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10 05:30:10
会上，周灵表示，为加快广东金融强省和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检验过去一年广东金融业贯彻落实《广东省建设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的进展和成效、充分发挥广东金融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的机制优势等，省政府决定今年6月21日-23日在广州举行第二届金交会。同时，周灵代表金交会组委会就本届金交会的总体筹备工作情况作了介绍，他表示，目前金交会的招展、招商等各项工作都进展顺利。
据了解，本届金交会将围绕“产融结合，跨越发展”的主题，着力办成广东金融强省、广州区域金融中心的重大战略平台、广州新的城市名片。其主要内容将包括大会开幕式、论坛、展览、产融对接和金融交易活动。其中论坛部分拟设 1个主题论坛：第二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高峰论坛；5个分论坛：科技金融发展论坛，多层次商品市场论坛，民间金融发展论坛，财富管理论坛，穗台金融合作论坛。
值得注意的是，与首届金交会相比，本届金交会不仅引入了市场化运作机制，同时也强调了融入国际元素和文化元素，并紧扣金融服务民生的主题。
坚持市场化运作
金交会组委会表示，本届金交会在借鉴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举办金博会等经验的基础上，坚持市场化运作，专门成立了广州金交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按市场化运作思路，承办金交会的各项招展招商工作。
据周灵透露，目前已初步确定粤财控股、民生银行、东莞银行等作为第二届金交会合作伙伴，并与广州股权交易中心等进行了联系沟通。参展方面，银行、保险、证券等传统金融机构和交易所、贵金属公司、股权投资机构等地方金融组织踊跃参展，签约参展单位数量和展位面积均超预期。
融入国际和文化元素
本届金交会的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亮点是，将融入国际元素与文化元素。周灵在会上表示，本届金交会不仅得到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金融投资协会、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台湾三三企业交流会和华南美国商会的特别支持，还积极发动欧美大型金融机构进驻展会，邀请国际著名金融专家学者前来参会，进一步突出金交会的国际元素。
在突出国际元素的同时，本届金交会还将大力促进金融与文化相融。广州市金融办副主任陈平表示，今年一个比较大的亮点就是中国金融图书“金羊奖”评选活动，这个活动由市金融办和中国金融杂志社合作举办。“应该说这在全国目前来讲是层次比较高的一个金融图书评奖活动”，陈平说道。
此外，展会期间还将在综合展馆内设立金融文化展区，推出名人签售书籍等文化宣传活动。
紧扣金融服务民生的主题
本届金交会将紧扣民生和为实体经济服务主题，力求通过论坛、推介会、现场问答等，与市民形成互动，让百姓更好地认识金融，更多地利用金融工具解决融资、理财等问题。
1.1金融生态系统的理论渊源
目前，对于金融生态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理论框架，但这一创造性概念的提出，具有一定的理论渊源。(1)金融发展理论是金融生态理论的根基。1966年1月，帕特里克(T．Patrick)发表了《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提出了金融发展的原因及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成为金融发展理论的最初论述。其后，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1969)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提出了金融结构理论作为对金融发展理论最初论述的补充。但之前理论侧重于研究发达国家的金融状态，对发展中国家涉足不多。1973年，麦金农(RonaldI．Mckinnon)和肖(Shaw．E)对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地区)的金融发展提出了精辟见解，他们提出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在经济学界引起强烈反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金融深化理论发展完善的同时，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和阿瑟·威斯(ArthurWiess)以发达的金融市场为对象、不完全信息为基础，提出了信贷配给理论，较好地结合了内生增长理论等主流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对金融在经济体系中的效能作了技术性的探讨和诠释。(2)生态经济学为金融生态理论提供了研究方法。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一书中正式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其后，便陆续出现了一批生态经济学的著作，包括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英国学者爱德华·哥尔德史密斯的《生存的蓝图》、法国研究者朱利安·西蒙的《最后的资源》以及莱斯特·R·布朗的《生态经济》等等，都深入地阐述了生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相关问题。生态经济学的研究鼓励经济学与生态学等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倡导用新的方法分析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为金融生态理论的研究方法提供借鉴。(3)自组织系统理论为金融生态系统提供了研究范式。哈耶克(Hayek)认为，“自组织”、“自组织系统”(Self－organizingSystems)或者“自我生成系统”(Self－generatingSystem)之类的概念来自于控制论，意谓系统内部力量的互动创造出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Order)，或译“自发秩序”。这种自发秩序仅出现在复杂程度很高的系统中，这种系统包含大量元素，且各元素之间具有非刚性的随机特性关系，自组织是靠变革系统元素间旧的联系，建立系统元素间新的联系来实现的。可以说，金融生态系统就是这样一种自发秩序，依靠变革内生性因素(金融生态主体和金融生态环境)间旧的联系并建立新的联系的螺旋上升的过程来实现自身的不断改善。
1.2金融生态系统的观点分类
对于金融生态的理解，目前国内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金融生态环境观，一类是金融生态系统观。(1)金融生态环境观从群体生态学角度，强调“生物群落赖以生存的物理环境”或“非生物成分”。代表性学者有:白钦先、周小川、唐旭、曾康霖等。他们认为金融生态等同于金融生态环境。白钦先认为，金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社会经济扩大资源基数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组成，而金融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和效率状态则构成一国经济的金融生态环境。曾康霖认为，从金融本身产生、发展和消亡来看，金融生态实质是金融环境，且金融生态不能等同于金融管理。周小川认为，金融生态是一个比喻，它指的主要不是金融机构的内部动作，而是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也就是金融运行的一些基础条件。其中法律制度环境是金融生态的主要构成要素。徐诺金虽然是金融生态系统观的代表性学者，但也曾专门撰文探讨过金融生态环境，并且与周小川一样，认为建设一个符合市场经济的金融法律制度才是解决我国金融生态环境缺陷的关键。唐旭也将金融生态中的法律问题作为金融领域的关注焦点。当然，金融生态环境并非特指金融法律制度。具体构成要素将在后面详细描述。(2)金融生态系统观侧重“生物群落”或“生物成分”，从而构成具有相对独立秩序结构和要素逻辑条理等特性的、互动式动态平衡金融生态系统。代表性学者有徐诺金、林永军、李扬、位、谢太峰等。他们认为金融生态是一种开放复杂巨系统，包括金融生态主体和金融生态环境。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将金融生态系统定义为由金融主体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共同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张志元等将城市金融生态系统定义为由金融体系模块和生态环境模块共同组成的综合性动态平衡系统;曾建等探究频频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我国一系列金融风险的本质原因，得出所有的金融风险产生原因都可以归结于金融生态系统的失衡，也就是由金融交易主体系统与环境系统的不协调发展所致。另一些学者为金融生态加入了金融生态调节这一构成要素。如徐诺金就认为金融生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金融生态主体(金融机构)、金融生态环境及金融生态调节(即金融监管)。
2金融生态主体与金融生态环境
由于研究视角、理解深度与研究目的不同，学者们对于金融生态主体与金融生态环境的范畴界定有所差异。
2.1金融生态主体
同为立足于金融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者角度，学者们对金融生态主体的范畴界定也不同。一部分并且是较大一部分学者将金融生态主体局限于金融机构。徐诺金在论文中直接使用金融组织代替金融生态主体;林永军虽没有直接说明，但从其字里行间辨析，对金融主体的阐述也基本上以金融机构为立足点;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课题组对金融生态主体有过定义式的描述，认为金融生态主体是指具有自身生存动机和利益追求的、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断地调整自身以适应环境和根据自身需要去作用环境的行为主体或组织单位，如银行、证券、保险、民间借贷等金融机构和组织。另外一些学者则对金融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者范围进行了扩充。如李扬认为金融生态主体既包括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这些直接提供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主体，也包括那些以制定政策、确定规范、进行调控和实施监管为职能，从而直接影响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运行，同时也直接影响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供应之种类、规模、价格、质量、范围等的金融决策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立足于金融产品与服务买卖双方的角度，位认为金融主体意谓金融活动者，绝非仅限金融机构，而指金融产品交易的买卖双方。因为尽管金融机构或金融组织是金融活动的专业主体，在金融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但如果没有众多的金融活动兼职主体，金融活动专业主体的“独脚戏”也拉不开序幕。易宪容等［10］除认为金融主体应包括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外，还应该包括保证金融交易得以顺利进行的第三方，不仅涵盖金融决策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也包括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和金融咨询评估机构等。
2.2金融生态环境
在“经济学50人论坛”上所作的演讲中，第一次将影响我国银行业80%的不良资产形成的外部原因统称为金融生态环境，他认为金融生态环境指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包括法律、社会信用体系、会计与审计准则、市场体系、中介服务体系、企业改革进展及银企关系等多方面的外部环境;徐诺金认为金融生态的外部环境包括法律制度、诚信环境、企业制度和行政体制等方面;苏宁将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基本内涵界定为五部分:稳定的经济环境、完善的法制环境、良好的信用环境、协调的市场环境和规范的制度环境。这些学者都是从定性的角度对金融生态环境进行描述，另一些则进行了详细的定量分析。其中比较全面的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调查报告《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该报告以城市为基本分析对象，选取9个指标对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进行评价，按重要性排序依次是:法制环境、经济基础、金融部门独立性、企业诚信、地方金融发展、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社会诚信、中介服务和社会保障。该报告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DEA)，以城市金融资产质量状况(由测评指标测度生成)为产出，以城市金融生态的9个构成维度(由分析性指标体系生成)为投入，构建了一个刻画“金融生态环境边界”的超曲面，进而得出了描述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的综合指标(政府对经济的主导、经济运行的质量、地区金融发展及金融信用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建设)，并运用这些指标对中国50个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了评分和排名，与周小川、徐诺金和苏宁不同的是，李扬界定的金融生态环境的范围除了金融主体在其中生成、运行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外，还包括由居民、企业、政府和国外等部门构成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消费群体。另辟蹊径，以山东省3个城市为例，建立了对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的指标体系，他的指标体系分为3个层次，包含经济资本回报率、银行部门贷款平均收益率、加权风险度和法律信用环境等变量，即徐小林所探讨的金融生态环境其实仅限于银行生态。
2.3文献述评
对于金融生态主体范畴的界定，本文认为应该突出重点与核心，立足于金融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者这一专业主体，消费者、监管者等众多金融活动的兼职主体都处于与专业主体互动的外部范畴，可一并归入金融生态环境之中。此外，一方面金融市场亦履行着直接提供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职责，另一方面，从指标选取的角度，作为金融机构的活动平台，金融市场的规模是反映金融生态主体状况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对于金融生态主体内涵与范畴的界定，本文认为:金融生态主体是指具有自身生存动机和利益追求的、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断地调整自身以适应环境和根据自身需要去作用环境的行为主体或组织单位，包括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两部分。对于金融生态环境范畴的界定，本文认为金融生态环境指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即金融运行的一些基础条件。除了学者们广泛探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态环境，还包括由居民、企业、政府和国外等部门构成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消费群体，以及金融决策和监管部门，它们是金融生态环境问题的专属。
3结论性评价
关键词：金融专业留学生；人才培养模式；三位一体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0-0114-03
引言
随着中国金融业的逐步开放，中国的金融业加速与国际接轨；随着全球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的金融业越来越紧密相连。与此同时，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来华留学生的数量和规模也在不断增长。来华留学生教育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所高校国际知名度的重要标志；接收与培养来华留学生亦是提升学校教育能力、促进教育国际化与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如何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高素质金融专业留学生，这对留学生教育教学工作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来华留学生群体作为高等院校特殊的学生群体，由于其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文化背景和教育背景差异较大，授课教师、管理老师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与他们增加沟通和了解；而在培养金融专业留学生过程中，更是需要迎合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的大趋势，结合金融学的学科特色，构建适合其发展，并能为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输送合格国际人才的培养模式。因此，结合学科特色，建立更适合金融专业来华留学生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培养金融专业留学生的重要基础。
一、现有的留学生人才培养模式现状分析及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偏重理论，忽略实践
金融专业培养的是应用型人才，这一定位要求学校必须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使学生在校期间能够顺利完成实习和实践训练，并积累一定的实践经验。然而，在面向留学生的金融学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仍以传统的教师、课堂、教材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为主，缺乏案例教学，尤其是缺乏与当下金融改革、金融创新相关的案例，导致留学生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相比中国学生，留学生因文化背景、综合素质、适应能力上的差异，缺乏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在实践和实习工作中经验的缺乏表现得更加明显。
（二）留学生外语水平不足
留学生外语水平的不足，主要体现在汉语和英语两方面。就读中文项目的留学生在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学习汉语。然而，尽管学校在留学生培养方案中针对汉语课程进行了优化，汉语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也非常注重学生汉语水平的提高，但从培养效果来看，留学生对汉语的掌控能力偏弱，尤其在写作方面，语法和词汇的欠缺表现得更加明显。汉语水平的不足，一方面，导致学生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汉语理解上，而忽略对专业知识的深入理解；另一方面，由于专业课程的教科书和参考书都是汉语的，在一定程度上又限制了留学生英语水平的提高。在当今金融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外资金融机构逐步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中国金融行业国际化进程加快，金融行业对专业人才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外语水平的薄弱都会给留学生的就业带来诸多限制，掌握两门或两门以上外语的金融专业人才才更具有竞争力。
（三）在华实习和就业困难重重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类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日趋制度化、规范化。而中国金融行业具有专业性和排他性，不便接收学生，特别是外国留学生进行实习，这使得留学生在中国的专业实习受到限制，即使找到合适的实习岗位，也不能深入到金融工作的细节方面。调查显示，尽管相当多的留学生希望在中国公司、银行等机构实习或工作，仍有33%的留学生在中国无法找到合适的实习岗位。为了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实习学分，约有11%的留学生直接寻求父母、亲戚朋友的帮助，获得实习机会。这样一来，近45%的留学生在自己国家或者亲戚朋友的公司完成实习学分，学校和培养学院很难对其实习成果和质量进行全面有效的监督和评价。
二、金融专业留学生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一）金融专业留学生人才培养模式的定位分析
高等院校的金融学留学生培养模式应当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基本目标，将学生专业知识、实践能力、外语水平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着力点，并融合金融学的学科特色和来华留学生的特殊性，以创新为源泉，不断探索和构建适合金融专业来华留学生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具体说来，培养的学生应具有如下特点。
1.专业知识方面
要求学生掌握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完整、科学、全面的知识体系，有自己独特、专业的见解和一定的学术研究能力。学生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掌握程度，与学校、培养学院以及任课教师对教学的重视力度息息相关。
2.实践能力方面
要求学生积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将书本上的理论知识灵活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之中。留学生在毕业之前应当通过兼职、实习等社会实践活动获得初步的金融实践能力、实际操作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其中，金融实践能力是决定金融专业留学生就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3.外语水平方面
要求学生熟练掌握一门以上的外语，具有扎实的外语基础、熟练的外语技能、较强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创新精神，了解中国的经济、文化、政治和历史，适应全球化需要，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并能将外语作为语言交流和信息沟通的工具，熟练从事经济、金融等领域的工作。
（二）金融专业留学生人才培养模式的要素分析
随着中国融入国际金融步伐的加快，金融业逐渐显现出其经济核心的地位，也成为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的行业。“以专业知识为基础、实践能力为导向、外语水平为支撑”三位一体的金融专业留学生培养模式的提出，是为了适应知识、技术、智力高度密集型金融行业的改革与创新。该模式的基本要素可概括为：以保证教学质量为人才培养的核心，夯实理论基础；以提高实践能力为人才培养的目的，为社会输送合格人才；以提升外语水平和技能为人才培养的推动力，全力打造高素质的金融领域国际人才。
在知识、实践、语言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下，三个要素自成体系，又紧密相联，其中，知识是基础，实践是导向，语言是支撑。教学环节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生只有掌握了扎实的专业知识，打下了牢固的理论基础，才能将理论知识灵活的运用到实践之中。另一方面，包括社会实践在内各类金融行业的实践活动，反映了整个行业对人才的需求方向。金融机构和市场的发展状况、人才架构、供需情况等要素决定了一定时期内整个行业对金融类人才的需求状况，也决定了金融专业人才的社会实践方向。人才的培养应当以实践需求为导向，形成一套稳定发展、动态调整的培养标准和计划。因此，金融学教学科目的设置、师资力量的配置、教学手段的运用，都应当围绕这套动态的人才培养标准和计划，适时调整方式方法，以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同时，要求学生掌握并熟练运用一门以上的外语，将语言作为沟通交流的工具和桥梁，在培养留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同时，提升其竞争力。因此，语言特别是汉语和英语作为留学生人才培养的关键要素之一，是三位一体培养模式的支撑，也是落实教学理论、提升留学生实践能力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三、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实施方案
（一）注重知识传递的质量和方式
高等教育体系的基础和关键是教学，教学质量直接反映大学人才培养的质量，关系到高等院校的建设和发展。重视教学的过程和质量，加强和改进教学质量管理，是学校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具体说来，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1.完善培养方案
培养方案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途径及实施过程的具体操作方案。在夯实学生金融类专业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应当结合金融行业的发展现状，凭借前瞻性的人才需求判断，通过适当调整课程设置体现专业的师资能力，培养适应未来金融业需求的创新型人才。因此，培养方案应当1―2年调整一次，既保持教学计划的相对稳定，也注意定期的完善与修订，力求培养计划、教学成效的调整与经济发展、教学改革的成果相符合。
2.创新教学手段
传统的教学手段以书本知识为主，以理论解释和案例教学方式进行知识的传递。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教学环境的改善，平面的、线性的知识传递方式应当更加立体化、多元化。例如利用电子金融模型，将书本知识融入模拟金融市场中，使碎片化的知识易于被学生理解和整合。
3.建立多角度的留学生能力评价模型
留学生能力考核的各项指标中，期中期末的考试分数所占比重较大。诚然，这是考察留学生专业知识学习和掌握情况的基本标准，但不能作为衡量留学生能力的单一指标。我们应当将留学生社团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指标纳入留学生综合能力的评价模型之中，并适当增加其权重，建立多角度的留学生能力评价模型，使留学生得到全面而个性化的发展。
（二）创造良好的实践环境
实践环节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实践需求确定人才培养的导向，实践能力决定所培养人才的竞争力，这一特征在金融行业体现尤为显著。具体说来，针对金融专业的留学生，我们可从以下三方面为其创造良好的实践环境，以社会实践为导向培养人才，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提升人才的社会实践力。
1.构建提升实践能力的课堂教学模式
实践是教学的导向，课堂教学应当以牢固的理论知识为基础，发展和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积极引导学生参与课堂互动，多与学生沟通交流，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并适时进行引导和总结；常做一些实践方面的课题和调研项目，引导学生积极主动的查找搜集资料，整理分析数据，开展调查研究，最终得出科学的、创造性的结论和课题成果。
2.积极开拓留学生实习基地
实习基地是培养留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的场所，是留学生接触中国社会、了解中国文化的途径。建立并开拓高质量、稳定的实习基地，可以拓宽留学生的金融专业知识，提高跨文化交流能力，增加对中国经济和金融行业的了解，提高回国或在华的就业竞争力，积累在中国实习的经验，也符合学生的来华留学期望及未来的职业规划目标。我们应当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校友资源，安排企业参观、教学实践和实习活动，建立学院和企业的合作、学校和企业的联盟，并将这样的活动长期化、稳定化，争取给更多的留学生提供在中国实习和实践的机会，并对留学生的实习成果进行有效的监督。
3.建立金融模拟实验室
随着金融业务的不断创新，现代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在金融行业被广泛运用，金融业务的处理模式由传统操作逐步向电子化操作转变。建立金融模式实验室，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金融实践能力、实际操作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例如，在实验室里建立投资模拟交易平台，在接近市场运作机制下模拟投资环境，加强留学生对投资理论和金融知识的理解，为其提供一个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实习环境。
（三）重视语言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当今世界，中国经济金融国际化和国际经济一体化要求金融人才熟练掌握外语，了解多种文化，具有全球意识，具备跨文化交流能力。来华留学生由于本身有着不同于中国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俗，需要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认识和了解中国的习俗和文化特色，在学习和生活中尽量融入中国学生团体；同时，努力学汉语外的第二门外语，如英语，以适应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增强自身竞争力。因此，在培养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提高来华留学生的汉语和英语能力。
1.打破留学生小团体
留学生在来华之初，由于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文化背景等方面与中国学生不同，常与自己国家的同学为伴，而且大学第一年的大部分课程都是面向留学生单独授课的，久而久之，留学生之间形成小团体，共同学习和生活，排斥中国老师和同学。针对此类现象，培养学院应当调整留学生学习方式，适当安排他们与中国学生一起上课，特别是部分学科基础必修课，并开放更多的学科基础选修课供留学生选择学习。同时，提供更多的平台与机会，促进中外学生的跨文化交流，使中外学生通过团体性活动增加认识和了解，在学习生活方面有更多的交流与互动。例如，建立中外学生联络中心，加强中外学生干部之间的信息沟通；开展中外学生课题联合研究，培养留学生的学术意识；鼓励留学生加入学生会，与中国学生一起参加学校的各项文艺活动、体育比赛等。
2.增加金融类专业的全英文课程
留学生群体中有不少来自英美国家的学生，其母语是英语；也有很多亚洲国家的学生计划将来去英美国家留学深造，希望在中国学习汉语和专业知识的同时，提高英语水平。我们可以在留学生培养方案中增加部分全英文专业课作为选修课，鼓励成绩优异、英文流利的留学生选学，最大程度上给予学生选择权和决定权。
3.放宽国际交流项目申请限制
适当放宽学校国际交流项目的申请条件，包括各类交换、访问、双学位、暑期实践等项目，更多的让留学生参与其中。定期输送品学兼优的留学生前往国外优秀院校访学深造，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英文水平和跨文化交流能力，扩展学生的国际视野，从而进一步推动学校国际化工程的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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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the trinity of financial professional training mode of returned students
TANG Jie，QIAO Xue-dong
（Foreign economy and trade University，Beijing 100029，China）
论文关键词：农村产权，农村金融生态结构，农村金融体系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深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如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要，制度建设是关键，尤其是要建立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产权制度。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但是，就目前的农村金融发展状况来看，改革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其突出表现为: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缺失，农业保险发展严重滞后。原本给农村“输血”的金融机构却演变成从农村“抽血”的主力军，同时，农村中非常活跃的非正规金融却不断受到打压。如何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提高农村金融资产质量，化解农村金融风险，深化农村金融，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金融论文，尤其是金融生态成为近几年来的研究热点。
一、农村金融生态的基本理论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诸多基础理论分支中，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和C．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及在传统新制度经济学基础上扩展而来的法经济学，是对农村金融生态运行最具解释力的理论。
（一） 农村金融生态中的交易费用理论。
理性人、完全信息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然而现实的农村金融生态中，农村金融生态主体———农村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农户、农村企业和县乡政府等)都是有限理性的，并且因为有限理性的存在导致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不完全。信息不对称的直接后果是金融交易费用大幅增加。当农村金融生态主体发现进行金融交易的费用太高或超过收益时，就会选择停止交易。在放贷之前，农村金融机构必须要调查农户的信用状况和经济状况、借款用途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贷款进行时，要发生谈判、签约费用;贷款发生后，放贷者要跟踪借款项目的实施情况和监督借款投向等。而且农户以小额信贷居多，单位产品金融机构要付出更多的人力与物力。庞大的信息费用构成了金融交易中的巨大成本。当这种费用成本过高时，交易将无法进行。
制度的有效运作又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制度的作用旨在节约交易费用，人们对制度进行选择与改革的动因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在农村金融生态中，作为金融生态主体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行为是在特定的金融制度结构安排下进行的，不同的金融制度结构安排会产生不同的金融主体行为，农村金融信用环境的相对落后使得与农业金融支持相关的制度安排无法实施，即推广农业金融支持的制度成本极高，导致农村金融生态主体资金供给缺乏，而由于农村金融发展的路径依赖，一旦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资金供给缺失，农村金融发展就会无所适从，反过来也影响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发展，整个农村金融生态恶化也就在所难免，信用缺失的背后是信用制度的缺失，由此引致农村资金来源与资金需求之间的制度缺失，也是农村金融制度的供给和制度需求出现失衡，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对制度的需求源于经济主体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制度供给则是经济体系出现制度安排的意愿和能力。因此，在目前的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上，并不存在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的制度均衡，突出表现为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制度供给不足和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制度需求过剩金融论文，这种制度供需的失衡是制度变迁的强大动力，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制度变迁的路径论文格式范文。
（二）农村金融生态中的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是科斯传统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核心部分，林毅夫首先提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概念，他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和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及实行，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历史来看，强制性制度变迁一直居主导地位。上世纪50年代，信用合作社在政府推动下开始兴起;60年代，国家指定当时的人民公社接管信用社;80年代，信用社划归中国农业银行管理;90年代，又实行行社脱钩，实行在国家管理下的自主发展的合作金融发展模式。然而，合作金融的框架虽已确立，但远未达到农民广泛参与的合作金融宗旨。从表象来看，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的管制是规范农村金融市场，维护农民切身利益和降低金融交易风险的一些必需的制度安排，事实上这种强制性制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广大农户的投资冲动，大大减少了农村金融市场的金融交易数量，导致了农业金融支持的弱化，政府是金融生态环境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政府行为是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一股独特而重要的力量，对金融生态主体的影响往往是根本性的。
制度因素作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变迁受诸多因素影响，也直接决定了农村金融生态运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村金融领域一改计划经济时代农村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单一的局面，农村金融生态主体逐渐多样化，如四大国有银行尤其是农业银行开始在农村开展商业化经营金融论文，国家建立了农业政策性银行等，在农村并未逐步建立起一个基本上能够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有效服务的农村金融体系。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落后的小农经济，典型的苟元结构购统窍绶指钍沟门褰鹑谥贫戎秃笥谂寰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农户，农村企业和农村政府从非正规金融生态主体中寻求金融产品和服务实为无奈的选择，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勃兴也就水到渠成。因此，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成为农村经济金融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必然要求和趋势，农村非正规金融或者民间金融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金融制度供给的不足，但带来的新问题是民间金融缺乏制度的规范而可能隐藏金融风险。
二、关于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思路
建立高效的农村金融体系是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落脚点。要跳出农村金融供给制度陷阱，必须加强农村金融制度创新。
（一）完善农村产权制度，促进农村金融发展。没有抵押物，成为中国农民贷款难的最主要原因，长久以来，中国农民最大的资本———耕地，以及宅基地及其上的房屋－－因为没有与城市一样的产权，均为抵押禁区。因此，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应从完善农村产权制度着手:一是赋予农民完整的财产权。建议将农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改革为土地使用权，由国土部门发给土地使用证，使之具有土地的收益权、买卖权、抵押权和继承权。而农村房产也应该与城市房产一样拥有完全产权，可以自由流转，尤其是对城市居民的流转。二是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一方面要完善农村土地市场的交易机构。健全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运作的立法、执法和仲裁，保护农村土地市场的正常运作。在进一步明晰产权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合法的自由交易。三是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权相关法律制度。尽快出台农村土地产权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农村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出让、继承出租、人股等流转形式。四是建立农村房屋产权制度。修改现行农村房屋产权制度，使之可以进入市场，完善房产权属登记、发证、流转制度。要建立城乡统一住宅市场，使农民住房资产资本化，可用于抵押或交易变现，改善农村融资难的现状。目前对国有和私有的物权、产权边界已经比较清晰，唯独对于集体物权、产权界定、计价、流动和配置方式尚不能确定，导致巨额的物权不能定价、流通，置身于经济货币化的进程之外金融论文，成为顾拉沟淖什，带来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制度，使农民与农村的资产可以有较好的表证。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要逐步建立农村生产要素计价、流动、配置体系。长期以来，我国产权制度按照国有、私有和集体三种方式界定。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制度，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
（二）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适度发展，构建符合国情的农村金融体系。首先要正视和承认非正规金融在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改变对其持有的漠视和敌视的态度，并认真研究其特有的发展规律。民间金融不完全等同于非法金融，要尊重民间金融，客观认识民间金融，注意学习和研究民间金融，依法对民间金融进行合理的引导和管理，可能更有利于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的合理竞争和良性互动。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曾通过使民间金融购戏ɑ沟姆绞嚼垂娣睹窦浣鹑冢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我们要积极鼓励正常的农村民间金融活动，给民间金融以合法的空间，以使规范意义的信用合作拥有温床和土壤。
三、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结构的建议
完善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的基础性工作是搞好农村地区的产权建设，农民财产权的建设与发展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基础，无产权则无金融，只有做好这个基础工作才能使我国农村金融生态可持续发展论文格式范文。但是我们不能等到农村的产权有了彻底的改革之后才发展农村金融，而是在现有的体制条件下不断改善农村金融的生态结构。
产权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的内生性变量，已直接影响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完善的产权制度可以有效发挥制度的激励作用，增强农村金融生态的自我调节功能，有利于降低金融活动的交易费用，提高金融交易效率;有利于缩小农村金融生态主体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之间的信息差距，促进农村金融生态中的信息交换和资金循环;有利于改善农村司法环境金融论文，保障农村债权人利益，农村金融兴则农业兴，农村金融活则农业活。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央行和银监会就下发《关于加快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意见》，提出农民增收的来源要发生改变，关键是有财产性收入和创业性收入。通过土地流转，抵押、入股、融资，增加农村财产性收入。
【关键词】金融数学 适用性 局限性
数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同时数学还是一门应用性的工具学科，具有很强的适用性，许多的学科领域都引进了数学的方法来研究解决本学科的问题。数学的方法概括来说是利用理论模型引导人们的认识由未知走向已知，而金融学是一门从经济学中分化出来的应用性学科，实用性很强。它是利用理论模型把融通货币和货币资金从一种期望变成另一种期望，例如股票定价、期权定价模型，这些参数分别是期望红利和期望收益变动率，具有不确定性。正是这种理论模型的设计和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使数学和金融学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一、数学方法在金融领域中应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金融学是以融通货币和货币资金的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在金融活动中存在着一定的数量关系，具有确定性、可计量性。金融活动同经济活动一样既有外在现象的量的规定性，同时又有内在的质的规定性，这就决定了把数学方法应用于金融活动过程中是完全有可能的和必要的。金融活动中存在着大量的数据应用，比如证券、期货交易等等存在着大量的数据，这就使定量分析、实证分析成为可能和必要。在金融领域研究中搜集和整理这些数据，并运用数学模型对融通货币和货币金融活动中的利率、汇率、货币供给与需求、收益率、价格指数、利率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才能得出可靠的精确的结论。
数学具有逻辑和直观、分析和推理、共性和个性的特征，表现出高度的抽象性、精确性和严密的逻辑性。由于数学具有抽象性的特点，所以在金融研究中可以很好地借助数学的方法，深入地透过金融的现象发现金融问题背后的经济变量函数关系，使复杂的关系变得清晰可辨。由于数学的精确性，可以准确地描述金融活动过程中的数量关系，使人们可以轻易做出多少的判断。严密的逻辑性使数学分析成为科学推理的主要手段，它可以对复杂难辨的逻辑关系进行简洁明了的说明。如马尔柯维茨运用了适宜的数学方法证明了“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从而使金融投资理念由传统的经验型转变成严谨的科学。阿罗与德布鲁同样运用数学的方法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从而验证了斯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原理不再是一个假说，而是一个经过严格论证的定理。
一般金融学理论研究中应用数学方法主要有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两种形式。理论模型是用数学语言来表述金融学中某一理论的基本内容，实证分析是运用实际的定量化的统计数据来验证金融学中某一理论判断的正确与否和适用性。这两种方法是互相补充、相辅相成的。数量分析是前提，质的规定性是结果。只有定量分析，没有定性综合判断；只有定性综合判断，没有定量分析都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科学的判断和可靠的结论的。
二、数学方法在金融领域中应用的可行性
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由于金融学和数学的交叉产生了一门边缘性学科金融数学。金融数学就是现代数学和计算技术在金融领域中的应用，运用的主要现代数学理论和方法有随机分析、最优控制、组合分析、非线性分析、多元统计、数学规划等，金融研究对象主要是针对投资、债券、基金、股票、期货、期权等金融工具和市场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数量的分析研究。其核心理论是不确定条件下的最优投资策略的选择理论和资产的定价理论。其中套利、最优和均衡是三个主要概念。金融数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促进了金融工具的创新和对金融市场的有效运作，并且在公司的投资决策、开发项目评估和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一）金融数学发展历史
金融数学发展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00年法国数学家巴谢利耶（Bachelier L）的博士论文“投机的理论”，文中首次运用了布朗（Brown）运动来描述股票的价格变化，标志着金融数学的诞生。1952年，马尔柯维茨（H.Markowits）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了资产组合选择的均值方差理论。其意义是将人们原来期望寻找“最好”股票的想法引导到风险和收益的量化和平衡的理解上来。后来，夏普（William F Sharpe）和林特纳（Lintner J）进一步拓展了马尔维茨的研究工作，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简称CAPM），紧接着米勒提出公司财务理论（MM理论），引发了第一次“华尔街金融革命”。马尔柯维茨、夏普和米勒因为他们三人在金融数学中开创性的贡献获得了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1973年，布莱克（Fisher Black）和斯克尔斯（M.Scholes）用数学方法给出了期权定价公式，后来，默顿（Merton R）对该公式进行了发展和深化。这使得金融交易者和银行家在衍生金融资产的交易中带来了便利，推动了期权交易的发展，成为第二次“华尔街金融革命”。斯克尔斯-默顿因此获得了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马尔维茨、夏普理论和布莱克、修斯公式一起构成了金融数学的主要内容，同时也奠定了研究新型衍生证券设计的新学科金融工程的理论基础。
（二）金融数学主要理论
1.投资组合理论。就是选择哪些资产进行投资以及每项投资所占的比例，使得在一定的风险下预期收益率最高，或者是在一定预期收益率的前提下风险最小。或者是由风险与收益率相匹配而形成的效用最大。马尔柯维茨用正态分布理论解决了投资组合问题，他用均值表示收益率，方差表示风险，将投资组合问题变为均值——方差关系的优化问题。
2.CAMP理论。在马尔柯维茨的均值方差投资组合理论的基础上，夏普、林特纳和默顿研究了均衡竞争市场中金融资产的价格形成，提出了资本资产的定价理论，简称CAMP。该模型意义为，证券投资的回报率与风险之间存在一定的定量关系，即因承担风险而得到风险报酬的定量关系；所有投资者都在证券市场线上选择证券，所选中的投资组合是投资者的有效函数与证券市场线的切点。夏普评价的关键就是求切点。这个理论在证券股价、投资组合的绩效测定、资本预算和投资风险分析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3.Black-Scholcs期权定价公式。1973年，布莱克和斯克尔斯在论文“期权定价与公司负债”中提出Black-Scholcs公式（简称B—S公式）。他们证明了期权的合理价格不依赖于投资者的偏好，即风险中性原则。由于B—S公式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所以被广泛用来制作各种金融衍生品的价格，是开发新金融产品的工具。同时也为套期保值与风险管理开辟了新的研究空间。
4.鞅理论。当金融市场是有效假定的情况下，证券的价格可以等价于一个鞅随机过程。由于鞅理论和方法在现代金融理论中的应用，使得利用等价鞅测度的概念研究衍生证券定价的理论问题，得到的结果不仅深刻地揭示了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律，而且还提供了一套有效求解复杂金融衍生品的定价与风险管理的算法。
5.最优停时理论。最优停时理论是概率论中一个具有很强实用性的领域。运用该理论研究具有固定交易费用的证券投资决策问题，能够给出具有两个风险证券投资决策问题的简化算法和精确的数值解。这种在金融领域中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6.微分对策理论。微分对策理论主要是用来研究期权定价和投资决策问题。当金融市场不满足稳定假定或出现异常波动时，证券价格往往不符合几何布朗运动，这时用随机动态模型研究证券投资决策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较大偏差，用微分对策方法可以放松这一假设，针对最差情况进行优化，可以得到很强的投资策略。运用微分对策理论研究金融领域中投资决策的重复对策、随机对策、多人对策等前景广阔。
7.智能优化。智能优化方法有遗传算法、模拟退火算法、人工神经网络、小波分析等，把这些方法同传统方法结合起来，应用于风险控制和投资决策领域中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国际上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我国也开始注重这方面的研究。
（三）金融数学的发展趋势
数学在金融领域研究中建立模型是需要许多假设条件的，可是在金融活动实际发展过程中，这些提前设定的假设条件有些与客观事实会出现差距甚至抵触，因此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效果就不理想，范围也十分狭窄，这就需要在数学方法上进行改进和发展。世界各国社会发展、金融背景和管理模式都不相同，要达到研究的目的，需要建立符合自己国情的金融模型和分析方法。例如CAPM只适合欧式期权而不适合美式期权。即使研究中假设条件比较合理，由于金融环境和社会需求不断发生变化以及创新运动的发展，也为金融数学提出了越来越多的实际问题，因此我们不断的进行探索和创新是金融活动客观实际发展的需要。实证研究是金融数学的一个主要方向。实证研究的基本程序是从金融市场现实中取得数据、分析数据并建立数学模型，然后揭示数据背后隐含的规律，最后返回数据和现实中检验结论的正确与否。如果在实证研究中离开了实际数据的支持和检验，单纯从概念到概念进行定性分析，或者单纯从模型到模型进行逻辑推理，那就很难深入客观地揭示金融市场的发展规律。
金融系统由于存在着多因素、非线性、不确定性而成为复杂的系统，尤其是金融市场具有波动性、突发性、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等特征，一般不可归结为随机问题，这就为金融数学的发展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这也成为金融数学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三、数学方法在金融领域中应用的局限性
金融学所研究的对象一般具有复杂性、流动性、多变性、不确定性和不易计量的特点，同时还有许多非经济因素对其产生影响，其中包括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民族的、宗教的、道德的、制度的、心理的、历史的等多种因素。而数学模型的表述意义和对现实的把握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建立数学模型的理论前提是需要一系列假设条件的，这些假设与现实金融活动过程在某些时候有可能是完全不吻合的、抵触的。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数学模型就失去了它的表述意义和分析能力，对未来结果的预测也就很难找到最佳值和最佳方案。例如新古典学派在对一般均衡理论进行数理分析时提出的十二个假设条件，在现实中很难完全满足。再如次贷危机的产生、五大投资银行的衰落，也都说明了这一点。
数学的方法不同与其他的研究方法，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数学的方法能简练准确地说明和表示一些金融活动过程中的现象，但是数学的方法也是有其局限性的，不是万能的，并不是所有的金融问题都可以用数学方法来进行研究和解决，要根据具体的情况选择好实用的范畴和研究对象。运用数学方法研究金融领域中的问题首先要以质的分析为前提，数学方法的分析是居于次要地位的。所以无论数学方法的应用多么严谨科学、数量关系多么完备，数学终究只能作为一种辅助工具，任何夸大数学方法应用的做法都不是明智之举。例如，20世纪9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试图用随机微分和非参数统计方法研究金融问题，时至今日研究效果也不理想，偏差太大，不能用于实际应用。还有金融的高阶逻辑问题目前还不能在数理公理化体系中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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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监管；范式转变；金融危机；国际金融体系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3-0087-04
全球金融危机后金融环境持续动荡，发达经济体系纷纷陷入衰退境地而难以自拔。危机后人们开始对审慎监管理论进行全面反思，这种全面反思和彻底自省亟须我们运用科学的理论体系，追问制度设计的理念建构和价值选择的基本定位，甚至需要对监管的范式作出有力的回应。
一、范式：金融监管变革的深层理念
“范式”（paradigm）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用语，最早于1959年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他的《必要的张力》一书中首次提出来，在其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大量使用，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范式是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所共享的一种思维模式、一系列成型的价值评判标准和一套话语体系。在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中，它具有普遍的认同性和合法性；它不表现为具体的理论本身，而是不同理论所组成的理论群内在共性的抽象。也就是说，任何人都要在一定的范式制约下认识世界，要在过去承继下来的知识背景和学术传统的限制下进行创造。
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思维框架，体现这种思维传统的就是范式。范式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单个事实通常不能证实或一种范式。只有当出现更好的范式替代它，并成为某一学科所具有的共同信念时，才会出现新旧范式替换的局面。范式通过对科学中关键性、全局性的问题的解决，重新描述关于世界整体的图式。所以，范式的变革不是个别概念或定律的转换，而是世界观的变化。整个社会就是在这种不断地自我否定中推进和发展的。
科学革命实质上就是范式的转化和更替。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列举了科学史上的三次重要的范式转换：一次是文艺复兴时期天文学中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托勒密体系，一次是18世纪下半叶化学领域中拉瓦锡的氧化学说取代燃素说，一次是20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进一步发展了牛顿力学。
库恩的范式理论，不但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规律有重要的指导价值，而且对说明经济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特征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范式”条目中就确认了经济学也是一种范式。范式概念的引入在研究对象、研究方向、研究手段和评价标准等方面对经济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性质而论，金融监管范式同其他实验科学领域的范式并无任何不同。在监管活动中，必然也要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一种总的观点或框架去统摄、解释客观而零乱的风险面相，并采取相应的监管手段和方法。正是由于运用了现有范式所包含的理论信念及其衍生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才使得监管者得以精细深入地研究金融风险的各个部分。实际上，由于监管理念的形成、选择和最终被共同接受的过程都涉及大量的人文、社会等因素，因此，在金融监管的发展形态中运用范式概念甚至要比在其他学科中运用更为契合。
需要注意的是，有人往往会滥用“范式”这个概念。范式不是方法，而是构成理论的方法之方法。如果对监管活动本身的逻辑结构和内涵缺乏认识，则往往不能在恰当的逻辑层次上合理地运用这个范畴。范式不同于模式，不是对所有的理论问题的回答，而是对一种知识体系的思想逻辑的回答，尤其是对作为一门学科的逻辑基石的价值论的思考。任何学科思想体系在历史过程中的形成和发展，总是首先在价值理论的逻辑层次形成主流的判断或规范，然后再在一般理论、分析方法中构成变革和发展。一旦某种价值理论问题的公理性基础假设得以确立，它就会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支配学科思想的常规发展。所以，凡是不能够深入到价值论逻辑层次的思想，都不应被视作范式问题。
二、世界金融业发展的新趋势呼唤监管范式的转换
引起范式转变的最切近的基础是实践的发展。在当代经济金融社会生活的巨大发展中，无论是金融现象还是作为其理论表现的金融学在内容、题材、方式和性质等方面都发生了诸多变化。在这种形势下，监管方式、应对政策甚至监管范式也都要相应改变。
1.对金融监管范式的视阈拓宽根植于对现代金融的深刻理解和对金融理论模式宏观背景的考察。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大特点是，它完全放弃对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不去探讨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不去研究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不同所有制的质的区别，千方百计去分析具体经济现象，甚至把经济问题归结为烦琐的数学公式。根据马克思的认识，社会财富增加的唯一途径就是产业资本的扩大和效率的提高。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只有在促进产业资本扩大和效率提高的时候，才有正面的作用。而当金融资本过度挤占了生产资本的利润率和生存空间的时候，其自身的存在基础自然会受到动摇。一旦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则会引发过度投机和金融泡沫，从而对整个金融体系稳定和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2.现有金融监管范式不能解决现代社会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本矛盾。此次金融危机后，国内外学者纷纷对危机产生的原因提出解释，如金融创新过度、资本家的贪婪本性、金融监管不力等等。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所爆发的历次金融或经济危机，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危机都采取了金融危机的形式，此次金融危机无疑再一次暴露了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诸多弊端。如果人们只是把矛头对准金融体系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而不是针对金融体系本身，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只有自觉地反思、检讨当代整个文化、价值系统存在的病症，才有可能准确地理解危机的本质并找出相应的、有效的对策。否则，人们关于危机谈论得越多，离开危机的真相和本质就越远。
3.对金融发展的目的和目标的重新界定呼唤新的范式引导以重构金融价值体系。在过去三十年，金融业的自我发展逐渐背离了其真实本质。在许多时候，我们是为了发展金融而发展金融，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把形式当成了内容。过度金融化使得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向金融部门转移，金融资产的增速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脱离了实际需求。另外，以自由主义为导向的市场行为与金融监管目标也往往是矛盾的。现有的金融监管方式和技术手段只能把“内在的统一性”理解为“抽象的同一性”，无法把事物存在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外部表现正确地归结为事物本质自身中的内在矛盾，因而难以达到对本质的真正理解和把握。这样一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根本不可能真正揭示出社会经济运动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
4.对实在论的反思要在范式层面上对金融研究方法进行总体性把握。目前我们的监管方法主要还是科学主义的，而科学主义的实质就是实在论，其主要表现为还原论、二元论、独断论等形式。当代金融学走向了一个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演化发展路径，以至大多数金融学家都致力于把自己的研究和著述用数学语言来表述和构建，似乎一旦没有了这种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证明形式，就不足以使人信服。但现实世界往往要比这些“完美”的模型复杂得多。金融危机是经济学主客二分和数理崇拜的代价，而所有这些弯路正是由于人们追求所谓“通天塔”的确定知识所造成的。
总之，要达到对当代金融的批判性理解，停留在西方金融理论的水平上是不行的。对我们来讲，转变金融监管范式是从理论理性走向实践理性的历史实践和逻辑演进的真实反映。只有诉诸对既有学科范式的批判性改造，建立起新的理论范式，才能实现真正的监管目标。
三、金融监管新范式转换的时机已经成熟
监管范式是通过思想、观念的力量来影响和控制监管活动的。正确的金融监管范式能够推动金融发展，为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和方法论支撑。同样，落后的监管范式也会给金融监管带来消极和保守的影响。
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型是对现代主义赖以成立的哲学基础进行重新认识和批判，以建立一种回归现实世界的、更具开放性和生动性的新的意识形态。显然，这种转型不仅是一种停留于过去范式下的修修补补，而是它呈现出了一种根本性、整体性批判和反思的理论态度，并标志着一种人类全新的价值取向和致思模式的确立。
现有的各种监管模式（如自由主义和管制主义等）表面上针锋相对，但它们讨论的却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因为它们所支持或反对的所谓监管方法都是一系列具有共同特征的制度化要素。而我们这里讲的监管范式的转变是对各种现有监管模式的层次上的超越，以达成更高的视野和境界。
传统的监管方式可以称之为结构主义方式。这种方式预设了一种理想状态，通过监管行为来使监管效果不断接近这一目标，这就难免简单化、机械化。结构主义方式强调技术与效率，忽视社会结构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互动对实践效果的影响，忽视金融现象背后所隐含的社会特征。而新的监管方式应当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融合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的范畴体系。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归根结底，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的批判。他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构建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人的存在方式截然不同的新的存在方式。我们也必须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当代范式转变的伟大意义。只要社会制度不改变，人们还将不得不继续生活在这个金融资本的逻辑中，现有的生活方式就不会有根本上的改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金融学研究发生了一定变化。为了修正长期以来经济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设带来的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偏差，金融学家尝试引入新的研究变量来解释金融现实。在行为经济学方法中，从个体到群体的选择，既包含着个体由于有限理性认知能力的界定，又包含着群体的社会网络复杂性，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演化中的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对人类行为选择的限定。行为主义认为金融行为是通过主体的理解而社会地建构的。该方法修正了机械简单的决定论，有助于人们重新思考行为的社会性，加深了人们对金融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认识。随着新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诞生，又出现了一些研究复杂系统或体系的方法，把系统与环境、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内生化，着重研究系统的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特征。
中国金融业的发展需要监管范式的转型，而范式转型也符合新时期中国构建和谐金融的客观需要。当前，中国正面临金融转型与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需要深刻反思监管范式的问题，推动监管思路和范式的转变。
诚然，中国的金融监管在标准化、精细化、信息化、国际化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但西方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领域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我们一方面要学习借鉴其先进方面，同时也要注意其根本性缺陷。基于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和金融成长，国际金融监管界已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转向中国，以全面丰富金融监管的理论体系，同时也使东西方监管文化更好地兼容。世界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中国提供新的借鉴，也只有中国才有能力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提供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有意义的东西。中国的金融监管必须从此前的“引进”、“复制”、“与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范式转型”的新阶段，即“引领创新”的阶段。显然，这种范式转变是中国金融监管自主性的必要要求，它在根本上要求中国金融监管必须从西方思想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主动介入全球化时代话语权的竞争，进而推动中国金融监管走向世界并与之进行实质性对话。
然而，要真正实现范式转型，我们必须重新发现中国金融业，加强对中国本身的深度理论探究。当然，这个“重新发现”绝不是要否定既有的一切监管措施，而是主张我们要有新的时代担当、问题意识和理论洞见，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发掘中国的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进而构建一个有待我们去认识和建构的关系体。为了重新发现这个具有深厚传统并置身于“世界结构”中的历史性的中国金融业，我们必须在相关论题上作出我们的努力。
四、当前中国金融监管新范式转换的路径选择
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变比基本制度框架和运行机制的确定更深层更重要。新的金融监管范式必须有效推动市场运行，并尽可能利用市场机制来实施监管政策和保护措施。无论从国际经济金融背景，还是从金融自身演变趋势和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与发展角度看，监管范式的转换都具有战略意义。
监管新范式的确立应坚持三个标准：一是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分析金融现象，全面认识金融活动的价值和意义。二是坚持实事求是，用辩证发展的眼光把握时代脉搏，主动应对新形势、新发展。三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倡经世致用的态度，推动监管工作有效提升。为此，我们需要在以下五个方面转变思维方式并认真加以研究：
1.对金融本质和监管行为进行深刻反思，树立科学的监管理念。转换监管范式只有真正落实到转变监管理念上才能使监管发挥其应有作用。范式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批判、继承和创新的演进过程。我们要在坚持“制度―社会结构―历史”的分析框架和多元化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实现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变。在采用多元的方法论的时候，一方面要广泛借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提倡多学科交叉与融合；另一方面要在充分吸收借鉴发达国家监管成果的基础上体现出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价值目标。金融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不变的状态。因此，金融监管必须是动态监管。新的金融监管范式不再是全球普遍适用的监管模版，而是针对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的有针对性的监管模式，即便是在一个国家内，也可能根据其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结构而进行相应调整。
2.加强对人和人性的理解和关怀，加深对监管方式的行为主义理解。金融监管是调节生存状态的艺术和科学，带有特定的社会属性和价值使命。新的监管范式应以社会相关成员的共同实践为准则，只有当它成为共同接受的价值信仰，才能真正发挥其革命性的作用。监管应努力追求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特别是对投资者权益的“适度保护”。监管者必须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意识。所以要在监管者的目标中更加凸显精神目标的价值，防止市场逻辑支配整个生活方式和破坏人的生存环境。要重构监管者与企业之间的治理关系，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酿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监管者队伍要加强自身建设和监管文化建设，强化监管者的责任和伦理，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团队。
3.加快金融体制和其他配套制度改革，从整体上构筑持久的安全应对体系。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化绝不仅仅是顶层设计和加强监管的问题，而是一个牵涉到市场效率、法律环境、监管模式等全方位的改革。良好的监管政策的实施取决于宏观经济结构和市场基础设施等外部前提条件。没有良好的金融生态，几乎不可能有良好金融机构的存在。除了金融部门自身完善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和健全风险管理制度等之外，未来来自更广泛的各类非金融环境，如法治意识、行政干预、政策性安排以及社会信用环境、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等等，都可能对金融风险的形成和发展带来各种影响。因此，应当从政策引导的角度去研究金融的发展定位问题，如何实行业态功能管理和统合监管模式，如何发展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配置效率和增强金融活力。
4.进一步发挥公共监督和自律约束的作用，推动协同治理机制形成。监管部门要破除对干预主义的依赖，回到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本原导向，增强金融机构的自觉意识和自愈能力，增强实质性公众参与。要改变传统行政管理中自上而下的单一向度治理模式，建立监管部门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互相监督的良性互动机制，最大限（下转96页）（上接89页）度地吸引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过程，参与监管行为的监督与检验，在平等对话、共同磋商基础上，加强彼此意向交换、信任协作，推动和谐共生的多元化治理模式的形成。要进一步发展金融市场，提高市场透明度，建立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逐渐形成统一、集中、高效的金融信息来源，从而保障监管工作顺利进行。进一步强化监管工作的独立性，防止外界其他因素对监管工作的影响，保证监管机构和监管人员依法、公开、公正实施监管职责。
关键词：全球化经济金融化非金融企业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后，作为可能导致危机的重要因素——经济的金融化现象，成为西方经济学者热议的焦点（john bellamy foster，2008，2007；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william milberg，2008）。经济金融化描述了近四十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从以生产为重心逐渐转移到以金融为重心这一事实（john bellamy foster，2007）。与传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不同的是，经济金融化不仅反映在银行、经纪人事务所、金融公司等机构的扩张上，金融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百分比的增长上，也同样反映在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积累和利润使用上的“金融化”倾向上（milberg，2008）milberg认为非金融部门的金融化是指：生产性企业越来越多地成为金融控股集团，其利润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股东分红、购买金融资产（例如股票回购），甚至兼并收购等。。尽管过度的金融创新与资本的金融化最终体现为越来越大的资产价格泡沫并导致危机爆发，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也并非对经济毫无裨益。paul sweezy（1997）曾认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是支撑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并由此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转型。不仅如此，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企业通过控制价值链、获得利润积累而产生的金融化趋势促使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体实现了：低投资与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并存，高利润、高股东价值与低投资率并存，低生产、低物价与高消费并存的优质增长（milberg，2008；张慕濒，2010）。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加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最大的制造中心。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制造业迫切需要转型升级，然而“实业金融化”的趋势却愈演愈烈。有数据表明，国资委下属的117家央企中76%涉足金融业，这些非金融央企实际已经控制了24家信托公司、20家证券公司、14家财产保险公司以及23家寿险公司，分别占到受调查该种类金融机构的462%、410%、370%以及531%。此外，上市公司抱团参与私募股权投资以及各地陆续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均验证了上述事实。这是否说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金融化趋势的推动下，中国实体经济也出现了金融化现象？与控制全球价值链的美国相比有何不同？如何证明和评价我国的实业金融化现象？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从梳理西方金融化评价的定量指标入手，以中国的宏观金融状况与制造业的金融活动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中国的经济金融化现象，判断目前金融化的状态、阶段，分析其成因，为如何看待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借鉴。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文献综述，梳理金融化研究的不同方面，区分金融化与金融发展，厘清全球化与金融化的关系；第二部分是借鉴西方评价体系设计中国经济金融化的量化标准；第三部分全球化下经济金融化趋势在中国的验证。第四部分是总结与启示。
经济金融化的相关研究回顾
1金融化的定义与成因
自goldsmith（1969）和mckinnon（1973）提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理论以来，“金融化”一词被随意地等同于金融深化或金融自由化，尤其当mckinnon和shaw（1973）以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样本的“金融抑制论”传入我国后，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理论的关注主要落脚于宏观层面、金融机构和制度的发展层面。从近期最新的观点来看，“金融化”是对一国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金融发展状况的客观描述，它既表达了金融部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程度达到一定的水平，也反映了传统金融发展理论一直忽视的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而后者是“金融化”理论更注重的方面。“金融化”现象或者金融化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代表金融发展有助于经济增长，反之，在金融抑制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等非金融部门仍然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的利润累积和利润使用
实现向金融类控股公司转变的可能。因此，本文首先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金融化的研究加以综述，其目的是厘清金融化的涵义。
当前国外研究文献对“金融化”的定义比较随意。最早提出金融化术语的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hobson（1902）、hilferding（1910）、 lenin（1916）认为金融化反映了食利者阶层享有越来越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此处文献转引自：格·r克里普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上）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6）。70年代之后，学者普遍赞同把金融部门的发展、金融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增加以及金融交易的扩大和新的金融工具的创造（ felix，1998；henwood，1997；sassen，2001；tickell，1999）作为金融化的证明，phillips（2002）认为金融化代表了资本市场相对于银行而言其支配作用日益增长。然而这种笼统的归纳模糊了金融化与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差异。随着股份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学者们将关注的重点逐渐微观化：①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认为金融化是“股东革命”的结果，即股东为了实现其价值要求更多地分红、股票回购等，由此带来公司金融活动的增长（froud et al， 2000；lazonick and o’sullivan， 2000；williams， 2000）。②从投资回报的角度，认为金融化是因为产业投资的回报率与金融资产投资回报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所致（dumenil& levy，2005；crotty，2005）。
而在定量描述金融化上，近期文献形成了三种观点：①工业国金融部门的产出占gdp或净收入的比重较大（epstein & jayadev，2005）；②总的国际资本流动量比世界总产出和产品与服务的贸易量增长更快（eatwell& taylor，2002）；③非金融部门越来越倚重于金融而非产品作为他们资金的来源与用途（stockhammer，2004；crotty，2005）。
2全球化与金融化
次贷危机催生了国外学术界对实体经济金融化成因的进一步关注，2008年发表的多篇文章都将视角转向全球化对非金融企业的影响之上。比如格·r.克里普纳认为金融化的研究视角应该从“以活动为中心”转向“以积累为中心”，他在《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一文中明确提出应观察美国经济中“利润从何处产生”的问题，以此作为“金融化”存在的证据。此外，他认为对金融化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明全球化对国家的影响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内容出处同前。。无独有偶，milberg（2008）撰文进一步研究了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代表的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成因。他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分成两块：一是从利润来源的角度，认为借助于控制全球价值链，跨国公司以降低进口成本而非提高国内产品价格的方式实现了利润积累，并由于生产碎片化和外包，主导厂商可以在不提高固定投资的情况下快速积累利润，使其资金的积累速度大于其生产投资速度；二是从利润使用的角度，既然控制价值链的一方已经不需要生产制造，则利润使用则更多地用于金融活动，例如分红、股票回购用以期权激励，或者是对外收购。由此，全球价值链使主导厂商维持了较高水平的金融化，并反过来促使价值链管理强化，最终形成持续的金融化现象。
3国内研究现状
与国外文献不同，国内研究基本忽略了金融化与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的差异。在理论研究方面，大多延续了金融促进论和金融抑制论（谈儒勇，1999；史永东等，1999；韩廷春，2002、2003；王志强、孙刚，2003；沈坤荣、张成，2004；王洪斌、柳欣，2008），重在实证分析代表金融发展或经济金融化的指标与代表经济增长或结构调整指标的相互关系。2008年以后的一些研究则注意到微观层面证据的重要性：易纲、宋旺（2008）跳出传统只研究金融部门的做法，以住户、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三个主体的金融资产结构为对象，重新度量了中国金融资产总量及结构，研究了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是否改善，以及目前的结构是否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问题；吴晓辉等（2008）设计了一个涵盖政府支出、城镇家庭财产性收入和非国有企业融资额等一系列指标在内的金融发展变量，尝试探索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微观作用机理；鲁晓东（2008）也将金融发展指标扩大到私人信贷、上市公司市值等微观层面；孙天琦（2008）认为企业的ipo行为在致使股权资本扩大的同时也增加了其负债能力，导致资产规模扩大，进而影响到m2，为微观层面的金融化与宏观的金融发展构建了联系；祝丹涛（200
08）认为金融体系效率的高低会体现在家庭和企业资金的可获得性、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以及财政收支上，并以美国为例论述了上述机制对经常项目盈余的影响，建立了一个全球化和微观相结合的视角。然而站在全球化背景下考虑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问题的文献少之又少，赵玉敏（2008）分析了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化的制造业产业转移实现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和消费过度，以及在金融技术创新的推动下的过度金融化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但作者所指的金融化主要指金融脱媒、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背离，还是一种偏宏观的看法。
综上所述，要刻画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金融化特征，除了要考虑金融深化的程度以及金融体系的效率，更应关注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制造业的金融活动。制造业出现了高ipo、负债扩张（从而资产规模扩大）、高投资、高企业储蓄的现象，整个金融市场的体量也在增加，并且由于加工贸易本身的模式和中国投资机会的涌现，又出现双顺差现象，这在宏观上促使金融深化和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然而在微观上，还必须考虑制造业在这一金融深化过程中，是否出现了利润的累积总量高于利润使用总量，是否投资的增长带来利润的累积等等。也就是说，金融深化或者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必须建立在对微观经济主体利润累积有正面作用的基础上，而不是一个空泛的总量概念。因此，本文将以全球化为背景，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实证检验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存在性，其中微观数据将取自制造业上市公司层面，这些公司在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中国经济金融化的量化评价设计
国内有关经济金融化的量化评价方法的文献较少，宋仁霞（2007）建立了一个囊括金融机构资产规模、金融资产结构、上市公司产业分布数、三次产业增加值中金融资产占比、金融企业利润占社会企业利润总额比率等在内的24个指标，检验中国的经济金融化状态，指标设计上尽管顾及到微观层面，但指向不明确，体系略显陈旧，也忽略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这个重要因素。其他与金融化相关的主要是金融市场化指数的设计（黄金老，2001；刘毅，2002；庄晓玖，2007）。
本文参考了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和milberg（2008）对于金融化的量化分析框架，采集来自宏观、部门和行业三个层次的数据，主要从规模、结构的角度进行统计分析。鉴于有关中国经济金融化评价体系的国内文献尚未充分，本文的研究并未实现指标体系构建，但可为未来经济金融化指标体系的设计提供前期成果。
（1）宏观层面。根据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的总结，评价经济长期结构性变化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以活动为中心”的观点主要关注不同行业的就业份额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产出占gdp的比重等，而“以积累为中心”的观点则关注利润从何处产生，比如各产业公司利润的相对比重。格文研究表明：“以活动为中心”的经济变化观不适合金融部门金融部门不是劳动密集型部门，它的“产品”在国民经济统计中并不是以透明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并且忽略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作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困扰美国企业活力能力的危机中就能看到金融化的起源：面对国内劳工的战斗性和海外与日俱增的国际竞争力，非金融企业对不断下降的投资回报的反应，就是将资本从生产领域抽走，将其转移到金融市场。因此一个完整的金融化概念就必须既包含金融企业，也包含非金融企业的活动。那种单纯进行部门分析的方法只关注金融业，丧失了大量的对考察美国经济金融化非常重要的资料。，实证发现：就业与产出指标无法揭示经济金融化特征，但利润数据却可以做到。在本文的研究中，宏观数据包括两类：第一类反映就业、产出部门构成，由于无法获取各产业公司利润的相对份额，有关论据将采用部门和行业数据。第二类反映全球化与金融化的关系。在此，我们借鉴了milberg（2008）的观点，他认为美国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利润来源发生了变化：通常企业的利润来源于提高产品售价、降低成本或扩大产量，然而在控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后，美国跨国企业用外包的方式取代了在本国进行生产性投资，然后再通过贸易的方式进口中间品或最终品，长期则形成了国内cpi涨幅低于货币供应量m2涨幅和企业利润增长的趋势，这为非金融企业的
金融化打下了基础。因此，我们也选取国内相关数据查看上述状况在中国的表现。
（2）部门层面。主要以非金融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其利润的来源与使用情况。①关于利润来源：按照格文，金融化的一个标志是非金融企业源于金融投资的收入高于源于生产活动的收入，或者在一定的基础比例下前者的增幅大于后者。由于格文的研究时期跨越1950—2001年，二战后美国采取刺激投资的税收与折旧政策，企业利润被严重低估，因而格文选择了证券收入与公司现金流量的比率来衡量利润的来源。再者，因为经济金融化还应考虑金融业的利润增长情况，增加了一个考虑金融利润（现金流）与非金融利润（现金流）对比的指标。鉴于中国公开的统计年鉴未公布非金融企业的证券收入与现金流量数据，我们用制造业和firefire是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的总称。上市公司数据验证这一状况。②关于利润使用：根据milberg（2008）的观点，非金融部门将利润更多地用于分红、股份回购、兼并收购等金融行为，也是金融化的一个表现。由于国内统计部门并无相关口径数据，我们从与金融行为相对的固定资产投资行为加以反证：如果公司利润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较高或者这一比例增速加大，则可以说明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行为并不居主流。此类指标包括：制造业和fire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等。
（3）行业比较。为了进一步探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我国制造业资金运用的影响，我们按照参与价值链的程度不同在鉴定这一概念时，我们借鉴了milberg（2008）文中的一个方法：他使用美国制造业的相对进口价格（relative import price）来反观生产（服务）外包的程度，相对进口价格越低的，说明生产碎片化程度越高，美国跨国公司作为价值链中心的控制力越强。其中电脑和办公机器、通信设备、饮料、电子产品、服装和家具等行业都处于相对进口价格下降较快的行业。，选择了若干行业观察：不同行业证券收入占利润的比例，不同行业利润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
（4）样本数据的来源与时期。依照西方学者的研究，虽然全球化从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化体系加速了发达国家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形成，因此本文选取的数据时间跨度为2000年至2011年。数据主要来源于：①中国统计局各年度统计年鉴数据；②国泰君安（csmar）数据库的上市公司数据。
三个层次的数据可见下表：
数据分类序号含义宏观层面（1）fire就业人数占比（2）fire产值/gdp（3）cpi、m2的增幅对比部门层面（4）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5）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6）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7）fire上市公司利润/制造业上市公司利润（8）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gdp（9）fire固定资产投资/gdp行业层面（10）分行业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11）分行业制造业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投资/公司利润注：*我们最终使用了公司利润而非现金流量作为分母，是因为现金流量余额经常出现负数，影响了数据质量。
中国经济金融化的经验分析
1来自宏观层面的证据
宏观数据展示了非金融部门的发展及其与金融部门的相对发展速度。
（1）从就业份额来看，图1表明，从2000年到2011年，尽管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但按城镇就业口径统计的各部门的相对就业份额在10年间并无大的变化。2011年fire部门的就业比例比10年前有了显著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这一比例还有所下降，但幅度均不大。这个结论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格文（2008）对于“以活动为中心”视角的判断，说明就业比例大概无法很好地表达经济金融化现象。
（2）图2显示了各行业增加值占gdp增加值的比重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并未公布制造业增加值数据，此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原为1906186亿美元，此处换算为人民币，换算汇率取2009年12月31日与2010年12月31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的平均值。。可见，制造业、fire部门和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均有所提高，制造业从2000年开始这一比例快速增长，并一直持续到2004年，之后一直维持30%以上的占比，但2008年后开始明显下降。与制造业的发展趋势有所不同的是：2007年之后fire的增加值占比开始突破10%的区域，并呈现稳态上升之势。然而总体而言，与就业数据相似，近10年来部门发展的差距并未像美国那样出现显
著的拉大。
（3）图3是用cpi、m2等宏观数据的变动关系验证金融化的后果。将图3与表1比较可见：根据milberg（2008）的研究，自1986年开始cpi处于逐级下降，进口商品的价格也在逐步下降，而货币供应量m2尽管在1991—1995年间紧缩，长期增势不改，1996—2006年均增幅6%以上，是cpi增幅的2倍多。弗里德曼关于“通货膨胀自始至终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论断在新的以价值链为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下被打破了。与此相对应，处于价值链低端制造环节的中国，却出现了cpi、m2与企业利润齐升的状况，其中m2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cpi。尽管这一宏观数据的形成有更为复杂的微观因素，我们也不能仅据此判断其与金融化的关系，但这一结果说明在中国参与价值链分工之后，尽管企业利润上升，但低附加值的特点要求更大的投资和产能加以维系，使得企业的货币需求始终维持在高水平。投资——制造——出口——利润积累——再投资的循环造成是制造业的利润累积难以持续进行，也就难以展开相关金融化活动。
2来自部门层面的证据
西方学者对美国经济金融化的研究形成了几点结论：①非金融部门证券收入占现金流入或企业利润的比重在提高，并且高于非金融部门来自业务经营的收入；②除了非金融企业在增加收入流量的过程中不断增强金融活动外，金融业自身也变成一个在经济活动中越发具有特权的积累机构[美]格·r克里普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上）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6）。然而在数据处理上，格文将金融和非金融部门合并，取出它们共同的金融业务利润对比它们共同的非金融业务利润，而且并未比较金融与非金融部门相比到底谁的金融利润增长更快，本文对此做了区分。图4表明：从利润来源的角度，fire上市公司的证券收入占企业利润的比例大大超过制造业上市公司，两者的增长趋势也相差迥异。fire上市公司在2005年之后证券收入占比激增，制造业却一直在低位徘徊。
图5描述了fire上市公司与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的对比，从年度数据看，2003年之后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激增，其增幅大大超过制造业并持续到2004年，然而2004年之后这一比例又开始急剧下降，随后在2005—2009年间，这一比例呈现出有规则的波动，波峰之间相距两年左右。进一步观察发现，两个行业证券收入比的变化与股市牛熊交替正好相反，牛市时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与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的比值下降了，熊市时反而有所上升。这是否意味着牛市带动了实业投资机会增加，金融机构资金流向实业投资的体量大于流向金融资产领域，而在熊市时由于实业投资机会缺失，无论金融业还是实体经济部门，资金只有流向金融资产领域寻求盈利机会。把这一比例进行三年、五年移动平均发现比值变化趋缓，但近几年依然保持高位。
两个行业利润的对比见图6，无论是年度数据还是三年、五年移动平均都可看出，2003年之后fire上市公司的利润远高于制造业上市公司，近几年保持在4倍左右的幅度，远远高于2003年之前的1倍多。
图7有关利润使用的数据表明，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高于fire的这一比例，并且从2002年以后一直呈现上升趋势，直至2009年回落。fire部门则一直维持稳定的固定投资比例，这尽管与该行业特殊的盈利模式相关，但其收入来源与支出的反向变动，恰好说明也许fire部门才是主导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力量，但fire部门的过度繁荣并未辐射到实体经济，它成为一个自我发展、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的主体，完全背离了“温和小帮手”的目标，这种“金融化”正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噩梦，也是另一些西方学者批判金融化导致金融危机的缘由。由此，我们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证明了：一个有积极作用的经济金融化之路应该是夯实微观经济主体的金融能力，而不能仅根据传统金融理论的看法，计算金融机构的发展程度或金融利润的积累程度。
上述分析表明，制造业的金融化现象并不显著，那么是否利润积累之后又用于资本形成和扩大再生产了？考虑到参与价值链分工的行业在过去的十几年间获得的投资机会和财富积累速度大大高于其他行业，按理它们应该有更大的金融活动能力，因此，下文进一步通过行业间比较来探究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化的影响。
3来自行业比较的证据
我们根据嵌入价值链深度的不同选择了五个排名靠前的上市行业，按程度
低分别是：通信及相关设备制造业和计算机及相关设备制造业、饮料、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服装、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从利润来源的角度，图6显示五个行业的差异非常奇特。证券收入占企业利润比例一直上升的只有通信和计算机行业；服装与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是两个大起大落的行业，其证券收入占比与宏观经济呈现反向关系，2007年之前两个行业这一比例极低，而金融危机之后，两个行业的该比例上升到很高的水平；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证券收入占比一直处于较高的位置，然而也有与经济增长相背的规律；饮料行业在参与价值链深度方面排名第二，但其证券收入占比一直处于最低位置，并且平稳变化并不受宏观经济的影响。
进一步地，我们分析这五个行业利润使用的特点。图7显示自2000年以来五个行业均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占利润的比例下降的趋势，其中下降幅度最小、最为平缓的是之前“金融化”程度最高的通信与计算机行业；服装与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依然是变动最为剧烈的两个行业，2007年、2008年之后两个行业从五个行业中最高的固定投资占大幅回落，截至2011年底，虽然在衰落之后仪器仪表行业的固定投资占比依然最高，但服装行业的指标排名已经到了第三位。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排名第四，其下降幅度略高于通信及计算机行业，高于饮料行业；饮料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在五个行业中最低，也出现了平缓下降的趋势。
总结来看：①劳动密集型、处于价值链较低位置、容易受外需影响而产能过剩的行业，其金融投资和产业投资显示出明显的替代性，而金融投资更像是一种被动的选择，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投资机会稀缺，这些行业只好将闲置资金用于购买金融资产；②资本密集型以及具有一定技术性的行业处于价值链的较高位置，更易于进行金融利润积累；③以国内市场为主要需求对象的行业既不用遭受外需市场的瞬息万变，也不用遭受太多来自价值链主导方的利润剥夺，因此有更大的余地在金融投资和产业投资之间进行权衡。
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并未在实体经济部门出现显著、持续的类似美国企业的金融化现象。在美国等跨国企业主导的价值链控制下，我国企业的资本积累活动更多的还是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扩大再生产。尽管企业的金融利润有所增长，并且某些行业在某些年份上升明显，但更多的是经济低迷时的一种投资替代。这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milberg（2008）关于美国经济金融化成因的论断，即：美国正是由于借助外包剥离了生产过程解放了固定资产投资，借助压低进口价格赢得利润，两相结合实现了初步的利润累积，然后再通过股权投资、并购等金融活动更好地控制价值链，实现了持续的金融化。
我们的研究并未在非金融企业中获得正向支持，却发现金融部门本身日益显示出特权阶层的财富积累能力。由于金融制度的垄断性和利率等要素价格尚未放开，金融部门的定位从原本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收取“佣金”，变成了与企业争利，并导致金融利润率与实业利润率的大幅差异。这又引导现金流丰沛的诸如国有控股公司倾向于投资控股金融业，而不是将利润用于产业类的股权投资、并购和股东分红。这种名义上的“金融化”背后映射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金融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它不仅没有带来微观经济主体金融能力的改善，反而可能恶化其融资状况，因而并不可取。
本文弥补了国内有关金融化研究的不足，与国外经济金融化相关研究形成对比。研究表明：未来有关金融化或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应从关注金融体量的变化深入到结构优化，必须考虑微观主体的效率，探索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成因和后果。本文对中国经济金融化现状的检验，可为新形势下加强金融监管提供启示：实业金融化是产业升级的另一种形式，对企业而言可以多元投资、分散风险，对整体经济而言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摆脱原有行业格局的限制，但要避免实业金融化走向极端的产业空心化，造成过度的资产价格泡沫。金融仍然要为实体经济的转型、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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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刑法学的产生与特点
金融刑法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提出来,是进入90年代末以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健全,特别是金融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为适应惩治和预防金融犯罪的需要,而进入中国法学研究的历史舞台。近几年来,金融系统经济犯罪增加,数额巨大,危害严重,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巨大损失,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极大关注。从司法机关查办金融系统的各类犯罪案件来看,不仅案值大,发案率高,而且占查处经济犯罪立案比例大,已经成为一个犯罪的热点行业。随着对金融犯罪研究的不断深入,金融刑法已受到立法机关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1997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公布的刑法,为司法机关惩治金融犯罪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可见,无论从保证正常的金融秩序出发,还是从惩治和预防金融犯罪角度考虑,都有必要将金融法规与刑法规定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全面调整现实生活中的金融法律关系和刑事法律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法制的完善,离不开刑法。金融刑法学,是刑法学的一个分支,是一门以金融犯罪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具体地讲,它是以研究金融犯罪及其刑罚的规律为中心,并对金融刑事立法和金融刑事司法的预防进行全面研究的科学。所以金融刑法,就是在金融刑法理论与金融刑事司法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对金融犯罪及其惩治规律,从金融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社会控制等方面,进行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的一门学科。金融刑法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专业性。金融刑法是指与金融活动、金融经济利益有关的刑法规定。就整体而言,它都是针对金融犯罪形态等而特别制定的刑法,即为金融事项所制定和形成的专业刑法。第二,分散性。在我国,金融刑事法律规范不是规定在一部刑法典中,使得金融刑法明显具有分散性的特点。第三,相联性。金融刑法与金融法规具有密切联系,这种内容和形式上的联系比各种专业刑法之间更加紧密。
二、金融刑法学学科建设和任务
金融刑法具有不同于普通刑法的质的规定性,对金融刑法的研究完全可以深入一步进行拓展,所以将金融刑法作为一门独立的边缘学科来研究,也是完全可行的。这是刑法学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按照学科建设标准,它具备了以下四个条件:
(一)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金融刑法学研究的重点无疑是金融犯罪及其处罚,但不排斥研究金融违法行为,甚至还涉及金融合法行为。这种研究对象的相对独立性,自我一体,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
(二)对社会有重要而独立的理论价值,同相关学科研究的理论相比,具有自己的理论优势。金融是现代中国经济的核心,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状况表明,研究金融刑法学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具有跨世纪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尽管其他法学科也有这种研究对象,但是,此种研究角度不同,意义也不一样,是其他类似研究不能替代的。
(三)金融刑法学有自己独立存在的科学体系和基本概念范畴。金融刑法学分总论和分论两大部分。总论主要是研究金融刑法学的对象、范围、研究方法、与其它学科关系、产生的历史背景、犯罪形态、犯罪构成等基本理论问题,分论部分主要是研究各种具体金融犯罪和处罚。这样就上下联在一起,构成较为完整地金融刑法学理论体系。
(四)在理论的概括程度上,达到较高的水平。法学理论有层次之分。可以有宏观、中观、微观理论之分。金融刑法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它能够概括出金融犯罪产生、发展、规律等具有一般特征的抽象问题,应该属于宏观理论范畴。应当指出,我国金融刑法毕竟是刚刚起步,作为金融刑法学的研究对象,也还有待于今后形成更加科学的结论。在目前情况下,金融危机危及亚洲和世界经济安全,我国金融系统在运作上也存在一些隐患,各种各样金融犯罪案件不断增长,所以,在打击金融犯罪同时,对金融刑法的理论研究应该大力加强,从而促进金融刑事立法和司法的更快发展。金融刑法学是一门交叉的边缘科学,它不同于一般刑法学由国家立法来规定它的任务,恰恰相反,金融刑法学的任务,是通过自身的立法、司法和执法来实现其目的。即根据国家制定的刑法和金融法规及其与之相适应的金融经济规律,运用刑罚、行政、经济和社会控制等多种手段,惩治和预防金融违法犯罪活动,治理金融环境,整顿金融秩序。
三、金融刑法学的体系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关键词：挑战；金融学；法和经济学
在2010年出版的《金融与增长》的世界银行报告中：消除贫困和经济增长取决于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有效运行。金融体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点，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金融市场建设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市场规模每年都在增长，截止到2013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5万亿美元，再度创出历史新高。目前，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主要是面临监管体制的转型、市场机制的健全、金融风险的防范、金融工具的市场化、投资者权益的保护等问题。正确的处理好这些问题直接决定着我国金融业日后的发展，关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现在面临的金融改革实践问题已经对金融学研究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金融学研究要把国际学术惯例和中国现阶段的国情结合起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设的现代金融学理论和学科。
我国金融学在金融学学科及理论建设方面主要面临下面三方面问题：
一、 学术界对于金融学内涵界定仍需进一步明确
首先，这个概念的界定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华尔街日报在其新开的公司金融的固定版面中将“公司”金融定义为：为业务提供融资的业务，这一定义基本上代表了金融实业界的普遍看法。而且用学科术语来定义该学科对这个学科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Webster字典中，将“To Finance”定义为“（To Raise Or Provide Funds Or Capital For）筹集或提供资本”。代表学界对金融学较有权威的解释可参照“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的Finance相关词条。由斯蒂芬罗斯撰写的“Finance”词条称金融以其不同的中心点和方法论而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中心点是资本市场的运营、资本资产的供给和定价。
其次，在国内学界，对于金融一词的界定却存在比较大的分歧。纵观十多年来国内出版和发表的各类财经专业方面的相关材料，金融这一词的解释，主要是财政、融资、财政等解释。这三种解释是对特定对象的。但是金融这个涵义确实值得继续推敲的。从金融这个概念的理论内涵来看，这个是国内在转轨经济背景下的一个典型特征。传统金融研究主要包括信用、货币、银行、货币政策、汇率、货币供求等等专题，金融被定义为是货币流通和通讯活动以及他们之间相互联系的经济活动的总称。在国内学界对金融学的理解，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有代表性的方向：第一类是以货币银行学为代表的；第二类是国际金融为代表的。分为这两大科目为主线，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政府为主导的银行之间的相互融资，这种方式在实际当中占主流，而证券和资本则被视为非主流。这样就使得以对银行体系的货币金融研究作为金融学研究的重点。其二是由于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导致对外贸易的加强，所以相应的以“国际贸易”为核心的内容在高内高校中开展起来。
最后，上面国内两大学科对金融学的界定，还不能够把金融学的核心内容概括出来。外国学者对金融学有两种解释，一个是公司金融，包括公司融资、公司财务、公司治理等，以这些为核心。另一个是投资学，也就说把金融学的核心内容归结为资产定价。但国内的有的学者把这个理解为公司理财或者是公司财务，这样的理解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研究对象是会计事项，在以后的研究当中应当纠正这样的误解。
二、 金融学理论和学科建设较实践滞后
正是上文所论文的第一个方面的问题，直接导致金融学学科和理论建设的滞后，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下面六个方面。一是金融学教材和我国实际需要不符，出现脱节的现象。从我们所能见到的教材来看，都是引进外国学者或者外国权威人士的论著，这些外国论著与我们中国的实际生活有不符合之处，所以出现与原本英文教材脱节的现象。我们可以学习外国的现代金融学理论，但是还要研究我们本国市场和企业，撰写出适合本国的金融学教材。二在培养学生方面过于封闭。这在本科教学方面表现还比较好，但是在研究生和博士生方面，所表现出的教育方式就和国外存在差异，表现出过于封闭的特征。我国博士招考实行的更多的是单一导师制度，这种制度对学生综合能力培养还是不够完善，可以让研究性大学博士生以自己的博士项目为自己的学习重心，让导师组来进行指导，这样更加利于他们综合能力的培养。三是在学术研究期刊方面仍然需要增加，我国在部分金融期刊方面做了诸多努力，但是专门的金融学学术期刊还需增加。四是学科布局要更加细化。我国金融学科大都还未从原始的经济学院体制下分离开来，这样影响更深层次的学术研究，也会导致学术分工不明确。其实可以在金融学的宏观领域设立经济系，而在公司金融和投资学微观设立管理学院。五是金融学教师资源方面的匮乏。目前高校金融学方面的师资还是不容乐观的，在公司和投资微观领域的才人更是少之又少，所以要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六理论研究更新速度慢。我国市场规范化步伐越来越快，这就对我国金融学课程设置提出了新的要求，更加的倾向于间接的融资领域。一些前沿领域的理论还没广泛研究，例如行为金融学、金融工程学等。
三、 我国金融学研究要更好的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指导
由于上面论文的两个问题，理论和学科建设有待完善，我国金融学方面的研究还没能够充分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理论指导功能的发挥力度还不够。这个问题在证券市场改革中体现的最为明显，例如国有股持减问题上、证券监管理念问题上、证券立法等方面，金融学界都要在严谨细致的基础之上提供给相关部门可以借鉴的建议，不人云亦云，严肃对待，实事求是的提供具有理论和实证支持的论著。（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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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教学；创新能力；分析与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23-026-01
对金融学专业的高校生而言，其毕业后可能从事的行业有金融理论研究、日常金融操作及产品研发等工作。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金融理论被提出，金融改革和创新继续加强，金融理论也成为经济理论中最活跃的部分，仅仅学习书本内容早已不能满足金融理论创新的实际需求，更无法对金融环境、相关产品等进行创新。所以，在高校的金融教学中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显得尤为关键。
一、高校学生创新能力的界定
1、创新能力的基本内涵
以往的教育界普遍认为，每个人在其青少年阶段的知识与技能学习可以受用终生。然而，由于科技的迅速进步，使得知识的更新换代也更快。据有关数据统计，一个科技人员真正运用知识的比例约为百分之二十，剩下的绝大部分需要在之后的生活和工作当中进行磨练和总结。
因理论依据、判别标准、研究方法等的差异，对创新能力的定义也千差万别。几十年以前，有关人员便对各种各样的创造力进行了研究与分析。无论这些分类及定义有多大不同，大部分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均认为：创新能力，即学生在金融知识、社会生活、实践能力等活动中领悟到属于自身的东西，努力靠新奇、独特的方法提升思考问题的高度、获取及加工转换信息的能力，目的是创造出更多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并最终将这些信息进行传递、分析和评价。
2、金融类学生创新能力的表现方面
对于金融专业的高校生来讲，其创新能力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现实的迅速扫描，洞察经济金融领域问题的能力，即学生对现实状况的洞察力和敏感度，而这通常是提出具有创造性见解的前提。
其次，原始性的创新能力。随着金融领域的不断进步和革新，不少原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陆续出现，这也促进了金融部门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更有人说金融的进步对整个社会的推动作用甚至超过科技影响。
第三，在原来知识基础上集成的创新力。毕竟原创性的创造力非常稀少，而集成创新却遍布现代社会。在金融领域中，借鉴他人的创新意图并融会贯通，也是一种重要的创新力。
还有，消化吸收再创新。众所周知，我国的金融机构及金融市场正处于转型阶段，需要更多地引进、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及管理方式，同时结合本国的基本情况进行创新，才是当前最有效的。
二、高校金融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方式
1、注重提升学生对现实问题的洞察力
创新力的最主要来源为理论结合实际，不断尝试发现新问题，这就是创新能力的基础前提。帮助高校学生形成一种汲取各种相关信息的积极心态，提倡学生多读金融方面的著作，同时动员班干部征订一些金融刊物，供学生们参考，公布重要的财经类网站，让学生们进行定期的阅览；除此之外，就是在日常的金融教学中，每次抽出一小部分时间来传授给学生最新的金融动态及学科状况。课余时间教师可以借助电子教学平台进行和学生的交流互动，提出一些当前较为新颖的金融问题供学生思考。例如，现在国内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结合书本上的有关知识，提出出现这一现象的因素及对策。加强对学生的引导，然后再设定一些课外的作业，让同学们去查阅相关资料，并进行思考和探讨。借助这种手段，能够激发学生的阅读欲望，更好地把理论知识同具体经济现象相结合，令学生可以去大胆尝试、思考一些理论知识不能解释的现象。
2、在理论知识的传授中培养创新能力
作为金融专业的基础，因循守旧、照本宣科的教育理念早已不符合当前的实际需求。理论教学的基本定律及原理大多为原始性创新，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从源头阐述其基本定律及原理的来源，分析其出现的社会、历史背景等。关于这方面，除了教师应备有系统、科学的教案，并将整个教学过程进行阶段分化外，还应当尽力营造一种挖掘学生潜在创新力的良好氛围。因为良好的环境氛围会使大部分学生产生良好的学习状态。要想令学生取得更长足的进步，那么在课堂教学中应鼓励“奇谈怪论”，当学生们自身被肯定后，学生的学习热情自然也就被激发出来，这也是培养高校学生创新能力的直接推动因素。
3、激发学生的集成创新能力
现在高校中不少基础课程依旧建立在旧有的科学结构及理论体系中，当前科技的巨大进步极少融入到教学环节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知识理论体系也不断健全，然而金融教学的内容却一如从前，和现代教学的需求不符。所以说，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先进的前沿理论和旧有的教学内容互相矛盾，严重干扰了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国外教育专家提出，不管人们选取何种学科，都应当令学生掌握学科的本质。由于现在很多金融理论是在基本课程的概念及原理上产生的，这些技术对基础课程又有着关键的作用，所以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内涵。采用符合时代要求的新观念进行金融教学，是知识整体性及教学系统开放性的实际要求。比如说，在讲授菲利普斯曲线课程时，包含了利用这种曲线位移来解释上世纪末期美国出现的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等现象，进而让学生们理解凯恩斯理论的一般性。
综上所述，在当前的高校金融教学中，让每一名学生自觉参与到教师课题研究中来，同时借助翻阅文献资料、编纂文稿等手段，可以让学生更好地在实践中学习、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此外，教师应当鼓励学生自主探究及参与科研项目，来提高学生的吸收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关键词】金融理论 发展 演变
一、前言
金融学在金融理论和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之下，成为经济学众多学科中最出名的学科。在2008年之前，金融学者以及金融行业从业者们都非常满意金融理论在金融行业的指导作用。但是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金融理论面临了新的问题和挑战。这场冲击了全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体系的巨变，使金融研究者不得不对金融理论进行深入的思考，同时重新对金融理论的发展和演变进行仔细的探索研究。
二、早期金融学理论的发展和演变
根据不同的标准来看，早期金融理论在演变和研究中心的变化上有不同的理解个概括。在金融实现市场化之前金融学研究的演变中心为：从关注商品价格波动过渡到对资金价格的研究。在对商品价格进行关注的时候，金融学将货币的职能以及货币的数量作为研究的重点，在对比商品数量和货币数量的过程中总结出物价变动的规律。早期金融学以对资金价格的关注中，开始进行对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的分析，最终总结出中央银行的政策分析框架，即通过对货币的调控进行宏观调控。
早期金融学的真正形成是从研究货币、信用、银行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三者的关系对物价、利率和经济运行产生的重大影响开始。早期货币主要的存在形式为金属铸币，但是货币和信用之间是相对独立的状态。之后随着银行券使用的广泛和普遍，造成货币与信用之间的关系紧张化。直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不兑换银行券流通制度的确立，使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成为一样的过程，因此而出现了金融学这一新范畴。早期金融学的研究核心是以银行体系作为基础的信用货币创造机制，而存款货币的双层次性是早期金融学的主要体现。在早期金融学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商品价格决定及其波动是人们首先关注的影响因素。在对信用货币创造机制进行考虑后，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的比较对通货膨胀率的高低起到一定程度上的决定性作用。
三、现代金融学理论的发展和演变
随着资本主义市场对金融结构市场的不断推动，现代金融学的轴线发生了变化，即从资金价格慢慢向金融资产价格过渡，从基础资产的定价理论逐渐向衍生品的定价理论发展。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经济结构中金融结构变化巨大。人们关注的首要问题依然是利率，但利率却慢慢淡出经济学界主流的视野。因此，人们的关注点转向了根据复杂性的价格理论，也就是资本市场资本价格的变化及其决定。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金融在经济上的作用大幅度增加。
现代金融学开始于《证券组合选择》这篇文章。该文章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金融学一直沿用的方式，即使用描述的语言将金融思想表达出来。另外，研究重点也变成了资本市场上数不清的证券资产组合选择，在均值和方差衡量收益和风险的理论基础上，产生了方差理论，也就是投资者在选择证券资产的时候，一方面考虑资产的收益均值，另一方面还考虑资产的受益方差。但是，当投资者可选择的证券数量增长时，计算证券组合的方式将会以几何级数增加。在马珂维茨资产理论的铺垫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风险状态下的市场均衡理论》这篇文章对资本市场均衡条件下的资产收益进行研究，通过对一些列假设的分析研究，退出了投资者在均衡状态下，仅选择无风险证券和市场证券的组合来，这就是所谓的资产定价模型，简称为单因素模型。
现代金融学理论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的金融实践影响深厚，可以说起到根本性和革命性的作用。在对金融资产中金融衍生品精确定价技术的发展以及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规模起到巨大的推动性作用，实现了金融衍生新品交易规模的爆炸性增长。另外，在对公司金融理论和金融契约理论的发展进行研究的同时，促进了金融市场上各种公司筹资和融资活动的频繁进行。基金公司、保险公司、养老金等大型机构投资者在资产组合理论的发展和投资组合业绩的科学评估下积极参与资本市场投资活动，使得资本市场规模出现了空前膨胀的现象。另外，在金融机构领域出现了大量的并购事件，使得能够提供全套服务的金融机构模式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张，造成了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出现了界限模糊的现象。金融经济活动逐渐蔓延至全世界，并且金融全球化还进一步推动了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
现代金融理论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金融实践，还帮助其创始者获得了世界级的荣誉。更重要的是，现代金融理论不同于早期金融理论的一劳永逸，现代金融理论的贡献不能够无限影响金融市场的投资融资活动。一些耳熟能详的现代金融理论比如MM定理、CAPM模型等等，在金融市场的影响不容小觑，这些理论决定了现代金融研究者们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上所获声誉的高低和好坏。
四、新金融经济学理论的探索
虽然现代金融经济学理论面临着来自外界的巨大挑战比如新制度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的挑战等等，但是这些挑战对于新金融理论来说，只能算是一种探索，并不能对新金融经济学理论进行构建。默顿和博迪曾经指出，新制度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至多能够作为在现代金融理论基础上的修订，这两位学者的解释侧重于金融资产价格对现代金融理论模型预测出现偏差的原因。所以，现代金融理论依旧是资本市场定价和公司金融决策的基础模型。
新制度金融学的核心思想可以理解为，外生形式为金融活动特定功能，而内生形式为金融制度结构和组织形式。因此，在特定的经济背景下如何选择适宜的金融制度至关重要。但是，新制度金融学只是在现代金融学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并不是要取代现代金融学的地位和作用。行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新金融经济学在新领域上的研究，其内容为有限套利理论和投资者的非理。对行为金融学的探索还涉及到两大金融研究的核心领域，即资产定价和公司金融。行为金融学的研究者们在CAPM的基础之上指出，金融市场上同时存在CAPM模型中的信息交易者和认知偏差并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噪声交易者。当CAPM模型中的信息交易者在交易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时，则为有效市场，当认知偏差并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噪声交易者在市场上起主导作用时，则为无效市场。除此之外，相关学者对投资者的非理性以及公司管理层理性情况下的公司融资行为进行研究。学者谢夫林经过分析得出，决策失误的产生通常情况下来自于公司管理这在认知上的不理性和情感上的影响，但是公司股票偏离本身的基本价值则是由于公司外部投资者和分析者的认知偏差造成。虽然，金融学在近十几年来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也有相关学者获得世界级的荣誉，但是行为金融学的理论框架仍需要进一步的发展。
五、结语
金融理论的发展和演变在不同时间和阶段经历了不同的改变，历史和社会的推动下，金融理论还在不断发展之中，以满足当代社会对金融领域提出的更高要求，与时俱进，顺应时展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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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自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经济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不断增长。正是在这一宏大背景下，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金融业关注的重点。本文主要介绍了国内外近年来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研究现状，从而促使金融创新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推动全球金融的一体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蓬勃发展。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汇率、利率变动频繁，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再加上科学技术特别是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的金融业务已经不能满足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客户融资的要求，从而推动着金融不断的创新和发展。金融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将金融领域的这一系列变化称之为“金融创新”。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起源于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至80年代形成高潮，进入90年代如火如荼。
一、国外理论研究现状
为了从理论上阐述区域金融创新，西方经济学家陆续提出不少不同的见解，由此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形成了色彩缤纷的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流派。
在20世纪60年代-90年代,欧美国家有大量的学者研究了区域金融问题,根据sheila c.dow、carlos j.rodriguez-fuentes(1997)的研究,西方关于区域金融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货币经济学展开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有: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货币主义模型和凯恩斯主义模型)、公开市场操作的区域影响、区域货币乘数、区域金融市场(区域利率差异、区域信贷市场),此外,一体化金融市场内部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luigiguiso、paola sapienza和luigizingales(2002)、jayaratne和strahan(1996)也是西方区域金融研究的重要方面。
西尔柏（w.l.silber）从供给角度来探索金融创新。西尔柏研究金融创新是从寻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公司创新最积极这个表象开始的，由此归纳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了寻求最大的利润，减轻外部对其产生的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卫”行为。西尔柏从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和工具创新分析框架中推出的金融创新理论对于从供给角度研究金融创新时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
凯恩（e.j.kane）提出了“规避”的金融创新理论。所谓“规避”，就是指对各种规章制度的限制性措施实行回避。“规避创新”，则是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管理行为。它意味着，当外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与机构内在要求相结合，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就产生了金融创新行为。
希克斯（j.r.hicks）和尼汉斯（j.niehans）提出的金融创新理论的基本命题为“金融创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这个命题报考两层含义：（1）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首要动机，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是否具有实际意义。（2）金融创新实质上是对科技进步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的反应。
威廉·l·斯尔帕(william.l.silber),美国著名的经济和金融学家,他在1983年5月发表了《金融创新的发展》一文,在文中他详细阐述了金融创新的原因,并用直线程序模型加以说明。斯尔帕认为：创新活动是经济推动力的产物，在金融部门中，不定期的观察结果表明大多数金融成果都源于经济刺激。金融创新是微观经济的框架，它是约束诱导、技术的进步和立法的结果。
二、国内理论研究现状
对中国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中国的金融学者们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
张军洲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分析》（1995）中提出了区域金融的概念内涵：区域金融理论是以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发展空间结构变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在外延上表现为具有不同形态、不同层次、和金融活动相对集中的若干金融区域。他对区域金融概念的内涵要素进行了如下界定：一是空间差异要素。二是金融结构与发展水平要素。三是吸收与辐射功能差异要素。四是环境差异要素。这些要素的差异形成了区域金融概念的丰富内涵。
唐旭博士在《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1999）中主要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类型出发，讨论了区域经济发展引起的资金流动的原因、途径、趋势、效果，以及资金流动引起的经济效果的实证分析；指出随着经济计划体制的转型，资金流动管制有了很大的放松，直接导致了区域资金流动的加大；提出了在了解国内资金分布和流动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差别政策，显得日益重要。
殷得生和肖顺喜在《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中对体制转轨中的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们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东西部区域金融的差距，运用交换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一些措施。他们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他们认为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金融结构构成了区域金融研究的主题，也是区域经济学发展的核心。他们强调了中央、地方与企业三方的利益冲突，蕴涵了博弈论的思想。他们的研究较为全面。
刘仁武博士在《区域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2002）中通过区域金融结构和进入发展理论框架，运用实证的方法讨论了区域金融的均衡、区域金融调控、区域金融风险控制的问题。刘仁武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进行了创新，提出了金融结构健全和金融发展可持续的理论框架。
支大林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研究》(2002)中对区域金融的重要概念和范畴进行了理论界定，认为区域金融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提出区域金融成长的概念;指出时空性、层次性、吸引与辐射性和环境差异性共同表现为区域金融的属性;从质和量两方面对区域金融成长的规定性进行了分析和概括。
三、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研究的展望
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全球一体化的金融中心创造出连续24小时连续运转的金融市场。作为国际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血液循环作用的金融市场，其蓬勃发展的基础是金融创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区域金融创新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从而区域金融创新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因此区域金融理论还将面临更多挑战，需要我们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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