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23 23:14:2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时代艺术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什么是“比特”？所谓“比特”，是英语“Bit”的音译，而“Bit”是“BinaryDigit”的缩写，就是二进制数字的基本单位，也是电脑机器语言的基本单位。传统的艺术设计往往是通过物质手段来进行的，例如用绘图工具在纸上绘图,用胶泥制作雕塑模型。设计结果的表达形式也往往是物质的，如纸质的设计样图，泥制的雕塑模型。物质是由分子构成，分子是由原子构成，故有人称它们的形态是“原子”的。而数码艺术设计手段是“比特”的，作品表达形式也是“比特”的。“比特”没有可以称的重量，也没有可以量的尺寸，它是无形的，并不存在于可直接感知的空间之中。我们称数码艺术设计的这种基本形态特征为：数字化的存在。尼葛洛庞帝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及媒体实验室的创办人，同时也是《连线》杂志的专栏作家。西方媒体推崇他为电脑和传播科技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大师之一，被《时代》周刊列为当代最重要的未来学家之一。他说“要了解‘数字化生存’的价值和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思考‘比特’和‘原子’的差异。”那么，要了解数码艺术设计与传统的艺术设计的差异最好的办法也是思考“比特”和“原子”的差异。与笨拙的“原子”相比，“比特”则是举重若轻，千变万化，瞬息万里。“比特”对于“原子”的优势是显易而见的。
二、数码技术的“参与”特征
在艺术设计中，“比特”可以参与设计，而不仅仅辅助设计、制作图纸。尼葛洛庞帝认为“在好的人机界面设计中，电脑应该能够理解不完整的，模糊不清的想法——这类想法常常会在任何一个设计的初始阶段出现——而不是只懂得那些以比较完整和连贯的方式表达己成形的东西。”也就是说，当设计师头脑里闪现出一个模糊的灵感，就可以让“比特”去捕捉，而不是等设计师构思好了才让计算机去辅助设计。“比特”参与设计的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西班牙毕尔巴鄂市古根海姆美术博物馆。该建筑被认为是数码建筑的开端和代表作，它是一座彻底扭曲变形、绝对找不到两条重复线条的庞大建筑。而如此复杂的形象是由专门从事航天事业的制造软件计算模拟出来的。设计者的灵感仅仅是使用曲线构建新大楼，至于用什么样的曲线，还没有成熟的想法，于是他用计算机软件制作出无数条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线条,然后从中选出自己满意的线条进行组合,就这样一个超时尚的建筑设计完成了。古根海姆美术博物馆一经建成就成为西班牙毕尔巴鄂市的地标式的艺术，并且震惊了世界，使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成了旅游胜地。小城原来濒临破产的经济也迅速升温，如果说数码艺术设计拯救了毕尔巴鄂市一点也不为过。
三、数码艺术设计的互动特征
数码艺术设计的互动特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设计师与计算机的互动。例如前面说的古根海姆美术博物馆的设计中就有设计师与计算机的互动。设计师在设计中不断地对设计项目修改、完善也会与计算机互动。
2、观众、用户与计算机的互动。例如观众根据计算机的提示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页面观赏；又如游戏玩家用计算机玩游戏。
3、人机人的互动。例如设计师将设计作品通过计算机网络发送给用户，用户把对作品的意见通过计算机网络反馈给设计师，设计师修改后再发给用户征求意见，如此反复，直到用户满意为止。人机人的互动还可以用于多个团队联合设计。例如著名的北京奥运会体育场鸟巢，就是由几个国家的设计团队通过计算机网络联合设计的。
四、数码艺术设计的表现形式特征
传统的艺术设计的表达形式是由静态的图纸或模型作为基本的表现手段，数码艺术设计开创了“动静结合”的全新的艺术表现形式。静的有：平面图、施工图等，这些图纸用相关软件可以轻易地制作出来。计算机制作这些图纸不仅快速、精确、易修改，而且还能根据图纸自动完成面积、土方、工程量、估价等繁杂的计算任务。用三维软件不仅能制作出逼真的效果图，还可以使场景动起来。例如用Sketchup制作动态场景，对于某个节点的展示，动态场景可以使人犹如身临其境，围绕该节点边走边看，也可以近看远看，甚至是缓缓地飞上天空，从上往下俯瞰。对于大面积的园林艺术，则可以制作出主观视角动画场景，看上去就像人在公园里四处游走观看一样。当看到自己关注的场景，则可以停下来仔细欣赏。这种动静结合的展示效果，是传统静态图纸难以望其项背的。
五、数码艺术设计作品的可持续性的特征
有些艺术作品的生命力是永恒的，例如法国的埃菲尔铁塔、中国的兵马俑。有些艺术作品生命力却是短暂的，如纸质的商业广告、宣传册等。如果这些内容用网页形式来展示，则它们的生命是可以用“升级”、“更新”等方法延续下去的。例如电视上播出的某一个保健品三维动画广告，每隔一段时间对人物形象和动作都进行更新，使人们常看常新。
六、数码艺术设计的传输特征
在网络上，比特精灵具有光电的传输速度，瞬息万里，其承载信息数量之大，速度之快，传输范围之广是任何其它传输方式都无法比拟的。这种优势使得距离遥远的设计师如同在同一张桌子上讨论设计同一个项目；也可以将设计方案通过网络公布，征求广大市民的意见，使更多的人参与到艺术设计中来。例如，前面所说的“鸟巢”，就是由三个相隔万里的国家的设计师联合设计的；又如，2006年中山市规划局将《中山市石岐河滨水区艺术概念性规划设计方案》在网上公示，市民可登陆中山市规划局网站发表意见。中山市规划局公示的艺术规划设计方案共有6套，市民可以推选某套方案，也可以提出修改意见。如此大规模的征求意见活动，没有网络是难以开展的。
七、结束语
1．通过民主参与以表达自由意志
市民对公共艺术的参与使得公共艺术有别于他种艺术，平等对话、民主参与是市民表达对社会、环境以及生活态度的场所。市民通过武汉天地、楚河汉街以及各个居住小区的公共艺术，参与人与环境的对话，能够唤起民主意识的觉醒；通过公共空间以表达自由意志，就能够自觉地参与城市的社会生活。由于曲高和寡的艺术并非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使艺术家的个人语言进入公众的社会的语境之中，因此，市民与艺术的互动便有助于增进公众对艺术的理解，与公共精神产生共鸣，进而产生归属感和幸福感。
2．通过互动以丰富公共艺术的参与形式
公共艺术具有开放性、互动性，却不只是以某种形式为主的单向性参与。公共艺术的参与性表现为作品、设计师、公众与环境之间良好的沟通、融合与影响。公共艺术的结果是开放的，而检验方式是在公众的参与之中完成的，即只有在公众的参与互动中，通过零距离的接触和沟通，作品的意义以及对作品的评价才能最终体现。
3．通过民主参与以改善
市民的社会态度当代公共艺术不再是高、大、上的专属，它走入社会走进现实，与市民平等对视。走下神坛的公共艺术进入了社会大众的心里，改变着市民们的审美理念和社会态度。由于数字媒介从艺术形式到表达方式都拓宽了公共艺术的领域，有助于创造更具公共性的艺术形式。让艺术从小众的赏玩、曲高和寡的孤芳自赏而回归于公共精神，让公共艺术真正地为市民服务，公共艺术也就在市民的认同中改变着他们对城市生活的态度，从而获得了心理的满足并提高了城市的美誉度。
4．数字化时代公共艺术的参与方式
更富创意当今是数字化时代，交互式设计、情感化设计、生态设计概念早已进入设计领域。智慧城市的武汉应该更好地享用数字化的科技成果，将互动理念应用在以空间为媒介的公共艺术设计尤其是地铁壁画之中也是武汉公共艺术参与方式的一种创新。
5．自觉自主地参与公共艺术
就能充分凸显参与者的个性中国数十年美育教育的成果之一就是塑造了统一的审美情趣，公众所认同的美或多或少都具有政治的意义，将其整齐划一地放置在管理学科还是比较合适的，但对艺术的发展而言却是有害的。如今设计师需要借助具有创新性、创造性的艺术作品丰富城市的空间，彰显城市的个性。公共艺术的参与方式也因为数字技术变被动为主动，充分凸显了参与市民的个性，这一点在湖北省新图书馆的设计中就可窥见其效果。
二、数字技术对参与性提升的推进
论文关键词：含弓戏，保护，传承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新的娱乐形式的出现，含弓戏象其他剧种一样走到了繁华的尽头。1988年，在含山县政府提出剧团私人承包制之后，剧团很快名存实亡。含山的年轻人中知道含弓戏的少之又少，这使含弓戏失去了传承的基础，这个中国戏曲音乐的一颗瑰宝必须得到保护和传承，含弓戏的老艺人对此更是翘首以盼。当然戏曲的保护和传承不是哪一个剧种的问题，目前它已是人类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尤其是随着“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概念的提出，对戏曲的保护已引起我国各级政府、学术团体和个人的关注，纷纷献言献策并贯彻执行。含弓戏的保护有共性但也有它的个性化的一面，我们将拿出怎样具体的措施来传承含弓戏呢？
一、对含弓戏资料实物的征集抢救 2006年4月20日，研究和保护含弓戏的机构—含弓戏研究室得以正式挂牌成立。该研究室的设置是含弓戏保护工作开展的起点，是诸多研究工作开展的重要阵地。研究室成立伊始就投入到对含弓戏的抢救和保护工作中去。
研究和保护含弓戏必须要有原始史料。到目前为止，研究室共搜集到含弓戏古装、现代戏剧照及举办的含弓戏各项活动照片102张；80年代中期，马正德、许萍、梁正兰、解立柯、倪进德、许业韵、张必贵演唱的主腔杂曲26首文学艺术论文，包括《刘二姑吵嫁》全剧录音；影像片有《白楼恨》、《祭塔》、现代戏《沙家浜》小戏和剧团85届学员练功、下乡演出录像带，有省《相约花戏楼》、央视4台《华夏文明》栏目对含弓戏的介绍， 2006年正月十五晚会（安徽台）省黄梅剧院李文表演的《刘二姑吵嫁》片段，2006年至2008年，含山电视台、巢湖电视台、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播出《风雨含弓戏》等12部，最珍贵的是寻找到省电视台著名导演胡莲翠1982年拍摄的含弓戏《刘二姑吵嫁》全剧录像带。以上录音、影像等都已制作DVD保存；还搜集到曲谱剧本资料53本等；当然这些都是很少的一部分，早期的很多资料尚无法找到，这些都需要时间来操作。这些资料为含弓戏的再次复苏提供了史实依据。
二、开展含弓戏进校园活动 任何地方戏曲都必须在普及上做文章，从小学生普及起。为了让含弓戏后继有人，传唱含弓戏是当务之急。于是含弓戏研究室曾以学校为平台，开展含弓戏进校园活动，将地方戏送进校园，既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又传承了含弓戏：开办“含弓戏学唱班”，与含山县城内“环峰小学”、“环峰第二小学”和乡村 “姚庙中心学校”签定教学协议，从三、四、五年级中抽调感兴趣的学生，每班人数30-40人学唱核心期刊目录。，从2006年12月1日开始每星期为孩子们义务授课：内容涉及到含弓戏的艺术特征、戏曲知识、基本功训练等。含弓戏学唱班小演员以他们稚嫩恬美的嗓音多次登台演唱，使我们看到含弓戏未来发展的希望。这样含弓戏在这样一群孩子们的心中播下了艺术传承的种子，一个孩子唱会了，全家人也就会了；全家人会了，整个家族就知道了含弓戏。当然如果能编一段好的儿童段子反映小学生读书中的幽默之事，孩子们会一辈子难以忘怀。
戏曲进校园活动不仅包括中小学，还应包括各类大中专院校。作为含弓戏完全可以走进巢湖学院、安徽大学和安徽师范大学等地方高校，依托于中文、艺术、历史等人文学科，开展多层次教学方式，向剧团聘请专业演员作为社会老师，与学生互动，让真正有兴趣有基础的学生活跃起来从而辐射感染更多的学生。甚至出版“含弓戏乡土教材”，让教学资源来源于身边。这也是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和提高传承含弓戏文化的信心。
三、做好含弓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 2006年12月14日，含弓戏省级首批申报成功，含山县还将继续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欲借政府的力量保护和传承含弓戏。
四、正确的指导思想----还含弓戏原来之俗 含弓戏剧团的恢复和搞活，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要注重“俗”！含弓戏发源于民间文学艺术论文，是大众戏曲，它由民间小调演进成地方戏种，有其戏曲性、群众性、幽闲性特点。其唱腔、唱调符合含山人的土话言：“顺嘴宽”，也正因为有了这“顺嘴宽”才有了朗朗上口，渲泄情感，表达爱意的声音和场所,将人性最为真实的一面表达得淋漓尽致。其次，顺应现代含山人语言、生活、喜怒之俗。有一句台词讲，书生在大堂上坐得板板正正的；你呲呲（看看）他，两个鸡蛋剁（蒸）一碗——板板的。又如，赞美一新婚不久的小媳妇一句台词：“新媳妇过门哎，刚刚三月……”这是典型的含山人语言。还有：实好的（挺好的），照着（好了、行），你克干（愿意不愿意）？像这样的含山人群众语言，一而在再而三地在戏曲中出现，对保留地方语言，特色，生活习惯都将不可小觑。三不要怕荤段子，当然要掌握住其尺度。东北人最爱的“二人转”为何经久不衰，这与其粗口粗词分不开的。只要有狠白的“妈”含山口头语存在，粗词就有市场，戏曲中的人物则就是芸芸众生之徒，为表现其性格的张扬一面，适当保留一些粗口，及至荤段子是符合人性的要求，符合社会的现实的，能让观众在笑声和羞涩中获得启迪的。
5、拯救和搞活剧团积极呼吁含山县政府尽快把已是“剧团一个壳、团长一个戳、会计一张桌”的含弓戏剧团重新组织起来，力图搞活剧团。借用欧美国家的做法，不能把剧团完全推向市场化，把含弓戏剧团定性为公益性事业单位：国家和省各级政府采取对“含弓戏”剧团进行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社会捐赠的免税政策，采取差额拨款、按剧目投资的经费投放方式。也可以采用政府买断著作权的方法，解决版权费用的开支，以促使剧团顺利排练适合观众口味的新戏。
同时戏曲艺术的根在民间、在农村。含弓戏能否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地方戏剧种，在当代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条件下，是必须要考虑的首要生存问题。可以无孔不入！东北的二人转可以在农家院里、炕头、澡塘一切需要表演的地儿演出文学艺术论文，可见大戏亦可变小戏，一切为了生存和发展，一切为了大众的娱乐和心境。含山人在冬季里是十分讲究进澡塘里泡澡的，澡塘里有茶水、花生米、臭干子、香干子，唯独无卖唱的。现在，国内的八方浴池都有了休闲一说，含弓戏为何不能占领休闲这块领域呢？好的文化东西不去占领，必然让位给糟粕家伙核心期刊目录。因此针对含山县存有的三两唱含弓戏的民营剧团，当地政府也可借鉴如今江浙闽粤等沿海地区仍活跃的民营剧团的发展模式，从政策、税收、宣传等方面为民营剧团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让含弓戏重新活跃于含山的林间地头、茶楼馆肆，让含弓戏重新成为含山人的生活时尚、让含山人重新体会到草根的快乐。以此实现对含弓戏进行动态保护的任务，把含弓戏保护在舞台上，保护在演员身上，保护在民间，并留住和培育出编、导、演、美、音等方面高水平的人才，使含弓戏的继承发展成为可能。民族的、地方的东西生命力最强，含弓戏可在拾遗补缺上有所作为。
当然，要想发展含弓戏，光靠那几部一成不变的老剧本是不行的。一定要搞剧目生产，若能出一两个诸如古人王安石《游褒禅山记》那样的传世之作则再好不过了。剧目的生产改革创新是关键，对于含弓戏来说，要努力出新戏出好戏，以平民化视角，生动的语言巧妙的结构塑造出具有强烈时代感和生活气息的典型艺术形象来吸引观众。“一切艺术来源于民间、来自于生活，戏曲艺术更是如此。”戏剧的创作总是和时代和人民相联系的，这种创作还包括在音乐、表演和舞美上的创新。尽心包装推出精品，定时定点演出，使演出日常化、市场化，为青年演员提供全年不间断的实践锻炼机会。
6、与旅游业相结合 世界旅游业的发展已逐渐由表及里转向控制文化内涵上来，旅游产品也正由传统的陈列式、观赏式上升到表演式和参与式，旅游成为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戏曲文化便是其中之一，戏曲文化属于社会旅游资源文学艺术论文，“以其文化的原生性，充满鲜活的质感和强烈的动感为特点，它将是今后旅游业最具文化价值的开发取向”。国外，10年前，就有人意识到戏曲旅游正在全球兴旺发展。含弓戏剧团可借鉴昆曲艺术与苏州旅游业、黄梅戏与安庆旅游业的联姻与发展的思路，利用当前巢湖市大力发展旅游业、环巢湖合肥旅游圈的形成契机，可设想在巢湖地区各景点增设舞台定时表演含弓戏优秀剧目，既可传承含弓戏文化，又可增加景区文化内涵，让戏曲成为景区旅游六要素中“娱”的重要部分。这几年含弓戏研究室还通过整合资源、多次举办含弓戏艺术节来强化含弓戏品牌，带动商业性演出及戏服、乐器、纪念品等的消费。
一部中国戏曲发展史就是戏曲艺术不断继承发展、改革创新的历史，含弓戏历史悠久，在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正是凭借含弓戏一代又一代艺人坚韧的精神，敢于面对现实，善于吸收发展，随着时代的不断前进和人们审美情趣的变化等要求与时俱进才能生存至今。而在当代含弓戏遭到衰败，相信随着含弓戏人才的再培养、当地含弓戏文化氛围的培育、剧目和表演形式的创新以及戏曲与旅游业的紧密结合，含弓戏定会再次峰回路转迎来又一个春天。
论文关键词：女性，动作片，女性主义
“动作片又称为惊险动作片，是以强烈紧张的惊险动作和视听张力为核心的好莱坞影片类型。”[1]作为类型片的一种，动作片通常都具备有巨大的冲击力、持续的高效动能、一系列外在的惊险动作和事件，常常涉及追逐、营救、战斗、毁灭性灾难，比如大自然带来的洪水、大火等灾害。其一系列核心动作段落的设置，如搏斗、逃亡、激烈的动作，惊人的节奏速度和历险的英雄等，都是为观众提供一种视觉上的享受。因此，好莱坞动作片中的女性也往往被设置成视觉观看的对象。当然，从纯粹花瓶式的存在到“男性化”角色的设置，再到近年来隐约显现的女性主义意识，动作片中的女性也有着丰富而多变的角色内涵。
一
在早期经典“历险”动作片（20世纪20至50年代）中，女性大多只是男性的附庸品和相互争夺的战利品，她们的存在更多地是为了突出男性地位的高尚、体现他们拥有浪漫情怀的见证。如《人猿泰山》中的女主角简，虽然有女主角的身份，但她从头至尾都只是扮演着被坏人抓住等待英雄来搭救因而凸显英雄超凡能力的有力证明。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世界地位的提高文学艺术论文，表现英雄主义、美国梦等好莱坞主流意识形态的动作片逐渐增多并形成主流，其代表就是持续到今天还在继续拍摄的赫赫有名的“007詹姆斯?邦德系列”。这个时期的好莱坞动作片中，主角永远被设置成一个白人男性，他足智多谋、沉着冷静、身手敏捷、勇往直前、帅气风流并且有着拯救世界和人类的正义感与责任感，他代表了西方世界“白人至上”和男权主义，而第三世界和非主流种族以及女性永远都只能成为陪衬。因此，女性在此类动作片中一般都是花瓶，最典型的就是“007詹姆斯?邦德系列”。最早第一部是由肖恩?康纳利主演的《铁金刚勇破神秘岛》，其中乌苏拉?安德丝饰演Honey Rider饰演了第一代邦女郎，在电影后半段以当时认为性感尺度的泳装现身，从此奠定了邦德女郎性感花瓶的地位论文格式模板。詹姆斯?邦德是永远的詹姆斯?邦德，而邦女郎却是走马观花地不断变化着，其中包括雪莉?伊顿、霍纳尔?布莱克曼、戴安娜?瑞格、郎伊莎贝拉?斯科露波、苏菲?玛索、哈里?贝瑞，甚至包括中国的杨紫琼。“邦女郎”的变化，既能用固定的詹姆斯?邦德的魅力来满足观众对类型电影的模式需求，也能用不断变化的新鲜女性面孔来满足观众对创新元素的需求。
劳拉?穆尔维曾经分析过好莱坞电影中的三种“窥视”模式，按照她的观点，女性在好莱坞电影中或者被影片中的男性窥视、或者被站在摄影机位置的观众为了满足其“窥癖”而窥视、或者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对象而被窥视，永远处于弱势地位。这种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好莱坞动作片中，尤其严重。所以，此时期好莱坞动作片中的女性，总是以“天使面孔、魔鬼身材”出现，而且性情柔弱，完全符合男性的传统审美观。
二
当然，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兴起，不管是影视制作者、影视评论者还是观众，都慢慢注意到这种“花瓶式”女星的局限性，开始对动作片中的女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渐渐发现，邦女郎开始有头脑、有肌肉了。风情万种兼阴险冷酷的苏菲?玛索出现在银幕上，成为公认的“最成功的邦德女郎”，这从某种意义上给传统的007时代划上了句号。然后，我们又看到了杨紫琼，这位用枪和肌肉说话的女性出现在007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而这些文学艺术论文，也只是个开始。随着女性意识的逐渐觉醒，越来越多的女明星朝着武打女星的方向奋斗，除了要有天使的面孔、魔鬼的身材，如男性一般勇猛的凶狠打斗也成了众多女星的追求。
女星男性化的角色设置意味着女性地位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按照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抹杀了女性性别特征的设置仍然是对真正的女性精神的背离。当吉娜?戴维斯站在海盗船上手执利剑、梅丽尔?斯特里普在《狂野的河》中疾速迎击对手、莎朗?斯通一副《你准备死吧》的气势、辛迪?克劳福特从飞驰的火车上跳上跳下……我们发现，往昔只对动作男星要求的“无限放大自己的肌肉和力量、永不言累的精力和一板一眼的打斗”，现在同样也适应于这些想要进军动作片的女星身上，她们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练得和那些大块头一样，在银幕上要会狠会打，而她们的女性特征却荡然无存。在这些动作片中，女性代替男性成为拯救世界的主导，但遗憾的是，她们走的却是在模仿那些男性英雄同样的道路，在这个以男性规则为最高准则的世界中，女性的“自我”在不断迷失。
三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影坛兴起一股“暴力”动作片的浪潮，这一美学思潮不仅赋予好莱坞动作片更刺激的视觉效果，更为动作片中的女性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女性暴力动作电影作为一个电影研究对象首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应该是从90年代初的《末路狂花》说起，在这部女性动作电影的经典中，两个女人以纯粹的暴力方式自我表达，她们结伴抢劫、杀人，一路逃亡，直到最后毅然驱车冲下悬崖，最为对社会最后的抗议，而引发这一连串暴力行为的是男性对她们的，这也成为了女性暴力的一个成因——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20世纪初英国的一位伟大女性就提出：“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女人就可以平静而客观地思考，然后用小说、诗歌的形式写下自己这一性别所见到的像蛛网一样轻轻地附在人生之上的生活。”[2]弗吉尼亚?伍尔芙的预言终于在今天实现了，女性在动作片中终于也可以真正凭借自己的优势来控制男性、战胜男性。更为重要的是，在和男性的对抗中，动作片中的女性展示了自己性别的特点和优势：《黑客帝国》系列打造出的崔妮蒂，将多伦多的顶级模特凯丽?安妮?摩斯调教成一位外形冷酷到了极点的女战士文学艺术论文，相对于她的骁勇善战而言，观众更认可的，是她作为女性的柔韧和坚持。《霹雳娇娃》中，男性被摆在了一个需要天使来营救的弱小地位，影片中那位年过四十的堕落天使既能在关键时刻一袭黑衣黑裤、手持双枪从屋顶一跃而下，完成“美女救英雄”的使命；也会在闲暇时开着跑车去海滩冲浪、或是穿着裘皮在家中评品红酒。而在昆汀?塔伦蒂诺的《杀死比尔》系列中，冷艳性感的好莱坞女星乌玛?瑟曼饰演一个不远千里执行复仇计划的血腥新娘，本片的成功，不仅让乌玛?瑟曼咸鱼翻身，再尝走红滋味，同时也让她成为影迷心目中最冷艳最冷酷的银幕女英雄。然而即使是这位最冷酷的杀手，就在面对自己一直寻找的仇敌比尔的时候，一声女儿的喊叫“妈妈”，让这位冷酷的杀手顷刻扔下了手里的刀，重归了一位温柔的母亲论文格式模板。女性不但是女性，同时，女性还兼有母亲这一伟大的角色，而这一点是最能体现女性自我的身份。所以说，真正的女性在动作片中的发展，不应该仅仅只是可以替代男人的女人，同时也更应该是女人自己。“成为自己”，越来越成为动作片中女性的追求，她们不但要具有能与男性相对抗的外在，更要坚持的是女性的自我真实。
四
女性主义经历了“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再到现在的女人主义”的发展，女性在动作片中的地位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纯粹的血腥与暴力已经不能成其为动作片占领电影市场的制胜法宝，女性的加入无疑是给动作片注入了不一样的活力。在女性动作片中，女性独有的温柔和人性暴戾的矛盾将会是一个不同的亮点，如果能在动作片中很好的将这一矛盾结合起来，让女性既能拥有完成不可能任务的超凡能力又能不失女性独有的温柔、体贴、品味生活，这样兴许是动作片中的女性能够继续走下去的一条道路。
21世纪的女性已经深刻地体会到，女性解放的目的是为了寻求自由、独立和幸福感，而不是为了把男性贬为“第二性”，更不是为了给自己戴上一个虽然闪烁着光环却是枷锁的“女权主义”的笼头。同样，在动作片的发展过程中，女性意识要追求的并不是要练就与男性一样的发达肌肉和不死的健身文学艺术论文，在充分运用自己智慧的同时，女人还是要做回到女人自己。女人有懂得享受的权利，也有用自己双手去为自己打拼的义务。现代女性主义追求的是一个没有成见、没有歧视、更为公正、更富于人性的理想社会，建立起更为和谐、健康的两性关系，开创一个适于女性发展的社会环境，争取建设一个平等的、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新世界。所以，动作片要继续发展，必须得在结合女性意识的发展前提下，赋予动作片中的女性不一样的性格和魅力，让她们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更具有人性。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视听艺术的代表，电影永远不能抹杀的一个内在要求就是对“视觉享受”的追求，正如劳拉?穆尔维所说，“看本身就是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性在电影中的存在首先就要满足观众视觉上的审美需求，尤其是在特别看重视觉刺激的动作片中，女性很难改变自己“被观看”的属性，这就使动作片中的女性主义追求永远成为一个悖论。
[参考文献]
[1]蔡卫，游飞.21世纪中国影视艺术系列丛书—美国电影研究[M].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2][英]弗吉尼亚?伍尔芙.一间自己的屋子[M]. 王还，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论文关键词：一地鸡毛，新写实世俗人生
如果说池莉的《烦恼人生》还有着对精神生活一部分的诗化展现，精神世界在与世俗生活的交叉中呈现着茫然状态，那么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则是完全的世俗化与生活化，对精神世界的叛逃成为其皈依现实的手段之一。从对精神世界不完全的留恋，到对现实世界的彻底皈依，小说中的人物经历了一个精神世界的失落过程，展现了卑微小人物在世俗人生中的灰色精神状态。
《一地鸡毛》中既有对现实生活的琐碎、不顺、繁杂的烦躁、牢骚，又有得过且过、安于平庸、适应现实的心态，其中也不乏人们心照不宣的生活哲理和处世方式，使小说具有了深层的现实意义，典型地展现了新写实与传统写实小说的区别特征。
一 精神理想的失落与安于平庸
理想的失落似乎是每个人从少年到壮年所必须经历的心路历程，也似乎是人们长大以后变得更加现实、更加世俗所不可避免的心理变化。年轻时的梦想与激情在现实的打磨中不断地褪色，代之以对平凡的甘心，对琐事的麻木，以及激情的缺失。这种情绪在小说中反复出现，不断强化，真实地表现了人们在世俗生活中的麻木状态。
这首先表现在小林老婆身上。她没结婚之前，是个文静而眉清目秀的姑娘，打扮不时髦却很干净，甚至还让人感到淡淡的诗意。然而结婚之后，变成一个“爱唠叨、不梳头、还学会夜里偷水的家庭妇女”。除此之外，她的整个生活状态与精神世界都完完全全地世俗化了：她与保姆吵架，与丈夫闹嘴，带孩子、做家务，精打细算，晚上坐在床边想心思，也只是工作调动的问题。她的生活是世俗的、繁杂的，她的整个精神状态也被生活同化为世俗与微琐。
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这点在小林身上体现得最生动。对他而言，更进一步地文学艺术论文，这种失望与失落的情绪，转化为对平庸生活的心满意足与自我认同，转化为“耐心，能等，不急躁，不反常”的近乎麻木的生活状态。“过去你有过宏伟理想，可以原谅，但那是幼稚不成熟，不懂得事物的发展规律。”理想完全遭到唾弃，小林则完成了自己理想世界的失落过程。然而，这就是生活的原本，人总要现实地生活，总要先完成自己最切实的需要。因此尽管失落了精神理想，小林不会让人感到卑琐，而是感到真实。
另外一个典型就是“小李白”，他对理想的抛弃最为彻底，形成的反差也最为强烈。大学时代他有文采有抱负，还引得许多女同学追，然而公司倒闭后卖起了板鸭，养着三个孩子。在他的身上，曾经的理想彻底让位于世俗生活，他心甘情愿地认清了现实，磨光了身上所有的棱角。
在此，人的个性、理想，统统湮没于世俗的潮流。理想世界在这个过程当中，彻底成为镜花水月，从追求，到留恋，到无情地抛弃，人们彻底投身于现实生活的洪流之中。然而，这正是生活的真实面貌。
二 内部尊严的丧失与情感淡漠
在安于平庸之外，小说更深一层地表现了人在世俗生活中无可奈何的屈服、低头，在追求物质的过程中，失去了自己一部分尊严的情态，以及自我开解的阿Q精神的圆滑。同时，生活的窘迫、压力的沉重，人们自顾不暇，造成了人与人精神上的隔膜与分离，人情在这里显得较为淡漠。
为了能够换单位，小林和老婆到处求人。在单位的管事头头态度已经冷淡之后，两人迫于无奈，不得不上门送礼求情。原本去求一个已经不愿帮忙的人，就够低声下气了，偏偏在两人左思右想选定礼物之后，管事头头连看都不看就扬长而去，夫妻两人在楼道里无限尴尬。在这求人与送礼的过程感到丢脸、尴尬，又不得不硬着头皮上，夫妻两人在寻求更好生活条件的过程中，实际上丧失了自己的部分尊严。这一段非常真切地表现了小林和妻子的急迫、无可奈何、尴尬的情态，将小人物在世俗生活中的艰难，以及为达到目标不得不牺牲尊严的心态活灵活现地展露出来。然而在这尴尬过去以后，小两口回到家，又为可口可乐能够给小女儿到处喝，起一个正面宣扬的作用，挣回一点脸面而感到庆幸，这是一种自我安慰，以求得心理平衡，又细腻地展现了人们在生活中的圆滑和狡黠。
小林老婆的单位开通了路过他们家的班车，解决了老婆上班路途遥远的问题，两人都很高兴。不久文学艺术论文，发现原来是单位头头的小姨子搬到这附近，为她才开的，小林老婆不禁觉得是沾了小姨子的光，很不是滋味。小林便劝解老婆有班车就不错了，管他是不是沾光。于是老婆心宽了。不甘的心态，自我宽解的圆滑，都真实地表现出来。孩子上幼儿园这件事就更为典型，当孩子只能上居委会幼儿园的时候，夫妻俩有一套自我说服的办法；当孩子上了外单位幼儿园，却是给隔壁家孩子当陪读的时候，夫妻俩又有一套自我宽慰的办法。无论是蹭小姨子的班车，还是孩子给别人当陪读，无疑都是不愉快的，也确实造成了夫妻两个心理上的阴影，让他们感到失去了尊严，这是他们内心作为人在自我尊重与受人尊重这两个精神层面的基本需求。然而在现实利益下，他们不得不低头让步，作出牺牲。为了达到心理平衡，又不得不用阿Q的精神开解自己。在这介于黑与白之间的，正是现实生活中的灰色精神状态，既有生活的沉重，也有生活的狡黠。
在生存的重压之下，小林不得不对老家来的人表示淡漠，因为以他的能力确实负担不起。当小时候对他有恩的小学老师来北京求医并看望他的时候，也没能好好招待人家。小林对自己的困窘、对老师的不恭，都非常后悔而内疚。而小说结尾处，小林听说老师逝世，“死的已经死了，再想也没有用，活着的还是先考虑大白菜为好。小林又想，如果收拾完大白菜，老婆能用微波炉再给他烤点鸡，让他喝瓶啤酒，他就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至此，人情的温暖也已经让位给了生活的世俗、个人的享受。小林已经深深地陷入了世俗，心里也只存在物质的追求和舒适，甚至对于老师的哀悼，也没有超过一天。可以说，小林是自私、薄情的，他对于老师的情感也已经转为淡漠。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小林，也难以指摘，这种灰色的精神状态，同样是生活的本色，是现实生活中人们精神状态的写真。
三 屈服于规则与主动利用规则
在丧失部分的尊严，情感也日益淡漠的同时，小林在被动适应现实，接受现实的打击、磨砺之后，又升华到了一种新境界，即出于主动地去适应、融入现实生活的人情世故规则，并最后运用得得心应手，为自己挣得物质上的利益。此时的小林，是在主动地加速精神世界的失落，并完完全全地融入世俗生活。
小说中多次出现小林对自己以前“幼稚”“不成熟”的感慨。“当然小林在单位混了这么多年，已不像刚来单位时那么天真，尽说大实话；在单位就要真真假假，真亦假来假亦真，说假话者升官发财，说真话倒霉受罚。”因此，小林卖板鸭的事逃过了领导的审问文学艺术论文，帮查水表的老头通过批件，捞到了一个小型微波炉。在生活中颠仆这么多年，小林从不得不屈于规则，到看透了许多人情世故的规则，并主动地利用它们，来为自己的生活添砖加瓦。他越来越长于世故，通情练达。与此同时，他也主动地选择了精神世界的灰色地带，帮一个简单的忙便心安理得地收下了微波炉，即使最初有些犹豫，在看到微波炉的好处之后也就顺理成章了。
其实，现实生活中，黑与白之间没有那么分明的楚河汉界，浸透在世俗生活中的人们，更多是灰色的，是暧昧不明的，小说恰恰通过理想的失落，尊严的丧失，情感的淡漠，对人情世故的通达，表现着这样一种灰色精神状态。
同时，小说中却不乏温馨感人的色彩，如小林和老婆之间的相互关心，夫妻俩对孩子的爱护等，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这使得小说更加真实细腻。这篇小说的意义在于，它并不局限于个体，而是富有象征意味与生命哲理。它表现的不是小林一家子，而是生活在这个世俗化年代的每一个人。在作者富有嘲讽性、调侃性与深意的话语中，几乎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每个人都能读到自己对生活的体验。
关键词:创造性思维 创新教育 素质教育 传统与现代
自20世纪中叶起，从美国开始，教育家们用时代的最强音呼吁教育改革，即以创造性教育培养适应时代需要的创造性人才。自20世纪以来，各国的教育先后从传统的重视“传道、授业、解惑”转向重视智能的培养，把发展创造力作为教育改革的战略目标。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以开发思维能力为主旨的创造教育理论，为越来越多的教育家所接受，并猛烈冲击着传统教育理论。
同样，在音乐教育中，随着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审美习惯的改变，音乐艺术的内容、形式乃至技能技巧都将不断地充实和创新。与之相适应，音乐教育不仅要教授学生基本知识和技巧技能，还必须承担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和音乐创造能力的任务。高校音乐教育要适应创造性人才培养的趋势，其内容、模式必然要发生变革和拓展。
一、音乐教育中创造性思维培养的价值
创造性思维又称创新思维，是人类在各种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富有创见性的高级精神活动。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甫夫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从思维自身来讲，创造性思维是反映事物本身属性及内外有机联系，在思维内容、形式上具有新颖思考，或从事他人没有而本人独有的新的思维构建，形成新的观念、形象体系；第二，从思维类型来讲，创造性思维不是独立思维，是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的整合运用；第三，从思维成果和人类已有的成果比较来说，创造性思维突破了自然和人类已创造成果的局限，在创造领域开创新局面，新成果是一种思维动力。①
可以看出，创造性人才主要是指运用创造性思想实现革新、创造的人才。它可以提供新颖独创而有价值的思维成果，是开拓人类未知领域，进行科学研究和艺术活动，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在音乐教育中，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主要具有两种功能。
（一）创造性音乐教育是开发形象思维最直接的动力
今天，基于发展创造能力的需要，“全脑开发”已成为时代越来越强烈的呼唤。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R・W・斯配里揭示了人体两半球的不同功能。他的实验表明，右脑主管形象思维，同知觉空间有关，它具有音乐、情感、综合以及几何空间的鉴别功能。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主席埃得加・富尔在报告《学生生存》中便指出，要重视开发学生的右脑形象思维能力。
音乐是具有表情和造型性的艺术，具有高度抽象的特点，在以往的传统教育中，过多重视了音乐知识和技能的传授，限制了学生形象思维的培养，可以说寻找培养学生形象思维的途径是我们不容回避的课题。而在音乐创造教育中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一些活动，能够激发学生独立思考，有助于引导学生创造性表现音乐，发挥创造力、想象力。因此音乐教育作为形象思维训练和发展的最直接动力，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二）创造性音乐教育是塑造健全人格与精神、实施完整教育的有效途径
随着现代科学的进步以及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当代社会对人的研究也进入了更深化的时期。面对生产过程的日益智能化，现代社会更需要有开拓创新能力的人才。同时，人们自身也在寻求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途径。美国在1994年通过的《艺术教育国家标准》中指出，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今后能否占据竞争位置的成败关键。②创造性音乐教育在培养人的创造性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良好的创造性音乐教育在培养学生具有创造性人才所具有的丰富的情感、多彩的想象力、饱满的创造热情以及高度的灵活性和综合协调能力等方面有着很大优势，可以说在音乐教育中培养创造性思维是塑造健全人格与精神、实施完整教育的有效途径。
二、国内外现代教育家的探索及现状分析
在音乐教育中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并不是什么新课题，特别是自20世纪以来，中外教育家们对之进行了不懈的探索。相对而言，西方各国对于创造性思维培养的课题在20世纪已经成为一定的体系，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20世纪初，瑞士音乐教育家爱尼尔・雅克・达尔克罗兹创立了最早的音乐教育体系。这个教育体系对以后出现的各种艺术教育改革具有深远的影响。达尔克罗兹认为，在教育中应同时对学生的理性和感觉进行训练。他采用体态率动教育方法对学生进行全方位训练。在训练中采用即兴创作来开发培养学生的直觉理解和意识创造能力，他认为每个学生都具有创造性的潜能，而音乐上的创造能力是可以通过学习得到的。③
针对我国的教育现状，达尔克罗兹的教育体系有益的部分在于，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采用灵活方式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学习，重要的是达尔克罗兹的教学活动非常强调发现式教学原则，即教师并不做太多说明，学生自己去发现和获取。这些教育观念对我们目前的教学改革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在匈牙利，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柯达伊以其名字命名的“柯达伊教学法”是当代世界影响深远的音乐教育体系之一。这个体系具有深刻的教育哲学思想和审美要求。他的教学体系强调学生对本民族音乐的学习和掌握，以学生的“唱”为主要手段，并培养学生欣赏音乐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在他的音乐教育体系中，培养学生感知音乐结构、形式的能力对于获得完美体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通过启发学生感知音乐结构来全面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德国，卡尔・奥尔夫创立的“奥尔夫教学法”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在他的教育体系中，节奏训练、率动、歌唱、语言节奏和即兴创作是主要教育手段，通过这些手段来引导学生体验、感受音乐，开发学生的潜能。其中，即兴音乐创作是奥尔夫教学法体系中最具活力、引人入胜的教育活动，奥尔夫将游戏引入其中，通过即兴音乐活动最大限度地发展学生的聪明才智，焕发出潜在的创造能力。由于其极富自由和创造性，同时也为教师发挥创造性拓展了空间。④
在我国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学习要积极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教育学生要举一反三，“闻一知十”。 孔子的教育思想总体也是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宋代的程颐、张载、朱熹也都有培养创造思维的论述，虽尚未成为教育体系，但是其观点无疑是正确的。近代，我国音乐教育家也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在培养专业技能和基础知识方面获得较大成功。其中，陶行知对于创造性思维理念的研究，至今对教育界还有影响；朱工一曾指出，“不要把学生推入纯技术的死海，而要把他们引入艺术创造的花园。”⑤
目前，我国在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大潮中，如何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和教育状况，结合国外的先进教育经验，创造性地吸收其有益成分，以促进我国音乐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是我们应着力解决的课题。
三、音乐教育中创造性思维培养的途径和方式
（一）转变陈旧教育观念，树立现代教育观念
树立现代教育观念，即是把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作为音乐教育的基本功，领导和教师都应意识到培养创造性人才是新时代国家文艺振兴的要求，改革教育内容与方法，培养更适合时展的创造性人才，在实践和理论结合的基础上，将之贯穿到整个教学过程中，并渗透到各学科、各门课的教育中去，在思想观念上领先一步。
（二）在教学中强调学生的主体性
学校音乐教育要真正全面面对学生，在教学中要鼓励学生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敢于求疑。教师应有意识地克服以往传授多于智力开发、技术重于思维的培养、模仿多于创造的偏向，注重在各环节启发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
在音乐教育中，强调学生的主体性是指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人格，尊重他们的个体差异性，欣赏学生所表现出的鉴赏力和才能。美国心理学家托兰斯曾指出，在我们教学中遇到学生敢于想象、不愿走老路与常规教学发生冲突时，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教师，教师应遵循五条原则：1.尊重不同寻常的提问；2.尊重不同寻常的想法；3.向学生表明他们的想法是有价值的；4.为自发学习提供机会并予以肯定；5.给学习、实践一段不受评价的时期。⑥这五条原则，向我们提供了在教学中如何鼓励并引导学生发展创造力的方式和手段。同时在教学内容的安排、教学评价方法等方面，都要做到以学生主体为主要依据，真正做到以学生为本，以学习为本。
（三）变授受型教育为授受与创造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就目前的高校音乐教育来讲，基本为授受型，即教师讲解，学生接受。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开发单靠授受是远远不够的，知识渊博、技巧纯熟并不代表有充分的创造能力。在教学模式上笔者主要有以下几点设想。
1.探索模式
教学过程为设疑――自由探索――引导探索――答疑，将音乐中的创造性因素交给学生，有目的、有计划地利用音乐作品来启发学生，让学生去思考，并在学生自由思考后，再有计划地引导学生进一步探索。这种教学方法，可以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在思考和研究中掌握知识，获得能力。
2.形象模式
教学过程为设景――生情――投入――知能并获，创设生动形象的场景和情景，使学生自然而然接受教学内容。例如在音乐欣赏课中，可先将欣赏作品主要情节和情景氛围进行设计，并让学生自己去感受作品的风格、作曲家的意图，教师再稍加讲解即可；也可让学生根据感受到的音乐情景进行表演，锻炼学生的主动性和思考能力。
3.合作模式
教学过程为诱导――共鸣――探讨――获得共识，教师先在基础知识之上诱导性地提出更为深入的问题，和学生进行讨论，并获得共识。学生与教师之间互相沟通，融洽合作，有助于帮助学生抓住瞬间灵感，进一步提高兴趣。
4.潜在模式
教学过程为暗示――渗透――移情――得到熏陶，将课程的目标潜藏于教学之中，渗透于模式中间，使各种教学目标交叉，具有感应力和移情作用。⑦
教学方法的运用并不是单一的，是不断发展的，它的最终目的在于取得最理想的教学效果。
（四）科学掌握形象思维、抽象思维之间的关系
思维方式主要分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两种，二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在进行创造性教育中，应科学掌握二者的平衡。在注重形象思维的同时，绝不能走极端，音乐是表达情感的，但绝不是非理性的自我发泄。
综上所述，当我们强调把培养创新思维能力置于领航地位的同时，绝不是忽视音乐知识和技能的训练，真理超越一点，便成谬误。
结语
在21世纪的教育旅程中，面对全面素质化人才培养的目标，我们将面临着新的教育理念的挑战。在高校音乐教育中，能否突破传统教育的局限，引入思维科学，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对改革现有的专业音乐教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注：本文曾获2008年全国高校艺术论文比赛二等奖，上海教育局艺术论文比赛一等奖）
注释：
①⑥阿瑞提. 创造的秘密[M].钱岗南，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85，95.
②Robert S. Root―Bernstein.Music，Creativity and Scientific Thinking.Leonardo 34.1.2001：63―68.
③④⑦戴定澄.音乐教育展望[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07，180，270.
⑤张帆.专业音乐教育导论[M].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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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戴定澄.音乐教育展望[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6]B.J.Novak and G.R.Barnett，Scientists and Musicians，"Science Teacher 23.1956）.
[7]Robert S.Root―Bernstein，Music，Creativity and Scientific Thinking，Leonardo 34.1.2001.
关键词：中国画；传统教学临摹；绢本；纸本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3-0149-02
中国画传统临摹教学课程中，掌握古绢纸的制作方法和技术难点是国画临摹教学课中的重点任务，学生在掌握传统国画专业临摹绘画的基础上，还应学习临摹传统绘画复制的古绢本方法，古绢本制作运用是国画专业教学重要内容，同时也给国画专业师生提出更高的学术要求。古绢纸的研究在于更好的复原古人绘画作品，能有效的在融会古人绘画技法同时，加强了古画历史年代的痕迹符合，对描绘古画的质地纹理及古时印记相符起到积极作用，为制作完成古画的整体效果达到作品高度统一。古绢纸的研究也会延续文化历史，把古人留下的优秀文化传承下去，对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发扬和继承具有现实作用，所以中国画传统临摹课的绢本和纸本研究具有现实的意义，对古纸本和古绢本教学研究势在必行。古绢纸是指纸本和绢本，它们是中国古代绘画作品的重要载体，还原作品年代旧貌，符合古时的绘画作品意境起到积极作用。学生掌握制作古绢纸，学生首先临摹作品时要学会制作古纸、古绢。古纸、古绢的制作过程实际就是研究过程，研究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深入掌握，主要是：古绢纸的旧色还原、古绢纸的旧色渲染、古绢纸的污旧处理、古绢纸残旧还原四个方面。
一、古绢纸的旧色还原
学生在临摹古人绘画作品前，首先要了解作品的年代和历史背景，仔细查验绘画作品的旧色程度，对作品画面进行详细观察了解，对古画旧色还原做到心中有数。古绢纸的旧色还原，主要是制作复制作品的旧色纸绢，还原古人绘画作品一致的古旧色。在教学中应积极多角度了解古人的做旧的特点，记载有明代的高濂，在其《遵生八笺》卷十五载中有描述，原文如下“染宋笺色纸，黄柏一斤槌碎，用水四升浸一伏时，煎熬至二升止。听用橡斗子一升，如上法煎水。听用胭脂五钱，深者方妙，用汤四碗，浸榨出红。三味各成浓汁，用大盆盛汁。每用观音帘坚厚纸，先用黄柏汁拖过一次，复以橡斗子汁拖一次，再以胭脂汁拖一次，再看深浅加减，逐张晾干可用”。学生在掌握古绢纸的旧色还原方法的同时，还要加强绘画技巧的融会，不要完全依靠旧色还原方法来单纯去做旧色，要学会自然为上的法则，贯穿整个古画画面，达到旧色和绘画技法完整和谐的统一境界。
二、古绢纸旧色渲染
学生在掌握古绢纸旧色还原的方法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学习了解和实践古绢纸旧色渲染方法，它是古绢纸的研究重要步骤之一，对古画的作品的旧色渲染的效果起决定作用。教师在指导学生的前提下，要有一定的责任心，做到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教师在旁认真指导，必要时要帮助学生完成好古绢纸旧色渲染的环节。古绢纸旧色渲染也就是染旧绢纸法，分为绢本染旧色和纸本染旧色两种。古绢染旧色：绢帛染旧色是高校中国画教学临摹早期古人作品重要教学内容。绢本还分为素白绢和仿旧绢两种，同时还根据临摹古画的特点需要分为生绢和熟绢。古纸染旧色：纸本染旧色是高校中国画教学临摹古人绘画作品主要教学内容。纸本根据临摹古画的特点需要分为生纸本和熟纸本两种。根据纸质的程度分为薄质纸类和韧性纸类。一般薄质纸类适合用排笔直接染旧色；韧性类的纸本一般采用水捞法。最后辨别古纸染旧色是以褐色、黄褐色及淡灰色为最佳，气味有淡淡的烟气气味和灰尘气息，无颜料和胶矾的味道为佳。学生在掌握的同时，还要注意原材料的真假，对材料的运用还要适可而止，根据画面和作品年代的长短去调节浓度，尽量用原材料，少用已加工过的绘画用品。
三、古绢纸的污旧处理
古绢纸的污旧处理是学生最难掌握的，教师应充分给学生进行说明，学习起来比较吃力，在熟练掌握前二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掌握古绢纸的污旧处理，对古代绘画作品的深度复原具有一定的意义。古代绘画作品由于时代久远或保存不当，使得作品的古纸和古绢出现污损，这样的情况越是早期作品出现越频繁，高校国画教学临摹课中不可回避的教学难点就是临摹早期绘画的古绢纸本作品，对于低年级同学来说更是难掌握的教学环节，所以要求学生大量了解其做污旧手段和方法，使学生在临摹的古代绘画作品时更容易接近作品原貌。做污旧的方法一般分为做污点和做污迹两种。做污点：做污点是指在古纸、古绢上把发霉的污点、虫吃腐蚀变质的污点，化学物质灼伤的燃点及尖锐硬物留下的锈点等进行污点制作还原。腐蚀污点法：就是将制作临摹的古纸绢的污点处进行适当的腐蚀。做污迹：就是将制作临摹的古纸绢的污迹处进行还原，由于古绢纸绘画作品年代久远，保存不当或未及时修复等原因，伤害古纸绢画面内外，因此而产生画面的污迹。水痕污迹：一般先调好旧色水，最好采用植物性水状液体，浓淡可根据画面需要而调试，采用喷、倒、洒、点、吹等方式。墨痕：墨痕的制作一直是高校中国画临摹课的研究重点课题，学习掌握其方法是重要的教学内容。学生在学习制作古纸本、古绢本墨痕时要认真掌握其特点。要了解所要临摹的中国古代绘画作品的年代，因为年代的不同，墨痕的颜色倾向就有不同。
四、古绢纸残旧还原
学生在学习掌握古绢纸的残旧还原方面要充分注意，不要对古代绘画作品“过分”残旧。要了解古人绘画作品的残旧原因，是什么情况造成的残旧。古绢纸残旧还原一般分为做残损和做残洞两种方法。做残损：做残损一般是指将临摹的古代绘画作品的古纸和古绢制作残破状，使其形成损坏状态。做残洞：做残洞一般是指临摹绢本或纸本制作出虫蛀的小洞，临摹修复时要用食物残渣，利用小虫蛀食的特点进行还原残洞为最佳。也可用染旧色还原残洞特征，但效果不好，有色味道及气味，而且容易被识破。学生在最后的完成过程中要做到自然如旧，残旧的过程要有偶然因素，少些人为的绘画技法贯穿临摹古画作品之中。
总之，中国画教学临摹课不仅是简单学习古绢本和古纸本制作复制方法，更主要是培养优秀的国画人才，继承和发扬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精髓，保护好祖国古代绘画的文化遗产，它不仅仅是中国画教学临摹课的一部分，更是我们教师的一份责任，因此，中国画传统临摹课的古绢纸的研究具有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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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从中西方园林艺术文化开始交流，人们对这两个风格意境截然不同的园林形式的比较就没有停止过。中西方的园林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而且这两种风格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本文通过分析中西方园林艺术的特点，进而了解中西方园林艺术的差异性。
关键词：中西方;园林艺术;差异
一、中西方园林艺术的特点
（一）中国园林艺术的特点
1、追求自然美。中国园林追求自然的美学思想主要受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的影响，他们认为“自然为万物之本”、“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上善若水，上德若谷”，崇尚自然、追求虚静、逃避现实，向往原始自然状态生活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当时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艺术理想和审美情趣。
2、追求含蓄美。中国园林形成含蓄的特点，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受中国诗画的影响，诗贵含蓄，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另一方面是与追求自然、追求意境这两大特点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中国园林在“天人合一”的理念指导下，在尊重、崇尚自然的前提下进行规划造园，创造和谐的园林特色;源于自然，但又高于自然，把自然美与人工美巧妙地结合起来，达到了“虽由人作，宛如天开”的境界。
3、追求意境美。中国园林是文人、画家、造园家和艺匠对自然山水的渴望和追求，深悟山水的形象特征和内涵，并把对自然山水的认知，带到园林艺术创作中，这种融汇了客体的景和主体的情的艺术意境，一直是中国园林刻意追求的境界。给景物以艺术的比拟和象征，想象上的“人格化”，使园林富有诗情画意，如选石，强调山石的“透、瘦、漏、皱、清、丑、顽、拙”，梅花表示风骨清高，松柏喻示坚贞，在中国园林中，作为审美对象的山水花木等，完全成了审美主体抒发主观情绪意趣的载体。
（二）西方园林艺术的特点
代表西方园林风格的是l7世纪下半叶法国古典主义造园艺术，强调驾驭自然、改造自然，“强迫自然接受均衡的法则”，因此形成的基本特点是：整齐划一、均衡对称，具有明确的轴线引导，讲究几何图形的组织营造，甚至连花草树木都修剪成规矩方圆，一切都纳入到严格的几何制约中去，一切表现为一种人工的创造，强调人工美。
二、中西方园林艺术的差异
1、总体风格的差异
由于中国园林追求的是意境美，追求“境生于象外”的艺术境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主张酷爱自然，提倡自然之美、朴素之美，强调自然、自由、自我的思想， 反对一切清规戒律，要在自然的无限空间中得以自我心灵的抒发和满足，所表达的是“物与神游，思与境谐”的审美意识。因此，中国的古典园林是以和谐一致、参差不齐、曲径通幽、峰回路转、影影绰绰以及含蓄回味的特点，从而做到“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于自然美的深刻理解和鉴赏力。西方从柏拉图到法国浪漫派都是以建筑的几何法则和审美思想来规划园林，他们把园林看作是建筑的附属和延伸，形成了几何式的园林风格，布局上有明确的中轴线贯穿全国， 讲求绝对的对称，园林中的景物设计都有精确的比例和严整的几何图案，道路笔直而又平坦宽广，园林中的水体和花坛也都是规则的几何形，甚至连树都被修剪得整整齐齐。总之，一切都被纳入到严格的几何制约中去，以及表现为一种人工的创造， 表露“人是万物之灵长”的思想和人的自由意志。
从总体风格上看，中国的园林缺少人工造作的物质力量以显示与自然对抗或对自然的征服，相反，总追求与自然的和谐，追求从属于自然，服从于自然，与自然相一致的境界。中国文人的乡居生活与西方中世纪的碉堡里的庄园主颇不相同，更多的是与自然山水的亲近，更多表现出深堂琴趣，柳溪归牧，寒江独钓，风雨归舟的特定的诗情画意，而西方的园林风格展现了人类享受自然，拥有自然，征服自然的思想观念。
2、历史渊源的差异
中国园林发源于商、周时期，最早的形式是囿，囿是将一定的天然地域加以圈围，并在其中放养动物，以供帝王贵族狩猎游乐之用的场所，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自然地貌，审美与实用结合在一起。西方园林作规则式布置，最初大都出于农事耕作实用的需要，如法国的花园就是起源于果园菜地，在一块长方形的平地上，由灌溉水渠划成的方格，果树、蔬菜、花卉、药草整整齐齐地种在这些格子形的畦里，在此基础上，种上灌木和绿篱，形成简单朴素的花园，便是法国古典主义园林的雏形。
3、政治形态和美学思想的差异
中国园林从原始状态脱胎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工园林，园林从生产生活走向艺术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此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阶级对抗尖锐，政局复杂多变，使得一些文人士大夫阶级的自信心遭到崩溃，理想幻灭，并逐渐确立了以自然、适意、淡泊为特征的人生哲学与生活情趣，追求的是一种文人所特有的恬静淡雅的趣味、浪漫飘逸的风度、朴实无华的气质。许多文人雅士避凡尘，脱世俗，寄情于山水，有的甚至隐身于山林，复归大自然。正是此种崇尚自然的社会风尚，使艺术家产生了表现大自然优美的情感动力，势必在文艺作品上打上深刻的烙印，从而影响到园林艺术的创作。在西方， 17世纪的法国逐渐成为欧洲最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颂扬至高无上的君主，赞美绝对君权和专制政体，随之成为时代文化的新趋向和艺术创作的新主题，推崇唯理主义，以几何和数学为基础的理性判断完全代替直接的感性审美经验，不信任眼睛的审美能力，代之以两脚规和数字来计算美，力图从中找出最美的线型比例。此种数学的或说几何的审美思想，一直顽固地统治着欧洲的文化艺术界，不仅左右着建筑、雕刻、绘画，同时深刻地影响到园林，西方几何形园林风格正是在这种“唯理”美学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
4、宗教信仰的差异
在封建时代，世界各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基本上均由宗教观念统治着，欧洲有基督教，中国有佛教，尽管宗教和园林艺术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两者并无直接关系，但宗教的传播和发展要借助包括园林在内的文学艺术形式和力量，而园林艺术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人们的宗教生活。宗教对我国园林影响最大的是佛教，由于传播佛教的需要，各地建寺成风，并形成一种与佛教密切相关的园林类型―寺庙园林。中世纪的欧洲，由于只有教会和僧侣掌握着经济命脉和知识宝库，因此寺院十分发达，园林在寺院中发展，并形成寺院式园林。在不同的宗教影响下形成了各自特色的宗教园林类型。园林艺术对宗教的传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寺庙、教堂等宗教建筑及附属园林不仅为宗教活动提供物质场所，也为宗教创造了一个神秘的氛围，达到从心理上征服人的目的。
三、中西方园林艺术差异的意义
深入研究中西方园林艺术差异可以透过园林特点这一表面现象，使我们能更加深入了解中国和西方园林的造园史、园林艺术的本质特征，并充分感受到不同历史、不同民族的审美意趣，人类文明的多元和多彩。在各种文化、文明互相交融冲击的今天，有利于我们在造园、景观设计时除弘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外，还能更好地吸收和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来充实和提高自己的作品，使整个人类的园林文化显得更加绚丽多彩。
结论：
终上所述，中西方园林艺术在风格、历史、政治形态、宗教等很多方面都有不同，正是因为这些不同，才造就出了风格迥异的两种园林形式，也为后人的研究带来了很好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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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敦煌莫高窟第464窟；回鹘；十地菩萨；北凉；西夏；元代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6-0001-18
第464窟（张大千编号308窟，伯希和编号181窟）位处莫高窟最北端，左与第465窟，右与第463窟相毗邻，其规模在莫高窟属于中等，有前后二室。前室平顶，略有尖脊，顶部地仗大部分脱落，仅存东南角的千佛十余身。南北壁中部绘屏风式方格连环画善财五十三参变，画面受人为损毁严重，多处被切割、刻划。通往后室的西壁甬道口南北二角元代加砌坯墙，向东延长甬道，于西北角和西南角各封堵成独立的两个小方室。其中，西北角尚存半截坯墙，而西南角已荡然无存，唯地面尚存墙迹。后室绘观音三十二应化现变。
该窟形制较为反常，前室大，而作为主室的后室反而小（图1），有违常制。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学界存在着两种推论，其一，“推测可能非一次性完工，后来凿设后室时限于条件而未能挖掘成大于前室的后室”。其二，“从目前窟前崖面现状看，现在的前室门外凿崖为北、西、南三堵陡立的平面壁，西顶呈披形，表明原为一个窟室，可能是前室，后随崖体一起坍毁，或许原来是半石崖半木建组构的前室或窟崖，今毁失。今之前室则为原来的主室”[1]。后一种推测得到了考古学成果的支持[2]。原前室塌毁之遗迹至今依稀可辨。
一 张大千的记述及存在的问题
20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先生曾对莫高窟北区包括第464窟在内的洞窟进行过挖掘，认为第464窟为“西夏、回鹘修”，对窟中内容作了如下叙述：
回鹘佛经故事
北壁，二十方，每方间以回鹘文字，高六尺，深一尺六寸半。
南壁，十九方，每方间以回鹘文字。
南壁，佛经故事，东端上书“唵嘛弥把密吽”印度等四种文字。
北壁，佛经故事，东端上横书印度等三种文字，下书：“语行无常，是法生灭”①、“唵嘛尼把密吽”。
又回鹘文字：“生灭灭己，寂灭为乐。”
西夏人画菩萨，一区。外画一圆形。西壁正中、上。
观音、普门品二十方，每方高二尺，广二尺一寸。西、南、北三壁
佛，四区，龛顶、四面。
又，一区，龛内、藻井。
回鹘人画菩萨，二区。高三尺四寸，龛门、两旁。
又上有佛各二区，外画一圆形，并有回鹘题字。
贤劫千佛，龛门、顶。
回鹘文，两方，高四尺三寸，广一尺五寸。剥落，龛内东壁、左右
印度文“唵嘛尼把密吽”，四寸大。龛内东壁上、间以花枝。[3]
张氏所言第464窟为“西夏、回鹘修”的问题比较复杂，将于下文详述，这里仅就张氏对窟内壁面题字记录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略作申述。
其一，前室南壁“东端上书‘唵嘛弥把密吽’印度等四种文字”，由上至下，依次应为用梵文、藏文、回鹘文和汉文书写的六字真言（图2）。
其二，前室北壁“东端上横书印度等三种文字，下书：‘语行无常，是法生灭’、‘唵嘛尼把密吽’。又回鹘文字：‘生灭灭己，寂灭为乐’”（图3）。所谓“三种文字”，由上至下，依次为梵文、回鹘文和藏文。其下文字，张氏所述有误，应改为：
其下中间为汉文与八思巴文合璧书写“唵嘛尼把密吽”右书汉文“语行无常，是法生灭”，左书汉文“生灭灭己，寂灭为乐”。
八思巴文创制于忽必烈时期。忽必烈尊崇藏传佛教，以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为“国师”，命他以藏文字母为基础创制新的蒙古文字，以取代原来流行的回鹘式蒙古文，故称“蒙古新字”，又称“蒙古国字”，俗称“八思巴文”。至正六年（1269）二月，这种新文字正式颁行全国。八思巴文是一种拼音文字，绝大多数字母仿照藏文体式而呈方形，少数字母采自天城体梵文，还有个别新造字母。这种文字虽作为蒙古国字颁行全国，但未能真正推广下去。除去政治和文化传统因素外，主要是因为这种文字字形难以辨识，而且不如回鹘式字母更适用于蒙古语的语言特点，因为蒙古语毕竟和回鹘语一样，同属阿尔泰语系，均为黏连语。质言之，八思巴文的创制既不适应社会的需要，也有违民族语文发展的自然规律，因此，尽管八思巴文名为官方文字，但民间依然使用汉字及回鹘式蒙古文，故其流行不到一个世纪，便随着元朝的灭亡而销声匿迹了[4]。
另外，梵文六字真言的顺序应为O mani padme hūm，但在第464窟前室北壁中似乎有书写混乱之嫌，如尾字hūm（吽）被单写于第1行，另行开首写倒数第五字dme（弥），然后再写O mani pa（唵嘛尼把）。何以如此？不得而知。
二 西夏石窟说驳议
关于第464窟的时代，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先生即言该窟为“西夏、回鹘修”[3]628-629，已如前述。至于何以如是断代、定性，不得而知，大概是因为后室西壁有所谓的“西夏人画菩萨……观音、普门品……佛”。此后，学界多认为该窟为西夏窟，如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谓“西夏窟（元重修）”①。是后，学术界多接受西夏说②。近期，西夏艺术史专家谢继胜再撰文考证，认为第464窟为西夏窟，并以之为据，证明风格与之相近的第465窟亦为西夏窟[5]。
另一种意见则反对西夏说，如西夏石窟考古专家刘玉权在前期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于1982年完成了对西夏洞窟的分期，从敦煌石窟中分出属于西夏时期的洞窟88个，其中莫高窟有77个，榆林窟11个，但第464窟未被列入其中[6]。后来，刘先生对原先的分期再作修订，将西夏洞窟分为二期，其中前期65个窟，后期12个窟，仍未包括第464窟[7]。对刘先生分期持有异议的关友惠先生，同样也将第464窟排除在西夏窟之外[8]。梁尉英先言其为“元代早期的洞窟”[9]，后又改称“西夏洞窟”[1]。王惠民言西夏说“尚待进一步确定”[10]。
总之，学界对第464窟的分期存在西夏窟和元窟两种说法，而以西夏说占主流。那么，西夏说之依据何在？却一直是个谜，因为从洞窟现存壁画中除了所谓的具有“西夏特点”的上师莲花帽之外，看不出西夏石窟的任何特征。谢继胜先生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考察既有的研究成果，并特意向敦煌研究院有关人员咨询，得到了如下结果：
通读梁[尉英]先生的论文，作者并没有明确说明第464窟定为西夏窟的依据是什么。主室的壁画究竟是西夏壁画还是元代壁画？笔者在兰州访问梁先生时，先生亦语焉不详。笔者请教敦煌研究院负责清理北区石窟的彭金章先生，他说第464窟壁画是否为西夏壁画他不能断定，但第464窟的建窟时间比画面题记显示得更早，有可能建于北魏。此外，笔者还就第464窟壁画请教西夏壁画研究专家刘玉权先生，刘先生称早期确认此窟是西夏窟，但哪一部分壁画是西夏壁画仍不清楚，现在的壁画可能是元代壁画。[5]70
可见，言第464窟底层壁画为西夏者众，但拿出真凭实据者鲜。有鉴于此，谢氏著专文对该窟进行研究，确认该窟为西夏壁窟。遗憾的是，同样未举出任何有力的证据。其主要证据有四，其一为前室南北壁所见两则来自“大宋”的游人题记。
前室北壁西段题记，刻划，文曰：“大宋阆州阆中县锦屏见在西凉府贺家寺住坐游礼到沙州山寺梁师父杨师父等。”①阆州阆中县即今四川阆中市，宋代隶属成都府路，南距合川市约120千米。
前室南壁西段题记，刻划，文曰：“大宋府路合州赤水县长安乡杨到 此 寺居住沙州……”②其中的合州治今四川合川市，所辖赤水县地当合川市西北65千米赤水乡，同隶成都府路。所以题记中的“府路”应为“成都府路”。
二题记书写者皆来自今四川省合川县北或西北，其中又都出现“杨”姓人士，书写位置分处北壁和南壁西段，大致对应，开首皆称“大宋”，很可能为同行者所书。这些题记不仅不支持谢氏所主西夏说，而且可看作谢说的反证。谢氏辩论说：“这些题记的年代都是在北宋年间，很可能是西夏据有敦煌之后不久……西夏据有敦煌后，敦煌地方仍然使用正统年号，但这种过渡时间大约只有10年左右，其典型例证就是莫高窟第444窟，当时西夏据有敦煌已10年，但窟内题记仍用中原王朝年号。”[5]71谢氏接受的是西夏于1036年正式统治敦煌之说，且不论此说是否可以立足③，单就以“大宋”题记来证明西夏窟的存在而言，在逻辑上就有些不通了。论者或可作如下辩解：西夏于1036年统治敦煌后，势力尚不稳固，故允许沙州回鹘继续向宋朝贡，敦煌石窟中出现大宋年号，也是西夏统治力量薄弱所致。如果此说不误，敢问西夏在敦煌统治尚不稳固的初期，朝不保夕，怎会有余力和心思来修建规模如此宏大的石窟呢？论者还可继续辩解：正是由于西夏统治不稳固，所以对第464窟壁画的重绘并未下大工夫，只是在素面上重绘而已。果若如是，那又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战乱期间虔诚的西夏佛教徒可以作的佛事，何以至西夏统治稳固后却不能继续，以至于半途而废呢？不可思议。谢氏所举证的二题记不仅不支持西夏说，而且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依常理，一般会视之为西夏未能对敦煌实施有效统治的佐证。
谢氏的第二个论据是第464窟壁画具有比较典型的藏传壁画特点。我们知道，西夏早期佛教主要受回鹘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影响④，故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所见早期西夏壁画不管在题材、布局、人物形象、衣冠服饰，还是在绘画技法上，都全面继承北宋壁画之余绪，上与曹氏归义军所设地方画院及其后的沙州回鹘洞窟相衔接，具有严谨的写实作风，但构图显得过于程式化，经变故事情节简略而显得呆板。中期以后，逐渐形成了本民族的特色，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人物形象逐渐接近党项族的面部与体质特点，西夏所流行的服饰在壁画中开始出现。至于藏传佛教的影响进入洞窟，藏式绘画开始流行，已是晚期之事①。西夏与藏族尽管早有接触，但藏传佛教在西夏流行，则始自西夏仁宗仁孝统治时期（1140—1193）[11]。谢继胜明确指出：
到12世纪末，西夏人已经完全将藏传绘画与本土风格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并创造了一种新的样式，笔者称之为“西夏藏传风格”，这种风格的出现标志着西夏具有了可辨识特征的自己的艺术风格。
第464窟壁画即具有比较典型的笔者所谓的西夏藏传壁画特点。[5]74
依上述引文，第464窟已经具有“西夏藏传壁画特点”，自然为12世纪末以后之遗存，而谢氏在同文中又言：“通过对莫高窟第464窟游人题记年代的分析确认该窟壁画绘于西夏前期。”[5]79到底该窟壁画属于前期还是属于后期呢？显然自相抵牾。
谢氏确认第464窟为西夏窟之第三个证据为后室南壁所绘上师所戴帽子为宁玛派的莲花帽（图版1），此为其立论的最根本依据。除该窟外，这种帽子在莫高窟第465窟、榆林窟第29窟均有出现，几乎完全一致。榆林窟第19窟甬道北壁有汉文刻划题记：“乾祐十四年日甘州住户高崇德小名那征到此画秘密堂记。”②乾祐二十四年，即1193年，而“秘密堂”则为人们对以藏密佛窟或佛寺的一种称谓。第19窟题记所谓“秘密堂”，据推测即榆林窟第29窟。如果此说不误，那么榆林窟第29窟的营建年代即应在夏仁宗乾祐二十四年（1193）[12]。另外，在酒泉文殊山万佛洞、瓜州东千佛洞第4窟、千佛洞第7窟、宁夏山嘴沟石窟、宁夏拜寺口西塔、黑水城出土唐卡等西夏上师像中，也可以看到这种莲花帽。但是，这种莲花帽并非西夏所特有，原本为8世纪入藏的印度佛教大师莲花生所戴之冠，后演变为藏传佛教宁玛派的传统着装[13]，诚如谢继胜先生所言，“西夏以后的作品也同样出现着莲花冠的上师像”[5]76，不仅元明清代有所见，甚至出现于16世纪尼泊尔的绘画中，直到今天，宁玛派上师仍佩戴这一形式的莲花帽。故这种着莲花帽上师像的出现，不足以支撑西夏说的成立。
第464窟被定为西夏窟的第四个证据是后室窟顶藻井的大日如来像。该窟窟顶绘五方佛，东西南北四披四位如来均为汉地绘画风格，但中央的大日如来却为藏传绘画风格（图版2）。这种画法在西夏绘画中极为多见，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藏传佛教艺术中，这种画法一直盛行不衰，非西夏所特有，同样不足以证明西夏说的成立。
第464窟之所以被定为西夏窟，还有一个潜在的理由，即该窟有多处西夏文题记。据有关人员调查，窟中现存西夏文题记7则，其中5则用硬物刻划，二则用粗笔墨写[14]。一般而言，硬物刻划文字不可能出自石窟创建者之手，而是后来朝山者的随意题写。二则墨书题记，都很简单，总共只有5个字，显然亦非创建者所书。正如刊布者所言，以上7则题记均为“巡礼题款”。这些题记多书写于前室南北壁的西端素壁上，与前述“大宋”汉文题记并书，后均为加长的甬道所覆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后室东壁甬道顶部书有梵文六字真言（图4），读作：O mani padme hūm（唵嘛尼把密吽，又见于前室南北二壁），与壁画浑然一体，属于同一时代之物。它的存在直接否定了西夏说。
在藏传佛教中，六字真言（六字大明咒）又被称作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咒，只要常念这神奇的咒语，即可获得现报，修持方法极简单易行。14世纪成书的《王统记（Gyalrab Salwai Melong）》以《白莲花经》①的基本思想为基础，对六字真言所体现的观音法力作了如是概括：
此六字咒，摄诸佛密意为其体性，摄八万四千法门为其心髓，摄五部如来及诸秘密主心咒之每一字为其总持陀罗尼。此咒是一切福善功德之本源，一切利乐悉地之基础。即此便是上界生及大解脱道也。[15]
作者把这六个神奇的字与佛教的“六道”理论结合了起来，认为六字与“六道”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
“唵”，除天道生死之苦；“嘛”，除阿修罗道斗诤之苦；“呢”，除人道生老病死之苦；“叭”，除畜生道劳役之苦；“咪”，除饿鬼道饥渴之苦；“吽”，除地狱道寒热之苦。[15]21
这样，六字真言也就差不多成了佛法的象征，几乎涵盖了佛教的众多精义。这种解释虽有点背离梵文的原始意义，但极大地神化了六字真言的不凡法力，而且将六字与“六道”巧妙地附会在一起，更容易为信徒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对六字真言的信受奉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除了信众之外，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②。
六字真言在吐蕃中出现的最早证据，可追溯到吐蕃占领敦煌时期（786—848）。在那个时代书写的古藏文文献中，即已发现有用吐蕃文书写六字真言的情况，如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S.T.420-1、S.T.421-1、S.T.720[16]及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藏P.T.37、P.T.51等藏文写卷即是[17]。这些写卷尽管有的已很残破，而且写法也不无差异，但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至迟在8—9世纪时，六字真言在吐蕃中即已出现了。此后，随着藏传佛教在后弘期的迅猛发展，六字真言也开始逐步流行起来，至于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则应自元朝始[18]。
就西夏而言，在为数众多的藏传佛教画品中，六字真言迄今尚无所见，榆林窟第29窟为西夏窟，窟顶藻井井心有墨书梵文六字真言，但为元代之遗墨[19]。说明那个时代六字真言在西夏尚不流行。而第464窟之梵文六字真言与壁画作于同时，则该窟非西夏窟可明矣。
综合以上各因素，足证西夏说是缺乏根据的，难以成立③。
三 原窟为北凉禅窟
那么，第464窟应创建于何时呢？近期的考古资料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考古资料证明，第464窟原为多室禅窟，前室（即原来的主室）南北二壁原各开两个小禅窟（图5）[2]54-56。
众所周知，莫高窟禅窟的开凿主要在隋代以前，隋以后开窟虽多，但均为功德窟，未见到一所禅窟。
莫高窟现存洞窟中，最早的禅窟为第268窟。敦煌研究院过去将第268窟主室南北侧壁的四个小龛分别编为第267、269、270、271窟（图6）。从整个洞窟结构看，四个小龛均属第268窟之组成部分，故应视作一个窟来看待。这四个小龛面积很小，“才容膝头”⑤，是禅室无疑。全窟仅正壁及窟顶有造像，侧壁及两侧禅室皆无造像，整体窟室结构保留了西北印度地区禅窟与设像处所分离的原则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第270窟暴露出来的层位关系看，这一组窟龛经过了两次重修，现存第一层是隋画千佛（第268窟西壁未重画），第二层是北凉时期（401—439）画的金刚力士和飞天等，与第268窟西壁下的供养人属于同层。在北凉画下有一层白色粉壁，无画，是证该窟原本即无壁画，供禅僧坐禅苦修之用[20]。其开凿时代被定为北朝第一期，即北凉统治敦煌时期（420—442）②。
属于北朝第二期（即北魏时期）的禅窟有第487窟。该窟由前室和后室两部分组成，其中前室现存部分呈横长方形，从残存遗迹看，原为面阔三间的窟檐式建筑。主室平面呈方形，中部偏西筑有方形低坛，南北二侧壁各凿出四个小禅室③。
属于第三期（即西魏时期）的禅窟有第285窟，堪称莫高窟禅窟中最为典型者。该窟南北二壁各营建小禅室四个（图7），该窟北壁东起第一铺滑黑奴造无量寿佛发愿文的纪年，可以证明第285窟完成于西魏大统五年（539）或稍后[21]。
上述诸窟小禅室面积都很小，不足半平方米，仅能容一人打坐，室内亦无色彩粉饰，仅用泥轻抹而已，禅僧们面壁打坐，寓示四大皆空，无所执著。入静一无所求，出静则绕佛坛念佛，故满室饰彩壁画，昭示着美妙的极乐世界，通过鲜明的比照使禅机得到进一步升华[22]。而窟内壁画中的禅定比丘列像，“并不是表现修行中的比丘，更大的可能性是表现步陟禅定修行阶梯，最终获得阿罗汉果，得到了神变的高僧神僧”[23]。
此外，与之相仿的还有新疆吐鲁番吐峪沟北凉第42窟（格伦威德尔编号第4窟）。该窟窟顶呈纵劵顶，平面为长方形，后壁开一禅室，东西两侧壁各开两禅室（图8），内绘比丘禅观图。值得注意的是，该窟纵劵顶两侧壁有三排比丘禅观图。所绘内容和十六国时期流行的禅观思想息息相关，所依禅经主要有鸠摩罗什译《禅秘要法经》、《坐禅三昧经》和《禅法要解》④。日本学者山部能宜通过图像与经典的比对，认为第42窟之壁画与424年畺良耶舍译《观无量寿经》最为接近，但又不尽相同，应含有中亚地方因素①。若此说成立，那么第42窟之开凿应在424—460年之间②。
综观以上所列禅窟，北魏第487窟与西魏第285窟之形制基本一致，均在主室侧壁各开4个小禅室，而北凉第268窟和吐峪沟同时代第42窟则更为接近，各于侧壁开2个小禅室，与第464窟所见几无二致。考虑到隋代以后未见有禅窟开凿，故可将第464窟始造时代推定在北朝时期，若再考虑其形制特点，似定为北凉窟较为稳妥。
北凉时期，在敦煌禅修的僧人数量应是较多的，仅有第268窟的4个小禅窟显然不够用，20世纪末北区的考古发掘告诉我们，莫高窟用于修禅的石窟多在北区。莫高窟北区现有石窟248个（含敦煌研究院编号第461—465窟）其中专供僧人修行习禅用的石窟就有82个，另有5个僧房窟附设禅窟[24]。其中，B125窟为一单禅室窟，树轮校正年代为420年，被推定为北凉时期[25]。B113为一多禅室窟，形制与吐峪沟石窟第42窟几乎完全一致，亦当为北凉窟[26]。说明自北凉始，莫高窟北区即为禅僧修行的集中区。
总之，可以看出第464窟最初开凿于北凉时期，原为多室禅窟。此后长期被废弃，及至元代，通往禅窟的甬道被封堵，多禅室窟遂演变为毗诃罗窟。随着前室的坍塌，原来的中室变成了前室[2]54-56。
四 出土文献及相关问题
自20世纪初以来，第464窟出土了大量不同文字的文献。在敦煌莫高窟所有洞窟中，除藏经洞之外，以该窟出土文献最多，故有“第二藏经洞”之称[27]。1908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曾造访该窟，将其编为181窟，并于洞中清理出不少文献，约有600件左右。他在笔记中写道：
那里也有汉文、藏文、婆罗谜文和蒙古文的残卷，同时也有一些西夏文刊本短篇残书。这是一种新奇事。我让人完成了对洞子的清理，大家于那里最终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印有西夏文的纸页，他们至少属于4部不同的书籍。[28]
继伯希和之后，张大千先生于1941—1943年进驻敦煌，逗留莫高窟期间，曾对北区部分洞窟进行了非科学性挖掘，获得回鹘文、西夏文、汉文、蒙文等文书百余件，原为张大千个人收藏，后携往域外，其中相当一部分现收藏于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构成了该馆收藏敦煌文献的主体[29]。如编号为180-ィ1“敦煌遗片”一册共8叶，其内收有西夏文、藏文、回鹘文和汉文佛典写本或刻本断片；编号222-ィ63则为“西夏、回鹘文书断简”一册，共18叶，其中主要是回鹘文文献；编号183-ィ279为“西夏文断简”一册，有近百文书整叶和残片，经张大千先生重裱成44叶。在日本藤井有邻馆和瑞典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中，也有一些来自敦煌，但并非出自莫高窟藏经洞（第17窟）的回鹘文文献。据研究，这些文献大多都应出自莫高窟第464窟③。1989年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对该窟进行了系统发掘，又获得了90余件古代文献。
第464窟出土文献经过整理研究，今已大体明确，以印本居多，大多属元代之物。
前人多言，前室有双层壁画，底层为西夏画，外层为元画。笔者仔细观察，却看不出哪个地方有重层壁画之遗痕。该窟内容复杂，为清楚起见，这里将其分作三个层面来叙述。
其一为第464窟之原始形态，建于北凉，为禅窟。但有无绘画已看不出，从现存壁面观察，当时无画，应为素壁。
其二为后室，北、西、南三壁前设佛床，但塑像今已荡然无存，唯壁画保存完好，具有显密融合的艺术特点，明显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
其三为前室与甬道。后室甬道原来仅为0.90米左右，后来向东加长为2.50米，在西南角和西北角各构成一个封闭式方室，然后绘制壁画。从画面看，甬道二壁、甬道加长部分二侧壁与前室南北壁壁画是浑然一体的，不管是线条、着色还是晕染法以及前室窟顶与甬道顶部所保存的千佛造像，都是完全一致的，无疑完成于同时。
加长甬道以构成独立的小方室，这种情况在莫高窟极其罕见。何以如此？值得深究。
众所周知，二方室之内各围一废弃的小禅室，其中西北角的小禅室后来成为瘗埋“元代公主”之墓（图5）。1920年，滞留于莫高窟的沙俄残部，曾对该墓进行了盗掘，将其中的珠饰钗钿洗劫一空[47]。唯留一只“公主”脚，至今尚存于敦煌研究院[48]。至于“元代公主”之由来，史无明载。在莫高窟北区，用于瘗埋僧人骨灰、遗体和遗骨的瘗窟有25个，其中15个是专门为瘗埋死者而开凿的瘗窟，另有7个窟是改造原来的禅窟而成[24]346-347。第464窟“公主墓”显然属于后者，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第464窟规模与通常的瘗窟是不可相提并论的，若没有特殊且尊贵的地位，是不可能获此殊荣的，尤其是当时为了掩人耳目，竟对石窟整体结构进行了改造，将原来的甬道加长一倍以上，将公主墓完全隐藏了起来。由是以观，“元代公主”墓之说当非空穴来风，而是可信的。公主身份高贵，随葬物较多可想而知。为保持一致，在石窟前室西南角也修建了同样形状的方室。
1908年，伯希和对第464窟进行了考察，并予以清理，获得众多文物。关于该窟的内容与时代，他作了如下叙述：
过道中每个壁面的装饰主要由占据了洞窟整个上部的一幅画组成，它约有3米长，位于a、b之间，被分成由冗长的蒙文引文分隔开的斜长的小画面，而这些引文一般均写作红色，唯有引文开始处得标题系用蓝色写成，所有的题识都写于黑色底面上。这一切绝会使人产生一种印象，认为它们原来是组成长篇蒙文和藏文写本的叶子，而那些绘画则相当于在内部装饰了夹板的两个版面的细密画。有关这种装饰（它也是过道中和洞子中的装饰）的时代，我们掌握有如下论据：它覆盖了一个石灰粉刷层，后者上面就写满了西夏文（同时还有藏文和汉文）游人题记。因此，它肯定是元代的。[28]374
伯氏依石窟中的蒙古文题记，且题记书写于壁画营造之初，从而确定该窟为元代之物。这一断代是可信的，但必须指明一点，其中的文字为回鹘文而非蒙古文。伯希和精通回鹘文，可能是时间紧迫，加上题记多模糊不清，导致伯希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但这一误判并不动摇其断代的根基。
伯氏依题记对石窟的断代之法为日本学者森安孝夫所接受，他进一步引申说：
由伯希和图录观之，第181窟壁面上的回鹘文，并没有后世不断添加或涂鸦的痕迹，而是在营造之初与壁画同时写上去的。这是不会错的。有一藏文题铭，观其与壁画之关系，倒可定为后世添加物。故而，若将第181窟定于西夏时期（并非开凿），那窟中会存在与壁画相一致的回鹘文榜题也就匪夷所思了。所以，还应遵从伯希和的推断，认为是在“蒙古统治时期”的看法是妥当的。[49]
应该说，森安的思考也是有根有据的，遗憾的是，他并未意识到第464窟的壁画是双层的，表层为元代，本无异议，但还有底层壁画。森安为肯定该窟为回鹘窟，为否认西夏因素的存在而断定第464窟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也为蒙元时代回鹘人使用之物[50]。似乎大可不必。关键还在于窟中的题记，如伯氏所说，这些题记与壁画形成于同一时间，故题记的释读对壁画的断代与定性势必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上文释读的三则题记，反映的是四地、五地和十地菩萨，九地菩萨虽榜题毁失，但图像犹在。《法门名义集》云：“圣种性有十地菩萨，自此已后是出间圣人之位。”[40]202从窟中现存遗迹可以看出，甬道二壁所绘恰为十尊菩萨，合为“十地菩萨”，除现存4尊外，其余6尊皆因土坯所砌甬道的被毁而残缺，如北壁甬道现存部分呈曲尺形，下边长2.50米，上边残长0.90米（图版8），就是明显的例证。
其中，一至五地菩萨位于南壁，自左向右依次排列；六至十地菩萨位于北壁，自右向左依次排列。从1908年伯希和所摄照片看，西北角和西南角的两个方室当时即已被拆毁[50]，原作为方室建筑一部分的甬道南北二壁延伸墙壁上的菩萨像也随之毁于一旦。
依据甬道十地菩萨榜题，结合窟内随处可见的其他回鹘文题记，势必需将之与回鹘相联系。考虑到前室二壁中的四体六字真言和五体六字真言的存在，加上洞窟中出土的文献绝大多数为元代之物，可以认为，第464窟前室及甬道现存壁画应出自回鹘之手，为元代之画作。而元代也是回鹘在敦煌比较活跃的时期。
至于画风问题，因本人对石窟艺术素无研究，故特向敦煌研究院西夏、回鹘壁画研究专家刘玉权先生求教。刘先生言：第464窟壁画明显不属于西夏，而有回鹘画风特点，但由于与他辨识出的23座沙州回鹘洞窟差别甚大，故在分期排年时，将第464窟排除在沙州回鹘窟之外。刘玉权当时确认的沙州回鹘洞窟计有23座，分为前后二期，兹引录如表1：
其中第237窟（张编53窟）、309窟（张编98窟）和310窟（张编99窟），早在20世纪40年代即已被张大千确定为回鹘窟[3]124-126，222-224。另外，莫高窟第368窟（张编172窟）也曾被张大千确定为回鹘窟[3]250-251，但在刘玉权的分期排年中却被排除在外。刘先生所列第23窟，其时代应在11世纪70年代以前，这时的回鹘完全受汉传佛教的影响，堪称汉传佛教在西域的翻版[52]，而第464窟壁画却不同，后室明显受到了藏传佛教的影响，前室与甬道绘画尽管以汉风为主，无明显藏传佛教绘画特点，但与上述所列第23窟绘画之画风亦迥然有别，乃时代变迁与文化变异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看来，张大千将第464窟定为“回鹘修”当是颇有见地的。除壁画外，张氏所作结论似乎还肇基于该窟内西夏文、回鹘文题记之众多。前文已指出“西夏说”之非，此不赘述。但其中的回鹘文题记当是与壁画同时共生的，非后人所题写，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就这一点言，张氏的结论是颇有见地的。
这里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敦煌偏处西北，何来“元代公主”之葬呢？恐还需从瓜沙地区的统治者——蒙古豳王家族与敦煌石窟的关系中寻找答案。
众所周知，蒙古于1227年占领敦煌，“隶八都大王”[53]。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元政府设瓜沙二州，隶肃州，归中央政府管辖，授当地百姓田种、农具。十七年，沙州升格为路，设总管府，统瓜沙二州，直接隶属于甘肃行中书省。十八年正月，“命肃州、沙州、瓜州置立屯田”[54]。是后于至元二十四年始筑沙州城，“以河西爱牙赤所部屯田军同沙州居民修城河西瓜、沙等处。”[55]4年后，以政局不稳，元政府尽徙瓜州居民入肃州，瓜州名存实亡。这一时期，瓜沙之地位渐趋衰微，直到大德七年（1303）随着蒙古大军的屯驻，局面才得以扭转。《元史》卷21载：
[大德七年]六月己丑，御史台臣言：“瓜、沙二州，自昔为边镇重地，今大军屯驻甘州，使官民反居边外，非宜。乞以蒙古军万人分镇险隘，立屯田以供军实，为便。”从之。[56]
是时，“甘州军隶诸王出伯”[57]。出伯与其弟哈班均受赐金印，以诸王身份出任河西至塔里木南道方面军事统帅重任，节制甘肃行省诸军。大德八年，“封诸王出伯为威武西宁王，赐金印”[59]461。蒙古崛起朔漠，肇兴之初各种制度尚不完善，因此诸王初无位号，仅有六等印纽的赐予，中统以后才开始以国邑之名封号，但仍以六种印纽分等[58]。威武西宁王位列诸王第三等，佩金印驼纽。大德十一年，出伯进封豳王[59]，由三等诸王晋升为一等，佩金印兽纽，由甘州移驻肃州（今甘肃酒泉市），豳王乌鲁斯得以正式形成。接着，天历二年（1329）出伯子忽答里迷失（又作忽塔迷失、忽答的迷失、忽塔忒迷失）被封为西宁王，佩金印螭纽，位列二等诸王，驻于沙州（甘肃省敦煌市）。是年十二月，忽答里迷失进封豳王。[60]翌年，西宁王之位由其侄速来蛮继袭①。元统二年（1334）五月，又以出伯子亦里黑赤袭其旧封为威武西宁王[61]，地位次于西宁王，佩金印驼纽，驻于新疆哈密。出伯兄哈班之后宽彻于天历二年八月被封为肃王[60]739，位同豳王，为一等诸王，佩金印兽纽，驻于瓜州（甘肃省瓜州县）[62]。本文所谓的豳王家族即为豳王、西宁王、威武西宁王和肃王的总称。有元一代，豳王家族受元政府之名统领镇戍诸军，防守西起吐鲁番东至吐蕃一线。
蒙古大军入驻后，瓜沙社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发展，莫高窟、榆林窟的佛事活动也在元代晚期渐趋高涨。至顺二年（1331）瓜州知府、瓜州郎使郭承直与其子郭再思、司吏吴才敏、巡检杜鼎臣等巡礼榆林窟，是元代最早的纪年题记②。西宁王速来蛮镇守沙州，于至正八年（1348）在莫高窟立《六字真言碣》，率领王子、王妃、公主、驸马等诵经奉佛[63]。三年后，速来蛮又主持修复莫高窟文殊洞（第61窟）外的皇庆寺[63]112-116。在莫高窟现存的10个元代石窟（第1、2、3、95、149、462、463、464、465、477窟）中，大多都属于晚期。至正十三年，守镇官员下令重修榆林窟③。榆林窟的4个元窟（第3、4、6、27窟），都建于元代晚期。
由于蒙古统治者如同西夏晚期统治者一样推崇藏传佛教，自西夏以来即流行于敦煌的藏传佛教得以继续发扬光大，故莫高窟现存的藏传佛教艺术除去西夏传下来的汉密画派（如第3窟和61窟甬道）之外，又有风格迥异的金刚乘藏密画派（如第465窟）[64]。在莫高窟、榆林窟现存14个元代洞窟中，又以属于晚期者居多[65]，故学界认为“元代晚期方是莫高、榆林二窟修建的高涨时期”[66]。这种局面的形成，盖与瓜沙地区统治者豳王家族在敦煌大兴佛事有关。对此，笔者拟另文详述，兹不复赘。前文述及的“元代公主”，很可能就是豳王家族成员之一。如同莫高窟《六字真言碣》所显示的那样，豳王家族成员有王子、王妃、公主、驸马等，称号几同于中原大汗。说明诸王之女也被称作公主[63]108-112。曾出家为尼的某公主，亡后瘗埋于第464窟。否则，敦煌何来公主呢？而亡于他地，并未在敦煌出过家的中原大汗之女绝不会千里迢迢而远葬西北边陲之地敦煌。
有元一代，回鹘与蒙古王室关系密切，回鹘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被成吉思汗封为第五子，享受诸王待遇，并嫁公主[67]。是后，回鹘人中大凡“有一材一艺者毕效于朝”[68]。豳王家族“兼领瓜沙以西北至合剌火者畏兀儿地征戍事”[69]，与回鹘关系同样非常密切，故酒泉文殊山石窟发现的著名碑刻——汉—回鹘文合璧《重修文殊寺碑》记录了豳王家族兴修文殊寺的事迹，碑主为第三代豳王喃答失太子[70]。作为蒙古人，碑文不用蒙古文，却使用汉文与回鹘文。至正十二年（1352），来自哈密的威武西宁王不颜嵬厘赴榆林窟朝山，题写的文字也是回鹘文而非蒙古文，均体现了回鹘与豳王家族关系之特殊性。前已述及，第464窟出土文献差不多均为元代之物，凡纪年明确者，皆属14世纪的早期和中期，其中Or.8212-109回鹘文《吉祥胜乐轮》甚至是奉沙州西宁王子阿速歹（Asuday）之命而抄写的[71]。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敦煌写本（北大D154V和北大附C29V[72]）中还有两首赞美西宁王速来蛮的回鹘文头韵诗，证实当地回鹘佛教与豳王家族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73]。其出土地点虽不详，但依早期发现元代回鹘文文献的情况看，应以第464窟可能性最大。
其时当在元朝的后半，正值莫高窟营建之高涨期。第464窟由回鹘修复，窟内却瘗埋着蒙古豳王家族的公主，那么，回鹘之修复活动则必与豳王家族息息相关。易言之，豳王家族应为该窟的供养主。
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后室东壁即甬道西口南北二侧壁之壁画在保存完好而且非常清晰的情况下曾被人粉刷过，覆盖后题以回鹘文文字（图版9）。其中，南侧满壁书文字29行，北侧第1行文字未及写完便戛然止笔了，显然系受外力影响而中断。何以如此？令人费解，或许只有那些已完全模糊不清的回鹘文文字能够告诉我们原因，遗憾的是这些文字今天已完全无法辨识了。笔者个人臆测，应为功德记之属，期待着来日能有办法释读出这些文字，为疑团的解决提供些许信息。
在敦煌石窟营建过程中，未竣工而突然终止的情况时有所见，尤其是在北朝、五代等战乱年代更是常见。致其生变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改朝换代始终居于首位，第464窟之情况当亦属同样因素所致。
至正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建立明朝，并于同年攻陷元都大都，元朝灭亡，但瓜沙二州尚处于蒙古豳王家族统治之下，第464窟前室南壁东段墨书“至正卅年（1370）五月五日”[74]即是明证，因为至正二十八年元朝即已灭亡了，但瓜沙地区仍行用元朝年号。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遣冯胜率大军经略河西，在瓜沙击败元朝留守河西军之残部。第464窟之修复活动之所以功未竟而突然中止，当与这场变故有关。能够对我们这一解释提供佐证的是第464窟大批回鹘文木活字实物的发现。1908年，伯希和于此窟掘获回鹘文木活字968枚，1989年，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又发现19枚。这些活字，都为蒙元时代之物①，敦煌回鹘掌握并开始使用活字印刷的时间，似乎应在12世纪末到13世纪上半叶[75]。第464窟废弃活字之时代，伯希和推定为1300年左右[76]。这些说明该窟在元代时有可能是一个回鹘刊经场所[28]375。在经历数百年之后，在同一窟中尚能发现如此众多的木活字实物，说明当时活字印刷的废弃应是短时间内发生的；反之，如果是逐步废弃的，那么活字实物就会自然散乱，而不可能呈现如此集中的状态。
第464窟前室与甬道壁画为同时所绘，但后室明显与之不同，除了线条、着色迥异外，前室所用晕染法，在后室完全看不到，甬道菩萨造像所用沥粉堆金法，在后室也是看不到的。就绘画风格论，前室所见善财五十三参变与后室所见观音三十二应化现变也迥然有别，前者挥毫恣意，大度有力，潇洒疏朗，颇有大家风范；后者工笔严谨，精致细腻，内涵丰富，呈细密之风[1]23。这些都说明，二者非同一时代所画。前文已论及，后室东壁有梵文六字真言，说明该窟的上限不早于元初。值得注意的是，该窟东壁甬道二侧之画面曾被粉刷过，并覆以回鹘文题记。从壁面的叠压关系，明显可以看出，前室要晚于后室。结合各种因素，可定后室壁画当为元代早期之遗存，其壁画少部分遭到破坏之事，当发生在元朝末期。当时回鹘所覆盖的画面尚相当清新，证明二者时代相距不远，推定为百年以内当不致大误。
这些因素说明，第464窟前室与甬道是回鹘人在蒙古豳王家族的支持下进行修复的，确切地说，具体时间当在元朝末期，但不迟于《吉祥胜乐轮》的抄写年代——1350年。在甬道与前室完工后，回鹘人有意保留了当时保存尚完好的后室，仅对后室东壁甬道二侧的墙壁进行了粉刷，准备题写文字。由于明朝军队突然攻破沙州，文字的题写工作尚未完毕便草草收场了，该窟遂再度废弃。
七 结 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莫高窟第464窟的开凿是在北凉而非目前流行的说法西夏；原为多禅室窟，后来（很有可能为元代）通往南北二壁的禅窟甬道被封堵，多禅室窟变成了毗诃罗窟；由于前室坍塌，原来前室、中室（主室）、后室形制变为前室和后室结构；后来，回鹘在蒙古豳王家族，即沙州西宁王的支持下重修洞窟，并加长了原来通往后室的甬道，构成方室以掩盖方室内侧的元代公主墓，并根据胜光法师译回鹘文本《金光明最胜王经》在甬道南北二壁绘制了十地菩萨像，窟内随处可见回鹘文题记，可确认前室与甬道现存壁画当出自回鹘之手，窟内有藏传佛教风格的六字真言题辞二方，加上洞窟内发现的古代文献、文物绝大多数均属元代末期，故而可确认该窟前室与甬道为元代回鹘窟，更确切地说，应为元末的洞窟。后室则为元代早期洞窟。
与第464窟毗邻的第465窟和第463窟，绘画风格也与其十分近似，故学界通常将以上三窟定为同一或相近时代之物①。那么，第465、463窟是否也如森安孝夫所推想的那样，“是回鹘佛教徒开凿的”②呢？有待学界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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