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0 13:13:5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化交融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学术交流
中国作曲家经历了1978年自90年代初从为政治服务的“他律”到研究音乐自身规律的“自律”、90年代到当前的理性与感性的交融（“他律”与“自律”的有机交融）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姚恒璐教授应韩国现代音乐三同盟（TACM，Triple Alliance for Contemporary Music）的邀请，出席了十月底在韩国大邱市举行的“2008东方之声”现代作品音乐会及论坛等系列学术交流活动。
10月29日晚，在岭南大学（Yougnam University）音乐厅举行的“2008东方之声”音乐会上（SOUND OF THE EAST），姚恒璐教授的新作：四重奏《高丽之风》――为长笛、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而作》获得成功。该作品根据东北吉林的朝鲜族民歌《嗯嘿呀》的旋律素材创作而成，其主题带有舞蹈的特征，情绪从沉寂到奔放。四重奏按照朝鲜民族音乐惯用“慢板－稍快－更快－急速”的结构方式，分为7个部分：A，慢板－引子，一种广阔寂静的场景；B，行板，陈述出作品的主要主题；C，小广板－叙事性的柔板，似乎在讲述一个故事；D，如歌的中板，伴随歌唱情绪的主题的变奏；E，小快板，一种快速追逐的效果；F，充满活力的快板，主题第二次变奏，强调出一种特殊舞曲的特点；G，尾声－更快地，作品最终在欢腾般的气氛中结束。整首作品兼具现代风格、但可听性强，精致、独特而引人入胜。在当晚的音乐会上，还上演了日本作曲家、伊丽莎白大学教授伴谷晃二的《光、风和海――为竖笛独奏而作》、中华台北文化大学副教授吕文慈的《太阳、月亮》、中国香港作曲家陈永华教授的《爱之火――为大提琴独奏而作》以及韩国作曲家、岭南大学教授李震宇的《镶嵌――为长笛、小提琴、大提琴和打击乐而作》等。
在10月29日上午举行的主题为《亚洲从西方音乐所借鉴的作曲技法的改变》学术研讨会上，姚恒璐教授作了《作曲的演变和实践在中国――中国从西方音乐借鉴的过程》的专题演讲。论文从创作观念、创作技法和创作方式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自1978年以来当代音乐的创作风貌。在创作观念上，经历了1978年自90年代初从为政治服务的“他律”到研究音乐自身规律的“自律”、90年代到当前的理性与感性的交融（“他律”与“自律”的有机交融）；还从技法、风格、文化与结构四个方面阐述了西方的调性回归对中国音乐创作的启示以及广泛的题材选择与多元的技法实施等方面论述了西方音乐对中国作曲家创作观念的改变。在创作技法的运用上，从传统（西方的技术理论）、民族（音乐风格）和现代（时代感）方面、西方“先锋”作曲技法的引入和重视技法与音乐表现、音乐结构的关系上来逐一剖析。让亚洲其他各国了解到中国当代音乐的创作状况。
10月30日晚，在光州市举办的亚洲青年文化节开幕式上，“2008东方之声”音乐会原曲目并再次得到成功上演。本次亚洲青年文化节的主题是：“亚洲、文化和环境”。此外，姚恒璐教授还应邀出席了31日举行的《亚洲文化论坛》。
本次的韩国之行，通过交流音乐会和学术研讨，及时了解到亚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代音乐创作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深切感受到亚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代音乐的迥然不同的技法和风格。此外，在互换音响、乐谱的交流过程中，作曲家不禁为他们近年来丰硕的创作成果所感慨，其音乐创作数量之众、体裁广泛、风格各异而令人感佩，显示出他们对现代音乐创作的不懈探求。本届韩国现代音乐系列活动的成功举办必将推动、促进亚洲现代音乐的创作、交流和发展。此前，在姚恒璐教授的“牵线”下，今年5月份现代音乐三同盟与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合作举行了现代音乐作品交流音乐会。明年，还将与天津音乐学院等进行更广泛的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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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再现 表现 分离 交融
论文摘 要：中西方审美意识和创作思想的根本差异，形成了中西文学创作在写景方法上的明显区别：西方偏重精确再现外界的自然景物呈现于人眼而被感觉到的客观“形象”，主客双方无须通过审美活动达到某种交流或契合；中国文学注重表现自我所感所识，力图将景物人格化，追求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文学是人学，以表现人为最高目的。中西方文学创作在对这一原则达成默契的同时，并没有漠视写景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意义，人与自然景物的现实关系在文学创作中受到尊重。只是因为中西方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两大文化传统的差异，而使得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对自然景物的掌握、认知方式，必然贯穿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而形成不同的体系。其中，直接间接地影响作用于文学创作的审美意识及美学思想，区别尤为明显，对写景在中西方文学创作中的种种差异的认识把握都由此而生。
首先，从审美意识上来分析，“写景”在中西方文学创作中因审美意识的不同而在艺术态势上呈现不同的走向。
在人对自然景物的审美活动中，我们不难发现，中西方在审美意识上所表现的基本区别在于：西方一般总的倾向，往往是作为审美主体的人与作为审美客体的景处于相待状态，主体（人）对客体（景）进行欣赏，因而人与景的双方事实上处于互相分立和对峙的关系中。中国一般总的倾向则与之有别：主体没入客体，客体融于主体，人与景的双方暂忘彼我，达到互相契合的一种和谐默契境界。中国古典诗歌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等等佳句中描述的都是这样一种境界，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正是中国艺术的精髓所在。
这种审美意识的差异，取决于中西方美学思想的侧重点不同：中国向来是重表现、抒情、言志，而西方重再现、摹仿、写实。
正是由于这种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的根本差异，形成了中西方文学创作在写景方法上的明显区别，从而发生了艺术态势的内倾和外倾的两种走向的分野。大致说来，西方因尚“进取”，而在写景艺术上表现出一种“浮士德精神”，即多向外探索。这种明显的外倾态势导致了西方写景艺术上的偏重“描物——描写（再现）外界的自然景物呈现于人眼而被感觉到的客观“形象”。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对巴黎圣母院的大段大段精确细致的描绘，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对战争场面的呕心沥血的雕刻等等，都是西方文学所擅长的写景方法。而中国因较“安分”而偏于内向，总是喜欢到内心去搜寻情感的表达方法，故而表现出一种中国文学独特的“老庄精神”，在写景艺术上呈现明显的内倾态势。它注重“表现”自我所感及所识，也就是情景交融、物我相渗、主客同一的景与人双方内在生命律动的“气韵”。人与景在审美机制中构成了“双向同构”关系，自然景物取得了人物感情的同化，因而也产生了情。这里人与景的双向同构的主导方面是人。一旦无人，情消逝了，景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王国维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阐发的。
其次，从创作思想上来分析，中国文学的写景目的与西方文学也是不一样的。中国文学传统讲究：“写景就是写我”。景物描写在文学创作中是作为一种主体意识的投射和外化。景与人要求达到主客同构，合为一体。景物总是被心灵化、情态化、主观化、审美化，一句话，就是努力将景物因素人格化，所谓“情景交融”成为中国文学中写景艺术的最高境界。在西方，一向有把景物作为对象进行欣赏的习惯，面对景物，以景物为对象，由“我”观“物”，而重在写其眼前所见的景色。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出现的一种追求很能说明这一问题。与中国文学竭力将景物因素人格化的努力相反，现代派文学努力从景物因素中排除人的因素，如法国“新小说派”，他们写景，不是使客观外物与主观情感相交融合——造成一种境界氛围，而是竭力将主观思想、情感、情绪掩藏起来，以摄影机似的冷眼来对待。同样，在“意象派”诗歌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要求在对待自然景物时做到“绝对精确地呈现，不要冗词赘语”。庞德在给“意象”下定义时说：“一个意象是在一刹那时间里呈现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的东西”。他认为，在人的观照下的自然景物本身就是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因此，人的理智和情感与物的理智和情感应始终处于两个不同的系统之内，主客双方无须通过审美活动达到某种交流或契合。
曾有人说：“西方艺术太象自然，中国艺术太象艺术”，在写景这个问题上更是如此。中国文学中的写景艺术，就其“艺术性”而论，与西方相比较，无疑更高、更丰富一些。中国的写景艺术从来不是消极、被动地只求“再现”自然之美，却是更多地重在“表现”人与景相默契和对景物之美的领悟，并且积极、主动地致力于大大高出“自然之美”的一种艺术之美的“创造”。
参考文献
[1]张容.当代法国文学史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转贴于
论文摘 要：教育是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教育和社会主流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本文从教育对社会主流文化的基本功能，例如保存、传递、选择、复制、创新、反思等功能入手，立足于目前我国社会所处的多元文化环境，着重分析了教育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的交融，具有交叉性、超越性等突出特点，并且希望能够通过研究教育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更加合理地，指导教育教学实践活动，能够更好的通过实施各种有针对性的教育去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
众所周知，教育是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从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我们都可以清晰的发现，教育一方面要受到社会主流文化的制约，同时，其又在能够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条件下能动的反作用于社会主流文化。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演进，目前我国正处于多元文化共同交错的社会文化之中，因此，在这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时期，教育应当何去何从？如何才能够立足于真正的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怎样才能够适应社会主流文化的发展呢？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只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才能够真正的使我们的教育适应未来社会的巨大挑战。我认为考虑以上问题的基础，即是应当对教育的文化功能加以重新理解与定位。
一、教育对社会主流文化具有保存、传递、选择的功能
教育对社会主流文化具有保存、传递和选择的功能。教育能够将人类在生产和生活实践活动之中所积累下来的大量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通过各种媒介有选择性地流传于后世。然而，从历史长河之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可否认的一点是，通常当时历史条件下，教育保存与传递的知识与技能往往是当时主流的社会文化的精髓。之所以是有选择性的，这是由不同时期社会上层统治阶级所代表的利益和人民大众的意愿的合力最终造就的。
社会主流文化经由特殊阶层和人民大众的特殊的教育形式进行有选择性的知识与经验的传递与保存。社会主流文化中占有主体地位的生产和生活经验、思想道德理念、礼仪规范等等，都被人类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传递给了下一代。正是由于社会主流文化与教育的相互磨合，最终才能够使得人类的文化，或人类文明源远流长。
二、教育对社会主流文化具有复制、创新、反思的功能
教育对社会文化具有保存、传递、选择功能的同时，还具有复制、创新、反思的功能。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演进，我国逐渐步入了多元文化共同交错的社会文化之中，教育对社会文化所具有的复制功能，使得我们的社会整体文化处于了一个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多层次多角度的多元社会文化之中。人们由过去的教育逐渐造就成具有当代文化特点的共同体，同时通过个体的不断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承前继后。人类所积累下来的“固态”的社会主流文化，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之中，通过个体的积极创造而逐渐转化为“动态”的社会主流文化，这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化、升华的过程。当社会逐渐发展，这种固化在个体身上的“动态”主流文化，又通过其中媒介（人或物）得以延伸，进而步入下一个循环。纵观历史发展的大背景，我们可以得出，不同时期的社会主流文化都是在继承上个历史时期的主流文化精髓的基础上逐渐由人类继续创造的产物。
社会主流文化的传播，往往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对其他的社会共同体的交叉传输过程。此过程并非是单向的，而是交叉的。教育与社会主流文化亦是如此，社会主流文化直接影响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内容、教学表现形式。而教育的社会化功能通常主要是通过社会规范要求而实现的，课堂上传授的文化氛围也并不是完完全全的社会主流文化氛围。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这正是由教育与主流文化之间相互交叉传递造成的。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教育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的交融过程，对于两者而言，都是一个超越的过程，社会主流文化丰富的教育内容与形式，而教育则通过有意识、有目的地影响个体而对社会主流文化起到一定的规则作用。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所谓教育对社会主流文化的反思功能，应当与教育的创新性功能区别对待，而不应混为一谈。
参考文献：
［1］张广君.教学基本职能：人与文化的双重建构［j］.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
关键词：流行歌曲演唱 审美意识 大众文化 学术综述
2010-2013年度，中文核心期刊所刊载的关于流行歌曲演唱研究的论文共16篇。总体上表现出研究思维和研究角度多元性的特点。通过对以上论文资料的整合、梳理，它们主要是从当代流行歌曲发展的审美意识、流行歌曲的演唱技巧、流行歌曲演唱在我国高校教育中的发展等角度来进行研究。提出的新观点丰富了我国流行音乐研究的成果，对我国流行音乐理论研究方面有较大的推动作用，本文将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几篇进行论述。
一、当代通俗歌曲发展的审美意识
自1927年中国流行音乐诞生以来，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发展道路颇为曲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流行音乐得到全面复兴并迅速崛起。目前，流行音乐已从我国音乐文化发展的边缘地带走上了中心舞台。而流行歌曲更是占据了最主导的地位，引领着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潮流，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对中国流行音乐发展更理性地思考，更加注重它在社会环境中的引导作用。
星海音乐学院副教授、暨南大学2012级博士生曹桦发表在《音乐创作》2013年第7期的《当代流行歌曲演唱发展的审美期待》一文中，从音乐美学的角度对流行歌曲演唱在流行歌曲乃至流行音乐的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进行研究。在他的论文中，第一部分写流行歌曲演唱审美嬗变，第二部分写流行歌曲演唱的审美缺失，第三部分写流行歌曲演唱的审美期待。曹桦认为“目前流行歌曲演唱的最大悲剧是‘把当美感，这种美感实际上是一种错位’――现在有不少流行歌曲，在歌词的内容上俗不可耐”而对于流行歌手来说，美学的修养和美感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这种“错位”便体现出中国当前流行歌曲演唱中审美的缺失。
“审美期待”于目前面临“审美流失”现状的中国流行音乐而言，尤为重要。曹桦把流行歌曲演唱的审美期待分为以下四个层次：
（一）歌唱形态给人以最为直接的感官冲击，歌者不仅要声音能要受众感到和谐，歌手的动作姿态、着装要能养眼。
（二）歌唱内容和情感表达要悦情。情的表达要有技巧，要有方法。
（三）气质表现要悦心。
（四）歌唱神态要悦神，“悦神是审美形态的最高要求”。中国传统美学特别强调艺术的神韵和意境对人的精神的影响。
基于曹桦博士在这方面的思考和探究，认为流行歌曲演唱的审美缺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客观原因，就是目前以商业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目的，对流行歌手的包装更多体现在以夺取观众的眼球为主，对于歌手的包装往往重外形而非声音品质及音乐素养，如此这般，流行音乐难免被误解为茶余饭后休闲调侃之佐料，相较于严谨且更具艺术内涵的艺术歌曲而言，流行歌曲更一度被等同与肤浅粗陋的“口水歌”。这些都是对流行歌曲的盲目认知。
二、流行歌曲演唱的技巧
在中国当代流行歌坛中，对于如何唱好流行歌曲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专业人士大多数认为“要唱好通俗歌曲，必须先学美声”，非专业人士大多数则认为“唱的音够高，唱得就好”。从笔者个人的流行歌曲演唱的学习和实践经验来看，流行歌曲的演唱应是演唱者对作品内涵的把握以及个人情感的抒发。通俗歌曲演唱的三个基本要素是气息、音乐感觉、对歌曲的整体把握。
太原师范学院音乐系讲师郜锋和山西大学商务学院音乐系教师白洁发表在《音乐创作》2013年第6期的《通俗唱法的思考》一文中，主要就如何学好流行唱法，怎样唱好流行歌曲，如何规避演唱流行歌曲时常见的几个误区等进行论述。笔者十分赞同他对中国当代流行歌曲演唱认识误区的两点解读：
（一）专业人士大多数认为要唱好通俗歌曲，必须先学美声
现实中有的人由于缺乏对流行唱法知识的了解与把握，认为无需系统学习流行唱法，学了美声唱法就自然会流行唱法。这种观点是把美声唱法的发声方法与流行唱法的发声方法等同，忽视了美声唱法声音的掩盖特征和流行唱法声音的自然特征，其结果只能是声音非驴非马。
（二）非专业人士大多数认为“唱的音够高，唱得就好”
郜锋认为歌唱是一种美的艺术表达形式，应该以美为最主要的宗旨，而非以唱的音有多高或者有多低作为一个人唱功评判的标准。笔者很赞同郜锋的这个观点，当下湖南卫视一档很火的节目《我是歌手》，就很好地应证了郜锋的批评。《我是歌手》就是由非专业的观众来评定每位歌手的演唱，节目采用淘汰赛制，在节目中顺利晋级者往往都是一些擅长高音、嘶吼的歌手。如擅长中音低音区演唱的黄品冠，在第一轮就被淘汰了。他并未选择采用高音区演唱甚至是嘶吼的方式来演唱。在比赛现场，他的表演中规中矩，主要是抒情为主。他的声线平稳、歌曲演绎完整，单一乐器的伴奏也让这种声线特质发挥到了最佳水平，他演唱的每一个音符都处理得很精致细腻，在我看来，他是真正的实力派歌手，是很好的流行歌手，他的淘汰着实让我感到可惜。事实上，高质量的高音演唱确实能给歌曲增添渲染力，但饱满的中低音同样也是很有感染力的。这也是我们现在对流行歌曲演唱的审美认知中缺失的一部分。
李曼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四川戏剧》2011年第3期上的《理性认识流行唱法》就如何理性认识流行唱法进行了阐述，文中主要围绕气息、共鸣、真假声运用、喉位、语言咬字吐字、演唱风格等，探讨流行唱法与美声唱法、民族唱法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并在几大唱法的艺术共性中窥见流行唱法的个性特征，以期提升演唱者对流行唱法声音的掌控能力。李曼认为歌唱艺术不仅是听觉艺术，也是表演艺术。一首优秀的歌曲在优美的旋律基础上，必须经过演唱者的二度创作才能准确、完整地表达作品的内容，同时还须经过歌唱者的演唱，才能让听众了解它、接受它、欣赏它，这是表演艺术的本质。文章强调我们一定要以理性的认知来参与声乐唱法特别是流行唱法的研究，并以此从根本上来推动中国流行歌曲的发展。
三、中国高校流行演唱专业的发展
中国流行歌曲演唱专业教学一直是中国声乐演唱教学中的薄弱环节，在专业院校才设置有流行音乐专业。然而，流行歌曲演唱对系统、科学、专业教学的需求却是相当迫切的。这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如何发展中国流行演唱专业教学进行了更广泛、更深入地思索与探究。
沈阳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声乐教授白丽萍发表在《人民音乐》2012年第12期的《流行演唱专业课程体系整体优化的研究》一文中，通过对我国各艺术院校流行演唱专业的课程设置的考察，全面了解了专业培养目标、课程体系结构、课程学时、硬件设置、师资以及学生学习效果等方面的现状，并对各艺术院校流行演唱专业各个课程之间的关系，以及课程之间的结构层次和内容加以分析，构建了由演唱、表演、舞蹈以及心理学、艺术理论、艺术实践等课程组成的流行演唱专业课程框架。文中提出的高等艺术院校流行演唱专业课程设置方案，为本专业的课程设置提供了借鉴和帮助，为本专业的发展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四、从文化视角对流行歌曲演唱的研究
在当今多元化的音乐世界里，流行唱法作为歌唱艺术的一种，集时代性、平民性、娱乐性为一体，形式灵活，风格多样，受众广泛，其发展势头不可估量。
星海音乐学院副教授、暨南大学2012级博士生曹桦发表在《音乐创作》2011年第4期上的《中国流行音乐及演唱风格探析》，文章主要分三个部分来写，首先是对“流行音乐”进行理论界定；然后从音乐的风格上，把中国的流行音乐的发展总结为三个阶段，历经了三次发展。他认为中国流行歌曲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它们也体现着中国特定时期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思潮的特点。最后，曹桦提出了当下流行音乐的演唱风格的四种表现形式。曹桦认为中国流行歌曲的发展，与时代政治、文化、经济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折射出大众情感结构和社会心态，这种可理解的社会心态和大众情感又促进多种不同的流行音乐风格的形成和发展。我国流行音乐风格发展是从对西方流行音乐风格模仿到萌动到爆发再到复归平静的一个过程。回归音乐本位，才是音乐学者追求的目标，也是中国流行音乐风格发展的大势所趋。
而在社会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随着跨地域交流的日益频繁与深入，交流、融合、创新与发展也成为了中国音乐发展的一大重要趋势。
天津音乐学院现代音乐系教师陈燕发表在《艺术评论》2013年第7期上的《论中外流行音乐文化交融的创新――以〈中国好声音〉为例》一文中，以大型音乐电视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为例，从中外流行音乐风格的混搭、中外流行音乐发声方式的嫁接、美声唱法和通俗唱法的交织这三个方面很好地阐述了中外流行音乐文化交融的创新。陈燕认为现在很多的媒体节目极大地延展了中国流行音乐的传播平台，各种不同演唱风格的混搭、不同唱法的交织、各种演唱方式的嫁接，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现。这些媒体节目不仅推动了通俗歌曲演唱专业的发展，而且更体现出当今流行音乐中一种新的音乐文化现象：多种流行音乐元素相融合，多元化音乐风格相借鉴，古典与流行、传统与国际相碰撞的中外流行音乐文化大交融。
中国流行音乐发展至当代，已经具有鲜明的“兼容并蓄”的时代特征。在当下的发展势态中，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特性不断被重写、强调并予以创新，外来的流行音乐的各种风格与元素也不断被大胆糅合，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不断开拓新的道路，让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前景更为广阔。
单从数量上来说，2010-2013年国内关于流行歌曲演唱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并不丰硕，但是其中所涉及的新的角度和现象，对我国流行音乐研究都具有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曹桦.当代流行歌曲演唱发展的审美期待[J].音乐创作，2013，（07）.
[2]郜锋，白洁.通俗唱法的思考[J].音乐创作，2013，（06）.
[3]白丽萍.流行演唱专业课程体系整体优化的研究[J].人民音乐，2012，（12）.
[4]李曼.理性认识流行唱法[J].四川戏剧，2011，（03）.
论文导读:：比如英语的课前预学工作就是一大重点。教师释疑。学生应用三个环节。
论文关键词：学和教，预学，释疑，应用
英语是一门语言性很强的学科，能否学好英语，关键在于学生的主动学习和学生是否对其感兴趣。学生要学，才能学好。否则就是赶鸭子上架，事倍功半。教师教的累，学生学的苦，成为恶性循环。要让学生学的轻松，就要帮助学生找到学习的小窍门。比如英语的课前预学工作就是一大重点，这是吸引学生兴趣的导火线。学生在课前充分预学了，就知道了这一部分自己哪些是不清楚的，从而自己在听课时可以重点听，重点学。改变了以教师规划，教师见解，教师讲授为中心，以学生的学和发展为本，还学生学习主体者地位。教，应以促进学生的个体全面和谐发展为目标，根本任务是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学习状态，每一为学生的发展。教的使命和价值在于造就学，成全学，教的中心该向学生的学转移，教师教应为学生的学服务。
比如要上好一节英语课，课堂可以划分为学生预学，教师释疑，学生应用三个环节。每个环节不是简单割裂，而是相互交融。预学环节偏重于学生的学应用，更多的是自我独立学习。在英语教学中可以让学生自己查找英汉词典，标注新单词的音标和中文解释。在充分预学之后学生可以自我叩问：是否自己会读音标，会读单词，自己还有哪些知识是没有掌握的，对这个语法点是否理解等等。做，是配合预学的一些操作活动论文提纲格式。在释疑环节中也有学，可以让学生之间小组合作，或者小组接龙讨论问题。然后生生，师生之间交互发问，老师可以帮助学生理清短文的重点，根据重点提出几个问题来让学生回答。还可以做一些是配合解决疑问的辅助活动。应用环节的学更多的是矫正性的学。例举学生在练习时容易发生的错误。如第三人称单数形式的使用，现在进行时的注意点等等。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也提出了“教学做合一”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曾讲过：“要创新，需学问，只学答，非学也。”因此学之根本在于思考，发问，进而才是发现。
现代英语课堂教学模式追求个性的荟萃，生命的交响，精神的相遇，情感的共鸣，思维的碰撞。课堂教学模式关键词组选择来写作文。2，反思叩问。对袭击这一节课所遇到的问题是否全部解决，有那些收获，是否有新的疑惑和感悟。在这一课的感悟中可以向学生渗透谚语：Time is gold, and it is difficult for one to use gold to get time.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3，课外延伸。英语学科可以进行西方文化渗透。安排阅读一些英语小短文。
英语教学不同于语文数学等其他学科，但我们可以从其他学科上吸取精华，完美总结。
参考文献：陶行知《教学做合一》1927年11月2日
论文摘要:音乐院校教学中，音乐表演与音乐理论知识之间的教学严重脱节的现象普遥存在，对于这一现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教学中师生都应懂得音乐表演与音乐理论知识之间教学交融的重要性，只有交融才能培养出高素质音乐表演人才。
目前，音乐院校普遍存在音乐表演教学与音乐理论知识学习严重脱节的现象，即音乐表演学生只注重专业技能、技巧的学习，而轻视音乐理论知识的学习;教师也只在演唱、演奏技能、技巧方面严格要求学生，而不能将音乐理论知识全面贯穿于教学之中。致使学生只学到一些演唱、演奏方面技能、技巧，但却不能真正把握音乐作品内涵，更无法正确表达音乐作品的思想感情。怎样把音乐表演专业技能技巧的学习与音乐理论知识的学习在教学中交融起来，通过师生共同努力，让音乐的价值和功能得到外化，让音乐作品的内涵能淋漓尽致地呈现给观众呢?此文就如何处理好音乐表演专业技能、技巧学习与音乐理论知识学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些初浅的探讨。
一、音乐表演与音乐理论知识交融的必要性
音乐院校的理论作曲科目和声、复调、配器和曲式经常被称作曲理论学科的四大件，是创作音乐作品的重要知识与方法。作曲家创作出来的音乐作品表达了丰富的思想情感和深刻的内涵，是音乐的本质美的呈现。这种内容和情感必须通过表演(二度创造)得以表达，听众才得以赏析。
不管是声乐专业的学生，还是器乐专业的学生都要具有一定的作曲理论知识，用理论指导表演实践，这样表现出的音乐(不管是声乐还是器乐)的思想才可能鲜明准确，情感才可能丰富多彩，才可能感染听众，音乐也才真正发挥它的功能与作用。因此，音乐表演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只体现在音乐表演的技能技巧方面是远不够的，必须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何才能将音乐表演技能技巧教学与音乐理论教学整合起来呢，处理好两者的交融呢，或者说如何用理论知识去指导音乐表演实践呢?还是值得认真研究探讨的问题。
每一个音乐作品中音乐的创作手法各异，主题的呈现，旋律的发展，和声的进行，结构的布局，作品的格调等千差万别。音乐表演学生只有具备了扎实的音乐理论知识才能很好的去理解音乐。音乐是时间的艺术，流动的艺术，情感的艺术，《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对音乐的解释:“乐是凭借声波振动而存在，在时间中显现，通过人类的听觉器官而引起各种情感反应和情感体验的艺术门类。”这充分说明音乐是通往心灵的情感艺术，是构建心灵与外界交流的桥梁。音乐作品的深刻内涵需要表演家去揭示，去实现音乐作品的功能和价值。这也就说明音乐表演的学生需要有好的理论基础才能更好的去诊释音乐。作品中除了旋律音调外，作曲家对音乐的力度、速度、表情等有着许多提示，这都需要演唱(演奏)者去细心的体会和处理。一切音乐表演的技能技巧都是为表现音乐作品内容服务的。因此，要求对音乐表演生必须实施与音乐理论知识的交融教学，这是音乐表演专业教与学的基本原则。
二、音乐表演专业教学重技能轻理论的成因
虽然在音乐院校教学中音乐表演技能技巧教学与音乐理论的授课手段和方式方法在不断的改进，虽然很早就喊着要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但对很多音乐院校音乐表演学生来讲，普遍存在着学音乐就是单纯学习歌唱的技巧或者学习乐器演奏的技巧的思想。认为一个声乐专业的学生只要有一幅好嗓子，有了很好的歌唱技巧，能够演唱高难度的歌曲就可以了，就算是有演唱水平了:学习乐器的学生则认为只要把乐器的演奏技能技巧学好，能够演奏高难度的乐曲就算学好了。这种狭隘的、错误的认识，导致学生对音乐理论知识学习不够重视，影响了对理论知识的认真学习。有的声乐专业学生不但连基本的伴奏都无法完成而且对歌词和旋律的结合的基本规律，对歌曲的曲式结构，歌曲的音乐形象与表达的思想都不是很清楚。器乐专业的学生具有了一定演奏技巧，同样存在对作品的历史背景、结构，主题思想等不明确，不能很好的去诊释作品的内涵。这种现象有越来越严重的发展趋势。
本来在各音乐院校中，音乐表演专业的培养方案，都较全面的开设了音乐史论、作曲理论知识课程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但关键是对音乐表演专业方向技能课与其他音乐理论学科之间的关系认识不够，协调不好。不但没有很好衔接，造成严重的偏科，有的甚至厌恶对音乐理论知识的学习。对于师范类音乐专业培养的学生更应该是一专多能，多能就是较全面地学习掌握各种音乐知识和技能。笔者通过观察，对身边同学的了解是音乐表演技能与音乐理论知识无法融会贯通，而是脱节，违背了师范院校的培养目标。音乐表演技能课教师也普遍存在自身音乐理论修养不高，无法将音乐理论知识融入技能教学之中。在极端重视技能技巧教学的情况下，忽视或轻视音乐理论的融入。由于学生和教师双方面的种种原因，产生了音乐表演专业学生的学习不能够与音乐理论知识很好的融合。这样培养的音乐表演学生没有良好综合音乐素养，学生没有理论知识的支撑，也难于多元发展，更成不了高素质的表演人才。
三、音乐表演教学与音乐理论知识交融的思考
要想在教学中把音乐表演技能技巧教学与音乐理论教学很好的协调统一起来，首先必须提高学生和教师的认识，即认识到音乐理论知识对音乐表演学习的重要性。完成一个音乐作品的演唱或演奏，首先应对音乐作品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全面认识和掌握作品的思想内涵是表演的前提。设想如果让表演的学生在演唱、演奏作品前，用学生掌握了的音乐理论知识，去分析研究作品的主题，理解音乐的情绪和内涵，再通过试唱、试奏进行初步体验，我相信学生会有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同时还能激发学生的积极性，让兴趣成为最好的老师。通过这种学习方式，打消音乐表演学生对学习音乐理论知识感觉枯燥乏味的认识，使各科目知识在学习中相互内化和迁移。在教育心理学中强调学习迁移的重要性，所谓迁移是已经获得的知识、动作、技能情感和态度等对新的学习的影响。简单地说是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的影响。
其次知识的交融必须注意学生的学习过程，所谓学习的过程是指学生在教学情景中通过教师、同学以及教学信息的相互作用获得知识、技能和态度的过程。音乐表演本身与音乐理论学科之间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是互为支撑的。要想把音乐表演专业学习与音乐理论学科很好的协调统一，需要通过师生间的共同努力，尤其是要端正学生学习的动机(内部动机尤为重要，应该让学生从心理重视对音乐理论学习的重要性，教育心理学中讲适度的学习内部动机能给学生带来最佳的学习效果)。通过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学生有两种发展水平，一是学生现有的发展水平，二是学生即将到达的发展水平，这两种水平之间的差异就是最近发展区)学生会有质的提高。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通过教学模式的改变，让学生的知识达到长时记忆和掌握与运用。当然教师的引导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在加强自身音乐理论修养的同时，重视在表演技能技巧教学中更多的融入音乐理论知识，完成对学生综合素质培养。
［论文关键词］广西北部湾 经济 区；企业 文化 ；构建
［论文摘要］文章从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加速构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企业文化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入研究其文化特质，培育特色鲜明的北部湾企业文化，提出构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企业文化的对策建议。
当今世界，经济、 政治 、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文化在经济 社会 的发展中所起的支撑和推动作用越来越大。就企业而言，21世纪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是企业的经营 哲学 和企业文化的构建。企业文化已熔铸到企业的经营 管理 、 市场 营销 、产品内涵、员工素质、企业形象、企业内部的凝聚力等各个环节之中。在加快推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开发步伐，北部湾经济区新兴企业异军突起、方兴未艾之际，加紧研究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企业文化的构建，无疑是一件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大事。本文借此谈一点肤浅的看法。
一、从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加速构建北部湾企业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经国务院批准实施以后，该区域风生水起，大潮涌动，成效显著。沿海三市的主要经济指标均名列全区前茅，北部湾经济区在广西经济发展中的龙头作用已开始显现。尤其是随着沿海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和一批重大项目的顺利推进，新型 工业 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在经济发展方兴未艾之际，如何伴随经济发展的步伐，加快企业文化的构建，以文化提升北部湾经济区的整体形象，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推动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就成为一项重大课题， 历史 性地摆到了我们面前。我们一定要审时度势，用宽广的世界眼光，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构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企业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加快构建北部湾经济区企业文化，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北部湾经济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十七大报告要求，必须按照
（二）博大的海洋 文化 。人们号称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随着陆地资源的日渐枯竭， 环境 的日益污染，世界各国的海洋意识就越来越强化。由于种种原因，广西对海洋文化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就像德国 哲学 家黑格尔在《 历史 哲学》中所说，尽管
关键词：谭恩美；多元文化；文化融合
引言
自从90年代后期开始，华裔文学便开始繁荣，其代表作家之一就是谭恩美。这首先得益于谭恩美对中国传统的细致刻画，其次在于从其小说中读者不仅仅可以感受到浓郁的中国气息，还有更主要的就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碰撞，以及在碰撞过程中文化不断的融合。谭恩美对华裔文学怎样以族裔文化的身份得以与主流文化之间开展平等交流更为关注，在取长补短的基础上，实现文化领域的多元文化发展。
一、两代人从文化的冲突到文化的融合
在《喜福会》首先就是谭恩美对“喜福会”的机制进行了构建，这就将小说中两代华裔美国人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身份间提供了沟通和交流的场地。然后就是借助对四位移民母亲形象的塑造，使得西方文化一直以来对中国女性的刻板描写进行颠覆，将文化背景不同的状况中的人物的真实形象进行呈现。作者叙述策略的别出心裁也成为多元文化思想的一种表现，主要有小说形式和叙述语言的独特。在小说形式方面，作者对中国传统讲故事的方式以及西方文学传统的故事环结构的优势进行吸收综合，使其叙述形式更为独特。在语言角度，作者则选择的是英汉双语混合体来对华裔美国人具备的双重文化身份进行体现。这些别具特色的创作手法对于中美两种文化的结合进行了有效体现，使得作业的多元文化思想得以表现。在论文最后对小说主题中多元文化思想的体现进行了分析。在小说中的母女是对中美两国文化的分别代表，而母女关系的冲突至和解的发展则意味着中美文化由对抗到融合的发展。《喜福会》对于谭恩美提倡的“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想进行了体现，现实意义非常深刻。
二、母国传统文化与美国现代文化交融
在《灶神之妻》中，谭恩美对于主人公温妮与吉米的塑造，成功地颠覆了在东方主义话语下中国人一成不变的情况，这为中美文化的交流建立了桥梁，同时也符合多元主义所强调的平等与包容的原则。叙事手法上，作者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技巧与美国的多角度叙事相融合，同时在叙事语言上，作者又采用既不是标准英语又不是标准汉语的两种语言混合模式。这些恰好体现了中国与美国两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小说的结尾，作者通过和解的大团圆结局，不仅仅表现出母女之间的爱，更为主要的是体现出一种对待不同文化的正确态度：继承母文化，吸收新文化。我们需要在文化冲突中得到平衡，不能仅鼓吹自己的民族文化或只信奉新的美国模式而摒弃中国文化传统。我们需要在继承母文化的基础之上，积极的吸收新文化，将母国传统文化与美国现代文化交融。也恰恰是这种结尾模式，体现出谭恩美对于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解已经达到一了个新的层次：继承母文化，吸收新文化。
三、少数族裔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沉没之鱼》这部小说讲述的是中产阶级白人在遥远的东方神秘的东南亚古国旅行发生的故事。小说改变了以往对于文化身份的摸索模式，作者更注重的是广泛存在的人类的苦难文化。其借助拯救“沉没之鱼”的含义告诉我们世界上的各个物种、种族以及文化之间不存在高低贵贱，应当是实现多种文化平等、宽容相处的局面，以此来让人们真正摆脱苦难。小说从荒诞出发，从文章开始至结束贯穿着二元对立的因素：荒诞与理性、无知与了解、拯救与谋杀、善意与邪恶等等，这些二元对立因素间不但没有相互抵消，而是呈现出相反相成的局面，这也使得小说具备更强的张力。
四、结语
谭恩美的小说，特别是在其后期作品中，谭恩美通过许多实例形象地阐释解释出她所倡导的多元文化主义。谭恩美对东方主义进行的有效的批判与消解也烘托出她所倡导的多元文化主义。如果我们希望在文化冲突中获取平衡，我们即不能对中国传统文化单纯地摒弃，也不能固守传统文化；我们需要适应当前多元文化快速发展的步伐，对固有传统文化进行继承，同时对新文化进行有效吸收，以此来推动自身文化同社会主流文化的发展，促使二者相互补充，得以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邹建军.谭恩美小说中的神秘东方——以《接骨师之女》为个案[J].外国文学研究,2006,06:101-111.
[2]程爱民.论谭恩美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及母女关系的文化内涵[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4:107-113.
［论文摘要］现代旅游业的发展必然会对目的地的各方面产生影响，旅游地文化变迁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它的发展方向关系到旅游业能否健康持续发展。本文探讨了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原因、表现形式，并提出了使旅游地文化能够良性变迁的方法，以期对我国的旅游接待地尤其是民族旅游地区提供一定的指导。
文化变迁，是西方人类学理论学派提出的理论，起源于人类学家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与外界文化接触的研究，是人类学家研究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于文化变迁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并应用到了旅游业上。随着旅游的发展，大量的游客涌入一些交通闭塞的旅游地，给当地的文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在旅游者所带来的异文化冲击下，旅游地文化变迁从物质层面开始，逐渐渗透到精神和制度文化层面，最后促使整个旅游地民族文化趋同于现代化城市文化，导致许多传统文化遗失。而真正吸引游客眼球的往往就是这些即将消逝的民族文化，一旦完全被外来文化所同化，可能导致当地旅游业的萧条甚至停滞。因此，从文化变迁理论出发，研究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动因和策略选择，不仅是出于民族文化保护的需要，也是当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一、文化变迁与旅游地文化变迁
人类学家认为“文化变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内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文化内部的整合而出现的有别于过去的文化形态，表现在技术、工艺、食物、服装等方面，包括价值观、习惯和社会关系。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则常用“社会变迁”来指代非物质文化的变化，其中包括价值观、习俗、制度和社会行为。本文所指的文化变迁侧重于指较为明显的变迁——受到外界压力的影响下产生的文化变迁。
基于以上观点，本文认为，旅游地文化变迁是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大量的旅游者涌入一个文化背景不同的旅游地，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在多种文化相遇、碰撞、交融和整合的过程中，由于文化势差的客观存在，使得客源地文化较多地“流向”目的地，长此以往潜移默化地影响旅游地文化，使得旅游地发展成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社会文化形态。文化变迁的核心是价值观的变迁，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不随人的意志而改变。文化变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同于暂时的文化变化，当暂时的文化变化逐步改变原有的文化形态，就产生了变迁。
二、旅游地文化变迁动因分析
在现代社会，旅游业发展所产生的不同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是导致旅游地文化变迁的最主要动因：
1.文化传播、交流中主客双方接触的不对等性
一般情况下，旅游者与接待地居民的接触是短暂且有限的。旅游者在一个接待地的逗留时间是短暂的，与当地居民实际接触的时间有可能更少。而且在十分有限的时间里，他们所接触到的多为旅游接待人员，双方分别扮演的是服务与被服务的角色，旅游者难以通过旅游企业工作人员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但是对于旅游地居民来说，他们接触的不是某个具体的游客而是旅游者群体，是长年累月地同文化反差很大的旅游者群体的直接或间接接触。所以说，尽管旅游文化传播和交流是双向的，但却是不平等的。旅游者给接待地带来的影响远比他们接受接待地的影响大的多。
2.文化传播、交流中主客双方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性
客观地说，区域间的文化传播无沦采取哪种传播形式，都是以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向较后进的地区传播为主导的。经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更容易受到来自发达国家或地区游客所携带的强势文化的冲击，在文化交流融汇中更多地居于一种被动性的地位。比如，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与当地居民之间，一个在休闲，另一个则为这个有钱的休闲人忙碌；一个在台上表演，另一个则在台下欣赏、拍照、录像，双方形成一种明显的非对称性关系。由于经济上的不对称，使旅游活动变得不单单是旅游经历的买卖，还会给当地人带来金钱等观念的改变，从而使当地人改变自己去迎合游客，沦为“被旅游者”，影响到当地人的文化表述及文化认同，然后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地发生文化变迁。
3.文化传播、交流中旅游地文化相融区间的扩展
任何本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接触时，通常会有选择地接受和吸收与本身文化价值观相契合的内容，而排斥与本身文化价值观不相容的东西。但是，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旅游地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范围会较一般情况有很大的扩展。旅游地为了招徕游客，必须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于是违心地接受外来文化中某些与本土文化价值取向相悖的东西。有的学者将其称为“虚意接受”，即当地并不打算或不愿意接受外来文化的某些因素，特别是与本身文化价值观相抵触的部分，但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就会有意识地作出让步，甚至主动迎合旅游者的需要。接待地的“虚意接受”，最初往往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虚意接受”的东西便会逐渐扩散，潜移默化地使本土文化发生变迁。
三、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具体表现
文化的变迁是永恒的现象，有些在表面上，直接看得见，摸得着，而有些文化现象，是在深层发生变化的。一般说来，物质文化的变迁速度快于非物质文化，而从非物质文化的变迁看，一般说来总是制度首先变迁，其次是风俗、民德，最后才是价值观。
1.物质文化变迁。指那些外在化、具有明显的数量结构或物质形态的变化。直接由于旅游业发展而引起的生计方式、居住习俗、生活方式等的改变，都属于这一类变迁。例如，九寨沟以“翠海、叠瀑、彩林、雪峰、藏情”五绝闻名于世，其内原有居民以前主要以耕作、畜牧和传统的手工艺为生；1984年九寨沟对外开放，部分居民开始经营旅游业。至2002年，景区内居民都彻底停止了耕作和畜牧，基本都从事旅游经营或与旅游相关的工作。
2.非物质文化变迁。指因旅游活动产生但无法观察到其直观的物质形态的变化。由于旅游的发展而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旅游地居民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文化意识和生活方式，都属于非物质文化变迁的表现。例如，四川与云南交界的沪沽湖地区是摩梭人聚居地之一，其文化是植根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母系文化。改革开放后，摩梭人积极采取措施吸引游客，沪沽湖很快成为旅游胜地。外来不同文化形态人群与当地人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对摩梭母系文化产生了冲击，使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母系家庭小型化，妇女在家庭中的传统地位开始下降，出现固定专偶走婚，家庭管理实权开始由男性掌握等。
四、旅游地文化良性变迁的策略选择
众所周知，旅游业发展对旅游地文化变迁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使文化良性变迁，从而在保持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不变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其外在表现形式，扩充文化传承媒介的种类和数量，使传统文化得以永久延续。也可能使文化负态变迁，使其严重商品化、扭曲化，民族个性、民族精神被淡化，直到消失。但不管旅游地文化是向积极方向还是向消极方向变迁，文化变迁都是客观存在的，而唯有文化的合理变迁才能持续吸引旅游者的到访。综上分析，为了实现旅游地文化的合理变迁，促进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努力：
首先，加强旅游业的宏观管理。加强政府相关部门在旅游业发展初期的规划、引导以及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监管工作，规范文化旅游产品市场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针对目前旅游市场上少数为谋求短期利益的生产者生产劣质文化产品、破坏传统文化、损害旅游者利益的行为，要积极进行监管查处工作，在旅游文化社区内部建立起传统文化自我建设长效机制，增强旅游地合理开发、生产及创新的自觉性。只有强化政府的宏观引导和管理职能，制定必要的政策和法规，加大对发生消极文化变迁现象的旅游社区的引导监管力度，才能保证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强化本土文化，提高文化自觉性。一个民族没有“自我”的概念，就会在失去“自我”中被他文化同化，文化自觉缺失的民族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本民族的文化，这样，本民族文化的良性发展就无从谈起。当然，强化文化自觉，并不是主张文化中心主义，而排斥其他文化，关键在于与它文化接触、交流的时候，本民族成员如何实现文化自觉，取其精华，排其糟粕，真正做到丰富民族文化的内涵。
因此，要强化本土文化中重要的价值观，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防止出现“客尊主卑”的思想和行为；并且要鼓励接待地居民加强自身修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提高文化鉴别能力，以自觉吸收外来文化中先进的东西，抵制腐朽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
再次，加强文化交流，实现文化补偿。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区域性决定了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人类历史的前进，离不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对于任何一种传统文化而言，拥有文化输出和文化接受的健全机制，方能获得文化补偿，赢得空间上的拓展和时间上的延展”。历史上中华各民族文化交融互动，如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融，中原农耕文化与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交融。中国各民族文化内部交流、互动的同时，还广泛汲取世界文明成果，如印度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外域文化。正是由于中华内部各族文化和域外文化相互借取，不同文化相互激荡，实现文化整合和创新，才缔造了有容乃大的中华文化，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因此，要充分发挥文化交流的平台作用，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拓宽范围，疏通渠道，提高交流水平。加强民族文化发展的宣传工作，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来扩大民族文化精品的展现并吸收外来文化精华，促进民族文化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李伟：《民族旅游地文化变迁与发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关键词： 传统文化城市建筑 传统元素
中图分类号：TS958文献标识码： A
伴随城市的变迁，技术的进步，文化的交融，建筑师设计理念的提升。如今的城市建筑景观在不断的增添中国传统元素。渊源博大的传统文化，在不断地触动着城市建筑景观设计师的灵魂。
一、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建筑景观
1.传统文化元素的兴起
中国城市建筑景观中，多的是林林总总的符号，符号的含义却不尽相同，一种符号给予的元素含义也不尽相同。传统文化在城市景观建筑中也在不断的被引用，城市建筑景观设计师也在不断的借鉴。例如中国传统的剪纸，皮影，国画，水墨，中国结，京剧脸谱，青花瓷，扇子，兵马俑等。随着国际间文化的交融，国家关系的日益增进，传统文化元素又一次兴起。在城市建筑景观设计中，中国符号也不断的重现历史舞台。
2.城市建筑景观设计的包容性
城市建筑景观作为城市的形象工程，园林建筑，城市环卫，城市标志等等。城市建筑景观在不断的吸收城市的文化蕴含。一个城市的兴起，需要城市建筑景观的衬托，也需要城市建筑景观的包容。另一方面，也需要城市给予城市建筑景观创新与包容的魄力。就普通意义上讲，所谓的建筑就是托转盖瓦，钢筋水泥，修房补砖，遮风挡雨，抵御严寒。诚然，现代的城市建筑景观设计，不仅仅的托转盖瓦那么简单，如今的城市建筑景观设计要考虑到城市的昨天与今天，地标建筑，古香气息等等，需要保留城市独有的味道，又要体会建筑设计美观，考虑到受众的视觉享受等等方面。例如：成都的宽窄巷，庭院里，天井，或翠竹数杆，灵石如磐，或花妍草茂，盆景韶秀。整个建筑中，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多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1]。
3.城市建筑景观与传统文化元素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华各民族文化的汇融。中国传统文化集成了儒，法，道，释等学说的优秀传统。传统中华元素的中国人文思想的载体，它质朴，和谐，安宁。城市建筑景观设计融合了传统文化的思想，借用传统文化增添城市的文化底蕴。中国传统的建筑结构，例如栅栏，古塔，寺庙，牌坊，亭，檐等等。这些传统的中国式建筑，保留了中国人特有的朴实含蓄的性格特点。蝙蝠，祥云，龙凤等等纹饰，处处都体现了中国人的美好寓意。例如：在北京奥运上的火炬创意，就采用了寓意美满的祥云图案。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以“东方之冠”的构思吸引着世界各地人的眼球[2]。设计理念被概括为“东方之冠，鼎盛中华，天下粮仓，富庶百姓”运用中国古代的小篆字体，印出中国历代朝代名称，象征中华民族的团结友善，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
二、传统文化元素在城市建筑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1.建筑景观设计中常见的传统文化元素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民族团结友善，这是传统文化的集汇，集成大家的中华传统文化，所呈现的传统文化元素也是处处可以体会到[3]。例如：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代表佛教。牡丹代表富贵荣华。秋季独开，代表隐士。太极图，一阴一阳之谓道，代表智慧。岁寒三友，松，竹，柏。兰花馨香，代表君子等等，这些传统文化符号被引用到城市建筑景观设计中。太极元素经常被应用到城市建筑景观建筑中，太极的一阴一阳，一真一实。刚好与城市的虚实特点相吻合。所以经常常被城市建筑景观采用。
2.城市景观设计师的传统文化设计理念
城市景观设计师在设计城市建筑景观时，多会先了解城市的人文文化特点，抓住城市人文文化中心，开展城市建筑景观设计工作。所以对城市建筑设计师来说，不断的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中华文化背景，吸取文化中心内涵，对开展城市建筑景观设计十分的必要。比如中国银行的标志，就是采用了中国古代钱币的样式。在中国古代铜钱中放入一个“中”字，既有创意，也有意蕴。现在在很多城市的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中国银行的标示，既是城市的一个风景，又是城市发展的一个标志。
3.城市建筑景观所呈现的传统文化意蕴
城市建筑景观设计中，呈现的文化意蕴比比皆是。尤其是在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中，园林建筑与城市景观设计照相呼应。各种传统文化在这里能够最大限度的得到伸展与保留。例如中国古典园林之典范，苏州园林。古典的园林风格，朴素的园林格局，现代的城市魅力。现代城市景观的营建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人的宜居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4]。城市里的园林作为人文环境的产物，或多或少都会被现代的建筑风格所左右，但是能做到城市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共生，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和谐共生，是非常有难度的。苏州园林中既保留了古典园林的风格，又能够让苏州市依托苏州园林，增加城市影响力。由园林景观带动第三产业，增强了城市的竞争力。
三、传统文化与城市建筑景观的融合发展
在现代城市建筑景观中，传统文化与现代建筑景观相容相交。越来越多的城市建筑景观添加了传统的文化元素。城市的发展也要求城市景观建筑设计倾向采用有传统元素的设计理念。中国结，大红灯笼，饺子，汉字等等。传统文化元素在不断的被采用到城市建筑景观设计中去。在城市园林景观中，汉字是被运用最为频繁的一个中国传统元素。石刻，城市花卉设计摆设等等，各方面都会采用汉字来装点。其中“和”字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成都宽窄巷，长安城中，上至庙堂殿宇，下至富家庭院，都彰显着儒家艺术的主流。门楼、门道、下房、街房、中门、偏厢、上房，上下尊卑，理性秩序，规则严格[5]。特别是中轴对称，等级规划，体现了儒家气质。城市建筑景观设计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是时代的进步，也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
结语：
科技在进步，人们对于城市建筑景观设计的美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设计理念的更新、建筑元素的多元化，必将给予城市建筑景观设计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意蕴。
参考文献：
[1]高莉;谈现代环境设计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J];安徽建筑.2011（2）
[2]李菲;传统文化符号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及其意义[J];安徽文学.2010（5）
[3]余庆康;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城市建设[J];建筑学报.2013（6）
[4]孙,朴永吉,朱文倩.景观的五感设计研究[J].农业科技与信息(现代园林). 2010(12)
【论文关键词】中国绘画传统艺术精神文化特征
【论文摘要】中国绘画艺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且经数千年不断丰富、革新和发展，创造了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丰富多采的形式手法，形成了独具中国意味的绘画语言体系，它独特的艺术精神和表现手法已成为东方艺术之代表，其艺术特征除了有“视觉艺术”的共性外，还浓缩了中国文化的许多特征，蕴藏着丰富的文化精神。
中国绘画的传统渊源流长，历数千年而不变，蔚为中外画史之奇观。而且，这种传统的深刻与持久，随着时间之推移，其内容和形式经过不断的融汇、锤炼、积淀、愈益形成一种传统的伟力，愈益鲜明、精纯而独到。以至许多方面均难乎为继，而令创新者久久束手徘徊。透过这些表象，我们可准确无误的识别出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绘画已形成的独特审美符号，领略到中国绘画所体现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绘画的研究中，一些学者都不约而同地从中国的经典哲学里，找到了绘画美学的起点，看出了中国绘画所包容的哲学深度。
南朝刘宋时期的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指出：“圣人含道应物……山水似形媚道。“以形媚道”即是说明了绘画是以物象的“形”来反映这种哲学思考的。“道”字在老庄哲学中是一个自至关重要的词，它作为老庄则学观念中最核心的概念，表述着极其复杂和抽象的哲学范畴。客体的实在不是艺术表现的目的，而只是一个中介物，力图表现的是冥冥之中的“道”或“天”。客体(山水、人物等等)只是一个载体，一种符号，关键在于它所表征的“道”。而绘画则能表现一种“非方非默”的状态，能把它描绘出来。因此，中国绘画被看作是表现“道”的一种最有效的形式，它能在有限的空间里迹化出“道”所阐译的哲理。
因此，真实地再现客观对象便从来也与中国传统艺术无缘。PF杰拉德直截了当地说，中国艺术虽擅长于山水画，但并不着眼于描画任何现实的风景，而是根据源于现实而又包含着象征和哲理的灵感，进行富于想象力的创造。
老子哲学中所具有的某些朴素辨证法思想，如“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即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万物交感运动的观念，都曾渗透在中国绘画的表现技巧中，并被广泛的应用。在中国绘画的创作过程，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下笔运作时，提出“存心要恭。落笔要松”：在处理客观物象与主观理性关系方面，强调“似与不试之间”，得“不拭之拭”：在画面布局技巧上，要求具备宾主、开合、聚散、疏密……等关系：在笔墨技巧上应体现运笔的轻重、起伏、疾徐，用墨的浓淡枯润等等。甚至有相当一部分的绘画语汇都直接起源于谈论哲学和宇宙观的用语，虚实、气理、向背、心意等。能体现这些辨证关系的经典之作是《石涛画语录》。
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中国传统艺术的实质是道家精神，道的特征与天地之美的契合，这庄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正不折不扣地是魏晋南北朝问中国艺术史上山水题材的勃兴的思想渊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老庄那里，充满了对天地之美的热情赞颂，和对与天地之美相牟的独立、自由的理想人格的倾心向往。从艺术审美意义上看，它集中体现为以人情观物态、使自然人化的思维方式，并把与自然精神的契合作为审美的理想追求。追求主客相融的审美境界，注重表现主客体的生命精神，轻视对物象外在表象的摹仿。在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中国传统绘画追求天地之大美，着力表现天地万物的生机活力，表现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的生命情调，表现这种大化生命的宇宙精神。因此中国传统绘画注重体现生命、生机，追求气韵生动。“气韵生动”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范畴，对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绘画从南齐谢赫的“随类赋彩”到剂浩提出的“水晕墨章”，很明显是一个由重视色彩表现到重视水墨表现的绘画观念转变，这就是阴与阳的哲学思维主导下的特殊色彩意识。“运墨而五色具”的思想是中国画的一个传统，“墨分五色”——这一色彩魔方吸引了无数历代画手。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中国哲学的玄想思维的作用。应该说，水墨世界从真实感上言是无色的、虚幻的，但它却因此而具备了一种独特的“无色之色”，是十分哲理化的表现，具有特殊的“理趣美”。用相对单纯的黑白(纸地)色来表达天地万物、正体现出中国文化的概括力。
中国绘画中的儒学因素，过去人们往往只用“成教化”、“存乎鉴戒”来解释儒学的艺术功能说，是很片面的。其实，孔子是把艺术更多地视为白反自修、成就人格、求仁得仁的内省功夫的一部分。于是，我们看到，孔子儒学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影响是循着一条这样的原则的：关注人伦事物，但不曲意媚合强调个体独立价值和个人内心情感表现，但不宣扬“个人主义”：提倡推以及人的方式对忧患有自觉的认识和敏感的体验，但不渲染，不夸张，不愤激，而保持达观、平和的态度和勇于牺牲的现身精神，这里面闪耀着人文理想的光辉。作为一种传统，它对忧患意识的偏爱和对敦厚之风的执着，把艺术表现意识导向了沉郁、豁达、宁静、超脱的内在境界……这或许是孔学儒家对中国艺术传统的形成的最大影响。因此，在中国绘画的表现中，有时既强调变化，也注重和谐，绘画语言虽有起伏，但不张狂，有催人泪下的艺术打动力，但格调平和，合乎法度，显然是儒家“中庸”思想在绘画表现中的具体体现。
中国绘画所表现出的空灵旷远的意境，富有哲学的思索，最终使人感到自然天成、不可言状的生动气韵，禅宗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从南北朝的宗炳到清代的山人，其中画史上重要的画家大都将禅宗封为圭臬。宗禅要求“不立文字”、“以物观物”，靠的是直觉的领悟，无需理智的分析和那种相互对立、比较的感受。这把中国土夫文人对自然、对人生的审美观推进到更奇异、更神秘、更空澈晶莹的世界。更沉迷于对宁静、淡泊的审美境界的探求，和对瞬间即是永恒的壮阔幽深的宇宙情感的体验。它在对中国绘画的影响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静默观照”为特征的思维方式，借助于自然、简练、含蓄的表现手法，使画面的意境深远、耐人寻味。以疏简、草略风格独立于中国绘画之林的“减笔”画风，其形成可以说直接源于禅宗思想。最能体现禅宗精神的是宋代的“减笔人物画。其笔势粗阔、减练豪放，墨色浓淡多变，不拘于形。但由此而表现出的视觉形象却流露出一种“笔情墨趣之外”的丰富内涵这些作品如同禅家解经，并不关注客观现实是什么，而旨在通过疏逸的“戏墨”追求禅的境界，追求自我的解脱。所以，“画贵有禅趣”，一方面，说明了中国绘画于禅宗的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对中国绘画品评的一种标准大大地扩展了中国绘画的表现深度。
中国文化的民族心理是“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终归“道器不二”、“心物不二”、“物我相忘”、“天人合一”。故而中国画的传统也是不离此道。在客体与主体真实与虚幻、自然与人生、物质与心灵之间找寻一种平衡和整体性的和谐。
中国文化宏深而博大，在众多丰厚的文化质点中，无论是哲学，还是书法、诗文、戏曲等等，中国绘画都与他们息息相关、辉映交融。法国华裔汉学家弗朗索瓦一陈曾经说过：要想看懂一幅中国画，必须具备高深的文化素养。它不仅道出了中国绘画在中国文化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而且，看出了中国绘画很大程度上浓缩了中国文化的某些特征。
中国绘画是一个白成体系的艺术领域。它的观察方法、表现方法和画面的视觉效果，都迥异于西洋绘画。“笔墨”作为构成中国绘画独特美学品格的外在符号，有着相对完整的审美价值。中国画画家作画时，有时仅用一只“单纯”的毛笔，蘸上看似黑团团的墨色，在具有一定渗透感的纸、绢上，或疾或徐地有节奏地挥动，即可迹化出一幅变幻多端、形神兼备的视觉形象。作为交流思想情感的绘画语言——“笔墨”，随着中国绘画艺术的日臻成熟，已从材料工具意义上逐渐脱离出来，具有了独立的审美意义。而且“笔墨”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绘画“形式”本身它的形成反映了中国绘画高度概括、凝练的艺术思维能力。在表述媒介方面，“笔墨”从一开始就烙印上了中国文化“以简驭繁”的特征。中国画注重“传神”，无论是人物、山水花乌，“传神”是对中国画艺术提出的总体准则，“以形写神”其实就是“以形媚道”，把对象表现生动有神只是一种技术手段，与道契合才是最高终旨。中国绘画所注重的“表现”，又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绘画艺术的思维特征。中国画画家对自然物象时，注重的不是如实的“再现”对象，而“撷取的是物象与情感因素交融之后在脑海中再度被唤起的、‘主观化’的、改变了的表现”。所以作画时它要求“沉思冥想，”把人引入一种物我交融的境界，强调的是主观意兴的抒展自我情感的表达。所以“韵外之致，象外之意”，即是对中国绘画艺术思维方式的概括。
中国绘画与书法都以中国文化为生长背景，书法是以有限表现无限的“写意”的美学思想为指导的艺术，其审美价值不是对具体字形的刻意的描摹和再现，而是对其改造过了的概括的形象，文作者的抒情、写意和对作者与观众的诱导，启发和暗示一种意象联想而创造的线的空间结构的形象，是一种表情达意和象征的艺术，这一点对中国绘画影响至深，由于书法艺术在历史上成熟较早，南北朝时期即已五体俱各、法度完善，书家辈出，而绘画则晚于书法而成熟。很明显书法艺术丰富的表现技巧和原则，必然会渗透到绘画中去，而成为中国绘画艺术成熟的重要营养。“永”字八法，是古人以“永”字八笔为例，讲书法用笔法则，即侧、勒、努、磔、策、掠、啄、超八法。历代画家也无不注重以“书”八画。中国绘画能如此地消化这些养料，主要取决于书画相同的材料工具媒介和近似的点、线构成元素上。
对中国绘画“诗意”的提倡，是中国绘画的另～审美意向。中国绘画对“意境”的追求，特别是画中“诗意”表达，在唐代前后一直未被提及，虽然当时的文人画家们诗文修养极高，像王维等人的绘画作品，就已经“画中有诗”了。但是，它还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然而，到了以“郁郁乎文哉”而著称的宋代，把诗的“意境”引入绘画之中，追求画面的“诗意”，即已成为当时绘画的主流。像坡、黄山谷、米芾等人，都是极力倡导“以诗为法”的文人画家。这就大大提高了中国绘画的“文化品味”，也大大丰富了中国绘画的文化底蕴。
中国诗极重视“意境”的表达，素以能引起读者想象、触发读者联想为上乘。许多优秀诗作各具特色，风彩迥异，情味相殊。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的壮阔：有“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杜甫)的寒凉：更有“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雄放。这些诗句，的确构成了引人人胜的“意境”。得之于“心”的诗句的“意境”和画的“境界”，有着许多的共通之处。诗与画在表现中，并不都局限于状物写形，往往超越视觉范围，重视视觉以外内容的传达，即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要求画家作画时“如骚人赋诗，吟诗性情”，将画家的诗情容入绘画“意境”之中。这种使绘画“诗化”的趋向，为中国绘画的表现注入了新的活力，并逐步成为占领统治地位的绘画审美标准。
再细读他正式出版的这一论著，更觉有写篇书评的必要。我从来都认为演奏家的理论高度与其表演立美的程度是相互辉映、交融的，对于段召旭的追求和选择，难道不值得支持和鼓励吗？
该论著的特色在于：
一是历史与逻辑的交互
段书以肖邦大赛的核心理念“肖邦精神”与“纯正性”作为逻辑基石，放在逻辑的起点与终点，贯穿全书，并将其置于肖邦音乐的发展及肖邦国际比赛的历史背景中加以审视，使论点的展开、论域的递进既有论述的聚焦，又有历史发展的动态和相关视野的辐射力。从引言第一页始，“肖邦精神”与“纯正性”就被作者郑重推出。第一章第四节《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历史上的几次争议》都是围绕评委和参赛演奏家在比赛作品的弹奏中对“肖邦精神”与“纯正性”理解的不同，从而产生了分歧，导致评价的大相径庭进行了讨论。第二章《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获奖者演奏的美学分析》四首曲目不同演奏版本的比较原则亦是紧扣“肖邦精神”与“纯正性”。在第三章《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评判的主流意识》中，作者在第一节又集中全面地分析大赛对“肖邦精神”与肖邦演奏“纯正性”的倡导。第四章《不同演奏倾向的美学聚焦》分析的个性化表演，其参照对象还是“肖邦精神”与“纯正性”。
但是作者的笔触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让这一鲜明的聚焦点在历史的发展中、在不断变化的时空中展开。如在第一章论述每次比赛争议时，作者不只交待矛盾双方对核心理念理解的差异，还探究了其原由并从后续发展的角度展现了这些有异议的演奏家当今的现状。又如第三章第三节，作者把肖邦比赛的主流意识和西方音乐表演美学观念演变进行了相关的链接，找出大赛强调的“肖邦精神”与“纯正性”与表演美学流派的新古典主义的联系，突显其来龙去脉的历史轨迹。由此可见，点与面、核心理念与相关音乐文化时空发展的互动，使观点的阐明与展开，论述的层次与布局具有逻辑和历史的交互。
二是宏观与微析的结合。
作者在论著第一章花了三节的笔墨介绍1―16届肖邦国际比赛的全貌，包括比赛概况、评委和前三名获奖选手的具体信息，又在附录《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历史回顾》中图文并茂地加以翔实罗列。给读者对大赛具有十分全面与宏观的整体感。同时，又在第二章《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获奖者演奏的美学分析》中，以肖邦的《“英雄”波罗涅兹》《第一叙事曲》《第三谐谑曲》《第一钢琴协奏曲》四首乐曲为例，比较不同演奏家的风格、纯正性和独特个性。
以《第一钢琴协奏曲》为例，作者把前苏联女钢琴家、第四届肖邦大赛冠军达维多维奇，第五届比赛第三名中国钢琴家傅聪、第七届冠军阿根廷女钢琴家阿格里奇、第八届第一名美国钢琴家奥尔逊、第二名日本女钢琴家内田光子五个版本进行比较，首先从整体比较了他们演奏全曲的速度和风格特征，指出达维多维奇版的稳健经典、傅聪版的诗意深沉、阿氏的豪爽潇洒、奥尔逊版的恢宏多彩、内田光子的灵动精巧。然后，作者从某些闪光的细节进一步分析他们的特色。如达维多维奇在第二乐章演奏的如歌优美，101―103小节弹奏的宁静空灵。傅聪弹奏引子的爆发力，音乐层次的清晰细腻。阿格里奇的抑扬张弛，第三乐章的疾风骤雨。内田光子触键干净、音色漂亮，处理上却有些造作，不够自然。次之，作者从几个版本对乐谱的遵照和依据的程度来进行比较。他认为傅聪的演奏基本上尊重乐谱，在作曲家没有具体力度标记之处，就进行了艺术化的处理。阿氏没有按乐谱行事的细节是把第三乐章第260小节强记号弹成弱，与前面的渐弱衔接自然。奥氏的演奏忠实乐谱，只有个别细节与谱子不同。再者，作者比较了版本中演奏家的个性发挥。他指出，达维多维奇与傅聪版在第一乐章速度保持统一，表现了他们演奏的一丝不苟，而傅聪更是字斟句酌、精益求精。奥尔逊高度忠实于乐谱形成强调客观性的特性，内田光子演奏的古典风韵使肖邦古典与浪漫交织的风格凸显。召旭在此章的细微剖析与比较体现了其论著宏细结合的特点，同时亦仍然离不开逻辑基石的纯正性、演绎肖邦精神的个性化以及两端张力的平衡与分寸。
三是理论与实践的交融
作橐黄音乐美学的博士论文、一部从美学角度审视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专著，是构建于表演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正如其导师张前教授在著作序言中指出的：“段召旭这篇论文的特点和新意在于它的美学视角，在于它在更深和更高的层次上，对肖邦钢琴大赛所倡导的‘肖邦精神’和肖邦演奏的‘纯正性’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和解读……对音乐原作与表演创造的辩证认识与论述，是该论文对音乐演奏美学论述的核心所在与出彩之处。”？q？
音乐演奏作为二度创造其解读原作的客观性与演奏家个性展现之辩证关系、平衡程度从来都是音乐表演美学关注的基本论题。段著以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实践为研讨、思考的论域，从动态、多元的角度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动态的角度。即以发展的、可变的视角来分析掌握这一原则的关键――“人”的因素。作者借鉴了身体美学的研究成果，从“身体活动和思想感情这两个‘人’的基本方面入手，探讨音乐表演‘纯正性’中的忠实原作与表演创造性之间的关系。”？r？他认为基于人身体结构的同与异，演奏家忠于作曲家所指示的“演奏动作图示”既有与之一致的普适性，又有因人而异的差别。加上，肖邦时代的普利耶尔钢琴的限制，他无法想像出当代的演奏家在现代钢琴上展现其作品的表现力，乐器制作的区别更加大了这种差别。再从更重要的心灵体验看，尽管很多演奏家都力图回到肖邦的时代、进入他的感情世界，但毕竟时过境迁、人的感情又复杂多变，作曲家的心灵与演奏家的内心是无法达到完全的一致的。所以客观性与个性创造的辩证关系，要从动态的视角理解，静态、机械的强求不符合音乐的实践、社会的实践、人的实践。
多元的角度。作者认为肖邦音乐内涵的丰富性、精神世界的多样性为表演者提供了演绎这种辩证关系多元化的基础。成为演奏家不同出彩亮点的依据。无论是波利尼的抑扬张力还是傅聪的东方诗韵，无论是阿格里奇的挥洒畅意还是内田光子的古典色彩，都是忠于肖邦音乐基调上的多元创造。
这种多元还来自不同文化的评委和获奖选手以不同文化的角度理解肖邦音乐以及演绎肖邦音乐的张力，把握纯正性与个性挥洒的程度。同样作者强调的伽达默尔“视界融合”的关系，也存在视界理解与变化，不断的历史生成与新旧视界融合程度的多样性。这样的多样性亦令客观性与创造性的关系具有多元化。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理论的阐释不仅从整体布局上紧扣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实践，而且在论述与分析上也紧密联系自己对大赛获奖者演奏的感性体验，自己演奏肖邦作品的心得。正如作者在书中强调的“笔者除了对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文献进行阅读和思考之外，特别注重反复聆听与比较分析历届肖邦大赛前三名获奖者演奏的肖邦作品的录音录像。力求从实际音响入手，对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进行美学审视，避免纯粹的纸上谈兵和空泛的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s？这充分说明他的研究具有形而上的观照与形而下的实践操作的互动，道与器对应的优势。
笔者认为段召旭著作的价值，首先在于对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面面俱到的介绍和深入细致的评析。在此可以了解到一切与之相关的信息。其次，作者对肖邦作品演绎的具体剖析、对肖邦演奏纯正性的精细阐述，有助于一切热爱肖邦音乐的欣赏者、演奏肖邦作品的表演者、研究肖邦艺术的学者以一种发展的、开放的、多元的心态来理解“肖邦精神”。
再者，论著中对音乐表演美学客观性与创造性辩证关系解读的新颖角度、独到见解，对不同表演版本个性精细入微的分析，为音乐表演美学的理论探究具有另辟新径、增色添彩之功。
最后，书的价值，充分显示了作者积累的丰富资源、蕴涵的独特素养、积淀的大量实践、形成的气质与个性。作者与他的作品两者之相恰、统一，是这本论著的又一亮点。
从段召旭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看到钢琴学习、演出实践与艺术理论的学习、钻研如同复调的呈示、展开，在其人生中交织进行。段召旭生长在一个音乐之家，其父是中国铁路文工团歌剧演员，曾师从臧玉琰、朱崇懋等名家。家里的音乐氛围培养了他对音乐的兴趣，从5岁习琴师从名家周广仁教授，10岁登台演奏，11岁获河北省钢琴比赛中学组第一名，便与钢琴结下了不解之缘。17岁就读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师从周铭孙教授，钢琴硕士毕业后留校从事钢琴的教学和演奏并多次在国内外钢琴比赛中获奖、多次担任钢琴赛事的评委。他在国内外成功举办几十场钢琴独奏音乐会，无论是在泰国、新加坡、香港的舞台上，还是在中国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中山音乐堂等艺术圣殿的演奏，都以精妙的技艺、鲜活的音乐形象、准确生动的演绎令听众纷纷喝彩！笔者尤其喜欢他弹奏的李斯特作品，激情澎湃、气势非凡、触键干净清晰、色彩炫丽多姿！在一些高校举行的讲解音乐会，他都会对每首乐曲的旋律特点、表现技巧、创作背景、作曲家的生平等相关知识和盘托出。精彩的讲解与美妙的弹奏交相辉映，让整场音乐会达到感性与理性的融合。更让笔者欣喜的是他在审美趣味上对流行音乐的兼容。2006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疯狂钢琴》有其改编的7首流行音乐的钢琴曲。在高校的演奏会上，他也弹奏了自己根据张信哲原作编写的钢琴曲《直觉》与《别怕我伤心》。这令他在钢琴上有更开阔的发挥空间，在美学领域有更多元的比较视野，具有雅俗共存的度量。
段召旭在中学时期兴趣广泛，除了音乐之外，还喜欢看书、画画、写诗歌和小说、打乒乓球、健身等。大学任教后，亦醉心于写乐评、搞研究，因此，他终于进入音乐美学研究的领域，完全是水到渠成的结果。他写的乐评《诗意与抒情的展示――听陈萨“盛宴李斯特”钢琴独奏会》介绍了演奏家陈萨别开生面的李斯特演奏风格，抒情的诗意诠释了李斯特音乐深刻、哲理的内涵，考究的音色、清晰的布局、适度的控制表现了形与神的高度融合。言之有物的论述、栩栩如生的描绘令欣赏者顿悟、阅文者身临其境。他发表的论文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自由穿梭，既有实践的理论升华又有感性的通透妙悟。为了在这样两个领域中不断进取，他还继续拜石叔成和周广仁教授为师提高钢琴水平，拜张前教授为师攻读音乐美学博士，从此开始了新的征途和新的飞跃。
笔者期待段召旭在该著作再版时能精益求精，对其核心概念“肖邦精神”与“纯正性”进行精确界定，注明谱例所引用的版本。在阐释不同版本个性化技巧的发挥时更多地联系不同演奏家对乐曲内涵的独特理解及其文化渊源，著述定会更加周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