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27 20:34:32
一、 研究方法，问卷调查
调查时间为XX年年2月10日，在我的高中同学的帮助下，对汕大未返乡过年的50名非法学本科专业的外地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方式是无记名填写调查问卷，人工进行调查结果分析，从而得出调查结论。
二、 调查结果
通过问卷调查，对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有了基本了解，调查情况如下：
⑴、你生长在( )
a、农村 74% b、城市 26%
⑵、在你所有的经历中，曾经运用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吗?( )
a、有 18% b、没有 82%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大多数的大学生并不拥有良好的法律意识，当其政党权益受到侵犯时，都没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而是存在“算了”、“算自己倒霉”等等之类的想法。而在生长在农村的大学生中这一现象较为明显。
⑶、你能区分违法和犯罪吗?( )
a、能 24% b、不一定能 14% c、大部分能 62%
⑷、你认为你目前法律学习中的主要问题是( )?
a、懂得法律知识但不会实际运用 32%
b、缺乏法律知识 40%
c、能运用所学法律知识并解决现实问题 28%
⑸、你是否关注国家的立法活动或是法律报告?( )
a、经常 12% b、偶尔 74% c、从不 14%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只有12%，即6个人(调查对象为50人)会经常关注国家立法活动或是法律报告，还有14%，即7个人表示自己从不去关注，这表明了大学生对法律的重视程度是非常不够的，其认为自己只要守法不违法，法律是离自己很遥远的。
⑹、你知道《劳动法》里规定的试用期最长时限是( )?
a、三个月 22% b、六个月 48% c、一年 30%
根据我国《劳动法》的规定，试用期最长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而在调查中发现，有52%的大学生不知道，这一问题与大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问题相关，可见大学生对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了解并不多。
⑺、你认为法律在生活中的作用是( )?
a、 很重要，是维护权益的有效手段 32%
b、 比较重要，有时试图用法律解决问题 42%
调查目的：
分析和认识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是培养和塑造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前提和基础，对于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中国依法治国的道路上，大学生法律意识的高低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又可以映射出法制贯彻的效果。当代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大学生急需在学校的正确教育和引导下，不断学习，努力提高和完善自己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素养培养。当前我国大学生大都重视专业课的学习,而对法律基础课不予以重视。同时大学生法律观点偏差,法制观念淡薄。很多大学生在他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会选择极端的方法，而不是用合法的法律手段去争取他们的利益，这就会使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会越来越淡，导致高等院校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违法犯罪现象。为了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更好的把我国建设成为法治国家.
调查对象：
此次调查对象为当代大学的本科在校大学生。
调查方式：
采用填写调查问卷的方式。为了使调查能够真实、客观的反应调查者的思想，我们对法律各个方面问题都进行了认真筛选，对相关法律专业术语也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表达。被调查者回答问题的方式主要是采用封闭式的回答方式，即预先设计好四种可能答案，将这些答案全部列于问题下面，由被调查者从中选择一种答案作为自己的答案，均为单选题。本次调查不记名，调查内容除了对法律问题的回答外，还包括性别、年级、专业等基本情况，以便我们做比较研究，调查问卷共发放 220份，收回有效的调查问卷共203份。
您从何时开始接触法律的?
A 小学16% B 初中29% C高中16% D大学39%
分析：可以看出大学生接触法律的年龄普遍偏高，很晚才开始了解法律知识。只有少数人是从小接受法律的熏陶。
您认为法律与你的学习和生活有关系吗 ?
A 关系密切51% B 关系不大37% C 没关系9% D 不知道，说不清3%
分析：大多是都认为法律与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说明我们当代大学生还是比较重视法律的。还有一点同学认为不知道，说明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想法，这是一种不良现象，作为一个大学生连自己的想法也不知道，可想而知这是很可怕的事，这一体现出了我国教育应试的失败。
对我国的法律体系认识程度有多少?能清楚说出我国的几部大法吗?
A 高;能23% B 中;勉强能61% C还可以，一般的能14% D低;不能
分析：对我国比较重要的法律大学生大多都知道，不知道的人几乎没有。
您的法律知识主要从何而来?
A 学校上课和宣传42% B 家庭教育15% C 社会宣传(广播、电视、报纸)42% D 其他1%
分析：大学生的法律知识大多来源于学校，家庭教育很有帮助，总之大学生获得法律知识的途径较多。社会宣传也有很好的效果。 5.您知道自己有哪些具体的权利义务吗?
A 全部知道9% B主要的知道40% C小部分知道40% D 不太清楚11%
分析：对于自生的权利和义务知道的占大多是说明大家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相当强。
您知道全国法制宣传日是哪一天?
A 3月15日 4% B 11月1日4% C 12月4日67% D 不知道25%
分析：大多是大学生都知道法制宣传日，也有少数人根本不了解。说明一些大学生不够诚实，明明对法律专业方面的知识不太了解还是要装的自己很有法律常识，不过有很多大学生还是不知道法制宣传日，这说明大家对法律不够重视。
在生活中遇到侵害自己权益的事情时，您会如何处理?
A向亲人，朋友，老师求助40% B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自认倒霉了。20% C 犯我者，虽远必诛，用武力解。34% D向有关部门寻求法律保护6%
分析：生活中遇到侵犯自己权益的事大多数大学生选择向亲友和老师寻求
帮助，而很少的人选择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说明了我们当代的大学生用法维权意识较差，独立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不高，易冲动。
您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法律是否重要
A、非常重要，国无法不行40% B、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法律46% C、一般，可有可无的东西10% D、基本没用，法律不如关系有用4%
分析：法律的重要性是被当代大学生普遍认可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认为法律不重要。说明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在逐年上升。
对于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执法机关，您的态度是
A、充分信任10% B、比较信任61% C、除非不得已，不跟他们打交道26% D、不信任3%
您认为对法律的执行哪些监督是最有效的
A、报刊、电视、广播等新闻舆论监督42% B、党委、政府、人大、政协领导机关的监督22% C、群众监督26% D、执法机关自我监督10%
分析：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大学生有各自不同的看法，但是支持社会舆论的人占大多是。说明政府自己监督自己是不被当代大学生认可的，我们更加相信群众的眼睛和媒体舆论的力量。
你认为法律意识与教育程度有关吗
A 有密切的关系57% B有一点关系27% C毫无关系13% D不太清楚3%
分析：大多数的学生都认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与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
你认为不少大学生法律意识欠缺的原因是
A 社会还不够发展24% B 家长、老师等人的影响16% C 高等考试教育制度不合理40% D 自身要求过低20%
分析：本题说明约有2/5的大学生认为大学生法律意识之所以欠缺是因为教育制度的不合理，也有1/5的大学生认为自身要求过低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如果有法律意识方面的社团，你是否会参加
A 积极参加30% B 参加42% C 消极参加15% D不参加13%
分析：有超过70%的学生都很愿意参加法律活动。说明大家比较喜欢参加实践活动不喜欢只是纯理论的教育。当代大学生每天都在教室里面接受理论知识现在早就想出来实践活动了，所以这一点是每一个大学生的心声。
你认为法律的主要作用是
A 保护权利34% B惩治犯罪26% C维护社会治安37% D不清楚3%
分析：大学生对法律的作用认识各有不同，也有极少数的大学生根本不了解法律的作用。其实法律存在的本身就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健康、快乐、自由、幸福、有尊严的活着。让整个社会都能够协调运行、和谐发展，让那些坏人得到应有的教育惩罚不是目的，教育才是根本。
你觉得自己的法律知识丰富吗
A非常丰富10% B比较丰富40% C一般42% D比较匮乏8%
您觉得了解法律基本知识对我们有意义吗?
A没有，法律离我很远，我们还没有进入社会，以后再了解也不迟18% B意义不大，可以用法律维护自身权利的地方太少了61% C有意义，但是我基本不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问题11% D有，法律常常帮我解决实际问题10%
分析：尽管多数大学生比较赞同应当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并不选择用法律的途径来解决问题。看见大学生还是不太信任我国现在的法律。
您觉得下列哪部法律与我们日常生活关系最大?
A 民法65% B 继承法1%C 合同法2% D 婚姻法1% E 刑法18% F 保险法2% H 公司法6% I 劳动法3% J 反不正当竞争法1%K 治安管理处罚法1%
分析：大多数同学都认为民法比较重要，可见我们当代大学生法律知识还是不多。不过我们的调查问卷也存在很多问题。
你认为造成大学生法律教育薄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A、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27% B、贫富悬殊是产生犯罪的土壤，影响了教育效果21% C、个人自觉性是根源12% D、法律教育活动本身的局限性40%
分析：当代大学生认为，现在的大学生法律意识薄弱的原因主要是法律教育活动本身具有局限性。
问答题， 你认为大学生在法律意识上存在哪些问题?你对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有哪些建议?
分析：问题: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比较薄弱，自身要求太低，认为法律的作用不大，积极性不高。
建议：多开展与法律有关的活动如讲座、知识竞赛，高校开设基础法律知识课程，大学生应当多关注有关法律方面的电视节目(如：CCTV12、法制频道等)。
调查总结：
综合本次调查问卷，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接触法律的年龄偏高，对法律知识的了解较为缺乏，法律意识总体来说比较薄弱，遇到问题并不习惯于使用法律的武器来解决。但对于我国公安机关、法院、检察院等国家机关持比较信任的态度，也反映出了当代大学生的法制观念在逐年上升。问卷也同时反映出了，他们认为自己法律意识比较薄弱，法律意识，是人们的法律观点和法律情感的总和，其内容包括对法的本质、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的评价和解释，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对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关于法律现象的知识以及法制观念等。大学生法律意识是大学生群体对法、法律或其现象的反应形式，即心理、知识、观点和思想，包括对法律的情感、认知、评价和信仰等的内心体验。
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也是未来社会的支撑主体，其法律意识如何，直接影响到公民的法律素质和整个社会法治文明的程度。从年龄上讲，大学生是一个横跨青年和成年的群体，由于尚未形成成熟、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其法律意识带有明显的易变性和不成熟性。加之历史原因、外部环境以及大学生自身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个别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行为与社会要求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准确地了解和掌握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现状和法律需求，对于提高法律教育的针对性，切实
论文关键词 未成年人 社会调查报告 法律属性 品格证据 意见证据
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概述
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268条确定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据此规定，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过程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可以自行调查或者委托其他机构和组织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体情况进行调查，提出意见，形成调查报告，为司法机关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提供参考和依据。
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证明未成年被告人是否有罪以及罪轻的事实情况；第二，对未成年人的生活环境予以调查；第三，查清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对其步入犯罪泥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和时间的详细情况；第四，调查未成年人的兴趣爱好、情感情况、身心发育程度等；第五，注意未成年人生理、心理有无畸形变态等。
但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如何？能否作为证据使用？新刑事诉讼法仍然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有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具有证据的属性，持此种观点的人基本上都把其归到品格证据或意见证据一类，本文试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与品格证据和意见证据进行比较以求阐述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性质。
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与品格证据
由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所包含的内容与国外的品格证据有一定相似之处，所以有些学者就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品格证据看待。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混淆了社会调查报告与品格证据的属性，没有认清调查报告的真正作用，不利于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二者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二者所包含的内容有区别
品格证据是证据法上颇有争议的内容，依据英美证据法，品格证据按其证明内容的不同，包括三大类：一是前科劣迹；二是名声；三是评价。我国法律传统上没有品格证据的概念，结合英美法对品格证据的理解，我们认为未成年人品格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未成年人品格特征的材料总称。包括未成年人在其生活、工作、学习的环境中享受或获得的公认的声誉和评价，未成年人所具有的某种行为倾向性所发生的特定事件。
相比较而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覆盖面更加广泛，不仅包括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受教育情况、兴趣爱好、社交情况、家庭环境等，还包括未成年人实施犯罪后的悔罪表现、犯罪犯罪动机等，一般还会附有社会调查人员的处理意见。因此，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所涵盖的内容要远远大于未成年人品格证据。
（二）二者的使用目的有区别
根据英美等国家适用品格证据的法律习惯，使用品格证据的目的有二：一是证明案件的某些争议事实或者附随事实；二是攻击被告人辩解的可信性。毫无疑问，品格证据有一个内在的缺点，那就是它所具有的偏见和不公正的影响，因此当品格证据所带来的偏见影响大于其所具有的证明价值时，即使满足了证据的相关性要求，法官也可依自由裁量权排除其使用。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司法机关考察未成年被告人犯罪成因的重要参考资料。我国设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初衷是出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护和教育，调查报告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寻找处理未成年人的最佳方式，使这种方式能够符合未成年被告人的成长归来规律、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最大利益；二是探究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据此制定出恰当的教育和矫正方案，以便在矫正工作中能够有效的治愈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
三、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与意见证据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在最后一般都会有调查员的处理意见，据此有些学者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具有意见证据的属性。笔者认为从目前的理论和实践来讲，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和意见证据无论是从制作的主体和证明的内容来讲都有所不同。二者的主要区别如下：
（一）二者的主体不同
英美法系将普通证人和专家证人加以区别，普通证人只能就其感知的案件事实提供证言，而专家证人则可以提供意见证据。因为专家拥有专门知识和经验，而该专门知识或者经验恰恰是裁判者所缺乏的，是构建某一事实时不可或缺的。由此，意见证据规则允许专家证人作证时给出推断、观点和看法。在诉讼中，以专家身份就实质问题进行作证以前，一般要通过一个所谓“证人资格”认定程序，即由对方律师（或本方律师）就该证人接受专业训练或获得专门技能等相关问题进行提问，以解释其专门知识之有无，确定其专家证人资格 。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主体应当是通过走访相关人员、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的生活、学习、社区以及其他关系所在地等进行实地调查，从而掌握该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环境、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并作出社会调查报告的人。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社会调查可以由公、检、法三个司法机关独立完成，也可以委托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户籍所在地社区矫正部门、共青团组织或其他社会组织进行。故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作主体——社会调查员的主体范围相对来讲比较宽泛，不一定是专家、学者。
（二）二者的作用不同
英美等国家确立意见证据规则的根本原因在于，意见证据规则的存在能够确保相关证据客观、真实、可靠。一般而言，证据的可靠性与证据来源的可靠性密切相关，而证据来源的可靠与否又往往取决于证据提供者的能力与知识 ，因此严格掌握证据提供者的能力水平及其知识便成为确保证据真实可靠的关键环节之一。而意见证据规则恰恰从证据的源头也就是从证据提供者的能力和知识内容的角度为证据的可靠性架构了坚实的屏障。所以，意见证据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证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为还原法律事实，法官公正的裁判提供了依据。
相对而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司法机关自行调查或委托调查未成年人个人情况、性格爱好、家庭背景等方面情况后形成的报告，其反映的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背景材料和接受帮教的条件，其作用并不在于证明案件事实如何，也不能证明证据来源的客观、真实性。调查报告的功能和作用是证明了未成年人的品格与可信度、可塑性，从而成为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矫正的重要依据。
三、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司法机关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重要参考材料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源于教育刑和刑法个别化的理论，教育刑理论认为刑罚的目的不是报应而是教育，以教育有社会危险性的人复归社会为目的。 而刑罚的个别化则主张考虑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特征来确定刑罚。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通过将未成年人犯罪前的社会环境、成长经历、家庭情况以及性格特点、人格特征等情况引入到对未成年人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工作中来，据此制定恰当的教育和矫正方案。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对司法机关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参考作用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
（一）不起诉或附条件不起诉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法的未成年人，可以做出不起诉决定”、新刑诉法也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第四、第五、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有期徒刑符合起诉条件，但是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在实践中如何理解和评估“犯罪情节轻微”、“依照法律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于刑法”、以及“有悔罪表现”，各地检察机关办案人员见仁见智。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则为检察机关考察未成年人犯罪情节是否轻微，悔罪态度是否较好，是否可以免除处罚提供了参考资料。
（二）量刑的参考依据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通过调查未成年被告人的成长背景能够说明未成年人的社会危险性和悔罪态度，而这两方面都是量刑的重要情节。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一般在第二部分也会有社会调查员关于如何处理、教育该未成年人的建议部分，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是否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这对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社会调查；量刑程序；证据材料
中图分类号：D66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53（2014）01―0001―06
一、问题之提出
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这样就使得原本活跃于各地少年司法实践中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以下简称“社会调查”）正式被立法机关采纳，也正式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融入到少年司法制度之中。从原本散落于各处的法律法规到如今法律层面上的正式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的少年司法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适用经验，这对推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有着重要意义。虽然新刑诉法对社会调查作出了明确规定，但笔者认为，这一规定仅仅具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社会调查的主体和社会调查的内容，但对于社会调查报告所应具有的法律属性却没有明确规定。如果不能明确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就会使各地司法机关产生不同的理解，进而制定出不同的实施细则。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破坏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削弱此项制度所应该具有的实用性。例如，有的司法机关将其视为证据，可以在审理阶段进行质证；而有的司法机关只将其视为量刑参考意见，由法官自由裁量。不同的属性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因此如何在现有法律规制的条件下界定社会调查报告属性，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需要首先突破的难题。
二、社会调查报告属性之不同界定及评析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源于实践，其在施行初期并无普遍性法律的规制，所以各地司法机关对其法律属性的认定并不相同。例如河南省兰考县法院将调查报告作为证据使用，允许诉讼参与人提出质疑，然后由社会调查员进行解答。而江苏省的部分法院将社会调查员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对待，赋予其类似鉴定人的诉讼地位。随着社会调查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其在少年司法中所扮演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理论界对其研究也越发深入，总结各地的司法实践经验，学界大体上将社会调查报告界定为三种不同属性：即品格证据说、鉴定意见说、量刑参考说。
（一）品格证据说
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较为普遍，其认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也就是指未成年人的人格调查或是品格调查，而调查的主要内容便是未成年人的“人格”或是其“品格”，所以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为品格证据。之所以认为社会调查就是品格调查，主要是从人身危险性的角度来进行考量的。因为品格是人身危险性的重要表征，“通过考察行为人的人格特点并加以科学分析，才能使人身危险性的评估更加准确、可靠”。那么为何要考虑人身危险性这一要素呢？这主要是和社会调查的目的有关。因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的理论基点在于刑罚的教育感化功能。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他们的心理状态往往不够稳定，而且自制能力差，加之受外界的不良影响，所以其大多是出于偶然原因走上犯罪道路，比如因心血来潮、一时冲动等，他们所实施的犯罪并不一定都是有预谋和有计划的，因此大多数未成年人罪犯并非“罪大恶极”者。少年司法方针主要是考虑如何教育并改造未成年罪犯，这里就要放弃刑罚传统上的报应和威慑功能，转而找到案件处理方式和教育改造的最佳“结合点”。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找出犯罪原因，了解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将对其未来的教育改造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人格调查制度对于量刑具有重大影响，其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通过审判前调查所获得的犯罪人的人格特征正是其人身危险性的表症。”因此，社会调查报告所反映的内容便具有品格证据的性质。
笔者认为，产生于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其报告的法律属性并不能简单地纳入“品格证据”的范畴。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也不能单纯地等同于人格调查或品格调查制度。一是因为“品格证据”属于“舶来”的法律词语，其并没有反映在我国的相关法律规范中。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现有规范来看，其法定证据种类中并不包含“品格证据”。如果将其纳入现有的证据种类中，就会破坏证据适用的法定性。二是从《刑事诉讼法》第268条的规定来看，社会调查的主要内容为“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虽然“等”字属于列举未完，但从上述三个要素来看，社会调查的主要方向不仅包括犯罪主体情况的调查，也包括犯罪原因的调查。所以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品格”即人身危险性只是社会调查的一个调查选项，将其统称为“人格调查”不免会以偏概全。虽然社会调查以行为人为核心而展开，目的在于全方位掌握行为人的个体情况，但是其最终目的是并不只是对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分析和预测，它还包括行为人社会危险性方面的分析，而这其中显然又会考虑众多的社会因素。再者，因为个人生活经历的多样性也就决定了人格或品格的内涵具有复杂性，决定人格的因素有很多，社会因素和生理因素等都会对人格的形成产生影响，人格调查实际上就是追踪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轨迹，其并不能脱离社会属性。三是要对“品格证据”作出正确的理解。虽然对其概念的表面含义不难理解，但作为英美证据法中的一个重要规则，它的适用却十分复杂。“英美法上使用未成年被告人品格证据的目的有二：一是证明案件的某些争议事实或附随事实，二是攻击未成年被告人的可信性。”另外，它还会对被告人的定罪过程产生影响。因为未成年人品格证据的提出会给未成年人本身和案件的审理带来风险，所以它的提出有一定的限制条件。而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它的调查内容并不是查明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而是犯罪原因的归纳，所以并不对定罪产生任何影响，主要作用是在刑罚个别化原则下对量刑和未来帮教上的考量。再者刑诉法268条对社会调查的启动并没有附加任何限制性条件。综上所述，英美法下的“品格证据”与我国少年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不可相提并论。
（二）鉴定意见说
将社会调查报告视为一种特殊的鉴定意见，是近来不少学者的主张。“无论从形式、内容还是形成的过程来看，社会调查报告的类型视为鉴定意见都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证据规定。国外立法也有类似的规定。例如，《日本少年法》第9条规定：进行前款规定的调查，务必调查少年、监护人或者相关人员的人格、经历、素质、环境，特别要有效运用少年鉴别所提供的关于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以及其他专门知识的鉴定结论。美国也是采用类似的做法，由鉴别中心或鉴别所负责社会调查工作。”在部分地区的司法实践中，也将社会调查员的地位等同于鉴定人，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
笔者不赞同上述说法，社会调查报告不能等同为一种特殊的鉴定意见。虽然在司法实践中，部分地区社会调查工作由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来承担，其运用自身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和理论素养，对调查中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通过分析和判断形成一份高质量的社会调查报告，从某些方面看和传统的司法鉴定者的工作相同。但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下规定的鉴定意见并不具有包含社会调查报告的可能性。第一，因为根据《司法鉴定管理决定》的要求，我国对于鉴定机构的资格和条件有着原则性的要求。鉴定机构的设立和鉴定业务的开展必须要经过相关机构的登记和公告，鉴定人的资格和要求也有法律规定。而且从现有规定看，我国鉴定工作根据鉴定对象可分为“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和“声像资料类鉴定”。将社会调查强行纳入鉴定意见，与现有法律法规相抵触，因此，不能直接套用外国的规定在我国使用。第二，鉴定意见为“鉴定人对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分析后所作出的判断”。可以看出，案件事实也包含了定罪事实，即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鉴定等同于事实调查，也就是对与定罪事实有关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但是社会调查不涉及对被告人定罪情况的考虑，并不调查与犯罪构成有关的行为和结果事实。第三，从法律责任的角度考虑，如果鉴定人故意作出虚假鉴定或不实鉴定，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在第268条也没有规定虚假调查报告的法律后果，因此不能贸然认为其属于鉴定意见，也不能将国外的制度不加辨别地适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将社会调查报告等同于鉴定意见，其在形式上是想将社会调查报告纳入法定的证据种类，但实质上是将由专业性工作人员作出的调查报告等同于“专家意见书”，这样也是不妥的，同证据能力法定化和证据形式法定化原则相悖。虽然其中会包含专家事实意见，但对案件事实却不是亲身感受的，也并不是对案件事实的陈述。
（三）量刑参考说
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我国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不涉及案件事实本身的调查，因为“调查报告的内容与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有罪、罪责轻重等均无关联，不能称之为刑事证据，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该种观点立论的主要依据便是证据的基本特征。根据通说，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社会调查报告之所以不是证据，就是在于其并不具有关联性。因为证据的关联性是同案件事实存在的某种联系，因为证据是在案件发生过程中产生的，它同案件事实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和客观的联系，对证明案情十分重要。而这里的案件事实正如上所述，主要是关于行为和结果的事实，是定罪事实。而社会调查所反映的内容却同案件事实没有必然和客观的联系，例如社会调查中关于犯罪原因的探查，其同案件事实的发生虽然有某种联系，但却不是必然联系，只是偶然或间接联系。而且社会调查中必然会涉及到第三人对未成年人的评价，这些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案件事实并没有客观的联系。
将社会调查报告视同量刑参考的观点避免了前两种观点的“违法”嫌疑，从现有的法律规范上来说，确实没有突破证据的法定种类的限制。但这并不表明将调查报告视为量刑参考是没有问题的。笔者认为，从社会调查报告本应具有的“应然法律效果”和“应然社会效果”来看，还是有很大问题存在的。如果将其视为一般的量刑参考意见，则难以发挥社会调查报告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最终使社会调查的适用效果“大幅缩水”。因为量刑参考意见只是在量刑阶段作为一种特殊的诉讼材料提交法官，其所反映的内容只能依据法官的自由心证予以采纳。但是依据刑事诉讼的证明原则，一项诉讼材料在取得证据能力之后才可以对它的证明力运用自由心证进行综合评判。而证据能力的获得要经过法定的调查程序。那么量刑参考能否获得证据能力？另外，控辩双方如果对其真实性产生异议，能否适用质证程序？这都是深入研究后留存的疑问。因此笔者认为，将社会调查报告视为量刑参考意见仍然不妥，因为不能对其内容的真实性经过法定程序的检验。如果只是提交法官单纯的量刑建议，势必会使社会调查的内容形式化和单一化，使其无法真实反映未成年人的各项情况，以至于法官无法把握刑罚的裁量和后期的帮教矫治，削弱社会调查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社会调查报告属性之重新认识
上述几种观点都不能准确地界定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这就需要以另一种视角来解析其法律属性。可以说上述对社会调查报告属性的认识都是在我国刑事诉讼传统的定罪量刑相混合模式下进行的。能否以另一种视角重新审视社会调查报告的属性？笔者认为这是可行的。在这里首先要重新认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之重新认识――定罪与量刑的分离
之所以要重新认识社会调查制度，是从定罪和量刑程序的角度出发的。一般来说我国刑事诉讼是定罪和量刑程序相混合，量刑事实的认定并不需要经过独立的诉讼程序。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量刑前社会调查的发展和成熟已经使少年刑事诉讼体现出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的分离。之所以得出上述结论，一是因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作用便在于使量刑更加规范化和科学化，进而推进量刑程序相对独立化。从社会调查的内容可以看出，其并不反映案件事实，而是围绕未成年人的个人家庭情况、社会环境和犯罪原因等因素来展开，这些因素都是量刑过程中法官所应考虑的酌定情节。考虑到这些因素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过程中或大或小的影响，加之对其未来人生发展的考量，法官必须在量刑时慎之又慎。继续延续传统的定罪量刑相混合的模式，法官可能无法掌握大量的酌定情节等材料，所以有必要将量刑从定罪程序中分离。二是因为定罪与量刑相分离的诉讼模式有法可依。根据《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法院在审理活动中应当保证量刑活动的相对独立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侦查机关或者辩护人委托有关方面制作涉及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报告的，调查报告应当在法庭上宣读，并接受质证。从上述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对影响量刑的社会调查报告可以经过质证程序，说明社会调查报告的适用便是在定罪与量刑相分离的模式下生成的。
（二）社会调查报告属性在定罪一量刑分离模式下之重新认识
上述已经阐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报告是在定罪一量刑分离模式下生成的。社会调查报告适用于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所以其法律属性便是量刑证据材料，即用来证明量刑事实的载体。
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调查不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事实的调查，与案件本身没有必然联系。因而，显而易见，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不是证据的属性”。许多学者也认为社会调查并不反映案件事实，所以其缺少证据所应该具有的关联性。但笔者认为，上述结论都是在定罪量刑一体化的角度下得出的，即在不区分定罪证据和量刑证据的基础上作出的论断。诚然，证据的关联性必须要求证据同案件事实存在某种联系。但是，在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下，在量刑过程中也存在相应的影响量刑的客观事实，即量刑事实。“案件事实”完全可以进行扩大解释，可以分为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这两个因素合起来就影响了一个案件的定罪量刑。这里所作出的扩大解释是有法可依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64条的规定，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即包括了“被告人有无从重、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又包括“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其他事实”。这也就是说，影响量刑的事实完全属于案件事实，而社会调查所记载的事实同定罪无关，但却影响量刑事实的认定。
既然社会调查报告同量刑息息相关，那么接下来又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即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就是量刑证据？笔者将其认定为量刑阶段的证据材料，而不是量刑证据。此处关于证据和证据材料的区分，一方面会涉及到二者属性的认定，另一方面也同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的事项有关。
对证据和证据材料的区分关键是要明晰证据的定义。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证据定义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这里的“材料”不是指证据材料，而是指同案件事实有关联性的材料，并且经过各种证据规则查证属实。那些同案件事实无关联，或者未经证据规则查证的材料，则是证据材料，它只是案件证据的“来源”，并不是证据本身。证据材料只有经过各种证明规则查证属实才能取得证据资格，才能具有证明能力。因此，证据资料和证据之间应该有证明规则的链接。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规定社会调查报告可以接受质证，表明报告所记载的事项需要经过法定的证明规则来查证属实，进而也表明了其只是证据材料，并不是证据本身。因为证据材料只有经过法定的证据调查程序之后才能取得证明能力，接下来才能对有关事实进行认定，才能纳入法官自由心证的范围并成为裁决的依据，而那些未查证属实的事项则被排除在证据之外。所以说，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的事项只有经过法庭的质证程序后，才能取得证据资格，法官才会根据自己的自由心证对调查内容进行采纳，那些被采纳的内容才会对量刑事实的认定产生影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定罪和量刑程序的分离，定罪程序在坚持“无罪推定”的原则下必须要对定罪事实坚持严格证明原则，对证据种类和取证方法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即证据资料必须为法定证据种类，获取这些证据资料的手段符合法律规定。而量刑程序是一个独立的阶段，是在认定行为人有罪的前提下而启动的，所以其证据材料的认定不必坚持“无罪推定”原则，以自由证明即可，证据种类和取证方式不受法定证据方法的限制，但其若要认定为量刑证据也要遵循一定的证明规则。
另一方面，从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的内容来看，其也只是证据材料。因为社会调查报告需要反映未成年人人身情况的多方面内容，包括成长经历、监护教育、犯罪原因等许多情况，而这些内容又多具有社会属性，其是通过调查员多方走访而来的，其中必然掺杂着主观的成分，加之调查报告一般都附有调查员的事实分析和法律建议，这其中也都包含众多主观因素。而证明案件事实相关的证据则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客观性要求排除个人的主观判断，而且其来源必须保证客观真实性；关联性则要求其同案件事实必须要有某种联系；合法性则要求证据必须要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就现阶段来说，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其并没有规定详细的调查程序，且其调查内容并不都具有客观性，其中必然掺杂着被调查对象或调查员的主观判断。因此，现在就贸然承认其为“证据”则操之过急，其只是由众多材料堆砌而成的证据材料。
在现阶段我国法律并没有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规定详细的调查程序之前，将社会调查报告视为量刑证据材料，则可以尽量避免其法律属性分歧而使该制度所本应具有的法律和社会功效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因为证据材料所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凡是未经查证属实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等都可以统称为证据材料。而我国现实语境下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起源于各地实践，相关的地方性法律法规更是种类繁多，各地社会调查报告的制作形式也不尽相同，将其视为证据材料，可以使各种不同形式的调查报告所记载的事项经过法定的证据规则取得证据资格和证明能力，进而对行为人的量刑产生影响。
将社会调查报告视为量刑证据材料，还会促使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进一步建立。因为社会调查报告记载的许多事项涉及未成年人的个人情况，尤其是关于行为人品格方面的证据材料，如果在定罪阶段便予以出示，势必干扰法官的自由心证，造成审判者对事实认定的偏见。然而将庭审进行两步式划分，量刑阶段的启动是在证明被告有罪的前提下进行的，许多在定罪阶段必须排除的证据材料便会在量刑阶段出示并予以质证和采纳，既可以充分考虑被告人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又将特殊预防的理念融入到被告人的量刑程序中，有利于被告人未来的改造和再社会化进程，这就间接上促进了定罪一量刑程序分离模式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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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宪法、组织法、代表法、立法法、预算法、审计法、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议事规则等国家法律的规定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文件的要求，综观各级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实践，人大监督可以归纳出宪法监督、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计划和预算、询问和质询，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视察，特定问题调查，受理申诉、控告和检举，罢免和撤职等各种制度和做法。由于国家的监督法正在酝酿起草过程中，对这些在宪法和法律规定基础上形成的制度以及那些在监督实践工作中形成的普遍做法，今后的法律会作怎么样的取舍和规范，目前还很难预料。本文只能从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实践角度出发，着重就人大监督“一府两院”的理论和实践谈一点认识和体会。
一、 要发挥地方人大在宪法和法律
实施监督中的积极作用宪法和组织法规定： 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并监督宪法的实施。地方各级人大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这些规定是保证国家法制统一的重要基础。
法制建设与社会治理法治化中的思考从上述的规定来看，除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特有解释宪法的权力以外，“监督宪法的实施”与“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从内容上讲是一致的，可以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各级人大和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都是宪法和法律监督的主体。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到，虽然宪法实施的监督权力是分层次的，但在具体的权力层次怎样划分上还没有一致的看法和明确的法律规定，行使宪法实施的监督权力的运作机制还没有形成，如何认定违宪行为、是否需要设立专门机构监督宪法法律的实施等重大的问题尚需政治决策。但是，监督宪法的实施，保证宪法法律法规的执行确是各级人大的重要职责，对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意义。上海市人大从地方权力机关角度出发，努力做好地方国家行政机关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工作；做好执法检查工作；做好重大违法案件的监督工作，积极发挥地方人大在宪法和法律实施监督中的积极作用。
首先，要做好地方国家行政机关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工作。上海市人大从1999年开始启动规章备案工作以来，共对56件（项）市政府的规章进行了备案审查，提出了18条修改意见。从实际情况看，这方面的工作还很不够，报地方人大备案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很多，什么该备案，什么不必备案，没有规定；报备案的程序没有规定；不报备案的法律责任没有规定；备案审查的机构、程序、处理等也没有规定。现在国家法律尚未对此项工作有明确的规定，地方实践的情况也很不一致，应当在全国各地实践基础上认真总结，形成规范。
其次，要做好执法检查工作。从地方实践的情况看，执法检查最早是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尝试组织部分代表对法律和法规的执行情况进行视察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一种的监督形式。1993年9月，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对执法检查的对象、内容、执法检查的组织、检查报告的审议等问题进行了规定。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执法检查工作与立法工作相比，还显得比较薄弱，主要是执法检查的计划性、针对性还不够，执法检查的主体和对象有时还不很明确，执法检查的程序性规定还不严密，执法检查的参与程度不高，执法检查的效果还不明显。具体来讲，就是在执法检查的项目选择上还比较随意，论证不够；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的检查还缺少操作规程方面的制度建设；执法检查过程中了解实际情况的调研工作和调研对象往往也由被检查的行政机关提供，不容易做到客观全面；除了审议检查报告外，相当部分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参与调研了解情况的次数不多；对检查结果的跟踪整改要求不够落实等。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继续实践，还要加强总结研究，更重要的是要增强创新意识，勇于开拓，上海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1998年在开展对《上海市街道办事处条例》执行情况的检查时就探索运用了抽样调查的新方式，对提高执法检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第三，要做好对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涉嫌违法处理案件进行监督工作。各地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受理申诉、控告、检举工作的实践中，逐步探索对“一府两院”涉嫌违法处理案件的监督形式已历经有四届、十多年的历史了，有的把它概括为“个案监督”。现在大家已经逐步认识到，人大监督具体案件，不是简单地就事论事地纠正具体案件，更主要的是通过对具体案件的监督，进而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监督有关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从方法上讲，也主要是启动司法机关内部的监督机制。实践中，上海市人大通过信访渠道受理的公民的申诉和控告案件有2万多件，虽然纠正了一些处理不当的案件，但就整体情况看，“个案监督”工作开展得还不够理想。主要的问题是，大家对权力机关监督个案的认识还没有“到位”，各级人大在监督具体案件时缺乏必要的工作力量和监督手段，很难发现并深究那些“问题案件”，错案和责任案件的追究机制往往反过来使“问题案件”更难被发现。因此，可以说，人大在“个案监督”工作方面很大程度上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践。
二、 要加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
“一府两院”的工作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要听取“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二是要审查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和决算；三是评议“一府两院”机关及其负责人的工作。
首先，审议“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是各级人大对行政、审判和检察机关的工作进行全面监督的基本的主要的形式。目前，听取审议工作报告有三个层次： 一是代表大会听取和审议政府、法院、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二是常委会听取政府、法院、检察院的专题报告；三是专门委员会听取政府、法院、检察院及其有关部门对有关情况的汇报。经过多年的实践，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制度规范，但是，随着形势发展，这些制度也需要改进、发展和创新。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法律定位及实践意义
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未成年刑事诉讼中，判决宣告前由有关部门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的社会背景、成长经历、生活环境、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进行调查，并形成书面社会调查报告提交到法庭，为司法机关正确处理和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提供重要依据。从上述定义不难看出，社会调查制度的实质是一种人格调查制度。因为人格调查制度是在刑事诉讼中，特别是在法院的判决前，对行为人的性格爱好、身心状况、家庭状况、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社会交往等情况进行调查，综合判别被告人的人格状况、测定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对行为人作出恰当处置时参考因素的活动，其本质是强调对犯罪人个体的尊重与关注，强调刑法的实质公正，这与社会调查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是一致的。
考察域外有关人格调查制度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人格调查制度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人格调查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人格调查需要调查的项目有很多，包括行为人的性格特点、身体状况、成长经历、家庭情况、社会交往、平日及实施指控行为前后的表现等，这些项目繁多的调查，看起来非常分散与杂乱，实际上，这些调查都是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的，对行为人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等背景情况的调查以及对被告身体、性格等自身状况的调查，并不是最终的目的，目的在于从各个方面收集和行为人相关的信息和资料，全面掌握行为人的个体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判定行为人的人格。
二是人格调查通常由专业人员或专业机构来完成。对行为人的人格状况的测定与评估，不是把各个项目简单罗列，而是通过由表及里、由表象到实质的调查分析，来综合判断行为人的个性特征、心理活动、发展趋势，其调查程序的严谨性和调查结论的法律属性，决定了调查主体的特殊性。
三是人格调查是对刑事被告人量刑的重要参考因素。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轻重；而近年来轻刑化的司法理念，在强调对被告人刑罚个别化的前提下，还要综合判断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格调查制度就成为量刑、尤其是判处非监禁刑的重要参考因素。首先，该报告是影响合议庭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拟判处管制、缓刑和免处的被告人。其次，该报告也是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进行法庭教育的重要依据。只有详细掌握了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后，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才能发现教育、感化、挽救该未成年被告人的“闪光点”、“感化点”，以便有针对性地对该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第三，该报告也为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在宣判后对未成年人回访跟踪帮教提供了有效的参考材料。
二、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市的法律实践
自河南省兰考县法院首创社会调查员制度以来，各地法院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并已制度化、规范化。我市法院也在借鉴长宁、海淀等法院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工作特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我们研究制定了《佳木斯市涉少案件社会调查员制度实施办法》，并于2005年10月在全市法院正式实施。主要工作模式是实行庭前调查、参与诉讼、跟踪帮教的“三段式”服务。该《办法》对调查员的职责、义务、工作规程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最明显有别和优于全国其他法院的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调查员的准入设置了目前全国最高的门槛，只有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年满二十三周岁，从事教育、共青团工作，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致力于矫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具备一定法律知识，诚信记录优良的同志才能够初步进入遴选范围；二是调查员由法院和共青团联合选任和考核，经未成年人及法定人同意以中立的身份开展工作，不依附于控、辩、审任何一方，不得从事兼职的法律工作；三是对当庭宣判缓刑的案件，调查员直接参与宣判后的教育，在第一时间内实现与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包片民警、居委会（村委会）主任、学校老师的对接，共同制定跟踪帮教措施；四是实行社会调查员有偿服务，除报销实际支出外，根据工作量发给相当于其日工资标准的合理报酬，对表现突出的调查员，每年由共青团组织给予表彰。
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制度的核心贵在客观、公正。因此，我们在设计这一制度和选择调查员的时候不仅规定了较高的标准，而且把从事律师、陪审、法律援助、法官、检察官、公安干警等一切有可能与案件或案件的侦察、、辩护、、审理有关的人员排除在外，而且规定了为期一年的考核、淘汰期，以期确保调查报告客观、公正。
（一）选拔聘任的基本情况
我们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为共青团，由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团市委联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选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自2005年6月以来共选聘两批82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选任条件为年满二十三周岁以上，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工作作风严谨、认真，具有一定法律专业基础知识，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或在共青团组织中负责青少年维权工作的人士。首批选任的48名社会调查员有11名来源于各县（市）区团委干部，有30名中小学校教师，有7名来自其他机关。其中有30名为我市心理阳光协会成员。社会调查员平均年龄为31岁，其中市区24名，各县（市）区24名，每个县市至少3名。已经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不再聘任为社会调查员，以上人员均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从事未成年人心理教育的经验。完成选聘工作后，由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市中院与团市委共同下发了文件，对各有关部门支持和配合开展社会调查工作做出要求，市中院组织对社会调查员开展了培训，颁发了工作证件。
（二）开展社会调查的情况
我们要求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原则上对每名未成年被告人开展社会调查，全部由聘任制社会调查员负责。开展社会调查首先告知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开展社会调查的目的、方法和法律依据及后果，在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开展调查。对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开展的调查，不作为社会调查报告使用，仅作为其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对于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不同意开展社会调查的，由法庭决定是否继续委托开展调查。2006年-2009年8月，佳木斯市两级法院共判处罪犯5983人，其中未成年罪犯620人，其中对365名被告人开展了社会调查，没有开展社会调查的84名，其中法定人不同意的38名，异地犯罪的46名，适用简易程序的14名。社会调查员深入到未成年被告人或未成年罪犯的学校、家庭、社区、村委会、工作单位等地，走访家长、教师、亲友、邻居、同事。经与公安机关的协调，社会调查员可以持证到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员调查未成年被告人及未成年罪犯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非涉案情况，多方面、深层次地反映和分析其犯罪原因和心理演变过程。对调查的内容均形成了调查笔录。在此基础上形成书面调查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被调查人的性格、成长经历、成长环境等，对其犯罪原因进行分析，对落实监管和矫治措施提出建议。调查报告不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发表意见。
（三）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情况
法律对于社会调查员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诉讼地位未做规定，我们的做法是要求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在证人席处设置社会调查员标牌，由社会调查员在法庭调查后，法庭辩论之前作为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的诉讼参与人，出庭宣读调查报告，接受公诉人、辩护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对调查报告形成过程的询问。此举主要是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人格证据”使用，避免将社会调查员归于公诉人或辩护人一方，体现其开展社会调查的中立性。在目前审结的案件中，有的诉讼参与人对社会调查形成过程提出问题，但未就报告提出不同意见。在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后，由审判长对报告给予评价，对可以确认的内容予以确认。在庭审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可以引用经确认的社会调查报告内容支持自己的控辩意见。在最后陈述后，社会调查员参与庭审中的法制教育，也可以参加宣判后的法制教育。
（四）开展社会调查程序及其在文书、卷宗中的体现
人民法院在收到公诉机关书后，根据案情确定社会调查员人选，一般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不聘任社会调查员。辖区各县（市）法院原则上委托本地社会调查员开展调查，市区各基层法院及中级法院在市区范围内委托社会调查员，每名未成年被告人需由两名社会调查员共同开展调查，多名未成年被告人共同犯罪的，由社会调查员共同对多名被告开展调查。在送达书副本时，征得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签订委托书，并由被告人、法定人提供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地址、主要社会关系及联系方式。社会调查员根据案件情况确定调查提纲并经合议庭审核后开展调查，调查一般在十日内完成并形成社会调查报告。法律文书不在诉讼参与人中开列社会调查员，但在案件审理过程表述时，简明叙述社会调查员开展社会调查情况。在事实部分的最后一段，叙述被告人的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平常表现等同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犯罪密切相关的情况，以及实施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论述导致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发生的主观、客观原因及应当汲取教训的内容，一般主要采纳社会调查结论。在对有罪被告人量刑时，可以引用社会调查结论作为参考和依据。开展社会调查的委托书、调查笔录、社会调查报告、帮教意见等均收入卷宗。
三、社会调查制度在立法和实践操作中存在的问题
社会调查员制度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的一项卓有成效的举措，确实发挥了一定的效用并得到了社会各方的积极评价，但由于我国没有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专门立法，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意见又十分原则，社会调查员制度还存在着诸多法律和实践操作方面的问题和障碍。
（一）社会调查报告是否是刑事证据的问题
多数人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基于人民法院的委托而产生，而且作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被告人案件前的准备工作之一，符合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应该是具备证据效力的，且与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鉴定结论”相似，同时该报告作为一种反映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的文字材料，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证人证言，只要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并经过查实以后，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但笔者认为，调查报告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称之为刑事证据。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证据的证明力大小是指证据与案情存在的客观联系的程度，而调查报告的内容只是涉案嫌疑人在案发前的日常生活学习表现等非涉案情况，对案情本身没有证明意义，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因此，不能属于法定的刑事证据。
虽然社会调查是个新生事物，是我国法制建设进步的表现，但是仍不应有悖于现有的刑法原则和法律规定，调查报告既然不是用以证明犯罪事实，也不是司法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取得的刑事证据，仅是案外的一些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宜将调查报告的效力夸大化，因此，它不能作为刑事证据使用。
（二）社会调查制度公正性的保障问题
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轻重。由于社会调查员的调查报告中存有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方面的说明，且是人民法院据以认定犯罪社会危害性的依据之一和量刑的参考，同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和受害人因犯罪行为受到或重或轻的伤害，希望法院可以为其讨回公道、重惩被告的因素会影响其对调查报告的认识偏颇，因此，保证社会调查报告内容的客观真实才能保障社会调查制度实施的公正性。
笔者认为要从三个方面保证调查报告的真实性：第一，确定调查主体是保证调查报告真实性的前提。社会调查员一般由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一定的解决未成年人问题经验的品质高尚的人担任，且由法院委托未成年人保护机构选定，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作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出现，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第二，在调查方法上，一般由社会调查员直接到未成年被告人生活、学习、工作的所在地以及其他关系地进行调查。实践中，可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及不同的调查对象分别采取多种方式进行调查，如谈话、观察、电话、书信、委托等方式，必要时可以各种方法交叉使用，并制成调查笔录，最终制成社会调查报告。第三，法院在开庭前，合议庭必须先对报告的内容进行审查，并在庭审时允许其他诉讼参与人对此发表意见，这样就进一步保证了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
（三）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问题
我国法律用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了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进行社会调查，但是对于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并没有明确说明，到底社会调查员属于何种身份、其法律地位如何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论。笔者认为：首先，社会调查员不是证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人是在诉讼程序之外了解案件真实情况的人，社会调查员是参加了诉讼以后才了解案件情况的，而且不是客观的真实情况而是法律证据反映的情况，属于法律事实，它和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有本质的不同。有人认为社会调查员属于品格证人，是就被告人的人品、品格出庭作证的证人，但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证人作证的范围是案件事实，因此，被告人的人品和品格内容不属于证人作证的范围。虽然国外的司法中有品格证人的出现，但是基于法律的规定不同，比如法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只能就被告人被控事实或者其人格和品格作证”，因此，就被告人人格和品格内容作证的是合法的品格或人格证人，属于证人的范畴。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没有相应得规定，不能生搬硬套的根据调查的内容将社会调查员认为是品格证人。其次，社会调查员也不是鉴定人。鉴定人是接受司法机关的依法委托或诉讼参加人的委托聘请的专门人员，是针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而社会调查员调查的是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背景等非案件或者说是案件背景情况，两者的指向和目的根本不同。我国的刑事诉讼是一种等腰三角形关系，控方与辩方居于等腰对角，法院居于顶角居中独立裁判，社会调查员在刑事案件中当然没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因此，笔者认为由于社会调查员是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进行的调查，因此，不一定非要给其独立的诉讼地位，他可以是属于辅助或者说是服务审判的人员。
四、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建议
建立社会调查员制度，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益，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如何实现司法公正的原则，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方面完善社会调查制度。
（一）通过立法明确社会调查员地位和身份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的程序法并没有对社会调查员的出庭问题做出具体规定。当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做法主要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我国是成文法的国家，司法实践应严格依法办事。第一，应从立法上明确调查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身份，使其选任、职权、责任等方面真正有法可依。第二，主体应当细化，委托关系如何确定，要有法律上的支持，相关的责任要确定下来。第三，保证内容的真实性。第四，设立出一套比较完整的程序，脱离科
学方法和程序，内容的真实性无法保证。第五，要经过质证。总之，明确社会调查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在将社会调查制度推广到所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前，尽快制定和修改相应的立法。
（二）规范社会调查工作的程序
社会调查虽然有其独立性，但仍应制定一套完整的调查程序，指导规范社会调查员的调查行为，从程序上保证调查工作的公正、客观、真实。笔者建议可以考虑采用以下措施：1、出具调查函前应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的同意；2、社会调查员前往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罪犯时应由法院人员陪同；3、对调查内容应当制作成笔录，或者用音像资料保存，作为调查报告的依据；4、一个案件应设立至少两名社会调查员，在调查时应由二人同往。
（三）强化对社会调查员的监督
1、由于目前社会调查员一般是接受法院委托，因此直接的监督应当是人民法院，包括对社会调查报告在开庭前的审查，听取被告人、监护人、辩护人的意见并要求调查员作出解释或补充、核实；在开庭时听取诉讼参加人的质询，虽然调查报告不具备刑事证据的性质，但由于其直接关系着量刑，应比照刑事证据在庭审中接受诉讼参加人的质询，但该意见应向法庭发表，社会调查员没有义务回答；如果在庭审中诉讼参加人尤其是未成年被告人对调查报告发生较大争议或提出实质异议，法庭不宜将调查报告作为量刑参考。
2、聘任单位对社会调查员的监督措施要加强。如规定社会
调查员定期向聘任单位报告社会调查工作的开展情况；对于调查员的不良行为聘任单位有权依取消其调查员身份等。另外，社会调查员还应接受被调查单位的监督。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法律定位及实践意义
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未成年刑事诉讼中，判决宣告前由有关部门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的社会背景、成长经历、生活环境、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进行调查，并形成书面社会调查报告提交到法庭，为司法机关正确处理和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提供重要依据。从上述定义不难看出，社会调查制度的实质是一种人格调查制度。因为人格调查制度是在刑事诉讼中，特别是在法院的判决前，对行为人的性格爱好、身心状况、家庭状况、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社会交往等情况进行调查，综合判别被告人的人格状况、测定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对行为人作出恰当处置时参考因素的活动，其本质是强调对犯罪人个体的尊重与关注，强调刑法的实质公正，这与社会调查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是一致的。
考察域外有关人格调查制度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人格调查制度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人格调查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人格调查需要调查的项目有很多，包括行为人的性格特点、身体状况、成长经历、家庭情况、社会交往、平日及实施指控行为前后的表现等，这些项目繁多的调查，看起来非常分散与杂乱，实际上，这些调查都是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的，对行为人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等背景情况的调查以及对被告身体、性格等自身状况的调查，并不是最终的目的，目的在于从各个方面收集和行为人相关的信息和资料，全面掌握行为人的个体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判定行为人的人格。
二是人格调查通常由专业人员或专业机构来完成。对行为人的人格状况的测定与评估，不是把各个项目简单罗列，而是通过由表及里、由表象到实质的调查分析，来综合判断行为人的个性特征、心理活动、发展趋势，其调查程序的严谨性和调查结论的法律属性，决定了调查主体的特殊性。
三是人格调查是对刑事被告人量刑的重要参考因素。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轻重；而近年来轻刑化的司法理念，在强调对被告人刑罚个别化的前提下，还要综合判断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格调查制度就成为量刑、尤其是判处非监禁刑的重要参考因素。首先，该报告是影响合议庭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拟判处管制、缓刑和免处的被告人。其次，该报告也是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进行法庭教育的重要依据。只有详细掌握了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后，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才能发现教育、感化、挽救该未成年被告人的“闪光点”、“感化点”，以便有针对性地对该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第三，该报告也为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在宣判后对未成年人回访跟踪帮教提供了有效的参考材料。
二、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市的法律实践
自河南省兰考县法院首创社会调查员制度以来，各地法院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并已制度化、规范化。我市法院也在借鉴长宁、海淀等法院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工作特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我们研究制定了《佳木斯市涉少案件社会调查员制度实施办法》，并于2005年10月在全市法院正式实施。主要工作模式是实行庭前调查、参与诉讼、跟踪帮教的“三段式”服务。该《办法》对调查员的职责、义务、工作规程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最明显有别和优于全国其他法院的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调查员的准入设置了目前全国最高的门槛，只有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年满二十三周岁，从事教育、共青团工作，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致力于矫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具备一定法律知识，诚信记录优良的同志才能够初步进入遴选范围；二是调查员由法院和共青团联合选任和考核，经未成年人及法定代理人同意以中立的身份开展工作，不依附于控、辩、审任何一方，不得从事兼职的法律工作；三是对当庭宣判缓刑的案件，调查员直接参与宣判后的教育，在第一时间内实现与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代理人、包片民警、居委会（村委会）主任、学校老师的对接，共同制定跟踪帮教措施；四是实行社会调查员有偿服务，除报销实际支出外，根据工作量发给相当于其日工资标准的合理报酬，对表现突出的调查员，每年由共青团组织给予表彰。
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制度的核心贵在客观、公正。因此，我们在设计这一制度和选择调查员的时候不仅规定了较高的标准，而且把从事律师、陪审、法律援助、法官、检察官、公安干警等一切有可能与案件或案件的侦察、起诉、辩护、代理、审理有关的人员排除在外，而且规定了为期一年的考核、淘汰期，以期确保调查报告客观、公正。
（一）选拔聘任的基本情况
我们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为共青团，由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团市委联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选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自2005年6月以来共选聘两批82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选任条件为年满二十三周岁以上，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工作作风严谨、认真，具有一定法律专业基础知识，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或在共青团组织中负责青少年维权工作的人士。首批选任的48名社会调查员有11名来源于各县（市）区团委干部，有30名中小学校教师，有7名来自其他机关。其中有30名为我市心理阳光协会成员。社会调查员平均年龄为31岁，其中市区24名，各县（市）区24名，每个县市至少3名。已经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不再聘任为社会调查员，以上人员均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从事未成年人心理教育的经验。完成选聘工作后，由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市中院与团市委共同下发了文件，对各有关部门支持和配合开展社会调查工作做出要求，市中院组织对社会调查员开展了培训，颁发了工作证件。
[摘要]法务会计是会计学的一门新的、令人注目的成长点，近几年由于财务丑闻的不断出现而日益受到重视，通过对法务会计与独立审计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法务会计的独特性和应用价值，推动我国法务会计的发展。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法律制度的日趋完善，以及越来越多的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案件的出现，特别是近几年资本市场上屡屡暴出会计造假丑闻，注册会计师行业遭遇信任危机，市场迫切需要由独立的专业人员从会计与法律角度出发，对有关会计信息或相关事件做出专业鉴定，以保证处理结果的客观与公正，因此法务会计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日渐显现。本文从法务会计的定义与本质属性出发，比较分析了法务会计与独立审计的区别与联系，以加深对法务会计这一新事物的认识与理解。
一、法务会计的定义与本质属性
法务会计最早产生于二十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美国，它是适应当时政府查处时有发生的内部股票舞弊案及储蓄信贷行业丑闻的需要而产生的。对于法务务会计的定义与本质特征，国内外学者是众说纷纭，根据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普遍认为法务会计是将会计、审计知识与调查技术相结合,对经济案件或纠纷中的财会事实进行计算、检验、分析、认定,将证据规则与之相结合并给法庭提供相关证据,其主要内容是诉讼支持与调查会计。其主要代表有美国著名会计学家G•杰克•贝洛各尼与洛贝特•J•林德奎斯特、我国学者盖地、喻景忠等。G•杰克•贝洛各尼与洛贝特•J•林德奎斯特认为：法务会计是运用相关的会计知识,对财务事项中有关法律问题的关系进行解释与处理,并给法庭提供相关的证据,不管是刑事方面的,还是民事方面的。盖地教授从实务角度认为：法务会计是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以会计理论和法学理论为基础,以法律法规为准绳,以会计资料为凭据,处理涉及法律法规的会计事项,或者以法律法规和相关会计知识审查、监察、判定、裁定、审计受理案件与受托业务。
笔者认为，从学科的角度看，法务会计是指吸收会计学与法学原理、运用审计和调查技术，并结合证据规则，研究法务会计活动及其规律的边缘性会计学科；从实务的角度看，法务会计是法务会计工作者在社会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形成的会计界对法律界的专业支持，是会计专业人员为解决或处理法律事项或问题提供的专业服务，这种服务按照所要处理的法律事项是否进入诉讼程序，可将其区分为诉讼服务与非诉讼服务两类。因此，法务会计的目的在于研究和解决法律中的会计问题，法律服务性是法务会计的本质属性。
二、法务会计与独立审计的联系
独立审计是指注册会计师依法接受委托,对被审计单位的会计报表及其相关资料进行独立审查并发表意见。法务会计与独立审计关系十分密切，如都是在财务会计资料基础上开展业务，都是对相关会计事实的再次处理，从业人员都需要会计学、审计学等专业基础知识，在业务过程中都需要调查取证，并作出分析性结论。实务中，审计报告、审计工作底稿等有时则直接作为法务会计的审查对象或证据，并且目前许多法务会计服务就是由注册会计师提供的。具体来说，
二者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作对象方面。法务会计是处理法律中的会计问题，独立审计是对会计报表及其相关资料进行审查，二者都是在财务会计资料基础上开展业务，主要工作对象是相似的。
2、工作程序与方法方面。法务会计和独立审计工件程序和方法上也极为相似。在程序上，在接受委托前，二者都要先会见委托方，初步了解被委托事项进行，弄清委托目的，并决定是否接受委托；接受委托后，先要制定计划，然后展开调查取证活动，获取所需的各类证据；最后都要形成结论，撰写报告。在执行业务的过程中，二者都要对各种会计信息和资料进行检验分析，并运用审阅、查询、计算、分析性复核等常用的审计方法等，以获取相应的证据。
3、行为主体方面。法务会计与独立审计业务都需要高素质并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员才能胜任，虽说在人才专业素质的要求上不尽相同，但在目前，二者在行为主体上也有很大的联系。比如,在涉及上市公司的报表舞弊案件中,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根据需要依照一定的法律程序也可成为法务会计的行为主体。事实上，由于激烈的竞争,法务会计正日益成为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方兴未艾的业务拓展新领域。据报导，美国前100家最大会计师事务所已有近60%拓展了法务会计服务，许多注册会计师除了加入美国公共注册会计师协会，还会加入美国注册舞弊审查师协会，以便使自己能够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随时掌握法务会计最新技术信息。我国也有不少会计师事务所在从事司法会计鉴定业务，这正是法务会计的业务内容之一。
4、工作成果方面。法务会计和独立审计由于工作对象上的相似性，许多工作成果往往也可以互相利用，以提高工作效率，避免资源浪费。如根据独立审计具体准规定，注册会计师在报表审计时可利用律师等专家的工作成果；而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工作底稿、审计结论、审计报告也可能直接成为法务会计的审查对象或证据。另外，法务会计和独立审计都要将工作结果以书面的形式向委托者报告，并因为工作过程中一定经验判断的风险性，在出具的报告书上都要签名，以示承担法律责任。
三、法务会计与独立审计的区别
虽然法务会计和独立审计在工作对象、工作程序与方法、行为主体、工作成果等方面有很多相似或有关联的地方,但二者之间的差异也很明显,主要表现在:
1、性质不同。法务会计与独立审计虽都属于服务活动，但其性质不同。法务会计是专为法律事项的处理提供会计服务，其本质属性为法律服务性；而独立审计主要为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鉴证会计报表，表现为社会服务性。
2、目的不同。法务会计的目的是提出专家性意见作为法律鉴定或者用以法庭作证。它通过相关财务事项进行确认、计量、并客观分析，对财务调查结果、财务损失计量结果、财务纠纷的金额提出建议或进行司法鉴定，出具法务会计报告，为将经济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为当事人洗脱嫌疑，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会计学证据。而独立审计的目的是对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的合法性、公允性及会计处理方法的一贯性表示意见。
3、业务内容和范围不同。法务会计的业务内容和范围,取决于各国法律体系的完善程度和法律、法规对经济活动、经济行为、财产、资源等规定的详细程度。因此，各国以及一国的不同时期，法务会计的范围会有所不同。我国当前的法务会计应包括企业税务理算会计、司法会计、债权债务理算会计、保险赔偿责任理算会计、海损事故理算会计、物价利得会计、社会福利保障会计等方面。概括起来讲,法务会计的业务主要体现在诉讼支持与调查会计两大方面。独立审计业务属于注册会计师的法定业务,非注册会计师不得承办。具体而言,审计业务包括: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的报告;办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业务并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
4、执业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在执业标准方面，目前我国还没有正式颁布《法务会计准则》，在执业过程中主要是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如三大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检察院司法会计鉴定细则》等，这些法律规定主要是对法务会计活动合法权限和程序的原则性规定,具体技术上没有系统的规范。实务中,法务会计活动一般是依据“实事求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及合理性的原则进行,更多是参考一般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以及基本审计原理；而独立审计一般是按照《独立审计准则》和独立审计实务公告开展审计业务。注册会计师在开展审计业务时，必须遵循独立审计准则。因此,从广义上讲,独立审计的审计标准更集中于专业角度和职业立场,而法务会计的审计标准更依附于诉讼法律规范。
5、专业人员的素质要求不同。法务会计作为一门新型的复合型边缘学科，需要更高层次的人才。一名高素质的法务会计人才必须精通会计和审计知识、熟悉相关法律、掌握调查和取证技术、具有良好的沟通、表达技巧和职业判断力、掌握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更重要的是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独立敬业的精神。独立审计中的注册会计师主要在会计和审计方面提供专长服务，在经济鉴证服务领域是公认的行业专家，当然，对注册会计师也有较高的职业道德要求。
6、工作报告不同。通常，法务会计的最后结果是一份工作报告，但与审计报告在格式或内容上都差异甚大。法务会计报告内容主要包括调查任务的性质、调查的范围、采用的方法、范围的限制、调查的结果和法务会计师的观点。由于法务会计工作报告并非法律裁决书，因此报告中不能使用诸如贪污、挪用、偷税等法律上的定性词语，而只能使用转移、占用、损失、短少等会计术语，以确保报告的客观性。而审计报告中应说明审计范围、会计责任与审计责任、审计依据和已实施的主要审计程序等事项，并说明被审单位会计报表的编制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国家其他有关财务会计法规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是否公允地反映了其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
7、风险控制上的不同。法务会计师与注册会计师在执业过程中都需要一定的职业判断，也就都存在着职业风险。法务会计是针对涉及法律事项的会计问题展开工作,以还原或查明相关会计事项所反映的客观事实,其风险主要体现为一种法律证明责任,鉴定结论一旦进入法庭审判阶段,法务会计师要面临法庭质证的考验，对风险的衡量和控制主要依赖法务会计人员的专业水平和职业判断。为了控制风险,则需要实施详细的检查程序收集充分的证据,以排除各种合理可能性怀疑的干扰。在独立审计中,注册会计师应当对审计重要性、审计风险进行适当评估，并通常借助重要性水平的确定来反映和控制所愿意接受的审计风险程度,并以不影响报表使用者对特定会计报表可靠性的合理理解为限度。
综上所述，法务会计和独立审计二者既有联系，又存在非常明显的区别。它们适应了不同的社会需要，在社会经济的不同领域发挥着应有的作用。我国在独立审计理论研究和实务运用上已日趋成熟，但法务会计尚处在起步阶段，亟待发展。通过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便于我们充分借鉴独立审计成熟的运作机制，推动法务会计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若山：法务会计一21世纪会计的新领域，《会计之友》2000，3
2、盖地、张敬峰：法务会计研究评述，《会计研究》2003，5
3、裴丽：法务会计概念与功能的探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2
[摘要] 法务会计是会计学的一门新的、令人注目的成长点，近几年由于财务丑闻的不断出现而日益受到重视，通过对法务会计与独立审计的异同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理解法务会计的独特性和价值，推动我国法务会计的。
随着市场的迅速发展和制度的日趋完善，以及越来越多的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案件的出现，特别是近几年资本市场上屡屡暴出会计造假丑闻，注册会计师行业遭遇信任危机，市场迫切需要由独立的专业人员从会计与法律角度出发，对有关会计信息或相关事件做出专业鉴定，以保证处理结果的客观与公正，因此法务会计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日渐显现。本文从法务会计的定义与本质属性出发，比较分析了法务会计与独立审计的区别与联系，以加深对法务会计这一新事物的认识与理解。
一、法务会计的定义与本质属性
法务会计最早产生于二十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美国，它是适应当时政府查处时有发生的内部股票舞弊案及储蓄信贷行业丑闻的需要而产生的。对于法务务会计的定义与本质特征，国内外学者是众说纷纭，根据学界的主流观点，普遍认为法务会计是将会计、审计知识与调查技术相结合， 对经济案件或纠纷中的财会事实进行、检验、分析、认定， 将证据规则与之相结合并给法庭提供相关证据， 其主要是诉讼支持与调查会计。其主要代表有美国著名会计学家G杰克贝洛各尼与洛贝特J 林德奎斯特、我国学者盖地、喻景忠等。G杰克贝洛各尼与洛贝特J 林德奎斯特认为：法务会计是运用相关的会计知识， 对财务事项中有关法律的关系进行解释与处理， 并给法庭提供相关的证据， 不管是刑事方面的， 还是民事方面的。盖地教授从实务角度认为：法务会计是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 以会计和法学理论为基础， 以法律法规为准绳， 以会计资料为凭据， 处理涉及法律法规的会计事项， 或者以法律法规和相关会计知识审查、监察、判定、裁定、审计受理案件与受托业务。
笔者认为，从学科的角度看，法务会计是指吸收会计学与法学原理、运用审计和调查技术，并结合证据规则，法务会计活动及其的边缘性会计学科；从实务的角度看，法务会计是法务会计工作者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形成的会计界对法律界的专业支持，是会计专业人员为解决或处理法律事项或问题提供的专业服务，这种服务按照所要处理的法律事项是否进入诉讼程序，可将其区分为诉讼服务与非诉讼服务两类。因此，法务会计的目的在于研究和解决法律中的会计问题，法律服务性是法务会计的本质属性。
二、法务会计与独立审计的联系
独立审计是指注册会计师依法接受委托， 对被审计单位的会计报表及其相关资料进行独立审查并发表意见。法务会计与独立审计关系十分密切，如都是在财务会计资料基础上开展业务，都是对相关会计事实的再次处理，从业人员都需要会计学、审计学等专业基础知识，在业务过程中都需要调查取证，并作出分析性结论。实务中，审计报告、审计工作底稿等有时则直接作为法务会计的审查对象或证据，并且目前许多法务会计服务就是由注册会计师提供的。具体来说，
二者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作对象方面。法务会计是处理法律中的会计问题，独立审计是对会计报表及其相关资料进行审查，二者都是在财务会计资料基础上开展业务，主要工作对象是相似的。
2、工作程序与方面。法务会计和独立审计工件程序和方法上也极为相似。在程序上，在接受委托前，二者都要先会见委托方，初步了解被委托事项进行，弄清委托目的，并决定是否接受委托；接受委托后，先要制定计划，然后展开调查取证活动，获取所需的各类证据；最后都要形成结论，撰写报告。在执行业务的过程中，二者都要对各种会计信息和资料进行检验分析，并运用审阅、查询、计算、分析性复核等常用的审计方法等，以获取相应的证据。
3、行为主体方面。法务会计与独立审计业务都需要高素质并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员才能胜任，虽说在人才专业素质的要求上不尽相同，但在目前，二者在行为主体上也有很大的联系。比如，在涉及上市公司的报表舞弊案件中，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根据需要依照一定的法律程序也可成为法务会计的行为主体。事实上，由于激烈的竞争，法务会计正日益成为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方兴未艾的业务拓展新领域。据报导，美国前100家最大会计师事务所已有近60%拓展了法务会计服务，许多注册会计师除了加入美国公共注册会计师协会，还会加入美国注册舞弊审查师协会，以便使自己能够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随时掌握法务会计最新技术信息。我国也有不少会计师事务所在从事司法会计鉴定业务，这正是法务会计的业务内容之一。
4、工作成果方面。法务会计和独立审计由于工作对象上的相似性，许多工作成果往往也可以互相利用，以提高工作效率，避免资源浪费。如根据独立审计具体准规定，注册会计师在报表审计时可利用律师等专家的工作成果；而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工作底稿、审计结论、审计报告也可能直接成为法务会计的审查对象或证据。另外，法务会计和独立审计都要将工作结果以书面的形式向委托者报告，并因为工作过程中一定经验判断的风险性，在出具的报告书上都要签名，以示承担法律责任。
三、法务与独立审计的区别
虽然法务会计和独立审计在工作对象、工作程序与、行为主体、工作成果等方面有很多相似或有关联的地方，但二者之间的差异也很明显，主要表现在:
1、性质不同。法务会计与独立审计虽都属于服务活动，但其性质不同。法务会计是专为事项的处理提供会计服务，其本质属性为法律服务性；而独立审计主要为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鉴证会计报表，表现为服务性。
2、目的不同。法务会计的目的是提出专家性意见作为法律鉴定或者用以法庭作证。它通过相关财务事项进行确认、计量、并客观，对财务调查结果、财务损失计量结果、财务纠纷的金额提出建议或进行司法鉴定，出具法务会计报告，为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为当事人洗脱嫌疑，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会计学证据。而独立审计的目的是对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的合法性、公允性及会计处理方法的一贯性表示意见。
3、业务和范围不同。法务会计的业务内容和范围， 取决于各国法律体系的完善程度和法律、法规对经济活动、经济行为、财产、资源等规定的详细程度。因此，各国以及一国的不同时期，法务会计的范围会有所不同。我国当前的法务会计应包括税务理算会计、司法会计、债权债务理算会计、保险赔偿责任理算会计、海损事故理算会计、物价利得会计、社会福利保障会计等方面。概括起来讲， 法务会计的业务主要体现在诉讼支持与调查会计两大方面。独立审计业务属于注册会计师的法定业务，非注册会计师不得承办。具体而言，审计业务包括: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的报告;办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业务并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
4、执业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在执业标准方面，我国还没有正式颁布《法务会计准则》，在执业过程中主要是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如三大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检察院司法会计鉴定细则》等，这些法律规定主要是对法务会计活动合法权限和程序的原则性规定，具体技术上没有系统的规范。实务中，法务会计活动一般是依据“实事求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及合理性的原则进行，更多是一般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以及基本审计原理；而独立审计一般是按照《独立审计准则》和独立审计实务公告开展审计业务。注册会计师在开展审计业务时，必须遵循独立审计准则。因此，从广义上讲，独立审计的审计标准更集中于专业角度和职业立场，而法务会计的审计标准更依附于诉讼法律规范。
5、专业人员的素质要求不同。法务会计作为一门新型的复合型 边缘学科，需要更高层次的人才。一名高素质的法务会计人才必须精通会计和审计知识、熟悉相关法律、掌握调查和取证技术、具有良好的沟通、表达技巧和职业判断力、掌握机和信息技术，更重要的是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独立敬业的精神。独立审计中的注册会计师主要在会计和审计方面提供专长服务，在经济鉴证服务领域是公认的行业专家，当然，对注册会计师也有较高的职业道德要求。
6、工作报告不同。通常，法务会计的最后结果是一份工作报告，但与审计报告在格式或内容上都差异甚大。法务会计报告内容主要包括调查任务的性质、调查的范围、采用的方法、范围的限制、调查的结果和法务会计师的观点。由于法务会计工作报告并非法律裁决书，因此报告中不能使用诸如贪污、挪用、偷税等法律上的定性词语，而只能使用转移、占用、损失、短少等会计术语，以确保报告的客观性。而审计报告中应说明审计范围、会计责任与审计责任、审计依据和已实施的主要审计程序等事项，并说明被审单位会计报表的编制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国家其他有关财务会计法规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是否公允地反映了其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
7、风险控制上的不同。法务会计师与注册会计师在执业过程中都需要一定的职业判断，也就都存在着职业风险。法务会计是针对涉及法律事项的会计展开工作，以还原或查明相关会计事项所反映的客观事实，其风险主要体现为一种法律证明责任，鉴定结论一旦进入法庭审判阶段，法务会计师要面临法庭质证的考验，对风险的衡量和控制主要依赖法务会计人员的专业水平和职业判断。为了控制风险，则需要实施详细的检查程序收集充分的证据，以排除各种合理可能性怀疑的干扰。在独立审计中， 注册会计师应当对审计重要性、审计风险进行适当评估，并通常借助重要性水平的确定来反映和控制所愿意接受的审计风险程度，并以不报表使用者对特定会计报表可靠性的合理理解为限度。
综上所述，法务会计和独立审计二者既有联系，又存在非常明显的区别。它们适应了不同的社会需要，在社会经济的不同领域发挥着应有的作用。我国在独立审计和实务运用上已日趋成熟，但法务会计尚处在起步阶段，亟待。通过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便于我们充分借鉴独立审计成熟的运作机制，推动法务会计的发展。
[参考]：
1、李若山：法务会计一21世纪会计的新领域，《会计之友》2000，3
2、盖地、张敬峰：法务会计研究评述，《会计研究》2003，5
3、裴丽：法务会计概念与功能的探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2
一、调查对象的基本状况
1.性别。在这次随机调查中，调查对象男性与女性的比例分别为59.1％与40.9％，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所做的“2002上海新闻从业者调查”（参见《新闻记者》2003年第1期）中所得到的数据相比，女性所占比例略低。但与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全国新闻工作者调查的结论（男性67.1％、女性32.9％）相比，女性比例要高。
2.年龄。本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从20岁至59岁，其中22岁到50岁的样本数占总数的96.4％。从调查对象年龄的分布来看，与实际状况较为符合。
3.工作单位类型及职称。本次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大众传播媒体中从事新闻报道与编辑工作的人员，他们在新闻的选择与方面处于较为主动的位置。因此根据他们回答所做的问卷分析描述和解释也更具说服力（见下表）。②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报社 587 55.3 55.5
电台 89 8.4 8.4
电视台 334 31.5 31.6
通讯社 6 0.6 0.6
节目制作公司、网络公司 36 3.4 3.4
广告、公关、咨询公司 4 0.4 0.4
其他 2 0.2 0.2
总计 1058 99.7 100.0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尚未评定 229 21.6 21.8
初级职称 330 31.1 31.4
中级职称 352 33.2 33.5
副高级职称 118 11.1 11.2
正高级职称 23 2.2 2.2
总计 1052 99.2 100.0
二、新闻从业人员对有偿新闻的态度
本次调查的主题之一是新闻从业人员对“有偿新闻”的态度和做法。根据1997年1月15日，、广播电影电视部、新闻出版署、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关于禁止“有偿新闻”的若干规定》中的内容，我们在问卷上具体涉及了以下几项问题：
（1）记者是否可以为自己单位联系广告；
（2）记者是否可以为自己的版面或节目联系赞助；
（3）记者是否应主动淡化不利于重要广告客户的新闻；
（4）记者是否可以接受被采访单位或个人的招待用餐；
（5）记者是否可以接受新闻源单位或个人安排的免费旅游；
（6）记者是否可以接受被采访单位或个人的现金馈赠；
（7）记者是否可以为企业担任公关工作。
对上述所列问题的调查数据分析如下：
1.“记者为自己的单位联系广告业务”。这实际上是一种新闻报道权与金钱的交换，是在搞变相的“有偿新闻”活动。但调查显示，仅有26.8％的调查对象不同意这种做法，有56.％受访者态度不明朗，可以认为他们对这种不良行为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并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有可能为之，更有16.8％的受访者则同意这种做法（见表1）。从受访者的职称、年龄与问题的关联来看，副高职称及以下者，以及年龄在44岁以下者，回答不同意的比率基本在24％～27％之间；正高职称和年龄45岁及以上者回答不同意的比率略高，达37％～39％。将这个问题与媒体类型关联，得出的数据，回答不同意的比例为：电视台24％、报社28％、电台30％。与专业背景关联得出的数据，回答不同意的比例为：边干边学26％、新闻大专28％、新闻本科25％、新闻硕士33％、有法律专业知识背景23％。也就是说，电视台记者和有法律专业知识背景者此方面的意识更弱。
表1 对记者为自己单位联系广告业务的态度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不同意 281 26.5 26.8
不置可否 178 16.8 17.0
看情况 415 39.1 39.5
同意 176 16.6 16.8
总计 1050 99.0 100.0
2.“记者为自已的版面或节目联系赞助”。这个问题和上一题的性质相同，都是一种应杜绝的交易行为，但对“记者可以为自已版面或节目联系赞助”回答表示不同意者仅占“19.8％”；而有26％的人同意这种做法（见表2）。从受访者的职称、年龄与问题的关联来看，副高职称及以下者，以及年龄在44岁以下者回答不同意的比率基本在11.9％～22.7％之间，正高职称回答不同意的比率略高，达26.1％。将这个问题与媒体类型关联，得出的数据，回答不同意的比例为：电视台16％、报社23.4％、电台15.9％；与专业背景关联得出的数据，回答不同意的比例为：边干边学17.3％、新闻大专24.3％、新闻本科19.1％、新闻硕士29％、有法律专业知识背景21.2％。也就是说，电台、电视台记者和边学边干者在此方面的意识更弱。
表2 对记者为自己的版面或节目联系赞助的态度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不同意 203 19.1 19.8
不置可否 146 13.8 14.2
看情况 409 38.5 39.9
同意 267 25.2 26.0
总计 1025 96.6 100.0
3.“记者主动淡化不利于重要广告客户的新闻”。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闻业，更多地是依赖广告生存，因而一些广告主在有些媒体逐渐拥有了控制权，一些媒体背离了新闻报道要客观、真实的规律，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不能完全履行其作为社会舆论机关的职责。在这个问题上，媒体的主要做法之一是主动淡化不利于重要广告客户的新闻。此次调查显示，有33.7％的调查对象不同意这种做法，有54.2％受访者态度不明朗，而有12.1％的受访者则同意这种做法（见表3）。从受访者的职称、年龄与问题的关联来看，正高职称和年龄45岁及以上者回答不同意的比率略高，达41.2％～42.9％。将这个问题与媒体类型关联，得出的数据，回答不同意的比例为：电视台30.8％、报社36.2％、电台37％；与专业背景关联得出的数据，回答不同意的比例为：边干边学35.4％、新闻大专31.8％、新闻本科30.6％、新闻硕士37.7％、有法律专业知识背景32.3％。
表3 对记者主动淡化不利于重要广告客户的新闻的态度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不同意 344 32.4 33.7
不置可否 205 19.3 20.1
看情况 348 32.8 34.1
同意 123 11.6 12.1
总计 1020 96.1 100.0
4.“接受被采访对象的招待用餐和免费旅游”。常言道“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接受被采访对象的招待用餐和免费旅游在新闻界并不少见，如此做法可能导致报道者偏离客观立场。此次调查显示，有15.7％的调查对象不同意接受被采访对象的招待用餐。有62.8％受访者态度不明朗，而有21.5％的受访者则同意这种做法（见表4）。从受访者的职称和年龄与问题的关联来看，均与上述几个问题的数据基本吻合。将这个问题与媒体类型关联得出的数据，回答不同意的比例为：电视台15.6％、报社14.5％、电台26.7％；与专业教育背景关联得出的数据，回答不同意的比例为：边干边学14.7％、新闻大专26.9％、新闻本科12.2％、新闻硕士9.4％、有法律专业知识背景24.6％。也就是说，电台记者和有新闻大专及有法律专业知识背景者在此方面自觉和自律意识略强。
表4 对记者接受被采访单位或个人的招待用餐的态度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不同意 162 15.3 15.7
不置可否 179 16.9 17.4
看情况 468 44.1 45.4
同意 221 20.8 21.5
总计 1030 97.1 100.0
表5 对记者接受新闻源单位或个人安排的免费旅游的态度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不同意 353 33.3 34.2
不置可否 241 22.7 23.4
看情况 327 30.8 31.7
同意 110 10.4 10.7
总计 1031 97.2 100.0
对于是否可接受被采访对象安排的免费旅游，有34.2％的调查对象不同意，仅10.7％的受访者则同意这种做法（见表5）。将这个问题与媒体类型关联，得出的数据，回答不同意的比例为：电视台37.6％、报社31.2％、电台43％；与专业教育背景关联得出的数据，回答不同意的比例为：边干边学36.5％、新闻大专40％、新闻本科27.4％、新闻硕士26.9％、有法律专业知识背景45.3％。也就是说，电台记者和有新闻大专及有法律专业知识背景者在此方面自律意识略强，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与上一个问题（免费用餐）调查结果基本相同。在这两个问题上，报社从业者及新闻本科及新闻硕士自律意识相对较差些。
5.“记者接受被采访单位或个人的现金馈赠”。如果说前面调查的问题当从业者为之时，还有一些说服自己的借口，如拉广告是为了单位利益，免费用餐是因为采访耽误了吃饭。但接受现金馈赠及在企业兼职则是完全在为自己谋取私利。新闻工作者在业务活动中利用工作之便收受现金馈赠，即收受贿赂，是新闻队伍中的一种严重的腐败现象，是的突出表现，同时也是一种犯罪行为――收受贿赂罪。正因为这两个问题性质的严重性，人们相应的自觉意识也较高，如回答不同意的比率明显高于前面几个问题。有53.2％的调查对象不同意接受被采访对象的现金馈赠；有62.8％受访者态度不明朗，仅有6.3％的受访者则同意这种做法（见表6）。将这个问题与媒体类型关联，得出的数据，回答不同意的比例为：电视台54.2％、报社52.5％、电台59.7％；与专业教育背景关联得出的数据，回答不同意的比例为：边干边学53.9％、新闻大专68.1％、新闻本科45.4％、新闻硕士51.9％、有法律专业知识背景56.4％。也就是说，电台记者和有新闻大专学历及有法律专业知识背景者在此方面自觉和自律意识略强。
表6 对记者接受被采访单位或个人的现金馈赠的态度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不同意 545 51.4 53.2
不置可否 233 22.0 22.7
看情况 182 17.2 17.8
同意 65 6.1 6.3
总计 1025 96.6 100.0
在新闻从业者是否可以兼职为企业担任公关工作这个问题上，有47.3％的调查对象不同意；有42.8％受访者态度不明朗，仅有9.9％的受访者则同意这种做法（见表7）。从受访者的职称、年龄与问题的关联来看，与上述问题基本相同，只是有正高职称者表示不同意的仅占33.3％，远低于平均数；而年龄在45岁以上者回答不同意的又占61.9％，这样的结果看似存在着一些矛盾，因为一般来说，年龄大者职称高，但实际情况是，年龄和职称有关联，但并不存在完全的因果关系。职称现在往往跟学历等其他因素有关，还有就是本次调查对象具高级职称的人数较少。另外，将这个问题与媒体类型关联，得出的数据，回答不同意的比例为：电视台42.4％、报社50.1％、电台53.4％；与专业教育背景关联得出的数据，回答不同意的比例为：边干边学50.1％、新闻大专50％、新闻本科37.1％、新闻硕士26.9％、有法律专业知识背景40％。也就是说，电台从业者和边学边干及有新闻大专学历背景者在此方面自觉和自律意识略强。 表7 对记者为企业担任公关工作的态度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不同意 486 45.8 47.3
不置可否 197 18.6 19.2
看情况 243 22.9 23.6
同意 102 9.6 9.9
总计 1028 96.9 100.0
三、总结与建议
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充分强调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尊重人们合理的物质利益追求，并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使人们的劳动成果、劳动效率和劳动质量与个人的切身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使得人人尽可能实现自身价值的极大化，即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机会得到尽可能多的报酬，这已成为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机制。这种情况，在完善的市场经济结构中，能够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创造出更大的效益与利润；但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结构中，则可能成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泛滥的酵母，成为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催化剂。
从上述数据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新闻队伍的新闻工作道德状况并不容乐观，在职业道德行为的选择上存在着严重的偏差。特别应引起注意的是，在上述几个调查问题中，回答“看情况”的比率都较高，这些人可能在思想上对是与非、对与错的认识非常清楚，但一旦有条件或涉及自身利益时则往往会放弃道德原则，也就是说，这些人道德自律的自觉意识较差，对他们来说，有处罚分明的纪律、规定，营造一个廉洁清正的环境就显得十分重要。
实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使人们的经济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必然地会引发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积极意义自不待言，而其消极后果反映在新闻传播领域便是相当一部分新闻工作者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的嬗变乃至混乱，由此导致道德行为的失范以及腐败现象在新闻界的滋生蔓延。这种状况，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曾有人惊呼：新闻队伍再不抓新闻工作道德建设，数年之后将无有用之兵。这不是杞人忧天，更不是危言耸听，上述的调查数据又一次为我们敲响的警钟。因此，我们一定要将新闻职业道德建设问题提升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来认识，新闻单位及有关领导部门应探讨并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约束办法，不能再让今日之“错”酿成明日之“害”。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注释：
关键词：执法理念；监督；保障权利
为贯彻落实高检院和省市检察院关于严防冤假错案发生的部署和要求，泉州市县两级院公诉部门高度重视，多措并举，切实学习贯彻高检院《关于进一步提高办案质量切实防止冤错案件的专题报告》（以下简称《专题报告》）及《全省检察机关公诉、林检、未检部门加强法律监督严防冤家错案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严抓案件质量，谨防冤假错案。
（一）转变执法理念
1、组织专题处室会，召集全体干警认真学习高检院检察长和朱孝清副检察长关于坚守防止冤假错案底线的讲话精神，不断增强检察官职业责任感，筑牢思想防线，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2、切实转变执法理念，牢固树立省院顾卫兵副检察长提出的“证据意识、程序意识、监督意识、精细化意识、与时俱进意识、危机意识”，克服修改后刑诉法实施以来办案数量剧增带来的工作压力，严防死守，确保不发生冤假错案。
（二）强化侦查监督
1、进一步健全与侦查机关的工作联系制度。不断完善与同级公安机关侦查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沟通情况和意见，有针对性地提出监督意见和建议。永春县检察院与县公安局共同出台《刑事案件办案质量反馈办法》，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的案件就证据收集是否全面、及时、准确，办案程序是否合法等方面进行评价，促进刑事案件办理进一步规范化。泉港区检察院定期与泉港区公安分局召开联席会议，就规范取证程序、集中移送审查、规范未成年案件办案程序、提高侦查人员出庭水平、建立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等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并形成会议纪要联合下发，通过事前引导规范公安机关调查取证。
2、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坚持对重特大案件及新类型案件提前介入，围绕犯罪构成要件引导侦查机关全面收集证据，促使侦查人员依法全面客观收集、固定证据，包括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特别无罪证据的收集。如陈进昌等人涉嫌非法经营案，晋江市检察院提前介入，承办人提出了侦查取证方向相关意见，较好地引导公安机关对非法开展银行承兑汇票交易业务的新类型案件的侦查取证，确保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
3、完善退补机制。针对实践中侦查机关退而不补的现象，各地积极进行探索，避免补充侦查流于形式。如晋江市检察院针对侦查机关退补重报没有提供实质补充侦查材料等情况，专门发函要求加以整改，并健全退补重报案件审查机制，要求二次退补重报案件需经承办人审核签字确认后方能受理。泉港区检察院在补查过程中，向侦查机关提出补查的原因、方向和要求，督促侦查机关认真开展补查工作，同时可根据案件需要自行补查。
（三）严把案件受理关和审查关
1、严格把握证据标准。严把案件受理关和审查关，必须真正坚持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在实际操作中，对于公安机关勉强移送的案件、政法委协调要求受理的案件、被害人上访闹访被迫受理的案件，尤其应当严格坚持这一标准。要全面理解、综合全案证据把握刑诉法第五十三条的要求，对于只有被告人供述的，即使这种有罪供述很稳定，且有自书供述、录音录像相佐证，也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对于被告人作过有罪供述，且其供述与现场勘验、检查基本一致，但是勘验、检查现场在先，被告人供述在后，尤其是被告人先不供，后来供述逐步与现场勘验、检查一致起来，之后又翻供的，更要严格审查，不能轻率认定被告人作案和有罪[1]。对不构成犯罪和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情节的案件，特别是对证据不足、不符合标准的案件，即使已经逮捕，也绝不勉强。
2、落实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进一步深化公诉环节非法证据排除工作，严格规范侦查机关取证行为，坚决依法排除以刑讯逼供等手段获取的非法证据[2]，一是加强与公安协调，严格证据标准。如丰泽区检察院加强与公安的沟通协调，派员走访丰泽公安法制科、泉州海警二支队、后渚及乌屿边防派出所等单位，就如何规范取证进行授课；南安市检察院汇编了《二十种常见刑事案件诉讼证据参考标准》，由公安局下发至各中队、基层派出所，要求公安机关按照证据参考标准合法、全面收集和固定证据，从源头上预防非法证据的出现。二是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发现并主动排除非法证据。如晋江市检察院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作为重点告知事项在权利义务告知书中予以告知，并要求办案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作重点说明，共书面告知了2293名犯罪嫌疑人。丰泽区检察院未检办在审查批捕蒋某涉嫌抢劫罪一案时发现，侦查人员将包括蒋某在内的3名同案犯混杂在12张照片中让被害人辨认，改辨认笔录属于瑕疵证据且无法补正，遂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了该证据，并对蒋某作出存疑不捕的决定。后经涉案的2名犯罪嫌疑人证实蒋某确实没有参与作案。三是探索建立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明确界定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范围，与公安、法院等部门建立联动配合机制，探索安全出庭模式，通过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公开举证及质证，加强证据合法性审查，促进诉讼公正。如石狮市检察院出庭支持被告人余冬梅、施文艺贩卖一案时，要求该案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侦查人员蔡某当庭针对公诉人、辩护人、审判人员的询问，就抓获被告人余冬梅和当场扣押的情形，控辩双方对扣押的具体地点以及数量进行了当庭质证在强化庭审效果的同时，也有利保障了证据的合法性。惠安县检察院在审查犯罪嫌疑人何某涉嫌一案中，探索尝试被害人出庭制度，与被告人当庭对质，成功指控一起零口供案。
（四）保障律师、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畅通诉辩沟通渠道
1、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在“纠冤防错”中的作用，创造条件保障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和调查取证权，认真听取律师意见，尤其是重视律师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的意见，对于律师提出的不构成犯罪等意见，切实结合案件实际进行审查核实[3]。安溪县检察院对在罪与非罪、案件定性、法律适用等方面争议较大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要求辩护律师必须出具相关的书面辩护意见。石狮市检察院2013年以来，共听取律师意见102件次，其中，为犯罪嫌疑人指定辩护44人；接受律师变更强制措施书面申请9件次，依法予以变更强制措施3人；听取律师不建议7件次，依法作出不决定1人。
2、认真听取犯罪嫌疑人的辩解，并结合其他在案证据分析研判。在审理案件后进行讯问时，通过书面、口头方式告知犯罪嫌疑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并在制作讯问笔录前先询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机关制作笔录阶段是否对其采取刑讯逼供，若存在刑讯逼供行为的，及时调取泉州市看守所的入所体检材料，结合全案证据进行分析、论证，并在移送法院时，将体检材料作为证据进行移送。
（五）落实办案工作机制
1、完善案件集体讨论制度。坚持承办人办理、部门负责人审核、集体研究、检察长决定的案件审批程序。明确权责，层层把关。坚持诉前会诊和案件集体讨论制度，由全体公诉人为疑难案件“会诊把脉”，以此不断提高公诉案件的质量和水平。如南安市检察院制定《公诉科科务会议研究案件规定（试行）》，完善科室讨论制度，明确要求拟决定作不案件、撤回案件、抗诉案件、改变管辖案件、改变定性案件、纠正遗漏人数案件、纠正遗漏罪行案件及其他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必须提交科务会研究决定。
2、规范基层口头请示制度。通过受理口头请示案件，泉州市检察院加强了对基层院公诉部门个案的指导力度，帮助解决了一大批疑难复杂问题。为强化内部监督，确保案件质量，泉州市检察院公诉处出台了《泉州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关于规范口头请示的通知》，对请示案件范围、材料报送、请示时效、处理反馈等内容均作了明确规定，并指定专人专门进行答复，确保了口头请示案件的办理质量和效率。
3、健全案件质量考评机制，推动精细化办案。除无罪案件、撤回案件外，将定性、事实、法定情节的认定是否准确均纳入案件质量的考核评价范围。采取案件质量复查、网上监管等措施，及时掌握全市案件质量动态。上半年，泉州市检察院对2012年无罪判决及撤回案件进行了逐案分析，并在全市予以通报。各基层院也定时不定时的对已办结的案件进行回头看，采取交叉互查、专人复查、类案调研的方式促进案件质量提升，不断提高执法办案精细化程度。南安市检察院出台《南安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工作绩效考评标准》，引导办案干警注意办案细节和程序规范，推进公诉工作规范化建设。鲤城区检察院关口前移，规定各承办人间进行审结前互查，如对书的制作及撰写，要求至少要有一人复查。
4、推行公诉案件审查报告规范化改革。泉州市检察院在全市两级院出台了《泉州市检察机关公诉案件审查报告（一审）制作指导意见（试行）》，规范证据分析，要求事实叙写要客观准确，证据摘录要重点突出，综合分析论证要客观系统，同时突出客观性证据的地位作用，避免笼统地陈述关联性证据，导致证据体系不够清晰。该《指导意见》对案件审查报告的体例进行了调整，形成对客观性证据高度重视的倒逼机制，纠正有罪推定、疑罪从轻、重口供轻客观证据等陈旧观念，强调保障案件质量，同时注意突出体现刑诉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新职能。
（六）加强审判监督
综合运用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意见函等形式，不断加强对庭审过程中程序违法、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监督力度，确保刑事审判监督的全程效应。如鲤城区检察院在审查刘宗裕危险驾驶一案时，发现法院的一审判决在计算刑期的起止日期时未从被告人实际被剥夺人身自由之日起作为其刑期的起算日，可能导致对被告人的延期羁押，遂发出检察建议，纠正其刑期计算错误问题。
（七）加强队伍建设
1、深化出庭行为规范评议活动。按照市检察院的部署要求，继续组织开展“出庭行为规范评议活动”。倡导部门负责人、优秀公诉人带头出庭，发挥引领作用。观摩评议会带动理论研讨、案例评析、庭审抗辩、业务实训等活动开展，着力培养公诉人的证据审查判断能力、法律政策运用能力、出庭指控犯罪能力，打造业务过硬检察队伍，有效提高办案质量。
2、加强传帮带，优化人员结构。针对公诉部门人员流动性大，年轻干警较多，公诉工作经验不足，造成审查能力不强的现象，安溪县检察院采取“1+2”帮扶制， 即一名中层干部挂钩两名青年干警，着力进行传帮带，并按照科室制定《周学习计划表》，由科室新老干警进行办案经验交流，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石狮市检察院通过优化人员配置，分离办案过程中的事务性工作和业务性工作等办法，使办案人员得以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经精力集中到对证据的分析和对法律使用的研究上，也为案件质量提升提供了保障。（作者单位：泉州市人民检察院）
参考文献
[1]高春兴. 我国刑事错案产生的原因及对策探析[J].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2012（01）.4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建立定岗定责、尽职免责、失职问责的信贷管理机制，促进审慎经营，提高信贷管理水平和资产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省农村信用社信贷管理基本制度》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信贷工作尽职是指在整个信贷业务流程中各岗位工作人员应尽的职责。
第三条 本办法是信贷人员履行职责和失职问责的依据，适用于全省农村信用社（含农村合作银行，下同）。
第二章 工作职责
第四条 受理岗职责：负责受理客户申请和对客户的主体资格、借款资料、贷款条件等进行初审。
第五条 调查岗职责。调查岗包括信贷调查人员、部门负责人和分管领导。
（一）调查人员职责：负责调查评价工作，对调查报告和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二）调查部门负责人职责：负责审核调查报告，对调查程序的合规性、公正性、合理性和评价方法的正确性负责。同时应直接参与辖内大额信贷业务的调查评价工作。
（三）分管领导职责：负责审定信贷调查报告，对调查报告的整体质量负责。同时应组织或直接参与辖内集团客户和重大项目的信贷调查评价工作。
第六条 审查岗职责。审查岗包括信贷审查人员、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和信贷审查专员。
（一）信贷审查人员职责：负责按规定的审查内容对信贷业务的合规合法性、可行性和资料完整性进行审查，有效识别和充分揭示风险，提出是否同意支持的意见和防范控制风险的措施。
（二）审查部门负责人职责：负责审核审查报告，对审查程序的合规性、公正性、合理性和审查方法的正确性负责。同时应直接参与对大额信贷业务的审查工作。
（三）分管领导职责：负责审定信贷审查报告，对审查报告的整体质量负责。
（四）信贷审查专员职责：负责按规定的审查内容对信贷业务的合规合法性、可行性和资料完整性进行独立审查，有效识别和充分揭示风险，提出是否同意支持的意见和防范控制风险的措施。
第七条 信贷审批岗职责。信贷审批岗包括信贷审批委员会（以下简称贷审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以及有权作出信贷决策的其他人员。
（一）贷审会委员职责：负责审议信贷业务，并对信贷业务进行表决。
（二）贷审会主任委员职责：负责贷审会工作，按规定审议信贷业务。
（三）联社理事长职责：负责行使一票否决权。
信用社信贷审批小组组长及成员职责比照本条规定执行。
第八条 放款操作岗职责。放款操作岗包括放款操作人员、法律审查人员、会计人员和放款部门负责人。
（一）放款操作人员职责：负责按照要求落实贷前条件和用款条件，办理放款手续，登记录入人行征信系统，收集、整理和移交客户档案资料。
（二）法律事务岗职责：负责在放款前对信贷业务的合同文本、法律文书及相关凭证等资料，进行合法性、合规性、完整性和有效性审查。
（三）会计岗职责：负责依据信贷审批表和放款通知书，审核信贷人员办理的信贷业务是否经有权部门批准，按规定对信贷业务进行账务处理。
（四）放款部门负责人职责：负责组织和管理放款环节的相关工作。
第九条 贷后检查岗职责。贷后检查岗包括贷后检查人员和部门负责人。
（一）贷后检查岗人员职责：负责按规定的频率和内容对借款人、担保人、抵（质）押物进行贷后检查，对贷后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处理或提出处理建议报告部门负责人；按时发送贷款本息催收通知书，及时收回贷款本息和确保诉讼时效。
（二）贷后检查部门负责人职责：负责组织和管理贷后检查工作，对贷后检查人员报告的问题及时进行处理。同时应直接参与大额信贷业务的贷后检查工作。
第十条 风险管理岗职责。风险管理岗包括风险管理人员和部门负责人。
（一）风险管理人员职责：负责对贷后检查部门发现的风险预警信号进行识别，并提出化解风险建议。
（二）风险管理部门负责人职责：负责对风险管理人员提出的化解建议及时进行处理或提交风险管理委员会决策。
第十一条 资产保全岗职责。资产保全岗包括资产保全人员和部门负责人。
（一）资产保全人员职责：负责对不良信贷客户的管理，对问题类客户的法律诉讼；负责接收、管理和处置抵债资产。
（二）资产保全部门负责人职责：负责资产保全工作，重大资产保全事项提交风险管理委员会决策。
第十二条 档案管理岗 职责：档案管理岗包括档案管理人员和部门负责人。
（一）档案管理人员职责：负责接收、登记信贷业务资料和整理、装订、保管、交接信贷档案，对信贷档案的完整性负责。
（二）部门负责人职责：负责组织和督促档案管理人员按照规定进行收集、整理、保管、借阅和移交信贷档案。
第十三条 尽职调查岗职责。尽职调查岗包括尽职调查人员和尽职调查部门负责人。
（一）尽职调查人员职责：负责对信贷工作人员在办理信贷业务工作中是否尽职进行调查，并提出责任认定建议。
（二）部门负责人主要职责：负责审核尽职调查报告，并提出初步认定意见。同时应直接参与大额信贷业务的尽职调查。
第十四条 本章规定的职责，如果由同一部门或人员履行多个部门或多个岗位的职责，则由其部门负责人和岗位责任人承担相应职责。
第三章 尽职调查
第十五条 当信贷业务出现下列情况时，应进行尽职调查。
（一）当贷款劣变时（进入不良贷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除外），应对贷款调查、审查、审批和贷后管理行为进行尽职调查；
（二）当对贷款进行以资抵债处理时，应对贷后管理、风险管理行为进行尽职调查；
（三）当贷款进入损失形态时，应对风险管理、抵债资产管理行为进行尽职调查；
当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进入损失形态时，应对调查、审查、评级授信、放款、贷后管理等各环节进行尽职调查；
（四）当核销贷款时，应对损失贷款的管理行为进行尽职调查；
（五）在信贷业务合规性检查工作中，发现有违规行为的，必须进行尽职调查。
第十六条 通过调查，对存在未尽职行为的，应进行责任认定和责任追究。
第四章 责任类型及责任认定
第十七条 责任类型
（一）完全责任：故意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业务操作规程，并由于其个体行为致使其他当事人做出错误判断、无法预见或控制信贷业务风险的；
（二）主要责任：在信贷业务操作中严重失职或非故意违规，对存在的风险未能识别的；
（三）次要责任：因工作疏忽等原因未能识别信贷业务中存在的风险。
第十八条 责任认定
（一）调查、审查与审批
1．调查人员未按规定完整收集借款人资料的；对收集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未进行调查核实的；调查人员承担主要责任，调查部门负责人承担次要责任。
2．调查人员未对借款人申请贷款的必要性、用途真实性进行调查核实的，调查人员承担主要责任，调查部门负责人承担次要责任。
3．调查人员未对保证人进行实地核保，对保证人的代偿能力、资信情况了解、分析不彻底，造成第二还款来源无法得到保障的；调查人员未调查核实抵（质）押物的权属、价值及实现抵（质）押权的可行性、合法性，造成第二还款来源无法得到保障的，调查人员承担主要责任，调查部门负责人承担次要责任。
4．调查评价报告中未反映和充分揭示集团客户及关联客户的有关信息的，调查人员承担主要责任，调查部门负责人承担次要责任。
5．调查报告的内容不完整、分析方法不正确、调查结论不准确的，调查人员、调查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共同承担主要责任。
6．调查人员按领导授意进行调查并形成调查报告的，调查人员承担完全责任；调查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明知属按领导授意调查的，与调查人员共同承担完全责任。
7．调查报告未按规定反映客户的主要风险点和提出风险防范措施的，调查人员、调查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共同承担主要责任。
8．调查人员与客户弄虚作假而形成调查报告误导审查和审批决策的，调查人员承担完全责任，调查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应发现而未发现问题的，承担主要责任；若调查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明知是弄虚作假形成调查报告的，与调查人员共同承担完全责任。
9．调查环节的相关人员在调查报告上签注的意见不明确的，视同同意上一岗位的所有意见，共同承担相应责任。
10．审查人员未按规定的程序和内容进行审查的，审查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11．审查报告未按规定全面反映审查内容的，或审查报告的分析方法不正确、审查结论不准确的，审查人员、审查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共同承担主要责任。
12．审查同意了不符合产业政策、信贷政策和信贷基本条件的信贷业务；审查人员、审查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共同承担完全责任。
13．审查人员按领导授意进行审查的，审查人员承担完全责任；审查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明知属按领导授意进行审查的，与审查人员共同承担完全责任。
14．审查人员故意提供虚假审查报告的，审查人员承担完全责任，审查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应发现而未发现问题的，承担主要责任；若审查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明知是弄虚作假形成的审查报告，与审查人员共同承担完全责任。
15．信贷审查专员未按规定的程序和内容对信贷业务进行审查的，承担主要责任。
16．信贷审查专员审查同意了不符合产业政策、信贷政策或不符合信贷基本条件的信贷业务，承担完全责任。
17．信贷审查专员故意提供虚假审查报告，或按领导授意进行审查并形成审查报告的，承担完全责任。
18．审查环节各相关人员对所审查信贷业务的审查意见不明确的，视同同意上一岗位信贷人员的所有意见，共同承担相应责任。
19．超权限、超比例审批信贷业务的，或通过对关联方提供授信的方式化整为零超权限、超比例提供贷款的，信贷审批人员（包括联社贷审会和信用社贷审小组投同意票人员，下同）承担完全责任。
20．对不符合信贷政策和信贷基本条件的借款人同意授信或贷款的，信贷审批人员承担完全责任。
21．在借款人还未取得相关批准文件的情况下，同意授信或发放贷款的，信贷审批人员承担完全责任。
22．在担保人不具备担保资格或担保实力的情况下同意授信或发放贷款的，以及不按抵（质）押折扣率确定贷款额度的；信贷审批人员承担完全责任。
23．违反国家有关不得以贷款从事股本权益性投资规定，同意贷款作为注册资本金、注册验资和增资扩股的，信贷审批人员承担完全责任。
24．违反国家有关不得以贷款从事股票、期货、金融衍生产品等投资规定，同意贷款从事股票、期货、金融衍生产品等投资的，信贷审批人员承担完全责任。
25．违规决策发放跨区域贷款的，信贷审批人员承担完全责任。
26．违反信贷审批程序或减少审批程序、逆程序同意授信或贷款的，信贷审批人员承担完全责任。
27．指示、授意下级部门或工作人员违规办理信贷业务，或以个别谈话等方式影响有关信贷人员或贷审会委员独立发表意见的，指示、授意人承担完全责任。
28．联社理事长未按规定行使一票否决权的，承担完全责任。
29．未按照上级管理部门的风险提示意见办理信贷业务的，由有权同意人和具体经办人共同承担完全责任。
（二）放款程序
1．在不满足“审批结论”设定的放款条件下办理了放款手续的，放款人员与放款部门负责人共同承担主要责任。
2．办理担保贷款手续不合规、不合法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或者部份无效的，放款人员承担主要责任，部门负责人承担次要责任。
3．对借款合同、法律文件及相关凭证审查不严，致使存在的法律瑕疵危及农村信用社债权行使的，法律审查岗承担主要责任，放款人员承担次要责任。
4．未按规定及时办理抵（质）押权利凭证的入库保管手续，或违反有关规定办理释放抵（质）押品手续的，同意人和具体经办人承担完全责任。
5．放款人员按照领导授意, 不按规定落实贷前和用信条件而办理信贷业务手续的，放款人员、部门负责人与授意领导共同承担完全责任。
（三）贷后检查
1．未按规定的内容和频率进行贷后检查并形成检查报告的，贷后检查人员承担主要责任，部门负责人承担次要责任。
2．贷后检查报告未反映借款人的经营及财务变化情况，未分析其变化情况对农村信用社信贷资产的影响的，贷后检查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3．对于发生影响客户风险级别及还款能力的重大事件未及时报告的，贷后检查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4．对保证人的保证能力发生变化，抵押物出现转移、毁损、变质等情况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或未及时进行书面报告的，贷后检查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5．未按规定保管抵押物、质押物的权利凭证，或未按规定保管质押物，致使有关权利凭证或质押物毁损、遗失的，责任人承担主要责任。
6．未及时向借款人及保证人发送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导致诉讼时效丧失的，贷后检查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7．通过展期、借新还旧等方式掩盖资产质量导致风险进一步加大的，相关人员共同承担主要责任。
8．贷后检查人员故意隐瞒借款人、担保人发生的重大变化情况的，或编造虚假贷后检查报告的，贷后检查人员承担完全责任，部门负责人应发现而未发现问题的，承担主要责任。
9．按领导授意不真实反映信贷资产风险的，贷后检查人员和授意领导共同承担主要责任。部门负责人明知属领导授意而未阻止的，承担主要责任。
10．贷后检查部门未及时将出现风险预警信号的信贷业务报告风险管理部门的，贷后检查部门负责人承担主要责任。
11．未对贷后检查部门报告的风险预警信号进行风险识别并及时制定处置方案进行处理，或未按规定程序报告的，风险管理人员和风险管理部门负责人共同承担主要责任。
12．未按风险管理部门意见及时进行处置的，贷后管理人员或资产保全人员及其部门负责人共同承担主要责任。
（四）资产保全
1．以资抵债申请材料（包括申请报告、债权债务合同或协议、抵债资产权属凭证等）不真实、不完整的，资产保全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2．未按规定接收抵债资产的，资产保全人员、审查人员和审批人员共同承担主要责任。
3．接收抵债资产违反审批程序或超权限审批的，审批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4．取得抵债资产过程中与借款人、担保人串通，使抵债资产价值高估、难以变现或变现损失巨大的，直接责任人承担完全责任。
5．未按规定办理抵债资产过户手续，导致抵债资产权属出现争议或其他影响抵债资产处置的，根据当时未办理手续的具体原因，分别界定相关人员的责任，属内部原因造成的，责任人承担主要责任。
6．取得抵债资产后未及时建立台账，或保管的档案资料发生缺损的，经办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7．保管人员未按规定对抵债资产定期进行检查、核对，导致帐实不符，抵债资产出现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8．处置抵债资产违反审批程序或超权限审批的，审批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9．未按规定程序和要求处置抵债资产而损失农村信用社利益的，经办责任人承担主要责任，审批人员承担完全责任。
10．对经法院判决后债务人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因未及时申请强制执行导致丧失执行时效的，资产保全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五）资产损失核销
1．在借款人或担保人仍具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未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追偿，导致债权核销的，相关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2．对未认定责任或未对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的资产损失进行核销的，相关的核销审查与审批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3．采用编造、伪造相关证明材料的方式对不具备核销条件的资产申请核销的，经办人承担完全责任；审查与审批人员未能对相关资料进行有效甄别，导致核销申请通过的，审查与审批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4．为逃避责任追究，对资产损失隐瞒不报、长期挂帐的，相关信贷人员、部门负责人及决策人共同承担主要责任。
5．对追索类已核销资产未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导致未及时发现债务人资产线索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追索的，资产保全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6．对追索类已核销资产，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因未采取有效的催收措施，导致追索权丧失的，资产保全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7．对已核销资产的台账未按规定及时进行更新的，管户的资产保全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六）档案管理
1．相关部门的经办人员未按规定时间移交信贷资料的，责任人承担主要责任。
2．未按规定对信贷资料进行归档、登记、装订、移交和管理的，相关人员承担主要责任；部门负责人未督促移交和按规定进行监交的，承担主要责任。
3．未按规定进行档案管理，造成信贷档案资料遗失或有档案涂改、拆换、损毁和遗失等问题的，档案管理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第五章 责任追究
第十九条 对失职行为的处罚方式：
（一）经济处罚。包括罚款、赔偿损失等。
（二）纪律处分。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留用察看、开除。
（三）其他处理。包括批评教育和组织处理。批评教育主要包括口头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通报批评等；组织处理主要包括调离原岗位、解聘职务、解聘专业技术职务、取消授信资格、停止信贷审批权、停职离岗收贷、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等。
第二十条 处罚标准
（一）对承担次要责任的，给予责任人200－500元(以每笔计算，下同)的经济处罚，同时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组织处理。情节严重或损失较大的，给予责任人纪律处分。
（二）对承担主要责任的，给予责任人500－1000元的经济处罚和记大过以上纪律处分，情节严重或损失较大的，给予责任人开除留用以上纪律处分。
（三）对承担完全责任的，给予责任人1000-20xx元的经济处罚和开除留用以上纪律处分，情节严重或损失较大的，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第二十一条 对以下未尽职行为,给予责任人100－1000元的经济处罚，情节严重的，应进行组织处理。
（一）受理岗无正当理由拒绝客户申请的；对客户的主体资格、借款资料、贷款条件等未进行初审的；对收集的客户资料未按规定加盖相关印章的；
（二）受理、调查、审查等各部门负责人未及时安排人员或直接从事相应工作，造成各环节超过规定时间的；
（三）未按规定程序和方式擅自出具或不出具信贷业务退件通知的；
（四）未按规定移交信贷资料的。
第二十二条 具体处罚由稽核部门、纪检监察部门根据《***省农村信用社稽核处罚办法（试行）》、《***省农村信用社工作人员违规行为处理办法（试行）》和本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