孩子吸引住，培养他们爱读书的兴趣，对乡村图书馆的发展大有裨益。
（二）鼓励动员个人办图书馆
我国在七、八十年代时曾经兴起的家庭图书室就是现今乡村图书馆的前身。建设乡村图书馆是属于国家的公共服务体系中的，但是政府不是万能的，而乡村图书馆却又是必须要建设的，这时政府可鼓励个人办图书馆，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2007年，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生李英强放弃在北京工作的机会，回到湖北农村老家创立了“立人图书馆”，距今4年多他已经在湖北、河南等省份创建了18个乡村图书馆，这对乡村居民来说是件大好事。
（三）放眼全球进行募捐办馆
1990年，一些美籍华人教授发起了一项捐资计划——“选择中国的小乡镇创办图书馆，给那些偏远贫困地区的同胞送去精神的食粮，开启知识的明窗”。同时美籍华人与国内某教授合作现已在我国建设了80多所乡村图书馆。可以看出海内外同胞投资兴办公益事业造福桑梓的热情是相当高的，这也为乡村图书馆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乡村图书馆应积极的与我国图书馆学会等机构合作争取国内外的帮助。
论文摘要:从陕北汉画像石流行的时间、独特的雕刻手法和成熟技法以及产生的社会背景三个方面对陕北汉画像石的非原生性进行了考释,同时从陕北汉画像石的独特内容和文化价值几方面与其它地区的汉画像石进行了比较与研究,进而说明,陕北汉画像石在我国同类历史文化遗产中占有突出地位。
汉画像石作为墓葬内的装饰和加固墓室的建筑构件,产生于汉代,盛行于汉代。是一种在稍加打磨光的岩石板上墨线勾样,浅刻浮剔,再敷色绘彩而成的表现一定情节、内容的综合艺术品。我国该遗存较多的地区有:山东鲁南、苏北徐州、河南南阳、山西梁和陕北地区。
陕北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和丰富灿烂的文化遗存,东汉墓画像石就是其中一种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截止2000年,陕北榆林、绥德、米脂、榆阳、神木、清涧、横山、靖边等县(区)出土、收集汉画像石多达800余块,属我国汉画像石较多而且发现较早的地区。
一、陕北汉画像石的非原生剖析
在对陕北800余块汉画像石和其它地区的一些画像石资料进行研究比较时,我们从陕北汉画像石流行的时间、雕刻手法所显示出的成热技法和当时陕北汉画像石产生的社会背景来分析,它极有可能是一种由移民带入并与当地文化融合过程中又有所改变、发展的一种墓葬民俗艺术品。
(一)从陕北汉画像石流行的时间分析
据有关记载,全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汉画像石,是山东沂水县鲍宅山出土的西汉昭帝元风元年(公元前80年)的“凤凰刻石”,最迟的是山东沂南墓室出土的画像石。据多数考古学家推断.可能属于东汉晚期或三国、两晋时代,全国各地画像石的起止年代亦均在此期间内,其年代跨度有二个多世纪。
而陕北画像石的起止年代则较短,陕北绥德与汉画像石同时出土了一些带有纪年的墓志条石,这些基志条石文字虽然不多,但为确认这些墓葬及其文物的时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从“永元二年(公元90年)”、“延平元年(106年)”、“永初元年(107 )”到“永和四年(139年)”的字样可判定这些画像石出自东汉中期。从这些纪年刻石看,年代最早的是东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最迟的是顺帝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年代跨度近50年。考古专家认为:’‘陕北在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大破北匈奴之前,一直为汉朝与匈奴等少数民族争夺厮杀的战场,不具备画像石产生所需的安定优裕的精神土壤。至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羌人打扰西河、上郡,东汉政府被迫‘徙西河郡居离石,上郡居夏阳’,使陕北画像石墓赖以存在的短暂的安宁富足化为乌有。从而决定了其存在的时间可能只限于公元89—140年前后”(《陕北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1996年一1999年,考古学家在对陕北神木大保当汉城址的试掘与墓葬的考古中,通过分析该城遗址的形制、出土器物与画像石后又认为:“大保当汉城址虽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但调查与试掘的材料已经足以将其存在的时间定在东汉初期到东汉中期偏晚之间。通过与周围地区尤其是无定河流域的画像石墓比较,大保当画像石墓的年代也可以定在这个范围”(《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1年)。其根据:
1、大保当汉城址内采集的小口、细颈、瘦腹、肩部饰暗纹、近底部有直径1厘米圆孔的陶罐,与内蒙西沟畔匈奴12号墓出土的匈文化的典型器物—小口细颈瘦腹罐完全一致,内蒙西沟畔匈奴12号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汉晚期。而且现该遗址内除了现代居民点外,几乎再未发现晚于汉代的遗存。按异地同类遗物的类型学排比,陕北画像石应出现于东汉初期。
2、从大保当出土新莽时期五株的型制看,接近洛阳烧沟汉墓的rI’型,该币流通的时代为东汉中晚期,这证明了陕北画像石至少流行至东汉中晚期。
3、大保当出土的画像石与无定河流域的绥德、米脂等县出土的画像石在内容与艺术风格上没有多大区别。如一些瑞兽神物门媚画像石和朱雀、铺首衔环门扉画像石内容都很相似,一些射猎和车马出行以及荆柯刺秦王等历史故事题材更是若合符节。此外,大保当画像石用很宽的边饰、分格表达以及对画像细部用墨线勾勒加以色彩烘托的风格,也与无定河流域出土的东汉中期的画像石风格相同。
从以上陕北迄今出土的文物来看,汉画像石在陕北流行的时间大体在东汉初期至东汉中期偏晚之间,可见这里不应是汉画像石的最早产地,从时间顺序上排除了它的原生可能性。
《二)从陕北汉画像石的成熟雕刻技法与独特手法分析
汉画像石的造型手法经过了由二阴雕”、二阳雕”以及后来才出现的.‘刻绘”这样一个发展演变过程。而陕北出土的画像石却不见山东、河南画像石雕刻初级阶段的阴线刻,而是一反事物的发展由原始到先进、由简单到复杂的一般规律,显示出了一种成熟的雕刻技法,即采用阳刻减地、阳刻加阴线、阴刻、阳刻加墨线4种手法将浮雕与线描揉合于一体,把内容表现的淋漓尽致。另外,陕北画像石上的边框图案有云纹、如意纹、枝叶纹,中间加有瑞草嘉禾、珍禽异兽,有种浓重的装饰感。陕北画像石还采用波线式、散点式、斜线式的构图法,使图案均匀,线条流畅,连当代的美术家也莫不为之惊叹,这种成熟的雕刻技法又从另一侧面排除了汉画像石在陕北的原生可能性,为它作为一种移民带入的文化提供了又一证据。
《三)从陕北汉画像石产生的社会背景分析
汉代,陕北作为西北边疆,有大量朝廷所派的戍守将士,还有数次大规模的移民实边。而且一段时期陕北的居民又是以中原来的移民为主,这势必会带入内地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和一些文化信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移民文化也必然会对陕北的民风习俗及艺术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汉画像石这种民俗文化也必然会在陕北流行并在与当地的文化融合中,跨越了山东画像石只刻无绘的初级阶段,形成了一种减地平雕与墨线绘画的双重表现形式。将这种具有陕北独特雕刻特点的画像石与山东、河南等地的画像石进行比较后,我们从图案方面的一些相同性,可看出它们之间一定的渊源承继关系。陕北汉画化像石中有中原画像石影响的影子,可能是借鉴了外地工匠的技艺,或是外来工匠或其弟子参与所为均是有可能的。此说若是成立,前边提到的陕北汉画像石自开始就表现出的成熟雕刻技艺也就不难理解了。
上述几点初步证明汉画像石非陕北原生,当然,此观点还需找出更充分的证据证明之。此外,这一艺术形式经过工匠们据当地的风俗和审美加以改进和绘制后,还形成了一些独特的内容。
二、陕北汉画像石的独特内容
陕北汉画像石与其它地区画像石比较,在反映墓主生活、神活幻想、历史故事、反映人类的智慧和勇敢、宣扬封建的仁义道德、描绘祥瑞等内容方面都是相同的。但由于陕北当时自然环境开发未久的社会背景和榆林历史上与北方少数游牧民族的关系往来密切这些缘由,陕北汉画像石有其各自的特点,其中农耕、畜牧、狩猎的内容占有很大比重,而神话题材则较为简单,历史题材只有数例。陕北汉画像石的独特内容表现在:
(一)有表现匈奴等游牧民族生活内容的题材
神木大保当画像石中的“驯象图”、“牵驼图”中,有头戴胡帽、身着异服的人,明显为北方少数民族形象。这是‘“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匈、汉各民族人民和睦共处的又一见证,也是东汉初年南匈奴附汉后,该地区出现的汉画像石在短时期内形成自己的风格,并得到迅速发展所需的安定优裕的社会环境和精神土壤的一个历史图画记载。
《二)有反映漠北才可能有的野骆驼及狩猎场面
绥德延家岔出土一狩猎图案的画像石,所绘被围猎的对象是一只在漠北才有可能作为猎物的野骆驼。除此外,表现狩猎场面是陕北汉画像石中富有特色和极为广泛的一种题材。米脂出土的二牛君狩猎图”里,出现了18个猎手,这是其它地区的汉画像石无可比拟的。陕北画像石中狩猎题材突出的主要原因,一是边郡驻兵的军事需要。《汉书地理志》:二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尚气力,以射猎为先”是对此的最好诊释。另一是受匈奴.‘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生活习俗的影响,陕北汉画像石真实记录了该地区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
(三)有反映陕北高原田园生活及草原游牧生活的题材
陕北汉画像石中,表现农业、牧业生产、生活等田园情趣的图案,在全国各类画像石中独具特点。如:绥德城郊出土的王得元墓室门媚和门侧石,有表现农田耕作、秋禾成熟、丰收在望、家禽遍地这些农村生活的场景,也有牛羊成群、放牧狩猎的草原生活场面。这种特有的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内容题材,符合该地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边缘地带的风土人情及特殊风格。
由上可见,陕北汉画像石除了具有表现神仙天国的浪漫主义色彩以外,还是一幅幅反映汉代陕北社会风貌和民众生活习俗的现实主义杰作,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C
三、陕北汉画像石的文化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