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29 16:41:26
[摘要] 乡土文学理论涉及乡土文学的基本要素，即乡土文学的基本立场、乡土文学题材范围，以及作者与乡土世界的情感关系，这些基本要素应该是乡土文学理论的共同基石，并构成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精神和品格。
[关键词] 乡土文学理论 乡土文学的基本要素 思考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自诞生以来，就存在分歧，这种基于不同立场、不同学术背景、政治背景的分歧，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在建国后的十七年、新时期乃至后新时期，学界对于“乡土文学”理解的分歧仍在继续。
当下学界谈论的乡土文学有多个不同内涵，一个可以说是“经典乡土文学”，其内涵和外延都有较为明确的界限，那就是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所界说的“乡土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不少学者对鲁迅在这篇影响深远的历史文献中所提及的乡土文学作家、作品进行了系统、全面、深入的整理、开掘与阐释。鲁迅对“乡土文学”所作的定义是到目前为止影响最大的乡土文学理论，然而也最容易产生歧义，围绕鲁迅的理论观点可以说是聚讼纷纭，其中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鲁迅理论思想的精髓，有个别学者过于拘泥于鲁迅所提及的作家作品，而没有很好地掌握鲁迅理论观点的精神，这种研究方法已为大多数学者所不取：“乡土文学”的另一个所指是根据鲁迅、茅盾、周作人等人的有关理论思想，对20世纪20至40年代的有关作品的概括和归类，其中30、40年代的作品，无论是鲁迅、茅盾还是周作人，都很少直接以“乡土文学”来命名，也没有从“乡土文学”的视角来品评作品，但后世学者的研究立场、方法和尺度都是源自20世纪初期鲁迅等的有关论述；“乡土文学”的第三个所指是基于“乡土”即“地方”的观点，把所有的“地方文学”都归为“乡土文学”，大都市自然也是“地方”，“都市文学”也是“乡土文学”，这种观点最大的失误是没有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中考察“乡土文学”产生的历史原由及其审美属性；“乡土文学”的第四个所指是针对新时期以来出现的，在思想性和审美性方面承续了20世纪20、30年代乡土小说的某些重要特征的小说文本，学界多以“新乡土小说”名之。以上仅就大陆学界对“乡土文学”概念的理解作简单的分析，台湾对于“乡土文学”的理解要复杂得多，涉及民族性与现代性、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等错综复杂的关系，这里不拟讨论。
当下的分歧不可能是20世纪20、30年代学界分歧的重演或重现，新的时代使命和新的政治文化环境都促使作家、理论家赋予乡土文学及其理论以新的内涵，然而，乡土文学新的内涵也并非与历史上的分歧完全无涉，如果不从分歧的源头出发，重新考察乡土文学的概念、理论，就很难对当代有关乡土文学理论的分歧作出明确的判断。我们认为，在使用“乡土文学”这个概念时，既不能寻章摘句。也不应异想天开，空穴来风，而应该从“乡土文学”理论与创作发轫之时的思想倾向、美学属性出发，结合中国现代社会的变迁与时代特征。从中总结出“乡土文学”理论的本质特征，并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乡土文学”的概念。
宏观地考察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不难看出，由于时代环境的特殊性，理论的时效性、导向性、简明性要求是非常明确的，因而在现代文学史上，没有也不可能产生西方那样体系完整的理论，乡土文学理论也是如此，往往是以三言两语，点到即止的方式呈现的。虽然从理论体系的角度来看，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但正是这些片言只语式的理论主张曾经引导了某个流派、甚至某个历史时段的乡土文学创作，理论的影响力不可谓不大，而且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乡土文学理论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追求，这一独特的价值追求使之既有别于传统，又有别于西方，凝聚了中国理论家、作家在现代中国文学语境下的独特思考。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是在中国农业社会与西方工业社会接触之后产生的，此前，主宰人们日常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还是传统的封建意识、观念、道德，西方社会的现代观念，尤其是关于“人”和“人性”的观念进入中国之后，对中国思想界影响巨大。从事乡土文学创作的作家，大都感受并接受了这种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西方现代观念，同时，传统士子家国天下的理想也激发了他们的民族情怀，因此，他们思考民族、国家、社会、个人与人生的视角必然是现代的国家意识和人生观念，在描写、表现故乡人生时。因为有了西方现代观念的参照，往往批判甚于赞美，逃离甚于眷恋，然而，作家创作的目的是为了故乡闭塞、保守、不合理的人生有所改变，在批判与逃离中又常常伴有赞美和眷恋之情，种种矛盾心态都呈现在文本中，为后人解读文本设置了一定的障碍，导致某些作家的思想倾向被指为反现代性的，其实，深入透视那些充满矛盾的、含混的文本，没有一个乡土作家是反现代性的，恰恰相反，现代视野是乡土文学最显著的特征。自2。世纪之初至今，中国乡土文学的发轫、发展及繁荣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追求之间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的农业文明、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古老国度来说，中国现代化需要最迫切、难度最大的无疑是农村。由于历史原因，在清王朝宣告结束以前，中国广大农村基本上是以自给自足、封闭保守的生存方式以求得种族的繁衍，然而，令人奇怪而又理所当然的是，在这样一种类似于自生自灭的生活圈里，封建思想却蔓延得最为广泛，封建统治也最为稳定。贫乏的物质、低下的生产力、封闭的生活方式，再加上历经千百年禁锢而被压抑、被泯灭的个性要求，致使农村形成了极具惰性的文化逻辑，因而，揭示农民病苦，唤醒民众，引导农民，就成为中国新文学延续至今的重大主题之一，而这一重大主题主要是由中国新文学中的乡土文学所承担的。因此，追求现代性不仅是那个时代作家的使命，也是当时整个知识界的共同使命。作家们的现代性追求落实到与之血脉相连的乡土上，就是乡土世界的现代化呼唤，换言之，在描写乡土故事或表现乡土人生时，作家们是以现代情怀来打量、思考、讲述乡土世界的喜怒哀乐的，鲁迅在为白莽诗集《孩儿塔》听作的序里就很鲜明地表明了这种价值取向： “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因为这诗属于另一世界。”尽管鲁迅在这里并不是针对乡土文学说的，但表现出的价值倾向足以显示鲁迅的文学立场，作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奠基人，鲁迅一生情系乡土世界，无疑，这一立场也包括鲁迅的乡土文学立场。鲁迅再次抨击朱光潜提倡的“静穆幽远”的美学观点，敏感于人事的人，总以为鲁迅在人事纠葛中容易意气用事，鲁迅确实常常反复批评、讽刺某些人或者某一观点，但是，纵观鲁迅一生，他都在不遗余力地反对旧文化、 旧思想，特别是新文化队伍中的先驱出现向后转——转向传统、保守、封建的时候，他总是明确地予以批评、反对，不管其身份是归国博士、学界新秀，还是交谊深厚、位高权重的长者，私交私情私怨在他公开发表的文章里是很少见的。对朱光潜的批评也是如此。在当时兵连祸结、外辱不断的时局中，朱光潜从西方古典美学思想和中国传统诗学中提炼出极具保守、避世倾向的审美理想，与新文化致力于与西方近现代文明接轨的整体价值取向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鲁迅多次在文章中对其进行批评、讽刺也就不足为奇。鲁迅的思想及笔战不止的生命历程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显得那样卓然独立，但鲁迅并非“独战者”，虽然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艰难曲折，但总的方向一直是追求现代化。可以说，现代情怀是自晚清以来有远见的中国知识分子谋求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最根本的价值立场，也是一代代有良知的中国作家凝视萧瑟乡土世界的眼睛。
“乡土文学”理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题材范围问题。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没有对乡土文学的题材范围加以严格的规定，他强调的是作者的“故乡”，而作者的故乡有的是真正的乡村，有的是象绍兴、遵义这样的城市，这就导致了后来学者对乡土文学题材范围的不同理解。关键的问题是发生在城市的故事能不能归为“乡土文学”?笼统地回答这个问题，当然是“城市文学”不能划归“乡土文学”，否则，随着题材范围的扩大实际上就取消了“乡土文学”。要对“乡土文学”的题材范围作细致的分析，还是要回到鲁迅的理论观点。鲁迅当初的命名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深谋远虑，他没有把“乡土文学”在题材上等同于“乡村文学”“农村文学”或“农民文学”，而是强调作者在北京这样的文化前沿叙述、关心着故乡，“乡愁”隐现其中，当然，鲁迅所说的“乡愁”决不单纯地等同于“思乡”，而是文化之“愁”——为故乡的愚昧、落后而发愁，愚昧、落后是不合理的社会文化制度酝酿的苦果，换言之，只要文本讲述的故事是与现代文明相隔甚远，故事中的人物命运受制于愚昧落后的思想文化制度，而作者、隐含作者或者故事叙述人站在现代理性的立场来讲述故事，那么，不管故事是发生在“烟村四五家”的小村，还是人口百万的城市，都同样是“乡土小说”，只要这样的城市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都市，当然，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这样远离现代文明的城市是不存在的，但我们也不能据此拒绝作家创作这样的乡土世界的自由和可能。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第三个重要特征是作者的深度介入，在文本中体现为“乡愁”，从中可以离析出诸如乡土眷恋、乡土批判、爱乡、恨乡等多重内涵，但最根本的还是作者渴望故乡走上现代人生的迫切愿望，纵使是在强烈的乡土批判中，依然不难体察作者对故乡的拳拳之心，其中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因此，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不是传奇故事，作者根本无意于以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或风土人情来打动读者，更不可能以零度介入的方式冷静地讲述自己故乡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之类的故事，鲁迅曾用互文的修辞手法表达了作者们对故乡普遍的关切之情：“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简言之，作者们在“叙述”中是“关心”着故乡的。因此，凡是能称之为“乡土文学”的，都应该具有对乡土世界的至真至切的关怀之情，如果缺少了这一点，就失去了乡土文学的精神和灵魂。
现代视野、人物愚昧落后的生存背景、对乡土世界的深度情感介入构成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基本要素，我们以为，讨论20世纪以来的乡土文学的基本依据，应该是看其是否具有以上三个基本v要素，当然，这三个基本要素不是独立地、分散地呈现在文本中的，而是水乳交融地形成乡土文学的本质属性，对于20世界中国乡土作家的创作动机而言，无论是批判，还是深度情感介入，都是基于对传统文化中那些束缚、制约人的观念与习俗的愤激，对现代化的呼唤。
从表面上看，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随着中国现代社会的动荡变迁而变动不居，但是透过表面的变化，我们不仅是可以追寻其流变的内在理路，而且可以在变化中窥见不变的乡土文学精神——那就是对乡土中国的关切，这种深沉的关切之情使之流露出对故乡、对农村的牵挂与针砭，对乡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期望与担忧。乡土文学精神既是乡土文学创作的源泉，也是乡土文学理论的基点，乡土文学理论研究只有在洞悉乡土文学精神的基础上，才可能有新的发展和突破。
关键词：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新农村建设；农业合作
中图分类号：F303.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8）33（c）-0094-01
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梁漱溟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后的儒家”。梁氏认为，“西洋”是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国是职业分途的社会。“西洋文化”涌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已被破坏，使沿袭数千年的中国社会组织构造崩溃了，而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又未确立，从而导致极严重的文化失调，这就是近百年来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故梁漱溟主张从民族、文化的改造出发，着眼于中国农村，力倡乡村建设。且梁氏于1931年~1937年在山东省邹平县进行了乡建试验，取得了卓著的成果。
一、乡村建设理论的缘起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一个以社会为本位的建设方案，他把中国问题的症结归于文化的衰弱。于是以振兴儒家文化为旨归，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梁漱溟始终认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括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之所以从农村着手，则因为“中国原来是不像国家的国家，没有政治的政治，国家权力是收起来不用的，政治是消极无为”。所以中国建设不能走自上而下的路，只能从社会运动做起，最直接的则是从乡村建设开始。梁氏认为，旧社会构造崩溃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的家族伦理的失败，具体表现为缺乏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因此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就着力于传播科学技术，并培养农民的团体精神，以儒家文化中的精义来塑造梁漱溟心目中的“新农民”，它是中国固有的精神内核与西洋文化长处的沟通调和。
二、乡村建设理论的实践模式及其评价
在乡村建设的具体组织方式上，梁漱溟主张师法古代乡约制度（其核心纲领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规，患难相恤”），实行村学乡学，以求“行政机关教育化”和“社会学校化”。主要方案有建立乡农学校作为政教合一的机关，向农民进行安分守法的伦理道德教育；组织乡村自卫团体，以维护治安；在经济上组织农村合作社，以谋求乡村的发达。总之，这些方案旨在实现“政教富卫”的合一。总体看来，梁漱溟的教育教育理念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并举，科技文化教育与社会伦理教育并重。其乡村建设的构想是一个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的混合体，充满了儒家的理想色彩。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针对当时农村的具体实际，采用综合改革、综合建设、综合治理的方式对某一区域进行试验和实践，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只能获得暂时的、局部的效果，综合建设是不可能彻底、完全推广实行的。梁氏后来也不断地自我反思，他认为乡建运动有两大致命的弱点：一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使乡村工作有行政化的趋势；二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因为乡建运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就无法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此外，也由于当时战乱纷飞，民生凋敝，不能给乡建运动提供一个安定的大环境。但不论如何，乡村建设运动作为一种富民自强的有力尝试在当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主张乡村自治，强调农民自教、自救和自卫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农民的主体意识，培育了农民的民主精神；此外，梁漱溟主张乡建运动走综合改革、综合治理和综合建设的道路，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结合起来，促进农村行政、管理、教育和文化各方面的全面发展，这些乡建思想对我国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很大借鉴意义，其中尤其值得我们推崇的就是梁氏一贯主张的通过发展农业合作组织来壮大农村经济力量的改革方案。
三、乡村建设理论对当代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梁漱溟之所以会重视农村合作运动，主要是他认识到了中国积贫积弱的文化根源，即与西方的新教伦理不同，中国人秉持的是一种家族伦理。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而非阶级对立的社会，士、农、工、商四大阶层之间并没有截然的身份区隔，且阶层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流动性，由此导致国民阶级意识的薄弱和参与集体生活的积极性低下。基于此，梁漱溟主张要将散漫的农民经知识分子的领导逐渐联合起来，达到经济上的自己自足和自卫自立。这对当今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一个深刻的启示。在我国人多地少的现实国情下，大力推进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通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来有效增强我国农业的市场竞争力、规避巨大的市场风险将是必然的选择。当然，推进农村经济合作的的发展不能单单只靠上级政府的扶持或是仅仅只靠农户的自发组织，而是需要草根精英的推动。这个精英必须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有高尚的人格魅力，有超强的组织领导协调能力，不过当今所谓的草根精英并不完全同于当时梁漱溟所竭力号召到乡建运动中去的知识分子，因为当今新农村建设所呼唤的这些精英本身就来自于农村基层，他们相当于旧社会中的乡绅。草根精英可以将上级政府的推动力量和下层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统摄为一股强大的合力，他们是乡村合作运动的轴心。草根精英可以充分调动了上下两级的积极性，整合了上下两级的力量，这就克服了当年梁漱溟所抱怨的“上动下不动”或是八九十年代农村中出现的“下动上不动”的尴尬局面，所以新时代的乡建运动呼唤草根精英，这是对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方略的继承和创新。
总之，梁漱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实践中，对乡村的社会秩序、经济发展、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等都在遵从传统的基础上，作了适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变化。梁氏的乡建理论和实践模式对于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梁漱溟全集(第2卷)[M].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3]梁漱溟全集(第5卷)[M].山东人民出社.1992
关键词: 乡村社会地理; 综述; 国外
乡村研究很多学科都能够找到切入点,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其研究较早。乡村社会学研究侧重乡村社会变迁, 乡村地理学则侧重于从地域分布、空间的观点分析乡村的各种问题[1]。随着乡村的演进及学科的发展, 二学科研究内容交叉重叠的现象比较明显。乡村社会地理即是针对乡村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现象, 从地理学视角进行分析: 时间上以乡村社会变迁为主线, 空间上探讨社会现象对乡村各主体空间分布及分异规律的影响。
1 研究进程
1.1 乡村社会地理研究溯源
1.1.1研究时序分析
乡村地理学发展较早, 二战前, 其研究内容主要是农村聚落的历史分析( 包括农村聚落的起源、结构与类型) 、土地利用问题, 同时有一些对于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 如德国学者如魏伯、奥特伦巴描述并研究了土地利用形态、乡村道路网、农舍、村落等农业活动所引起和制约的文化景观或乡村景观, 但总体上研究较少[2]。
二战后到1970 年, 各国( 不仅是欧洲国家) 的城市重建以及经济发展引发的城市化浪潮, 代写毕业论文推动了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高涨, 而忽视了乡村的研究[1], 另一方面, 这一阶段由于把对乡村区域的研究简化为对农业问题的研究, 世界各国普通存在农业地理兴盛而乡村地理极度薄弱的现象[3], 这一阶段是乡村地理学的衰退期[1], 而乡村社会地理因而没有发展起来, 但社会学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较多, 地理学也存在一定研究。
1970-1990 的二十年间, 环境压力及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导致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研究, 乡村地理学出现“再生( rebirth)”现象[1], 这一期间对乡村社会的研究一直成为国外乡村地理学的一个热点, 推动了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 但不同国家研究内容存在一定差异[2]。表现在研究者的重视, 组织了许多学术活动, 并提出了一些发展理论。如美国经济史学家johnson 在1970 年代初所提出乡村增长中心发展理论; 弗里德曼( 1975,1979) 等人提出了乡村社区发展理论等[4]。随着研究的深入, 相关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到包括乡村发展的许多方面, 主要有乡村社区、乡村人口结构、迁移和就业, 居住问题、乡村城市化、城乡相互作用以及乡村规划等。一些研究中寻求地理学者和社会学者共同研究的关键主题。1980 年代许多学者还进行了乡村地区发展政策效果评价的研究。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具体如下: ambrose 认为乡村仍然是明显的等级社会, 包含至少五个明显区别的阶层; newby( 1979) 认为乡村居民被多种因素所束缚( 如贫困) , 因而形成社区以寻求互惠[5]; bunced 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居住模式演化; gilg 研究了乡村区域人口和雇用问题; roger 对于乡村住房问题有一定研究; lewis 运用新的方法对乡村社区进行了研究; tanner对乡村区域娱乐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robins 总结了乡村规划和环境保护的不同方面[6]。
1.1.2研究对象分析
从研究对象角度分析, 1990 年代以前的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基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研究客体主要为物质实体, 并由1950、60 年代增加的量化和科学化所加强, 这反映了环境决定论持续的影响; 伴随人口的减少和逆城市化, 在一系列乡村研究中出现对人口学特征的研究, 如列举人口数量、分布和密度; 对社会公正的研究, 如harvey 提出地理学要与社会公正相连接; 对家庭和社区的研究, 许多地理学者在研究中寻求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关联, 认为这类研究至少也是社会地理学的一个方面[7]。
1.2 新的研究进展
1990 年代以来, 国外社会地理学主要研究如下方面: 围绕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来确定研究出发点; 从社会问题的空间表述、空间因素、空间过程和区域特征来确定研究角度; 针对社会问题中受害一方来确定侧重面; 重视城市社会在西方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来确定重点区域[8]。此时的乡村地理学出现两个明显转向, 其一是社会文化转向。与二十世纪人文地理学第三次转型趋于一致[9], 乡村地理学研究也开始由侧重空间分析向社会文化转型, 特别是近年来特别明显, 使得社会文化成为地理学“社会论”的核心理念, 并构建了明晰的新的研究内容[10]。许多学者将社会和文化研究的理论用于乡村社会地理研究。pratt 指出了乡村和文化地理学融合的形势; seymour 在乡村地理学理论发展讨论会中, 也提到放松文化和乡村地理学的明确的边界; halfacree 把乡村作为“非物质的感知构建”来研究。这些研究显示乡村社会地理超越了自身和文化地理学的界限。其二是乡村地理研究的后现代转向。1990 年代早中期, 很多学者开始认为对乡村的研究已经、或将要、或必须向后现代转型。人们开始着眼于从更加人文化的角度研究乡村的优势、局限和问题, 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①陆续有一系列的对乡村“被忽视方面”的研究; ②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性别关系角色进行了重新认识。murdoch 和pratt 在其研究中, 对乡村的现代主义进行了分类: 作为时间概念的现代主义; 抽象理论的现代主义; 结构分类的现代主义( 特别指乡村和城市间的划分) ( 表1) [7]。此时许多乡村地理学的研究, 已超越了早期有限的地理思想的界限, 开始了明显充满政治色彩的研究。philo 认为关注不公正、开发以及乡村居民生活的改善推动了此种研究, 并认为此时的乡村具有多元的文化结构和意义; phillip 认为此时在乡村社会地理研究中, 已将政治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因素联系在一起[7](
具体来说, 除继续关注早期乡村现象外, 乡村社会地理顺应上述趋势, 其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主题。michael roche在2001 年对乡村地理学研究进行总结后, 指出现在缺少对乡村可持续性的研究, 并针对广泛的争论, 对后生产主义者的乡村空间进行了再思考[11]; 之后他又基于对乡村地理学2002 年出版的期刊总览, 认为许多传统的研究没有减少, 只是近年有些转变, 研究并指出三个共生的乡村发展模式: 农业—工业化、后生产主义和乡村可持续发展[12]; 基于人们对乡村过于理想化的印象, cater 和valentine 等人对于乡村剥夺( exploitation)进行过相关论述[5,13]。
另一方面, 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网络与信息对乡村的社会影响。grimes 研究了信息社会中乡村地区的发展前景, 他认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大量信息的掌握, 缩减了乡村与市场的距离, 并提高了乡村地区的对外学习的能力与机会, 但远距离的工作( teleworking) 即使被夸大为乡村地区最美好的前景, 将来也只会给城市和市郊而不是偏远的乡村, 带来绝对的发展优势[14], 此外他还对信息技术对乡村发展的利弊及乡村网络社会的增加状况进行了探讨[15]。
1.3 发展的路径
纵观乡村社会研究的整个历程, 不难看出乡村社会地理发展而来的两条路径。首先, 乡村地理学研究向社会转向。地理类的文献中, 关于乡村社会的探讨和研究十分丰富, 并且包含乡村社区、乡村景观、城乡关系、乡村旅游、各种乡村冲突和问题及政策制度等诸多方面[5,13]。其次, 社会学者开始关注涉及乡村空间的问题。早期乡村社会学者研究中就部分涉及到地理学的内容, 近年来出于研究及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 逐渐将空间现象纳入研究范围, 相关学术论文明显增多。lobao 和saenz 指出“: 在乡村社会学科中忽视空间的分析, 地理空间在组织阶级关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6]; friedland 对于乡村研究虽然从乡村的社会学表象写起, 但对农业和田园风光的问题分析, 却有着强烈的地理气息[17]。
2 当前主要研究内容
2.1 乡村社区
最先研究乡村社区的是乡村社会学家。罗吉斯和拉伯尔认为“社区是一个群体, 它由彼此联系具有共同利益或纽带、具有共同地域的一群人所组成”, 代写硕士论文主要研究社区变迁、类型、边界、权力机构及发展趋势[18]。乡村社区是地理学研究社会的切入点, 它促进了乡村地理学的社会化[19]。同时乡村由于存在不同层次的发展实体, 因而能够较好地展示社区的演化系列。liepins 认为可以“通过社区来寻找到乡村性”, 并提出一个从物质和意象角度来理解“社区”的框架( 图2) , 认为从地理和社会形成角度, 社区可被分成四维进行分析, 同时他认为舆论和能力对于社会的形成很重要[20]; little 研究认为社区是乡村生活最重要的特征[13]。
国外乡村社区地理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 ①乡村社区变迁及机制研究, 它一直是乡村社会学研究的重点[18], 而乡村地理学善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寻求事物的时空变化规律。近年来此类研究逐渐增多。如valentine 和cater 等在其论著对乡村社区变迁均有描述, 并试图寻求其内在机制[5, 13]。②乡村社区空间分析, 是乡村社区地理的核心。mormont 认为乡村可以体验一种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社会物质空间[21]。havey 等也分别从乡村政治经济学中积累与消费的观点论述了乡村空间的作用, 认为非城市空间的存在对于城市空间本身的再生产也是必要的[22]。③乡村社区可持续研究, scott 等人基于新西兰北部的调查, 发现种族、阶级和职业结构的不断分化给“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带来复杂性, 并建议“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应被视作一个民族范畴, 而乡村社会地理中应采用更为宽泛的社会可持续能力的概念[23]; 英国学者mackenzie 也对社区与可持续性进行了深入探讨[24]。④社区文化与制度变迁研究,以往社区文化经常被研究者忽略, 但近年来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不应让世俗社会代表乡村、法制社会代表城市, 而是应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 乡村社区的大众文化已被城市化。⑤乡村社区与产业的联系, 如joseph 研究指出了在新西兰两处地方农业和乡村社区的联系[25]; ⑥社区问题研究, 如社区内部各阶层及内部与外部的冲突、贫困及其它一系列出现的问题; ⑦此外还有乡村社区规划研究等等。可以看出近年来地理学者对于乡村社区的各个方面, 往往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学视角加以研究。
2.2 城乡关系
城乡关系牵涉到城市和乡村的许多方面, 其研究一直是地理学( 尤其是1970、80 年代) 的重点之一。mormont 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现在已经逐渐成为过去, 城乡之间的差异与界限现在日益变得模糊“, 乡村不再是单纯的乡村空间, 多样化的社会空间能够存在并且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叠加在一起”[13]。随着社会及经济的发展, 出现了新的城乡关系, 也促进了对新城乡关系的研究。城乡关系研究的领域包括城市对乡村作用、乡村对城市作用及城乡结合部的现象。
具体研究内容主要有如下方面: ①城乡关系变迁研究。②城乡连续体研究, 如cloke 运用16 个变量对城乡分界点问题进行研究, 得出并不存在重要的自然分界点, 支持了城乡连续体这一说法[5];murata 提出了城乡相互依赖的工业化模式[26]。③城乡人口迁移研究, 城乡人口流动是贯穿城乡关系的主线,研究也较多, 如audas 等人于1990 年代对加拿大城乡人口迁移的研究, 讨论了移民的方式、迁移前后环境变化的对比、人口迁移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也讨论了职业、受教育水平和身份地位对人们作出迁移决定的影响[27]; cook 和christopher 用一个量化指标对城乡人口迁移速度与发展进行了研究[28]。④城乡关系协调及制度创新研究, 通过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协调存在于城乡各主体之间的关系。⑤城乡隔离及重构研究, 目前各个国家均试图以新的方式( 如新的人口流动政策等) 来重构历史上的城乡隔离; bronwyn 在研究中量化分析了在新西兰商务中出现的城乡数字隔离的程度[29]。
2.3 乡村景观
乡村景观及规划概念缘于迈克哈格( 1969) 、西蒙兹的( 1978) 和刘易斯( 1998) 对大地景观概念和规划的提出[30,31]。乡村景观规划就是在综合大地景观和乡村人居环境理论的基础上, 对乡村区域进行的综合景观规划设计。目前乡村景观研究是景观科学和景观规划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 往往综合景观规划学、景观地理学和景观生态学加以研究[32]。地理学角度研究乡村社会如何改变其生存的景观和环境[33]。
当前国外对于乡村景观的研究包括如下一些方面: ①乡村景观演变的动力机制研究, 无论对于生态学还是地理学, 分析景观格局和动力机制是景观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nelson介绍了关于经济、人口统计学和环境驱动力三维组合重构而成的美国西部乡村景观, 并认为作用于区域的最重要的驱动力是移民, 流动人口的力量正转变着区域的社会文化景观( 图3) [34]。isabll 和sabin 等人对诺曼底地区25 年来的景观格局进行了分析, 发现导致乡村景观发生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三方面: 农业耕作的增强或废弃、城市化对景观构成的改变、地方保护政策的作用[35]。②乡村景观规划, 它是一个人类与环境关系的调节工具。国外乡村景观规划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开展较早的主要是欧洲一些国家, 对世界农业与乡村景观规划起了很大推动作用。美国景观环境规划学之父olmsted 认为, 景观规划不仅要提供一个健康的城市环境,也要提供一个受保护的乡村环境[31], 同时研究也注意到景观规划面临着文化景观发展带来的挑战[36]。③乡村景观与人、文化、建筑等主体相互作用的研究。naveh 认为文化景观是物质与精神的融合, 并提出景观感知的文化维[37]; ruda 认为, 要使乡村聚落保持可持续发展, 必须对建筑区与自然平衡、当地社区、历史传统及本土文化进行保护[38]。④不同国家、不同类型乡村景观的对比研究。arriaza 等人对地中海地区两个乡村的若干图片进行对比研究, 指出了与乡村景观视觉质量有关的要素, 并对其进行了排序[39]。⑤乡村景观感知与视觉评估, 研究认为乡村景观可以从视觉( 形态) 、感知( 内涵) 和经验( 功能) 等方面进行分析与评估[40]。⑥乡村景观可持续研究。1996 年“欧洲乡村景观的未来”会议中, 分析了目前中欧与北欧地区人类对乡村景观的影响, 并研究了景观可持续发展的概念[41]。同时一些研究也提出从景观生态学角度恢复可持续的乡村, 并保护乡村景观的多样性。⑦“特殊的”乡村景观,如对性别及同性恋的研究等。bryant 和morris 等人通过调查,认为农业中同样存在着很多工作需要女性做出贡献[42,43]。
2.4 乡村社会问题
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伴生着不同的社会问题, 国外不同学科学者对其研究一直十分关注。一些社会问题始终伴随社会存在( 如贫困、社会保障等) , 只是程度的差异, 而不同时期又会出现新问题。代写留学生论文 地理学者对乡村社会问题的视角, 主要是社会问题对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的影响及由于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所形成的问题。
近来国外乡村存在如下一系列社会问题及相应的研究: ①乡村区域各主体间的冲突, 包括乡村内部各阶层间的冲突及乡村与外部进入者间的冲突[44]。②贫困与就业, 是乡村最古老的话题, 对于乡村的贫困问题存在一定争议, cloke 将乡村生活描述为田园诗画, 一定程度掩盖了英国农民的贫困, 但他指出应从政治上提高农村生活自身的收益、减少农民被剥夺的现象[5]。③不可进入性, 对于主流乡村地理学者和规划者, 可达性被看作是理解乡村绝对的中心, 这种关注已在近来大量的著作中体现出来; phillips 和williams 对乡村可进入性的研究中提出“自然不可进入性”和“社会不可进入性”[45]。④“特殊的”乡村问题, 主要包括儿童、少数有色人种、无家可归者[11]、男女同性恋和旅行团体等, 近年来这类问题的研究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 研究认为在乡村人们的实际境况与乡村表面上平静的生活不一定相符。除上述一些社会问题外, 乡村还存在着住房、老龄化和社会保障等问题, 各国此种问题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不同国家对此研究的内容与深度也有所不同。
2.5 其它相关研究
除上述几大方面的研究外, 国外乡村地理工作者对于影响乡村发展的政策制度、热点问题及突发事件等也有相应的研究。如杜赞奇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 探讨了随着国家政权力量的渗入, 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 并提出了一个具有综合性的分析模式———文化网络[46]; 经济全球化对上述各要素的影响研究, 如mcgee 探讨了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47]等等。
3 结语
本文回顾了国外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历程及各阶段研究的重点内容, 并详细介绍了当前国外这一领域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能够看出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已受到关注, 并逐渐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学科特征。伴随着20 世纪人文地理学的第三次转型, 乡村社会地理也出现明显的文化及后现代转向, 并且在未来一定时期内, 将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方向。分析中不难发现, 在学科发展过程中, 相应理论的进展相对较为缓慢, 全新理论的探索及学科的交叉研究, 将会是未来乡村社会地理学研究的难点与突破点。此外, 全球化背景下的制度转变、社会转型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社会分层日益严重, 如何从乡村地理学角度加以研究; 学科交融与学科体系重新整合的研究等, 也将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国外相比, 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尚处于起步、缓慢发展阶段, 因而积极、科学地借鉴国外先行发展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有助于推动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小林. 乡村空间系统及其演变研究[m].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3-12.
[2] 陆翔兴. 论我国乡村地理学发展问题, 人文地理学研究[m]. 吴传钧主编,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9.4, 89-91.
[3] 石忆邵. 乡村地理学发展回顾与展望[j]. 地理学报, 1992, 47(1):80-88.
[4] 李仁贵, 张健生. 国外乡村学派区域发展理论评介[j]. 经济评论,1996,( 3): 67-71.
[5] cater.j., jones.t. social geography.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issues[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9.194-221.
[6] john.l.allen. progress in rural geography[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1983,36(1):124-125.
[7] phillips,m. the restructuring of social imaginations in rural geography[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98, 14(2):121-153.
[8] 袁书琪, 郑耀星. 论当前中外社会地理观[j]. 人文地理, 1994,9 (3):37-43.
[9] gauthier,h.l, taaffe,e.j. three 20th sentury "revolutions" in american geography[j]. urban geography, 2002, 23(6): 503-527.
[10]王兴中. 社会地理学社会—文化转型的内涵与研究前沿方向[j].人文地理, 2004, 19(1): 2-8.
[11]roche,m. rural geography: searching rural geographies[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2, 26(6): 823-829.
[12]roche,m. rural geography: a stock tally of 2002[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3, 27(6):779-786.
[13]valentine,g. social geographies, space and society[m]. new york: prentice hall, 2001.249-293.
[14]grimes,s. rural area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diminishing distance or increasing learning capacity?[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00, 16:13-21.
[15]grimes,s., lyons,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rural development: unique opportunity or potential threat?[j].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1994, 6(3):219-237.
[16]lobao,l., saenz,r. spatial inequality and diversity as an emerging research area[j]. rural sociology, 2002, 67:497-511.
[17]friedland,w.h. agriculture and rurality: beginning the 'final separation'?[j]. rural sociology, 2002, 67:350-371.
[18]罗吉斯.埃弗里特, 拉伯尔.j.伯德格. 乡村的社会变迁[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160-192.
[19]李晴, 郑耀星. 试论社区研究在社会地理学中的基础地位[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6, 19(3): 244-249.
[20]liepins,r. exploring rurality through 'community': discourses, practices and spaces shaping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rural "communiti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0, 16: 325-341.
[21]mormont,m. rural nature and urban natures[j], sociologia ruralis,1987, 27: 3-20.
[22]harvey.the limits to capital[m].oxford:basil blackwell, 1982.417-419.
[23]scott,k., park,j., cocklin,c. from 'sustainable rural communities' to 'social sustainability': giving voice to diversity in mangakahia valley,new zealand[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0, 16:433-446.
[24]mackenzie,a. on the edge: 'community' and 'sustainability' on the isle of harris, outer hebrides [j]. scottish geographical journal,2002, 117:219-240.
[25]joseph,a., lidgard,j., bedford,r. dealing with ambiguity; on the interdependence of change i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communities [j].new zealand geographer, 2001, 57:16-26.
[26]murata,y. rural-urban interdependence and industrializ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j]. 2002,68(1):1-34.
[27]audas, rick.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the 1990s[j]. canadian social trends, 2004, (73):17-18.
[28]cook,j.c. rural-urban migration rates and development: a quantitative note[j]. review of urban & reg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1999,11(1):63-75.
[29]bronwyn,h. the rural-urban 'digital divide' in new zealand: fact or fable?[j]. prometheus, 2001,19(3): 231.
[30]david,d. countryside planning[m]. andrew w. gilg. 1978.44-76.
[31]philips,h.l. tomorrow by design-a regional design process for sustainability[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98.33-43.
[32] 王云才, 刘滨谊. 论中国乡村景观及乡村景观规划[j]. 中国园林,2003,19(1):55-58.
[33] spedding,r. agricultural systems and the role of modeling[m]. newyork: wiley, 1984.179-186.
[34]nelson,p.b. rural restructuring in the american west:land use, family and class discourses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1, 17:395-407.
[35]poudevigne,i., rooij,s.v., morin,p., et al. dynamics of rural landscape and their main driving factors: a case study in the seine valley,normandy, france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7, 38:93-103.
[36]vos,w.h. meekes trends in european cultural landscap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3, 46:3-14.
[37]naveh,z. interactions of landscapes and culture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5, 32(1):43-54.
[38]ruda,g. .rural buildings and environment[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8, 41(2):93-97.
[39]arriaza,m., canas-ortega,j.f, canas-madueno,j.a., et al. assessing the visual quality of rural landscapes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4, 69:115-125.
[40]terkenli,s t. towards a theory of the landscape: the agean landscape as a cultural imag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1,57:197-208.
[41]mander,u,jongman,h.g. human impact on rural landscapes on central and northern europ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8, 41:149-153.
[42]morris,c., evans. "cheese makers are always women": genderedrepresentations of farm life in the agricultural press[j].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2001, 8(4):375-390.
[43]bryant,l. the detraditionalisation of occupational identities in farming in south australia[j]. sociologic ruralis, 1999, 39:236-261.
[44]mormont,m. the emergence of rural struggles and their ideological effect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987, 7:559-575.
[45]phillips,d, williams a. rural britain: a social geography[m]. oxford:blackwell, 1984.130.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指出，小学生处于具体运算阶段，他们学习时需要凭借具体的实际经验或形象生动的例子。因此，小学阶段的学科教学应贴近学生生活，运用学生周边的例子、人或物来进行教学。而乡土资源源于学生的现实生活，内容直观鲜活动人，题材广泛，且具有亲和力，容易激发学生兴趣，帮助学生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掌握道德知识，学会道德判断，懂得道德选择，内化为道德意识，外化为道德行为，最终借助乡土资源价值发挥品德教学的德育功能。
二、农村小学德育中开发利用乡土资源的积极作用
（一）有助于学生形成自我意识，塑造健全人格自我意识的形成源于个人对生活的体验、认识和感悟。源于农村孩子生活独特的风情民俗和地域物产等乡土资源，对他们形成自我意识具有重要的价值。首先，乡土资源在贴近学生生活的同时引导他们关注并体验现实生活，在与现实生活的交互作用中发展和丰富自己的经验、情感、知识和能力，加深对自我的认识和理解，促进自我意识的形成。其次，由于乡土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学生自身的需要，让学生得以从自己的世界出发去观察、感受和研究社会，使学生的情感得以触及、丰富和调动，加深对社会的理解和认知，从而有助于学生逐渐形成科学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塑造健全的人格。
（二）有助于教师提升自身素质，增加职业素养教师作为乡土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的主体，在开发利用乡土资源的过程中，其自身的素质也必将得以提高。首先，教师的知识体系将得到丰富。教师为了积累乡土课程资源，就必须经常发掘、收集所在区域的乡土资源，或走访当地的名人故里、或请教专家学者、或借助网络传媒等中介，通过这些方式，来开阔眼界，弥补乡土资源的“空白点”。同时，为了更高效的在品德课教学中开发利用乡土课程资源，教师会下意识地去学习相关的课程资源，尤其是乡土课程资源的理论知识。这都将帮助教师扩大知识面，完善知识结构，提升理论水平。其次，教师的教研能力将得到提升。为了在教学中更好地开发利用乡土资源，教师必须更加细致的研读教材，在对教材有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归纳整理课本知识，标注重点难点，进而有指导地去鉴别、挖掘、搜集、整理、加工乡土资源，依据学生现有的知识水平，用相关的具有特色的乡土资源来补充、扩展教材内容，丰富教学素材，让学生在饶有兴趣的课堂氛围中获取基础知识。最后，教师的教学技能也将得到提高。要在小学品德课教学中开发利用乡土课程资源，教师就必须更新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营造师生平等的民主氛围，引导学生开展合作探究式、换位辩论式等多种学习方式，活化教学过程，让学生在情感参与中掌握知识，提升技能，实现小学品德课教学的三维目标。
（三）有助于丰富学校的教学资源，形成办学特色与城市小学相比，我国大多数农村小学教学条件落后，教育资源奇缺，没有网络传媒，没有语音教室，教师素质参差不齐，这都严重阻碍了教学的正常进行，制约着小学的发展。但是，农村区域的学校也拥有其得天独厚的教学优势，那就是其蕴藏丰富的教学资源，包括自然地理资源、人文历史资源、生产生活资源、物产风情资源等，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对学校发展有着巨大意义。首先，有利于改善并丰富学校的教学资源，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提升学生的道德品质，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实现学校的育人目标。如，参加生产劳作，让学生体会家长辛劳，从而更加尊重长辈并逐渐养成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参观走访、调查研究等实践活动帮助学生提升交流合作技能，积累生活经验并形成诚实礼貌、勇敢坚毅、善良感恩等优良品质；在学生自身努力完成学习任务时去感受分享那份收获的愉悦幸福，逐渐养成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境界等。其次，有利于形成拥有浓厚乡土气息的教学师资队伍和校园文化氛围，有利于校本课程的开发和建设，并最终形成学校特色，增强学校活力，促进学校的健康持久发展。
（四）有助于弘扬乡土文化，培养爱乡爱国责任感一个地区的乡土资源承载着所在区域数千年的历史文明和文化积淀，是这个地区的根魂所在。但是随着市场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利益文化和去城市化逐渐成了农村生活的主导，乡土文化在忽视中逐渐被边缘化，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再去发现、不再去关心、不再去认识这片生养培育自己的土地与其上所蕴含的特色文化和厮守过活的人民，这最终导致游走于城市的农村子女心灵家园的“失根”。心灵失根的个体，日渐模糊的家乡记忆，放下的故乡情愁，爱国终究成了一句口号。因此，我们更有必要引导学生去关心认识自己的乡土文化资源，指引学生对乡土文化形成全面系统的认识，并能自觉进行反思、批判和汲取其中的有益成分，进而留住个体发展成长的根并积极弘扬家乡的本土文化。其次，在走访、调查、探究的同时，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去关心家乡、接触社会、了解现实、正视区域发展中所具有的优势与潜在的问题，在为家乡自豪的同时产生建设改造家乡的志向，从而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在此基础上，随着认知的迁移增长，逐渐将家乡和祖国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进而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三、农村小学德育中开发利用乡土资源可行性
（一）教育理念的支持
关注和研究乡土资源问题的学者纵横古今中外，他们主要涉及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领域。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哲学领域的人文主义，戴尔的经验塔理论；社会学领域的多元文化论和参照团体论；心理学领域的认知发展论和建构主义理论；教育学领域杜威的生活教育理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等，这些教育理念的提出和践行为农村小学品德课教学中开发利用乡土资源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指导。
（二）实践经验的借鉴
[关键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多元文化整合教育；乡土教材
[中图分类号]G6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LO)01-0051-02
纵观21世纪初的整个人类社会，大多数国家都是口头上宣称文化多样性教育，但实际上执行的却是一体化教育。这种以工具理性为中心的政策模式已经造成了很多问题。当我们以工具理性思维模式诉求的时候，社会经济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可能会被破坏，社会发展不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我在借鉴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和国外“文化多元一体”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也可称为“多元一体化教育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教育在担负人类共同文化成果传递功能的同时，不仅要担负起传递本国主体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同时也要担负起传递本国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的内容，除了主体民族文化外，还要含有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一方面，少数民族不但要学习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还要学习主体民族文化，以提高少数民族年轻一代适应主流文化社会的能力，求得个人最大限度的发展。另一方面，主体民族成员除了学习本民族文化外，还要适当地学习和了解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增强民族平等和民族大家庭的意识。
在中国，要实行多元文化整合教育，课程改革势在必行。一般而言，基础教育宏观课程结构大致由三个部分构成：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国家课程是根据公民基本素质发展的一般要求设计的，它反映了国家教育标准，体现了国家对各个地方中小学教育的共同标准。国家教育目标是制订国家课程标准的基本依据，因此每个区域、每所学校都应认真贯彻实施国家课程，以保证国家教育目标的实现。地方课程则主要是根据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实际情况与地域特点设计的课程，它是国家课程的补充。校本课程必须在贯彻国家课程标准的基础上，以地方课程方案为依据来加以设计。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三者的关系及其比例不同，宏观课程结构的状况就有差别。在中央集权课程管理体制条件下，国家课程在宏观课程结构中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国家课程规定的是国家教育最高标准而不是起码标准，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没有应有的地位。而在地方分权课程管理体制下，国家课程门类较少，且它仅仅规定着中小学教育应达到的起码标准，而非最高标准。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居于主导地位，其中，地方课程是学校课程的基本依据。
长期以来，中国基础教育实行的是高度统一的国家课程结构，课程内容强调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为培养统一的国民素质和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体现了国家对学生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共同质量标准。可以说；建国60年来，中国大约有三十多年是“一纲一本”的时代，这个阶段中国的课程结构实行的是“过度的”国家普世主义教育。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高度统一的课程结构开始松动，出现“一纲多本”的现象，但这个阶段的课程结构仍然贯彻的是国家普世主义教育理念，只是将国家权力下放到了省级地方政府，县市以及基层学校课程开发的权力较小。一直到21世纪初期，我国才正式确立“三级课程管理体系”。2001年教育部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指出：“为保障和促进课程对不同地区、学校、学生的要求，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文件的出台为地方性课程、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发展空间，促进了我国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的开发。但很遗憾，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的理念至今仍未充分进入教育领域，也未引起课程专家足够的关注，尤其是在课程开发的过程中普遍缺少跨学科专家的参与。这导致到目前为止，我国开发的大部分地方性教材和校本课程质量不高、理论意识不够。因此，我们建议国家应重新制订乡土教材开发的政策，尤其在乡土教材的开发过程中需要专家学者给予理念上的指导和培训。
为了加强多元文化整合教育，推动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近五年来，我带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的学术团队开展了一系列课题研究。其中一个重要项目就是“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与初中地方性校本课程建构”。该项目得到国家“985”工程项目和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它以文化人类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地方性校本课程建构的个案研究，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初中地方性校本课程建构的一般范式，为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经验支持和参考范例。该项目选取了两所分别代表西北高原牧业和西南丘陵稻作经济文化类型的学校开展实验。我们首先对当地社区进行经济文化类型调查，根据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斯宾塞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一观点确定对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及社会文化可持续发展最有用、最有价值的知识，然后选择哪些内容进^乡土教材，怎样进入，进入多少，同时考虑文化变迁因素。该项目已实施将近四年，历经“经济文化类型田野调查”“制定校本课程标准”“开发校本课程教材”“教师培训与实验教学”四个阶段。
另一方面，在香港乐施会、国家“985工程”的资助下，我们还开展了“中国乡土教材收藏与研究”项目，抢救性地搜集、整理从清末以来散落在全国各地的乡土教材。这些乡土教材记录并承载了当时当地的乡土文化知识，既是有形的资产，也是无形的遗产。通过官方与民间的协同努力，我们形成了专业人员与志愿者相结合的搜集、研究队伍。经过三四年的努力，我们收藏了3000多册乡土教材，其中既包括清末、中华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乡土教材，也有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文字乡土教材以及台湾地区的乡土教材。搜集乡土教材是保留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这个项目意义重大，希望所有有识之士支持我们的收藏工作。在当前多元文化背景下，我国的基础教育应关注乡土知识，保证乡土文化占有一定的比例。这样，既贯彻体现了我国教育的国家意志，也充分展示了文化的多样性。
在这两个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我们深刻认识到，教育总是存在于特定的生态、社会和文化脉络中，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同地域和民族拥有丰富多彩的乡土文化。在中国，要传承乡土知识，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就要实施多元文化教育，而地方性乡土教材的开发和校本课程的建构是实施多元文化教育，推动课程改革的关键。也就是说，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既要考虑到整体上民族――国家认同和建构的需要，也要考虑到各地方特定的生态、社会和文化的需要。为此，我们建议在乡土教材开发以及校本课程的建构的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国家课程与地方课程之间的和谐发展，避免二者之间的对立与分离。
学校教育应该通过乡土教材和校本课程开发来传承乡土知识，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国家知识与地方知识二者应该是互补的，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应融入以国家课程为主导的学校课程之中，从而在学校教育领域构建一种和谐发展的课程体系。
一、意识形态工作
1、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成立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党委书记担任。党委每季度召开一次意识形态工作专题会议。同时与党委班子成员、各支部签订责任状，落实责任。
2、分析研判工作。成立意识形态工作分析研判领导小组，组长由党委书记担任，每季度召开一次分析研判会议，按时上报分析结果。
3、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按照要求及时组织落实上级部署的网络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
4、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民主生活会和述职的重要内容。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二、理论学习工作
1、创建学习型机关。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实施方案和学习计划。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同时下设办公室，由宣传委员具体负责创建工作。二是有效开展中心组学习和机关干部学习。中心组每月至少学习四次。创建学习型机关，建立完善的机关“学习日”制度，把每周三定为机关‘学习日’，机关干部每月至少学习四次，全年学习笔记不能少于2万字。
2、基础建设。一是完善组织管理。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为组长的学习领导小组，做到领导带头学、带头讲、带头写的工作格局。二是完善学习制度，做到“六有”，有制度、有计划、有辅导、有笔记、有检查、有总结。为确保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有计划的开展，年初结合上级理论学习安排，制定了2018年XX乡党委中心组学习计划，指导全乡的理论学习。今年我乡在“七、一”邀请了苗坤部长到XX给全体党员干部、各村支部书记上了一堂党课，为全体党员讲解《宪法》，11月7号，县委党校孙忠辉老师到XX为全体党员讲解了“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
3、开展丰富多彩的学习活动。一是利用乡文化室组织机关干部开展读书学习活动。二是对全乡机关干部进行了“应知应会100题”的考试。三是加大对村两委班子成员的理论学习，各村第一书记每年为村两委班子和全体党员上两次党课，学习常态化。
二、宣传工作
1、构建大宣传格局。XX乡高度重视外宣工作，坚持以党性为本，以创新为要，以事实为基，以时效为魂，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地挖掘新闻素材、捕捉新闻亮点，为坚持科学发展、建设魅力XX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抓好大宣传格局，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为主要负责人的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宣传工作实施方案，各村、各办站所确定一名政治强、作风硬、文笔好、素质高的人员作为宣传信息员。围绕“工业强乡、特色兴乡、生态立乡”战略，重点打造招商引资、打非治违、美好乡村、基层党建、文明创建、重点建设等六大外宣板块，明确专人负责，确保多角度、全视角挖掘新闻素材。
2、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是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力度。大力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二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中小学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
3、建立网络信息员、网评员、管理员队伍，完成各项网评任务和网络宣传等活动，及时上报新闻信息和舆情信息。
4、国防教育。开展了纪念建军91周年和第18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全乡做好征兵宣传，通过悬挂条幅，广播，传单等方式进行宣传。同时大力加强青少年学生国防教育，组织学校一共开展了2次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工作
1、城乡共建。XX乡今年城乡共建是水务局、联通公司包扶达成村，水务局为达成村打了4眼井，联通公司没有开展工作。档案局和烟草专卖局包扶万和村，这两个单位没有任何帮扶措施。
2、深化文明创建，丰富群众生活。一是开展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创建，组织开展文明家庭和文明校园创建活动。二是开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从“家文化”着眼，开展好家风好家训的征集，各村评选了文明家庭。三是开展西丰好人推荐工作。我乡在活动期间共推荐6人，其中有两人被推选为西丰身边好人，其中的达成村支部书记苏宝丰被选为铁岭市身边好人，并代表铁岭市参加辽宁省身边好人的角逐。四是重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我们的节日”活动，我乡在重阳节期间组织中小学生到敬老院进行了孝老爱亲活动，在三八妇女节组织了秧歌汇演。五是开展志愿者活动。抓实文明社会风尚行动，开展诚信西丰、文明旅游、交通有礼活动。六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六月份XX小学与沈阳市沈北合作校开展共建活动，两校学生开展“手拉手”互帮互助活动，寒暑假两校学生组成冬令营和夏令营互到对方学校进行生活体验。七是以乡村文化广场为阵地，引导群众农闲时节广泛开展文化娱乐、广场健身等文体活动。今年全乡新建文化广场两个，分别是XX村文化广场，九如村文化广场。
在“80后”文学刚刚兴起时，很多作家主要是生于城市，成长于城市。对于他们来说， 城市即故乡。在他们的经验视域中，所谓的异乡，也许是另外的城市，也许是更为广阔的世界，也许是来自虚构和想象。然而，乡土叙事在这代人的写作中也并没有完全中断。李晁、陈再见、王哲珠、林森、刘汀、马金莲、许艺、寒郁、潘小楼等人的写作，就或多或少与乡土世界有关。与前辈作家所不同的是，他们对乡土的书写则主要是在“后革命”的生活语境中展开的，和自身的生活经验有密切的联系。计划生育，市场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乡土文明和乡土中国的衰败，大学生就业问题，农村出身的青年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流动问题……这些都是他们在观察乡土世界时的重要视点。
在叙事美学的探求上，这些作家之间并不一致。像陈崇正等作家的写作，带有浓重的后现代色彩，注重引入武侠、言情等通俗文学的手法，也注重不同主题的拼贴或糅合。在他们的笔下，乡土世界已经寓言化了。而在林培源等另一些作家的笔下，乡土叙事则有景观化的倾向；他们在尝试向没有乡土生活经验的读者讲述乡土世界中所发生的一切。乡土世界在他们笔下，也更多是一种背景式的存在。他们所描述的人性遭遇，实际上超出了乡土与城市的架构，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充满了现代感。
曹永也是乡土叙事坚定的实践者。与上述的写作路向不同，这位1984年出生的贵州作家所书写的，似乎是原生意义上的乡土。他的叙事手法非常朴素，时常是直陈式地讲述他所见的与所想象的一切。他的《龙潭》等作品，甚至读来与上一世纪二十年代的蹇先艾等乡土作家的作品并无太大的差异。当然，他的《捕蛇师》等作品，也涉及“80后”这一代人的存在经验。
为了更好地对他的写作进行梳理，本期特意邀请了吴佳燕、刘芳坤两位青年批评家来参与评论。
吴佳燕的《乡土传奇背后的生命绝望》一文，围绕着曹永的当期作品《捕蛇师》进行了非常有洞见的细读。她在文中先是详细讨论了招蛇术的文化意义，接着重点对老獾和多福这两个主要人物及其遭遇进行细读。通过抽丝剥茧式的分析，她得出的结论是：“从根底上，《捕蛇师》关注的不是神秘的乡土传奇，而是在现代文明的侵蚀和挤压下农民的精神出路问题。如果说曹永以前的乡土小说写出了封闭状态下乡村的贫穷和愚昧，在《捕蛇师》里我们却看到了现代文明洗礼下两代农民所面临的同样的走投无路。无论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无论上一代还是下一代，无论闭塞还是敞开，无论离去还是归来，举步维艰的都是农民，饱受着社会转型和时代变迁带给他们的深重伤痛。”
刘芳坤擅长文学史研究，她的批评文章也时常有文学史和社会学的视野。在《边地“80后”的故事与沉默》一文中，她首先把曹永放在二十世纪的乡土文学叙事传统和“80后”写作这两个不同的坐标中来进行定位。在文章中，她还对曹永小说的叙事美学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曹永非但以残酷凌厉、现实感极强的故事情节取胜，他的故事里更有着生动的文学要素，这些要素浑然地参与到历史的互动中来。”与冷峻的逼视相联系，在曹永的小说中，“驳杂的围观和失语的沉默相生相伴。一方面，曹永经常热衷于描写迎春社村民的热烈讨论场景；另一方面，小说的主要人物却在众声喧哗之中难以找到话语的支撑。”
这些阐释和论断，读者们在阅读曹永的小说时不妨作为参照。
曹永
1984年出生于贵州威宁。长篇小说《无主之地》入选2014年度“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中短篇小说散见《人民文学》《中篇小说选刊》《中篇小说月报》《山花》《江南》《长城》等刊，有作品被译成俄文。贵州省作家协会理事，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级研讨班学员。曾获贵州青年作家突出贡献奖。
一、前言
我国乡村旅游发展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乡村旅游产品从形式到内容上普遍缺乏创新，产品层次初级化，大多数依然沿袭“吃农家饭、住农家院、干农家活、享农家乐”，采摘、垂钓等传统的接待方式，文化体验内容欠缺，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因此进行产品创新就显得非常重要。
1912年熊彼特在 《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随后，人们对创新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和深入，旅游创新的研究在这种背景下，得到了迅速发展。将创新理论应用于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能够指导政府和从业者合理科学的开发乡村旅游资源，促进产品的创新研究，推动乡村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国内许多学者对旅游产品创新研究进行了探索研究。综合已有研究，笔者尝试对乡村旅游产品创新的概念、原则、途径等进行界定，提出乡村旅游旅游产品创新的策略，以期对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有所裨益。
二、乡村旅游产品创新的基本内涵
（一）乡村旅游产品创新的概念
现代意义上的创新是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最早提出的，他认为，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崔凤军，王学峰（2002）认为旅游产品创新主要是旅游产品的设计和重新组合、旅游服务项目的增减或改善、新技术的应用、旅游品牌的塑造、旅游服务功能的创新等。
笔者认为，乡村旅游产品创新就是创新主体以资源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科学技术为手段，对乡村旅游产品进行创新设计和重新组合、新技术、新模式以及新途径的运用等行为。
（二）乡村旅游产品创新的原则
1、市场需求原则
乡村旅游产品的最终消费者是顾客，顾客需求即市场需求，因此在乡村旅游产品创新过程中，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客观地进行市场需求分析，遵循市场需求原则，结合旅游目的地本身具有的各种客观条件，设计出迎合市场需求甚至能引领市场需求的乡村旅游产品。
2、原真性原则
乡村旅游产品的最大特点是它具有的的淳朴、原生态的属性，或者说“乡村性”，这是乡村旅游产品的本质属性，也是它的优势所在，因此在乡村旅游产品创新过程中要保持其原真性，在保持“乡村性”这一前提下进行产品创新，否则就只是“破坏”而非“创新”。
3、可再塑性原则
乡村旅游产品创新要想不断提高竞争力，就必须保持可再塑性，即可以永续地创新、不断地变化。乡村旅游产品是灵活可变的，有可再创新的空间，这样的乡村旅游产品创新才可以与时俱进。
4、可持续发展原则
在乡村旅游产品创新过程中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考虑环境的承载力，合理且适度的利用资源，不能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而不择手段的开发，这样只会阻碍乡村旅游健康长久的发展，因此我们在产品创新过程中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
（三）乡村旅游产品创新的途径
1、政府引导，制定乡村旅游产品创新扶持政策
由于政府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乡村旅游产品创新需要地方政府的有效引导，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和资金投入，建立有效的产品创新管理机制，包括鼓励投资新的乡村旅游产品、业态，提供技术咨询和培训，优化乡村旅游目的地社会环境和宣传舆论，为乡村旅游产品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
2、打造品牌，形成乡村旅游产品品牌效应
旅游品牌形象是旅游地区人文风俗、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综合体现。由于旅游产品的无形性，游客在进行旅游决策时，不能像一般的消费活动那样直观地看到产品的价值，此时大多数人就会选择有口碑的旅游品牌。可以说，旅游市场竞争就是品牌的竞争，所以在乡村旅游产品创新时要树立品牌意识，重视品牌建设，形成品牌效应。
3、深度挖掘文化内涵，形成乡村旅游产品的独特个性
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有利于乡村旅游产品差异化，在乡村旅游目的地历史文化、英雄人物、风土人情的基础上，挖掘利用乡村旅游地的历史文化遗存、宗教传统、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营造乡村旅游文化氛围，从而达到通过文化挖掘和提升来达到乡村旅游产品创新的目的。
4、适度超前，引领乡村旅游发展潮流
既谓之“创新”，就需要在科学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深入研究旅游者的消费心理，创造需求，以创新带动需求；探索乡村旅游的发展规律，大胆突破、勇于作为，创新乡村旅游的发展理念、路径和机制，引领乡村旅游的发展潮流，促进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
三、磐安县乡村旅游产品创新
（一）磐安概况及乡村旅游产品发展现状
磐安地处浙江省中部，地理位置优越，环境优美，气候适宜，是一个“满目真山真水，全程鸟语花香，遍尝生态食品，休闲山里人家”的绿色世界，是一个“九山半水半田”的山区县。近几年磐安县乡村旅游蓬勃发展，为沪杭苏等地的游客提供了休闲放松的好去处，曾获“中国优秀乡村旅游目的地”称号。但磐安的乡村旅游起步较晚，产品形式以农家乐为主，缺乏特色和个性化，要在竞争激烈的旅游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创新迫在眉睫。
（二）磐安乡村旅游产品创新开发
结合前文乡村旅游产品创新的理论，笔者尝试对磐安县的乡村旅游发展进行研究，着重探索其乡村旅游产品的创新。
1、专项乡村旅游产品创新
（1）乡村婚俗体验产品
现代生活中婚礼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多趋于西式化和雷同化，使得很多年轻人开始追求个性的婚礼和难忘的体验。针对这类需求，磐安可推出乡村婚俗体验游，主要目标市场为新婚情侣以及对结婚纪念有需求的人群，也可扩展到对磐安传统婚俗感兴趣的人群。利用优美的自然环境拍摄个性婚纱照，让游客参与体验磐安独特的婚庆典礼，通过种植相思树等寓意美好的植物，不仅有纪念意义，也同时为磐安的绿化做出贡献，还能提高重游率。
（2）中医药旅游产品
磐安中药材资源丰富，量大质优，是全省最大的中药材主产区，被誉为“中国中药材之乡”。以大盘山自然保护区为中心开展一系列的中药材鉴赏和游览活动，目标市场包括中医药专业的学生、职业医师、对养生保健有特殊需求的人群等，由专业人士介绍药材知识，让游客参与中医诊疗、写配方、现场配制中药材等活动，推出中药养生保健、药膳美食、中药美容美体等体验活动和配套的膏方、实物产品。当然，在开发过程中要注意资源与环境的保护。
（3）民俗文化节庆产品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磐安有着多样化独特的民俗文化，将窈川乡的祭马会、玉山的赶茶场、深泽与双峰的炼火、万苍的谷将山庙会、盘峰的祭孔大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成乡村旅游项目，通过民俗文化节庆活动，让游客参与其中，切实地体会磐安的民俗文化。
（4）乡村山林保健产品
磐安森林资源丰富，负氧离子高，具有生态保健、调节舒压的功能，可结合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山林溪谷为中心，以负氧离子、绿色环境、中草药、矿泉水质等为原料，形成特色的水疗项目，开发体验式茶吧、绿色 SPA、天然氧吧、森林瑜伽等乡村保健旅游项目。让游客真正的亲近大自然、感受大自然，而不是单纯地走马观花。与此同时，要切实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5）主题村庄产品
磐安拥有玉山古茶场和榉溪孔氏家庙两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玉山古茶场被文物专家称为“中国茶文化的活化石”，磐安也是江南最大的孔氏聚居地。可以榉溪村、马塘村等地为核心，设置主题游览路线，开发体验参与式的节目。也可设置青少年历史文化教育基地、考古研究会所等有教育意义的机构，实现文化与乡村旅游的有机结合。开发过程中要注意文物保护和村庄环境的优化。
2、旅游产品联合创新
（1）整合农家乐旅游产品，形成统一品牌
磐安农家乐项目已经颇具成效，以乌石村为核心，通过整合各村落农家乐旅游产品和转型升级，积极发展精品乡村民宿、青年旅社、养老公寓等多层次乡村度假项目，开展农作物种植、养护等体验项目，对农家乐进行统一管理，形成“乌石人家”品牌，统一对外营销，逐步树立鲜明的磐安乡村旅游产品形象。
（2）与养生旅游相结合，发展乡村养生旅游项目
磐安以“山水磐安，休闲养生好地方”为品牌形象的养生旅游已经有了一定知名度，因此可以将乡村旅游与养生旅游相结合，推出乡村养生项目，重点探索发展云山旅游度假区的温泉养生旅游项目、青梅尖高山避暑项目和鞍顶山等地高山滑雪、滑草、攀岩等乡村康体养生旅游项目，以及云山旅游度假区、高二乡、双溪乡等地的乡村养老旅游项目。
（3）与横店影视旅游相结合，发展乡村影视文化旅游
磐安距离横店约30公里，横店影视城作为国家5A级景区，在国内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依托地缘优势，积极依托横店的产业辐射，利用磐安境内梓誉、榉溪等原生态村落的景观风貌，积极发展影视创作、影视拍摄等产业，与横店影视城建立长久的合作，推进影视文化旅游发展，由此来提高磐安乡村旅游知名度，吸引游客。
3、乡村旅游纪念品创新
（1）农特产品
磐安有着丰富的生态食品特产资源，开发生态农特产品很有优势，包括高山西瓜、无公害蔬菜、药材、茶叶、食用菌、猕猴桃、板栗、香榧等。商家在选取材料的过程中，要注重质量，建立自己的品牌，形成品牌效应。也可利用农特产品研发一些特色健康食品，如板栗饼，香榧饼，猕猴桃酒等，同时可以让游客参与到这些食品的种植、采摘和制作过程，增强体验性。
（2）精美相册
游客在游览过程中都会拍摄很多照片，可以在景区指定地点，为有需要的游客免费冲洗一定数量的照片，并制作成精美相册，同时附上磐安乡村旅游的宣传照，既满足了游客需求，也同时宣传了磐安的乡村旅游。
四、结语
关键词：乡村建设运动／研究阶段／主要成果／研究热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曾经兴起过一场以乡村教育为起点，以复兴乡村社会为宗旨，由知识精英推进的大规模的乡村社会建设运动。但由于种种社会或政治原因，这一持续十余年之久，波及中国中东部广大地区，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建国后很长时期里鲜有系统客观的研究；改革开放后，国内外学术界开始关注这场运动的主要发起和领导者梁漱溟和晏阳初及他们在山东邹平和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近年来，学术界对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本文试图对近二十年来学界在乡村建设运动方面的研究作一综述。
一、研究阶段
第一个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对史料的抢救、征集和编辑出版。
随着我国社会科学在80年代初期的逐步恢复和重建，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也重新进入国内研究人员和相关机构的视线。1984年，邹平县政协文史工作者开始重点征集梁漱溟先生当年的乡村建设活动的有关资料。1987年，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邹平召开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资料征集协作会”，就有关抢救资料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安排。邹平县政协在会上被指定为重点征集和抢救这些资料的单位之一，并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征集工作，走访了梁漱溟等健在的近百名乡建老人，搜集抢救了大批珍贵资料。1991年，邹平县政协与山东省政协合编了《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一书。该书汇集了四十多位当年参与乡建活动老人的回忆资料，从不同角度，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当年乡村建设的情况，为史学界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研究素材。1989年到199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相继出版了由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辑的《梁漱溟全集》第1～8卷。1992年，湖南出版社出版了由郑大华等翻译的、美国艾恺著的《梁漱溟传》。80年代中后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有关成员组成了晏阳初全集编委会，在国内外广泛搜集整理资料，编辑了《晏阳初全集》第1～3卷，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晏阳初全集》全面而系统地搜集和整理了晏阳初先生七十余年有关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方面的论文、演讲以及其他著作，其中不少是未曾公布的手稿、记录、信函等原始文件。此外，1991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袁振国、张癸编著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199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陶行知教育论著选》，田正平、李笑贤编的《黄炎培教育论著选》，等等。这些资料搜集和编撰工作，为后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第二阶段：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较为宏观的初步研究。
1987年10月，邹平政协与山东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山东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发起并在邹平召开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学者六十多名，来自全国26个单位。这次学术讨论会，围绕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从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不同的角度，对乡村建设运动作了较全面的探讨，形成了一些共识，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梁漱溟整个思想体系与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的关系，乡村建设运动在梁漱溟学术生涯以及社会活动中的地位，邹平的乡村建设与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关系，邹平乡村建设与当时中国政治的关系，等等。此后，又多次召开了有关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更多学者关注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这为后来从更深层次上探讨其思想理论及其乡村建设实验对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个时期产生了一系列从宏观上对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及整个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宋恩荣编的《教育与社会发展——晏阳初思想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和《梁漱溟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宋恩荣、熊贤君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詹一之、李国音的《一项为和平与发展的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介》(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李善峰的《梁漱溟社会改造构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郭齐勇、龚建平的《梁漱溟哲学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雷洁琼作序的《晏阳初纪念文集》(重庆出版社1996年出版)等。
第三阶段：90年代末至今，多角度、多学科地深入探讨和研究。
90年代末以来，有关乡村建设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及乡村建设实验的学术研究从宏观转向了微观，研究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视角去探索、审视乡村建设运动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性质、历史地位、具体实践及对社会变迁的影响等等。这一阶段涌现了大批学术水平较高的论文和专著，如陈宪光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探索》(《华侨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四川师范学院政法系王安平的《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和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刘重来的《中国近代西部“乡村城市化”的成功尝试——论卢作孚创建北碚城的思想与实践》(载《卢作孚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郑黔玉的《试论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文化哲学基础》(《贵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马瑞的《梁漱溟儒家政治人格及其乡村建设实践》(《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熊吕茂的《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季芳桐的《农村革命与乡村建设之比较》(《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于建嵘的《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政治结构的影响——对湖南省衡山县的实证研究》(《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王宪政的《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光明日报2002年3月23日)，李国忠的《苏维埃运动、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比较》(《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李在全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3期)，郭蒸晨的《梁漱溟在山东》(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年出版)，鄢烈山的《超越怜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实践及其精义》(南方周末2003年7月24日)，李文珊的《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学术论坛》2004年第3期)，史振厚的《晏阳初乡村改造思想形成的理论背景》(《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王国宁的《论晏阳初乡建思想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特征》(《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论卢作孚“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重庆社会科学》2004年创刊号)等。这些学术论文和著作的发表和出版，把对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的乡村建设思想及实验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一)再现和重审乡村建设运动
这类研究主要通过对梁漱溟、晏阳初等代表人物在乡村建设中的实践活动的重现，来重新审视乡村建设活动的思想理论及成效。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宋恩荣等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詹一之等的《一项为和平与发展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价》、屠茂芹的《梁漱溟在山东做的实验》以及杨雅彬在《近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的相关章节对梁漱溟开展乡村建设旨趣、思想基础、具体方案及乡村建设实验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再现和评论。旅美华人、历史学家吴湘湘著的《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一书，以翔实的史料、严谨的史笔，勾画了晏阳初60年间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伟大实践。吴洪成的《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述评》一文也再现了晏阳初在定县乡村开展平民教育实验的史实，并对其进行了历史的评价及理论反思。此外，陈晓华的《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王安平的《卢作孚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刘重来的《中国近代西部“乡村城市化”的成功尝试——论卢作孚创建北碚城的思想与实践》等文章分别对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等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评论。而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一书研究了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背景、过程和两种乡村建设思想，具体考察了定县、邹平、无锡和徐公桥、乌江、镇平及江宁的乡村建设实验活动，并围绕乡村建设运动的性质、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和乡村建设运动的成败得失等问题发表了意见。李得全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探析》则以福建乡村建设的史实为基础，探讨了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以及当时农村经济衰落的基本原因。这些研究成果为学术界全面认识和了解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从学术界对乡村建设理论和实验成效的评价来看，绝大多数学者都是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他们对乡村建设的肯定程度大致可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大肯定，小否定”。这部分学者所持的基本观点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立足于民族的苦难与危机，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所作的一种选择与探索。虽然乡村建设运动存在诸多缺陷，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甚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客观地起到了维护国民党军阀政府的作用，延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但乡村建设实验的许多经验可以为我们采用，有些甚至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仍有借鉴、启迪作用。因此，重新对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研究，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如熊吕茂认为，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重新考察和审视这一由知识分子自觉发动的民族自救运动，除了指出其缺点和错误之外，还应该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去评价它的积极作用[1](PP215～219)。鄢烈山认为，晏阳初的思想与实践至今仍有显著的启迪价值：“一是要真诚地信赖平民，致力于开发民智与民力的基本建设。”“二是退一步讲，从政治技术层面，只有走民主的道路，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与繁荣。”“三是精英阶层与强势集团要有远见，舍得抛弃既得利益的包袱，才能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共存共荣。”“今日审视晏阳初的实践，相信可为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2]
第二类是“大否定，小肯定”。这部分学者所持的基本立场是：在宏观上对乡建理论体系及实践活动基本否定，但在微观上，对乡建运动所采取的某些措施给予肯定。如郭蒸晨在其《对邹平乡村建设实验的实证研究》一文中所说：“乡村建设运动不但不能根本救国反而会阻碍和延缓革命的发展。”然而，“尽管我们说乡村建设的路是一条在中国走不通的路，一条失败的路，一条不能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路，但从微观上，从他们的某些具体做法上，仍不失其进步的积极的意义”。梁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些具体的思想和主张，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去研究继承”[3](pp310～323)。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如张卫军[4]、张国强、钟飞辰[5]等。
第三类是“成败不定”。对乡村建设的成效评价除上述两种立场外，还有少数学者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不能说是失败的，也不能说是成功的。温铁军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举办的“中国大陆乡村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中国大陆的乡村建设“不能说失败，但也不能说成功”。“我们不能说它失败了，因为它的条件变化了”。但“为什么它不起作用呢?因为土地革命战争胜利以后，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土地平均分配了，政权民主化了，所有这些目标都实现了，为什么还要搞乡村建设运动，没必要了。晏阳初的那个乡村建设学院就挪到菲律宾去了，其他没有搞土地革命的一些国家要继续接受训练。这些说明，中国的乡村建设问题始终是一个长期的问题”[6]。
(二)对乡村建设运动不同派别模式及思想理论的比较研究
学术界根据背景和动机的差异，从庞杂的乡村建设运动的队伍中归纳概括出了许多乡建模式或派别，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王鸿一的“村治派”、米迪刚的“中华报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陶行知的“教育改进派”、梁漱溟的“乡建派”和卢作孚“经济建设派”等等，同时，对他们的乡建模式形成的文化理论背景、目标及所依赖的路径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他们认为，村治派是中华报派改“头”换“面”而来的。所谓改“头”，是指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村治派对中华报派的政治主张进行了新的包装；所谓换“面”，是指村治派除原中华报派主要成员外，又增加了不少新面孔，其中梁漱溟、吕振羽最引人注目。而在这众多的乡建模式中有明确的乡建方案、长期坚持实践并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当数晏阳初“平民教育派”的定县模式和梁漱溟“乡建派”的邹平模式。此外，近年来学术界又提出了卢作孚的北碚模式。
学界认为，梁漱溟曾是民国时期宪政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宪政问题的不懈探索者和实践者。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宪政运动的失败等原因，致使他对从前的政治主张逐渐产生了怀疑，他是“抱着‘能替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的志向，开始研究和从事乡村建设救国运动的”。“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思想和主张，源于他的哲学思想和对中国的特殊认识”[3](p304)。对于梁漱溟这一思想的转变过程，李德芳在《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村治派》一文中也有较详细的叙述[7]。熊吕茂等进一步指出，“梁漱溟从中国文化问题入手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之‘民族精神’的体认与自信”[8](P219)。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建设不能走发展工商业之路，也不能走苏联的路，只能走乡村建设之路，即“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使中西文化得以融通，开创民族复兴之路”[9]。“其目的是希望在保持现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通过以儒家理论为核心的社会改良来振兴中国农村，刷新中国文化、经济和政治，进而实现中国现代化。这是梁漱溟文化建国的理想尝试，是他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设计的既有别于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又不同于苏俄共产党的‘儒家社会主义’之路”[10]。熊吕茂认为，梁漱溟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社会主义[8](P169)。郭蒸晨更明确地指出，梁漱溟“理想的通过乡村建设成的未来社会，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3](PP307～308)。
而影响晏阳初一生的中国儒家“民为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是平民教育实验的出发点，基督教的博爱、平等思想以及西方民主科学思想是其平民教育实验的精神动力，而实用教育理论是平民教育实验的方法论，对农村问题思想认识上的深化是平民教育实验的思想根源。“正是在这些思想影响之下，建立起他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蓝图”[11]。如果把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建思想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晏阳初与梁漱溟在思想出发点上虽然有着一些重要的共同点，然而在从事乡村建设的出发点方面却存在明显的差异。晏阳初从事乡村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其现代民本政治观。晏阳初继承了传统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并在内涵和精神方面赋予其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从而形成了其现代民本政治观，作为他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精神支柱和理论核心。晏阳初从事乡村改造的核心目标是救治“愚”、“穷”、“弱”、“私”，因此，他开展了对应的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等四大教育，并采取了以学校式、家庭式、社会式三大方式连环推行的基本措施[12]。而晏阳初平教运动的宗旨则是“除文盲，做新民”[4]。
近年来，学界还注重研究卢作孚乡村建设的模式。有学者指出，米迪刚、王鸿一、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等人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虽然各有特色，但就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总的把握及所提出的解决途径看，他们有一个相同的核心，那就是梁漱溟所概括的：中国农村问题源于“文化破坏”、“教育不兴”，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最要紧的法子是“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总之，“这一批知识分子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实际上是由梁漱溟倡导的‘文化教育一乡村社会改造’模式集其大成的”。“而真正与梁漱溟这批知识分子有着共同‘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目标、但却采用截然不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建路径并且取得较大实践成就和具有特殊价值的乡建模式就是卢作孚在四川北碚所实验的‘实业民生一乡村现代化’模式”。“而从经济入手，还是从教育入手，正是民国初期两大乡建模式的基本分野所在”。虽然具有不同的价值，卢作孚和梁漱溟一样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具有模式意义的代表人物[13]。
(三)对乡村建设运动性质的评价
学术界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运动。“它希望用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建设乡村，刷新中国政治，复兴中国文化。这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运动相对立的，但它也不同于国民党政府所推行的社会改良政策。在政治倾向上，乡建派是处于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中间派’，代表着一部分爱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选择与探索”[3](P67]。宋恩荣在论及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的影响时也说，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实质上是一批怀着赤子之心的爱国知识分子为使中国农民摆脱贫困愚昧，为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企图使中国农村汇入现代文明洪流，努力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次可贵尝试”[14](p23)。王安平在论及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时也认为，“他的乡村建设主张带有明显的改良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15](p349)。
对梁漱溟乡村建设活动性质的评价争论较大。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认为，梁漱溟乡村建设，是要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现代化”，既保存先贤的“无价之宝”和“真实人性的发现”，又足以使人民“获致富强”，还可以免得在道德上沦为西方的社会悲剧。然而，他的理论和实践充满难以解决的矛盾，所以，梁漱溟终于没有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答案[16](PP291～193)。马东玉认为，梁漱溟“追求的文化实质上是‘唯一真正人的文化’，所以说他是改良主义者，也仅仅是从他当时所搞的乡村建设，比照‘革命’的道路，就中国的暂时框架而言的”。“他的思想跨越了时代，但实际上又无法跨越时代，他总要从中国的实际入手去一步一步地做，他在起步行动时没有真实地把握中国的阶级矛盾的现实，毕竟是依靠了中国的现有国家和政府，从而堕入‘文化至上’、‘行动改良’的窠臼之中。更加可悲的是，既依靠了军阀，便把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的阶级斗争的道路，把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尤其把无产阶级领导和发动农民进行暴力革命，视为‘社会动乱’、‘杀人放火’”，“使他的立场最终站到了与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对立面”[17](p99)。
郑大华在分析乡建团体的复杂性和乡建模式的多样性后提出，当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尽管参加的很复杂，模式也具有多样性，但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它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建立公共卫生保健制度以及移风易俗等措施(当然各实验区的则重点不完全相同)，复兴日趋衰弱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的‘民族再造’(晏阳初语)或‘民族自救’(梁漱溟语)”[18](p473)。
(四)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
随着学术界对乡村建设运动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把研究视角从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转移到与其相关的其他方面，与乡村建设运动密切相关的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与乡村建设派合作推行的县政建设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乡村社会的变迁也开始受到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学术界认为，晏阳初在定县实施的以一个县为实验研究单位的乡村教育模式，不仅对中国当时其他地方的乡村建设实验有很多启发和影响，而且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决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初，在内忧外患、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基础岌岌可危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应对统治危机，加强对乡村的控制，国民党政府开始关注当时已渐成气候、影响日益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从1924年到1932年期间，所作的努力是自下而上的独立的、学术性的研究工作，没与政府发生任何关系。在实际工作中他逐渐醒悟到，当初没有注意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是自己认识上和行动上的不足，并因此开始注意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把目光转向“平民教育运动范围以外”的政治改革问题。1932年，他开始尝试自上而下的县政改革，并积极谋求与国民政府合作[19]。于是，国民政府采用了定县的成果，于1932年在南京举行第二次内政会议，通过了各省设立县政建设研究院及实验县的计划。因此，乡村建设运动以晏阳初所提倡的“政教合一”的原则进入到了第二阶段，即县政建设运动阶段。对于县政建设运动，郑大华、李汝东、李志惠、马东玉等在有关专著中都有所论述。
近年来，有关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基层社会的影响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于建嵘通过对湖南省衡山县的乡村建设实验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下述结论：自乡村建设运动之后，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乡镇，乡镇实现了行政官僚化；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了对保甲体制的控制，“保”出现了半行政化趋向；传统绅权出现了与基层政权合二为一的趋势；宗族组织开始往经济合作组织方向发展[20](PP158～203)。王先明、李伟中选择了五个县作为县政建设实验基本分析样本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从县政建设形成的历史过程、时代特征，以及由县政建设而引发的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鉴训等整个运动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探讨，特别是对由县政建设运动引发的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影响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他们认为，县政建设运动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规模比较大的一次乡村现代化实验，其运作模式、实验方法和实验内容都为中国乡村现代化留下了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21]。而李国忠把乡村建设运动、苏维埃运动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这两种社会运动体现了人类有目的的促进社会变迁的努力；它们所涉及的社会变迁的范围在许多方面是交叉的，从社会变迁的类型来看，它们都是进步的社会变迁，从客观效果来看，它们在推进农业生产，改变人们的精神生活，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等方面都起了比较大的作用，这相对于本地区以前的情况和中国农村的其他地区而言，都是一种进步的社会变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也曾对乡村建设运动表示过部分的肯定。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变迁仍是极为有限的[22]。
参考文献：
[1] 熊吕茂：《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 鄢烈山：《超越怜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实践及其精义》，载《南方周末》2003年7月24日。
[3] 郭蒸晨：《梁漱溟在山东》，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4] 张卫军：《评晏阳初平教会乡村建设的实践和理论》，载《济宁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
[5] 张国强、钟飞辰：《试论二三十年代的平民教育运动》，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6] 温铁军、熊景明、黄平、于建嵘：《中国大陆乡村建设运动》，载《开放时代》2003年第2期。
[7] 李德芳：《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村治派》，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1年第8期。
[8] 熊吕茂：《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9] 陈宪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探索》，载《华侨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10] 贾可卿：《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文化分析》，载《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11] 吴洪成：《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述评》，载乡村教育网2005年3月2日。
[12] 李文珊：《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载《学术论坛》2004年第3期。
[13] 郭剑鸣：《试论卢作孚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兼谈民国两类乡建模式的比较》，载《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14] 宋恩荣：《晏阳初全集序言》，《晏阳初全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15] 王安平：《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载《卢作孚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6] 罗义俊：《评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7]马东玉：《梁漱溟传》，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18]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9] 张海英：《“县政改革”与乡村建设运动的演进》，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0]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关键词：乡村建设运动／研究阶段／主要成果／研究热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曾经兴起过一场以乡村教育为起点，以复兴乡村社会为宗旨，由知识精英推进的大规模的乡村社会建设运动。但由于种种社会或政治原因，这一持续十余年之久，波及中国中东部广大地区，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建国后很长时期里鲜有系统客观的研究；改革开放后，国内外学术界开始关注这场运动的主要发起和领导者梁漱溟和晏阳初及他们在山东邹平和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近年来，学术界对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本文试图对近二十年来学界在乡村建设运动方面的研究作一综述。
一、研究阶段
第一个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对史料的抢救、征集和编辑出版。
随着我国社会科学在80年代初期的逐步恢复和重建，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也重新进入国内研究人员和相关机构的视线。1984年，邹平县政协文史工作者开始重点征集梁漱溟先生当年的乡村建设活动的有关资料。1987年，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邹平召开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资料征集协作会”，就有关抢救资料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安排。邹平县政协在会上被指定为重点征集和抢救这些资料的单位之一，并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征集工作，走访了梁漱溟等健在的近百名乡建老人，搜集抢救了大批珍贵资料。1991年，邹平县政协与山东省政协合编了《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一书。该书汇集了四十多位当年参与乡建活动老人的回忆资料，从不同角度，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当年乡村建设的情况，为史学界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研究素材。1989年到199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相继出版了由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辑的《梁漱溟全集》第1～8卷。1992年，湖南出版社出版了由郑大华等翻译的、美国艾恺著的《梁漱溟传》。80年代中后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有关成员组成了晏阳初全集编委会，在国内外广泛搜集整理资料，编辑了《晏阳初全集》第1～3卷，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晏阳初全集》全面而系统地搜集和整理了晏阳初先生七十余年有关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方面的论文、演讲以及其他著作，其中不少是未曾公布的手稿、记录、信函等原始文件。此外，1991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袁振国、张癸编著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199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陶行知教育论著选》，田正平、李笑贤编的《黄炎培教育论著选》，等等。这些资料搜集和编撰工作，为后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第二阶段：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较为宏观的初步研究。
1987年10月，邹平政协与山东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山东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发起并在邹平召开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学者六十多名，来自全国26个单位。这次学术讨论会，围绕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从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不同的角度，对乡村建设运动作了较全面的探讨，形成了一些共识，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梁漱溟整个思想体系与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的关系，乡村建设运动在梁漱溟学术生涯以及社会活动中的地位，邹平的乡村建设与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关系，邹平乡村建设与当时中国政治的关系，等等。此后，又多次召开了有关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更多学者关注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这为后来从更深层次上探讨其思想理论及其乡村建设实验对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个时期产生了一系列从宏观上对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及整个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宋恩荣编的《教育与社会发展——晏阳初思想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和《梁漱溟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宋恩荣、熊贤君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詹一之、李国音的《一项为和平与发展的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介》(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李善峰的《梁漱溟社会改造构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郭齐勇、龚建平的《梁漱溟哲学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雷洁琼作序的《晏阳初纪念文集》(重庆出版社1996年出版)等。
第三阶段：90年代末至今，多角度、多学科地深入探讨和研究。
90年代末以来，有关乡村建设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及乡村建设实验的学术研究从宏观转向了微观，研究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视角去探索、审视乡村建设运动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性质、历史地位、具体实践及对社会变迁的影响等等。这一阶段涌现了大批学术水平较高的论文和专著，如陈宪光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探索》(《华侨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四川师范学院政法系王安平的《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和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刘重来的《中国近代西部“乡村城市化”的成功尝试——论卢作孚创建北碚城的思想与实践》(载《卢作孚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郑黔玉的《试论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文化哲学基础》(《贵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马瑞的《梁漱溟儒家政治人格及其乡村建设实践》(《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熊吕茂的《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季芳桐的《农村革命与乡村建设之比较》(《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于建嵘的《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政治结构的影响——对湖南省衡山县的实证研究》(《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王的《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光明日报2002年3月23日)，李国忠的《苏维埃运动、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比较》(《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李在全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3期)，郭蒸晨的《梁漱溟在山东》(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年出版)，鄢烈山的《超越怜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实践及其精义》(南方周末2003年7月24日)，李文珊的《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学术论坛》2004年第3期)，史振厚的《晏阳初乡村改造思想形成的理论背景》(《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王国宁的《论晏阳初乡建思想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特征》(《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论卢作孚“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重庆社会科学》2004年创刊号)等。这些学术论文和著作的发表和出版，把对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的乡村建设思想及实验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一)再现和重审乡村建设运动
这类研究主要通过对梁漱溟、晏阳初等代表人物在乡村建设中的实践活动的重现，来重新审视乡村建设活动的思想理论及成效。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宋恩荣等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詹一之等的《一项为和平与发展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价》、屠茂芹的《梁漱溟在山东做的实验》以及杨雅彬在《近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的相关章节对梁漱溟开展乡村建设旨趣、思想基础、具体方案及乡村建设实验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再现和评论。旅美华人、历史学家吴湘湘著的《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一书，以翔实的史料、严谨的史笔，勾画了晏阳初60年间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伟大实践。吴洪成的《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述评》一文也再现了晏阳初在定县乡村开展平民教育实验的史实，并对其进行了历史的评价及理论反思。此外，陈晓华的《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王安平的《卢作孚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刘重来的《中国近代西部“乡村城市化”的成功尝试——论卢作孚创建北碚城的思想与实践》等文章分别对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等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评论。而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一书研究了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背景、过程和两种乡村建设思想，具体考察了定县、邹平、无锡和徐公桥、乌江、镇平及江宁的乡村建设实验活动，并围绕乡村建设运动的性质、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和乡村建设运动的成败得失等问题发表了意见。李得全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探析》则以福建乡村建设的史实为基础，探讨了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以及当时农村经济衰落的基本原因。这些研究成果为学术界全面认识和了解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从学术界对乡村建设理论和实验成效的评价来看，绝大多数学者都是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他们对乡村建设的肯定程度大致可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大肯定，小否定”。这部分学者所持的基本观点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立足于民族的苦难与危机，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所作的一种选择与探索。虽然乡村建设运动存在诸多缺陷，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甚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客观地起到了维护军阀政府的作用，延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但乡村建设实验的许多经验可以为我们采用，有些甚至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仍有借鉴、启迪作用。因此，重新对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研究，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如熊吕茂认为，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重新考察和审视这一由知识分子自觉发动的民族自救运动，除了指出其缺点和错误之外，还应该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去评价它的积极作用[1](PP215～219)。鄢烈山认为，晏阳初的思想与实践至今仍有显著的启迪价值：“一是要真诚地信赖平民，致力于开发民智与民力的基本建设。”“二是退一步讲，从政治技术层面，只有走民主的道路，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与繁荣。”“三是精英阶层与强势集团要有远见，舍得抛弃既得利益的包袱，才能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共存共荣。”“今日审视晏阳初的实践，相信可为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2]
第二类是“大否定，小肯定”。这部分学者所持的基本立场是：在宏观上对乡建理论体系及实践活动基本否定，但在微观上，对乡建运动所采取的某些措施给予肯定。如郭蒸晨在其《对邹平乡村建设实验的实证研究》一文中所说：“乡村建设运动不但不能根本救国反而会阻碍和延缓革命的发展。”然而，“尽管我们说乡村建设的路是一条在中国走不通的路，一条失败的路，一条不能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路，但从微观上，从他们的某些具体做法上，仍不失其进步的积极的意义”。梁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些具体的思想和主张，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去研究继承”[3](pp310～323)。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如张卫军[4]、张国强、钟飞辰[5]等。
第三类是“成败不定”。对乡村建设的成效评价除上述两种立场外，还有少数学者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不能说是失败的，也不能说是成功的。温铁军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举办的“中国大陆乡村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中国大陆的乡村建设“不能说失败，但也不能说成功”。“我们不能说它失败了，因为它的条件变化了”。但“为什么它不起作用呢?因为土地革命战争胜利以后，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土地平均分配了，政权民主化了，所有这些目标都实现了，为什么还要搞乡村建设运动，没必要了。晏阳初的那个乡村建设学院就挪到菲律宾去了，其他没有搞土地革命的一些国家要继续接受训练。这些说明，中国的乡村建设问题始终是一个长期的问题”[6]。
(二)对乡村建设运动不同派别模式及思想理论的比较研究
学术界根据背景和动机的差异，从庞杂的乡村建设运动的队伍中归纳概括出了许多乡建模式或派别，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王鸿一的“村治派”、米迪刚的“中华报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陶行知的“教育改进派”、梁漱溟的“乡建派”和卢作孚“经济建设派”等等，同时，对他们的乡建模式形成的文化理论背景、目标及所依赖的路径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他们认为，村治派是中华报派改“头”换“面”而来的。所谓改“头”，是指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村治派对中华报派的政治主张进行了新的包装；所谓换“面”，是指村治派除原中华报派主要成员外，又增加了不少新面孔，其中梁漱溟、吕振羽最引人注目。而在这众多的乡建模式中有明确的乡建方案、长期坚持实践并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当数晏阳初“平民教育派”的定县模式和梁漱溟“乡建派”的邹平模式。此外，近年来学术界又提出了卢作孚的北碚模式。
学界认为，梁漱溟曾是民国时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问题的不懈探索者和实践者。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运动的失败等原因，致使他对从前的政治主张逐渐产生了怀疑，他是“抱着‘能替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的志向，开始研究和从事乡村建设救国运动的”。“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思想和主张，源于他的哲学思想和对中国的特殊认识”[3](p304)。对于梁漱溟这一思想的转变过程，李德芳在《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村治派》一文中也有较详细的叙述[7]。熊吕茂等进一步指出，“梁漱溟从中国文化问题入手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之‘民族精神’的体认与自信”[8](P219)。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建设不能走发展工商业之路，也不能走苏联的路，只能走乡村建设之路，即“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使中西文化得以融通，开创民族复兴之路”[9]。“其目的是希望在保持现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通过以儒家理论为核心的社会改良来振兴中国农村，刷新中国文化、经济和政治，进而实现中国现代化。这是梁漱溟文化建国的理想尝试，是他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设计的既有别于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又不同于苏俄共产党的‘儒家社会主义’之路”[10]。熊吕茂认为，梁漱溟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社会主义[8](P169)。郭蒸晨更明确地指出，梁漱溟“理想的通过乡村建设成的未来社会，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3](PP307～308)。
而影响晏阳初一生的中国儒家“民为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是平民教育实验的出发点，基督教的博爱、平等思想以及西方民主科学思想是其平民教育实验的精神动力，而实用教育理论是平民教育实验的方法论，对农村问题思想认识上的深化是平民教育实验的思想根源。“正是在这些思想影响之下，建立起他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蓝图”[11]。如果把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建思想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晏阳初与梁漱溟在思想出发点上虽然有着一些重要的共同点，然而在从事乡村建设的出发点方面却存在明显的差异。晏阳初从事乡村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其现代民本政治观。晏阳初继承了传统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并在内涵和精神方面赋予其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从而形成了其现代民本政治观，作为他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精神支柱和理论核心。晏阳初从事乡村改造的核心目标是救治“愚”、“穷”、“弱”、“私”，因此，他开展了对应的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等四大教育，并采取了以学校式、家庭式、社会式三大方式连环推行的基本措施[12]。而晏阳初平教运动的宗旨则是“除文盲，做新民”[4]。
近年来，学界还注重研究卢作孚乡村建设的模式。有学者指出，米迪刚、王鸿一、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等人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虽然各有特色，但就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总的把握及所提出的解决途径看，他们有一个相同的核心，那就是梁漱溟所概括的：中国农村问题源于“文化破坏”、“教育不兴”，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最要紧的法子是“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总之，“这一批知识分子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实际上是由梁漱溟倡导的‘文化教育一乡村社会改造’模式集其大成的”。“而真正与梁漱溟这批知识分子有着共同‘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目标、但却采用截然不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建路径并且取得较大实践成就和具有特殊价值的乡建模式就是卢作孚在四川北碚所实验的‘实业民生一乡村现代化’模式”。“而从经济入手，还是从教育入手，正是民国初期两大乡建模式的基本分野所在”。虽然具有不同的价值，卢作孚和梁漱溟一样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具有模式意义的代表人物[13]。
(三)对乡村建设运动性质的评价
学术界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运动。“它希望用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建设乡村，刷新中国政治，复兴中国文化。这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运动相对立的，但它也不同于政府所推行的社会改良政策。在政治倾向上，乡建派是处于共产党与之间的‘中间派’，代表着一部分爱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选择与探索”[3](P67]。宋恩荣在论及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的影响时也说，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实质上是一批怀着赤子之心的爱国知识分子为使中国农民摆脱贫困愚昧，为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企图使中国农村汇入现代文明洪流，努力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次可贵尝试”[14](p23)。王安平在论及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时也认为，“他的乡村建设主张带有明显的改良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15](p349)。
对梁漱溟乡村建设活动性质的评价争论较大。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认为，梁漱溟乡村建设，是要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现代化”，既保存先贤的“无价之宝”和“真实人性的发现”，又足以使人民“获致富强”，还可以免得在道德上沦为西方的社会悲剧。然而，他的理论和实践充满难以解决的矛盾，所以，梁漱溟终于没有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答案[16](PP291～193)。马东玉认为，梁漱溟“追求的文化实质上是‘唯一真正人的文化’，所以说他是改良主义者，也仅仅是从他当时所搞的乡村建设，比照‘革命’的道路，就中国的暂时框架而言的”。“他的思想跨越了时代，但实际上又无法跨越时代，他总要从中国的实际入手去一步一步地做，他在起步行动时没有真实地把握中国的阶级矛盾的现实，毕竟是依靠了中国的现有国家和政府，从而堕入‘文化至上’、‘行动改良’的窠臼之中。更加可悲的是，既依靠了军阀，便把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的阶级斗争的道路，把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尤其把无产阶级领导和发动农民进行暴力革命，视为‘社会动乱’、‘杀人放火’”，“使他的立场最终站到了与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对立面”[17](p99)。
郑大华在分析乡建团体的复杂性和乡建模式的多样性后提出，当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尽管参加的很复杂，模式也具有多样性，但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它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建立公共卫生保健制度以及移风易俗等措施(当然各实验区的则重点不完全相同)，复兴日趋衰弱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的‘民族再造’(晏阳初语)或‘民族自救’(梁漱溟语)”[18](p473)。
(四)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
随着学术界对乡村建设运动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把研究视角从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转移到与其相关的其他方面，与乡村建设运动密切相关的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与乡村建设派合作推行的县政建设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乡村社会的变迁也开始受到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学术界认为，晏阳初在定县实施的以一个县为实验研究单位的乡村教育模式，不仅对中国当时其他地方的乡村建设实验有很多启发和影响，而且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决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初，在内忧外患、政权的统治基础岌岌可危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应对统治危机，加强对乡村的控制，政府开始关注当时已渐成气候、影响日益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从1924年到1932年期间，所作的努力是自下而上的独立的、学术性的研究工作，没与政府发生任何关系。在实际工作中他逐渐醒悟到，当初没有注意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是自己认识上和行动上的不足，并因此开始注意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把目光转向“平民教育运动范围以外”的政治改革问题。1932年，他开始尝试自上而下的县政改革，并积极谋求与国民政府合作[19]。于是，国民政府采用了定县的成果，于1932年在南京举行第二次内政会议，通过了各省设立县政建设研究院及实验县的计划。因此，乡村建设运动以晏阳初所提倡的“政教合一”的原则进入到了第二阶段，即县政建设运动阶段。对于县政建设运动，郑大华、李汝东、李志惠、马东玉等在有关专著中都有所论述。
近年来，有关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基层社会的影响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于建嵘通过对湖南省衡山县的乡村建设实验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下述结论：自乡村建设运动之后，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乡镇，乡镇实现了行政官僚化；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了对保甲体制的控制，“保”出现了半行政化趋向；传统绅权出现了与基层政权合二为一的趋势；宗族组织开始往经济合作组织方向发展[20](PP158～203)。王先明、李伟中选择了五个县作为县政建设实验基本分析样本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从县政建设形成的历史过程、时代特征，以及由县政建设而引发的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鉴训等整个运动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探讨，特别是对由县政建设运动引发的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影响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他们认为，县政建设运动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规模比较大的一次乡村现代化实验，其运作模式、实验方法和实验内容都为中国乡村现代化留下了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21]。而李国忠把乡村建设运动、苏维埃运动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这两种社会运动体现了人类有目的的促进社会变迁的努力；它们所涉及的社会变迁的范围在许多方面是交叉的，从社会变迁的类型来看，它们都是进步的社会变迁，从客观效果来看，它们在推进农业生产，改变人们的精神生活，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等方面都起了比较大的作用，这相对于本地区以前的情况和中国农村的其他地区而言，都是一种进步的社会变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也曾对乡村建设运动表示过部分的肯定。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变迁仍是极为有限的[22]。
参考文献：
[1] 熊吕茂：《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 鄢烈山：《超越怜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实践及其精义》，载《南方周末》2003年7月24日。
[3] 郭蒸晨：《梁漱溟在山东》，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4] 张卫军：《评晏阳初平教会乡村建设的实践和理论》，载《济宁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
[5] 张国强、钟飞辰：《试论二三十年代的平民教育运动》，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6] 温铁军、熊景明、黄平、于建嵘：《中国大陆乡村建设运动》，载《开放时代》2003年第2期。
[7] 李德芳：《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村治派》，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1年第8期。
[8] 熊吕茂：《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9] 陈宪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探索》，载《华侨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10] 贾可卿：《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文化分析》，载《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11] 吴洪成：《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述评》，载乡村教育网2005年3月2日。
[12] 李文珊：《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载《学术论坛》2004年第3期。
[13] 郭剑鸣：《试论卢作孚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兼谈民国两类乡建模式的比较》，载《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14] 宋恩荣：《晏阳初全集序言》，《晏阳初全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15] 王安平：《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载《卢作孚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6] 罗义俊：《评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7]马东玉：《梁漱溟传》，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18]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9] 张海英：《“县政改革”与乡村建设运动的演进》，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0]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引言
乡村有景观吗?乡村有园林吗?乡村需要景观园林吗?在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今天,在大地景观开始深入人心的现代,对于中国规划建筑界,这些问题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众所周知,乡村既是人类聚居环境的基本细胞,也是中国绝大部分人口的主要聚居地区。乡村园林以乡村景观为背景,乡村景观在客观方面包括地理位置、地形、水、土、气候、动、植物、人工物等,在主观方面包括经济发展程度、社会文化、生活习俗,乡村园林正是在这种综合的景观中孕育、演变、发展、生成,所以乡村园林与乡村景观密不可分,故而,乡村景观园林也就成为本文的论题。根据人类聚居环境学理论(刘滨谊1999),作为乡村人类聚居环境的基本背景,乡村景观园林作为乡村规划的基础背景,它对整个村落的布局、特色的塑造和生态环境的保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的面貌、格局、规划、建设决定着乡村环境的生死存亡。合理而理想的乡村景观园林,表面看上去朴实无华,然而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材致用”、“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指导下,其内在却是丰富多彩、形态各异、耐人寻味的,其中,不乏有许多优点而令今天的城市人神往。当今中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乡村景观园林在乡村人类聚居环境规划建设中的作用、地位日渐重要。对于迅速城市化的乡村地带,乡村景观园林正处于十字路口,迫切需要予以定位、定性、定向、定型,而对于当今那些步入病态衰败的城镇,理想的乡村景观园林无疑将成为“治病”“健身”的一帖灵丹妙药。
在学术界,德国、荷兰、奥地利、美国、日本、韩国等工业先进国家早已关注乡村景观园林这一领域,而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几乎还是一片空白。
2乡村景观园林的含义
“乡村景观园林”(RuralLandscapeandGarden)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对其研究的范围和研究的对象,目前还尚无完整而确切的定义。单单从字面上看,它由“乡村”和“景观园林”两个概念组成。这里用“乡村”而没用“农村”一词,主要因为农村是与农业产业联系在一起的,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地域,如今在农村,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农民,有一部分并不一定从事农业生产而是从事非农事活动,因此,用“农村”来界定范围具有一定的难度域概念,泛指城市和原始无人聚居地带以外的一切地域,特指城市(包括市和镇)建成区以外的地区,是一个空间的地域系统。“景观园林”的定义可以分解为“景观”和“园林”两个方面。对于“景观”,从景观规划设计学科角度,笔者曾有阐述:扼要地讲,景观包含着地球表面自然的、人工的人类聚居环境,并且与社会、文化、习俗、人类精神、审美密不可分(刘滨谊1990,1996,1999)。对于“园林”,张家骥先生在《中国造园论》一书中汇总了许多专家学者对“园林”的理解和定义(张家骥1991),并在此基础上对“园林”下了定义:“园林是以自然山水为主题思想,以花木、水石、建筑等为物质为表现手段,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视觉无尽的,具有高度自然精神境界的环境。”因此,广义的乡村景观园林是非城市化地区人类聚居环境,其以大自然真山、真水等自然材料而形成的具有审美价值、高度自然精神境界的环境。
需要说明的是乡村景观园林的界定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的,过去许多传统的乡村景观园林目前已成为城市园林,它们不在笔者所研究的范围内。
3乡村景观园林的研究目标
乡村景观园林存在着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传统乡村景观园林伴随着农耕文明而出现,随着工业文明及当今后工业文明的进化,乡村景观园林同样也在走向现代。其演变的根本动力是乡村人们生活的演变,乡村景观园林始终与广大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环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然而,它的地位和作用长期以来一直未引起学术界和规划设计界的关注重视。
从历史的演变着眼,就乡村景观园林与中国古典园林的关系而论,乡村园林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地位也不容低估。长期以来人们普遍以为中国传统园林起源于古代帝王的苑囿,这是极为片面的。根据不断的考古发掘和对古代诗歌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其实全世界最早的园林应该是原始聚落中及周边的园圃和树木绿化等实用性的园林化的土地,它也是中国园林最早的雏形,并对后来发展起来的恬淡素静的文人村居园林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就是明清之际的文人园,也不断从乡村园林中得到启发,从中汲取营养(刘天华1994)。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乡村园林在中国园林发展历程中,起着基础和源泉的作用,尤其是乡村园林为江南文人园积累了经验、提供了素材、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园林文化,这是确定无疑的。
从现代人类聚居环境建设入手,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增长的进程中,村镇建设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截止1998年底,全国有建制镇17015个(不含县城关镇),集镇29118个,村庄3557700个,随着撤乡建镇和拆村并点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建制镇比上一年增加480个,集镇减少1206个,村庄减少101635个(1998年村镇建设统计公报)。这种乡村城市化不是意味着把乡村变为城市,而是在于节约用地和提高乡村居民的素质和生活质量。因此,随着乡村城市化的不断进行,乡村居民的居住方式、居住文化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许多传统的聚居村落也将随之消失。乡村城市化使乡村景观园林正在经历着一场历史性的变革:一方面,一些有研究价值的传统乡村景观园林已经或将要遭到扼杀的命运;另一方面,乡村城市化已经或将要产生出新型的乡村景观园林。新一代的乡村景观园林应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的乡土文化,创造出具有乡村特色而非城市发展模式拷贝的现代乡村景观园林,以改变当今新建村落的平庸无味、千村一色的状况,这是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基本目标。
4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动态
国外许多工业先进国家在这一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如德国、荷兰、奥地利以及美国和日本在乡村景观(RuralLandscape)、乡村地区的规划与建设方面都有非常成熟的经验。但由于现有的资料和技术手段有限,对当前国外在乡村景观园林领域的研究成果没有更详尽的资料,但仅此还是可以看出,国外非常注重对乡村景观的系统研究。
在国内,有关乡村景观园林的产生和发展,尤其是对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景观园林的研究几乎都是一片空白。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地是关注中国传统园林的研究。尽管如此,仍然存在与之相关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方面:
4.1传统地方性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结合农村园林的实例对江河流域的农村园林的产生原因及其特色分别进行了阐述(舒楠1997,陈志华1999)。此外还有对徽州古典园林有较为详细的研究(程极悦1987,肖国清1988,殷永达1993,张浪1996),这些文章对乡村园林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例。
4.2传统乡土建筑与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以彭一刚院士的《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一书(彭一刚1994)为代表,该书的视点不只停留在乡土建筑上,而是切入到传统村落的研究,对村镇的景观进行了分类和分析,其中包含了构成乡村景观园林的一些要素。此外,陈志华教授等人编写的《浙江省新叶村乡土建筑》和北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主持的《诸葛村乡土建筑》两套乡土建筑丛书的有关章节也阐述了乡土文化和乡村景观的关系(陈志华1998)。
4.3历史文化传统与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以《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两本书为例(刘沛林1995,1997),作者从风水的角度阐述了风水思想与风景、园林、建筑及城市设计的关系,在风水对园林规划的启示”一节中,着重论述了乡村园林的一种类型—水口园林。在中国古村落的景观建构中,分别就村落“八景、“十景、水口园林、村落点景建筑等进行了阐述。
从上述的研究成果来看,虽然有一些与乡村景观园林有关的研究成果,但不成系统、很不完善。乡村景观园林尚未作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课题来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调查、分析论证。
4.4空间格局演变与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从人类聚居环境学的角度,选取从古至今的村落实例,分析乡村景观的构成元素,对空间化、时间化等可以量化的元素予以量化,分析其演变发展(刘滨谊,毛巧丽1998)。
4.5现代人类聚居环境与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以《现代景观规划设计》一书为例(刘滨谊1999),以生态意识、大地景观等现代思想为世界观,以“设计结合自然、现代宏观区域景观规划等理论方法为导向,书中重点分析阐述了欧、美等国现代乡村景观园林的研究与实践。
5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内容
虽然乡村景观园林只是乡村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它却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的各方面。乡村景观园林所要研究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历史、地理、建筑、民俗、社会结构、景观、环境、艺术等等。综合上述分析,笔者提出了下列乡村景观园林的主要研究内容:
5.1乡村景观园林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
5.2乡村园林在中国传统园林中的地位和作用。
5.3乡村城市化和现代化对乡村景观园林所造成的影响冲击。
5.4乡村景观园林与社会形态的内在关系。
5.5乡村景观园林与乡村经济的内在关系。
5.6乡村景观园林与乡土文化的内在关系。
5.7乡村景观园林的基本类型。
5.8乡村景观园林的空间格局特点。
5.9乡村景观园林的艺术处理。
5.10乡村景观园林的未来发展模式。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重点不在于保护传统的乡村园林,而在于寻求乡村景观园林规划建设的规律和特点,尝试地探索未来乡村景观园林的发展模式,以便能切实有效地指导今后乡村规划中的乡村景观园林规划设计,创造出超越城市的自然而和谐的乡村人类聚居环境。
6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方法
国内有关中国造园理论的论著很多,在此基础上采用文献资料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于传统的乡村景观园林,文献资料是了解乡村景观园林形态构成的一个重要途径,它包括地方史书、地方志、家谱等,这些文献资料对村落的选址、布局、发展等都有详细的记载。目前乡村景观园林需要大量的基础性研究,这就必须建立在大量实证的基础上,然后从社会、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来进行分析、比较,找出规律。由于传统乡村景观园林大多遵循自然法则,随着村落的布局而形成,很少受到来自外界人为规范的约束。因此,选择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乡村景观园林进行实地调查和测绘,并结合对当地居民的问卷调查,了解他们在居住方式和价值观上的变化,以及他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对于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乡村景观园林,受到来自村镇规划标准和农村土地使用政策的影响,因此,还需要认真领会政策、法规的精神。通过对乡村景观园林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通过实证对传统的乡村景观园林和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乡村景观园林进行分析、比较,研究乡村景观园林的内容和形式的演变;总结归纳乡村景观园林的基本类型;分析乡村景观园林的构园特色;找出乡村景观园林成园艺术的规律和特点。乡村景观园林研究不是单一学科所能解决的,它在景观建筑学、生态学、地理学、城市规划、建筑学的基础上进行多学科、多角度交叉综合研究。乡村景观园林的研究方法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还有待于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7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意义
乡村景观园林有别于城市景观园林,城市景观园林是通过人工再现自然,而乡村景观园林则是运用自然,更为朴素地保留着更多的自然真迹,从艺术追求而论,如果说,城市景观园林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那么,乡村景观园林则是虽由天作,宛自人开”,各自的艺术倾向不同,并无艺术的高下之分。但是,倘若从自然美的角度来看,乡村景观园林远比城市园林自然优美。“师法自然”只有从乡村景观园林中才能获取第一手的灵感源泉,而目前国内的景观园林规划设计界在这一领域几乎还处于一片空白,因此,对于乡村园林的研究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7.1建立乡村景观园林的观念意识
乡村园林虽然早就出现,但是由于人们理解和认识上的偏差,对乡村园林没有产生足够的重视,以致于长期以来没有人对它进行系统的研究。因此,通过建立乡村园林的概念,使人们对乡村园林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从而激发更多的人从事乡村园林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以填补国内在乡村研究领域的空白。
7.2发掘保护传统乡村景观园林环境
中国现存的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大多为明清时遗留下来的,而乡村园林由于长期以来受外界干扰少,因此,有的乡村园林还保留着宋元时期的风格,这对中国传统园林是一个很好的补充。713创造现代中国乡村景观园林通过对乡村园林的研究,探讨乡村居民对园林的需求,以及乡村园林对大地景观环境和改善生态的重大作用。乡村园林不仅具有朴素的自然美,而且它和人们的平凡生活保持着最为直接和紧密的联系,因此,通过对乡村园林的研究,根据乡村的功能要求、景观要求和经济条件,创造出优美的乡村园林艺术形象,这对于我国未来乡村规划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①刘滨谊,风景景观工程体系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
②刘滨谊等译,图解人类景观——环境塑造史论1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
③刘滨谊,现代景观规划设计.东南大学出版社,1999
④张小林,乡村概念辨析.地理学报,1998,[6]:365～370
⑤张家骥,中国造园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⑥刘天华,中国古典园林之美—画镜文心.生活1读书1新知三联书店,1994
⑦农村与景观.台湾大学农学院农村规划与发展中心编译,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
⑧舒楠,楠溪江流域乡土文化与农村园林.建筑师,1997[78]
⑨程极悦,徽商和水口园林——徽州古典园林初探,建筑学报11987[10]
⑩肖国清,论徽州古典园林艺术1中国园林,1988[2].张浪等,徽州古典园林的研究1中国园林,1996[6]
ω彭一刚,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1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
ξ陈志华等,浙江省新叶村乡土建筑1台湾省建筑师公会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尽管目前尚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但仍可推测学术界与政界对于“rural/ruralareas/rurality”的使用偏好很可能是因为这些词听起来更为客观、中立,“country/countryside”则相对带有较多的文化内涵[5]。但有的学者却认为,到目前为止,在其他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中,“countryside”并没有带有英国那种情感因素,例如,在北美“countryside”就主要用于指代邻近城市中心的乡村地区,这更接近于其原意[7]。由此可见,“乡村”(rural)的概念十分模糊,很难对其进行准确定义。但是,许多生活在乡村里的人自称为“按照乡村生活方式”生活的“村民”,政府也需要针对城市与乡村设立不同的管理机构并实施不同的管理政策[8]。因此,从这些现实意义上讲,对国土或行政区进行城市、乡村的划分显得尤为必要。新世纪之前,Halfacree曾以四种方法来定义乡村[9]:①描述性定义;②社会文化定义;③视乡村为一地理区域(locality);④视乡村为社会表征(socialrepresentation)再现。Woods认为以第四种方法来定义乡村最为灵活稳健,能够适应乡村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8]。新世纪以来,有关“乡村”定义的进展仍集中在第四种方法层面,但是却越来越超越社会结构主义的约束。例如,有的明确使用“表现”(performance)这一术语,包括规定了一系列从阶段性事件到反复重复的日常惯例来定义乡村[10];有的揭示了农业展览会是如何被用来作为向大量非农游客展示农业的机会[11];也有通过诗歌和民俗音乐来展现对乡村的理解与定义[12-13]。Woods认为,把乡村概念化为一个混合的或网络化的空间这一理论创新,往往是与乡村地理学家们对于城乡特性混乱、城乡区别难辨的空间环境的经验性调查研究兴趣的恢复相伴而生[14]。同时,他还提到了一些城乡空间交错混合的概念:乡村地区的小城镇[15-16];新城市远郊的发展[17-18];城市通勤范围内的城市外围社区[19];城乡结合部[20-23]。近期相关研究则强调:这些空间对于基于城乡分割而做出的土地利用规划提出了严峻挑战[21-22,24];它们是城乡利益冲突的场所[17,24-25],同时也是城乡特性协调和争夺的竞技场[19-20]。目前,国际上有关学者试图以三种模式来描述城乡之间的地理区域范畴并解释两者之间作用力的动态[14]。首先,是用“城市地区”(thecity-region)的概念模式来考察城市外围和边缘区,城市经济地理学家提出的“城市地区”是一集中于“城市地带”但延及邻近乡村地区的空间交互作用场所[26]。其次,北美乡村地理学家则越来越多地采用“城市远郊”(exurban)这一术语来定位其在城乡结合部及更远的社区的研究工作,“城市远郊”通常用来指代城市外围区,特别是当专门用来描述由于来自城镇的迁入(通常是为了舒适的目的)和相关的发展而转变的乡村地区时,该术语非常贴切。深受政治生态学的影响,目前很多有关城市远郊的研究工作都聚焦于土地利用变化和景观冲突[17,27-29],以及社会重构和调整[18]。这一模式补充了有关乡村性的混合观点并为捕捉城乡交互作用结果的空间不均衡性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但“城市远郊”目前仍停留在描述性的位置归属阶段,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仍有待进一步发展。再次,法国地理学家们主张颇受争议的观点,即乡村地区“城市化”与城市地区的“乡村化”是相伴而生的[30]。例如,有的学者认为,人们对于被殖民的乡村社区抱有双重期望,即同时符合城市理念(方便、集中、多样化)和乡村理念(社区、团结、宁静),而在一定范围内用城市的方式和惯例进行彻底改造的“再城市性”(reurbanity)的结果则导致了对于传统城乡二分法的背弃以及对于新社会空间模式的寻求[31]。国际上的乡村地理学家正在重新思考城乡交互作用的本质及其衍生的空间,并认为:一方面,对由连接城市和乡村结点的多种要素流及其依存关系为特点的网状空间的认同将导致城乡二分法的终结[32];另一方面,城市扩张不是同质的,将产生多个新的混合的社会空间形态,这些空间形态将模糊城乡的分野并展示各自的特质[21]。乡村性一直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核心[33-37],Woods综合近来乡村地理学的种种新进展,认为乡村性是由乡村居民与迁入者、农民、土地所有者、工人、旅行者、休闲游客、政策制定者、媒体以及学术研究者等不同参与者共同体验与表现的,乡村地理学需要研究乡村性的表现[38]。新世纪以来,乡村地理学研究工作已开始探究乡村性的表现,即从原先关注于乡村的物质性,转而关注其政治经济结构乃至社会建设[38]。这一发展不仅为乡村地理学家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而且也促使了相关研究理论与方法论的创新,并为新的跨学科联系开创了机遇。
研究理论的发展
上个世纪,国际上乡村地理学研究在理论框架构建方面经历了三个阶段:1970年代的功能视角阶段,通过明确乡村独特的功能特点来确定乡村空间;1980年代的政治—经济视角阶段,试图将乡村定位为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的产物;1990年代的社会建设(sociallyconstructed)视角阶段,认为与乡村性、乡村空间和乡村生活密切相关的乡村的重要性体现在其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层面上[14,39]。之后,很多学者曾认为乡村地理学的研究理论停滞不前,但进入新世纪以来,乡村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明显在慢慢复苏[40],关于乡村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和概念形成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14,41-44]。如Parr主张:当被置于特定的城市地区范围,城市和乡村的分类可以用一种更能充分反映两者之间内部联系的方式来考虑,且对于劳动力市场、住房市场,以及购物和休闲方式来说尤为如此;如此以来,城乡关系在互为竞争、互为补充方面变得更为明显[26]。但Woods认为“城市地区”模式在论及乡村地理区域时仅单独考虑乡村与城市的联系,而忽视了跨区域的交叉的等其它任何意义上的乡村条件,并使乡村在城市支配的经济和人口结构层面进一步被边缘化[14]。随着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的深入发展,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引入了乡村地理学,乡村地理学开始转向研究乡村的再现表征(representation)[38]。“乡村三重空间模型”(three-foldmodelofruralspace)的提出是新世纪以来乡村地理学理论研究方面的重要进展。依据对空间性的三重理解[45-46],Halfacree把乡村空间划分为相互之间紧密结合的三个层面[47]:①乡村区域所在,即与生产或消费相关联、相对而言具有明显特征的空间实践活动发生场所;②正式的乡村表征,诸如资本主义利益团体或政客们的一些表述,以及乡村被整合到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方式,特别是乡村在价值交换方面是如何被商品化的;③乡村日常生活,同时包括对乡村生活理解和认同的个人和社会文化因素,但是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存有相互矛盾、相互背离的方面。
研究方法的革新
新世纪以来在乡村地理学研究中,对于合适的乡村性表现研究方法的寻求,是方法论探究与实验的领域之一。然而,自从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起,特别是自1990年代以来,乡村地理学中文化观点的影响力日益增长,与之相伴的是定性方法的应用与发展,包括半结构化访谈、关注群体、民族志学与参与者观察和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与应用[48-50]。然而,不可避免随之而来的是乡村地理学研究方法的两极分化,即相关研究倾向于仅采用定量或仅采用定性的方法。英国乡村地理学中定性方法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在其他地方,定量方法仍被广泛使用,尤其是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38]。近期,定性研究方法在乡村地理学研究中广为运用。例如,Annes和Redlin运用扎根理论(groundedtheory),采用了深入访谈“生活史”(lifestory)的方式,探究了出身于乡村的男性同性恋者在城市与乡村空间中的迁移规律,证明了“城市”仅仅是他们获取身份认同的所在,而他们大多还是对乡村生活认同度较高,有力地反驳了“男性同性恋者有城市空间偏好”的传统观点[51]。Leyshon运用了一系列定性实地调查方法,并以英格兰西南部1000平方英里范围内散布的乡村里的年轻人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在实践中不同调查研究方法对年轻人个人及团体的不同影响,最后根据调查结果的优劣比较了各种调查方式的优缺点,并提出了在进行乡村定性研究时的一些方法和方法论的建议[52]。Pini通过对昆士兰州两地区的80个女性调查对象的“关注群体”(focusgroups)式调查,研究了澳大利亚制糖业中女性的参与程度,并得出“关注群体”式调查方法不仅对女权主义学者、而且对于所有的乡村社会学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种方法的结果能够较少受到阶层化的调查关系的影响,并能较好地反映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变化[49]。然而,新世纪以来在乡村地理学研究方法层面的明显进步是大力推广了打破定量与定性区分的Q方法。Q方法论(又称操作性的主观性)是由Stephenson于1935年提出的一种科学地研究“主观性”的心理学方法[53-54]。Q方法以“定性定量逻辑”法(‘qualiquantological’method)而着称,主要通过五阶段的过程来完成定性数据的定量因子化[55-57]Previte等认为,Q方法提供了一个使我们能够从关注特殊个体描述而转向重点分析特定参与者群体所共有的一系列观点的机会,并建议乡村研究者应当重视Q方法[57]。Q方法在自然资源管理、政策、社区发展、社会问题以及边缘化群体研究方面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前景。实际上,近十年来大量的乡村地理研究应用了Q方法,研究对象包括地方政府与自然资源管理[56]、农业环境视角[58]以及乡村重建中社会企业作用的利害关系[59]。乡村地理研究中Q方法的兴起,主要是作为分析与记录更为宽泛的乡村性与乡村生活非专业描述的定量性乡村研究方法进展的一部分,反映了乡村社会建设及多种乡村作用因素的重要性[49,60-64]。具体来说,Riley与Harvey论证了乡村地理学中口述史料研究方法的运用,其目的在于加强与个人描述变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丰富对乡村重构的微观尺度动力机制及其影响的认知与理解[61]。Nairn和Panelli回顾了利用小说来构建乡村生活意义的相关文献和论述,而这些文献和论述都不大可能以传统访谈形式存在[60]。Duenckmann运用Q方法,探究了不同的‘乡村’观念,并试图对传统的与乡村性、乡村空间和乡村生活相联系的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观进行重构[65]。新世纪以来,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方法成为了乡村地理学研究者的终极任务与挑战。Madsen和Adriansen极力主张使用更为综合的多元方法,即综合采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其研究表明多元方法模式有助于研究单个参与者的行为和价值观,从而有助于强化在发展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