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9 05:19:2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历史遗址考察报告，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国家矿山公园；矿业遗迹；评价；凡口
Abstract: the article discusses fankou national minepark mining sites feature, and the evaluation, including some mining remains to cherish level, is really rare world, all countr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ining garden mouth to lay the foundation.
Keywords: national mining park; Mining sites; Evaluation; fankou
中图分类号：O74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凡口铅锌矿位于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境内，是目前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铅锌矿产基地，现隶属于深圳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年产金属（铅+锌）能力15万吨。是中国有色金属对外窗口，素有“有色金属之乡”之称。
在“城市转型期、企业转型期”的重要关头，广东仁化凡口矿积极申报建设国家矿山公园，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
0引言
矿山公园是以展示矿业遗迹景观为主体，体现矿业发展历史内涵，具备研究价值和教育功能，可供人们游览观赏、科学考察的特定的空间地域。
矿业遗迹是构成矿山公园的核心景观，表征某一阶段某一个地方某种矿业发展的历史，主要指矿产地质遗迹和矿业生产过程中探，采、选、冶、加工等活动的遗迹、遗址和史迹，并具备研究的价值，教育的功能，是游览现赏、科学考察的主要内客。
1矿业遗迹特征
公园内矿业遗迹十分丰富，类型多样，主要有矿业开发史籍、矿产地质遗迹、矿业生产遗址、矿业活动遗迹、矿业制品及与矿业活动有关的人文景观等六大类。
1.1矿业开发史籍
凡口矿开采历史悠久，保存了丰富的勘测报告和研究文献，勘测报告有《广东省仁化县凡口铅锌矿区狮岭南区段矿产储量地质报告》、《广东省仁化县凡口铅锌矿区狮岭东矿段地质勘探报告》、《广东省仁化县凡口铅锌矿区狮岭深部地质勘探总结报告》、《广东仁化凡口铅锌矿区水草坪矿床矿产储量报告》等等，这些报告查明了矿区的开采技术条件，为矿山建设提供了充分的依据。研究文献主要有《仁化县志》和《凡口矿矿志》。
1.2矿产地质遗迹
矿产地质遗迹资源有中泥盆统东岗岭组、上泥盆统天子岭组和上泥盆统帽子峰组等的整合地层剖面景观；F3断层、F4断层、安岗背斜、田庄向斜、狮岭背斜、曲塘背斜、金星岭背斜、庙背岭向斜、田敦岭向斜、节理、裂隙和辉绿岩脉等的构造剖面景观；水草坪、铁石岭、富屋和凡口岭等的沉积~热液改造型层控铅锌矿床；金星岭、狮岭（含深部）矿段、狮岭南矿段、狮岭东矿带矿体；黄铁矿、闪锌矿和方铅矿等多金属矿；铁帽找矿标志、滑坡、塌陷等矿山动力地质现象。
1.3矿业生产遗迹
公园内矿业生产遗迹丰富，主要由凡口矿矿坑、老凡口沉淀池（古代采硫矿坑）、小斜井采场、1号采场、2号采场、3号采场和4号采场、凡口矿废石场和尾矿库组成。
1.4矿业活动遗迹
凡口矿现状仍在开采中，矿业活动有采矿设施和生产生活设施，其中采矿设施包括主井双斗提升系统、老副井提升系统、盲主井提升系统、盲斜井提升系统、大斜坡道、狮岭天井、小斜井、东提升井、东风井，老南风井、新南风井、采矿回采系统、上部采矿系统、盘区上向分层充填法、普通分层充填法、采准切割工程、矿石装载系统、破碎系统生产流程、磨矿流程、浮选流程、精矿脱水、凡口铅锌矿选矿厂自动化控制系统、排水排泥系统、轴流式风机、凡口矿货运索道；生产生活设施包括选矿厂、冶炼厂、凡口变电站、坑尾水池、炸药库、油库、凡口铅锌矿矿办大楼。
1.5矿业制品
凡口原矿成品有铅精矿和锌精矿，冶炼产品有锌锭和硫酸。
1.6与矿业活动有关的人文景观
公园内在采矿过程中修建了职工居住区、凡口子弟学校、凡口医院等人文景观。
2矿业遗迹资源评价
按照《国家矿山公园建设指南》的要求，矿业遗迹分为珍稀级、重要级、一般级，具体见表1。
1）Ⅰ级矿业遗迹（珍稀级）
矿山公园内有凡口矿矿坑、水草坪矿床、铁石岭矿床、富屋矿床、金星岭矿体等铁帽等9处Ⅰ级矿业遗迹（珍稀级）。占公园遗迹总数的28%。
（2）Ⅱ级矿业遗迹（重要级）
有F3断层、金星岭背斜、上部采矿系统、等11处Ⅱ级矿业遗迹（重要级）。占公园遗迹总数的34%。
（3）Ⅲ级矿业遗迹（一般级）
有勘测报告、黄铁矿、新村路16幢滑坡等12处Ⅲ级矿业遗迹（一般级），占公园遗迹总数的38%。
综上所述凡口矿山公园内矿业遗迹类型多，科技含量高，观赏性强，开发潜力大。
3结语
广东仁化凡口国家矿山公园内有丰富的矿业遗迹资源，具有沉积~热液改造型层控铅锌矿床，它对于研究粤北地区及全国范围内的同类型矿床有深远的科学价值；具有亚洲最大的铅锌矿生产基地，与云南兰坪铅锌矿、江西德安铅锌矿、澳大利亚“世纪”铅锌矿、美国“三洲区式”铅锌矿、波兰西里西亚铅锌矿并称闻名于世；具有先进的选矿工艺，高碱快速浮选电位调控优化工艺和新四产品选矿工艺是目前世界先进水平的选矿工艺；具有特殊的成矿模式，从而列入了国内外教科书等等。
总之，广东仁化凡口国家矿山公园地质研究历史悠久、矿业遗迹丰富，多处为珍稀级，在全国首屈一指，有些则是独一无二，世界罕见，这些都为凡口国家矿山公园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广东仁化凡口国家矿山公园考察报告》，2012年。
关键词：历史学教育；实践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8-0061-02
一、历史学教育专业实践教学的形式及其作用
历史学教育专业实践教学，是指在历史学教育专业的教学过程中，为配合与促进理论学习，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强专业训练和锻炼学生实际动手能力而设置的相关教学内容，包括历史学教育专业理论课教学中为培养学生各种能力安排的实践教学、教育实习、历史考察及专业论文写作等各项教学内容。
1.理论课内的实践教学
理论课内的实践教学，有利于促进学生对历史学专业理论认识的深化和对专业知识特别是方法、技巧的掌握以及历史学教育专业化的养成，并有助于学生各种实践能力的提高。
首先，在历史学专业理论课教学中加强学生史料解析能力培养的实践教学。研读史料能给学生补充对历史更直观、更丰富的感性材料，有助于营造氛围，激发兴趣，拓展学生的学习与探究空间，在对史料的分析过程中，逐步达到启迪学生的理论思维和认识历史发展的深层问题的目的，有助于学生对历史现象的认识深化。
其次，改革历史学教学论等课程，强化教学技能训练。“历史学教学论”和“中学教材分析与微格教学”这两门课程是培养历史学教育专业学生从教能力的必修课。对这两门课程进行一定改革，可以压缩理论课讲授时间，挤出五分之二的时间组织学生开展授课环节的单项训练。将中学历史教材发给学生，让学生提前熟悉和分析研究，进行备课、制作课件、试讲和说课等相关实践教学活动，同学之间互评，教师对其逐一点评并指导。对每位学生的讲课进行微格锻炼和分析，使学生教育教学技能得以锤炼，让他们领会课改精神，使其从教技能得到切实训练提高，为其进入教育实习以及走上工作岗位做好知识与能力的储备。
2.教育实习
教育实习是师范学生到学校进行教育和教学专业训练的一种实践教学形式。
教育实习过程是学生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各种能力升华的过程。组织好教育实习，对学生把知识转化为能力，促进其实践能力以及口头表达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教育实习，学生把专业理论知识综合运用于教育教学实践，以培养和锻炼其从事教育和教学工作的能力，并加深和巩固学生的专业思想。教育实习是关系到毕业生能否顺利走上教师岗位、成为合格的历史教师的重要实践活动。
3.历史考察
历史考察是校外实践教学，指历史专业的师生对历史文化遗址、遗迹以及文物进行观察与调查的实践教学活动，其目的是感知和收集史实材料，更深刻地认识历史。通过对重要的历史文物、古迹和民俗等的实地考察，可以开拓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运用专业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和物证历史的能力。这种活动能弥补理论文献学习中存在的不足，向学生提供更为丰富、具体和生动的历史感性材料，使间接的历史知识变为学生可以想象、体验的具体知识而易于掌握。
历史考察要达到预期效果必须进行周密筹划，将考察计划、考察的重点内容以及考察报告的要求等在考察前向学生布置，使学生明确任务，查阅考察对象的背景材料，做好资料及物质准备。考察时请专业人士讲解，要求学生做好笔记或拍照，回校后进一步查阅相关资料，在老师指导下，写出考察报告。
在考察中收集历史材料很重要，考察使学生获得大量
感性材料，但历史材料的收集只是手段，目的是对历史的认识。所以历史考察的成果不仅应该体现在所收集材料的质量上，更应该体现在用收集到的材料来说明或理解历史问题上。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理解和阐释历史问题的过程，就是历史学应用人才能力提高的过程。
4.专业论文写作
教育教学与学习方式的改革和教学内容的更新，对历史教师的要求有所提高，其中最重要的是研究创新、独立思考及有特色地进行教学设计等能力的要求不断提升。作为培养历史教师的历史学教育专业，应该与时俱进，深入分析专业发展的趋势，加强学生独立思考和研究创新等方面能力的训练，以培养符合时展需求的中学历史教师。
撰写专业论文的过程是训练学生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通过教师指导学生完成论文写作任务书、开题报告和撰写论文，使学生深刻了解历史研究过程，掌握搜集资料、整理和利用史料、利用图书馆检索文献资料、运用观察和调查等方法。学生通过撰写专业论文，训练了进行学术研究的基本功，培养了综合运用知识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良好基础。撰写专业论文是直接参与和亲身体验历史学研究的全过程，是一次系统、全面的实践机会。
撰写专业论文的过程同时也是学生更深入地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首先，学生把学过的知识运用于实际，在理论和实际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和巩固所学的专业知识，并把所学的专业知识转化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在搜集资料和调研、接触实际的过程中，学生既可以印证学过的书本知识，也可以学到许多课堂学不到的新知识。此外，学生在专业论文写作过程中，对所学专业的某一侧面和专题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会对培养学习志趣、为今后确定专业研究方向大有裨益。通过专业论文写作，可以有效地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创新意识与研究性学习的能力。
二、提高实践教学质量的有效方法
1.强化实践教学理念，完善实践教学管理体制
历史学实践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富有实践能力以及知识与技能兼备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因此，在开展实践教学时，要强化“注重应用，培养能力，开拓思维，提高素质”的实践教学理念。
要完善实践教学管理体制，实行大学教务处、院、系（教研室）三级管理体制，明确实践教学的各项管理职责。在工作中，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和分散管理的制度。统一规划、统一建设，是指大学教务处全面负责实践教学规程等原则性制度建设；学院加强对实践教学的决策力度，保证实践教学经费使用，负责实践教学质量监控等管理工作；系（教研室）负责实践教学的具体组织实施，制定各项实践教学大纲、教学方案、教学实施细则、教学计划和实践（实习）手册等教学管理文件。分散管理即在实践教学计划的安排和实践教学的组织实施方面，实行由系、教研室负责的分散管理模式。
2.推动实践教学改革，提高实践教学质量
为了更好地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应对实践教学的构成体系和内容进行改革。改革应以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为手段，以加强学生能力提高为核心，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以增加实践教学的开放性、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指导思想，构建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指导史料解析为辅的理论教学平台、以教师与学生互动为主的历史教学论与微格教学课程平台、以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为主的历史教育实习实践平台和以检验理论教学与发展学生能力相结合的专业考察平台，全面提高实践教学质量。
3.加强实践教学队伍建设，提高实践教学教师的素质
要实现历史学教育专业实践教学建设规划的目标，提高实践教学的整体水平，关键在于提高师资队伍的素质。应该让教学水平高、组织协调能力强的教师，担任学生实践教学的指导教师。要建立一套包括实践教学和科研与管理等几个方面在内的岗位工作量考核制度，鼓励教师开展实践教学研究，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新办法、新手段，提高实践教学的水平与实效。
加强实践教学建设是满足应用型人才培养和学生职业生涯需要的前提，是历史学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一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己任的大学都应对其给予充分重视。
参考文献：
[1]钱国英，徐立清，应雄.高等教育转型与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2]关仲和.关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J].中国大学教育，2010（6）.
[3]叶振东，贾恭惠.毕业论文的撰写与答辩[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1 开展兵团高校《课程》实践教学的必要性
1.1 提升学生的理性认识
新疆是四大文明的交汇点，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并存是新疆历史与现状的一大特色。新疆历史涉及众多古文字、古地名、和古文化。学生理解这些专业术语需要较多的时间。目前，全疆各地有许多古代驿站、古代烽燧、钱币、丝绸、陶器、农具等。我们通过组织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近距离的感受历史文物，从而能增加学生对新疆历史与文化的理性认识。
1.2 弥补教材内容的不足
《教程》共十章，主要分为三大块内容。即新疆历史、民族理论与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宗教理论和国家的宗教政策。目前，《课程》的理论课时为32个学时。这么短的理论课时对教材知识的讲解是不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开展实践教学并适当的增加教材相关内容，是对课程的极大补充和完善。
1.3 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教程》的实践教学需要学生的积极参与和思考才能顺利完成。比如，我们要学生撰写《一师阿拉尔市的红色旅游文化资源的考察报告》。首先，在活动开展前，学生需要翻阅相关书籍，同时学生需要对本组成员进行分工。其次，在活动开展中，学生需要实地考察红色文化遗址，并适当拍照。最后，在活动结束后，学生需要撰写调查报告，写出这次活动主要内容、意义、收获等。这些都是对学生动手能力的极大考验。
2 兵团高校《课程》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2.1 缺少合理的保障机制
“实践教学保障即为实践教学良性运行所提供、创设的精神氛围、基本制度与物质条件的总和，主要包括舆论保障、领导保障、经费保障、制度保障和实践场所保障等。”[1]目前，兵团高校《课程》实践教学的缺少专项经费、专门实践场地、专门的实践大纲等。实践课程的开展随意性比较大，课时保障不足，导致实践教学多为形式活动，没有实质性教学效果。
2.2 缺乏科学的考核方式
目前，高校“考核的标准、学生的动态、参与的积极性等均没有客观而明确的规定，最终的分数评定也无法反映学生的个体差异性与动态性。如在评价内容上，只注重对知识性内容的考核，忽视对学生在实践过程中认识水平和能力的提高，以及表现出来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团队意识、吃苦品质、抗挫能力等不能给子客观评价。在评价形式上，对学生学习成果的检验还局限在书面的调查报告、观后感等。此外，在评价主体上，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沟通交流较少，学生互评成绩所占比例较少，不利于学生综合能力培养。”这些都是实践教学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2.3 缺少长效的合作机制
实践教学资源不仅是《课程》实践教学开展的重要保证，也是《课程》实践教学实效性的重要体现。目前，兵团和新疆拥有众多文物等。这些文物多归属于当地政府管辖。然而，目前兵团高校的“实践教学资源的挖掘不够深入，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在数量上与学生人数的比例不协调，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处于初级阶段，学校与实践基地虽然建立有合作关系，但在合作内容上不够深入。”[2]因此，探讨高校和地方政府合作的长效机制是《课程》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
3 加强兵团高校《课程》实践教学的对策
3.1 建立完善的保障机制
《教程》的实践课程的保障涉及多个部门之间的协同，为此，我们在主管教学的校领导的带领下，成立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实践教学的领导小组，该小组专门协调实践课相关资源，协调舆论资源、经费资源、制度资源、实践场地等。“结合《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课教学目标，精心制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将课外活动学生自发实践和学院组织实践相结合，专门理论课教学实践和寒暑假社会实践及‘三下乡’社会实践相结合，顶岗实习和学生职业素质培养相结合，形成以思政课教师为主、思政部与学工系统共同指导的实践教育模式，使《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课实践教学能够覆盖大部分学生，提高实践教学的实效性。”[3]这样整个实践教学活动就有比较好的保障，最终能够保证实践教学的效果。
3.2 构建健全的考核方式
目前，《课程》主要采取理论和实践教学共同评价的方式，为了提高实践教学的地位，我们需要增加实践教学的比重。比如，我们可以采取“实践课评价方式单列，占到考核成绩的50%，坚持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教师评价和学生评价相结合。首先，可以让学生根据要求进行自我评价，给学生以价值效能感，激发其兴趣和信心；其次，引导学生互评，形成相互学习和相互监督的机制；最后，教师根据学生参加实践课的具体情况，尤其在团结协作、集体主义、感恩意识、意志品质、创新精神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引导学生形成健康的人格，通过自我教育提升综合素质。”[4]这样学生实践活动的考核方式涉及比较多的方面。
3.3 健全长效的合作机制
重新发现
清朝同治（1861~1874）时期，西北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同治十三年（1874），战火烧到了炳灵寺，所有的寺院建筑，包括九层大佛阁毁之一炬，部分洞窟塑像遭到严重毁坏，空前的劫难使盛极一时的炳灵寺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直到77年后的1951年，炳灵寺才被重新发现。
1951年，著名学者冯国瑞先生利用在临夏搞之机，对炳灵寺石窟进行了初步考察。他的考察报告先后在《甘肃日报》和《光明日报》上发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次年，中央文化部和西北文化部，抽调各方面的专家共13人组成了炳灵寺石窟考察团，赵望云任团长，吴作人、常书鸿任副团长。这两次考察，对炳灵寺的历史文化价值进行了较为准确的评估。国家为了保护这一文化瑰宝，于1955年成立了专门的保护机构――炳灵寺文物保管所，委派王万青等两位同志前往工作。1961年3月，国务院把炳灵寺石窟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经劫难的炳灵寺终于获得了新生，找到了自己的历史位置。
保护和研究
全国解放以来，国家对炳灵寺石窟的保护工作十分重视，除了日常维修保护外，还多次进行了大型的保护维修工作。
第一次保护维修始于1967年，那是在刘家峡水库蓄水的前夜。水库蓄水后，炳灵寺石窟前黄河水面高程由原来的1720米提高到1735米，炳灵寺部分洞窟将被淹没。当时正是“”之即，在部分人眼里，炳灵寺属于被扫除的对象，但是在专家们的呼吁下，力排众议，亲自拨款150万元，由水电部第四工程局承建，在窟前修建了一条长220米、高16米的防护堤坝，高程达到1738米，有效地保护了石窟文物。
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值得我们永远牢记。修建防护堤坝前，对炳灵寺施工现场进行考古发掘与清理，位于睡佛沟16号窟的涅佛，从表面上看，它是属于明清时期的作品，当时认为历史价值不高，保护和搬迁的难度极大，费用很高，因此决定放弃。这时候，敦煌研究所霍熙亮先生提出，既然按放弃处理，何不对他进行一番“解剖”。在得到同意后，霍先生对其进行测绘和清理，将敷于表层明清时期的泥皮剥离后，露出了唐代的作品，这使当时参加清理工作的专家学者们都震惊了。但这还不是原作，当他们再把唐代作品剥离后，又露出了北魏时期的作品，中国石窟中保存最早最完整的涅佛在炳灵寺出现了！消息不胫而走，一时轰动全国，当时上级部门决定，要不惜代价把这尊中国最早的涅佛保护下来。经过专家们反复研究，最后决定采取分段截取、装箱保存的办法，搬迁到144、145窟中保存起来。2001年，在炳灵寺文研所、敦煌研究院、河北承德金枋工作室和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等单位的合作下，这件稀世珍宝在原新寺台遗址上恢复了原貌。
1997~1999年，国家投资400多万元，又在炳灵寺进行了岩体加固和渗水治理工程。这是炳灵寺建所以来国家对炳灵寺文物保护项目上最大的一笔投入，在中国石窟岩体加固中也是罕见的。施工难度大、质量要求高、技术含量重是这次工程的最大特点。工程由西北铁科院承建，工程难度最大的当数169窟的加固。连接169窟24龛处的巨石，危危欲坠，估计重量在百吨以上。加固这块巨石是本次工程成功与否的关键。上级主管部门下达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死命令。因为大家都知道加固一旦失败，不但造成洞窟和文物的重大损坏，而且会造成人员伤亡。因此，在施工期间所有设计人员、施工人员、技术人员、监理人员都坚守在现场，密切关注着每一个环节，有问题及时协商处理。施工顺利完成后，原炳灵寺文研所所长王亨通感慨地说，洞窟上的石头加固了，心上的石头落了，身上的肉掉了。的确如此，直到今天，当时参与工程的所有人员每当回想起169窟危石的加固情景，无不感叹。这项工程的完成，基本上解决了炳灵寺石窟存在的危石掉落危及游客和工作人员人身安全及文物安全的问题，也基本解决了洞窟渗水的问题。
在加强保护的同时，专家学者们对炳灵寺石窟的研究从未停止过，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冯国瑞先生是研究炳灵寺石窟的开山鼻祖。他根据自己的考察写成了《永靖发现西晋创始的炳灵寺石窟》和《炳灵寺石窟的历史渊源与地理环境》，在《文物考察资料》1953年第1期发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
1963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对炳灵寺进行了第二次考察。这次考察的最大成果是考察队员不畏艰难，克服重重困难，架设云梯，终于登上了几乎与世隔绝的天桥洞（即169窟），发现了西秦建弘元年（420）墨书题记。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石窟中保存最早的纪年题记。这不仅为炳灵寺石窟的开凿年代提供了确切的证据，也为全国石窟的研究断代提供了一个标尺，具有重大的考古价值和历史价值。
同年8月，北京大学教授、佛教石窟专家阎文儒先生在炳灵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他将调查结果编著成《炳灵寺石窟》一书，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集资料性、学术性于一体，价值极高，为炳灵寺石窟以后的研究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02年9月，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与甘肃敦煌学会联合举办了炳灵寺历史上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近百人对炳灵寺石窟的相关学术问题进行了较充分的讨论。与会专家学者提供论文40多篇，把炳灵寺石窟艺术的学术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由炳灵寺文研所与兰州大学历史系历时七年合作完成的《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即将于近期出版。这是迄今为止有关炳灵寺石窟艺术的最为完整的一本资料性、工具性书籍。
旅游开发
1978年炳灵寺石窟对外开放。20多年来，游客从开放之初的每年几百人增至2005年的7万人，累计参观人数达到百万人次。为了方便游客往来，1971~1973年修通了通往169等石窟的栈道，1985年修建了通往石窟的参观便道，修建了连接大寺沟两岸的桥梁。但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和旅游热的不断升温，炳灵寺的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制约了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为此，甘肃省发改委于2003年批准立项，投资1472万元对炳灵寺景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于2005年4月开工，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施工，目前已基本完成。炳灵寺景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彻底改变了过去“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状况。
【正 文】
环境史是在战后现代环保运动推动下所产生的历史学的一个新的次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各种社会关系。由于研究对象非常复杂，环境史的兴起，就为从事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传统上，人文社会科学以人和社会为研究对象，而自然科学则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环境史的出现，则为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融合，也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合作搭建了桥梁。跨学科研究方法，也就成为环境史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一、复杂的研究对象
对环境史这一领域而言，跨学科研究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种必需。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人与自然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以及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环境史学之所以要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环境史学研究对象的两大组成部分——人与自然——都非常复杂。
环境史学中的人，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生活，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作为自然进化的产物，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他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而生活。但人又具有社会属性，他可以通过自身的活动对自然进行改造，使自然更加符合人的需要。人对自然的干预和改造，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而决不能恣意妄为，否则只会适得其反。既然人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人对自然的态度，人围绕利用自然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那么，环境史研究必然就要大量借鉴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领域的成果。免费论文
环境史学所谓的自然，并非是指整个宇宙和银河系，也不是指包括地核和地壳在内的整个地球，而只是指对人类有意义、与人类直接发生关系的地球表面。按照詹姆斯的定义，“地球表面是指从地面向下人类能够穿透，和从地面向上人类通常能够达到的一个圈带”（注：普雷斯顿·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地球表面通常被人们划分为岩石圈、大气圈、水圈、生物圈。这几个圈层相互交接，彼此之间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物质、能量的交换并不是简单的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又会复合出大量新的物质。既然环境史学家要把自然重新写入历史，那么，他们要认识和了解自然，就应该涉猎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气象科学、水文学、物理学和化学等学科的一些基本知识，尽管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自然的复杂性就在于它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对局部的人为干预往往会牵一动百，其后果人类根本无法预料。在对待野生动物方面，美国就留下过惨痛的教训。在1870年前后，白人的猎杀使野牛在大平原基本灭绝，而狼则开始以牛羊等家畜为捕食对象，人们则采用投毒的方式毒杀狼群，甚至在国家公园里也没有了狼的踪影。只有在失去之后，人们才懂得珍惜，人们渐渐发现了狼的存在对于保持自然界生态平衡的可贵。狼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捕杀比它们大得多的草食动物，而且捕杀的往往是老幼病残的动物。对公园的研究表明，“冬季遭狼伤害的鹿中，有58％是6岁或年龄更大的鹿，而这个年龄组的鹿只占鹿的总数10％。这个事实说明了，狼所要消灭的正是应该消灭的部分。这些鹿大都已经老了，病残了，丧失繁殖能力了，它们的作用只是消耗更多的植物资源。消灭它们在客观上就是强壮了鹿的种群和保护了鹿的食物资源，对其他的草食动物也是如此”。此外，狼在食取猎物时，总会剩下骨头等残渣剩屑。而这些也都不会浪费，会成为狐狸、秃鹫、鹰、乌鸦等的食物。没有狼以后，这些动物就很难度过冬天。所以在动物学家的眼里，狼是一种智商很高，富有人情味，在整个草原和森林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动物。正如美国狼基金会主席阿斯金所说：“黄石公园若没有重要的肉食动物，就像一个钟表没有发条一样。”除此以外，狼的灭绝也导致野牛大量繁殖，“目前在黄石公园内的野牛，数目就约有3500头，数量已经有点过剩”，它们“经常跑出公园骚扰私人牧场，不仅破坏牧场的围篱，牧场主人更担心野牛身上带有的‘布鲁斯杆菌’影响牲畜的生长”。在这种情况下，公园管理部门于20世纪90年代以每只20多万美元的价格从加拿大引进了一批灰狼，通过自然的食物链，来达到控制野牛数量的目的（注：理查德·福特斯：《美国国家公园》，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环境史学所以要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由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所谓环境问题，是指主要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环境质量下降，从而反过来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那些问题。环境问题的产生，与人类对自然的了解支离破碎，对人类行为的后果缺乏整体认识有直接关系。人类在处理环境问题时，往往一叶障目，顾此失彼。美国著名环境问题专家埃克霍姆就提到，“在阅读经济学家、林学家、工程师、农学家和生态学家的分析报告时，有时很难相信他们所谈的竟是同一个国家。专家们的行动往往都体现出缺乏相互了解和一致的看法。工程师们接二连三地修建水坝，但却很少注意上游地区的耕作习惯和滥伐林木的情况，而这些会影响河流的含沙量并决定水坝的寿命。农业经济学家利用精细的计算机化的模式去设计远期的地区性粮食生产方案，却没有注意到作为根基的土壤质量的不断恶化和被毁从而频频发生水灾等问题。水源专家在沙漠边缘开凿水井而没有作出安排去控制附近的畜群规模，造成过度放牧，并产生一片片新的沙漠。那些必须在农村的家畜和打柴人中植树护林的林业管理员，只受过植物学和造林学方面的训练，而没有在农村社会学方面受到良好的训练；种上才几个星期的树苗便被牛、山羊和打柴人所破坏。”（注：E. P. 埃克霍姆：《土地在丧失——环境压力和世界粮食前景》，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自然、社会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对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往往缺乏认识，这与条块分割的学术体系有很大关系。恩格斯指出：“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观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360页。）而100年以后，英国学者斯诺则提到，西方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文化，它们分别以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为代表，这两种文化的分裂和对立将人类置于危险的境地，社会在飞速前进，但不知会将人类带往何方。人类内心的困惑、迷茫与紧张就恰如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的一段话所言：“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注：狄更斯：《双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人类在战后遭遇的一大困境就是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具有多重性和多层性的特征”（注：金玲、肖平：《关于资源与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导报》1994年第3期，第40页。）。环境危机的整体性和复杂性，使任何单一的传统学科在危机面前都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这就使跨学科研究成为必需。恰如有学者指出，“环境问题显然不属于社会科学任何学科独有的研究领域，没有哪一门学科足以为探讨人和自然的全面接触交往提供一种恰当的、独一无二的认识论；也没有哪一门学科可以宣称它专以环境问题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事实是，存在着一个无形的学院，它超出和包括多门传统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行政学和地理学。其中每一门都能为某些特点的课题提供线索，此外更有许多广泛的范围，需要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和对话。”（注：萨利·M. 麦吉尔：《环境问题与人文地理》，《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4卷，1987年第3期，第27页。）
自战后以来，对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这集中体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发起的一系列跨学科、跨国界的环境研究与教育计划。国际生物学规划(IBP， International Bio Program)于1964年开始执行，它重在研究各类生物群落的结构功能与开发利用。人与生物圈计划(MAP， Man and the Biosphere Programme)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1971年起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一项大型国际科学合作项目。它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着重研究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及生物圈的影响，为改善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提供科学依据。其目的在于通过全球性的科学研究、培训及信息交流，为生物圈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为各国自然资源的管理培养合格的专门人才。此外，大型的环境跨学科合作项目还包括国际地圈与生物圈计划(IGBP， 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me)和“全球环境变迁中的人文因素研究计划”(HDGEC， Human Dimension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前者由国际科学联盟委员会(ICSU)于1984年正式提出，1991年开始执行，旨在探明全球环境变迁的物理和生化方面的原因及其后果，后者则力求了解全球环境变迁的人文原因及人文后果。
二、相关学科的影响
环境史既然以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跨学科研究方法就不可或缺。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对环境史的影响就可以等量齐观。相对而言，生态学、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环境科学对环境史的影响就更深刻明显。
生态学作为环境史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其影响自不待言。而在美国以外，环境史多脱胎于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至于环境科学对环境史的影响，则散见于一些著作和文章之中。环境史与生态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的联系，可以参阅梅雪芹等学者的文章。梅雪芹曾经撰文指出，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和环境史虽然都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侧重点及研究角度则存在差异，这几个学科的关键要素分别是“空间地域”、“生态适应”、“环境质量”和“人类文明”，这种区分“可以使人们更好地把握各自所应承担的学科任务”（注：梅雪芹：《环境史学论纲》，《阿·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思想与环境史学》，载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侯文蕙：《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高国荣：《什么是环境史？》，《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笔者也比较认同上述见解。考虑到学界已有的成果，这里仅简单介绍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对环境史的影响。
环境史之所以要借鉴经济学的成果，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经济学的双重命题就是稀缺和效率”（注：韩德强：《经济学是什么？》，《读书》2001年第2期，第34—35页。）。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主要是通过生产、交换及消费同自然发生联系，并以生产和分配为基础形成种种社会关系。围绕经济活动所形成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恰恰是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层面。这就使环境史和经济学联系起来。
环境史和经济学之间的联系，还在于经济学和生态学有相通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从词源上看，经济学和生态学具有共同的希腊语词根oikos，该词根都与“家”有关系，所以二者都是研究家园的科学，生态学侧重于家园内部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经济学则处理“家庭中的家务及其日常的活动和管理”（注：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4页。）。从历史上看，经济学，尤其是古典经济学，一贯强调资源的稀缺和总量有限，这与生态学家的主张不谋而合。在18世纪法国的重农学派那里，“农业是财富唯一可靠的来源”（注：麦克迈克尔：《危险的地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页。），而马尔萨斯强调人口对食品供应的无情压力；李嘉图提到土地和地租吸收剩余价值而导致的“停止状态”；杰文斯则担忧燃料耗尽，“在那个时代，经济学曾经有一个绰号，叫‘阴郁科学’”（注：戴维·S. 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731页。）。从经济学发展的新动向来看，形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境经济学，已经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环境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赫尔曼·戴利认为，人类经济系统是自然经济的一个子系统，所以经济的规模必定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恰如自然系统演化不断趋于稳定，经济的稳定状态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注：赫尔曼·E. 戴利和肯尼思·N. 汤森：《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页。）。
但经济学与生态学对待人类—环境系统的态度有非常明显的差异：经济学总是倾向于把“物质财富当作人类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那么人类征服自然就是实现了人类的使命”，而生态学强调“极限而不是不断增长，强调稳定而不是不断开发”；在时间尺度上，经济学“注重资本的周转，而生态学则要考虑生态系统和有机体的演化”（注：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14页。）；从世界观来说，经济学家往往比较乐观，而生态学家则往往比较悲观。经济学家乐观的理由就在于他们相信市场和科技的力量，他们相信市场会自主调节资源分配，而科技能够不断发现新的可以利用的替代资源，因此增长没有极限。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西蒙，他曾经写过一本题为《没有极限的增长》的著作。而生态学家则立足于自然提供资源的生产能力和化解污染的自净能力的有限性，认为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
在有关科技作用的现实争论中，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的观点往往针锋相对。在《自然不可改良》一书中，“巴西环保运动之父”卢岑贝格就大量介绍了他所耳闻目睹的一些争论。他的一位朋友(物理学专家)曾在和一位经济学家谈话时说到：“如果我们科学家必须告诉你们，我们不能简单地发明出你们所要的技术时，您会怎样？”他的言下之意是指，人的能力总是有限度的，与发明并生的还可能有负面问题。但这位经济学家却认为金钱和市场万能，他说：“我会付给您双薪。”还有一次，卢岑贝格在参加有关能源危机的会议时，一位工程师批评环保主义者“对于市场巨大威力一无所知”，这位工程师同时声称，“如果可以卖得好价钱，石油是可以从我们的烟囱和汽车排气管中排出的二氧化碳中生产出来的。”（注：何塞·卢岑贝格：《自然不可改良》，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4页。）
迄今为止，经济学家往往在和生态学家的争论中胜出，尽管政府和公众接受了生态学家的一些建议，但前提是不能在经济上付出太大代价。经济增长依然被作为判断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准。经济学家受到更多拥护的理由还在于，“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是眼前的，而它所强加的代价则主要是未来的”（注：小约翰·B. 科布：《论经济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张力》，《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环保工作在未来是否能够顺利推进，与公众环境意识的有无与强弱有直接关系。在传播和弘扬环境意识方面，在说服公众自觉按照环境保护的要求来规范言行方面，环境史学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环境史受社会学的影响也很明显。这首先是由于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它们“都涉及整个社会和一切人类行为，从这一点看它们必然是知识的伙伴。我们可以视社会学为研究整个社会的科学，着重概括社会结构；历史学是研究不同时期人类社会的科学，着重探讨其间的差异以及各个时期社会的变迁。两种方法相辅相成，变迁寓于结构；结构包含变迁”（注：彼特·勃克：《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渊源》，《国外社会科学情况》(南京)1990年第5期，第26页。）。社会学注重社会调查，较多地依靠社会调查这种手段获取大量的、第一手的研究信息，在此基础上，探寻一般规律，提出理论分析模式。这恰恰可以为历史学取长补短。
其次，环境史与社会学的联系，还在于社会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视。一般地讲，“社会学的目的是要通过对现实进行宏观(结构的)及微观(社会心理学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对社会的一切体制作出综合性分析。为了对社会诸关系进行整体考察，社会学家必然要对人类取得生活资料的方式，以及社会及其赖以生存的资源之间相互关系提出许多问题”。但社会学的人类中心倾向，又使社会学家往往相信人与自然之间具有良好的调节和适应机制。社会学对这一传统观点的突破，部分体现在社会学内部衍生出的一个新分支，即环境社会学。在环境社会学家看来，至少在当前，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已经趋向于失衡，经济扩张引起的生态破坏还在加剧，解决环境危机，需要人们改变对环境的传统观点（注：弗雷德里克·H. 巴特尔：《社会学与环境问题：人类生态学发展的曲折道路》，《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7年第3期，第5、18页。）。
再次，社会学对环境史的影响，还表现在城市环境问题、环境正义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美国环境史的主要内容。社会学家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环境问题，撰写了有关这方面的大量社会调查报告，比如“理科逊在1974年曾对100多家工厂进行抽样调查，了解已经实施污水控制法的企业对环境问题的态度；莫洛奇曾详细考察过巴巴拉纳地区官员和居民对当地石油溢出事件的反应，重点研究许多居民由此产生的‘激进化’倾向”（注：《环境社会学研究纵横谈》，《中国环境报》1988年9月15日。）。而且许多研究报告显示，“种族、民族以及经济地位总是与社区的环境质量密切相关，与白人相比，有色人种、少数族群和低收入者承受着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注：洪大用：《环境公平：环境问题的社会学观点》，《浙江学刊》2001年第4期，第67页。）。可以说，这些调查报告的公布与发表，对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城市环境、环境正义进入环境史学家的视野之后，阶级、种族、性别等分析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环境史学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采用，并带来了环境史和社会史的融合。
环境史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也异常密切。这一点已经为沃斯特、怀特等许多环境史学者所指出（注：唐纳德·沃斯特：《作为自然史的历史：理论与方法》(Donald Worster， " History as Natural History: An Essay on Theory and Method" )，《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53卷，第1期(1984年2月)；理查德·怀特：《土著印第安人与环境》(Richard White， "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Environment" )，载W. R. 斯瓦格蒂：《学者与印第安人的经历》(W. R. Swagerty， ed. ， Scholars and the Indian Experience)，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理查德·怀特：《环境保护主义和印第安人》(Richard White， " Environmentalism and Indian Peoples" )，载康韦、凯尼斯顿、马克斯：《土地、空气、火和水：对环境的人文研究》(Jill Ker Conway， Kenneth Keniston， and Leo Marx， eds. ， Earth， Air， Fire， and Water: Humanistic Studies of the Environment)，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克雷希、麦克尼尔、麦茜特：《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Shepard Krech Ⅲ， J. R. McNeill， Carolyn Merchant， eds. ， 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纽约2003年版，引言，第xiv页。）。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自身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注：梁钊韬：《人类学的研究内容与作用》，中国人类学学会编：《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依照这两部分研究内容，它又可以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支。其中，文化人类学又衍生出考古学、民族学、生态人类学等次分支学科。“人类学从其形成到现在，经历了以研究进化为主到以研究行为及习俗为主的重心转移”（注：周大鸣：《现代人类学》，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在19世纪人类学的形成时期，许多人类学家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地理、环境和气候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决定性和限制性的作用。受进化论的影响，人类学长期研究人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原始社会。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人类学逐渐对较复杂的乡民社会产生兴趣”，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类学的视野也开始转向对都市的研究”（注：周大鸣：《我们从历史走来》，周大鸣编：《二十一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在人类学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决定论逐渐被或然论所取代，后者强调人类与环境的稳定的或动态的关系。这一观点被斯图尔特表达得最为充分。在他看来，环境和文化不是分离的，而是包含着“辩证的相互作用……或谓反馈或互为因果性”，“环境和文化皆非‘既定的’，而是互相界定的”，“环境在人类事物中的作用是积极的，而不仅仅是限制或选择”，同时，“在反馈关系中环境和文化的相对影响是不同等的”，“有时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有时环境又占上风”（注：唐纳德·L. 哈迪斯蒂：《生态人类学》，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对环境和文化关系的一贯重视，及其或然论主张，使人类学与环境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人类学对美国环境史的发展功不可没。首先，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环境与文化的研究，主要是由人类学家推动的。尽管美国西部史学家韦布和马林已经开始从环境、生态角度分析历史问题，但这一传统没有能够在美国历史学家中继续下去。沃斯特曾著文指出，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维塞勒(Clark Wissler)、朱利安·斯图尔特(Julian Steward)、罗伊·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和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在发展和完善从生态角度解释文化进化的理论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认为环境史学家应该向人类学家学习。其次，人类学流派众多，其宽广的研究视野对环境史学也有较多的启发。文化生态学强调环境与技术的相互作用，着重研究技术、人口、能源和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生态人类学家则将生态系统、生境、栖息地、适应等生态学概念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分析。历史生态学则通过景观变化来重建过去的生态。而人类考古学则非常有益于了解世界范围内人对古代环境的影响，对火的使用、动植物的驯化、城市化、集约化生产、传染病、气候波动和火山爆发的影响等许多问题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而社会和文化生态学对环境史的贡献则在于人种学和历史分析，它研究的问题包括土著的自然观、自然的文化建构、人类影响的第二自然、长期适应和持续发展的可能性，环境政治和环境正义等许多方面（注：克雷希、麦克尼尔、麦茜特：《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引言，第xiii-xiv页。）。最后，人类学对扩展美国环境史的研究领域也很有帮助。尽管环境史以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一直局限于对资源保护和荒野保护的研究，这与真正的环境史还距离遥远。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学著作，对环境史学家开阔思路而言，应该有很多帮助。另外，在印第安人与环境这一研究领域，尤以人类学家的贡献最多。
政治学与环境史也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它们二者之间的联系可以通过环境政治史得以充分体现。美国几乎所有的环境史学家都认为，环境政治史是美国环境史最重要的研究层面之一。在美国环境史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政治史、环境思想史、自然生态史一直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环境政治史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关注，首先是由于，环境史是在现代环保运动的推动下直接产生的，所以环保运动本身，以及环保运动的前身，包括自然保护和资源保护运动，一直是美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环保运动对环境史的影响，还表现在环境保护主义使环境史具有比较强烈的政治与伦理诉求，使环境史具有比较明显的文化批判意识。其次，环境政治史受到重视，还在于自然环境与政治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一个政权要得以稳定，就必须依赖一定的环境基础。如果一个国家自然资源长期急剧恶化，人民衣食无着，那么就很难维系政局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民主自由也恐怕很难实现。在历史上，因为自然环境急剧恶化而导致政权和文明毁灭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环境关乎一个国家的安危，对国际局势的稳定也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近年来，环境安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再次，环境政治史受到重视，还因为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渐不再固守自由放任政策，国家职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国家服务职能的强化。在环境保护领域，国家通过颁布各种政策法令，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以缓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暴力冲突新根源的形势面前，在环境外交领域，民族国家在捍卫自身环境权益方面将发挥主要作用。因此，环境运动、环境政策、环境法令、环境外交都特别容易受到环境史学家的关注。
在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环境史具有独特的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学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历史学是一种历时性研究。环境史研究历史上的人类生态系统，这一系统内部因素或主要部分的变化，“可能进行得极其缓慢，甚至难以察觉，但有时又相当突然，会在几年、几个月、几小时或几分钟内发生”。这种突然变化往往很少出自单个的事件，在更多的情况下它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因此，环境问题研究如果不借助于历史，就不可能深入。正如有学者指出：“求助历史研究才可能作出贡献……因为各个系统都处于演变之中，人们对它们的观察便不能只从时间的某一点上着眼，哪怕关于某一系统的演变的大量数据只能在某一特定时刻收集到。只有联系过去的情况，才能对变化进行研究；对于缓慢的演变过程，或其生态系统中的后果要在几个月到几个世纪以后才能充分显示出来，要想认识到其影响，就必须从历史着手……研究人与生物圈的关系，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科学领域，但是如果要获得成果，就不能不用最古老的方法之一，即研究历史。”（注：哈罗德·布鲁克菲尔德：《论人与生态系统》，《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4年第4期，第12—13页。）
三、史料利用范围
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特点也可以从它所利用的各种各样的史料反映出来。所谓史料，是指“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残留或保存下来的各种痕迹、实物和文字资料”（注：李良玉：《史料学片论》，《福建论坛》2000年第5期，第55页。）。依据其表现形式，史料主要可以分为文字与实物两大类。此外，口传史料也是史料的组成部分，它主要是指在民间流传的口头传说和史诗。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利用较多的是文字与实物两类史料。这些史料大大拓宽了传统史料的范畴，反映了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
美国环境史学家纳什在20世纪70年代率先讲授环境史时，他就认为，景观是一部历史文献，它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所以他鼓励学生到野外进行考察（注：纳什：《环境史概况》(Roderick Nash， " The Stat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载赫伯特·巴斯：《美国史研究概况》(Herbert Bass， ed. ， The State of American History)，芝加哥1970年版，第249页。）。沃斯特提到：要理解“在历史上发挥最根本作用的那些力量”，“我们必须经常走出议院、育婴室和工厂，出门在田野、森林和开阔地带漫步”（注：唐纳德·沃斯特：《研究环境史》(Donald Worster， "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载唐纳德·沃斯特：《地球的终结：关于现代环境史的一些看法》(Donald Worster， ed. ，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9页。）。沃斯特最近还提到：“我总是告诉我的研究生去选择一块地方……然后发掘它的环境历史……去认识它的地质、植被、土壤、气候的类型以及人类到来后的影响。”（注：沃斯特：《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第11页。）这两位权威学者都意识到，田野调查、实地考察对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性，中国有一句谚语，所谓“行万里路，破万卷书”，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每一个地方，每一处景观，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过去的信息，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地的环境变迁史。在环境变迁研究中，“断代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各种环境变化过程和环境事件，只有将其置于时间标尺之上才有确切意义，也才能从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注：黄春长：《环境变迁》，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在实际工作中，树木年轮、孢子花粉是环境史学家从事断代分析最常用的一些史料。
树木年轮学创立于20世纪上半叶，通过树木年轮的宽窄来观察较长时期内影响树木生长的外界因子的变化。年轮是树木生长的“年谱”，“它不只记录了树木自身的年龄，还记载下环境和气候等综合外界因子对树木生长的影响，如光照、水分、温度、土壤条件及生物之间的作用等。现在研究还表明，树木年轮可记录环境污染及大气成分变化、地震、火山爆发等”（注：刘宏颀：《树木年轮——环境气候的档案》，《植物杂志》1993年第4期，第38页。）。因此，树木年轮通常被人们称为过去环境变化的“记录器”（注：马利荣、卜春林：《树木的历史“档案”——年轮》，《科学世界》1994年第7期，第23页。）。
树木年轮分析的成果在环境史研究中得到了大量的利用。比如，美国学者通过对巨松的年轮进行分析，发现了美国大平原地区干旱周期和雨季周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循环交替，每隔35.7年，这里就会出现持续时间不少于5年的干旱；大约每隔55.6年，就会再次发生持续时间不少于10年的大旱（注：道格拉斯·赫特：《尘暴：农业和社会史》(Douglas Hurt， The Dust Bowl: An Agri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芝加哥1984年版，第3页。）。又比如通过分析树木的年轮和过火后树木上疤痕的位置，就有可能知晓历史上该地发生林火的具体年份。另外，树木的形态也能反映一些很有价值的信息，树冠特别巨大的古树，它所在之处以前应该是草原或比较开阔的地方；而分布在林区的树木，一般树冠较小，而且集中在树的顶部；那些长出丛丛新枝的树木，就表明它周期性地被人采伐（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来北美中部的环境变迁史》(Gordon G. Whitney， From Coastal Wilderness to Fruited Plain: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emperate North America from 1500 to the Present)，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
孢粉分析是研究保存在地层中的化石孢粉。孢粉与植物的繁殖有关，每一种植物的孢粉都不一样。由于孢粉外壁坚固，能耐高温高压和强酸强碱，因而孢粉在地层中能完好地保存亿万年之久。同时它体轻量大，在几乎所有地层中都有保存，因此，通过孢粉分析，就可能恢复各个地质历史时期的古气候、古地理和古生态（注：王宪曾：《孢粉学的应用纵横谈》，《地球》1985年第6期，第16页。），重现自然的沧桑巨变。孢粉分析已经在考古学中被广泛应用，用于“确定考古遗址各文化层及地层的年代；了解古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及其变迁历史，人类社会发展与其周围自然环境的关系；了解古代社会的文化发展状况，如农作物起源及其扩散”（注：姜钦华：《花粉分析与植硅石分析的结合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考古》1994年第4期，第372页。）。
迄今为止，运用孢粉分析已经取得许多成果。孢粉学为板块构造学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并表明“在侏罗纪以前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仍然一体相连……两大陆块自侏罗纪以后才开始开裂和漂移”，“而印度和欧亚大陆在地质历史上长期分离，直到早第三纪印度板块才与欧亚板块相碰在一起”（注：王宪曾：《孢粉学的应用纵横谈》，《地球》1985年第6期，第17页。）。此外，在发掘美国贝科斯河(Pecos)新墨西哥萨勒堡垒南约24公里处遗址时，考古学家通过花粉分析，断定该遗址的“年代是公元900—1250年。花粉分析结果发现，以藜科和苋属花粉占优势，禾本科花粉在文化层上部显著增加，并在几个层位中发现很多玉米花粉，证明在公元1200年后当地居民由原来的狩猎生活逐步转变为栽培种植的经济”（注：周昆叔、严富华、叶永英：《花粉分析法及其在考古学中的运用》，《考古》1975年第1期，第67页。）。
除实物史料外，环境史学家利用更多的还是文字史料。文字史料之卷帙浩繁，足令研究者望洋兴叹。美国学者惠特尼将历史生态学的史料分为文献资料、图表资料、统计数据系列、手稿四大类，他列举的资料对环境史学者说来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来北美中部的环境变迁史》，第10页。）。
关于美国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的记载大量散见于有关的探险日记、移民自述、移民指南、地区手册等文献资料。由于这些资料比较分散，不容易收集，利用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从战后以来，美国学者开始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编目（注：罗伯特·唐斯：《美国印象：新大陆的海外来客》(Robert B. Downs， Images of America: Travelers from Abroad in the New World)，伊利洛伊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加罗德·科尔：《美国漫游：从航海发现到现在，报刊游记文章汇编》(Garold Cole， Travels in America: From the Voyages of Discovery to the Present，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ravel Articles in Periodicals)，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约翰·杰克勒：《俄亥俄山谷观感：1740—1860》(John A. Jakle， Images of the Ohio Valley: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ravel， 1740 to 1860)，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弗兰克·弗赖德尔：《哈佛美国历史指南》(Frank Freidel， Harvard Guide to American History)，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奥拉尔·科德：《游记里的新泽西：1524—1971》(Oral Summer Coad， New Jersey in Travelers' Accounts， 1524-1971， A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新泽西州梅塔钦1972年版；罗伯特·休巴赫：《早期游客叙说美国中西部》(Robert Hubach， Early Midwestern Travel Narrativ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634-1850)，底特律1961年版；R. 韦尔：《来自旧边疆的声音》(R. W. G. Vail， The Voice of the Old Frontier)，费城1949年版。），为使用者提供了按图索骥的便利。
探险日记、旅行自述非常有益于我们了解过去的景观，但在利用时，却不能不仔细甄别。因为这些文献有一些缺点：许多叙述相互矛盾，掺杂着大量对自然的偏见。许多新大陆的宣传手册渲染北美大陆的富饶，以吸引移民前来开发北美大陆。许多西去的移民是沿着已经开辟的路线前进，他们沿途所写并不能准确地反映途经地区的全貌。一些来自欧洲开阔地带的移民则夸大了森林的面积。另外，一些人提到草原野火和森林飓风，但他们究竟是有感于难得一见或是触目皆是，现在则不得而知。
在美国开发西部的过程中，博物学者和生态学家留下了许多科学考察报告。早期的博物学者如德雷克(Daniel Drake)、希尔德雷斯(Samuel Hildreth)、柯特兰(Jared Kirtland)、拉帕姆(Increase Lapham)已经意识并记录了拓殖带来的生态变化。在19世纪末生态学出现以后，许多生态学家力争在开发之前将保存尚好的景观记录下来。这些资料对从事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注：要了解早期的科学考察报告，可以参阅马克斯·迈泽尔：《美国自然史书目：开拓世纪，1769—1865》(Max Meisel， Bibliography of American Natural History: The Pioneer Century， 1769-1865)，纽约1967年版。有关美国各区域和部分州的早期生态，则可参考埃玛·布朗：《美国东部的落叶林》(Emma L. Braun， Deciduous Forests of Eastern North America)，费城1950年版；埃塞尔·米勒：《俄亥俄湾植物生态学书目指南》(Ethel M. Miller， Bibliography of Ohio Botany)，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32年版；霍默·豪斯：《纽约州植物生态学书目指南》(Homer D. House， Bibliography of the Botany of New York State， 1751-1940)，奥尔巴尼1941-1942年版；C. 达林顿：《栽培植物染色体图册》(C. D. Darlington， Chromosome Atlas of Cultivated Plants)，伦敦1945年版；H. 格林、J. 柯蒂斯：《威斯康星植被：书目指南》(H. C. Greene and J. T. Curtis， Bibliography of Wisconsin Vegetation)，纽约1955年版；保罗·里泽：《伊利洛伊植被：书目指南》(Paul G. Risser， Bibliography of Illinois Vegetation)，伊利洛伊州尚佩恩1984年版；马文·罗伯特、罗纳德·斯塔基：《俄亥俄高校有关该州植被的研究生论文题录》(Marvin L. Roberts and Ronald L. Stuckey， Bibliograph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on Ohio Floristic and Vegetation in Ohi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
在统计数据系列中，《美国联邦人口统计》是美国环境史研究常用的资料。美国人口普查始于1790年，此后每隔10年进行一次。1840年美国第6次人口普查还对各地方县的农林产品输出进行了统计。而从1850年起，人口普查表格还统计了单个农场的熟田、荒地、庄稼和家畜的数量。这些资料大都由各州图书馆、档案馆和历史协会保存。从1925年开始，人口普查的间隔由10年缩减至5年，由此就能够提供更加详细丰富的信息。此外，从1928年开始，美国林业局周期性地对美国林业资源进行统计，并不断更新。这些数据已经被用来绘制以县为基础的全国树种分布图。
还应该提及的是，美国还保存了比较完整的气象资料。19世纪早期，美国军队军医处就开始记录许多军事据点的气象情况，此后，美国军队管理局开始建立气象站。自1891年以来，美国气象局及后来取代它的联邦海洋与大气监测局，负责搜集全国的气象资料，并逐月发表《气象数据》(Climatological Data)。这些信息为环境史学家重新审视过去提供了参考（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来北美中部的环境变迁史》，第16页。）。
一、关于乐种的命名及归类方面的问题
按照什么原则给某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命名及归类，这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我们看到的第一、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一些情况来看，其命名显得有点乱。全国的情况我们不完全了解，但是与河北省相关的乐种，我们还是能够发现其中的一些问题。
如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河北省的乐种里，有“河北鼓吹乐”，还有“冀中笙管乐”，其实“冀中笙管乐”就是以鼓、钹等打击乐器与管子、笙、笛子等吹奏乐器构成的一种鼓吹乐合奏形式①。如果就其词义内涵来说，“笙管乐”应该包含在“鼓吹乐”之中，“冀中”应该包含在“河北”之中，它们二者不应该是并列的关系，但是在国家名录中却以并列的方式存在。
再说“冀中笙管乐”，这也只是部分学者对冀中地区“音乐会”的一种称呼，而不是局内人的自称。这个名称本身也值得再推敲：用参与演奏的两件乐器来命名整个乐种，有以偏概全的嫌疑，不太合适。
学者给乐种的起名常常有争议，官员给乐种起名就更添乱了。河北省易县燕下都故地燕子村的“音乐会”，在省里为这个乐社进入国家名录而向有关机构提供的申报材料中，就是按有关领导所定“燕子古乐”之名来上报的，但在公示的以及后来正式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没有这个乐社的名字。这里是否有因为官员乱起名而引起审查批准机构不解的因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随便乱起名字肯定是要引起混乱的。
我们认为，尊重民间音乐局内人的自称，按“约定俗成”和“名从主人”的原则称呼和命名民间乐种，应该是我们在为进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乐种命名的一个基本原则。之所以这样，除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和混乱外，还因为这种局内人的自称往往包含着该乐种丰富的人文内容和特定的音乐形态特征。
不但存在乐种命名较随意的问题，在乐种的归类上现在公布的名录也有许多不妥之处，显得有些混乱。如易县东韩村的“拾幡古乐”，本是清代把南方的“十番”乐种纳入宫廷的“南府”，又从宫廷里流散到民间的“十番乐”，本应归入“十番音乐”一类里。可是在“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易县东韩村的“拾幡古乐”却非常委屈地被归入了“冀中笙管乐”一类中，这是极不合适的，它与“冀中笙管乐”（音乐会）之间完全是两码事！
二、保护工作需要“雪中送炭”的情怀
在冀中音乐会这个乐种里，今天进入国家级与省级名录的，大多是由于各种机缘闯出了名声的一些乐社――或是由于学者的长期考察，使该乐社名声在外（如高洛音乐会）；或是由于乐社自身主动寻求有关专家和研究部门的关心、重视而闯出名声的（如固安县屈家营音乐会、雄县赵岗村音乐会、安新县圈头村音乐会等）。而更多的同类乐社正在迅速走向衰亡，亟待抢救和保护。
已经闯出名声的乐社，往往各级政府、有关机构的人纷纷来村里表示关心，各级各类媒体机构也一拨又一拨地有记者前来。最早出名的固安县屈家营音乐会，省里还为他们拨款百万元建成了建筑面积近千平方米、上下两层的音乐堂（这种“帮助”，实际上是在改变音乐会的文化属性，非常不合适）。
而与其同类的众多乐社，却在默默无闻中面临即将灭绝的危机。如易县神石庄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仅一个村就有三个音乐会②，现在全都不在了；涞水县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音乐会十七个③，现在能够维持活动的仅有四、五个；定兴县易上营，易县流井，涞水县北白堡，雄县十里铺，安新县赵北口等村的音乐会虽然没有了往日的盛况，但尚可正常活动，有的乐社甚至在人员实力、演奏水平上一点也不比现在已经名扬天下的屈家营、高洛音乐会差，但由于普查工作没做好，现在基本上尚未纳入各级“名录”。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应少一些做秀，多做一些实事。要在全面普查的基础上，尽力将所有的遗产一并保护。一时进不了国家“保护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要先进入省、市、县级“保护名录”，要让这些仅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政府关注的视野，给予合理的保护。冀中音乐会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内涵的乐种，需要一个保持一定量的种群环境才能正常生存，因此我们的领导者和各类媒体，不要将眼光只盯在已经名声在外的乐社。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应该多些“雪中送炭”的情怀，少些“锦上添花”的浮躁。
三、录音、录像方面的问题
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有“要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的表述。
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的部署，保定市于2008年3月份为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几个乐社进行录音录像。但办理这件事的过程，却显出了具体做这项工作的人非常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及相关的基本修养，没有把好事办好。
首先，市文化局要求这几个乐社统一到保定市电视台的某个工作室去集中进行录音录像。这是一个违反民族音乐学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基本常识的做法――把它剥离了原生文化环境。这样的录音录像，实际上只留下了一个声音及图像的外壳，其文化内涵却全部被丢掉了。音乐会这类仪式音乐，“需按照传统规矩，在具有特定象征含义的场所和特定时间中与乡村仪式同步进行。它不能独立存在，不能按照个人意愿，随心所欲地展示于任何时间与空间，离开了它借以展演的仪式，便失去意义。”④
这样做好像是避免了在自然环境中录音产生的一些“杂音”，但“在当代音乐人类学的认识之中，这些所谓‘非音乐本体’的‘杂音’，不论是来自表演者还是来自观众和周遭的环境，只要是当场当时的实际音响和行为，都与所考察的音乐不可分割，都是这音乐活动和音乐文化的实际构成部分。……（我们）所要关注和采录的，不仅仅是狭义的‘音乐本体’，而是这种实际音响整体及相关因素、这种织入现实社会和文化的音乐。”⑤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录音录像，“主要目的不是像商业音像公司那样为音乐欣赏者提供无‘杂音’、‘纯音乐’的‘漂亮’音响，而是为……研究提供作为整体的音乐文化和社会现象的实际记录。”⑥
再有，当民间乐师们来到指定的录音录像场地后，他们被告知，为了提高效率、节省时间，每个乐社仅限录制两个小时的乐曲（而在正常情况下，一般每个乐社的若干套曲和文坛念唱总合起来，往往在十至几十个小时之间）。还规定：为了避免混乱，一个套曲不能连续演奏，要一个只曲一个只曲地分开录，这破坏了套曲的完整性。这些做法都是不符合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录音、录像要“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的要求的。
就此我们得到的教训是：对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录音录像，一定要坚持“真实、系统和全面记录”的原则，一定要将其“音乐本体”与它的原生文化环境一起录下。因为这种录音录像的主要目的，不是为音乐欣赏者提供“漂亮”的音、像，而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留下全面的文化信息档案。
四、文字、乐谱资料的整理与出版
文字、乐谱资料的整理与出版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涉及到冀中音乐会的文字、乐谱资料出版物，除了张振涛、钟思第等中外学者的研究著作和学术文章外，近几年还有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的《河北安新县圈头村音乐会考察》（张伯瑜编著）、由河北美术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的《河北民间古乐工尺谱集成》（马维彬主编）及由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的《高洛音乐会》（涞水县宣传部、文教局编）。
《河北民间古乐工尺谱集成》共收录了河北省二十个有代表性的民间乐社的700多个曲牌的工尺谱。除乐谱外，本书还收集了一些乐器照片、现场演奏照片以及各乐会的简介等。虽然有关报道宣传得很“玄乎”，但实际上仅仅把这些乐曲的工尺谱出版，什么用都没有：对于研究者，它的资料作用很有限；对于一般懂音乐的人，那是一本看不懂的“天书”；甚至就是拥有这些乐谱的乐社，他们那些“学事”的学员们仅凭这些乐谱也难以学会演奏这些乐曲。
《河北安新县圈头村音乐会考察》是中央音院张伯瑜教授根据对安新县圈头村音乐会的考察编著的一本书。该书既有自己的个案研究成果，又有该乐社工尺谱的影印文本和工尺谱与五线谱对照的“译谱”文本，在书的后面还附有该乐社部分曲牌的演奏录音。工尺谱影印文本能够使人们看到民间工尺谱的真实原貌（它比转换为以印刷体形式出版的工尺谱更能够保存全部原有音乐信息，因为手写工尺谱字的大小、谱字相互之间的距离等都是有特定的含义的，这些细节包含的信息在转换为印刷体形式时往往会丢失），工尺谱与五线谱的对照文本能够使一般懂音乐的人知晓其所演奏旋律的细节。书后所附该乐社部分曲牌的演奏录音，能够使我们对该乐社的演奏乐曲有一定的感性认识。该书不足之处在于：1．只有部分曲牌的演奏录音，显得不完整。2．没有视频资料，使人难以对该乐会演奏时的文化环境产生直观的印象。3．缺乏对该乐社打击乐曲牌的记录和整理，留有遗憾。
“高洛音乐会”是对高洛音乐会全部相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主要是涞水县的退休干部刘阜和我带领研究生尽义务做的具体工作）。该书也有民间工尺谱的影印文本及工尺谱与简谱对照的“译谱”文本；对于打击乐器演奏的状声谱，本书还创造性地以“舞谱”图示的方式将“舞钹”的动作套路进行了形象的记录；音乐会的“文坛”念唱部分，则将念唱的《后土宝卷》等文本全文刊出，并将原来甚至连工尺谱都没有，只凭口传心授的文坛曲牌一一用简谱的形式记录了下来；书中还附有许多资料图片及张振涛、薛艺兵、钟思第等学者的相关研究论文及论著节选（为了方便外国学者的参阅，一些文章还附带了英文译文），使这本资料集更有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这本书也有一些不足：没有附上与这些乐曲相关的音频、视频资料，个别研究成果缺乏学术上的严谨性。
从有关冀中音乐会的文字、乐谱资料的出版所得到的经验与教训，为我们今后出版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集提供了借鉴：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整理出版，应该贯彻“真实、系统和全面”的原则，把该乐社各方面的信息尽量都包容进去。2．在民间乐谱的整理方面，一定要有该乐社全部原谱的影印件及原谱与简谱或五线谱的对照文本，并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对传统乐谱进行今人能够理解的表述。不提倡将民间手抄工尺谱转换为印刷体形式，那样无法让人看到民间乐谱的原貌，还会造成音乐信息的丢失。3．要有对该乐社基本情况和相关研究成果的文字内容，从而帮助人们形成对该乐社各方面情况及其文化价值的理性认识。4．一定要附有与乐曲相关的音频、视频资料，从而使人们对该乐社的音乐及相关文化环境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并为这个乐社留下永久的音像信息。
五、不正常的“崇古”心态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我们还看到一种现象，就是为了强调某个乐种的历史价值，常常不适当地、夸张地强调它的历史悠久程度。
涞水县高洛音乐会本来是冀中音乐会众多乐社中的一个，但是为了显示它的古老，就有人根据过去高洛音乐会每逢农历三月十五都要到易县后山庙（有人根据传说，认为这个后山庙曾是黄帝祭天、后人祭祀黄帝的地方）上香朝拜的事情，把它说成是“黄帝祭天、后人祭祀黄帝的音乐的留存”、“始于殷人祭祀始祖契”⑦，把这个音乐会神化，好像它是天下最古老的音乐了。这种说法把神话与史实混为一谈，本不值得一驳，却在河北省很有市场。
易县燕子村的音乐会，也有人根据其村落附近即为古燕下都遗址的地缘特点，一度把它附会为“燕国宫廷音乐的遗存”、“古燕乐”。
我们认为，对于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应该追溯，但是这种追溯要以严谨的科学考证方式来进行，而不能只凭想象和妄猜，这样做是非常不严肃、不合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也绝非简单到仅仅像出土文物那样越古越好，大可不必为了证明它的价值而去杜撰它的历史。
六、重申报、轻保护的问题
各级领导部门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时，往往表现得很积极。在年终季末总结工作时，也常常将其作为一项工作政绩、一种荣誉提及。可在一些地方，一旦某个项目申报成功后，除了向上伸手要钱之外，却见不到申报材料中所允诺后续保护措施的具体实施和落实，而一些热心人自发做的许多与保护工作有关的事情，却又被领导者拿来作为他们的工作业绩炫耀。
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很高，这自然是可喜的。但是，一个项目的申报成功，实际上意味着要承担起一种曾经向国家、向全民族允诺过的责任――要努力、踏实地落实各项保护措施，为保护好我们民族的这个“DNA”而尽好当地政府的一份职责。只将其看作一项工作政绩、一种荣誉，是非常错误的认识，显示出了某些地方领导者浮躁的工作心态。
建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部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阶段，要将保护措施制定得是否完善、合理作为是否批准该项目立项的关键内容之一，重点审查，不符合要求的，应要求相关申报单位进一步修改完善；在项目被批准后，应该定期地、不走过场地检查相关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督促相关部门将写在纸上的保护措施落到实处。对于保护措施落实不力、造成不可挽回后果的部门领导，应该实行问责制，追究其领导责任。
七、动员各方面的积极力量来参与保护工作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强调要“广泛吸纳有关学术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方面力量共同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咨询机制和检查监督制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牵扯到方方面面，只靠一个机构或几个人是不行的，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够做好这项工作。
在社会各界，都有许多热爱传统文化、愿意为此贡献自己一份力量的人。但是我们看到，过去社会力量对冀中音乐会保护工作的参与，往往是自发的，缺乏有关部门的积极协调和组织。如果有关部门能够主动地利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发挥各种积极因素的作用，一定更有利于做好这项工作。在这方面，一些地方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如北京市和浙江省等地采取招募热爱传统文化的志愿者来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相关信息的收集、保护政策的宣传、相关资料的整理和记录、申遗材料的编写等工作，这是一种少花钱多办事的好办法。
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建立专家咨询机制和检查监督制度，也是做好保护工作所必需的。如果在非遗项目的认定、申遗材料的编写、保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保护工作的监督等方面多请教有关专家，请内行人来把关，本文前面提及的冀中音乐会保护工作中的许多失误就都可以避免。
以上我们谈了冀中音乐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大概不仅仅是冀中音乐会所遇到的，而是带有普遍性的。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刚刚开始，在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正视这些问题，并提出各种应对措施去解决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愿我们每个人都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愿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
①“鼓吹乐：以打击乐器、吹奏乐器等合奏形式为主的音乐，……”。见《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第234页。当然，有人对这个定义也持有异议。
②张振涛《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第75页。
③刘阜《涞水县民间音乐考察报告》，油印本，写于1983年7月“中国民间器乐集成”普查阶段。
④张振涛《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第428页。
⑤⑥杨沐：《从花儿研究现状思考中国民歌研究中的问题》，载《音乐研究》2004年第4期。
⑦见涞水县宣传部、文体局编《高洛音乐会》，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836－9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