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02 14:41:0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教育哲学课程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国际比较
2009年以来,南京大学施行“三三制”本科教学改革,努力创建世界一流的大学教育,这使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升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南京大学哲学系积极开展国际比较研究,深入分析欧洲和美国6个世界一流哲学系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对哲学专业人才培养国际发展趋势、国内大学哲学系存在的差距和不足等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进而通过有针对性的改革,努力缩小差距、弥补不足,在进一步优化完善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一、世界一流哲学系的人才培养理念与举措
在此次国际比较研究中,南京大学哲学系收集、分析了欧洲、北美和东亚十余所大学哲学系的本科生培养方案,重点是欧美6个世界一流哲学系: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剑桥大学哲学系、牛津大学哲学系以及哈佛大学哲学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系。这6个哲学系所拥有的哲学传统迥然不同,但研究表明,它们在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和举措方面却高度趋同。
1. 不过分强调哲学的专业性,鼓励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复合
牛津大学哲学系明确指出,“在本科生层次上,把哲学作为唯一的学位对象进行学习是不可能的”。虽然没有同样的文字表述,但其他5个哲学系都认同这一理念,并结合自身的传统与实际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鼓励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复合,提高本科生的跨学科竞争力。比较普遍的做法是在单独的哲学专业之外,与其他学科相结合,设立若干哲学辅修专业。在这个方面,牛津大学的“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PPE)项目、哈佛大学的“心脑与行为轨迹”(Mind, Brain and Behavior Track)项目非常有代表性。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则坚持德语世界的悠久传统,要求本科生必须选修两个专业,其中哲学专业所占比重最多不能超过75%。虽然剑桥大学哲学系明确不提供类似的辅修专业,但它要求哲学专业本科生在第三学年选做古典学专业或神学专业的论文,从而在事实上进行了学科交叉。
2. 以能力培养为核心,重视论文写作
以重要的哲学问题及其答案为主体的哲学知识,当然是哲学系本科生需要掌握的学习内容。不过,与系统完整的知识掌握相比,这6个哲学系显然更加看重学生能力的养成和提高。这些能力包括:理解哲学著作和复杂现实问题的能力;符合特定哲学传统的分析能力和论证能力;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达能力。作为注重能力培养的一个集中体现,它们都高度重视(学位)论文写作:都有辅导论文写作的制度安排,英语世界的4个哲学系主要依靠导师辅导,而德语世界的2个哲学系则有专门的写作与论证课程;英语世界的4个哲学系把高质量的毕业论文或竞赛获奖论文作为以优等生毕业的必要条件,而德语世界的2个哲学系则为学士学位论文赋予更高的学分,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主修哲学毕业需修满120学分,学士学位论文计10学分,海德堡大学哲学系需修满180学分,学士学位论文计12学分。
3. 以模块化的课程群设计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鼓励哲学专业本科生进行跨专业的交叉复合培养,必然导致学生学习需求的多样化。那么,如何在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与相对有限的课程资源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呢?这6个哲学系的共同选择是模块化的课程群设计,即将部分或者全部专业课程划分为若干课程群模块,每个课程群模块包含1门或多门相关课程,以供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需要和学业规划进行模块选择。柏林洪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将所有专业课程都划分进特定模块(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种),其中选修模块主要根据研究方向(相当于国内的一个二级学科或若干相近二级学科)进行设计;每个模块都有自己特定的课程形式和考试形式,并且是按照模块而非课程进行总体考核。英语世界的4个哲学系则主要是对高年级的选修课程进行模块化设计。
4. 以高强度的课程研讨激发学生的学习主体性
就课堂教学的形式而言,这6个哲学系的专业课程都分为两类:以教师讲授为主的讲座课(Lecture/Vorlesung)和研讨课(Seminar Discussion)。在德国,后者还会细分为初级研讨课(Proseminar)和专业研讨课(Hauptseminar)。两类课程的分布规律是:研讨课多于讲座课;越到高年级,研讨课的比例越高。不仅如此,6个哲学系都对研讨课作出了非常完整细致的安排,学生只有完成大量的课前准备和后续工作(其所用学习时间通常是上课时间的2~3倍甚至以上),才能跟上课程进度,进而修完课程,获得学分。因此,尽管6个哲学系对学生的专业学分要求都不高(略低于国内哲学系要求),但学生的学习压力却很高,课堂表现也更积极主动,其学习主体性得到了很好的激发。
5. 完善的导学机制助力学生成长
由于对学生入学不设置任何专业门槛,所以,这6个哲学系都设立了完善的导学机制,帮助学生尽快进入专业学习状态。低年级的导论课、高年级的辅导课和某种形式的导师制是它们的共同选择。一提到导师制,人们就会想起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似乎只有它们才有导师制。其实,除了实行学院寄宿制的前述三所大学哲学系外,其他3个哲学系也都实行某种形式的导师制,安排专门的导师为学生提供学业和人生指导。此外,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还把参加专业学术俱乐部作为导学机制的一个补充部分。
6. 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引导学生提升能力
培养目标决定考核方式。这6个哲学系都以能力培养为核心,均采取了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的能力掌握与提升。传统的闭卷考试依旧存在,但主要是写小论文,以考察学生对特定哲学问题的理解、分析和论证能力。在德语世界,这主要用于模块结业考试;在剑桥大学哲学系,这主要用于每年春夏季的学年(阶段)结业(升级)考试。对于大多数课程,6个哲学系采取的都是综合评价方式,即对平时表现(出勤率和课堂发言情况)、课程报告、作业或课程论文等分别赋分,然后按照比例合成最终分数,以对学生的学习态度、知识掌握、能力掌握等形成综合评价。在综合评价中,一个学生要想获得高分,就必须全程参与、积极思考、主动表现。
二、国内哲学系与世界一流哲学系之间的差距和不足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哲学系即开始新一轮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探索。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教育部所属重点大学哲学系已经基本实现“破旧立新”:“破旧”就是破除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前苏联模式对国内哲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消极影响;“立新”就是以英美世界一流大学哲学系为主要参考对象,初步确立了新的、与国际发展趋势相一致的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此次国际比较研究,我们发现,尽管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国内一流哲学系与世界一流哲学系之间依旧存在不容忽视的差距和不足。
1. 僵化封闭的哲学专业观念破而未除
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国内哲学系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具有十分明确的专业观念,即强调哲学是一个与其他专业不同的、具有独立性的思想学说体系,因此,在实际的培养模式设计中,总是习惯于各自为政,画地为牢,在哲学与其他专业之间树立起了一道人为的、难以逾越的“藩篱”。此前几十年走的弯路已经充分说明,哲学是一个具有独立性的专业,但它绝不是一种可以脱离思想知识体系其他部分的孤立存在。经过近20年的反思,这种僵化封闭的哲学专业观念已经被打破,但并未被彻底根除,其突出表现是:哲学至多愿意与文学、历史学这两个相关学科进行有限的交叉融合,这连古典时代“文史哲不分家”的水平都没有超过!就更不用说与其他社会科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生物医学、认识科学等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了。而与后两者的交叉融合恰恰是当代哲学发展的重要策源地。
2.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未能完全落到实处
任何好的人才培养模式都是以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专业人才为目的的。这就要求人才培养模式不仅要把学生发展放在中心位置,更要落到实处。国内哲学系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无疑都承认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重要性,但关键在于落实不够到位:只是在方案中承认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但并未能够制定出切实有效的措施,为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提供保障;对论文写作在哲学专业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估计不足,因而未能为学生的论文写作提供专门的帮助与辅导;教学方式依旧以教师的课堂讲授为主,研讨性、互动性不足,未能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主体性;未能制定完善的导学机制,为学生的学业发展和人生发展提供全程、全方位的帮助,等等。
3. 课程设计的观念依旧落后,课程体系落后于教学改革和学生发展的需要
世界一流哲学系更多地是根据人才培养的需要进行模块化的课程群设计。相比之下,国内哲学系的课程设计考虑更多的还是教师教学的需要和便利,而非人才培养的需要,更多还停留在单一课程的层面上,而没有上升到课程群的高度。如此设计出来的课程体系,自然与教学改革的需要以及学生日益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的距离。
4. 考核评价方式还比较传统单一
近年来,国内哲学系也在积极引进、推行综合评价方式,但往往因为教师缺乏足够的培训,未能熟练有效地运用这种评价方式,或导致评价流于形式,或导致评价不够客观准确,引发学生不满,其结果要么是无法继续推行,要么是变成形式主义。因此,国内哲学系目前的考核评价方式还是以传统的闭卷考试为主。于是,学生的学业情况还是依赖期末的几张试卷进行评价,而占据学分成绩榜首的也还是那些善于记忆的学生(特别是女生)。这显然与哲学学习评价的实际不相符合。
三、关于进一步推动国内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若干思考
2009年以来,南京大学哲学系顺应南京大学“三三制”本科教学改革大势,比学赶超世界一流哲学系,在进一步优化完善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我们特将这些经验与思考简要汇报如下,以供国内同行参考。
第一,只有在学校层面人才培养模式整体改革的条件下,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才是可能的。对于具体的哲学系而言,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总是相应学校总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哲学专业中的体现。对它的改革必将涉及到总的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些基本理念和基本制度安排。事实上,如果南京大学不推行全面的“三三制”本科教学改革,提出要彻底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我们的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不可能启动的;即使我们有非常强烈的改革意愿,自发强行启动改革,改革也不可能持久,更不可能彻底。
第二,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要从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基本理念的改变入手。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不管从社会需要的角度看,还是从哲学专业学生毕业后的职业发展看,除了专业的哲学研究工作者外,哲学专业还应当培养那些具有较高理论思维能力、能够从事复杂现实问题分析或理论宣传工作的交叉复合型人才。一旦在这种基本理念上实现彻底改变,纲举目张,我们就能在顺利实现一系列重要观念的调整,把交叉复合人才的培养、学生的能力培养等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
第三,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应把新型课程建设作为主要抓手。近年来,慕课、微课、翻转课堂、新生研讨课等一系列新型课程形态被陆续引入国内,在教师和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反响,客观上激发出了改革热情。在南京大学整体推进这些新型课程建设的进程中,我们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积极引导、推动教师进行新型课程建设。通过推出一批新课程,淘汰了一批老旧课程,以循序渐进的方式稳定地实现了课程体系的优化和升级。
关键词: 法学基础理论教育 法律认知科学 实验 教学步骤
法学基础理论教育是法学教育的基石,由于其所涉及的理论问题众多,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交叉较多;长期以来,深受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影响;最近一二十年又受到了经济学的重大影响,因此,传统法学教育以讲授、探讨为主,后来受到社会科学的影响,加入了社会调查和经济分析演算的模式。但是,法学教育与自然科学存在一定交叉,也能进行一些实验课程,典型就是犯罪学、侦查学方面的实验研究。在法律心理学方面,不仅能够进行法律心理学的社会研究,还能够进行生理、心理学方面的实验研究,典型的就是从事“法律与认知科学”交叉问题的实验研究。本文以“法律认知科学”(法律认知心理)实验为例,对法律实验问题进行探讨。
法律属于社会科学,作为法律基本理论的法哲学问题则既属于社会科学问题,又属于哲学问题。所以,法哲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法律认知科学是指运用认知科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对法哲学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法律认知科学是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文社科的法哲学问题,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衔接。
与传统的法哲学讲授、讨论的方法不同,法律认知科学也可以采用实验的教学研究方法。但是,法律认知科学实验与自然科学(医学和生物学)实验有本质区别。一般的医学和生物学实验是研究生命体的生理状况和病变的医治问题,而法律认知科学的实验则是运用医学或生物学的手段,研究法律决策中生理心理过程,研究人文社科问题的生理基础。
法律认知科学实验的教学步骤如下。
一、实验之前的课程讲授
1.相关法哲学理论的讲授。法哲学理论的讲授,主要是介绍现有的一些法哲学流派和主要的法哲学观点争议,这为日后提出问题奠定了基础。法律认知科学的实验设计主要是运用生理实验解决法哲学问题或者部门法的主要问题,所以人文社科问题是实验的目的之所在。很多法律认知科学的生理实验流程大同小异,运用的设备相差无几,但是其所解决的法哲学问题却大相径庭,所以,相关的法哲学理论的基础必须夯实,否则实验就是无的放矢。
为了进行“法律认知科学”的实验,就必须让学生选修“法哲学”、“西方法律思想史”和各个部分法的法哲学课程(如“民法哲学”、“刑法哲学”、“诉讼法基础理论”等课程)。为此,我们开设了“西方法理学”和“法哲学”等课程。通过相关法哲学课程的讲授,并组织学生对部分重点问题、争议问题进行详细分析,提炼出核心争议之所在,由此设想日后可以进行实验的粗略方案。这一点也是体现“认知研究”与“治疗研究”之间的区别,体现我们研究的人文社科的目的指向(而非一般的自然科学或医学意义)。此外,我们还为法学硕士生开设了“神经元法学”和“法律认知科学”等课程,对此类问题的探讨更为专业、细致。
2.联系医院的医生前来讲课。由于课程具有跨学科性质,这种课程需要其他学科的知识。而本学科的教师虽然具有一定的跨学科知识背景,但毕竟其主导学科还是法学或法理学,在其他学科方面的学识显然不如这个领域的专家。所以,邀请其他学科的教师或研究人员前来授课就显得很有必要。而对于法律心理实验课程而言,这方面主要是请医院的医生前来上课。这里包含了以下三类,一类是神经科专业的医生,其为我们讲解脑神经系统的相关知识。部分高学历的医生由于拥有系统的硕士、博士乃至博士后的教育和科研知识,甚至还可能从事过“认知”领域的生理研究,就能够从“生理心理学”的“认知”角度为我们讲解实验设计的方案、流程等对实验特别有意义的问题。
3.带领学生前往实验室参观。由于法学专业学生对工科和医科的实验室一般都比较陌生,如果他们对医疗设备或者医学实验室没有相关的认识,就不可能设计出好的实验方案,因此,非常有必要让他们参观实验室或者医疗设备。在参观的过程中,由医务和实验人员进行相关知识的讲解,其中包括仪器、操作流程和仪器软件的介绍。老师和学生甚至可以进一步接触机器,如进入密封的磁共振室,躺入磁共振仪器内模拟作为实验的受试者。这样,他们能够亲身体会到躺在仪器内接受检查或实验者的境况,设计出更加切实可行的实验方案。
从事“法律认知科学”实验的仪器设备与“医学治疗和检查”的实验设备虽然相同,但是依旧存在一些差别。如磁共振机器,一般医学治疗目的进行的检查往往只需要运用“1.5T”级别的机器;虽然这种级别的机器也能运用于“法律认知科学”实验,但是相关实验对仪器的要求往往更高,通常要求是“3.0T”级,此级别仪器在普通医学检查中的运用就比较少;认知科学实验的磁共振仪器甚至使用到高达“12T”级别。
二、带领学生进行实验工作
1.通读实验报告。法律认知科学相关的实验论文很多,必须进行大范围的选题筛选。粗略筛选之后的论文,由任课教师组织学生进行研读。研读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看看研究现状,知道他人的研究进程、重点、热点和难点。通过这些研读,我们就能够根据现有的研究进度,选择尚未研究(发表的)而又可能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日后实验选题的大致范围。
二是参考他们的研究手段、流程,对他们的研究方法进行借鉴。现在发表的论文,一般都会大致介绍实验的流程。然而,学术论文毕竟不是实验报告,其更多侧重于问题的提出、解决和分析,流程的介绍往往比较粗糙。当然,部分学术论文也有比较详细的实验流程,对此类论文的仔细研习,就能对实验设计产生比较大的影响。①
2.对主题进行社会科学的探讨。在进行文献研读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得出大致的可能的研究“主题”,这时返回法律社会科学领域,以法哲学的视角重新进行审阅,才能更好地获得“生理心理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自然衔接。在生理自然科学领域可能可以从事实验研究的“主题”,还必须获得“法哲学”、“法社会科学”上的意义。因为,有的问题虽然在自然科学上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然而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其意义可能就会大打折扣(或者意义就不那么直接)。此类论文的价值更多是在“治疗性”而非“认知性”。很多人文社会科学(法哲学)的问题虽然意义重大,但从自然科学(生理心理学)的角度看,在现阶段却还缺乏研究该问题的“方法”和“设备”。所以,必须获得二者的协调和平衡。
主题的选定是法律认知科学实验的第一个难点。这个难点意指“我们要解决什么主题”,其既涉及“什么主题十分重要”,又指“对该主题的研究到什么程度”,还指“现在已经具备研究该主题的手段或方法”。
3.组织实验设计。从法律认知科学实验的角度看,组织实验设计的第一步是设计实验方案,这是最重要的一步。设计何种方案、设计何种场景、设计何种问题,以及何种音像、问卷材料,都关系到实验结果的真实与否。这也是法律认知科学实验的第二个难点。我们要设计出一些“场景”或者“问题”,让受试者在这种环境下能更真实地思考或者表达情绪,从而得出比较真实的实验结果。
西方国家在以往的研究中,存在比较巧妙的实验设计,例如对于道德中不公正问题的容忍情况,研究者在最后通牒实验中,部分受试者拒绝接受不公平的分配方案,这是其情绪化的表现。该实验设计如下②:19名(方案接受者,“responder”)接受磁共振扫描,共进行了30轮游戏,对手(方案的提出者,“offer”)部分是人,部分是计算机。每次都涉及10美元的瓜分。对手所提出的方案中,一半是公平的(对半开),剩下的为2次“9比1”,2次“8比2”,1次“7比3”;在这些方案中,方案提出者的分配比例较大,而接受者的比例较小。结果是,对于公平的方案,方案接受者都接受了;越不公平的方案,则参与者的接受率越低,“7比3方案”至“对半开方案”的所有方案(即“5∶ 5”,“6∶ 4”,“7∶ 3”)都被接受了。在“9比1”和“8比2”两种方案中,如果“方案提出者是人”,则其方案的接受率低于“方案的提出者是计算机”。这就意味着方案接受者对于不公平方案存有情感性反应。这种不公平引发的脑区为:两侧前脑岛(bilateral anterior insula)、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这证明了两侧前脑岛(bilateral anterior insula)厌恶不公平,作为负面情感的脑区,其反映出了对于不公平方案的厌恶。诸如此类实验设计非常巧妙,就能够为我们进行相关实验提供设计上的参考或模仿。
4.进行预实验。在实验设计之后,有必要进行预实验,检验实验的可实施程度。这种预实验,可以提升实验者的信心,也可以作为申请相关课题的依据。更为重要的是,预实验还可以检测实验的可行性,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或缺陷进行适当的修正。
在预实验之后,还必须进行志愿者的招募和筛选。
三、实验操作
实验操作是实验的核心状态。法律认知科学的实验流程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其与医学实验相比通常更简单。其运用的仪器设备有核磁共振(FMRI)、眼动仪和脑电图等,其中核磁共振最为典型。该仪器不仅运用于医学治疗和研究,现在还广泛运用于认知科学的各类研究。核磁共振运用于法律认知科学的研究,主要优点在于其定位非常准确(虽然时间上稍有迟滞)。
由于实验的磁共振仪器操作是高度专业化工作(而且机器极为昂贵),只能由专业的实验技术人员进行操作,因此法学教师和学生不能从事,在此不做详细介绍。
四、实验之后的分析总结
实验之后的分析总结属于实验的后期工作,主要是数据、图像分析,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分析总结。
1.数据、图像分析。数据分析具有客观性,需要专业的实验工作人员进行数据和图像的分析。法律认知科学实验主要运用核磁共振仪器,对于脑区图像的要求比较高,还需要比较好的核磁共振配套分析软件,对此进行精细的分析。此类软件一般只有磁共振专业技术人员才会使用,由他们进行相关数据图像分析比较科学。如果涉及大量的数据分析和必须建立数据模型,则还需要数学专业人士进行相关的工作。
此外,除了实验工作人员和数学人才外,还需要神经科专业医师或者认知神经学专家对此类数据和图像进行“认知神经心理”方面的分析。这种分析就是我们后期进行人文社会分析和理论化的基础。
2.进行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分析总结。与前一步工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相比,对实验结果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的分析总结则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质。我们需要从已有的数据和图像,根据我们需要解决的人文社科(法哲学)主题进行解读。这种解读是人文社科的解读,是运用实验数据和图像得出人文社科的结论。所以,一定的主观性是原有的实验设计思路和人文社科理论基础的延续。现有实验的理论分析,如道德的情感性实验,就需要根据道德哲学理论进行分析;“先天犯罪人”问题的实验,这就需要根据刑法哲学理论进行相关探讨。
五、注意事项
1.“主题的选定”、“实验设计”和“理论性总结”这三点是整个流程的重中之重。这三点工作如果没有做好,整个实验就是失败的实验。这三点如果做好了,实验获得成功的概率就非常大。
2.法律认知科学的实验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法律基础理论)和医学两个大领域(两大领域内还有各个小专业)的工作者进行跨学科的合作,尤其需要强烈的团队合作精神。因为随着知识分工越来越精细,知识总量的迅速膨胀,此类合作需要跨越多个传统学科。一方面,我们跨越的知识领域非常大,另一方面,在各种细微领域却依旧要求保持原有的严谨性(否则就违背科学的客观性)。所以,很难有一个人在多个领域内同时保有各个领域的专业技术水平。因此,为了在多个学科领域内的合作能够维系原有各个学科的严密性,我们只能求助于多学科专业人士之间的合作。这是完成此类工作的最佳模式,所以我们必须组建紧密团结的团队。
注释:
①在认知科学领域,例如以下论文:M.R.DELGADO,H.M.LOCKE,V.A.STENGER,J.A.FIEZ.Dorsal striatum responses to reward and punishment:Effects of valence and magnitude manipulations.Cognitive,Affective& Behavioral Neuroscience,2003,3(1):27-38.
②Fiery Cushman,Liane Young,Marc Hauser.The Role of Conscious Reasoning and Intuition in Moral Judgment.PSYCHOLOGICAL SCIENCE,2006,(17):1082-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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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建构主义与社会文化观学习理念,在教育哲学的层面分析美术学院美术教育专业开设艺术考察课程的重要性与前瞻性。建立新的学习观点与理念并用其反思评鉴美术学院艺术考察课程活动式教学实践。
一、艺术考察课程所依据的学习理念
艺术考察课程所依据的是建构主义学习观与社会文化观学习理念。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学习“只有通过把个人世界里的经验组织起来以提高个人面对世界的效能,学生才能主动地建构自己学习的求知方式”。①建构主义的情境式学习是通过问题解决而进行的,是一个建构过程。学习者与环境互动并主动地对外在的经验加以筛选、组织和整合,学习者无须依赖一些既定的程序来进行心智活动。社会文化观强调实践活动对学习发展的重要性。把活动与社群文化有组织地联系起来,并强调认知过程从属于社会过程和文化过程。学习活动与社会情境和文化情境有密切关系。学习是因共同参与实践社群文化而产生的。建构主义观与社会文化观相辅相成。在实践中面对特定情境时,寻找有意义的解决方法。学习应成为学习者主动参与、合作探究、相互撞碰、开放式学习。学习者依据自己的活动,在具体的学习环境和空间建构自己的学习方式,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生成学习的过程、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等,这样的学习是创生式学习,笔者称为“艺术考察活动式学习”。
二、艺术考察课程中学习者与教师的关系
教学变成考察活动,教学不再是说教,而是协作和帮助,教学成为考察活动的组织和协作式的框架与在具体考察情境中上下求索发现与解决问题的方法。学生变成考察者并成为学习的主人,学习与考察成为主动参与、主动进取,在兴趣与激情的引导下,在开放的环境中自主、合作、探究式地学习与考察。在具体的学习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中碰撞创生出自己的学习考察成果。教师变成考察者的协助者和服务者,与考察者共同建构考察方法,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与学习者、考察者共同建构考察成果,当然也是学习者进行学习与考察活动的咨询者和解决问题的协助者。
下面笔者具体列举一些艺术考察课程课例:
1.课程简介
艺术考察是艺术情景式实践教学。运用建构主义学习观与社会文化观学习理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学习者的亲身感知与体验使学习者做到知行合一,自主建构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文化、艺术与社会的动态关系,扩展艺术视野,提高学生全面艺术素质与文化修养。在国内选取艺术考察对象如石窟、碑林、专题博物馆、民居、帝王宫殿、帝王陵墓、名山大川等。
2.教学目标
扩展学习者的艺术视野,感知与体验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学会对各门类艺术的赏析、考证并能深入研究,提高对艺术的研究能力与审美能力。通过访问民间艺人、著名画家、民俗专家,以画速写、做笔记、记录影像等动态情景式学习方式获取艺术资料,为各门美术专业课搜集素材。通过艺术考察的一系列活动,学会欣赏、感知、探究不同时代的艺术品,获取优秀艺术经验与丰富的艺术知识,培养学习者热爱优秀的中国文化,开发学生的艺术创作思维,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3.教学重点与难点
了解不同地域的传统文化、风土人情、民俗等,探究其与艺术的关系。提高学习者生动准确地感知考察对象艺术特征的能力,掌握快速记录与把握艺术要领的能力。潜移默化地培养学习者举一反三、实事求是、应目会心以及应物象形的艺术思维与实践能力。
4.教学内容
根据教学内容,确定艺术考察对象如石窟、专题博物馆、民居、名山大川等。先聘请专业导游或当地专家、学者讲解其文化、艺术、历史价值。教师作为学习者的首席与学习者共同学习。在听完介绍之后教师与学习者讨论、探究、访问并进一步深入考察。在考察的真实情景中教师给学习者传授搜集考察资料的方法。
(1)学习者根据考察的不同地域,自由选择艺术考察的侧重点,如游历名山大川、名胜古迹,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
(2)学习者访问民间艺人,欣赏民间艺术,感知民间艺术的表现形式与方法,获取艺术灵感。
(3)参观考察不同专题博物馆,提高审美欣赏能力,提高艺术视野和艺术感知能力。
(4)学习者搜集自己感兴趣的艺术素材,根据自己的特长,认真整理考察记录。
5.考察延伸与艺术考察报告和撰写考察学术论文
(1)学习者通过不同获取信息的方法与方式如速写、笔记、影像等,仔细分析并深入细致地整理自己获取的信息资料。
(2)把艺术考察的对象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以及中国人传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整合探究,深入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特征。
(3)教师讲授考察报告、学术论文的撰写方法与要求。
(4)艺术考察外出时间为15天,回校整理资料、图书馆查阅资料、完成考察报告和撰写学术论文共15天。
6.考核方式
课堂教学包括教师讲授考察报告及艺术考察学术论文的撰写方法与要求。学生按照课程要求撰写考察报告与学术论文,教师根据文章质量、课堂表现与考察态度情况,给予综合评价,以百分计入成绩。教师根据质性与过程性评价方式,把分数与学生的过程性成绩客观地填入下表。
三、为什么要在美院美教专业开设艺术考察课程
美术院校美术教育专业本科学生学习中国画等专业基本功的同时,还应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与美术史,加深对国学包括儒、释、道文化的研究,培养研究型人才。美术包括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建筑等综合概念。开设艺术考察课程主要是开阔学生艺术审美视野,感知不同地域风土人情,赏析经典艺术品,提高艺术审美能力。通过速写、笔记、影像等记录方式,为专业课收集素材。通过艺术考察活动培养学生以优秀的中国文化为底蕴,开拓创作思路。艺术考察课程中,教师以艺术考察活动式学习方式引导学习者参观名胜古迹、洞窟壁画等,培养学习者搜集资料、筛选信息和研究问题的能力,以及创作、互动、整合、展示的综合性艺术和文化素养。教师引导学习者在社会生活或艺术环境中了解与国画课程内容相关的知识与能力,鼓励学习者接触多样的文艺形式,丰富文化素养,初步形成自己的审美观、价值观并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发表见解。学习者在社会生活情境与艺术考察活动中提高体验艺术的综合能力,并形成学生自己的审美观、价值观、情感、态度等综合人文素养。
美术教育专业学生更应该明白自己将来做中小学美术教师或艺术教师,要了解中国和世界的美术与艺术史与发展轨迹,这些具体的美术史与艺术史真正的存在方式是生态的存在于地面、地下与民间。所以给美术教育专业的学生开设艺术考察课程更显重要。
结语
论文摘要: 本文从教育学视角讨论理工科大学发展文科的理据。理工科大学创办与发展文科是理工科大学人才培养目标与人才培养过程的需要,而非国家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使命的需要。
理工科院校文科的发展,不仅是创办文科专业与设置文科课程的问题,而且是对理工科学生实施人文教育过程的问题。理工科高等学校要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高度,思考文科发展的问题,将自然科学的问题与社会问题相结合,将理工科的自然科学知识与技能同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幸福观等相结合,将理工科的科学问题纳入哲学社会科学的视域加以审视与研究。因此,本文将讨论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的教育学视角。
一、理工科大学发展文科是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
当代人类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如生态、人口、经济规划、城镇建设等,内在地要求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二者通力合作,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即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理工科大学人文学科的建设,顺应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大趋势,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使学生学习与掌握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是高等教育的目的,但不是高等教育的全部目标。我们不仅要传授理工科自然科学与工科知识技能,我们还要从道德品质、工作态度、社会责任、文化素养、道德情操等方面培养教育学生,使其成为全面发展的人。科学技术问题只能解决人与自然的问题,解决物质层面的问题,但解决精神层面和社会层面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杨义(2002)认为,繁荣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一种“文化工程”,而文化工程是一种人心工程。这个工程具有以下四个要点:(1)它涉及一个民族的总体科学、道德和精神文化素质;(2)它涉及一个民族对世界、社会和人生的价值共识;(3)它涉及一个民族对全局问题、突发事件和日常现象的理性思维能力;(4)它涉及一个民族的社会管理和社会运行的质量和效率。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科学技术赋予社会以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和物质形式,而人文社会科学赋予社会以前进方向和精神内容。只有把物质形式和精神内容结合起来的社会,才是一个完整的充满生命力的有机体。理工科高等院校的大学生,不仅要具备创造物质文明的才能,而且也是精神文明的承载者与践行者。因此,培养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素养是社会发展对理工科大学提出的要求。
二、理工科大学发展文科是人才培养过程的需要
对于理工科高校来说,落实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的目标,在于研究与制定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课程的培养计划。70年代以来,我国大多数重点理工科院校相继创办了人文、社会科学专业。这些工科强势学校,逐渐转变为以工为主、理工文管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学。然而,“综合性大学”浪潮过后,理工科高等教育研究面临着如下问题:理工科应该创办什么样的文科专业?如何创办与发展文科专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如何定位文科课程?确定什么样的文科发展路径?采取什么样的必要的管理与发展措施?
“课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个人知识与学科知识、教材的心理组织与逻辑组织)之关系的问题,在课程形态上则表现为经验课程和科学课程的关系。课程理论和实践的任何实质性进展都意味着在这个基本问题的探究方面做出突破。”(钟启泉&张华2001:144)我们认为,课程哲学的基本问题还应该包括个体发展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关系问题。不管教育的目的是使受教育者社会化,还是使人类社会更加人化,教育的目的性是存在的,而这种目的性就是教育活动的方向和推动力,就是选择教育内容的方向和标准。教育的方向性,或受教育者个体经验的方向性,并不是任意选择的结果。
杜威在研究经验课程时历来重视教育的目的性,重视学生经验的教育价值。他重视学生的个体经验,认为一切真正的教育都是从经验中产生的,强调教育与个人经验之间的有机联系。然而,他认为,经验和教育二者并非等同,并非一切经验都真正地具有或相同地起着教育的作用。他运用“经验的连续性”原则区分了“有教育价值的经验”和“没有教育价值的经验”。经验具有一定的连续性,“每种经验既从过去经验中采取了某些东西,同时又以某种方式改变未来经验的性质。”“每种经验就是一种推动力。经验的价值只能由它所推动的方向来评断。”因此,教育者的责任就在于判明一种经验的走向。(杜威,1991:259-263)
理工科大学教育者代表社会完成高等教育阶段教育下一代的任务,因此从事高等教育的教师就应该首先具备能力,判明理工科大学生经验的走向。理工科大学教育者与教师是社会化的典型产物,因此他们具备社会发展先进思想的素质与品质,能够代表社会与按照社会对人才发展的需要,完成教育受教育者的任务。这充分说明,个人发展与教育、学生与教师、教育与社会需要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相关性。
课程作为教育内容的目标化过程,必然要受社会需要的制约。因此,课程哲学的基本问题应该包括个人的发展与社会需要、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个人应该如何发展,其发展如何促进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又是如何影响个人发展的,这些问题都是教育的基本问题,同时也是课程研究的基本问题。
王佩华(1998)认为,文理分家,理工脱离,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高等教育学习苏联模式的结果。这种模式使得我国理工科院校人文氛围相对淡薄,文科发展阻力大。然而,文理分家,并不是理工科院校创办文科专业的真正理由,文理融合比较典型的麻省理工学院也并非理工科院校学习的典范。这是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文理分家加强了文科院校的文科专业,如果具有文科传统与优势的文科高等院校不能繁荣发展哲学社会学,岂有理工科发展文科专业的道理?麻省理工学院的发展有其历史与传统,解放前的清华大学也有其历史与传统。理工科高等学校要问自己这样的问题:理工与文科并举的麻省理工学院对于发展文科有什么优势?对于发展理工科有什么优势?假如清华大学具有以往强势的文科,其文科会发展到什么水平?其理工科又会受到什么影响。
因此,理工科大学创办文科专业向综合大学发展的真正理由,并不是繁荣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而是通过创办文科专业,让理工科学生享受人文学科滋养。人文学科的滋养通过三个渠道渗透到理工科大学生的经验,影响着其个人发展方向与路径。其一,通过开设人文学科课程。学生必修与选修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科课程,获得人文学科的知识滋养,在个体的知识结构上完成文科与理工科的融合,实现知识结构上的个人全面发展的目标。其二,通过师生与生生交往影响学生。理工科院校文理科的融合,不仅仅表现在学生知识结构层面,还表现在文科课堂上文科教师与学生的课堂交往方面。文科教师以其特有的文科气质、文科态度、文科价值取向与文科人格魅力,影响着理工科学生。在课下,理工科学生与文科学生社会交往,文科学生的言行从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理工科学生。其三,文科专业的创办与文科院系的设立,无论从学校学术氛围与学校学生生活,还是从图书资料与网络资源等方面,都会对理工科学生产生影响。
三、结语
高等教育以培养高级人才为己任。理工科院校以其理工专业见长,发展文科专业,发展什么样的文科专业,怎样发展文科专业,都不能离开与脱离教育学理据,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过程是人才培养过程,高等教育的目标是人才培养目标。理工科院校人文学科的发展不可离开其理工科人才的培养。
参 考 文 献
[1]北京邮电大学文法经济学院.“全国理工科高校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研讨会”综述,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4.
[2]戴忠信.动态多元课程观:统整课程与教学研究,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1):1-5.
[3]杜威.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姜文闵译.北京: 民教育出版社,1991.
[4]王佩华.重点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思路刍议,高等教育研究,1998(3):59-62.
关键词:管理专业 中国哲学史 教学
中国哲学史在高校的地位由显学变为隐学,甚至各种迹象表明似乎走投无路。有的高校哲学系每年招生50多人,其中6成是被迫“服从调剂”而来;有的高校哲学系一届本科毕业生只有3人;甚至个别高校仅挂名哲学系,连一个学生都没有。设置哲学专业的高校况且如此,大部分没有哲学专业的高校,中国哲学史只是作为公选课形式开设。如何在中国哲学史课程如此落魄,发展前景堪忧的情形下,如何在以本科管理类为主独立学院讲好该课程,现从教学观念、教学内容和结果考核等方面进行思考。
一、中国哲学史教学在学院的现状
(一)中国哲学史以单一课程出现
管理类专业以应用型为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多为市场实用性为主。中国哲学史无其它配套课程,难以形成整体氛围。
课程设置也为公选课,依据学生兴趣选择。学生选课的多与少直接关系课程是否从“隐学”变为“无学”,或者是学生为了修够毕业所需的学分勉为其难而选之。
(二)学习中国哲学史的无用性
部分学生认为学习“孔孟思想”、“老庄思想”、“程朱理学”空而无用,既同专业无关也与行业不对口,“学”而不能“致用”。另有部分学生虽然学习,但由于教学目标错位,将课程教学作为知识的传授,从书本转移给学生的过程,尽力使学生记住姓名、观点和著作名称等,导致学生学习枯燥乏味,学习兴趣低落。
(三)考核结果不能充分体现学生学习结果
学生学习结束,往往采用闭卷形式或论文形式考核。闭卷形式主要考核学生知识点的背诵情况,而学生论文又容易流于形式,教师难以掌握学生的思维能力和逻辑能力,与课程开设目标背道而驰。
二、将中国哲学史教学与管理专业的教学目标结合的思考
(一)中国哲学史教学观念的与时俱进
管理是一门艺术,重点是梳理不同团体中“人”的关系,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以取得更高的劳动效率。中国哲学史中具有丰富的“人学思想”,中国的哲学从一开始就对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思考,从不同角度予以回答。鲜明的从整体,天、地、人三个层面进行思考,并最终探讨人的本质。所以管理和中国哲学都有大量关于的“人”的思考,在教学中完全可以“互通有无”,“以古鉴今”。
(二)教学选用观点鲜明和有生命力的内容
由于选修课的课时限制,在教学中更要重视学生的兴趣点,特别是在管理中常遇到的人际关系、制度构建和人的行为等,可以对应讲授孔子思想、法家思想、“人性论”等,并且选择的教学内容适应学生理解程度,避免曲高和寡。
在讲授中也不拘泥中国哲学部分,可以将西方哲学中同类部分进行对比,比较中西的观点的异同、进行观点的碰撞,形成头脑风暴,可以更有利于学生进行思维的训练,从而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分析和理解能力,从而具有较强的批判和创造能力。
(三)考核内容需更加个性化
针对不同学生的关注点不同,考核的题目可以由其任选。以论文的形式检验学生的选题取向、问题分析能力、逻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也可根据实际情况不预设结果,面试学生的应变能力。
总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要求和教学内容更易于与管理专业知识融汇贯通,因而对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不再局限于哲学范围内讲授,更需拓展哲学教学的观念,对哲学教学的内容进行“实用性”转型。用哲学的思维方式训练学生的思考能力,不止扩大学生的知识面,还能帮助学生加深思维的深度。只有思考维度的多层次化,才能使学生在管理中认识事物的看法更加深刻,更能透过现象发现事物的本质。
参考文献:
[1]宋哲民.中国哲学界现状的考查报告,2015年9月.
一
开幕式上,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主席哈肯(Hakan Lundstrom)、德国波斯坦大学音乐教育系主任扬克(Brigit Jank)、德国布莱梅大学教授克莱南(Gunter Kleinen)分别作了主题发言。
哈肯发言的主题是《歌唱的听觉传播:一个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教育的共同话题》。他说,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教育是可以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对于音乐教育而言,学校教育之外的音乐教育传播往往被形容为非正规教育,但是正规音乐教育同样包括非正规的音乐传播。在音乐人类学看来,学习音乐有不同的因素、不同的环境,音乐传播是音乐教育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他报告了他于1965年在德国南部的一个研究结果,就习得方式而言,当地的方式总是听觉的,即口耳相传。他进一步比较了学校音乐学习和听觉的音乐习得之间的差异之处:学校音乐学习注重音乐的完美、正确地再现曲目以及学习的有效性。而听觉的音乐习得注重变奏,注重听和整体性地感受音乐。他强调口耳相传的习得行为和学校音乐学习之间的连续性,指出了口耳相传的音乐习得方式置于音乐教育的重要意义。
扬克在发言中首先以波斯坦大学为例介绍了德国音乐教师的培养机制,她说,对于一个专业的音乐教师而言,音乐学与音乐教育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因此,波斯坦大学设立了一些如何接通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课题。扬克还介绍了德国跨文化的音乐教育研究,她说,在德国,有些学生对外来音乐很感兴趣,而有些学生是采取排斥态度的,因此,他们往往邀请一些不同国家的音乐家走进学校,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扬克最后介绍了她主持的一项有关中国音乐在德国学生中的知晓度和德国音乐在中国学生中的知晓度的问卷调查的研究结果:中国学生对德国音乐有较高的知晓度,德国学生知道很少的中国作曲家、表演艺术家、音乐教育家。
克莱南演讲的题目是《音乐教育中我们熟悉的陌生感:不同文化间音乐理解的问题》,他说,文化的发展有必要对未知文化进行了解,但是不同文化之间往往会感觉到陌生感,彼此之间难以接受,这种体验不仅表现在外来文化中,在自身文化中也同样存在。
二
音乐教育的决策和行动目标离不开哲学的指引,20世纪下半叶,西方哲学研究逐渐由系统论、认识论哲学转向到解释学哲学,并深刻地影响到当下我国音乐教育的学理思考,亦成为本次论坛的重要专题之一。针对“当代音乐教育哲学”这一论题,共有近20篇论文参与讨论。
谢嘉幸以《从“教”到“学”:E-learning改变了音乐教育的重心》一文拉开了这一论题的讨论,着重介绍了在多媒体教学技术冲击下当代中国音乐教育改革所发生的变化,提出多媒体教学技术极大地促进了音乐教育观念、方法以及教学内容的变革,将音乐教育传统以“教”为中心的模式,转变成了以“学”为中心的模式。李劲松关注在西方自然科学“简单性”思维影响下,非西方音乐理解中的关键因素――意境、歧义被遮蔽的现象,对音乐教育的简单性理解展开了批评。范晓峰在论文宣读中提出,音乐的理解是音乐的存在方式之一,理解依据两个条件,一是理解自己的母语文化,二是理解自身文化之外的他文化,理解必须建立在不同的文化属性上。于晓晶介绍了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提出了后哲学文化音乐教育的建构立场。任超平认为音乐教育应该在对审美音乐教育哲学和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展开批判中吸取合理内核,并提出了“创美音乐教育”的设想。管建华介绍了埃利奥特撰写的《追忆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四位名誉会长及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些反思》一文的要点,并对文章中包括音乐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五个方面的反思做了文化和学术背景的分析,认为埃利奥特在文中提出的音乐教育后现代转向,为我们音乐教育的研究及理论的建构提出了新的视角和一种音乐教育理论学术转型的思考。陈培刚提出了“音乐教育亟须加强人文思辨能力的培养”的命题,提出了音乐教育中培养人文思辨能力的四条路径。覃江梅介绍了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新进展,认为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已经初步显示出行动、多元、批判、共享的格局。朱玉江对“作为审美的音乐教育和作为素质培养的音乐教育”做了哲学分析,认为作为美育的音乐教育对确立20世纪以来音乐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带来了人文知识的遮蔽和对话的缺失等问题。尚建科对韦恩・D.鲍曼的《音乐的哲学视野》一书进行了述评,认为鲍曼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建立在对“音乐意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确定性话语的解构”以及“实现音乐教育哲学‘从审美到实践的跨越’”的认识和反思上。董云从“生态观”的教育解析音乐教育,提出生态观视野下的音乐教育应实现三个转向,即回归生活世界的意义、音乐能力与人文素质整合发展、走向体验的音乐教育。
三
随着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已成为当代音乐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领域之一,在这一行动策略中,音乐人类学是其重要的理论源泉。本次论坛上,“音乐人类学与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成了近三十位来自海内外学者的共同话题。
来自芬兰的尤卡(Jukka louhivari)认为: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主要目的就是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容忍,促进人们进一步了解本民族文化。在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作曲、来自加拿大的马丁(Jeffrey Martin)则提出,当代音乐教育哲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创造性,音乐教育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现时的学习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对学生往后的生活是否有作用。来自巴西的丽娜(Liane)报告了四个有关正规与非正规环境下学习音乐的案例,认为在非正规场所学习的人对学校音乐教育缺乏兴趣,这与学习的价值观取向有一定的联系。新加坡教育部的徐志刚报告了一项“新加坡青少年学习音乐以及其他学科动机之比较”的研究,这个研究报告凸显了新加坡青少年学习音乐的消极态度,比起其他学科,一般学生不太重视校内音乐课。台湾南华大学的周纯一介绍了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的办学情况,重点报告了该系的课程设置和策略,以及“中国雅乐团”的建设情况和“重建礼乐文明”的教学理想。香港中文大学的于少华和蔡灿煌分别就“中国音乐研究的‘话语权’”和“应用民族音乐学”作了较为详尽的阐释。于少华认为,在中国音乐研究领域,大量优秀的研究成果仅流传于国内,真正的跨国对话、交流与互动仍有待推动及发展。蔡灿煌分析了应用民族音乐学形成的背景、目的和本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应用民族音乐学在当今学界、华人社会与普世价值上所面临的不同挑战与定位。洛秦介绍了上海音乐学院“世界音乐概论”的课程标准,他认为,世界音乐不仅是社会文化知识的接受和赏析,更是对音乐文化概念的重新评价和认识。刘勇在报告中提出,音乐教育实际上有不同的领域,首先应该分清这些领域,而后再去研究不同领域的具体问题和具体策略。张玉臻、雷达的报告以印度音乐为视角。张玉臻介绍了印度传统音乐教育中的师徒传承,她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印度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模式。雷达研究了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特奥多尔(Gustav Holst Theodor)音乐创作的印度文化观,评价了印度文化对英国及欧洲大陆产生的影响。杨曦帆提出培养多元文化的音乐视野需要“现场体验的实践”的问题,尽管今天的课堂也在提出文化多元化,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未能脱离窠臼。刘咏莲介绍和引述了约翰・布莱金在有关舞蹈人类学方面研究的基本观点与主要内容,并评述了对英国舞蹈人类学研究的推动作用和开创性的意义。王晓俊认为近百年中国民族乐器演奏教学存在深度隐忧,如技术对文化传统的遗弃等。张巨斌分析了中西音乐织体结构相异的社会学原因,提出音乐教师教育应加强社会学内容。周钟提出宗教学认知在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重要作用,在世界音乐的教学中必须重视宗教学认知。杨殿斛通过个案调查,指出了当下音乐教师培养过剩与录用有限之间的矛盾。苗金海以内蒙古少数民族音乐学校教育作为个案,探索了艺术院校传承音乐文化遗产的新模式。张应华报告了我国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传承调查与研究的课题,重点对我国当代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传承的课程策略进行了评述与反思。
本次论坛另外两个专题分别是“音乐教育专题”和“中国传统音乐专题”,近二十名学者聚焦于此,重点回顾和反思了中国传统音乐的高校教学,并对中国传统音乐资源的保护和应用进行了研究。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的师生们还为论坛奉献了一台精彩的教学展示音乐会,由该系的“萌女声合唱团”、“流行合唱团”以及“室内乐重奏组”联合演出,整场演出充分体现了该系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理念。
论文关键词: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观;基本特征;对成人教育的启示
20世纪初,以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John·Dewey)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思潮对美国成人教育产生的巨大而深刻影响是任何哲学流派所无法与之匹配的。它所极力倡导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不仅是对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理论及实践的宣战,同时也以一种巨大而无形的力量推动着美国社会成人教育重大变革。他所倡导教育实用性、功利性、强调个体经验重要性、民主与合作的教育氛围笼罩着20世纪初美国教育界,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随着社会发展,虽然后来美国教育领域对其思潮产生了怀疑并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但不可否认,纵观其主要教育观点、教育设想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尽管是其中的某些方面),对当下我国成人教育同样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启示的价值。
一、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观的源起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人文观念的兴起有其形成、发展的必然历史、社会土壤。正是由于社会领域多种因素(如经济、政治、科学技术进步、时代观念变更等)之间互相作用、影响、抵消才促进了在当时某些方面看来具有进步意义的新思潮或观念的萌芽。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社会各领域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革和批判。这场革命式的风暴涉及到西方社会方方面面,他们都力图以工业革命时期给社会留下的“劣迹”为依据进行反思,把那一时期给人们留下的追求集中、统一、教条的说教、单一为主要特征的观念进行重新思考。在他们看来,从社会需要的角度审视,工业时代的价值观和思维定势束缚了社会发展,同时也是对人性的压抑。与此同时,其中之一产生在教育领域的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种种弊端而导致这场“反工业革命”的思潮现在又重新回到教育领域,用其思潮重新定位教育。
因此。以反工业时代赫尔巴特为主要代表的只重书本知识传授,强调知识逻辑性、整体性、重视教师主体而脱离实际的传统教育观而极力倡导教育教学过程学习者主动性、创造性、探索性,强调教育的实用性为主要特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观应运而生了。在这一过程中教育家杜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从另一个角度审视或说是变革了教育(包括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或课程、师生关系),为推动美国社会的成人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时至当下,他的教育观点对我国成人教育也存在一定的借鉴与启示的价值。
二、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观的主要特征
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是现代西方教育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由实用主义哲学演化而来的。在反对传统教育基础上进一步在教育目的、课程观、师生关系上提出了在现代教育看来仍具积极作用的一系列主要观点,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
1.教育目的
从传统教育角度出发,在工业革命时期由于机器大生产以及过分强调生产的统一性、效率、成果,故反映在教育上注重目的是使受教育者为将来生活做准备,重视教育结果。而在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家们看来,主张“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强调教育过程要与生活过程相统一。并进一步指出学习者的生长只有一个目的:更多的生长;教育也只有一个目的:更多的教育。同时,教育目的另外一个特征在于说明教育即学习者个体经验不断的增长。但我们应该看到,杜威强调教育目的要适合学习者发展这是正确的。但它否认按照社会需要定制教育目的这是错误的。
2.课程观
杜威教育哲学课程论的理论基础也是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经验论。他在《芝加哥试验理论》一书中总结“传统课程在智育方面极度贫乏和缺乏组织,在这些课程里充斥着呆板和枯燥的东西,它远离儿童经验,而又缺乏真正的成人知识的内容和吸引力。”在杜威看来,课程的设计、组织、实施以及评价应植根于学习者(儿童)的实际生活经验中,通过学习者对课程的学习使经验与社会职业联系起来。在课程的设计、安排中,杜威力图把生活实际(纺纱、织布、烹饪、木工)等为内容融入课程教授中,并放弃知识的系统性、逻辑性,抹杀了学校教育的特征。
3.师生关系
杜威教育哲学倡导的师生关系笔者认为在当时直至现在在教育领域中都是具有积极地进步意义。在杜威看来,教育教学过程应以学习者(儿童)为中心;而非以教师为中心,教师只是学生成长的帮助者,而非领导者。换句话说,在教育过程中杜威的师生关系摒弃了学习者被动接受知识的地位,而大力倡导教师与学生的交流与互动,使教学活动充满民主与合作的气氛。在这一环境下,教师只不过扮演学习者的向导、帮助者、同伴,而绝大多数活动需要学习者自行完成。
三、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观对我国成人教育的启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是典型的“美国版”,对20世纪整个世界的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的产生、发展带有多种深刻因素相互作用。同时,当其形成后又以一种强大观念力量审视着社会诸多领域。当然,作为教育学二级学科的成人教育学同样首次关照。用其基本特征来看待、发展我国成人教育不仅丰富了成教理论体系,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完善、发展了成教实践,并为当前我国成人教育改革提供了新的参考。
1.教育目的观的启示
在前述实用主义教育目的观已提及教育与学习者个体共发展、共成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是其最好的词语诠释。在我国传统成人教育(相对于终身教育思想提出前)领域中,教育目的带有浓厚的短暂性,即学员通过一次或为数不多的几次教育就可以应对当前甚至以后的生活、工作需要。在教育对象上也过多注重成人前期的教育,而很少顾及成人中、晚期(特别是老龄)的教育。通过对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关于教育目的的分析,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成人教育应更尽最大可能涉及学习者一生的需求,尤其是终身教育、终身学习思想的提出更加肯定了教育的终身性、完整性,使成人教育目的指向成人一生工作、学习、生活开展。与此同时,因国际上把成人教育的年限规定从16岁到终身,所以社会、国家也应该加强开展多种形式的老龄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教育活动。使在“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中真正体现成人教育目的寓于生活的特征。
2.课程观的启示
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课程观十分注重课程内容的设计、组织、实施基于学习者实际生活的直接经验而忽视知识、学科本身的逻辑性、系统性。虽然此观点在60年代受到猛烈地抨击,但他合理指出对我国成人教育课程的设置仍具有一定的积极启示。在传统成人教育课程的设置、组织中过分强调学科、知识的整体性、逻辑性、唯理论性,而忽视了成人学员知识、经验、学习需求的特点。这样的知识本位课程观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成人学员对知识的理解、应用,而且很容易使成人学员学非所用,出来后又一次失去就业竞争力。从实用主义教育课程观出发,成人教育课程内容的组织、形式的设计应遵循导向性、实用性原则。首先,因受教育对象工作、生活的多样性、年龄跨度的巨大差异性、此前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所以,在课程设置上应先通过对学员进行广泛调查论证而编制相应学习课程内容。这样才使学员在学习中学有所得,提高知识及技能的实用性;减少理论知识的成分而加大学员实际工作、生活问题解决的实践知识。其次,成人教育课程的规划、设计和开展必须以成人学习者需求、兴趣以及学习动机为焦点。还成人学习者真正想要的学习内容。
3.师生关的启示
论文摘要:目的:探寻中医药发展中的阻力与隐患,说明中医药的继承是创新的基础。方法:以在中医药大学的学术讲座和与学生的座谈与临床调查反应出来的现象看其本质。结果:很大一部分学生入学后对中医没有兴趣,部分毕业生临床实习不懂诊脉、识证、立法、用药,只会看西医的诊断指标辫病施药。结论:中医教育从招生弊病到教学课程顺序没有按阶段性设笠,一味追求现代化的创新,应激发毕业生在临证过程中灵活运用中医与现代医学辫病相结合的方式治疗单纯西医药治不了的疑难病症。
1问题
1.1中医药大学的学生人学后对中医没有兴趣
中医药大学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当中医课程开课后对中医药没有兴趣,不愿学习中医,认为难懂不好理解。
1.2中医药大学的学生学习中对中医药课程产生厌烦
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由于对中医没有兴趣,产生消极厌烦情绪,成绩普遍较差。
1.3中医药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对中医产生怀疑
一部分毕业生进人实习时,遇到病人时不知如何诊脉、识证、立法、用药,即使勉强处方,都要根据西医的诊断指标辨病用药,疗效极差,因此对中医产生怀疑。
2原因
2.1中医院校招生的误区
中医教育从历史上都是以家传,师传形式为主,20世纪50年代随着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地创办了中医学院,随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创办了中医学院,但是,由于近代一直是以西方现代医学占主导地位,招生的质量和要求模糊,时至今日,中医药院校的招生仍然采用西医药大学的招生标准,从理科学生中招生,这就给中医药的发展和前进埋下隐患。中医药来源于传统的中华文化、人文科学,没有中华文化底蕴,就无法理解经典中的哲学理念和人文自然,要学好中医也很不容易。
2.2中医院校的教学课程设置顺序有误
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中医药教育要以中医药为专业,理科学生本来就对中医药很难发生兴趣,而中医药教育的教学课程设置顺序不合理,学生一人学首先灌输的是西医药学基础知识和外语,由于理科学生对现代医学接受能力快而强,一开始就把思路和观念引向现代医学,当以后进人中医药课程时,文科知识差,观念转不过来,对传统经典文化没有兴趣,逐渐产生厌倦心理,随即失去信心,甚至误解中医学术。
2.3对中医学基础理论教学进行客观化教学模式改造
中医学基础理论首先是继承,功底扎实后才可创新,一味追求现代化而把中医基础理论看作是滞后的,缺乏细胞、分子以及基因等微观水平和现代科学试验,从而进行客观化教学模式的改造,完全割断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医药学的联系,使学生思维西化,对中医产生厌倦和怀疑。
2,4临床实践课程少,纸上谈兵多
中医毕业生要注意临床实践,跟导师临证治疗,让学生树立起信心,不要让西医的诊断指标牵着鼻子走。毕业论文追求分子水平,基因水平,把西医现代化的东西全部搬到中医中来搞中医药现代化,失去主次,造成毕业生不懂用望、闻、问、切的四诊,来辨证施治,结合西医的诊断、生理、病理等知识取长补短,或中西结合提高临床疗效,追求纸上谈兵,结合不到临床实践,失去了中医学的生命力。
3改革
目前中医药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尤其近几年,国家对中医药事业的扶持政策极好,中医药院校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3.1中医药院校招生改革
中医和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学术体系,所以招生方式也一定要有区别,一定要从文科生中招生。
3.2中医药院校要以中医教育为主
中医药院校要从教育内容、课程体系和顺序教学安排等方面保持中医药特色的的前提下,先安排一些传统文化、人文科学、哲学、中医基础理论及中医各科,经典著作。然后,再注人现代自然科学、西医基础、生理、病理、分子、基因等现代科学知识。在完全继承了中医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再接收现代科学技术,才能达到培养出创新发展的中医人才。
3.3加强临床带培
中医是实践医学,要选择纯正的名中医带培毕业生,使学生掌握四诊要点,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要点,能够在临床中治疗常见病、多发病、治疗单纯西医治不了的怪病、奇病、疑难病,培养出真正的名医大师,中医药才能发展。
关键词:教学方法改革;西方哲学;通识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6-0268-03
一、研究背景与改革目标
2010年9月,在贵州大学教务处的安排指导下,贵州大学人文学院选择“西方哲学通论”作为教学方法改革试点的实验课程,我们为此花费数年时间开展了积极研究和努力探索。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西方哲学通论”课程的前身是为哲学系本科专业开设的“西方哲学史”课程。从2009年秋季学期开始,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开始实施新的教学方案,其中相关措施有:取消原“西方哲学史”课程,而代之以“西方哲学通论”课程,同时新课程的适用对象从原哲学本科专业扩展至人文学院的中文、历史、新闻、哲学等各专业。
为落实和实现这一新的课程定位和课程任务,就必须进行教学方法改革,必须不折不扣地、真正做到哲学教学工作的深入浅出,以便让人文学院的哲学专业和非哲学专业的学生都能真正参与到哲学教学活动中来,从中受到真正的哲学教育,为各自的各专业知识的进一步学习打下良好基础。这当然就为相应的课程教材和课程教学方法提出了更高要求,并且要对相关教改实践的经验和教训进行认真总结与研究,以期不仅推动这门课程的教学实践,更能辐射其他相关文科课程。而且,高校哲学课程的特殊性恰恰在于内容与方法的不可分离性:方法内在于内容中,内容又提升和巩固着方法,哲学内容(哲学问题)本就是对哲学方法的凝练和反思。所以,本课题虽然是教学方法改革研究,但却必须对授课教材做出改革和更新,否则就无法真正展开我们的教学方法改革。我们因而用三年左右时间编写和出版了体现本课题研究宗旨的新的哲学通论课教材并按照此教材施行了新一轮的教学实践,以观察教学方法改革的实际效果。
二、“西方哲学通论”教学方法改革的具体措施
考虑到“西方哲学通论”作为哲学课程的特殊性,我们具体的教改实践是按照以下几个环节来展开的。
(一)结合本课程所展开的教学方法改革与教学指导思想改革的关系研究
“西方哲学通论”的教学方法改革依据于本科阶段哲学教育教学指导思想的改革。“西方哲学通论”这门新课程的出现本身就是教学方法改革的一个产物,而其中所渗透的改革精神首先是高等学校教学指导思想的改革。之所以要将这门西方哲学课程从哲学专业提升至学院各专业必修的平台课,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实现从专业教育到通识教育的转向。就文史哲各专业的具体情形而言,让这些专业的本科学生接受普遍的哲学教育有利于其本专业学识的深化和巩固,而且是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应有方案。
其次,设立“西方哲学通论”并不意味着削弱原有的哲学专业教育的职责和使命。在具体教学实践中,我们并不因为这门课的平台课程性质就降低这门课程的难度和深度,我们将为哲学专业学生以及有志于在哲学领域进一步深造的其他专业学生提供良好奠基并为进一步研究预留接口。
(二)结合本课程所展开的教学方法改革与教学内容改革的关系研究
设立“西方哲学通论”这门新课程来取代和提升原有课程设置,并且为了实现上述双重教学目标,我们就必然要进行教学内容的改革。就具体问题而言,我们改变了原有教学内容史论比例。“西方哲学通论”无疑仍是要以讲授西方哲学史为载体,当我们的教学内容将更加突出“论”的因素,也就是说,我们把西方哲学的主要问题、主要方法、主要历史脉络向学生“论述”清楚。这样的话,这门课程才避免成为一个纯粹史料、纯粹知识的堆砌物与拼凑物;也只有在史论结合的基础上把问题讲清楚,才能真正让各专业学生有所收获。
所有教育的真正困难之处不是把“什么”讲清楚,不是让学生记住“知识”,而是要让学生弄清“如何”,让学生看清研究对象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这才是教育的真正目标与归宿。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正是此理,这样才能真正对学生的进一步学习有真正的推动作用。那么,我们的教改实践从自身而来具有这样两个特点。
1.我们改变了原有过度侧重知识和史料的哲学史教学。具体教改实践中我们突出了“论”的因素,更加侧重对哲学之“如何”的问题的论述和讲解。
2.我们并未完全丢掉知识的传授。否则这门课程的性质就将发生变化而不再适合本科教学。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史论结合,而且要侧重后者。
那么,我们的教学方法改革就必须先要做到教学内容的改革,由于目前国内的各种相关教材大都是侧重史料的哲学史传统教材,为了我们的具体教改实践的需要,我们用三年时间编写和出版了一部适合本课程需求的“西方哲学通论”教材。
(三)教学方法改革与教学主导性改革的关系研究
“教学主导性改革”又可细分为对“教师的主导地位”与“学生的主体地位”的关系研究问题。我们认为这二者之间存在一个“教学主导性的适宜转交”的问题,因此这两个问题被我们设置为一个问题来加以探讨。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切教学方法改革都最终是为了激发和持续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我们究竟如何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呢?经过讨论,我们的对策是:在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入改革的基础上,我们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来改革我们的教学方法,以期推动我们的教学改革实践。
传统的哲学教育方法是教师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以单纯的教师讲授为主要形式。我们已经逐渐认识到,这种教学模式尽管有可取之处,但其弊端也是不可忽视的。这种教学方法的最大弊端是难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我们看来,要真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根本地意味着要把主导权适当地转交给学生。因为只有有了主导权,或至少有了对主导权的经验或追求,一个人才能对学习有真正的和持久的兴趣。那么,具体到教学实践问题上,我们就有必要改变原有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让学生有积极的参与意识和主导意识。我们所采取的改革措施有如下几点。
1.按照学号秩序安排学生担当“五分钟的教师”,即每节课开始留出十分钟,让做好准备的学生充当五分钟的教师,在讲台上对全班学生讲解他所理解的某个哲学问题,然后有五分钟的时间供其他学生对该学生提问,最后教师对整个环节给予点评。这个方法我们实施了很长时间,学生反响良好,充分调动了学生思考哲学问题的积极性。
2.将全班按一定人数分成若干小组,每月展开一场哲学专题的探讨活动,每个小组提供对该专题的研讨报告,各自安排代表上台发言。小组之间相互点评、打分。
3.教师在讲授课程时要坚持两个原则:(1)教学主导权的转交只是适当地转交,教师必须掌握最终的决定权,否则教学秩序和教学进程都会受到干扰,最终损害的是教学质量。(2)教学活动的重心要放在对学生领悟力的锻炼和提升上。只有坚持这两个原则并充分展开教学实践,我们才能有最坚实的把握来真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最终激发其兴趣和提升其哲学素养。
(四)教学方法改革与考试方法改革的关系研究
在“西方哲学通论”课程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传统的考试方法――期末考试成绩决定最终成绩,的确有较大弊端。因为这容易使得学生在课程学习时过度注重对知识的记忆和储备,而忘却了哲学学习的根本要义。首先要去理解、领悟义理,绝非只是去记忆知识。我们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实践中当然可以反复向学生强调指出哲学学习的特点,但为了在形式上能予以体现和保障这种指导精神,对考试方法和考试形式进行改革的确是有积极意义的,因此我们说教学方法改革也需要考试方法的改革。
我们具体的措施如下。
1.增加平时成绩的考察和鉴定,将平时成绩按一定系数纳入最终成绩。平时成绩的考察形式主要有课程论文、课程发言、小组报告等。人数较少的班级适当提升平时成绩系数,创新实验班可以考虑将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系数提升至60%。
2.改革期末试卷题目结构和内容,对试卷题目的难度和深度要有切实把握,既能满足检验学生知识性学习的一般要求,又能考察学生思辨性领悟的学习效果,即学生自主思考的能力。这一要求的实现既依赖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同时也必须能多少体现改革效果。那么,这就为我们的试卷设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认真总结每次平时讨论、期末考试的经验和教训,探寻哲学考试的最适宜的模式,最终为哲学教学活动提供有力支援。
三、教改成果与经验总结
通过推进本课程的教学方法改革,我们使得绝大多数学生在哲学专业知识和哲学一般素养等方面都得到了提高。具体而言,进行通识教育,我们打通了文史哲各专业的原有专业限制,让学生能够了解进而掌握西方哲学史的基本问题,提升哲学素养,从哲学层面提升和巩固人文素质教育,同时也为哲学专业或有志于对哲学问题进一步深造研究的其他专业学生提供了基础和预留了接口。其次,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系统地了解并初步掌握西方哲学历史脉络及基本内容,引导学生学习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思维方法,锻炼和提高了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在哲学教育中做到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通史与原著的结合、阅读与思考的结合。
总之,“西方哲学通论”课程的教学方法改革使我们看到并确定了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的一个方向,此即:在授课对象的广度和教授内容的深度之间,通过努力和合理的规划,我们是可以达成一个合理的、有机的平衡的。这被我们视为本课题研究所取得的最大收获,因为这一经验必将有助于其他平台课(公共课)的教学方法改革。
1·1定位恰当,培养目标明确
西方有着悠久的人文教育传统,自20世纪60年代起,新的医学人文教育在西方兴起,进入80年代以后,加强人文教育已成为医学教育改革的强劲趋势。1982年美国医学会医学教育委员会(CME)在“医学教育未来方向”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医学生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1984年美国医学院协会(AAMC)在《为21世纪培养医生》的报告中指出:“缺乏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的医生,在医学生涯中往往会丧失智力挑战的能力和应答这种挑战的能力”[2];1993年英国总医学委员会(GMC)在“明天的医生”(TomorrowsDoctors)报告中提出医学教育和实践中要加入更多的“人文学科特殊学习模块”(humanitiesspecialstudiesmodules,SSMs),以达到医学人文与医学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以至包容[3];法国也提出把人文教育与医学各科专业结合起来,培养“不受任何学科界线限制的人”。
1999年成立的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MedicalEducation,IIME),制定了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该要求强调指出“敬业精神和伦理行为”是医疗实践的核心,应把“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同“医学知识”、“临床技能”一样作为保证其毕业生具备“基本要求”所规定的核心能力和基本素质之一[]4。这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卫生发展和医学教育的需要,也为医学人文教育提出了新的目标。综合上述要求,我们认为国外医学教育中的人文教育目标主要在于:树立新的医学观念和批判性思维(criticalthinking),全面认识医学与社会;培植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professionalvalues,attitudes,behaviorandeth-ics);依靠人文的知识和方法,发展医学生的沟通技能(com-municationskills)和协作精神;培养信息管理和社区管理能力。
1·2课程设置合理
为增强医学的人文特征,改变医学的“纯科学技术性”,20世纪60年代美国率先对医学课程进行了改革,强化了医学预科的人文教育。同时,为了进一步克服因忽视人文教育所造成的“医预综合征”要求医学生进入医学院后,仍要学习医学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许多医学院校开始增设人文学课程,到1995年几乎所有的医学院都开设了人文学课程,并得到联邦基金,特别是国家人文科学基金的支持。
美国大学实行选修制或半选修制和学分制教育体制,如哈佛大学医学院医患关系教育贯穿前两年半课程,以后的必修课有:医学人权和医生、生物科学技术的社会学研究、医学实践中困境的伦理方面、健康和疾病的伦理根源、医学社会史、社区卫生中心的医学人类学等;选修课有:医学伦理学、社会医学、医疗管理、生物科学的社会问题等[5]。英国高等教育委员会1978年已建议把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医学、行为医学、伦理学和医学法学等学科列入医学院必修课计划[6]。总的来看,国外的医学院校医学课程基本上由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医学三大类组成,其中医学史、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医学法学、行为医学以及医学社会学是医学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如在北美的医学人文学21个研究生教育点中,也是以医学史、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和医学法学以及医学社会学为主干课程[7],欧洲国家也是如此。这些国家中,医学人文课程占总学时的比例以美国、德国为多,达20—25%,英国、法国、日本约为10%-15%[8]。
相比之下反观我国的医学院校,课程设置仍然停留在生物医学模式基础上,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偏少,课程学时大约只占总学时的8%左右,其中以意识形态教育类课程为主,约占人文社科课程课时总数的86·21%[9]。如作为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先河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对其80年的课程体系进行比较分析时指出该校人文社会课程由原来的无增加到目前的9门,但仍不到总课时的5%,且中国革命史、哲学等政治类课程就达5门,并占人文社会课程的73%[10]。
1·3教学内容的关联性、序惯性和实用性
1·3·1国外医学人文教育在课程内容方面表现出横向的“关联性”,即人文课程与自然科学、医学、社会科学相互渗透,呈现出交叉性。如医学伦理学、医学哲学、医学法学、医学与文学等学科课程被大量开设,这些课程不是孤立地讲授而是彼此融汇一体,并与医学内容紧密结合,这也是推进医学教育中人文教育与科技教育融合的有力举措,值得借鉴。
1·3·2人文课程体现出纵向的循序发展的“序贯性”,即人文课程在临床前期开设,但并没有在临床前期就结束,而是延续到教学的全过程中。如日本的医学院前2年主要用于学习基础科学与人文科学课程,以医学概论涵盖医学人文课程,并在第五学年开设续医学概论,了解医疗与法律、伦理、社会经济的关系[11]。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医患课程也从第2学年开设,贯穿4学年时间。
1987年英国的报告建议:医学伦理学应该贯穿在医学教育整个阶段、有一定间隔和反复进行,应该在临床教育中,按一定的间隔插入一定时间的、由医学以外很多专家进行的、跨学科的伦理教育。因此从总体上看,西方的人文教育以贯穿于专业教育的全过程为特征。此外,医学人文教学并没有在本科教育划上句号,而是成为医学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的内容。
1·3·3人文课程突出实用性。国外认为,医学教育的核心是病人,医学院是一个专业学院,人文教育应当整合到医疗实践中去,实现医学与人文课程的一体化,其突出特点表现为“轻理论,重行为”,并始终贯穿两个基本思想:一是以病人为中心,二是密切联系实际,很注重当前医学领域的社会问题以及对这些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分析和提出解决办法。
例如,“当代法律与医学问题”主要讨论影响医患关系的法律以及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的法律基础问题,其教材从法律杂志、法庭判决、医学伦理学杂志和医学卫生政策期刊中挑选资料编写而成;再如在基础课中有一门必修课为《行为科学》(《behavioralscience》;内容包括行为现象学、社会心理学、心理病理学、性心理学以及社会医学、医学发展理论等,并紧密联系地域实际,讨论各种由社会、心理因素导致的行为问题,例如上瘾、车祸、青少年自杀等等,同时也为进入临床阶段《精神病学》学习打下基础[12]。国外大学医学院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内容都是针对现实问题,针对现实问题是国外医学人文课程教学的特点。
1·4教学和考核的方法灵活多样
国外的医学院校为了达到课程的教学目的,采用各种教学方式和手段,包括课堂讲授、课堂讨论、学术研讨、课外阅读、写论文甚至参与教学等,以案例为先导,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形式已被广泛采用,小组讨论作为重要的教学方法也倍受青睐,教师通过阅读材料来指导学生,鼓励并创造机会使学生说出自己的感受、信息和观点,给学生以最充分的自由度;也有的采取指定学生阅读、实际写作训练、直接的角色示范活动;还有的特别注重教学情境与场所的设置,如在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的教学中,采取直接的讨论方式,如邀请医生———诗人、医生———作家、危重病人、自愿参加临床实验的病人及其主管医生一同讨论,甚至在教学计划中安排学生和教师共同参与戏剧表演,以便学生真正投入到情景中去。如日本在大学一年级安排学生“体验实习”,每4-5名学生为一组,通过体验唤起心中的感受,达到西方所强调的“移情作用”[13]。此外,国外评价学生成绩的方法有考试、写论文、讲座及参加教学、研究项目等。
2国外医学人文教育课程计划对我国医学人文教育的启示
2·1增进对人文教育的认识,明确合理的培养目标20世纪50年代学苏联,我国大学院系开始调整,实行了人文与科技教育分离的错误政策,高等教育推行比较狭窄的专业教育(professionaleducation)和职业教育(vocationaleduca-tion),重理轻文、智育至上、能力主义等观念已由学校渗入社会,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价值观念,致使学科背景原本就单一的医学院校又严重削弱了人文学科教育,除“两课”外,医学生与更多的人文社会科学难以接触,医学教育中也越来越追求纯粹的技术知识的攀升,存在着泾渭分明的界限和迎合社会一时之需的侧重,加之医学院校普遍对校园文化建设不够重视,这样,医学院校大学生既在早期社会化机构中缺乏文化素养,又在大学校园内缺乏文化熏陶,真可谓人文教育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这一状况一直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反而随着市场经济下功利行为的泛滥,唯科学主义与工具理性的盛行,医学教育对于技术的强调进一步加强,“学”渐被“术”所取代,必然导致了大学的人文资源和人文精神严重流失。
近些年来,这一现状和医疗活动中发生的一些不良事实,引发了国人的深刻反思,因而在报纸杂志的文章中,强调医学人文教育重要性的观点已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医学人文教育的水平离它应当承担的责任还相距甚远,医学人文教育的发展依然是困难重重,一方面,在理念上,人文教育的重要性被不断地肯定,另一方面,在实行中,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又不断地被淡化,甚至忽视。我们认为人文教育在当代大学教育中之所以出现上述的矛盾与困境,最主要的是人文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更恰当地说,则是大学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人文教育应该是高等医学教育的一个组成,并且是一个重要的组成。
最值得反思的是,常常热心赞教育的人,对什么是人文教育,什么是人文教育的组成,却往往人言人殊,并无共识,因而我们认为人文课程本身没有“受尊重性”(respectability)可能是问题的核心,所以如何使人文教育赢得“受尊重性”,是使学生向人文教育归心、向心的根本之道。因此,增进教育和卫生行政部门与医学院校的院校长等决策层对人文教育的认识,克服把目光只集中在技术和设备、忽视人文精神教育的倾向,制订明确合理的人文课程培养目标是当务之急。
2·2明确规划医学人文教育核心课程与体系,增强教学内容的效用性首先,我们应认识到我国医学人文教育课程设置有很大的随意性。实际上,由国家硬性规定的医学人文学科课程仅有医学伦理学一门,医学史、医学社会学等课程大多为选修,而且大多课程是依据学校或教师的兴趣开设的,缺乏学科整体性规划,课程的变动性大,盲目开课、为开课而开课的现象还十分严重,因此许多课程的教学和师资质量难以保证。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应确定医学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如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医学史、医学法学、医学心理学、医学与社会、医学概论等,同时可以考虑设置医学人文学辅修专业(本科生),目前国内已经开设的医学人文学辅修专业有卫生事业管理、卫生法学、医学创新等。
其次,我国医学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内容比较注重理论的探讨,普遍侧重于范畴、体系的教授,让学生系统、全面地掌握学科的基本内容,力求知识的完备,试图让学生学会利用所学知识去观察、分析问题,而对实用性、实效性关注不够。但由于教材更新速度慢,近几年我国社会发展很快,学生学的与现实差距比较大,面对现实问题许多学生往往一筹莫展,有时甚至被错误的言行所同化。实践表明,医学人文课程的教学内容应以实用性为主,把人文课程整合到医疗实践中去,达到医学与人文课程一体化,体现出以“病人为中心”、“密切联系实际”的基本思想。
这样,才可以避免人文科学与医学实践的脱节,才能提高人文教育的实效性及体现医学人文教育的基本宗旨,即:将人文知识整合到医学实践中,不是为医学增加“文化外衣”,而是使之加强对人类生命、死亡及生存意义等方面的理解;学习的不是文学、伦理、法律、宗教等学科知识的理论体系,而是他们在医学实践中的具体表现,以及对医疗实践的引导和制约作用,使学生学会从医学、道德、科学、政治等不同角度去思考问题。
【中图分类号】G62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2-0037-01
思想政治课教学是完整的人的教育,思想政治课教师应具备哪些核心能力,才能使教育对象在如今成长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接受看似枯燥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我总结出,思想政治课教师应具备——“长”、“宽”、“高”。
一、所谓“长”是指作为思想政治课教师应具备专业理论的一技之长。
美国著名教育哲学家费尼克斯曾说:“一切的课程内容应当从学术中引申出来。或者换言之,唯有学术中所包含的知识才是课程的适当内容。”思想政治课往往由宏大的思想哲学和现实政治命题构成。高校思想政治课要把它作为一门真正的课程来教学,必须要求教师具备宏大的思想哲学理论基础,具备对现实政治命题的认识和把握。例如:理论体系博大精深,讲清它的来龙去脉,实际上就勾勒了一部西方思想哲学史和政治经济学史。再如:思想品德教育,事实上是一种公共价值观的教育,应以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等基本理念为基础,包含探讨争鸣等教学内容。完成诸如此类任务是要求教师必须具备专业理论基础知识的一技之长。
二、所谓“宽”是指思想政治课教师的知识面要宽。
新课改倡导的新模式、新教法,归根结底都是在提高思想政治课的实效性,目的是不仅要让学生获得一种知识,还要让学生认同教育者所倡导的精神、立场和态度,并孜孜以求。为此教师除了需要具备专业理论的一技之长,还需要宽广的知识面。
例如:政治课教学常用的教学方法案例法深入浅出:无论是名人轶事,还是八卦明星,如果没有广博的知识,信手拈来,找到十分恰当的例子就很不容易。探究法要求先让学生学,然后启发式的教,如果没有广博的知识,就不能有的放矢,适时精妙的道破玄机,当堂训练也不会恰到好处。讲授法要紧抓学生注意力,形象生动的变幻语言、音调,或朗朗上口的广告词,或高山流水的古诗歌、或慷慨激昂的煽情,或婉转低回的悲悯,甚至需要几分说书的能力。根据教学内容设计角色扮演、创设情景又需要教师有几分导演的素质。学生精神疲倦、情绪低落时,进行知识点朗诵、背诵、分组抢答制造竞争氛围,又需要教师具备主持人的才能。教师辅助的手势或体态语言,还需几分表演功底。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如:投影仪、电脑等下载、剪辑图片、视频,又需要教师有很娴熟的计算机知识。为突出某个观点、问题,在板书上特殊处理或辅以漫画,需教师具备美术色彩等知识。走出课堂,参观、访问、调查,写论文、谈时事、搞辩论,需要教师具备安全知识、时事知识、论文指导的知识。走近学生,解决思想问题,快速了解学生,不仅需要教师具备心理学、教育学知识,并且对当今时尚,如:流行歌曲、电视节目、前卫游戏、淘宝团购、体育汽车、保健低炭等都能娓娓道来,这样才能与学生拉近距离,缩短代沟,更好的做既教书又育人的工作。
三、所谓“高”实质是指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具备崇高的思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
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具备崇高的思想信念,如果教师对传授给学生的思想信念不认同,去引导影响学生时,就会使学生的思想发生混乱。如果敷衍了事,照本宣科,势必使思想政治课走入死板枯燥乏味的境地。思想政治课教师应该是人类终极问题的思考者,由较高思想觉悟武装的教师态度鲜明、立场坚定、言行一致,明辩是非,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能更好的以主流思想引导学生认识人生、认识社会、接受并喜欢思想政治课,从而树立崇高理想。另一方面,理论也是与时俱进的,运用理论去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丰富和发展。当前,社会转型,思想重构,存在的社会现实导致人们的理想信念模糊,价值观扭曲,如果思想政治课教师没有哲学思考的习惯,没有崇高的思想信念就难以解释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理由和正确性。全方位提高思想政治课教师的思想水平,树立崇高思想信念和高尚道德情操是成为改进思想政治课的头等大事。
总之,思想政治课教师应该是“上得了课堂,入得了‘厨房’”,也就是思想政治课教师在讲课时:既有理论支撑,又生动形象;既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又有无可名状的感染力;既能给人带来愉悦,又能给人带来思考,这样的课才是深受广大青年学生欢迎的课,这样的老师才是学生欢迎的老师。为此,思想政治课教师在一技之长的长度,知识面的宽度和思想信念道德操守的高度三方面都有所发展,才能树立与时俱进的丰满立体的思想政治课教师新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