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12 17:49:4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贸易条件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21世纪将是知识经济的时代
人类文明诞生后的第一种经济形式是农业经济，其主要特点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和畜牧业在经济中的压倒性优势地位，对大自然的依赖程度依然很高，世界各国彼此分隔。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起，人类社会开始更多地摆脱对大自然的依赖，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身的认识也不断地深入和拓展，各种发明和创新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都层出不穷，从而大大地推动了工业经济时代的到来、发展和成熟。应该说，到目前为止的人类社会仍然还处在工业经济时代，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仍然以获得工业部门的增长和发展为目标。
然而，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人类社会又开始悄然步入知识经济的新时代：1996年，经合组织发表了一份题为《1996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概念和相关的指标。世界银行1998～1999年度的世界发展报告更是以《知识与发展》为题，认为“知识对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依赖于知识。……今天，技术最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确实都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有50%以上是属于知识密集型的。
所谓“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之上的经济，它主要由知识创新体系、知识传播体系和知识应用体系组成。在这种经济中，知识取代了农业经济中的土地和工业经济中的传统资本而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主要角色，知识被认为是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的驱动器。笔者认为，“知识经济”时代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经济资源的可再生性。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最主要的经济资源和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知识作为经济资源，具有非消耗性、共享性、非稀缺性和易操作性，因而是一种可再生性资源，它很少受时间或空间的限制，可低成本复制，且易于传播处理。
2.经济增长的良性化。一方面，经济周期的弱化即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减弱；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改变。有的学者认为，美国“新经济”的“一增两低”（即经济持续增长伴随着低失业和低通胀的独特现象）便体现了知识经济的特点。
3.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与上述两个特征紧密联系，发展的观念因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更多地注重经济增长的效益、可持续性和生活质量，更加强调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在工业经济时代后期开始加速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在“知识经济”时代呈现出加速发展的势头。作为知识经济重要内容的信息技术和全球网络系统大大地改变了世界市场的存在方式，加速了全球贸易自由化和金融一体化，加快了跨国界的生产要素流动。
笔者认为，只有美国等发达国家才开始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进程，其中就连走在最前面的美国“新经济”也只是21世纪全球性“知识经济”时代的前奏而已。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至今仍被排斥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大门之外。不过，21世纪将成为知识经济的时代，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知识经济时代的贸易条件问题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是阻挡不住的历史必然。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去积极了解知识经济的运行规律和法则，不去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机遇和挑战，那么它们将永远无法摆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原因很简单，发达国家不断使知识的前沿迅速向前推进和知识本身的乘数效应，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追赶“一个移动的目标”。
自“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提出以来，围绕贸易条件恶化理论的争论就没有停息过。然而，正如保罗·斯特里顿所说的那样，“当许多人对初级产品生产国的贸易条件持续恶化的理论的批判愈演愈烈的时候，这个理论的内核很可能在这场猛烈的攻击中得以保存下来。这个内核就是：在世界经济当中，存在着导致从对外贸易和广泛的经济进步过程中产生的收益分配不平衡地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以至于最好最大的份额归于强国，弱国则在分配过程中自相侵吞。”①结果，贸易条件恶化论不仅没有被，反而获得了进一步发展。贸易条件恶化论可以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1.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相对于中心国家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而言，呈现出长期恶化的趋势。D.沙普斯福德指出，在1900～1982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29%②。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4年的一份报告中同样证明了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恶化趋势，它指出1968～1987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52%③。
2.国家的初级产品相对于中心国家的初级产品来说，其贸易条件同样也在恶化。汉斯·辛格指出，1954～1972年间，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单位价格每年平均下降0.73%，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价格则年均下降了1.82%④。联合国在2000年1月的统计材料中指出，1980～1999年第一季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价格指数分别下降了25%和58%⑤。
3.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与中心国家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也在下降。汉斯和沙卡等人通过对29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1965～1985年期间出口制成品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进行的统计分析表明，这29个国家出口制成品的价格指数年均下降0.65%⑥。
4.相对而言，国家的贸易条件存在着长期恶化的趋势。1980～1995年间，低收入国家的商品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都呈下降趋势：如果以1987年为100，那么这两项指标分别从121和105下降为91和89⑦。
以上内容可以说是贸易条件恶论在工业经济时代的几种表现，它们是工业经济时代国际分工的产物。到知识经济时代以后，同样由于不对称的中心—体系，同样由于技术进步在中心和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和扩散，同时还由于知识产品与物质产品在需求收入弹性上的差别，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趋势并不会从本质上得到扭转，贸易条件恶化论的“核心”内容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只不过中心—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由“工业制成品—初级产品”组合转变成了“知识产品—物质产品”的组合，因此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内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除上述4个层次的内容继续有效以外，它还极有可能增加下述几个方面的内容：
5.国家工业制成品与中心国家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6.国家的初级产品与中心国家的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长期恶化。
关键词：贸易条件 变化 波动性 入世
贸易条件是指一国出口商品的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比率，反映了每单位出口商品所换回进口商品的单位数量，是衡量一国出口相对于进口的盈利能力和贸易利益的一项重要指标。本文以贸易条件为切入点，研究我国入世前后贸易条件变化并做出客观的评价，并以贸易条件的变动为客观依据，研究入世对我国 经济 福利和贸易利益的影响，弥补当前判断我国入世之后经济福利和贸易利益变化时客观标准不足的缺憾。
我国贸易条件变化趋势分析
（一）数据说明和 计算 方法
本文结合《
2类商品贸易条件的长期变化也呈现恶化趋势，从2005年的99到2006年的71，下降了28，通过h-p值可以看出其恶化趋势不断加剧，幅度大于整体贸易条件，该类产品贸易条件入世前的年均波动为6.7%，低于入世后的年均波动9.1%。
3类商品的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虽然也是恶化，但是恶化程度并不是很大，从1995年的109到2006年的102，通过h-p值观察到的恶化趋势程度从1995年的-0.57%到2006年的-0.07%有所减轻，3类商品的贸易条件的年均波动在入世前为7.6%，入世后上升为9.2%。
4类商品的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是上升的，h-p趋势值从1995年的53到2006年的99，但其上升的趋势在不断减弱，因其h-p值从1995年的12.2%逐年下降为2006年的1.6%，同时其入世前的年均波动为17.2%，入世后为16.8%，有所下降，但幅度不大。
5类商品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是恶化的，1995年为110，2001年为92，2006年为68，并且其恶化趋势在不断地加剧，h-p趋势值的增长率从1995年的-2.2%变化为2006年的-6.8%，其入世前的年均波动小于入世后的年均波动，前者为7.1%，后者上升为8%。
6类商品的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也是恶化的，1995年为126，2006年为72，且恶化呈下降趋势，入世前的年均波动则小于入世后的年均波动，分别为4.4%和5.6%。
7类商品的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从1995年的124恶化为2006年的95，但是恶化趋势有所减缓，其入世前的年均波动11.1%则高于入世后的年均波动7.2%将近4个百分点。
结论
第一，从贸易条件的变化分析来看，我国整体商品的贸易条件从1995年到2006年处于下降趋势，但入世前则是较为缓慢地下降，幅度较小，入世后则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对于不同的分类商品，除了4类商品外，其他种类商品的贸易条件均呈现下降趋势，其中2类、5类、6类商品的贸易条件在入世后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
第二，从贸易条件的波动性分析来看，入世后整体贸易条件的波动性比入世前较大，这跟入世以后整体贸易条件的明显下降有关。从分类商品来看，2类、3类、5类、6类商品入世后贸易条件的年均波动性大于入世前贸易条件的年均波动，这与这些商品入世后贸易条件的明显下降有关，3类商品（虽然未出现入世后的明显下降，但是其贸易条件入世后的变化幅度要大于入世前。0类和4类商品的贸易条件的入世后的年均波动则小于入世前，而7类商品贸易条件整体上呈现正弦式的波动。
第三，结合我国入世前后贸易条件的变化和波动性分析，可以看出，入世前后我国整体商品的贸易条件和绝大部分种类的商品贸易条件是下降的，整体商品的贸易条件在入世后下降更为明显。入世后我国整体贸易条件的波动性和大部分分类商品的波动性大于入世前，且入世后的贸易条件出现明显下降的分类商品，其入世后的波动性也比入世前较大。
可见，入世前后我国整体贸易条件和分类商品的贸易条件的变化趋势和波动性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对研究入世对我国贸易利益和 经济 福利的影响，提供了一定的客观依据，具有重要的意义，入世通过哪些因素以怎样的路径对我国贸易条件的变动产生了影响，将是笔者下一步研究的主要方向。
参考 文献 ：
1.崔津渡，李诚邦. 中国 对外贸易条件：1995-2005年状况分析[j].国际经济合作，2006
2.韩青.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基于影响因素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7
3.胡飞.中国贸易条件变动及改善研究[j].安徽财经大学优秀硕士学位 论文 ，2007
张先锋(1968-)，湖北兴山人，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摘要：文章运用1981―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货物及工业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的低估、实际资本存量的迅速增加和国内生产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加深是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Gmnger原因。文章据此认为，宏观经济内部失衡，投资率过高消费率偏低，生产能力相对过剩，迫使企业低价出口，是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贸易条件；内外部均衡；对外贸易依存度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4-0020-06 收稿日期：2008-12-29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50年代Prebisch和Singer提出“普雷维什一辛格”命题以来，大量的文献就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问题进行研究。Findlay(1980)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或投资的增长不仅没有引起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改善，反而引起了贸易条件恶化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下降。Singer(1999)等认为发展中国家以出口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替代出口初级产品实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其结果只能是转换了贸易条件恶化的内容，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价格贸易条件却在不断恶化。Sarkar(2005)的研究表明，韩国制成品的出口结构迅速高度化，其贸易条件却呈下降的趋势，制成品出口结构的改善对价格贸易条件的正向影响并不明显。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我国贸易条件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张建华等(2004)将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归结为：进出口商品的需求状况、进出口商品的市场组织状况、汇率和进出口商品的构成状况。曾铮、胡小环(2005)认为，我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位于产品内分工的低价值链部位，是造成出口商品结构高度化与贸易条件恶化并存的原因。韩青(2006)认为，工业制成品出口和外资企业出口是导致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最重要原因。王平、钱学锋(2007)认为我国长期采取出口偏向型技术进步是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根本原因。韩青(2007)认为，实际汇率、初级产品进口、工业制成品出口和贸易收支长期都在不同程度地恶化着我国的贸易条件，其中又以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恶化效应最大。与以往文献不同，本文认为，贸易条件恶化是我国对外贸易失衡的一部分，而我国外部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的内部失衡，因此，应把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问题纳入内外部均衡的框架内加以探讨。
二、内外部均衡与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理论分析
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在封闭经济中，国民储蓄必然等于投资，投资是储蓄转化的惟一方式。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民储蓄=国内投资+经常账户余额，储蓄一投资缺口直接表现为经常账户余额。因此。我国经常账户顺差不断扩大正是国内消费率偏低储蓄率偏高，进而储蓄率高于国内投资率的结果。我国储蓄率偏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改革开放后，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一方面，计划经济时期的各种福利与社会保障被取消，另一方面，转型时期，我国的医疗、养老、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不健全及教育等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由此导致预防性动机储蓄增加；第二，由于税收制度原因，宏观收入分配格局中，收入分配过度向政府部门和企业倾斜，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而住房、教育等价格的快速上升对一般消费品产生较强的挤出效应，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第三，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扩大也成为制约消费率提高的重要因素。我国投资率偏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国内过高的储蓄率压低了我国金融市场上的贷款利率水平，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成本，推动了投资率的上升。第二，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出于经济增长、税收和就业的考虑，政府采取鼓励民间投资、激励外商投资、放宽金融政策及土地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激励投资率的上升。第三，国企投资体制改革不彻底，预算软约束没有根本消除。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不很充分，企业的所有者没有拿到应有的红利，这使得企业掌握的营业盈余比较大。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拥有巨大的土地出让收益，为国有企业和政府投资提供了资金基础。与此同时，政府投资低效率，为了保持既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迫使投资率必须处于高位。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在短期内拉动了经济增长和就业率的提高，但是从长期来讲，过高的投资率会不断形成新生产能力，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供大于求。第四，我国正处于城镇化、新型工业化阶段，这个阶段需要固定资产投资较多。在消费需求不足、投资率偏高的情况下，大量过剩产品在国内难以找到销路，势必会低价涌向国际市场寻求出路，使我国出口剧增，在形成巨额贸易顺差的同时，伴随着贸易条件的恶化。与此同时，由于人民币币值低估、出口退税、地方政府出台的各种土地供给优惠政策、劳工标准偏低、资源环境的成本没有被企业充分内化等，一方面，这些优惠政策为企业降低成本，低价出口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导致了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出口快速增长是以国内经济失衡为基础。以国内要素市场的扭曲和社会成本增加为代价，并伴随贸易条件的恶化和贸易磨擦增加，而贸易条件恶化，造成企业出口利润低下，工资增长缓慢，而工资增长缓慢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强化了国内需求不足和内外部经济的进一步失衡。
根据以往的文献及上述分析，本文把影响我国货物及工业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的因素归纳为技术进步、资本积累、贸易结构变动、汇率变动、加工贸易在货物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国内生产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等六个方面。
三、内外部均衡与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在本文中，货物及工业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分别用NBTT、INBTT来表示，用工业制成品出口额，货物出口额(IPR)以及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额／供业制成品出口额(CPR)来衡量贸易结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用SITC5+S1TC7表示：用加工贸易总额／货物贸易总额的比例(IT／GT)来检验加工贸易对贸易条件的影响；用货物出口贸易总额／GDP的比例(DFF)来表示国内生产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用TFP来测度技术进步，用实际资本存量代表资本积累，用REER代表实际有效汇率。
本文所考察的时间区间为1981～2006年，这一时期是我国货物及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发生迅速变化的时期。本文的1981-2004年货物及工业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的数据来自黄满盈(2006)的博士论文《中国贸易条件实证分析(1981-2004)》，2005~2006年数据按黄满盈的方法算出，并以2000
年为基期调整而来。在估算实际资本存量(k)时，本文引用了汤向俊(2006)核算的1978-2003年我国物质资本存量，2004-2006年的物质资本存量数据由本文测算。具体方法如下：以1978年为基年，折旧率参考大多数学者的做法选择5％，本年K(1978年不变价)=上年K(1978年不变价)×(1一折旧率)+本年固定资本投资额，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本文以2000年为基期对实际资本存量数据进行了统一调整。对于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标，本文运用C-D函数，假设中性技术进步，规模报酬不变，使用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测算，通过回归计算得出ak=0.68885，al=0.3115，并进一步测算出我国历年TFP数值。本文REER的数据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国际金融统计，其它数据均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二)货物价格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计量结果与分析
1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首先需要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只有具有相同单整阶数的变量才可以讨论它们是否协整。本文对NBTT、IPR、CPR、TFP、RC、IT／GT、REER、DFr的对数值和一阶差分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l。从表l可以看出，各变量的对数值都是非平稳的。经过一阶差分后，除InCPR在5％显著性水平上外，其它各变量在1％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单位根假设，可见各变量的对数值均为I(1)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2 协整检验
虽然时间序列InNBTT、InIPR、InTFP、InRC、InREER、InDFT的ADF单位根检验是非平稳的一阶单整序列。但它们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这个线性组合反映了变量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协整检验对滞后阶数比较敏感，滞后阶数过大或过小，都会导致“虚协整”。本文使用AIC、SC信息准则和LR统计量作为选择最优滞后阶数的检验标准。根据以上准则，可以确定出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阶。滞后阶数为2的VAR模型各方程拟合优度很好，回归残差序列均满足正态性，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由于协整检验实际上是对无约束VAR模型进行协整约束以后得到的VAR模型。因此，该VAR模型的滞后期应该等于无约束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减1。即协整检验的最优滞后期确定为1。本文采用Johansen系统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多变量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迹统计量接受了r≤5的零假设。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接受了r≤4的零假设。综合起来看以上六个变量之间存在3个协整关系，即在95％的概率下，技术进步、工业制成品出口占货物贸易出口的比例、实际资本存量、实际有效汇率、加工贸易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出口货物贸易总额／GDP与贸易条件的变化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估计出的标准化的协整方程式为：
InNBTT=1.553251LNTFP-0.186008LNRC+
(0.06979) (0.01170)
+0.356630LNREER-0.015025LNIT／GT+
(0.01643)(0.00905)
+0.273068LNIPR-――0.2029071nDFr
(0.00605) (0.01611) (1)
(1)式中括号内为标准差。由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在同向变动关系中，TFP对我国贸易条件的影响远大于IPR对贸易条件的影响，TFP每变动一个百分点，我国货物贸易条件变动1.55325个百分点；其次是实际有效汇率，REER每变动一个百分点，我国贸易条件变动0.356630个百分点：第三是工业制成品出口占货物出口的比例，IPR每变动一个百分点，NBTT变动0.273068个百分点。在反向关系中，首先是出口贸易依存度，DFT每变动一个百分点，我国贸易条件变动0.202907个百分点，其次是资本积累的影响，最后是加工贸易的影响。
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InNBTT、InIPR、InTFP、InRC、InREER、LNIT／GT、InDPTX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还需要对各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本文根据VAR模型，利用AIC和SC准则对不同滞后期的VAR系统进行评价，得出最优滞后阶数为1阶。变量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技术进步、实际资本存量变化、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GDP变化与贸易条件的变动存在因果关系。加工贸易进出HI货物贸易进出总额、工业制成品出口占货物贸易出口的比例不是贸易条件变动的Granger原因。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技术进步有利于贸易条件的改善。在所有变量中，技术进步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最大；第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降低是贸易条件恶化的最主要原因。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采取的人民币汇率低估政策在促进出口增加的同时，也导致商品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第三，货物贸易出口总额／GDP、资本积累对商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具有重要的负面影响。这表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对进出口贸易依赖程度的提高和资本积累的快速增长，商品贸易条件趋于恶化。第四，工业制成品出口占货物贸易出口的比例对货物贸易条件的影响并不明显。这表明，贸易结构的高度化并没有带来贸易条件的改善。
(三)工业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计量结果与分析
1 协整检验
时间序列LNINBTTJnCPRJnTFP、InRC、InMER、LNIT／GT、lnDFF的平稳性检验见表1，JJ检验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InINBTT、InlPR、InTFP、InRC、InMER、InDFT六个变量之间存在3个协整关系。估计出的标准化的协整方程式为：
LNINBTT=0.462426LNTFP-0.119049LNRC
(0.25592) (0.12193)，
+0.300990LNREER+0.433951LNIT／GT
(0.04188)(0.05451)
+0.613176LNCPR-1.0586461nDFT
(0.18020)(0.06810) (2)
(2)式中括号内为标准差。由协整方程可以看出，技术进步、加工贸易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资本密集型产品占工业制成品的比例、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与贸易条件呈同向变动的关系，而货物贸易出口总额／GDP、实际资本存量的变动与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呈反向变动的关系。
进一步对InINBTY，InCPR，InTFP，InRC，InREER、
LNIT／GT、InDFF之间的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本文根据VAR模型，利用AIC和SC准则对不同滞后期的VAR系统进行评价，得出最优滞后阶数为2阶。变量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5所示。从表5看出，技术进步、实际资本存量、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加工贸易进出H／货物贸易进出总额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GDP与贸易条件的变动存在因果关系。资本密集型产品占工业制成品的比例与贸易条件的变动不存在因果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技术进步有利于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的改善。加工贸易进出口占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比例的上升有利于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的改善，其主要原因是加工贸易是我国贸易结构高度化的重要原因，特别是与加工贸易密切联系的FDI在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占有很高的比重，伴随着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增加，贸易条件有改善趋势；第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GDP的变化率对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具有重要影响。在所有变量影响中，该变量前面的系数最大，货物贸易出口总额／GDP每上升1个百分点，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恶化1.058646个百分点。同时，实际资本存量的增加也导致贸易条件恶化。第三，实际有效汇率的降低是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恶化的重要原因。第四，资本密集型产品占工业制成品的比例与贸易条件的变动不存在因果关系。这表明，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升级并没有带来贸易条件的改善。
四、结论
上述分析表明，1981-2006年，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人民币汇率的低估，二是实际资本存量的迅速增加，三是生产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增加。从理论上来讲，实际资本存量增加，改变了资本劳动的组合比例，有利于对外贸易结构的升级，对外贸易结构的升级应该伴随着贸易条件的改善。但由于我国相对需求不足，为了维持经济增长，投资和出口受到激励，投资与出口快速增长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导致了生产能力相对过剩。造成了我国企业生产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迫使企业低价出口，引致贸易条件恶化。
有关传统数据表明贸易理论中，贸易条件揭示了各国贸易利益的分配，但在现今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的条件下，贸易条件的福利含义就有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最重要的就是，在改变了资本不流动的假设后，一国贸易条件的属地属性与一国国民利益的属人属性之间会产生巨大的不确定性的矛盾。我们对这种不确定性并非无计可施，可以通过投资一体化分散贸易条件波动所带来的风险，增加一国的总体收益。从分散贸易条件波动的风险考虑，人民币的逐步自由兑换可以增加我国在全球化中的收益。还有，金融开放度的提高可以放松贸易的金融约束，从而促进其贸易开放度。
【关键词】
贸易条件；金融；投资
0 引言
贸易投资是国与国之间重要的联系之一，其核心就是为本国的经济利益合作和竞争的过程。实质其实就是贸易利益分割问题。但是传统的贸易理论假定只存在商品贸易而没有考虑生产要素的流动。随着生产要素国际流动和贸易投资一体化迅猛发展，国际间贸易分工利益总量显著增加，也是的国际间的利益分配更加趋复杂，尽管这种贸易投资一体化活动产生的国际总利益不仅高于各国在封闭条件下生产交换的个别利益之和也高于要素不流动条件下各国通过商品贸易进行国际交换式的贸易分工利益，而且每个国际都能通过参与更深层次，更紧密的国际分工获得更多利益，但是贸易分工总利益在各国之间的分配是不平衡的，各国参与分配的方式也是复杂多样的。
1 贸易投资一体化中的利益来源
与传统国际贸易不同，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基础是要素分工，是国际分工从以产品为界限的产品分工向以要素为界限的要素分工发展的产物。贸易投资一体化的主体是跨国公司，在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贸易投资有关国家一般都以各自的比较优势要素参与国际迂回生产，并获得较大的经济利益，贸易投资一体化中的利益就其来源看，还在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利益的形成提供了新的条件和基础，使得国际分工利益整体放大在分析利益的根源时，不同贸易理论针对不同的贸易现象，有不同的介绍，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的是完全竞争且不存在规模经济条件下的贸易现象，由于贸易按照国际分工各自产生具有比较封闭条件下各自产出之和为多，这样总的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
其中一些分析还指出各国产生要素是形成比较优势和直接原因。而新贸易的理论，分析的是相似的国家质检以及产业的贸易现象，认为在规模寂静或市场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开展贸易后，贸易国总的福利水平会提高，贸易利益的产生不仅可能得于传统的比较优势利益更重要是由于分工后产生集中，产生规模扩大，形成过膜经济，从而能降低产品的平均成本，或增加不完全产业的竞争，促进同类产品差异化，优化资源配置，给消费者带来不同的感觉并有多样化的选择，从而增加社会经济福利提高人民的经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不发达就是看人民的经济收入，人民的经济收入提高了。国家的经济也就跟着上去了。只有本国的经济进步了才能去更好的与国外进行经济贸易往来，从而引进别人的技术，别人的经济。
2 传统理论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利益
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是麦克杜格尔模型。该模型认为，在产品和要素市场完全竞争的前提下，资本从资本要素丰裕的国家流向资本短缺的国家，主要是各个国家之间利率是存在很多的差异的。可是很多地方是存在的竞争的，资本的价格不是有一个人说的算，主要是由资本的边际生产决的。很多国家资本是很富裕可是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低，价格很不是很高，很多贫穷的国家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高，价格却非常的高，有时在价格的影响下，贫穷国家的资本慢慢的流入了富裕国家去了，导致了输出资本的边际生产提高，世界资源利用率提高，总产量增加，各国福利水平也随之提高，由此也可以看出，麦克杜格尔模型包含严格的提前假设，在现实中这些前提假设有很多都是不成立的，但是不能因此就否认模型的基本逻辑，应当说，该模型对一般的国际直接投资都有较强的适用性。以此为基础许多经济学家还对国际直接投资利益的产生及相关方面做了一些更具体深入的分析。某些人认为，很多的公司会去果味进行投资，去赚更多的钱主要是因为它有自己的垄断行业，能够很好的控制其他国家的经济，这是也就是为什么国家资本好的反而资本边际生产力高的原因。任何产品成熟起来，都会选择去富裕国家去投资，这样可以取得很大经济的利益而且能赚更多的钱，这也就是各个国家直接要去投资之前要做的分析等等。
3 贸易投资一体化中的利益分配
对于各国来说，无论是民营企业，国企，最关心的还是本国从贸易投资一体化中所能获得的利益，也就是贸易一体化中的利益分配问题，在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利益分配基础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传统国际贸易中的产品分工变成了要素分工，这一改变及即使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传统国际贸易相比在利益分配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别就比如说一下几点：
3.1传统的国际贸易，是贸易国按照国际分工完全利用本国资源生产贸易品并在国家间进行交换的贸易活动。现有的各种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以及新贸易理论等一般都是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因此这些理论也就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前提，即要素在国家间不流动，这样国家间不流动想进步都很难的。
3.2贸易的投资突显了贸易利益必定是要属于贸易国的国别界限的。有些贸易品是需要有外国直接投资、外国要素或中间投入品的形式下变化而来的，贸易品的成本不仅仅是贸易单个国家生产要素根本，而且还是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在内的多国生产要素下的产物。所以贸易国不能仅仅只在乎独享贸易利益，更要在乎贸易与各个国家的紧密关系。
3.3贸易投资一体化是有利有弊的，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定，价位的高低直就影响到得收入的最基本点，这是显而易见的，国内的产品出口的性价比高那GDP相应的就会增长，国内的生产量就会加大。生产量大了就代表着销售渠道也要跟着增大，不然会导致国家经济倒退，劳动者白费劳动力。
4 金融服务贸易与金融开放之间的联系
一般来说，贸易的开放是离不开金融服务的，他们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很多专家都在探讨贸易的开放和金融的开放之间的利弊问题，提出了很重要的看法，权威人士指出“入市不等于开放，加入WTO就等于立即全面开放市场，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这是一大误区” 因为在金融这个领域里我国还不是“孰能手巧”一定要脚踏实地的落实每一个计划，金融服务开放度的提高对这一行业的人士来说可是一大优势他提高了资金外换和产品出口安全控制度，从而促进国际贸易和贸易信贷，而且会降低国际投资的成本和风险，促进国际资本流动。Natalia T.Tamirisa的研究指出，对于银行、保险和证券投资，股票投资这些不同类型金融服务贸易来说不同行业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比如：中国内地的保险行业就不是很乐观，这是一个高端的行业，但是他的人员流动量就很大，但是在美国，日本等一些国家保险行业就要比我国做的好的多。
很高的金融经济对贸易开放有着一定的的负向影响的，这代表着金融一体化的程度不高的国家，其贸易机会的不需要用投资的方式来完成，也就是说贸易和投资是可以替代的。所以金融开对放贸易开放是具有正面关系。我们需要利用他们的关系去制定更好的方案，提高国家的经济。
5 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
简单而言，国际经济活动上在于拓展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两者之间的关系。贸易的开放直接关系这经济增长的发挥机制，但是，很多国家的进京活动与国外的经济活动也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要想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效果，主要要对他们进行简单的分析这有进行了分析才能了解并且利用好他们之间的关系。货物贸易开放和服务贸易开放是贸易开放的两个方面。货物贸易开放，促使各个国家有了密切的销售往来，东西不仅仅只限于本国商品。服务贸易开放能增进各国之间的关系往来，不在闭关自守。
进出口伪报，是通过非法或虚假的经常项目交易向政府汇报确实有道的方式通过低开出口发票或高开进口发票，就可以实现资本的非法流出；反过来，通过高开出口发票或低开进口发票，就可以实现资本的非法流入。这是非法商家经常采用的一种获取利益的手段，尤其是在服务贸易中，很多的高端产品出；进口不上税偷谁的现象是很严重的，由于很多服务产品的价值难以准确确定或者是交易难以监管，更是为非法的资本流动提供了渠道。
6 结论
贸易融资是促进国际贸易的重要条件，金融的发展包括了数量增长，质量的提高，总量运用的交易技术，交易机制与交易模式的创新，通过对贸易的增强，使得金融的渗透度增加，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贸易发展越高，金融的效率就越高，反之，贸易发展越低，金融的效率就越低，贸易的开放是指一个国家从事对外贸在生产，加工，制作，分工，交易，等方面的国际参与程度，贸易的开放包括了，国际分工阶段国内市场的开放，本国贸易参与国外市场的程度，贸易政策的开放和与国际经济组织规章制度的趋同，这几方面都的认真对待才能有效的发展尤其是对于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外部融资是其发展国际贸易的重要条件可以利用外来的资金调整自己国家的经济。所以，金融开放可以通过影响进出口企业的融资能力影响国际贸易。
【参考文献】
[1]赖寒.贸易投资一体化下的贸易利益与金融开放[J].《学术界》，2006.1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快速、持续的发展，累积了大量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2006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经突破万亿美元的大关，2008年5月末外汇储备余额近1.8万亿美元，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人民币汇率已成为涉及到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焦点问题。简要分析了人民币升值的背景及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以及就人民币升值，如何趋利避害提出了一些应对措施。
1人民币升值的背景及原因
1.1背景
2003年，中国经济在扩大内需投资和对外贸易增长的带动下，经济保持年增8.2%的强劲势头。我国近10年来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尤其是来自美国的顺差，目前已成为排在日本之后全球第二大贸易顺差的国家，这是国外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虽然外汇储备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至关重要，但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的各项指标远远高于国际警戒线，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在长期内影响着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使得人民币面临着长期持续的升值压力。
1.2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我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和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发展，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与美、日、欧盟等经济体的贸易摩擦进入高发期，这些经济体基于本国内经济和政治需要持续要求人民币升值，并对我国施加各种压力。在综合考虑我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和整体承受能力的基础上，以国外要价合理让步和对我发展整体有利为前提，我国政府宣布自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币汇率不再紧盯单一美元，它标志着中国在迈向真正有弹性和可浮动的汇率制度方面走出了关键性的历史一步。在公布了这一政策后，人民币持续小幅度升值。
2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利弊影响
2.1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有利影响
(1)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我国长期以高能耗，低效益，技术含量低，甚至是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在国际贸易竞争中，低估人民币币值，鼓励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型产品的生产出口，虽然赚取大量外汇，但回报的价值并不是很高，资本积累相当困难。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尽管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经济、技术、管理都有了一定的积累，这是我国向更高的技术领域、更高的产业层次发展的基础。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产品成本，可以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产品的价值含量，可以生产更高技术要求的产品，扩展市场空间，可以充分利用资源，提升资源的商品价值，还可以开发许多原材料替代品，减少资源消耗，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产业升级，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尤其是外汇资本的投入。现在，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人民币升值后，同样美元价格的设备转换成人民币要少得多，引进投资品的成本变得相对低廉，同样的专利技术、同样的先进设备，却只需支付相对低廉的成本，这将大大调动企业引进先进设备、购买新技术专利的积极性，最终将会加快我国技术更新的速度，从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符合中国产业结构转变的发展方向。人民币升值对于推动我国企业贸易结构调整并激发其自主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人民币升值可以优化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
从理论上讲，人民币升值降低了进口要素价格，对于国内那些利用较多国外资源、较多地进口国外先进设备、技术是一定程度上的鼓励。相应地，人民币升值起到提高与出口相关的各要素价格，也就是说对那些以大量资源要素投入和低成本为竞争优势，附加价值较低竞争力不强的出口商品，相对于高附加值出口商品起到更大的抑制作用。这些都将进一步促进我国贸易中的比较利益和产业技术的提高。
(3)人民币升值可以改善贸易条件。
商务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1993——2000年，以1995年为基期的中国整体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13%。其中制成品贸易条件下降了14%，初级产品贸易条件下降了2%。2003年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为104.7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为109.7，贸易条件指数为95.4%，低于上年的98.8%。这就是说，我国的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比值在下降，即我国必须出口更多的商品才能换回同样数量的进口商品，国民福利向外流失。人民币升值可以促使我国企业做出结构调整，改变出口商品结构，加速先进技术引进，提高生产效率，进行产品更新换代，实现产品动态比较升级，改善贸易条件，提升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减轻我国经济受国际经济动荡的影响，使中国经济保持健康稳定成长。
(4)人民币升值有利于缓解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争端和摩擦，减少反倾销诉讼。
我国出口增长长期快于进口增长，在有力地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经济内外部失衡风险增大、一些国家还越来越多地利用技术壁垒、环境壁垒、知识产权壁垒等非关税贸易壁垒对中国商品出口设限，贸易磨擦频繁发生。中国近几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近10多年来，我国一直是世贸组织成员中遭受反倾销投诉和调查最多的国家，大约占世贸成员投诉量的三分之一。就近一、两年的国内外市场形势看，我国出口增长速度略微放慢一些，进口增长适当加快一些，总体上有利于缓解这类矛盾和问题，人民币适度升值有利于我国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和谐发展。
2.2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
(1)人民币升值会促进进口进一步增强，对国内相关企业造成巨大的冲击，大大消弱其国际竞争力。人民币升值，使国内大量相关企业面临优质进口产品的更大冲击，同时，出口企业在价格方面的国际竞争力被大大削弱，在国际贸易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导致自身贸易条件恶化和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增强。
(2)人民币升值过快过猛，将造成我国出口的大幅缩减，影响国民经济平稳增长。
人民币升值过快和幅度过大，一方面，可能造成出口增长速度大幅回落，这样不仅对资源性、低价位和低附加值商品，也会对整个出口加工产业发展以及就业造成较大打击；另一方面，是可能刺激一部分商品大量进口，冲击国内市场，甚至引起一定的通货紧缩。中国的出口贸易大多集中在纺织，服装，制造业及电子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主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在于其产品相比其他国家同类产品有明显的价格优势。由于产品的技术含量少，附加值低，产品之间差异化程度小，相互替代性强，这些行业的产品出口价格弹性较大，在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对这些行业的出口贸易将产生不利影响。2007年1-7月，我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总值是754.70亿美元，与上年同比增长17.55%，增幅同比回落约7个百分点，比2005年降低了近20个百分点。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和出口退税的减少。
(3)人民币快幅升值挫伤外商对我国投资的积极性。
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优惠的条件吸引了大批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进入国内，而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除在中国国内销售外，一大部分份额都用于出口到国外。这一期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份额在我国总出口额中的一度保持了较快增长。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外商对华投资成本的增加，受此影响，国外资金可能会转向流入中国的资本市场，影响对我国“三资企业”的资金投入。因此，人民币升值可能会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作用。
(4)人民币升值影响我国大型成套设备的出口。
我国一些大型成套设备出口期较长，一般从签约到交付使用大约需要5－10年，而付款时间可能更长。如果人民币保持不断升值，企业对远期汇率水平难以预测，目前金融机构现状是一般只提供一年左右的外汇对冲工具，所以企业承担的汇率风险以及规避风险的成本将较大，这将不利于我国出口大型成套设备。
3人民币升值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应采取的对策
鉴于人民币升值对一国经济发展存在以上诸多负面影响，从经济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来看，就人民币升值，如何趋利避害提出了几点建议：
3.1降低国内企业对外贸的依存度，积极扩大内需
我国在汇率升值的情况下，企业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同时，企业应更加注重国内市场的开拓，注重内需的发展，以减少国民经济增长对外贸的依赖，弱化世界经济起伏动荡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从而使得中国经济更加健康的发展。这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必然选择，也是当前经济战略转型和政策选择的着力点。
3.2努力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增强外贸企业抵抗汇率风险的能力和途径，提高其国际竞争力
我国金融工具、特别是金融衍生工具的匮乏，使得众多外贸企业缺乏规避外汇风险的有效手段和渠道。人民币升值对外贸出口企业来说，应着力增强其汇率风险意识，增加结算币种，并学会运用更多的汇率避险工具来规避和管理风险，增强消化汇率升值而带来成本的风险的能力。
对于那些单纯以自己的成本和资源来获取比较优势的外贸出口企业，应积极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努力提高其产品的附加值。对于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企业应着力提高其人力资本和技术投入以提高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3.3政府应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
（1）对出口退税率要进一步调整，对那些高能耗低附加值商品要减少出口补贴。税率下调会使我国的出口增长放慢，从而使得经常项目余额减少，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促使我国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2）合理控制、适度利用外汇储备。从微观角度分析，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巨额的外汇储备，因此充分利用我国目前大量外汇储备来进口石油、粮食、矿砂和技术设备等我国紧缺资源和急需技术，这不仅可以缓解因大量外汇储备所累积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而且还可以提高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最终促进对外国的产品出口，从而充分发挥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的有利作用。
（3）转变观念，转变只重视出口，忽略进口重要性的唯顺差论。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主要来源于巨额的贸易顺差，为缓解这一压力，消化庞大的外汇储备。就要加大进口力度，进口时必须首先考虑进口外国先进的机器设备及相关技术和不可再生的生产资料，如石油、铜、铁矿砂等我国稀缺资源，保障国家安全作必须的准备。超级秘书网
4结语
从以上分析得出，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改善贸易条件、优化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使得我国原有模式的出口大幅缩减，对经济稳定造成一定影响。面临国际形势和国内发展的现有阶段，人民币升值需要与国内的市场利率改革相结合，充分发挥人民币升值的有利影响，规避其不利影响，有效规避汇率风险，这样才能真正缓解国际贸易顺差，以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光.人民币汇率问题：升值及其成本－收益分析［J］.经济研究，2005，（5）.
论文提要：通过对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介绍，以及国内对这两种理论不同观点的分析，认为这两种理论在我国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对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作用。
对于国际贸易理论，理论界有两种流派：一种是向来占主流地位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我们称之为传统贸易理论；另一种是随着国际贸易的空前繁荣和发展，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迪克西特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新贸易理论。
传统贸易理论假设在完全竞争的前提下，各国间进行自由贸易，由市场机制决定价格，对关税、进口限额等保护贸易或限制贸易的政策持否定态度，它考虑的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最优配置经济资源的问题。按照李嘉图的学说，各国都应该致力于自身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交换自身相对劣势的产品，以提高世界福利。按照赫可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各国应该出口那些使用本国密集要素，进口那些使用本国非密集要素的产品。传统贸易理论解释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
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产业内贸易量日益增加、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贸活动中作用空前加强等现象，这些都是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于是新的贸易理论随之产生。新贸易理论对前者进行了否定，认为国际商品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两个基本特征，从而合理地解释了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新贸易理论提出的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借助研发补贴、生产补贴或出口补贴等政策手段，保护国内市场，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实现规模经济，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或者通过进口征税攫取外国垄断利润。
以上两种理论归结到国家外贸政策上就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政策，对这两种政策国内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传统贸易理论更适合我国，战略性贸易政策不切实际；另一种则恰恰相反。下面笔者将从他们的观点出发，结合我国实际来分析着两种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
一、主张传统贸易理论的主要观点
（一）我国现阶段不具备战略性贸易政策赖以实施的条件，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不乐观
1、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成功的关键在于行业的不完全竞争特性，至少在国内市场上应具有规模经济。据发达国家经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对象包括商业航空部门、半导体、电信设备部门、汽车部门等。而在我国这些行业企业规模普遍偏小，重复生产，地理集中度偏低，达不到最小有效规模。
2、战略性贸易政策易导致新的市场扭曲，首先，将扭曲微观经济主体。我国许多重要行业多属国有企业，企业在内部转制中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还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不是市场竞争中自然产生的，缺乏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对其进行扶持反倒会使其依赖性增强，甚至引起大量的非生产性寻租，造成效率流失。其次，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全面实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补贴或经济支持，这往往过多占用稀缺经济资源，导致过高的机会成本，从而削弱我国的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
3、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还取决于单方面采取战略性行动，即假定外国没有采取相应报复措施。显然，这种理想状态不可能达到。
4、鉴别战略部门需要大量、及时、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误都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
（二）传统的贸易理论更适合我国
1、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发达国家。有资料显示，与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与我国资本劳动比率差别大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如中国香港、日本、美国和欧盟是我国的四大贸易伙伴。以2007年出口为例，至2007年11月底，我国出口额为11，036亿美元，对上面四大贸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国出口总额的62.9%。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对外贸易理应并且必须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2、我国出口商品更多地面临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控制能力差。我国目前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绝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轻纺产品和一般机电产品，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且不具备生产资料的独占性、规模收益和专利技术等形成垄断的因素。但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有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
3、当前世界经济正趋步走向全球化、一体化，各国的生产、贸易和投资日益融为一体，特别是WTO的加入，各国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正逐步取消，顺应这股国际潮流，才会有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
二、主张新贸易理论的主要观点
（一）传统贸易理论会导致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并且许多假设与现实不符
1、传统贸易理论会导致我国外贸条件恶化，比较优势陷入低水平循环的陷阱。比较优势论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世界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在长期内却导致各国贸易条件的变化。由于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技术进步慢，需求弹性低，且规模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特征明显；而发达国家主要出口技术产品，需求弹性高，且规模收益递增，这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就是一种“不平等贸易”，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将日趋恶化。如果发展中国家一味奉行比较优势论，将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贫困陷阱”。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对这样的情况应该积极改变外贸条件。
2、由于主流贸易理论的诸多基本假设与现实严重不符，它就更不能解释世界贸易中的如下现象：首先是里昂惕夫之谜展现的美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实证分析与该理论不符；其次是国际贸易伙伴结构揭示出的国际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而非在要素禀赋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最后是国际贸易内容主要是资本品与资本品之间的贸易而非资本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资源密集型产品之间的贸易。而新贸易理论恰恰可以解释这些现象，从而可以为我国外贸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理论依据。
（二）新贸易理论、特别是国家干预的政策可以为我国经济水平提高发挥很好的作用
1、有利于实现产业高度化。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两者的产业结构级别通常不同）的竞争优势是由产业级别决定的，两者间的贸易越自由对发达国越有利，而同产业结构的发达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则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并不会使某国自然具有竞争优势，所以政策主张倾向于干预。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多边贸易体制致力于减少管制，促进自由贸易；另一方面似乎是一种所谓“战略贸易理论”的形成正掀起为保护正言的逆流。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可以从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理论得到启示：接受现有国际贸易格局的产业发展政策会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一种低水平增长，并且在国际贸易利益这块日益膨胀的“馅饼”中分得的份额越来越小；干预的贸易理论与产业政策的结合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高度化的手段。
2、有利于控制本国市场，开拓国外市场。首先，“战略性贸易政策”框架内的多种贸易干预措施可以防止或限制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增加本国企业成本竞争性；其次，出口补贴可降低本国企业的成本，增加其市场份额和利益；最后，通过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紧密结合可以支持具有高度技术机会和外在型产业的发展。转
三、这两种贸易理论在我国目前都有其适用性，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一）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出口自身相对优势的产品，这是传统贸易理论的核心所在，我国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遵循这一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贸易中有利可图。就这方面而言不是新贸易理论可以替代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我国的对外贸易目标不是片面追求量，追求向外度，而是在扩大开放和扩大对外贸易中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
任何国家的贸易比较优势和贸易比较利益地位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原因是一国的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在不断逆转。这种贸易结构类型逆转的速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阶梯中有相对的位置。如果一个国家不能适时地完成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或者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滞后于生产结构类型的逆转，那么它将处于贸易比较利益的劣势地位。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可能也不应该靠自身的贸易比较利益来改善自身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分配，更不可能自发地完成动态比较成本优势和贸易比较利益地位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结合。对此，我国应该正确把握国际经济的变化趋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运用国家干预力量扶植和促进重点产业发展，开发新的比较优势；同时，利用国际投资及采取相关政策来促进自身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类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化，才是取得在国际贸易中比较利益地位的必要条件。
（二）新贸易理论强调贸易利益不仅来自比较利益，而且来自对外开放产生的规模经济和技术外溢效应，这对我国外向型发展战略的确定，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政策意义。
1、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贸易自由化也是传统贸易理论所倡导的。如果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产品所面临的市场就会扩大，需求会增加，企业生产规模就会扩大。由于生产处于规模经济阶段，产量的增加使产品成本降低，从而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都增加了竞争能力。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推进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不仅要看到国际贸易带来的直接利益，更应看到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所能带来的技术外溢和边干边学的效应。不能把扩大进口和开放市场看作是一种“入世”的代价，是为了获得某种权利而不得不承担的“义务”。
2、新贸易理论中关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的不确定性能给我们一些借鉴意义，尤其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具有指导价值。由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是不确定的，一国政策就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目标，通过适当的干预，较灵活地调整生产要素的组合，使生产模式向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从而达到调整产业结构、保护幼稚产业的目的。例如，我国有13亿人口，汽车工业市场潜力很大，发挥规模经济的潜力也很大，政府管制引导产业向规模经济方向发展应是我国保护和发展汽车工业的主导措施。
3、政府干预作用内生化是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因素。将政府干预作用作为比较优势内生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变量，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一大进步，而比较优势依然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一方面技术变量已成为现代企业和国家相对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而技术变量的提升，无论是来自于“边干边学”，还是R&D，都与法律、投资激励等形成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都需要通过政府的支持，即取决于政府的干预情况；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源禀赋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相对于“自然资源”而言，“创造型资源”（如信息、知识资本、创新、制度、技术等）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以及一个国家越来越依靠这类资源来获得比较优势，因而政府干预也被内生为主要因素，成为直接影响这种“创造型资源”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之一。
因此，我们不能妄加断言地说哪种理论好，哪种更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应该切合我国自身的实际从不同的角度来选择、来组合。（作者单位：洛阳理工学院）
参考文献：
［1］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关键词：汇率；贸易收支；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2-00-01
一、汇率变动对外贸影响的理论综述
1.古典理论
有关汇率变动对贸易影响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学派的研究。托马斯・孟认为贸易收支不仅会对本币汇率产生影响，汇率的变化也会对贸易收支产生影响。提出“在汇兑上压低我们的币值是于外人有损，而于我们有利的”的结论。但是基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托马斯・孟未能对他所处的金本位时期的货币贬值对贸易发展的影响机制做出清晰的阐述。之后英国学者大卫・休谟其论文《the balance of trade》中提出了“价格―现金流动机制”证明了重商主义者认为一国可通过多出口少进口来不断积累黄金的想法是错误的，进而发展了金本位制下汇率与贸易发展关系的研究。对后来汇率和贸易相互作用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2.弹性分析法
马歇尔19世纪末用弹性理论初步分析了国际贸易问题，并提出了“国家需求弹性”的概念。20世纪30年代金本位制崩溃时期，勒纳就货币贬值对贸易收支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结合马歇尔的分析得出了“马歇尔―勒纳条件”。“马歇尔―勒纳条件”认为要想通过调整汇率来改善一国的贸易收支，外国对该国的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以及该国对进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系数绝对值之和必须大于1。美国经济学家梅茨勒和罗宾逊夫人重新假定贬值前的进出口差额很小，据此提出了“罗宾逊―梅茨勒条件”：汇率波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与进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3.固定汇率制崩溃后的主要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前，汇率变动对贸易发展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贸易流量以及平衡的影响，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动汇率制使汇率变动的贸易效应研究进入更深层次―汇率传递。对汇率传递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不完全汇率传递理论，主要有不完全竞争、产业组织与汇率传递理论及沉淀成本理论等从而对浮动汇率制下汇率波幅增大但贸易收支改善现象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二、汇率变动影响贸易收支的几个路径
1.汇率变动，贸易商品价格，贸易收支
汇率变动能引起国内和国际市场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继而影响贸易收支。条件成立时，本币贬值引起本国商品相对价格降低，外国商品相对价格升高，出口商品竞争力增强，促进出口量增加，贸易收支得到改善，反之亦然。但贸易收支对汇率变动这种价格传递效果，一方面受汇率变动影响贸易商品价格调整是否存在时滞及时滞长短影响，即存在着J曲线效应。另一方面受汇率变动引起贸易商品价格变动程度的影响。
2.汇率变动，收入变化，贸易收支
汇率变动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影响来改变贸易收支状况。如果贬值国存资源未充分利用，则贬值可以刺激国内外居民对本国该种商品的需求。贬值会通过支出转换效应改善自主性贸易余额，自主性贸易余额的改善经过凯恩斯乘数作用，提高该国国民收入。国民收入增加会相应提高贸易支出。货币贬值起到了改善贸易收支的作用。再者一国贬值会引起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出口商品价格下降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若国民收入中支出大于进口的比重，那么贸易条件对支出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
3.汇率变动，价格水平，贸易收支
汇率变动在影响贸易品相对价格外也会影响本国一般价格水平，从而影响贸易收支。如果本币贬值会引起国内商品价格提高，外汇储备的增加等继而造成国内价格水平的上升，对贸易收支产生影响。在名义货币供应不变的情况下，价格上升导致流动性陷阱出现，为使实际现金余额恢复到意愿持有水平，公众会出卖有价证券，使市场利率上升，投资下降；并减少消费支出，作用结果必然导致国内总支出下降，影响贸易收支。其次若本币名义汇率贬值幅度低于本国价格水平涨幅，则名义贬值反而会导致实际汇率上升，最终造成贸易收支的恶化。
4.汇率变动，支出变化，贸易收支
支出转移和支出改变共同完成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汇率的变动会引起两国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本币贬值会使支出从外国商品转移到本国商品。支出转移能否实现以及其效果是否显著则取决于国内外商品的供求弹性一。汇率变动还会通过改变支出规模达到影响贸易收支的效果。原理如下，本币贬值随着本国出口商品和国民收入的增加，就会扩大本国的支出规模从而减小了贸易收支改善程度。但若将回传效应考虑在内，本币贬值也会扩大本国商品出口。
三、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外贸的影响以及政策建议
1.改善出口结构提高产品国际竞争能力
我们要以人民币汇率变动为契机，通过比较优势转换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良性发展。我国的出口商品中相当大的比重还是低经济附加值的产品，如纺织品和鞋类等。要改变这种过于倚重低端产品出口的局面，从贸易角度就要不断提高出口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具体来讲，我国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要发生变化的话，出口商品的质量提升与产品的升级换代将会是必由之路。通过商品性能的提高来降低进口商的价格需求弹性，营造可持续的外贸发展环境。
2.理顺汇率与贸易收支之间的互动关联，致力于中长期发展
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不应该过于注重从国际交换中获得的财富增加了多少，而应该首先考虑到是否有利于国内生产力的提高。因为前者只是一种静态的利益，而后者是一种动态利益，它表现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新市场的开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等。我国近几年的持续贸易顺差必须与我国实际经济发展情况、进出口商品的结构构成综合考虑。贸易收支应力求中长期的平衡，更好地发挥汇率对贸易收支的杠杆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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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贸易利益分配 机制 转变
传统分工与贸易中的贸易利益分配
古典贸易理论在严格的假定前提条件下，尤其是假定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的前提下，分析了国际贸易的形成机理与贸易利益分配。由大卫·李嘉图在其《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中提出的相对优势理论认为，各国只要根据自身的相对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即根据自身拥有的要素禀赋特点进行专业化生产，生产和出口本国相对成本较低的产品，进口本国相对生产成本较高的产品，就能通过国际分工与贸易增加产品总产量，给国内提供更加丰富的产品，扩大消费选择范围，从而通过本国的要素禀赋获得贸易利益。因此，国际分工与贸易对贸易国双方都是有利的。
新古典贸易理论通过建立H-O模型将李嘉图提出的单要素模型扩展为包含劳动力和资本两种要素的双要素模型，并提出，在技术水平相同和资源禀赋不同的条件下，如果参与分工与贸易的两国都能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本国充裕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的产品，那么两国的国民福利水平将得到提高，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两国都能获得贸易利益。不过，各国国内的两种生产要素所获得的贸易利益是不同的。根据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 and Samuelson，1941），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会使出口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即本国的充裕要素的收入提高，而使进口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即本国的稀缺要素的收入下降。
新贸易理论突破了古典贸易理论中机会成本不变、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机会成本递增以及两者共有的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条件限制，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不完全竞争、机会成本递减、规模经济及垄断竞争市场的假设条件，提出了即使两国生产和需求条件都相似，规模经济的存在也能够提高国家福利水平，促进企业生产率水平上升，使贸易对双方有利并可以继续进行。
虽然传统贸易理论对传统国际分工与贸易的阐述不尽相同，但是传统的贸易利益分配具有以下几个共性：第一，贸易国之间的贸易对象都是最终产品，国际分工形式表现为产品分工。如果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那么最终产品可能分布于两个国家的不同行业，即初级产品行业与制成品行业。第二，国际贸易能够增加世界总福利和各国福利，不过各国国内的贸易利益分配表现为各要素之间收入的分配。第三，贸易国对于贸易产品可以获得完整的贸易利益，不需要将其中的一部分利益分配给贸易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章丽群，2009）。
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的贸易利益分配
随着全球分工的发展和细化，实际的分工与贸易状况也在不断变化，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逐渐替代传统分工与贸易形式，成为当今国际分工与贸易的主流。在这种形式下，贸易对象不再是最终产品，而是各个工序（或生产环节）生产的中间产品，国际分工不再是产品分工，而是工序（或环节）分工，相应的贸易利益分配也随之发生重大改变（曾铮，2009）。
（一）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以价值链上价值增值为依据进行利益分配
在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贸易利益的分配不再仅仅依靠各国自身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进行分配，而是以工序分工中价值链上价值增值为依据进行利益分配。正如价值链中所描述的价值增值曲线或“微笑曲线”一样，在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并不是每个环节都能创造出等量的价值，只有某些特定的工序（或环节）才能创造出更高的附加值。在工序分工形成的价值链中，朝上的两端体现出更多的附加值，也就是说处于技术环节和市场环节的工序能产生更多增值，相应的要素收入或获利最多；而处于价值链底端的生产环节，附加值最低，即处于生产环节的工序产生的价值增值最低，相应的要素收入或获利最少。
随着全球经济转型及产业结构的升级，发达国家逐渐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科技研发与品牌营销等具有较高价值增值的环节，控制产品的核心技术与经营技巧，把加工制造等价值增值较低的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通过生产链上劳动密集型环节的外包，把本国相对缺乏的低技能劳动力转移到国外生产来降低其生产成本；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技术、资金与核心品牌，只能承接发达国家产业环节的转移，通过劳动密集型环节的生产参与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中，处于价值链中增值较低的环节。因此，在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一种产品的价值中可能包含了多个国家多种要素的价值，产品生产不再完全是国内生产要素的函数，贸易利益不再是整个商品的获利都归一国所有，贸易利益的分配将更加复杂。
（二）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贸易利益的分配呈现非对称性
由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能够通过跨国工序分工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资源禀赋中的比较优势（如低廉的劳动力等），而使发展中国家仅仅从事如加工、装配等价值增值较小的环节的生产，在全球形成了跨越多个国家的价值链和贸易链，所以，贸易利益的研究较从前更加微观化，更加偏重于工序分工利益，贸易利益的分配取决于各参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次，具体表现为在全球价值链中各阶段的增值，贸易利益的分配呈现出更强的非对称性。
第一，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获得高额的贸易利益。由于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掌握着资金、技术等核心生产要素，控制着整个产品价值链的生产和分工，掌握着更多经营信息，因此具有一定的垄断优势，能够通过利润的内部转移和歧视价格等手段获得较高的垄断利润。
第二，对于参与工序分工的其他国家而言，主要可获得税收收入。但是由于跨国公司对生产和分工具有极强的控制力和更多的内部信息，一般可通过其内部贸易的方式，运用转移定价等手段逃避税收，吞占参与国的部分贸易利益。
第三，参与工序分工的其他国家的企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技术溢出效应。但是由于跨国公司具有更先进的技术和对分工与贸易的控制力，这些企业在技术上一般难以与之抗衡，只能参与生产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同时，由于跨国公司的高工资、高待遇造成的本地企业人才的流失，本地企业经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也面临着极大困难。因此，本地企业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极大的局限性。
第四，参与工序分工的其他国家的就业者而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工资收入。外资企业尤其是大的跨国公司为了竞争得到更优秀的人才，一般给出的工资要比同行业公司的工资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国内就业者的工资。
有关统计数据也证实了，近年来虽然一些参与工序分工与贸易的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数量大增，但是只能获得出口利益中的极少部分，绝大部分贸易利益都被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获得。原本由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说明的本国丰裕要素通过贸易能够获得较高报酬的说法，在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却成了本国稀缺要素由跨国公司通过国际投资在本国获得较高收益。比如发展中国家缺少资金和技术，跨国公司通过国际投资在本国进行生产，本国丰裕要素—低廉的劳动力只能参与加工工序生产，获得最低的价值增值和要素收入，而跨国公司自身的资金和技术却可以参与微笑曲线两端工序的生产，获得丰厚的回报。
贸易利益分配机制的转变
传统的贸易理论假定要素是不能在国际间流动的，各国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生产相应产品并参与国际贸易，因此，贸易利益是贸易国通过发挥本国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而获得的。在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条件下，随着分工的深入和细化，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可以通过跨国投资的方式实现全球流动和全球配置，贸易利益的分配机制发生了极大转变。此时，贸易利益的分配标准不再是销售额，因为一个产品的销售额中涉及到多个国家和企业，销售额并不能代表各自的利润所得，各个环节的价值增值才是此环节的分工与贸易利益，因此，贸易利益表现为各国在全球分工工序（或价值链）上的位次，具体表现为各产品工序中的价值增值。
（一）利益分配的前提发生改变
传统分工与贸易中假设要素不能在国际上自由流动，而在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放弃了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假设前提，认为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可以通过跨国投资的方式实现全球流动和资源配置。
（二）利益分配的内容发生改变
随着国际分工形式由产品分工转向工序分工，贸易对象也随之由传统的最终产品转向工序分工对应的中间产品，所以，原本根据最终产品的一站式贸易利益分配也不再存在，贸易产品中开始包含多个国家或企业的价值贡献，利益分配的内容更加复杂。
（三）国家获得的贸易利益发生改变
在传统分工与贸易中，贸易国可以凭借自身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获得完整的最终产品的贸易利益，不必分配给贸易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而在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由于贸易产品由多个国家或企业的多个工序生产，产品的价值本身就包含了多个国家多种要素的价值，因此，此时的贸易利益或产品生产收入不再完全是国内生产要素的函数。
（四）要素获得的贸易利益发生变化
在传统分工与贸易研究中，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表明，本国的丰裕要素可以通过贸易获得较高的回报，这是因为H-O模型告诉我们一国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要出口密集使用本国丰裕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的产品，通过要素价格的均等化，本国原本丰裕的要素其要素收入会相应提高；而在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本国丰裕要素并没有获得较高报酬，本国的稀缺要素由跨国公司通过国际投资的方式在本国获得较高的收入，比如中国丰裕的劳动力在国家开放的经济政策下依然只能获得较低的劳动收入，而本国稀缺的技术和资本是中国引进的主要内容，在经济发展中获得了相对较高的回报。
（五）贸易利益分配的机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传统的凭借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获得的互利互惠的贸易利益形式从根本上发生变化，转变成在工序分工与贸易中以工序（或价值链）上的分工位次和价值增值量为分配标准的利益分配形式。上述转变可以由表1清楚地展示出来。
基于以上贸易利益分配机制的变化，中国呈现出出口贸易数量大增、但出口利益并不理想的局面，国内技术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仍有待改善，建立在此贸易利益分配机制上的绝大部分贸易利益都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直接获得，贸易利益分配呈现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非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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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内贸易；新贸易理论；要素禀赋理论；新张伯伦模型
中图分类号：F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8-0268-03
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段时期内既进口又出口服务产品的经济现象。在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可能成为未来主流贸易的趋势下，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对中国学者关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学术成果进行梳理，发现对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研究还大多集中在在利用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总体描述性研究（崔日明，2008），或者对影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因素进行分析（姜颖，2007），或者研究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效应（任靓，2009）。本文致力于对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理论内涵进行探究，在对传统产业内贸易理论进行梳理的前提下，探究传统的、适用于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理论为什么能适用于解释服务业产业内贸易。
一、传统产业内贸易理论概述
H-O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能够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间贸易，但产业内贸易现象的出现对该理论提出了挑战。20世纪70年代末，以法尔维（R.E.Falvey）和克鲁格曼（PaulR.Krugman）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了以规模经济、需求偏好相似和不完全竞争等假设为基础的“新贸易理论”，致力于解释产业内贸易。
（一）新H-O模型
新H-O模型是在原有的H-O模型基础上经过充实而建立起来的，相关观点最早由法尔维在研究垂直差异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时提出，后来进一步体现在法尔维和基尔茨考斯基（H.Kierzkowski）共同提出的模型中。
法尔维将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与经典的以要素禀赋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相结合，指出许多不同厂商生产质量不同的产品品种，且这些产品品种不产生规模效应，这种情况下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可能发生。资本充裕的国家1出口高质量的产品，劳动力充裕的国家2出口低质量的产品。假设两个国家对较低质量和较高质量的产品品种都有需求，在完全的自由贸易条件下，国际贸易必然发生。国家1出口高质量的产品品种到国家2，并从国家2进口低质量的产品，因为产品属于同一产业，只是产品质量上存在差异，所以这种贸易是产业内贸易[1]。
如果对劳动这种生产要素进行细分，可以分为含有人力资本的熟练劳动和普通的非熟练劳动。假定质量高的产品含有的人力资本也较高，在这种情况下，新H-O模型也可以用来解释产业内贸易：在进行国际贸易时，人力资本充裕的国家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人力资本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非熟练劳动的产品；而非熟练劳动充裕的国家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非熟练劳动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人力资本的产品[2]。
（二）规模经济理论
规模经济理论是指在特定时期内，随着企业生产产品的数量增加，单位成本下降，即扩大生产规模可以降低平均成本，从而提高利润水平。规模经济使企业单位产品生产成本下降，因此，规模经济同资源禀赋一样，也是国际贸易开展的基础。如果甲乙两国的资源禀赋情况相同、技术水平相同、消费者偏好相似，那么按照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这两个国家之间是不能够发生国际贸易的，但是，如果这两个国家的消费者对某种特定产品（假设为A产品）的需求数量存在差异（即两国的规模经济存在差异），那么这两个国家之间仍然可以发生国际贸易[3]（如下页图1所示）：
在下页图1中，横轴代表产量，纵轴代表成本，LAC代表两国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由于两国的资源禀赋及技术水平相同，所以，两国具有相同的LAC。假设甲国对A产品需求规模大，形成规模经济，产量为100单位，单位成本为50单位；乙国需求A产品规模小，达不到规模生产，产量为20单位，单位成本100单位，此时，由于甲国在A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两国之间可以发生贸易关系，甲国可向乙国出口A产品，假设甲国向乙国出口10单位A产品，那么，甲国的生产规模就由100单位扩大到110单位，单位产品成本变为45单位。同理，如果乙国在B产品的生产上具备规模经济，那么，也可以向甲国出口B产品，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当A、B产品是同类有差异产品时，甲乙两国之间形成的就是产业内贸易。规模经济导致各国产业内专业化的产生，进而使得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规模经济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产业内贸易现象。
（三）需求偏好相似理论
需求偏好相似理论（theory of demand similarity）是由瑞典经济学家 Linder（1961）提出的理论，又称重叠需求理论（overlapping demand theory）。Linder认为重叠需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一个独立条件。两国之间的需求结构若是越接近，则两国之间进行贸易的基础就越雄厚；当两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越接近时，则重叠需求的范围也就越大，两国重复需要的商品都有可能成为贸易品；如果各国的国民收入不断提高，则由于收入水平的提高，新的重复需要的商品便不断地出现，贸易也相应地不断扩大，贸易中的新品种就会不断地出现[4]。所以，收入水平相似的国家，其贸易关系就可能越密切；反之，如果收入水平相差悬殊，则两国之间重复需要的商品就可能很少，产生的贸易也就很小。收入水平与产品质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如图2所示）：
下页图3中B国收入水平高于A国收入水平，B国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与A国高收入阶层的收入重合，因此，决定了A国与B国对介于与之间的质量的产品有相似的需求，同时，也决定了质量在这个区间的产品在A、B两国之间发生贸易。如图中阴影部分所示。需求偏好相似理论对于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迅速发展的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具有特别的意义。
（四）新张伯伦模型
20世纪70年代末，迪克西特（Dixit，A.K）、斯蒂格利茨（Stiglitz，J.E.）、克鲁格曼（Krugman，P.）等人在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基础上创立了新张伯伦模型，该模型解释了差别化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现象。新张伯伦模型的假设条件为：
（1）一国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劳动，且供给固定。
（2）在一国生产某产品的许多厂商，每个厂商只生产？菖商品中的一个品种，品种数目不限，厂商进入和退出该产业是自由的。
（3）厂商的生产函数相同，生产数量为Xi的商品，需要数量为Li的劳动，而且生产中存在规模经济，即Li=
a+bXi（a>0，b>0）
（4）每个消费者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每增加一单位任何品种的消费，总效用相同。消费品种越多，总效用增加越多，总效用函数为：Y=i=1nvCi（αv（Ci）αCi>0）。
假设两个国家具有相同的情况，自由贸易条件下，两国会针对相异产品实行国际贸易。如果两国同时生产同一种产品，那么其中一国会改变生产，转而生产新品种。假定企业在调整生产的过程中不存在调整策划成本，故企业转产是一种自愿行为，因为生产的调整不会使企业的生产利益得到任何损失。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每个产品的品种都只有一个厂商生产。根据假设（4），生产调整后，虽然消费者消费商品的总量相等，但由于商品品种的增加，总效用仍然增加。由于两个国家开展了产业内贸易，使得双方在没有受到损失的条件下，双方均从中受益。新张伯伦模型揭示了在存在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的条件下，两国开展产业内贸易会提高两个国家的总体福利水平。
二、传统产业内贸易理论在服务业产业内贸易中的适用性
在新H-O模型中，将劳动这种生产要素进一步细分（细分为含有人力资本的熟练劳动以及普通的非熟练劳动），使得该理论在假设条件上更符合服务业中劳动这种生产要素的特点。两个国家在满足本国对服务产品需求的情况下，若从降低成本，提高国民福利的角度出发，就需要根据本国的资源禀赋情况来决定出口以及进口的服务产品的种类。因此，新H-O模型能够解释两个国家之间为何会发生服务业产业内贸易，以及两国在发生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后，两国应分别出口和进口哪种服务产品。综上，新H-O模型这种传统的产业内贸易理论对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现象是适用的。
服务产品同制成品相比尽管存在着自身特点，但是随着服务业的大力发展，可贸易产品愈来愈多，服务产品仍然会产生规模经济收益。在规模经济理论中，当上页图1中提及的A、B产品代表服务产品时，规模经济理论就对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现象做出了解释。
从消费者需求的角度来看，消费者对服务产品的需求仍主要取决于收入状况，因此，收入水平相似的国家，也就决定了这些国家的消费者对服务产品有着相似的消费偏好和需求结构。在需求偏好相似理论中，当图3中的、指代A国服务产品的最低、最高质量以及、指代B国服务产品的最低、最高质量时，需求偏好相似理论也能较好地解释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现象。
在张伯伦模型中，首先，张伯伦模型的假设条件对服务产品是适用的，其次，在满足假设的情况下，如果实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那么两国在提供同一种服务时，其中一国会改变所提供的服务，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每个国家只提供一种服务，消费者享用的服务种类有所增加，总效用可以增加。双方的服务业产业内贸易使得双方在没有受到损失的条件下，均从中受益。因此，新张伯伦模型对于解释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是适用的。
综上所述，上述的四个传统产业内贸易理论，主要从资源禀赋、产品性质（包括资本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技术密集型产品等）、消费者需求、规模经济、产品差异性（包括同质产品的差异化以及异质产品的差异化）等方面来解释和说明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现象，这些方面在服务产品中均有所体现。服务业发展初期，服务产品大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而目前，资本密集型服务产品占据着主导位置，并且技术已经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一个内生变量。基础设施状况、技术水平、信息资本、市场规模和政府的法律法规等服务要素禀赋，正在成为许多国家，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服务业发展上的后发优势，进而大力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使得更多国家有了发展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可能。在服务产品的差异性方面，从消费者需求的视角来看，消费者对服务产品消费的差异化现象体现得十分突出，甚至会超过对普通产品消费的差异化倾向；从生产者供给的视角来看，由于服务产品的质量难以标准化，具有较大的弹性，这就为服务产品的生产者提供优质的服务产品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为个性化服务提供了机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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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阻碍作用
(一)非贸易利益的获取
Perroni and Whalley(2000)认为那些包括大国和小国的非对称FTA或CU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小国会向大国支付一部分利益，从而使得大国从FTA或CU中获得的利益高于其成本，这部分利益主要是非贸易领域的，例如，NAFTA中加拿大作出的保护外国制药厂商(主要是美国)专利的承诺和墨西哥作出的加大环境保护和强化国内政策改革的承诺，以及能源价格等。欧盟也是如此。这种小国的让步可能是显性的也可能是隐形的，但是做出让步的主要都是小国。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小国的谈判能力和国际贸易中的报复能力比较低(详细分析见Johnson，1954；Syropoulos，2002)，为了能够进入大的市场和防范贸易战的损失，小国通过非贸易领域等的让步和大国建立贸易协议来获得一种保险。全球贸易冲突风险越大，则大国的价值越大，而大国则会利用这一点不断以区域贸易协议的方式来从小国获得“保险费”，从而比传统的对称性或互惠型区域贸易协议更有可能破坏多边贸易自由化的稳定性。
Limao(2007)同样认为EU和美国提供贸易特惠的核心动力是从PTA伙伴国那里获得非贸易领域的让步，主要包括劳工标准、人权、知识产权保护、移民控制和禁毒等，甚至包括在反恐上的合作。与Perroni和Whalley(2000)不同，他将其中的有些非贸易问题一般化为区域性公共产品：在一个区域内，一个大国和一个PTA合作国，存在会发生外溢的区域公共产品，合作国由于权重问题，导致提供的公共产品低于大国的要求，而大国可以使用关税来抑制合作国的出口，它们便可以通过PTA来内部化这些效应。如果大国稍微增加PTA产品的多边关税水平，由于贸易条件因素，并不会导致额外成本增加，并可以为合作国提供特惠，使其增加公共产品，并从中获益，但对于非PTA产品，则不存在这种效应。Karacaovali and Limbo(2008)以EU为例分析了这种非贸易利益对多边自由化的影响途径：如果EU通过特惠协议给某个国家提供某些产品的免关税市场进入的特惠，则该国在这些产品(称为PTA产品)上会比其他竞争者有关税上的优势，如果EU取消这些产品的多边关税，则会消除PTA对该国的价值，所以该国会一直反对EU的多边贸易自由化，而EU为了获得该国在非贸易领域的让步，也会在这些产品上放慢多边自由化的步伐。他们还指出如果PTA可以实现完全进人(即EU扩大成员国)，则不会影响多边贸易自由化，因为EU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对特惠伙伴国的直接现金转移来抵消由于多边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特惠边际的减少。在他们的模型中，PTA对多边自由化的影响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特惠关税是零，不能够继续降低，因此他们建议：在禁止PTA不可行的今天，为了最小化这种影响，应该放松对特惠关税的非负性限制，允许进口补贴，通过特惠授予国、接受国和非参与国之间合作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
(二)第三国的外部激励效应
Ornelas(2005a)认为考虑到外部国家的激励和反应，FTA依然可能会损害多边自由贸易，其基本机理是：(1)FTA外部关税降低到某个程度会提高非参与国对FTA的市场进入。却不需要减少自己的贸易壁垒，而这是多边贸易自由化必须要求的，这表明FTA的建立减少了非参与国从多边自由化所获得的“额外”收益，从而降低了非参与国对多边自由化的支持；(2)如果FTA的参与国政府更偏向于某些特殊利益，可能会进一步减少外部关税，加强了贸易创造效应，强化了上面的机制，而非参与国在政治上偏向生产商的话，便会加剧减少非参与国对多边自由化的支持；(3)如果FTA的潜在国预期到这种效应，希望通过推迟FTA的建立来促使非参与国加人多边贸易协议来提高自己的利益，而非参与国则可能希望推迟多边贸易协议来促使FTA的建立，这样便形成了“消耗战”博弈，每个国家设定非合作的关税来彼此施加压力，除非非参与国作出让步，否则会一直阻碍多边自由贸易。
(三)“意大利面碗”和WTO规则的变动
该术语最早是由巴格瓦蒂在国际贸易领域内使用的，它一般指的是国际贸易规则的不统一会给自由贸易带来损害，也是巴格瓦蒂反对区域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的学者研究对巴格瓦蒂的分析进行了扩展。Estevadeordal等人(2007)认为“意大利面碗”的核心是原产地规则，并最早对“原产地规则”进行了定量研究，他们调查了58个RTA的原
产地规则，结果发现，虽然原产地规则呈现出区域性收敛，但是在许多产品上还是存在广泛的差异，平均起来只有1/3的RTA会在某个给定产品上具有相同的原产地规则。
这种规则的不统一不仅仅体现在“原产地规则”上，还包括WTO规则和RTA规则的差异。Pauwelyn(2006)做了一个实例研究，他分析了美国和加拿大的软木及与墨西哥的甜料争端，是NAFTA和WTO在贸易争端处理上的规则之间的冲突，他认为这种WTO国际法和区域贸易协议章程之间的差异会引发无休止的诉讼等法律问题。尽管作者并没有分析这种差异对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但是规则的冲突和重叠无疑会影响贸易的自由化。
有些学者从WTO规则的变动分析了RTA的阻碍作用。Lloyd and MacLaren(2004)认为由于RTA中许多超越GATT/WTO的内容和规则也被纳入其中，例如乌拉圭回合中的有关服务、知识产权的规则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协议最初都是在RTA中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尤其是EU和美一加FTA，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EU和美国利用RTA的网络来形成联盟，并将它们的观点逐渐转化为WTO的新规则。这有可能会加强发达国家的力量并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从而使WTO的规则不利于合理的多边贸易。Davis(2006)同样指出：PTA的存在会把一些贸易争端处理从多边转向双边，交给RTA的组织机构，使得大国有更多的选择，减少了小国的谈判力量，在争端处理上可能会不利于小国，这是由于WTO的争端处理机制更透明，并且容易和具有共同看法的国家形成联盟，以平衡大国的力量。
二、促进作用
(一)多米诺效应
Baldwin(1994)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府是否决定加入区域集团是由“反加入”和“亲加入”两种力量的平衡决定的，“亲加入”力量主要是向该集团出口的企业，“反加入”力量主要是进口竞争型企业以及非经济目标。由于集团区域一体化的深化，会对非成员国企业的利润产生不利影响，一方面会面临更多的歧视，另一方面无法进入一个更大市场所导致的机会成本增大，因而鼓励出口商利益集团加强对政府的游说等政治活动来推动加入区域集团，而“反加入”的力量也会上升，只要出口部门的产出高于进口部门的产出。由于政治力量与部门规模相关，从而打破原先的力量平衡，使国家加入到集团中。随着集团的扩大，非成员国的成本劣势不断上升，引发新一轮的非成员国内的“亲加入”政治活动，从而导致集团的进一步扩大，产生“多米诺”效应。Baldwin与Rich-ard(2006)进一步详细分析了打破这种力量平衡，从而加强“多米诺效应”的三个方面：一是Olson式的游说不对称性。他利用Melitz(2003)和Eaton等人(2004)发展的新新贸易理论，指出最大的和最有效率的企业出口，而小企业只在国内销售产品。互惠贸易自由化增加了大的出口企业的利润，同时，由于国内市场的竞争加强，减少了同类行业中只在国内市场销售的小企业的利润，导致一部分企业退出，减少了该类企业的规模，而大企业会从外国市场获益来抵消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此外，国内小企业的部分退出也会带来收益。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由于小企业数量众多、分布分散、从关税削减中损失较小等原因，不如大企业那样更容易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而区域贸易集团的建立和扩大正是影响这些具有游说优势的出口企业的利益，最终形成Olson式的”部门内特殊利益政治”的不对称性。二是母市场效应。在贸易成本很高的情况下，一国加人一个区域贸易集团，从而形成一个更大的市场，产生对产品的更大的需求，根据克鲁格曼的“母市场效应”理论，会使得企业的数量增加程度超过市场需求扩大的程度，为了满足一个更大的需求和规避关税等贸易成本，其他国家的企业会转移到该区域内，从而形成投资转移和企业区位转移，对未加入的国家产生压力。即使在关税等贸易成本很低的情况下，区域贸易集团的建立和扩大必然会恶化未加入国家企业的市场进入，也会导致企业的区位转移。三是不可逆投资。虽然McLaren(2002)和Freund(2000)认为不可逆投资与沉没成本会阻碍一个国家对多边贸易自由化的选择，但是，Baldwin则认为当一个区域集团外国家的企业在区域集团内的一国的不可逆投资已经变成沉没成本，并且构成企业的准租金，此时，区域集团一体化的深化会破坏准租金，因为一体化的深化意味着对非成员国投资的新的歧视，推动跨国企业游说本国加入区域集团，强化“多米诺”效应。
Egger and Larch(2008)利用1955年-2005年的面板数据对Baldwin的理论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支持了“多米诺”效应的存在，还发现过去的PTA形成会明显引发新的PTA的建立，但同“多米诺效应”相比要小一些，已有的PTA或新建立的PTA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效应随着贸易成本增大而减小，证明了贸易转移效应是导致这种影响的重要因素。
(二)“轮轴与辐条”式扩张
虽然Baldwin认为“多米诺效应”会最终实现全球自由贸易，但他的分析是建立在其他国家可以自由加入贸易集团的假设之上，Yi(1996)和Goto and Hamada(1999)认为贸易集团的扩张由于已有参加国的反对可能会停止吸收新的成员国，从而构成了“多米诺效应”理论的挑战。Hiroshi Muku，nok和Kentaro Tachi(2006)则从“轮轴与辐条”型FTA这个角度分析了FTA是否会导致多边贸易自由化。他们构建了一个线性需求函数和古诺垄断竞争的三国对称模型，使用序贯扩张博弈方法，结果表明：通过新成员加入的方式无法达到多边自由贸易，但是通过“轮轴与辐条”型FTA的方式，多边自由贸易是惟一的马尔科夫完美均衡解，基本的逻辑是：如果集团已有的成员国不欢迎外部某个国家的加入，集团中的一国A会和该国签订双边贸易协议，从而使A国成为“轮轴”，其他国家成为“辐条”，由于轴心地位使得本国可以提高消费者福利，并能够自由进入新的合作国的市场，从而抵消本国市场上厂商利润减少带来的负效应，而辐条国的总福利则明显下降，甚至有可能会低于没有区域贸易协议情况下的福利，所以会刺激辐条国签订“辐条一辐条”型协议，尽管轮轴国会预期到这种可能对自己不利的结果，但是短期利益依然会促使其成为轴心，此外每个国家也会签订新的贸易协议来避免成为辐条，这样增加了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可能性。他们据此还指出FTA在达到多边贸易自由化方面要优于CU。
(三)“战略效应”和“分配效应”
Ornelas(2005b)认为两个方面会使产生导致外部关税下降的力量：一是“战略性效应”。由于两国签订FTA协议，一国的企业可以自由进入到另一国市场中，也会获得由于该国高关税带来的保护效应，而原先这些保护只是给本国企业的，这种贸易保护的“转移”会削弱FTA参与国增加外部关
税的刺激。二是“分配效应”。假定政府容易受到要求增加贸易保护的国内厂商力量的游说，效用采取GH形式，政府使用关税作为一种分配手段，将部分消费者剩余转给生产商，由于FTA的签订，另一国厂商自由进入本国，增加了在本国市场上的份额，所以政府将消费者剩余转给本国厂商的能力下降，还会将其部分转给FTA合作国的厂商，从而可能会导致政府降低外部关税，提高消费者剩余，从而增加政府总效应。在其构建的寡头垄断竞争的政治经济学模型中，假定成本和需求函数线性条件下，由于外部关税导致的贸易创造效应会高于贸易转移效应，会同时促进和FTA伙伴国与第三国的贸易量，从而FTA对所有方都是有利的。
(四)国外利益集团的游说
传统的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集中于对国内利益集团或投票者的分析，但Hansen and Mitchell(2000)指出外国企业对政府的游说强度和游说支出和本国企业基本相似，Gawande等人(2006)进一步指出，外国企业的游说也会影响政府的贸易政策，尤其是行业的关税结构。从某种意义来说，外国游说也可以看作是国内贸易保护力量的一种表现形态。Stoyanov(2009)第一个分析了FTA条件下，外国利益集团的游说对FTA参与国外部贸易壁垒的影响。他认为FTA伙伴国的利益集团在FTA建立之后，会像本国利益集团一样对政府进行贸易保护游说，会抵消甚至会大于Ornelas(2005b)所认为的效应，从而产生更高的FTA外部关税的压力。由于大部分的国家至少是一个特惠贸易协议的成员，所以贸易协议伙伴国的游说会增强FTA的贸易保护倾向并阻碍多边贸易自由化，即使WTO限制FTA设立后的外部关税提高，外国利益集团的游说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关税减少，并有可能促使政府使用反倾销和反补贴方法来加强贸易保护，而这种阻碍作用在一个大国和小国的FTA中的小国表现最为明显。
三、不确定
(一)时间动态性
Bagwell and Staiger(1997a)分析了自由贸易区的“转换期”(即一个区域贸易协议谈判到正式执行的时期)对多边关税合作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会导致暂时性的多边自由贸易政策的倒退，在转换期内，由于非参与国预计到区域贸易协议实施以后的贸易转移作用，参与国对多边贸易伙伴的依赖程度降低，而在转换期内贸易类型由于时滞没有改变，使得之前的形成的合作博弈均衡的平衡被打破，所以多边关税水平将上升，但是当区域贸易协议对多边贸易的影响已经定型以后，初始的均衡将重新出现，多边自由贸易政策将恢复，关税水平甚至有可能低于初始水平。BagwelI and Staiger(1997b)使用相似的方法，分析了关税同盟的市场力量效应对多边关税合作的影响，并得出相反的结论：在转换期内，关税同盟的预期会对多边自由贸易政策产生“蜜月”效应，多边关税水平降低，但是转换期结束后，关税水平会恢复到原先。这是由于关税同盟提升了参与国的市场力量，参与国发现采取更高的关税将有利，这是对非参与国不敢采取对峙或发动贸易战的威慑，而在转换期内贸易类型由于时滞还没有改变，从而降低多边关税，但关税同盟实施后，市场力量已经发生作用，新的关税合作均衡将形成，多边关税将提高，并可能超过初始水平。他们同时指出，导致这种不同效应的原因在于，对非参与国来说，自由贸易区只有贸易转移效应，而关税同盟还包括市场力量效应。如果同时考虑两种效应，结果将比较模糊，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大小。
Bond等人(2001)分析了一个关税同盟内部自由化的深入对贸易集团与第三国之间的多边贸易协议的稳定性的影响，这样便剔除了贸易谈判中市场力量的作用。构建了一个三国三产品的对称的关税同盟模型，所有的消费者具有不变替代弹性，贸易自由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同盟与第三国的多边协议由一个无限重复博弈过程来决定。随着集团内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导致贸易转移，从而减少了第三国保持原先多边协议的吸引力并提高了违反协议的动力，为了阻止多边协议的崩溃，关税同盟必须降低其外部关税。他们指出芷Cobb-Dou出s偏好形式、初始多边协议是激励相容的等条，牛下，伴随着Kemp-Wan关税调整的关税同盟内部自由化的深化将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激励相容的，没有国家有动力来违反初始的多边协议，即不会阻碍原先的多边贸易自由化。在他们的模型中，决定这种激励相容性的关键因素是关税同盟内产品和第三国产品之间的消费替代弹性σ，而关税同盟的禀赋结构和相对规模则没有影响，如果σ≤1则是激励相容的，否则Kemp-Wan关税调整是不可维持的。而使用欧盟1986年数据，估计出σ为0.85，表明欧盟内部自由化的深化可以通过对外部关税的Kemp-Wan调整来保持多边协议的激励相容。此时，关税同盟内部自由化的深化不会影响原先的多边贸易协议，反而会降低关税同盟的外部关税，从而促进多边自由化。此外，他们按照Grossman and Heloman(1994)的框架将同盟的共同关税由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内生决定对模型进行了扩展，在游说对称性(如同盟内各国进口竞争部门的游说是对称的、同盟内各国出口部门游说的力量是相等的、第三国内不同进口竞争部门游说的组织是相等的)的假定下，发现要保持这种激励相容可能要求同盟对外部关税作出的调整不等于Kemp-Wan关税水平，具体调整幅度由游说部门的相对组织程度、比较优势大小和关税同盟的相对规模来决定。此时，关税同盟的深化有可能增加多边关税水平，阻碍多边贸易自由化。为了获得和提高对非成员国的贸易条件收益会有“战略性”动力来限制成员加入，即最大的CU的规模会有一个上限。此时，CU的建立会阻碍多边贸易自由化。使用相似的模型，Yi Sang-Seung(2000)分析了FTA对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分析表明：无论在哪一种规则下，全球自由贸易并不一定是惟一的均衡解，是否会导致和维持一个全球FTA，严重依赖于产品替代程度和国家数目，究其原因，在“开放型区域主义”规则下，他认为是由于FTA建立中潜在的“搭便车”问题：假设一开始有一个全球FTA，其中一个国家偏离自由贸易，并对未偏离的国家征收福利最大化关税，当N很大时。这种偏离的收益会大于其他国家对该国征收的关税所带来的福利损失，每个未偏离国都想搭其他国家来制裁偏离行为的便车，从而使得全球自由贸易不稳定，但是当N值较小时，偏离行为的收益较小，所以没有国家会偏离自由贸易；在“一致同意型区域主义”规则下，他认为原因是：虽然单个国家可能没有动力偏离自由贸易，但是存在几个国家联合构建FTA以最大化其福利，从而偏离全球自由贸易的动力，由于其他国家无法加入到该FTA中去，也可能会自己组建新的FTA，从而形成几个FTA共存的局面。
四、实证研究
(一)支持性的经验研究
关于“区域主义”对“多边主义”影响的最早的实证研究是Foroutan(1998)所做的，她发现乌拉圭回合之后参与PTA的拉美国家有更低的平均多边关税水平。但由于：一方面，她没有控制其他变量，另一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拉美放弃进口替代战略，实施了相当程度的单边贸易自由化，所以一般认为，她的发现并不能说明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Mag，ee and Lee(200i)利用1968和1983年51个行业平均外部关税变化的51个观测值，认为EEC(European EconomicCommunity)的成立使得成员国降低了外部关税。近期比较有影响的支持性的实证研究主要包括：一是Bohara等人(2004)利用1991年一1996年阿根廷的贸易和关税数据，分析在Mercosur贸易协议下，巴西(较大的FTA伙伴)的进口渗透和贸易转移对阿根廷外部关税的影响；二是Estevadeor-daI等人(2008)研究了1990年-2001年10个拉美国家的情况，发现FTA的形成促进了外部关税的减少，一国在某个部门给伙伴国的关税优惠越大，该国越可能在这个部门减少外部关税，但关税同盟的这种“关税互补”效应很小甚至没有。
(二)反对性的经验研究
Limao(2006)使用美国贸易数据发现，美国从PTA进口的产品的关税减少小于那些只从非PTA进口的相似产品的关税减少，他认为美国PTA的一个直接效应是导致PTA产品的MFN(most-favored-nation)关税高于不存在PTA时所做的合理的反事实模拟值，平均起来，一个非美国PTA国的出口商向美国出口一个PTA产品与出口相似的非PTA产品只能获得52％的利益(以价格增加来衡量)，当某种产品全部是从PTA进口的或者该产品在PTA伙伴国向美国的出口中的比重很大时，这种作用更加明显。美国通过PTA还会产生间接效应，指的是美国由于PTA没有降低MFN关税，而GATT多边谈判的基石是互惠性，所以美国的多边贸易谈
Bond，Riezman and Syropoulos(2004)用类似的方法分析了FTA动态变化的影响，并强调了不同国家之间的互动。他们构造了一个三国模型，两个对称、相同的国家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假设外部关税由每个国家在一个单期非合作的博弈条件下最大化各自国家福利来内生决定，结果发现当未参加国保持关税不变时，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会导致成员国的外部关税低于Kemp-Wan关税水平，使第三国贸易条件改善，并提高了第三国的福利。当第三国采取最优化行动时。FTA参与国外部关税的下降会提高第三国的关税，即FTA的外部关税与第三国关税是战略替代的，这是由于FTA的外部关税的增加会减少对第三国产品的需求，降低了其出口的市场力量并提高需求的价格弹性，但是FTA内部关税和第三国的关税是战略互补的，随着FTA内部关税逐渐降低，第三国的关税将逐渐降低，所以第三国关税的变化取决于FTA是否处于“转换期”。
(二)贸易集团形成规则的差异性
Yi Sang-Seung(1996)区分了“开放型区域主义”和“一致同意型区域主义”，前者指只要外部某个国家遵守同盟的规则都可以自由加人该同盟，包括两种具体形式：同步行动博弈和有限期界序贯行动博弈，后者指某个国家要加入某个贸易集团必须征得所有成员国的同意。通过构建包括N个对称国家的世界模型，消费者消费一个基准品和一组差异化产品，并采用拟线性效用函数，首先，他发现一个效用最大化的CU的建立会使非参与国福利恶化，并且一个CU参与国的福利与CU的大小正相关，然后，他证明了，在“开放型区域主义”规则下，全球自由贸易是同步行动博弈的惟一的纯策略纳什均衡解，同时当CU的规模不对称时，也是序贯行动博弈的惟一子博弈完美均衡解，这是由于一国会不断脱离小的CU来加入大的CU，最后形成一个全球CU，此时，CU会促进多边贸易自由化。在“一致同意型区域主义”规则下，全球CU则并不是一个稳定解，这是由于大的CU的成员判国对来自于美国的产品提供更少的关税减免，而那些出口同类产品的其他国家也会面临该国的更高的MFN关税，从而阻碍多边贸易自由化。Karacaova|i and Limbo(2008)使用东京回合与乌拉圭回合之间的产品水平上的关税数据，发现EU的PTA阻碍了其多边贸易自由化，具体来说，EU对那些不受PTA影响的产品的平均多边关税减少的估计值是PTA产品的两倍，而EU在上世纪80年代和1995年的扩大没有明显影响其多边贸易自由化。对于样本的PTA产品集来说，没有特惠条件下反事实估计出的关税应该是1.4％，而现实则是4.7％。Limao(2007)研究了通过实证数据，研究了美国通过Caribbean Basin Initiative(CBI)和Andean TradePreference Act(ATPA)两个贸易协议向加勒比地区和安第斯地区的国家提供一系列产品的单边优惠，以获取在劳工标准、知识产权和禁毒合作等非贸易目标上的收益，对美国相应产品的MFN关税的影响，获得了类似的结论。
Stoyanov(2009)利用加拿大加入NAFTA前后的数据实证研究了外国游说对加拿大多边关税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企业在加拿大加入NAFTA之前游说加拿大政府削减贸易壁垒，而在加入NAFTA之后则相反，平均来说，美国企业游说会增加关税0.21％，非关税壁垒1.87％，保护份额4.26％，虽然比不上加拿大国内企业的1.33％，7.31％和7.81％，但是NAFTA的建立无疑会通过外国游说影响了多边贸易自由化。
Estevadeordal等(2008)分析了为什么他们的研究和Li-mao(2006)以及Karacaovali and Limao(2005)的研究结果相反，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前者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后者研究的是发达国家，由于前者关税较高，贸易转移的成本以及对自由化的动力要远大于后者。另一个原因在于后者分析的是由多边贸易回合导致的外部自由化，而前者分析的是单边的外部自由化。最后的原因在于特惠的目的，发达国家经常利用特惠来获得非贸易领域的让步，而发展中国家的特惠一般是相互的，主要以贸易为目标。
五、评论与启示
可以看到，在“区域主义”影响多边贸易自由化的问题上，从克鲁格曼、巴格瓦蒂的论文直到现在，争议一直不断，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但答案依然和Winters(1996)所说的那样：我们并不知道。但是经济学家们在某些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共识，如评判“区域主义”的影响需要综和多种力量的影响、国内政治力量的变化是影响多边自由化的重要渠道、发展中国家的RTA的作用偏重于促进而发达国家的RTA(尤其是PTA)则偏重于阻碍，区域主义是否促进和阻碍多边主义的判断严重依赖于模型的假设前提等。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许会有更多的共识产生。
[论文摘要]对俄贸易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增长点，由于俄国国内经济等因素，我国出口，特别是皮衣出口急剧下降，从而影响了中俄贸易的发展，只要在管理、审查、质量、人员素质等方面加强规范，对俄皮衣市场一定有非常大的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皮衣,开始大量涌入俄罗斯市场，我国与俄罗斯的皮货交易风风雨雨经历了的二十几年。在这期间，许多皮货商一夜暴富，各个皮革和皮衣加工厂效益十分可观。21世纪受俄罗斯内经济影响，我国对俄皮衣出口急剧下降，与此有关的公司和个人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对俄皮衣出口经营，有少数人坚持住了，一部分人在观望、等待。大部分人对此市场已失去了信心。
随着中国的“俄罗斯年”和中国的“俄罗斯年”的发展，我国对俄皮衣出口又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就目前来讲，我国对俄皮衣出口在贸易方式、销售形式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和不规范之处。要想在这一领域继续保持我们的优势，不断扩大出口量，规范对俄皮衣出口势在必行。
一、俄罗斯消费市场的特点及对皮衣的需求
1.市场还很不成熟，机遇与风险并存。市场包括“供”和“需”两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方面，是二者的统一体。从目前情况看，俄罗斯国内许多商品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十分混乱。商品的货源、质量、价格还不十分规范。各种层次由各种合法与不合法的渠道进入的商品充斥着俄罗斯市场。
2.俄罗斯市场是一个独特的、有着巨大容量的市场。俄对皮衣的需求量很大，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1)由于俄罗斯的气候特点，决定其对皮衣的需求量很大。
(2)俄罗斯人的消费习惯也是大量需求国外皮衣的重要原因。
(3)俄罗斯人对皮衣的消费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俄对皮衣的需求量很大。
二、对俄皮衣出口存在的问题
中国对俄皮衣出口经历了风风雨雨，它是在俄法制不健全，经济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他从产生之初就已暴露了自身存在的问题。规范对俄皮衣出口已成必然。
1.出口皮衣质量低下且不稳定，从业人员素质低下。在对俄皮衣出口业务中，相当一部分人是个体商人，他们一般把追求经济利益作为最大目标。他们常以一些低质产品去赢得最大利润。甚至以次充好，假冒伪劣，极大损坏了中国商品的形象。提高产品质量、重塑中国产品的形象，已成为中国对俄皮衣出口的关键。
2.跨国直销产生于独联体特殊的经济环境和贸易条件之下，是俄法制不健全的产物。一方面，从俄国内经济形势分析，普京上台后俄政府加强了各类法律的制定。加强了税收管理。很多中国的集装箱摊位因逃税、漏税而遭到税警的检查、罚没、甚至查封。俄海关去年也曾经多次扣住通过“包机包税”形式往莫斯科运输皮衣的飞机。而在销售淡季又想方设法采取不正当手段来压倒对手，从而造成了价格体系和市场秩序的混乱。
三、皮衣出口亟待规范发展
“跨国直销”这种贸易形式在很多方面已不适应俄当前形势，两国政府应根据实际、针对“跨国直销”“包机包税”现存的弊端、就这些问题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规范中国对俄皮衣出口市场。1.就中方来讲:(1)加强对俄皮衣出口的管理，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报关、商检运输体系，逐步改变“包机包税”制度所带来的市场无序和混乱。
（2）应严格审查进行对俄皮衣出口的企业和个人，对那些规模较小、无进出口经营权、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个人和企业应严格限制，规范其发展，逐步优化贸易主体。
（3）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恢复中国商品信誉和中国企业形象，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以应对来自韩国、土耳其等国对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冲击。
（4）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加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和实务的学习和修养，以适应变化了的俄市场的需要。运用现代市场营销的各种策略和手段开拓俄市场。
（5）对皮衣出口的企业和个人要加强对俄法律、法规的研究，掌握在俄贸易的有关法律要求及俄海关、商检等环节的法律规定，使对皮衣出口逐步走向正规化、法制化。
2.就俄方来讲：（1）采取有效措施发展本国经济，使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为进出口贸易创造良好的贸易环境，并为开展正规贸易创造条件。
（2）不断完善各种法律、法规的制定，使中俄贸易发展有法可依。
（3）各部门协调一致，加强税收管理，改变税收制度、标准混乱的问题。
（4）整顿海关、商检、运输等部门，加大打击走私、偷逃税的力度。建立起规范的通关体制。
（5）加强市场管理，制定有效的市场规范，努力改善市场经营的自然和经济环境，使大市场营销有序化。
严禁跨国直销、关闭大市场将会给俄居民和政府带来不便和损失，且进行正规贸易的时机还未成熟，许多俄企业目前还不具备开展正规贸易的资信保障。俄银行结汇、保险等方面都还不十分健全，对俄皮衣出口将会迎来一个从“跨国直销”到正规贸易的过渡时期。面对这一新时期，中国企业和个人应“适应形势，顺应发展”找准自己的位置，注重研究市场，运用科学的营销理论，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产品竞争力，一定会使我国对俄皮衣出口不断向前发展，在俄罗斯市场上保持我们的优势，永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施用海主编:《开拓世纪之交的东欧中亚市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2]李静杰:俄罗斯当前形势分析.东欧中亚市场研究,2008年第二期
论文关键词：人民币升值;对外贸易;贸易结构
一、人民币升值概述 (一)人民币升值的背景及原因 自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已连续五年维持10%以上的高增长，如此强劲的经济发展态势，这在世界上是非常罕见的。尤其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外汇储备的不断增长，使中国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 可以说，人民币汇率自1994年以来已近10年没有进行调整，而这10年中国经济和国力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权威的国际机构和贸易伙伴一直就认为人民币存在不同程度的价值低估。
同时，按照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外汇节余过多本身就表明外币定价过高，本币定价过低，本币有升值压力。 从2001年以来，世界各主要货币包括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直没有调整，即人民币实际上也跟随美元对其他货币大幅度贬值。对美国来说，通过美元贬值，既能减轻其外债负担，每次美元大幅贬值都能使美国债务减少1/3，又能刺激其产品的出口，还能转嫁其各种经济危机，成为其对其他国家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然而，中国实行的“盯住美元汇率”政策，使美元贬值的积极效用没能全面发挥，只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2006中美贸易顺差达到1 442.6亿美元，2007年中美贸易顺差1 633.2亿美元，中美巨额贸易顺差屡创新高，使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深深感到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于是，美国便以中国工人抢去了美国工人的饭碗，巨额贸易顺差造成其损失为理由，对中国进行经济“敲诈”，妄图使人民币升值。实际上造成美国外贸逆差剧增的原因有很多，也很复杂，不在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本身，比如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推动以及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垂涎等等，还有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对外直接投资扩大、个人消费支出的增长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例如，美国的公司把厂开到中国，再向美国输出成品，表面上是美国吃了亏，但实际上真正赚走大部分利润的还是美国的公司。不难看出，人民币汇率之争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阻碍中国商品大规模进入美国。 我们知道，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仅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更是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一些西方国家更是附和美国频频呼吁人民币升值，当然他们的目的不尽相同，有的是出于嫉妒，有的是为了转移国内对当局的指责，有的则是为了争取国内制造业的选票。他们认为人民币汇率过低，提出应将人民币汇率确定在1美元兑4.2元人民币左右的水平;中国外汇储备过高，中国加入WTO以来，并没有出现进口激增，相反贸易顺差大幅增加;指责中国廉价商品大量出口造成世界通货紧缩，中国应使人民币升值，在世界经济中担负相应责任。
近年来，关于“亚元”问题的讨论已越来越热，谁能成为未来亚元的主导，已变成一个日益敏感的话题。日本由于其经济十年来的萎靡不振，日元充当亚洲货币主导的可能性在变小。而中国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已经逐渐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币的价值日趋明显，在中国周边国家已经开始形成一个“人民币地带”，导致日本对此忧心忡忡。在2002年日本对华出现50亿美元顺差的背景下，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提出议案，提请七国集团通过“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将全球压制人民币升值的声浪推至顶峰，目的就在于想通过人民币升值，打垮人民币对日元的挑战，确保日元的未来主导地位。 为了确保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快速的发展，缓解中国对外经济摩擦日益加剧的局面，营造和谐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国进行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人民币升值的步伐逐步加快。 (二)人民币升值的过程 20 05年7月21日，迫于美国的强大压力，也为了给中国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政府终于做出了人民币升值的决定。1美元兑人民币从8.27~8.28先后突破了8.2、8.1、8.0关口，2005年升值幅度达3%。 进入2006年，人民币更是一路“高歌猛进”。2006年1月4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以8.0702起步，人民币汇率经历了从缓步上行到快跑，再到“加速跑”的过程。按照12月29日的汇率中间价7.8087计算，人民币在这一年中升值了2 615个基点。
2006年1月4日的报价与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完全相同。从这一天开始，询价交易这一国际主流交易机制被引进中国，揭示了外汇交易方式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重大改革，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也被赋予了更为市场化的形成方式。人民币汇率注定在这一年里以更富弹性的方式运行。2006年5月15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首度突破1美元对8元人民币。在此后的2个月内，人民币汇率始终围绕着这个重要关口上下波动。7月20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再次“破8”后一路向下，从此告别了这个关键的位置。8月30日破7.96，9月28日破7.90，10月30日人民币汇率突破7.88。此后的一个月间，人民币汇率相继突破7.87、7.86、7.85，11月29日突破7.84关口，12月4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再破7.83关口，以7.8240再创汇改以来新高。12月14日，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举行的当天，人民币汇率中间价首度突破了7.82关口。第二天，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又以7.8185再创汇改后的新高。按照当日的数据计算，汇改之后人民币已累计升值超过3.72%。12月29日，人民币汇率再创汇改以来的新高，并首次突破7.81关口达到7.8074。
而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2006年人民币的月平均汇率已从1月份的8.0688升值至11月份的7.8652。2006年第二季度开始，美国经济引擎明显减速，市场对于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增强，令国际汇市美元全面走软，从而引发了人民币汇率的持续走高。另一方面，中国外汇储备10月份突破了1万亿美元大关，而前10个月的贸易顺差累计已达到1 336亿美元，这些都成为人民币升值的重要推动因素。 2007年伊始，市场比较一致的预期是年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5%左右。实际上，截至12月20日，人民币升值幅度已达到6.01%。从1月4日年初首个交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的7.8073，到上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6月29日的7.6155，半年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累计升值2.46%。7月2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突破7.61关口，次日7.6整数关口告破。11月22日至27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连续4个交易日创出汇改以来新高。12月11日至13日，受美联储降息和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连续突破7.38、7.37和7.36关口，升值速度明显加快。经济专家们认为，2007年人民币持续升值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贸易顺差持续加大和外商投资保持强劲增长势头。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步伐进一步加快，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2008年4月10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首度“破7”，为6.9920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创出新高。以2005年汇改前的人民币对美元比价8.27651计算，目前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超过18%。也就是说，同样兑换1美元，如今可以少花1.2845元人民币。 未来的趋势怎么样，谁都不敢说，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人民币在一段时间内还是有一定的升值空间的。
二、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一)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对外贸易的积极影响
1.有利于进口成本的降低 人民币升值，国外的能源、原料与生产资料价格都相对便宜了，这就降低了我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以及很多重要战略物资的购买成本，增强了购买力。在我国，进口依存度较高的行业主要有石油、天然气、航空、电力设备等，人民币升值将使大宗交易的进口成本降低，进而增强相关行业部门的盈利能力，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长期以来，我国推行“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加工贸易总额超过一般贸易额，加工贸易顺差已成为我国外贸顺差的最重要来源。加工贸易中产品复出口成本中其进口成本比例一般都在50% ~100%之间，在短期内对进口商品 的价格比较敏感。如果人民币升值，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降低，这样导致加工贸易的生产成本降低，自然以加工贸易方式的出口商品外币价格下降，因此，这部分依赖进口原料的复出口商品仍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可见，人民币升值会促进进口的增加，并以进口带动出口，其关联性得到加强。
2.有利于促进贸易结构优化升级 长期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实行的是以“重出口，轻进口”为主要特征的出口导向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对出口的依存度过高，不仅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面临着潜在的风险，而且也产生了企业过度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价格优势出口，单方面的贸易顺差引起其他国家反倾销诉讼频繁;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的低成本、低市场准入引起的投资过度供给所导致的企业低价恶性竞争;以及只重视价格，不重视国际市场需求而引起的出口贸易和就业易受到国际经济形势波动影响等一系列问题和矛盾。可见，这种长期依赖于出口单一增长的对外贸易结构很不合理。而人民币的升值，必然会引起一定程度的出口减少和进口增加，这样就能够改变我国进出口贸易结构不均衡的局面。 在我国，外贸增长方式主要靠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真正体现技术水平和要素含量的高新技术设备和中间投入品等生产要素要从国外进口，导致经济效益低下。人民币升值将激励出口企业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和提高附加价值，而不是低价竞销占领市场。人民币升值将使一部分只靠低成本竞争，技术含量低，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被挤出市场。从长远看，人民币升值有助于我国外贸增长方式从原来的粗放型转向高质量和高效益的集约型，这会带来出口结构的改善，这符合中国产业结构转变的发展方向。同时，人民币升值会引起行业内更加激烈的竞争，激励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可见，人民币升值对于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激发国内企业自主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有利于缓解贸易摩擦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最新数据，2007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达到2 622亿美元的历史高位，较2006年的1 774.7亿美元增长了47.7%，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对外贸易总量则首次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达到21 738亿美元，较2006年增长23.5%。其中出口为12 18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5.7%;进口9 558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20.8%。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自2001年底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已连续六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2007年的对外贸易总值比2001年总值增长了4.26倍。然而，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增速远远超过了贸易总值的增速，2007年的贸易顺差额比2001年增长了11.6倍。外贸顺差增长过快，加剧了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如欧盟及美国的贸易摩擦。欧盟在2007年已多次表态希望中国加快人民币的升值步伐，以减少中欧之间的贸易顺差;美国国会则在2007年提出了50多项对华贸易保护议案，尽管这些议案大都由于美国政府的反对而未能变为法律，但仍增加了两国贸易关系的紧张气氛。 人民币升值可增加我国的进口总额，从而有利于减少贸易顺差的数值。通过人民币升值，适当提升出口产品的外币价格，有助于减少其他国家对我国产品的低价倾销诉讼。低价竞销和出口受到抑制，放慢出口，增加进口，有利于减弱我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势头，减少一些贸易伙伴对我国进行保护主义贸易攻击的借口。人民币的适当升值，有助于缓和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减少经贸纠纷，促进我国经济和贸易的和谐发展，创造和保持更加平稳的贸易环境。
4.有利于改善贸易条件 国际经济学中，贸易条件=出口价格指数/进口价格指数，贸易条件的改善意味着同等数量的商品出口可以换回更多的进口商品。我国虽然每年的贸易顺差很大，但由于出口商品价格不断下降而导致贸易条件持续恶化，需要出口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才能换回少量的国外高科技产品或稀缺资源。人民币升值以后，出口产品的价格相对提高，就可以用较少的出口产品换回本国所需要的各种产品。出口利润不断增加，就可以改善我国目前的贸易条件。同时，人民币升值也将会降低进口产品价格，特别是原材料和高科技设备的价格。企业将会加速技术引进，提高生产效率，实现产品动态比较升级。同时，由于进口产品绝大部分用于复出口，故随着企业生产率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得到提高，有助于我国企业从产品产业链低端向中高端延伸，使贸易条件得到改善。
5.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 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的成本相对来说比以前下降，这使得他们能以较低的成本在国外投资设厂，从事跨国经营。根据投资地的区位优势充分利用全球资源，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建立全球性的生产、营销网络。所以说，人民币升值有利于那些实力雄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实现其全球发展的战略，造就出中国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二)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对外贸易的消极影响
1.削弱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我国外贸出口增长 人民币升值将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直接削弱我国出口的价格竞争优势。人民币升值后，出口企业为维持一定的利润，必须提高商品在国外市场的销售价格，而这样做的后果势必会削弱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出口持续扩大和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率的提高;尤其是我国出口主要以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都比较低，一旦提高出口商品在国外市场的价格，将造成这些低端产品低价格优势的丧失，极易被一些东南亚国家所取代，从而影响到出口规模的扩大。然而，假如保持出口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不变，则势必要挤压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出口利润的减少又将严重打击国内出口企业的积极性，从而造成出口数量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我国外贸出口造成冲击。但是，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它还受到一些其他外在因素的制约，如国内外经济形势、出口商品结构以及贸易方式等。
2.严重冲击科技含量较低、以低价格取胜的出口行业 显然，对出口贸易依存过大、出口价格弹性较低和科技含量较低的出口行业，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将受到较大的冲击，如果没有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甚至可能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我国的纺织、服装、家电、化工、电子机械制造业等主要出口型行业都属于这一类型，其中纺织服装业对出口贸易的依存度高达50%，附加值和出口价格弹性都很小，因此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最大。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人民币每升值1%，棉纺织、毛纺织、服装行业的利润率将分别下降3.19%、2.27%和6.18%。以服装行业为例，目前绝大多数外贸服装订单的毛利在0.5元人民币，即出口1美元的产品，毛利在0.5元人民币。如人民币对美元小幅升值2%，则意味着外贸企业每出口1美元的产品，毛利将损失0.15元人民币。可见，加速我国外贸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意义重大。
3.国外商品的进口增加，竞争加剧，不利于国内企业的发展 人民币升值后，进口商品在国内的销售价格将降低，国内消费者用同样的货币可以购买更多的进口商品。这将严重影响到国内相关生产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尤其是那些在质量、品牌、技术含量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距离的企业，甚至有可能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短期内不利于国内企业的经济增长和市场占有率的提升，但从长期看竞争对国内企业的长足发展不无裨益。
4.加大我国国内就业压力 目前，由于我国出口的商品大部分是技术含量较低、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削弱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导致可以吸纳众多劳动力的加工型出口企业利润下降，这些企业投资转向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业后，必然会使许多素质较低的就业者面临失业危机。并且当前我国很大部分的新增就业机会主要是由出口和外贸企业提供的，人民币升值影响了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进而对当前就业环境的改善带来一定的冲击。在目前的中国，劳动力资源尚未转化为人力资源， 具有优势的仅仅是熟练工人。所以，发展加工贸易，着重提高产业层次和加工深度，增强国内配套能力，依靠我国劳动力优势发展加工贸易仍将是我国长期的经济内容。 三、针对人民币升值的应对策略及措施 鉴于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强化和扩大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外贸发展的积极影响，缓解和减少其消极影响。
(一)要有步骤地推进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在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前，由于人民币汇率低估，导致国内外商品价格的扭曲，出口商品价格低廉，进口商品价格高昂，致使我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出口额不断攀升，贸易赢余不断增加，连年持续出现巨额贸易顺差，引起了与贸易伙伴之间的频频贸易摩擦。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一新的汇率形成机制在短期内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一定影响。但 总体上利大于弊。我们应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逐步提高汇率生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使人民币汇率浮动更具弹性，汇率波动能够更加显著地反映出市场供求的变动，并要加强本外币政策的协调，充分发挥汇率在平衡国际收支、抵御国际资本流动冲击方面的作用，以适应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总之，人民币汇率改革应该从我国的经济需求面出发，考虑与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往来与相互之间的经济利益，实现双赢。
(二)积极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减少外贸出口依赖 在过去很长时期内，由于人民币汇率的相对低估，导致出口强劲增长，我国外贸持续出现巨额顺差。
很多企业对出口贸易趋之若鹜，致使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大量涌入出口部门，社会资源不能根据市场实现优化配置，从而造成我国经济内需不足却过分依赖外贸出口的局面，这对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我国有13亿人口，庞大的人口背后隐藏的是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要真正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调整经济结构，减少对外贸出口的依赖，尽快实现由“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向“以内需为主”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转变，树立正确的、科学的发展观。同时，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各种配套改革，积极培育、扩大国内消费市场，鼓励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重点扶持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
(三)优化升级我国对外贸易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长期以来，在我国出口产品中，附加值较低、技术含量低的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占据着主导地位。由于我国的出口企业大多从事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的加工贸易，工人亦多从事重复、熟练劳动，盈利空间受到极大限制。随着人民币的升值，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难以发挥，出口企业很难再以单纯依靠低廉劳动力和国家制定的低汇率政策开拓海外市场。为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足发展和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我们必须调整对外贸易结构，通过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促进我国外贸结构优化升级。有资料显示，许多欧美跨国公司都已经把技术创新和研发融入其企业发展战略，并且有自己完备的研发中心，且投入大量研发资金。而在中国很多企业甚至连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的意识还没有。他们所谓的核心技术和装备基本依赖国外进口。
可以说，汇率机制的改革和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有一些压力， 作为出口企业，应该积极调整经营理念和出口战略，加大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的力度，应以满足个性化消费需求为目的，进行产品概念创新、产品功能创新、产品形态创新、产品包装创新、产品运用创新等，以人民币升值为契机，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加速产品的升级换代，提高出口产品档次， 提升产品的品牌内涵和设计能力， 创建出口产品品牌优势，从而确立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出口产品的价格，以积极的姿态应对人民币的升值，在对外贸易中赢得主动。同时，出口企业应重视开发新产品、引进新技术、进口新设备，加快对引进技术的吸收、消化和再创新的步伐，减少高科技新产品，如光学、医疗、精密仪器和设备等对国外的依赖，通过在进出口两方面的努力来调整我国贸易结构，减轻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的不利影响。 (四)政府应加强对我国进出口企业在政策上的引导和扶持 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应该在进一步优化出口商品结构，遏制对外贸易顺差过快增长，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方面有所作为。
主要体现在政策上对进出口企业进行适当地引导和扶持。例如，政府在2007年采取的一系列调整措施，包括对“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加征出口关税及降低出口退税，降低暂定进口关税税率、取消自动进口许可管理等方式鼓励进口等;在WTO规则允许的范围内采取一定的出口补贴，主要包括鼓励研发的补贴、支持落后地区的补贴和环保项目的补贴;完善出口信用保险制度，比如出口信贷、出口信贷担保和出口信用保险等出口的公共支持;还可设立专门机构为国内出口企业提供各种信息和咨询服务，包括国际市场行情、市场调查、潜在贸易对象及投资环境等，帮助国内出口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同时，加强对绿色贸易壁垒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学习和运用， 防止外国高污染、低质量产品进入国内冲击我国同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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