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03 11:55:5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西方文化概论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当代大学生 价值观 文化维度模式理论 第三文化
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文化价值观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可以说是跨文化交际的核心。因为交际本身在扮演着传递文化价值观的角色的同时，也直接受到价值观的冲击与影响，产生变化与形成不同的形态。文化价值系统是评估一群人行为的理想或标准，它代表一组经由学习获得的法则，这些法则是用来解决文化所碰到的问题与如何做决策的依归。
既然文化价值观是举止行为的一组评判的法则，它们无法经由感官来直接观察，必须从实际生活的面向才能观察归纳出来。因此，为了研究文化价值观，可以把文化价值观更进一步具体化到文化价值取向的层次，以便使用实证的方法加以观察研究。荷兰心理学家Hofstede（1983，1984）从组织传播学的角度，发展出一套广为引用的文化价值取向模式，把文化价值归纳为五个基本的维度：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权利距离、男性化社会/女性化社会、不确定性规避和时间取向。作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核心，文化价值观直接影响着交际的过程与结果。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式为定量研究文化价值观提供了可操作的变量，不少后续的实证研究证明它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预见性。中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在每个文化维度上都体现出差异，这的确给跨文化交际带来了不便。我们在承认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差异的同时，更要考虑到文化价值观的动态性特征，要看到中西方在文化价值观上的发展变化趋势。
文化价值观是一个民族文化中最深层的部分，具有很强的传承性特征。但是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西方交际的不断深入，文化价值观逐渐呈现出适应性调节的变化性特征。当代大学生接受着中西方文化的熏陶，思维活跃，观念创新，在他们身上也可以看到文化价值观的变化及发展趋势。随着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全球化，广泛的移民潮，以及多元文化的发展，中西方之间的差异在逐渐缩小。因此，一味地强调中西方在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只注重差异比较研究，不仅不利于跨文化交际的发展，反而会阻碍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我们可以看到Hofstede的五个文化维度所体现出的文化差异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文化间的交流而不断变化着的。当代中国大学生代表着最先进最前沿的思想，在中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下，他们的文化价值取向可以代表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发展变化趋势，为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带来全新的动力。
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学者们对于文化价值观一直给予极大的关注。美国的人类学家Kluckhohn与Strodbeck最先使用“价值取向”这个概念，提出了五项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普适性问题，并针对每个问题提出三种价值取向。美国的人类学家Edward T. Hall（1976）提出了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概念，丰富了人们对跨文化交际中的交际与交际环境关系的研究内容。荷兰心理学家Hofstede是不同文化比较研究的创始人，他的文化维度模式在世界范围内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Hofstede对世界五十多个国家的文化进行过调查、分析、比较，两次在IBM调查了11.6万名员工，从大量的调查数据着手进行研究，试图找出能够解释导致大范围内文化行为差异的因素，他指出所有的差异都可追溯到基本维度中的一个或几个中。这些维度是：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权利距离、男性化社会/女性化社会和不确定性规避。考虑到孔子的儒家思想对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影响之后，Hofstede在前四个文化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五个维度――时间取向。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式是迄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文化价值观调查研究，自问世以来一直是海外学者进行跨文化研究的主要工具之一，对跨文化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30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以Hofstede文化维度模式为基础的研究成果，范围涉及社会学、心理学、组织行为学、跨文化交际学、会计、金融等领域。
文化价值观是解释人们交流方式和信息理解差异的关键，胡文仲在《超越文化的屏障》中以“贯穿一切的红线”比喻其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但是，我国对文化价值观的研究仍处于借鉴引入阶段，很少有突破性的进展和理论上的创新，至今还未产生较有影响的理论或测量工具。国内对于价值观的研究许多都采用了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型，或证实（以五项文化维度为理论基础对比中西方文化差异），或补充（进一步细化五项文化维度模式），或质疑了原理论（批判文化维度两极划分的现象）。大部分的研究重点更侧重于分析文化差异，由于此模式来自于IBM调查数据，因此更多地被应用于了解组织的文化价值取向。而且，就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型，每一项文化维度都有独立细致的研究，尤其是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与权利距离两项。但是，文化价值观不可能是静止不动的，随着跨文化交际的不断发展，中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互相影响，不断发生变化。可见，仅仅研究文化差异是不够的，更应该看到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发展变化趋势。所以本文以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式为理论依据来研究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文化价值取向，大学生是世界发展的未来，相信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发展的未来，希望可以为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从对吉林省各高校的大学生的价值观所进行的调查反馈的结果来看，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依据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式理论，当代大学生在如上所述的五个维度上均有不同程度的西化。例如，大学生较以往更加强调自我、更加倾向于美国社会所倡导的个人主义，渴望个性独立，渴望更多地靠个人的能力和智慧来解决问题，而并非像从前那样过分依靠集体的力量。从男性化与女性化的角度来看，当代大学生无疑已经摆脱了过去重男轻女的偏见陋习，中国社会也早已不再是男权社会，如今的大学生提倡男女平等，尊重和保护女性成为了他们思想意识的主流。不仅如此，在学习和工作中，他们的竞争意识也展现得并不明显，相反，重合作、讲平等的意识凸显出来，解决问题时靠的更多的是沟通而不是冲突，这种欧美国家的女性化社会特征已渗透到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和思想意识之中。从权力距离的角度来分析，传统的上级特权观念已被当代大学生所摒弃，他们认为上级是“和我一样的人”，不接受管理特权和上下级平等意识在大学已成为不成文的规定，这同传统中国的特权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客文化的西方主流文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的推动下，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而作为主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来自西方主流文化的冲击，在当代中国大学生的价值体系中或淡化或与西方价值观相融合，形成第三文化。
由于主文化和客文化的不同，主文化又无法适应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异，进而形成了完全不同于主文化与客文化的新的文化体系。但是第三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存在着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尚未完全成熟的大学生在选择和树立文化价值观时并不能够准确甄别某种价值观的正确与否，因此他们在选择和树立文化价值观时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作为高级人才培养机构的大学有必要提出系统的、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方案，引导大学生在中西方文化价值观交融和冲突的过程中，选择正确的价值取向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因为这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发展，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融合，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陈东平.以中国文化为视角的霍夫斯泰德跨文化研究及其评价[J].江淮论坛，2008（1）.123-127.
[2]陈国明.跨文化交际学[M].第2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165-175.
[4]胡文仲.超越文化的屏障[M].第2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5]李恺.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变迁及原因探讨[J].学理论，2009（12）.207-208.
[6]李侨.中美文化价值观――差异与相互理解[D]：[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天津理工大学英语系，2005.
[7]刘畅.中美大学生文化价值取向比较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长沙：中南大学英语系，2007.
[8]刘长远.全球一体化背景下文化价值观变迁研究―中国青年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演变[D]：[博士学位论文].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系，2008.
[9]潘，张子刚.从中国文化看霍氏文化研究的不足[J].湖北社会科学，2003（7）.22-23.
[10]彭世勇.霍夫斯塔德文化价值理论及其研究方法[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27（1）.95-99.
[11]彭世勇.Hofstede跨文化交际理论中个人主义层面质疑[J].汕头大学学报，2009.25（4）.54-58.
[12]石健.转变中的价值观――中美价值观比较[D]：[硕士学位论文].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系，2004.
[13]施建亚，杨燕，孙妍.论西方文化思潮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J].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2（3）.25-29.
[14]王莉.中美价值取向比较研究――差异性与相似性[D]：[硕士学位论文].郑州：郑州大学英语系，2003.
[15]王巍.全球化语境下的中西深层文化的拒斥与融合[J].学术交流，2008（12）.37-39.
[16]谢衡晓.从Hofstede的文化视角看中国文化在创新中的作用[J].科技创业月刊，2007（1）.27-29.
[17]许力生.跨文化交际[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87-97.
在教授“西方文化概论”六年的过程中，笔者逐渐认识到在授课时适当运用中西文化对比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让学生在知晓西方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对比和反思来进一步提高自己对本民族文化和历史发展的认识，从而有助于他们提高文化素养和增强文化底蕴，同时也是素质教育的一种有效方式。通过实践教学经验和学生反馈，笔者认为这种教学方法收效甚佳，适合向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文化课程教学推广。
根据笔者的教学经验，文化对比教学理论的使用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随教学内容、学生反馈和教学方法的不同而适当调整。总的来说常用的有教师直接对比法、按教学反馈对比法和激发学生主动对比法三种。
1教师直接对比法
比如在讲到古希腊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柏拉图时，如果按照传统的教学方法一一介绍柏拉图的生平、思想体系和对后世的影响就会显得枯燥乏味。笔者在谈论到这部分内容前会布置学生查询和阅读中国古代圣贤孔子的资料，在课堂上教师主要介绍柏拉图，当遇到其经历或者观点上与孔子有契合处时会邀请学生讲解有关孔子的相关内容。譬如笔者提到柏拉图在早年时期曾旅行至埃及、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地，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最后苦于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开办学校向青年们传授他关于道德和政府的理论，他所创办的“学园”成为西方最早的高等学府。这时学生已通过前期准备了解到孔子的经历，他们能够指出孔子在一生中花极大的一部分时间来周游列国，在从政失败，没能找到赏识他建议的君主后从事教育兴办私学，开创中国私学之首。学生们此时会惊异于东西方两位先哲在经历上惊人的相似，因此对了解柏拉图思想表现出强烈的愿望，教师这时由浅入深，在学生建立了对柏拉图初步了解后引入较为难理解的这位哲学家的思想体系，笔者从两位先哲对人之本性的观点开始，学生通过提前阅读了解到孔子认为所有人本质上是善的，或者说经过教化后可以成为善的。笔者在此解释柏拉图与孔子思想的迥异，柏拉图认为大多数人容易被暴君或贪欲欺骗，因此他们需要被控制，而掌握控制权的人，即“护卫者”能懂得普遍的真理［3］。孔子强调的是广泛的人类行为，他的中心思想是“仁”，即各种美德，以及由此引出的一套修身达人的伦理观念和道德教化的政治观念［4］。而柏拉图则强调受过精心教育的统治阶层的行为。通过解释在人性看法上的差异，教师进一步扩展到他们各自对理想政府和社会规范等方面观点的不同，并和学生一起探讨他们对中西方文化产生的广泛深远的影响。让学生在课堂讲解中扮演一定角色能够加强他们对目标文化的兴趣和理解力。课程中师生的积极互动改变了传统文化教学中教师满堂灌、学生被动、孤立学习的方式，将死板的教师“一言堂”变为轻松活泼的“中西文化历史小型研讨会”。
2按教学反馈对比法
除了邀请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进程中和教师一起通过中西方对比探讨西方文化发展的特点外，教师还应该时刻密切关注学生对所讲授内容的反馈。当学生表露出对某些历史现象的发生表示不解时，教师应该认识到这样的原因往往是由于中西历史发展上造成的文化差异构成了学生理解的障碍。笔者在开始讲授古罗马帝国时期时首先介绍古罗马在进入帝国时期后从公元一世纪后期到西罗马灭亡的三个多世纪内绝大多数皇是非正常死亡，这些贵为皇帝者的结局均十分悲惨，他们或被敌军杀死，或被自己人杀死，抑或因绝望于别无选择而自杀。学生对此表示非常惊讶和不解。这时教师应适时指出学生们之所以感到困惑是因为这一阶段的罗马皇帝与我国历史上大多数皇帝的命运千差万别，因此文化教学中初步的自身文化和目标文化的对比激发了学习者学习的兴趣。教师需要进一步对比说明古罗马帝王和中国皇帝主要的差别。首先，皇帝的出身和人选不同。罗马帝国的元老院、禁卫军和军团互相倾轧、不择手段的把代表自己利益的人推上皇位，内战由此频仍爆发，国无宁日。政局混乱导致皇位的风雨飘摇，帝王如同走马灯似得更换。因此，对每一位罗马帝王来说时刻都是危机四伏、性命攸关［5］。而中国从夏朝的禹开始实行王位世袭制到秦朝时确立了延续整个封建时代的帝王世袭制，这种世袭制通常有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两种方式。虽然无法保障候选人有做明君的资质，但这一制度很大程度上确保了皇位的平稳过渡和朝代的稳定［6］。因此与古罗马历史相比，因为争权夺位导致皇帝的非正常死亡在中国历史上是较少的。在解释完皇帝来源不同后，教师可扩展到皇帝权力方面，可以选取有代表性的古罗马皇帝和中国皇帝，比如把开创罗马帝国时代的屋大维和确立封建帝制的秦始皇进行对比说明。通过教师及时的讲解和阐释引发学生对目标文化的反思，能够提升他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客观分析能力。
3激发学生主动对比法
除了课堂上的讲解和讨论以外，笔者还要求学生主动就所学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的差异进行积极的思考并独立撰写论文阐述个人观点。笔者对学生们论文所涉及的角度和广泛内容感到惊喜。比如在本校英语专业2008级40名同学中，其中对比中西方历史发展和文化差异比较的主题分布如表1所示。由表1可见，学生所选择的中西文化历史发展对比的主题涉猎广泛，而且其中的人物雕塑、葬礼习俗、星座与属相、古代社会的贫困人群、食物与人性格、婚姻、女性与权力和祭祖和中世纪骑士和中国剑客这些主题教师在课堂内从没有进行过中西对比，因此反映出学生们对此门课程有较大的兴趣，能够在以教师讲课内容的基础上进行主动思考以及进一步的积极学习和研究。
文化教学是英语专业教学中的难点，因此探究文化课程的教学方法至关重要。在进行文化课程授课的时候，教师如果能够引导学生通过自身文化对比学习目标文化，并根据教学内容、学生反馈和教学方法的不同而适当调整文化对比运用的方式，学生们的主观能动性和思维活跃性能被极大的调动，这对教师的教学和提高学生领会知识的能力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作者：侯静 单位：西安邮电大学外语学院）
论文摘要:近年来，在英语教学中引入文化教学的现象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外语教学者所关注，然而在中国英语教育过程中，对于文化教学在认识上存在着偏差现象。这种偏差表现在全社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外语教学上，进而忽略汉语的学习。
在跨文化交流中，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早已引起国内教学者的关注，在英语教学中阐释文化和语言的关系现已成为其重要的研究引导课题。众所周知，语言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语言承载着文化，由此可见，英语教学的进行不仅仅是传授语言知识，还应更加注重在语言这个载体上文化的传递。这其中的文化既要包括英语语言文化，同时也要涵盖汉语语言文化。
一、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育现状
作为国际交往中使用频率最多、最重要的沟通交流工具，英语的重要性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共识。但是这样的大环境总会给人错误的引导，会产生一些错误的观点——认为英语比汉语还要重要，人们在不自觉中忽视了对汉语尤其是汉文化的学习。新加坡学者研究发现，在新加坡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中，造成社会凝聚力低的主要诱因便是母语教育的不完善，而现在中国正面临着同样的危机。
纵观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教材，课程在设置上大多都是突出英语和英美文化。英美文化固然值得学习，但是教材中不可缺少汉文化的渗透，学生只有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下才能对自身环境有正确的认识，进而提升自身的修养。不单单是知识这么简单，文化底蕴会伴随学生的一生。对于英语学习者，尤其是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学习英语的首要目的是通过英语这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以及对于汉文化的认识。然而大多数的学生学习英语的目的知识为了通过四六级，《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在英语中该怎样翻译。现今的局面就是，在我国各个阶段中英语教学大纲的目的都是要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但是这似乎只是落实在口头上。英语教学，是一个学习者通向西方文化的窗口，也是未来学习者向外输出中国文化的一个潜在的通道。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学习者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开阔视野，走出去，再寻根思源，看回来。这才是英语教学的目的。让他们在世界文化的长河里找到中国的位置，窥视文化的根源。这往往比单纯的讲授知识更加有意义，知识只有在文化的背景下才能散发出引导之光。
二、英语学习者的对自身的认识
每个英语学习者在面对外国人时都充当着文化传播者的角色。你的一言一行和你对中国文化的理解，都会影响或改变外国朋友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对中国的看法。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我们每个英语学习者都应该深刻的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传承是自身的任务和使命。英语是一个很好的传播文化的媒介，通过它可以表达我们的文化，而其中的基础便是对汉文化很好的认识与感悟，作为中国人，应该理解汉文化独特的魅力，以及用何种手段传播自己的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国际交流学院院长林雪在谈到外交官的素质时说:“我认为，第一是要对祖国有深厚的感情。有了这种信念就有了动力，在这种动力下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因为外交工作很有挑战性。第二就是广博的知识。一个外交官要认识到在今天这个时代能做的事情很多，但是一定要了解中国，了解外国，然后找出两者之间的结合点，这样做起来自己也会感到高兴，这种喜悦是高层次的享受。”
三、注重教师的文化意识与教学方法
最近几年，中国英语教材为了适应不断发展前行的全球一体化浪潮处于不断更新发展中。教材内容渐渐充实，但却极少看到中国文化的经典。我们过多的关注于对学生进行异国文化的教育，却忽视了自己本土文化的渗透教育，这是英语教育中的硬伤。中国文化渗透在英语教学中是具有不可替代性的。
教师作为教学过程中重要的引导者，首要职责就是要坚定文化立场。教师应该充分认识并欣赏祖国灿烂的文化，应包容地为学习者介绍中西方文化。这样才能结合把祖国文化和外语教学结合来。 转贴于
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摸索创新。在语言教学过程中要求学以致用，胸怀宽广，教书育人，要面对世界，面对未来，面对文化。随着国际间交流的不断深化发展，文化事业尤其显得更加昌盛繁荣，所以外语教学中对于文化的渗透愈发重要。简单的英语语言教学已无法适应多变的文化环境。这就要求英语教学者能够站在文化的立场上纵览本民族文化，站在东西方文化比较的高度上，诠释英语教学，如若达到这一高度，英语教学定会向更深更广的境界发展。
总之，语言是一种文化的输入与输出行为。英语教学的任务不只是介绍外来文化，同时也肩负着对祖国文化的输出使命。教师在教学教师应该更加注重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与借鉴，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对受教者进行文化教育和文化渗透教学，让我们的英语学习者成为全面的、合格的文化传承者。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11－13
[2]吴国华·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干扰问题[J]·外语学刊，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能力 文化导入 外语教师我国新修订的《高等学校英语教学大纲》(2000)中规定：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要注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种能力除包括正确运用语言的能力外，还包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能力。根据《大纲》的要求，教师在课堂上除了教授语言知识外，还应适时、适度地导入相关的文化知识。国际教育界也一直在倡导“To know（学知识），to do（学做事）and to be（学做人）”。
外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跨文化交际，就是为了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到外语教育是跨文化教育的一环，把语言看作是与文化、社会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并在教学大纲、教材、课堂教学、语言测试以及外语的第二课堂里全面反映出来。
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学密不可分。第一，培养学生对不同的文化持积极理解的态度。文化是有差异的， 通过发现对方的不同点，反过来加深对我们自身文化的理解，从而做到客观地把握各自的文化特性。在发现差异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不可忽视大量的共同之处。第二，培养学生跨文化接触时的适应能力。初次与不同的文化接触时，往往会受到文化冲击(Cultuleshock)，从而产生某种不适应。要使交际得以继续下去，必须设法减缓冲击、提高适应能力。第三，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技能。
一、文化导入的重要性
“只注意形式，而不注意语言的内涵是学不好外语的。”(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P16)。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Sapir 在，《Language》一书中就指出：“语言有一个环境，它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传统和信念”。(1921：221)语言和文化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交际时表现的较为明显，要真正掌握一种语言就必须了解这种语言的特定社会背景，否则就没有真正掌握这种语言。
中国人和英语国家的人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在风俗习惯、、思维方式、道德观、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语言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中西方文化内涵的差异必然造成词义、句义、联想意义、比喻意义等语言现象的差异。学生不仅要了解对外国文化知识和提高语用能力,还要求培养跨文化意识,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不同民族的文化,理解、宽容异国文化并加以借鉴和吸收。
二、文化导入的内容
英国传播学家R.Williams作了这样的结论，文化定义可概括为三种类别：第一种是理想性的。第二种是纪录性的。第三种是社会性的。我国语言学家张占一(1983)把语言教学中的文化背景知识按功能划分为两种：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知识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教育、宗教、法律、文化艺术等文化知识；交际文化是指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际时，那些影响信息准确传达(即引起偏误或误解)的语言和非语言因素。
教学中文化导入的内容：与词语有关的文化；与篇章有关的文化；与交际环境有关的文化；与非语言交际有关的文化。交际文化的传授应该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入手，教师主要向学生讲述英汉常用语在语言形式和风俗礼仪方面的差异。
三．文化导入的方法
(一)课堂融入法
教师结合课堂教学融入相关的文化知识。教师可以利用课前的几分钟做一个练习，内容主要涉及英美国家的文化知识，尤其是文化差异方面的知识，让学生以讨论或辩论的形式进行中西方文化的比较。教师在讲解课文时如遇到西方文化背景知识内容，首先要提醒学生，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然后旁征博引，及时给予解释。
(二)直接阐释法
这是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最常用的方法。即教师对教材中容易引起学生理解困难的文化现象，尤其是那些含有丰富文化意义的词语、课文、典故、习俗等文化知识内容进行直接讲解。有的词语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概念意义相互对应，感情含义却大不相同。这些词从词典中的对应含义看不出什么差别，在具体跨文化交际中却因价值观念的差异而易于产生文化误解，甚至导致文化冲突(毕继万)。
(三)充分运用视听和直观教具，吸收和体验异国文化.
阅读、旅游、音乐、电影、电视、多媒体课件等都是文化沟通的桥梁，一方面它们可以提供最新最生动的语言和文化信息，另一方面，电影、电视还有助于学生了解英美人的手势、表情、身体语言等非语言交际方式。教师在教学中可以收集一些英语国家的物品和图片，让学生了解外国艺术、历史和风土人情;运用英语电影、电视、幻灯、录像等资料给学生以直观的感受，使学生对英语的实际使用耳濡目染，进一步增进课堂教学效果和文化知识的积累。向学生推荐体现外国文化的阅读材料，以增加对英语文化的了解。
(四)加强中西文化差异的比较
文化学习要注意对比语言中文化因素的差异和语用差异。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 在大学英语课本教学中，穿插英美文化知识的补充。文化中习语的意义往往借助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典故而形成，约定俗成的构成整体意义。将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进行系统比较,既可以加深学生对语言本身的理解和掌握,也有助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促进双向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又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
（五)开设系统的文化知识选修课和讲座
现阶段大学英语教学中可开设一些历史、政治、宗教、人类学以及社会学方面的通识课程。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学生不仅可以了解其它国家文化的实例，而且还能掌握一些与文化有关的概念与指导原则。概念与指导原则往往比实例更为重要，因为它们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结构，通过这个结构，学生可以对本国及别国的文化进行仔细考察。这样，学生可以获得一种比较灵活的态度来学会尊重文化差异，同时还能减少他们在文化问题上存在的偏见。
在设计系统的英语文化知识选修课时，我们应当注意:文化不仅包括“人类文明”，而且还包括英语国家的风俗、习惯以及生活方式。在外语社会文化知识的教学中，应该注意遵循适用性、适度性和阶段性原则。适用性原则指导入的文化内容必须和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这样可以提高学生学习英语和外国文化的兴趣，提高英语学习的效率。适度性原则是指所选材料的适合程度和教学中教学方法的 适合程度。选择材料时要注意主要选择那些代表主流文化的内容，同时也兼顾趣味性。
四．教师在文化导入教学中的角色与作用
教师应深谙中国文化和英语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在语言层次、非语言交际、思维方式和叙事结构以及社会语言等四个层面上的对比意义。用屠蓓（1994）的话来说，“对于外语教师来说，最大的挑战不在于在语言外加上文化知识的讲解或另开一门文化课，而在于如何将语言和文化融合在一起来教授。”鉴于此，应处理好下述四个要点：（1）时机：应在汉英语言文化发生冲突或表现相并时及时进行辩异和对比；（2）角度：可以站在英汉两种不同的文化立场上分析看待同一现象。初始阶段似应多从中国文化角度人手，因为它毕竟是一种已存在的认知框架；（3）程度：文化体现在语言的不同层面上，文化移入的程度应服从于语言技能培养的目的；（4）方式：渐进的、自然的、启发式的、关联的，而不是集中、说教、注入、孤立式的。
本人在《新视野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中，已经做了有益的尝试，结合课堂教学融入相关的文化知识，结合所学教材内容对相关的文化知识加以注释，教学中通过对比两种文化的差异来导入文化，有的放矢结合某一章节进行一次或系列性的讲座：“中英文化中动物和色彩的象征含义”；“中美姓氏的由来及文学作品中姓名含义”；“中外名家论学习”；“婚姻形式的演变”；“美国的枪支问题”等等。
我们在进行外语知识教学的同时，应加强文化导入和人文教育的力度，将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进行比较和融合，努力挖掘出教材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知识中的人文教育思想，让外语知识的传授与人文教育融为一体，使学生受到人文素养的熏陶，进而培养出既具有人文气质，又具有科学精神的人，既具有丰富的中国文化知识又能解读西方文化的人。所以，外语教师应特别重视加强人文知识的学习和研究，使之成为西方文化的研究者和高尚文化的传播者，并成为真正的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整合者。
参考文献
［1］桂诗春1991.应用语言学[M].湖南教育出版社.
［2］胡文仲、高一虹1997.外语教学与文化[M].湖南教育出版社.
［3］李良佑、张日升、刘犁等1988.中国英语教学史[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4］唐祥金.现代英语教学论-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287.
［5］赵厚宪,赵霞.论文化教学原则[J].外语教学,2002(5).
［6］曲政,俞东明.功能语体跨文化交际外语教学[J].外语界,2003(3).
［7］叶澜.《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8］束定芳、庄智象.《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与方法》[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论文摘要：从跨文化交际视域和语言运用的层面上诠释文化在英语语言使用中所蕴涵的多样性、内在丰富性以及该语言与其所承载的文化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是世界多元文化格局的要求。可为多元文化区域内如何学习吸纳异域语言，借鉴、融合异域文化进行跨文化交际提供一个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新的理论研究空间。
一、语言与文化
语言与文化相辅相承，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的特殊载体，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文化影响和制约着语言交际的过程和效果。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可以表达客体的概念意义；此外，作为文化的载体，还蕴涵着该语言的民族文化含义和文化心理。
二、英语与英语文化
人们在学习英语过程中，主要通过阅读了解对象国的社会风貌，文化风俗，而阅读材料多出自一两个母语国。于是有些人就认定“英语这种语言和某一两个使用英语的国家的文化是密不可分的。” 这是一种错觉，因为这种理论不能充分解释英语作为跨文化交际的媒介的作用。这些人所说的“语言既不是抽象的‘人类语言’，也不是微观到个人的‘言语’，而是指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部族的语言。” 因此，似乎可得出这样的推论——英国文化即英语文化。但这种错觉是由于混淆文化离不开语言，与一定的文化离不开某一具体的语言之间的界限而产生的。所以切不可在语种与文化之间划等号。因为，今天的English culture（英语文化）一词包含甚广。
三、多元的英语文化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今天的English culture（广义的英语文化）具有多元性，其内容可以涵指：（1）英国文化；（2）以英语为母语国家的文化，即狭义的英语文化，如美国文化，加拿大文化，新西兰文化，澳大利亚文化及加勒比海地区部分国家的文化；（3）以英语为传播媒介的非英语、非西方文化；（4）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文化内容。
毋庸置疑，英语运载着英美文化。作为以英美为代表的母语国家的语言，英语承载主流社会的文化，同时也担当非主流的、非英语移民社团与主流社会的交际媒介。如果英语不具备跨文化运载能力，身居于纽约市约25万的华人是无法同美国主流社会交流的（当然他们的交流是通过那些懂英语的移民来进行的）。由此看来，英语是英美文化的载体，推而广之英语是西方文化的载体，同时英语也是外来的、非英美的、非西方文化的载体。另外，作为外语型国家（如中国）的国际交流语言工具，它反映的是该国的政府的政治立场和人民的文化生活（即在中国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在南非是南非文化的载体）。
四、英语与各国的文化之间的关系
作为国际交流语言的英语与各国的文化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可以用变化着的对抗融合关系来概括。世界语言——英语正作为母语国家和第二语言型国家的内部语言而被使用，同时，还作为英语国家与非英语国家，非英语国家与非英语国家的交流工具而被广泛使用。在使用中，英语本身固载着的西方人的逻辑和传统与该地的使用者的母语逻辑和民族传统规范不断产生“碰撞”，即所谓的英语与该国文化的对抗；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环境的适应，某些英语本身固载着的东西，甚至某些“碰撞”，竟然在该国文化环境下留存下来，即所谓的英语与该国文化的融合。在世界上的多元文化区域内，时时都在进行着学习吸纳异域语言，借鉴、融合异域文化进行跨文化交际活动。
五、英语语言文化内涵的多元化与英语教学
英语语言文化教育是外语教学中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内容，要想全面提高学生理解、运用英语的能力，英语教育者必须充分认识英语文化教学和语言教学的关系，教学过程中，既要注重语言知识的传授，又要充分重视文化教学。大学英语教学中揭示英语语言文化内涵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才能达到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目的。
“作为世界语言，英语的文化内涵是多元的，既包括西方文化要素，也包括东方文化要素；既有基督教的元素，也有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元素。” 由此可见，英语语言教学中要充分考虑英语语言文化的多元化对英语教学过程及效果的影响。因此，教育者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创设立体化教学环境，避免与当地文化对抗，真正实现语言和文化的协调
英语语言文化教学要创设立体化教学环境，是指把语言文化教学的三维即学习者、学习者将来使用语言的目的环境及学习者当时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有机地统一起来，构成立体的课堂结构。以中国的英语教学为例，“英语基本是中国人教，中国人学，在中国用”。在此环境中，“中国文化始终占支配地位，异域文化的输入只能起补充作用。” Smith 在1981年曾指出：“一种语言一旦成为国际性的，它就不可能恪守一种文化规约。” 也就是说为了用英语跟菲律宾人做生意，中国人并不需要学习欣赏英国的生活方式，也不需要发标准的英国音。近年由于英语文化教学意识的加强，教师在英语语言教学过程中一味的强调异域文化的某些规约，强调片面的语言和文化的协调。殊不知他们忽视了学习者当时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其结果是“语言似乎纯粹了，但协调被破坏了，因为犯了与当地文化对抗的错误。” 所以，切不可忘记英语运载着的中国文化。
（二）正确理解学校课程的作用
对于少数将要从事与异域文化密切相关的工作的人来说，了解对象国的文化是必要的。即使这样学校的课程也只能起到指导作用，正如我们在上面提到的教学中只顾遵循课本内容（英语的文化规约），不能正确做到因时因地制宜（指的是不能按照言语事件发生的现实环境即学习者当时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来决定材料的选择，来确定言语的适宜度），那么教学中的某些行为将导致文化误导现象的产生。因此，要正确理解学校课程的作用，切不可片面夸大其作用。“要了解异国文化的全貌并能在实践中适应它，非得深入其地住上一段时间不可”。
（三）补充教学力量，聘请母语使用者任教
为了补充教学力量，我们请了很多母语使用者来教书。他们应该清楚的意识到英语是多元文化的载体。来中国任教的人应该接受过必要的训练，对在这一异域文化（中国文化）中“交流时可能遇到的文化歧异有必要的思想准备，这样他们便不会因为听到一个不顺耳的招呼而变得愤怒，不会因为对方的自谦自贬而大惑不解。” 师生必须认识到 “学生的文化环境是文化课的起点，对象国的文化环境是终点”。只有起点确定了，师生才能最终顺利达到终点。切不可本末倒置，在学习之初教师便一味地将对象国的文化环境强加给学生（将终点作为了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师了解学生的文化环境要比让学生了解教师将把他们引进的文化环境更重要。” 而在现实的教学实践当中，外籍教师若对学生所在的文化环境一无所知，仅把对象国的文化规约呈现在课堂上，不顾冒着与该国文化产生对抗的风险，让学生模仿并接受，可想而知将会受到怎样的教学效果。某些学生会拒绝接受。即使学生对于某些课堂环境下设定场景中的文化规约进行模仿并接受，教师也不能为他们展示可能使用该规约的所有生活环节，学生的“自我表现仍有许多空挡”。这是由于学生们仍然生活在自己母语的众多文化规约当中，外教在课堂上呈现的仅是异域文化的示范和点缀。所以针对英语文化多元化的特点，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外籍教师：在经过学习和训练之后，当他们面对中国学生时，只需稍加帮助，他们便“能在两种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教学中做到游刃有余，来去自如。在尊重并适应学生母语文化的同时让学生接受并吸纳异域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在文化教学中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比苛求几十个学生去适应老师要容易得多。
在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相互接触交流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格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英语已成为多元文化的载体。面对跨文化交际的需要，英语语言文化教育成为高校英语教育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明确英语是多元文化的载体这一事实，从跨文化交际视野中研究英语语言与其所承载的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无疑将对原有的英语语言文化教学理念和方法提出挑战。从而为多元文化区域如何学习吸纳异域语言，借鉴、融合异域文化进行跨文化交际提供一个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新理论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1]颜治强.世界英语概论[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2]陈原.社会语言学[M].学林出版社，1983.
关键词 东亚美学 传统形态 现代形态 对立互补
〔中图分类号〕J11；B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6-0051-07
一、东亚美学的三种景观
韩国成均馆大学于2015年2月召开“东亚美学是否可以成立”的会议，以此为契机，东亚美学学人一起深入思考了全球一体化时代美学中的独特现象：东亚美学的特质。这其实是各非西方文化一直都面临的问题，就东亚来讲，可以套用近年来关于中国美学的讨论方式徐碧辉：《“美学在中国与中国美学”学术讨论会综述》，《哲学动态》2005年第12期。并扩而大之，名曰：是西方美学在东亚，还是东亚美学在世界？西方美学在东亚这一命题意味着：美学只有一个，这就是西方美学扩展全球，传入东亚之后，东亚学人用西方美学模式写出把东亚审美现象包括在其中的具有普遍性的美学论著，所形成的东亚美学话语体系（这一话语的困难是如何透彻解释传统东亚的特质）。东亚美学在世界这一命题内蕴着，东亚有自身的美学，这就是在西方美学进入东亚之前，东亚地区在自身的共同美感中形成的具有东亚特点的美学，包括东亚的现代审美现象，也要由这一美学核心来予以说明（这一话语的困难是如何全面解释现代东亚的特质）。两种言说各有其立论的时空基础，而当要从自身具有强势的时空进入到弱势时空时，则困难重重。因此，“东亚美学是否可以成立”之问，也可以看成是两种美学正处在一种分裂和对立之中都不能一统天下所产生之问。
在西方美学进入东亚之后，东亚学人在两种较为不同的场极中，言说着两种虽有交迭实则不同的东亚美学。一种是以东亚的传统美感为基础，借用西方美学的学科框架，道出东亚自身的美感特质，中国的宗白华、韩国的高裕燮、日本的大西克礼的论著具有代表性。二是以东亚的现代审美现实和美学话语为基础，完全用西方美学的模式（以及作为西方美学变体的前苏联美学模式），以其学科框架、主要术语、言说方式对之进行言说，建立起了与西方美学模式甚为相近的美学话语，这是目前东亚美学界的主流话语。在中国，有朱光潜《谈美》（1936）、王朝闻《美学概论》（1979）、李泽厚《美学四讲》（1999）等；在韩国，有白琪洙《美学》（1986）、金文焕《美学的理解》（1989）、美学大系刊行会的《美学大系》（三卷，2007）等；在日本有大V保治成《美学与艺术论》（1933）、今道友信《美的相位与艺术》（1963）、竹内敏雄《美学总论》（1979）等。
因此，可以说，东亚美学有三种不同的美学景观：一是以原生态样式（即西方美学尚未进入之前）存在的东亚传统美学，这是一种呈现传统为主的美学；二是西方美学进入东亚之后，用美学之学科框架，对传统审美样式进行美学总结，得出具有东亚美感特质的美学理论的东亚美学；三是完全依照西方美学的原理和基型，虽然也把对东亚现代以来的美感历史进行反思概括，并且也进军到传统原生态之中而欲将之重构的东亚美学，但更主要的是把西方美学视为普遍性美学，而站在一种美学的普遍性上，把东亚的材料与西方世界的材料合在一种，以东亚的身份和东亚的语言，讲述一种（相当于美学在东亚的）普遍性的美学。
“东亚美学是否可以成立”的答案，基本上可以在对以上三种景观的解说、研判、综合里得出。
二、传统东亚的共同美感何以成为美学
东亚的千年传统，形成了一种区别于其他文化圈的共同文化，汉字的普遍使用，儒学的普遍存在，佛教的普遍影响，在东亚各地具有的多种多样的差别中，构筑了一种共同的东亚心性，同时也在这共同心性基础上建构起了一种共同美感。我们看到，汉诗在中日韩的普遍写作，文字的共同性成为共同美感的重要基础之一。辞赋写作在东亚的普遍性，从中国江淹《别赋》，到高丽朝李仁老的《红桃井赋》，再到嵯峨天皇《重阳节赋》，其共同美感是明显的。文化中的一些主题也在东亚各地飘荡，比如严子陵形象、竹林七贤的形象，不但在中国，也为韩国和日本所吟诵，三神山的传说，也在韩国和日本广为流传。乃至不少文学的情调都极为相似，比如中国嵇康、韩国成三问、日本大津皇子都写过绝命诗，让人感受到相同的心的跳动。中日韩在美感上的紧密相连，一看就可以见出相互之间的密切交流，日本和歌的五七调，韩国母语诗歌三四调，韩国的时调，都与中国诗歌有紧密关联。在诗歌上，中国古诗，日本和歌，韩国的时调，在彰显各自特色的同时，也呈现出了东亚的共同美感。在叙事上，中国的小说，日本的物语，韩国的说话和小说，在呈现各自特色的同时，也彰显了东亚的共同美感。在叙事作品中，中国喜欢就某一主题反复重写，在重写中又增删变换着主题、地点、人物、情节，日韩也热衷于翻案文学，比如中国的《剪灯新话》、韩国的《金鳌新话》、日本的《御伽婢子》就构成了东亚翻案文学中的关联、区别、共性的典型妙例。文学创作如此，文学理论同样如此，与西方比起来，东亚文学最有特色的理论形式是闲谈式的“话”而非西方型文论逻辑谨严的“论”，中国欧阳修的《六一诗话》、韩国李仁老的《破闲集》、日本虎关师炼的《济北诗话》，分别引领了中韩日的诗话形态的兴起。在诗论的内容上，中日韩也呈现了共同的美学原则，比如诗言志的理论，中国《诗大序》、韩国《诗史序》、日本《古今集》真名序，对之都有言说。再比如诗应有余情余味的思想，在中国严羽的诗论中，韩国洪万宗的诗论中，日本藤原公任的诗论中，都可以看到对此的精彩之论。又比如，好的诗歌应当在运用文字的同时，又感觉不到文字，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以心传心。在中国司空图的理论中，韩国慧湛的理论中，日本祗园南海的理论，都可读到对此的精妙言说。再放眼望去，在建筑领域，中国、韩国、日本的宫殿、城门、庙宇、府第、居室、园林等建筑中，有一种东亚的共同美感形式。在美术领域，中国的画院画、文人画、版画、年画，韩国的真景画、风俗画、南宗画，日本的唐绘、南画、浮士绘中，同样可以感受到一种东亚的共同美感形式。在戏剧领域，中国的昆曲、京剧和各地方戏曲，日本的能乐、狂言、净琉璃、歌舞伎，韩国的假面剧、木偶剧、唱剧，同样流动着一种具有东亚特色的共同美感。还可以继续罗列下去，但仅以上例子，已经可以毋庸置疑地得出：东亚文化确实存在特色鲜明的共同美感。
然而，东亚各国却了无一本以“美”为名的论著。乍一看来，东亚文化是有美（审美现象）的存在，却无美学（关于审美现象的理论）。但是，上面举的诗话的著作，以及诗论中的诗言志，诗要有余情余味，诗要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就是东亚关于诗美的理论。再进一步看，当西方美学整体分解为各个具体部分（美的哲学，美感经验，各门艺术，自然美、社会美、技术美等等）的时候，其每一部分在东亚都可以找到理论水平上绝不低于西方的理论言说。这表明东亚一直有着关于美的理论，而且绝不逊于西方。然而，东亚确实没有一本以美为书名的论著。这是不是说，东亚美学只有各个部分的精妙之论，却无总体概括的总体之论呢？不是的。问题的实质在于：东亚美学是一种与西方美学不同性质的美学类型。如果说，西方文化的美学是区分型美学（Definitive Aesthetics），那么，东亚美学是关联型美学（Correlative Aesthetics）。区分型美学作为一种在理论上把握美的特有方式，具有相互关联的四点：区分、划界、实体确定、名言。关联型美学作为另一种从理论上把握美的方式，具有相互关联的四点：关联、互渗、虚体体悟、活言。两种不同的美学模式，细讲起来较为复杂，笔者写有专文，张法：《从世界美学的两大类型看美学在当今世界的演进大势》，《学术月刊》2015年第4期。敬请参阅。这里只提出一点，区分型理论方式必然产生以美――一种不同于一般美感（Sense of Beauty）的专门美感（Aesthetics）――命名的美学（Aesthetics）。关联型理论方式必然会以另一种方式来谈论美。总而言之，在西方文化以现代形态大规模进入东亚之前，东亚文化具有共同的美感（这一共同美感存活在东亚人的内心深处），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具有东亚特质的美学（这一美学存活在东亚传统言说美和艺术的各类话语之中），即不同于西方区分型美学的关联型美学。正因为东亚存在着独具形态的关联型美学，当西方的区分型美学进入东亚之后，才可迅速地按自己的方式组织起东亚各国的美学史，而东亚学人才可以很快看出自身传统中丰富的美学资源。可以说，东亚传统中本身存在的关联型美学，是东亚美学的基础。虽然它不是以现代学术的方式存在，而却确实存在。它的存在，不但让我们从中更容易地体悟东亚的共同美感，也让我们理解了现代的东亚美学为何以当今的两种方式产生。
正是东亚美感的千年存在并以物质和文献的方式进入到现代东亚的这一现象，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路径，去思考东亚美学的特质。
三、“美学在东亚”型的东亚美学
西方型的（或者说）作为一学科的美学进入东亚，因西方文化主导的世界现代化进程扩展到东亚而产生。这一美学的产生，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美学名称的定译，二是学科体制的建立，三是美学原理论著的出现。这三个阶段在时间上是日本在先，中国在中，韩国在后，但在性质上基本相同。我更熟悉中国，且以之为例。第一阶段，美学名称的定译。“aesthetics”一词传到东亚，西方传教士、日本和中国学人曾选用不同汉字词汇与之对译，如有“佳美之理”“审美之理”（由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1886年的《华英词典》所用）、“审美学”（由日本小幡甚三郎撮译、吉田贤辅1870年校正的全二册《西洋学校轨范》所用）、“论美形”或“如何入妙之法”（由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1873年的《德国学校论略》所用）、“佳趣论”（由日本西周1870年的《百学连环》讲义所用），“美妙学”（西周1872年的《美妙学说》[进讲草案]所用）、“艳丽之学”（华人颜永京1889年翻译出版美国心理学家海文《心灵学》时所用）、“美学”（日本中江兆民1883 年译《维氏美学》[上下册]所用，该书翌年3月由日本文部省编辑局先后刊行）……最后，“美学”一词在日本成为定译，这一定译进入中国之后，在王国维、、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下，“美学”一词成为中国学界的定译。第二阶段，教育的学科设置。张之洞等组织制定的《奏定大学堂章程》（1904），规定“美学”为工科“建筑学门”的24门主课之一，随后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1906）要求在大学的文科里开设“美学”专门课程。民国初年《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1913），国文学中列入“美学概论”。这一系列的运作，使美学成为中国现代教育体制中的一个学科。第三阶段，在美学成为一门学科之后，中国学人借鉴西方的相关论著，较快地写出了美学原理著作。萧公弼《美学概论》，连载于《寸心》杂志1917年的第1、2、3、4、6期，未完。1923年吕出版了中国第一本《美学概论》，从此之后，美学原理著作不断出现。仅在战火不断的民国时期（1911-1949），就出版美学原理著作15本。民国时期美学概论著作除本节提到的4种外，还有吕：《美学浅说》，商务印书馆，1923年；陈望道编著：《美学概论》，民智书局，1926年；范寿康编：《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27年；徐庆誉：《美的哲学》，世界学会哲学丛书，1928年；李安宅：《美学》，世界书局，1933年；王钧初：《辩证法的美学十讲》，长城书店，1933年；金公亮编著：《美学原论》，正中书局，1936年；傅统先编著：《美学纲要》，中华书局，1948年；萧树模：《美学纲要》，世界书局，1948年；马采：《论美》，美术研究会，1948年。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朱光潜按西方美学模式写的《文学心理学》（1931，乃《谈美》的学术版）和蔡仪按前苏联模式写的《新美学》（1947）。经过这三个阶段的进程，西方型美学成为主要形态。中国如此，日韩亦然。
在世界现代进程以来的学术语境中，西方美学被认为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东亚学人是怀着同样的信念而对之进行移置，从而让东亚拥有这一知识的。但是，东亚学人对西方美学的“移置”（这更鲜明地从西方美学著作的翻译中体现出现），或者换言之，东亚学人对东亚美学的建立（这更主要地从东亚按西方美学原理所写的美学著作中体现出来），是在两种语境（Context）中进行的。一是东亚深厚的传统美感，二是东亚现代的美感新质。
先从东亚传统美感方面看。东亚学人对美学的移置或曰建构，是以东亚自身的传统知识为背景进行的。东亚的知识传统作为一种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在暗中对东亚美学的建构发挥作用。从解释学（Hermeneutics）的理论来看，东亚美学的建构是东亚传统（构成东亚学人建构前的解释学视界[horizon]）与西方原有美学（这是一种不同于东亚的新的视界）对话而进行不断的视界融合（Fusion of Horizons）的产物。这样，在主观上，东亚学人要按西方的美学原则建立起东亚美学，在客观上，其在建立这一美学之时又无意识地同样也是必然地把自己的一些东西加到这种美学之中。这从几个重要的方面体现出来：第一，在美学命名上，西方的aesthetics是与日常美感（Sense of Beauty）不同的具有专门性和特殊性的美感，东亚并无这种美感，因无法找一个适当的词，而只有用一个与之最接近的普泛性的词“美”加上与aesthetics中的-ics相对应的“学”来对之命名。严格地讲，这样的命名已经（又不得不、且必然要）偏离了西方aesthetics（美学）的原意（这里可以写一本大书，但离题太远，且点到为止）。第二，aesthetics（美学）之定义来自这一特殊的美感（Aesthetics）的定义，康德的《判断力批判》（1790）对之有经典的论述：这种aesthetic（美感）不是来自感官的（不同于功利），亦不是来自知识的（不同于概念），也不是来自道德的（不同于道德）。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1953）对之补充说：世界中的一切，包括人体、社会、自然、工艺、科学等，都有美，但这些美的混杂的，从这里得到aesthetics（纯正的美感）是偶然的（而这种偶然的获得，也一定是按照审美心理学诸流派讲，要通过一系列的心理技术，如距离、直觉、内摹仿、移情等等，才通达到），而艺术是人为美而创造出来的，因此在艺术中才可以得到纯正的美（Aesthetics）。这里应当专门指出，西方人认为，艺术的本质特质不是现实，而是虚构，因而艺术与现实功利、知识概念、宗教道德区别开来，从而，美学就是艺术哲学。以上两种经典性的西方著作，对西方区分型美学的特征有甚为清楚的彰显。而在东亚的关联型美学中，就美而言，美不是与真和善区别开来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因此，《说文》里释美：美，善也。释善：善，与美同意。当然这里的“同”不是完全相同，而是有关联且必须关联。就艺术而言，以诗文为核心的艺术，其基本特质不是虚构，而是写实，从而与现实的方方面面紧密关联。在文学上，要文以载道；在绘画上，要以“一笔之管，拟太虚之体”（王微《叙画》）；在音乐上，讲究“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记・乐记》）。这种关联，如《红楼梦》第五回中讲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如杨慎所讲的：“会心山水真如画，巧手丹青画似真”（《总纂升庵合集》卷二百零六）。在叙事作品里，金圣叹把《水浒传》这类的小说和《西厢记》这类的戏曲，看成《论语》《周易》《诗经》类的六经，《庄子》类的诸子，《公》《谷》类的学术之文，《离骚》《杜诗》类的抒情文学，《战国策》《史记》类的历史著作，都归为“文章”，而且认为有共同的“文法”。这里由中国文艺理论所呈现的正是东亚关联型美学的特点。正因为东亚现代美学建立在东亚传统之上，因此，东亚学人移植西方美学之时，虽然全盘接受了西方美学的基本框架和概念体系，但在用这些框架和概念讲述美学之时，却是用东亚的关联型思维进行的，这在中国王朝闻的《美学概论》和李泽厚的《美学四讲》等著作中；在日本竹内敏雄的《美学与艺术论》和今道友信的《美的位相与艺术》等著作中；在韩国白琪珠的《美学》和金文焕的《美学的理解》等著作中，都有各具特色的体现。这里且举我最熟悉的中国的例子。在王朝闻和李泽厚的著作中都认为，美是合规律性（真）与合目的性（善）的统一。这与康德的对美的经典论述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样，在王、李的著作中，都是社会美、自然美、工艺美、技术美与艺术美作为美的基本类型，统一看待。这与杜夫海纳对审美对象的经典论述，形成鲜明对照。在这样的基础上，王、李的著作，一方面把美论与艺术论分开来论述；另一方面又把美论贯彻到艺术论之中，艺术对于二人来讲，当然与西方美认为的艺术的目的就是追求美，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无非是合规律（真）与合目的（善）在艺术中的体现而已。对于东亚现代美学按西方美学而来，结果又与西方美学有所区别，正是中国传统的关联型美学与西方的区分型美学的一次次视界融合的结果。
再从东亚现代的美感新质方面看。东亚现代美学的主流之所以以西方美学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概念的方式出现，一方面与西方进行全球扩张中把现代因素系统地植入东亚相一致；另一方面又与东亚各国面对现代性的挑战，决心力争上游，努力进入世界的现代进程相一致。与东亚学人建构现代美学紧密相联的，是整个东亚的现代化进程：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现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建立。东亚现代性作为一种体系性的出现，是相互关联的，在这一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东亚美学，在基本框架和主要概念上，是与西方美学完全对接的。这样，一方面，东亚美学与由西方主导的整个世界美学体系，有共同的结构和语汇，既能为世界美学所理解，又彰显东亚的现代性质。这对于东亚与世界的会通来说，极为重要。另一方面，用西方型的东亚美学去言说在东亚现代性进程中产生出来的方方面面的审美现象，是得心应手的。因为这些新型审美现象本身就是在与西方审美现象的互动中产生的，具有现代的新质。以中国为例，中国的现代文学、现代美术、现代音乐、现代建筑、现代服饰，本身就因西方的影响而来，当然用西方型的美学去讲最可行，而且也是可以讲清楚的。也正因此，在东亚和世界的不少学人看来，并没有在本质上独具特色的东亚美学，所谓的东亚美学，只是具有人类普遍性的西方美学在东亚而已。
不过，就是在这一东亚美学类型中，也有前面讲的东亚传统美感影响的一面。正是从现代东亚美学在移植西方美学而又无意产生的偏离这一现象中，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路径，去思考东亚美学的特质。
四、返回东亚传统的美学重塑
当东亚美学学人从移置西方美学而建立东亚美学之初，认为西方美学的普遍性应当适用于东亚美学，产生最初的东亚现代美学。一方面，当其面对东亚审美的演进，特别是新生审美事物的出现，是适应并与之并进的；另一方面，其实面对传统东亚美学的时候，出现了不少的困难，这一困难最初并不突出，比如，在中国美学的第一代学人王国维、刘师培、梁启超的论著中可以明显感到。王国维在写《人间词话》（1908）、《宋元戏曲考》（1913）、《屈子之文学精神》（1906）、《红楼梦评议》（1904）等时，刘师培在写《论美术援地区而论》（1907）、《原戏》（1904）、《舞法起于祀神考》（1909）、《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1919）等时，梁启超在写《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1924）和《中国韵文里头表现的情感》（1922）、《屈原研究》（1922）、《陶渊明》（1923）、《情圣杜甫》（1922）等时，同时也写有不少的西方美学论述，中西美学在本质上的差异，并没有被凸显出来。但随着研究进一步深入，东亚美感的独特性被普遍地展示出来了，一种重识东亚美感特质的研究展现出来，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日本的大西克礼在《幽玄与哀（AWARE）》（1939）、《风雅论――“寂”（SABI）的研究》（1940）等著作中，对日本美学的特质，进行了理论总结。突出了作为日本美感特色的幽玄、物哀、寂等重要范畴。韩国的高裕燮在《朝鲜古代美术的特色和它的继承问题》中对韩国美学的特质，进行了理论总结，提出了“无心而美”“无巧之巧”“疏大荒杂”“寂淡之味”等韩国美感特色。在韩国还有尹喜淳《韩国美术史研究》、崔淳雨《韩国美的叙说》等都对韩国美感的特色有自己的总结。在日本，不但还有九鬼周造、藤本箕山、阿部次郎等，进行着日本美感特色的言说，而且还有一种东亚胸怀，柳宗悦在《朝鲜和它的艺术》对韩国美感进行了精彩论述，笠原仲二在《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中对中国美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而中国学人对中国美感的研究，展开为三大类型：一是新儒学代表人物，如钱穆、方东美、徐复观、唐君毅等，从中国本位的立场出发，从哲学到美学，通过古代文艺的实例，对中国美感的进行总结。这些学人对中国美感的总结，主要体现在唐君毅的《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文学精神》 （为其《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的第十章与第十一章，1954）、《中国文学与哲学》《文学的宇宙与艺术的宇宙》 （为其《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中的两节，1975），徐复观的《中国文学精神》（1965）和《中国艺术精神》（1965），钱穆的《中国文学讲演集》（1962）及《现代中国学术》（1983）中的文学、艺术、音乐三章。二是后来海外华人学者，如叶维廉、高友工、刘若愚等，在西方学界的氛围中，以比较美学的方式，总结着中国美感的特质。这些学人对中国美感的总结，主要体现在叶维廉的《语法与表现：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美学的汇通》《语言与真实世界：中西美感基础的生成》《中国古典诗和英美诗中山水美感意识的演变》等，高友工的《文学研究的美学问题（上）：美感经验的定义与结构》《文学研究的美学问题（下）：经验材料意义与解释》《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试论中国艺术精神》《律诗的美学》《词体之美典》《中国之戏曲美曲》《中国戏曲美曲初论》（皆收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2008）中），刘若愚的《中国诗学》（1962）、《中国文学理论》 （1975）、《中国文学艺术精华）（1979）等。三是宗白华、邓以蛰自民国以来，以美学为主位进行着中国美感总结。二人的对中国美感的总结典型地体现在宗白华的《〈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1940）、《中国诗画里的空间意识》（1949）、《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1943）、《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1943）等以及邓以蛰的《画理探微》（1935-1942）、《六法通诠》（1941-1942）、《书法之欣赏》（1937-1944）等论著中。中国学人在这三个方面研究一个总的特点是，在深入西方美学的基础上回到传统，因此，对中国美感特质的研究，是建立在比较美学基础上的，这在方东美、宗白华、叶维廉的言说别明显。以下例举在《中国美学史应当怎样写：历程、类型、争论》已有详述，见《文艺争鸣》2013年第1期。方东美的《生命情调与美感》（1931）中，以三种人（希腊人、近代西洋人、中国人）的不同，在相互的比较中既突出了三者各自的特色，同时突出了中国文化所独具的生命情调与美感特色。在宇宙背景上，希腊人是有限乾坤，近代西人是无限宇宙，中国人是冲虚绵邈的宇宙。不同宇宙的典型体现，希腊人是万神庙，近代西人是哥特教堂，中国人是深山古寺。在艺术体现上，希腊人是体雕刻，近代西人是油画和乐器，中国人是山水画与香花。体现在人物上，希腊人是阿波罗，近代西人是浮士德，中国人是诗人词客。在境况（即意境）上，希腊人是雨过天晴，近代西人是晴天霹雳，中国人是明月萧声。在情韵上，希腊人是色在眉头，素雅朗丽，近代西人是激雷过耳，震荡感激，中国人是花香入梦，纡徐蕴籍……方东美：《生生之美》，李溪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91页。宗白华在《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1936）的篇首，引用斯宾格列（O. Spengter）《西方之没落》关于不同文化有不同的象征物以体现自身文化的特质：古埃及是“路”，体现为金字塔中的甬道；古希腊是“立体”，体现为雕像；近代欧洲是“无尽的空间”，体现为伦勃朗的风景画。因此，研究中国文化，应深入到中国人宇宙意识中，方能呈现中国之美的特性。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41页。这构成了宗白华对中国审美领域和美学理论进行言说的特点，他在自己的论著中不断地引用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周易》，正是要让中国之美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宇宙意识的深度。叶维廉在《语言与真实世界：中西美感基础的生成》（1982）等一系列论著中，都自觉地运用中西比较的方式以呈现中国美感的特质。
从宏观上讲，东亚学人对东亚美感的总结，开启出两点学术走向：第一，东亚美学研究，从纯学术的角度看，是一种比较美学的研究，这意味着，东亚美学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美学的特殊形态，这同时意味着，西方美学从一种普遍性的美学降位为一种特殊形态。这样，美学研究不是从西方美学取得普遍美感规律，然后运用于东亚，而是在东亚美感与西方美感（还应加上其他文化圈的美感类型等）具有根本不同的比较中，去寻求共同的美感规律。这一基本认知，确立了建构东亚美学以彰显东亚美感的特质的必要性。第二，东亚美学研究，从文化的角度看，在寻求东亚美感的本质，并希望在东亚美感本质的基础上，把这一本质运用于东亚美感的现代化演进。正是在第二方面，返回东亚传统以寻求东亚美感本质的这一方向，与东亚美学的前一方向，即西方美学在东亚的方向，产生了争论。这一返回东亚传统的美学重塑，其对东亚美感特质的得出，主要来自于传统审美文化。因此，由之而来的东亚美感本质的理论，对于传统东亚而言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之得出的理论是否符合现代东亚，是有争论的。然而，正是中日韩关于各自民族的共同美感的言说，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路径，去思考东亚美学的特质。
五、太极图形的东亚美学
由上所述，东亚美学的地图基本呈现出来：一个类似于太极图的图形。黑色的阴面是传统东亚美学。其由大到小，可回溯到千年历史；由小到大，又伸向现代东亚，构成现代东亚的部分。由整个传统东亚和现代东亚的部分而总结出来的东亚美学（即由宗白华、高裕燮、大西克礼为代表的美学），适应于解说全部传统东亚，却只适用于解释部分现代东亚。白色的阳面是现代东亚美学。其由大到小，关联到作为世界美学主流的西方美学；由小到大，构成现代东亚的部分。由西方美学和现代东亚的部分而总结出来的东亚美学（即由李泽厚、竹内敏雄、白琪珠代表的美学），适应于解说全部西方美学，却只适用于解释部分现代东亚。两种美学的差异，本质上是传统的东亚美学与西方美学特别是西方现代美学的差异。然而，一方面，传统东亚和现代东亚在现实中以显的形式拼贴在一起，犹如在北京、在首耳、在东京，传统建筑和现代建筑拼贴在一起一样。另一方面，传统东亚和现代东亚在现实中以隐的形式拼贴在一起，犹如穿西装而骨子里却很传统的人，另一些人则外面着传统服装而在内心又主张现代观念。两种美学各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前一种美学用来解释后者，甚有困难，后一种美学用来解释前者，也是如此。本来，两种美学是以一种既对立又互补的方式，存在于东亚现代化的整个进程中，然而，传统东亚美学总认为自己得出的东亚美感的特质，具有本质性，可以而且应该在东亚占有主流地位。在实际上，它要完全说明现代东亚产生的新现象，确有困难，比如很难说明由中国的鲁迅、韩国的李光洙、日本的夏目漱石所代表的东亚现代小说中的美感。[韩]孙麟淑：《东亚文学的近代化研究――以鲁迅、李光洙、夏目漱石小说为中心》，辽宁师范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传统东亚美学的一个易被攻击的弱点，就在其预设是，东亚的美感是不变的，它已经在传统美学体现出来，现代的转型，只有在传统美感的本质基础上发展，才是对的。同样，现代东亚美学总认为，美感的普遍性已经被西方美学把握住，东亚美学必须按照这一本质进行现代的转换，才有未来。而实际上，现代东亚美学不但在解释千年的东亚传统美感上有困难，就是在解释东亚现代美感的时候，比如日本电影，韩国电视剧，中国以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为代表的现代美术之时，不援引传统美学资源，要讲好也是困难的。东亚现代美学一个易被攻击的弱点，已经由比较美学的理论讲透了。
既然两种理论并存于东亚的美学现实之中，无论其表面上看起来多么不同乃至对立，实际上已经处在一种互补的现实之中。二者各有自己的长处。东亚现代美学的出现，与东亚的现代化进程是相契合的。第一，在外在形态上，与作为世界主流的西方美学相契合，有利于东亚与西方的对话。第二，在外形上，与东亚新生长出来的现代性因素相契合，并与之有一种互动关系，有利于东亚现代性的快速生长。可以说它在“同”的一面进入到与世界现代化总体进程之中。东亚传统美学的出现，同样是与东亚现代化进程相契合的。第一，正因为在外在形态上不同于作为世界主流的西方美学，而彰显了东亚美感现代化的特色。第二，在外形上，它以东亚传统美感的特色，提醒着新生长的现代性美感因素，如何在呈现现代的同时，注意保存东亚特性。可以说，东亚的传统美学用不同的方式，校正着东亚现代性与西方的同质化，力求走出东亚美感现代性的特色之路。
影视动画艺术作为融电影、戏剧、美术、文学、音乐等艺术形式为一体的新兴综合艺术,其艺术创作深深的打上了其他艺术的烙印,在它身上也能找到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子。如今,影视动画艺术在世界各国都呈现了蓬勃发展之势,而表现民族文化的内涵,成为各国追求的艺术目标。无论是民族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国,还是兼收东西方文化的日本,亦或是博采众长、开放兼容的美国,都将民族文化元素灌注到动画作品中。
影视动画创作中的民族文化元素包括民族文化题材的选择、民族精神的体现、民族化的造型元素及特有的民族艺术元素等。现在仅就这几个常见方面做一个浅析。
一、民族文化题材的选择
纵观市场上的中外动画,有相当比例都是取材于民间传说、民谣、神话或寓言故事。创作者们从这些题材中吸取精华,加以改编,成为我们看到的影视动画作品的文本。如《宝莲灯》是中国民间神话“劈山救母”的改编版,《神笔》《孔雀公主》《过猴山》《阿凡提的故事》《中华传统美德故事》都是取材于民间文学,《龙猫》是宫崎骏小时候听到大人们讲的传说……就连美国的迪斯尼出品的《花木兰》也是从中国的《木兰辞》、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中提炼的。
二、民族精神的体现
影视动画作品的创作者作为实在的个人或群体,成长于特定的民族文化中,其创作习性、个性不免受到民族文化心理、民族精神的熏陶,并映射于作品之中。作为受众,自然也比较能够接受符合自己价值观念的作品。所以,影视动画作品中的民族文化元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精神:民族价值体系、民族审美习惯、民族道德伦理等。
中国人受儒家、道家、佛家哲学影响比较深厚,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民族心理。《大闹天宫》就体现了很鲜明的儒家“中和”观――孙悟空可谓是受尽磨难,但创作者在结尾还是让他大闹天宫,好好的反叛了一把,让观众都长出了一口气。这种对悲剧的中和符合中国人和谐为贵的儒家思想,“哀而不伤”的创作也符合观众的审美习惯。而在水墨动画《牧笛》中,我们又可以在浅淡的叙事与轻柔的节奏中找到道家文化“简洁、恬淡”的意境之美――甚至所有的水墨动画片,另如《小蝌蚪找妈妈》,都可以感受道家的“无为、虚无”的思想。
日本大和民族受中华文明影响颇深,其传统的民族精神和中华精神一脉同宗。日本人也崇尚禅宗、重视儒道文化。而且大和民族深切的危机意识与奋斗意识也无一不反映在影视动画作品中,成为其独有的特色。看日本动画的代表――吉卜力工作室的作品就可见一斑。“《千与千寻》中的女孩千寻,在宫崎骏创作之初,她在剧中都还只是一个平凡不起眼的日本女孩,扎着一个马尾辫,普通的服饰衣着。她长相普通,也没有特别之处,但随着剧情的演进,千寻为了拯救双亲,在神灵的世界中经历友爱、成长、修行的冒险,她终于在寻找‘回归’的途中发现自身存在的价值。”在困境中学会了生存,并且变得独立、坚强、勇敢,成为人性美的浓缩。其中,我们不难体会到日本人所崇尚的拼搏精神及追求的价值观。
美国人天生不爱被束缚,其乐观和崇尚自由的个性在影片中得以彰显,对于传统和权威的置疑和反叛也是美国动画影片精神特质的一个重要体现,这也反映了美国动画所具有的后现代文化特征。《小马王》中的小马王,似乎就是美国精神的代表。他不屈服于强势,自信、坚定,敢于拼搏奋斗,乐于展现自己。另外,美国的动画片常以幽默的动作及语言给观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也是因为美国人天性幽默乐观的缘故。
三、有民族感的造型元素
首先,具有民族特色的角色形象。看中国以前动画中的角色形象,大家很容易找到中国式的面容。如《牧笛》中的牧童,《哪吒闹海》中的哪吒,微吊的杏核眼,东方人扁平的面孔,穿的衣服更是有鲜明的民族及时代特色;日本动画角色因为有日本浮世绘的唯美传统,追求一种唯美的形象,大大的眼睛,长腿细腰,尽管过于不合比例,但却不失美感;美国动画中的形象则是比较“杂”的,也和美国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家有关,但是他们做出来的形象还是带有很明显的美国标签。美国动画在角色造型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有的风格和样式,这些形象讲究体块感,注重整体效果,肢体和表情动作。他们的“动画造型简洁、活泼,突出大手大脚,大大的脑袋,细细的胳膊,形象十分有趣。另外美国英雄主义卡通也是美式卡通的一大特色。角色形象强悍刺激,雄健有力,动作与速度充分体现强者为王的美国精神。”
其次,具有民族特色的动作设计。中国戏剧的程式化与虚拟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动画的造型。《金色的海螺》里,海螺姑娘的动作简直就是戏剧中花旦的动作,特别明显。再有就是,“关于造型‘美人要修长、文人一根钉、武人一张弓’。在线条表现上:‘流水褶子要活套,钱线褶子要挺拔。’”日本动画中的动作设计比较简单,但是生动有趣。美国动画动作设计大胆夸张,有自己已经形成格式的运动规律。
再次,色彩的设计。中国的动画色彩传统上讲求:“要想俏,带点孝。黑配紫,臭狗屎。红靠黄,亮晃晃”。日本动画的色彩以宫崎骏动画作品为代表就是色彩恬淡,充满田园风情。美国动画在用色上比日本动画更加夸张和抢眼,“色彩饱和度高,欲给人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在用色上多运用油画般深沉厚重的颜色来表现对象,色彩对比度高,有时候如版画般强烈。这样刺激的视觉对比,给人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反差,具有很强的表现力。美国动画在色彩的运用上,有意识的运用了补色的对比,使色彩有了节奏的变化,满足和丰富了我们视觉上的要求,而不是单一的统一”。
另外,特有的民族元素点缀其中。如《真功夫之奥运在我家》中的四合院、京腔京调;《千与千寻》中独特的日本“沐浴文化”,假面人则是运用了日本艺妓的化妆;《料理鼠王》里厨师大做法国大餐……
除上述以外,动画作品中能体现出的民族文化元素还有很多。这也充分表明,每个国家都可以在民族文化上充分挖掘题材,吸取营养,创作出弘扬民族文化的动画作品。而对于我国动画人来说,这一要求更是极其迫切。这就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才能实现了。
参考文献:
[1]余孟洁.《中国传统艺术造型元素在动画角色设计中的运用研究》,硕士论文.2007.11
[2]余孟洁.《中国传统艺术造型元素在动画角色设计中的运用研究》 硕士论文.2007.11
[3]杨学芹.《民间美术概论》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4
【论文摘要】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的思想、言论、行为的一种物化形态。《中国文化概论》课程，作为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的必修课，在激发他们报效祖国的主体精神、培养他们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引导学生克己奉公的价值取向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并且形成了伟大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的理性升华，是推动民族延续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精神支柱。高等院校开设的《中国文化概论》是一门研究中国文化现象、体系及其规律的综合性课程，有助于大学生奠定深厚而坚实的文化基础，对他们进行民族精神教育。
一、 有助于激发大学生报效祖国的主体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最为鲜明的特征是对国家、民众的深厚情感，以及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报效祖国的精神。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核心内容。
1．激发大学生的忧患意识。国学大师徐复观先生对 “忧患意识”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中国的学术思想起源于“忧患意识”，中国社会 的发展立足于“忧患意识”，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也是 “忧患意识”，中国与西方文化之不同、文化精神之差异都可以由此找到答案。“忧患”一词较早见于《孟子》一书：“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 陇患意识的实质，是对现实的忧思和对人生的关注。当代大学生成长的环境优越，物质条件非前人可比，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思考得不够充分。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恰恰可以利用传统文比中“忧患意识”的积淀对他们进行精神上的补足。纵观中国文化历程中的伟人，无一不在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未来。从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到 “杖汉节牧羊”的苏武，从“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顾宪成到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他们 的灵魂深处都打上了忧患意识的烙印，成为一种支配其行为的清醒的自觉理念。通过《中国文化概论》 课程逐步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不仅可以使他们很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精神，更可以引发他们对自身肩负的历史责任的深度思考，激发他们忧国忧民的意识。
2．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爱民族、爱祖国历来被视为 “大节”，是爱亲人、爱家族的情感的升华，捍卫民族尊严、维护国家利益是一种崇高的品德。“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杀身成仁” “舍生取义”以及 “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贯穿于中华传统文化道德的始终。虽然在封建社会“精忠报国”往往与忠君联系在一起，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实质上它是将 “君”作为国家的代表，“精忠”的背后有一种深层的国家意识。南宋末代宰相文天祥被敌俘获长达四年之久，其间受尽折磨，吃尽苦头，但仍坚定信念，保持民族气节，最后挥毫写下 《过零丁洋》，留下 “人生 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诗句，表达了崇高 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操和民族气节。《中国文化概论》课教学不仅要充分利用辉煌的文化成果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力和民族 自豪感，更要使学生懂得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大学生要保持民族气节，维护中华民族尊严，以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祖国利益、尊严为最大耻辱，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自觉将个人的荣辱得失与民族盛衰紧密结合在一起。
二、有助于培养大学生 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推动中华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是通过历史沉淀和文化传承得以强化、巩固和发扬光大的。
1．提升正义感，培养刚健有为的优秀品格。
刚健有为是中国文化中人们积极的人生态度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周易 ·乾》说：“刚健中正，纯粹精也。”把刚健当作一种最重要的品质。这种品质首先是担当道义、不屈不挠的社会责任。孔子十分重视 “刚”的品德。他说：“刚毅木讷近仁”， 刚毅指坚定性。在孔子心目中，刚毅和有为是不可分割的。有志有德之人，既要刚毅，又要有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孔子的弟子曾参提倡知识分子要 “弘毅”。他说：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无穷，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强调了知识分子要有担当道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刚健有为还是一种正直充盈的独立人格。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他把 “养浩然之气”作为培养人生追求的一种方法，并把 “大丈夫精神”即刚健有为、正直充盈的独立人格确立为人的行为准则。苟子提出 “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伟大思想，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是对刚健有为思想的一大拓展。王夫之说：“圣人尽道而合天得。合天得者，健以存生之理；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他又说： “惟君子积刚以固其德，而不懈于动。”他的创新在于赋予刚健有为思想以主动性、能动性，把 “刚健”与能动有机统一起来。因此，立志持志，自我磨炼，这是奋发刚健的应有之义。《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教学要激励学生有自我磨炼的砥砺意志及吃劳耐苦精神。刚健有为的品格使人奋发向上，充实着生命本真的力量，这种品格正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特色性格和气派，应当在大学生的身上得以传承和发扬。
2．树立积极态度，培养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
“自强不息”出自 《易经 ·乾》，原文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意思是： 君子应当以 “天为法，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努力进取，决不懈怠。这一思想两千多年来激励着正直的中华儿女拼搏向上，努力前进，不屈服于内部的恶势力，坚持与外来的压迫作斗争。历史上，坚持反对不法权贵的忠贞之士，尽力抵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孜孜不倦探索真理的思想家、科学家，致力于移风易俗的文学家、艺术家都体现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哲学思想，极力主张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生活态度，主张人活着就要勤奋学习。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为崇高理想而下懈奋斗，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从而实现“立德、立功、立言”，主张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代的大学生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伟大的事业需要用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来引导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大潮中去，培养他们刚健有为的优秀品格，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智慧。《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教学应该充分利用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熏陶和影响当代大学生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
三、有助于引导大学生克 己奉公的价值取向
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青年学生的价值取向严重倾斜于物欲和私利，存在重个人轻社会、重功利轻道义、重索取轻奉献的现象，这对于民族和国家的共同价值目标构成了挑战。因此，引导青年学生树立见利思义、克己奉公的价值取向已成为 《中国文化概论》课教学的重要内容。
1．明确义利关系，引导见利思义的价值取向
对义利关系的处理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其中先利后义、以义制利是传统义利观的基本内容和合理内核。孔子说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子并没有拒斥利，也没有把义与利对立起来。他在义利关系上的基本主张是义利统一， “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孟子要求 “先义而后利”，培养 “配义与道”的浩然正气。可以说，整个传统价值观的基调和主流是先利后义，但同时以义为人的根本特点和价值取向也是中华传统文化道德精神的精髓。苟子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亦不能去民之好义。”_9 孟子要求人们 “去利怀义”，主张谋求个人利益应合乎道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骊，弗视也。” “弗顾”、“弗视”只是因其不合道义，不难推论，若合道义，顾视便是合理的。传统文化的义利之辩是立足于当时社会现实生活基础上的，是直接从社会生活中提出的一个实际问题。尤其是以儒家为代表所提出的处理利义关系的见利思义原则，始终为世人所信奉、恪守和弘扬。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其所倡导的 “见利思义”原则在处理道德与利益、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关系中仍具有借鉴意义。《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教学所要做的，是对具有复杂内容的传统文化义利观进行清晰人理的讲解，带领学生弄清它所应用的范围和层次，并在具体的范围和层次上去分析评判并决定其扬弃取舍，从而帮助学生建立见利思义的基本价值取向。
2．明辨公私关系，引导克 己奉公的价值取向。
中华民族在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和礼教文化的传统中逐步形成了克己奉公的美德，要求把维护整体利益作为首要的价值取向。中国伦理道德历来强调公私之辨，把 “公义胜私欲”作为道德的根本要求。克己奉公的精神，本质上是先公后私，个人私利服从社会公利的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影响下，中国人历来以 “廓然大公”，“天下为公”作为价值理想。中国文化中的大同境界，其基本精神就是一个 “公”字。可以说克己奉公作为处理公私关系上的要求具有普遍的适用本性。它与集体义原则有一定的共振点，但这种以公为重、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公利与集体主义原则又有着本质区别封建私有制社会里，公与私从本质上说是根本对立的。它的重公轻私正是建立在这种对立基础上的故它往往需要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利益。而集体主义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的，从本质上说，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利是统一的。因此，它虽然也要求重公利，但并不轻私利，更不排斥个人利益；相反，由于社会公利是所有的人的普遍而长远的根本利益，它总是以关心、服务和发展个人利益为其最终目标的。《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教学既要使学生了解传统文化中克己奉公的美德，又要使学生真正理解现实条件下 “奉公”精神的培养，从而引导学生自主选择克己奉公的价值取向。
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项充满艰辛、充满创造的壮丽事业需要崇高精神的支撑和推动，培育新世纪中华民族精神需要认真研究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站在这个基点上，充分发掘《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内容，找准课程与民族精神教育的结合点，必将使 《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教学在民族精神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徐复观．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
[2][6][10]万丽华．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郭或．周易[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5][8]张燕婴．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o6．
论文摘 要：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一个民族的文化反映在其语言的各个层面。具体到词汇层面，会出现由于母语词汇和第二外语词汇表达意义不对等而造成交际上的障碍。学生在外语学习中倾向于将母语词汇与相对应的外语词汇一一对等起来，忽略了蕴含在词汇中的社会文化因素，使得他们在实际中无法有效地运用语言。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语言是由一定的语音、词汇、语法构成的符号系统，学习任何一种语言都必然要以该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为重要的学习内容；但是，在更高层面上，一种民族语言是该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文化也在语言的不同平面上有所反映。具体到词汇平面，学习者在对外语词汇理解上的跨文化问题主要发生在：“目的语的词汇跟母语词汇表达的意义不对应，词语附带某一民族独有的文化概念等”，［1］（P265）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同一事物或概念，在一种语言中可能只用一个词来表示，但在另一种语言中可能有几个或更多的词来表达。通常说来，“表示同一概念的词越多，词义就区分得越细”。［2］（P78）如，对于沙漠之舟骆驼，在阿拉伯语中有近四百个词表示骆驼，可以区分不同年龄、品种、性别和大小的骆驼，因为骆驼是阿拉伯人的重要交通工具。相同的例子还有表示亲属称谓的词，当来自汉语文化背景的人与来自英语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时，涉及亲属称谓的词语常常会带来理解上的困难，因为不是所有的称呼都能在另一种语言中一一找到对应的词。如对于下句的翻译，着实让人为难：Mary’s brother married my sister.因为不知道句子中的brother究竟指哥哥还是弟弟，sister指的是姐姐还是妹妹。与英语相比，汉语中对亲属关系的称谓要丰富得多了。像嫂子与弟妹、侄子与外甥等诸如此类细致的称呼方式，西方人对其无法理解。
另一方面，即使在两种语言中都存在指示同一事物或概念的词，它们之间也并非是一一对等的关系，甚至有可能引发截然相反的情感。如，peasant一词翻译成汉语指农民。但深入考察这两个词的涵义，则发现英语的peasant是带有贬义的，根据《韦氏大字典》，peasant除农民外，还指1.乡下人，乡巴佬；2.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粗鲁的人。但汉语中的农民一词却没有此类的负面意义。相反在中国，农民、工人含有积极正面的意义，反映了不同意识形态对于社会阶层的不同态度。无论个人采取的是什么态度，只有承认这种语言事实，才能使交际双方彼此间真正相互了解。
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对词义的理解往往是把某词翻译成母语的某种形式，然后根据母语词语的意义去理解外语单词的意义，教科书上通常也采用这种办法。许多“跨文化现象就出现在这符号的转换和意义的转注上”。［3］（P132）因为这种办法往往使某些词的意义走样。所以说，要使学生准确把握外语单词的意义，单靠符号转化和意义转注是不够的，学生需要在教师的帮助下全面了解与外语某些词汇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才能解决这种跨文化问题，但在实践中，教师在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方面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传统的英语教学，偏重词语运用在语法方面的正确性，却忽视了词语的社会文化意义及对学生交际能力的影响，学生尽管掌握的词汇量很大，语法知识也很详尽，但由于缺乏恰当地使用语言的能力，常常会引起误解，甚至闹出笑话。把milk way翻译成牛奶路，rest room理解为休息室，senior citizens认为是指社会地位高的公民。而实际上，senior在该词组中属于委婉语的用法，与西方文化中对青春的崇尚有关。虽然在中国等东方国家一直以来都有尊老的传统，但是西方国家的人们却不愿意别人说自己老，害怕变老，因为老年意味着孤独和无力，所以就避免使用old，而冠以senior这一堂而皇之的字眼。对于身处汉语社会文化背景中学习英语的中国人来说，掌握英语语言社会文化知识与掌握词语的概念意义、语法知识同等重要，不深入了解英语和汉语的文化差异，就谈不上真正学好英语。因此，对于教师来说，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就要注重介绍英语词语的社会文化意义，具体来说，有以下一些举措。
1.教师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在教学中传授文化知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文化方面的知识包罗万象，从广义上讲，它包括所学外语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艺、宗教、道德、伦理、心理、习俗、礼仪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狭义上讲，日常用语、专有名词、成语典故、民间谚语都能反映出大量的文化背景知识。这就要求教师不仅向学生提供文化的信息，更重要的是指导学生在不同的场合下正确地表达。因此，身为一名外语教师必须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只有这样才能胜任跨文化知识的传播者这一职责。
2.语言教学与文化背景知识教学应同时并举，紧密结合。后者要为前者服务，而不是取而代之。因此，在进行文化背景知识教学时必须优先考虑外语教学的实践性和交际性原则，做到相辅相成，形象生动。
3.随机讲授。因为目前学校里还没有开设文化背景知识方面的专门课程，所以只能按现有教材，涉及什么讲什么，重点是要讲解那些具有背景意义的词汇和交际用语，除讲清其概念意义部分外，还要扩展其知识内容，讲清它所蕴含的文化含义，以及与其相关的外国风俗习惯和交际常识等。教材中有很多与文化相关的词语可以挖掘和讲授。以最基本的breakfast为例，人们总是立刻就把它与汉语中的早餐等同起来，殊不知摆在餐桌上的东西却是截然不同的。而如果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稍微扩展一下，把中式早餐和西式早餐加以比较，则将词汇的教学置于文化背景中，一举两得。又如，在讲floor一词时，应告知学生，它除了指地板，还可以指楼层，而表示楼层的时候，又涉及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的不同，美式英语和汉语表达相似，而英式英语则把一楼称为ground floor，而二层成为first floor，以此类推。在讲到数字的时候，应提及西方人对数字13的禁忌，来源于宗教的影响。再如：我们熟悉的“足球”一词，英式英语为football，但美式英语则用另外一个词表示soccer，football在美式英语中指的是橄榄球，或美式足球，是橄榄形而不是圆形，用手而不是用脚玩，等等。这样将词汇与文化差异联系在一起，学生掌握的就不会是中式英语，而是地道的英美英语。
4.寓教于乐。学习语言的目的在于应用，而学习外语的难题之一是缺乏语言环境。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千方百计为学生创造语言环境，并采用寓教于乐的形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习和掌握语言基础知识和文化背景知识，从而提高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教师可以利用课堂或课外活动时间对话、表演、唱歌、学习谚语和成语等多种形式，为学生创造学习环境，使他们在活动中学习和提高。
参考文献
［1］顾祖嘉等.语言与文化（第二版）.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论文内容摘要：高职院校音乐专业舞蹈课应从打破传统观念，大幅度提高中国传统舞蹈的学习，使之系统化；提高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增强教师的传统文化意识；传统舞蹈在音乐专业舞蹈课中的应用与开发等方面进行教材的开发与应用。优秀的舞蹈教材应体现在舞蹈的艺术审美功能、文化教育功能和形体训练功能等。因此，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在民族舞蹈文化中选用和发掘舞蹈教材，使民族舞蹈在教学中逐步系统化。
舞蹈课作为高职院校音乐专业的主干课程，承担着培养高级实用型音乐人才的重任。自1999年高职院校音乐专业招生以来，舞蹈教材体系一直受专业音乐院校教材的影响。训练内容太难、太深，它们是否适于高职院校音乐专业舞蹈课的教学，这一点值得研究。
一、高职院校音乐专业舞蹈教材的研发与教材在教学中的错误趋向
自教育部1981年印发舞蹈教学大纲以来，我国已相继出版了以下舞蹈教材：1.《舞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2.《舞蹈欣赏》人民音乐出版社1989年出版；3.《舞蹈编导知识》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出版；4.《舞蹈艺术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1997年出版。
翻开这些教材，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多年来被舞蹈界所认同的选材结构，即教材被分为两部分：形体训练、民族民间舞蹈。存在的问题是教材的使用是由教师各自为政任选的。由于教师受个人修养及品位等因素的制约，教师对教材的选用范围和进度上的差异使学生学习的内容和舞蹈组合的掌握情况大相径庭，由此可以设想在全国范围内教材选用的随意性就更大了。这种教材的选用结构和取向的随意性，不可避免地出现由舞蹈教材选择随意性所带来的弊病。
教材取向上的差异，必然导致各自追求的不同，例如在舞蹈教学中，一些教师热衷于让学生接触一些舞蹈技巧，不切实际地向专业院校看齐，导致的结果是教材的选用面狭窄、教材类型和学生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出现两个极端的学生类型。从教育层面上说，这种现象与高职院校舞蹈培养目标是相悖的，这种教材选择两极化的误区造成的突出问题就是对传统舞蹈掌握知之不多。
二、合理评价高职音乐专业舞蹈课启蒙教学中中国教材的作用
从上个世纪芭蕾基训传入我国以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不论从训练方法上还是从动作的创作上，越来越多地与我国本民族的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古典舞基训。但同时应该认识到学习芭蕾基训的目的是要学习其文化的精华，洋为中用，使之与音乐表演的实际、与高职院校音乐专业舞蹈课学习处于打基础阶段的特点相一致。纵观全国音乐专业的舞蹈教学，选用芭蕾基训教材模式进行形体训练的突出问题是初学者适应慢，困惑点多，教学进度受到影响。其原因是芭蕾基训的正规性、持久性、文化底蕴与中国高职院校音乐专业学生的起点（包括：年龄、身体条件、学习目的、舞蹈感悟力等）差距较大，这点尤其受高职院校舞蹈教学的制约。中国古典舞基训教学，一方面使学生的上肢、下肢与躯干在初步规范的基础上，掌握身体运动的规律，并在一定的音乐节奏与旋律中能协调自如地运动；另一方面使学生在学习中初步掌握中国舞蹈艺术所特有的韵味，增强民族自豪感。①因此，形体训练教学，中国古典舞基训应占主导地位。
中国民族民间舞教学，在全国音乐专业舞蹈教学模式中已经占重要板块。通过各个民族舞蹈的学习，初步了解和把握各种舞蹈的不同风格特点，加强对民间音乐的理解，增强其艺术表现力。②民族民间舞在教学中已经显示了其艺术价值及地位。
将古典舞基训和民族民间舞选入教材，不仅可以理出我国舞蹈艺术发展的脉络，还将对高职院校音乐专业舞蹈课教学和文化素养的培养起到重要的作用。
三、系统的中国教材在高职院校音乐专业舞蹈课教学中的应用与开发
作为教师，肩负着传播中华文化的重任，作为学者，承担着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的责任。因此，在中华文化的舞蹈教育的前提下，承认西方舞蹈渗透的客观性与合理性，从教材体系的构建和应用开发上来继承、发展中华文化是切实可行的。落实到高职院校音乐专业舞蹈课这个问题上，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教材的开发与应用：
（一）打破传统观念，大幅度提高中国古典舞基训在形体训练中的质量，使之系统化
中国古典舞现在仍未度过它的童年，其自身还在成长发育中。北京舞蹈学院李正一和唐满城两位古典舞老教授，毅然整理、创建了古典舞“身韵”课，它使中国古典舞重振雄风，使古典舞事业曙光再现。李正一教授在诠释“中国古典舞”时这样讲道：“名为古典舞，它并不是古代舞蹈的翻版，它是建立在深厚的传统舞蹈美学基础上，适应现代人欣赏习惯的新古典舞。它是以民族为主体，以戏曲、武术等民族美学原则为基础，吸收借鉴芭蕾等外来艺术的有益部分，使其成为独立的，具有民族性、时代性的舞种和体系。”③以上事例充分证明了继承传统文化与学习西方文化是不抵触的，只有在传统文化中革故鼎新，才能使中国传统舞蹈文化得以创新，才能将中国优秀的舞蹈成果运用到高职音乐专业舞蹈课教学中。
（二）提高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增强教师的传统文化意识
高职院校音乐专业舞蹈课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教师应立足民族文化这个根，树立甘为人梯的思想，把舞蹈教育看成是文化知识和艺术修养课程，而不仅仅看作是技能表演课程。在教学中有的教师技巧水平很高，但总给人在舞蹈感觉上有欠缺的感觉，就是因为他们民族文化的修养，对舞蹈作品掌握的程度和系统性是不够的。因此，在教学中我们应建立“教学—研究—舞蹈表演—进修” 四位一体的教学模式，这将有助于提高师资队伍的素质，并使教材的使用达到应有的规格和质量。
（三）传统舞蹈在高职院校舞蹈课中的应用与开发
优秀的舞蹈教材应体现在舞蹈的艺术审美功能、文化教育功能和形体训练功能等。因此，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在民族舞蹈文化中选用和发掘舞蹈教材，使民族舞蹈在教学中逐步系统化。舞蹈课教材的选用应包括：形体训练、中外舞蹈、舞蹈欣赏。按照民族舞蹈的发展顺序，教材可由三部分组成：1.形体训练（芭蕾基训、古典基训、身韵，可提高学生的身体协调性和良好的姿态，有助于音乐表演能力的提高）；2.中外舞蹈（以中国民族民间舞为主，以外国代表性民间舞和流行舞为辅，既可了解西方舞蹈的特点，又可提高民族文化修养，还可掌握舞蹈发展的趋势）；3.介绍和欣赏优秀中国舞蹈作品（体现并继承了民族文化，并将民族文化与民族舞蹈的特点运用在教学上）。
综上所述，编写教材是高职音乐专业舞蹈课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内容。因此，在教材的开发与应用方面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教学与研究中耐心细致、脚踏实地积累经验，切忌简单盲目。
注释：
①吕艺生，朱清源.舞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第2页.
【论文关键词】 高职 英语教学 跨文化意识 应用
【论文摘 要】 在高职英语教学中渗透跨文化意识对于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揭示词汇的文化内涵，积极设置教学情景，改进教学方法，优化语言教学模式，促进对不同文化背景知识的比较与思考，增强学生跨文化交际的实践能力。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语言承载文化。“运用英语有效交流”的能力实际上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能力。大学公共英语是我国绝大部分大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途径之一，可是目前中国的大学公共英语授课方式仍然是以语言知识为主线，文化内容颇少。但事实证明大学英语教学之中的文化传授是不可或缺的。本文主要关注的问题就是如何在高职英语教学中渗透跨文化意识，从而更好的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一、跨文化交际中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跨文化交际”的英文名称是“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或“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指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之间的交际，也就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所发生的相互作用。文化是具有独特性的，不同国家的文化是互不相同的。人们在语言中储存了前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态度，记述了民族和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后人通过语言学习才能掌握前人积累下来的整个文化。反之，语言及其运用均不能超越了文化而独立存在，不能脱离一个民族流传下来，文化是决定某一民族生活面貌和风俗习惯的信念体系。语言与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作用。文化的发展，能够推动和促进语言的发展；同样，语言的发达和丰富，也是整个文化发展的必要前提。
二、跨文化交际意识在高职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意义
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学是密不可分的。语言学家拉多指出：“我们不掌握文化就不可能教好语言。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不懂得文化的模式和准则，就不可能真正学到语言。”而目前，我国的英语教学仍然只强调传授语言知识和培养学生在交际中的运用能力，没有把文化意识的培养摆在应有的位置。这样教学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学生在学习语言的过程当中，只了解了一些语法知识和语言现象，却缺乏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识辨能力；另一方面，导致学生对隐含文化内涵的语言现象不理解，甚至产生误解。因此，在教学生学习英语语言的同时，教师也应向学生讲解相应的社会背景与文化知识，在教学过程中注重跨文化交际知识的输入。在高职英语教学中，教师应该注重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提高学生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适应性，将跨文化的交际性作为教学的主导原则，帮助学生树立文化意识并注重文化知识的传授，以语言的应用及交际能力为出发点设计教学，这样才能真正使语言知识成为帮助他们交流的工具，使他们学有所用，真正体会到学习英语的乐趣。
三、跨文化意识的应用在高职英语教学中的实施
1、词汇教学中注意揭示词汇的文化内涵
词汇教学的难点并不在于词汇的读音、本义，而在于词汇中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由于学生的英语基础普遍比较薄弱，因此在高职英语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因材施教，由简入难地介绍英语词汇的文化意义，让学生了英语词汇在许多方面与汉语词汇存在着不对应现象。在这类词语中，以表达动物的词最具代表性。
如在课堂上，教师可以适时地向学生介绍有关“owl”这个词的文化含义。汉语里“猫头鹰”也称“夜猫子”，与蝙蝠一样是一种专门夜间出来活动的鸟类，由于其啼声凄厉，人们把它的叫声与灾难和死亡相联系。教师有必要向学生解释：在西方文化中，人们把猫头鹰看作智慧鸟，是智慧的象征。在儿童读物和漫画集中，猫头鹰的形象是沉着、冷静、严肃、聪明。习语“as wise as an owl”便是一例。由于猫头鹰有夜间活动的习性，英语中owl的喻指“常熬夜的人”或“惯于夜间活动者”，这层引申义与汉语的“夜猫子”相吻合。在教学中要教给学生这些词、句经常使用的场合，使学生会正确使用，培养学生正确、恰当地使用英语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交际。 转贴于
2、通过日常教学渗透，充分挖掘和利用教材内涵
现行的高职英语教材内容很多都与文化背景知识相关。教师应引导学生产生相应的思考，进一步引起他们的探讨与研究。只要充分挖掘其中的内涵，以教材为线索，通过日常课堂教学随时都能提供和补充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比如：新视野英语教程第一单元（外研社出版）涉及到家这个概念，在学生学习文章的同时，就可以了解美国文化中人们对家的看法，并且教师可以更进一步的引申到美国人的教育观，可以和中国文化中人们对家的看法以及中国人的教育观进行比较。
3、积极设置教学情景，改进教学方法，优化语言教学模式
高职英语的教学不仅仅是学习语言知识，还要了解产生这种语言的背景和它所适用的情境。在课堂上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如网络、多媒体、幻灯机、录像机等为学生设置语言环境，创设语言氛围，结合听说法、交际法等教学法使学生将所学的语言知识和相关的背景文化联系起来，迅速准确的选择出适合语言环境的语言。
4、发挥第二课堂的平台作用，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的实践能力
教学如果只注重课堂讲授，只重视学生如何在课堂上学习跨文化交际知识是远远不够的。第二课堂应成为第一课堂的延伸与扩展，应当作为教学工作与大学素质教育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课堂教学应与课外学习和实践活动有机结合，有时候，第二课堂比第一课堂的效果更好。由于跨文化交际的技巧和能力是一种综合性的素质，它包涵许许多多因素，除了语言能力，文化知识，跨文化交际的理论和实践，还有一些适用于任何不同的文化之间交际的习惯和技巧。因此光靠课堂教学是不够的，必须有计划地组织安排和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种不同类型的第二课堂活动。
5、促进对不同文化背景知识的比较与思考
大学生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接触到了很多西方国家的节日。例如：情人节、感恩节、圣诞节等等。这些节日都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在学习这些节日的时候，可以一方面了解节日的起源、人们的庆祝方式等有关文化；另一方面也可以把它们和中国的一些节日作比较。圣诞节与春节、情人节与“七夕”，鼓励学生找出它们的相同之处；同时也比较出两者的不同，再从文化的角度理解这些不同，特别是那些文化影响行为的地方。比如赠送礼物，西方人习惯于当面拆封欣赏；而中国人则恰恰相反，认为当面打开礼物是很不礼貌的。背景知识的比较与思考，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理解文化差异，转换角度思维，促进英语学习。
四、结语
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有能力在不同文化场合下有效地与对方交流，达到互动，增加相互了解和信任；要让学生“多站在对方的立场和角度，揣摩对方的意思，这样可以大大避免将对方简单分类以及民族中心论的倾向”。因此，文化的融入和快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必须贯穿于整个英语教学中，成为英语教学改革发展的主要方向，才能够从根本上起到提高学生英语实际运用能力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胡文仲．文化与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2］ 邓炎昌．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4．
［3］ 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4］ Halliday，M.A.K.Readings in Systemic Linguistics，London：Batsford Academic，1966．
［5］ 毕继万．第二语言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J］．中国外语，2005(1)．
［6］ 陈祖福.迎接时代的挑战，更新教育思想和观念．教学与教材研究，1997（3）．
论文关键词 梁漱溟 法的概念 西方法传统 中国法传统
一、梁漱溟先生
梁漱溟（1893—1988），名焕鼎，字寿铭，近现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人们喜欢把他称作“行动的儒者”、或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后的儒家，他的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国文化要义》、《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究元决疑论》等。梁漱溟先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20世纪中国所有的主要事件和运动他几乎都经历过，他一生所面临的法治转型问题，现在我国仍在解决，因此研究梁先生的法律思想对中国进行社会转型有重要意义。
二、梁漱溟的法概念及对中西法传统的比较
（一）梁漱溟的法概念
什么是法？这是法学研究者所面对的一个永恒话题。与科班出身的法学家不同，梁漱溟从来没有对“法”或者“法律”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认为法律?习俗等都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样式”，他将法放在整个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理解。在许章润教授看来，梁漱溟的“法”概念蕴含了广泛的历史及文化内涵，具体表现在“秩序的制度化”“ 公众意见”“ 生活方式的表达”“ 合理的人世规则”及“ 法律作为文化之一部分的秉性”五个方面。我赞同许教授的观点，在此我仅就个人的理解对这五个方面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内容如下：
首先，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的开篇，梁漱溟就明确指出“法律制度”是“文化重要部分”，这与具有“公共观念”和“纪律习惯”、“组织能力”及“法制精神”的近代西方相比，传统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法制之不见形成”。因为“文化”又可以是“民族生活的样法”，所以，法律也就是“生活方式”一种的表达。法律是被发现的而非被发明的，法的合法性、有效性的前提就是特定的生活方式。法律的规则、意义也就是生活的规则、意义，即使生活的规则、意义要比法律的规则和意义要广得多。既然法是生活方式的一种表达，那也可以把它说成是一种“公众意见”。梁漱溟在1930年谈西方的民主时，就指出“法律是出于公众意思所订定”； 七年后在《乡村建设大意》一书中他又提到：“西洋的所谓法律，就团体里面大家的一个公意；而团体公意如何见呢？就得由（选）票上见。”在他看来，法应该是国人所“公认而共守者”，如果不是出于国人的公共意思，那便不足以成为国法。他也说到，宪法所以能成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的原因就是“大家对它尊重敬爱宝贵信仰。这样它才有用，才有灵魂。”而这一前提就是认为它是“合理的人世规则”。关于怎样才叫“合理”，许章润教授认为，在梁漱溟的理论体系中，“合理”不仅仅是指理性意义上的合乎逻辑与道理，而且也指知性意义上的合乎情理和合乎价值，即要合乎“天理”。另外，梁先生还认为法是一种秩序的制度化，这种“秩序”本质上是一种作为“公共空间”的“人间秩序”，不但包含有“社会构造”的自治，还意味着这个文化资源本身也必须编织出足以养育、支撑此种“社会构造”的意义之网，而法律或法，在近代中国“救国建国”语境中，是秩序本身，也是秩序的结果。
综上所述，在梁漱溟的法律概念里，他讨论的不仅是法律本身，还触及到法律的合法性基础这一更深层次的东西，所以，他侧重于研究中西法律传统的形成及其合理性，因为法律不是一个孤零零的东西，他坚信“本来社会的秩序（包含社会上的一切法制礼俗），是跟着社会事实来的。（这个事实，经济很居重要。）社会秩序无非是让社会事实走得通的一个法子，所以秩序与事实是要符合的”。
（二）梁漱溟对中西法传统的对比
上文已经简要阐述了梁漱溟先生对法律概念的看法，可以看出他反对将西方的法律强行移植到中国、主张复兴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这一立场的出现是基于他对西方法传统与中国法传统的对比后坚信中国传统社会自有一套秩序模式。接下来，本人也将采取对比的方法，试着理清梁漱溟先生眼中的西方法传统与中国法传统。
1.不同的生活模式。家族制度在中国的秩序模式中居于基础性的地位，而西方人大都身在宗教组织之中，加上中世纪以来形成于西方的城市自治体，促进了西方人的团体生活的形成。而中国更多靠地方自治与职业自治，团体及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由家庭关系推广出来，并被融入这种伦理组织的社会关系中了。
2.不同的社会构造。重礼使得传统中国的家族生活注重伦理关系，使得整个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纳入了伦理关系中。而不同行业和职业构成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及地位的差异，即为“职业分途”。但各业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士、农、工、商之间也无不可逾越的界限、并未形成稳定的阶级。而西方是一种“阶级对立”的社会构造，阶级观念的牢固当然源于西方社会漫长的封建时代。只有“阶级对立”，才能形成一种均衡作用，不断地促进政治进步，正是“阶级对立”使得西方的政治渐渐走向正轨。
3.不同的法的起源。国家的法在西方总是有一个高于一切、“属神”的起点，去保证法律的合理性与崇高性。故而，在西方，神的旨意在各国的法律起源中都总是一个绝对的、不可缺少的保证。而在传统中国的法意中，法律一开始就被放置在一个相对较低、“属人”的地位之上，在中国的古代，法都只是“圣人”为公共福祉而造出来以止乱救暴的工具。所以，中西法文化传统中的“法”， 从起源上看就有着本质的差别。
4.不同价值取向的法。梁漱溟认为，“相与”、“相对”体现了中西方法律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不同的态度，亦是二者法律精神分歧的起点。“中国伦理思想，就是一个相对论。两方互以对方为重，才能产生均衡。而由于不呆板地以团体为重，亦不呆板地以个人为重，而是一个活道理，于必要时自能随其所需而伸缩。——一个难题，圆满解决”。而西方法律，它是平等、独立的个人相互间达成协议产生的约定，契约是其内在本质，确定及保护权利是主要的目的，是双向的。在这一点上，梁漱溟认为，中国法律传统有的和谐理念要比西方的法治传统要高明。
5.不同社会角色的法。在中国古代，法被轻视、甚至受到排斥。中国的传统思想是“贵德而贱刑 ”，素来崇尚和谐自然，一切政治的运作均始于个人内省式的道德自律，其法律的最终目的实为“无讼”。而在西方，每一个体均视权利为最高价值，出现争端，人们动辄就要诉之于法律。法律是人们认为维护自己权利的有力武器，这与传统中国大为不同。
这样比较下来，在梁漱溟看来，传统中国的这种法秩序远比西方的法治传统高明，有着极大的优越性。首先，它有利于提高个人的修养。儒家强调“理性”，相信人类的“自觉自律”，这无疑是要使人达成完美的人格，这也是中国法秩序的内在要求。其次，它注重和谐、能够很好地解决西方社会个人自由与团体权力的矛盾。然而，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思考中国问题时，又不得不面对西方文化的不断胜利与中国文化的节节败退这一事实，梁漱溟亦不例外，他认为中国问题就是文化失调，表现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
三、梁漱溟对建设中国新秩序的思考及给我们的启示
上文的分析是梁漱溟“认识问题”的一面，下面我们了解他“解决问题”的一面，那么他的“解决问题”之道是什么呢？上文曾提及，梁漱溟先生坚信中国传统社会自有一套秩序模式，所以他极力反对生硬地将西方法律引入中国。
（一）梁漱溟先生的解决之道
他认为改变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是关键，因为“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从里面发出动作，才是真动”，而这个新秩序的核心还是加以改良之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精神。可以看出，梁先生为中国社会而寻求到的是一种法文化之路，它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揉合了西方的现代文明的成果、以望达到重建和复兴中国传统法文化。但是，这样一种法文化主张具有一定“中体西用”色彩，自身存在着很明显的矛盾。在理论上，他觉得不同的文化类型不可能会走到同一条社会发展的道路上去，始终强调的是“文化特殊论”；但是他又在大力提倡西方的政治、制度观念与我国传统文化的沟通与交流，逻辑上这与他自己的“文化特殊论”又形成了悖论。还有，他在实践上试图用“乡村建设”去建立一种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基础的、移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和观念的新型的社会构造，走的是政治改良的路。但是，正如他自己指出来的，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文明程度以及传统精神通通都不具备直接去引进西方体制和观念的条件，所以，梁漱溟屡次进行的社会、政治实践活动也都只能以失败告终。
（二）对现代中国的启示
梁先生的思考及探索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传统是中国社会建立新秩序的根本，建立新的秩序必须以我们国家的民族传统为立足点；借鉴是建立新的秩序的活力来源，通过对西方那种团体生活样式的借鉴来组织中国民众，会激发中国人生命里固有的、人生向上的真精神，这可以使中国社会形成合力、结束散乱的局面。
1.保持好的中国传统。任何一个民族的前进都不能彻底抛弃自己本来的文化传统来实现现代化，而传统并不一定与现代化截然对立、完全断裂，因为它不是一成不变。已经过几千年积淀的、传统的儒家伦理文化对整个的中国社会、甚至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即使儒家伦理在历史上曾产生很多弊端，但假若能正确认识并及合理运用传统里适应现代的那部分，并依据现实状况对其进行改造创新，应该可以克服传统与现代的两难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