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4 22:06:2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会心理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现阶段，我国的高校毕业生遇到了很大的就业压力，大学的就业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大学生的择业求职不止是学生全方位能力的比较，对大学生的心理素质也有着一定的考验。有关的调查显示，现今有众多的大学生由于专业、职业的择选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这类问题已经成为了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第四位。心理问题分别包含了学习压力、情感困惑、人际关系等，在就业的过程中能不能获得良好的引导及处理，这不止是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关键，也会影响到学生本身的健康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
二、大学生就业过程中主要的心理问题
（一）自我认知不足客观地进行自我评价、理智仔细地分析自己、真正地感受自己，这是在大学阶段除了学习以外最重要的任务，也是大学生个性发展及健全的基准，是职业生涯的最重要第一步。因为生活的相关阅历、社会方面的经验、成长的诸多背景太过简单等原因的制约，大学生不能对自己及自己所处的环境客观、充分地了解及认知，进而在自我的评价上存在着一定偏差，这对就业过程与适配职业的择选及获取都有着很大的影响，自卑及自负也是自我评价偏差大的常见体现。
（二）情绪困扰从大学的校园再到职场上，这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再加上现今的就业压力很大，就使得学生经常处于应激的情况下，进而产生了焦躁、愤怒、抑郁等情绪反差，这些情绪的反应若是过度进展，就会将人的心理平衡破坏，也对人的认知功能有着很大的损害，进而让人们不能对环境及事件进行准确的评价及反应，这样还可能会导致身体或心理病症、轻生等危险问题的出现。
（三）行为表现
1.回避。回避就是知道了什么事情会出现，且在事情发生之前开始尽量地避免这样的事情遇到的行动。比如，大学生经常说的“考研考研，缓刑三年”，其实，回避虽然能缓解心理的应激，不过在诸多时候这是一种非常消极的应对反应，从本质上解决不了问题。
2.从众。从众，指个人的观念与行为由于群体的引导或压力，而向与多数人相一致的方向变化的现象。有些学生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对主客观的状况考虑不足及判断不准确，盲目地从众。比如几年前的出国、考研。在盲目从众的环境下所做的结果往往不适合自己，最终却还要为此付出代价，致使毕业生的求职出现扎堆的现象，这在客观上就加剧了竞争。
3.攀比。攀比，指不顾自己的具体情况和条件，盲目地与高标准相比。很多的学生在选择职业的进程中会互相比较，不能客观、全面、公正地进行自我评价及对他人的评价，觉得别人找到了很好的工作，就感觉心理不平衡，根本不会去认真考虑这个单位适不适合自己，就盲目地进行攀比。这样不仅让自己的心理失去平衡，而且还会在攀比时失去了适合自己的机会。
4.依赖。依赖是指依靠别人或事物而不能自立或自给的行为。当今社会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面临就业的竞争及压力，很多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就将希望置于别人的身上，被动地依赖自己的亲戚、朋友、师长、学校等各界的帮助。导致自己深陷被动的择业处境，这样的心理及习惯会成为以后发展极大的阻碍。
三、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心理问题形成因素
（一）个体因素导致就业过程中心理问题的形成
1.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征。大学生处于青年阶段，也是个体由不成熟过渡到成年期的阶段，从生理、心理、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呈现着过渡的特性，这也会经常导致青年处在诸多的矛盾中，会受到环境的诱因影响致使出现心理问题；在求职的阶段，学生直接要面临的是从学生转化为职业人，在社会角色上有着重大的改变，若是个体本来的心理行为跟不上外界的步伐，那么众多的心理问题就会出现。
2.自我认知及定位的偏差。大学生的成熟度是非常有限的，并且其经验跟水平也制约着他们对自我的充分、客观的分析及了解；还有中国的大学生是被称为生活在象牙塔中，也就是学生总是对学校以外的生活没有足够的认知与了解。这样就会出现自我认识的不完全、不准确的问题，会导致自我和理想，自我及其他的环境之间存在诸多的矛盾。
3.认知模式的问题。学生存在绝对化、过分概括化、糟糕化等非常不合理的信念，也会形成个体本身的另一个应激源，成为导致学生出现焦躁、抑郁的负面情绪，或心理障碍的诱因。
4.应对措施及能力不足。大学生因为缺乏心理发展及健康教育等，在面对挫折时总是没有合理有效的应对举措及能力，加上自我意识的不断增强，也导致某些学生对外界的支持体系有着很强的预防心理，并且还不愿意跟身边的人讲或不愿意求助于学校的心理专业机构。应对措施及能力不足，导致学生不能很好地处理就业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及事件，也不能很快地恢复心理的平衡。
（二）外界因素导致就业过程中心理问题的形成
1.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导致就业压力过大。近年来我国的就业形势逐渐地严峻起来，导致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持续增长，这是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出现的主要应激源。毕业生的数量逐渐增加导致毕业生及社会间的矛盾加大，并且毕业生还跟我国的社会结构性有很大的矛盾。我国的经济发展及人才需求都有着非常大的地区性差别，大学生的就业结构非常不平衡。
2.大学生个体社会化模式的不足。个体在社会的环境下呈现可以适应一定程度的社会文化，且参加社会活动并为社会所接受，这种进程叫个体社会化。若是个体的社会化没有很好地完成，就会对社会不适应，进而出现心理问题及行为阻碍。校园及职场的距离已逐渐地成为了学生知识到工作能力转化的最大阻碍。
3.外界环境的期许。外界环境会对学生的价值观、认知等的发展形成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很多时候，社会舆论方面及父母是以精英的态度来看待学生的，觉得大学生就应该要有好工作；并且人们对不一样的社会分工及职业还有很大的偏见存在。这些都会对大学生的择选就业有着极大的影响，也会导致更大的就业压力。
四、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的有效对策
（一）大力发展生涯教育，帮助学生良好地定位从大学生的自主就业制度施行以来，各个高校都开设了大学生的就业指导。主要是针对迎接的毕业生，注重讲就业政策及技巧等就业安置方面的众多内容。这样能够有效地提升学生的求职能力及技巧。应展开专业化、全程化、系统化的全方位职业生涯引导，唤醒学生的职业生涯意识，以达到帮助学生进行正确的自我评价及定位、发展职业性的素质，这对就业进程中学生的众多心理情况有着很大的决定作用。
（二）强化就业心理辅导，提升学生的心理调节能力众多的心理问题及就业问题都是彼此之间交织、相互的结果，这也就要求将心理引导及职业生涯的引导有效地结合起来，以进行部门工作的互通、互动。在心理辅导中要注重就业所导致的有关问题，更要将心理引导及进展体现不能缺少的组成模块与内容进行严格的把关指导。这也能解决学生的就业心理问题，且提升学生的心理适应程度，良好的心理素质及适应程度也是学生以后必须要具备的素质。
（三）促进学生的社会化进程，提高学生的职业适应程度良好的社会化环境是学生适应以后职场的基础，也能有效地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水平。帮学生架起很好的沟通桥梁，让学生能很好地跟职场的人进行交流，使学生更客观地了解职场中的环境，并依据职业的环境要求，对学生进行有关素质的培养。因为职业对人的要求是多类型的，学生除了要有专业能力以外还要有综合的素质。学校要关注软能力的发展，以多样的方法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
（四）发展社会支持体系，强化辅导人员的团队建设良好的社会体系能够极大地缓解学生在就业过程中的心理压力及不良情绪，对学生进行认知的引导。学校也应该发展专门的辅导机构，开展多种类的学生自主活动，对学生就业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我们应强化心理辅导者的综合知识素养及背景，给学生提供科学的服务，教师要利用自己专业性的知识进行综合引导，及时地处理学生的就业心理问题。
五、结语
关键词：原版教材；双语教学；社会心理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5-0203-02
双语教学是指采用两种语言作为媒介开展教学活动，其目的之一是通过引用外文原版教材，促进教学内容的现代化；二是促进具有国际竞争力、掌握国际动态的高素质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教材是教学内容的载体，优秀教材的选用既是开展双语教学的首要任务，也是关系到双语教学效果的重要环节。原版教材由于内容更新快、知识呈现形式丰富生动、语言地道等原因逐渐成为双语教学教材建设的首选。
我国高校心理学教育开展较晚，但是心理学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作用却日益彰显，因此培养高素质的专业心理学人才已成为心理学专业的重要教育目标。但是由于我国国内心理学研究水平及研究成果等方面的不足，高校心理学专业课程的教材中多是反映国外研究成果的内容，社会心理学更是如此。相对于国内传统教材更新速度较慢、说教性强等特点，选用原版教材开展双语教学活动将有助于开阔学生眼界，了解心理学发展的前沿动态，掌握地道的英语表达方式等。因此，我们选取社会心理学作为试点开展原版教材的双语教学，并通过近几年的实践教学摸索出一定经验。
一、教材选择
教材既是教学内容的载体，也是课堂教学的直接依据，高质量教材的选择更是关系到双语教学过程能否顺利完成的必要条件之一[1]。我校社会心理学开课所选用的英文原版教材《Social Psychology》由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David G.Myers主编，在美国有700多所大学或学院的心理学系都采用这本书作为社会心理学课程的主讲教材。这本教材已成为美国心理学教科书同类教材的一个标尺，其基础研究与实践应用完美结合的风格是其精华所在。同时，它丰富多彩的插图和插话以及崇尚实证、言而有据的表达风格使其成为同类教材的佼佼者。
David G.Myers开篇以单独的一章介绍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随后的部分则围绕社会心理学的定义展开，分成第一至第四编（共16章）。为便于阅读，每一章由3～4节组成。每一章以预览开始，以概要结束，便于学生掌握章节的结构及核心概念。同时，教材内容呈现形式灵活多样，采用了大量的插图、观点聚焦、图表等形式，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习主动性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该书2008年新版中500多处新的引用和举例则关注到了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从而有助于专业学生了解本专业的发展动向，发现自身的学习兴趣点，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聚焦专栏和联系社会等内容则重点关注当前发生的事件和社会心理学之间的关系，探讨了社会心理学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些结构的设置，为教师的课堂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教学内容，对开阔学生视野、促进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2]。
二、师资队伍
使用原版教材开展双语教学是对授课教师教学能力的极大挑战。它要求教师不仅要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掌握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更要具备一定的英语听力水平和较强的口语表达能力。双语教学的教案准备、相关辅助资料收集和授课计划的安排都要求授课教师投入相当的精力，具备较强的专业素养。由于原版教材在内容安排、案例介绍和知识点的组织等方面与国内教材存在极大差异，这就要求授课教师也要及时转变思路，改变既往生搬硬套的刻板的授课方式，积极采用灵活多样的课堂教学手段，帮助学生理解相关知识。除此之外，要想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授课教师之间更应该开展积极有效的教学活动，例如相互听课、集体备课等，从而取长补短，交流经验，以促进专业教学水平的提高。
目前，我校社会心理学的授课教师皆为具有硕士或硕士以上学历的青年教师担任。年轻教师的特点是精力充沛，思想灵活，接受能力较强，因此在授课过程中能较好地接受新知识、新方法，能够做到教学相长，既锻炼了自身，提高了专业素质，也做到了与学生的较好沟通，提高了教学效果。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手段
国外教材的普遍特点是知识难度不高，但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样，并且善于通过丰富的实际案例引用、观点聚集等形式阐述、论证理论。我们所选用的David G.Myers的《Social Psychology》书中多达几千处的研究成果引用既体现了作者开阔的视野、丰富的专业知识，更带给学生耳目一新的感觉，具有较强的时代感，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原版教材的内容呈现形式多样，涵盖了丰富的插图、说明性图表及插入性专栏等内容，与国内系统化、条理性的知识介绍方式有较大差别。因此，在课堂授课过程中，教师可以有意识地利用这些表现形式，开展多样的课堂讨论、小组辩论等互动活动，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改善教学效果。在社会心理学的试点授课过程中，无论是课堂上的集体讨论、小组讨论，还是安排学生的课后讨论、资料查阅及完成论文，绝大多数学生都表现出了较强的学习积极性及对本门专业课程学习的强烈兴趣，尤其对英文教材中出现的较多案例介绍，均表现出强烈的阅读兴趣。由此，通过本次课程学习，极大地调动了专业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增强了专业学习的信心。同时大学专业课程的学习与中学阶段的学习方式有很大不同，需要学生自主学习，课后学习的内容非常多，而英文原版教材丰富翔实的案例，对开阔学生视野、增强学习主动性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教学手段与方法是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与教学质量、教学效果密切相关。原版教材的双语教学因其与传统教学模式差异较大，对教师与学生双方都要求较高，因而更宜采取灵活有效的教学手段与方法，促进双语教学教学效果的提高。原版教材的内容表达方式、内容结构具有形式多样、例证丰富的特点，因此在课程授课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课件、CAI课件等载体，将图像、文字、声音等结合起来，活跃课题气氛；把学生之间的主题讨论与教师对难点的讲解释疑相结合，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3]。同时，还可以通过引导学生对重点内容进行出声朗读并翻译、用英语进行讨论、发言等形式，提高学生的英语表达能力，促进学生的英语思维方式的发展[4]。目前，社会心理学的双语教学采用中英文兼顾的形式，在课堂授课的初期，考虑到学生的学习习惯及接受能力，教师在知识的讲解过程中比较多地注意讲解内容的安排、课题的进度安排，及时开展有效的教学互动，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较好地完成了教学计划。随着教学的深入，学生对新教材的接受能力也在逐渐增强，教师适时地增加难度，学生参与内容逐渐增多，并且在理论教学的同时，在社会心理授课过程中加入实验内容，划分小组后通过学生自主选题、自主设计、自主实施和教师总体把关等过程，使全体学生都积极地参与到实验研究中来，既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更提高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较好地改善了教学效果。
四、课程考核方式
随着现代高校教育对素质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百分制闭卷考试的一站式考试模式也正逐渐被口试、半开卷式及综合性考试模式所取代。双语教学形式的灵活多样也决定了考试形式可以采取更客观、更有效的考核形式。
由于原版英文教材内容的设置形式与国内传统教材的差异较大，对学生的综合能力的要求更高，因此在考核过程中应把学生平时的表现纳入最终的考试成绩中，根据不同阶段的教学要求，通过开展课堂提问、专题讨论、小论文书写和主题报告等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对学生的多种表现予以效果评定记录。学期结束，结合最后的笔试成绩，综合形成学生的期末成绩。并且，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对学生课堂回答问题、课后作业完成的情况与质量的评定，不仅有利于教师及时获取教学信息与教学效果反馈，并根据反馈信息及时调整授课方式、提高教学水平，更有利于学生及时总结，加深印象，巩固知识掌握。综合性的考核评定方式更客观、更公开，对避免学生形成死读书、读死书的刻板学习模式，保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起到积极的作用[1]。
在试点教学过程中，《Social Psychology》学期结束的考核方式就采用了综合评定的方式，既兼顾了学生在平时课堂回答问题、讨论时的表现，又把学生完成的论文、实验设计及实施等方面的成绩纳入到最后总评成绩中，最后，汇总期末考试试卷成绩，形成学生本学科的最后成绩。
五、存在问题
双语教学活动的开展需要学校、教师与学生多方面的配合与努力，相关教学活动的开展更需要学校各方面政策的倾斜与支持。优秀原版教材的选用与有效利用更是对师资队伍、学生学习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通过近几年的社会心理学的试点教学，在收获的同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教师的教学水平、对原版教材内容的理解等方面。其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外文教材内容所涉及的案例、准则与我国实际国情及标准、准则之间的差异。二是学生英语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对原版教材的双语授课内容、授课形式等方面的接受能力也就出现一定差异。
总之，原版教材的双语教学目前虽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我国高校教育改革的不断发展，它必对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形成较大影响，成为现代化专业人才培养的有效手段之一。
参考文献：
[1]阴洪杰，张帆.高等学校双语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3，（12）.
[2]梁文艳.双语教学中使用原版教材开展教学的探索[J].高教探索，2007，（6）.
[3]李香玲.普通心理学双语教学的探索与思考[J].中国电力教育，2009，（5）.
[4]冯晨昱，李桂山.高校双语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教育探索，2008，（11）.
次序 月 日
内容
重点
1
音乐教育的历史
历史线索和人物、事件
2
音乐教育的哲学原理
主要流派的观点
3
音乐教育的哲学原理
各派观点的合理和局限
4
音乐教育的美学原理
主要流派的观点
5
音乐教育的美学原理
各观点与音乐教育价值
6
音乐教育的社会学原理
社会学对象与音乐教育
7
音乐教育的社会心理学原理
社会心理影响音乐教育
8
音乐教育的心理学原理
主要流派的观点和角度
9
音乐教育的心理学原理
其他概念与音乐教育
10
音乐教学中的心理学应用
目标分类学及其运用
11
音乐教育的课程原理
课程分类、功能、要素
12
音乐教育的课程原理
原理与现实的课程改革
13
音乐教育评估的原理和实践
工具、类型、用途、过程、
14
音乐教育研究
研究型教师、方法类别
15
音乐教育研究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16
音乐教师教育
历史与发展趋势
17
音乐教师教育
国际比较、音乐教师标准
18
本文旨在对已有成果进行归纳总结,为深化研究和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一、关于社会心态概念的研究
(一)哲学意义上的社会心态概念
胡红生认为,社会心态是一种普遍存在而又十分复杂的精神现象。在他看来,无论是社会心态还是社会心理,均为社会意识结构层次的组成部分,而社会心态是低层次的社会意识。[1](P.44-45,29)张二芳认为,社会心态是社会主体心智状态,展现了群体精神并在群体中广泛流行。[2]
但是,通过厘清社会存在、社会意识与社会心态的关系,我们发现,既然社会存在是通过社会心态这一中介上升为社会意识,那么,某种程度上,张二芳笔下的社会心态仍是社会意识的低层次部分。
(二)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社会心态概念
丁水木将社会心态等同于社会心理,强调社会心态是一种普遍性存在的社会心理,而这种群体的心理反应受社会环境、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影响。[3]杨宜音则将社会心态同社会心理区分开来,认为社会心态是社会心理中最为宏观的分析单位或分析水平,[4](P.14)是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5]
马广海关注社会心态的动态特征,强调社会心态是一种心理活动过程,而且同重大社会变迁的过程紧密相连。[6]王俊秀将社会心态视为转型社会一种宏观视角的社会心理研究,认为社会心态是影响个体行为的模板,是大多数成员所具有的普遍心理特点与行为模式。[7](P.25)
(三)文化学意义上的社会心态概念
文化学将社会心态归为文化的结构和基本层次。李静认为社会心态应当属于文化的深层结构。[8]李鑫生在《人类学辞典》中,将心态界定为一定时代的社会、文化心理及其反映的总称;认为社会心态构成了特定社会的价值-信仰-行动体系,并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积淀在特定的文化中,成为这一文化的最基本层次。[9](P.187)余勇从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的视角,将文化心态等同于社会心态。[10]
姚维把宗教心态归为民族地区社会心态。[11]马进以日常交往为切入点,探讨了少数民族宗教心态、法制心态。
"社会心态的概念研究是组成其判断论证的基础。综合各学科对社会心态的界定,哲学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社会心理学方面则显得更丰富。不管是哪个学科,都强调了社会变迁或者说社会发展与社会心态之间的必然联系,并将社会心态与个人心态做了区分,强调社会心态的整体性;同时,部分学者刻意将社会心态从社会心理中剥离出来,寻求社会心态研究的理论独立性。但是,不难看出,社会心态虽然被普遍使用,却在一定学科层面上并未达成共识,成为理解广泛,随意性较大的词汇。也有学者融合历史唯物论、文化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对社会心态加以界定,力求在不同学科层面达成共识,却也不过是三个学科的分而述之。
二、关于社会心态内容的研究
(一)哲学层面上的社会心态内容
张二芳认为,社会心态由文化要素、心理要素和思想要素构成。[2]程家明强调,心理取向、社会理智与精神支柱及其包含的各要素均属于社会心态内容。[12]
虽然两位学者观点不甚相同,但就其对组成社会心态要素的内容阐释上来看,心理取向和心理要素都包含了民族精神和社会性格;社会理智和文化要素均包含了社会理性;精神支柱和思想要素也都包含了社会理想和社会信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内容涵义是一致的,均蕴含着社会心态的稳定性。
胡红生认为社会心态系统是心态内蕴和心态表象的有机统一体。[1](P.58)两者均属于稳定性成分。其中心态表象是心态内蕴的外化和对象化表现,既然心态表象所包括的话语系统、社会时尚、社会舆论、社会习俗和社会风气等属于较稳定性成分,那么,心态内蕴也自然如此。
(二)社会心理学层面上的社会心态内容
在个体和群体相互建构的基础上,陈午晴将社会心态分为汇合式社会心态和融合式社会心态两种。[13]受"知情意"影响,杨宜音提出,社会心态由社会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构成。[5]马广海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社会行为",即社会情绪、社会认知、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意向。[6]
受社会表征理论影响,王俊秀认为,社会心态结构由内到外从超稳定到变动性,其依次对应的内容为国民性、社会价值观、社会情绪和社会行为倾向及社会信任、社会认知等。[7](P.34)由此可知,王俊秀的社会心态内容依然受"知情意行"影响。
(三)十报告提出的社会心态内容
十报告从"良好社会心态"角度,进一步界定了社会心态内容,即"自尊自信、理性平和与积极向上".部分学者围绕十报告所提出的社会心态内容进行了简要论述。邓朦以中国传统儒学阐释了"理性平和社会心态",强调理性平和是社会心态的根本。
王洪春从社会心态个体到全体的形成路径论述了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15] 总体来说,不同学科站在各自理论角度,都对社会心态所蕴含的稳定性内容(特别是国民性、社会价值等)给予了肯定。但是,关于社会心态的内容,各学科之间并未达成有效共识;对十提出的社会心态的内容,学界也重视不够,研究严重不足,仍有待于深入研究。
三、关于社会心态作用的研究
(一)哲学层面上的社会心态作用
哲学强调社会心态是一种社会意识。根据这一论断,学者们从三个方面概括了社会心态的作用。
一是对社会存在的作用。李静从社会心态的抗变性角度,认为落后的社会心态对转型期社会有滞后影响;同时,基于社会心态的相对独立性,认为社会心态对社会发展与进步具有正面与负面的双重作用;而社会心态的引导作用在于社会行为的选择受其引导。[8]胡红生认为,社会心态在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中直接起着调节和指导作用。[1](P.56)
二是对社会意识的作用。基于社会心态在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中的地位,程家明指出,社会心态具有中介过滤作用,因为社会存在的现象和本质要通过社会心态这一中介通道同化为社会意识,最终由这一部分社会意识发挥改造世界的作用。[16]李静提出,社会心态将具有各种思想内容、目的的活动连接起来,构成整体社会活动,构建社会关系,起着社会组织和凝结作用。[8]
三是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双重影响。程家明认为,社会心态作为心智状态,不仅可以认识改造社会存在,也对社会意识产生能动作用,即对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双方的发展与变迁都发挥作用。[16]
(二)社会心理学层面上的社会心态作用
社会心理学强调社会心态自身形成与传播过程中对人的心理进而行为所发挥的作用、社会心态内部的结构内容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是社会心态具有预测作用。学者们强调社会心态对社会稳定的意义。马广海认为,探讨社会心态的意义就在于其对社会行为的预测与控制。[6]丁水木认为,社会心态一旦到了临界点,就会迅速发挥预警作用。[3]
二是社会心态具有汇聚、从众、群体极化、群体参照和皮格马利翁效应。杨宜音从社会心态的传播过程概括了社会心态的作用,认为汇聚效应指的是拥有某一观点或态度的个体通过各种媒体不断汇聚共识,最终成为超越个体的集体力量;从众效应也称为"多数人效应",指个体的观点和行为与群体保持一致的现象;群体极化是指群体决策时,往往比个体更容易走向极端;群体参照效应是指人们易选择与自身相同特质的人加以比照;皮格马利翁效应,也被称之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指预期会激发人们的潜力,从而达到期待的后果。[4](P.56-58)
三是社会心态具有推动、支配和控制作用。王俊秀将社会心态视为社会环境的一部分,认为社会心态也是社会转型和变迁的推动者。同时,他将社会心态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强调社会心态各结构内容之间也发挥着支配和控制作用。[7](P.32)
四、关于影响社会心态主要因素的研究
影响社会心态的因素十分复杂,学界主要围绕社会心态的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和社会主体自身因素三方面展开。
(一)社会心态外部因素
1.经济因素。孙伟平认为,作为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反映,社会心态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而发生变化。杜秀清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是影响社会心态的深层次原因。[18]
2.社会因素。邵道生认为,社会剧烈变化是影响中国国民心态变化、发展的最为重要因素。[19]李有发则强调,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民生问题是影响社会心态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20]
3.社会组织结构因素。黄相怀认为,随着改革深化,基层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结构的一部分,其社会支持系统的不完善是导致社会心态失衡的原因之一。[21]龙书芹通过实证分析,指出社会各阶层的不同导致了社会心态的不同。[22]
(二)社会心态内部因素
1.文化道德因素。刘东超通过分析中国社会心态演变过程,指出中国文化变迁带来了社会心态的变迁。[23]邵道生强调转型社会两个文明建设失衡和"榜样"力量的丧失,处于"无道德心态",导致社会心态的负面影响。[19]
2.核心价值观因素。夏学銮认为社会心态受转型期价值取向的变化所左右。[24]王俊秀根据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核心价值观来自于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思潮、文化传统中被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和信念,属于稳定的社会心态,深深地影响着社会心态的其它层次和行为。[7](P.32)
(三)社会主体自身因素
孙伟平认为,包括生理、知识经验、思维与行为方式等在内的社会主体自身因素,对社会心态起着制约作用。[17]孙德梅基于调查数据得出个体特征、家庭影响、社会网络以及个体对所处阶层和阶级的认识都对社会心态有重要影响。[25]
五、关于社会心态培育路径的研究
(一)从国家发展大局角度
1.加大发展力度。胡红生认为,大力发展生产力,是引导调节社会心态的物质保障,也决定着社会心态发展的性质和水平。[1](P.293)杜秀清认为,要通过加快发展,在稳定中做大做强社会财富,并加以合理分配,为培育健康社会心态打下良好基础。[18]
2.加强制度建设。温淑春提出,不断健全各项舆论制度,畅通社情民意的反映渠道。[26]王俊秀强调建立制度层面的社会信任机制,摆脱社会信任困境。[27]冯国芳提出,要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的利益协调机制、社会预警机制、疏导教育机制。[28]
3.优化社会环境。王雅君认为要塑造执政党和政府的全新形象,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刘武俊则认为要为理性平和心态营造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30]李霓站在执政党角度,强调将社会心态建设纳入社会管理创新目标。[31]闻学良强调要优化媒体,认为必须始终把握媒体的政治方向,引导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32]
(二)从完善社会心态内容的角度
1.坚持的指导地位。叶国平提出,要坚持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和谐发展的大好局面,统领与整合复杂多元的社会心态[33]
2.重视核心价值观的作用。刘扬认为,要在继承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整合优化现代价值观念,构建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发挥一元主导作用。赵静强调,发挥核心价值引领力,助推社会成员对国家和社会的核心价值的认同。[35]
3.注重文化道德建设。陈虹提出,用中国精神铸造良好品格,改变社会认知和疏导社会情绪,激发斗志,培育自尊自信的良好社会心态。[36]李霓认为,要做到用文化传播引领公众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30]马向真认为,正是因为道德价值建构与社会心态塑造之间的同向互动关系,道德价值的建构就必然随之带来良好社会心态。[37]
(三)从社会心态自身发展规律的角度
1.增强社会认同形成共识。沈建波强调,增强社会心态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38]刘艳萍认为,建构和谐社会心态是指在社会各阶层社会心理多样性的基础上积极培育社会的价值认同和对社会共同理想的认同。[39]
2.加强调节疏导营造和谐氛围。杨玉娟提出,构建社会心态自身的调试机制,包括社会保障体系、援助体系、监管体系、分配体制和社会心态研究系统,加强调节,多元化多渠道地培育良好社会心态。[40]马广海则指出,应该充分重视对于社会心态的监测,同时还要注意通过有效的途径对各种消极的社会心态进行及时的疏导。[41]
纵观社会心态研究现状,近年来学者们在社会心态的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显着成果,但仍缺少对理论研究应有的关注和缜密分析,多跳过概念直接加以分析,或综合考察现象以论述社会心态应用内容。社会心态成为约定俗成却内里不明的用语,理论研究滞后于应用研究,也阻碍了应用研究的深度。理论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基础,社会心态研究要取得长足发展并对社会稳定发展切实发挥作用,必须重视理论研究并不断深化。随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也越来越需要从学理层面深入研究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影响下的社会心态,否则,始终不过是昙花一现。
摘 要：社会心理从内容而言，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健康积极的，另一类是消极颓废的。
关键词：健康、心理、社会、主流
社会心理从内容而言，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健康积极的，另一类是消极颓废的。健康的社会心理，主要是指人们的仁爱、和谐、进取等心理倾向，它是社会的主流，为广大社会成员认同；消极颓废的社会心理，主要是指社会心理的负面，代表着低俗颓废的人生观和病态腐朽的处世哲学，为一些人群迎合、追求和奉行。在当今多元价值的背景下，教师的心理也悄然发生了许多变化，表现出不同的特质。例如，功利、浮躁、惰性、倦怠等心理，愈来愈为许多教师所默认和推崇，而过往积极健康的心理品质，则越来越被淡化，甚至被教师拒认、抵触。
应当说，社会消极心理并不代表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心理，也不能说明教师队伍的主体。但它借用教师某些心理失衡的暗道，在教师之间传播、扩散，引起或明或暗的“交叉感染”，使一些教师在不知不觉中失去分辨力、抵制力和警惕性，以致教师在教育观念上，不思进取，不把自己视作教育教学的首席，仍旧挥舞着师道尊严的大棒，视学生为课堂的奴仆和看客；在行为上，计划抄袭，教案抄袭，论文抄袭，课件抄袭，大凡能抄袭的，一概抄之，不能抄袭的，就向学生生吞活剥地灌输；在角色上，不讲究民主和平等，强调个人价值，以自我设计为中心，不安心甚至厌倦课堂教学，但却非常热衷于有偿“家教”“家养”，信奉利益至上。这些问题如果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疏导，势必会导致教师心理的进一步生锈和扭曲，不仅会使那种不当的教育行为继续存在、泛滥，影响教师本人的归属感、成就感，而且会波及到每一个孩子，使孩子们蒙上成长的阴影，给教育事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现代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社会心理受他人、群体和公众的促进及制约，是处于社会控制和社会行为之间的中间地带，就像“城乡交接部”那样跨越两大领域，因人们疏于管理，产生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但它却真实地反映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它具有中介作用，可以为社会的组织系统优化与控制，使人们的心理活动适从社会规范。可以看到：它既能顺从和有利于社会控制，也可能抵触和不利于社会控制。
从当今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将消极不良的心理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完全可能的。为了培养教师健康、积极、稳定的心理，应重视社会心理对教师的调适和指导，加强教师心理的沟通，就显得尤为必要。
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社会主流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规范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因此，进一步强化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人们心理或思想的转化往往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因为它需要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防止社会消极心理对教师的影响，需要做经常的、大量的、艰苦的工作，需要教育、管理、文化、舆论等各方面综合治理。若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仍停留在过去那种自上而下的灌输说教模式和“报喜不报忧”的片面性，那么教师消极不良心理将难以扭转，甚至会因为社会的阴暗面而加深教师的不满情绪，产生逆反心理。据此，社会应营造积极健康的社会氛围，文化应起到传承优秀文明的功能，舆论应起到社会各群体各阶层的呼声或意见能及时传导的作用，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应努力在心理沟通和双向交流上下功夫，改进陈旧落后工作模式，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教师心上。只有工作细致了，具体了，到位了，方能营造一种宽松、透明、和谐、健康、积极的社会心理，方可让教师在实际生活中体验到那种惬意的社会环境，使某些失衡的心理状态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平衡，并得以较快的调适。
在学校，不能粗放式的经营管理，要“强根固本”，增强教师抵制社会消极心理的侵蚀，努力提高他们的免疫力。除了组织教师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和道德准则外，着力引导教师正确看待金钱、幸福、苦乐等，着力解决好“为谁教”、“怎样教”等基本问题，帮助教师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观。因此，学校主管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要针对一些社会心理问题 ，及时开展有针对性的活动，做好广大教师政治、思想、情感的引领工作，多运用心理暗示、自我提示等方法，提高教师的自律能力。例如，在教师中开展谈心、交流活动，就能避免领导的话语霸权和上下级的心灵隔阂。这种按摩式的思想政治工作，形式活泼多样，是抵制社会不良心理影响的一个好办法。“士为知己者死”，就是这种方法的成功运用。心理学主张，“人心贵在相知”。 此外，学校还应想方设法帮助教职工提高心理保健能力，聘用专业的心理机构，解决教师的心理问题，缓解教师的工作压力，解决教师的心理冲突和心理危机。通过心理咨询、谈心交流等活动，教师与领导之间筑起一道无形的“连心墙”，教师就能敞开内心世界，说出内心的感受和矛盾，工作中的压迫感、倦怠感、失落感、不安全感甚至是被剥夺感等，就能有效有序地获得疏解和释放；同时，通过心灵与心灵的交流、疏导和引领，又能帮助教师走出心理的误区，纠正认识上的一些偏差。
论文摘要：令后人企羡的魏晋风度，其实就是魏晋士人这一内团体集体政治效能知觉上的无奈和个人人格独立自信的结合体。正是由于他们这种透射在无奈之中的自信，让后人着迷甚多，历久弥新。
魏晋士人在“乱世”中生存，当政治黑暗、社会动乱、儒学式微、名教危机、玄学大兴的时候，魏晋士人的生存却在无奈中透射出一种自信。魏晋士人群体在乱世中滋长起来的个体自觉，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自我价值肯定。笔者下面就用社会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的部分观点对魏晋风度作一点浅析。
社会心理学把人们生活的世界从偏见产生的根源分为内团体（in-groups）和外团体（out-groups）对于前者而言，个体把自己看作其中的成员；而外团体则相反。笔者称魏晋士人为一内团体，是因为魏晋士人的生存与创作等方面的共通性，这是一群于乱世之中有着高度自信的知识分子。他们与中国文学史上其他历代文人有着较大的差异。“魏晋风度”这一概括似乎是对这一内团体永久性的赞誉。
东汉末年，宦官和外戚把持朝政，政局动荡。残酷的社会现实无情地击碎了士人长久以来形成的救世思想。士人阶层和专制君权（及其操纵者宦官和外戚）之间的“话语权力之争”的结果导致了“党锢之祸”，“党锢之祸”对士人的伤害是极大的。士人从此转向了个体自觉。魏晋士人就是在此之后的一个具有特定时代意义的群体。正始时期，以曹爽为代表的和以司马懿为代表的两大政治集团都想尽千方百计地培植各自的党羽，这就把皇权意识本已经十分薄弱的士人心中的儒家入世思想更加削弱了。司马氏集团篡政之心曝光之后，面对血腥的政治，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士人虽然怀着对曹魏集团眷顾之意，但是却并不敢公然地反对，大胆的嵇康那种“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越轨之举，也只是以其放荡悖礼行为来表现自己的愤懑，却并没有公然说反对司马集团。他们内心仍然有着入世思想。如阮藉内心深处，并非没有入世的思想。《晋书·阮藉传》载：“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余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阮籍酣饮是为了排遣郁闷，他心中有一股无奈之情。而当时与阮籍一样同为浮诞者代表的，如王戎、阮咸、刘伶等，他们都是在叹息之中寻找解脱。《晋书·向秀传》记：“康既被诛，秀应本郡计入洛。文帝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向秀的改节，也是一种很无奈的选择，是无可选择的选择。嵇康临行的一幕，时时在他的心里缠绕不去，他不是自愿的举郡计入洛，而是惧祸、是死的威胁与自全的欲望迫使他改节的。我们可以很明白的从向秀的《思旧赋》中看出他对曾经与嵇康共同生活的怀念，那种“相对欣然，旁若无人”的场景在他改节之后也成为了回忆。士人在如此的忧生心态下，不得已以求自全。魏晋士人这一内团体的自全心理表现在行为上是“不婴世务，在职而不尽责，责于牵涉个人安危的关键时刻，宁舍是非而依违两可；而在生活上，则是求放任以自适，于潇洒风流或放诞中享受之乐趣。”① (P230)曹魏士人和西晋士人的无奈大多是因为政治黑暗之中的性命之忧。另外，以左思为代表的一批寒士，因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仕途现实而以冷眼旁观的态度无奈地叹息，这种无奈也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而东晋士人的无奈则又是另一番情况。《世说新语·言语》31则：“过江诸人，每至美，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他们的无奈更多的是来自国土的沦丧而导致的物事人非的故国难归之痛。在习惯了已经成为定局的情况后，士人形成了偏安心态。蔡谟、王羲之等人就不赞成北伐，他们大都没有雄心来收复故土，而只是注重个人超脱。东晋士人放纵依旧，虽说是积习所致，但政局使得他们具有组织和执行达到特定成就的能力的信念降低了，他们依然是无奈的。不过此时，他们没有像之前的前辈那样有强烈的忧生心态。无论是曹魏、西晋还是东晋士人，他们的无奈都与政局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也和他们所受的玄学思想有莫大的的关系。由此可见，魏晋士人这一内团体心底的无奈是极大的。
社会心理学认为：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个体对自己具有组织和执行达到特定成就的能力的信念” ②(译者前言)也就是个体在经过一系列事情的强化之后，形成的一种预测性的信念。这是一种主观感受。魏晋士人，尤其是西晋士人，他们各自都在政治上努力而无果，虽有人在其政，却并没有谋其事。抱负难以实现。由此他们的自我效能感逐渐降低，从而形成了较为普遍的内团体特有的集体效能知觉，即“群体对它具有组织和实现行为达到一定成就水平所需要的行动过程的联合能力的共同信念。”③(P683)于是在这一内团体中间形成了责任分散效应，即“当有不止一个人能够在紧急事件中帮忙的时候，人们常会假设他人会或应该帮忙——于是他们自己就会退缩或不帮忙。”④(P513)魏晋文人这一内团体的消极出仕情绪正是在不利环境下的一种责任分散效应。在不利环境下，他们更多的是明哲保身。这种生存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这一点在曹魏和西晋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已经在前面论述过。东晋士人除了继承曹魏和西晋时期的一些生活习惯，又增添了一份格外寄情山水的热情，将山水审美与玄理相结合。王羲之《兰亭集序》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不过，此时的士人将那种无奈更多地在山水和清谈之中发泄，比起永嘉南渡之前的士人似乎活得潇洒自在。
魏晋士人喜好清谈。“魏晋清谈之起，在学术上盖上承东汉方术道家与老易思想之一部分，而革弃儒家思想之一部分，其新兴之一部分，则为先秦诸子学之重光，与印度思想之流入。”⑤(P2)魏晋士人这一内团体喜好的清谈是一种“规则主义”下的结果。即在以谈论“三玄”等有限的主题之下，进行无限的怀疑主义式的探讨和辨析，魏晋士人谈论的大都是“本体论”的问题。西晋士人在清谈上已经很讲究声调和修辞的应用。他们是不拾前人牙慧的创新式的清谈。这种学术交流式的论辨旨在创新，重在过程。他们看重的是清谈过程中的绮丽恣肆的论证，即那些“漂亮的话语”。魏晋文人这一种审美性的学术交流——清谈可以说是一种审美性的游戏。是他们为了自己人格得到升华，对自己人格的一种价值肯定。这也是属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最上一层——自我实现的需要。东晋士人则更注意山水怡情之美，清谈的地点大都是名士家室或者是一些山水优美之地，这本身就是清谈之乐与山水之美的结合。是一种审美性的活动，魏晋士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智慧和深情。清谈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审美性游戏，它是魏晋风度绝好体现的方面之一。
笔者一再强调魏晋士人这一内团体是有一种强烈的无奈意识的，但在无奈之中，他们又透露出强烈的自信。清谈这一生存方式对于他们来说，是在无奈环境下的一种学术交流式的自信。称魏晋文人为内团体，是因为他们生存与创作的共通性。但是这其中又渗透着极大的不同，即内团体也有着社会心理学中所谓的“偏见”，即“针对特定目标群体的一种习得性的态度，它包括支持这种态度的消极情感和消极信念，以及逃避、控制、征服和消灭群体的行为意向。”⑥(P521) 社会心理学中的内团体的划分是根据偏见划分的，当内团体形成之后，其中又会有新的偏见，就是说偏见不仅产生于外团体，内团体中也会产生偏见。纵观魏晋士人这一内团体，并非所有的魏晋文人都有同样的生存方式，部分魏晋文人仍然怀着较为强烈的兼济天下的宏志，为了实现这种宏志，他们不会像其他文人一样独善其身，如山涛、夏侯玄等人。阮籍好作清白眼、嵇康傲视钟会、嵇康之所以写《与山巨源绝交书》，那都是因为这一内团体存在着偏见。这种偏见实际上体现的是魏晋文人对自己一套清高的高标的高度的自信。他们对非按此高标行事的人存在着偏见，这也就是自信导致了内团体产生偏见，是对于拥有和自己内部群体不一致的世界观的人的一种偏见。魏晋士人是在强烈的无奈之中透射出强烈的自信。这种自信在《世说新语》中有着很多的记载，其中《品藻》、《任诞》、《简傲》等篇目，就是反映他们强烈自信的集中记载，主要体现在他们的行为怪诞之上。如《品藻》载：“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殷浩的回答是很有自信的。在士人之间的人物品评，有许多人都表现出自信不羁的一面。又如《任诞》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刘伶这种放荡豁达，桀骜不驯，洒脱自信的气度和胸怀一直让后人着迷。
综上所述，魏晋士人这一内团体表现出来的无奈与自信的组合就是让后人企羡的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是无奈与自信的结合体，是魏晋士人集体政治效能知觉上的无奈和个人人格独立自信的结合体。正是由于他们这种透射在无奈之中的自信，让后人着迷甚多，历久弥新。
注释：
①罗宗强著．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②③[美]班杜拉著．自我效能：控制的实施[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类社会竞争逐渐增多，当代大学生面临的压力也不断增加，而这些压力往往成为大学生自杀的根源。据统计，近10年来，在我国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现象中，自杀的比例排在第一位 。②
2015年5月18日，28岁的中南大学研三学生姜东身从学校图书馆六楼跳楼身亡。事发5天后，姜东身哥哥姜东中向媒体公布了弟弟死前在网上留下的五千字遗书，称弟弟因论文答辩遭导师为难无法通过，心里感到强烈不公平与愤慨，最终选择了跳楼自杀。我们通过对姜东身遗书的分析，出身微寒的姜东身确实因为感受到来自导师的不公平对待而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通常而言，当人们处于不公平状态时都会想着努力地改变这种状态，极不公平的境遇会令人感到屈辱，愤怒。本案例中，姜东身选择留下遗书，然后自杀，以此控诉自己导师的种种恶劣行径，既是他的反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他对给予自己不公平对待的人和社会的报复。
大学生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家庭和社会发展的希望，也是社会重点关注的群体。这就使得大学生的自杀行为造成的负面影响非常大。因此，大学生自杀问题便成为了当下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从社会公平认知视角出发，在对中南大学研三学生姜东身自杀事件进行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如何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公平认知，并对如何有效预防大学生自杀提出了意见与建议。
二、理论基础
（一）社会公平理论
社会公平理论是社会心理学中解释人们公平感的一种观点。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J.S.亚当斯等人提出。通过对不同学科领域研究结果的整合，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人们社会公平感的结构应包含5个维度（张媛，2009）：权利公平、机会公平、程序公平、互动公平以及结果公平。
大学生群体对社会公平的认知直接影响其情绪的变化和发展，对其自身行为也会产生不同作用。我们将个人对他人、对他人的社会行为及其规律的感知和认识称为社会认知③。社会公平认知，简而言之，是对社会公平的主观认识，是人们对于自身是否受到来自他人和社会公平待遇的直接感受。
显然，在社会公平认知方面，是对机会公平和程序公平的认知导致了姜东身的自杀。在姜东身看来，“前程为人人开放”而自己的前程却一片黯淡，尽管自己有能力、有实力依然得不到公正待遇，这种竞争根本上就是不规范和不公平的。自己的抗争没有任何作用，消除这种不公平感的方法只有自杀这种极端行为。
（二）归因理论
归因理论是西方社会认知领域最为重要的理论流派之一，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界逐渐形成了主导归因研究方向的新领域――成就归因研究，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韦纳。韦纳的主要研究点有三个：成败归因的原因、维度及其对情绪和行为的影响；成就动机水平与成就归因；能力自我知觉水平与成就归因。他不仅开辟新的归因研究领域，也建立了归因的研究体系，将归因的分类总结为内外归因、稳定或不稳定归因，可控或不可控归因。
20世纪80年代末期归因理论被引入中国，国内归因理论的研究集中在教育领域，大多继承了韦纳的成就归因理论，将大量的实验和调查研究聚焦于学生的学业成就和动机，研究学生的学业成就归因及其影响因素。有些学者也探寻除学业成就归因之外的领域，以归因理论为基础，研究社会行为的归因以及人际交往的归因，逐渐增强了对社会群体归因模式的关注。
姜东身选择自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将毕业答辩未通过这件事归因于导师对自己的不公平，甚至是整个学校、整个社会的不公平。在研究中，我们将根据归因理论，来深入探讨姜东身是怎样对学习和生活上遭遇的一系列挫折和打击进行归因的，并揭示这种归因与他自杀之间的内在联系。
三、案例分析
姜东身自杀事件中，姜东身自身感到来到导师的强烈的不公平感，因而选择自杀。这种对不公平的认知主要是指对“机会”和“程序”的不公平的感受，有同门同学、非同门同学、其他导师三个参照对象，正因为有这些比较，才更加深了姜东身自身的不公平感，继而是愤怒情绪难以遏制，因想报复和寻求解脱而选择自杀。
（一）不公平感的来源
（1）与同门同学相比：“近乎虐待的苛刻”
姜东身遗书中多次提到导师杨忠炯对同门的其他同学“宽容”，而对自己是近乎“虐待”的苛刻。
在写论文方面，他写道：“你也说过同门的论文看不懂，可是你随便就让改了发了！我的你看不懂，就着不让发，把学生论文拖到3月初的，机电院有你，很难再找第二个！”在平时的学习中，姜东身也是郁闷不堪，在遗书中他写道：“我忙几个月，不敌老板一个意见！也不敌老板的势利眼，毕竟两个同门中南本校的，不时去给你修电脑，也不及同门的家底殷实！”
所有这些遭遇到的不公平待遇被姜东身归结为：不是中南本校、家境不好而导师又势力。“也确实，穷点儿世面短，被你当傻子也无所谓了。”“还要等你说6月份答辩吗，明摆着要延期，要保宾宾和耀中。也不想想，他们仿真怎么做的，模型参数造假，实验造假，你不清楚吗？”在姜东身看来，导师总是可以维护同门其他同学，对他却十分苛刻，是个“势利小人”。
（2）与其他同学相比：“被故意刁难的不甘心”
在网传遗书中，姜东身指称，导师杨忠炯故意为难他，别人“很水的论文”都通过了，唯独对自己的论文十分苛刻，还要求其延期答辩。除了同门同学，与非同门的同学们相比，姜东身也深感不公平。
“论文建模仿真造假，实验造假，你不知道？偏偏揪着说我的可靠度怎么来的？我的都是计算出来的，没假！你再看看别人的，那有多么造假。你不知道？势利的小人，找个学生垫背踩，你很得意么？延期？不能接受，我尽力了，很多同学还没我努力呢，论文还没我写得好呢。”“答辩有几十号人了吧，怎么样你不清楚？势利小人，伪君子。”
遗书最后也曝光了其他老师的学生们的论文情况，不乏造假的“很水”的论文。“张怀亮老师，你的学生邹伟建模造假，你知道吗，基于环形缝隙流的建模，参考流体力学文献？我看了，压根没有。遗书最后，姜东身两次说到自己“不甘心”，可见，姜东身对自己论文没通过这件事怎么也想不通。
（3）与其他导师相比：“势力、爱面子的伪君子”
遗书中姜东身曾不止一次说道自己跟错了人，与其他导师相比，姜东身觉得自己的导师杨忠炯对自己极度苛刻，完全是个势利小人。“听说过别的同学也有挨老板批的，说的不过是被批成狗，这感觉我不懂。”“大家论文差不多，你不会不懂！别的老师放过的往届的论文，知网上已有很多，对于别人的成果，你是相当跪舔的，要我查，要我看别人怎么做！呵呵。”遗书中甚至说道，鉴于自己导师的权位，其他导师也不为自己说公道话。“周老师也看了我的大论文，直摇头。呵呵，周老师什么人，那不是仰你鼻息，你心里什么蛔虫，他不知道？装什么清高？”
在对于自己导师的评价中，我们也能明显感觉到姜东身的愤怒不平。“别的老师基本上不会为难自己的学生，即使有，那也是答辩之前吧。你不同，势利，没能力，办事抓不住重点，舍得把学生往死里整。”
（二）不公平感的表现
五千字的遗书中，字里行间全是对导师杨忠炯的控诉，控诉自己在平时和毕业时处处都受到不公平待遇。他提到：“明摆着要搞我，明摆着表明你科研严谨，明摆着表明你无能嘛？”他也不止一次提到自己“不甘心，因为付出被鄙视，也因为很多水论文轻松通过。”“我忍不了师兄弟的眼光，忍不了那种鄙夷，当然，更对不起我的努力。虽然我的努力在你眼里都是狗屎，我很努力，可是你不在乎。”
甚至，在遗书中，姜东身不断口出脏话，“说我毕不了业，要延期，你都放了N次屁了，无所谓了。说要我延期，扯到了同门论文比我强，比我说得过去；扯到了教育部让你审已上传论文的事儿；还他妈扯到了伟人的挫折。尼玛，当时我笑了，说这太远了吧。他妈把我当傻子糊弄呢。”“跟了你，真是瞎了眼。狗杂种。”“你是什么人，头天坑死人，第二天再泼粪的人。我不信了，论文再花几年又能改成什么样，你不知道？”从这些言辞中处处可见姜东身对自己导师杨忠炯的怨恨和不满。在他看来，自己毕业论文答辩未通过这件事完全是自己的导师造成的，是导师的势力、故意刁难造成的，导师对自己如此的不公平是他所不能接受的。在这封五千字的遗书中，姜东身将自己所有的愤怒、不甘心都不遗余力地宣泄了出来。
（三）原因分析
大学生自杀的原因是复杂和多重性的，单一的消极因素不可能导致大学生轻易地选择自杀的行为。导致姜东身有此认知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调查发现，姜东身家境贫寒，这样的家境出身使姜东身的性格变得敏感、自卑。遗书中，姜东身就说道，自己“没家底”而导师又非常势力。“学生的心血在你眼里可以是狗屎，但是，这也要看人的，势利的人看到家里有点儿底的，那他的心血可能就是盘不完善的菜！”据哥哥姜东中说，原本姜东身读研就是为了毕业后找一份好的工作。这次论文答辩未通过给了姜东身致命打击，或者可以说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读研三年期间因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而积压在心中的愤懑在毕业论文答辩未通过这件事情上完全爆发，最终致使他走上了绝路。这可以说是导致姜东身自杀的内因所在。
此外，在姜东身的愤怒和郁闷难以纾解的时候，唯一可以给他安慰和鼓励的家人也没有在他身边，及时给予他支持。姜东身的哥哥姜东中事后也很懊恼和自责，自己没有多关心弟弟，给予弟弟及时的安慰。
然而，姜东身选择自杀除了不公平的认知情绪难以纾解，还有他的报复心理。“算了，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遗书中除了控诉导师对自己的不公平，姜东身还曝光了导师杨忠炯套取科研经费等一些不光彩的事。“记得跟纪委说说你套取科研经费的事儿，跟教育部说说你为人势利，弄虚作假报账的事儿，跟基金说说基金申请赚大钱一本万利的事儿。”而导师杨忠炯在之前就嘱咐其他学生注意姜东身的状态，他也明显感到姜东身对自己的不满和可能做出偏激的行为。“上午批完，下午叫同门注意我的状态，怕我跳楼了呗！”但最终，缺少家庭支持、社会支持的姜东身还是选择用自杀结束自己的痛苦，用自杀行为报复对自己不公的导师杨忠炯。
四、结论与讨论
导致自杀的原因十分复杂，从群体角度看，自杀与社会、历史、文化、宗教等有密切关系④，从个体角度看，自杀是遗传、神经生物学、人格特质和负性生活事件综合作用的结果⑤。Kees（2003）将公平判断作为结果变量，对影响它的因素进行探讨。他研究了在信息不确定的情况下，情绪对人们的公平感的影响作用。认为，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会依靠他们对事件的感觉来进行公平感判断，这使得他们的公平判断极大地受到情绪的影响。实验的结果也显示，在信息不确定的情况下，人们的公平判断会变得非常主观，他们甚至会依靠于跟事件本身没有什么逻辑关系的情绪感受来做出判断。
通过案例分析，笔者认为，首先姜东身对于社会公平，尤其是机会公平和程序公平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知，从而将平时学习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挫折和困难以及毕业论文未被通过都归因于导师的不公平。姜东身心里早已蓄积了悲观、失望、孤独、厌世、报复等消极情绪，而毕业论文未被通过成为了这些情绪爆发的导火索，最终走上了以报复导师和寻求自我解脱为目的自杀道路。
勒温否定了刺激-反应的公式，而认为行为可表示为人和环境的函数，行为是随人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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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环境不是纯客观的环境，也不是科夫卡所说的行为环境，因为行为环境实际上是意识中的环境。勒温的所谓环境叫做心理环境，是仅仅对行为有所影响的环境，他称之为准环境。
准环境被区分为三种，即准实在的环境、准社会的环境和准概念的环境。仅举一例说明准实在的环境，其他两种环境的意义就可以类推而知。他说：“比如一个儿童知道他的母亲在家或不在家，他在花园中的游戏的行为便可随之而不同，可是我们不能假定这个母亲是否在家的事实存在于儿童的意识之内。”这就说明勒温的心理环境有别于科夫卡的行为环境。
勒温将人和环境描绘为生活空间。这个生活空间不包括人生的一切事实，而仅包括指定的人及其行为在某一时间内的有关事实。
必须指出，勒温的研究超出了格式塔心理学原有的知觉研究范围。他要致力于人的行为动力、动机或需要和人格的研究，为格式塔心理学开辟了新的园地。他以为环境的事物对于人不是无关痛痒的。有些事物吸引人，具有引值(正的原子值)，是人所愿意接近和取得的，有些事物排拒人，具有拒值(负的原子值)，是人所不愿意接受或拒绝的。这个一引一拒是与人的需要有关的。
勒温把需要区分为基本需要和准需要。饥思食、渴思饮，这种生理需要属于前者；写好了信要投邮筒，毕业临近要写论文，这种需要属于后者，是勒温研究需要时的主要对象。
根据勒温的学说，一个人有所需要，便产生了一种心理的紧张系统，心思不定，坐立不安，必待达到目的，占有目的物，满足了需要，然后紧张系统才可解除，心理的均衡才可恢复。
为了证明这种紧张系统的存在，勒温的弟子蔡戈尼克进行了一个著名的实验，来比较对已完成的工作和不许完成的工作的回忆。预测完成了的工作，由于其相应的紧张系统已经解除，就不易回忆起来了；反之，不许完成的工作，由于其紧张系统未曾解除，必定是念念不忘的。实验结果证明其预测的正确，所谓蔡戈尼克效应就是指这个结果。
奥夫西安克娜进一步研究代替满足。她也采用阻止实验，命令儿童做某一工作，中途予以阻止，然后叫他做另一工作，完成以后，儿童是否还想试做前一工作呢？实验证明，凡是性质相似，难易相等的工作，完成其一以后，就不再试做被阻止的其他工作了。
关于代替满足的研究还有助于了解正常儿和低能儿的人格差异。正常儿对两种类似工作所引起的两种紧张系统，可以互相沟通，因此有可以互相代替的满足。8、9岁的低能儿在同样的条件之下，很难有代替满足。
据克普克的实验，代替的工作和原被阻止的工作几乎完全相同，也仍不能产生代替满足，还想试作的百分比为86～100。但同时，低能儿又往往容易得到代替满足。他若觉得自己不能踢球到远距离去，便满足于作踢远球的姿势。
勒温根据这种研究提出了人格的动力说，低能儿的人格系统比同年龄的正常儿较欠分化，但其僵化的程度较高。譬如就正常儿而言，a和b两个系统虽有界线，但可相通；但就同年龄的低能儿而言，这两个系统或可很为一体，代替满足为100%，或可互相隔离，代替满足为零。
儿童和成人的人格差异因此也可有新的解释了。勒温说：“儿童和成人有一最重要的动力的差异，就是儿童的人格较欠分化，同时，成人的人格却较为僵化。”譬如新生儿的身体的某一部分若受刺激，可能全体发生了反应。成人则因局部刺激而有局部反应。另一方面，成人的兴趣和欲望是多方面的，其分化的程度远非儿童所可及。
勒温的心理紧张系统说使他的拓扑心理学有必要包括向量心理学和动力场的概念。
运动心理学是研究人在从事体育运动时的心理特点及其规律的心理学分支，它也是体育科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与体育学、体育社会学、运动生理学、运动训练理论和方法，以及其他各项运动的理论和方法有着密切的联系。
运动心理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人们在参加体育运动时的心理过程，如感觉、知觉、表象、思维、记忆、情感、意志的特点，及其在体育运动中的作用和意义；研究人们参加各种运动项目时，在性格、能力和气质方面的特点及体育运动对个性特征的影响；研究体育运动教学训练过程和运动竞赛中有关人员的心理特点，如运动技能形成的心理特点。赛前心理状态、运动员的心理训练等。
运动心理学这个术语首先出现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创始人顾拜旦的文章中。在他的倡议下，国际奥委会于1913年在洛桑召开运动心理学专门会议，它标志这个学科进入科学的行列。1920～1940年，苏联、德国美国等国都对运动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来，运动心理学受到广泛重视，大多数国家都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成立运动心理学会并召开专门会议，有关的文章和书籍也大量问世，使这门科学得到迅速发展。
运动心理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如技能学习、竞赛心理、运动对人的意义、从事运动的动机，以及运动员之间、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运动员和观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心理训练和运动心理治疗方法等等。20世纪初期，研究的问题多集中在技能学习上，包括学习的分配、保持和迁移等，而后深入到运动行为的理论方面。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通过研究逐渐形成运动行为的信息程序论，层次控制论、行为系统模式论等理论学说。随着认知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以及健康心理学的发展，运动行为的研究更深入到运动心理学联系着技能学习与控制和技能发展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从实验室的对单个动作的研究，发展到联系运动实践、提高运动效能的研究。随着运动实践的发展更进一步扩大了运动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发展到有关认识，解释和主动影响运动行为的研究，也就是提高运动效能的理论性研究。
运动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多是优秀运动员，也有青少年运动员；它也研究群众体育中的心理学问题。各国体育界近年来对运动员心理训练和运动员的心理选拔越来越重视。因为在运动水平越来越接近的竞赛中，心理因素对竞赛的胜败往往起决定性作用，致使心理测量和心理诊断学被广泛运用，各种心理训练方法不断出现。
由于运动心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理论体系还不完善，例如是否应将体育心理学和运动心理学分开还存在着不同看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结合运动实践的需要，在各体育院校、系科开设了运动心理学课程，开展了一些运动心理训练及心理选拔的研究，但对运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不多。
音乐心理学是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汲取生理学、物理学、遗传学、人类学、美学等有关理论，采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研究和解释人由原始(初生)到高级的音乐经验和音乐行为的心理学分支。
音乐心理学的研究内容非常广泛，如声音的物理特征在人听觉上的反映，音乐记忆、音乐想象、音乐才能，以及音乐技能的训练和音乐表演的心理状态等。由于它采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各种理论重视科学实验的根据，从而逐渐修正了音乐上的纯理论推测和凭主观印象产生的理论，并且与音乐美学的理论联系起来，构成音乐学中的一个部分。
开拓音乐心理学研究的是德国科学家赫尔姆霍茨，1863年，他发表了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作为音乐理论的生理学基础的声觉学说》。这部著作是以“欧姆定律”音响学理论，和缪勒的神经特殊能量学说理论为基础的。
1883年，施通普夫发表了《音乐心理学》，把心理学的观点渗透进赫尔姆霍茨的物理学和生理学的研究中，成为第一个把音乐心理这门学科系统化的人。他着重研究人对协和音与不协和音的感觉。在他之后，雷维斯由研究听觉病理障碍而进入音乐心理，尤其重视音乐天才方面的研究，并且提出了“音高的双重成分理论”。
二十世纪初，西肖尔与他的学生发展了许多测验视、听和运动知觉的仪器，可以把演唱和演奏中的音高、音色以及颤音等的波谱印录下来，对其中的任何特定因素抽出来进行单独分析。他特别注重颤音的分析，提出了音高辨认中存在的“正常错觉”现象。苏联心理学家捷普洛夫对音乐心理学的研究也颇有贡献，他认为在音乐才能中，调性感、节奏感、音乐听觉的观念等是音乐才能的核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心理学上的新概念给音乐心理学很大的影响。精神分析论者把情绪与认识和记忆联系起来，随后又发展起来“音乐治疗”。“自控”的观点把人看成一个自我调节的生理系统，通过知觉同活动循坏的反馈作用使机体得到平衡。
当代音乐心理学的实验成果多在音乐知觉方面。趋向是试图将立响心理与音乐学习的心理过程联系起来，以探索从原始到复杂的音乐行为的发展过程；研究从幼儿甚至从婴儿的音乐行为到高度专业技艺的发展，以求更全面更深入地研究人的音乐心理状态的种种问题。
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较多地侧重于人对声音的知觉、音乐记忆和音乐想象以及音乐感等。
人对声音的知觉包括四个要素：音高、强弱、音色和时值。这些要素是根据人对声音的频率、振幅、波形和时程等物理特征的感受而形成的。不同的知觉各与相关的物理特征相对应。但决定某种知觉的物理特征并不是单一的，它同时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强弱的感觉虽主要来自振幅，但同时也受频率、时程、波形的影响。
听觉器官接受音波所得的听觉印象是一个整体，不是音波的各个物理特征，由此形成人的音乐经验和行为。人对声音四个要素的感知能力并不平衡，这些能力的发展也互不相依。有些人某种能力发展有所偏长而成为某种类型。如音调型对音高的辨别力强，对旋律与和声感觉敏锐；力度型对强弱及重音敏感；时值型对速度、节奏、时程敏感；音色型对音质、音凋泛音的构成感觉敏锐。不同类型的人在他们欣赏、表演、创作中都会表现出他们的特长。
音乐记忆既包括一般记忆，如知觉的、认识的、情绪的和运动的各种经验；也包括音乐有的问题，如单音记忆、旋律记忆、和声记忆、乐汇掌握及理论知识与记忆的关系、几个无联系的单音先后出现的记忆，以及记忆的音域与语言的关系等问题。
音乐记忆是音乐想象的基础，丰富的音乐想象能力是音乐家的重要心理特征。阿格纽在《大音乐家的听觉影像》中收集了舒曼、莫扎特、柏辽兹、瓦格纳等大音乐家听觉影像的记载。音乐家想象中的音乐世界，比现实世界里的音乐丰富很多。
音乐感是表现音乐才能的主要因素。心理学家对音乐感的看法不同。雷维斯认为它是统一不变的素质，西肖尔认为它是一系列单个能力的组合；施通普夫认为它表现在对和弦的分辨；捷普洛夫、科瓦列夫以及米亚西谢夫把音乐感看成是特殊的能力、爱好和个性的一种独特性质的结合。
音乐感在个体中的表现有早有迟，表现出来的深度和广度基于个体的音乐经验及经验对他的影响。对于音乐感是天生的还是从学习中获得的问题，各家主张不一。雷维斯、西肖尔倾向于来自先天的看法，但训练可以揭示出这种先天的潜在能力。
音乐感与音乐技能是两个不同的范畴，音乐理解及表现的深度不受乐曲所需的技术程度的限制，一首很浅易的乐曲可以表现得很深刻。但是一位音乐家，尤其是音乐表演艺术家，必须具备发挥某种音乐技能的优越的生理条件，并且进行严格刻苦的正规锻炼后，才能具有较高的水平。
心理语言学是研究语言活动中的心理过程的学科，它涉及人类个体如何掌握和运用语言系统，如何在实际交往中使语言系统发挥作用，以及为了掌握和运用这个系统应具有什么知识和能力。
从信息加工的观点来看，心理语言学是研究个体言语交往中的编码和译码过程。由于研究对象的特点，它与许多学科有密切关系，除心理学和语言学外，还有信息论、人类学等。在方法上，它主要采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
心理语言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50年代初，美国举行了几次关于心理学和语言学的跨学科讨论会，促使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相互熟悉对方的理论、概念和方法。1954年奥斯古德和西比奥克合编了《心理语言学—理论和研究问题概述》，一般认为这是心理语言学的开端。此后，心理语言学的研究蓬勃发展，吸引了许多学者的注意，心理语言学这一术语也被广泛使用。
心理语言学有两个主要的研究方向：行为主义的研究方向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在50年代，心理语言学主要受行为主义心理学和描写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当时的心理语言学家用行为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心理语言现象。他们认为言语行为和人的其他一切行为一样，也是对刺激的反应，是联想的形成、实现和改变，是借强化而获得的。这样，心理语言学的理论基本上是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在言语活动中的具体表现。这个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是奥斯古德。他虽然不象斯金纳那样把意义排斥在语言现象之外，引用了中介过程来说明语言的意义，但他仍坚持认为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可以解释言语行为。
心理语言学受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在乔姆斯基的生成转换语法产生和盛行之后，心理学界对行为主义的语言学习理论的抨击增多，认为行为主义不能解释言语活动中的许多现象。
以米勒为代表的心理学家把生成转换语法运用到心理语言的研究中，认为人们掌握的不是语言的个别成分，如音素、词和句子，而是一套规则系统，因此，言语活动不是对刺激的反应，而是由规则产生和控制的行为，它具有创造性。他们还认为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不是人类各种语言的不同结构，而是存在于各种语言底层的普遍规则，研究这些普遍规则如何转化为某一种特殊的语言。
这种研究方向在20世纪60年代后已成为心理语言学研究中的主要倾向。近年来，心理学家还用一些新的语言模式来研究心理语言问题，不过它们仍属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向。
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问题包括言语的知觉和理解，言语的产生，语言的获得，言语的神经生理机制，各种言语缺陷，言语和思维以及言语和情绪、个性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对学习理论、思维理论、儿童心理发展理论的研究都会起很大的作用。它对工程心理、语言教学、言语缺陷的诊断和治疗、电子计算机的语言识别等人工智能的研究也都有应用价值。
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在美国开展得比较广泛。苏联、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欧洲国家也都有心理学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其特点是力图把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与本国的心理学传统结合起来。
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工作在中国也已经开展，目前主要是在儿童的语言获得方面。由于汉语和其他各种语言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具有更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宗教心理学是研究的心理活动特点和规律的应用社会心理学领域，是介于心理学、宗教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
人类很早就开始探索灵魂问题，宗教心理研究的历史渊源也往往可以追溯到西方的古希腊时期，和中国古代儒家及释家的灵魂观。在科学心理学建立之前，宗教心理学通常是作为哲学心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德国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从哲学心理学角度，对的心理根源作过详细的分析研究。而德国宗教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则从宗教神学角度对宗教感情作了论述。
到19世纪末，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冯特开创了独立于哲学的心理学，并通过他的《民族心理学》系统地研究了原始人宗教、民族宗教、多神宗教和世界宗教，提出了宗教演化四阶段的假说：由原始人崇拜魔力阶段发展到崇拜图腾动物阶段，然后进入崇拜英雄和多神崇拜阶段，最后发展到人道宗教阶段。冯特本人被誉为西方宗教心理学的奠基者。他的《民族心理学》成为宗教社会心理学创建的标志。
在美国，冯特的第一个美国学生霍尔从个体宗教意识的发生，系统研究了青年的宗教意识，从多学科的角度对宗教和教育等问题作了广泛的研究。随后，霍尔的学生斯塔巴克探讨了宗教与道德问题，并着重对教徒的皈依经验，特别是青年皈依作了系统的研究。
霍尔和斯塔巴克不仅最早使用“宗教心理学”一词，还创立了最早的宗教心理学杂志。1900年斯塔巴克的《宗教心理学》一书出版，标志美国宗教心理学的形成。继詹姆斯的《宗教经验之种种》之后，弗洛伊德发表了《强迫动作与宗教实践》，对宗教心理的研究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西方学者把宗教心理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创建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除以霍尔为代表的克拉克派之外，还有艾姆斯，勒巴和普拉特等人的一批研究成果问世。如勒巴的《对宗教的心理学研究》、普拉特的《宗教意识》，还有神学家奥托的《论神圣》等。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宗教心理学发展的古典时期，影响最大的是詹姆斯的《宗教经验之种种》。
向深层潜意识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一方面受行为主义的影响较深，一度除皮亚杰从儿童心理学角度研究儿童宗教意识外，其他宗教意识方面的研究进展不大；另一方面，自1909年弗洛伊德和荣格访问美国后，宗教心理学研究又深受精神分析和分析心理学的影响，开始向无意识领域发展。这期间，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一种幻想的未来》、《摩西与一神教》等著作，集中反映了精神分析对宗教、上帝、宗教戒律、宗教仪式和神话等的分析解释。荣格的《宗教心理学》和弗罗姆的《基督教义的心理分析》，则分别代表了分析心理学和新精神分析对传统精神分析宗教理论的修正，以及潜意识研究方面的成果。
战后发展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宗教心理学的研究取得较大的进展。在这一时期，个体宗教意识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奥尔波特倾向于从人格心理学角度探讨个体宗教心理，他的《个体及其宗教》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
此外，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对人格同一性，特别是宗教同一性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他的《青年路德》一书对宗教人格的研究颇具深意。宗教同一性研究与宗教意识经验的研究密切相关。其中，神人合一的宗教神秘经验已成为当代宗教经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宗教同一性和宗教经验的实质这两个问题已成为当代国际宗教心理学界共同关心的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宗教神学家对宗教心理的关注和探索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动向。德籍美国基督教新神学家蒂利希和德国宗教哲学家布伯等人，都关心社会和心理学的关系。布伯在他的《我和你》一书中，主张神是人的永恒对话者，强调通过祈祷来与神结合。蒂利希则试图以现代神学、精神分析和存在主义来综合清理传统的基督教。他的著作《信仰的动力》着重于人性和动机的研究，强调心理学的社会意义。
中国宗教心理学研究较少。20世纪初，个别大学和神学院曾有外籍教师作过有关宗教心理学的讲座。早期的心理学家陈大齐曾撰写《迷信与心理》一书。此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几乎无人涉足宗教心理学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
宗教心理学的内容包括宗教思想、宗教意识的内容和结构，宗教情感的特点以及宗教在个人和社会精神生活中的心理功能，特定社会条件下的各种不同教派的信徒参与宗教活动和宗教生活所感受的宗教经验和宗教感情，以及信徒的融汇宗教体验、宗教感情和宗教意志的心理状态等方面。
宗教心理学研究宗教意识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专职神职人员及教会宗教团体颁布的宗教思想体系。它是一种既同宗教神学有密切关联，又不等同于一般宗教神学的具体宗教心理学。例如，宗教神学中的佛教心理学或基督教心理学等。它们以心理学的原则来阐明基督教或佛教的教理、教义、持戒等。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博依森、日本的铃木大拙等。弗莱克和卡特1981年认为，这种宗教心理学尚处于它们的“婴儿期”。
另一种是广大信众具有的心理。它是直接对普通信众的宗教意识和宗教心理作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说明。其研究对象是：信仰群体或个人在参与宗教活动时内在和外显的一切独特的心理现象，各种社会性和非社会性因素对各种独特心理现象的制约性，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互相制约关系。这种研究不同于宗教社会学对宗教的研究。
宗教社会学侧重于宗教与社会，宗教与社会政治、经济形态、文化心理等的关系的综合研究，而宗教心理学则着重研究宗教与心理的制约关系。它结合特定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等，侧重研究特定的信仰群体例如，氏族、民族、阶层或宗教小群体和个体的、宗教修习、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和态度、信仰动机和意志以及宗教活动和交往等。
一般说来，宗教心理学的研究课题多数集中在宗教意识的结构和功能、宗教经验的实质和潜意识的关系、宗教神秘经验的心理一生理基础等方面。其中，从认知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宗教经验的直觉思维模式已成为一个突破口，有的学者从功能上强调研究宗教经验的重要性有的学者在研究宗教经验思维进程中，开始引进计算机程序模拟。由宗教社会心理学角度进行研究的选题，多数集中于宗教活动中的宗教崇拜行为、宗教态度、宗教交往以及非言语交流的宗教情绪感染等方面。
涉及宗教心理学研究的理论大致有投射理论、惧怕死亡理论和认知需要理论等。精神分析的投射理论是宗教心理学关于宗教起源的传统理论之一。认为信仰的上帝(或神)是一种祖先表象的投射。
阿盖尔1975年的研究表明，对上帝和对双亲的态度非常酷似。宗教所关心的众多认知问题，诸如苦难、生与死等，每每都是人生旅程中遇到的问题。因此，在当前宗教心理学研究中，死亡恐惧理论成为普遍受到东西方学者强有力支持的理论。学者们分析，这可能反映教会教育的影响，同“太平世界”的传播有关。
法律心理学是研究与法律有关的各种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的应用社会心理学领域，也称法制心理学。它是介于法学和心理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
法律心理学的思想源远流长，它最初是以研究人的违法犯罪心理为起点的。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在他们的著述中涉及到犯罪的心理原因、犯罪者的个性特点、犯罪者的行为表现等与法律心理学有关的思想。中国殷商和周朝的文献中也有不少地方提到犯罪的心理原因、犯罪动机、刑罚的社会心理效力等问题。
17、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人们开始从社会、生理、精神、遗传、司法医学等方面探讨犯罪问题。当时的代表作有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普里查德的《论精神错乱和影响心理的其他障碍》、吕卡的《自然遗传论》等。
到了19世纪下半叶，法律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犯罪心理学首先开始成熟起来。德国的精神病学家克拉夫特·埃宾于1872年第一次以犯罪心理学为名出版了专著，接着格罗斯，武尔芬、科瓦列夫斯基、佐默尔等人也相继出版了犯罪心理学专著。
与此同时，证人证言的心理研究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库里舍尔的《供词和心理学与司法审判》、波尔杜加洛夫的《论供词》等著作，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哈钦斯和斯莱辛杰于1929年出版了最早的《法律心理学》专著。
正因为法律心理学作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形成得比较晚，所以至今对它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还存在许多不同看法。托奇认为，法律心理学是研究审判过程和参与这一过程的人的意图、动机、思维和情感的科学。塔普则指出，心理学家在法律问题上开展的研究“过分犯罪化”了，也就是说，侧重于犯罪审判的过程和方面，却大大忽视了民事法庭、法律社会化和法律协商等方面的心理学研究，因而给法律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局限性。
苏联的耶尼克也夫提出，法律心理学的组成应包括法律心理学的方法学基础、法律心理、司法心理和改造心理等四个部分。萨薪里马尼雅恩则认为，法律心理学体系应由法律心理学、犯罪心理学、司法心理学和改造心理学四个分支组成。中国在80年代以前对法律心理学研究不多。近年来有关研究大多数偏重在犯罪心理方面，特别是青少年犯罪心理方面。
综合西方和苏联法律心理学界的观点，结合中国的实际，可以对法律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作如下的概括：它包括立法心理、普法教育心理、司法心理、劳动改造心理和民事诉讼心理等部分。
在司法心理中，如果按司法程序来分，还可以细分为侦查心理预审心理、审判心理等；如果按照诉讼参与人来分，则可细分为犯罪人心理、受害人心理、证人心理、辩护人心理、警官心理、检察官心理、法官心理等。
立法心理是研究在立法活动中各有关人员的心理活动及其规律，为立法提供心理学依据。如立法的社会心理前提，法的解释、修改或废除的社会心理效果，立法者的知识、能力、性格对立法的影响等。
普法教育心理是研究在普及法律知识和培养法律意识方面的心理活动规律。如法律宣传的原则、途径和方法，法律意识的内化机制和形成过程等。
司法心理是研究在整个司法过程中，各种诉讼参与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如在侦查过程中犯罪人、被害人、证人和警官的心理；在预审过程中犯罪人、警官和其他参与人的心理；在审判过程中犯罪人、被害人、证人、辩护人、检察官和法官的心理等。
劳动改造心理是研究罪犯在劳动改造期间的心理现象及其变化规律。如影响和制约劳改罪犯心理活动的一般因素；不同类型罪犯在劳改中的心理特点；劳改罪犯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心理活动规律等。
民事诉讼心理是研究在各类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司法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心理活动规律等等。
法律心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有观察法、实验法、调查研究法、个案研究法、追踪研究法、民意测验法、数理统计法等。除了这些一般研究方法外，研究者们还根据自己的具体研究课题选择几种方法的综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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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心理学是研究环境与人的心理和行为之间关系的一个应用社会心理学领域，又称人类生态学或生态心理学。这里所说的环境虽然也包括社会环境，但主要是指物理环境，包括噪音、拥挤、空气质量、温度、建筑设计、个人空间等等。
环境心理学是从工程心理学或工效学发展而来的。工程心理学是研究人与工作、人与工具之间的关系，把这种关系推而广之，即成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环境心理学之所以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应用研究领域，是因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社会环境中的人的行为，而从系统论的观点看，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统一的，二者都对行为发生重要影响。虽然有关环境的研究很早就引起人们的重视，但环境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还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
噪音是许多学科所研究的课题，也是环境心理学的主要课题，主要研究噪音与心理和行为的关系问题。从心理学观点看，噪音是使人感到不愉快的声音。对噪音的体验往往因人而异，有些声音被某些人体验为音乐，却被另外一些人体验为噪音。研究表明，与强噪音有关的生理唤起会干扰工作，但是人们也能很快适应不致引起身体损害的噪音，一旦适应了，噪音就不再干扰工作。
噪音是否可控，是噪音影响的一个因素，如果人们认为噪音是他们所能控制的，那么噪音对其工作的破坏性影响就较小；反之，就较大。
人们习惯于噪音工作条件，并不意味着噪音对他们不起作用了。适应于噪音的儿童可能会丧失某些辨别声音的能力，从而导致阅读能力受损。适应于噪音环境也可能使人的注意力狭窄，对他人需要不敏感。噪音被消除后的较长时间内仍对认识功能发生不良影响，尤其是不可控制的噪音，影响更明显。
从心理学角度看，拥挤与密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拥挤是主观体验，密度则是指一定空间内的客观人数。密度大并非总是不愉快的，而拥挤却总是令人不快的。
社会心理学家对拥挤提出各种解释。感觉超负荷理论认为，人们处于过多刺激下会体验到感觉超负荷，人的感觉负荷量有个别差异；密度-强化理论认为，高密度可强化社会行为，不管行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如观众观看幽默电影，在高密度下比在低密度下鼓掌的人数多；失控理论认为，高密度使人感到对其行为失去控制，从而引起拥挤感。
处于同样密度条件下的人，如果使他感到他能对环境加以控制，则他的拥挤感会下降。一般说来，拥挤不一定造成消极结果，这与一系列其他条件有关。社会心理学家还研究诸如城市人口密度以及家庭、学校、监狱等种种拥挤带来的影响和社会问题。
建筑结构和布局不仅影响生活和工作在其中的人，也影响外来访问的人。不同的住房设计引起不同的交往和友谊模式。高层公寓式建筑和四合院布局产生了不同的人际关系，这已引起人们的注意。国外关于居住距离对于友谊模式的影响已有过不少的研究。通常居住近的人交往频率高，容易建立友谊。
房间内部的安排和布置也影响人们的知觉和行为。颜色可使人产生冷暖的感觉，家具安排可使人产生开阔或挤压的感觉。家具的安排也影响人际交往。社会心理学家把家具安排区分为两类：一类称为亲社会空间，一类称为远社会空间。在前者的情况下，家具成行排列，如车站，因为在那里人们不希望进行亲密交往；在后者的情况下，家具成组安排，如家庭，因为在那里人们都希望进行亲密交往。
个人空间指个人在与他人交往中自己身体与他人身体保持的距离。1959年霍尔把人际交往的距离划分为4种：亲呢距离，0～0.5米，如爱人之间的距离；个人距离，0.5～1.2米，如朋友之间的距离；社会距离，1.2～2米，如开会时人们之间的距离；公众距离，4.5～7.5米英尺，如讲演者和听众之间的距离，人们虽然通常并不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但在行为上却往往遵循这些不成文的规则。破坏这些规则，往往引起反感。
空气污染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其心理后果却刚刚引起重视。1979年罗顿等人的研究表明，在某些条件下，空气污染可引起消极心情和侵犯行为。
论文关键词：态度 主观规范 知觉行为控制 意向
计划行为理论是社会心理学中发展比较成熟并且很有影响力的理论，是解释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是如何共同作用于人的行为意向，进而作用于实际行为的过程。计划行为理论在国外被广泛地应用于医疗与健康行为、运动及休闲行为、社会与学习行为等。
1．计划行为理论(theoryofplannedbehavior，tpb)简介计划
行为理论(ajzen1991)是由理性行为理论(fishbein&a—jzen1980)发展而来的，理性行为理论假设个体行为受意志控制，ajzen考虑到人们的某些行为是不完全受意志控制的，同时还受能力、机会以及资源等实际控制条件的制约，于是增加了知觉行为控制这一变量’并正式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
1．1tpb结构模型
tpb认为目标行为直接由行为意向引导，行为意向表明一个人执行某种特定行为的动机。行为意向可以由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来预测，其中知觉行为控制间接或直接地影响着行为。
1．2tpb主要变量的涵义
态度是指个人对于表现特定行为的正面的或负面的评价。基于期望一价值理论(fishbein＆ajzen1975)，目标行为的态度是由个人的行为信念和结果评价两个成分所构成。主观规范是指个人在表现某一特定行为时，参考群体和社会的压力对个人行为决策的影响，参考群体通常指对个人重要的他人或团体。主观态度是由个人的规范信念和顺从动机两个成分所构成。知觉行为控制是指个体欲表现某一特定行为时所考虑的促进或阻碍执行这一行为的因素，或欲表现该行为时所知觉到的难易程度。知觉行为控制是由控制信念和控制因素的知觉强度两个成分所构成。在计划行为理论的模型中，行为意向是行为的最佳预测指标，行为意向是指个体欲从事特定行为的倾向，由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共同决定，它们对行为意向的决定程度随着研究的目标行为的不同而不同。
1．3tpb变量的测量
tpb变量的测量项目采用李克特等级评分法，基本上分为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直接测量即采用语义区分法，间接测量则是基于突显信念和期望一价值理论来衡量各变量的。
在发展tpb各变量的测量问卷时，ajzen建议应遵循一致性原则和引出突显信念原则。一致性原则即应用tpb研究目标行为时要保证行为意向、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都具有相同的行为元素，即对象、行动、环境和时间四个元素，这样以确保所要研究的行为的一致。引出突显信念即对于目标行为产生作用的行为信念、规范信念和控制信念这些突显信念要通过11pb指定的开放性问题来引导，这是获得准确可信的研究结果的关键步骤。
2．tpb变量的新发展
许多研究者在应用tpb时考虑，如果在原有的tpb模型中加入一些变量，如人格，行为经验等等，能否进一步地提升tpb对研究行为的解释和预测能力。ajzen认为．个人以及社会文化等因素通过影响行为信念进而影响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并最终间接地影响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
在这方面，国外学者们的贡献不仅非常早，而且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关于职业倦怠理论的形成主要体现在临床、社会心理学及组织观点这三个方面。其中在临床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弗登伯格提出职业倦怠是一个人过分努力去达到一些个人或社会的不切实际的期望所造成的结果。 社会心理学的代表人物马勒诗和佩斯编制了马勒诗职业倦怠问卷，并确定了职业倦怠三个特征： 1.情感衰竭；
2.人格解体；
3.低个人成就感。
用这三个特征评估职业倦怠的情况。组织观点的代表人物奎内斯提出职业倦怠的产生是由于得到的与付出的不平衡的原因，这种不平衡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个体处在刺激过多的情境之中；二是个体处在刺激有限，缺乏挑战的情境之中。这使我们可以对职业倦怠这个概念有了初步了解，也可以根据这些观点进行深入学习。
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出现对于教师职业怠倦的相关研究，但数量极少，研究内容较肤浅。真正意义上的对于教师职业怠倦问题进行研究，是在2003年，而我国的教师职业怠倦问题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时间较短，虽然有着令人欣喜的成就，然而仍存在着许多的不足与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在刚开始进行职业倦怠问题的相关研究时，主要关注于研究中小学教师领域，而随着实际情况的发展，已逐步涉及高校、独立学院、幼儿园等不同的教育层面，并且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只有社会、学校和教师三方面通力配合，才能做好教师心理健康保健与调试。李春琦和李丽萍[3]提出，切实落实职业培训及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干预措施。王永琳等[4]建议，加大教育重要性宣传力度，增强其职业认同感和集体自尊感。
独立学院是一种新型的高等教育学院，是和普通高校并重的教育机构，极大地推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创新和发展。独立学院的工作强度和管理体制相对其他高校，存在着明显的劣势，不论从教学管理还是福利待遇，独立学院都与其他高校无法相比，教师因此在自我认同方面感到迷茫，缺乏自信心，没有主动创新和应对工作的动力，产生“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想法，使教师队伍出现了较强的职业倦怠现象。虽然独立学院在创办过程中存在一些先天缺陷，比如说现今的独立学院大多依托和秉承了其母体大学的优质资源等，但是其在发展过程中基本上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包括办学定位、管理模式、评价机制等。而研究致使独立学院教师职业倦怠的因素，除了要与普通本科院校教师相比外，独立学院在表现形式、形成原因上存在自身明显的特点也是需要重点研究的对象，由此得出的相应的策略也应该具有针对性和对症性。
第二部分：独立学院教师的工作压力有很多原因，追根究底，他们所衍生出的职业倦怠现象也不尽相同，虽然它的形成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我们结合部分教师的访谈结果，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
一是独立学院的管理机制方面。 独立学院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新出现的一种教育体制，与普通高等院校一样，同样担负着教书育人的职责，是国家培养人才的新型教育基地。和普通高校相比，独立学院的教师却没有得到社会体制的认可，把独立学院的教师排除在教育体制以外，没有从公平的角度对待独立学院的教师，而是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在人事管理上，独立学院教师并没有被政府纳入事业性编制，教师普遍认为自己的工作没有保证，工作起来不安心，没有归属感。特别是教师在工资及福利待遇上，都无法和事业编制内的教师相比，使教师产生了过渡和偏安的思想，一有机会就会跳槽或转行。独立学院教师在体制内的身份比较尴尬，教师的切身利益和无法得到保证，政府又迟迟不予以解决，教师在职称、待遇等诸多方面都有别于高校教师，使独立学院教师常常漠视自身工作，消极处理身边的事物，没有积极向上的乐观思想，逐步产生了职业倦怠的现象。
二是学校对待教师方面。 由于政府没有对独立学院给予财政拨款，所有经费来源都要自筹，因此在办学条件、教师工资待遇等方面都会受到资金紧张的影响，工资和福利待遇上不去，教师就会产生抱怨和消极对待工作的想法，倦怠现象油然而生。这其中虽然有很多原因，但主要还是学校方面不能够给予教师足够的关怀，教师感到委屈却没有地方倾诉，使教师的归属感进一步减弱。
三是教师的自身认知方面。 独立学院的教师都比较年轻，大部分都是应届高校毕业生就进入独立学院任教，没有经过教育系统的长期磨炼，特别是在教学方面都还是缺乏经验的新手，很容易造成出力不讨好的局面，使教师感到工作压力大，身心极度疲惫。在对待事业编制问题上，多数教师认为比不上其他高校有编制的教师，没有归属感，对待本职工作很多教师有“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想法，不积极进取，被动接受工作任务，缺乏教师的主人翁责任意识。
四是独立学院的某些学生素质较低，接受知识的能力相对薄弱，也给独立学院的教师增加的压力，工作难度越高，工作量越大，教师的焦虑心理就越重，产生职业倦怠的概率也就越高。
第三部分：独立学院教师压力的根源主要是来自社会和自身的生活环境，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关键词】面子定义 面子分类 面子的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08）12－0108－02
面子现象是中国人在社会互动中产生的一种典型的社会心 理现象。面子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面子行 为是一种维持社会关系和谐与稳定的工具，能起用协调与稳定社 会关系的积极作用，它深深地涉入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每一层面。 虽然外国也存在“面子”现象，但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殊影响，“面 子”最适合成长的土壤应该是中国，中国人的社交往来，莫不以 之为绕行的核心。近年来，随着国内心理学界发起的一项“心理 学研究的中国化”的定位运动，面子逐渐得到学术界的关注而变 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拟从近年来国内学者对面子现象的研 究中，探析对面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一、面子定义的争议
对面子现象开始研究后，对面子概念的定义界定非常多，几 乎每一位论述面子文章的学者都会提出自己对面子概念的观点， 定义很多但不统一，充分体现了该领域的不成熟性和争议性。总 之，对面子的定义出现了三种倾向。
1．面子定义无法界定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难以给面子进行确切界定，通常绕开面 子的概念分析而直接阐述面子的内容。如，鲁迅提出：“如果你 不去想它，则它在日常生活中存在且确实运作着，然而一旦你思 索它时就会开始混淆起来，想得愈多，混淆的愈厉害”。林语堂 认为，面子是抽象而不可捉摸的，容易举例说明而难于下一界说， 不但无从予以定义，而且不可翻译。
2．面子模糊定义
这种定义一般从面子的一个表象进行界说，因此不够深入、 系统，不能揭示面子的本质，只能称作是对生活观察的个人分析， 是社会观察的一个例子。如，有人认为面子就是角色期待；有人 认为面子是一种社会现象；面子是一种社会地位和声望；面子是 个人的公众自我形象；面子是个体的心理现象、心理感受，是一 种社会现象，文化现象；黄光国认为“个人的面子是其社会地位 或声望的函数”等。
3．相对成熟的定义
由于对面子的研究还不是很成熟，学术界对面子的观点也 处于百家争鸣时期，因此对面子的定义也缺乏统一界说。不过 还是有部分学者对面子定义的探讨深入到了本质的分析。如， 陈之昭认为，面子是“在自我或自我涉入的对象所具有且为自 我所重视的属性上，当事人认知到重要他人对该属性之评价后， 所形成之具有且为自我所重视的属性上，当事人认知到重要他 人对该属性之评价后，所形成之具有社会意义或人际意义的自我心像”；翟学伟认为，“面子在根本上是一种由于个人表现出 来的形象类型，而导致的能不能被他人看得起的心理和行为”； 李军、宋燕妮把面子定义为“是与个体身份和人情关系有关的 东西”，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面子是个体身份与理想形象要 求的表现；是社会道义与行为规范所规定的立身标准，是社会 理想人格的代表；是人情关系与人际影响的象征；胡先晋把面 子定义为“面子代表中国广受重视的一种声誉，这是在人生历 程中步步高升，借着个人努力或刻意经营而累积起来的声誉”。 不可否认，这样的定义带有参考外国人对面子定义的痕迹，如 陈之昭、翟学伟等学者的面子定义与布朗和莱文森对面子的定 义无很大区别。
面子的定义虽然还处于众说纷纭时期，但相对科学的定义已 经出现了，而且定义中也开始考虑融入中国的文化特色内容，这 是值得欣慰的。
二、中西面子现象比较
对于面子的关注和需求虽然在各个社会文化中都是存在 的，但赋予面子、失去面子或获得面子时所依赖的标准却在不 同的文化中大相径庭，而这些标准植根于各种社会文化不同的 价值取向中。
1．社会文化价值不同
现代西方文化以自由、平等、竞争为核心，其源于传统文化 中的一个“争”字，即在处理人事方面以己为先。而中国是一个 儒家文化气息浓厚的国家，中国的文化思想关键在于一句孔子的 “谦、恭、信、敏、慧”。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华文 化有着“群体高于个人”的一般特征，具有社会群体倾向。中国 传统的社会群体意识首先是以家族群体为基础的，这种注重群体 合作和个人谦虚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与西方以自我为中心、强 调个人自由、不受外来约束的“个体主义”价值观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
2．面子的重心不一致
由于西方在研究面子现象时对面子进行了分类，即积极面子
（或正面面子）、消极面子（或负面面子）两类。为此中国许多 学者就参考外国人的分类，结合中国文化特色进行了对比，提出 外国的面子分类不适合中国的面子现象，如李瑜认为由于文化的 差异性，正面面子在中国构成了面子概念的主题内容，而西方恰 好相反，负面面子才是面子概念的核心。吴蓓蓓认为，中西的面 子理论观是不同的，“中国文化侧重于对积极面子的维护，西方 文化侧重于对消极面子的维护”。
三、面子与人情、权利和自尊的关系
对面子的研究最先发起者是西方的戈夫曼，随后我国的胡先 晋、黄光国、翟学伟开始研究这个领域，但是实际上最有研究价 值和意义的应该是中国，因为面子其实是中国文化的特有产物， 中国人凡事讲面子，要面子，害怕失去面子，丢面子，以及死要 面子活受罪。因此，西方学者对面子的研究基本处于起始状态， 依然只涉及面子的分类，而没有扩展开来进行深层次、宽领域的 研究，中国学者对面子的研究则可称之为后来者居上，不仅对面 子的定义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探讨，对面子的中西差异进行了比 较，而且还把面子与本国的自尊、人情和权利等进行了比较。如， 早期的文章《面子：中国人的权利游戏》，文章中胡先晋就谈到 了面子与权力、权威的关系。翟学伟的文章《人情、面子与权力 的再生产》阐述了人情与面子的关系，权力与面子的关系，以及 人情、面子与权力三者的相互关系。王轶楠分别从面子和自尊的 定义与分类，以及面子与自尊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四、实证研究的趋势
随着对面子现象的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全面展开，已经有部分 学者在开始对面子进行实证研究，速度之迅速，似乎将演变为一 种发展趋势。但是纵观实证研究的论文我们发现，这些研究还显 得很零散，缺乏系统规划，更无在各个领域百花齐放。如，翟学 伟延续其以前的理论假说做了有关面子对中国官僚作风中的影 响研究，提出了中国社会是偏正结构的观点；周美伶、何友晖等 通过深入访谈给面子的定义及面子的层面提供了事实证据。朱瑞
玲的研究则更具体化，他通过自行编制面子事件问卷，直接对大学生的脸面观差异，以及面子压力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而 陈之昭在对面子的结构模型进行假设后，开展了验证假设的研 究，同时也对一些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如探讨男女大 学生在脸皮厚薄、爱面子程度及做面子、撑面子的行为是否有所 不同等。可以说，他们对面子进行的实证研究侧重点是不同的， 甚至有一种各自为政的感觉，他们没有把彼此的研究成果加以联 系合作，为此出现了研究的重复性，
参考文献
1 胡先缙. 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决策与信息，2005.10
2 翟学伟.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社会学研究，2004.5
3 杨 晖.“面子”的文化值.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2004.12
4 李 瑜. 中西文化中的“面子”问题. 黄山学院学报，2006.4
5 胡先缙、黄光国著. 中国人的面子观.中国人的权力游戏
6 何友晖、翟学伟主编. 论面子.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7 朱瑞玲、翟学伟主编. 中国人的社会互动.论面子的问题.中国社 会心理学评论
8 陈之昭、翟学伟主编. 面子心理的理论分析与实际研究.中国社 会心理学评论
一、宽恕的哲学解读
有关宽恕的心理学研究与其在哲学上的研究紧密相关，因此，要想了解宽恕的心理学含义，首先必须对它的哲学渊源做一番探讨。哲学之所以对于宽恕产生兴趣，主要就是因为看到它在人际交往中所具有的道德影响意义[2]。对于宽恕的哲学研究通常涉及有关宽恕是否应该被看作为是一种美德，以及如何利用宽恕来消除相互间的怨恨这样的问题[3][4]。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西方哲学界一直存在着一种倾向于强调道德原则的主导位置和轻视道德体验和道德态度的争论。换言之，这种哲学倾向更多关心对道德“存在”的研究，而不太重视道德“行动”。不过，正是由于这样一种争论的结果，在客观上它最终却导致了一种更看重宽恕行动的“德行理论”的兴起[5]。
其实，大部分的研究者都相信人际间的宽恕与和解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在其中，道德到底是如何被表达出来的。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个问题在西方的学术界依然存在争论，不过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看法。
决定与自主之间的冲突是哲学界在看待宽恕问题上的重要论争之一。传统的决定论相信过去的状态决定了一个特定的未来。任何现在的真实与合理必定是由于过去的真实与合理所决定，逻辑的与自然的法则是最为重要的法则。按照这种决定论的观点去推论，实际上，没有人能够去控制任何事情，因此，也没有任何人需要在任何事情上承担道德的责任。如果这种决定论的思想是合理的，那么，人们的行为就不存在对错之分，人们也无须要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6]。与此同时，自主论的倡导者们则强调虽然宽恕是一种自然现实，但它毕竟不能等同于实际的现实世界。尽管决定论在现实世界中有它的合理性，但问题在于它否认个人的责任，一个具有绝对自主的人意味着它能够在一定的时间里选择做出任何相应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可以自由地去判断一定行为的道德意义[7]。由此也不难看出，从本原上讲，宽恕作为一种道德媒介，本身即具有道德意义。
当同时有一个受害者和一个冒犯者存在时，而且这个冒犯者的冒犯行为显然不合理的情况下，宽恕完全有可能被看作为是一种道德媒介。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指向冒犯者的感受一定是消极的，因为冒犯者给他带来了伤害。受害者同时也很想努力把这种消极体验去除掉，这些失败的体验给个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尤其是当个体体验到了自尊的丧失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当个体忘记这种不快的体验，才有可能做到宽恕别人。但如果在不依赖任何外部帮助的情况下，受害者想要放弃这种不愉快的经验通常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做到。Haber相信“宽恕是单方面的”[8]，在宽恕中只存在着一个单一的倾向，那就是由宽恕者做出宽恕。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个体是因为一个错误的理由而做出宽恕的话，他便是在提供一个“有缺陷的宽恕”[9]。换句话说，除非把所有的怨恨全都化解掉，否则是不可能发生真正的宽恕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所有的这些研究都必须基于对宽恕这个概念的明确定义上，而想要充分合理地定义宽恕并非易事。正是因为考虑到宽恕定义的复杂性，Haber提出了通过建立一种模型来加以解释的设想。
Haber不同意传统哲学研究强调把宽恕看作是对怨恨与争执的消解这样一种说法，认为“我宽恕你”是对于行为的一种表达方式。在Haber的理论中，宽恕被理解为是一种内部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宽恕你”这个术语的使用仅仅是“对一种规则的表述”[10](p.53)。在Austin的文章中对此作了更详尽的描述，他区分了三种言语表述行为，分别为：非语内表述行为、语内表述行为、以及可以用来推断因果关系的言语表达效果行为。据此，Haber建议，宽恕就像是一个对于未来的承诺，这种正在发生的宽恕行动所产生的作用要远远超越“我宽恕你”的表述。按照Haber的观点，这种通过言语表达的行为可能属于Austin分类中的语内表述行为，这种行为包括有个体“对对方行为的反应，以及表达对于对方过去和将来行为的态度”[11](p.160)。
根据Haber的语义学模型假设，我们仅仅通过对宽恕术语的定义是不可能获得对于宽恕概念的完整的理解的。相反，他提出了一个可以针对一定行为来作出相应选择的宽恕模型。他的模型把宽恕与其他的相关术语做了区分，但却忽视了其他一些模型的重要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他在看待宽恕上强调没有一个单一的定义可以包含全部的宽恕因素是正确的，那么，他试图采用某个单一的模型来诠释宽恕显然也是不可能的。为了避免某个单一模型的束缚，和能够汲取其他模型的有用成分，目前大部分的学者都强调应该把多种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加以整合。
哲学家对于这项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是把宽恕与赎过作了明确区分。这两者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是否根据道德判断作出反应，并相应地选择使用一些诸如承认、道歉、或补偿的手段。Murphy和Hampton把赎过定义为是“不作任何道德辩解的接纳”[12](p.40)。依照这个术语的判断，当对方并非是一个“（故意）做坏事的人”时，受伤害一方便不应该为自己作出辩护或感到怨恨，因此，赎过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盲目的”反应。尽管这种相互关系已经笼罩了消极的阴影，但个体仍然需要把那些因为激惹而产生的愤怒或报复的心情忽略掉或者压抑下去。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依然争论不休，而且还有进一步引向实证的趋势。
二、西方心理学对宽恕研究的早期探索
尽管哲学家们对于宽恕已经争论了一段时间，但对于心理学研究来讲，宽恕仍然是一个全新而神奇的疆域。在1985年之前，有关宽恕的研究屈指可数。就拿弗洛伊德这样一个几乎曾经涉猎过心理学所有领域的高产学者为例，尽管他的作品数量等身，但有人统计在他的文献中却只字未提过宽恕这个问题[13]。其他一些先驱者们，包括詹姆士、霍尔、桑戴克、托马斯以及沃尔波特等心理学大师们也都未见提及这个概念。而且，即便在与宽恕更加接近一点的有关心理健康的专业领域中的心理学家们如荣格、霍妮、阿德勒等，在他们的大量研究中对于宽恕行为也鲜有提及。
那么，为什么宽恕不被提及呢？这其中肯定存着一些潜在因素导致像宽恕这些重要的人类现象在现代心理学研究中被忽视掉，不过对一些现象的解释不一而足。一种解释认为这是因为宽恕与之间存在联系紧密，而社会科学家们对宗教存在着天然的厌恶心理；另一种解释则认为似乎宽恕已经被整个的学术界所遗忘，而不仅仅是在社会科学中；[14]也还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采集与宽恕有关的数据过于困难的原因，尤其是在上个世纪，随着科学心理学的发展和对行为分析和观察的日益重视，这种看法似乎更有说服力。此外，也有一些人认为，从人类历史上看，过去的一个世纪因为战火连连，实际上是一个充满血腥和缺乏宽恕的世纪，人们会更倾向认为宽恕的作用远远无法与一个“美丽的感情”相匹敌[13]。
尽管这是心理学研究的一项全新的领域，我们还是可以设法梳理出它在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发展历程。McCullough等人把宽恕研究的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约从1932年到1980年），包括了一些涉及宽恕的理论文章和少量相关经验研究；第二个阶段是从1980年到现在，这时开始出现了更多有关宽恕的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心理学研究者们和临床实践者们便开始偶尔讨论有关宽恕现象的问题。在1932年的时候，皮亚杰和Behn在几乎同一时间里都讨论了有关宽恕在道德判断发展中的作用问题[15][16]。此后不久，Litwinski(1945)也对人际间宽恕的影响结构做了初步探索。其中比较有影响的研究包括以下几方面[17]。
1.宗教兴趣对于心理学研究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些牧师和对宗教有兴趣的心理健康专家们曾经尝试去通过运用宽恕来促进人们的心理健康。Angyal曾经是一个倡导协助心理障碍患者去经验宽恕的支持者，他认为，经验上帝的宽恕是解除那些病理性罪恶感的一个重要手段，而这种罪恶感恰恰是造成许多心理障碍的病理基础。在Angyal的观点中，有效的心理治疗可以是创设一种氛围，从而让患者有机会从他们道德或伦理的缺憾中去经验他人的宽恕并且宽恕他人[18]。其他一些来自宗教界的学者也强调这种宽恕的潜在意义。譬如，Emerson在他的理论巨著中报告了他采用了Q分类法去研究宽恕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的结果。尽管统计方法比较简单，而且证据也不够充分，但这却是最早的一个采用科学手段探索宽恕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19]。
2.Heider的宽恕观。在Heider(1958)的《人际关系心理》一书中，有一个讨论人际关系利弊的章节。在这其中Heider描述了当一个人受到了对方侵犯之后的各种可能导致寻求报复的归因方法。在文中，Heider把宽恕描述为是一种超越复仇的行为，它隐含地表达了受害者的自尊和对一定伦理标准的敬重。尽管如此，Heider并没有太多地去讨论这些概念，而且这个宽恕概念也没有受到学术界的太多关注。虽然Heider在社会心理学方面的工作为有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他对于宽恕问题的讨论远远还没有能够刺激引起社会科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21]。
3.Rokeach的价值问卷。对于宽恕的一项更加系统和有影响的心理学研究是由Rokeach有60年代的工作作出的[21]，他采用了一些不同的价值问卷去研究人类价值判断的本质。从总体上看，Rokeach价值问卷包括了两方面的价值内容：“工具性(instrumental)价值”，包含对策略和行为的选择；“终结性(terminal)价值”，指对生命终结状态的选择。在这两类价值中又分别包含了18个具体的价值。“宽恕”就是其中的一项工具性价值。虽然到目前为止已经有相当多的关于人类价值的研究都采用了Rokeach问卷，但奇怪的是并没有因此而导致有关宽恕问题的讨论得到增加。这可能是因为这个问卷的重点主要是在展示不同人群对于宽恕的价值判断上的差异以及关于这种宽恕是如何融入整个的人类价值体系中的。
3.Prisoner的两难选择。由于Tedeschi等人的工作[22][23]，宽恕开始逐渐成为了一些理论和经验研究的主题。Tedeschi等人提出了宽恕是一种在竞争反应之后发生的合作反应方式。他们的这项研究结论主要是借助了Prisoner的两难选择游戏得出的。在这个混合动机游戏中，两个游戏者需要反复面对选择竞争或者是合作的两难困境。游戏的目的都是为了尽可能多的去赢得分数。如果参加游戏的双方彼此合作，他们便可能双赢，各得3分。如果一方不合作但另一方合作的话，不合作的一方可以得5分，但合作的一方却是0分。如果他们均不合作，他们每人都只能得1分。由此可见，在这里合作和竞争各具优势，但主要取决于参加游戏者中的另一方的态度。即便当对方已经选择竞争之后，其中另一个参与者如果仍然选择合作，便被称之为“宽恕”反应[24]。虽然这个研究设计对于探索宽恕概念是一个创新（而且已经有不少研究者采用了这个Prisoner两难游戏设计），但是采用它来理解宽恕的本质依然是不够的。
从这些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出，虽然从1932-1980年之间有关宽恕的研究大都是零散的和缺乏系统性的，但是，许多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思考。不过，一些真正比较系统而又严肃的有关宽恕概念的研究，却是直到20世纪最后的20年中，才开始出现的。
三、近20年来当代心理学关于宽恕研究的突破式发展
及至20世纪80年代，有关宽恕的理论研究论文和治疗报告开始急剧增加。及至上个世纪末，在发展心理学、咨询和临床心理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等相关领域中都已经明确提出了对于宽恕现象的研究。这个主题被越来越多的研究领域所关注，这本身也就显示出宽恕正在日益展现出他的广泛应用潜力与理论价值。
1.宽恕与道德发展研究
当代宽恕研究的代表人物，Enright和他的同事们把个体对宽恕理由理解的发展阶段与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相联系[25]。Enright等人引用有关数据证明了人们对于各种不同复杂程度的宽恕理由的理解与道德判断水平的高低有关。他们还发现，这种宽恕理解的深入程度与年龄大小也有关系。这项研究大大拓展了有关道德发展水平研究的视野，使得有关道德发展的研究得以从更多的层面上去展开。
自从Kohlberg之后，有关公平(justice)的研究已经完全支配了青少年道德发展研究领域，而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对于宽恕的研究，如同其他的研究领域一样，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兴趣。但是，如果当我们想要比较深入复杂一点地去理解道德含义的，仅仅研究公平问题便似乎显得有些狭窄，而且，绝大多数理论工作者都同意在公平关系中存在宽恕，往往在受到伤害的一方感到公平受到挫败时它的作用便表现出来了[26]。基于这种假设，Enright等人把宽恕理由的发展与Kohlberg公平理由的发展联系联系在一起。Enright和他的同事们引用数据证明为宽恕提供不同复杂水平理由的能力与对公平做理由的能力相关，并且，他们还发现，这种宽恕理由的复杂性与年龄相关。他们把这种随年龄上升的复杂性宽恕理由序列与Kohlberg的公平序列相对应比较。发现宽恕伴随着公平经历了类似的年龄变化阶段。表1显示了这个宽恕与公平发展的对照模型。
按照Enright等人的研究发现，宽恕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年龄阶段性差异，同时，在宽恕与公平发展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关系。公平与宗教和其中的不同性别个体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这些似乎与宽恕发展理论的关系都不太大。
就像Kohlberg当年所做的研究一样，Enright和他的同事们提出宽恕与一定的个人发展阶段有关。在参考了Kohlberg的公平发展水平模型之后，他们发现青少年有关宽恕的理由儿童或成人初期不同。在这个阶段上他们看待宽恕的态度经常会受到来自同伴的劝说而改变。大部分青少年会在约十二三岁时进入第三阶段，并在到十五六岁的时候稳定下来。与之相对应的，儿童大都处在第二阶段，成人初期则处在第四阶段。Enright和他的同事们在较近期的研究中已经进一步证明了宽恕（和寻求宽恕的倾向）会伴随着人们的生命历程而逐渐发展成熟[28]，其他一些学者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也都已经证明了这一观点[29][30]。
2.宽恕在咨询与临床心理学中的作用
与纯粹理论化和概念化研究迥然不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术界开始出现了一些关注宽恕与人类心理健康和心理治疗相关命题的研究。根据McCulloght和Worthington(1994)的统计，在80年表的绝大多数有关讨论宽恕概念的文章都是由临床工作者们写出来的并且它们也都是发表在有关临床心理学的杂志上供临床工作者阅读的[11]。在当时发表的许多有影响的文章都指出了宽恕对于心理健康的积极促进作用，并且，DiBlasio等人的研究还特别提到了当时的许多临床工作者们都已经把宽恕应用到了治疗实践[30]。及至90年代中期，在一些科学文献中开始出现了一些有关在咨询和治疗中的宽恕问题的纯粹经验研究。Enright等人在临床心理学的一些主要杂志中都讨论了有关宽恕在应用于各种不同人群中的价值[31]。
3.宽恕在人格和社会心理学中的应用
除此之外，在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许多研究者还尝试探讨宽恕的潜在社会心理法则。这些研究发现人们对冒犯者的宽恕意愿可以通过多种社会认识特性加以解释，诸如冒犯者觉察到的责任、意图及动机，以及冒犯行为的严重性等。在最近几年的人格和社会心理学杂志中发表的新近理论研究显示，宽恕研究正在试图对多种理论观点进行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