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4 10: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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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3）03-0038-02
在金融交易中，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社会地位差异等原因，金融消费者通常处于弱势地位，因此特别需要注意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与城市金融消费者相比，农村金融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和能力更低，他们的权益更加需要保护。
一、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更易受到侵害
1. 农村金融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使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更易受损。1970年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在其经典论文《柠檬市场》中，将“事前的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经济结果”比喻为“柠檬问题”，认为对于仅从表面无法分辨质量优劣的“柠檬”，理性投资者会向需求者索取一个非对称信息溢价即“柠檬溢价”。在金融交易中，银行往往会把这些不对称信息风险转移到客户身上，格式条款下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柠檬溢价”。相较于金融机构，缺乏专业知识的农村消费者在金融产品性质、价格等方面均处于信息劣势，往往无法对银行产品的质量、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匹配程度等问题做出准确判断，可能会在不知实情的情况下，不当购买银行产品而加大产生额外损失的可能性。比如，银行方面在介绍信用卡逾期罚息的时候，只会说“我们每天只收取您万分之五的利息”， 而不会告诉顾客银行罚息的实际年利率高达18%。为规避风险和扩大利润，目前银行往往选择与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合作，代售理财产品。 而代售行为的薪酬结构与佣金模式有可能激励金融中介给予消费者不恰当的购买建议， 从而损害消费者利益。如，客户在银行申请房贷时被要求购买人身保险， 理由是防止客户意外死亡造成贷款损失，尽管客户并非自愿，但为了获得贷款，只有接受。
2.农村金融消费者的维权意识较低，导致其权益受到侵害。受到专业知识限制，现实中农村金融消费者往往容易陷入“交易前没有准备，交易中没有察觉，交易后难以及时发现权益受损，发现后无法有效处理”的困境。加之金融侵权案件往往具有“总体数量大，单笔金额小”的特点， 消费者即便发现侵权， 多数情况下也会因怕麻烦而甘愿吃哑巴亏。 尽管银监会农村办事处公布了维权电话， 但我们调查的顾客中，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仅有28%的人选择拨打县银监会的监督电话。 绝大多数消费者习惯在权益受到损害时忍气吞声， 甚至由于缺乏知识等原因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
3. 农村金融市场竞争不充分， 使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受损。上世纪90年代完成商业化改革的国有银行逐步淡出农村市场， 农村地区基本上只有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两大寡头。 由于金融机构竞争不充分，消费者可选择余地小，往往只能被迫接受金融机构一些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另外，绝对垄断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农村金融机构改善自身服务水平并主动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意识相当淡漠。
4. 监管乏力使金融消费者难以维权。 银监会作为金融机构的监管部门，由于县域的工作人员少等因素，在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上往往显得力不从心。除此之外，目前我国没有专门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法律法规，监管机构仅能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人民银行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相关规章制度进行执法监督。 但这些法规条文并未对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的法律目标和手段提出明确要求，现实操作性不强，缺乏有效的手段。对于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案件，基层监管部门往往停留在通报和出面调停的层面，对金融机构的实际约束力并不大，问题容易反复。
二、政策建议
1. 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 可以吸收英国经济学家Michael Taylor的“双峰理论”，将保护消费者权益纳入金融监管目标。银监会在各级设立金融维权委员会或维权小组，出台《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给权益保护工作以有效的制度保障和法律基础。
2. 加强对农村金融消费者的维权教育。金融监管部门应多渠道、多方式在农村宣传普及金融知识和金融政策法规，以提高他们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还应深入农村，及时了解和解决金融维权问题。
3. 提高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人员素质。金融服务人员是金融机构与消费者接触的直接“窗口”，提升金融从业人员素质，有助于减少金融矛盾的出现，有利于金融纠纷的及时化解。金融监管部门应督促有关机构加强银行从业人员培训，加入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专题介绍， 使从业人员能在客户出现疑问时第一时间进行疏导调停， 也有助于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走向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
4. 设立小额诉讼制度。针对金融侵权案件具有的“总体数量大，单笔金额小”特点，可以考虑借鉴欧美国家的小额诉讼制度，降低金融消费者诉讼成本。
参考文献：
[1]Akerlof G.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0（84）：488-500.
[2]Porteous D，Helms B.“Protecting Microfinance Borrowers”. Focus Note，CGAR 2005，No.27.
[论文摘 要]本文旨在对旅游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原因进行探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保护旅游消费者权益的一些新构想，以期对规范旅游市场和实现旅游市场的制度化、法治化、和谐化有所裨益。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旅游业一直呈快速增长趋势，已成为21世纪的一项“朝阳产业”。诚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推进，旅游消费维权意识已基本深入人心，但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旅游消费者是旅游业发展的生命线，如果旅游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相应的保障，最终会使旅游业得不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本文以创建和谐旅游为基点，对旅游消费者权益保护若干问题展开探讨，以促进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
1 旅游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国内对旅游者的界定，通常认为“旅游者是指离开常驻地到异地，时间不超过一年，进行观光、游览、休闲、度假、探亲、访友或其他形式旅游活动的人”。众所周知，旅游活动由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组成，它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消费活动。因此作为旅游消费活动的主体，旅游者除了具有旅游者的特性外，还具有消费者的特性。旅游消费者从法律本质上讲就是消费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是指为满足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人。由此，本文认为旅游消费者是指从旅游市场购买、使用旅游商品或接受服务，满足旅游需求的人。
旅游消费者权益是指受国家旅游法律、法规或有关制度所保护的不受非法侵犯的旅游者的权利或利益。具体而言，旅游消费者的权益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安全保障权，即旅游消费者在旅游过程中享有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的权利。二是知情权，即旅游消费者在购买旅游商品时对旅游经营者提供的服务内容享有了解真实情况的权利。三是自主选择权，即旅游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旅游服务的经营者。四是公平交易权，即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享有获得公平交易条件和公平交易结果的权利。五是获得赔偿权，即旅游消费者因接受旅游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时，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六是受尊重权，即旅游消费者在接受旅游服务时享有人格尊严和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
2 旅游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的理论分析
2.1 “和谐社会”理念，要求构建和谐旅游
和谐是当今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它强调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与和谐旅游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构建和谐社会呼唤和谐旅游，和谐旅游又是推动和谐社会的重要动力。不可否认，侵犯旅游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便是旅游不和谐的声音之一。它不仅阻碍我国旅游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而且不利于和谐旅游的构建。因此，构建和谐旅游与旅游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关系密切。一方面，和谐旅游是推动旅游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旅游消费者参加旅游活动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良好的旅游经历来满足个人精神生活的需要。如果在旅游活动中，旅游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将会影响旅游消费者获得精神愉悦的程度，甚至会激化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旅游企业与旅游消费者之间的矛盾，这将不利于旅游业的发展，对和谐旅游的构建更是致命的打击。另一方面，旅游消费者权益保护是和谐旅游建设的基本要求。旅游业只有向旅游消费者提供高质、优效的服务，把保护旅游消费者合法权益作为其工作的首要目标，理顺好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旅游企业与旅游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保护旅游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才能有效地推动旅游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2 “以人为本”理念，要求以旅游消费者为本
所谓和谐旅游是一种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要求旅游价值全面发挥和旅游各要素协调发展的新的旅游发展模式。科学的旅游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旅游者是旅游活动的重要主体，因此“以人为本”的理念反映到旅游消费法律关系中，就是要以旅游消费者为本，把旅游消费者放在旅游各项工作的主体地位上来，通过有效途径切实保护好旅游消费者的权益。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如果旅游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必将打击其出游的积极性，对旅游业的发展非常不利。因此，只有以旅游消费者为本，才能有效地保护好旅游消费者的权益，才能更好地促进旅游业科学发展。
3 旅游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原因分析
本文认为导致旅游消费者合法权益受侵害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旅游立法的原因
为了适应旅游业的发展，相关部门先后进行了旅游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目前我国调整旅游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有两种:一种是通用性的法律法规，如《民法通则》、《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但这些通用的法律法规，原则性规定较多，内容较为抽象，没有具体规定旅游业的相关权利义务，难以解决旅游纠纷中的矛盾，进而体现对旅游消费者的特殊保护。另一种是专门性的法律规范，包括《旅行社管理条例》、《导游人员管理条例》、《旅游投诉暂行规定》等。但由于这些专门性的法律规范是由国家旅游局或地方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制定，其法律效力层次较低，在司法实践中缺乏足够的权威性。与快速发展的旅游业相比较，我国旅游立法表现得相对滞后，至今我国尚未出台一部综合性的旅游法，这不仅不利于旅游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也不利于我国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3.2 旅游执法的原因
我国旅游行政执法主体主要有三类:一是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即旅游局或旅委会);二是国家、省、地市三级旅游质监所，个别旅游业发达的县级旅游局也成立了质监所，经过授权取得了行政执法权;三是旅游综合执法大队、执法大队或旅游监察大队，从公安、工商、旅游、物价、交通、文化等部门抽调人员，采取委托授权、集中办公、统一行动的方式执法。 转贴于
目前，我国旅游行政执法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在保护旅游消费者权益方面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旅游行政执法水平不高。有些执法人员对行政法和旅游相关法规不熟悉，没有做到依法行政;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出现程序违法、结果不公正等现象。二是旅游执法经费欠缺。目前旅游执法经费主要来源于当地旅行社缴纳的质量保证金存款利息的一部分，经费的不足影响着维护旅游消费者权益的执法工作。
3.3 旅游消费者的原因
旅游消费者自身法律意识的薄弱，也是旅游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原因之一。尽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推进，旅游消费维权意识已逐渐深入人心，但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有些旅游消费者在出游前，没有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旅游活动中享有哪些权利;当权利受到侵害可以选择哪些救济途径来维权;等等。由于旅游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差，导致在权益受到损害时，往往不能积极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4 完善旅游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体系的建议
4.1 完善旅游立法
最完善的法律制度，应该是最有利于保护弱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与强大的旅游经营者相比较，旅游消费者处于弱势的地位，法律的天平应当向弱者倾斜。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加强对旅游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和规范旅游经营者的行为，纷纷制定了旅游基本法。而我国至今尚未出台旅游基本法，在立法上只是效力较低的旅游法规、规章和一些通用的法律法规，这不符合迅速发展的旅游业的要求。因此建议尽快出台旅游基本法，对旅游活动主体的权利、义务作出具体规定;完善旅游专项立法，如《旅行社管理条例》、《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增强相关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如《合同法》中实现旅游合同的有名化。通过建立完善旅游法律体系，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为保护旅游消费者权益工作提供法律保障，对此立法部门应有足够认识。
4.2 加强旅游行政执法
加强旅游行政执法，是治理旅游市场秩序、保护旅游消费者权益的又一重要环节。首先，应健全和完善多形式的执法渠道。如加强对旅游投诉的受理，提高处理投诉的效率;引导旅游消费者利用消费者协会的渠道来解决纠纷;积极争取参与综合执法、集中处罚权试点等。其次，提高执法队伍素质。加强对执法人员法律知识和执法要领的培训，进一步增强其法制观念，增强诉讼意识、证据意识、程序意识、监督意识。最后，解决旅游行政执法经费问题。例如设立旅游行政执法专项经费，从物质上保障旅游行政执法的落实。
4.3 提高旅游消费者的维权意识
在旅游活动中，当遇到旅行社缩短行程，减少景点，住宿、车辆、用餐标准与合同不符，导游讲解差等问题时，怎样维护自身权益显得尤为重要。而实践中不少旅游消费者对上述问题采取了能忍则忍的态度，不清楚如何维权。对此，首先要开展旅游消费知识和法律知识的教育。通过教育，让旅游消费者明白在旅游活动中享有哪些权利;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如何维权;如何避免旅游消费陷阱;了解相关旅游消费维权的时效期限规定，以免延误最佳的维权期限等。其次，旅游消费者也应当重视自身合法权益的保护。旅游消费者在参与旅游活动时，要选择有资质的合法旅行社，并同其签订旅游合同;在旅游消费过程中应注意保留旅游消费凭据;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应积极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权。
参考文献
[1]韩玉灵.旅游法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论文关键词 消费者 消费者权利 立法
一、消费者权利保护的概述
消费者权利的提出，最早出自1962年3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在美国国会发表的《关于保护消费者权利的总统特别咨文》，其中提出消费者有四项权利：获得商品安全保障的权利；获得正确的商品信息资料的权利；对商品自由选择的权利；提出消费者意见的权利。自此该四项权利得到了广大国家的认可，并且极大推动了消费者运动的发展。3月15日后来也在1983年被消费者联盟组织将其确定为“国际消费者日”。消费者权利的提出，实际上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化出独立的主体：经营者、消费者，而他们的利益却往往发生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相互对立的。而就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说，最终的动力在于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因此人们在观念上逐渐认识到消费者的重要。并且现实中消费者受侵害的事件屡有发生，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保护消费者的重要性。
就我国来说，消费者运动起步是比较晚的。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经济体制，消费者运动并未开展。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极大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消费者问题，于是人们的维权意识逐渐被催醒，1984年全国性的消费者组织——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北京成立。消费者运动也比较迅速地在我国开展起来。
随着经济不断的发展，风起云涌般的消费者运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消费者主权”思想，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终于形成“消费者权利”概念。现今各国消费者运动无不高扬消费者权利的大旗，而保护消费者权利已成为各国消费者政策的核心和理论基础。
二、现行法律规定中存在的问题
（一）现行消费者权利的范围过于狭窄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第二章中专门规定了九项消费者权利，具体包括：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结社权、受教育权、受尊重权、批评监督权。这九项权利。并且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维权意识的进一步提高，以列举方式提出的九项消费者的权利已不能全面的保障消费者的权利。
1.关于消费者个人信息权
现代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随着网络化的发展，个人信息越来越多的为不同机构因不同目的而采集、使用，与此同时，开始出现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被恶意利用、篡改利用的情况，严重扰乱了消费者个人正常的生活作息。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包括消费者的姓名，性别，职业，学历，联系方式（家庭地址、电话、E-mail），婚姻状况，收入和财产状况，指纹，血型，病史等可以识别消费者个人的所有信息。 这些个人信息本应用于为消费者服务，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出现给人信息被滥用的现象。
新浪报道的一则新闻就是如此。1个淘宝差评引发上百骚扰电话：曝网上购物软肋 就是一个例证：某淘宝买家收到在淘宝店“美橙名表折扣”买的一块手表。由于商家送货严重延迟，并且销售的是假货，他在评价体系里给了一个“差评”。但随后该买家便收到一条匿名恐吓短信，不过于并没有理会。随后，他的手机上开始出现大量骚扰电话。之后他安装了一个手机过滤软件，总共拦截了100余个骚扰电话。除了一声响就挂的骚扰电话，也不断有“撤销中差评后停止呼叫！否则呼死你！永不停止！”类似的短信发至于的手机中。于是，该买家将交易编号等信息发送给淘宝客服，等待处理情况的反馈。经反馈后，骚扰电话停止了。但是威胁短信仍然继续发送。
以上案例便是一例典型的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的案例。现实生活中，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的案例简直是不胜枚举。比如购房的业主电话号码以及相关信息被开发商打包卖给装修公司，比如个人手机常常受到各种推销短信及电话，等等，这些现实中的案例无一例外地提醒我们，在当下信息时代对于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是十分必要并且紧迫的。
2.关于消费者知情权
消费者的知情权包括了权利行使的两种形态：一是根据法律对经营者强制说明义务（如商品标示）的规定，消费者消极接受信息；二是消费者在不明了的情况下，主动向经营者询问商品或服务的有关情况。也就是说我国消费者知情权包含经营者“告知”与消费者“获知”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消费者获取消费信息有二种途径：一是通过自己“搜寻”获取；二是通过经营者获取。自己要想成功搜寻信息，需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自己本身就有一定的信息储备，具备“搜寻”信息的能力，第二，搜寻信息的成本不会太高，比方说你去买一辆奔驰轿车，也许你会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去搜寻相关信息，因为相对于买一辆奔驰车所付出的代价，前期搜寻信息的成本大多数人都会忽略不计。
第二种获取消费信息的途径：通过经营者获取。但是从经营者获取也往往遇到障碍。在电脑城买电脑时，销售员总会拿出一堆专业数据，现实电脑的品质如何的好。对大多数不甚懂行的消费者来说，我们是无法通过这些数据来了解该电脑品质究竟如何。从法律上讲，消费者的知情权得到了保护，经营者也尽到了义务。经营者即使是尽到了真实的说明义务，但是其透露的信息是其全部所知吗？或者其透露的信息是关键信息吗？
经营者已经严格履行了告知义务。但是仍然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那么法律是否要进一步加重经营者本来就已经较为严苛的告知义务呢？经营者到底要尽到怎样的告知义务才算其履行了法律义务呢？
（二）消费者权利救济的途径狭窄
在我国，消费者权利被侵犯后，消费者可以自己与经营者协商解决，也可以到当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寻求帮助，还可以寻求法律帮助。看似全面的权利救济措施，实际上往往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首先是与经营者协商，这一办法只有在经营者比较诚信时才能够发生作用，但是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商家，往往缺乏诚信，所以，消费者往往不能在协商中取得满意的结果。其次是寻求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的帮助，有了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的支持，消费者的弱势地位稍有改善，但是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毕竟不是官方组织，没有执法权力，对不良商家的威慑力有限，所以对消费者的帮助也是有限的。最后是寻求法律的帮助，即向法院起诉。这看似是一个好的途径，但实际操作中却存在问题。诉讼程序比较烦琐，消费者精力有限，不愿在这上面浪费过多精力。这一系列原因造成了权利受损的消费者不能维权，不愿维权，这也进一步造成了经营者肆无忌惮的侵害消费者权利。
三、关于强化消费者权利法律保护立法方面的建议
（一）扩大消费者权利的范围
上文已经说过，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仅靠列举的消费者的九项权利，很难满足现代社会，对消费者权利保护的需求。所以，一方面，应该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对这九项权利予以扩大解释，详细阐述各项权利的具体权能，这样一来，既可以使消费者更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又方便法院在具体案件中的裁判活动；另一方面，扩大消费者的权利范围，随着社会发展，有些在之前并不受关注的领域逐渐变得重要起来，这就需要立法及时予以体现，以更好保护个体的权利。比如上文提到的消费者的个人信息的权利就应当被纳入保护的范围，因为在互联网时代，个人信息也是十分重要的资源，有必要予以完善的保护。
（二）加强侵权责任的承担制度
这里所说的侵权责任的承担，主要是指惩罚性赔偿机制。所谓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就是侵权行为人恶意实施该行为，或者对行为有重大过失时，以对行为人实施惩罚和追求一般抑制效果为目的，法院在判令行为人支付通常赔偿金的同时，还可以判令行为人支付高于受害人实际损失的赔偿金。 惩罚性补偿责任不同于民法中的补偿性责任，在民法中，民事责任指民法规定的对民事违法行为采取的一种以恢复被损害的权利为目的并与一定的民事制裁措施相联系的国家强制形式，故民事责任的功能主要是对受害人权利的恢复与赔偿，即在于补救（补偿）。而惩罚性赔偿责任是指与民法中的补偿性责任相对的一种救济模式，而不能与刑法中的“惩罚”相等同。
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基于利益主体的假设和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各个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并且都有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并采取一定的行为使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通常，经营者的行为是在经过计算成本和收益比后得出的，这里我们姑且不考虑道德的因素。如果经营者违法，那么他要计算一旦违法行为受到惩罚，他将承受多大的损失，可是，受罚还有一个概率和数额的问题，如果受罚的概率很低，受罚的数额很小那么在同其违法行为获得的收益相比较后他自然很清楚会选择哪一种行为。所以，决定人类社会选择的根本，在于预期与估计的行为结果在收益上大于实施行为支付的成本。经济主体之所以会选择经济违法行为，无疑也是为了追求一定的利益。
既然，经营者侵犯消费者的利益其本身是出于成本收益的计算后选择的行为，那么，很显然，要使得经营者不违法，必须加重其违法成本，使得外部性内在化。若何使外部性内在化，笔者以为，实施惩罚性赔偿责任将会很有助益。就目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中的双倍赔偿的具体实效来看，仅限于商品价格的双倍赔偿显得过于僵硬，而无法实现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正常功能。在大多数情况下显得标准偏低，难以对违法行为形成有效制约。 所以可以考虑对消费者的损失实施双倍赔偿，以起到对经营者的警示作用。
关键词：消费者协会 公益诉讼 消费者权益 制度
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
我国消费者受到侵害的案件往往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受害者范围广泛，如尼康相机事件，受害者遍布全国；其次是侵权者的多样性，可以是商品，也可以是服务或规定；再者，侵权者和受害者地位的不平等造成消费者进行维权的成本较高。
大企业在金钱和专业知识上比消费者具有优势，因此按照原有诉讼法的规定，我国消费者即使多人因同一诉讼标的而可以采用代表人诉讼制度，但单个消费者的索赔数额较小，而侵权案件需要付出大量时间了解专业知识和取证并要承担案件由于举证不力而导致的败诉风险。正因为如此，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时，往往放弃维权，而很多企业也在这样的“放纵”下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况变得有恃无恐，无疑扰乱了市场正常的交易秩序。
为了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扭转消费者的不利地位，我国于2012年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订，在实施的新《民事诉讼法》55条中明确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以及有关组织，对于涉及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从而突破了我国传统当事人必须与案件有直接联系的规定，而在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7条中更明确赋予了消费者协会可以为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讼的权利。
我国消费者协会公益诉讼制度的缺陷
消费者协会属于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全国性社会团体，明确由消费者协会直接提起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公益诉讼，使得消费者协会突出了直接进行社会监督的职责，同时由于消费者协会对商品和服务有着更为专业的认识，有着专项的运营经费，在与侵权大企业对弈中处于平等的地位，对消费者的保护也更完善。但目前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的法律制度仍然存在缺陷，体现在无论是《民事诉讼法》还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只是确认了权利，但没有具体的实施制度。在维权行动中，即使消费者协会以自己名义帮助消费者提起公益诉讼，如果缺乏具体实施制度，也势必会影响该公益诉讼的实践性，使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因此确定消费者协会的受案范围和类型、明晰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的程序和权限、诉讼费用的来源以及对于判决效力的认定都是完善该法律制度的必要环节。
我国消费者协会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路径
（一）消费者协会公益诉讼受理案件的范围及类型
1.受理案件的范围。我国现行法律明确规定了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从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由消费者协会以自己的名义帮助消费者提起公益诉讼，但对于受理条件范围等没有具体的规定，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综合判断：
一是由侵权内容判断。界定消费者社会公益性笔者认为可以参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第三章经营者的义务来进行判断，当经营者被投诉的内容涉及违反经营者的义务，投诉者又符合消费者的法定条件，则可以认定侵犯了消费者权益，然后从受保护法益判断。
二是由受保护法益判断。由于个人的诉讼请求往往针对个人利益，且请求的方式多样，消费者协会从单个消费者进行考察，很难判断公益性，将受保护法益作为判断基础，将不属于维护社会交易秩序的个人利益诉讼予以排除，剩下的案件都属于侵犯消费者利益从而侵犯社会公益性的案件，最后消费者协会再对受侵害主体进行综合考虑。
三是由受侵害主体进行判断。建议全国县以上消费者协会之间联网式服务，当消费者受到侵害而向消费者协会进行反映时，消费者协会将投诉的内容录网系统实现资源共享。在资源贡献的前提下，各地的消费者协会进行初步的判断，如果消费者受到侵害的理由是基于同一的侵权事实或者是基于同一类的侵权事实，如餐饮不得自带酒水之类的霸王条款时，则各地消费者协会可以将投诉合并，从而进行受侵害消费者的统计。考虑到消费者协会在受侵害的消费者人数较少时就提起公益诉讼无疑会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增加了消费者协会的负担，削弱了消费者协会对重大案件的关注；同时《民事诉讼法》中存在代表人诉讼，因此笔者建议，以50人作为分界线。当基于同一或同类侵权事实的受侵害消费者低于50人时，如需要进行诉讼，可以采用支持消费者提起代表人诉讼方式解决；当受侵害的消费者高于50人时，各地消费者协会汇总侵害事实后向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及中国消费者协会进行层级上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可以根据具体的事实自行决定，如果中国消费者协会发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存在相同或类似的受侵害者可以通知各地的消费者协会由中国消费者协会直接进行诉讼。
2.受理案件类型。根据消费者诉讼请求，笔者认为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案件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行为禁止型诉讼。所谓行为禁止型诉讼在笔者看来是指对经营者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行为提起的诉讼，但诉讼请求往往限于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如要求店家停止“禁止自带酒水”的霸王条款或停止收取“包间费”的经营行为而进行的诉讼。对于此类案件，笔者认为可以由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因为此类案件主要涉及的是社会秩序的破坏，具有损害社会公益的普遍性，由消费者协会提讼具有预警性，目的是阻止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发生，更能体现对社会秩序的监管。
损害赔偿型诉讼。就我国而言，赔偿型诉讼是消费者侵权案件中的主要诉讼形式，由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正好可以弥补个人诉讼成本高、赔偿金额低的弊端，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赔偿型诉讼已经成为团体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发展的新方向，例如日本在2013年2月11日，由日本消费者厅向国会提交了赋予消费者协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消费者集团诉讼制度特例法案”，并对提请损害赔偿的种类进行了规定。
考虑到我国消费者协会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尚属于初级阶段，可以借鉴日本法律制度来对损害赔偿型诉讼进行构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国现有的损害赔偿型诉讼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消费者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造成的财产损害赔偿；第二类属于经营者由于欺诈、主观上明知故犯而引发的高于实际损失的惩罚性赔偿；第三类是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造成的人身性损害赔偿；第四类是由侵犯人格尊严、人身自由等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笔者认为第一类和第二类损害赔偿都是基于违反了合同的基本义务，属于典型的侵权赔偿，因此属于可以由消费者协会提起损害赔偿的诉讼，对于第三类、第四类损害赔偿诉讼由于涉及人身性质的赔偿，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此类诉讼不应由消费者协会提出，而应由消费者个人提讼。
（二）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的程序构建
1.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和行政保护手段之间的关系。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是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消费者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其启动成本低，解决方案有行政强制力保证实施，比讼更为高效，因此笔者认为如果消费者协会提起的公益诉讼属于行政部门主管的事项，消费者协会应先向相关的职能部门投诉，如果该部门不履行自己的职责，未在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并告知消费者，则消费者协会可以自行决定向法院；如果公益诉讼的内容本身不涉及行政事项，则由消费者协会自行向法院。
2.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和消费者代表人诉讼之间的关系。消费者协会的公益诉讼和消费者代表人诉讼两者是属于两种不同的诉讼：首先在的主体上存在区别，一个是消费者协会本身，一个是受侵害的消费者主体；其次两者的诉讼目的不同，消费者协会进行诉讼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公共利益，而消费者代表人诉讼归根到底是为了个人的权利。虽说属于不同的诉讼，但引发两者诉讼的法律事实具有同一性，因此如果同时提起两种诉讼，不符合司法经济性，存在司法资源的浪费，因此一个案子既符合消费者协会的公益诉讼又符合代表人诉讼时，则以立案时间为准，如果代表人诉讼立案在前，则消费者协会不再单独提起公益诉讼，而是协助消费者进行代表人诉讼；如果消费者协会的公益诉讼立案在前，在法院做出判决之前，暂停受理代表人诉讼。
3.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时处分权应受到限制。一是关于撤诉。消费者协会提起的公益诉讼并不是为了个体的利益，而是事关社会交易秩序的公平，笔者认为应规定一旦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原则上不得撤诉，如果因为证据不足等原因撤诉的需要得到法院的审查和批准。二是关于和解和调解。笔者认为为维护社会公益性，经营者对其犯下的过错应该承担完全责任，在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中尤其是涉及损害赔偿型诉讼中原则上不允许消费者协会和经营者进行和解和调解，除非经营者已经对受侵害的广大消费者做出充分并且合理的补偿方案后，由消费者协会或者经营者向法院提出申请，在法院审查批准后进行调解和和解。
（三）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的费用保障
1.现有的诉讼制度不利于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在我国诉讼费用通常由原告先行缴纳，如果原告胜诉则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这就意味着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公益诉讼中，如果消费者协会败诉，则要自己承担全部的诉讼费用。
根据消费者协会章程，消费者协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资助、社会捐赠、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的活动或服务的合法收入以及其他合法收入，因此资金数额是有限的。相比其他的诉讼，公益诉讼往往取证量大，跨度时间长，再加上专业性强，需要聘请律师，这些无疑要花费消费者协会大量的费用，再加上还要承担败诉的风险，长此以往，资金问题必然凸显，不仅影响消费者协会开展其他的本职工作，也会打击其开展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2.借鉴美国法律构建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奖励制度。为了鼓励通过诉讼维护公共利益，美国在《反欺骗政府法》中规定，胜诉的原告可以从被告支付的罚款中获得部分奖励，比例大约是罚金的15%-20%。结合我国的实际，可以结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56条构建我国的公益诉讼奖励制度。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56条赋予了工商行政管理部对经营者的违规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及进行罚款的权利，对于此笔金额，笔者认为，如果是由于消费者协会提请公益诉讼胜诉，从而帮助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更快的履行了行政监管职责，消费者协会可以从没收的违法所得及罚款中获得15%-20%作为政府的奖励性资助，这样既解决了消费者协会资金短缺的问题又会促使其更积极投入到公益诉讼中。
（四）消费者协会公益诉讼判决适用的扩张
笔者认为适用应分为两种情况进行：一是在消费者协会获得胜诉的情况下，按照前文所述，在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前就已经向消费者协会寻求帮助予以登记的消费者，判决、裁定可以当然适用，对于那些没有在消费者协会予以登记的消费者，可以借鉴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规定，只要这些消费者是在诉讼时效期间提讼的，该公益诉讼的判决、裁定可以当然适用。二是在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败诉的情况下，基于对消费者权利的保护，笔者认为此时，公益诉讼的判决对于已经登记还是未登记的消费者都不具备任何的适用性，消费者可以选择是否自行提起个人诉讼。
参考文献：
1.李凌碧.冲突与选择：民事公益诉讼与普通民事诉讼的衔接问题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2.陶建国.日本拟建立损害赔偿型公益诉讼[J].法制日报，2013-9-24
论文关键词 公益诉讼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环境保护法修正案
一、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于2012年修订的新《民事诉讼法》涉及多处修改，其中关于公益诉讼的规定让人眼前一亮，该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我国首次将公益诉讼制度引入法律领域，其不仅标志着一种新的诉讼制度的建立，同时也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断发展完善。
但作为一项新制度，公益诉讼甫一面世便在学界引起了诸多争议，伴随着条文而起的关于诉讼主体资格、客体范围、救济方式等争论持久不息。由于理论上长期无法达成一致，直接导致相关司法实践陷于停滞，公益诉讼制度遭遇寒流豍。更甚者，自《民事诉讼法》修订以后，之前在全国各地一度蓬勃发展的带有公益性质的诉讼竟全然无踪，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不曾有任何公益诉讼案件见报。人们不禁怀疑：公益诉讼到底是推动了法治的进步还是终结了公益诉讼？
在2013年全国民事诉讼法年会上，与会的专家学者在分析相关数据资料后总结到：围绕公益诉讼制度的争议主要还是集中在诉讼主体资格等方面，但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想要一步到位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公益诉讼制度短期内仍无法达到立法目标，其发挥作用需要以相关司法实践与立法的完善作为基础豎。换言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必须得到《民事诉讼法》之外其他相应的部门法、实体法的支持，才能形成体系化效果，才能达到立法初衷。
张卫平教授认为：“民诉法第五十五条应当被看作是一条原则性条款，其将环境污染和侵害消费者权益这两个领域的社会公共利益的纠纷列入公益诉讼的范畴，意味着其他法律不可以将这两类公益纠纷排除在外，但并不意味着其他法律不能将这两类之外的其他公益纠纷纳入公益诉讼的客观范围。在制度规制上，环境保护法领域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领域完全可以独立的设置相应的公益诉讼制度。”这一理念很好地反映在了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中。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公益诉讼影响
2013年10月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7条规定：“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自公益诉讼入律以来首次有条文明确列举了诉讼主体，规定了省级以上的消费者协会可以代表消费者提起公益诉讼。新消法的这一规定的影响是深远的：
第一，彰显了立法机关对于公益诉讼的基本态度，即在实体法中规定有关公益诉讼的具体条款，包括规定诉讼主体、客体范围、救济方式等，通过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衔接来完善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
第二，揭示了公益诉讼制度中“有关组织”的准入标准。首先，公益诉讼的性质决定了原告必须具备完全诉讼行为能力并且能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其次，公益诉讼的复杂性也要求原告拥有较多的财力与物力，才能保证最大限度地反映公共利益的诉求；最后，原告还应当具有相当的社会权威，由此作为支撑才能取信于公众，取信于公共利益豐。消费者协会是由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其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公信力，属于一种半官方半民间的组织，因此法律赋予其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具有非常的合理性和一定的必然性。
第三，明确了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的立法界限。新消法作为部门法，仅对有关消费者权益的公益诉讼进行规定，含有非常明显的立法意图：其一，作为民诉法第五十五条明文规定的另一种公益诉讼行为——环境污染公益诉讼，将由《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相关的环保法规来进行规定。我国正在进行第三次审议的《环境保护法（草案）》中已经包含了将中华环保联合会选定为环境公益诉讼中“有关组织”的条款，这与赋予消费者协会原告资格的理念同出一辙；其二，公益诉讼中法律规定的“机关”的作用将很有可能被弱化，这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者社会组织将在未来的公益诉讼中扮演主要角色，这不仅有利于社会组织的专业化升级，同时也有力于司法的去行政化。二者行政机关将更多地在公益诉讼中担负起监督与二次救济的职能，这一模式不仅让公益诉讼救济机制形成了分工明确、层次鲜明的体系，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公益诉讼制度的效能，同时也更加契合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
虽然目前还未到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施行之日，但其中公益诉讼的条款已经深入人心。北京市消协近日表示，在3月15日新消法施行之后，将适时对一些烟草企业提起公益诉讼，其称国内烟草企业在香烟包装上，国内国外采用双重标准，涉嫌侵害不特定多数消费者的安全权和知情权，这很可能是新法颁布之后我国第一个消协公益诉讼案件。北京消协某负责人表示：新消法赋予消费者组织公益诉权，对消费者而言降低了维权成本，更加有利于维权，而对于经营者来说，组织提起诉讼，更具有威慑性，也能有效遏制企业的侵权行为。
可以看到，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前后，我国公益诉讼的发展态势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主要得益于立法机关在法律中明确了消费者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客体范围、救济方式等诉讼要件，使维权有法可依。这对于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相关立法选择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
三、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衔接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多数学者认为，环境公益诉讼是指自然人、法人、政府组织、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其他组织认为其环境权即环境公益权受到侵犯时向法院提起的诉讼，或者说是因为法律保护的公共环境利益受到侵犯时向法院提起的诉讼，这一观点表明自然人是拥有公益诉讼诉权的。
在2012年新《民事诉讼法》颁布以前，有关环境公益方面的诉讼开展得如火如荼。2004年，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成立了专门的环保法庭。2007年11月20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了环保审判庭，负责环境保护案件的二审以及按规定应当由贵阳中院一审涉及环境保护的相关案件，同时对环境保护法庭进行工作指导。2008年5月，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了环保审判厅。2008年12月11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了环保法庭。这些新成立的环境法庭，大都宣布要受理环境公益诉讼。到2009年9月，仅云南省就设立了6个环保法庭。到2010年6月30日，我国已有7个中级人民法院设立了环保审判庭，在基层法院中已设立13个环保法庭、18个环保合议庭、6个环保巡回法庭。司法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立法形成了倒逼机制。面对蓬勃发展起来的环境公益诉讼，立法机关选择了更加稳妥、循序渐进的立法模式，而民诉法第五十五条明确将公民排除在诉讼主体之外也使得公益诉讼制度重新陷入了争议。
环境公益诉讼作为公益诉讼的一大客体，其重要性在当下社会不言而喻，在经历了长期的重度雾霾之后，我国治理环境污染的决心越发坚定，制定一部行之有效的环境保护法律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心声，而新《环境保护法》在修订过程中三易其稿也更突出了这一点。
虽然我国的新《环境保护法》仍在修订之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必定会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扮演重要角色。修正案第二稿中明确规定了“第四十八条：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中华环保联合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环保联合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消费者协会一样，中华环保联合会（以下简称中环联）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民政部注册，环保部主管的非营利性的、全国性的社会组织，其宗旨是围绕可持续发展战略，发挥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促进中国环境事业发展，推动全人类环境事业的进步。可以说，中环联完全符合公益诉讼中“有关组织”的标准，其被赋予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也十分能体现立法标准的同一性。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未来颁布的新环保法中会有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相关规定。
一、消费者纠纷的含义及特征
（一）消费者纠纷的含义
消费者纠纷，是指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生的与消费者权益有关的争议[2]。其中，所谓的“消费者权益”，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的规定，是指公民或组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等消费行为中所具备的权益。这也就将消费场所局限于生活消费领域之内。究其法律性质而言，消费者纠纷往往呈现出侵权纠纷与合同纠纷的竞合形态，但也有部分消费者纠纷是单因侵权事由或合同纠纷事由引起，例如赠品的质量纠纷，就是单纯的侵权事件[3]。
（二）消费者纠纷的特征
1.消费者纠纷具有多性、群性、复杂性的特征随着生活消费市场的日益繁荣，消费者纠纷频已成为社会的现实问题。同一批次或同一类型的商品或服务出现问题，往往引起大量的具有很高同质性的消费者纠纷，该类“群性”纠纷是消费者纠纷的主要形态。另外，由于消费者纠纷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不同的消费者对纠纷的处理结果有着不同的心理预期，因此会选择不同的解决规则和途径。这也就决定了消费者纠纷具备复杂性的特征。
2.消费者与经营者实力、地位的实质不平等是消费者纠纷的主要特征
（1）纠纷形成并诉诸于纠纷解决机制的主动权在于消费者。消费者纠纷源于消费者对经营者不当经营行为的不满，认为自身权益因经营者行为而受损，但这种个人单方的不满还不能构成学术讨论甚至法律规制中提到的“纠纷”。纠纷是双方行为，即便是消费者出于泄愤或劝诫他人的心态将该次不良的消费经验告诉给经营者之外的第三人知道，只要该意见没有到达经营者处，仍不应认为消费者纠纷已经“形成”。直到消费者在衡量过解决该事件的各种成本,决定将此次消费经验通过直接告知或要求第三人转达等方式告知于经营者时，消费者纠纷方才形成。由此可见，消费者纠纷是否“形成”，消费者掌握了主动权[4]。
（2）消费者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处理纠纷的能力不平等。首先，大多数消费者与经营者拥有的社会资源和财富存在着一定差距。在纠纷爆后，双方愿意用于纠纷解决的资源也存在差异；尤其是跨国或跨地区的大公司，常常会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来研究消费政策、应对指控或诉讼。其次，双方当事人对消费者纠纷的处理策略也存在极大差异。消费者多半期望一次性解决。但经营者的处理策略不仅要顾及本次纠纷，还要着眼于同一产品或同种服务在其经营地区内的多次交易，他们的处理策略往往会反映出公司对于可持续展政策的考量。在消费者纠纷的解决机制中，充分考虑当事人双方的实际力量对比与实际需求，可以获得更好的结果。
（三）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意义
消费者纠纷是每一个成熟的消费市场都不能回避的课题，解决纠纷的速度与效果也成了衡量消费市场、甚至整个社会健康程度的标准。提到消费者纠纷的解决途径，人们首先会想到诉讼。然而，对于群性、多性、复杂性的消费者纠纷而言，诉讼并不见得是最适宜的途径。根据纠纷的不同性质，有效地组织多种纠纷解决途径，合理配置，形成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才能维护消费者权益，使消费市场平稳、快速地向前展，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意义也正在于此。
二、我国现有的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所存在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4条中规定了和解、调解、申诉、仲裁和诉讼五种消费者纠纷的解决途径，以保证消费者的维权诉求；然而，对于这五种途径的选择和运用仍存在诸多障碍，部分解决途径依据的法律法规存在漏洞，不能真正满足消费者或经营者的需要。
（一）利用仲裁程序处理消费者纠纷，有其无法克服的弊端
在大多数的消费者纠纷之中，经营者在提品和服务之时，并不能预想到会生纠纷，往往要等到纠纷真正生之后，纠纷的另一方当事人才能固定下来。因此，无论是形成关于仲裁的合意，或者是展开协商都十分困难，并且，纠纷双方当事人力量悬殊越大，则当面协商越不可能顺利开展。目前，针对消费者纠纷中仲裁程序难以展开的问题，美国部分州设置了强制仲裁条款，即经营者预先对仲裁做出认可，一旦消费者提起仲裁申请，经营者则自动成为仲裁程序的另一方当事人。但这样的强制仲裁条款，与仲裁的基本原理背道而驰，受到了多数学者的抨击。实践结果也不甚理想。
（二）各级消费者协会“半官半民”的性质可能导致其职能虚化
不同于现代国家消费者协会的民间性质，我国的消费者协会从建立之日起，便具备了“官民二重性”的身份①：从设立宗旨来看，消费者协会是代表着广大的平民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团组织；从组织结构和人员关系来看，我国地方各级的消费者协会具有典型的“半官方”背景②：地论文方消协挂靠于各级政府工商部门，大部分地区的地方消协与工商行政机构内的消保处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工商局领导兼任消协主任；其经费来源于政府拨款以及社会捐助。身份的混同有利于各级消协向政府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解决人员编制，但同时也存在法定职能弱化、甚至虚无化的可能性：例如，若出现掌握地方经济命脉的国有大企业与消费者对立的情形，政府存在着“捂锅盖”压制消费者权益，以维护地方经济的可能，那么谁又能替消费者说话呢？
（三）缺少适宜的诉讼程序，消费者纠纷“走进”法院的成本过高
由于非诉讼途径达成的纠纷解决方案执行力有限，再加上我国长期以来“鼓励诉讼”的宣传策略，不少消费者在遭遇消费者纠纷的时候仍然选择诉讼作为解决纠纷的首选途径。现有民事诉讼程序仅包含了普通程序及简易程序，对于多数消费者纠纷而言，即便使用简易程序，“尚不能满足诉讼大众化的需求，也不符合某些标的额较小事件的特点”[5]。国外的立法例，以及众多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小额诉讼程序是最适合消费者纠纷的诉讼形态。但我国至今未能在立法上对消费者纠纷的诉讼程序做出特别规定。
三、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建议
（一）构建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需要将定纷止争与树立规则两大功能结合起来
对单个消费者来说，出于效率和成本的考虑，大多数消费者往往并不要求纠纷得到完全“正义”的结果，此时，妥善地处理消费者纠纷与“正义”地处理消费者纠纷出现了偏差[6]。与单个消费者不同，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非正义”解决纠纷的损害效果会成倍放大，变得不可容忍。由于消费者纠纷具有群性的特征。针对具有较高同质性的消费者纠纷而言，理想的纠纷解决机制不仅应该迅速“消化”这些纠纷，更要在最大程度上维护公平、正义。通过解决典型纠纷确立规则，进而指导多个同类纠纷的迅速处理，这是确立规则的第一层意义。而另一层含义则是，通过解决纠纷来树立规则，有助于规范经营者行为，填补规则漏洞。例如2004年轰动一时的“列车票诉讼案”，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生郝劲松在办理列车票退票以及在列车上消费，均未获得票，愤而将北京市铁路局告上法庭。虽然两次纠纷郝未能全胜，但该案的舆论效应仍促使铁道部在诉讼进行中便向全国铁路局出《关于重申在铁路站、车向旅客供餐、销售商品必须开具票的通知》，纠正了多年不开票的做法[7]。这是典型的通过消费者纠纷的解决，重树市场规则的案例。
（二）明确工商行政机关及消费者协会的性质与作用，两者各尽其责，分工合作，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工商部门内设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如工商总局下设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地市工商局内的消保处，主要负责监督经营生产，查处经营者的不法行为，处理申诉，协助消费者维权等行政事务，行使的是行政管理权、行政监督权和行政处罚权。消费者协会则是法定的社会团体，承担着提供咨询、受理投诉、支持诉讼、参与行政监督、协助申诉等职能。但因为我国多数地方的消保处与消协组织机构混同，消保机构与消协的职能预设，与其实际组成并非完全对应。笔者认为，各地消费者协会与工商局消保处应在功能定位上做区分。工商局消保处的行政机构性质，在处理消费申诉、进行经营者调查及处罚，组织纠纷双方调解、代表消费者集体“维权”等方面有其无可比拟的职能优势。消费者协会的展方向则可着重于宣传、教育等民间组织功能：一是定期向消费者布维权案例、维权经验、行业法规等信息；二是帮助消费者搜集消费及纠纷过程中的相关信息，为消费者的申诉或诉讼提供支持；三是搜集消费者习惯及物价变化等信息，编纂成报告，向各地人大或政府汇报，建立消费者与立法、司法、行政等国家机关的沟通。另外，消协也可代表广大消费者监督工商局的行政行为，建立行政机关与消协、行政机关与消费者良好健康的互动关系。消费者协会与消保处的职能完全区分，有助于消协脱离消保处，形成消协、消保处、纠纷当事人良性互动又相互牵制的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
（三）建立小额诉讼或小额仲裁等快速裁判程序，为消费者纠纷的迅速、低成本解决提供良好途径目前国际通行的快速裁判程序有两种：一是通过强制取得仲裁合意而为的小额仲裁，二是法院附设的小额诉讼。由于目前我国立法中缺少强制的仲裁合意规定，纠纷生后双方当事人达成仲裁条款又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因此，笔者建议，我国更应注重诉讼程序的完善，可在建立小额诉讼程序的基础上，在有需要、有条件的城市试点设立小额仲裁模式。虽然小额仲裁有着迅速灵活、一裁终局等优势，但难以形成有效的仲裁选择合意是其致命缺陷。在我国的现实情况下，优先建立民事诉讼小额纠纷程序，可以凭借法院较高的司法公信力吸引纠纷，也能利用法院现有的多级分布将消费者纠纷就地吸收消化、便利群众。
（四）完善对消费者的扶助政策，努力促成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实质平等
如前所述，消费者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在处理纠纷的能力上实质上的不平等，是消费者纠纷的主要特征，也是关系到能否“正义”地解决纠纷的重要因素[8]。要促成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地位、能力的实质平等，还需要通过政策倾斜和制度完善来扶助消费者。首先，加强消保机构协助消费者维权的职能，使消费者不仅可以通过申诉启动对经营者不良经营行为的监管与处罚，还能够通过投诉等方式请求行政机构就民事赔偿等细节与强大的经营者进行统一谈判。以2010年初“丰田汽车召回门“事件为例，浙江省工商局在当地法规的支持下，代表省内大部分丰田车主与丰田集团就汽车召回、维修、民事赔偿的细节进行谈判，并最终获得良好结果。这在单个消费者来看，是凭一己之力无法达成的结局③。以此为契机，可以考虑在行政机构处理大集团、大公司的不良行为时，附带进行民事赔偿方案的谈判，以获取消费者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其次，消费者协会应逐渐脱离行政机构的控制，落实民间力量对行政行为、大企业集团的民间监督。第三，仿效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先例，设立消费者救助基金，对消费者的急性伤害事件进行先行赔付，并通过民事权利的转移由相关机构获取对不良经营者的追偿权而代为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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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社会经济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海外代购作为一种新兴的购物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追捧，但是对于海外代购的性质至今仍没有统一的认定。特别是2012年发生的空姐代购案，将海外代购上升到了刑法的层面。在这个背景下，笔者认为应尽快明确海外代购的法律性质，完善立法。
一、海外代购的概述
代购，顾名思义就是代为购买商品。而随着互联网络的发展，海外代购一次应运而生。海外代购，即指通过网络，为别人购买商品寄回或带回给国内消费者并从中收取报酬的行为。近几年，消费者对于海外代购这一购物方式越来越热衷，海外代购行业也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快速的发展壮大。中国的海外代购行业在2012年的交易规模接近五百亿元，比上一年年增长了约80%，这是中国电子商务中心最新公布的数据。海外代购的市场之所以有如此迅速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国内部分产品的质量频频出现问题，处于安全的考虑，许多消费者通过海外代购的方式，购买相对有保障的进口产品。奶粉就是这类产品海外代购产品中比较受关注的一种，由于频频爆出产品质量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内妈妈通过海外代购的方式购买进口奶粉。这一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海外代购行业的发展。
其次，海外代购商品相对同类产品而言的低廉价格，也是吸引消费者的另一原因。进口到国内的进口商品，因各种税收项目的各种叠加，商品的价格相对于该商品的本土价格相对较高，。而国内的某部分同类产品，也会出现因各种税收和某些隐含支出导致产品的价格高于海外代购产品的价格。而国外的电子商务等平台的发展相较于国内的市场成熟，所以在竞争压力的作用下，国外本土商品的促销折扣较多、力度也相对较大，这一情况更加拉大了国内市场产品和海外代购产品之间的价格差距，更加促进了该行业的发展。
最后，国内海外代购行业发展的另一原因在于，随着世界的互联性，国际品牌深入人心，而品牌的商品销售具有地区性的销售特点。在这种背景下，国内的商品购买者为了拥有某些国内没有销售品牌商品，只能选择从销售有这种产品的地区购买，而海外代购正好满足了这部分国内购买者的消费需求。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业下，我国的互联网海外代购行业在近几年得以迅速的发展壮大。国内的海外代购的主体，一种是由私人经营的小型网店，一般是根据消费的指示在海外购买相应产品后邮寄给消费者；另一种是电子商务网络平台的代购，此种代购方式相对于私人代购更具有安全保障，但没有私人代购灵活。商品的购买者可以通过该网站的网络平台选购固定海外产品，通过网站的渠道购买并邮寄给实际支付货款的实际消费者。这两种海外代购形式互相补充，满足国内民众的购物需求。
二、海外代购的法律性质
海外代购行为中，一般涉及到三方主体：实际的销售者、实际的消费者及代购者。两个法律关系，销售者和代购者之间的民事关系及消费者与代购者之间的民事关系。这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消费主体与代购者之间的法律关系，而销售者与代购者之间的民事关系明确，不需赘述。笔者认为，代购者与消费之间是关系，我们可以从行为的特点做如下分析。
海外代购中是代购者为消费者提供劳务服务。在消费者指定的商品，并邮寄给消费者，从中收取报酬的行为。可见代购者向消费者出售的是他的劳动，而非商品，代购者的购买行为是受托处理事务的表现，而商品的实际购买者是支付货款的消费者。
海外代购不同于居间和行纪。居间合同是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供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媒介的服务合同，获得订立合同机会的一方向提供方支付报酬的合同。居间合同的核心是促成合同相对与第三方直接订立合同。海外代购则是代购者与商品的销售者之间是买卖关系，可见海外代购行为与居间行为时存在本质区别的。行纪合同提供的是一种代为从事贸易的商业委托。行纪合同是典型的商事合同，通常要求行纪人具有相应的营业资格，而在海外代购的行为中，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所有的海外代购者都具有相应的营业资格，可见从对主体上的要求看，海外代购行为与行纪行为不同。海外代购属于委托合同。委托合同是指，一方在他们的授权下，代为处理相应事务的民事合同。海外代购就属于这类。海外代购者按消费者的指示购买产品，也是按指示处理相应事项。
海外代购行为具有行为的特点。，是指一人方以他人名义或是以本人的名义，独立与第三方进行民事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直接或者间接归属于该方的法律制度。海外代购，就是代购者在消费者的指示下购买相应产品，并将产品邮寄给消费者的行为。可见代购者的购买的法律效果间接的归属于消费者，符合间接的特征。
2012年发生的前空姐走私案，使得广大消费者陷入了一个误区，认为海外的商品属于走私商品，海外代购行为属于走私行为。这种认识过于偏颇。不可否认有部分海外代购产品属于走私商品，但是也有部分产品是正常途径流通到中国境内，不属于走私产品。走私，是指违反我国有关海关税收法律规定，逃避税款的或违反国家进出口管理规定的行为。
国内流行的海外代购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专营国际代购的电子商务购物网站，另一种是是私人经营的小型的海外代购网店。前一种海外代购的经营者专营某一种或某几种国际品牌，消费者根据平台上的展示的商品，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心仪的商品。这种海外代购的方式，主要利用的是商品地域间的价格差异及产品销售的区域差异盈利，主要解决的是国内市场上产品稀缺的问题。通过这种海外代购的方式购买的商品，是通过正规的国际邮寄系统进行货物流通的，在通过海关时已经缴纳了相关的海关税收，因此不具有走私行为的特点，此种海外代购者的代购行为也就不属于走私行为。因为这一种类的海外代购商品，在海关缴纳了相应的税款，因税收的叠加使得商品较之国内的同类产品没有明显的价格优势。后一种通过私人的海外代购模式，相较于国际代购网站而言就有更大的灵活性，可以根据消费者的需要代购某一地区的任何品牌产品。这一类海外代购的经营者，主要是空乘一类的人员，他们可以利用工作的便利频繁往返于国内外，可以将消费者代购的商品随身携带，将商品作为自用物品带入境内，进而规避相应的税款。这种代购产品具有较大的价格优势，代购者可以在代购过程中获得较高的代购利润。但这类通过规避税收方式获得价格优势的海外代购行为，可见此种海外代购行为违反了《海关法》关于缴纳进口关税的相关的规定，属于走私的行为。
综上所述，只要海外代购的商品在经过海关时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缴纳了相应的进口关税，海外代购行为就不属于走私行为。可见区别的关键在于，海外代购商品在通过海关时是否缴纳了相应的进口关税。
三、海外代购的法律风险
海外代购涉及到了三方当事人和两个民事关系，在交易过程中存在着多项法律风险，具体的风险根据涉及到的主题和交易环节不同而存在不同的风险。
首先，从实际购买者——消费者的角度分析，在这一行为的购买过程中，面临着不同的法律风险。其一，在选购代购者这一环节，因为海外代购者对于消费者来说是陌生人，因此，代购者的信用对于消费者而言就格外重要。如果选择不当可能使消费者购买到非正品的假冒商品，在选择代购者的过程中国际化的专业代购平台相对于人私人的代购者具有更高的信用，但是也不能得到绝对的保障，并且存在着维权困难的情况。
其次，消费者向海外代购者支付费用及报酬利用的是网络的在线支付平台，通过这种支付平台进行的交易，存在着金融诈骗的风险。
最后，是购买商品后的售后问题。因为作为实际的消费者与实际的销售者之间是通过代购者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双方之间相隔甚远，这就使得消费者在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时，申请售后服务存在问题。例如2012年的日本明治乳业公司的奶粉召回事件，就提出通过海外代购途径购买的奶粉不予以退换，可见海外代购的产品在质量出现问题时，维权困难。
1.商家开具一些有缺陷的发票
现实中有缺陷的发票常表现为：
（1）发票上不填商品名而以一些字母或代码代替，一旦出现问题，使消费者无法举证。（2）故意填错日期。这样可以避免消费者发现货物质量问题时，在正常期限内退换货物。（3）不盖公章或公章与店名不符。这样商家就会不承认商品来自其店铺以逃脱责任。（4）在发票上加盖“降价或打折商品”、“售出一律不退换”等字样，试图混淆与处理品的界限。当消费者购买该商品后出现问题，销售者将会以该商品是处理品为由拒绝履行其应该承担的售后服务义务。
2.商家拒开发票
在现实中商家以种种理由拒开发票，通常表现为以下几种：
（1）拖欠法。“发票用完了，明天再来开吧。”这样既不明说不开，也不给马上开的拖欠战术，很多消费者不会因为一张发票第二天专程再跑一趟，因而不了了之。这一招就可将很大一部分发票给免掉了。（2）推诿法。“开票员不在，等一会儿吧。”其中很大一部分消费者就会直接走人，不会因为一张发票而耽误自己时间。有的消费者坚持要，实在推不掉了，才去开。（3）加税法。“我们卖的商品价格低，不含税，要开发票就要另加税钱。”这是商家常用的一种报价方式。如果消费者爱占小便宜就可以偷逃税金，并免除后患，如果消费者坚持要发票，则商家多挣到一分税金。（4）替代法。商家以与经营者之间所用的购销合同代替发票，或者是开具收条让消费者几天后来换取发票。商家所用的购销合同、收条是不具备发票效力的，商家这种行为的最终目的是逃避开具发票所需承担的责任。（5）回扣法。很多销售者为了逃税和躲避售后风险，将低于应缴税款的金额返还给消费者，而推托开具发票的义务，以达到所谓的双赢局面。很多消费者为贪图小便宜，会很乐意的接受这种方式。在很多地方都存在“要发票一个价不要发票一个价”的现象。（6）赠物法。当消费者向商家索要发票时，有时商家会告知消费者：如果不要发票，就可获得一些商家指定的赠品。在此情况下，有些消费者受赠品的诱惑，就会放弃索要发票。
二、法律对策
1.完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明确商家开具发票的义务。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1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商业惯例向消费者出具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消费者索要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的，经营者必须出具。”这一规定并没有完全绝对的规定经营者开具发票的义务，当消费者不要求时，经营者是否可以不开具发票呢？本法只是说“应当开具发票”，“应当”一词如果作为法律语言出现的时候，它就是“必须”的意思，但是结合整个法条来看，它并没有具备“必须”的意思。由此可见，当消费者不索要发票的时候，经营者可以不开具发票。而消费者想要维护自己的权益，惟一的证据是发票。不难看出这两者之间是存在矛盾的。所以应把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1条改为：“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商业惯例向消费者出具购物凭证或者服务单据；当经营者不开具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时，消费者有权取消该次买卖，已交付货款的可以要求返还货款，并有义务向有关机关进行举报。”这样既可以保证经营者必须出具购货凭证或服务单据，同时也可以促进消费者纳税义务的实现。
(2)完善消费者权益受损时的救济途径。我国《民法通则》第111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另一方有权要求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121条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当民事责任。运输者、仓储者对此负有责任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由此可见，我国民法通则在原则上规定了消费者在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可以要求赔偿。但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在各种情形下对消费者进行保护的方法，当出现前文所提出的问题时，消费者无法从我国民法中找到救济途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只规定了消费者在正常情况下的救济途径，没有规定消费者在没有发票、发票存在瑕疵等情况下的救济途径。因此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应当赋予消费者协会更大的法律权限，当消费者在没有发票、发票存在瑕疵和发票丢失的情况下，利益受到损害，而销售商拒绝承担责任的时候，消费者协会有权对商品进行鉴定，确认厂商，并要求该厂商根据就近原则责令其售后服务部门为该类消费者提供服务。如果消费者所在地区没有该厂商的售后服务部门，厂商应该根据就近原则指定销售商，由销售商代为承担售后服务责任。这样可以减少消费者的维权成本，使消费者的权益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同时也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原则，使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得到特别的保护，以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平等、公平。
2.司法机关寻求更为公正合理的解决途径
司法机关在受理消费纠纷时，应当充分考虑消费者的权益，尽可能采用简易程序，积极调查取证，不要将发票视为唯一证据，以减少消费者的诉讼成本。确实无法证明被告就是销售诉讼标的的经营者时，如果是因为产品质量而导致的纠纷，司法机关应当告知消费者可以就生产商提讼。如果以生产商做为被告使得消费者的诉讼成本过高，消费者可以就近选择该生产商该类产品经营者做为被告提讼。在证明诉讼标的确实是该厂家产品时，应当判决消费者胜诉。该经营者可以向生产商进行追偿。改革诉讼程序，在法院设立小额消费纠纷法庭。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虽然有简易程序的规定，但对于争议标的较小，发案又较多的消费者权益纠纷来说仍显繁琐。应综合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简易程序和特别程序的相关规定，采取对消费者更为有力、更为简便快捷的方式解决纠纷。如实行巡回法庭办案、独任审判、一审终审、销售者分担举证责任、短期审结等方式减低消费者的诉讼之累。同时还可以赋予“消协”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使其积极为消费者的利益参与到诉讼中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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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业广告骗术利用媒体多样化
通过媒体传播是商业广告骗术最本质的特征。当今，媒介资源的丰富和传媒技术手段的进步在方便、快捷地满足人们信息需求的同时，也为商业广告骗术提供了可乘之机，使其借以利用的媒体也呈多样化特点：一是通过电视、报纸、广播、杂志等大众媒体；二是在户外到处张贴或刷制；三是通过印刷劣质地小传单、小册子、小卡片等随处散发；四是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五是通过手机短信发送虚假信息。
（二）商业广告骗术的受害者人数众多且分布范围分散
商业广告骗术的这一特征是紧承商业广告骗术的传播形式而来的。通过上面可知，商业广告骗术作为骗术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跳出了一对一的传播模式，通过媒体（特别是大众传播媒体）传播是其最本质的特征，而媒体自身的受众人数多、传播范围广的特点，决定了商业广告骗术的受害者就具有人数众多且分布范围分散的特点。
（三）商业广告骗术的受害者身份具双重性
商业广告骗术的可能受害者包括消费者、广告经营者、者和广告监管部门：商业广告骗术的肆虐会严重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破坏广告行业市场秩序、降低监管部门的威信，进而损害以上各主体的利益。而另一方面，以上各主体面对商业广告骗术时的不作为姿态又会使他们的身份发生对立性转移，即从受害者成为商业广告骗术帮凶，致使更多人的权益受到损害。商业广告骗术受害者身份的这种双重性，极大的纵容了商业广告骗术实施者，因为受害者主体的不作为极大地降低了商业广告骗术的违法成本：骗了也白骗！
（四）商业广告骗术的表现形式纷呈
商业广告骗术五花八门，令人防不胜防。一是广告主不具备合法主体资格而广告，即广告主没有取得《营业执照》或相关许可证；二是广告中的商品是国家禁止的、严格控制的，不能作为商品（如大熊猫）或一般商品（如品）而做广告；三是未经事前审查而广告；四是利用不合法的广告形式，如以新闻报道形式广告；五是以虚假广告形式广告，即广告中对商品或服务的介绍与客观事实不符；六是以误导消费者达到欺骗目的的广告，如玩弄文字游戏、利用消费者知识和经验的不足故意使用一些专业数据或术语；七是保健食品、药品、医疗广告中使用消费者、患者、专家的名义和形象作证明，尤其是使用社会公众人物以消费者、患者、专家的身份，向受众介绍、推荐商品服务或者商品服务的优点、特点、性能、效果等；八是通过医疗广告宣传对癌症、乙肝、艾滋病等各种疑难疾病保证治愈。
（五）商业广告骗术侵入领域多
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商业广告骗术几乎无孔不入，广泛渗透在各种类型的广告中。可以说只要是存在广告的社会领域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商业广告骗术的影子。另一方面，从我国的广告市场情形来看，医药、医疗辅助用品、保健食品、化妆品等行业是广告肆虐的重灾区：北京市广告监测中心2005年1月份对北京地区23套电视节目、7套广播节目、5家网站、13家报纸进行了监测，其间广告总量为135093条，监控到1656条涉嫌违法广告，其中医药和医疗用品类与医疗服务类是违规广告的主角。
二、商业广告骗术的治理
“治病救人”要“对症下药”，商业广告骗术就是广告市场这个有机体上的疾病，要想治理商业广告骗术，使广告市场实现良性运作，需要以商业广告骗术产生的原因为切入点，从广告监管、广告者、行业自律以及消费者等几个方面入手。
其治理模式见图5.1：
图5.1对商业广告骗术的多维治理
（一）从广告主入手
广告主是商业广告骗术的始作俑者，也是商业广告骗术施“骗”过程的总导演。因此，广告主遵纪守法、诚信经营才是治理商业广告骗术的标本兼治之举。广告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自身建设：
（1）树立正确的竞争观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平等竞争的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广告主是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他们在同其他同类产品的生产者进行竞争的过程中要遵守自由、平等和正当的竞争原则，要坚决摒弃那些不正的竞争手段，并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坚决同那些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的竞争者进行斗争。
（2）树立良好的守法意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治规范性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属性，这种属性要求参与市场竞争的各个经济主体要遵守国家规范经济秩序和调整竞争关系的的法律、法规。这既是对各广告主市场行为的约束，使他们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合法经营；同时更是对各广告益的保障：通过对违法广告主的制裁为合法经营者提供一个良好、有序的竞争环境。
（3）加强行业自律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良好的企业形象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正越来越大。那些以广告骗术为不正当竞争手段的广告主或许能够获得一时之利，但从长远来看，这样的广告主将势必遭到消费者的唾弃和市场的淘汰。因此，在行业内部掀起加强行业自律，鄙视失信和欺诈的风尚，使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规范自己，将成为广告主获得长远发展和杜绝广告骗术的不二之举。
（二）从消费者入手
（1）加强对消费者的广告法制教育
对消费者要进行《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知识的宣传普及，提高消费者的识别能力和法律意识，能够对广告介绍的商品和服务做出较准确的判断，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另一方面，增强消费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使消费者学会用、敢于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对商业广告骗术绝不姑息，避免受害者增多。
（2）提高消费者的维权意识
要提高消费者的维权意识，特别是改变消费者面对侵权诉讼的冷漠态度，可以考虑引进在欧美盛行的“集团诉讼”制度。在美国受商业广告骗术欺骗了的消费者不需要每个人都，只要一人赢了官司，这个判决就适用于所有的该商业广告骗术欺骗的消费者，可以获得同样数额的赔偿。
（3）建设消费者知悉广告监管信息的渠道
建立消费信息强制披露制度。即政府要以法律手段干预市场经济主体的日常经济活动，促使信息优势方向信息弱势方强制披露有关必要信息，以便使社会上的公共信息得到满足，从而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消费选择。信息的传播有利于人们在掌握信息之后，通过理性选择，做出正确的决定。
（三）从传播媒体入手
媒体是广告信息的“把关人”，负责对广告信息的过滤和把关。对媒体中介的利用是商业广告骗术不同于一般骗术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的本质特征，因此，如果媒体能够很好肩负起“把关人”责任，像抓新闻一样抓广告，就可以切断商业广告骗术作用于消费者的路径。
（1）加强媒体从业者的职业素质教育
市场经济形势下，新闻媒体追求广告经济效益无可厚非，但是新闻媒体的广告宣传并非单纯意义上的经济行为。借助大众媒体的广告，除了具有引导消费、介绍产品、传递信息等功能外，还应具有导向性、思想性和审美性等特征。因为广告宣传能够对人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产生一定的影响，发挥一定的教化作用。尤其是医药广告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切身利益，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大众传播载体，在讲求其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应该讲求其社会效益，对违法医药广告和虚假广告的宣传一定要强调“守土有责”，要“象抓新闻一样抓广告”。新闻媒介“像抓新闻一样抓广告”最终一定要落实到媒体从业者身上，因此加强媒体从业者的职业素质教育至关重要。
（2）严厉追究媒体的连带责任
过去由于工商部门的行政处罚对象是单位，许多媒体根本不在乎。现在有些地方对媒体违法广告的处罚已经由以前单纯的处罚单位，改为对媒体和单位实行“双罚制”，既对媒体处以罚款，同时也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如广东省就规定先由单位对相关媒体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对拒不改正的则由其上级主管部门（如新闻出版局）追究其领导责任；对仍旧不改的，将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对给消费者造成损失或人身伤害的，将按法律法规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这就使得媒体单位的相应责任人看到了虚假违法广告的后果，因此都非常谨慎并认真审查每一条广告。
（四）从监管部门入手
加强广告法制建设是有效治理商业广告骗术的主要途径。完善的广告立法是打击商业广告骗术行为的前提，它使企图实施商业广告骗术的违法犯罪分子无机可乘、无漏洞可钻，严厉的制裁措施使其望而却步，同时也使广告执法机关有法可依，有据可循。执法机关的执法人员业务素质强，执法中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执法，不枉不纵是防治商业广告骗术的关键。增强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的法律意识和守法观念，真正树立起法律在其心目中至高无上的权威，是防治商业广告骗术的根本。
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根据商业广告骗术的特征，从广告主、消费者、传播媒体、监管部门等方面入手，完善广告法律法规、健全广告执法体系，增大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者的违法成本，挤压其非法获利空间，甚至使其获利为负值，将大大消除商业广告骗术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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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民事诉讼法》 民事公益诉讼 案件类型
我国2012年8月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明确规定了公益诉讼制度：“对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可见，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是针对“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条文以不完全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我国的社会现状，关乎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远不止环境污染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两大类。
一、环境、资源保护案件
我国的环境问题一直是民众关心的焦点问题，污染和治理始终是一对矛盾体困扰着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我国华北地区爆发的雾霾天气，以及全国大面积地方出现浮尘、扬沙等恶劣天气，这些现象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们生存的环境在恶化。目前，推进环境公益诉讼已经成为社会共识，新民诉法之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更成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设的新起点。
（一）原告资格的扩宽
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文以环境公益诉讼为例，分析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类型。
1.享有环境资源管理权的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如环保局，代表国家管理相应的环境资源，当环境资源遭到破坏时，环保局代表公众利益要求污染实施者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规定：“破坏海洋环境并给国家造成损失的，由有关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该条文明确了国家具有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诉讼的主体地位，还提出由有关部门代为行使该诉权的规定，“相关部门”具体指什么部门并未明确规定，但只有环保机关和依法行使环境资源管理权的其他行政机关才具有该诉权。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29日印发的《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提出，“依法受理环境保护行政部门代表国家提起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严厉打击一切破坏环境的行为。”由此可见，最高司法机关也明确认可环保行政部门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2.检察机关。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决定了其实施的法律监督行为和执法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公法秩序。一方面，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模式在我国得到了普遍认可，加之民事公益诉讼的被告常常具有强势地位，相比来说民事诉讼的原告往往是弱势群体，应借助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赋予其民事公诉权。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在常年的办案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优势资源，在刑事案件、附带民事案件、重大贪污案件等接触到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数量较多，而且作为检察机关的内部人员，其办案素质较高，可以通过检察举报、申诉、控告、网络等渠道及时收集受理有关公益受损事件的线索。
3.社会团体和公益组织：环保社团。2005年12月3日，国务院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指出，“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检举和揭发各种环境违法行为，推动环境公益诉讼。”显而易见，最高行政机关明确鼓励“社会团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根据环境保护部2010年的《关于培育引导环保社会组织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环保社会组织是以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为宗旨，从事各类环境保护活动，为社会提供环境公益服务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包括环保社团、环保基金会、环保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多种类型。”我国比较活跃的环保民间组织有：中华环保联合会、地球村、自然之友、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绿色流域、绿家园、达尔问、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等。如中华环保联合会目前每年提起约10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二）扩大保护范围
条文中规定的环境公益诉讼的范围是“污染环境”，事实上，在环保领域损害公共环境利益的行为，主要有三种基本类型：一是污染水、气等环境要素；二是破坏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三是损害湿地、物种等生态系统。因此，新民诉法关于环境公益诉讼范围的规定不应局限于“污染环境”，具体范围可以表述为：对“污染环境、破坏自然资源、损害生态系统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提讼。这一具体范围的表述可规定在《环境保护法》中。
（三）举证责任的分配
环境公益诉讼所涉的证据具有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特点，一般为被告掌握，原告举证相对困难。例如由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相对于被告的举证责任，原告只需证明环境公共利益受到或可能受到侵害的事实，以及提供被告有污染行为的证据；而被告对企业的了解更深入，便于调查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情况，具备证明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条件。可见，民事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改变了一般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格局，被告方的举证责任须重于原告方。
（四）赔偿范围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社会公共环境权益，赔偿请求不仅包括由污染造成的经济和环境利益的直接损失，还应包括环境要素损害后的恢复费用。另外，环境污染侵权具有滞后性与潜伏性，对于有证据证明是由于污染引起的潜在人身损害，也应予以适当赔偿，且这种赔偿不应受最长时效的限制。
二、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案件
（一）消费者权益的综合性
消费者权益的核心是消费者权利，而消费者权利——消费者为进行生活消费应该安全和公平地获得基本的食物、衣物、住宅、医疗和教育的权利等，实质即以生存权为主的基本人权。不论是环境污染案件还是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案件，二者的主体都表现为多数，公益的特征是由众多私益逐渐积累并最终组成的。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日趋深入以及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不仅消费者权益的内容不断丰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主体也会扩大，如互联网、教育、金融、保险、交通、医疗、旅游、购房装饰装修等新兴领域的消费者群体进一步扩大。可见，消费者公益诉讼必须是涉及多数当事人因同一或类似的事件引起的群体性诉讼。
（二）消费者协会支持
在消费者公益诉讼中，消费者协会无疑是最广泛、最成熟、影响力最大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它由国家法律确认、国务院批准成立，旨在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国很多社会团体都具有公益法人的性质，中国消费者协会作为公益性社团组织介入到消费者公益诉讼当中，具有非营利性，是解决社会公益纠纷和实现社会公益目的的重要条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了消费者协会的职能，其中第六条“就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消费者协会有支持的职责”。除了支持的职能，消费者协会还可以向消费者提供与案情相关的法律咨询服务，参与行政部门对商品和服务的监督和检查，受理消费者投诉并协助消费者调查取证。
（三）扩大保护范围
现代社会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消费者消费的领域不断扩大，所引发的消费者纠纷之公益性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从过去小规模的虚假产品侵权，到现在大规模的垄断性消费以及食品安全、产品质量侵权的蔓延，都凸显了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不足，因此需要扩大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范围。
1.公共服务领域的垄断性消费
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改革的转型时期，机构改革、企业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垄断行业的暴利经营侵害着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实施价格联盟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也扰乱了市场秩序，最终受到侵害的还是消费者。例如汽车行业的钢价联盟、空调价格联盟、乳制品价格联盟等，还有现在备受关注的铁路系统改革引发的火车票价格联盟等。这些公共服务领域的垄断性消费，主要依靠政府宏观调控与监管不能有效解决消费者群体面临的救济难题，域外的集团诉讼与团体诉讼的经验表明，建立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是制约市场垄断和政府垄断的最佳司法救济手段。
2.电子商务领域的网络型消费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已然将“网购”推向最快捷、最便利的消费领域，加之电子商务技术以及物流运输规模的迅猛发展，网络为消费者提供了极其宽广的交易平台。然而消费者在通过网络进行交易时，也大量存在损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例如实际物品与网上的宣传不符，预先付款后不能按时得到商品，商品的质量难以得到保证等。并且，“霸王条款”广泛存在于消费者与网络卖家达成的合同中，网络型消费涉及买卖、运输、保险等多项环节，复杂过程中容易出现脱节问题，而消费者难以及时发现，且网络的虚拟性增加了消费者维权的难度。
3.食品安全领域的消费
食品安全问题涉及食品从生产、包装、销售、食用等一系列过程，还包括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种植，确保农产品的消费安全。食品安全法规，新增了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和法律责任，在理论上和立法上为食品安全提供了更高的保障。消费者也应积极参与到食品安全监管的工作中，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故反映出一个事实，消费者的知情权难以得到保障，例如转基因食品的生产使用问题、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问题等。
［论文摘 要］随着近年来网络营销的发展，互联网技术下农产品购买行为成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本文就在线消费者特征和农产品营销因素分析探讨，对农产品网络营销提出针对性策略。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的网络群体迅速扩大，截至2010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4.57亿，较2009年底增加7330万人。快速增长的农村网民构成了新增网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到11508万，占整体网民的27.4%。这一群体因其经济基础好、文化素质高、思想创新快、发展潜力大而具有强大的购买力，其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对特定阶层、一定区域乃至整个社会的消费起到强有力的导向作用，因此这样的一个消费市场是任何营销者都不可忽视的。故在互联网技术下农产品购买行为便迅速成为营销研究中一个重点关注领域。
一、农产品网络营销现状
我国地大物博，气候丰富多样，适宜于多种农产品生长，农产品种类丰富，产量充足。但多年以来，受传统营销方式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农产品存在“卖难”问题。随网络营销的兴起，农产品销路也有了新的扩张渠道，但目前我国农产品在网络上的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例较低，这主要是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产品自身特点、农产品市场特征和人才缺乏等原因导致的。
1.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目前，网络已经成为城市居民生活的重要部分，但在我国大部分农村，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家庭收入较少，网络普及程度还比较低，而由于地方财政局限，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力度不够，网络基础设施落后甚至欠缺，致使农民很难成为网络营销主体，而专业性的网站或者经济实体又较少，农产品网络营销发展缓慢。
2.农产品自身特点。由于农产品本身存在周期短、标准化程度低、运输难度大等特点，导致其在营销过程中对物流技术和保鲜水平的要求较为严格，而农产品单位价值又较低，对环境依赖性强，难以承受高额的运输成本，目前我国物流水平发展有限，专业化物流企业和人才欠缺，难以满足农产品网络营销的要求。
3.农产品市场特征。目前我国农产品生产多以家庭为单位，产品分散在千家万户，专业化的农业生产组织较少，农村现有农村合作社水平较低、规模较小，不利于农产品的迅速集中，致使农产品网络营销缺乏规模效应、聚集效应，不利于进行统一快速的网络直销。
4.农产品网络营销人才缺乏。由于我国农村人口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大多数农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还没有适应全球网络化信息化的趋势。使得农民难以利用现代网络信息工具进行网络销售，农民难以成为网络营销的主体。而专业化的信息技术人才和网络营销人才在农村分布十分稀少，导致农产品的网络营销程度一直较为落后。
二、农产品网络购买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1.环境因素。在网络的虚拟环境下，消费者最关心的莫过于账户的安全性和可靠度，其次是进入网站的方便可行性和产品特点。而农产品大多是食品，直接关系人体健康，产品的安全度就尤为重视，相关的法律环境和保护政策也较受关注。目前，我国网络消费者维权中出现救济成本过高、管辖权不明确、责任主体难以界定、立法缺陷等障碍因素，影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严重挫伤了消费者网络购物的积极性。
其次，居民社区环境的网络普及程度也直接影响了网络信息受众人群数量，消费者家庭周边交通的方便性，超市、银行、邮局等的有无对网络营销的影响极大。部分人群由于居住地周围没有大型农贸市场或者超市，购买农产品耗费的时间和交通成本较高，也会选择尝试网络购买农产品。
2.网络营销水平和策略。网站是农产品网络营销的重要平台，是农产品网络营销组织提品、宣传产品的窗口，部分地方农产品网络营销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高质量的农产品网络营销站点。而在线产品或服务质量则是影响消费者购买与否的直接要素。由于实体店铺可以选择最能展示商品特点和美感的商品陈列方式，而网络交易只能通过商家提供的图片和文字介绍去了解商品，因而商品的图片展示效果和文字描述对消费者就显得至关重要。除此之外，产品的网络宣传力度和促销手段的适时运用也会有效提升产品网络购买力度。
3.消费者网络认知程度。消费者对网络的熟悉程度直接影响其对网络购物的接受程度及网上交易的流程。此外，网络购物经验也是影响消费者网上购物的重要因素。消费者网络购物经验越丰富，进行网络交易时的知觉风险也越低，直接影响其对网络产品的信任度和忠诚度。
4.网络消费者特征。目前网络用户以年轻人为主，他们注重自我、有强烈好奇心、追求新鲜事物、崇尚时尚便利的生活方式，网络消费者最早的一批就是被网络这种新鲜事物所吸引，尝试与时尚接轨，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新鲜感，以同样的心理推测，年轻一代更倾向于追求时尚购物方式，用网络满足日常所需农产品。而部分年长者，虽然也在逐步熟悉网络信息时代，但受传统购物习惯和消费观念的影响，难以接受网络的虚拟购物环境。同时，由于消费者职业和文化程度不同，对网络认知程度和接触时间不同，收入水平不同，网购条件、购物理念和消费档次也不尽相同。
三、结论及建议
针对目前我国农产品网络销售现状，以及对农产品网络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具体影响因素分析，我国农产品电子商务网站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1.立足于无站点的农产品网络营销策略。考虑到目前我国农产品营销主体自身实力较弱、经营规模小，不主张投资兴建自己的网站，而是优先选择在农业专业网站上供求信息，既节约成本，又实现了网络营销的目的。
2.加强网站建设和宣传力度，采取适时促销手段。
3提高产品质量，产品包装标准化，方便物流配送。
4.加强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及人才培养。
5.注重提升产品附加价值，吸引有需求的现代消费者，引导时尚消费理念。
参考文献：
［1］于慧.电子商务环境下消费者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2008.
【论文关键词】品牌；企业；品牌管理
一、内涵及品牌的价值
品牌是一个名称、名词、标记、符号或设计或是它们的组合，其目的是识别某个销售者或某群销售者的产品或劳务，并使之同竞争对手的产品和劳务区别开来。
品牌的核心价值指品牌的内核，是品牌资产的主体部分，它让消费者明确清晰地记住并识别品牌的利益与个性。
二、品牌的管理
所谓品牌管理是以企业战略为指引，以品牌资产为核心，围绕企业创建、维护和发展品牌这一主线，综合运用各种资源和手段，以达到增加品牌资产，打造强势品牌的一系列管理活动的总称。
1．品牌的决策。品牌决策是品牌管理的基础，在品牌管理体系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决策其实就是选择的过程，品牌决策也同样包含了一系列的选择，刚成立的企业会考虑是否为本企业生产的产品设置品牌名称，处于发展的企业会根据市场的变化和消费者的需要的变化，对其品牌进行调整的决策，这些都属于品牌的决策，随着企业的规模变化，市场的转变，企业面临的品牌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2.品牌的定位。品牌定位是企业根据消费者对品牌的认识、了解和重视程度，给自己的品牌规定一定的市场地位，权位产品在消费者心中的特色和形象，以满足消费者的偏爱和需要，品牌定位的目标是取得与其它企业在本行业的竞争优势。
3．品牌设计与命名。品牌的设计与命名是品牌管理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品牌命名得当，品牌就容易辨认也传播。品牌设计用于表达品牌的内涵，品牌命名是指企业为了能更好地塑造品牌形象，丰富品牌内涵提升品牌知名度等，遵循风格确定原则，价值取向原则，变化内蕴原则。
品牌命名的构思来源多样，主要包括从企业、产品角度的命名、从客观事物角度的命名，已经从文字、数字角度命名。而在品牌命名中有一些事项必须主义，包括：名称的简洁性、名称的独特性、名称要适合产品、名称能启发品牌联想、名称富有情感、名称受法律保护、名称避免过多使用首字母、具有灵活性的品牌名称、开发国际上有效的品牌名称等。
品牌设计是按照确定品牌形象所达到的效果而进行的一系列设计，是塑造品牌形象的工具、方法与途径，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品牌设计最主要是品牌视觉识别设计，品牌标志设计的原则主要包括良好的创意、简洁的图案、合理与合法、适应性原则以及针对性原则；而品牌图案的设计则应该突出企业风格、与企业形象一致、与竞争对手区别、符合消费者心理，并符合国际化潮流。
企业在调研过市场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确定了品牌的市场定位已经完成品牌的命名后，必须让消费者了解知道企业的品牌，认识企业品牌的含义，并在消费者的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让消费者对该品牌形成一种偏好，从而提升企业品牌的形象，赢得在本行业中的竞争优势。要想如此，主要依靠品牌的推广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品牌推广是整合一切有效的传播手段，向社会、公众个企业产品的消费者传递品牌信息，从而提高企业和产品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忠诚度，并形成了强势品牌的过程。企业在进行品牌推广的过程中，必须遵循核心价值原则，长期建设原则、整合传播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要注意结合企业自身特点，慎重地选择合适的传播推广媒介，在进行品牌推广的具体操作时，一般会选择广告宣传、公共关系、销售促进等多种营销手段进行传播，在品牌推广过程中，不仅要注意推广费用的控制，还要注重推广节奏的控制，品牌也有生命周期，一般为介绍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对于品牌生命周期的各阶段要采用不同的策略，对于在推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具体分析。
4．品牌的延伸。当品牌资源积累到一定程度，企业必然要利用现有的品牌资源推出新产品或者开拓市场，企业只有看准时机研发新的产品，并正确地运用品牌延伸策略，利用原品牌的知名度，将新产品迅速地打入市场，抢占市场份额，才能提高企业的效益，使企业不断地壮大发展，处于不败之地
品牌过了艰难的诞生阶段后，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市场环境是变化无常的。消费者的需求也是不断变化的，新品牌的出现使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所以品牌创建者或品牌管理者必须树立品牌维护的意识，采取各种策略来维护品牌的形象，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从而使企业的这个品牌一直延伸下去，一直在这个行业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品牌延伸是企业研制和开发一系列相关性产品，利用原品牌的力量推出新产品或者开拓新市场，从而减少新产品进入市场的风险，以更少的营销成本获得更大的市场回报。使用品牌延伸策略，可利用原产品的知名度迅速提高消费者对新产品的认识，减少了新产品退出的费用，并且品牌延伸也能给现有的品牌带来新鲜感和活力，拓展了经营领域，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要，形成优势互补，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折。此外，品牌延伸可以分散企业的经营风险，企业由原来单一的产品结构、单向经营领域，向多种产品结构、多经营领域发展，从而增加了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