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0 13:13:53
随着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与创新，中外流行音乐元素相互交融的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瞩目，其中2012年夏天备受全中国音乐爱好者关注的一档音乐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The Voice of China）[1]就是该文化现象的一个典型创新，它不仅为许多音乐梦想人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大舞台，而且为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的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树立了新的典范。
一.中国流行音乐概述
我国幅员辽阔、人杰地灵，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着各具特色的音乐艺术品种，它们相互借鉴、相互吸收，逐渐形成具有中国本民族鲜明特色、采用本民族固有音乐形式创作的传统音乐。20世纪20年代前后，随着新思想、新文化的日益推广，以及西方流行音乐元素的不断冲撞，我国传统民间小调和地方戏曲逐渐受到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艺术品种——中国流行音乐。
“流行音乐”亦称“通俗音乐”、“摩登音乐”，最早是根据英文“popular”翻译过来的，指的是一种深受大众喜欢的、广泛流行的、通俗的音乐。中国流行音乐诞生于上海，20世纪20年代初期，上海的音乐形式包括城市小调、戏曲、曲艺等传统音乐，但主要以外来音乐为主，随着外来流行音乐和歌舞表演的影响与启发，我国著名音乐教育家黎锦辉开始尝试大众化的情歌创作，并于1927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掀开了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序幕。[2]随后《桃花江》、《妹妹我爱你》、《特别快车》等一系列优秀作品的出现以及“明月歌舞团”的成立，使得我国流行音乐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黎锦辉不仅是我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还是近代儿童音乐创作的先驱，他为我国流行音乐的起步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的交流与渗透
《中国好声音》源于海外许多音乐选秀节目，如《荷兰之声》、《美国之声》、《英国之声》等，它在保留原海外节目版本的基础上，又吸收融合了中国本土音乐选秀节目的特色。在短短的十四期节目中，每一位站在好声音舞台上的歌者都倾尽全力挥洒他们的音乐才华，独具特色的嗓音、歌曲新创的展示、以及导师们一次次激动的转身，都为我们呈现了一场中国当今流行音乐巅峰的盛宴。《中国好声音》的出现不仅体现了音乐娱乐与音乐文化的交流渗透，而且通过节目的传播与影响将流行音乐的核心价值观传入每个音乐爱好者心中。
《中国好声音》的音乐是全方位、开放式的中国流行音乐平台，它不拘泥于中国传统音乐或低俗化的流行音乐选秀。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有国际化的美声唱法、中国传统民族唱法、欧美流行音乐唱法、以及中国通俗歌曲唱法等，除此之外，在歌者的音乐创作中也体现出欧美大众流行音乐、美国爵士音乐、以及中国民谣等多种音乐元素相交融的音乐文化现象。
1. 中外流行音乐风格的混搭
《中国好声音》的舞台是一个多元化、时代化的舞台，在这里的中国流行音乐不单单体现本土化、民族化的元素，而是更多地突出包容化、开放化，与各国其它流行音乐风格的融合。如吉克隽逸演唱的《I Feel Good》，以大凉山彝族悠扬嘹亮的山歌民谣《阿杰鲁》开头，伴随着一连串强有力的上行音阶和一嗓带有爆发力的吼叫，立刻转入动力十足的James Brown经典单曲《I Feel Good》，给听众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冲击。但令笔者印象最深的风格混搭是《中国好声音》舞台上三位爵士唱将运用美国爵士乐与中国流行民谣的完美融合。
“爵士”出现于20世纪初期，它是把新奥尔良一带的古典音乐、民间音乐及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新型美国流行音乐品种，爵士是由英文单词“jazz”音译而来，最早也有“jasz”、“jass”等书写形式。[3]爵士乐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爵士乐的雏形期，由于它形成于新奥尔良市，又被称为“新奥尔良爵士乐”（New Orlands），是最早期的一种爵士乐风格。随着爵士乐的不断发展，如今已形成多种爵士流派，如摇摆乐、比波普爵士、自由爵士、冷爵士、融合爵士等等。
爵士乐的音乐节奏律动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它一部分采用双拍子的节奏律动，而另一部分却构成三拍子的律动，两种节奏相互融合，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多重节奏（Polyrhythm）听觉效果，使听众在内心产生一种迷幻的错觉，始终被多重节奏交织缠绕在一起。[4]除此之外，爵士乐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即兴表演”。爵士乐中的每一个表演者都要尝试各具特色的即兴表演，这种即兴不仅可以将乐曲表演推向高潮，而且能在彼此的相互合作中产生共鸣，烘托乐曲气氛。
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袁娅维、王韵壹和赵可是笔者印象最深的三位爵士表演者。他们每个人的爵士曲风都有自己的小韵味、小拐弯，并且在选曲方面，将中国流行民谣融入丰富的爵士元素，呈现给观众和导师一种“新中国爵士民谣”的感觉。在第七期的晋级比赛中，袁娅维和李行亮共同演唱了一首中国早期的流行民谣——《渔光曲》。这首歌曲是由任光作曲、安娥作词，描述了30年代渔民悲惨生活的凄凉景象，抒发了当时劳动人民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与愤恨之情。袁娅维的演唱为这首《渔光曲》赋予了一种新的色彩，她将“巴萨诺瓦”BossaNova）这种简洁轻快的爵士曲风融入其中，展现的不再是凄凉、怨恨的景象，而是唯美的渔村和人们幸福的生活。“巴萨诺瓦”在葡萄牙语中指的是“崭新形态”，它诞生于1958年，是将巴西热情奔放的桑巴舞曲和美国酷派爵士乐相结合的一种新派的爵士音乐品种，其结构、节奏、和声、音阶等音乐元素都较为复杂，表现的是一种慵懒、轻松的音乐风格。另外，在第八期的晋级比赛中，两位爵士唱将——王韵壹和赵可也共同演绎了一首韵味十足的《一样的月光》。庾澄庆在比赛中说道：“唱爵士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JAM（即兴演奏），歌手跟歌手互相合作或斗唱过程是爵士乐中很高的一个玩法。”可见，即兴在爵士乐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将美国爵士乐、中国流行民谣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即兴的哼唱与斗唱将乐曲推向高潮，《一样的月光》为观众和导师展现出了“不一样的月光”。他们的倾情演唱和对爵士乐的热爱为中国爵士乐的发展带来新的力量，也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多元化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2. 中外流行音乐发声方式的嫁接
除了在音乐风格上有混搭的实验性之外，《中国好声音》的选手们为了使中外音乐风格做更紧密的结合，在歌曲的语言学特性上也有所创新。
在《中国好声音》第四期的节目中，一位胖胖的长发女生，蓝黑格子衬衫搭配黑色牛仔裤朴实无华，她以一曲阿黛尔的《Someone like you》震撼了全场的每一位观众和导师，她就是郑虹。随后在第七期的晋级比赛中，她与李代沫完美合作了《如果没有你》，再次震撼全场，颠覆了她“中国阿黛尔”的形象。刘欢在本场比赛中说道：“郑虹在临时改成中文歌曲的时候，完全发不出声音，但是她的学习能力很强，她竟然移花接木地把阿黛尔的声音套在这首中文歌上，而且高音非常嘹亮地唱出来了，这是我非常惊喜的一步。”
用阿黛尔的音色和唱法来演绎一首中文歌曲，这不仅需要音乐性上的实验精神，在语言学特性也是极富有创造性的。英语和汉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不管是发音还是语法都很少有相通之处，因此不论是哪种语言歌曲的演唱，最重要的是要掌握读音的规律，然后依据此规律进行专业的发声练习，从而才能熟练地运用该语言进行演唱。
英语的读音和汉语的读音存在有许多不同，首先体现在“音素”方面。所谓“音素”是由元音和辅音组成的人类语言中最小的单位。在汉语系统中，音素包括有10个元音和22个辅音，一至四个音素可以组成一个音节；而在英语系统中，音素则包括20个元音和28个辅音，并且一个音素只代表一个读音。语言在真正读音的时候除与音素有关外，所利用的发声肌体也存在着不同的差异，英语的大多数辅音、元音发音的时候，其发声器官肌肉紧张度比汉语发音要用力，嘴形也张大得多，尤其是唇部的力度与唇形（嘴形）的变化很明显，如果中国人只使用发汉语的读音习惯，即使发这些相同的音素，仍然不会像英语发音，更不利于歌唱。[5]
其次，各个语言系统的拼读音调和歌唱音调也是各不相同的。如汉语的音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而在演唱的过程中则以歌曲旋律为中心，这就与平时的读音音调有所不同。在英语中，元音字母在重读开音节中的读音，歌唱的时候可能更加强调气息的控制；而元音字母在重读闭音节中的读音，以及元音字母组合在重读闭音节中的读音，歌唱起来则要求气息的流畅性。[6]因此，任何语言在演唱时的音调规律与平时交流时的音调规律是有一定区别的。
最后，欧美流行音乐演唱的发声位置较靠后，产生的鼻腔共鸣也更宽厚一些，因此欧美流行音乐听上去音域更广，低音厚重而不沉闷，高音嘹亮而不刺耳。郑虹从《Someone like you》到《如果没有你》，完美地将欧美流行音乐的发声方式嫁接到中国流行音乐中，营造出了一种“中国式的欧美音”，为中国流行音乐唱法注入了一丝新的气息。
3. 美声唱法和通俗唱法的交织
随着郑虹这种中外流行音乐发声方式的改变，在《中国好声音》第七期的舞台上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组合，男生运用浑厚宽广的美声唱法，而女生则采用细腻温婉的通俗唱法，一古典、一流行，将两种看似不搭调的曲风融合在一起，完美地演绎了一首《The Prayer》，赢得了全场观众和导师们的掌声。
美声唱法和通俗唱法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声乐演唱形式，其共同点是要熟练掌握发声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对各项呼吸器官、振动器官、咬字器官以及共鸣器的理解与感受，只有深刻理解歌唱器官间的相互作用，才能掌握基础的发声练习，只有正确的起音，才能为后来系统的声乐训练奠定基础。而它们的不同点则体现在气息的运用、呼吸的训练、以及共鸣点、发声位置等诸多方面。
美声唱法有一整套专业的训练方法，尤其重视呼吸的训练，纯呼吸练习法[7]就是其中一种较为科学的美声唱法气息技巧。而通俗唱法没有这么严格的呼吸训练。在喉位方面，美声唱法要求声音圆润而饱满，声音走向呈竖向进行，要求演唱者在吸气的时候尽可能地把喉咙底部打开，使喉头尽量下降，因此美声唱法的音域较通俗唱法来说更广、更宽，这种管状的竖向发声方法也使得美声唱法的音域延展性更快、更流畅。而对于通俗唱法来说，不论男声还是女声主要以真声为主，喉咙不用打开得太大，喉位较为偏高，因此所产生的共鸣效果不如美声唱法更具穿透力，音域也较窄，需要借助麦克风扩大表演者的音响效果，但是通俗唱法由于音位较为靠前，因而咬文吐字较为清晰，声音也更清澈一些。
佳宁组合将这两种完全不搭调的演唱形式交织演唱，带来了一种新的听觉享受，宽厚中渗透着柔美，细腻中夹杂着伟岸，真声假声的完美融合使得这种演唱方式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碰撞的里程碑。
“中国好声音”为通俗歌手搭建了一个创新实践的平台，各种不同演唱风格的混搭、不同唱法的交织、各种演唱方式的嫁接，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现，成为中外流行音乐交融创新的大舞台。这个节目是继湖南卫视的“超女”音乐选秀节目后的又一个引起大众关注的媒体节目，包括目前正在热播的“我是歌手”这些媒体节目不仅推动了通俗歌曲演唱专业的发展，而且更体现出当今流行音乐中一种新的音乐文化现象——多种流行音乐元素相融合，多元化音乐风格相借鉴，古典与流行、传统与国际相碰撞的中外流行音乐文化大交融。
注释：
[1] 由浙江卫视和星空传媒联合打造，并邀请庾澄庆、刘欢、那英、杨坤四位中国流行音乐乐坛极具影响力的明星导师言传身教的一档中国大型音乐选秀节目。
[2] 汪效华 陈燕 莫灵勤：《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P4
[3] 彭鑫：《爵士乐的发展历程及爵士乐在我国现状的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P6
[4] 汪效华 陈燕 莫灵勤：《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P161
[5] 徐元勇：《论欧美英文流行歌曲的演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3期，P90
[6] 徐元勇：《论欧美英文流行歌曲的演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3期，P91
[7] 指的是“身体仰卧，双臂向头上伸直，先吸足一口气，然后双腿不动，上身慢慢向上坐起与双腿成90度，在坐起的过程中伴随着吐气；之后上身再平躺下去，与此同时吸气；躺平后双腿伸直向上抬起，与上身成90度，同时吐气；最后双腿放下，并同时吸气。”田玉斌：《谈美声歌唱艺术》，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62
参考文献：
1. 汪效华 陈燕 莫灵勤：《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
2. 田玉斌：《谈美声歌唱艺术》，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 徐元勇：《论欧美英文流行歌曲的演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3期
4. 徐元勇：《中国流行音乐史导论》，《中国音乐学》，2008年04期
5. 罗洪：《美声唱法与通俗唱法之比较》，《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03期
摘要：受国际金融危机、国内经济周期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多重压力，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而产业问交融互动的产际关系，意蕴着化危为机。促进结构优化的出路在于科学发展，在于产业的互动融合发展。
关键词：产业转型升级；服务业；制造业：互动融合
现代经济发展的轨迹不断证明经济增长总是伴随着结构变迁，结构变迁推动着经济增长，两者互为因果，相互促进，贯穿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当前，产业转型升级不仅有其历史必然性，而且有其现实紧迫性。产业转型升级是指产业由低技术、低附加值向高技术、高附加值转化的演变趋势，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看产业升级，就是遵循工艺升级一产品升级一功能升级，价值链升级的路径，实现由“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高端”的攀升。然而，产业承载空间是有限的，并且产业之间存在着交融互动的产际关系。
随着现代分工的发展，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趋势不断凸显，有学者研究了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而变化的趋势（见下表）。可以看出，服务在制造系统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由管理功能逐步过渡到促进功能，战略功能，而且涉及的专业范围也不断扩大，从管理低层发展到产业的战略高层；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其战略的“推进器”效果表现在信息科技、创新与设计、科技合作、国际金融中介、投融资服务等方面。并且，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看，发达国家占60%-70%，其中美国已高达75%以上，中等收入国家占50%-60%；从服务业就业比重看，发达国家已高达70%左右，中等收入国家为50%-60%。因而，从本质上说，加快转型升级、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出路在于产业间的互动发展，尤其是制造业与服务业这两大产业间的互动融合发展。产业互动融合作为一种全新的产业发展模式和产业组织形式，它将产业的边界模糊化，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不同行业之间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逐步形成新产业属性或新型产业形态，推进产业的升级。这种相互依赖、相互作用、良性互动的关系，意蕴着转型升级过程中坚持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才是增强经济实力和产品竞争力，获取发展空间，保持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策。
一、制造业和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1．基于分工交换的互动理论。服务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制造业为服务对象的，而制造业整体水平和产品品质的提升，依赖于服务的附加和服务业的整合。A．佩恩指出，随着工业化的成熟与服务经济的发展，服务和制造已经卷入它们高度相关和补充的阶段。奎因(Quinn)基于分工交换列出了服务和制造部门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见图1），说明了服务和制造部门间效益的流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是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往复循环、不断强化的过程。国家外经贸部2002年的课题研究表明，目前在国际分工比较发达的制造业中．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停留的时问只占其全部循环过程的不足5%．而处在流通领域的时间要占95%以上。加快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双向互动融合，不仅可以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费用，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且可以为经济增长开辟新的增长源。
2．价值链理论。宏碁创始人施振荣提出“微笑曲线”的价值链理论，即用一个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来描述个人计算机制造流程中各个环节的附加价值（见图2）。
“微笑曲线”揭示了一个现象：在抛物线的左侧（价值链上游），产品附加价值逐渐上升；在抛物线的右侧（价值链下游），随着品牌运作、销售渠道的建立，附加价值逐渐上升；而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中间制造、装配环节技术含量低，利润空间小，成为整个价值链条中最不赚钱的部分。在制造业价值链中，25%是制造环节，而75%是研发设计与流通环节。这说明，经济发展对服务的需求不是在商品生产体系外部展开，而是由技术进步、分工深化和管理方式变革所引起的对服务的中间需求的扩展所带动，即在商品生产体系内部展开。这种对服务的中间需求大部分与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信息的搜集、处理、加工和生产有关。因此，这种需求所带动的服务业发展必将导致工业生产组织结构变革和分工的深化，一些服务环节将随着服务业效率的提高在专业化基础上从工业生产体系中分离出来。
3．经验借鉴。(1)北京以大力发展技术创新服务业，推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通过建立实施现代服务业促进主题、科技条件服务首都建设主题、北京重点产业技术竞争力提升主题行动，为现代服务业未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在产业重点上，一是促进汽车制造业与信息、保险、物流等现代服务业融合；二是推进电子产品制造业与软件服务、通信服务、网络服务、电视广播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融合；三是促进医药制造业与医药研发、物流和医疗服务产业的融合发展；四是积极探索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互融合的途径。(2)上海以推进生产业功能区建设，为先进制造业升级提供支撑。为促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上海市把发展生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加强了科技研发、设计创意、现代物流等生产业功能区建设。
北京与上海的经验表明，作为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的兴起和繁荣与制造业息息相关。首先，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发展能提升产业结构的转换与升级．产业互动融合往往发生在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因为高新技术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具有广泛的关联性。高新技术产业融人传统产业的过程就是用高新技术取代一些传统技术的过程，这将导致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边界模糊、甚至消失，引发传统产业的分化、解体和重组，促使传统产业迅速过渡为高新技术产业，促使较低层次的产业结构抛弃一般的演进过程，获得跨越式发展。与此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新的产品被广泛使用，新的服务被广泛普及，从而促进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的不断催生，旧技术、老产品、低层次服务不断萎缩或消失，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其次，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发展有利于整合资源，提高产业经济效益。互动融合有利于具有互补技术的企业通过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利用共同开发的平台，降低研发成本。互动融合导致的企业内外部组织的网络化，使得企业具备了更为快速的市场反应能力，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使得企业能更迅速地组织生产和销售，使得产品的规模生产变得更加容易，产品生产的柔性也得到提高，从而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促进各产业部门多头并进式发展。再次，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发展是扩大就业、实现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就业结构看，服务业就业比重为31.4%，而世界上大多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一般为45%，发达国家大都在70%左右。因此，以服务业为突破口，着力强化对制造业发展的配套服务功能，不仅可以有效提升城市对工业化的集聚和承载能力，更能够在深层次上打破限制城市发展的严重束缚，为城市化进程开辟更大的拓展空间。
二、对温岭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的调查与分析
1．特征分析
一是产业融合发展的经济基础业已夯实。近年来，温岭实施“工业立市”和“三产兴市”战略，初步形成以块状经济为依托，以专业化分工协作和社会化功能配套为支撑，突出延伸产业链、发展大企业和打造区域品牌优势的产业集群形态。1978-2008年，全市工业增加值从3790万元增加到231.25亿元，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8.62%跃升到48.59%。全市共有各类金融机构24家，物流企业221家（不包括个体经营户，下同），信息服务企业208家，技术研发和技术服务企业102家，商务服务企业381家，会计、审计、税务、律师、专业咨询等中介服务机构96家。经济平稳快速发展，GDP总量达到478.55亿元，人均年收入超过4000美元，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再上新台阶。
二是产业关联度日益增强。“十一五”以来，温岭工业经济继续蓬勃发展，2008年，全市实现规模工业总产值635.5亿元，同比增长19.6%；完成出货值180.9亿元，同比增长12.4%。目前，温岭产业已形成了摩托车及汽车摩托车零部件、泵与电机、鞋帽服装、炊具及金属制品、船舶制造、塑料制品、建筑建材、水产食品等支柱行业。小型农用水泵、不粘锅、中小型空压机等近10个工业制成品国内市场占有率位列第一，温岭正成为浙东南沿海最具区域特色的制造业基地。同时，服务业与制造业互相促进，快速发展、三次产业比例由2007年的7.6:53.7：38.7调整到2008年的7.9:52.8:39.3。2008年全市实现服务业增加值188.03亿元，同比增长13.1%，比全市GDP增幅高出2.2个百分点，增幅在台州市9个县（市、区）中位列第二，从业人员达37809人，占全部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的45%．增长16.1%。
三是产业互动融合的势头正逐渐显现。近年来，温岭紧紧围绕“三产兴市”目标，积极实施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战略，不断强化政策引领，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营造出良好的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环境。根据温岭市政府课题组对行业若干制造企业的调查表明，温岭20%的制造业企业有外包研发服务需求；50%的制造业企业有委托第三方物流的业务；80%的制造业企业有咨询服务方面的需求；40%的制造业企业有售后服务的需求。为此，温岭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大物流、大旅游、大商贸、大海运、大楼宇、大会展为重点，大力发展专业市场、金融保险、现代物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商务咨询、质量认证、信息与软件等服务业，推动生产业和生活业集聚发展，形成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的聚合力。2009年第一季度实现服务业增加值48.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2%。
2．瓶颈制约
一是生产业人才不足。人才资源总量不大，从业人员的知识水平偏低，专业素质不高，高层次服务人才更是短缺。从业人员中，中高级职称人员8230名，仅占生产业从业人员的18.25%。人才不足背后反映的是教育体系的不完善和文化环境的缺失。温岭市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对生产业人才培育的支撑作用还很薄弱。由于历史原因，温岭市的文化底蕴不足，人文素养欠缺，社会处于片面追求利益、忽视文化品位的状态。而人类的创造性劳动，需要高强度的信息流和高层次的文化环境来支撑，正是这些因素的缺乏，不仅使本地人才的成长缺乏丰厚的土壤，也使外地人才望而却步，引不进，也留不住。
二是产业配套和服务条件欠佳。从总体看，温岭制造业在较大程度上沿袭了片面追求速度，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增长方式，未能形成企业价格联盟、多层次错位竞争的局面，企业普遍存在着产品附加值低、同质化、市场竞争力差、抗风险能力弱等通病，多年来延续的“产品雷同一低价竞争一利润太低带来创新动力不足一生产更多更低价的雷同产品”的恶性怪圈一直无法打破．全市省级及以上高新技术企业仅46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开发经费为12亿元，占产品销售收入的1.95%。而国际企业界普遍认为研发经费占销售额5%以上的企业才有竞争力，占2%仅能维持。温岭尽管消费水平较高，但现代服务业发展远远没有跟上人们的需求，尤其是对服务国际化大公司来说，在生活、教育和卫生医疗配套服务等方面层次都欠高。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企业、产业间协作配套能力差，未能形成专业化分工协作、合理有序的发展格局，产业集群程度低。
三是服务体系亟待进一步完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竞争，不仅是现代制造业之间的竞争，同时更是现代服务业之问的竞争。从三次产业结构看，虽然2007年温岭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38.74%，但分别低于浙江省的平均水平，服务业目前仍以交通运输、金融服务等传统行业为主，发展层次较低。这表明温岭目前服务业发展的速度相对缓慢，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任务还很艰巨。主要表现在：(1)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总体上尚未摆脱“低、小、散、弱”格局，还存在总量规模偏小、产业层次偏低、竞争力偏弱等突出问题。(2)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严重缺乏大项目的带动，尤其是缺少标志性的亮点工程，形不成品牌效应。(3)生产业还无法为制造业提供有效和满意的服务，生产业所包含的大多是服务业中较高层次的行业，生产业发展的相对滞后直接影响着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也制约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4)商贸设施建设不能满足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消费资金外流现象突出。
四是政策支撑、规划引导不够．扶持政策方面过去长期向工业倾斜，第二产业比重居高不下，服务业扶持政策效应还未充分显现。政府引导服务业发展的功能薄弱，服务业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在规划和操作层面缺乏整体引导，造成服务业的功能分区不明确，服务业发展的集聚和辐射功能不强，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和系统优势。具体表现在：(1)服务业尤其是科技研发等新兴产业，对从业人员的知识和能力要求较高，从业后还须不断进行技术培训和更新，因而人力资源成本较高。但目前的税收政策把生产企业等同于工业企业，执行相同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税率，教育培训投入又不能作为成本在税前列支，加重了企业负担，不利于这些企业做大做强。(2)市场准入的前置条件设置过高，加之部分行业尚未全面放开，一些由政府部门下属事业单位脱钩而来的中介机构往往与部门藕断丝连，实行垄断经营，民营资本进入困难重重，服务业发展动力明显不足。(3)政府有关部门对发展服务业的重要性没有形成共识，在工作上表现为各唱各的凋，缺少相互配合与支持。市财政每年用于眼务业发展的扶持资金只有2000万元，专项用于生产业的就更少。(4)生产业融资困难，经营风险很高。这些企业大多没有自己的土地和房产，向银行申请贷款很难。研发、创意、软件、信息等产业具有高风险特点，且缺乏风险投资机制加以保障和扶持，政府的科技政策和项目评估体系也不适应这些产业发展的要求。
三、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的路径
1．加强产业关联，务实互动融合的基础。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都是工业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具有知识、信息与技术相对密集、产出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等特点。一方面，先进制造业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和支撑，是服务业产出的重要需求部门，许多服务业部门的发展必须依靠制造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发达的生产业，就不可能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制造业部门。围绕传统优势产业的优化升级，大力创建特色产业基地，组建一批产品设计、包装设计、外观设计等特色产业工业设计中心、产品策划中心、金融服务中心、物流中心等专业服务平台，以此促进传统产业与服务业的融合。
2．培育产业集群，推进制造与服务的和谐共生。产业集群不是仅仅某个产业或领域内企业群体的简单集合，而是涉及制造部门和科研、教育、金融、贸易、物流五大服务部门，是一个产业关联度高的有机整体。产业集群不仅仅是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地域空间上的累积和区际间的流动，而且强调在集聚过程中知识、技术等要素的重新组合与创新，以及本地熟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产业集群是保证各种行为主体相互之间各种活动具有更高效率的一种有效经济组织形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集群是工业基地的根本特征和竞争力的重要源泉。因而在产业互动发展中，要充分认识产业集群的重要作用，实施集群化发展战略，通过培育创新型企业，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积极发展园区经济，形成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发展重点产业的上游、下游相关产业，增强配套能力，提高产业链的竞争力；消除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为企业和产业依据市场规则向某些区域聚集创造条件；积极引导和鼓励同类产业集群化发展，形成规模和特色。就温岭而言要重点抓好汽摩行业、泵与电机、金属制品装备业、鞋帽服装、船舶制造、塑料制品、水产食品、新型建材等制造业与科技服务、金融服务业和物流业等现代服务业的融合。不仅要关注制造业生产加工环节，更要把上游的研发、下游的市场营销等纳入产业集群体系，延长产业链。不仅要关注制造业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更要关注金融、保险、物流、教育培训等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
3．增强自主创新，破解互动融合的现实问题。为适应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新形势，应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实现模式，使企业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制定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政策，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推动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和重组，支持企业组建各种形式的战略联盟。鼓励和发展专业化的科技研发、技术推广、工业设计和节能减排服务业，促进各种形式的知识流动与技术转移。重点扶持技术含量与附加值高、有市场潜力的龙头企业，对品牌创立、管理与延伸服务进行战略规划，由传统的接单经营转向品牌经营，加快从生产加工环节向自主研发品牌营销环节延伸，促进产业价值链攀升。
4．集聚产业人才，克服互动融合的瓶颈制约。实现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互动融合发展，关键在于拥有一大批专业性强的高素质技术人才和创新意识强的企业家。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谁创造出新的满足社会需求的知识产品，谁就占有竞争的优势。随着企业的飞速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非常迫切，人力资源开发是企业健康发展的保证。通过科技人才和经营人才的创造性工作，能形成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当前温岭的发展，与来自全国及全球优秀人才的集聚分不开，在今后的产业融合中，培育具有国际经营管理水平的群体，以及百万技术熟练工人，特别是熟悉世贸规则、通晓国际惯例、擅长国际交往的金融、保险、贸易、中介等专业人才，迫切需要更广泛地聚集一批领军人才，统领产业融合进程。
5．优化研发投入，构建互动融合的信息平台。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是建立在信息化平台上的。传统制造业需要进行信息化改造，先进制造业更是集中体现为信息科学技术的运用。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信息技术应用的深度和广度将不断延伸，融合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大。现代服务业中的金融、保险、物流、营销等需要通过现代信息科学、网络技术，将不同的经济主体、活动过程联结在一起，并且这种信息技术的应用本身就是服务过程。因此，加强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是融合的物质基础和载体。为此，要加强信息网络建设，搭建公共信息平台，加强区域信息合作，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从而为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打下信息基础。
6．转变政府职能，改善互动融合的机制环境。产业互动融合使得原有产业的产业链与价值链发生迁移，多个产业的产业链与价值链的各环节进行重新组合，这些具体过程的发生需要一个良好、宽松的外部支持环境，发掘最大潜力的创业环境是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根本动力。为顺应产业融合这一趋势，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措施来促进产业融合及产业的健康发展，从政策层面为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提供最大力度的支持和保护。在相关政策和资金、技术、税收等方面，对制造企业开展现代制造服务活动并对现代制造服务企业给予一定的支持和扶助。进一步拓宽投融资渠道，对于有利于制造业升级、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放宽审贷条件、项目融资、设立现代制造服务业产业投资基金的方式，充分调动民间资本和引进外资，积极安排符合条件的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同时，政府要转变职能，增强服务意识，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加强诚信建设，培育良好的信用环境和市场经济秩序，最终为企业的创业、投资和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7．发展区域协作，拓宽互动融合的外延空间。对一个区域来说，产业的有效升级转型一般有两条路径：一是沿着产业层次的不断提升，即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从轻工业向重化工业演进，这是众所周知的产业升级路径；二是沿着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价值链提升，即从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从低加工度向高加工度、从生产普通零部件向生产核心部件转化的产业创新升级模式。由于区域和全球化的联系日益增强，区域产业创新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要与其他地区和全球产业价值体系相融合，使创新要素跨区域和在全球流动。因此，要加强与世界范围内公司的合资、合作，吸引区域公司的资金、先进技术，尤其要吸引跨国公司在本地设立研发中心、采购中心、管理中心；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集团到国外投资，积极参与国际区域竞争，推进产业发展融入更大区域乃至全球产业价值链。
参考文献：
[1]李江帆，毕斗斗，国外生产服务业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4，(11)．
关键词：唐诗 侠文化 儒家精神
一、唐代诗歌的侠文化及其精神解析
“侠”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有文字记载的可追溯至韩非子的《五蠹》，汉代的司马迁曾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对“侠”的特征进行了概括，指出其“救人于厄、振人不瞻、不即信、不倍言”的特点。自此以后，侠的形象便负载着文化精髓逐渐深入到文学作品中来，且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汉魏以来，就有以游侠为题材的诗歌出现，但大都处于零散状态，无所谓形成风气或规模。到了初唐时期，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复苏、城市规模的扩大，为游侠的行动提供了物质前提；北方游牧民族的大规模内迁徙不仅使得中土文化进一步丰富，而且也使其雄杰剽悍的风尚引进，从而使得文化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为游侠诗歌提供了一个发展的空间，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唐诗中的任侠精神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它随着唐诗高潮的到来而扩展为诗坛上的普遍风气。人们对游侠形象的集中歌唱，以及对生活中狭义精神的开拓和赞美，表现了这个时代特有的精神风貌。”[1]具体地说，任侠上升为一种精神能够在唐代时期以唐诗为表现形式成为突出的文化现象，不仅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生活为它提供了浓厚的土壤，也是当时社会的必然要求。唐代社会上盛行的游侠风气，结合了特定历史时期的需要，加之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了强大的精神合力，推动和促进了唐代侠文化的繁荣。进而以一种文化的姿态、精神的引领甚至是时尚的膜拜方式从各方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理想和文学诉求。盛唐的诗人们所以不约而同地从任侠风气中吸取诗情，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提供了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精神力量。
唐代诗歌侠文化的精神意义就在于：它向我们昭示着作为社会存在的人，以他独特的开拓精神、自强性格、奋斗意识来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这是一种价值观的指引。这种以追求自己信念和实现自身理想的清醒信念，增强了面对现实问题的进取意识，敢作敢为的行为方式彰显了言必行、行必果的豪爽意气，体现了在盛唐时代的社会朝气。“任侠精神中表现出的对于勇武豪爽、建功立业、自由享乐等人生理想的追求，参与了文人人格理想、生活理想和审美理想的构建。他们将侠或任侠精神作为一种审美意象，寄托了自己的理想，抒发了建功立业的报复和怀才不遇的愤懑，形成颇具时代文化精神的审美情趣。”[2]可见，唐诗中的任侠精神从实质和内核当中是与博大的儒家文化心灵相通的，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核为任侠精神的张扬和发展提供了文化基础、社会基础、群众基础及信仰基础，反之，任侠精神以唐诗为载体代代相传又不断扩大着这些基础的范畴，并且以独特的方式丰富和解释着儒家文化的深刻内涵。
二、唐诗中的侠文化精神与儒家文化的融会贯通
在唐代，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士子们普遍有着一种强烈的自信心与责任感，他们自负有管晏之才，希望在这圣明的朝代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们将英雄之梦寄托在游侠身上，通过对唐前著名游侠的反复吟颂，抒发自己尚武任侠、卫国效忠、积极入世、立功边塞的渴望与豪情，以及肝胆相照、轻生死、重然诺、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品质，同时也发出了难遇明主、仕途坎坷的不平之鸣。因此，唐诗中的任侠精神实则与儒家精神交融汇通。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爱国效忠、积极用世。
唐朝国力的强盛，经济的繁荣，思想的兼容并包，文化的中外融合，使得唐代士人普遍有着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他们大都以帝王师、王佐之才自诩，在卫国效忠的同时，毫不掩饰对功名富贵的追求。初盛唐的咏侠诗中，多吟诵侯嬴、朱亥、鲁仲连等战国游侠，钦佩他们急人所难、誓死卫国、慷慨赴难的报恩与报国精神，以此来抒发自己对国家朝廷的忠诚热爱与对功名富贵的热切追求。这与儒家文化的经世致用的目标和出发点不谋而合。如虞世南的《从军行》：“涂山烽候警，弭节度龙城。冀马楼阑将，燕犀上谷兵。剑寒花不落，弓晓月逾明。凛凛严霜节，冰壮黄河绝。蔽日转征蓬，浮天散飞雪。全兵值月满，精骑乘胶折。结发早驱驰，辛苦事旌麾。马冻重关冷，轮摧九折危。独有西山将，年年属数奇。烽火发金微，连营出武威。孤城塞云起，绝阵虏尘飞。侠客吸龙剑，恶少缦胡衣。朝摩骨都垒，夜解谷蠡围。萧关远无极，蒲海广难依。沙磴离旌断，晴川候马归。交河梁已毕，燕山旆欲挥。方知万里相，侯服见光辉。”[3]226
第二，尚武任侠、立功边塞。
在唐诗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游侠的矫健英武的身姿和高强敏捷的身手。历史记载，秦汉以来至周隋时期的侠士都是武艺卓越之辈。他们“以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墨子《经说上》）。“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在现实生活中本来还有这样那样缺陷的长安豪侠逐渐被民众理性化、类型化，成为勇敢者冲决世俗法网的人格模式和行为规范，特别是对于渴求建奇勋、立伟业的唐代士人而言，长安游侠尚武使气、一蹴而就功名的个人英雄主义风范与传奇经历成为他们追求功名利禄、展示个人才能的最佳行为模式。”[4]通过歌咏唐前著名侠客的英雄事迹，来抒发对边塞时事的看法，表达自己重然诺、轻死生的侠义气节以及立功边塞的豪情。同时，唐代侠士不愿做白首死章句的儒生，亦不愿走正常的科举道路，从自身而言，他们更愿意从军边塞，由边将入仕。唐代的尚武任侠和立功边塞相互影响，形成互动形态，这种时代意识的塑造和任侠精神发扬，共同成就了唐代文学的恢弘大气，孕育出一批极具代表性、影响广大、意义深远的唐代诗歌，即咏侠诗和边塞诗。这对于儒家文化是一种发扬光大，更丰富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核。盛唐诗人对儒生的轻视，其实质并非是真正否定儒家和儒生，而是在于嘲弄那些没有实际学问、于国无用的腐儒，对那些博文广博、有经世致用之才的儒生还是非常欣赏的。如杨炯的《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3]611
第三，肝胆相照、重义轻利。
儒家与侠有共同之处，儒家提倡重义轻利，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把“义”作为一个人立身处事的根本。孟子把“义”提到至高无上的高度，认为“义”是高于一切的，君子不仅要重义轻利，而且当“义”与生命发生冲突时，应该毫不犹豫地“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些观念与侠的“义”的观念是一致的。“义”是侠的核心价值所在，侠客们视“义”的价值高于生命，为“义”可以毫不犹豫地舍弃生命。由此可见，侠对“义”的崇尚，显然受到儒家观念和精神的影响。也因此，侠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劫富济贫，仗义疏财，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成为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中一种不可多得的优秀品质。如王昌龄的《少年行》：“走马远相寻，西楼下夕阴。结交期一剑，留意赠千金。高阁歌声远，重门柳色深。夜阑须尽饮，莫负百年心。”[3]1421
第四，不平之鸣、悲士不遇。
在侠客们、士子们看来，士不遇是人生中莫大的悲哀，“士为知己者死”、见用于国家朝廷成为他们人生价值的体现。但是，现实往往非常残酷，在唐代的咏侠诗中，诗人们往往宣泄着一种怀才不遇的不平之鸣，就连盛唐繁荣的清平社会中，侠士们虽一个个自负有管晏之才，怀着经邦济世之志，渴求一个欣赏与重用自己的明主，但往往事与愿违，他们所面临的却常常是仕途坎坷、沉沦下僚的冷酷现实。这种认识与儒家文化中“学优而仕”不谋而合，正是因为学优而仕的意识价值观，使得唐代诗人对怀才不遇格外看重，从而创作了很多作品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感慨。如李白的《行路难》：“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坐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3]936
综上所述，唐代诗人的情怀和生活态度通过唐代诗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他们这种热爱生活、积极关照自我价值实现、谋求报国理想的态度与儒家的入世精神融会贯通。“侠与儒在文化表现上往往各有侧重，侠代表的是一种尚武传统，儒代表的是一种礼乐传统。”[5]
由于侠文化形式上总是强调个性的张扬甚至是不羁，而儒家思想则主张对个性的约束和导引，以期达到温和儒雅、中庸至善的境界。这使得二者看似互相矛盾，难以调和，然而，细品诗境，不难发现，二者正是以不同的形式追寻着同一归宿，侠的肩上担负着儒的使命，而侠的行为则表现出儒的追求，只是前者表现得张扬激进，而后者则显得平和温善。因此，唐代诗歌中所呈现和张扬的侠文化精神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一种与儒家思想精神融会贯通、相互促进和完善发展的积极入世的精神文化。
参考文献
[1] 钟元凯.唐诗中的任侠精神[J].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4）：18-24.
[2] 汪聚应.唐代任侠风气与初唐诗歌创作[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114-119.
[3] 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一、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差异与融合
（一）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是指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之间的交际行为。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这些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有自己独特的思维习惯，有独特的表达习惯，有不同的生活风俗，尤其是他们所具有的、不同的禁忌风俗。虽然这些彼此之间不同的文化背景，这些不同的习俗表现使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特点得到了淋漓尽致地表现，但它们也为彼此之间的交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些困难不仅有语言层面的表现，而且还有思维层面的内在原因。
（二）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差异翻译是实现跨文化交际最基础性的工作。如果没有翻译实践，任何一次的跨文化交际都不可能成功。所谓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差异是指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使交际双方在具体的交际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诸多不同。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这些差异，既可以从历时的层面分析，也可以从共时的角度阐释。从历时的层面分析，跨文化交际中的这些差异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个方面是指彼此交际过程中产生的不同，例如上文提到的文化背景、生活习俗等；从另一个方面分析，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差异还体现在不同时期，翻译者所遵循的不同翻译原则上。对此，有的研究者这样论述：近百年来，翻译理论层出不穷，从严复的“信达雅”到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从卡特福德(Catford)和纽马克(Newmark)的翻译语言论到奈达(EugeneA.Nida)的动态等值翻译，还有当今流行的诊释学派、操纵学派、文艺学派、符号学派等等。这也就是说，无论是在跨文化交际的翻译对象中，还是有关跨文化翻译的理论指导中，都存在着历时层面的差异现象。其次，从共时的角度分析，跨文化交际的实践中也存在着翻译中的差异现象。例如，汉语与英语之间的翻译存在着彼此之间的差异；汉语与法语之间的翻译也存在着彼此之间的差异；而且，法语与英语之间的翻译也是如此，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彼此之间的差异。因为汉语、法语、英语之间的交际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跨文化交际翻译中存在的差异现象在共时角度上，它还可以表现在书面语与口语的层面上。虽然从表达者的角度讲，其表达的内容无论是书面语中，还是在口语中，它们都应该具有相同的内容，但是在书面语和口语中，彼此用词却是完全不同的。
（三）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融合跨文体交际翻译中不仅存在着差异现象，而且还与此相反，跨文化交际中这种差异还表现出趋于统一的发展形式，即所谓的融合现象。跨文化交际翻译中融合现象的产生得益于彼此之间交际的发展。在跨文化交际中，虽然彼此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彼此之间的差异大于交际双方的共同点，但是随着彼此交际的加深，两种文化之间也呈现出彼此融合的现象。即交际双方在通过具体的交际行为认同原属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内容。例如，在当前中英之间的跨文化交际翻译作品中，出现了许多以汉语拼音作为拼写书写形式的词汇，诸如汉语的“饺子”这样的食品翻译就是如此，翻译者也没有用其他的英语词汇代替，但是英语使用者也明确了这类食品的特性。这就是跨文化翻译实践中的融合现象及其表现。当然了在汉语里还出现了这样的词汇“NOZUONODIE”。这是一句汉语与英语的经典词汇在跨文化交际的语境里逐渐形成的经典语言，它既有汉语词汇的读音，又有英语词汇的意义。这句“不作就不会死”的网络用语，不仅受到了国人的喜爱，而且它还走出了国门，出现在美国以收集俚语为主的《城市词典》中。
二、差异与融合和谐统一的翻译原则
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差异与融合是一种共存的ANHUIWENXUE安徽文学现象，它不仅制约着交际双方彼此的意义表达，而且它还制约着交际双方对彼此交际信息的理解。因为这种跨文化交际中的差异与融合，不仅表现在语言层面上，而且还表现在思维、生活习俗层面上。因此，从翻译原则的角度探讨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差异与融合是最为恰当地选择。然而，众所周知，在任何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交际中都存在着差异与融合现象，而这些差异也好，融合也罢，又都处于一个历时与共时的变化之中，很难有一种万能的翻译原则解决所有的差异与融合问题。所以在下边的论述中，针对不同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不同的差异与融合现象，拟定了不同的翻译原则，希望读者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灵活选用：
（一）语境原则在跨文化交际的翻译实践中，最值得翻译者关注的就是语境了。虽然在一般的研究者眼里，语境问题似乎永远与一种具体的语言相关，但是，在翻译实践中，特别是在跨文化翻译实践中，翻译者应该关注的语境却不止一个，既有关注翻译源语言的语境，又关注译文的具体语境。唯有如此，才能使交际双方完成交际活动，在跨文化交际翻译中通过差异与融合现象的统一来完成具体的翻译工作。否则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对异国的文化语境重视不够，甚至忽视，通俗地说，就是“翻”得程度不足，译得还不到位，接受的效果自然受影响。无需回避的是，有的译作，在句法上无懈可击，全无漏洞，但读起来感觉就不是英文。虽然研究者在此谈论的问题是汉语与英语交际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但同样的问题也可以出现在其他任何两种语言的交际翻译实践中。由此可见语境对于翻译效果的影响是多么的重要。所谓的语境原则就是指根据两种语言所处语境的不同，在翻译实践中利用对语境构成因素的增删来完成对交际意义的传递。特别是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而言，语境原则更有实际意义。例如，在《红楼梦》这一小说的翻译过程中，翻译者对于一个简单的称谓“老爷”的翻译就是如此。无论是翻译的英语语境里，还是在小说原文的汉语语境里，要想准确地理解“老爷”一词的意义，都不能离开具体的语境。当贾宝玉喊自己的父亲为“老爷”时，如果仅仅用“father”来对译，显然是不准确的。因为在这一声“老爷”的称谓里，小说的原作者还深深地表达出贾宝玉对父亲的敬畏，而这种敬畏的表达则是文化语境里重要的内涵。汉语翻译成英语需要翻译者注意语境对语言意义的影响，英语翻译成汉语的翻译实践也是如此，翻译者一定要注意对具体语境的交待。例如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第五十首的汉译过程中，有一句这样的译文：饶舌胡说的老头。而在汉语里，“老头”可都应该是一位了不起的人，都是一个正面的形象。为了使读者理解诗句里“老头”的含义，需要翻译者补充这样的语境构成因素，即“老头儿和远客都爱冠冕堂皇地撒谎”。
（二）意义原则任何一次交际活动中的翻译都应该以准确的表达意义为首要任务，跨文化交际也不例外。因此，在跨文化交际的实践中，把意义原则与语境原则并立。这也就是说，在跨文化交际翻译中，不仅要在语言的层面上注意词汇对等，而且还要考虑双方的交际背景，注意意义的表达是否准确。因为翻译中的词汇对等并不意味着意义的对等。因此，翻译者还要结合具体的语境，选择不同的词汇运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使译文与原文在意义表达上保持一致。对此有人这样论述：他（指葛浩文先生）本人在这方面是身体力行的，他虽从未脱离过西方文化环境，但仍不间断阅读英美文学名著，以丰富自己的词汇和获取多样的表现方式。例如，英语中的teacher一词与汉语中的“教师”一词是对等的，但是在汉语里，它不仅具有“教师”的意义，还代表着说话者对“教师”这种职业的一种尊敬。而对于后者而言，teacher一词在英语里却没有这样的意义所在。再如，对于“残疾人”一词的翻译，英语里有Disabledperson、Disabled、Disadvantaged等词汇与之对等。可是在跨文化的翻译实践中，随着英汉两种文化的不断融合，越来越多的翻译者选择了Disad-vantaged与“弱势群体”两个词汇取代汉语里根深蒂固的“残疾人”一词，因为Disadvantaged与“弱势群体”的对译，既表明这一类人在生理上存在缺陷的事实，又表明了这一类人在现实的生活中与其他人相比具有一定劣势而需要世人关注的现实。跨文化交际翻译实践中的意义原则可以使具体的翻译通过语言层面的“差异”，达到意义层面的“融合”。
（三）禁忌原则在跨文化交际的翻译实践中，还应该注意禁忌原则。无论是处于哪一个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在他们的生活中都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禁忌事项。如果在翻译实践中为了追求意义的表达而出现了违背他们禁忌的生活词汇，不仅会影响到交际意义的表达，而且还会影响到交际双方彼此情感的表达。例如：在跨文化交际的翻译实践中，当翻译者需要表述“落后国家”的时候，为了照顾这些国家人民的情感，往往把其转译为“发展中国家”。因为英语“de-velopingcountry”或者“lessdevelopedcountry”这些词汇都能既表达这些国家在发展中处于劣势的事实，又能使对方在国际交往中避免处于尴尬的地位，从而使禁忌原则在跨文化交际的翻译实践中得到了恰到好处的运用。跨文化交际翻译实践中的“禁忌原则”可以通过意义上的“融合”现象，达到突出彼此语言层面上“差异”的目的，才使跨文化交际中的翻译实践得到了圆满地成功。
［关键词］融资融券；初始保证金；维持保证金；Markov链；强行平仓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2）13-0031-03
2010年3月31日,融资融券交易试点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展开,标志着我国证券信用交易进入了新时代。1988―2007年,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额占整个市场交易金额的12%~21%；1999―2007年,我国台湾融资融券交易额比重达到了33%~56%(开昌平，2010)。融资融券交易增加了券商的获利途径,成为继佣金、资产管理以外的第三大收入来源(开昌平，2010)。我国两市建立之初存在融资融券交易,后由于缺乏监管,违规频繁,于1996年被证监会禁止(周远宝,程晓，2009)。重开交易后,随着券商之间竞争的逐渐展开,如何在这个曾经违规频繁的市场上设置科学有效的监管体系,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提供充足的流动性,便成了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为了监管融资融券交易,各国都制定了详细的保证金体系,但其理论依据和实现手段都未得到清楚的阐述。传统融资融券交易各环节相对独立,缺乏统一的风险控制目标,无法根据客户个性化的担保物组合及市场价格的变化准确调整券商面对的违约风险。本文采用发出追缴通知条件下,券商通过强行平仓获得负收益的条件概率(CPNR)作为风险度量指标。CPNR既考虑了客户违约的可能性,也考虑了强行平仓时市场价格的不确定性。采用样本学习方法构造Markov 链,为CPNR 的计算提供一个广泛适应和易于处理的价格模型。在券商事先确定的风险控制目标下,针对客户个性化的担保物组合及当前市场价格,基于CPNR 风险度量方法设置个性化自适应最小成本保证金体系,以控制交易风险和最小化投资者机会成本。
1 模型的建立
1.1 符号假设
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最低初始保证金比例记作m,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最低维持保证金比例记作w,融资者在开始融资时交纳的保证金为Q0(现金)加δP'0(是用于抵押的股票的数量,并且大于等于零),r单期利息率,T合约的寿命,Pi股票在第i天的收盘价格,wi第i天实际的维持保证金比例。
1.2 模型建立
2 实证研究
我们选取上海交易所上证180中的156只股票进行了实证研究,股票数据从股票上市开始到2010年4月30日结束,并且对我们的模型进行了样本外检验,发现根据我们模型设置的保证金体系下,有96%的股票可以通过检验,效果非常好。下图是以SH600000股票为例计算出的一份寿命为30天的合约70天的初始保证金比例和维持保证金比例以及抵押股票所占比率的大小变化,不难发现初始保证金比例大概在58%,维持保证金比例在112%左右。通过我们的动态保证金模型也说明目前国家制定的有关融资融券的两个保证金比例是非常谨慎的(初始保证金50%,维持保证金130%)。
SH600000连续70天计算结果,从上往下依次是股票价格,初始保证金比率,维持保证金比率,用于抵押股票所占总保证金的比率
3 结 论
本文采用样本学习方法构造 Markov 链,为 CPNR 的计算提供一个广泛适应和易于处理的价格模型。在券商事先确定的风险控制目标下,针对客户个性化的担保物组合及当前市场价格，基于 CPNR 风险度量方法设置个性化自适应最小成本保证金体系,以控制交易风险和最小化投资者机会成本。本文在融资融券交易的风险度量方法、保证金体系设置方法、交易流程设计和流程风险管理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和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开昌平. 融资融券业务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影响［J］. 中国金融,2010(4):56-58 .
［2］周远宝,程晓.次贷危机对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风险控制的启示［J］.经济师,2009(10)：84-85.
［3］Fortune,Peter. Margin Requirements,Margin Loans，and Margin Rates：Practice and Principles［J］. New England Economic Review，2000(9)：19-44.
[关键词]跨学科 复合型人才 学科文化 融合
[作者简介]孟成民（1981- ），男，江台人，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处，助理研究员，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广东 广州 510642）
[课题项目]本文系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研究项目“博士生教育质量链：构建与管理”（项目编号：2011TJK273）、2011年广东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项目“培养机制改革背景下研究生教育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要素优化研究”（项目编号：11JGXM-ZD04）、2010年度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培育项目“构建科学发展育人体系，提升农科研究生竞争力的改革与实践探索”（项目批准号：粤教高函[2011]55号）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08-0049-02
学科交叉不仅是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的要地，更是教育创新与科研创新的突破口。随着复合型创新人才需求的增多，培养跨学科拔尖创新型人才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目前，各个高校都积极开展跨学科人才培养。然而，跨学科人才培养必然会面临不同学科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因为每个学科都是一个“学术部落”，不同学科的思维方式、科研道德、学术氛围等均有所不同，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只有将不同的学科文化真正地融合到一起，才能有效地推动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一、学科文化与学科文化融合的含义
1.学科文化的界定与内涵。学科文化是一种亚文化，是学科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积淀的具有该学科特色的语言习惯、学科理念、知识体系、价值标准、思维方式、团队风貌、学术标准等同类文化意识，并可以通过学科成员在长期的交流、互动中得到传承与发展，学科成员也会受到学科传统与学科规范的熏陶，在科研、思维及言谈举止中显露出一些稳定而明显的文化特质。由于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知识又是文化的一种体现，因此，学科文化最重要的内涵就是学科在产生、发展过程中的知识积淀物。
2.学科文化融合的内涵。学科融合与学科交叉在概念上有所区别，跨学科也称“交叉学科”，一般涉及两个以上的学科领域。学科交叉是实践层面的概念，通过多个学科之间知识理论、研究方法的互相渗透，拓展出新的学科生长点，形成一个涉及多学科、多领域但又区别于其他领域的新学科。而学科融合是在理念层面上的一个概念，打破学科边界，强调的是学科之间的整合，学科文化融合就是逐渐消解学科边界即学科文化的差异，包括学科知识、学科管理、学科思维方式的融合，从而产生一些共性的文化。
二、学科文化在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学科文化是思想教育的有效途径，因为学科本身的价值标准、伦理规范、思维模式等会影响到学科中的每一个成员。学科文化的育人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规训功能。学科成员从进入学科起，在科研、学习的过程中通过与同一学科其他成员的交流沟通、参加学术活动等学术训练方式，逐渐熟悉该学科的特色，并受到学科文化氛围的熏陶或规训。学科文化中所包含的学术道德、思维方式、价值标准、语言习惯等，都潜移默化地内化为学科成员个体的科研素养与品质，这种育人功能既拓宽了思想教育的途径，避免了单纯的说教教育，同时更能渗入学生的心中，影响其一生。
2.激励功能。学科在长期发展中或多或少会涌现出一批知名学者，都有值得自豪的发展历程、学科传统与辉煌业绩，优秀学科文化的精华对后来加入的学科成员起到激励作用，他们会把学科内有学识的导师、有成就的前辈当作自己学习的榜样，从而产生共鸣。
3.约束功能。学科有其自身特有的研究方法、学术思维及科研习惯，经过长期的积累形成了约束其成的规范与标准。学科文化的规范性对于学科成员的意识和行为来讲具有一定的约束性，学科内任何成员的学术行为都必须与学科文化所体现出来的学术规范与道德标准保持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学术失范或学术不端现象。
三、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过程中学科文化融合的影响因素
学科文化虽是无形的，但对于跨学科人才培养有着重要的意义。复合型人才培养通常会涉及多个不同学科，学生从一个学科进入新的学科时，必然会受到原来学科的文化影响，这就与新的学科文化产生冲突或矛盾，融合多个学科文化，克服之间的冲突，实现两种甚至多种学科文化及知识在同一学科成员身上的聚合，对于培养复合型人才有着重要的作用。在不同学科文化产生冲突时，其融合过程会受到以下因素影响：
1.学科成员的个体差异。学科成员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在对学科文化的主动适应性方面存在着差异，这也影响着学科文化的融合。有学者研究表明，有五个方面的人格因素影响着个体的跨文化适应：文化共感性、开放性、情绪稳定性、社交主动性和灵活性。如果跨学科培养的学生拥有这些特点，就能够很快适应新学科的研究特色、学术规范、文化氛围、科研习惯等，并能将前后两个学科的文化主动融合，取长补短，求同存异，突破学科文化之间的障碍，融入新的学科文化之中。
2.学科文化的异同程度。也即学科文化距离，是指不同学科之间存在着文化的封闭性、群体性、排他性等特征，经过长期的发展积累了本学科固有的特色文化之间的差异程度，异同度主要与学科知识的深浅、知识体系是否严密、学科带头人的开放观念不同有关。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学科间交叉与渗透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学科间的融合动力来源于学科文化的整合，不同学科文化经过长期的吸收、融合，则会形成一种新的学科文化体系。学科间的文化距离越大，虽然整合的难度增加，但一旦融合成功，新学科的文化视野则更加宽阔，更利于学科的发展壮大。
3.与导师、同学、单位的互动。培养单位及学生本身的积极性也直接影响着学科文化的融合，培养单位或者指导老师如果对跨学科的学生培养抱有冷落、回避、轻视等态度，会直接影响学科文化的融合效率，这一点在平时研究访谈中也经常遇到。另一方面，当学生个体进入新的学科环境后，如果能够保持积极、虚心的态度去学习、思考并汲取新的学科文化，主动熟悉新进学科的知识结构、研究特色、学术规范、科研习惯等，并主动将新进学科与原有学科的知识相结合，则个体融入新的学科文化的效率将会大大提高。
四、促进学科文化融合与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的有效措施
学科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从层次结构上分析，可以划分为四个层面——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在学科文化融合的过程中相应的也要从这四个层面入手。而跨学科教育旨在培养高级理论创新人才和复合型应用人才，对于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最为重要的是要有较为实际的研究方向以及本土化的应用训练环境，因而一个合理的培养体制即制度文化是促使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过程中学科文化融合的关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按一级学科招生、培养、授予学位，拓宽培养口径。按一级学科招生培养学生的只有少数学校、少数学科，教育界对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的含义尚未达成共识。为了解决学科面偏窄的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推进按一级学科招收、培养研究生的工作，淡化二级学科，从而产生新的学术生长点，促进交叉学科的发展，同时，大大促进了学科内部的交流，促进不同学科文化之间的融合。一级学科下可以设置若干学科方向，可以是原来的二级学科，也可以在本一级学科内打破原二级学科界限，重新组合而成新的学科生长点或交叉学科的研究范围。每个学科方向的导师应形成一个学术群体，学科方向的导师群体应在招生、培养以及学位审核等环节的把关方面发挥作用，提升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质量。
2.加强跨学科的课程体系建设与教学方式的更新。合理的课程体系不仅起到构建合理的知识结构、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的作用，而且有利于良好能力结构的形成。为了有利于多学科宽口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要建立适应多学科交叉、拓宽知识面所需的跨学科课程，开设针对跨学科人才培养而设置某个交叉领域的专题讨论课，完善跨学科课程体系，使跨学科联合培养成为可能。同时，教师应启发跨学科学生由以前的被动式学习转变为学生自主进行的研究性学习、课题式学习，鼓励学生跨学科选课，让他们尽快掌握新进专业的基础知识和研究范围，并尽量用他们原有学科的知识讨论新进学科的前沿研究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会自觉地去实现知识和知识的连接与对接，实现学科知识的移植，并提升解决问题与分析问题的能力。
3. 构建多学科、多领域、多导师联合培养制度。一般来说，不同导师都有自己特定的一个或几个研究方向，并在该研究领域有所造诣及具备向纵深方向发展的研究潜力。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尤其是对于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等，更应采取导师小组集体指导的方法，聘请多学科、多研究领域的导师组成指导小组跨学科指导学生，这样才有利于拓宽学生的研究视野，使学生掌握多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充分发挥学科交叉指导力量，对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
4.建立多学科背景交流和沟通的渠道。为提升学生跨学科研究能力，应举办各种类型的学术论坛、学术沙龙、学术讲座等跨学科学术研究活动，学生在交流的过程中，不仅仅促进了学科文化融合，更容易碰撞产生思想的新火花，提升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与跨学科研究能力，形成浓郁的跨学科学习和研究氛围，从而实实在在地推动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
5.搭建学科交叉平台，培养复合型人才。不同学科间的交叉与融合已成当今世界科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为营造复合型高端人才培养的环境，搭建适合复合型高端人才培养的软硬件平台，通过组建学科群、建设跨学科的科研平台，推动科研多维深度合作，还可以搭建多样化的跨学科研究生学术交流平台，使不同学科之间在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方面取长补短、动态融合形成培养综合性创新型人才的更宽广的学术舞台。
[参考文献]
[1]曹滨，王世平.论学科文化培养在学科建设中的基础作用[J].中国校外教育，2009（2）.
[2]陈平.论学科文化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作用[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5（12）.
[3]刘慧玲.试论学科文化在学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J].现代大学教学，2002（2）.
[4]刘少林.高等学校学科文化建设研究[J].民办教育研究，2007（2）.
[5]周朝成.当代大学中的跨学科研究[DB/OL]. http：///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dbname=cdfd2008&filename=2008146540.nh&uid=&p=，2008-04-01.
[6]赵晓春.跨学科研究与科研创新能力建设[DB/OL]. http：///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dbname=cdfd2007&filename=2007097265.nh
关键词：民族文化；包容性；民族融合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137-02
在我国春秋战国之际，以华夏族为首的我国中原各古老民族已经走完了自己的历程，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的东方。我国是一个拥有多民族的国家，秦朝通过统一战争和各种措施，将原六国的民族和许多边疆外族都吸收容纳进来。汉朝承袭秦朝制度，经过几位励精图治的皇帝治理，使得统一多民族国家更加巩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分立以及少数民族内迁使各民族交流更加频繁，交流的深度也得到了加深，各民族融合得到进一步加强，各民族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到隋唐时期中国出现了空前强盛、空前团结的多民族国家统一盛况。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保持了良性通畅的联系，一些边疆少数民族共同尊奉唐太宗李世民为天可汗，还专门修建了直通长安的大路而且甚至与外国民族都保持了非常紧密的联系，所有的这些因素都为各民族融合的进行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宋元明清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大发展的时期，特别是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少数民族主动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和各种制度，促进了民族融合内化，为民族融合提供了持久的动力。
这也解释了为何在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被认为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体系。正是这种包容性，维系了中国传统文化脉络绵延不绝，它哺育出来的民族精神维系了我们民族的生生不息。陈寅恪说：“中国是文化大于种族”，就是说不同的种族之间的矛盾可以用文化来包容，和而不同。民族融合深层次上表现为民族文化上的融合，文化上的融合是民族融合最深的根。我国的民族文化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在吸收容纳国内各民族以及外来民族文化中表现出极大地包容性，不断地将体系之外的文化融入到中华文化体系当中，形成极具特色的新文化，使得我国民族文化更加绚烂多彩，持续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这种文化上的包容性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交流与沟通，不管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极大地推动了民族融合。
一、和而不同的儒家文化是我国民族融合的核心文化基石
儒家文化作为几千年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早已经在每个中华儿女的心中刻上了深深的烙印，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行为范式都有根深蒂固影响，正是基于这种影响力，儒家文化奠定了我国各民族交往融合的心理基础和文化基石。儒家文化的广泛传播过程使一些民族的教育方式和风俗习惯趋于汉化，因此使得这些民族更加容易与汉族交流和融合。和而不同、兼容并蓄是儒家文化体系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以其为中心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体系。宋朝以后，儒家文化经过不断发展而进一步系统化、世俗化，成为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强大的整合力量，成为推动各民族之间融合的文化纽带。“儒家文化中天人合一、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和谐观，表现出了中华民族文化和谐和开放的姿态，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很强的互化性和包容性，延续民族文化的生命力[1]。”中华本土文化在秦汉形成后，以广博的胸怀迎接各种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甚至境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基督教文化等纷纷涌入中华大地，他们在与中华文化激烈碰撞和交流以后，最终与中华文化融合到一起，文化的包容必然会推动民族的融合。
二、和谐共处的多元宗教文化是我国民族融合的剂
宗教一直被认为是民族融合的最好方式，因为它不仅可以为各个民族交流提供广阔的舞台，更重要的是它在思想意识层面上统一了民族之间的精神诉求，加速了民族融合的内化。宗教具有很强的融合精神纽带作用，从中国的历史看，信奉道教的少数民族比不信奉道教的少数民族具有更高的文化修养，更容易与汉民族和睦相处，也更容易与汉民族融合。在中华民族认同感形成过程中，多元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由于少数民族进驻中原而激化的民族矛盾，为国家的稳定统一和民族融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帝王对宗教都采取了怀柔政策，为多元宗教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这使得各民族的宗教能够和谐共处，促进了民族融合中的文化融合和思想意识的统一”[2]。元世祖忽必烈曾经诏令要求对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一并尊重，这种多元宗教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庞大帝国的统治；清代帝王也承袭了这种政策，同时尊重儒、佛、道三教，肯定三教的社会地位。和谐共处的多元宗教文化在深层次上促进了各个民族在文化和心理素质方面的相互包容、相互融合，为民族亲和力和民族凝聚力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大大地促进我国的民族融合进程。
三、科技、文艺、语言、习俗等方面的兼容并蓄是民族融合的结晶
古代历史上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以及灌溉技术传到少数民族地区，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汉朝时，汉族地区的穿井技术由内地移民传到了新疆地区，当地少数民族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加以发挥改进发明了坎儿井，坎儿井成为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进行科技交流过程中的重要结晶，以此为纽带加强了民族之间的联系。元丹贡布经历二十余年所著藏医学著作《四部医典》，这部医典是藏族医药学的奠基之作，还有蒙古族的《蒙藏合璧医学》、《医学四部基本理论》、《医学大全》等都是很有名的医学著作，它们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中医药学宝库，成为我国中医药学的重要分支。这些优秀的科技成果无疑是民族融合的产物，足见民族融合对古代科技进步的重要作用。
甘肃敦煌莫高窟可以说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方面融合的最重要成果，精美的壁画向我们直观地展示了当时民族融合盛况，莫高窟是我国的文化宝库，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民族融合的见证。唐明皇李隆基创作的《霓裳羽衣舞》是汉文化与胡文化的完美融合，从侧面反映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盛况。中国的民族乐器库也是由许多民族的乐器交融集合而成的，羌笛、胡琴、琵琶等少数民族乐器与中原的古筝等乐器相互交容在一起，共同谱响了中华民族浑厚的民族交响曲。
“汉语成为我国各民族之间交流的通用语言，它是历经辽南语、燕京语与通古斯语等语系相互冲击、吸收、锤炼而最后形成的，成为民族融合的重要成果”[3]。语言作为维系社会重要纽带之一，它承载着一个民族过去的思想和祖先的文化，接受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先人创造的文化。汉语承载我国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汉语是文化融合的产物，更是民族融合的成果。
春节不仅是汉族最重要的节日，而且满、蒙、瑶、壮、白等十几个少数民族也有过春节的习俗，在节日期间，汉族和大多数少数民族都要举行各种庆祝活动，这些活动大多以祭祀神佛、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喜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春节不仅成为国内56个民族团聚的时刻，而且也是海外游子寄托自己思念祖国之情的时刻，春节集中寄托了炎黄子孙对中华民族的深厚民族情感，也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
四、结论
民族文化在民族融合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它是一个民族的根。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是以其强大的同化力为前提的。它用这种强大的同化力去影响和改造外来文化，使之具有中国的特色。“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是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心理文化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不仅不能消化、吸收外来文化，还有可能被外来文化所同化，从而丧失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4]。但是由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根基深厚并且富于包容精神，其结果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不断同化外来文化。外来文化的进入丰富了中国文化，却并没有使中国文化丧失其特有的本色。“一切外来文化一旦进入中国，便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中国社会强烈的宽容气氛，甚至使得一些独立性很强的外来文化，也在不知不觉中融合于中国文化的整体之中。中国文化向来主张有容乃大，大乃久。文化上的包容性，使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在内部形成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局面，在外部则向世界开放，不断接受异质文化的激发和营养，从而使自身具有更强的生命力”[5]。充分发掘和弘扬中国文化中的包容精神要求我们要自觉、不断地吸纳外来文化，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秀文明成果，像季羡林先生所说那样既拿来又送去，把外国的好东西拿来，把自己的好东西送去，这叫做拿来主义和送去主义的结合。只要有利于文化发展和建设，都要毫不犹豫地拿过来，推进我国的文化建设，培育出精神振奋、品格高尚的民族精神。
正是我国一脉相承文化使得中华民族能够经历考验挫折却依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像钱穆先生所说：“只要文化生命持续，民族生命亦可相随持续”[6]。文化的包容性增强了中华民族文化生命张力，民族融合也在这种开放和包容的文化体系中得到了长足发展，民族融合亦具有了内生的生命张力。
参考文献：
[1]高秉涵.试论儒家大一统思想[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2]焦兴青.北魏孝文帝改革对我国民族大融合的启示[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9）.
[3]张海滨.论中华民族文化延续的根本原因[J].大连水产学院学报，2010，（2）.
[4]王瑜卿.论全球化视野中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4）.
一.一.一选题违景
总理在二0一三年政府工作讲演中指出:“要深化金融硕士论文范文领域改革,增进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于经济结构尤其是小微企业等的金融支撑。“面对于全世界经济疲软的态势,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的软着陆,中央采用了稳健的货泉政策以调理通胀水平,但是经济发展却不能是无源之水,因此需要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注入实体经济中,推进经济增长。鼎力发展金融行业,激励多层次的立异,正确处理民间融资的问题,建设多主体的征信轨制,才能提高金融服务对于实体经济支撑的效力。技术进步是金融立异的首要推进力。依据金融立异的顺应供给理论,供给前提的改善会刺激金融立异的产生。当前的信息技术革新,使市场介入者更及时地取得更充沛的市场信息,能有效地降低金融交易本钱,进而激励介入者主动的金融立异。信息技术进步的互联网时期的金融服务立异就是网络金融。网络金融是指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各种金融流动及瓜葛的总称,作为1种新兴的金融服务模式,其主要介入者是电子商务平台以及其他相干互联网企业,凭仗着其庞大的网络用户量及精准的数据发掘能力,以立异的工具以及交易方式提供金融服务,增进了传统出产经营模式立异发展,为经济转型以及价值创造提供新动力》网络支付以及结算是网络金融的1种基本支持。“1015”期间,电商网站快速发展,电商交易范围不断扩展,到二0一0年,已经有二.四九万家电商企业,电商行业发展进入成长阶段。从而衍生出来的第3方网络支付不断成熟,其运营主体逐步构成业务的独立性;同时,基于B二B、B二d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树立起来的网络信誉系统不断发展,为网络金融的行业发展降低了轨制本钱。业务独立以及信誉发展使第3方支付脱胎成为独立的细分行业。《中国第3方支付行业发展钻研讲演(二0一三)》的数据显示,截至二0一二年一二月三一日,我国互联网支付的用户数量约二.二亿,同比增长三二%;电子支付工具的普及率为三九%;其市场范围约为二九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一00%;从市场份额划分的情况来看,支付宝的交易范围排名国内第1位,汇付天下、网银在线则分别位列第2以及第3位。
传统金融服务的网络立异还体现为网络融资、网络证券以及网络保险。二00七⑵0一二年网络融资的市场总量由二000万元增长到二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二九八%。网络借贷平台遍地开花,迅速从大城市分散至中小城市。网络保险是另外一种立异的金融服务模式,指整个保险销售、保单设计签订、保费缴纳、理赔进程全面的网络化。依据中国电子商务钻研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网络保险目前范围接近四0亿元,年平均增速超过二00%,但网络作为保险销售策道,在所有渠道的占比仍不足四.七%,后进于世界平均水平,这说明了金融服务的上线率仍冇很大的上升空间,互联网企业可以继续施展其技术优势,不断立异,开辟商业蓝海。从以上数据以及资料不难看出,网络金融带来了交易工具、交易方式、市场介入者以及市场轨制等多方面的变化,已经经成了金融立异最重耍的1种体现情势。因而,本文选取网络金融为钻研对于象,除了了出现金融立异的成果,用产业链价值的视角分析其商业模式,钻研商业模式的立异对于网络金融产业及其个体企业发展的具体影响机制以及实践结果。
一.一.二选题的现实意义
本文着眼于以网络金融为代表的金融立异,分析金融立异对于互联网行业发展的作用。总的来讲,选题的现实内涵有下列4点。
1、网络融资能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当今国内的中小企业体量庞大,数量占到整体的九九%,对于GDP的贡献率达六0%,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主力军。但是,基于银行的风险管理政策,小微企业难以从银行取得贷款,其发展遭到了资金链的束缚。政协委员刘迎历曾经在其政协提案中指出,目前我国小企业贷款笼盖率仅有二0%,而九0%中型企业已经被笼盖,大企业百分百能取得贷款。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上,电子商务企业有患上天独厚的优势。在B二B模式中,小微企业是电子商务平台的主要服务对于象,长期的合作以及信息跟踪使电子商务平台充沛掌握小微企业的财务情况,利于树立信誉体系,屯批手续简快,破除了了小微企业的融资门滥,为我国小微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水源。鉴于网络融资与小微企业之间的紧密关联,对于网络金融这类新模式的发展及演变的钻研,有益于更好地舒缓小微企业融资的难题。
2、网络金融服务适应了群众网络消费的新模式。从需求市场来看,消费结构进级加快。传统服务行业的范围比重逐步降落,取而代之的是以金融服务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从支付结算到投资理财,群众金融消费的需求正不断增添。与此同时,消费主体以及消费模式正产生大转变。年青1代逐渐成为消费主体,而网络是他们糊口方式的首要组成部份。不难推论,跟着电商服务的规模拓展,网络将跟着代际变化成为主流群体的消费市场,而高附加值的金融服务也必然网络化。对于网络金融的钻研,对于揭露了消费模式的转变进程有侧重要意义。
3、网络金融有助于调剂第3产业及经济结构。从供给方面而言,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网络市场蓬勃发展。依据艾瑞咨询的统计数据显示,二0一二年我国电子商务交姑的市场范围到达八万亿元,同比增长二八%,占同年国内第3产业产值约三五%,培速比第3产业快一九.八%。解构电子商务市场细分行业,中小企业B二B业务占比五八.三%,网络消费业务占比一六%,合计超过七四%。因而,从数量而言,电子商务行业的发展壮大对于于第3产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性质而言,依靠于电子商务的网络金融是金融流动的1种立异,凭仗大数据处理以及更低廉的交易本钱,提供附加值更高的群众服务,从而带动服务业进级,调剂经济结构。
第二章文献及理论钻研综述
二.一金融立异的钻研评述
国内外学者在不同时代对于金融立异的钻研有不同的着重点。金融立异的钻研最初是探讨金融立异发生的缘由以及影响金融立异的需求与供给的因素;随后对于金融工具关注渐占上风,钻研内容可能是金融工具的组合、衍生物的风险定价等;近10年来,文献上要是以动态的视角,对于金融立异的发生、运行以及分散进程进行建模分析。
二.一.一金融立异的要素与框架
顺应供给理论是指市场供给拉动型的金融立异,包含了束缚诱导性理论、交易本钱理论以及金融介理论。一.束缚诱导性理论的代表人物是Silber (一九七五),他认为企业有客观束缚以及主观束缚,客观束缚是指客观的市场以及政治环境限制,主观束缚来源于企业主动设定的预算以及利润规划。如果市场以及政治环境的情况产生恶化,企业为了保证原来的效益会主动立异。Silber (一九八三)认为客观环境因素是不可抗的,实际上可理解为这是1种轨制性的供给。二.交易本钱理论以希克斯以及尼汉斯(一九八三)的钻研为代表,该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主因,而金融立异是1种情势上的响应,目的是为了节俭市场交易的本钱。固然交易本钱并不是单纯只通过技术进步来调理,竞争以及市场信息的完美都能降低交易本钱,以交易本钱的角度来判断立异的产生与否仍然是种常见的分析方 法。三.金融中介理论。Gurley&Shaw(I九六0)认为金融中介的数量增添对于金融立异有刺激作用。放松金融管制能够壮大金融机构的气力,为金融立异提供温床,焕发金融机构的立异动力。
第三章我国商业模式演化及其影响...........一三
三.一我国10年商业模式演化 .........一三
三.二商业模式立异影响企业发展的......... 一四
三.三商业模式立异影响机理的论述......... 一六
第四章网络金融的发源第3方支付行业......... 一八
四.一第3方支付行业发展示状论述......... 一八
四.二第3方支付的产业分析......... 二五
四.三基于产业价值链视角的第3方支付......... 二八
第五章网络金融的新发展网络融资行业分析......... 三一
五.一我国网络融资行业发展示状论述......... 三一
五.二 网络融资的产业分析......... 三四
五.三基于产业价值链视角的网络融......... 三六
[关键词]香港；文化；交融；英国；殖民
地处中国南部边陲的香港是中国最早遭受西方侵略势力冲击的地区之一，作为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之地，80年代的中英谈判使得人们开始关心香港问题。自香港回归以来，随着陆港关系的不断紧密，对于香港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97年前后是香港问题研究的高峰时期。随着时间推移，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渐渐降温。但近年来陆港交流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增多，要求研究要趋于现实和理性，更深层次的问题等待研究解决。英国殖民对香港文化影响深远，现对英国殖民时期香港的中西文化交融的研究做以下分析。
一、英国殖民时期香港的文化交融研究的发展进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期，学术界开始关注这一问题，研究者看到了香港文化的中西结合性，如郑德良的《香港的文化特征》[1]、麦文峰的《东方之珠的文化光亮》[2]。这一时期，学者把更多的视角放在中西方文化的沟通上，认为其不具有鲜明的本土性特征。与此同时香港本土的学者，也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对香港文化的影响，尤其是中国传统儒学在香港的发展，即新儒学，如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黄嫣梨的《香港的中国文化研究――以新儒学为中心的讨论》[3]。这一时期的对于香港文化的研究较为宏观，基本没与城市建筑和饮食文化相关的研究。大陆学者对于香港的认识还很少，香港学者对于大陆的认识更是少之又少。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几年时间里，对于香港文化的研究进入到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从文化史宏观来开，随着政治上中国收回香港，在人们潜意识里，大陆和香港的心理距离在缩小，文化交融越来越重要，研究着重于香港文化中华夏文明的痕迹，如朱树的《香港文化掠影》[4]、肖贤彬的《“香港人”的文化观照》[5]。同时香港最显张力的流行文化如：武侠小说，香港电影，粤语流行歌曲等迅速在大陆流行开来，学术界对这一现象也有研究如田本相的《香港文化一瞥》[6]。总体上来说，学术界把目光投向香港本身，关注香港文化的中西交融性，如钱虹的《香港究竟是不是“文化沙漠”》[7]、马霆的《香港文化面面观》[8]、杨益群的《走出“香港文化”评介的误区》[9]。同时，学者也开始关心香港对大陆文化的影响，首先探讨的就是受地缘因素影响珠江三角洲地区如安兴本等人的《香港文化对大陆的影响》[10]、陈丽君的《香港文化对珠江三角洲影响之现状及趋势分析》[11]、关志钢的《香港文化特点及其对深圳的影响》[12]、李小甘的《试述深港文化关系》[13]。
97年及回归后的几年间，学术界研究了香港文化发展的独特历程，研究重点在香港文化认同问题及“一国两制”下对香港文化发展的展望。如吴仲柱的《香港文化现状及其走向分析》[14]、严家岳的《香港文化现象的分析与展望》[15]、吴江的《香港文化认同问题》[16]、李道湘的《试论九七之后香港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17]。此时香港文化交融下，陆港之间的相互影响也逐渐扩大，对这一方面的研究有葛华的《香港文化与内地文化的双向作用》[18]、杨匡汉的《文化的驿站――香港与内地关系的一个侧面》[19]。
从文化史微观的城市建筑和饮食文化角度来看，吴耀东的《当代香港建筑的发展历程》[20]提出了英国殖民初期香港建筑的布局和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殖民主义色彩，但未进行更为深刻的研究。方元的《97后的香港建筑：变与不变》[21]进一步探讨了香港建筑中殖民文化的倾向。这一阶段对于香港建筑所体现出的殖民特点有一定研究，但研究内容和层次划分，倾向于建筑学。晓理的《风靡香港的快餐店》[22]率先着眼于外来饮食对于香港饮食文化的影响。吴燕和的《港式茶餐厅――从全球化的香港饮食文化谈起》[23]从人类学角度讨论香港饮食文化的多元性。文化饮食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茶餐厅代表了香港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很好的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交融性。
在近十年间对于英国殖民时期香港的中西文化交融的研究并没有很大突破，文化史研究重点在文化创意产业领域，尤其是电影艺术的研究如《王鹏香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经验及启示》[24]、李大伟的《内地和香港在文化创意产业合作研究》[25]。何志平的《文化政策与香港传承》[26]一书，从城市管理者的角度分析香港的文化交融。总体上来看，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基本没有新的成果出现。
二、英国殖民时期香港的中西文化交融研究的现状分析
1、英国殖民时期香港的中西文化交融研究的地位
英国殖民时期香港的中西文化交融属于文化史范畴，从香港史研究的范围来看，学术界着重于研究香港的政治史和经济史，对文化史的研究不够重视。香港是“一国两制”的率先实践地，一些学者也认为解决可以借鉴香港模式，因此对于香港政治史的研究相对较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共党史专业也有专门培养研究港澳台政治史方向的人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也下设台港澳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也多半为政治史。80年代香港经济开始腾飞，一度位于亚洲四小龙的位置，金融业作为香港的支柱产业，自然而然吸引了更多的人的关注。在珠江三角州，前店后厂模式带动了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也专门研究香港经济。但香港从最初的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发展到今日的国际化大都市，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英国长达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对香港文化起到十分重要的影响。然而香港与大陆血脉同宗、文化同根，中西文化的交融在香港更为突出。对于文化史的研究，无论从整体学科来看还是从史学界的研究来看，都相对薄弱。研究者所能获取的一手资料有限，并且多数研究者缺少香港文化的实际体验经历。英国殖民时期香港的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性及其重要的作用和地位，还没有被学术界真正认识到。总体来看，英国殖民时期香港的中西文化交融的研究动力不足，并且缺少后备力量。
2、研究角度的单一性
英国殖民时期香港的中西文化交融的研究范围其实十分广阔，包涵思想文化、教育理念、、文化心理、城市建设等都是它的分支。但就目前来看，从历史学出发的研究角度相对单一，研究面窄。近些年来的研究大多走了97年前后研究的老路，与其他专题之间缺少联系，总体相对孤立。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也是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研究多从一种俯视的角度来展开，多半从大陆的角度出发，明显带有很强的主观意识形态色彩。这使得文化史的研究偏向于政治理论化，缺少了文化史应有的魅力和独特的美感。
3、文化的稳定性与现实的多变性
英国对香港的殖民是历史问题，具有稳定性，但世界大环境的改变和中国大陆的崛起使得香港文化具有多变性的特点。文化的稳定性与现实的多变性并不矛盾，文化的原始性和传承性特点决定了它的稳定性，在很长一个时间段里不容易改变。香港文化的本质内涵亦是如此。但在英国殖民时期，香港文化的特殊性及其重要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它与外在因素的密切关系。随着时代的变迁，对香港文化的研究不能从俯视的角度出发，或是停留在展望的阶段，一定要根据现实的发展情况，结合实际出现的矛盾及问题，追根溯源对其进行深层分析及探究。
三、英国殖民时期香港的中西文化交融研究的发展趋势
1、研究角度的划分
英国殖民时期香港的中西文化交融属于文化史研究范畴，包涵概念十分庞大。对于文化史的研究，前些年多从宏观整体角度出发，近些年来相对细化。从研究内容的地位上来看，整体和部分都应该并重。只注重整体研究容易陷入空泛、漂浮的误区，作为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部分，今后英国殖民时期香港的中西文化交融的研究角度应该从微观入手，当对微观事物和现象的研究有了一定的积累和成果，可以综合起来，研究文化整体。
这一议题与中国大陆、中国香港、英国都有密切联系，各地研究者由于教育和生活背景不同，在分析、评价某些历史现象或历史事件的时候，站的角度也有所不同。研究中应当减少意识形态对研究者的干扰，尊重差异，增加交流，使得研究更加客观和深入。
英国殖民时期香港的中西文化交融最直接体现香港文化的特点，是香港文化史研究的根基。它与政治史、经济史密不可分，与社会史，关系史更是紧密相连。在研究过程中，应当重视各专题之间的联系，减少主观臆断，以一个更客观的态度和更全面的角度来综合分析问题。
2、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从研究的深度来看，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丰富多彩、各有特色，其内在成因更是错综复杂。英国殖民时期香港的中西文化交融的研究不能停留在表面叙述、单纯罗列的层次上，要由表及里，深刻分析事物和现象的本源。香港的中西方交融有其独特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所以研究不能停留在理论化的交融之中，应当注重文化背景的构建、人文心里的变化和沟通交流的过程；同时，也要看到到交流背后的影响和最真实的社会发展情况。文化外在的表象只是研究文化史的入口，研究应该往更深层次的方向发展。
从研究的广度来看，研究的时间范围可以扩展开来，从初始殖民阶段到殖民扩展阶段再到后殖民时代，时间跨度很长。文化史研究的内涵十分丰富，例如香港居民日常的衣食住行、建筑特色、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等都是与香港人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能反映殖民时期香港文化的发展历程和其独特的魅力，很有研究价值。
以上主要就英国殖民时期香港的中西文化交融研究的发展进程、现状及研究趋势经行了评述。总体来看，学术界对香港的研究在97年前后是一个高潮，97年之后逐渐变缓。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研究，也有一定的成果。其中对于英国殖民时期香港的中西文化交融的研究时有提及，但总体来说，研究不够深入，缺乏新意。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已经终结，但殖民留下的印记并未消除，反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一方面可以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到启示；同时要全方位，多角度的进行深入思考，以推动英国殖民时期香港的中西文化交融研究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郑德良：香港的文化特征.载《南风窗》，1988年第9期。
[2]朱树：香港文化掠影.载《世界文化》，1994年第1期。
[3]肖贤彬：“香港人”的文化观照.载《当代港澳》，1994年第1期。
[4]钱虹：香港究竟是不是“文化沙漠”.载《社科信息文荟》，1995年第21期。
[5]杨益群：走出“香港文化”评介的误区.载《特区理论与实践》，1996年第7期。
[6]吴仲柱：香港文化现状及其走向分析.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7]严家岳：香港文化现象的分析与展望.载《广东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第2期。
[8]李道湘：试论九七之后香港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7年第9期。
[9]杨匡汉：文化的驿站――香港与内地关系的一个侧面.载《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10]吴耀东：当代香港建筑的发展历程.载《世界建筑》，1997年第3期。
关键词 媒介间性；媒介融合；本体论；媒介边界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提出，媒介技术在分化，而文化在融合。新旧媒介融合发展是当下媒介现状的主旋律，随着融合进入纵深阶段，探索媒介融合的深层规律已成为重要议题。本文通过分析媒介间性（intermediality）理论在西方学术界的发展脉络，挖掘其在新旧媒介融合传播中的新价值，并将媒介间性视为重新理解和诠释媒介融合的一个理论维度，探讨其在当下重新获得新概念内涵的可能。
对于媒介间性概念的来源，学术界说法不一、争论颇多，最典型的现象就是它经常被当做一个新发明的概念。实际上，作为一个术语，媒介间性在西方学术界有二十余年的历史，在人文艺术多个领域形成丰富的理论传统，但其在传播学领域尚属新兴概念。《英汉大词典》对媒介间性intermediality的前缀“inter-”的解释为：1.表示相互；2.表示“在…中间”，“在…之间”，“在…内”，因此中文文献中的intermediality有两种译法：“互媒体性”和“媒介间性”，本文采用第二种译法。在概念内涵上，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有重合之处，两者都关注新旧媒介之间关系。不同的是，媒介融合侧重媒介技术维度的关系，而媒介间性则侧重媒介文化维度的关系。维尔纳・沃尔夫（Wenner Wolf）认为，广义的媒介间性涵盖了不同媒介间的任何关系，狭义的媒介间性则聚焦人类艺术作品中一种以上媒介参与的现象。
作为一个舶来品，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两个概念发生联系是一个新现象。自2010年始，为了更为清晰地阐释媒介间性的内涵，研究者们常常将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相提并论，这个做法回应了数字技术引发的媒介边界消解现象：一方面产生了融合的数字终端，另一方面则是同样的信息或内容在不同媒介之间穿梭游移。媒介融合关注前者，而媒介间性关注后者。在理论前提上，媒介融合被视为具有浓厚的技术中心论色彩，而媒介间性则被视为具有文化中心论背景，两者既有区别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的关系浅析
对于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之间的关系存在多种说法，有人认为媒介间性是媒介融合的补充，即“补充说”；有人认为媒介间性不仅是一个学术概念，而且是一种理论和方法论，其解释力在传播研究中超越后者，即“超越说”。对于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的理论倾向，还分别存在“技术中心论”与“文化中心论”的说法。
“补充说”认为，媒介融合关注的是传统媒体如何利用新媒体技术实现自身进化，而媒介间性关注媒体间相互作用力所产生的传播效应，可以与媒介融合形成补充关系。每一种新媒体与旧媒体之间都存在密切的联系，而这种相互关系以具有强大冲击力的新媒体的作用为中心，具有各种媒体在震荡的媒体环境中寻求新的平衡关系的特点。而“超越说”则认为，媒介融合理论充满技术乌托邦色彩，在当下新旧媒介并存的环境中存在局限，其根本缺陷在于掩盖了媒介数字化变革中内在的结构性变化与社会性变化，通过强化同质性的过程，媒介融合模糊了媒介变革中的区隔性，所有的现象被同一个概念覆盖。而媒介间性则更多将注意力放在传播环境的特殊性中，因此能够超越媒介融合的缺陷。芬兰学者尤哈・海尔克曼认为，“媒介间性比媒介融合提供了更为有用和有效的方法，用以分析媒介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影响与后果。媒介间性的概念更加注重于变幻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中媒介形式的持续性和媒介的结合与再结合（articulation and re-articulation）”。
由于历史背景与理论传统的差异，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代表着不同的媒介观。尤哈・海尔克曼（Juha Herkman）提出，媒介融合是技术中心论，而媒介间性是文化中心论（表1）。
媒介融合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伴随媒介数字化而兴起的概念，一般被认为由美国未来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olas Negroponte）提出。此后，媒介融合成为一个兼容并包的概念，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为传播学与媒介产业研究中的热门术语。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伊索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在《自由的科技》一书中提出，技术驱动的整合一直是媒介融合概念的主要面向。由此，媒介融合披上了技术决定论色彩。不同于前者，媒介间性发端于人文艺术领域，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为文学、文化、戏剧电影等研究领域的热门术语，因此披上了文化决定论色彩。
在历史上，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有过多重交叉，但其重心与媒体融合倒是恰恰相反：媒介融合强调的是技术视野下的媒介共性，媒介间性强调的是文化视野下的媒介边界。而在宏观意义上，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并不矛盾，可以共同指向未来“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由此，媒介间性可以成为重新理解与诠释媒介融合的另一个维度。
二、媒介间性概念起源与发展
（一）媒介间性的起源
媒介间性的源头曾被视作一种艺术创作思潮。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媒介间性起源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来源于激浪艺术家迪克・黑根斯（Dick Higgins）的跨媒介（intermedia）创作理念及相关论著。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对于媒介间性的讨论集中在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艺术中，聚焦于文本与形象之间的关系。作为学术术语，媒介间性出现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其跨学科之旅中，媒介间性首先受到电影研究热烈拥抱，戏剧研究也对其展开正式讨论，由于其概念背景原因，文学研究是否已全面接受此概念则尚不明确。
在文学领域，媒介间性被视为二十世纪末期英国文学研究中的一种跨媒介转向（intermedialturn），在这个范式中，研究者倡导于以文学为中心，用媒介间性概念探讨文学与多种媒介之间的多重交叉关系。而文化研究对于媒介间性的系统性分析始于对数字化和互联网的讨论，主要聚焦在它对于文本的影响。通过媒介间性概念，文本间性的概念被扩展，应用到数字互联网文本形式的分析中。而在艺术研究领域，媒介间性被认为是二十世纪艺术与媒介研究的主流，其概念历史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学者倾向于将媒介间性视为一种更为宽泛的思潮，所有后现代艺术和媒介均席卷其中。
对媒介间性的讨论是二十世纪末期欧美人文艺术研究领域的一个理论转型现象，其背景是媒介数字化浪潮对文学和艺术生产领域形成全面影响，是学术界对于媒介技术变迁驱动文学艺术生产转型的回应。而现在，以往对于媒介间性的定义开始面临挑战，越演越烈的“后媒介”环境将为媒介间性带来新的理论空间，同时媒介的商业化、全球化、数字化趋势，更使其作为一种跨学科理论愈发凸显出来。
（二）本体与融合：作为艺术（文本）生产方式的媒介间性
媒介间性与戏剧电影研究颇有渊源，许多研究者推崇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认为媒介在艺术（或文本）生产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独特的媒介，这种媒介将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区别开来。克里斯托弗.B.巴姆（Christopher B.Balme）曾总结三种“媒介间性”研究的范畴：1.一个创作主题从一种媒介转移到另外一种媒介；2.媒介间性作为文本间性的一种特殊形态；3.在不同的媒介中，对某一种特定媒介的美学传统进行再创造（re-creation）。另外，研究者对于媒介间性的讨论充满本体论色彩，延斯・施勒特（Jens SchrOter）认为，媒介间性意味着对媒介的重新界定，一种媒介只有在与其他媒介发生联系时才能界定此媒介的本体，单独对一个特定的媒介下定义是不可能的，除非拿它与其他媒介相比较。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媒介定义模糊是常出现的问题之一。尤哈・海尔克曼认为，媒介间性理论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通过媒介相互之间的作用和联系来界定某种特定的媒介，“预设不同媒介之间存在这么一种关系（媒介间性，笔者注），媒介身份才能通过相互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被认可和被阐释。对媒介身份的重要思考是媒介间性研究方法的关键所在。”对某种媒介进行界定时，媒介间性会将媒介置于某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对媒介的定义来自于媒介与其他媒介作为比较研究时产生的意义，有利于研究者沿着历史脉络梳理某种媒介在不同社会情境或媒介环境中与其他媒介的关系，进而探索媒介身份及价值回归。例如，在对电视媒介的阐释中，学者菲利普・奥斯兰德（Philip Auslander）曾通过电视与其他媒介进行对比得出结论，认为电视是电影、戏剧、广播等媒介的融合形式。“电视不仅仅是简单地改变了现有的媒介形式（戏剧、电影、广播），而是改变和融合它们，把它们变成不一样的东西。”
在此范式中，媒介“边界”（boundary/border）的穿透是媒介间性概念的基本范畴，而近十年间，随着电子媒介的迅速发展，媒介与艺术的边界逐渐模糊，以往媒介间性概念中的媒介“边界”穿透的标准不再适用。在2010左右，媒介间性研究出现新的趋势，媒介“边界”讨论再次出现热潮。尤尔根.E.米勒（J n rgenE.M ti ller）论述认为，媒介间性是对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杂交”（media hybridity）的延展，麦克卢汉暗示媒介之间有固定的边界，而媒介“杂交”概念对于跨媒介研究来说非常狭隘，而媒介间性包含了跨媒介过程的社会功能层面，该层面与媒介地图中的文化技术互动相联系。劳斯・埃勒斯特罗姆（Larse EllestrOm）认为，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交叉，而非相互隔绝的，“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媒介间性是已经建立的媒介边界被穿透的结果，实际上，媒介边界并不天然存在，但是为了解释媒介间性，我们需要讨论边界。”上述在本体论意义上对媒介边界的讨论丰富了媒介间性的内涵，对于如何解释融合背景下新旧媒介之间边界消失的现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它或许暗示着，媒介间性研究的重心将是技术融合之后新旧媒介在内容生产与传播领域的新现象。
（三）意义与融合：作为文本间性延展的媒介间性
在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媒介间性被视为文本间性在媒介范畴内的延展或创新。在这个范式之中，研究者首先反对抛弃文本、或背离以文本为中心去研究“文本一媒介”的关系。维尔纳・沃尔夫（Werner Wolf）认为，媒介间性的概念不是一个理论上的假想物，而是来自文学与媒介的关系，“在历史上和当代现实中有实质上的根基，上千年来被我们称之为文学的东西，与其他媒介发生了多重交叉关系。”其次，研究者还将媒介间性视为一个可与文本间性相对应、相比较的概念。“文本间性认为所有的文本都和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都是有迹可循的，对于媒介间性来说，媒介来也是如此。”“（媒介间性）在广泛的意义上，也是我们这里所认可的，是文本间性之与媒介的对等概念，它涵盖了不同媒介间的任何关系。”
文本间性概念指向媒介维度，最早可见于约翰・菲斯克（John Fisk）对文本间性的阐释，他将大众文化文本的文本间性分为水平和垂直两个纬度。文化学者米克・莱赫托宁（MikkoLehtonen）认为，垂直文本间性因文本与传播媒介发生联系，因而与媒介间性概念联系更为紧密。“在文本间性的概念中，所有的文本在阅读中都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文本发生联系，文本知识被读者所拥有。媒介间性的概念转而表明，这些其他的文本、以及文本知识，并非一定或必须来自于相同的媒介。”因此，他将媒介间性定义为“超越媒介边界的文本间性”（图1）。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对文本间性的讨论，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上，都在试图阐释跨媒介理论。尤其是在九十年代，媒介间性实际上顺着巴赫金的对话概念与克斯提娃的文本间性理论，为这两者提供了基础条件（Irina 0.Rajewsky，2005）。在国内，媒介间性亦被认为源自巴赫金或克里斯提娃，也是因为其与文本间性长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这种说法遭遇到广泛批评，克里斯托弗.B.巴姆批评文本间性限制了媒介间性的空间，或者使得媒介间性泛化。尤哈・海尔克曼（Juha Herkman）批评这种思路是特定领域的学者为保持学科纯粹性的思路，媒介间性应与文本间性这些概念区别开来，如果可以被作为一种不同媒介间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关系而被广泛理解，它将会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概念。杨霜也认为，媒介间性与文本间性有着共通的思维角度，同样具有反权威、反逻辑、去除中心、消融界限的特征，但如果涉及到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关系研究，互媒体性（媒介间性的另外一种译法，笔者注）比文本间性涵盖的内容与形式更为多样，影响力也更为强大。
（四）融合与文化：作为媒介认同机制的媒介间性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之下，媒介间性研究开始关注新旧媒介边界消失之后发生的文化融合现象，如信息的穿梭游移、意见的冲突协商，意义的逐渐趋同。亨利・詹金斯曾提出的融合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概念，将媒介融合视为一个文化转向、一个消费者驱动的机制。消费者移民式穿梭于各种媒介，通过互动与集体智慧建构自己的神话，构成媒介文化的新面貌。“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一切，每一个人知道一点，如果我们能倾泻我们的信息、合并我们的技能，我们就可以将碎片放在一起。”媒介融合中的文化转向促使我们思考，在一个重大媒介事件中，哪些媒介或传播主体能起到沟通、协调和整合的作用？
传播学领域中的媒介间性研究往往聚焦于此。例如，尤哈・海尔克曼曾研究2006-2008年芬兰政治选举，结论是芬兰政治传播领域传统媒体仍占主导地位、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隔阂依旧，以至于无法形成融合文化。“并非像融合概念所说的‘走到一起’，传播与媒介在格式、标准等方面的多样性甚于以往，更有历史、社会、美学和体制等方面的因素使得对单个媒介的认同顽固持续着。”杨霜以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事件为例，分析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渠道互补、内容分享和内容对立”的关系，认为传统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具有“安全倾向”，网络媒体具有“危险倾向”，而“第三方机构”（研究机构的学者群体、民间社团组织）“成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有效结合的‘互媒体’实践的重要平台，成为借助网络媒体互动优势提升传统媒体信息质量的有效手段，最终为促进科学传播与民意和谐互动做出贡献。”在现有相关研究中，每一种媒介均被视为独特的媒介形式或内容生产方式，研究者在此基础上考察其在传播领域的角色关系、相互作用和影响力。如在关于芬兰政治选举的研究中，尤哈・海尔克曼采用访谈法界定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在竞选中的角色与特征，并根据四种媒介的特性推论新旧媒介之间的关系。与此类似，杨霜也在媒介间性研究中提及四种媒介的不同功能，借此推断新旧媒介危机事件传播中优势互补的状态。
孟建提出，媒介融合的“数字终端”转向实现了数字技术对媒介边界的消解。“媒介与媒介之间的传统界限化为乌有，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内容得以轻而易举地实现共享，媒介与媒介之间的融合，不再只是必要，而成为了必然。”在边界消失之后，媒介间性研究关注的是信息在不同媒介间逐渐调适、实现受众认同的过程与机制，其核心为新旧媒介融合传播可以推动媒介向心力，强调媒介的凝聚力与社会整合功能。与媒介融合不同，媒介间性对新旧媒介互动关系的研究深入到信息聚合、意义整合、文化融合的层次，尤其关注集体意识的凝聚和群体身份认同。
三、媒介间性是重新理解媒介融合的另一个理论维度
尽管同时发端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却在数字化浪潮中形成了不同路径。媒介融合一词在大众视野中频频出现，而媒介间性则稍显冷僻。当下，两者殊途同归，共同指向新旧媒介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媒介间性既非媒介融合理论的补充也非超越，而是重新理解媒介融合另外一个维度。
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关系，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传统媒体建设新兴媒体，二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互动发展，三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现在正进入第三个阶段。融合已成为当下媒介关系的主流方向，而文化融合是新旧媒介之间融合关系进入复杂阶段的时候发生的。随着新旧媒介融合走向纵深阶段，以技术决定论为导向的媒介融合在解释新现象时难免乏力，尤其是在文化层面，未来媒介将在内容生产、传播结构、价值观念领域发生一系列深刻变革，这并非媒介融合一词所能完全解释，而媒介间性作为另外一种维度，重新理解与阐释媒介融合带来的变化。
在媒介融合背景之下，新旧媒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交叉重合性。劳斯・埃勒斯特罗姆（LarseEllestrOm）指出：“什么是媒介间性？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清楚什么是媒介，媒介间性在哪里为它们之间的‘鸿沟’搭建了桥梁。”媒介间性将媒介文化而非技术作为融合主体，考察新旧媒介在冲突中对话、在协商中共谋的动态，探索不同媒介共通之处，为搭建媒介之间的对话平台，促进媒介文化深度融合提供启示与方法。广义上，媒介间性涉及到对多种媒介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研究，与媒介融合不同，媒介间性探索新旧媒介互动传播的客观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媒介的融合路径与格局提出建议。狭义上，媒介间性研究将每种媒介均视为具有独特内容生产体系与文化特征的个体，关注媒介在深度融合过程重构传播格局的过程，如：新旧媒介如何在重大事件传播中重新定位，进而形成传播合力；新旧媒介在互动过程中如何超越主体限制、融合不同社群的话语，形成更为广泛的共识；新旧媒介如何相互促进，转换固有角色，重塑媒介形象，形成更强大的公信力。在新旧媒介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媒介间性重点考察新旧媒介在冲突中对话、在协商中共谋的动态，以及新旧媒介弥合话语裂痕与观念鸿沟，合作共建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过程。因此，在融合大范畴之内，媒介间性能够超脱以往技术偏向的融合话语对新旧媒介关系的宽泛解释，同时区别于一直以来在文学艺术研究中的批判模式，通过对新形势下媒介生态与传播格局的参与观察形成新的理论空间。
关键词：二十一世纪以来 漫瀚调 研究综述
漫瀚调发源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地区，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一种山歌。自产生一百多年来，它在晋陕蒙大地上广为流传。作为蒙汉文化交融的结晶，其又可被称为“蒙汉调”、“蛮汉调”，2008年漫瀚调被正式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21世纪以前，对漫瀚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曲词的收集整理和简单的理论探索两个方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王世一、柳谦、张皇合编的《漫瀚调》、荣竹林的《蒙汉调管窥》和赵星的《蛮汉调研究》这三本书，三本书都大致从漫瀚调的历史渊源、音乐、歌词方面对其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索，并在附录中尽可能多地收录了漫瀚调的唱词和曲调，这些工作为后期对漫瀚调的深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1世纪以来，随着漫瀚调传唱领域的不断扩大和对漫瀚调理论探索的不断深入，漫瀚调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对它的研究呈现出多角度、多层次、多领域的特点。在出版的专著方面，2006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杜荣芳的《漫瀚调艺术研究》，此书把漫瀚调置于晋、陕、蒙三省的民歌艺术之下进行研究，勾勒出了近百年来漫瀚调的发展轮廓，并对漫瀚调的音乐、歌词、传承人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总结。不仅如此，书后还收录了漫瀚调曲目180多首，歌词127首，这是近年来研究漫瀚调比较全面的一部著作。2010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李克仁主编的《走西口与漫瀚调》一书，此书把漫瀚调的产生置于走西口这一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活动背景中，深化了漫瀚调的历史内涵。2014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冯卓慧、陈丹曦、王文章合著的《漫瀚调》一书，全书从多个角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漫瀚调，是最新的比较完整的一部漫瀚调研究著作。
与此同时，各大期刊关于漫瀚调的研究论文也显著增多，许多专家学者、民间艺人从不同角度出发，对漫瀚调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究。笔者在整理21世纪以来相关的研究文章中发现，其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立足音乐角度的研究
漫瀚调作为一种兼具民族与地域色彩的独特音乐形式，吸引着众多专家学者对其音乐的各个方面做出探究。纵观21世纪以来对漫瀚调音乐方面的研究，已经逐步从宏观转向微观，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关于漫瀚调音乐艺术的研究，主要研究学者有裴雅勤（2005）、吉慧娟（2012）、曹晔（2011）、李世相（2004）、田月明（2004）等。裴雅勤的《论蒙汉调的风格特征》重点分析了漫瀚调的音乐环境和音乐艺术特点。吉慧娟的《内蒙古地区漫瀚调的音乐形态研究》则从调式、旋法、曲式、伴奏这些更加细致的角度分析了漫瀚调的音乐形态，曹晔的《鄂尔多斯准格尔旗漫瀚调研究》也大体从这四个方面着手，但它们各有千秋，互为补充。李世相《漫瀚调旋法个性管窥》则仅选取了音乐中旋法这一角度，深入地对漫瀚调特殊的旋法风格进行了探究。
关于漫瀚调演唱特点的研究，主要研究学者有郭亚丽（2012）、张丽娟（2012）、杭红梅（2007）、裴雅勤（2005）、李先叶（2010）、董芳（2011）、石开（2013）等。郭亚丽《内蒙古漫瀚调的演唱艺术特色研究》主要从语音特色和唱腔特色阐述了漫瀚调的民歌性。张丽娟《奇附林漫瀚调演唱艺术研究》选取了漫瀚调艺术家代表奇附林，从个别到整体，以小见大，展现了漫瀚调演唱的独特魅力。杭红梅《浅谈鄂尔多斯地区蒙汉调的腔调特点》主要从行腔特点、润腔特色这两个角度对漫瀚调的演唱特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裴雅勤的《论蒙汉调的体裁特征》和王新惠的《浅议鄂尔多斯民歌蒙汉调》这两篇文章都着重从坐落场合这个别致的角度展现了漫瀚调自由灵活的演唱形式。
关于漫瀚调与其它艺术形式的比较研究，马（2004）、曹晔（2010）、王丽文（2013）、苗幼卿（2001）等学者在这一角度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马在《戏曲因素在漫瀚调演唱中的遗风之浅见》一文中，谈到了戏曲与漫瀚调的演唱形式、演唱方法、伴奏乐队组合、现存曲目演唱应用方法这四个方面的联系。在曹晔的《准格尔旗漫瀚调与准格尔旗蒙古族原生态民歌之比较》一文中，作者认为漫瀚调大多是从准格尔旗原生态民歌这个母体演变过来的。后来，在他的论文《鄂尔多斯准格尔旗漫瀚调研究》中，他继续深入探讨了漫瀚调与二人台、信天游、山西河曲山曲这些歌种的区别。王丽文在《内蒙古准格尔旗漫瀚调探究》一文中也涉及到了漫瀚调与二人台的异同。苗幼卿在《蒙汉音乐文化形式交融的艺术花朵――准格尔旗漫瀚调浅析》一文中提到了漫瀚调与爬山调的异同。他们都在对漫瀚调与其他音乐形式的比较中深入挖掘出了漫瀚调艺术形式的独特性。
二.对漫瀚调唱词的研究
作为一种独特的民间艺术形式，漫瀚调的唱词凝聚着蒙汉两族人民的伟大智慧。其唱词创作形式新颖、内容丰富多样、艺术形式独具匠心、艺术手法兼具传统与现代特征，具有重要的文学、美学价值，所以对漫翰调唱词的研究历来为广大专家学者所青睐，对它深层次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
在唱词的题材与内容上，有《黄土天籁――永远的漫瀚调》、《漫瀚调的歌词、表现形式及声腔特点》等文章。这些文章把漫瀚调的题材内容大体归纳为歌唱爱情、表现时政、反映生活这几类，展现出了漫瀚调质朴的文学格调，也为漫瀚调唱词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基础。
在唱词的艺术特色上，学者们集中研究了漫瀚调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法。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有《漫瀚调的歌词》、《鄂尔多期高原上的民间小曲――浅析漫瀚调的艺术特色》、《漫瀚调语言及其演唱特点探微》、《论内蒙古西部地方歌种漫瀚调的歌词和演唱特性》、《漫瀚调的歌词、表现形式及声腔特点》等。这些文章大致对漫瀚调唱词的上下句基本结构，七字句骨干句型，押韵脚，赋、比、兴艺术手法以及独特的蒙汉两族语言掺和的“风搅雪”形式几个方面作了阐述。这一角度的分析充分展现了漫瀚调唱词修辞上的文学美和韵律上的音乐美，体现了漫瀚调唱词作为民间文学形式对我国古代诗歌一脉相承的传统。
三.立足漫瀚调文化交融性研究
漫瀚调是蒙汉文化交融的结晶，它以其特殊的文化内涵吸引着学者们的眼球。在漫瀚调的交融性方面，他们主要探讨了漫瀚调交融性产生的原因和交融后带来的影响。
关于漫瀚调文化交融性成因的研究，主要研究学者有王进（2012）、冯光钰（2002）、张好音（2004）、李彦娜（2008）等。王进《浅议漫翰调的交融性》和冯光钰《漫瀚调：蒙、汉音乐文融、磨合的结晶――从准格尔旗荣获“中国漫瀚调之乡”命名谈起》这两篇文章都从历史源流方面探究了漫瀚调交融性的原因。张好音《漫瀚调音乐中的晋陕民歌因素》一文主要探讨了漫瀚调产生的地域对其音乐特点的塑造。在李彦娜《论漫瀚调艺人传承的文化交融性》这篇文章里，作者则着重谈到了民间艺人在漫瀚调文化的不断交融中所做出的贡献。
关于文化交融性对漫瀚调的影响研究，主要研究学者有李建军（2006）、乔步英（2007）、王进（2012）等。李建军《论漫瀚调文化交融性》、王进《浅析漫瀚调之交融性》和乔步英的《从漫瀚调看鄂尔多斯文化与社会的和谐》这三篇文章都谈到了漫瀚调交融性对音乐、歌词、演唱方面的影响，李建军着重谈到了交融性对民俗活动、民间艺人方面的影响，而乔步英创新性的提到了交融性能够对社会和谐起到促进作用。
四.漫瀚调传承与发展的研究
当代社会日新月异，随着时代的发展，作为传统艺术形式的漫瀚调机遇与挑战并存。官方与民间的共同关注也使漫瀚调的传承与保护工作有了良好的进展。大批的专家学者投入到对漫瀚调传承与发展的研究工作中，在对漫瀚调的传承现状进行思考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发展建议。代表性的论文有《漫瀚调音乐之浅见》、《关于保护、传承漫瀚调的思考》、《浅谈漫瀚调的保护与传承》、《漫瀚调保护与传承之我见》、《漫瀚调音乐的传承与创新》、《漫瀚调的当代转型与区域化共享》等。这些在新时代背景下对漫瀚调存在问题的思考和切实措施的提出为漫瀚调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他一些学者重点研究了漫瀚调的流变与传承。赵燕的《对蒙古族民间艺术漫瀚调的思考》和《传统与现代――漫瀚调漫议》两篇文章都对传统漫瀚调和现代漫瀚调进行了对比，分析了漫瀚调正不断丧失传统特色、传承现状不容乐观的趋势。付陪的《内蒙古准格尔旗漫瀚调传承变异研究》分析了漫瀚调的传承主体、传承方式、流变因素，对漫瀚调的传承环境的变化做了具体的阐述。刘晓静《浅析漫瀚调的流变与传承之路》同样在这一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学者崔荣在《口述史与漫瀚调》一文中援引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到漫瀚调的研究中，这一创新性研究方法的探寻，将为漫瀚调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对漫瀚调的传承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对漫瀚调的源起、音乐、唱词、传承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综合性的分析，比较概述的有吕军的《内蒙古西部区山曲（漫瀚调）浅析》、景通玉的《漫瀚调浅析》、盛丽的《韵味悠长的漫瀚调》、孙丽娟《声乐美学视域中的漫瀚调歌唱艺术》等期刊文章，这些文章都对漫瀚调基本特点进行了一些探讨。除此之外，也有一些综合性的专业论文。宋薇的《蒙汉调的文化内涵与演唱风格》在调查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对漫瀚调的源流、演唱方法、继承与展望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陈曦的《民俗学视野下的漫瀚调研究》立足于漫瀚调民间文化的特征，从民俗学这一具体的角度探讨了漫瀚调的民俗环境、民俗特性和民俗功能，充分挖掘了漫瀚调在民俗学上的价值。
总体说来，21世纪以前准格尔旗地区对漫瀚调词曲文本、自然历史背景材料进行了重要的收集与记录，为漫瀚调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1世纪以来，对漫瀚调概说性和专题性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对漫瀚调音乐学上的研究全面系统，充分地展现了漫瀚调的音乐艺术魅力和艺术价值；对其唱词上的研究也有了新的突破，从不同角度的解读体现了漫瀚调作为民间艺术与我国古代传统艺术一脉相承的手法，展现了漫瀚调的文学意义；对漫瀚调文化交融性的研究更是具有了巨大的民族学上的意义，作为蒙汉文化交融的产物，漫瀚调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涵是学者们挖掘的重点；另外，值得欣喜的是，对漫瀚调传承与保护的多样化研究为漫瀚调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建设性的意见，为漫瀚调在新媒体时代下的进一步传播做出了努力。
但是由于其即兴编词的特点，对漫瀚调词曲的收集整理工作尚有待完善；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学者们对漫瀚调的研究也陷入了瓶颈，亟需开创新的研究角度。漫瀚调的整理与研究工作还需继续，我们认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亟待加强：一是加强对漫瀚调的搜集与整理，重视对漫瀚调材料的补充和更新，加强对新兴创作唱词的搜集；二是对漫瀚调的语言载体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三是深入挖掘漫瀚调的蒙汉民族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王世一，柳谦，张皇.漫瀚调.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3月
[2]赵星.蛮汉调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
[3]杜荣芳.漫瀚调艺术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
[4]李克仁.走西口与漫瀚调.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
[5]冯卓慧、陈丹曦、王文章.漫瀚调.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
[6]裴雅勤.论蒙汉调的风格特征.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
[7]吉慧娟.内蒙古地区漫瀚调的音乐形态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2012年
[8]曹晔.鄂尔多斯准格尔旗漫瀚调研究.内蒙古大学.2011年
[9]李世相.漫瀚调旋法个性管窥.内蒙古艺术.2004年
[10]田月明.漫瀚调音乐之浅见.内蒙古艺术.2004年
[11]郭亚丽.内蒙古漫瀚调民歌的演唱艺术特色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2年5月
[12]张丽娟.奇附林漫瀚调演唱艺术研究.内蒙古大学.2012年5月
[13]杭红梅.浅谈鄂尔多斯地区蒙汉调的腔调特点.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7年
[14]李先叶.漫瀚调语言及其演唱特点探微.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
[15]马.戏曲因素在漫瀚调演唱中的遗风之浅见.戏曲艺术.2004年5月
[16]曹晔.鄂尔多斯准格尔旗漫瀚调研究.内蒙古大学》2011年4月
[17]董芳.论内蒙古西部地方歌种漫瀚调的歌词和演唱特性.北方音乐.2011年5月
[18]石开.漫瀚调的歌词、表现形式及声腔特点.鄂尔多斯文化.2013年
[19]李彦娜，论漫瀚调艺人传承的文化交融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
[20]张好音.漫瀚调音乐中的晋陕民歌因素.内蒙古艺术.2004年6月
[21]李建军.论漫瀚调文化交融性.中央民族大学.2006年4月
[22]张发.关于保护、传承漫瀚调的思考.鄂尔多斯文化.2008年10月
[23]张发.漫瀚调保护与传承之我见.鄂尔多斯文化.2013年12月
[24]乔布英.漫瀚调的传承和发展之我见.鄂尔多斯文化.2008年10月
[25]赵燕.对蒙古族民间艺术漫瀚调的思考.文学界（理论版）.2010年3月
[26]赵燕.传统与现代――漫瀚调漫议.北方音乐.2010年
[27]付陪.内蒙古准格尔旗漫瀚调传承变异研究.西北民族大学.2011年4月
[28]崔荣.口述史与漫瀚调研究.中国内蒙古第三届草原文化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8月
[29]陈曦.民俗学视野下的漫瀚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1年4月
关键词：艺术设计;体系化;交叉学科;教学意识;人才培养;复合型人才
在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下，高等教育下的应用型专业和社会活动更加水融的紧密结合。科技的高速发展也在不断的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行业的淘汰转型和洗牌无时无刻都在悄然进行着。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高校相关专业教育如何适应和跟上社会时代的发展，应当越来越引起相关从业人员和高校教育工作者的重视。
现今的高校教育，特别是艺术类专业这种理论重要实践更重要的专业在这样的大时代浪潮下，从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思想角度来说，面向未来进行学科专业的现行改革势在必行。
而二十一世纪初由吴冠中先生提出的关于交叉学科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建议和论点，正是高校艺术设计类专业进行适应社会改革的有力依据。
一、新世纪以来高校专业教育交叉学科的发展
新世纪以来，我国的高等学校为交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支持。更重要的是，反过来交叉学科发展成为了高等学校提高学术和教学水平，尤其是创新水平的不可或缺的要素，是当代和未来一流大学发展的一个主要支撑点和主题。那么，何谓交叉学科。
1.什么是交叉学科
钱学森早年就对交叉学科做了一个定义，“什么叫交叉学科？我认为，所谓交叉学科是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地带生长出的一系列新生学科。”
交叉学科是指不同学科之间相互交叉、融合、渗透而出现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可以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而形成的新兴学科，也可以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内部不同分支学科的交叉而形成的新兴学科，还可以是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内部不同分支学科的交叉而形成的新兴学科。近代科学发展特别是科学上的重大发现，国计民生中的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等，常常涉及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和相互渗透。
而关于交叉学科的研究，其实就是指学科间的相互渗透，简单来说就是学科中不再是以单纯的某一个学科知识，而是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学科间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某一领域的研究，而是跨学科，跨领域研究，这也适应了时代的发展需求。
2.交叉学科的发展
交叉学科概念的提及及其广泛共识已形成多年。近年来我国高校只是单纯的办“综合性”大学是远远不够的。高校不是求大求全的所有专业的拼盘。各专业各自发展教学各自为政的形式即将无法适应社会的需求和发展。
所以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2012年我国教育部对于高校的学科分类进行了重新划分;各高校也根据自身情况建设起交叉学科人才梯队;交叉学科的理论依据、兼容机制也都在讨论和研究中;学术和教育界也在力求建立交叉学科的研究平台。
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理论方法的日益成熟和现实问题的复杂多样性导致了交叉学科的出现。当某一个学科的崭新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难以用本学科的方法解决、需要借助其他相关学科联合攻关时，学科界限成为学科进一步发展的桎梏，相关的交叉学科开始形成。
二、新时代下艺术设计类学科的新趋势
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标志着艺术学在我国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独立学科的地位，也标志着艺术学成为与自然学科、社会科学学科互补共进的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成分。艺术学学科门类的确立，为艺术学的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搭建了更高的学科平台，令艺术学学科的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有了更多的自主性、更强大的动力和发展空间。
如今的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应用革新了人们的沟通与生活，革新彻底改变了传统的艺术设计行业。从创意、设计、制作到执行推广，从概念、材料到媒体投放，每一个环节都需要适应新时代的效率和需求。
这样的社会发展现实也为高校艺术设计类学科的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也指引出了艺术设计类学科发展的新趋势。
1.新时代的专业与行业发展倒逼设计类学科
艺术设计学作为人文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在学科体系上它是一门具多层次、多结构、综合性学科。其内涵是按照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的规律为人类生活而创造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一门科学。其学科的本质表现为新兴的、交叉与融合属性。
然而新时代的行业和专业发展突飞猛进，艺术设计类学科的教学发展目前滞后于专业学科的社会实际应用。
例如，行业融合和团队合作在当下是有目共睹的趋势，一个品牌或影视产品的创意、制作、包装、宣传等等环节涉及到了广告创意、摄影摄像、影视制作、标志设计、包装设计、海报设计、平面及媒体广告制作等众多不专业课程的学科知识。
又例如，一个优秀的环境景观设计方案，就会包括环境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展示设计等多个专业的知识和实践内容组合而成。而更好的展示和汇报此方案，甚至还需要具备一些演讲公关礼仪方面的专业知识。
上述这些，无一不体现出交叉学科融合的时代现实。这样的发展和社会现实，相关行业在外部率先变化倒逼传统高校，迫使艺术设计类学科教学进行求新求变的改革。
2.交叉学科的融合是艺术设计类学科的必然结果
在社会行业的发展现状倒逼高校艺术设计学科教学的形势下。实践也会向我们最终证实，交叉学科的融合是艺术设计类学科未来发展的必然结果。
艺术设计作为一种有目的的创造，其设计思维不仅是各种思维方式的综合，而且也是各种学科知识的综合应用。
从艺术设计学科的发展来看，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使得设计、艺术与科学之间建立相互联系的纽带，彼此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对相邻学科范畴的借用和改造，有利于解决艺术设计学科问题中许多原创性的概念，促进艺术设计学科范畴的内涵、架构以及运动规律的揭示，也是高等艺术设计学教育科创新的源泉。
所以，现代教育体系下交叉学科的有机融合是艺术设计类学科的必然结果。
三、艺术设计交叉学科下的体系化教学
近年来我国对于交叉学科的研究都具备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但是涉及到艺术类大学科及其交叉学科的教学层面还处在初级理论阶段。将艺术设计类交叉学科的融合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是新时期高校一线专业教学需要进行系统的思考和探索的。
1.体系化是高校交叉学科实践教学的新方向
如同写文章有种“总――分――总”的写作模式一样，交叉学科也应当进行类似架构的体系安排。在进行相关专业的教学设置中，在实践教学中，将专业的设置与教学进行理论化系统化的总结归纳，对人才的培养进行体系化的建构，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是新方向和新重点。
2.专业学科的教学体系化
在艺术设计类专业的教学设置上，如视觉传达设计和环境艺术设计等高教历史悠久的老牌专业，他们的体系化教学经过多年的探索业已相当成熟完备。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课程的前置后置的顺序关系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而一些较新兴的专业（如展示设计、媒体艺术等专业），在其教学体系化上应该尽快的逐步去完善。以体系化的方式和语言架构统领学科专业。
3.交叉学科教学的体系化
在艺术设计类单独专业的教学体系设置都已完备的基础上，以更宏观整体的眼光看待不同艺术设计学科交叉的体系化。将两到三个不同专业的知识传授纳入到学科融合的体系中来。有意识地有体系的培养交叉学科融合下的复合型人才。
四、现代艺术设计类专业交叉学科进行体系化教学的目的与方法
进行艺术设计类专业交叉学科体系化教学与构建，其目的就是要培养出适合社会时展的复合型专业人才，而学科融合下的体系化教学就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安排，相关专业教师也要具备体系化交叉学科的教学意识。
1.人才培养
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以及面向未来的人才教育和梯队建设，已然超越了专业技术的范畴，向着设计通才的教育方向发展。
所以有意识地进行交叉学科教学，就是对艺术设计专业未来人才培养方向上的认定。使艺术设计类专业在人才培养上不止达到集约化，更达到多元化的培养效果。
而艺术设计专业在招生和培养上适时打破文理科分科格局，是行之有效的方式。在文化产业高速发展的今天，文理分科成为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瓶颈。因此，打破文理、艺术各科界限让学生自由选择，接受全方位的知识积累和思维训练，让设计艺术丰富的想像力与理科精妙的抽象思维在人才个体中联姻，是当代艺术设计人才综合素质的需求。
与此同时，教师队伍的梯队建设也是高校相关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具备交叉学科体系化教学素养的专业教师是重中之重。艺术设计学科的发展需要一支有规模、高水平、有素质、有实力的教师队伍。他们是体系化交叉学科教学的实践者。
2.教学设置
教学设置是交叉学科体系化实施的制度保障。体系化的交叉学科教学更好的贯彻到艺术设计类教学设置中，可以从两方面来入手。
首先，在艺术设计各专业教学方案的编排上，要充分考虑到专业课程教学与学习的前后顺序和学年安排。例如在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中，VI设计的前置课程图形创意――字体设计――标志设计――招贴设计――包装设计――VI设计等专业学习流程，就充分体现了循序渐进的各个专业基础课程直到专业综合课程的前后教学过程。在这样本专业综合课程之后的教学，再尝试与其他艺术设计专业课程交叉结合，形成合理的交叉学科教学。
其次，完善高校内选修课（院选课）的制度。选修课的安排、引导、甚至指定要以各专业自身情况及特点为出发点，使参与选修课的学生深入体会选修课程与本专业课程交叉融合的优势，进而激发学习并提高交叉学科专业的热情。
3.教学意识
艺术设计类专业相关教师在教学中体现交叉学科融合的教学意识，也是很有效的实践体系化交叉学科的途径和方法。
在专业的教学过程中，专业教师专业知识传授时，在布置专业任务作业时，要有意识的将体系化的内容融入进去，将交叉学科专业形式作为课程作业的重点表现形式。例如，现代社会的设计活动方案都是几个综合专业知识的融合，这样的教学意识对于体系化的交叉学科发展与教学都有着积极的引导意义。
五、体系化的交叉学科是未来高校艺术设计学科教学的新挑战
未来的艺术设计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立足于人的教育，朝着人才全面教育的方向发展，因此，交叉类艺术设计学科的体系化与融合必然会在这一目标上拓展新的培养渠道，实现对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这也是未来高校艺术设计学科教学的新挑战。（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津沽学院艺术设计系）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