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25 13:32:57
[关键词]随机前沿分析；技术效率；前沿产出；产出损失
[中图分类号]F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28-0021-03
1前沿
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果有目共睹，但其增长的质量却广受质疑。因此，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考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悬殊，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各有特色，经济发展质量也有高低之分。以省为基础来研究经济质量问题不仅可以避免仅从全国整体研究带来的忽视地区间差异的问题，更能捕捉到各省经济发展模式的特色和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独特因素。四川省作为西部的龙头省份，在带动整个西部经济的发展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十多年来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发展，四川省的经济取得了强劲持续的发展，但四川省经济发展质量问题却多受诟病，本文力图从定量的角度整体上对四川省经济发展的技术效率进行估计，并追溯其历史发展过程寻找技术效率变迁原因。
2文献综述
从相关文献来看，关于应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分析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方面，从整体上对我国技术效率进行测算，如何枫，陈荣（2004）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我国改革开放20年的技术效率水平进行了测算，得出我国整体的技术效率水平相对较低，但从时间维度上看呈现上升趋势。第二方面，对细分行业技术效率进行测算，如郑询刚（2010）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变化、规模经济和资源配置效率四个部分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研究了2000—2007年西部农业的全要素增长率问题，认为西部农业生产技术效率水平的提高，需要进一步推广农业新品种和新技术，调整资源配置结构。闫冰，冯根福（2005）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考察了1998—2002年5年期间的中国工业R&D效率问题，认为中国工业R&D效率的高低不仅与行业的市场结构有关，而且与政府的支持方式也有联系。第三方面，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对我国技术效率进行测算，如王志平，陶长琪（2010）运用随机前沿函数对全国和三大区域2001—2008年的面板数据分别建模；各模型一致表明，对外开放程度与基础设施的实际有效利用对生产效率变化具有普遍积极的作用；产业结构优化对东西部生产效率的边际效应最为显著；对中部而言，科技创新投入的作用最为突出；章上峰，许冰（2008）对浙江省的技术效率进行了测算与分析得出浙江省的技术效率水平的变化与浙江省政府的制度创新能力相关的结论；胡爱荣，岳磊（2011）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黑龙江省四个煤炭城市10年技术效率进行分析得出黑龙江省的技术效率水平较低，但呈现稳步上升趋势的结论并认为黑龙江省要想提高技术效率水平必须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前提。以上文献对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研究经济技术效率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将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运用到四川省的经济发展数据上，来度量四川省的经济发展质量问题还是空白的，所以本文选取对数型柯布—道格拉斯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来对四川省1990—2010年的经济发展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力求捕捉到四川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技术效率水平及其历史变迁过程。
3理论与模型设定
31相关理论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对生产绩效最主要衡量指标，而对TFP进行估计从现有的文献来看主要有参数法和非参数法两种方法。非参数法是在FarreU（1957）和Mriat（1972）工作的基础上，由Fare（1995）等人在理论和实证运用方面发展和完善起来的，非参数法首先根据样本中所有个体的投入与产出构造一个能够包容所有个体生产方式的最小的生产可能性集合：即是所有要素和产出的有效组合，这里的“有效”是指以一定的投入生产出最大的产出或者以最小的投入生产出一定的产出。非参数法主要有数据包络分析（DEA），它可以对生产率进行分解，但对数据准确性要求较高，受数据统计误差的影响较大。该方法的优点是无须估计企业的生产函数，从而避免了因错误的函数形式带来的问题；缺点是需要大量的个体数据，且对算法的要求很高，同时对生产过程没有任何描述。从实证的角度来看，人们更倾向于使用参数方法来测算技术效率。根据这个方法，通常是先估计一个生产函数，且考虑到该生产函数中误差项目的复合结构及其分布形式，并根据误差项的分布假设不同，采用相应的技术方法来估计生产函数中的各个参数。参数方法的最大优点是通过估计生产函数对个体的生产过程进行了描述，从而使对技术效率的估计得到了控制。参数法有索洛余值核算法（SRA）和随机前沿分析法（SFA），SRA假定经济是有效率的，并且不能对TFP进行分解；而SFA允许技术无效率的存在，并可以对TFP进行分解，该方法自提出至今已有大量应用（Forsund，Lovell和Schmidt，1980；Schmidt，1986；Bauer，1990；Battese和Greene 1992，1993，1995），本文采用随机前沿法进行分析（SFA）进行研究。
41变量和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四川省1990—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数据。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根据名义GDP数据乘以1978年为基期的定基GDP指数计算得到。由于实际资本存量数据很难得到，本文采用以1978年为基期计算得到的固定资产形成总额代替实际资本存量。以年末从业人口数代表劳动力数据，其中2006年数据缺失，我们以2005年和2007年平均值代替。本文除特殊说明外，所用数据均来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2010年四川省统计年鉴》。
42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根据Battese & Coelli（1992）建议使用最大似然法，运用Frontier 41程序对对数型柯布—道格拉斯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进行估计，本文给出了1990—2010年四川省经济技术效率水平的估计结果（见下表）。根据公式：前沿产出=实际产出/技术效率，计算得到1990—2010年四川省经济前沿产出值（见下表）；根据公式：产出损失=前沿产出-实际产出，计算得到1990—2010年浙江省经济产出损失值（见下表）。从表l可知，四川省的实际产出距离前沿产出有一定的距离，存在产出损失和技术非效率：①从产出损失角度看，四川省最小产出损失为1991年的11853亿元，最大产出损失为2009年的8037941亿元，1990—2010年的平均产出损失为2446187亿元。②从技术效率水平角度看，四川省最小技术效率水平为1994年的8183%，最大技术效率水平为1991年的9991%，1990—2010年的平均技术效率水平为9474%。
5结论
基于对数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SFA）模型，利用四川省历年统计数据，本文估计出1990—2010年四川省技术效率水平和前沿产出，结果发现，四川省的实际产出距离前沿产出有一定的距离，存在产出损失和技术非效率：①从产出损失角度看，四川省最小产出损失为1991年的11853亿元，最大产出损失为2009年的8037941亿元，1990—2010年的平均产出损失为2246187亿元。②从技术效率水平角度看，四川省最小技术效率水平为1994年的8183%，最大技术效率水平为1991年的9991%，1990—2010年的平均技术效率水平为9474%。进一步地，本文分析了四川省技术效率水平的历史变迁情况，将1990—2010年四川省技术效率水平的变迁大致划分为五个时期，分别阐述了各个时期技术效率水平的变化趋势。最后，笔者认为在促进经济技术效率提高的过程中，四川省政府要“有所不为”的加大造血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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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规模经济性；地区经济差距；滤波分析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The Components of TFP and Regional Disparity of China
Analysis Based on SFA and Kalman Filter
SHI Feng-guang
(School of Economics,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Anyang,Henan 455002,China)
Abstract Using SFA model,this paper estimated TFP and its components of 28 Provinces during 1985 to 2007 in China and analyzed the extent and trend of the impact caused by the components on regional disparity of China using state-space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echnical efficiency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leading to regional disparity,followed by the impact of technical progress,and the impact of scale economy on regional disparity is very limited.
Key words technical progress; technical efficiency; Scale economy; Regional disparity; filter analysis
1 引 言
近年来，我国地区差距问题日益凸显，探究地区差距的原因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早期的有关地区差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地区产出和要素投入差异的分析，而没有考虑全要素生产率（TFP）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又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标准，因而缺少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的地区差距研究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科学的.为了解决这一研究不足，一些学者开始将全要素生产率引入地区经济差距和增长收敛分析之中，如彭国华（2005）通过对我国省区TFP收敛检验，并与收入的收敛模式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TFP解释了我国省区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1］；李静等（2006）运用Cohen和 Soto增长核算模型估计了中国省份的TFP，并计算了要素投入和TFP对地区差距的贡献度，结果表明TFP的差距是解释中国地区差距的最主要根源［2］；郭庆旺等(2005)利用非参数的DEA-Malmquist指数方法估算出中国各省份1979~2003年间的TFP增长、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率，研究认为，中国省份经济增长存在较大差异，究其原因主要在TFP增长上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技术进步率差异尤为显著，效率变化差异相对较小［3］；傅晓霞、吴利学(2009)采用反事实思路和收入分布方法分析了物质资本深化、人力资本积累、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高对中国地区差异的影响，结果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技术效率是中国地区差异扩大的主导力量之一［4］.
上述研究成果为中国地区差距的成因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解释，但其研究方法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彭国华（2005）和李静（2006）仅就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而没有分析其构成对地区差距的影响.郭庆旺等（2005）虽然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分解，并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以及地区收入进行了分布分析，但却没揭示出全要素生产率构成与地区差距之间相互作用的具体机制和动态过程.相比较而言，傅晓霞等（2009）的研究则更进了一步，该文从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角度给出了劳均产出差异的决定机制，并利用非参数计量方法对结论的稳健性进行了检验，但该研究没有进行各因素对地区差距影响程度的定量测算，另外，在分析时也没有考虑规模经济性对地区差距的影响.
为弥补以上研究不足，本文拟采用SFA方法对中国省区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同时利用状态空间模型的卡尔曼滤波分析方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各构成部分对地区差距的影响程度及动态变化趋势.
2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解
2.1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解方法
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由Aigner、Lovell 和Schmidt(1977) 分别独立提出［5］，它是一种通过在确定性前沿模型基础上引入随机扰动项来更准确地描述生产者行为的计量模型.随机前沿模型通常采用C-D生产函数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C-D生产函数形式简单，但其假定技术中性和产出弹性固定，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则放宽了这些假设，且在形式上更加灵活，能更好地避免由于函数形式的误设而带来的估计偏差.基于上述原因，本文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函数形式为：
ln yit=β0+βkln Kit+βlln Lit+βtt
+12βkk(ln Kit)2+12βll(ln Lit)2+12βttt2
+βklln Kitln Lit+ln βkttln Kit
+βlttln Lit+vit－uit.（1）
卡尔曼滤波方法的分析
其中，yit为实际产出；β为回归系数；时间趋势变量t=1,2,…,T，反映技术变化；K为资本存量和L为从业人员；vit为随机误差，vit~(0，σ2v)；uit为生产无效率项，按照Battese和Coelli(1992)设定的随机前沿模型［6］，假定uit=uiexp ［－η(t－T)］，这里，假定uit的分布服从非负断尾正态分布，即uit~N+(μit,σ2it)，η为技术效率指数的变化率.上述模型中的参数可用最大似然法联合估计得到.
按照Kumbhakar(2000)的思路［7］，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可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规模经济性和资源配置效率，其中技术进步是控制了要素投入之后技术前沿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速率，即：
TPit=ln yitt=βt+βttt+∑jβtjln xj, （2）
其中βt+βttt为纯粹技术进步，即所有地区拥有的共同技术进步率，∑jβtjln xj表示非中性技术进步，是随不同时间和地区而变化的技术进步，是不同个体表现出来的异质性.
采用Jondrow、Lovell、Materov和Schmidt(1982)提出的混合误差分解方法(简称JLMS技术)［8］,从混合误差vit－uit中分离出技术非效率uit.于是有：
TE=e－uit,(3)
其中uit是非负的，即截断正态分布，从而保证了生产效率介于0和1 之间.技术效率的变化率为E=－du/dt.
规模经济性（SE）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产出增长的比例要高于要素投入规模综合增长比例.计算TFP增长率中的规模经济性，必须首先计算前沿生产函数的要素产出弹性.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随机前沿模型下，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为：
Ek=ln yln K=βk+12βkkln K+βktt+βlkln L,(4)
El=ln yln L=βl+12βllln L+βltt+βlkln K.(5)
规模总报酬弹性RTS=Ek+El，于是，规模经济性：
SE=(RTS－1)(EkRTS+ElRTS),(6)
其中和分别为资本与劳动要素的增长率.
资源配置效率AE表示要素投入结构变化对TFP的贡献：
AE=(EkRTS－Sk)+(ElRTS－Sl),(7)
其中Sj表示j要素在总投入要素成本中所占份额，∑jSj=1.
这样，TFP的变动最终可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规模经济性和资源配置效率四个方面，但由于要素价格不易获得，所以本文的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只包含前三个部分，即：
TF・P=TP+E+SE. (8)
2.2 相关数据说明
本文分析样本为内陆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为了行文方便将其统称为省区，海南和由于相关数据缺失较多，未包括在内，重庆由于成立直辖市时间相对较短，把其相关数据并入四川计算.本文分析时段为1985~2007年，模型涉及的变量及相关数据说明如下：
省区产出水平用GDP数据表示，其中1985~1999年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0~2007年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由于统计数据是采用当年价格进行计算的，年度之间的数据不能够直接相比较，必须扣除价格因素将其转变为按不变价格计算的生产总值.具体做法是将1952年等于100的GDP增长指数折算为1978年为100的GDP指数，通过1978年为基期的GDP指数就可以折算出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GDP.
投入包括两种，一是资本存量K，二是人力资本增强型劳动力L.资本存量K的估算是一个难题，相关研究对其测算的方法不尽相同，所得出的数据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中应用比较普遍的方法是永续盘存法，其公式为：
Kt=It+(1－δt)Kt－1,（9）
其中Kt为第t年的资本存量，Kt－1表示第t－1年的资本存量，It表示第t年的投资，δt表示第t年的折旧率.张军等(2004)根据该方法以1952年为基期计算了1952~2000年中国各省区的物质资本存量［9］，本文对其2000年以前的数据按1978年不变价格进行了折算，2000年以后的数据由笔者按相同的方法计算得出，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人力资本增强型劳动力L为人力资本h与劳动力l的乘积，即L=h×l.人力资本h用人均受教育年限表示.陈钊等(2004)利用地区虚拟变量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出了1987~2001年较为完整的省级人力资本存量数据［10］，本文直接采用这一时段的数据，其他年份数据由笔者按相同的方法计算得来，其中1985、1986年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人口抽样估算数据，2002~2007年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劳动力l为各省区全社会从业人员数.由于《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1998年后许多省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为了保持数据的连续性，本文采用各省历年统计年鉴公布的全社会从业人员数据.
2.3 生产函数模型的估计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的设定形式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对技术效率的外生性因素分析的有效性.因而需要对超越对数生产函数随机前沿模型设定的合理性进行检验.本文进行如表1所示的4种假设检验，所有假设都是用广义似然比检验，其检验统计值计算公式为：
λ=－2ln ［L(H0)/L(H1)］.(10)
式(10)中的L(H0)为受约束的前沿模型（即在零假设H0下）的对数似然值，L(H1)为无约束的前沿模型（即备择假设H1下）的对数似然值，若零假设成立，则λ服从混合卡方分布，自由度为受约束变量的数目.如表1所示，第一个零假设是所有的二次项系数都为零，若该假设成立，则表示分析采用C-D生产函数是合适的；第二个零假设是所有和时间有关项的系数都为零，表示不存在技术进步；第三个零假设是所有的时间和投入构成的二次项系数都为零，表示模型是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第四个零假设表示不存在无效率项，若假设成立，则认为这时的随机前沿模型就等同于传统的平均生产函数，其参数可以直接利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到.
由表1中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到，所有的零假设均被拒绝，这表明传统的C-D生产函数是不合适的，存在无效率项和技术进步，并且技术进步是非中性的，即技术进步会影响要素间的边际技术替代率.这说明采用的包含无效率项和非中性技术进步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随机前沿模型较好地拟合了样本数据，应该使用最大似然估计法来进行估计.
本文利用全国28个省区1985~2007年的相关数据，对式（1）进行回归，结果见表2.由表2 结果可以看到，γ=0.995（其中γ=σ2u/σ2∈［0,1］）非常接近1，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误差主要来源于技术非效率，采用随机前沿模型是非常合适的.利用上述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出了中国各省区1985~2007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本文将进一步利用其进行中国地区差距的相关研究，限于篇幅，文中未列出相关数据.
3 全要素生产率构成对中国地区
经济差距的动态影响
状态空间模型是在分析经济现象随时间变化的规律中，除包含可观测的变量外，还加入了不可观测变量的模型，这些不可观测的变量即状态变量，包括理性预期、测量误差和不可观测的趋势和循环要素等.状态空间模型是利用强有力的迭代运算法――卡尔曼滤波来估计的，它主要应用于多变量的时间序列.这里采用衡量劳均产出、全要素生产率各构成要素以及要素投入（用劳均资本增长率即资本深化速度表示）等变量绝对差距的标准差作为基础分析变量，然后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分析各变量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
状态空间模型要求方程中的变量是平稳的，或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以避免数据的非平稳性造成的伪回归，因此在建模之前必须要检验相关变量(取对数)的平稳性.进行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的标准方法是单位根检验，而单位根检验方法比较多,代表性的方法有DF检验、ADF检验、PP检验、KPSS检验和NP检验.本文采用NP（Ng-Perron）检验法进行单位根检验.与其他单位根检验相比,该检验统计量更为稳健,能较好地避免水平扭曲,保持较高的检验功效.相关检验结果见表3.
由于五个变量均服从I(1)过程，因而可以考察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即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本文采用JJ方法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给出了相同的检
验结果:在5%显著水平下，LGDP 、TP、TE、SE以及LK五个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五个变量在样本区间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因此以这五个变量为可观测变量建立的量测方程不会存在伪回归问题.
由于上述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建立下状态空间模型：
ln LGDP=C(1)+sv1ln TP+sv2ln TE
+sv3ln SE+sv4ln LK+［var
=exp (C(2))］. (11)
sv1=sv1(－1),sv2=sv2(－1),
sv3=sv3(－1),sv4=sv4(－1),（12）
其中，式（11）为量测方程，（12）式为状态方程，sv1、sv2、sv3与sv4分别表示地区劳均产出差距对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规模经济性及要入投入差距的弹性.依据上述状态空间模型，利用卡尔曼滤波算法得出模型中相关参数的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表5中的估计结果表明，除sv4外所有参数的p值均小于0.05，这说明相应的估计系数具有显著性.另外，量测方程的方差（即exp(-6)）比较小，说明方程的设定是合理的.图1~4给出了采用状态空间模型方法计算的地区产出差距对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规模经济性及要素投入差距的弹性系数变化趋势，这些趋势图能够动态地反映各变量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程度.在利用卡尔曼滤波算法估计时变参数SV的过程中，由于受初始值选取的影响，早期的弹性值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各变量与地区产出差距的动态关系，因此本文从1990年开始对时变参数SV进行讨论.
图1反映了技术进步对地区产出差距的动态影响，SV1的极值区间为［0.838～4.358］，平均值为1.627，即当技术进步差异扩大1%时，地区产出差距将会平均扩大1.627%，由此可见技术进步的地区差异对地区产出差距具有正向影响作用.由图1还可以看到，技术进步对地区产出差距的影响呈现减小的趋势，具体表现是SV1从1990年以来连续下降，直到2003年以后才渐趋平稳，大体维持在0.85的水平上.与此同时，2倍标准差分布也逐渐变窄，说明模型估计误差愈来愈小，SV1值的精度在不断提高.图2中SV2的极值区间为［2.486～5.224］，平均值为4.618，即当技术效率差异上升一个百分点时，地区产出差距将平均扩大4.618个百分点，可见地区技术效率差异对地区产出差距具有较大的影响.1990~2007年SV2曲线始终呈现上升趋势，其中1990~1995年上升幅度较大，此后上升缓慢，这表明技术效率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开始是逐年加大的，而后影响渐趋平稳.就图3来看，SV3的变化情况较为复杂，1990~2001年总体呈上升趋势，此后又出现小幅下降趋势，其极值区间为［-0.239～0.229］，由于SV3的值出现了负数，因而需要分时段进行讨论.1990~1996年为SV3的负值时段，这一时段平均值为-0.118，说明规模经济性差异与地区产出差距呈反向变化关系，而1997~2007年为SV3的正值时段，平均值为0.162，即这一时期规模经济性差异与地区产出差距呈同向变化关系.从整个样本期来看，SV3的平均值为0.053，即总的来说，规模经济性差异会导致地区经济差距扩大，但它对地区产出差距的这种影响是十分有限的.由图4来看，SV4的极值区间为［-0.098～0.359］，尽管SV4在个别年份出现了负值，但其数值极低，因而要素投入对地区差距的正向影响是主要的.当地区要素投入差异增加1%时，地区产出差距就会平均扩大0.083%，由于SV4曲线整体呈下降趋势，所以要素投入对地区差距的影响总体上在逐年减小.
4 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利用SFA方法对中国1985~2007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进行了测算和分解，并利用状态空间模型进行了各变量对地区差距影响程度的测算和分析，研究发现，1990~2007年中国地区差距对技术效率的平均弹性最大，为4.618，而对技术进步的平均弹性次之，为1.627，再次是对要素投入的平均弹性，为0.083，地区差距对规模经济性的平均弹性最小，为0.053.这说明在全要素生产率的三个构成要素中，技术效率是造成中国地区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其次是技术进步的影响，而规模经济性对中国地区差距的影响最小.另外，研究还发现，1990~2007年中国地区差距对技术进步和要素投入的弹性总体呈下降趋势，而对技术效率和规模经济性的弹性则总体呈上升趋势.
由以上分析结论可知，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技术效率是导致我国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因而，笔者认为要缩小我国地区经济差距，就必须在稳步增加中西部落后地区要素投入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其技术效率水平，缩小与发达地区间的技术效率差距.为此，东部在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同时，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技术扶持和帮助.而广大中西部地区一方面要积极引进、学习先进地区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大R&D的投入力度，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和支持服务系统，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另外，政府在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同时，还要设法从制度建设入手，取消地区间的技术壁垒，消除技术扩散的障碍，实现国内技术市场的一体化［12］.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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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级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经济研究, 2004,50(10):35-44.
［10］陈钊,陆铭,金煜.中国人力资本和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对于面板数据的估算［J］.世界经济,2004,64(12):25-31.
近年来，我国地区差距问题日益凸显，探究地区差距的原因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早期的有关地区差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地区产出和要素投入差异的分析，而没有考虑全要素生产率（TFP）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又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标准，因而缺少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的地区差距研究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科学的．为了解决这一研究不足，一些学者开始将全要素生产率引入地区经济差距和增长收敛分析之中，如彭国华（2005）通过对我国省区TFP收敛检验，并与收入的收敛模式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TFP解释了我国省区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1］；李静等（2006）运用Co－hen和Soto增长核算模型估计了中国省份的TFP，并计算了要素投入和TFP对地区差距的贡献度，结果表明TFP的差距是解释中国地区差距的最主要根源［2］；郭庆旺等（2005）利用非参数的DEA－Malmquist指数方法估算出中国各省份1979～2003年间的TFP增长、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率，研究认为，中国省份经济增长存在较大差异，究其原因主要在TFP增长上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技术进步率差异尤为显著，效率变化差异相对较小［3］；傅晓霞、吴利学（2009）采用反事实思路和收入分布方法分析了物质资本深化、人力资本积累、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高对中国地区差异的影响，结果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技术效率是中国地区差异扩大的主导力量之一［4］．上述研究成果为中国地区差距的成因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解释，但其研究方法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彭国华（2005）和李静（2006）仅就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而没有分析其构成对地区差距的影响．郭庆旺等（2005）虽然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分解，并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以及地区收入进行了分布分析，但却没揭示出全要素生产率构成与地区差距之间相互作用的具体机制和动态过程．相比较而言，傅晓霞等（2009）的研究则更进了一步，该文从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角度给出了劳均产出差异的决定机制，并利用非参数计量方法对结论的稳健性进行了检验，但该研究没有进行各因素对地区差距影响程度的定量测算，另外，在分析时也没有考虑规模经济性对地区差距的影响．为弥补以上研究不足，本文拟采用SFA方法对中国省区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同时利用状态空间模型的卡尔曼滤波分析方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各构成部分对地区差距的影响程度及动态变化趋势．
2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解
2．1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解方法
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由Aigner、Lovell和Schmidt（1977）分别独立提出［5］，它是一种通过在确定性前沿模型基础上引入随机扰动项来更准确地描述生产者行为的计量模型．随机前沿模型通常采用C－D生产函数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C－D生产函数形式简单，但其假定技术中性和产出弹性固定，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则放宽了这些假设，且在形式上更加灵活，能更好地避免由于函数形式的误设而带来的估计偏差．基于上述原因，本文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函数形式为：lnyit＝β0＋βklnKit＋βllnLit＋βtt＋12βkk（lnKit）2＋12βll（lnLit）2＋12βttt2＋βkllnKitlnLit＋lnβkttlnKit＋βlttlnLit＋vit－uit．（1）其中，yit为实际产出；β为回归系数；时间趋势变量t＝1，2，…，T，反映技术变化；K为资本存量和L为从业人员；vit为随机误差，vit～（0，σv2）；uit为生产无效率项，按照Battese和Coelli（1992）设定的随机前沿模型［6］，假定uit＝uiexp［－η（t－T）］，这里，假定uit的分布服从非负断尾正态分布，即uit～N＋（μit，σi2t），η为技术效率指数的变化率．上述模型中的参数可用最大似然法联合估计得到．按照Kumbhakar（2000）的思路［7］，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可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规模经济性和资源配置效率，其中技术进步是控制了要素投入之后技术前沿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速率，即：TPit＝lnyitt＝βt＋βttt＋∑jβtjlnxj，（2）其中βt＋βttt为纯粹技术进步，即所有地区拥有的共同技术进步率，∑jβtjlnxj表示非中性技术进步，是随不同时间和地区而变化的技术进步，是不同个体表现出来的异质性．采用Jondrow、Lovell、Materov和Schmidt（1982）提出的混合误差分解方法（简称JLMS技术）［8］，从混合误差vit－uit中分离出技术非效率uit．于是有：TE＝e－uit，（3）其中uit是非负的，即截断正态分布，从而保证了生产效率介于0和1之间．技术效率的变化率为TE＝－du／dt．规模经济性（SE）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产出增长的比例要高于要素投入规模综合增长比例．计算TFP增长率中的规模经济性，必须首先计算前沿生产函数的要素产出弹性．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随机前沿模型下，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为：Ek＝lnylnK＝βk＋12βkklnK＋βktt＋βlklnL，（4）El＝lnylnL＝βl＋12βlllnL＋βltt＋βlklnK．（5）规模总报酬弹性RTS＝Ek＋El，于是，规模经济性：SE＝（RTS－1）（EkRTSK＋ElRTSL），（6）其中K和L分别为资本与劳动要素的增长率．资源配置效率AE表示要素投入结构变化对TFP的贡献：AE＝（EkRTS－Sk）K＋（ElRTS－Sl）L，（7）其中Sj表示j要素在总投入要素成本中所占份额，∑jSj＝1．这样，TFP的变动最终可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规模经济性和资源配置效率四个方面，但由于要素价格不易获得，所以本文的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只包含前三个部分，即：TF•P＝TP＋TE＋SE．（8）
2．2相关数据说明
本文分析样本为内陆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为了行文方便将其统称为省区，海南和由于相关数据缺失较多，未包括在内，重庆由于成立直辖市时间相对较短，把其相关数据并入四川计算．本文分析时段为1985～2007年，模型涉及的变量及相关数据说明如下：省区产出水平用GDP数据表示，其中1985～1999年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0～2007年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由于统计数据是采用当年价格进行计算的，年度之间的数据不能够直接相比较，必须扣除价格因素将其转变为按不变价格计算的生产总值．具体做法是将1952年等于100的GDP增长指数折算为1978年为100的GDP指数，通过1978年为基期的GDP指数就可以折算出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GDP．投入包括两种，一是资本存量K，二是人力资本增强型劳动力L．资本存量K的估算是一个难题，相关研究对其测算的方法不尽相同，所得出的数据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中应用比较普遍的方法是永续盘存法，其公式为：Kt＝It＋（1－δt）Kt－1，（9）其中Kt为第t年的资本存量，Kt－1表示第t－1年的资本存量，It表示第t年的投资，δt表示第t年的折旧率．张军等（2004）根据该方法以1952年为基期计算了1952～2000年中国各省区的物质资本存量［9］，本文对其2000年以前的数据按1978年不变价格进行了折算，2000年以后的数据由笔者按相同的方法计算得出，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人力资本增强型劳动力L为人力资本h与劳动力l的乘积，即L＝h×l．人力资本h用人均受教育年限表示．陈钊等（2004）利用地区虚拟变量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出了1987～2001年较为完整的省级人力资本存量数据［10］，本文直接采用这一时段的数据，其他年份数据由笔者按相同的方法计算得来，其中1985、1986年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人口抽样估算数据，2002～2007年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劳动力l为各省区全社会从业人员数．由于《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1998年后许多省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为了保持数据的连续性，本文采用各省历年统计年鉴公布的全社会从业人员数据．
2．3生产函数模型的估计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的设定形式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对技术效率的外生性因素分析的有效性．因而需要对超越对数生产函数随机前沿模型设定的合理性进行检验．本文进行如表1所示的4种假设检验，所有假设都是用广义似然比检验，其检验统计值计算公式为：λ＝－2ln［L（H0）／L（H1）］．（10）式（10）中的L（H0）为受约束的前沿模型（即在零假设H0下）的对数似然值，L（H1）为无约束的前沿模型（即备择假设H1下）的对数似然值，若零假设成立，则λ服从混合卡方分布，自由度为受约束变量的数目．如表1所示，第一个零假设是所有的二次项系数都为零，若该假设成立，则表示分析采用C－D生产函数是合适的；第二个零假设是所有和时间有关项的系数都为零，表示不存在技术进步；第三个零假设是所有的时间和投入构成的二次项系数都为零，表示模型是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第四个零假设表示不存在无效率项，若假设成立，则认为这时的随机前沿模型就等同于传统的平均生产函数，其参数可以直接利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到．由表1中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到，所有的零假设均被拒绝，这表明传统的C－D生产函数是不合适的，存在无效率项和技术进步，并且技术进步是非中性的，即技术进步会影响要素间的边际技术替代率．这说明采用的包含无效率项和非中性技术进步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随机前沿模型较好地拟合了样本数据，应该使用最大似然估计法来进行估计.本文利用全国28个省区1985～2007年的相关数据，对式（1）进行回归，结果见表2．由表2结果可以看到，γ＝0．995（其中γ＝σu2／σ2∈［0，1］）非常接近1，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误差主要来源于技术非效率，采用随机前沿模型是非常合适的．利用上述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出了中国各省区1985～2007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本文将进一步利用其进行中国地区差距的相关研究，限于篇幅，文中未列出相关数据．
3全要素生产率构成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动态影响
状态空间模型是在分析经济现象随时间变化的规律中，除包含可观测的变量外，还加入了不可观测变量的模型，这些不可观测的变量即状态变量，包括理性预期、测量误差和不可观测的趋势和循环要素等．状态空间模型是利用强有力的迭代运算法———卡尔曼滤波来估计的，它主要应用于多变量的时间序列．这里采用衡量劳均产出、全要素生产率各构成要素以及要素投入（用劳均资本增长率即资本深化速度表示）等变量绝对差距的标准差作为基础分析变量，然后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分析各变量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状态空间模型要求方程中的变量是平稳的，或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以避免数据的非平稳性造成的伪回归，因此在建模之前必须要检验相关变量（取对数）的平稳性．进行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的标准方法是单位根检验，而单位根检验方法比较多，代表性的方法有DF检验、ADF检验、PP检验、KPSS检验和NP检验．本文采用NP（Ng－Perron）检验法进行单位根检验．与其他单位根检验相比，该检验统计量更为稳健，能较好地避免水平扭曲，保持较高的检验功效．相关检验结果见表3．由于五个变量均服从I（1）过程，因而可以考察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即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本文采用JJ方法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给出了相同的检验结果：在5％显著水平下，LGDP、TP、TE、SE以及LK五个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五个变量在样本区间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因此以这五个变量为可观测变量建立的量测方程不会存在伪回归问题．由于上述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建立下状态空间模型：lnLGDP＝C（1）＋sv1lnTP＋sv2lnTE＋sv3lnSE＋sv4lnLK＋［var＝exp（C（2））］．（11）sv1＝sv1（－1），sv2＝sv2（－1），sv3＝sv3（－1），sv4＝sv4（－1），（12）其中，式（11）为量测方程，（12）式为状态方程，sv1、sv2、sv3与sv4分别表示地区劳均产出差距对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规模经济性及要入投入差距的弹性．依据上述状态空间模型，利用卡尔曼滤波算法得出模型中相关参数的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表5中的估计结果表明，除sv4外所有参数的p值均小于0．05，这说明相应的估计系数具有显著性．另外，量测方程的方差（即exp（－6））比较小，说明方程的设定是合理的．图1～4给出了采用状态空间模型方法计算的地区产出差距对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规模经济性及要素投入差距的弹性系数变化趋势，这些趋势图能够动态地反映各变量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程度．在利用卡尔曼滤波算法估计时变参数SV的过程中，由于受初始值选取的影响，早期的弹性值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各变量与地区产出差距的动态关系，因此本文从1990年开始对时变参数SV进行讨论．图1反映了技术进步对地区产出差距的动态影响，SV1的极值区间为［0．838～4．358］，平均值为1．627，即当技术进步差异扩大1％时，地区产出差距将会平均扩大1．627％，由此可见技术进步的地区差异对地区产出差距具有正向影响作用．由图1还可以看到，技术进步对地区产出差距的影响呈现减小的趋势，具体表现是SV1从1990年以来连续下降，直到2003年以后才渐趋平稳，大体维持在0．85的水平上．与此同时，2倍标准差分布也逐渐变窄，说明模型估计误差愈来愈小，SV1值的精度在不断提高．图2中SV2的极值区间为［2．486～5．224］，平均值为4．618，即当技术效率差异上升一个百分点时，地区产出差距将平均扩大4．618个百分点，可见地区技术效率差异对地区产出差距具有较大的影响．1990～2007年SV2曲线始终呈现上升趋势，其中1990～1995年上升幅度较大，此后上升缓慢，这表明技术效率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开始是逐年加大的，而后影响渐趋平稳．就图3来看，SV3的变化情况较为复杂，1990～2001年总体呈上升趋势，此后又出现小幅下降趋势，其极值区间为［－0．239～0．229］，由于SV3的值出现了负数，因而需要分时段进行讨论．1990～1996年为SV3的负值时段，这一时段平均值为－0．118，说明规模经济性差异与地区产出差距呈反向变化关系，而1997～2007年为SV3的正值时段，平均值为0．162，即这一时期规模经济性差异与地区产出差距呈同向变化关系．从整个样本期来看，SV3的平均值为0．053，即总的来说，规模经济性差异会导致地区经济差距扩大，但它对地区产出差距的这种影响是十分有限的．由图4来看，SV4的极值区间为［－0．098～0．359］，尽管SV4在个别年份出现了负值，但其数值极低，因而要素投入对地区差距的正向影响是主要的．当地区要素投入差异增加1％时，地区产出差距就会平均扩大0．083％，由于SV4曲线整体呈下降趋势，所以要素投入对地区差距的影响总体上在逐年减小．
关键词：高职；大数据；计算机专业
0引言
步入21世纪以来，我国信息技术领域规模发展速度迅猛，面对日渐庞大的信息技术市场，高职学校的计算机专业要做的就是向计算机领域输送技能型人才，根据市场传来的反馈，计算机专业的开设对国内信息技术领域整体水平的提高以及对信息技术市场的进步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为了确保高职计算机专业课程目标的最大化实现，也为了充分发挥其存在的价值，各高职的一线教师需要做好对计算机领域前沿知识的实时掌握，以便更好地融入到计算机专业的教学中；另一方面，随着当今社会信息技术的发达，利用信息技术对各种领域进行改造已经成为了教育改革的主流，也是计算机专业未来需要探索的方向，教师需要在以计算机科技为背景的计算机教学中确保课程价值获得最大化实现。因此，本文将高职计算机专业教学与大数据相关内容相结合，进而构建出一套具有实用性的专业教学体系。
1相关概念阐述
1.1高职计算机专业教学现状
计算机专业，顾名思义是为计算机领域培养专业性的人才的专业，但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带动着市场的需求日新月异，所以学校所教授的内容也必须随时更新。但是从目前的教学现状来看，高职计算机专业教学中一直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课堂所教授的内容与实际应用之间存在脱节的现象，也就是说，学生在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并不能灵活地与就业或者是实际的工作结合在一起，导致该专业的学生在毕业之后并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而且，在传统的高职计算机教学中，学生缺少实践，再加上缺少对大数据、O2O等新技术、新方法和新理论的探索，导致学生对一些前沿领域的互联网知识的接触较少，进而没有比较详实的了解，导致学生的竞争力也在被削弱。所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为了让高职专业的学生能够及时地了解一些先进的知识，需要在日后的高职计算机专业教学中融入信息技术的相关内容，要通过构建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高职计算机专业课堂来为学生的发展做好保障性工作。
1.2大数据背景
当今社会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各种先进的信息科技也被应用到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大数据技术便是其中的代表。在职业教育方面，大数据技术主要被应用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两个方面。首先是教学方式，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产生相应的数据，常见的有学生的反馈、其他教师反馈、社会企业反馈等客观数据，这时候教师就可以依靠相应的大数据平台和相关技术，来对客观信息进行挖掘、解析、存储和融合，帮助教师对教学信息反馈进行梳理，从而找出教学薄弱的地方，此外大数据系统还能够被应用到学生的学习行为分析中，让教师和教育研究人员对学生学习行为的规律和特点有一个细致的了解，从而制定出更为高效的教学方案；其次是教学内容，在职业教育，尤其是计算机专业的职业教育中，大数据无疑是当前互联网领域的热点，学生学习大数据方面的知识能够对学生今后的就业提供优势，同时也能够帮助学生了解当前计算机领域的市场风向，让学生所学的知识能够顺利地与工作岗位进行对接，所以针对大数据知识的特点进行教学引入十分有必要。
2基于大数据背景的高职计算机专业教学优化
2.1教学目标
在基于大数据环境的计算机专业课程中，相关教师和学校应该针对大数据的技术特点，来进行相关教学的引入。并且突出大数据的特点，将大数据课程化繁为简，将大数据技术的关键点进行提取。比如在传统教学中，Java相关课程占了不少课时，但如果涉及到大数据技术，那么Java知识点只是其中的基础，SpringMVC、MyBatis和JavaWeb等知识点才是大数据技术的重点。所以教师需要斟酌性地进行课程内容的删改，避免非重要课程占据相关课时，同时教师也应该有针对性地摄取相关大数据知识，了解大数据领域前沿方向，方便对相关大数据教学内容进行改动，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打下基础，帮助学生提高自身就业优势。
2.2教学模式
大数据技术是对大数据理论的具体显现，然而各种数据挖掘、数据检索、数据库等新技术层出不穷，要想为社会和企业培养出适用、顶用的优秀人才，就需要对大数据进行吸收和对接。所以在进行教学内容的设计时，要注重大数据前沿技术的研究和基础理论的培养，要能够与企业岗位形成对接，可以利用校企合作、现代学徒制等教学模式来对学生的计算机实践课程加以补充，让学生接受大数据教学直接依照岗位需求进行调整，让学生做到学以致用，同时也减少了用人单位的培训成本。对于高职阶段的教学来说，在课前利用大数据技术为学生进行预热，能够帮助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课程的概念和应用。比如在进行在关于局域网和广域网部分的知识点学习时，教师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对相应的数据进行统计，比如“当前最受欢迎的局域网”“当前最受欢迎的广域网”等问题，学生在观察数据之后由教师对数据进行分析，并对这些局域网和广域网受欢迎的原因进行列举，进而导入知识点的学习。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教师同样可以通过虚拟动画或者过程演示的方法，对难以理解的知识点进行讲授。教师还可以借助声音、视频或者动漫画等形式增加教学课件的趣味性与生动性，不仅可以让学生更加透彻地理解知识，还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如在讲授“Windows系统”相关的知识点时，教师可以引用微软公司的不同产品所处时代的不同和市场定位不同的案例，让学生结合课程内容，根据背景材料分组讨论，提出他们的见解或想法。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归纳。利用大数据技术可以形象深刻地展示教学内容，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3教学方向
高职计算机专业应在专业授课时更新模式，以提升教学质量水平。教师可以应用大数据思维对班级的学生进行具体情况的了解，通过学生的考核成绩、日常行为登记、各个教师对于该学生的印象等来对学生进行研究，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习程度和性格进行总结，并在教学中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教学资源的调整，真正做到以学生为本。比如通过建立网络学习平台，来统计学生学习方面的大数据，让教师能够获得学生学习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借助大数据技术来帮助教师完善对学生的培养。
一、思想政治表现：
能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拥护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能用“三个代表”的要求来指导自己的行动。积极要求进步，团结友善，明礼诚信，曾于××××年××计算机应用大赛中荣获一等奖，并于××××年度被××*评为“××*”。现将任职*年来的情况汇报如下：
二、完成本职工作的质和量
本人熟悉本专业领域的国内外现状和发展趋势，具有丰富的计算机理论知识和计算机在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具有较强的解决本专业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将本专业与相关专业相互配合，协调解决有关技术难题，能指导工程师工作和学习。任职期间，较好的完成了公司下达的责任目标。
1、在*年至*年间，利用三年的时间，进行了××计算机网络综合管理系统的建设与实施工程，使××企业办公自动化以及生产调度自动化走向现代化的前沿。
2、××至××年，先后为公司以及下属部门独立编制了××等具有本企业特色的软件。
3、*年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完成了总公司的××管理信息系统，取得一定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使××服务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4、参与完成了××项目。该项目投入使用后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年节约资金××万元。
5、主持完成了总公司××系统，实现××无纸化办公。
6、任职期间，不仅建设了本公司的企业内部与互联网的网站，打开企业的知名度，同时还利用最新的asp等前沿技术协助××*建立了“××网站”，使××迅速走向国际化的轨道，受到××的表彰。
7、受××的委托，为部分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累计授课达××*余课时，在授课过程中，自己能将理论结合实际，深入浅出，圆满完成了教学任务，提高了本公司技术人员素质和职工素质，为计算机的普及做了一定的贡献。
8、参加撰写××中的计算机与信息工作计划。
三、工作业绩：
1、××至××年，在“××系统”中，本人进行了部分模块的软件编写工作，该系统经省、市科委鉴定，被××奖。本系统的完成，较好的解决了××问题，取得极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2、××年，为实现××的信息化管理，同时还本着节约投资的原则，组织完成了“××系统”，该系统完成之后，不仅加快了我公司的生产自动化的建设，还为××起了模范带头作用，经××鉴定，该项目填补了我国××技术的空白，为此，荣获××奖。
3、××年参加了总公司××活动，在课题研究中，本人利用计算机进行了大量的计算和工艺改造工作，圆满完成任务，该课题获得××奖。
4、本人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在从事计算机技术工作。工作中，注重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
（1）本人独立编写的“××××”软件，实现了计算机××等功能，使××管理走向了现代化管理的轨道，该软件经××鉴定，达到××先进水平，本人也因此获得××。
（2）参与编写的“××”软件，使用方便，功能满足要求，经鉴定达到××水平。
四、总结经验，不断提高理论水平
任职五年来，根据生产实际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总结经验，提高理论水平。其中独著《××××》，在《××》杂志*年第*期上发表（3500字）；合著《××》在《××》*年第*期上发表（1300字）；独著《××》在《××》*年第*期上发表（××字）；独著《××》，在《××》××年第*期上发表（1000字）；独著《××》，在“××”学术会议上宣读（3500字）；独著《××》在中××会议上宣读（××字）；独著《××》、《*》获“××”学术会议优秀论文奖。
五、不断加强理论学习，拓宽知识领域
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本文采用2001—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模型对我国中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进行了测算，并根据计算结果对中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进行了收敛性检验和预测。主要结论是:(1)中部地区2001—2014年的碳排放效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且内部省份的碳排放效率差距不断缩小;(2)中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存在σ收敛和β收敛。在对碳排放效率作出评价基础上，论文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因地制宜对策建议。
关键词:
碳排放效率;随机前沿模型;中部地区;收敛性检验
据统计，2013年中国碳排放总量超过欧美总和，人均碳排放首次超过欧盟，我国的碳排放总量已占到世界碳排放量的29%。我国政府在2009年提出了在2020年单位GDP的碳排放量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40%～45%的自主减排目标，但我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占一次能源的70%以上，而且从技术因素和结构性因素来看，我国的能源转换和利用效率均低于发达国家，从而导致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在全球生态气候环境快速恶化的情况下，发展低碳经济且保护环境气候，解决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提高碳排放效率。早期部分学者采用单要素指标研究碳排放效率，但是杨红亮等［1］却认为单要素指标虽然简单易懂但会存在许多的不足之处，例如只用碳排放强度这个单一的要素指标来衡量碳排放效率，最终无法反映各要素之间的替代关系，因为能源只有在与其他的要素结合后才能进行生产，并且碳强度还与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环境资源等相关，产业结构等的变化都会导致碳强度发生一定的变化，然而碳排放效率可能不发生变化;近年来大量的文献从全要素的角度出发，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碳排放效率进行了评价，比如屈小娥［2］从全要素的角度运用DEA测算了1995—2010年我国30个省份的二氧化碳排放效率。数据包络分析法是一种运用方程组求极值的方法，对碳排放效率前沿进行估算时很容易受到一些数据质量的影响，且研究我国碳排放效率的数据一般为宏观统计数据，有一定的较大误差，所以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得到的测算需要进行严格的检验，但是数据包络分析模型不但没有将随机因素的影响考虑在内，而且不具有统计的特性导致不能对模型进行一定的检验。随着随机干扰项的引入，随机前沿模型更准确地描述生产者的行为，它首先假设偏离前沿的因素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中一个是非负随机误差项，表示技术无效，另外一个是随机误差项，表示噪声的系统［3］。RistoHerrala等［4］基于前沿边界模型(SFA)方法对世界170个国家1997—2007年二氧化碳排放效率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中国的碳排放效率低于世界其他国家。杜克锐等［5］利用随机前沿模型和面板数据测算了我国的碳排放效率，最终得出我国碳排放效率存在地区差异，且这种差异在不断的扩大。赵国浩等［6］基于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山西省1995—2010年的碳排放效率，并且对山西省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我国中部地区处于中原地带，是东西南北地区互通的必经之路。虽然资源比较丰富，工业基础相对较好，但是由于产业结构层次不高，二元经济有大的反差，增加经济产值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再加上生产管理水平、污染治理投入不足等原因，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负面影响不能被生态环境完全消化和吸收，从而碳排放量较大。但目前有关我国中部地区碳排放效率评价的相关文献不多，本文以中国中部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出碳排放效率，对中部地区碳排放效率进行研究分析，最后提出因地制宜的对策建议，为中部地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节能减排提供决策参考。
1研究方法
1．1计量模型随机前沿方法(SFA)是考虑问题比较全面的效率估计方法。它主要是基于宏观层面的相关统计数据(对最基础的数据进行计算获得)，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测算效率。从该方法的基本原理来看，对碳排放效率的定义会更加直观，更能贴切的评价生产活动中CO2的排放绩效，这也是本文选择该模型作为研究方法的重要原因。在有关效率估算的定量研究中，一般运用生产函数模型，来反映生产投入与产出函数量之间的关系。Aigner，Lovell和Schmidt(1977)［7］以及Meeusen和VanDenBroeck(1977)［8］分别独立提出了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起初该模型并没有处理综列数据的能力，但是Battese和Coelli(1995)［9］在1992年提出了一个针对那些综列数据的随机生产模型，通过极大似然估计的方法来确定前沿边界，使该模型在处理跨时间段的数据成为了可能，极大的提升了应用范围。本文基于随机前沿模型，采用了较为灵活的超越对数函数，通过极大似然估计的方法来确定前沿边界。
1．2数据来源本文的样本选择了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等中部地区的6个省际的面板数据集，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可比性，样本观测区间设定为2001—2014年。生产投入指标选取能源碳排放量、从业年均人数和资本存量，产出指标选取地区生产总值。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部6省历年统计年鉴。相关指标及其数据处理说明如下:(1)各省的GDP(Y)。各省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直接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然后在此基础上以2001年作为基准，将各省历年的GDP按照2001年的可比价格进行折算。(2)各省的固定资本存量(K)。资本投入以资本存量数据表示地区的资本投入量，采用永续盘存法来进行估算。在方法上本文将借鉴单豪杰等［10］的估算方法，以2001年的不变价格换算2001—2014年的数据，单位为亿元。(3)各省的从业人员(L)。从业人员直接选取了中国统计年鉴中中部地区各省的2001—2014的年末从业人数。(4)各省的碳排放量(TC)。统计年鉴中没有直接的碳排放量的数据，要用一定的测算的方法对能源消费进行处理，能源消费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在对碳排放量的测算上，本文采用了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测算方法，以下是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计算公式。
2实证结果与分析
2．1模型计算结果和分析基于随机前沿模型，采用2001—2014年的面板数据，测算了中国中部地区2001—2014年的碳排放效率，由Frontier4．1程序运用其中的最大似然法来估算得出各项参数，参数估算结果如表1所示，碳排放效率的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碳排放效率和劳动力的系数为正，资本的系数为负，即前两者与产出呈正相关，资本与产出GDP呈负相关;劳动力、碳排放量和资本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皆约等于0，说明对产出的影响都不明显。从表2中可以看出，2001—2014年我国中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稳步上升。从中部地区六省近3年碳排放效率的平均值来看，河南的碳排放效率最高，湖南次之;安徽的碳排放效率最低，山西次之;中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平均水平达到0.738。从样本期间各地碳排放效率的演变趋势来看，中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变动趋势大体一致，整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中部地区6省的碳排放效率的差距在逐渐缩小，而河南的碳排放效率一直处于最高水平，碳减排任务最为艰巨。我国中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平均值在2001—2014年间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中部各省区的碳排放效率差距正在缩小。
2．2收敛性检验收敛性分析在于检验不同地区碳排放效率的趋同与发散情况，收敛一般分为3种类型，即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1)σ收敛性检验对于σ收敛，测度的方法通常有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等。为了更进一步考察地区内部的差异，本文使用变异系数来对中部地区碳排放效率进行σ收敛性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中部碳排放效率的变异系数随着年份的增加不断的下降，且这种下降比较稳定，说明中部地区各省碳排放效率的差异在不断缩小，显示出明显的σ收敛特征，没有发散的趋势。(2)绝对β收敛检验采用Sala－i－Martin(1996)［11］的方法进行绝对β收敛检验，构造回归模型如下。其中ɑ是常数项，β是待估的收敛参数，ε为随机误差项，Eit、Ei0分别表示第i地区在第t年和初始年的地区碳排放效率，git表示t年间第i地区碳排放效率的平均增长速度。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若β显著为负，表明存在绝对β收敛。
为消除经济周期或经济波动的异常影响，我们将2001—2014年划分为3个时期，以2001—2004年工业碳排放效率平均值作为初始值，以2011—2014年工业碳排放效率平均值作为期末值，两个时间段的时间差距为10年，即式(4)中的t=10，绝对β收敛检验结果见表3。从表3可看出，中部地区的β=－0．68为负数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所以碳排放效率具有绝对β收敛趋势，即中部各地的碳排放效率趋于同一稳定状态，初始值低的地区碳排放效率平均增长速度高于初始值高的地区，存在落后地区追赶先进地区的发展趋势。(3)条件β收敛检验进行条件β收敛检验需要加入控制变量，为了更好地对中部地区碳排放效率进行分析，在此选碳排放效率的直接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能源消费结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等4方面。本文使用如下回归方程式进行检验。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条件β收敛检验(见表4)，中部地区的β值为负，且达到了1%显著水平。结果表明，中部地区碳排放效率存在条件β收敛，收敛于自己的稳态水平，由于又呈绝对收敛特征，表明中部内部各省份碳排放效率趋向于一个共同的稳态水平。产业结构对碳排放效率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第二产业占比越大，越有利于碳排放效率的提升;而在城市化进程中，碳排放量也会随着城市的发展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同时，城市化进程中的技术创新和资源优化配置，对碳排放效率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水平还不是很好，工业化进程相对缓慢，对能源的大量使用还是有很强的依赖性，特别是河南和山西，是煤炭的能源大省，因此在能源结构中煤炭的消耗量也是最大的，从而导致煤炭在整个能源消费总量中占的比重比较大，碳排放相对于其他能源也比较高，因此它对整个碳排放效率的提高起到了阻碍作用;技术进步的系数为负值，对整个效率的提高具有一定的阻碍，但不明显，由此可见技术进步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引进能够减少碳排放量的先进技术。
3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SFA模型测算了碳排放效率值，在2001—2014年期间，中部地区的能源碳排放效率均呈不断增长趋势，且内部省份的碳排放效率差距较小。在样本期间，中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平均值为0．738，说明我国中部地区能源仍有一定的减排潜力有待挖掘。碳排放效率越高的省份，能源碳减排的成本越高，碳减排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要考虑不同省份碳排放效率的差异，测算与比较地区碳排放效率，可以为各地碳减排目标的设定提供参考。从碳排放效率的收敛性来看，中部碳排放效率存在σ收敛和β收敛，说明中部碳排放效率存在追赶效应与趋同态势，碳排放效率的差距呈现不断缩小的趋势。我国节能减排的任务要根据不同地区碳排放效率的差异来实施因地制宜的政策措施，从而能够更好地利用各地区节能减排的潜力，来实现我国在2009年提出的节能减排目标。因此根据本文对中部地区碳排放效率进行的测算和分析，得出中部地区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减少碳排放量:(1)提高中部地区的能源利用效率。从传统能源的清洁利用和新能源的发展两方面着手，从而提高能源的碳排放效率，降低中部各省的碳排放量。中部地区主要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应该积极引进一些新的先进技术，实现煤炭等传统能源的清洁利用。同时加快煤制天然气产业发展，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可通过利用煤炭大量生产无碳气体氢气，从而减少煤炭在燃烧过程中排放的各种环境污染物。(2)优化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落后。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引导高耗能行业健康发展，关闭一些耗能大、污染重的企业，控制高耗能行业的过快增长，运用低碳环保技术对煤炭、钢铁、冶金等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推动煤炭等资源型企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可持续化的方向发展，促进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3)调整中部地区的能源消费结构，改变部分省能源结构单一的局面，向清洁能源转化。中部地区各省的现状是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且煤炭又是中部地区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因而调整能源结构对提高碳排放效率非常重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省应结合自身的发展情况和各自的资源优势，通过开发水电、发展风电、推进核电就地转化，与其他清洁能源相比，核电的供应相对比较稳定，且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可以用来满足基础用电的供应。转化核电的原材料用料相对比较少，不但减少了成本费用，而且也减少了运输产生的资源费，为交通工作减少了压力。在这些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开发中，还应该积极开发可以循环利用，特别是可再生能源。太阳能是一个新生能源，可称得上是绿色能源，太阳能具有成本低、无污染和可再生的特点，符合保护环境的理念，我们目前可使用的各种清洁能源中，太阳能的转换效率比较高，并且经济实惠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是未来新能源发展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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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杜克锐，邹楚沅．我国碳排放效率地区差异、影响因素及收敛性分析［J］．浙江社会科学，2011(11):32－43．
关键词：航空航天产业；技术效率；SFA；影响因素
一、 引言
目前测度产业生产率的方法主要是总量生产函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 Method，SFA）和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适用于不同的条件，其中DEA法要求较高的数据准确性，SFA法考虑了随机误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允许存在无效率，能较好的模拟经济状况。由于航空航天产业在发展中存在随机扰动和不可观测因素，采用SFA法应该更为适用。
技术创新要素是产业创新要素的核心，创新组织要素和创新环境要素围绕着技术创新要素发挥作用。因此，文章采用SFA的方法对我国航空航天产业1995年～2011年的技术效率进行了测度，并分析了时间、地区特征、人力资本素质、研发投入、企业规模及制度等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为航空航天产业的发展和技术提升提供借鉴。
二、 模型与数据来源
1. 航空航天产业生产效率基础模型。文章采用Battese&Coelli（1995）提出的SFA模型 ，假定我国航空航天产业生产函数为CD生产函数，则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为：
Yit=A（t）K？琢itL？茁itevit-uit i=1，…，I；t=1，…，17（1）
两边取对数，（1）式变为：
lnYit=？子+？仔？子+？琢lnKit+？茁Lit+vit-uit （2）
其中，Yit、Kit、Lit分别是i省t年产业总产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琢、？茁是资本、劳动的产出弹性；A（t）=e？子+？子？仔为t年各省市前沿技术进步水平，其中e？子是基年即1995年产业初始技术水平，？仔是前沿技术水平进步速度；vit-uit是随机扰动项：vit是经济系统自身存在的随机误差，服从对称正态分布，即vit～N（0，？啄2v）；uit是技术无效率项，服从单侧正态分布，即uit～N+（mit，？啄2u），mit是技术无效函数。
影响uit的因素很多，制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还有企业规模、人力资本素质、研发投入、能源消耗状况、产业生命周期及产业密集度等。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将uit设定为人力资本素质、研发投入、企业规模和制度的函数，并考虑时间和地区因素：
mit=？渍+？兹t+？准1Locit+？准2Humit+？准3RDit+？准4Scaleit+？准5Systemit+wit i=1，…，I；t=1，…，17（3）
其中，？渍i（i=1，…，5）是技术无效率函数中第i个因素的截距项；t为时间趋势，系数？兹为正表明技术效率随时间的推移递减，反之亦然；Loc、Hum、RD、Scale和ystem是地区特征、人力资本素质、研发投入、企业规模和制度，系数？准i为正表明第i个因素对技术效率的作用是消极的，反之亦然。各个变量含义见表1。
（4）
式中？酌是指式（2）随机扰动项占技术无效率项的比重，？酌越趋近于1，前沿生产函数和技术无效函数的设定就越合理，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就更合适。
2. 数据来源与处理。文章主要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航空航天产业的统计数据最早可至1995年，所以研究期间为1995年～2011年，样本是去除数据缺失较多的、海南、新疆、宁夏、云南、浙江、内蒙古以外的其他22个省市。此外，价格指数来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各指标数据选择及处理如下：
（1）总产出（Y）选取了能大体反映产业发展的当年价总产值，并采用以1995年为基期的各省市第二产业价格指数进行缩减以消除价格干扰。
（2）劳动（L）选取从业人员平均数，即年初就业人数与年末就业人数的均值。
（3）资本（K）的选取，1995～2005年为年末固定资产额，2006～2011年根据（5）式永续盘存法计算，即在上年折旧后加当年固定资产投资额。航空航天产业是高技术产业，资产提前报废、更新、淘汰的可能性较大，设备的技术损耗也会导致固定资产价值骤减，在借鉴会计上飞机、电子设备等折旧处理方式将折旧率取值15%。之后，用各省市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固定资产值统一折算到1995年不变价，其中广东缺乏的1995～2000年价格指数数据用地理和经济水平接近的福建替代。
Kit=Kit-1（1-）+Iit（5）
其中，Kit、Kit-1、、Iit分别是i省t年固定资本存量、i省 t-1年固定资本存量、固定资产折旧率和i省t年固定资产投资额。
（4）无效率因素：①地区特征，将22个省市分为东中西3个地区，分别取值1、2、3。②人力资本素质，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占从业人员的比重。科学家和工程师知识水平高且实践经验丰富，是技术创新的主要贡献者，这一指标能大致反映产业人力资本水平。③研发投入，是R&D经费内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涵盖了企业内部开展R&D活动的实际支出，能准确反映产业的R&D水平。其中，总产值以1995年为基期的第二产业价格指数进行了缩减。④企业规模，是产业总产值与企业数量的比值。产业内企业的数量是衡量市场结构和容量的重要指标，也能反映行业进入和退出的难度。⑤制度，用樊纲等（2011）的市场化进程指标来刻画，他从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律制度环境5个方面综合测度了市场化进程，此外，用趋势外推法估算缺失的1995年、1996年、2010年及2011年的数据。
三、 实证结果及分析
利用Frontier4.1软件得出模型的参数估计值和检验结果，并得出各省市航空航天产业1995年～2011年的技术效率水平（见表2及表3）。
1. 航空航天产业生产函数分析。据表2的结果，LR统计检验值的显著性水平为1%，表明（1）式中误差项vit-uit复合结构明显， SFA法比OLS法更恰当；估计量？酌=0.612统计结果显著，表明技术无效率中随机误差项的影响高达61.2%、统计误差等不可控因素比例低，模型设定合理可靠，有必要分析技术效率未能充分发挥的原因。截距和时间趋势项系数为1.662和-0.061，表明1995年产业前沿技术进步水平为5.270（e1.662），之后以年均6.1%的速度下降。这可能的原因是：航空航天产业是国防科技工业中相对封闭、开放度小的行业，尽管十五大以来进行了改革，但科研、生产两张皮现象依旧存在，科技成果难以实现产业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是渐进式的，这也有可能是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无序状况。资本、劳动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350和0.712，表明劳动贡献度是资本的2倍。这也说明航空航天产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科技人员在技术设备投入基础上进行产品的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研发；重大技术R&D中需要大量科技人员长期持续的共同开发，劳动力及高科技人才作为稀缺要素发挥重要作用。此外，资本与劳动弹性系数之和大于1，表明产业具有容易形成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
技术无效函数中，时间趋势项系数值为-0.002，表明产业技术效率年均增加0.2%，但统计结果不显著。前沿技术下降伴随技术效率提高的原因可能是：①我国尚未形成自主创新的技术创新体制，还处于依赖国外先进技术的状态，如我国不具备生产涡轮风扇发动机或先进火控系统的能力；②产业部分是国防科技工业，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会造成技术前沿下降的错觉。例如某些航空产品或军用航天器只是国防建设的需要，不参与市场流通，统计数据上无法显示。地区变量系数值为0.079，统计结果略微显著，表明东中西部地区产业技术效率呈现递减状态。
人力资本素质系数值为-0.010且统计结果较为显著，表明人力资本能积极提升产业技术效率，提高雇员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人员的比重可以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Vandenbussche等（2006）的研究表明教育水平会使劳动力会对技术效率产生不同的影响，文章研究结果与其一致，表明科学家和工程师比重上升1%会提高1%技术效率水平，因为科学家和工程师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可见，航空航天产业吸收的劳动力具有较高的素质水平，对产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研发投入系数值为0.022且统计结果显著，表明研发投入对产业技术效率具有消极影响。研究期内各省市及全国水平的研发投入总体上涨，但研发绩效不高，这与钟卫等（2011）的研究结果一致，他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加大R&D投入能有效提高技术创新效率，但随着企业深入发展应重点调整经费投入结构。此外，航空航天产业企业大多由国家或国有控股，近年虽有下降但国有比例仍高达50%。虽然国有企业有规模、政府特许等优势，但激励却不充分。十五大以来中央对国防工业做出的多次部属是对改革的进一步延伸。
企业规模系数值为-0.134且统计结果显著，表明企业规模是积极的影响因素。产业具有高投入、高技术和高风险等特点，进入的企业都有一定的规模。研究期内各省市企业规模变化起伏：相对来说，黑龙江、江西、辽宁的企业规模曾较高（≥6亿元/企业）但变化急剧；大多数省市都在0～2之间。产业中大型企业比重不到20%，大中型企业比重在50%左右，并未形成良好的企业规模；此外，《2012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有12家航空公司，其中我国虽然有2家但上榜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在排名、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方面都与排名第一的波音公司差距较大。
制度系数值为-0.148且统计结果显著，是影响最大的因素。研究期内各省市市场化程度逐年提高，东部优于中部优于西部；位于沿海的广东、江苏、福建、上海等省市的市场化程度最高，而西部陕西、甘肃等省市只有发达地区的一半。1964年推行的三线建设将44项中的21项国防工业企业投放在西部，可见产业半数左右企业在西部地区；2001年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政策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西部省市的市场化程度，为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2. 航空航天产业技术效率分析。根据计算结果（见表3-1及表3-2）对产业技术效率从区域角度进行分析。
（1）航空航天产业技术效率总体分析。依据测算结果（表3），表明研究期内技术效率均值离效率前沿面较远，仅为0.472，即实际产出水平只占最优随机产出水平的47.2%（表明既定产出水平下能节约52.8%的投入）。可见，产业未能发掘现有科技资源和技术潜力，资源使用效率、管理水平及产业技术实际利用率低。尽管产业平均技术效率不高，但总体是逐年增长的。
（2）航空航天产业技术效率区域分析。由于地域禀赋、国家政策不同造成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呈现东强西弱。产业区域技术效率的具体情况（见表4）：各个区域技术效率存在显著差异；东西部增长较快，中部略微增长，所以2000年前原本领先的中部被东部赶超。各省市技术效率排行中，中部的黑龙江和江西排在第一和第三，技术效率值分别为0.85和0.75；大部分东部省市排名都很靠前；西部省市排名全部靠后，甘肃和山西技术效率值最低只有0.23。
航空航天产业区域技术效率差异显著，最高省市和最低省市相差高达0.62。黑龙江、广东、江西高效利用了现有技术，效率值都在0.75以上；吉林、甘肃和山西效率最低；9省市技术效率不足0.4。从各省市的变动趋势来看：高效率省市（≥0.60）除辽宁2003年前增长快速外的变化起伏；陕西、四川、甘肃、贵州、河北等低效率省市（≤0.3）正逐步释放内部潜力保持低速持续增长。
黑龙江研发投入处于中等且逐年增长、企业规模领先，产出水平很高，因而技术效率最高。黑龙江是工业发展的摇篮，产业全国影响大，其中哈尔滨民航产业发展也很突出。广东位于沿海地区，能吸引众多外资和高技术人才，企业规模虽然递减但处于全国领先，即使研发投入不高但产出规模大。尽管广东没有被纳入军事航空制造业布局，但在航空关联制造业相关领域国内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并在2010年推行《广东省航空产业发展规划（2010～2025年）》促进产业发展。
山西、甘肃位于内陆或经济不发达地区，产业发展相对较为缓慢，技术效率值偏低。山西技术效率值总体下降；吉林技术效率大致维持在同一水平；甘肃的技术效率逐年缓慢提高；这些变化一部分是由于受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一部分也与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和国防科技工业布局有关。
四、 结论和建议
航空航天产业发展过程应重点关注技术效率问题。文章用SFA法实证测度了1995年～2011年航空航天产业的技术效率，并对时间、地区特征、人力资本素质、研发投入、企业规模和制度等技术无效率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如下结果：
1. 我国航空航天产业技术效率水平较低，研究期内均值只有0.472。技术效率各年均值波动增长，虽然从0.374上升到0.539，但仍有46%的上升空间。从无效率因素来看，时间趋势不是很显著；人力资本素质、企业规模、制度因素对技术效率具有积极的影响，应适当加大或提高这部分的水平；研发投入作用消极，应对投入结构进行调整。
2. 航空航天产业技术效率存在区域差异，区域效率均值排序为东部>中部>西部，黑龙江、广东、江西技术效率值排名前三，吉林、甘肃和山西排名最末。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期间内西部技术效率持续稳定的增长，中部是早期处于领先的情况下后期被东部赶超。
综上所述，人力资本素质、企业规模和制度等因素对航空航天产业技术效率具有积极影响，研发投入的作用是消极的。为了加快我国航空航天产业的增长，不仅需要完善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源开发体系，也应当扩大企业规模、使之形成规模效应，并推进市场化改革，保证所需人才、基础设施和制度支撑条件，此外也应改革国防科研体系，在改革研发投入结构的基础上提高研发投入，最终促进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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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为配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西部地区各地政府本身也为了抓住这一性机遇，在宏观上都在从基础设施建设、行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积极努力，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提高本地区发展水平。但对于苦苦支撑着西部地区脆弱经济的企业来说，由于历史原因，大都是解决就业人口较多的国有企业，包袱重，资金少，技术水平低，面对东南沿海及外商资金的涌入，我们如何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提高竞争力是决定此次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否真正成功的关键因素。在西部地区企业中，虽然面对的困难因素较多，但笔者认为最关键的是企业的管理水平，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为取代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泰罗管说”的“科学管理”认为：“管理的重心在于经营，经营的重心在于决策”。而企业管理决策主要依靠的是信息，企业经营决策中依靠的信息90％来源于企业会计信息。就，我国企业（特别是西部地区）会计大都还在沿袭原来的处理，手工操作，重复劳动，效率低下，即使采用电算化，也未从实质上解决会计信息化问题。会计提供的信息未能及时、有效的为企业决策及管理服务。在通过笔者对西部许多企业会计电算化现状调查基础上，本文主要针对西部地区企业如何加快自身会计信息化进程，提高管理水平方面进行一些探讨。
信息对于处于激烈竞争中的企业来说，其作用已毫无疑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资源配置上以智力资源、无形资产为第一要素，以高技术产业为核心的经济形态，我们称之为信息经济（1982年，奈斯比特《大趋势》）或知识经济社会（1990年，联合国相关机构）。1996年，世界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将其定义为“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使用之上的经济”，首次提出并强调了信息和知识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我国，人们对知识经济的提法早已不再陌生，我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并正积极地适应和参与、融入到这场无形的变革中。经济进程中高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大（大于27％），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高技术不但创造新的群，而且已经扩散到农业。“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对会计工作的要求也相应越来越高。以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与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必然导致会计的一些基本理论、报告体系、职能、方法进行重构。IT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应用必将对电算化会计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及挑战。管理方法的变革必将要求企业建立完整的高效的会计信息系统。对于西部地区企业来说，更应紧紧抓住目前的机遇，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做到真正认识信息的作用，利用信息，建立起高效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利用高手段，实现管理方式的变革，以在当今激烈残酷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一、西部地区企业会计电算化现状
我国电算化事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有了几百万家企事业单位在会计工作中使用了机（其中一部分已经建成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靠计算机有效运行完成记帐、算帐、报帐任务。并且已组建了几百家专门开发和营销会计软件的专业公司。但是通过笔者对西部地区企业调查后发现，西部企业在会计电算化方面由于以下原因，目前其现状还不尽人意。
首先，起步较晚，我国电算化事业是于文革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切经济活动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计算机就开始在会计中应用，而诸如美国等西方国家则更早在1965年就陆续建成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70年代又研制出决策支持系统，从80年代开始人工智能又引入了决策支持系统。而西部企业由于信息相对较为落后，又未处于当时改革开放的前沿，所以其电算化基本是在近几年才开始的，许多企业基本于1995年才开始，并且普及率较低，多数单位也仅仅是从减轻会计人员负担、提高核算效率方面入手，根本未认识到建立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对企业的重要性。这与沿海发达地区及发达国家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及拥有完整、领先的技术支持相比较，西部企业电算化目前大都是应用于代替手工核算，对其重要性认识及电算化质量都不尽人意。
其次，人们思维观念还未充分认识到电算化的意义及重要性，许多企业对信息技术及信息经济漠然视之，不愿在企业会计信息系统的建设上投入资金，即使企业效益较好的单位也是如此，许多单位仅仅几台计算机，大都应用于打印文件（特别是一些极具潜力的中小企业），更不用说建立企业内部局域网以及注册自己的网站，所以电算化普及率还不高。许多企业只是应付检查或流于形式，在软件更新及硬件投入方面都未从实质上解决问题，所以，即使进行电算化其核算技术也相对落后，根本未能利用信息技术优势来提高企业运作效率。这在我国企业中都普遍存在，特别是在我国中西部地区。
再次，我国目前信息技术本身处于人才匮乏及技术上相对较为落后的地位，这也制约着我国电算化事业的发展，而现有人才基本集中于沿海及经济较发达地区，对西部地区电算化人才十分匮乏，企业本身也不注重培养及留住人才。
当然，政府相关部门的正确和积极引导也是至关重要的，在财政部制定的宏观政策下，如何制定适应本地区企业会计电算化的发展措施也是西部开发中西部地区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
二、未来会计电算化发展趋势及对目前电算化现状的冲击
传统会计模型是建立在传统经济分工及经济理论上的，是同工业经济社会环境及手工处理技术相适应的。在工业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企业的组织机构、管理模式、经营活动、工作重心都将发生变化，都将对传统会计、管理模式发生冲击。具体表现在对信息成本的核算、人力资源的开发与计价，会计流程、会计报告、会计理论的变革等，我国学者已经在这些方面提出了许多见解。这里主要探讨信息经济社会随着IT技术对经济生活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相应对会计处理方法的新要求并同时引起的管理方式变革。西部企业更应时刻关注这些变化，以随时加以调整。
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会计的各方面新的要求的满足提供可能性。20世纪50年代以来，技术发展突飞猛进，计算机的出现很快就应用于会计业务处理。人们从此就着手开始如何完善会计业务的计算机处理，至今已经有上千种会计核算软件为会计工作服务，这大大地提高了会计业务的处理效率及效果。特别是的出现，使人们能够很方便地通过局域网、广域网、互联网实现数据共享，远程数据传输与查询。传统会计的手工凭证、帐簿将完全被电子凭证、电子帐簿所取代；相应的帐务处理程序也不复存在；跨国公司的远程管理、网上交易、电子货币、数据银行、虚拟企业等一系列知识经济的新将对我们现行的电算化产生更加深远的。而现行的电算化技术大都停留在按传统会计模式进行组织核算，只不过是借助于计算机这一工具而已，特别是在我国，这远远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对会计信息系统的新要求。而目前，会计界对经济进程中的一系列新的管理模式及结算形式的会计核算及管理还未来得及对传统会计模式进行改革，所以，研究这些变化，结合会计学科的特点，对会计的先行理论体系，操作规程进行彻底的变革也势在必行。今后开发的会计软件功能也将越来越强大，核算更加规范化，智能化。
根据以上所述及结合实际，我国会计电算化如火如荼，方兴未艾。面对新技术的浪潮及人们不断提高的要求，今后会计电算化事业将呈现以下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对西部企业目前的会计电算化现状乃至我国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企业应随时关注这些变化，以在信息化进程中立于不败之地。
（一）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变化
首先，我们将改变传统的思维观念，信息化的提法将不再陌生，电算化信息系统不仅仅是借助于机作为工具来解脱人员的手工繁琐重复的劳动，他们将相互促进，相互，不断共同。信息技术不断影响人们的生活，也将对会计带来一些新，通过计算机实现会计信息系统及通过实现数据信息传输与公开是信息化的必然。银行、、国家、投资者、职工以及母公司与子公司、分公司、关联公司，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等对会计信息的需求都能够通过信息技术随时随地得到满足，而这些都是会计信息化的必然特征。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普及与成熟，电算化范围将会渗透到会计工作的方方面面，从最基础的会计信息核算到信息查询、会计数据管理、数据传输、信息披露都将通过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提供；其次，会计系统信息化的单位将逐渐扩大，我国已经明确提出到2010年力争使80％的基层单位基本实现电算化，随着IT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个比例还将扩大，若我们的企业不积极参与并投身于这场变革中，将遭遇残酷无情的淘汰，这个事实通过近几年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得到证明。
（二）软件功能、特征的变化
总体特征将是会计软件从核算型向管理型、决策型、智能型转变。首先，这个变化表现在信息系统功能上的综合化和技术上的集成化，如以上所述，以后的软件将渗透到会计工作的方方面面，供、产、销各个环节，企业将建立与之相关的决策支持系统、内部控制系统、系统。所以必须通过系统集成技术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综合化、集成化的统一的信息系统；其次，软件功能表现的管理一体化，通过会计电算化信息系统，反映和监督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人、财、物的各项耗费，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机构、企业内部各部门、企业与各管理部门、企业与税务部门等之间都能够通过会计信息系统实现数据共享，信息的网络化和智能化将进一步提高；再次，信息系统将逐渐国际化，随着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也越来越关注本国经济的国际化接轨进程，各国、各国的各个部门、各团体、企业之间都将通过国际信息网实现数据共享，对于各企业之间的合作，对相互间的财务会计数据的需求都会通过相应的网络技术提供，如国际互联网，即我们早已熟知的信息高速公路。到那时，人们之间由于信息技术而联结为一体，经济一体化而使全球成为一个经济村。综上所述，会计软件的功能将更加强大，为了满足预测、决策、规划、控制、分析的需求，信息系统提供的数据将明显加大；为了满足各个方面的要求，提供的数据也会更加细化；为了有效支持预测决策的实施，软件还能提供对各项数据进行多维分析与观察。软件的智能化逐渐成熟。
（三）软件开发及软件市场的变化
计算机在会计中的初期，大多是开发与应用结合在一起。在我国，1988年以后，通用化、商品化软件市场逐渐形成。随着管理型、决策型软件的发展，软件开发、设计的难度不断加大，特别是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经济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会计软件更新的节奏加快，有时一代产品刚问世，就要组织技术力量按新的技术条件及管理制度开发新一带产品，这对专业的软件公司的技术含量、资金规模都会有更高要求，而基层单位自己组织力量开发基本上已不可能；软件的开发与安装日益规范化和工程化。随着软件的买方卖方市场的逐步形成及商品化软件日益增多、日趋成熟、维护队伍的日益壮大，商品化软件市场将全面形成。
三、加快西部地区企业会计信息化进程策略分析
结合上述经济及信息技术的新特点，西部企业电算化事业面临的任务是相当繁重的，我们必须结合实际，寻求自身的发展之路。
（一）政府从宣传及法制上提高电算化范围
目前，在我国西部地区已经使用计算机的单位占企事业单位总量不超过10％，而根据1994年财政部的国民经济发展和信息化建设的要求，到2000年力争达到40％～60％；到2010年，使80％以上的基层单位基本实现电算化。这是一项非常宏伟而艰巨的任务，沿海及经济发达地区已基本达到或超过该指标，而西部地区就目前基本只有一些上市公司建立了自己的会计信息系统，其他企事业单位只有极少数实行电算化。为此，西部地区各级地方政府应首先从宣传上提高各单位负责人和财会人员的认识，为了适应企业化管理及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必须尽快实现会计数据的信息化，加强管理规范，还可从实际工作中选择应用较好的单位进行经验推广；从相应规章制度上应协助解决实施电算化的一些实际问题，如资金、软件的选择、人员的培训等，应定期制定目标，使电算化工作普及化、制度化，当然还可对当年信息化建设的单位在税收政策上予以照顾；政府本身应积极应对信息化革命，可大胆探索，借鉴沿海地区先进经验，制定出一些强制性措施，如报表、帐簿等会计资料的报送。
（二）企业管理人员的高度重视
政府从宏观上引导，各基层单位领导从思想上真正高度重视。领导人员必须正视信息技术的重要作用，可对沿海及经济发达地区进行深入考察，了解成功企业的经验，真正建立起自己企业的会计系统，实现信息化管理，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推进企业管理信息化、现代化。即使处在内地，也能快捷地获得信息，以缩小与沿海的差距。要把建立企业完整、高效的会计信息系统当成企业迫在眉睫的事情，从资金、人力方面予以高度配合，企业领导要充分认识到会计信息化与企业生产核心技术革命一样重要，特别是新《会计法》实施后，加大了单位负责人的财务风险，对于会计信息的正确性、完整性负责任，单位负责人如何监管本单位财务人员，通过会计电算化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企业领导可随时通过信息网对企业财务资料进行查询与监督。当然，企业职工，特别是财务人员更应该积极行动，努力掌握相关知识，积极配合，以促使企业建立起高效、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
（三）大力加强人才培训
王道林
摘要： 本文介绍了当今制造技术面临的问题，论述了先进制造的前沿科学，并展望了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问题； 先进制造技术； 前沿科学； 应用前景
论文
制造业是现代国民经济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支柱，其生产总值一般占一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20%~55%。在一个国家的企业生产力构成中，制造技术的作用一般占60%左右。专家认为，世界上各个国家经济的竞争，主要是制造技术的竞争。其竞争能力最终体现在所生产的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上。随着经济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顾客需求和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这种竞争日趋激烈，因而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对先进制造技术的研究。
1 当前制造科学要解决的问题
当前制造科学要解决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制造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为满足制造系统敏捷性、快速响应和快速重组的能力，必须借鉴信息科学、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探索制造系统新的体系结构、制造模式和制造系统有效的运行机制。制造系统优化的组织结构和良好的运行状况是制造系统建模、仿真和优化的主要目标。制造系统新的体系结构不仅对制造企业的敏捷性和对需求的响应能力及可重组能力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制造企业底层生产设备的柔性和可动态重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物制造观越来越多地被引入制造系统，以满足制造系统新的要求。
（2）为支持快速敏捷制造，几何知识的共享已成为制约现代制造技术中产品开发和制造的关键问题。例如在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cad／cam)集成、坐标测量(cmm)和机器人学等方面，在三维现实空间(3-real space)中，都存在大量的几何算法设计和分析等问题，特别是其中的几何表示、几何计算和几何推理问题；在测量和机器人路径规划及零件的寻位(如localization)等方面，存在c-空间
(配置空间configuration space)的几何计算和几何推理问题；在物体操作(夹持、抓取和装配等)描述和机器人多指抓取规划、装配运动规划和操作规划方面则需要在旋量空间(screw space)进行几何推理。制造过程中物理和力学现象的几何化研究形成了制造科学中几何计算和几何推理等多方面的研究课题，其理论有待进一步突破，当前一门新学科--计算机几何正在受到日益广泛和深入的研究。
（3）在现代制造过程中，信息不仅已成为主宰制造产业的决定性因素，而且还是最活跃的驱动因素。提高制造系统的信息处理能力已成为现代制造科学发展的一个重点。由于制造系统信息组织和结构的多层次性，制造信息的获取、集成与融合呈现出立体性、信息度量的多维性、以及信息组织的多层次性。在制造信息的结构模型、制造信息的一致性约束、传播处理和海量数据的制造知识库管理等方面，都还有待进一步突破。
（4）各种人工智能工具和计算智能方法在制造中的广泛应用促进了制造智能的发展。一类基于生物进化算法的计算智能工具，在包括调度问题在内的组合优化求解技术领域中，受到越来越普遍的关注，有望在制造中完成组合优化问题时的求解速度和求解精度方面双双突破问题规模的制约。制造智能还表现在：智能调度、智能设计、智能加工、机器人学、智能控制、智能工艺规划、智能诊断等多方面。
这些问题是当前产品创新的关键理论问题，也是制造由一门技艺上升为一门科学的重要基础性问题。这些问题的重点突破，可以形成产品创新的基础研究体系。
2 现代机械工程的前沿科学
不同科学之间的交叉融合将产生新的科学聚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科学技术产生了新的要求和期望，从而形成前沿科学。前沿科学也就是已解决的和未解决的科学问题之间的界域。前沿科学具有明显的时域、领域和动态特性。工程前沿科学区别于一般基础科学的重要特征是它涵盖了工程实际中出现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
超声电机、超高速切削、绿色设计与制造等领域，国内外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创新的关键是机械科学问题还不明朗。大型复杂机械系统的性能优化设计和产品创新设计、智能结构和系统、智能机器人及其动力学、纳米摩擦学、制造过程的三维数值模拟和物理模拟、超精度和微细加工关键工艺基础、大型和超大型精密仪器装备的设计和制造基础、虚拟制造和虚拟仪器、纳米测量及仪器、并联轴机床、微型机电系统等领域国内外虽然已做了不少研究，但仍有许多关键科学技术问题有待解决。
信息科学、纳米科学、材料科学、生命科学、管理科学和制造科学将是改变21世纪的主流科学，由此产生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将改变世界的面貌。因此，与以上领域相交叉发展的制造系统和制造信息学、纳米机械和纳米制造科学、仿生机械和仿生制造学、制造管理科学和可重构制造系统等会是21世纪机械工程科学的重要前沿科学。
2．1 制造科学与信息科学的交叉--制造信息科学
机电产品是信息在原材料上的物化。许多现代产品的价值增值主要体现在信息上。因此制造过程中信息的获取和应用十分重要。信息化是制造科学技术走向全球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人们一方面对制造技术开始探索产品设计和制造过程中的信息本质，另一方面对制造技术本身加以改造，以使得其适应新的信息化制造环境。随着对制造过程和制造系统认识的加深，研究者们正试图以全新的概念和方式对其加以描述和表达，以进一步达到实现控制和优化的目的。
与制造有关的信息主要有产品信息、工艺信息和管理信息，这一领域有如下主要研究方向和内容：
(1) 制造信息的获取、处理、存储、传递和应用，大量制造信息向知识和决策转化。
(2) 非符号信息的表达、制造信息的保真传递、制造信息的管理、非完整制造信息状态下的生产决策、虚拟管理制造、基于网络环境下的设计和制造、制造过程和制造系统中的控制科学问题。
这些内容是制造科学和信息科学基础融合的产物，构成了制造科学中的新分支--制造信息学。
2．2 微机械及其制造技术研究
微型电子机械系统(mems)，是指集微型传感器、微型执行器以及信号处理和控制电路、接口电路、通信和电源于一体的完整微型机电系统。mems技术的目标是通过系统的微型化、集成化来探索具有新原理、新功能的元件和系统。mems的发展将极大地促进各类产品的袖珍化、微型化，成数量级的提高器件与系统的功能密度、信息密度与互联密度，大幅度地节能、节材。它不仅可以降低机电系统的成本，而且还可以完成许多大尺寸机电系统无法完成的任务。例如用尖端直径为5μm的微型镊子可以夹起一个红细胞；制造出3mm大小能够开动的小汽车；可以在磁场中飞行的像蝴蝶大小的飞机等。mems技术的发展开辟了技术全新的领域和产业，具有许多传统传感器无法比拟的优点，因此在制造业、航空、航天、交通、通信、农业、生物医学、环境监控、军事、家庭以及几乎人们接触到的所有领域中都有着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
微机械是机械技术与电子技术在纳米尺度上相融合的产物。早在1959年就有科学家提出微型机械的设想，1962年第一个硅微型压力传感器问世。1987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制出转子直径为60~120μm的硅微型静电电动机，显示出利用硅微加工工艺制作微小可动结构并与集成电路兼容制造微小系统的潜力。微机械技
术有可能像20世纪的微电子技术那样，在21世纪对世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产生巨大的影响。近10年来，微机械的发展令人瞩目。其特点如下：相当数量的微型元器件(微型结构、微型传感器和微型执行器等)和微系统研究成功，体现了其现实的和潜在的应用价值；多种微型制造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半导体微细加工等技术已成为微系统的支撑技术；微型机电系统的研究需要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队伍，微型机电系统技术是在微电子工艺的基础上发展的多学科交叉的前沿研究领域，涉及电子工程、机械工程、材料工程、物理学、化学以及生物医学等多种工程技术和科学。
目前对微观条件下的机械系统的运动规律，微小构件的物理特性和载荷作用下的力学行为等尚缺乏充分的认识，还没有形成基于一定理论基础之上的微系统设计理论与方法，因此只能凭经验和试探的方法进行研究。微型机械系统研究中存在的关键科学问题有微系统的尺度效应、物理特性和生化特性等。微系统的研究正处于突破的前夜，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领域。
2．3 材料制备／零件制造一体化和加工新技术基础
材料是人类进步的里程碑，是制造业和高技术发展的基础。每一种重要新材料的成功制备和应用，都会推进物质文明，促进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增强。21世纪中，世界将由资源消耗型的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要求材料和零件具有高的性能以及功能化、智能化的特性；要求材料和零件的设计实现定量化、数字化；要求材料和零件的制备快速、高效并实现二者一体化、集成化。材料和零件的数字化设计与拟实仿真优化是实现材料与零件的高效优质制备／制造及二者一体化、集成化制造的关键。一方面，通过计算机完成拟实仿真优化后可以减少材料制备与零件制造过程中的实验性环节，获得最佳的工艺方案，实现材料与零件的高效优质制备／制造；另一方面，根据不同材料性能的要求，如弹性模量、热膨胀系数、电磁性能等，研究材料和零件的设计形式。进而结合传统的去除材料式制造技术、增加材料式覆层技术等，研究多种材料组分的复合成形工艺技术。形成材料与零件的数字化制造理论、技术和方法，如快速成形技术采用材料逐渐增长的原理，突破了传统的去材法和变形法机械加工的许多限制，加工过程不需要工具或模具，能迅速制造出任意复杂形状又具有一定功能的三维实体模型或零件。
2．4 机械仿生制造
21世纪将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机械科学和生命科学的深度融合将产生全新概念的产品(如智能仿生结构)，开发出新工艺(如生长成形工艺)和开辟一系列的新产业，并为解决产品设计、制造过程和系统中一系列难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法。这是一个极富创新和挑战的前沿领域。
地球上的生物在漫长的进化中所积累的优良品性为解决人类制造活动中的各种难题提供了范例和指南。从生命现象中学习组织与运行复杂系统的方法和技巧，是今后解决目前制造业所面临许多难题的一条有效出路。仿生制造指的是模仿生物器官的自组织、自愈合、自增长与自进化等功能结构和运行模式的一种制造系统与制造过程。如果说制造过程的机械化、自动化延伸了人类的体力，智能化延伸了人类的智力，那么，"仿生制造"则可以说延伸了人类自身的组织结构和进化过程。
仿生制造所涉及的科学问题是生物的"自组织"机制及其在制造系统中的应用问题。所谓"自组织"是指一个系统在其内在机制的驱动下，在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上不断自我完善、从而提高对于环境适应能力的过程。仿生制造的"自组织"机制为自下而上的产品并行设计、制造工艺规程的自动生成、生产系统的动态重组以及产品和制造系统的自动趋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现条件。
仿生制造属于制造科学和生命科学的"远缘杂交"，它将对21世纪的制造业产生巨大的影响。
仿生制造的研究内容目前有两个方面：
2．4．1 面向生命的仿生制造
研究生命现象的一般规律和模型，例如人工生命、细胞自动机、生物的信息处理技巧、生物智能、生物型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以及生物的进化和趋优机制等；
2．4．2 面向制造的仿生制造
研究仿生制造系统的自组织机制与方法，例如：基于充分信息共享的仿生设计原理，基于多自律单元协同的分布式控制和基于进化机制的寻优策略；研究仿生制造的概念体系及其基础，例如：仿生空间的形式化描述及其信息映射关系，仿生系统及其演化过程的复杂度计量方法。
机械仿生与仿生制造是机械科学与生命科学、信息科学、材料科学等学科的高度融合，其研究内容包括生长成形工艺、仿生设计和制造系统、智能仿生机械和生物成形制造等。目前所做的研究工作大多属前沿探索性的工作，具有鲜明的基础研究的特点，如果抓住机遇研究下去，将可能产生革命性的突破。今后应关注的研究领域有生物加工技术、仿生制造系统、基于快速原型制造技术的组织工程学，以及与生物工程相关的关键技术基础等。 3 现代制造技术的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把制造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作为国家的关键技术进行优先发展，如美国的先进制造技术计划amtp、日本的智能制造技术（ims）国际合作计划、韩国的高级现代技术国家计划(g--7)、德国的制造2000计划和欧共体的esprit和brite-euram计划。
随着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市场需求个性化与多样化，未来现代制造技术发展的总趋势是向精密化、柔性化、网络化、虚拟化、智能化、绿色集成化、全球化的方向发展。
当前现代制造技术的发展趋势大致有以下九个方面：
(1) 信息技术、管理技术与工艺技术紧密结合，现代制造生产模式会获得不断发展。
(2) 设计技术与手段更现代化。
(3) 成型及制造技术精密化、制造过程实现低能耗。
(4) 新型特种加工方法的形成。
(5) 开发新一代超精密、超高速制造装备。
(6) 加工工艺由技艺发展为工程科学。
(7) 实施无污染绿色制造。
(8) 制造业中广泛应用虚拟现实技术。
关键词：会计电算化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管理
一、制定会计电算化实践教学体系管理的工作计划
会计电算化实践教学体系的管理工作计划的主要内容有：企业应根据自身发展的总目标，结合企业自身条件以及国家方针政策和业务发展需要，确定会计电算化的总体管理要求，明确会计电算化总目标；确定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的总体结构，系统的子系统组成及之间的联系；确定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实现顺序，按核算—计划分析—预测决策的顺序进行，会计核算部分可先实现账务处理、报表编制、应收/应付账款核算、工资核算等工作的电算化，然后实现固定资产管理、存货核算、成本核算、销售核算等工作的电算化。在技术上可采用先单机，再上网络，然后逐步扩充实现网络化；确定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软件取得方式，一般有自行开发、委托开发、联合开发和外购商品化软件等方式；确定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硬件配置要求，提出与会计电算化工作规划相适应的计算机硬件设备机型和网络系统设备配置原则和要求。制定会计电算化工作计划是管理会计电算化的主要内容。通过制定会计电算化工作计划，可以明确奋斗目标及主要任务，降低实施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满足外部和内部不同部门的需求，协调会计信息子系统与管理信息系统之间的关系，使企业信息化工作统一标准、统一安排；有利于实现数据共享，组织各类人员参加和配合；对会计信息系统进行总体设计、分步实施、分阶段完成。
二、确定会计电算化实践教学体系管理的组织机构
制定会计电算化工作计划后，对技术和经济等方面规划进行可行性研究，分析单位拥有的设备条件、技术力量能否保证会计电算化的正常开展，能否承担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压力，还应对预期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分析。可行性分析通过后，必须将会计电算化工作进一步细化，层层分解，制定出具体可行的分阶段实施工作计划，指导会计电算化的具体实施工作，并对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考核。会计电算化实践教学体系的管理应该建立会计电算化工作的组织机构，应处理好领导、总会计师、财务部门的关系。会计电算化工作需要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专业人员，因此，制定专业人员培训计划，明确培训人员数量、培训要求、方式、时间等。开展会计电算化工作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包括硬件购置费、软件开发和购置费、耗材料费、运行维护费和培训费用等，没有资金保障，会计电算化工作将无法开展。因此，在计划中做出预算的同时还应安排资金来源。
三、建立会计电算化实践教学体系管理的教师队伍
二十一世纪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会计行业处于这一潮流的最前沿。认真研究应对的战略与策略，特别是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提出与论证会计电算化实践教学体系教育问题，已经成为广大会计教育学者的紧迫任务和前沿问题。如会计电算化实践教学模式、会计电算化实践教学改革、会计电算化实践教学评价体系等。会计电算化专业的教师应当对这些问题开展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以保持专业教学的前沿性。为了保证会计电算化实践教学体系的管理工作顺利开展，必须建立队伍负责组织管理工作，建立会计电算化实践教学体系管理教师队伍，组织会计电算化实践教学体系的管理工作。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建设与时俱进、抢占前沿的会计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具有开拓进取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师资队伍。会计电算化专业是一门新兴的专业，需要分析和解决的问题是现代经济和管理问题。我们必须破除长期以来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研究方法和模式，发扬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尽量用比较新颖和科学的方法进行专业研究和教学实践，与市场的动态仿真一致，健全会计学课的研究体系，使会计电算化专业的教学内容富有科学性与时代特征。建设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具有丰富工作经历和实践经验的教师的课堂，不仅内容丰富多彩，而且由于真实、生动而吸引学生并使学生信服，教学效果有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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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32-0031-03
1引言
想要考察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不仅要考察其经济增长的数量，而且经济增长的质量也尤其重要。福建省地处东南沿海地区，经济较为富裕，近年来更是处于海峡两岸经济特区的发展前景之下，发展的速度非常可喜，但是在经济增长数量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质量有待观察。在“十二五”规划及海峡经济特区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对福建省未来的发展尤为重要，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重点就是提高技术效率和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本文以厦门市、泉州市、莆田市、龙岩市及福州市五个地区的技术效率展开研究，然后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希望通过本文的建议能帮助有关部门提高对技术效率的关注。
2相关文献综述
技术效率的概念最早由法瑞尔提出，他指出“技术效率是指在生产技术和价格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按照既定的要素投入比例，生产一定量产品所需的最小成本与实际成本的百分比”。乐宾森从产出角度认为技术效率是指在相同的投入下生产单元实际产出与理想的最大可能性产出的比率。Lao和Yotopoulus则提出了相对技术效率的概念。认为在投入一定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企业的产出比另外一个企业的产出高，那么它具有较高的技术效率。徐琼则认为技术效率是用来衡量在现有的技术条件水平下，生产者获得最大的产出的能力，表示生产者的实际生产活动接近前沿面的程度，即反映了现有技术的发挥程度。由于实际值可以观测到，因此度量技术效率的关键是前沿面的确定，所有生产前沿面函数理论在研究生技术效率中十分重要。在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生产单元都能得到最大产出。因此，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现实生产中生产能否达到最大产出的前沿边界依赖于技术效率水平的高低。如果技术效率为1，表明产出达到了前沿边界，技术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如果技术效率小于1，表明产出未能达到前沿边界，现有的技术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技术的损失。因此我们可以采取措施使得在现有技术水平下的技术效率提高，使得现有技术能够能到充分的发挥。
目前技术效率水平的测算主要分参数和非参数两种方法，非参数方法主要依靠样本中所有个体投入和产出构建一个能够包含所有个体生产方式的最小的生产可能性集合：即所有要素和产出的有效组合。“有效”则是以一定的投入得出最大产出，或者以最小的投入得到一定的产出。而参数方法中最常见的是随机前沿方法，其优点是把无效率项和随机误差项分隔开来一次来保证被估计的技术效率是有效的。而且参数法无须估计生产函数，并且可以处理多投入多产出的生产方式。
Aigne，Movell和Schmidt，Meeusen分别提出了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一开始的模型是针对横截面数据而提出的生产函数，生产函数中的误差项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随Yt变化的误差项，另外一部分是技术无效部分。该模型可以表示为：
Yi=Xiβ+（Vi-Ui）， i=1， 2， …， N（1）
N 表示样本，Xi表示解释变量向量，我们假设Vi～（0， σi），β为待估计的参数向量，Ui表示非负随机变量，这一变量与生产的技术无效率是相互关联的，假设它服从截尾正态分布N（mi， σ2u）。公式（2）是用来表明Ui也就是技术无效率影响的界定：
Ui=δ0+δiZi+Wi（2）
zi表示跟生产中的技术无效率相互关联的解释变量向量，δ表示待估计的系数向量，假设Wi服从截尾正态分布N（0， σ2）。那么第i家企业的生产技术效率就可以定义为：
TEi=E（-Ui）=E（-Ziδ-Wi）（3）
该模型一开始并不能处理综列数据，但是Battese和Coelli在1992年提出了一个能够运用于综列数据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使得该模型能够处理跨时间段的数据，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模型的适用范围。本文在借鉴Battese和Coelli的模型基础上，利用较为灵活的超越对数函数，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来测算福建省五个城市的生产效率。
3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
3.1理论模型
本文在Battese和Coelli提出的适用于面板数据并包含技术非效率影响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下，使用较为灵活的超越对数函数建立测算福建省经济技术效率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具体如下：
i为城市序列号，t为时期序列号，β0是截距项，而βk、βL、βkk、βLL、βkL为待估计参数。公式（5）中，εit代表第一个公式中的误差项，这个误差项由两部分构成：一个是系统的随机误差νit来表示白噪声，另外一部分是表示技术无效的非负随机误差项μit。本文采用νit～iidN（0， σ2ν）、μit～iidN+（0， σ2μ）且νit相互独立作为随机前沿模型的假设。公式（6），TEit是样本第i个城市第t年度的技术效率水平。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当μit=0时，则TEit=1， 此时这一城市为技术有效率的；而当μit>0时，则0
3.2数据处理
3.2.1数据说明
本文运用EVIEWS软件以福建省厦门市、泉州市、莆田市、龙岩市和福州市作为样本，时间的跨度从1999年到2009年共十个年度，通过这几个城市的GDP、固定资产投资、年末从业人员等数据对福建省经济技术效率进行最大似然估计。
其中：GDP代表各地区的生产总值；K代表固定资产投资；L为各地区年末从业人员。
3.2.2实证测算
应用EVIEWS软件，我们可以得到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结果（见表1）和福建省5个城市的技术效率水平（表2）。
3.3结果分析
（1）γ值为084，且通过了极大似然估计表明公式（4）中误差项有着比较明显的复合结构，我们可以使用SFA技术来拟合模型。
（2）η值为-054，表明时间因素对误差的影响将以递增的速率增大，这说明，福建省各个城市在技术生产上面临的不确定因素有加大的趋势。
（3）从表1中的βk、βll、βkl，我们可以看出模型有较好的经济意义，βk为087，表明福建省GDP的增长更多的是依赖于资本的增长，而βll、βkl比较小，表明人力因素对福建省GDP的增长贡献比较小。
（4）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福建省各个城市的技术生产水平有逐渐提高的态势。这说明在近几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中，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在逐年提高，并逐渐接近前沿面。
（5）从表2我们也可以做出判断，厦门、福州这两个大型城市与龙岩、莆田、泉州等地级城市在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上并不存在着区别。说明各个省市的发展模式和生产技术效率水平上的差距不大，各个城市的技术效率差异并不明显，但是在不同时期的技术利用上存在着区别。
（6）从各个城市的分析来看，福建省11年的平均技术效率为091，处于较高的水平，但是仍然有较大的提高空间。福建省并没有让自己的投入要素得到最有益的发挥。因此我们需要提高对生产产出的控制，提高要素投入产生的效率，加大对要素的利用效率来促进生产的增加。
（7）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福建省五个城市的技术效率水平并不稳定，出现一定的波动性，这种波动性的产生并不一致，表明各个城市的生产技术效率利用上有一定的独立性。
4结论
本文通过前沿生产函数来计算经济技术效率，得出福建省的经济增长较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本的投入，而资本的投入毕竟是有限的，因此我们需要提高要素投入的利用效率来增加经济增长，这样才能保证经济的增长更加平稳。而我们测算出来的技术效率显示了福建省要素投入的利用效率，从整体上来看，福建省的经济技术效率较高，但是仍然有上升的空间。可以通过提高技术效率来促进经济的增长。由于福建省各个城市的技术效率相对较高，因此我们应该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使得技术前沿面上移，保证技术效率能够不断地提高。但是也需要进一步加大对生产要素的利用，以此提高技术效率。在要素投入增长不变的情况下，提高技术效率水平，促进GDP的增长将成为今后福建省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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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产业发展
方式对科技的迫切需求
“十二五”期间,我国面临两个转型升级――传统产业的调整改造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对经济总量带动大、对结构调整贡献大、对资本创新能力提升作用强的新产业。信息网络产业(包括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服务业、传感网、物联网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低端位置。中国的制造业平均增加值为26%,比美国低23个百分点,比日本低22个百分点。信息产品制造业的增加值只有22%,低于全国制造业平均增加值,不具备高技术产业的特点。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以低端产品出口为主的信息产品加工业受到很大冲击,迫切需要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增强产品的竞争力。我国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近几年一直徘徊在40%左右,大力发展信息服务业,促进两化融合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途径。
近现代经济史已经充分证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现代经济增长主要不是由物质资本的积累驱动,而是由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但是,我国企业普遍不重视技术和研发投入,有自身技术优势、品牌优势的国有企业很少。我国不少垄断性大企业的业绩主要依靠行业红利、资源红利和政策红利,而非技术红利和管理红利。金融危机以来,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产业发展方式已成为党中央、国务院最关注的问题,而实现“调整”和“转变”的瓶颈就是自主技术供给不足,经济发展对科技的需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迫切。我们常常讲中国科学院的使命是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现在,明确的战略需求摆在面前,就看我们有没有本事做到急国家之所急,真正为国家分忧、为企业解难。
众所周知,我国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原因是自主创新能力弱。几年来,“自主创新”已成为媒体宣传的主旋律,各个单位都在讲自主创新,真实的效果究竟如何呢?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统计,2002～2006年我国科技进步对第二产业的贡献率已从上世纪90年代的37.8%下降到10%(而投资贡献率已增长到82%)。最近3年的统计数字还查不到。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估计近3年科技贡献率不会有大的提高。为什么天天在喊自主创新,而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不升反降,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许多学者认为造成这一反常现象的原因是科技投入不足。2009年,9080亿元中央政府投资中,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投资约占5%,其中,技术改造专项资金(200亿元)仅占2.2%,投入确实明显偏低。但是,作为战斗在第一线的科研工作者,我们扪心自问,这些年我们究竟为企业提供了多少可以使之改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技术?我们完成科研项目的主要动机是为申请下一轮课题奠定基础,还是为转变产业发展方式创造条件?我想,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不高,除了体制上的原因之外,其根子还是在科研人员的思想观念方面,即我们作科研究竟是为了什么。
总理最近指出:“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挑战,中国完全有能力在若干关系长远发展的领域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使国民经济和企业发展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中国要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就不能总是跟踪模仿别人,也不能坐等技术转移,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拿出原创成果。”中国的科研人员如何才能占领信息领域的科技制高点,今后10年内我们必须以实际行动给出让全国人民满意的答卷。
信息科技发展难以逾越的技术障碍
中国科学院出版的《中国至2050年科技发展路线图》预测:不论是集成电路、高性能计算机,还是互联网和存储器,2020年前后都会遇到只靠延续现有技术难以逾越的障碍(信息技术墙),急需重大科学问题的新发现和原理性突破。2020年以前必须积极探索攻克“信息技术墙”的核心技术,重点解决信息系统的可扩展性、低能耗、安全性和易用性等难题。
这样的结论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从现在开始,历史留给我们难得的机遇期只有10～15年左右。如果错过这个战略机遇期,我国就很难在21世纪上半叶成为信息产业的强国,也必将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信息领域每一次重大的科学技术突破引起的产业变革往往要管15～20年,如果在今后的10～15年里我们没有取得换代技术的发言权,那就意味着2020～2040年我们只能望洋兴叹地继续现在依靠国外技术的局面。
信息系统是像电力交通一样的基础设施,一般要求相对稳定,不能朝秦暮楚,但其所依靠的信息技术是更新换代很快的应用技术。这就是发展信息技术的一个根本性矛盾。改变信息基础设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必须巧妙地把渐进的演进、新旧网的重叠和革命性的突破有机结合起来,这种结合需要高超的智慧和眼光。
过去几十年,我们基本上走的是在国外的基础技术平台上渐进改良的道路,再走10～15年,这条路就可能走不下去。正在兴起的新技术,如云计算、高通量计算机(HTC)、物联网、后IP网络等,国外也没有成熟的技术可模仿,我们必须有“原始创新”的勇气。2008年,同志在他的重要论文《新时期我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中语重心长地指出:“许多时候,不是我们没有跨越的潜力,而是缺乏创新的胆识;许多事情,不是我们没有突破的可能,而是缺乏必胜的信心。”这一判断十分精辟,值得我们深思。
计算所未来十年的发展目标
“十二五”期间是我国信息科技的战略转型期,新的重大成果将会在2015～2020年内陆续涌现,并且要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下面将以中科院计算所为例,谈谈未来10年的发展目标。
经过10年左右的努力,计算所将以实际的产出和影响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证明:中科院计算所是我国创新和产业价值链上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一个环节,将成为信息领域企业界公认的技术源头。2020～2030年期间,计算所将实现从优秀到卓越的历史性跨越,成为成果、人才、管理、环境等方面国际一流的研究所。
计算所是根植在中国的研究所,衡量计算所是否卓越,不仅仅要看发表文章的水平和引用率、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更主要的要看对国家和企业的贡献和影响,近10年内要着重看对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产业发展方式有多大贡献。
“十五”和“十一五”期间,龙芯CPU的突破性进展为今后的大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大力推动龙芯CPU的规模产业化是未来10年计算所技术转移的头等大事。龙芯是一种价值观,龙芯产业化体现对我国信息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国防安全保障的诉求;体现对惠及绝大多数人的信息化发展模式的追求;体现对以经济适用为特征的可持续发展路线的追求。龙芯产业化的长远目标是使我国信息技术和产业从受制于人的技术平台转移到自主可控的基础技术平台。这是一件其他国家都没有实现的改天换地的大事,需要有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毅力,需要在选定的应用领域可以与垄断企业同台竞争的技术实力,更需要善于从市场中发现机遇的机智。正在建立的中国龙芯公司要成为做强中国信息产业的旗舰式企业。以中国龙芯公司为主体,要建立官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价值链,“十二五”期间要着力打造完善龙芯产业环境。龙芯产业化不仅仅是龙芯公司的事,而且是计算所全所的大事,各部门都有责任积极支持。“十二五”期间,计算所承担了“核高基”重大专项的多核CPU研制任务,要全力以赴高质量地完成CPU科研任务。“十二五”期间,计算所还要重点开展支持高吞吐应用的众核芯片研制,突破高吞吐率和低功耗等核心技术。
长期以来,我国的高性能计算机(HPC)研制以追求Linpack指标和TOP500排名为目标,但实际上高端计算机的最大用户是网络服务,HPC的用户只占高端计算的10%左右。“十二五”期间,计算所要实现从HPC到HTC的战略转移,要研制千万量级吞吐量的HTC,比传统计算机系统吞吐密集应用的性能功耗比要高出一个数量级。同时要继续研制10Peta级的高性能计算机,要求功耗小于1兆瓦,即10Gflops/W,比现在计算机的性能功耗比提高1～2个数量级。
构建国家网络空间安全保障体系是计算所继曙光和龙芯之后的第三项重大战略科研任务,支撑平台的网络流量规模要从“十一五”的500Gbps提高到10Tbps,预期成果包括国家网络视音频管理、国家网络安全监测等体系平台。建立国家网络靶场基地,形成国家级网络积极防御的仿真与训练平台。争取在中国科学院内建立一个安全的红色网络区域,作为网络安全技术的实验床。信息内容安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要成为信息内容安全方面名副其实的国家队。北京、成都、东莞等地正在建设以计算所的技术为依托的云计算中心,借助这些示范基地,计算所将研制下一代数据中心云计算平台系统软件,实验的数据规模做到10PB级。
我们常说“网络方向是计算所的明天”,未来10年内网络方向应该做出其影响与曙光计算机及龙芯CPU差不多的重大成果。后IP网络研究是计算所网络研究的重点,包括网络科学基础、泛在移动未来互联网体系结构、核心设备与验证机制等内容,重点突破网络协议与体系结构自适应进化机制、可编程虚拟化的网络设备等核心技术。在传感网领域,要重点突破物联网智能信息处理、物联网与互联网融合等关键技术,发挥计算所在企业孵化上的优势,将推进传感网的产业化作为工作重点。无线通信是计算所新的学科生长点,“十二五”期间要争取在LTE(第四代无线通信)基带芯片和协议栈上取得重大突破,争取成为我国无线通信领域的一支生力军,为第四代无线通信提供核心技术。
智能信息处理与普适计算是信息技术的长远发展方向。计算所在这两个领域有多方面的技术储备,人脸识别、视频内容分析、机器翻译、语义WEB、大规模知识处理、跨媒体计算等科研成果已有一定的影响,“十二五”期间要强调智能技术的集成,形成可复用的构件和有吸引力的综合性开发平台。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极好的机遇。计算所的智能信息处理和普适计算要围绕网络信息服务、内容安全、低成本信息化等国家战略需求形成重大科研课题。
开展前瞻研究是计算所培育交叉科学新生长点的战略安排,过去几年已作出一些成绩。“十二五”期间要加大生物信息学的研究力度,力争在计算蛋白组学、计算医学等方面成为一支有较大影响力的跨学科研究团队。同时,计算所还要部署新的交叉研究方向,包括芯片内和芯片间光互连、分布式智能电网仿真、面向两化融合的多学科集成计算机仿真、面向灾害应急管理的虚拟现实技术、量子计算等。前瞻实验室是动态进出的学科孵化器,条件成熟的课题组可以适时流出,进入相关研究实体。
技术转移是计算所工作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技术转移的高技术研究是对科研投入的浪费。计算所要总结过去技术转移、分部建设和产业化的经验教训,制定更加符合技术转移客观规律和我国国情的管理办法与激励政策,使计算所的技术转移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增强危机感和使命感,
提高信息科技的持续创新能力
放开眼界来看,我们过去做的科研工作多数还是属于“填补空白”性质的科研,研究方向和要突破的核心技术几乎都是外国学者出的题,我们主要靠发挥后发优势缩短与国外的差距。当与国外的差距在一代以内时,后发优势已起不到多大作用,只能靠我们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开辟解决问题的新路。我们现在做的高技术研究应该比国外公司两三年后的产品更先进才有真正的竞争力。而中科院计算所只有走到技术最前沿的位置,才能真正成为技术的引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