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25 06:43:1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语文语法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语文教学，误区
有人批评语文教学“误尽苍生”，虽然言辞偏激，但语文教学存在的严重问题却是不能否认的。母语是一个民族文明之本。免费论文，误区。为了全球教育、科技、经济的大挑战，我们必须首先要提高中华民族的母语水平，因此，我们的语文教师及主管教育的领导们要敢于担当责任，正视问题，尽快让语文教学走出误区。
1. 忽视了语文教育的人文性
语文教育不仅要重视培养学生掌握一种工具和技能，更应该陶冶学生的情操与情趣，培养学生的灵性、想象力与创造力，发展学生的个性，可是，过去在各种教学竞赛活动中，我们的组织者们制定评比细则时，几乎没有把人文教育作为一项内容。因此，在这类活动中，教师的课似乎上得很精彩，然而，教师的“做”人，学生的“做”人却毫无体现。在作文教学中，问题更为严重。文章是感情的抒发，只有真情实感，才能打动人。但是为了应试，学生只能把真情实感隐藏起来，而与此同时，他们却失去了许多陶冶情感的机会，习惯于说假话、空话，结果，写出来的文章千人一面，毫无生气，使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严重萎缩。
2. 忽视汉字特点与教育规律
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以方块字为基础的汉语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语言，它不仅不妨碍现代传媒技术的运用，而且更方便。因此，我们终于从近百年来“汉字落后”的心态中解放出来，但是我们的语文教育观念仍然被束缚在旧的成见之中，其表现为：①汉语是以字为基础的，汉语中的绝大多数字就是词，字与字的各种不同组合，又产生大量的新词。这就使人们只要掌握足够量的字就很容易理解自己以前没有见过的新出现的词。因此，学习汉语的根本就是掌握汉字，但是目前中学语文教学普遍存在忽视字而偏重词的教学现象。②中学语法教学搞得十分繁琐、繁难。语言的掌握从来不是以学习语法为主的，而是靠语感训练。而语文教师却热衷于讲语法知识，不仅将部分大学汉语内容纳入中学课堂，甚至把连一些语言学家都还没搞清楚的东西讲给学生，并且还搞了各种各样的语法练习，这样的语文教学还有什么效益可言呢？③忽视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吸收。语文教育经过长期实践，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教学经验，其中许多东西应该继承和效仿。但由于照搬西方和原苏联的语文教学模式，使得许多好传统大多被扔掉了。如识字教学，几十年来，一直采用拼音识字法。小学六年，学生只能掌握两千多字。而我国古代有着解决识字问题的成功经验。即用《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等韵语读物作为识字读本，让孩子们在短时间内就能识记一两千字。韵语识字体现了汉字的特点，其效果是拼音识字所无法比的。如传统语文教育十分重视练字，而现行语文教学中几乎销声匿迹了。又如传统语文教育十分重视读，而现行语文教学正好相反，是以大量的繁琐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所谓课文分析，把课文肢解得鸡零狗碎，把学生搞得身心憔悴，这样的语文教学还有什么收益可言呢？
3. 误解语文基础的真正含义
人们一提到语文基础，无非是指十二个字：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听、说、读、写。近年来，人们对十二个字研究的内容越来越多，搞得越来越细，甚至有人把它串起来搞什么语文学科知识科学化系列”的尝试，结果对什么是语文基础，认识越来越模糊了。
所谓语文基础应当是个人语文能力所必备的，必须从头学起的而且一定要学好的东西，而语文的学习从来就是在语言环境中进行的，人们并不需要先学语法修辞等知识，才能听说读写，因此，语法修辞等十二个字并非语文基础所必须。把不是基础的东西作为基础，要求学生非学不可，这是语文教学的悲哀，从语文学习规律来看，语文基础应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①掌握四千以上常用汉字，识字不够是提高语文水平的最大障碍。②多读名篇精品，特别是古代文学精品，搞好阅读积累。③搞好生活感受的积累、思想感情的积累，以及灵性的培养与发展。免费论文，误区。
4. 严重了忽视课堂教学规律
语文课堂教学与其他学科相比，有它自己的特点，最主要的是它必须注重感情的交流和个性的发挥。这是由语文学科
摘要。那么，语文教学怎样才能尽快走出误区呢？笔者有如下观点：
（1）要不断优化教材和教法。在国务院、教育部的高度重视下，中学语文课程标准已经全面问世了。我认为，在课标统一要求的前提下，教材应允许各地有所增减，也应允许教师自已有所增减，多种教材并存，可以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加大改革力度，欢迎和鼓励各地语文教师锐意创新，不断优化教法。免费论文，误区。多种教材教法并存、百花齐放，才是语文教学繁荣的标志。
（2）要不断优化考试内容与方法。免费论文，误区。高考、中考仍是教学的指挥棒。考什么、怎么考至关重要，要好好研究，平时考试，不可过多。免费论文，误区。只需在期末考一次即可。免费论文，误区。试题要精当，而且要在促进读写上多出题，不要让学生为应付考试而疲于奔命，而应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打基础。
（3）要建设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主管语文教改的各级领导班子和高素质的语文教师队伍。这可从教学一线选拔热衷语文教改并做出突出成绩的优秀教师、校长，充实各级教育领导班子，主管语文教改最难的、最重要的还是高素质语文教师队伍的建设问题，我们要在建设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语文教师队伍上多想办法、多做贡献。
高素质语文教师队伍建成，时间长、任务重，绝非一朝一夕，需要我们的教师、学校、教育行政转变观念，适应教改的需要，走出语文教学的误区。
关键词: 述宾短语 述语 宾语 研究综述
引言
现代汉语述宾短语的研究自《马氏文通》以来逐步发展,本文力图勾勒出述宾短语研究的发展轨迹,以及研究中已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通过对相关论文的收集,《马氏文通》至建国前的论文约有5篇,建国后至约40篇,大部分论文都出现在后至今的几十年来约有千余篇。由此可见,述宾短语的研究逐渐被研究者所重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马氏文通》至建国前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述宾短语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述语和宾语的名称及其在句中的地位
《马氏文通》指出了句子的基本结构模式:“起词――语词――止词”。其中“语词”大多由“动字”充当,动字又可分为“内动字”和“外动字”,“外动字”相当于述语,外动字之后是止词,止词近似于现代汉语的宾语。《国文法之研究》里把述语称为“外动词(Transitive verb)”,把宾语称为“客词(object)”,这两项都包含在“表词”中,并认为“客词”“必在特种动词之下而后有”,所以不是“表词”的主体,只是一种附属品。《新著国语文法》最早使用“述语”,“述语”是句子的主要成分,“宾语”是“述语”的连带成分,是外动词后面一定要带的一种实体词,吕叔湘认为“宾语”这个名称是通过《新著国语文法》得到广泛流传的。《中国文法要略》围绕动词把动作的止点称为“止词”,这与《马氏文通》止词的含义是不同的。《中国现代文法》认为及物动词可以带目的位者,即把述语认为是及物动词,宾语为“目的位”。
述语和宾语的名称和含义在这一时期是不统一的,与我们现代的名称也是有区别的。如《马氏文通》和《中国文法要略》都把宾语称为“止词”,但前者认为“止词”是“外动字”所及者,后者认为“止词”是动作的止点;述语都认为主要由“外动词”即及物动词充当,但各家的称谓又有所不同。对于述语和宾语的地位,大都认为述语是句子的主要成分,然而宾语的地位各家看法不一:有的认为是独立的,如马建忠;有的认为是附属于述语的,如金兆梓、黎锦熙。
(二)述宾短语的语义关系
《马氏文通》中认为止词位于外动字之后并又说“凡受其行之所施者,曰止词”。这就从语义关系和语序关系两个方面对止词下了定义:首先止词的位置应该在动词之后,其次止词是动作的受事。《中国现代语法》称短语为“仂语”,述宾短语被归在主从仂语里,王力认为主从仂语是一种修饰关系,修饰是对于意义范围的限制。《汉语语法论》中把述宾关系描述为“引导关系”,“当两个有关系的词语放在一起时,如果其中的一个表示一个事物,而这事物是历程所归止的方向”,分为“引导者”和“受导者”,“引导者必得是一个具有名词功能的词语,相当于一般语法学家所谓的宾语”。
由此看出,对于述宾短语的语义关系也是各持一词,从不同的角度对述宾短语的语义关系进行了分类:马建忠认为述宾短语的语义关系为施受关系,王力把它归在修饰关系里,而高明凯将它放到引导关系中,宾语是引导者。
(三)主语宾语判定标准
吕叔湘(1946)《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就对主语和宾语的辨别标准进行了研究。文章指出,和印欧语相比,汉语判别主语和宾语的标准只有位置和施受关系这两项,但这两项标准分析出的结果却不总是一致的。通过十几种句式的分析,讨论了各种分析方法后,作者没有下最后的结论,在文章最后提出确定主宾语的最好标准是“简明、具体、容易依据。还要有些弹性,能辨别句子的多种类型”[1]。
二、建国至时期的研究
建国初期,国内语法研究深受美国结构主义的影响,建立了新的语法体系,述宾短语的研究也随着潮流建立了新的体系。
(一)《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的研究
1952年至1953年连载于《中国语文》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受美国结构主义的影响,把述宾短语称为动宾结构,认为动宾结构属于句法结构的一部分,认为“动词后头可以有宾语”“动词、次动词加宾语”是动宾结构,“拿位置作标准定主语和宾语”就可以解决问题。书中分析动词可以分为带宾语和不带宾语的,带宾语的动词也不总是带宾语,而次动词总是带宾语的。有时候动词还可以带双宾语。充当宾语的成分大多是名词和代词,另外还指出形容词、动词、动宾结构和主谓结构都可以作宾语。对于动词和宾语之间各种语义关系分出了很多种类[2]。
(二)主宾大讨论中的宾语研究
1955年7月到1956年4月,由《语文学习》编辑部发起了主宾大讨论,参加讨论的有几十人,在关于如何确定宾语的问题上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偏重于意义,认为确定宾语应以意义为主。傅子东(1956)《主词和宾词》、王宗炎(1956)《怎样分辨主语和宾语》、颜景常(1956)《从意义与形式的关系上看汉语动句的主语和宾语》等人持这种观点,认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岑麒祥(1955)《讨论主语宾语问题的几个原则》中也认为完全用位置来确定主语和宾语,就否定了汉语的倒装句,取消了修辞学,把汉语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简单地列成了几条死板的规律。
第二种,偏重于形式,认为确定宾语应以形式为主。如徐仲华(1955)《分析句子应该从语法标志出发》中认为分析句子以语法标志为主要标准在一般情况下,不管施事受事,在动词前面就是主语,在动词后面就是宾语。另外还有陈庭珍(1955)《分析主语宾语应该根据结构》、唐启运(1955)《语法结构决定主语和宾语》等人倾向于这一观点。
第三种,意义和形式并重,胡附、文炼(1955)《谈宾语》、张志公《关于汉语句法的几点意见》、周祖谟(1955)《关于主语和宾语的问题》、曹伯韩(1956)《主语宾语问题随感》、高名凯(1956)《从语法与逻辑的关系说到主语和宾语》等认为不能绝对化看问题,结构和意义是统一的。胡附和文炼《谈宾语》还结合意义和形式分析了宾语,认为确定汉语中宾语的范围最好是先把动词的后置成分通过分析分成若干类,然后再确定其中哪些类是宾语。
主宾大讨论最后在确定宾语的标准上取得了一致,即兼取意义和形式,但偏重于形式,这使宾语的研究更进了一步。
三、后至今的研究
如果说前的述宾短语研究提出了整体的框架和体系,那么后的研究就是在其基础上的充实和发展。
(一)视野不断扩大的述宾短语研究
视野的不断扩大在这一时期体现主要为两方面:
一方面新的理论被不断引进,为述宾短语的研究开拓了视野,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
比如,配价理论的引进。动词作为述宾结构中述语的主要成分,配价理论从新的视角,运用新的方法研究了动词和名词之间的关系,包括和名词宾语之间的关系,解释了汉语语法事实。如周红(2003)《动宾式动词配价分析》运用配价理论对动宾式动词的语义和句法功能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探索了动宾式句法功能变化的内在原因。还有很多相关论文如张志英(2003)《从配价角度看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现象》、陈新义(2007)《二价动词组成的动宾结构》、张国宪和周国光(1997)《索取动词的配价研究》等。
还有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分析,如沈家煊(1995)《“有界”与“无界”》一文由探究数量词对语法结构起制约作用原因入手,从认知角度分析了“有界”与“无界”对动宾结构的影响。黄洁(2009)《动宾非常规搭配的转喻和隐喻透视》、张建理(2008)《单宾语句的认知构式语法研究》、吴为善(2007)《述宾两字组的整合度高低及其层级分布》等,这些论文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揭示了述宾短语组合背后更深层的认知支配机制。
“空语类”理论是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的课题,“空语类”在汉语中主要表现为“空主语”和“空宾语”,有许多专著和论文进行了空宾语的研究,如沈阳(1994)《现代汉语空语类研究》,徐烈炯的(1994)《与空语类有关的一些语法现象》,韩景泉(1997)《空语类理论与汉语空位宾语》。对空宾语出现的条件、形式、位置以及与英语中的空宾语的区别等进行了讨论,目前空宾语的研究还不是很成熟。
另一方面,开始同其他语言的比较研究。如姚继中(1997)《日汉动宾结构比较研究》、田文琪(1992)《动宾关系的俄汉对比》、李永燧(1984)《试论哈尼语汉语动宾词序的异同》、袁焱(2008)《汉越述宾结构对比研究》等。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对汉语和不同语言的述宾短语的形式和内涵进行的深入研究,不仅弄清了它们之间的异同及相互关系,还为高层次的教学提供了资料,更主要的是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综观这一时期,述宾短语的研究受外国理论的影响很大,我国学者将新的理论与汉语实际结合起来,与建国前的研究比较起来,这一时期的学者在借鉴的国外经验的同时,更加理智和成熟,紧密结合汉语实际,促进了汉语的健康发展。不仅重视汉语本体的研究,更放眼世界,比较语言学的述宾短语研究也被人们所重视。
(二)不断加深的述宾短语研究
述宾短语研究不断加深,主要体现在:
一方面,对述宾短语的句法、语义、语用的全方位考察,主要体现在专著对述宾短语进行的细致分析。如熙的《语法讲义》把述宾短语分为“粘合式和组合式述宾结构两种”,根据带宾语的情况对动词进行了仔细的分类,并详尽地讨论了八类宾语[3]。徐枢的《宾语和补语》对述宾短语进行了论述,包括:什么是宾语、宾语的构成、从述宾的语义关系对宾语的分类、动词带宾语的情况、双宾语;在确定宾语时的一些问题、宾语的使用[4]。马庆株《动词和动词性结构》讨论了述宾短语的歧义,名词性宾语的类别,现代汉语双宾语构造等[5]。
另一方面,述宾短语中的小类研究不断深入。如“动宾式动词+宾语”是八十年代流行开来的,但对它的研究却相当充分,主要集中在它的结构特点,所带宾语的类型,动宾式动词的特点及带宾语的条件,流行的原因及规范化问题等。还有形容词带宾语的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有四种观点:带宾语的形容词就是动词,如吕叔湘(1966)《单音形容词用法研究》、王启龙(1995)《带宾形容词的统计分析》等;形容词带宾语是活用,如吕冀平(1984)《现代汉语的意动句式》、邢福义(1988)《关于形容词短语》等;形容词带宾语后仍是形容词,范晓(1983)《关于形容词带宾语问题》、沈锡伦(1984)《关于形容词的宾语》等;一些形容词带宾语是汉语的特点,一些形容词带宾语是动形兼类:许德楠和董浩(1980)《谈形容词带宾语的几个问题》等。
述宾研究取得了不斐的成绩,不少问题达成了共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其中有不少问题尚待解决。对于述宾的名称及界定目前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如述语的内涵,述语的名称,宾语的位置。对于述宾的关系的类别仍处于开放状态,目前还很难将其遍举,语义关系千差万别,难以进行穷尽式描写。注重述宾共时的描写,忽视了历时和比较的研究。重视语法语义研究,忽视语用研究。述宾研究还有待于向更深更广的层次发展。
参考文献:
[1]吕叔湘.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家――吕叔湘选集[M].吉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2:535,第1版.
[2]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1.12:12-39,第1版.
[3]熙.语法讲义[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2.9:110-124,第1版.
语文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显著特征在于，语文是母语的学习与运用，其主要方式是通过语文实践而习得。正是语文学科的这种独特性，决定了语文知识在整个教学中的重要地位。笔者作为一名初中教师，现浅谈几点初中语文知识教育在教学活动中的影响。
我们应该对初中语文知识教学树立正确、积极的态度：正视初中语文知识素养在整个语文素养中的独特地位，正视初中语文知识在学生语文学习中的积极作用，它是学生语文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小学到高中的纽带，起着承上启下的过度作用，是学生的语文能力从稚嫩走向成熟的推动器，是学生形成良好语感的催化剂。学习初中语文知识是极为重要的，切不可一谈初中语文知识就色变。关键是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初中语文知识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
1、初中语文知识对于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和语文学习效率有很大帮助
初中语文知识是学生学好初中语文的前提和基础。如果学生有深厚的语文知识作铺垫，就插上了语文能力提升的翅膀；倘若只强调在具体的语言情境中熏陶、感染，自然生成语文能力，其效率实在不敢恭维。我们以提高学生的识字能力为例进行说明：学生在小学开始接触了汉语造字的基本知识，比如形声字的有关知识，在初中作为自学板块进行进一步强化，这就大大提高了识字教学的效率，也就提高了学生语文学习的效率。
2、初中语文知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语感，提高学生语言学习的感悟力和领悟力
语感是语言学习的核心要件，是衡量学生语文水平的一个标尺。语感的形成途径多种多样，小学阶段在朗读、感受、体验、品味、交流和表达这些能力中已有雏形。初中语文知识和语感培养让这些能力更加成熟。比如，学习必要的语法知识和修辞知识，对语言的领悟力就会大大增强，有助于形成语言的流畅感和形象感，为高中语文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3、初中语文知识是语文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语文素养的内涵极为丰富，语文能力（听、说、读、写）属于语文素养，语文的学习习惯、方法属于语文素养，审美情趣、思维品质也属于语文素养，文化视野、文化品位也属于语文素养，初中语文知识更是语文素养的组成部分。举一个例子，如果连托尔斯泰、泰戈尔、莫泊桑、莎士比亚这些文学大师都不知道，能说语文素养高吗？如果连《威尼斯商人》《鲁宾逊漂流记》《名人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世界名著一点都不了解，能说语文素养高吗？如果连唐诗、宋词都不知道是何物，能说他的文学素养好吗？这些文学文化常识就是初中语文知识的重要部分。所以，初中语文知识是学生语文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初中语文知识，才能达到课标对语文素养的基本要求。
实际上，语文课程标准很重视初中语文知识的学习，且不说它把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作为课程目标的三个维度之一，就是在课程目标中也多次予以强调。比如，关于表达方式，在阅读中了解叙述、描写、说明、议论、抒情等表达方式；关于文学作品，能够区分写实作品与虚构作品，了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样式，等等。从这些表述来看，课标很重视初中语文知识的教学，既不能停留在小学阶段的浅易，又不能过于复杂，至于教什么，怎么教那又另当别论了。
二、对义务教育阶段初中语文知识的梳理
义务教育阶段语文知识的内容比较广泛，大体包括：
1.语文基础知识，主要有
①词语，除积累词语、理解词语的含义外，还有词语的构成方式：主谓、述宾、偏正、后补、并列；词语的感彩：褒义词、贬义词和中性词；成语、谚语、格言、警句等。②句子：句子的类型：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句子的构成；病句的类型及其修改；句式的变换；扩句、缩句、仿句等。③标点知识，着重了解句号、问号、感叹号、逗号、冒号、引号、分号、省略号、书名号、破折号的用法和作用。
2.语法知识，主要有
①词语的分类：⑴实词：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叹词；⑵虚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拟声词。②短语结构：并列、偏正、主谓、动宾、动补。③句子：⑴单句类型：主谓句、非主谓句；单句的成分：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⑵复句（限二重复句）构成：单句直接组合，借助虚词组合；复句的类型：并列复句、递进复句、选择复句、转折复句、因果复句、假设复句、条件复句。
3.修辞知识，主要有
①语言表达：简明、连贯、得体。②修辞手法：比喻、拟人、夸张、排比、对偶、反复、设问、反问、对比、引用等。
4.文体知识
①记叙文：记叙的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记叙的人称：第一人称、第三人称、第二人称；记叙的顺序：时间顺序、空间方位顺序、事件先后顺序；记叙的线索：以人物为线索、以事件为线索、以行踪为线索、以思想感情为线索；记叙的方法：顺叙、倒叙、插叙。②说明文：说明的对象：事物和事理；说明文的类别：事物说明文、事理说明文、科普说明文；说明的方法：列数据、打比方、分类别、举例子、下定义、作比较、诠释等；说明的顺序：时间顺序、空间顺序、逻辑顺序；说明的语言：平实说明和生动说明。③议论文：议论文的要素：论点、论据、论证；论点提出的方式：开篇直接提出、结尾总结提出、中间提出、用分论点的方式提出、蕴涵在议论过程之中；论据的类型：事实论据、道理论据；论证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摆事实与讲道理相结合，或曰：例证法、引证法等；议论文的结构：引论、本论、结论；议论的语言：准确、严密。④实用文体，常用的包括标语、启示、计划、请假条、留言条、介绍信、说明书、广告词等。
5.文学文化常识
①重要的作家作品。②课本涉及的重要的文学常识。③主要文学体裁的基本常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童话、寓言、神话等。另外还有古代有名的文学体裁，如赋、词、绝句、律诗、散曲等。④文学描法：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肖像描写、环境描写；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细节描写。
6.写作的基本要求
会写记叙文，其他文体可以涉猎，不做强求。
7.古诗文语言常识
①字音：多音字、异读字。②文字：古今字、异体字、通假字、（下转12页） （上接13页）假借字。一词多义；古今异义；词类活用。④句式：判断句、被动句、省略句、倒装句。
8.语文学习方法性知识
①读书方法：朗读，默读；精读，浏览；跳读，速读；诵读等。②检字、检词方法：音序检字法、部首检字法、四角号码检字法等。③解读文章的方法：对话、探究、体验。④词语理解方法：借助词典结合语境理解；结合生活经验、自己的积累理解。⑤学习作品欣赏方法：联系时代背景评价作品的思想倾向；体验作品中感人的情景和形象；品味作品中富有表现力的语言。⑥口语交际与语文实践活动的基本知识。
时下义务教育阶段高学段的语文教学中，有这样一种不良的倾向：由于各式各样的教学改革与探讨，口号是“注重学生的动手能力”、“合作能力”、“自主探究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在这些改革的过程中常出现有不重视初中语文知识教学，视初中语文知识教学资源于不顾，课堂热闹，语文知识教学严重疏忽。再者，到了中考时候，主要是以阅读和写作为主，中考几乎不涉及语法知识，连作家作品、修辞、篇章结构等语文知识也考的极少。这也给人以误导：初中语文知识不重要。
语文是最容易学的，但凡粗略识文断字的人，只要肯下功夫，天长日久或成为写作家，或成为语文家，比比皆是。然而语文是最难以教授的，尤其是达到了一定的阅读写作水平以后，再让他人教授就非常困难了。高中学生就是这一类的人，有的已达到相当的水平，比如韩寒之流，高中时语文考试成绩不佳，但写作水平已很高，发表了许多作品。这是因为语文是国语，是母语，其学习的外延同生活的外延几乎相同，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教师看过的东西未必比学生（高中学生）多，你能查询的东西学生也能查到，什么作者介绍、时代背景、作品主题、结构特点、评论争鸣、艺术成就，等等，应有尽有。你给学生教什么？还需要你教吗？有人提出疑问不是没有道理的。
高中语文到底应该教给学生什么，怎么教，就成了高中语文教师苦苦思考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思考我们汉语“学习”的特点。
1汉语“学习”的特点
要了解汉语“学习”的特点，必须先了解汉语在运用中具有的三大特征。首先，汉语语言总体上说是属于诗体语言。从语言发展演化的过程中我们知道，言语活动都是由单音节向多音节发展，从无韵律向有韵律发展。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经过几千年的漫长浸润，汉语言无处不渗透着诗意，中国古代几千年的诗风孕育了汉语言诗化的风格。其次，汉语言属于感性语言，尤其是其书面语言文字，由于方块字是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汉语文字的“六书”，在音、形、义等上面具有强烈的具象性，容易引起人的联想与想象。再次，汉语言的典故与成语化倾向。汉语言在几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历史典故、名言警句层出不穷，人们在运用汉语言交际的过程中，用词、用句往往考虑用典、考虑古意，因此，历史文化的底蕴使汉语言的运用讲究厚重的蕴含和深意，四字成语是汉语言文化的独特风景就是一证。最后，汉语言属于非线性发展语言。在对汉语言“口头语言”的掌握过程中，可以从任一话题任一契机入手学得和习得，无先后承接的严格划分，只需搜罗词汇、组合语句、拆卸搭配即可运用。
我们从语言学理论得到启发：母语学习的特点，第一，母语学习从“习得”开始，然后进入“学得”，最后又回归“习得”；现代认知心理学理论认为，儿童从小在对母语的掌握过程中，有“习得”与“学得”两种方式：“习得”是指的自然获得，是无意识的模仿活动；“学得”是指通过有计划的学习所获得的行为习惯，是有意识的学习活动。第二，“目标语”、“伙伴语”、“中介语”的距离与差异。章熊老师在《中学生言语技能训练》[1]一书中提出中学生的语言学习有三个层次：“目标语言”，这是学习的范本，是语言学习的终点；“伙伴语言”，是指与学生水平相近的语言素材，学生与伙伴交谈时显示出的语言水平，是语言学习的起点；“中介语言”，是指处于以上两种语言层次的过渡状态的语言水平，是不断变化的语言。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顾及了汉语学习的这种特点，在新的“课程标准”中对语文知识教学要求的变化，一些教师对语文知识教学的把握进入了误区。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语文新课标删除了体现基础知识的“教学内容”，有人由此断定新课标主张弱化语文知识；二是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存在着不约而同地将语文基础知识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上，把语文教学效率低下归咎于“知识中心”；三是扔掉基础知识这根学习的拐杖，仅仅以感觉、感悟的思考的判断来学习语文。那么教师在新课程高中语文教学中对语文知识如何建构呢？
2教师对语文知识如何建构
新课标对语文知识目标的表述是“能围绕所选择的目标加强语文积累，在积累的过程中，注重梳理”，“通过对语文知识、能力、学习方法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要素的融会整合，切实提高语文素养。”这种表述是新课标的一种策略处理。它主要的目的是，弱化语文学习的死记硬背，强化理解运用，强调课本、教师、学生对知识的主动选择。这种强化表现在：课本对知识的建构――课本编写者的建构、教师对知识的建构――教学中自主建构、学生对知识的建构――习得中的知识建构。
对于教师来说，在教学实践中更应该认真地重新建构语文知识网络，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
2.1引进汉语的言语知识：根据广义知识观和知识分类理论，知识包括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陈述性知识又可叫语义知识，是以命题和命题网络表征的主要用来描述事实或陈述观点的知识；而程序性知识则是运用陈述性知识办事或解决问题的知识；策略性知识则是如何优化办事或解决问题的程序的知识。由于策略性知识也体现了办事和解决问题的程序，因此，“策略性知识是一种程序性知识，基本教学过程遵循程序性知识学习的一般规律。” [2]语文知识的学习重在应用，理应强化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的建构。因此，与程序性、策略性知识关联密切（即经过练习能直接转化为程序性知识）的陈述性知识也就不应弱化，所弱化的应该只是与形成程序性、策略性知识关系不大的陈述性知识。根据汉语学习的经验，我们都能体会到汉语语法知识在形成汉语表达能力方面并无实质作用，它并不能有效地指导我们进行句法的组织以适应实际的言语交际的需要，属于与程序性、策略性知识关系不大的陈述性知识，应在弱化之列。语文特级教师洪镇涛在《打开学习语言的大门》[3]一书中提出了中学生学习语言的“三主一副”、“四线平行”的结构。第一条主线：学习“精粹语言”，奠定儿童语言文化功底，所谓“精粹语言”指的是形式精美、凝炼，文化内涵丰富的语言；第二条主线，学习“目标语言”，提高儿童语言文化素质，所谓“目标语言”指的是提高学生语言发展水平，是学习这一特定时期的攀登目标的语言，是一个相对概念；第三条主线，是学习“伙伴语言”，训练学生语言的操作能力，所谓“伙伴语言”指的是相当或略高于儿童语言发展水平，已经或可能在交际时使用的语言，学习“伙伴语言”的目的，在于让学生直接模仿运用，训练语言操作能力。我们的研究中包括教师、家长、媒体、学生伙伴的语言对学生语感及语言积累的影响。我们知道，汉语是“流水句”或者叫“语义句”，纯属意合，因而组合灵活；英语等则是语法句，结构严谨，组合严格按照语法。汉语组合的灵活性给我们的言语运作提供了极为宽广的空间。以诗词最为明显。唐代诗人杜牧的七绝《清明》，在历史上就有许多文人做过游戏，不同的断句就造成不同的体裁和意境。如这样断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我们熟知的王昌龄的《凉州词》经人一改，就是词的形式。“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汉语语词的重新切分、组合，所引起的语义变化是无限的 。上奏朝廷改战报的典故，把“屡战屡败”改成“屡败屡战”，一个败将马上变成一个英勇顽强的将领了；
长沙岳麓书院有两副对联：一副是“唯楚有才；于斯为盛”；一副是“纳于大麓；藏之名山”。1916年黄兴、蔡锷相继病逝，有人套用这两副对联，纪念这两位名人：“ 唯楚有才，纳于大麓；于斯为盛，藏之名山。”又如，汉语虚词富于“弹性”，虚词常常不用：（1） 夹肉馍――肉夹馍――肉夹于馍；（2）温度不够，催化剂质量又不纯，致使试验失败了。（因果关系）（3）他吃得不多，力气不小。（转折关系）。
同义形式的选择知识也非常重要。什么是同义形式选择？各个近义的词语、语句、段落之间，各种风格之间，进行选择，选择最适合需要的形式，这种手段叫“同义形式”也叫“同义手段”。 例：“下围棋我不如你，可下象棋你不如我。”和“下象棋你不如我，可下围棋我不如你。”前者强调“我”，后者强调的是“你”。近义词的选择、词类活用现象、充分利用语言的多义性以及不同语境里话语还可以获得甚至与本义截然相反的意思，如：“我辈正经人，确乎犯不上酱在一起。（鲁迅《高老夫子》）”中的“酱”字；“他回家对他的夫人说：“哎呀，我的母夜叉，你比小余可爱多了，真是个贤德的夫人呀”中的“母夜叉”，都有值得揣摩的含义。目前国内关于汉语语用学的研究已有相当的成果可资利用，在建构语文课本知识时可以斟酌吸纳，以培养学生根据具体语境和特定的交际对象、交际目的适切地进行言语表达的能力。总之，淡化、弱化静态描写且不符合汉语特点的汉语语法知识，引进并强化动态生成的言语知识应当作为建构课本知识的一个战略性策略。
2.2完善常用文体的结知识：高中语文教学的常用文体，包括普通的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常用文体的内容知识，如记叙文的中心、材料，说明文的说明对象的性质、特点，议论文的论点、论据、论证过程等，其主要作用只是在于提示阅读分析的关注点，对于写作则并无什么实质性意义。因为写作本质上是一种生命活动形式，它产生于写作者的内在需要。当写作实践活动真正发生的时候，原来的生活积累和感悟便会自然地转化为记叙文的中心、材料或说明文的对象、性质、特点或议论文的论点、论据、论证过程等内容。从写作的角度看，文章的内容不是从有关文章内容的知识中生发出来的，而是从写作主体对生活的积累和感悟中生发出来的，有关文章内容的知识不能对文章内容的精加工起到实质性的指导作用。写过文章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对内容的精加工所依据的是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是对生活中所反映出来的事理逻辑的体认。而作为文章的结构知识，则对文章形成过程中的构思起到关键性的指导作用。结构的方式不是从文章的内容中内在地生发出来的，它具有外在的可选择性，体现了作者对形式美的追求。同样的内容，可以有不同的结构方式，而选择的结构的方式不同，不但体现了文章整体架构形式的差异，而且能对文章内容的表达产生一定影响。例如在议论文中若采用“总论―分论―结论”（“总论”是提出论点，“结论”是在分论基础上对论点的归结）的结构方式，则表达了对论点的反复强调。人们一般把叙述、描写、议论等表达方式也看做形式因素，但表达方式的选择并没有多大的自由度，对文章的内容具有很大的依存关系，本质上也是内在地生成的，而不是自由选择的，所以有关表达方式的知识，实际上也只能对文本意义的阅读分辨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对指导文章写作意义不大。总之，在有关文章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许多知识中，唯有结构知识对文章的阅读和写作都具有指导意义，在教学时应该特别关注。
高中课本对文章结构的知识并没有解决好。说明文的结构基本没有说，而记叙文和议论文的结构虽然说了，但存在明显的缺陷。如讲记叙文的结构总是与线索搅在一起，叫做“结构线索”。其实结构归结构，线索归线索。结构实际只是一种外框架构，文章的结构就是文章的外框架构，犹如建筑物的外框架构，它着眼的是部分的组合。《现代汉语词典》释结构：“各个组成部分的搭配和排列：文章的～|语言的～|原子的～”[4]也是这个意思。而线索实际上指文章内在的情意上的前后承续的线性关系，它不是着眼于“部分”的架构，而是着眼于“前后”的关联。将记叙文的结构和线索搅在一起讲，什么也讲不清，多数情况是名义上讲结构，实际上讲线索。对议论文的结构课本一般表述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种表述虽不能说完全错，但却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它并不能揭示一切议论文的结构规律，具有片面性。具体地说，它只是适合中心论点属于行为性命题的议论文的规律，而不适合中心论点属于认识性命题的议论文的规律。“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既可以‘分析’又可以‘解决’的。比如‘学贵谦虚’这样的问题，就是只可以‘分析’，无所谓‘解决’的。如果硬要说什么‘解决’的话，那么‘分析’的本身便是‘解决’。就是说，只要‘分析’清楚了为什么学习贵在谦虚，那么作为‘解决问题’的‘怎么样谦虚’的问题，即谦虚的表现形式的问题，也就必然说到了，因为撇开谦虚的表现形式，为什么学贵谦虚的问题无法分析清楚。”[5]“学贵谦虚”属于认识性命题，由此可见，中心论点属于认识性命题的议论文是无法也无须构建“解决问题”的结构部分的。而以行为性命题（如“反对教条主义”）为中心论点的议论文，则又是既可能构建出“分析问题”的结构部分（分析“为什么要反对教条主义”），又可以构建出“解决问题”的结构部分（解决“如何反对教条主义”）。但由此而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结构规律推广为一切议论文的结构规律，显然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第二，“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实际反映的是文章各部分的事理关系，作为结构也只能是事理结构。事理结构是内在的由文章内容的事理关系决定的，选定了一定的内容就意味着选定了一定的事理结构，因而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表述议论文的结构，除了有利于阅读议论文时对各部分事理关系的把握外，对写作议论文并不具备有利于结构选择的意义。
学术界和语文教育界对常用文体的结构已经有较深入的研究。吴应天的《文章结构学》将记叙文除倒叙外的本事部分的结构分为“总叙――分叙――结尾”“分叙”几种类型；将说明文的结构分成“总说――分说――总结”“总说――分说”、“分说――总结”“分说”几种类型；将议论文的结构分成“总论――分论――总论”“总论――分论”“分论――总论”“分论”几种类型。[6]应该说，这种从总分关系着眼寻找文章各部分之间的结构规律的方法大体是可取的。不过其明显的缺点是：只注意到文章主体的“首”“中”“尾”三部分，而未考虑到在文章主体之外，有时还存在类似于“楔子”的端絮和类似于“尾声”的余絮部分，它们既超出对所记、所说、所议事物的记叙、说明、议论本身，又与对所记、所说、所议事物的记叙、说明、议论有一定联系。有的学者曾把议论文的端絮部分叫“引论”（区别于“总论”），把议论文的余絮部分叫“余论”。这样，根据“引论”“总论”“分论”“结论”“余论”的隐现，议论文的结构变化就有14种之多。[7]说明文、记叙文的结构变化有哪些，也是不难搞清楚的。
2.3丰富文学作品的“叙事”知识：高中课本知识中也有一点“叙事”知识，但过于肤浅，仅停留在叙述人称（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和叙述次序（顺叙、倒叙、插叙）等极为表面的层次，体现文学作品的艺术匠心的叙事技巧难以描述，也难以发掘。
20世纪80～90年代，西方关于“叙事学”的研究成果传到国内，使我们认识到叙事技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高中课本中当然不可能全面吸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但在较为浅近的适合中学生理解的层面上吸纳其中的某些成果，还是可以的。例如，我们可以吸纳一点简单的“叙事视角”的知识，则可以让学生懂得，无论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叙述，都还存在“内视角”和“外视角”的选择问题。“内视角”的叙述即叙述者从处于事件之中的角度进行叙述，“外视角”的叙述则是从处于事件之外的角度叙述；第一人称“内视角”的叙述即为“主人公讲他自己的故事”（如鲁迅的《伤逝》），第一人称“外视角”的叙述即为“旁观者讲主人公的故事”（如鲁迅的《孔乙己》），第二人称“内视角”的叙述即为“全知”的作者的叙述（如鲁迅的《阿Q正传》），第二人称“外视角”的叙述即为“作者从外部讲故事”式的叙述（如鲁迅的《药》）。[8]可见，吸纳了“叙事学”的有关知识，对叙事性文学作品的叙事技巧的分析便可以清晰得多，这对学生提高文学作品的鉴赏水平和创作水平（高中语文新课标在选修课程中鼓励学生尝试文学创作）显然都很有益处，甚至可惠及普通记叙文的读写。
以上所谈的知识，只是既重要而又被课本所疏忽，因而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应当特别关注的主要知识板块，它们相互关联构成从语言运用的技能技巧到结构篇章的技能技巧再到选择叙述策略的技能技巧的比较全面的知识网络。这些知识对提升学生听、说、读、写的智慧技能，尤其是书面的篇章的读写的智慧技能和策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除了这些知识外，一些文体常识（包括文学文体常识）在教学时还应重新审视，并进行一些细化的分类性的特征描述，以便更贴近文体和学生学习的实际。课本在这方面大多是笼统的大而化之的概括。比如一说记叙文，便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几大要素，其实写景的记叙文就可以没有事件甚至没有人物；一说到议论文便是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其实有许多议论文没有论证，有的虽有论证却没有论据（如墨子的《兼爱》，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一说到小说便是情节、人物、环境“三要素”，其实有许多小说谈不上有什么情节（如鲁迅的《伤逝》，都德的《最后一课》等）；一说到散文便是“形散而神不散”，其实也有散文神不散形也不散（如老舍的《济南的冬天》等）。如果我们按有无人物和事件、有无论证和论据、有无情节、是否形散等特征对记叙文、议论文、小说、散文进一步细化分类，则对提升学生相应文体的读写能力显然很有意义。当然这只是一种分类方法，完全还可以有其他的分类方法。此外，关于文字、词汇、修辞知识和一些文学史常识，传统的课本处理得比较好，我们依然按照过去的教材来处理这块教学。
参考文献
[1]章熊.《中学生言语技能训练》.《中学语文教学》，2002年5期
[2]皮连生.《智育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3]洪镇涛.《打开“学习语言”的大门》.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
[5]方武.《议论文体新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
关键词：高中语文；文言文；教学效率
教材是实现教学目标的辅助工具之一，作为教育的物质载体，它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当前的高中文言文教学还存在很多问题，给学生枯燥沉闷的感觉，在这方面的教学效率提升难度很大。引起学生的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已经成为现在高中语文文言文教学的难点。如何妥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教师不断思考与研究，努力探索教学策略。
一、培养学生文言文学习兴趣
对于学习任何事物，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高中学生在高中阶段的发展十分关键，这个阶段的学生喜欢理论与逻辑性较强的知识，学习思路基本已经成型，但在学习文言文时，经常遇到晦涩难懂的字词、语句，并且需要背诵的内容也在增加，严重打击了他们的学生积极性与主动性。因此，为了改变这种学习情绪与心理，教师要注重创设情境教学，把文言文课程中的内容与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让学生提前了解文言文所表达的文化与背景。同时，教师可以根据学生耳熟能详的名言警句展开讨论，比如，在学习荀子的“劝学”时，教师引导学生回忆都有哪些珍惜时间的句子，还有哪些励志的故事。可以把同学进行分组，以竞赛的形式让学生抢答，使学生加深了对文言文内容的理解，增强了记忆，对背诵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另外，还可以给学生多提供一些历史小故事，高中文言文课程有很多都是历史故事，结合历史讲解能够让学生快速理解内容，逐渐培养出学生文言文学习兴趣。
二、重视文言文语法知识讲解
在学习高中语文文言文时，是有规律可循的。尤其文言文的语法与现代汉语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虽然文言文的语法在讲解时比较枯燥乏味，很难引起学生的兴趣，但是在教学中还要给予一定的重视。教师在进行文言文语法教学时，要把一些基本的语法概念灌输给学生，让他们形成一个初步的印象，这样才能方便后期文言文教学的开展，让学生明白，掌握文言文语法可以加快学习与理解文言文的内容。因此，教师需要整理归纳好文言文语法知识，或者专门挑选课时进行文言文语法讲解，增加对常用句法、通假字、表达方式与对话习惯等方面的实践训练，在课余时间可以提醒同学之间使用文言文进行交流，在现实生活的实践当中帮助学生巩固文言文语法的概念与知识，方便学生记忆与应用。
三、积累词汇量提高学生自主阅读能力
高中语文文言文中很多字词的读音与意思都与现代汉语有所区别，学生在阅读上增加了难度，经常出现错误理解文章意思的情况，这就需要教师对一些比较常见的实词与虚词，还有一些特殊句式，进行相应的指导，以提高学生的自主阅读能力。教师要帮助学生寻找文言文中字词、句式的规律，着重标明字词的不同意思和一些较为特殊的用法。比如，在文言文教学中，“走”字的意思在古代与现代是有所区别的，在古代很多时候“走”字是“跑”的意思，而在“孟子•梁惠天上”这一课当中，有一句“弃甲曳兵而走”是为“行走”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在文言文的字词中具有多种意思，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加深了对字词的印象。教师与学生的交流、探讨时，让学生在学习文言文的过程中不断积累词汇量，越来越容易理解文言文的内容，自然而然就提高了自主阅读能力。
四、利用多媒体辅助课堂教学
随着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与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利用多媒体辅助课堂教学已经成为现代教学的主要方法之一。在高中语文文言文教学中，多媒体课件可以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文言文的故事情节、人物心理以及当时的背景与文化。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并不能完全代替传统教学，它的功能是起到良好的辅助作用，教师在使用多媒体教学时要处理好多媒体与板书、讲解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出多种教学手段，并且多种教学手段相互配合使用，这样才能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比如在学习“鸿门宴”这篇文言文时，利用学生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提高他们的兴趣，教师可以播放楚汉争霸的视频片断，很容易就把学生带入到那段峥嵘的历史时期，学生在视频中进一步了解当时的人物、历史、背景与心理的情况下，加深了对“鸿门宴”这篇文言文的理解与印象。
五、结语
高中语文文言文教学中，教师要在不断的实践中总结教学经验，在教学中体现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改变传统文言文的教学方式，探索最有效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正确认识文言文在汉语中的重要性，培养他们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加深对文言文的了解与理解，快速掌握背诵方法，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文言文教学效果，并且对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加强学生在文言文方面的学习能力，都有着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娟娟.新课标理念下的文言文教学之我见[J].文教资料,2012,(01).
现阶段中学语文语法教学存在的各种“偏颇”现象也是中学语文语法教学开展过程中的一大阻碍。重视英语语法教学而轻视汉语语法教学，使得学生对母语语法的掌握受限，在日常的学习考试中，出现了使用英语语法分析现代汉语语法问题甚至古代汉语语法问题的情况，得出的结果令人无奈。重视教材理论、举例而轻视联系实际也是中学语文语法教学中的一个硬伤。语法教学本来的目的就是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实践能力，而中学教材语法的讲解例子选取目前却出现了连课文都不加以联系的情况，遑论联系学生生活实际。学生学完理论后根本无法对应到生活进行理解，难以得到真正的实际运用。
二、中学语文语法教学的必要性
1.各阶段课程标准教学目标决定其必要性。中学语文语法教学尚存在许多问题，教学的效果亦不尽如人意，中学语文教学中的语法教学是否真的是必要的？其实这一问题根本无需多做讨论，《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在语文教学的总体目标及各学段学习目标中都对语法教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总体目标中，提出“能具体明确、文从字顺地表达自己的见闻、体验和想法。能根据需要运用常见的表达方式写作，发展书面语言运用能力。具有日常口语交际的基本能力，学会倾听、表达与交流，初步学会运用口头语言文明地进行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在口语交际与写作阅读中包含了对语法掌握的基本要求。在第四学段（7~9年级）的阅读学习目标中，更具体提出了要“随文学习基本词汇、语法知识，用来帮助理解课文中的语言难点”并在附录中列出语法修辞知识要点。而《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也在阅读、写作、口语交际的模块的学习目标中提到了对语法学习的要求。既然有了教学目标，那便是有了教学需要，有了教学需要，中学语文教学中的语法教学毫无疑问是必要的。
2.语法教学促进个人语言运用能力提高。语法教学对于我们每个人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提高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尽管由于对母语的长期使用，我们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语感以及对汉语基本语法知识的运用掌握，但这仍无法避免我们在日常语言使用中由于方言、个人表达习惯等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语用错误。学习语法可以纠正这些错误，使我们的语言表达更为准确。此外，自发形成的语感往往不包括对书面语等语法掌握，许多未学习语法知识的学生尽管会说，但在书面表达上存在问题，部分学生会出现由于书面语语法的问题对日常口语语感产生负面影响造成的口头表达不清楚，可见系统的语法学习有多重要。
三、中学语文语法教学的改善方法与策略
《新课程学习》2009年第四期曾发表过两个关于中学生语文学习兴趣以及语法运用能力的调查结果表，其中显示中学生对语法学习的兴趣低，在语汇、语法、修辞、文学常识、记叙文阅读、说明文阅读、议论文阅读七个选项中排在倒数第二。对语法知识的掌握不理想，与初中相比，高中语法能力并无明显提高，两个学段的总体及格率均在22.2%左右。这从一定程度上再次反映了现阶段语法教学不明朗的现状，同时也对语法教学的改善给予了一定的方向启示。
1.语法教学生活化。尽管中学语文语法教学不应发展为理论课，但必要的理论知识仍是不可少的。在确保必要的理论知识的教学前提下，我们应尽可能结合生活、结合课本进行教学，使语法教学生活化。首先，在选择教学材料时，应该尽可能地选择学生日常生活学习身边的、方便学生感知的材料，以使教学内容生活化。在教学过程中，可模拟生活语境进行讲解，使教学过程生活化，尤其是在具体的语法术语举例讲解时，结合生活化的举例讲解不但能够方便学生的理解，更能让他们在日后的实践运用中遇到相同的问题时产生情境重现，加深对实际运用的记忆掌握，最终实现教学结果的生活化，即语文语法教学的知识真正被运用到学生的日常语言交际中。
2.动态教学与静态教学相结合。在中学语文语法教学中，一直存在着两大派别：静态与动态。所谓的静态是指语法教学仅停留在对语言知识的讲解，所谓动态则是指将语法教学融入交际活动中，从交际活动的具体应用加深对语法的掌握和分析。要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符合新课标中语文语法教学目标的要求，我们不应该只进行静态教学，也不应只强调动态教学，而应注意语法教学中动态与静态的结合，通过多种形式如对话、写作、媒体素材观看等进行教学，让学生在自主参与与旁观感受中加深对语法学习的感知，使语法理论教学变为语言语法应用的实际教学，学以致用，用能用对，自然能给教师教学信心、学生学习兴趣。
3.与有关学科、理论配合教学。最后，也是语法教学中应表现最灵活的一点，即是与相关学科、旁系理论体系配合进行教学。前面已经提到，中学语文语法教学中虽在汉语语法教学方面有缺失，但英语语法教学却执行得很到位。英语与汉语虽为不同的语言，但在语法上也有相通的部分，如词类的划分、句子结构成分的划分等都使用了一部分相同的概念。考虑到这一点，在进行语法教学时，我们可以适当引入中英对比，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文言文教学也是如此，尽管现阶段的中学语文语法教学存在缺失，但在文言文教学中，教师普遍还是比较注意语法知识的引入与梳理。在文言文教学中将语法知识进行适当的古今对比，有利于学生在掌握语法的同时了解中国语法规则演变的进程。对于与语法密切联系的逻辑知识与修辞手法，我们也应在讲解中交互穿插，如带有理性思维的逻辑学知识的讲解可使教师在讲解相对死板、枯燥的文科知识的过程中增加较灵活的理性思考，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训练思维的转换。当然，除与外部知识系统的融合，内部知识系统的融会贯通更是重要。作为汉语最重要的两种形式———口语与书面语，二者的语法规则同中有异，如何挖掘相同的核心部分，结合语感进行分析；区分不同的部分，如书面语中的文言文语法以及国外引入语法，对比使用规则，都是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兼顾的。本文来自于《语文学刊》杂志。语文学刊杂志简介详见
四、小结
那么何为“语文味”呢？
“语文味”是一个比较模糊、很难具体表述明白的概念，很多时候人们一提起它，都会心一笑，却谁都说不清楚。
我认为，语文味包含生活味、生命味、生存味，既有实用的生活技巧，也融合了对生活、生命、生存的思考和感悟。它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语言的工具性体现；二是语言的文化情感承载。
语言的工具性体现的是语言的表意职能，是语言作为一种独立的符号体系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不因使用者和用途的不同而发生本质改变。不管用语言写的是文学作品，还是科技论文，它们所用的都是同样的字词，遵循的也都是同样的语言规则。从这个角度而言，语言是非常纯粹的。
语言对文化情感的承载体现的是语言的人文职能。不同的使用者在沿用统一的字词，遵循同样的语法的基础上，会赋予语言不同的情感因素和文化品位，从而体现出千姿百态的个人特色，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个性化语言和写作风格。哪怕是同一个作者，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生存状态下，他的作品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风味。从这个角度而言，语言又是多元化的。
我认为语文味在课堂中具体体现为“更纯”和“更深”。“更纯”是指把语言的工具性更好地体现出来。通过教师的引导，学生直观明了地理解掌握规范化的表达方式、系统化的语法规则和不同文体的表达技巧。比如说明文的教学，我们不能变成科学知识的普及，应该着眼于语言在说明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让学生掌握语言规范表达的要求和准确表达的应用技巧。而议论文的教学，要脱离思想品德说教和生活常识灌输的窠臼，把语言如何表达思想、形成严谨逻辑体系作为重点，让学生掌握议论性语言的组织方式、说理论证的表达技巧。
“更深”是指把语言的人文内涵更深地挖掘出来。教师在课堂上对课文的讲解，不能仅停留在字词解释、语句理解、段落大意等简单的层面，而应深入地挖掘作者深层次的表达意愿和情感内涵，同时还要结合时代背景、文化氛围、历史传统做更深层次的引导。比如讲述《静夜思》，如果不引导学生理解“明月、秋霜、故乡”等在中国文化殊的文化内涵和情感承载，就很难让学生深入理解李白的诗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中蕴涵的深刻思想内涵；如果不引导学生了解李白坎坷多难的生平，关注其特立独行的个性特点，也就无法帮助学生理解这首诗成为千古绝唱，被广为传颂的真正缘由。
只有从工具性和人文性两个角度入手，让工具性更纯，让人文性更深，告别虚浮，摆脱形式主义，才能引导学生享受学习语文的乐趣，得到人文精神的关怀。
要想在课堂中更好地体现出语文味来，教师首先要具备的是更为扎实的语言基本功。语言现象纷繁复杂，要想拥有扎实的语言基本功，需要教师在生活中观察思考，在工作中积累总结，还离不开持续不断的有针对性的自我训练。
其次，教师要更精深地钻研教材，拓展自己的知识面。要想更深地理解作家作品，培养文化品位，就需要结合作者相应的历史背景和生平事迹，钻研了解他的其他作品或同时代人的作品。
【论文关键词】大学英语教学文化教学语言与文化交际能力方法
【论文摘要】本文针对我国长期大学英语教学的过于注熏培养学生语言技能的实际情况?就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文化教学与语用能力关系的分析阐述了英语教学中语言与文化必须相结合的重要性?再结合自己的实际教学经验提出了一些有效的方法。
长期以来?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过于注重对语言形式(语音、语法、词汇)的讲解传授?而较少结合英美国家的社会、文化特征进行语言教学。美国著名语言学教授MaryFinocchiaro把培养学生识别文化异同的能力列为外语教学的五项重要目标之一?除了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之外。还要培养学生对两种文化异同的敏感和识别能力。这个观点值得我们重视?我们有必要了解清楚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处理好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一、语言与文化
1、语言表达文化。不同民族的语言反映和记录了不同民族特定的文化风貌?不同民族的特定文化对不同民族的语言的发展在某种程度、某个侧面、某个层次上起着制约的作用?可以说语言与文化水融?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美国已故的语言学教授萨皮尔(EdwardSapir)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罗常培?1996)因而任何形式的语言都具有某种文化的内涵。语言传承文化。
2、文化促进语言的发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单靠语言这个符号系统是不能很好完成传递信息和交流思想的。柏默(L·R·Palmer)说?。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他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罗常培?1996)只有把语言符号和语意指代联系起来?通过文化这座桥梁连接?才能弄清楚某个语言符号和某个语意指代之间的关系。例如?left—handedmarriage其字面意思是‘左手婚姻’。不了解文化就很难理解它的意思?这一词来源于德国婚俗。按照日耳曼人的婚俗?王室贵族的婚姻必须是门当户对的。但到了中世纪?王室贵族与平民的联姻越来越普遍。在正常情况下?婚礼仪式上男方总是会向女方伸出右手。但在贵族男子与平民女子的婚礼上?男方却向女方伸出左手。这一习俗一直沿袭到17和18世纪。因此门第不当的婚姻往往称为left—handedmaraage(庄和诚。1994)。由此可见。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语言的发展。
二、文化教学与培养语用能力的重要性
在第二语言的教学中。必须重视语言的交际能力?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培养语言的社会运用能力。单单学习语言材料是不够的。要想真正理解这些材料?还必须懂得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使用它们。交际能力应包括以下五方面的内容?①语言——指掌握语法知识?②功能——指运用听、说、读、写四方面的能力?③语境——选择与所处语境相适宜的话语?④交际者之间的关系——根据对方的身份、地位、社会场合。说出合乎自己身份的话语?⑤社会文化知识——语言首先是一种。社会实践’。后三个方面综合起来就是一点?语言得体性。交际能力的培养也就是使学习者在与对方交流中?根据话题、语境、文化背景讲出得体、恰当的话。这种能力反映出学习者对所学语言所代表文化的了解程度。语言得体性离不开社会文化知i只。文化语言学研究表明?语言中储存了一个民族所有的社会生活经验。反映了该民族文化的全部特征。交际错误可以分为两种?语法错误与语用错误。现代外语教学观点认为后者更为严重。沃尔夫森(M?Wolfson)指出?。在与外族人交谈时?本族人对于他们在语音和语法方面的错误比较宽容。与此相反?违反说话规则被认为是不够礼貌的。因为本族人不大可能认识到社会语言学的相对性。’(戚雨村?1996)这后一种情况又被称之为社交——语用失误。它主要指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在交际中出现的语用错误。在这种情况下?语法形式掌握得越规范?就越容易引起误解。语言知识只能指导人们表达出形式上正确的句子?而语用能力则指导人们表达出恰当、得体的话语。综上所述。外语教学目的最终应是培养语言应用能力?交际能力离不开对所学语言国家文化的了解?学习一种语言必然要学习这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
三、大学英语教学中掌握和运用文化信息的主要渠道
1、教师的课堂教学把隐含在语言深层的文化因素自觉地提高到有意识的层面上来教。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教师必须具有较好的母语和特定外语的文化知识?具备双重文化的理解能力?即对目的语文化和本族语文化的理解能力。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善于运用比较鉴别的方法?使学生了解自己的文化与异族文化之同的差异。比如?在教《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册的Unit4‘FiveFamousSym?bobofAmericanCulture。(郑树堂?2003)一文时?教师在给学生介绍美国文化的五大象征肘。可以对比中国的几大文化象征?如?龙?长城、瓷器、儒家思想等?这样?学生便能更加容易而深刻地掌握两国文化的不同。
2、在课内创设更多的情景?灵活选择和综合运用mlrp岫。groupdiscussion?p8irwork?simulation?seminar方法?鼓励学生结合特定的语境大胆的进行双边或多边交流联系?给学生提供一个平台。
3、充分有效的利用图片?幻灯片?看原声电影等辅助教学手段。目前大部分高等院校大都配有先进的语言实验室?要充分利用多媒体、计算机、电影、电视、cD光盘等直观教具。电影是了解西方社会的手段之一。还有专门介绍社会风情的记录影片?这些对学生了解文化背景十分有益。大部分电影或电视的内容本身就足一种文化某个侧面的缩影?如电影‘刮痧)?讲述的是移民美围的一家四口。爷爷按照传统的中医疗法为他刮痧治病?结果被美国医生控诉其父虐待自己的孩子?使他失去了儿子的抚养权。此片跌宕起伏的情节发展无疑是一堂生动的文化差异教育课。电影里语言材料自然非常丰富?因此学生在观赏能够直观的学习语言?并且观察不同演员的姿态、表情?动作等非语言的东西?这些也是在跨文化交际中不可或缺的。
4、通过泛读学习目的语文化。教师应鼓励学生广泛阅读?从童话、报纸、杂志、小说、到文献、哲学等等?都可成为学生积累目的语文化知识的良好的课外读物。文化知识的积累帮助学生从更深的层次更全面地理解另一种文化?逐步培养起学生对语言文化的敏锐感和借鉴、运用能力。
一、帮助学生构建语文基础知识体系
语文基础知识的学习是一个认识同化的过程，即把新的知识纳入学生已有的认知结构中。如果学生缺乏合理的语文基础知识结构，就不能实现原有知识对新知识的同化，就会使对基础知识的学习变得困难。所以，教师必须使学生了解语文基础知识的基本结构，这对学好语文基础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在初中阶段，语文基础知识主要由汉语知识、文体知识和文学知识三部分组成。汉语知识包括语音、文字、词、短语、句子、修辞等内容；文体知识包括基本包括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和应用文等文体的一般常识；文学知识则包括基本课文所涉及的作家、作品等内容。在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把大纲要求掌握的这些知识用表格或知识树的形式系统地为学生列出来。实践证明，注重引导学生归纳，从宏观地把握认知语文基础知识的整体结构，对他们理解、记忆和运用知识非常有帮助，非常重要。
二、对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
初中阶段是学生性格形成的时期，是学生对学习产生情感的阶段，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注重对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培养。教师可以组织一些文学常识比赛、成语竞赛、常用字书写比赛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促进其对基础知识的学习。同时，通过这样动态、活泼的教学方式，学生的思维更活跃，对知识的记忆更深刻，教学效果会更好。
1.坚持知识与训练统一的原则
教师可以对语法、修辞、标点、逻辑等知识点进行讲解，使学生对其概念、不同的语法、修辞、标点的意义有所了解，然后通过练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教师应以学生为主体，以知识为基础，以训练为手段，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通过训练，使知识转化为能力。
2.与语言应用实际相结合
初中语文教材所选课文中渗透着语文基础知识，学生对课文的学习便是对语文基础知识的综合掌握。教师讲解课文，不能只注重分析文章，而应结合语文基础知识讲解课文，使学生感受语言的魅力、明白语法和逻辑的作用等。同时，应结合学生的语言运用实际来讲解基础知识。例如，在讲解课文时，根据学生的基础知识掌握情况，注重对学生欠缺的基础知识进行重点讲解，同时，根据学生在练习中、写作中常出现的错别字、病句等，在教学中对所涉及的字词、修辞、语法等进行补充，加深学生的印象，提升其使用能力。
3.把语文基础知识综合起来进行教学
语言、语法、文字、词汇、修辞、句子、标点、逻辑等基础知识是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例如，对句子的学习，需要掌握文字、词汇、标点、修辞等，句子的运用也涉及逻辑、修辞，它们彼此之间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初中语文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即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各种语文知识的能力。所以，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应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将各类基础知识综合起来进行教学，使语文课堂成为知识丰富的课堂，使学生的语文素养得到全面的提升。
4.合理引导学生掌握学习方法
在新课改背景下，对学生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成为一个教学目标。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合理地引导学生掌握学习语文基础知识的方法。例如，在讲解一个句子时，教师可以先让学生分析这个句子，对句子的语法、修辞等进行分析，对涉及的词语、生字等通过查字典掌握，然后让学生分析这个句子涉及的知识点，最后教师再进行补充分析。这样就激发了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学生对所涉及知识的印象也会更加深刻。
5.联系学生语言应用实际，注重实际运用
论文摘要:2008年江西省也开始了新课程改革,语文作为改革的主阵地肩负着重要的责任,本人在研读新课程大纲时发现,“人文性”被提到了与“工具性”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本文试图从语文教育理念、语文课程安排、语文教学、语文教学评价、语文教师本人等方面来阐述当代高中语文教学中人文精神的现状,为我们进行课程改革提供参考。
众所周知,高考是我国社会环境下相对公平的选拔手段。但随着应试教育之风越刮越烈,随着语文分值的增加,高中语文教学渐渐走入误区,陷入了人文性缺失的困境。
1、 语文教育理念走入误区,忽视人文精神的培养
在统一、刻板、功利性的应试教育的阴影下,为了与严格的考试训练相适应,有些高中的语文教学依然偏重知识技能的训练,重视培养训练记忆、理解、概括、抽象等智力因素,重视逻辑思维能力,比较忽视情感、态度、意志、兴趣等非智力因素,忽视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从而使语文工具性特点更加突出;忽视了语文人文教育态度,削弱了它的人文属性,导致语文学科人文内涵及文化底蕴的缺失,使语文这门充满人性之美、人文底蕴极为深厚的学科,沦为了一种应试的技艺之学。
目前,虽然在形式和理论上人们的认识是比较先进的研究性学习、合作教学、对话教学等,然而,实际操作却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依然是热衷于归纳总结教学方法、教学程序和教学模式,轻视道德教化和思想修养;重视智育,轻视美育;重视机械操练,轻视思维开拓;重视短期分数提高,轻视学生全面发展的“应试教育”的倾向。在语文教学中,学生的人文精神教育被彻底忽视。
2、语文课程安排欠缺合理性,人文思想缺失严重
在高中课程的设置中,语文这门学科尽管课时并不少,但内容主要被语言、文法、修辞等“理性”内容和八股式写作技巧的枯燥训练所占据。学生被框在课堂里,框在语文教材里,学生缺乏必要的生活积累和生活常识,远离了生活实践。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到:“不观于高崖,何以知颠坠之患;不临于深渊,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观于海上,何以知风波之患。”①作为社会交际工具,语文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语文源于社会生活,并且运用于社会生活,一旦离开了社会生活,也就丧失了生命力。把学生关在教室里而忽视了生活实践,这无疑是“小学而大遗”。
因此,语文教学需要开放的课程体系,需要由教室的小课堂走向生活的大课堂,唯有如此语文教学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3、语文教学严重唯科学化,课堂失去人文光彩
深入到现实的高中语文教学中,会发现唯科学化早已深深地植根于有些教师的教学意识当中,广泛地存在于课堂教学的实践中。一言以蔽之,高中语文课堂教学唯科学化倾向已经表现得越来越严重。
在教学目标上,知识本位的物式目标成为教学目标。有的学校甚至把大学中文专业有关语法、修辞、逻辑、文学的知识系统,压缩以后放进高中语文课程。有些教学材料也是以语文知识系统为编写起点,过于加强理性知识的传授,削弱语言的积累和语感的培养。
在教学方法上,有的语文课堂依然以全盘讲授的物式灌注为主。课堂始终是以教师为主体,教师讲,学生听,把学生当作装知识的容器,把过多而又无用的知识灌注给学生。长期处于被动学习状态造成学生自学能力缺乏,生活能力缺乏,思想自律能力缺乏。
这种“唯科学化教学模式”使最具人文性、人情味、人性美的语文教育逐渐成为语言文法的训练和写作技巧的操练。
4、语文教学评价方式单一,人文精神培养发生偏差
目前,由于整个社会对知识的重视,考上大学成为学校、家长和学生的目标。
在家长看来,考上大学预示着学生未来的工作有了保证;在学生看来,考上大学就完成了学校和父母的任务;在学校看来,高考的升学率是学校未来发展的直接保障。语文因为直接与考试息息相关而受到了重视。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以分数论成败,以成绩定优劣是教学评价中最常见的现象,“三好”的标准往往为“一好”所代替。
在现实的教学中,教育主管评价教师、教师评价学生好坏的唯一标准是考分的高低,只要成绩好,考分高,其它的一切都掩盖了。着名教育评价学家斯塔夫尔比姆指出:“评价最重要的意图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②简单的评判标准抑制了学生多维度的思考和个性化的体验、理解、表达,忽视人文精神的培养,放弃了语文作品对学生的熏陶感染作用。
5、 语文教师缺乏人文精神,教学个性化被程式化
由于传统语文教学的影响,很多语文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并没有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对新的教材所蕴含的人文精神还缺乏一种新的认识。从时代背景到作者简介,从内容分析道写作特色,教师大包大揽、教师劈章斩句地加以语法分析,庖丁解牛一样进行逻辑推演,却很少引导学生体味作品的情趣、理趣、景趣、意趣,很少提示学生设身处地、身临其境地加以思考、辨析、探讨,忽视了对新教材中所拥有的人文精神的挖掘和体验,不能有效传递语文教学中最重要的审美情感、人性感悟。学生始终在作品与讲授的外围,教师只能采取“组织教学”这种原始的方法逼迫其参与。这种僵死的模式不仅使学生丧失了语文学习的热情,同时也使学生丧失了课堂这一特殊生活的乐趣。
因此,语文教师教学要有个性,先要摆脱“应试”教学的桎梏,从但一旦以、刻板的教学藩篱中走出来,还语文一个丰富多彩的真面目,把语文学科建设成为一门深受学生欢迎的具有开放性和创造性的学科。
以上的种种缺憾,正是由于语文教学缺少一种泛着温馨光芒的内涵——人文关怀。 而高中阶段是人的性格、价值取向及人生观、世界观基本定型的重要时期。在这个年龄段,学生的身心迅速发育、日臻完善、自我意识无比强烈、对个人价值有被认同的渴望、并希望在集体中彰显个性。这一系列的变化决定了高中生的实际心理需求与人文主义教育理念是一致的,也使高中时期成为给学生一生奠定一个坚实的人文精神基础的黄金时期。
注释:
1、语法知识在语言文字运用中的运用
⑴成语题。每个成语由于自身的词义和词性不同，因而在句子中的语法功能也不同，有的只能做谓语，有的只能做修饰语，有的能带宾语，有的则不能。如果忽视这一点就会造成语法功能混乱。如：奚羽先生指导弟子写论文时强调，学术论文要有的放矢，论证严密，语言准确而简洁，不能模棱两可，也不能繁文缛节。（2011·全国卷，B项）句中“繁文缛节”指烦琐而不必要的礼节，也比喻其他烦琐多余的事项，不能在句中充当谓语成分，可作主语或宾语。
⑵病句题。几乎所有的句子，都是按语法规则组成的。不按语法规则组成的句子就是病句。因此，划分句子成分，并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就能检查出与之相关的病句，如成分残缺或赘余、搭配不当、结构混乱等。如：朝鲜艺术家这次来华表演的歌剧《红楼梦》，受到了中国观众的热烈欢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2011·山东高考，A项）句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偷换主语，造成结构混乱，《红楼梦》不是“给予”的主语，可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前加“观众”。
⑶连贯题。“连贯”就是语言的表达要注意句与句的排列组合，注意上下句的联系、衔接与呼应，做到话题统一，句序合理，衔接和呼应自然。如：在文中①②横线上填入下列语句，衔接最恰当的一项是
金沙江大峡谷旁有一座远近闻名的纳西古城， ① ，是纳西人最原始的聚居地。我们步行了一个多小时，古城出现在前面， ② ，上面镌刻着“宝山石头城”五个大字。（选项略）（2011·北京高考，5题）
根据上述方法，在①位置后的分句“是纳西人最原始的聚居地”省略了主语“古城”，需要和①句共用同一个主语，因此①句的主语也应是“古城”，应选择“古城建在一块庞大独立的蘑菇状岩石上”； ②位置后的分句是“上面镌刻着‘宝山石头城’五个大字”，“上面”之前省略了“拱形城门”，②句需要以“拱形城门”为宾语中心语，因此应选择“远远地就能望见那别具一格的拱形城门”。
⑷虚词题。虚词一般没有实在意义，使用又比较灵活，需要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揣摩其语法功能，理解其一般用法。在语境中选择判断虚词时，要分清语义关系、话语对象、表达目的、线索脉络、主观态度，才能恰当地选择。如：请在下列关联词语中，选取最恰当的3个，分别填入句子的空格中。
既然 不管 尽管 无论 既而 因而 然而
① 古代的一些现实主义作家，并不完全是唯物主义者，但是他们 ② 是现实主义者，思想中就不能不具有唯物主义成分， ③ 他们能够从艺术描写中反映出一定的客观现实。（2011·广东高考，22题①）
根据所述方法，可知整个语段为因果关系的复句。最后一句为表达结果的句子，该句与前面的四个分句构成了因果关系，即前四句交代原因，最后一句阐明结果，因此③处可用表示因果关系的关联词语“因而”。前四句中，前两个分句又与后两个分句构成了转折关系的复句，因此开头①处就可以用表示让步语气和转折关系的关联词语“尽管”，与第三个分句中的“但是”搭配。②处所在的分句与其后面的分句也构成了因果关系，可以用“既然”，这样就可与后一分句中的“就”相搭配。
⑸变换句式题。做这一类题目时，要抓住句子主干并单列为一个分句，然后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句中的定语或状语。注意使用“齐”——介词、副词和关联词。短句变长句要将附加成分合理地分配到主干上，减轻排序的难度。长句变短句要抓住最难于理解的成分，使变后的文段语序合理，意思明了，前后通顺。如：把下面这个长句改写成几个较短的句子，可以改变语序、增删词语，但不得改变愿意。
总结是一个组织或个人在工作、学习告一段落后，进行回顾、检查、分析和评价，从中找出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悟出个中的道理，得出规律性的认识，并用以指导今后的工作而形成的书面材料。（2011·全国卷，19题）
根据上述方法，可改为：总结是一个组织或个人在工作、学习告一段落后而写的一种书面材料，它常常对前一阶段的情况进行回顾、检查、分析和评价，以利于从中找出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悟出个中的道理，得出规律性的认识，并用以指导今后的工作。
2、语法知识在文言文阅读中的运用
⑴实词释义题。由汉语语法可知，主语、宾语大多是由名词、代词充当，谓语大多是由形容词、动词充当，定语经常由形容词、数量词、名词、代词充当，状语经常是由副词、形容词、数量词和介词词组充当。在做这类题时，就可根据要解释的词语所处的语法位置，推知它的词性，进而推知它的意义。如：挟三百金之富阳贾。（2010·福建高考，2题D项）根据该句句式，可知“贾”处于谓语位置上，在本句中应该解释为动词“做生意”，而非名词“商人”。
（2）翻译题。在阅读文言文时，一般的句子只要能读懂就行，真正有必要分析的对象应该是题目中出现的句子。语法知识的运用主要体现在文言文中的词类活用及句法等方面。文言文中词类活用现象，较常见的是名词用作动词，名词用作状语，动词、形容词、名词的使动用法，形容词、名词的意动用法等；句法主要是判断句、被动句、宾语前置、状语后置、定语后置、主谓倒装、固定结构或惯用句式等。如：勿惧以罪，勿止以力。（2011·山东高考，13题①）联系“农人告余以春及”（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根据该句特点，可感知“以罪”“以力”应是后置状语，由此还可以推知，“惧”后省略了宾语，其用法可以理解为使动，也可理解为一般动词，“止”也如此。于是，该句就可译为：（治理百姓的人）不要用刑罚让百姓害怕，不要用强力让百姓止步不来。（或：不要用刑罚恐吓百姓，不要用强力制止百姓。）
关键词：汉语方言 “时” “体”
一、引言
汉语方言时体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方言语法研究的热点问题。由于汉语语法研究中“时”“体”的概念是舶来品，汉语语法学界围绕着“汉语有没有时制”和“时与体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两个问题展开长期的争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有意识地开展时体问题的研究，邓守信（1985）、刘勋宁（1988）、陈平（1988）等相继立足于汉语实际，对汉语的时体问题进行反思，着力于理论探索和时体系统的建构。对汉语时体系统的争论也从另一方面客观上促使一些学者把视角投向汉语方言，从方言的考察中来寻找佐证。梅祖麟（1980、1988）、汪平（1984）、施其生（1984、1985）等学者就相继发表了一些论文，来探讨汉语方言中“体”范畴与普通话的异同。经过汉语方言学界众多学者三十多年的努力，新时期以来汉语方言时体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本文根据作者所掌握的相关资料，对三十年来汉语方言时体研究的状况进行简要的述评。
二、起步期（1979年～1989年）
汉语体貌系统研究是语法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尚新在《突显理论与汉英时体范畴的类型学差异》（2004）一文中对英、汉语进行了比较，指出“汉语是体突显的语言”，认为“汉语中的时间概念可以在体范畴中得到隐含”。戴耀晶早在1997年就指出：“‘时’研究与事件关联着的时间；‘体’研究与时间关联着的事件”，可见“时”“体”二者之间难割难舍的密切程度。
方言的“体”系统有着较为独特的表达方式，其中蕴藏着许多可以发掘的问题，研究方言的体貌系统可以为汉语体貌问题研究带来新的材料，为汉语体范畴系统的建立提供方言学的真实文本。从本文所搜集到的130余篇关于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的期刊文献中可以看出，对“体”的研究成果要远远多于对“时”的研究成果（在为数不多的关于“时”的几篇文章中，“时”还大都是和“体”放在一起讨论的。）
汉语与印欧语等屈折语在语言类型上的主要区别之一是词的形态和构形方式。仅从印欧语的理论出发而不结合汉语的实际，很难对“时”“体”的本质有准确的把握，也难免会产生争论。从现代汉语普通话对时体问题的争论中，一些学者开始将方言纳入到研究当中，这个时期可以看做是起步阶段。梅祖麟《吴语情貌词“仔” 的语源》（1980）、《现代汉语方言里“着”字三种用法的来源》（1988）从汉语史的角度来研究与体范畴相关的助词，探求它们的语源。汪平《苏州方言的“仔、哉、勒” 》（1984）把江苏方言的“仔、哉”和普通话中的“了”进行对比，指出它们的异同，描写比较细致。施其生在《汕头方言的持续情貌》（1985）一文中，对汕头方言的持续情貌及其表现形式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在《闽、吴方言持续貌形式的共同特点》（1984）一文中考察了闽、吴方言持续貌与普通话不同的一些特点，指出闽、吴方言持续貌的共同特点，并探讨了这些共同特点形成的原因。
这个时期对时体范畴的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描写，并以普通话为参照点进行对比，找出其中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这些文章在共时描写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大都从历时角度对一些助词的语源或者某些特点的成因进行探究，这无疑增加了文章的深度，使这类研究一开始就处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虽然这一时期的成果相对较少，但是都非常有价值，对后来者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三、发展期（1990年～2000年）
汉语方言“体”的现象相当复杂，随着学界对方言语法研究的关注，对它的研究也逐年重视起来。1993年，“中国东南方言语法讨论会”的召开，可以说对以往研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一次大讨论，会议从理论层面对汉语的“体”进行了反思，学者们认为汉语的“体”与西方语言的“aspect”并不完全相同，进而基本确定了汉语“体”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对“体”和“貌”进行了区别。此次会议的成果《动词的体》由张双庆主编，并于1996年出版。1994年10月15日～17日“汉语方言语法比较研究研讨会”在北京语言学院召开，这次会议重点讨论了动态范畴问题，与会学者以各自的母语方言对动词的体态范畴进行了初步的描写与分析，并于1996年出版了《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胡明扬在论文集的《序》言中指出：“aspect究竟称为‘动态’好，还是称为‘体’或‘体貌’好？总之，一句话，问题成堆，答案暂时没有！”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先后召开的这两次关于汉语体貌系统问题的重要会议，对汉语“体”的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和探讨，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统一的认识，但是会议中提出的各种问题，给后来学者们研究汉语方言的时体问题带来了诸多启发和帮助。这种对理论探讨的自觉意识标志着汉语方言的时体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阶段的研究和前一阶段相比，从广度上看有所扩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方言时体研究的地域扩大。方言的研究成果固然与各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异程度大小有关，也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和重视程度有关。虽然这一时期仍然主要集中在南方的一些方言区上（如吴方言，闽方言等），但其他区域的方言时体研究也慢慢出现，如邢向东《神木话表过去时的“来”》（1991）、王艾录《祁县方言动词结果体的内部屈折》（1992）、吕枕甲《运城方言两个表时间的助词》（1993）、伍云姬主编（1996年）《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张成材《商州市方言几个语气词在句末所表示的时制范畴》（1997）、曾毅平《石城（龙岗）方言的起始、接续、经历、已然体》（1998）、徐阳春《南昌方言的体》（1999）等。
2.时体在方言语法系统描写中的比重增强。这一时期，一些汉语方言语法单点的研究著作出现，其中学者们对所描写的代表点都用较大的篇幅进行时体系统的分析与研究：项梦冰《连城客家方言语法研究》（1997）、李小凡《苏州方言语法研究》（1998）都单立章节详细描述了所研究方言点的体貌表现形式。
3.研究对象有所扩大。以往方言中对“时”“体”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对体范畴的某个小类进行描写，这一时期已经开始出现对方言区内体范畴进行系统描写与构建的文章。徐阳春《南昌方言的体》（1999）一文先从语法意义着手将南昌方言的“体”分为“完成、持续、进行、经历、重行、依然、尝试、起始、继续”等九类，并还将这些“体”表达的语法手段分为词汇手段和形态手段两类，词汇手段主要是利用虚词（特别是助词）作为“体”的标记，形态手段指以动词的重叠作为“体”的标记。然后系统地分析了上述各种“体”的不同标记形式，细致地探讨了这些“体”标记的句法分布形式。从“语法意义、语法形式、句法分布”三方面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南昌方言体系统的整体面貌。
综观这一时期的成果，从研究方法上看，基本上还是以分析对比为主，视角主要放在共时层面上，局限于对某个方言区进行孤立的研究，或者只与普通话作简单比较，很少有跨方言区的视角，从方言之间的对比中去探寻方言间的共性。这就片面强调了孤立的特点，而忽视了该方言与其他方言的共性和差别，不利于汉语时体系统的建构。当然，我们也不能苛求他们超越所处的历史阶段，毕竟学术研究有着不可避免的前后相承的连续性。在这个阶段，孤立的分析也是必要的，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份方言样本。有了材料的积累，才使得之后的对比分析成为可能，从而进一步归纳概括，构建汉语体范畴的理论体系。
四、繁荣期（2001年～2011年）
随着本世纪方言语法研究的热度持续升温，对方言时体问题的探讨越来越受到不同方言区学者的重视与关注。这一阶段方言时体的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活跃。该课题不仅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也让一批博士、硕士生涉猎其中，在研究地域范围上呈现出遍地开花的面貌，出现了大量关于方言时体研究的优秀论文；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更加多样化，视野也更开阔。概括地说，本时期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时体研究论文和著作在数量上激增。
这一时期的研究无论是论文类还是著作类的研究成果都已大大超过以往。据笔者掌握的现有资料，仅从所收集的单篇论文数量来看：
从上表可以看出，本世纪前十年方言时体研究的论文成果在比例上占压倒优势。
从著作类情况来看，本世纪以来，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专著井喷式持续出现：乔全生《晋方言语法研究》（2000）、曾毓美《湘潭方言语法研究》（2001）、陈淑梅《鄂东方言语法研究》（2001）、徐慧《益阳方言语法研究》（2001）、张一舟《成都方言语法研究》（2001）、彭兰玉《衡阳方言语法研究》（2005）、李如龙《闽南方言语法研究》（2007）、邢向东《陕北晋语语法比较研究》（2006）、卢小群《湘语语法研究》（2007）、阮桂君《宁波方言语法研究》（2009），这些语法研究著作中，都较大篇幅描写了单点或大方言区以及次方言片的体貌现象。此外，这一时期有大量的方言研究专著出现，其中语法部分大都涉及到方言时体的描写，本文不再赘述。与此同时，一些专门描写汉语时体问题的著作也陆续出版：伍云姬（1999/2006，中译本）《湘方言动态助词的系统及其演变》、罗自群（2006）《现代汉语方言持续标记的比较研究》。其中伍云姬的《湘方言动态助词的系统及其演变》以一个大区方言的动态助词为研究对象，全面地描写了湘方言动态助词的线性系统及其动态特征，并诠释了该动态系统语法化的历程。这种从共时与历时角度研究汉语方言体貌特征的做法，给我们以方法论上的启示。
第二，理论上开始运用多种方法探讨问题。从历时的层面看，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引入了语法化理论。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从纵向角度来考察某个助词（或者说体标记）的语源，但这主要是运用音韵学的知识对助词的考据，与语法化是完全不同的研究范式。如，蔡国妹《吴闽语进行体和持续体的语法化序列分析》（2006）一文，先描写了闽方言莆仙话的进行体和持续体特征，然后结合吴、闽语其他八种方言的资料，分析了进行体和持续体标记的语法化序列，进而勾勒了它们演变发展的过程；庄初升《一百多年前客家新界方言的体标记“开”和“里”》（2007）分析了“开”的虚化轨迹――从表示趋向动词，到作为“唯补词”，再到完成体标记；伍巍、李立林《涟源六亩塘方言进行体和持续体的生成发展――“害嗯哩”“到嗯哩”从处所词语到体标记的虚化研究》（2009）从涟源六亩塘方言中处所词“害嗯哩”“到嗯哩”虚化为动作行为的进行、持续或状态持续等“体”意义的分析中，为“汉语方言中的时体标记成分都是从处所词语虚化而来的”这一规律作了论证。运用语法化理论来研究汉语方言时体问题的文章还有金辉、邓先军的《长江以南汉语方言持续体标记“到”的语法化》（2008）、苏俊波的《丹江方言体标记“在”及其来源》（2010）、《丹江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的”》（2010）、瞿建慧《湘西汉语方言将行体标记“来”》（2011）等。
从共时的层面看，增加了不同方言之间的横向联系，把语言类型学引入到汉语方言的时体研究中去。由于对方言时体的研究已历时二十余年，积累了大量的汉语方言样本，在客观上为跨方言的比较研究打下了材料基础；另一方面语言类型学的引进及其发力也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范式。所以，这一时期运用语言类型学来研究现代汉语方言的文章也多了起来。比较有代表性的当推史有为的《汉语方言“达成”情貌的类型学考察》（2005），文章对汉语中表“达成”貌的语法表现成分在汉语普通话及方言中的不同表现进行重新思考，将它们对比后归类，找出类型上的特点及在地理上的大致分布，使我们对“达成”貌的整体了解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饶宏泉《汉语方言三种体的共用分布和特征互动》（2011）借鉴语言类型学的动因互动分析思路，解释了汉语方言中进行体、持续体、完成体三种体标记呈现三大类型（位置对立、标记兼用、标记三分）所形成的“五缺二”格局，展示了汉语方言研究与类型学研究可以实现良性的互动。此外还有陈郁芬《粤方言与闽、客方言进行体标记的类型异同》（2011）、《粤方言进行体标记类型的概貌》（2011）等，都展示了语言类型学在汉语方言研究中的生命力。
第三，对时体理论的反思和探讨。郑定欧《说“貌” ――以广州话为例》（2001）指出，汉语在引进西方语法概念并使之汉化的过程中，容易犯生搬硬套的错误：首先是把现代汉语共同语的语言事实往西方概念的框架里套；其次，中国方言众多，研究方言的时候往往把方言特有的语法往共同语语法里套。这就引发了一些争论。20世纪90年代汉语对“体貌分合”的思考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意见：“体”“貌”不分；“体”“貌”分离，但“貌”从属于“体”；“体”“貌”分离。针对这一现状，笔者以广州话为例，以实证的方式，对“”“落”“过”“开”及中嵌“两”字的动词重叠式进行讨论，指出印欧语中“aspect”的内涵并不全部地适用于汉语广州话的解释，进一步提出以“过程”和“非过程”作为归类标准来区分广州话的“体”和“貌”，从而对整个“体貌系统”的内在机制提出了一个解释模式。这些理论的探索也具有积极意义。
第四，从语言接触的角度谈汉语方言中的“时”“体”。近些年，一些学者从语言接触的角度谈汉语方言中的“时”“体”。如钱乃荣（2011）《SOV完成体句和SVO完成体句在吴语中的接触结果》指出，上海话中的两种完成体句式表达――SOV完成体句和SVO完成体句，前者是土语形式，后者是外来形式的叠加；王志敬（2007）《论汉藏语同源持续体标记》根据汉语西北方音中的三个“给”字，论证了西北方言中的“给3”与藏语的持续体标记具有同源关系。
综上所述，此期的研究不仅拓展了方言时体研究的广度，还加深了研究的深度；不仅有语言事实的比对，还有理论的探索；不仅有共时的描写，还有历时的分析。可以说，这是一个研究蓬勃发展的时期。
当然，关于汉语方言时体问题的研究还远没有结束，就研究的总体状况来看，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研究受制于共同语语法研究理论水平的发展。由于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呈现整体滞后的历史因素，方言语法研究的理论角度一直受制于共同语语法研究的总体研究水平；因此，近些年来，关于时体系统研究的方言类成果大都局限于对单点方言的描写，对大方言区的体貌系统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更谈不上进行跨方言的类型学比较研究。如何在描写的层面上加快理论解释的脚步，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2.对时体系统的理论构建上没有大的进展，从上世纪90年代初，方言学界召开了两次大的方言语法时体问题研讨会后，就几乎再没有大型的学术讨论会研究方言时体问题，对方言时体问题的总体理论研究水平没有大的进展，关于“时”与“体”以及“态”的关系、汉语是否存在“时”与“体”、方言时体问题研究中采取什么样的标准和手段等等问题和争议，至今仍未有根本解决。
3.从语言接触的角度研究时体系统的力度不够。总体来看，从语言接触的角度研究汉语的时体问题还是较薄弱的环节，所收集的论文只有寥寥数篇，还需要拓展研究的领域，加大研究的力度。
五、结语
不同的语言或方言都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性体现着共性。对汉语来说，我们在关注汉语与其他语言之间的共性的同时，也要深入研究汉语本身的个性。汉语缺少形态变化，这与印欧语有着类型上的区别，我们就不能用西方的那些理论来硬套汉语。另外，普通话和现代汉语方言也存在着差异，不仅体现在结构上，还体现在功能上。在时体问题上，不仅普通话与各方言之间有不一致的地方，而且各方言之间也存在诸多差异。因此，对汉语时体系统的构建必须立足于汉语的实际这个基础之上，不仅要立足于普通话的实际，还要立足于汉语方言的实际。而汉语方言“体”的现象又相当复杂，在目前汉语方言“体”的研究中，还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从外部来说，呈现出方言区之间的不平衡，有些方言区的方言研究比较充分，有些方言区的研究比较滞后，甚至还是空白；从内部来说，“体”范畴的下属小类上也存在着研究不平衡的现象，有些“体”研究得比较成熟，有些“体”的研究还处在发展阶段。因此，方言时体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这不仅仅体现在单个点的研究深度上，还体现在方言之间的横向比对研究上，只有对大量详实的材料找出其内在联系，发掘其背后的一般规律，才能更准确地构建现代汉语的时体系统理论框架。
（本文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9YJA740105]，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WYB02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编号：0910kyzy34]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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