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3 06:23:3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生态伦理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当人我们不断反思、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时候，环境、能源、人口等方面的生态危机早已成为全社会不得不面对和必须要解决得重大问题了。大学作为培养人才的基地，是青年学生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高校的生态伦理道德教育建设，影响和决定着大学生基本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的形成和确立[1]。从目前高校德育教育的实际状况来看，德育教育的内容存在滞后于时展的问题，加强高校生态伦理道德教育，树立新的教育理念，注重对大学生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引导，是高校德育工作所面临的新课题。
一、高校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现状
高校生态伦理道德教育是一种新型的道德教育活动,是高校的教育工作者从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睦相处和互惠共生的生态道德观出发, 启发、引导大学生树立为了人类长远利益和更好的享用自然、享用生活,自觉养成爱护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意识和相应的文明习惯[2]。目前高校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现状并不乐观。论文参考。大部分高校虽然开设了有关环境保护之类的相关课程，但总体来看，学生的生态伦理道德观念淡薄、行为缺失，生态伦理道德知识贫乏。高校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观念存在局限性
传统德育教育观念以学生“达标”为工作的致力点，忽视对学生道德能力的培养，当学生离开特定的德育环境，面对新的问题和情况时，不易做出准确的道德判断，不能实施正确的自我教育。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高校生态伦理道德教育基本停留在知识的传授上，没有自觉地把其纳入到德育教育的内容以及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里，更谈不上对塑造“理性生态人”最为重要的情感体验、习惯养成及价值观的培养。大学生生态伦理道德意识淡漠,对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缺乏深刻的认识,生态道德行为缺失,逐渐成为影响校园、周边环境乃至社会的一个问题。
2、教学指导思想缺乏全局性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高校普遍增添一些新兴的、着重于应用性的知识或专业，但结果往往又局限于适应性的增加和知识面的扩大，缺乏全局性的指导思想。当人们在应用领域出现了某种新技术，并意识到它可能产生的社会伦理或道德等方面的问题对人类构成威胁时，才迫不及待地进行道德教育的补课。正因为如此，当人们看到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危及到自身的生存，而法律、经济、科技等手段不能完全起作用时，才会想到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教育、教学指导思想缺乏前瞻性、全局性
3、师资队伍与教材建设存在薄弱性
由于生态环境科学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因此大部分高校在某些相关专业开设生态环境教育课，缺乏专职的师资队伍和专门的教材。大部分教师没有受过专门的生态环境知识教育的培训，知识缺乏系统性；在教材方面，没有材和教学大纲，现行教材缺乏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意识和内容，过于注重知识性、理论性、系统性，在趣味性、实用性和指导性方面不足。高校一般以环境专业或理工专业的基础课程类教材为主，缺乏系统的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教材。学生不可能接受全面的、系统的生态伦理道德观教育。
4、大学生在生态伦理道德问题上的价值取向上缺乏一致性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社会上出现了利益主体、利益观念的多样化，各种思想文化思潮的激荡带来了思想观念传递的多维性，大学生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实效性面临着挑战。主要反映在学校的一元价值倡导与现实社会多元价值取向的冲突上，也反映在学校生态伦理道德教育与社会环境相脱离、与受教育者心理需求相脱节等诸多问题上。论文参考。大部分高校都缺乏系统地与社会大环境的交流互动，许多大学生没有形成坚定的生态伦理道德信念，当学校教育与社会现实利益发生碰撞时，大学生在生态道德问题的价值取向上便发生转变 [3]。这种学校教育与社会现实不和谐的“两张皮”现象，给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面对生态伦理道德教育存在的这些问题,如果不采取积极有效上午措施加以改进,“面向未来”的教育目标就难以实现。
二、高校生态伦理道德教育应包含的主要内容
1、生态善恶观教育
即形成对社会和自然善与恶的观念。法国思想家阿尔贝特·史怀泽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原则,明确提出了“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4]。这一原则告诉人们:尊重生命、热爱自然的行为,就是善;反之,就是恶。生态善恶观的确立，能帮助人们以大自然的真善美为善美的标准，并为努力追求真善美而行动。
2、生态正义观教育
即树立维护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正义原则。生态正义是指个人和社会集团的行为原则符合生态平衡的原理,符合生物多样性的原则,符合世界人民保护环境的愿望和全球意识,符合“只有一个地球”的全球共同利益。它倡导可持续发展观，保护野生动物，植树造林的正义行为，反对破坏生态系统，毁灭物种，污染环境的非正义行为。它要求人们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坚持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统一的原则，实现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和谐统一。
3、生态良心观教育
即树立爱惜自然，保护生态的善良观念。是指人们对生态环境、对大自然中所有生物的责任感、同情感、荣辱感，自觉维护生态环境，为自然界所有生物负责。它能唤醒人们反思自身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危害性，增强人们对大自然的美感、道德感和理智感，选择适合生态道德的行为，并监督他人行为，以此激励人们保护环境。
4、生态义务观教育
即养成主动、自觉地对社会和自然的责任感。人之所以要尽义务,是因为人类与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社会、国家、家庭的命运息息相关。同样，人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人，地球环境与人类息息相关，这就决定了人类的生态义务是人类对自然环境应尽的责任，也要通过道德自律内化为人的内心信念，从而树立对生态的责任感。
5、生态意志观教育
即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坚定决心。生态意志能促使人们排除各种干扰和阻力,把按照生态道德动机所决定的生态道德行为坚持下去,成为克服在爱护自然、保护自然过程中遇到困难的重要力量。
三、强化高校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基本途径
1、加强生态伦理道德实践环节，形成良好行为习惯
学校应积极组织、支持大学生参加各类实践活动,诸如生态调查,环保签名,公益活动；利用“植树节”、“爱鸟周”、“地球日”、“戒烟日”、“世界水日”、“世界环境日”等特殊纪念日，在校园举办形式多样的各类活动，宣传和普及生态伦理道德，增强大学生对保护自然环境重要性的认识，陶冶其道德情操；还可利用校园网络、广播、宣传栏等多种媒体，围绕“关爱生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主题，举办摄影、征文、演讲、绘画等比赛，宣传环境保护的科技知识、法律法规，提倡绿色消费，使生态伦理道德深入人心。
2、通过课堂教学环节进行直面教育
日常教学是宣传和普及生态伦理道德的主要途径。论文参考。在各类课程的教学中，教师都应积极主动地结合自己的教学实际和教学特点,适当增加和补充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如在哲学课中，教育学生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在法律基础课中适当进行环境法规的教育；在思想道德修养课中要补充生态伦理道德的教育内容。此外,还可以通过开设“生态伦理学”、“人与自然”、“环境社会学”、“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公共选修课来普及生态知识。
3、加强校园生态环境建设，构建“绿色大学”
美的环境可以陶冶美的心灵，绿色校园对学生人格完善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对生态伦理道德观念的形成起着催化作用。学校作为一个小型生态系统，应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生态伦理的要求。在校区建设上应充分运用生态学原理，根据学校所处自然地理环境，运用原有的资源和条件，使用符合生态标准的清洁环保设施与材料，提高校园绿色覆盖率，使校园的兴建与自然环境的改造形成良性互动，激发学生的环保热情，培养学生关注环境，保护环境、创造环境的意识、态度和情感，促进绿色行为的形成。
4、编著系统的生态伦理道德教材，培训专职教师
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教材应体现生态伦理和可持续发展有关理论的完整性，使大学生真正了解到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意识到环境保护对于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树立崇尚自然、尊重自然、珍惜生态、保护环境的高尚道德情操；培训可以从事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师资队伍是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是进一步加强高校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必要保证
总之，在高校中普及生态保护知识，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道德意识，努力形成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的价值观，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存共荣,达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共同进化是高校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最终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1]马桂新.环境道德教育[M].科学出版社，2006(10);288
[2]王世民.高校生态道德教育刍议[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3(3): 55.
[3]安德智等.伦理道德理论探索 [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268~276
[4]阿尔贝特·史怀泽 (陈泽环译).敬畏生命[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127.
论文摘要早期道教的重要经典《太平经》包含了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其论述“道”、：“元气”“阴阳中和”是其生态伦理思想的本体论基娜出，并阐明了自然界的和谐及人与自然、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这些初始的生态伦理思想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了思想资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早期道教的重要经典，《太平经》又名《太平清领书》己经受到了许多道教学者的重视。《太平经》继承并发展了老子《道德经》的主题思想，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根，道通过“元气”来化生天地万物，并以道的法则和谐运转，这些思想都为其生态伦理意识提供了哲学基础，从而为塑造天、地、人、自然万物的整体和谐提供了本体性的思考。在今天，从古代经典中挖掘生态伦理思想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太平经》中生态伦理思想的本体论基础
《太平经》认为，道是万物之本根，通过元气化生万物，卷十八至三十四《守一明法》说:“万物之元首，不可得名者。六极之中，无道不能变化.元气行道，以生万物，天地大小，无不由道而生者也。”说的就是道为万物之本、不可名状，六极也是随着道的变化而变化的，道化生出万物，天地更不例外。天道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道作为万物的根本，又是通过“元气”来化生天地万物的，。元气遵循道的法则来运行，生化出天地万物。《太平经》认为，“元气”有“太阳、太阴、太和”三气，三气相通形成万物。卷十八至三十四《和三气兴帝王法》说:“阴阳者，要在中和。中和气得，万物滋生，人民和调，王治太平。”只有阴阳中和、三气和谐才能使人民顺意，万物生长。阴阳、中和是道实施的具体状态，是元气化生万物的和谐之势。《太平经》还提出“三名同心”，“中和者，主调万物者也”，认为天地万物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都包含阴、阳、和三种基本要素，合二为一，称为三名同心。“太阳、太阴、中和”三气和谐可以维护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平衡，进而实现太平。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以后的道教在信仰系统、丹术符篆和仪式规范中都发展了三名同心、和谐发展的思想，为生态伦理思想提供了本体论依据。
二、《太平经》中生态伦理思想的具体内容
《太平经》包含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太平”主要讲的是社会的太平，而社会的太平又是以天地自然系统的和谐为依据的。因此，它既包括自然界的和谐，又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天地生养万物要遵循法则和自然规律，这样才能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太平”，才能达到太平之世。
《太平经》认为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和谐是顺应天地之性，卷五十四《使能无争论法》指出:“天地之性，万物各自有宜，当任其所长，所能为，所不能为者，而不可强也。”天地之性，即万物各自的生长规律，让万物达到本身所能达到的状态，如果违背了天地万物的本性，自然界的和谐就不可能实现。当然，“天父地母”说也为人与自然和谐的说法提供了依据，人应敬父爱母，也就是顺应天时、珍惜土地。反之，人如果侵害自然，就是不孝顺父母，必然会受到惩罚。“天父地母”的重要概念，从生态学角度讲，包含了深刻的思想内容。
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太平的基础和前提。当时的社会五行失序，兵疫水灾肆虐不穷，是极其混乱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太平经》提出了一些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而认为造成社会不和谐的原因是天地人三气不相通，三气不通、不能和谐共处、合成一家，天下难得太平。有的学者认为:“顺应民心，足其衣食，去其冤结，这是实现国家太平长治的根本条件。《太平经》就是吸收了当时一些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建构了自己理想中的太平世界。当然，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对于当代社会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它引导人们摆正人类生存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积极倡导和谐，寻求长远发展，这也正是《太平经》有关生态伦理思想的旨归.
三、《太平经》中生态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太平经》所蕴涵的生态伦理思想和观念在今天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的构建、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于树立新的生态伦理观和文明价值观仍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居住伦理；居住建筑伦理；居住环境伦理；居住方式伦理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3—0110—06
“居住伦理”，即人们在日常居住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对个体的人格、人生的塑造，对人际交往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及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和良序美俗。作为生活伦理的重要内容，居住伦理重在以伦理、道德的视角关注百姓的日常起居生活，塑造健康的居住方式，树立理性的居住伦理观和行为方式。目前国内的居住伦理研究主要可以从近30年来关于居住学研究的成果中体现出来。居住学研究的主旨虽然在于探索人类居住生活的内在规律，生活与空间的相互关系及发生、发展、变化的因果关系和结构关系等①，但在研究过程中必然关涉对现实伦理问题的阐析，而且有的伦理研究（如建筑伦理）已呈独立的态势，因此，本文基于居住伦理的内涵与居住学的三个重要范畴：居住建筑、居住环境和居住方式，结合国内的居住学研究成果，对其中伦理研究的发展脉络、主要成果和研究的不足做一述评。
一、居住建筑伦理研究
正如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所说：住宅是居住的机器。作为一门综合诸多软科学与自然科学为一身的综合性学科，居住学与建筑学关系密切。人类居住的本质在于建基于人类生活与行为之上的家屋，家屋并不仅仅包括具体技术、材料等实在的内容，还包括抽象的文化传统意识、价值取向等范畴，而这些使居住建筑的伦理研究成为可能。
居住建筑学与伦理学的结合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其兴起，一方面源于建筑本身与伦理之间的深层关联，另一方面则是因现代建筑实践中涌现的大量伦理问题的推动。中国的建筑伦理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由一些建筑学者发起，他们在其论著中开始涉及建筑的伦理问题，如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沈福煦在《宗教·伦理·建筑·艺术》一文中较早论及建筑与伦理的关系，指出：“建筑伦理学是从建筑实践中引出的经验和原理，主要关注的是对与建筑相关事物的态度，或者是说，对这些事物的判断。”②21世纪，随着居住学研究在国内的深入展开及城市居住环境恶化、建筑师职业精神缺失等多重危机的出现，关于建筑伦理的讨论日趋白热化。除了建筑学者，一些伦理学者也加入其中。拓荒之作为秦红岭的《建筑的伦理意蕴——建筑伦成果，其主要是从如下四个方面展开探讨的。
第一，以伦理视角阐析古代居住建筑的思想特征，揭示中国传统居住建筑文化的伦理意蕴及伦理功能。伦理概念在建筑中的形象反映构成建筑与伦理的狭义关系，而伦理观的流变与建筑发展间的关系则构成建筑与伦理的广义关系。有的研究从建筑与伦理的狭义关系出发，指出中国“居以载道”的建筑理念充分表达了中国传统的伦理型文化。如秦红岭认为，中国古代建筑无论是宫殿还是民居，都体现了皇权至上的政治伦理观、尊卑有序的等级道德观、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及和谐为本的人伦观；陈喆等在《传统民居空间划分的伦理内涵》中以家庭伦理为主线，考察人类传统民居建筑的空间划分方式，揭示了其中蕴含的伦理旨向；马旭初在《北京四合院与传统伦理观念》中以四合院的建筑风格为例，揭示了四合院内宅、外宅的划分体现着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内宅的居住安排反映出长幼有序的传统伦理观念；张峰率在《“男尊女卑”伦理观对中国传统居住建筑的影响》中，通过对中国传统居住建筑中男女空间的比较研究，阐述了“男尊女卑”伦理观对传统居住建筑设计的深广影响。从以上研究成果看，中国传统的建筑具有内外有别的空间格局、尊卑有序的标示功能以及注重礼制的精神承载等特征，这些特征皆源于传统儒家伦理规范——“礼”，“礼”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核心价值内涵，因此，由“礼”的精神影响的建筑无不体现着一种等级差序。有的研究则从建筑与伦理的广义关系出发，探析伦理观念的流变与民居建筑的赓续构成的源流关系。有学者以民居建筑嬗变之“流”为立足点，指出导致这一嬗变的原因是伦理观念的变迁。如董睿在《居住文化的变迁与传统伦理的嬗变》中，从大历史层面揭示了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伦理观念从大一统走向民主、从强调等级走向主张平等的巨大嬗变，而作为文化物质载体的民居建筑则见证并体现着这种嬗变。有学者以道德观念的嬗变之“源”为立足点，微观论证观念客体，即民居建筑的巨大变化。如陈斌的《从家庭伦理道德的转变看家庭居住方式的变化》指出，不仅社会文化、伦理意识的变迁会深刻地影响居住建筑、居住生活的变化，居住建筑、居住生活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传统价值观的嬗变。
第二，从应用伦理的视角，探讨建筑师的职业伦理问题。建筑师的职业伦理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入手进行分析，前者指建筑师从建筑的价值属性、建筑与社会的关系、建筑与自然的关系入手进行的哲学探究；后者则基于西方的伦理准则，围绕建筑师的个体责任和义务，研究建筑师在民居工程实践中碰到的伦理难题和责任冲突及应当遵循的职业道德规范。目前，国内的研究多从微观层面出发探讨建筑师的职业道德问题。如秦红岭在《试论土木工程师的职业伦理》中将责任伦理视为建筑师首要的道德规范，认为建筑师必须担负起神圣的原始伦理责任，诗意地创造和守护人类的家园，让人更好地存在着。秦红岭在《职业伦理视野中的建筑工程伦理》中还提出了保证这种责任有效的方式。除了责任伦理，有的研究还从美德理论出发，指出建筑活动内蕴着求真、臻善、趋美的伦理价值，所以，“建筑师不仅有求真的欲望，更有求善的欲望……希望自己的目的能够在改造世界和创造人类生活环境的活动中实现，希望人们在他们所创造的生活环境中幸福地生活”③。这是建筑师的普遍良知，这一良知甚至在制度伦理缺位的时候也能发挥巨大的规范与引导作用。这些研究开拓了国内职业伦理学的新视野。
第三，以中西方哲学元理论来探讨居住建筑的伦理基础，拟构建国内居住建筑伦理体系。对此，有的研究从传统建筑所载之“道”着手，汲取其中的建筑理念，赋予现代居住建筑设计以生命。如邱建伟的博士论文《走向“天人合一”：建筑设计的人文反思与非线性思维观建构》，通过哲学与科学的综合分析，建立科学与人文相交融的合理化因素，从更广泛的领域反思现代建筑设计理论，提出现代建筑设计应秉持人性的、人文的理念，要使建筑与人实现“天人合一”。有的研究以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理论来探讨建筑的伦理本质问题，对其“诗意栖居”的筑造理念进行伦理学的解读。如郭宇力的硕士论文《历史的栖居：基于现象学视角的“历史性存在”筑造思考》，把“面对事实本身”作为理论视角，将历史街区问题的研究置于“人之存在”的深度和城市、建筑整体演化的背景之下，从哲学和现实“筑造”两个层面展开命题式的探讨，对当前人类社会的危机根源予以反思。还有一些研究基于国内建筑实践中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建筑活动中存在的值得研究的伦理问题，如建筑工程伦理、建筑技术伦理等问题，不同利益阶层的利己行为、弱势群体的居住质量问题等，这些研究强调未来的居住建筑实践必须确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建筑伦理原则和行为规范，兼顾公平与正义等。
第四，从代际伦理的视角探讨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伦理问题，尤其是传统民居的保护问题。这些研究或者运用建筑学、人类学、哲学等方法，反思城市化的功过，认为城市化导致普遍的文化平庸状况，这种平庸已经使历史丰富性丧失，城市记忆力模糊，甚至失语；④中国的城市化正处于非常危险的时期，正在走向反人性、反人文之路，城市化应有的伦理目标应该是为历史留空间，为生活留空间，为子孙留空间。⑤或者运用文献学、建筑学、伦理学相结合的方法，在拼贴、还原中华传统古老民居建筑原貌的基础上，一方面指出这些由城市、乡镇、集市构成的复杂社会文化现象会随着自然的、经济的和社会行政局面、伦理文化赓续的盘根错节而融为一体，它们是中华悠久历史馈赠给后世的丰富遗产，我们的伦理责任就是让其得以存续；另一方面指出研究本身即是一种文化的“寻根”，在“实用”哲学大行其事的今天，我们要完成个体灵魂的完善，以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从冷僻、萎缩走向“适应、合理、变通、兼融”。⑥
综上分析，目前国内建筑伦理研究虽然取得了进展，但总体仍处于起步阶段。正如秦红岭在《建筑伦理研究的现状评述：学理基础与趋势展望》中指出的，国内建筑伦理研究在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存在诸多不足；不仅如此，建筑伦理研究的成果更多关注的是城市建筑而非乡村居住建筑的伦理问题，更多的是对文化意蕴而非人居建筑伦理价值的思考，这是由居住伦理的非独立性所导致的。但应当肯定的是，相较于居住伦理其他范畴的研究，国内建筑伦理的研究成果最丰硕、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整。这些研究，一方面，为中国建筑伦理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促进了城市的人性、人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国内居住伦理学建立之先声，居住建筑伦理的研究也为居住环境伦理、居住方式伦理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居住环境伦理研究
挪威建筑理论家C.N.舒尔兹认为，“居住”意味着人与给定环境之间建立一种有意义的关系。人想获得一个“存在的立足点”，必须“认同”于环境，即人赋予环境以意义、对环境有“归属感”，这才是居住的真实意义。⑦因此，有的学者甚至将居住学视为全面研究人类居住环境的学科。人类居住生活与社会文化环境、人工环境之间的关系，在居住学形成之前，就已是学界关注的主要伦理问题。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者邹德谨和一些日本学者就对这一方面做了最早的探讨。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居住学的确立，日本学界以深切的现实关怀和广阔的理论视域不断推动研究的发展。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也开始了对居住环境伦理的体系化研究，时至今天，居住的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研究已成为西方伦理学研究的显学。但由于政治的原因，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叶，在一些建筑学者、伦理学者的推动下，中国的居住环境伦理研究才渐趋复兴。居住环境包括居住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及人工环境。⑧所以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对国内人居环境伦理研究给予述评。
第一，基于生态伦理观、环境伦理观探讨传统的居住观念、居住行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既有之利”、“现有之弊”与“应有之义”。其中，“既有之利”指居住环境伦理研究重在把握人类传统居住文化的价值，指出中国传统居住追求“宜居”，强调居住环境与人和自然间的融合。如谭刚毅在《两宋时期的中国民居与居住形态》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伦理”的概念，可实际生活中却无不体现着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这种亲和关系源自中国人的古老智慧。朱力认为，“在中国古代依靠经验来营造宜居环境，并以阴阳五行等思想加以引导，而产生了风水学说，按照‘趋吉避凶’的原则，以指导居住环境的选址、定向、施工等，其中隐含着朴素的生态伦理观念”⑨。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大多都认识到指导传统中国人“宜居”生态理念的是“天人合一”哲学观。“现有之弊”主要指出了人类居住文化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危机，分析了造成危机的主要根源在于错误的生态观。荆其敏等强调，导致空气、水等居住环境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人类生存的价值观及居住方式和生活方式之弊。传统的住宅讲究“天人合一”，但现在，由于建筑师缺乏土地生态学的观点，城市和乡村在建房时只会挑选最好的地段，从而破坏了自然环境。⑩对此，秦红岭也在《试析生态城市建设应遵循的价值原则》中揭示，现代人主张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将自然视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工具，这种观念已经成为现代人类的普遍价值观，反映在国家发展、城市建设、民居建筑和人们居住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朱力以本雅明的批判理论分析了这一价值观的哲学根源，其指出，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理性的崇拜与确立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主宰了人类的价值体系。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代环境伦理问题产生的价值根源。“应有之义”旨在基于导致居住环境日益恶化的价值和人性根源，强调借鉴传统，以新的自然观应用于当代居住设计与建设、居住生活理念之中，培育现代人的环境伦理道德意识。如孙彩萍从宏观层面指出，传统的自然观、生态伦理观不仅是中国未来居住建设的文化资源，还是遭受现代机械自然观之苦的西方文化观念变革的契机所在。朱力从微观层面强调，明代文人在居住环境理想图式、日常生活情趣、休闲娱乐、社会交往、消费观念等生活方式上对自然的审美与尊重的精神，对当代社会构建生态环境伦理观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能够帮助我们超越仅从工具理性的视角思考自然价值的思维定式。此外，有的研究也正确地看到正是人类的欲望造成了今天的环境问题，所以必须抑制人类的消费欲望，善待环境，关爱万物，建立起一个“低熵”社会。
第二，从生活伦理的视角出发，探讨社会文化环境与居住行为间的伦理关系。作为生活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居住伦理研究的社会文化环境既包括居民的居住观，也包括居住区内的安全、邻里关系等问题。研究者从宏观与微观层面出发，分析社会文化环境对于居民生活的意义。宏观层面，有的从历史主义视角研究儒家礼制文化与阴阳风水等神秘文化对城乡聚落方式的影响，如肖群忠指出，中国古代邻里关系的基本特点决定邻里关系主要是以道德作为调节手段，形成了亲仁善邻的道德态度、乡邻和睦的价值目标、相容相让的基本道德、相扶相助的伦理义务；有的研究，如林永匡的《民国居住文化通史》，立足社会大变动时期，探讨新旧文化在城市居住伦理中的共存与冲突。有的研究立足现实，阐述现代社会文化环境对民居建筑和居住生活产生的利弊，如郭晓蓓的《“城市生活”今昔：民生伦理的审视视角——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道德思考》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以俗文化为主流的社会，这一俗文化在商品社会中以群众的消费文化、商业文化等为内核，极大地影响着当代的居住文化、居住伦理和居住道德。微观层面，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各区域及少数民族人居环境伦理的探讨，这是目前该领域研究得比较充分的部分，为中国古民居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从生活伦理的视角出发，研究人工环境的伦理性及其对居住生活的选择、居住质量的影响。“人工环境”指由于人类活动而形成的环境要素，包括住宅的设计和配套的公共服务设施、卫生绿化等。调查显示，人工环境的质量直接反映居民的居住质量，决定着人们的购房行为，成为衡量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主要标准。罗雪中认为，与以往人们“被居住”不同，现代人在选购商品房时更追求住宅区的人工环境。与传统的宜居理念不同，现代的“宜居”与“便利”紧密联系，进而与幸福感、城市的满意度与认同感等伦理心理密不可分。遗憾的是，国内目前这一层面的研究多停留于艺术、建筑的层面。
总之，现代人迫切需要一个安静、安全、优美、便利的居住环境，然而，国内居住环境的状况虽已得到一定改善，伦理研究也已起步，但与民生需求相比，都是相对滞后的。主要体现是：缺乏类似国外学界将居住、社会和环境问题联为一体系统地归纳和阐述居住环境的概念、指标体系、评价理论的系统化、评价理论的理论化等研究成果；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尚未建立，或囿于现象的描述，学理分析不足，或仅局限于形而上的论述，而建筑、环境学等科学知识背景匮乏；针对居住环境问题开出的很多“药方”只能停留在学术层面，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诸如居住安全、居住用水等居住环境的范畴研究尚待起步。这些既是居住环境伦理研究的局限性，也是其未来研究与发展的生长点所在。
三、居住方式伦理研究
居住方式伦理以居住主体的价值，居住主体与居住空间的关系，社会中各种因素成长、组合与嬗变综合作用引起的居住方式流变为研究内容，其研究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初，伴随世界范围内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居住问题成为城市发展的焦点问题。20世纪50年代，居住学形成，居住方式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焦点问题，逐渐为西方的多个研究领域所重视，出现学科综合、交叉的大趋势。在中国，现代意义的居住方式研究开始是作为民俗学的研究内容承担着启蒙民众的使命，20世纪90年代中叶得到一定程度的独立发展。21世纪，城市化进程速度加快，传统聚落与现代城居的矛盾，居住主体的多元化、复杂化与住宅理念一元化的矛盾，贫富差距、居住空间的隔绝与社会制度的公正性问题之间的矛盾以及西方居住学理论的引进，推动了居住方式研究的迅速发展。综合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从人本主义出发探讨居住方式的伦理本质及现代居住行为的价值缺失问题。有的研究综观古今中外的居住文化，主张住宅建设必须以人为本才能让人们对生活更满意，才能共建和谐的人际关系，而现代城市高层住宅与小区正背道而驰，造成使用者的不满。有的研究认为，虽然现代城市住宅建筑已开始强调人的参与和改善人的居住感受，但中国的城市规划本质上仍未摆脱功能主义的影响，住区规划“见物不见人”，缺乏人文关怀的问题依然很严重。鉴于此，邱建伟博士在其论文《走向“天人合一”——建筑设计的人文反思与非线性思维观建构》中，主张研究或借助西方建筑模式、生活模式的自然主义、人本主义思潮指导中国的建筑观、居住观，或者致力于以传统“天人合一”的建筑理念作为今天住宅建设者的学理依据。
第二，从政治伦理层面探讨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居住建设的权利。根据1987年国际建筑师协会的《布赖顿会议宣言》提出的城市住宅的发展均势，未来的居民是最主要的决策者与建设者。按建筑规划设计的步骤，市民、设计师、政府官员分别承担着不同的义务，由此产生了对不同角色职业伦理问题的探讨。目前，国内研究多为对建筑师、城市规划设计师和政府官员的职业伦理的探讨，而对于城市规划、居住决策的“公众参与”问题的伦理研究很少有涉及。其中，对政府官员职业伦理问题的探讨主要从百姓“难住”、“住难”的现状及其居住政策、法规的研究中加以体现，如张增船指出，“住有所居”是当前的一项民生大计，有着人道主义、制度公正、人权等内在伦理意蕴，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政府责任的缺位、财税体制和土地政策的伦理失范，使“住”成了居民的沉重负担。居住危机实质上就是制度伦理危机。
第三，从制度伦理与关怀伦理层面探讨中国的弱势群体居住生活中凸显的伦理问题。这是目前中国居住伦理研究亟待重点关注的领域，然而却处于相对匮乏的状态。现有的研究有的着力从整体探讨城市“居住弱势群体”的伦理问题，如焦怡雪的博士后报告《城市居住弱势群体住房保障的规划问题研究》，将“居住弱势群体”界定为居住现状水平不能满足基本居住需要又无法通过市场途径改善居住状况的群体，提出城市居住弱势群体住房保障的目标为实现人人享有适当住房的社会权利。有的则具体研究了“年龄弱势群体”——城市老人的居住问题。21世纪，人口老龄化成为中国面临的突出社会问题，老年人居住问题的研究持续升温。与20世纪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多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如王江萍在《城市老年人居住方式研究》中指出，孤独感和沮丧感是独居老人的普遍精神状态，传统的以“孝”为核心建构的住宅设计和家庭居住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缓解老人的这种状态，使老人能够获得幸福的晚年生活。有的研究针对“绝对弱势群体”——农民工的居住问题作以初探，如单孝虹的《失地农民集中居住新区的道德伦理建设初探》强调，农民工居住在城市中，形成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其居住方式或大或小地影响着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实际上，农民工的居住方式彰显出的是制度的公正、公平等伦理问题。这部分的研究应当成为伦理学各个领域研究的核心内容。
第四，从家庭伦理的视角透析反传统的“特殊家庭”的居住伦理问题。由于家庭组织形式和成员间伦理关系、社会地位的不同，家庭成员的居住方式、日常的交往形式存在巨大的差异。有的研究探讨了“丁克家庭”的家居方式，如梁旭的《“丁克家庭”的居住问题研究》指出了“丁克家庭”这一居住方式对传统婚姻、家庭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有的则研究了城市的“空巢家庭”，如侯立丽的硕士论文《我国城市“空巢家庭”居住模式研究》指出，计划生育造成“空巢家庭”成为未来中国人的主要居住方式，对于“空巢家庭”，除了来自家庭、社会的人文关怀外，还必须实现空巢家庭住宅设计的人性化、住宅环境的环保性和住宅社区的交流性特征，这样才能确保空巢家庭的和谐。实际上，除了城市“空巢家庭”，乡村也表达出日益纠结的家庭、社会伦理困境：夫妻长年外出打工，孩子和老人形成“空巢家庭”，由于相比由此导致的“留守儿童”的伦理问题，老人的居住伦理问题已显得微乎其微了，所以这部分的伦理研究少有人问津。
第五，从社会伦理的层面探讨社会转型期间出现的居住方式伦理问题。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空间资源分配不公导致阶层分化，由此映射出社会阶层分化后不同阶层居住方式的封闭与隔绝、贫富差距日趋扩大等诸多社会伦理问题。在中国现有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住房资源不仅被市场“看不见的手”掌控，更为权力所控制，于是，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猖獗，有限的住房资源分配失衡。就此，刘精明指出，旧城改造的过程就是一个城市优势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是权力和金钱占有教育、交通、环境等最好的资源，而拆迁居民逐步被边缘化为弱势群体的过程。居住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空间使用上的隔离与分化，客观上形成了社会的阶层隔离和贫富隔离。鉴于此，研究者试图提出有效的解决路径，秦红岭在罗尔斯正义论的启示下，强调了城市规划者的社会责任。有的研究则通过对美英等国的实践分析，提出“混合居住”的方式，以解决居住分异、空间资源分配失衡等问题，实现社会的和谐。但唐晓岚反对“混合居住”方式，认为这样可能引发和激化阶层矛盾，应该加强以政府管理为核心的社会调控的介入，以达到各阶层居住利益的公平。
总之，目前国内关于居住方式伦理的研究从各个层面反思了中国现代居住方式存在的伦理困境，但研究也存在非独立性、非系统性特征。此外，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政治制度伦理的否定维度即保障性制度的研究，而非诸如公众权利、公众参与、公众监督等的维度；研究还局限于城居生活方式的探讨，乡居方式的研究甚少涉及；对居住主体范围的伦理研究也亟待扩大。
四、结语
“住”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和行为，而以居住建筑伦理、居住环境伦理与居住方式伦理为本质内容的居住伦理，蕴含着人道、人性和人本，公正、平等和幸福等丰富的伦理道德内容，不管时空如何变幻，都必然折射出个体的追求与价值、整个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所以，它本应为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主客观的因素，相较于发达国家理论成熟、视阈开阔、方法多元的居住伦理研究，中国的相关研究起步晚，目前还处于对居住的伦理问题进行多角度反思与学理基础的探索阶段。因此，这些反思和探索必然存在着诸多的不足，而弥补这些不足，推动中国的居住伦理研究走向独立，实现学理化、系统化和人居价值指导正是未来研究者的目标所在。
注释
论文关键词：亲情伦理；普世伦理；环境伦理；类；共同体
“亲情伦理”、“普世(普遍)伦理”、“环境(生态)伦理”是当前伦理学讨论与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本文将三者放在一起来考察，尝试在揭示三者之间内在的理论关联性的过程中，一方面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推进研究的深入发展；另一方面，试图通过这种关联性研究，探讨和说明人类道德共同体与伦理学理论演化的内在关系及其基础这一伦理学理论的基础性问题。
一
对于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和中国传统社会的“亲情(家族)本位”定性，几乎没有异议，而如何看待和评价，是争论的主要问题。
就本文的论题而言，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讲，这种“亲情(家族)本位”的社会关系与伦理思想其实并不只是中国传统社会所特有的，在人类历史上，各人类群体都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其实也体现着伦理关系与思想的起源和发展演化的普遍性。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依次经历“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三个阶段或形态，也是人作为伦理主体的基本存在形态，就是通常所谓群体主体、个体主体、自由人联合体即类主体。
由于中国古代奴隶制的形成是由氏族直接到国家，国家的组织形式与血缘氏族制相结合，其后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形式完善，历史漫长，加上缺乏促使西方伦理普遍化的社会、宗教、科学文化背景，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使得“亲情(家族)本位”这一伦理道德传统与思想观念显得特别突出，使我们在批判这种“特殊性”时可能忽视了它的“普遍性”，但对于本文的论题而言，这种普遍性是有重要意义的。
自然主义伦理学家拉蒙特曾说过，“人类的良心”、“是非观念”等，最初以家庭为其活动范围，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部落或城市的标准，然后扩展到民族，最终则从民族推广到全人类。…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人类伦理关系与伦理思想演化发展的普遍规律。
从进化论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的道德是和导致人类出现的有机体进化的整个过程联系在一起的，达尔文认为，人所特有的、使其与动物区别开来的道德品质的自然根据存在于某些动物所具有的社会本能里。恩格斯也曾指出，社会本能曾经是从猿发展到人的重要杠杆之一。社会本能使得一个动物对其同类有一定的“同情”，并对它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这些感情和服务绝不会扩展到同一物种的所有个体，只是局限于同一群体的成员。
因而最初的人类道德共同体及其意识范围也不是整个人类，或者说，这时的道德主体不会像有的论者认为的那样已具有普遍意义上的“类意识”和“类道德”。这时的“类”只能是群体性的，比如氏族或者部落，氏族、部落的图腾崇拜可能说明，原始人并不把其他群体看作自己的同类。据人类学家考证，人类历史大概已有四百多万年，其中大多数时间人类都以几人到十几人、几十人为一群体，几个小群体为一群落。也就是说，人类早期关系基本是一种群体性关系，而构成群体的纽带是血缘亲情关系。
虽然传统伦理学一直认为，对动物来说不可能有“共同体”意识，更不会有“道德”意识，人类只有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之后，从“自然共同体”进入“社会共同体”，真正的伦理道德及道德意识才会出现，但在环境(生态)伦理蓬勃发展的今天，探询人类道德的自然起源和基础也就具有了重要意义，环境(生态)伦理使“自然”问题进入了伦理学理论视野，也必然带来了对传统伦理思想的“类”基础与“类”性质的挑战和系统反思。
二
就传统儒家和中国传统社会中“亲情本位”伦理思想而言，其背后的“类”意识首先与贵贱等级思想意识联系在一起，这种等级思想背后也是一种“类”意识。在孔子看来，作为贵族士大夫的“君子”与作为普通大众的“小人”之间有“类”的差别。在人类历史中存在过的各种“歧视”，实质上就是不把被歧视者看成是自己同类从而不公正地对待他们。
因此也可以说，所谓人类的“进步”历程，一个重要的方面就表现为越来越把我们自己和看起来与我们很不相像的人们之间的相似性看作在重要性上超过差异性的过程。从历史的角度看，道德进步的过程也是一个道德关怀的对象不断扩大的过程，所谓人类的“类意识”是与其存在“共同体”和交往活动的范围相伴随而发展演化的。
但人类历史也表明，将“同类”外延扩展到一个国家内部的全体成员是相当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各种种族歧视还未离我们远去。但时至20世纪、尤其是进入21世纪，社会历史发展已经显示出人类的生存单位越来越从民族国家的层级，转移到全人类的层级，全球化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人类间的相互认同以及生存共同体的进一步扩展，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这就是“普世伦理”问题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虽然与“普世伦理”相关的具体问题目前仍然充满争议，但有一点应该可以看到，在人类实践与交往进入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需要在全人类范围普遍适用的伦理与行为规范，需要某种普世伦理来处理全球性的问题，以及为人类的交往与协作提供规范指导。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已使所有人类群体之间形成越来越密切的依赖关系，站在这个基点之上思考，任何主体都不能把别人看成是与自己不同的存在。普世伦理研究中受到普遍关注的“金规”，其核心基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性与共通性，即“类”的共同基础。
在这种历史与理论背景中，国内一些研究者提出人是一种“类存在”，人类的“类本质”、“类属性”是伦理学的基础，认为体现“类本位”的伦理道德“类生命一类价值”范式是当代伦理学的根本要求，甚至明确提出21世纪伦理学的走向是“类伦理学”。
但是，另一方面，与这种人与人之间“类意识”以及人类伦理道德和伦理学理论普遍化相伴随的，却也是“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分离的发展和演化趋势。因为不论是“亲情伦理”还是“普世伦理”以及所谓的“类伦理”，其视域都是在人际之间的范围内，在此意义上，都属于“传统”伦理思想。在传统伦理学中我们只对标准的人类及其共同体负有义务，即便在近现代传统伦理思想的视域中，伦理学也是研究“人伦之理”、“做人之理”，是有关人与人关系的学问。其背后的思想根源在于某种“人类例外论”，即，强调人性在自然与宇宙中的特殊性，只有人类才有道德身份或资格，其他事物只有在服务于人类利益时才有价值。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认为人类有道德身份是因为他们有知识，可以思考和选择．而其他生物缺乏这种能力；在笛卡儿那里，意识是道德身份的判断根据；康德把权利和道德身份限制于“主体”和“目的”，只有能自主的生物，有自由意志和理性的生物才有道德身份。
l7世纪以来，西方所谓“现代性”思想发展中的“自然(世界)祛魅”，其背后就是一种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与机械论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描画的世界图景中，只有人是主体，一切非人的存在皆为客体，人类征服自然是完全正当的。这种对世界与自我及二者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一方面使西方伦理学主流确立了普遍化的发展方向，它强调人类的同质性，以及伦理学理论的逻辑一致性、科学性，这一切都导向“普遍性”，寻求普遍伦理。另一方面，认为人属于社会存在，社会独立于自然，甚至与自然相对立，因而只能从人类自身的社会文化与思想成就中探询自己的本性和生存意义。目前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对环境伦理学的批评就是认为人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与自然界其他生物有本质区别，因此，如果认为自然与人具有平等的权利或地位，就是没有抓住人的社会本质。以自然或自然物的价值或权利等来论证环境伦理理论，就是犯了“自然主义谬误”。不同意见者则认为，只强调人类的社会性，忽视甚至否定人类存在的生物性．必然看不到人类对自然的依赖以及人类与自的内在统一性。仔细看一下，在这种“自然”与“社会”问题背后仍然主要是一种“类”思维方式与“类意识”，即人的“类本质”以及与其他生命形式的“类差异”或“类同一性”。
三
不论是“亲情伦理”还是“普世(普遍)伦理”，以及历史上其他的伦理思想，其思想理论基础都是关于“类”的观念，“类”与“类思维”、“类意识”成为道德共同体与伦理学思想的核心理念。这里的“类”有两种意义，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分类”，一种是人类相对于其他物种而言的“类”。“类”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就第一种意义的“类”而言，“类”与“共同体”范围基本一致，在第二种“类”的意义上，“共同体”往往比“类”的范围小，普世伦理是在这一意义基础上寻求“类”与“共同体”一定程度上统一的努力。但不论在哪一种意义上讲，在这种伦理学观念与思维模式中，人与植物、动物和土壤以及包含着各种生物的大自然显然不是任何道德意义上的共同体。如果要认真严肃地对待环境(生态)伦理学问题，就不得不对传统伦理学的“类”及“共同体”概念进行反思。
从环境伦理学各种理论来看，动物权利论和动物解放运动将伦理道德关系的范围扩展到了动物；生物中心主义进一步认为所有生物和生命形式在伦理道德关怀上都应该是平等的；生态中心主义再进一步将整个生态系统作为伦理学的基础和道德对象；生态中心主义和深生态学以进化论为基础，以宇宙演化和复杂性网络关系为论证形式，论证宇宙中人类以外事物的内在价值以及与人类的平等地位。各种理论形态为它们各自提出的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论证，其研究的基本思路主要有：(1)论证人类之外的其他物种以及自然本身的内在价值； (2)希望通过对其他动物的知觉和忍受痛苦的感受的论证来将伦理关怀的范围扩展到动物身上；(3)论证动植物与自然物具有与人类虽然程度不同，但实质上一样的“主体性”。其中主要是围绕“内在价值”问题而进行论说的。环境伦理将自然物也作为伦理思维或道德关怀的对象，要求人对自然也履行道德义务，实质上也就承认自然物也是人类的同伴或人类与自然也构成道德共同体关系，这看起来是对传统伦理学与伦理思想的“反叛”或“颠覆”。
但另一方面，环境(生态)伦理学的各种理论形态虽然在具体理论上相差很远，但思维与论证模式具有一致性，那就是或者论证动物、植物、生命、生态系统等也具有内在价值，或者寻求一种能够获得道德身份或道德资格的共同属性，比如感受痛苦的能力、目的性、自组织性等。这些思路的目标在于通过这些论证，想方设法使它们与人类具有某种质的同一性，反映着追求共同本质的本质主义思维模式，实质上是对传统伦理学中“类”概念的延伸与拓展，只不过这里的“类”不再局限于人类，而是所有动物或者所有生命的“类”，但其思维方式和推理基础还是“类”概念与“类”思维模式。环境(生态)伦理学讨论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生物(生态)中心主义之争，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类”与“共同体”涵义与范围之争。
这样，构成伦理学思想基础的“类”意识和“类”概念，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化，从家庭(氏族、部落)发展到民族(宗教、文化)，到全人类的范围和视域，再进一步扩展到自然环境，关注一般意义的生命——不仅人的生命，也包括动植物的生命。在这样的一种视野中，全球(普遍)伦理、生命伦理、环境(生态)伦理等领域中许多问题的争论其实就是关于我们应该给予伦理关心的“类”的外延问题。那就是，从自己的家庭、家族到本民族，从自己的民族到世界各民族人类，从现实的人到潜在的人类(胚胎与后代)，从现实与潜在的人类到其他自然物种、一切生命形式。现代伦理学的许多重要问题，比如全球伦理、生命伦理、克隆人、代际伦理、生态与环境伦理等，归结起来，在最根源处，仍然与我们对“类”的内涵及其外延的历史性理解密切相关。
在环境伦理学中，有人明确地意识到这种共同体的扩展方式，文兹(peterwenz)把环境伦理学中扩展共同体理论称为“同心圆理论”，西尔凡(richardsylvan)和普兰伍德(valplumwood)则比之为树的年轮。以这种视角来看，在离自我最近的圆圈里是对家庭和邻人的义务，往外依次为对社区、国家和对全人类的义务，还有对未来的后代的义务，再往外推是自然界，包括动物、植物、大地的义务。这种思想与先生关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概括和人际关系的圈状“波纹”比喻实质上是一样的。
以罗尔斯顿为代表的环境伦理学理论提出用“整体主义”的世界观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与其他生物以及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生态共同体，具有存在的直接同一性，这可看作是对环境伦理的“共同体式”论证。他们将整个自然作为一个整体和大系统，人的社会只是其中一部分，并且从属于这个整体。人与人的伦理是从关于人与所有生命的普遍关系中推导出来的。虽然这种思想重新用生机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自然与自然物，主要强调的是“共同体”，以“共同体”及其意识作为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基础，但“共同体”与“类”思维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最根源处，不论是“类”还是“共同体”，背后都是某种存在与利益的一致性与相关性。不过在人与环境的伦理关系上，“共同体”论证具有更多合理性。“类”更多地带有形而上的抽象性，与传统伦理学的人性论联系密切，带有更多静态特点。“共同体”思想与进化论能更好地结合起来，体现出动态性与相互性，更适合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共同体”思想一方面为多元文化背景下“同质性”人类及群体间的关系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也为人类处理与其他物种、自然界等“异质性”元素之间关系提供了思想资源。
四
有不少论者将环境伦理中的“整体主义”、“生机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者大卫·格里芬也持一种整体主义和有机论的自然观与科学观，并且针对现代主义的“自然祛魅”提出了“自然的返魅”观点，确与环境(生态)伦理许多理论观点相合。
但就整体而言，在后现代主义视域中，以上所述研究方法与论证模式表现着传统(古希腊以来)哲学与科学寻求确定性、普遍性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式被称作“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归约主义”，它们都属于一种“系谱”式的论证，或者是一种“根的神话”。这种思维模式与论证方式在普世伦理研究及其思想资源中的表现，我们已有专文论述，并对相关概念和思想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这里不再赘言。需要指出的是，在关于环境伦理的研究与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思维方式与论证模式的影响，不论是对“内在价值”、“生命主体”、“主体性”、“感受痛苦的能力”还是“整体性”、“有机性”、“神圣性”、“共同体”的论证，实际上都在寻求一个支撑点或第一原理，以此来确立判定伦理道德身份的标准和理论建构的合法性。因此，就环境伦理学思想中体现的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生物(生态)中心主义、整体主义、有机论等思想理论，一方面确实区别和反对原子式、人类中心主义、机械论的“现代性”思维模式，但另一方面在思维与理论范式上表现出的仍然主要是“现代性”特征。
对传统伦理思想的批判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已有的自我与他人、人与自然关系以及关于自然本身的思想观念框架，从这一意义来讲，不论是否赞同环境伦理思想的主张，我们都不得不重新思考“类”和“共同体”这两个范畴。而近年来大量关于“类伦理学”的观点，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医学科学技术作为科学技术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推动医学发展,提高人民群众健康素质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发展医学科学技术是同志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有过许多精辟论述,他特别强调在发展医学科学技术过程中,要严格遵守伦理道德规范。
当前,认真学习和研究同志医学科技伦理思想,对于促进我国医学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医学科学技术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提高人民群众身体素质中的作用,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同志医学科技伦理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我们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客观、公正地评价医学科学技术的作用,重视医学科学技术伦理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运用于各个领域。在医疗卫生行业,科学技术越来越显现出重要作用。一些高新技术不断应用于疾病的诊断、治疗和康复之中,为人类的健康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带来了福音。在新的历史时期,医学科学技术更深入、更快速地向前发展,对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正如同志于2000年8月21日在第十六届世界计算机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所指出:“20世纪,人类取得了辉煌的科技成就。从量子理论、相对论的创立,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信息科学的诞生,到人类基因组序列‘工作框架图’的绘就,世界科技发生的深刻的革命,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可以预计,21世纪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的不断突破,将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1]220“以分子生物学为核心的生物工程技术酝酿着新的重大突破,为农业、医药和人类健康开辟了全新的前景。”[2]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高新医学技术的运用也带来了许多伦理问题,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高新医学技术的负面影响,充分发挥高新医学技术在医疗工作中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的重要作用,为人类的健康服务。2000年8月5日,同志在北戴河会见诺贝尔奖获得者时的讲话中强调:“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涉及人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在21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3]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为人类造福历史经验证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同志曾多次指出:促进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是科技工作的重要任务,“以知识造福于人民,是科技工作者的光荣责任。”[1]601995年5月26日,他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科技工作要始终把经济建设作为主战场,把攻克国民经济发展中迫切本论文由整理提供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作为主要任务。”[4]“要十分重视解决环境保护、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减灾防灾、人口控制、人民健康等社会发展领域的科技问题,为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作出贡献,促进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1]54防病治病,促进人们的健康是医学的根本目的。高新医学技术的运用是实现医学目的的重要手段,要使高新医学技术发挥积极作用,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操作、运用高新医学技术的医务人员必须具备为病人服务的崇高品德。因此,应对医务人员加强医学道德教育,提高其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真正树立为病人服务的思想,做到以病人为中心,从而有利于医务人员从病人的利益出发,克服医学技术主义至上的观念,更加注重人文关怀,贯彻和落实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
因此,在发展、运用医学科学技术过程中,必须始终强调医学科学技术为人类服务的思想,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比如,基因工程可能导致基因歧视,网络技术涉及国家安全、企业经营秘密以及个人隐私权的危险,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和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基因治疗、克隆技术的适用范围等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有的国家利用高技术成果提高自己的军事实力,在世界或地区范围内谋取霸权,干涉他国内政……科学技术本身难以做到这一点。
在21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5]2000年5月17日,同志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主编埃利斯•鲁宾斯坦专访时的谈话中又强调:“生物技术,尤其是对基因的研究,必将给人类带来福音。”“防止基因歧视、保护个人隐私、贯彻知情选择和实现公正原则,都是我们十分关注的问题。科学自由的原则一定要坚持,但科学的发展要为人类服务,不能危害人类自身。”[1]1862000年6月28日,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同志再次强调:“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人类科学史上的伟大科学工程,它对于人类认识自身,推动生命科学、医学以及制药产业等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经过全球科学界的共同努力,人类基因组序列的‘工作框架图’已经绘就,这是该计划实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人类基因组序列是全人类的共同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财富,应该用来为全人类造福。”[1]
三、尊重医学科技工作者的劳动成果,保护知识产权医学科技工作者是发展医学科技的主导力量,他们为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劳动必须得到社会的承认,其人格必须受到人们的尊重,其成果应受到保护
这也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具体体现。在这个问题上,同志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多次要求对那些在科技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鼓励。1991年10月8日,他在农业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一些科学家给予充分肯定。“实践证明,摩尔根对遗传学的贡献是不能否定的。”[1]2910月16日,在授予钱学森同志“国家杰出科学家”荣誉称号仪式上的讲话中,对钱学森在科学研究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表示热烈祝贺,并借此机会向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亲切慰问和衷心感谢本论文由整理提供。1996年12月9日,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建国以来在医学科技和卫生服务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予高度赞扬。2000年6月28日,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为人类基因组序列作出贡献的科学家给予高度评价。超级秘书网
做好知识产权保护是尊重科技工作者劳动成果的重要举措,也是科技伦理的一项内容。“技术转让和保护知识产权,已成为当今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关系中的重要问题……科学技术,总是要同世界各国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才能取得更快更大的进步。”[1]55“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21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1]217加强国际合作是促进科技进步的重要途径之一。近年来,我国在环境保护、生物工程、基因技术、信息科学等领域加强了国际合作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与国外科学技术的交流中,同志多次强调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伦理原则。由于各国基础、自然环境、人口特征、文化教育状况等的不同,科技发展的程度差距很大,各有特点,各有优势,各国应互相学习,共同发展,共同进步。所以,在科技交往过程中,“我们应当充分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同时又要善于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
至于遗传资源问题,中国在1998年6月了《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其出发点是在该原则下促进国际合作和交流。中国政府鼓励中国科学家与国外同行在这一领域进行合作,所限制的只是少数个人和公司以科研名义采集标本从事商业活动。”
[1]186-1872000年10月11日,同志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的讲话中又重申,在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下,搞好科技领域国际合作问题。指出全球气候变化、大气和水体污染、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因特网上虚假有害信息的防范等问题,都需要通过加强工程科技的国际合作来促进解决。我国将坚定不移地实施可持续发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展战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更好地保护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存环境,使我们的子孙后代拥有一个更为美好的发展空间[1]227-228。
四、诚信、求实创新、拼搏奉献、团结协作,是医学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医学科学研究中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诚信,是科学研究中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道德规范,是科技发展进步的内在保证。诚信,在科技领域,也就是要具备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科技工作者应该率先垂范,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科学道德建设,克服急于事功的浮躁心态,反对一切弄虚作假行为,努力成为先进文化的实践者。”
[6]同样,一个人要想在科学研究中取得一定的成绩,必须“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求实新精神、拼搏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这四种精神,是我国数代科技工作者崇高品质的结晶,也是科技事业繁荣的重要保证,要作为科技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发扬光大。”
具体来讲,“求实是科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学之本,创新是科技发展的生命力所在。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以求实的态度,尊重客观规律,探索真理,开拓创新……团结协作是社会化生产条件下科学技术研究活动的内在要求。在科学技术工作中,既要倡导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要提倡相互尊重,团结合作,取长补短,发挥集体优势,协同公关。”[1]60-61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除科技行业中可能出现的弄虚作等不正之风,科技才能取得更大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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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将道家生态伦理思想与史怀泽敬畏生命伦理思想加以比较，分析研究二者的异同。
在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文明中，道家学派的生态伦理思想十分丰富，自成体系。它以高度的哲学性、深沉的宇宙性、朴实的自然性彰显出独特的品性，故有学者称，“最能够与当今西方所倡导的生态伦理精神相契合者非道家、道教文化莫属”。
阿尔贝特·史怀泽(Albert Schweitzeit，或译作施韦泽、史怀哲，1875-1965)是现代西方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想家。他创立了以“敬畏生命”为核心的生命伦理学，这一思想不仅对人的生命，而且将视野投向人以外的其他生命，将动物和植物均纳人伦理范畴。他的思想“与生态学家关于生物共同体的思想不谋而合”，“环境主义运动正开始沿着他指引的航向大刀阔斧地前进”。史怀泽生命伦理的形成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史怀泽研读《老子》，与东方先哲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由此可见，道家思想对史怀泽思想影响之深。史怀泽“敬畏生命”思想蕴涵着尊重一切生命的人类普遍本性，道家和史怀泽的生态伦理观在东西方历史上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敬畏和重视生命
道家有贵生的主张，认为万物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生命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老子》强调“自爱”“摄生”“贵生”“长生久视”，并用反问的口气提出“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老子》第科章)的问题。庄子也认为万物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生命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庄子认为，人类出于自身功利需要而对自然肆意践踏乃是完全背离“物我同一”的妄为之行，其最终结果是不仅破坏了自然，而且伤害了自身。
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更是对生命的重视。史怀泽认为一切生命都有生命意志，他们都能感觉到生命的存在，并要求保存和发展自己的生命，然而自然并不懂得敬畏生命，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命只对自身的生命意志负责，对其他的生命有着可怕的无知，“它以最有意义的方式产生着无数生命，又以毫无意义的方式毁灭着它们”。人的生命意志的分裂是所有动物中最强烈的。人类不但对其他动物肆意作践，尽其虐杀之能而毫无同情和怜悯之心，人对其同类也同样麻木不仁，往往将自己的欢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由于不懂得敬畏生命，人就会受制于盲目的利己主义的世界，所有的生命就必然生存于黑暗之中。正是从生命意志及其分裂的逻辑起点出发，史怀泽看到人的生命意志具有特殊性，其不仅能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意志的分裂，而且能意识到其他生命意志的分裂，并能理解敬畏生命。因而人类担负着摆脱其他生命苦陷于其中的无知的道德责任。史怀泽认为，“伦理的基本原则是敬畏生命”，并对善恶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善的本质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达到其最高度的发展。恶的本质是:毁灭生命，损害生命，阻碍生命的发展”，“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他认为，只有这样规定善恶的本质，敬畏生命的原则才具有最普遍的绝对的合理性。
二、整体主义自然观
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整体观之上的，是以道生万物、人天同源为其基本特征的。将天地人视为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认为人与自然万物有着共同的本源和共同的法则。这是道家在生态伦理领域的突出贡献。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彰在道家看来，道、天、地、人都是自然存在的，人效法大地，大地则依法于天，天则效法道，以道为其运行的依归，道则以自然为归。道本身即是自然，自然便是道。
道家“道法自然”思想将人视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并认为“人是一个小天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死与共，唇齿相依的。因此人应当效法天地自然，遵循自然界的规律，依凭自然界的天性行动，反对破坏自然的矫饰和人为。人不可能超越自然并使自己游离于自然界之外，人没有不遵循自然规律的权利。如果人将自己与自然界对立开来，那么人就在自己作践或摧残自己，并最终会毁灭自己。这是一种将人置于自然界的系统之内，以天地自然的率真淳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作为人类道德生活的底蕴和最高评价标准的生态伦理思想。正如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这样理解的“并生”关系是保证人类效法自然，顺应自然的理论前提。
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是建立在对生命统一性与世界和谐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人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它有赖于其他生命和整个世界的和谐。把伦理的范围扩展到一切动物、植物乃至整个自然界，是史怀泽敬畏生命伦理生命观的重要特征，也是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史怀泽认为，道德的直接目的在于调整人与人、人与其他生命之间关系，在于重建人类自身以及人类与自然界一切生命之间的新秩序，从而促进和保证人类及自然界一切生命的存在与发展。敬畏生命伦理的精神正在于建立一种和谐、互助的新秩序。史怀泽认为，“实际上，伦理与人对所有存在于他的范围之内的生命的行为有关。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史怀泽认为，体验到对一切生命负有无限的责任，只有这种普遍的伦理才有思想根据，我们不能对人与人行为的伦理自满自足，它只是产生于普遍伦理的特殊伦理。我们不仅与人，而且与存在于我们范围之内的一切生物存在着联系，对一切生命予以尊重，关心它们的命运，这比起只涉及人的伦理学来说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和活力。敬畏生命的伦理将道德的范围延伸到所有生命，是具有独特内涵的新伦理学。史怀泽还认为，只有人作为最高的生命主体，才能意识到自然界生命之间整体依存的关系，摆脱物种间利己主义的视界，“只有人能够认识到敬畏生命，能够认识到休戚与共，能够摆脱其余生物苦陷其中的无知”。将所有的生命都视为休戚与共的整体，都是道德关怀的对象，它促使所有的人尊重生命，把保护、繁荣和增进生命的价值看作道德的根据，给予所有的人以真正人道的帮助，给予所有生物以道德关心，从而更新了传统伦理学的内涵。在自然观上，史怀泽尽管主张人与其他生命休戚与共，但其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在自然整体观上却没有道家的思想深刻、丰富与系统。
可见人与自然万物都是自然系统中的一个成员，彼此之间是互为依存，共生、共荣的关系。除了人之外，地球上的各种有生命、无生命的物质，不仅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且对人类都有积极的意义，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也是史怀泽“敬畏生命”与道家“道法自然”的理论基础。
三、万物平等论
人与天是相互统一，相互融合的，作为万物一员的人类本身并没有高于或优于其他物类的特殊价值特性或存在身份，两者在价值上是完全平等的，这样，庄子从“人与天一”自然推出“物无贵贱”的万物平等论。
道家认为生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贵贱之分。道家提出了“物无贵贱，万物平等”的生态伦理自然价值观点。“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这种价值论认为，宇宙中的任何事物都具有自己独立的、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它们都在按照道的运行法则去实现它，从万物自身所依据的价值本源的绝对意义上看，任何事物的价值都是平等的，而没有大小贵贱之分别。从万物之间各自的性质、形态、功能的有无的相对意义上看，其差别也是相对的，这些差异不能说明事物贵贱的大小，也不能成为否定一物独特价值的理由。所以，从生态系统整体论上来说，人与天地万物是平等的，人对天地万物也应当一视同仁。
庄子“物无贵贱”或“物我平等”的思想具有超前性，两千多年后，史怀泽指出，生命都有平等的权利，人类应当像敬畏自己的生命一样敬畏万物的生命。“敬畏生命的伦理否认高级和低级的、富有价值和缺少价值的生命之间的区分。即生物没有等级之分。因为在生物之间进行价值的区分，其据以判断的尺度是人的感受性，人们会不由自主地依据与人的关系确定不同生命的价值，这是一个完全主观的尺度。依据这一思路，我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中存在着无价值或低级的生命，压迫以至完全毁灭它是可以的。但“真正伦理的人认为，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包括那些从人的立场来看显得低级的生命也是如此。可以这么说，“我们当中没有谁知道，其他生物本身究竟是什么，它在世界整体中有什么意义?正是由于“动物和我们一样渴求幸福，承受痛苦和畏惧死亡”，所以，善待生物与善待人类是绝对相同的伦理要求。史怀泽由此认识到，不迫害生物生命不是目的本身，它必须从属于更高的目标，这就是“人道”“爱”和“同情”，与万物为友，平等对待他们。“敬畏生命本身就包括所有这些能想象的德行:爱、奉献、同情、同乐和同追求。对生命尊重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的道德本性，这才是人类完善的出发点。“出于伦理本性，我们始终试图尽可能地摆脱这种必然性。我们渴望能坚持人道并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出来。人的目标应当是追求价值的完美。否则，人一旦认为自己有权利限制和毁灭别的生命，他总有一天会走到毁灭与自己类似的生命或自我毁灭的地步。
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原则将伦理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生命，并否认高级和低级的、富有价值的和缺少价值的生命之间的区分，要求爱和尊敬一切生命、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达到最高度的发展。史怀泽的生命平等观与道家的观点是十分相近的。
易卜生在中国的研究起始较早，似乎这一研究对象没有更多言说空间了。事实并非如此。考察国内易卜生研究现状，我们会发现学界对易卜生最重要的戏剧及其所蕴含的现代性与审美性的关注远远不够，易卜生在中国其实成了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复杂而有趣。
一、传播错位与研究补齐
文学的传播和流传从来不是直线和等量的，无论是外国文学在本国的流传还是本国文学在外国的流传，完全符合原作精神是不可能的，总会出现一些变异，接受者必然会对放送者的作品有所选择、吸收和排斥。这是比较文学理论中的常识。
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国的流传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国内，提到易卜生的作品，首先出现在人们脑海中的肯定是他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社会支柱》可谓人尽皆知。但其早期和晚期剧作并不像中期剧作影响那么大。
易卜生在中国的传播始于五四时期，他的社会问题剧与当时中国社会思想启蒙与反封建斗争的需要相契合，很快在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反响。易卜生在中国的译介最早始于1922年，1918年《新青年》推出易卜生专号，介绍了《娜拉》、《国民之敌》、《小艾友夫》三部作品，前两者均为社会问题剧，《小艾友夫》属于象征剧。与此同时，《野鸭》、《海上夫人》等后期剧作虽也被翻译到中国，但受关注程度不高。直到1980年代，易卜生早期最核心的戏剧《布朗德》和《培尔金特》才公开上演，但影响远不及他的社会问题剧。
随着时间的推移，易卜生的历史剧、思想剧、心理与象征剧的重要性日益彰显。20世纪2030年代那个充满内忧外患、思想剧变的时代已然远去，人们逐渐把眼光投向探索人性弱点，表现生命过程内在矛盾的剧作，从而使过去单一的接受视角得以改 变。然而，时至今日，相较于社会问题剧而言，易卜生其他类型的戏剧在中国的传播仍显不足，更不用说学术研究了。
因此，邹建军先生主编的《易卜生诗剧研究》意义非凡。邹建军先生认为对易卜生整个文学创作来说，无论是早期的诗剧还是后期的象征剧，都比中期的社会问题剧重要得多。（《序二》5）这一评论是具有前瞻性的。国外文学在某一国的流传，有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特征。也就是说，人们在接受异国文学时，往往根据不同时代、不同需要，采取不同的姿态，吸收不同的成分。这种选择性的拿来，很容易导致传播上的错位。前文已经提及中国社会变迁对易卜生接受的影响，此处不再赘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文学研究倾向的变化与文学接受的关系。
很长一段时期，在我国的文学研究中，对西方文学思潮的接受更多地是在工具论的层面而不是在本体论的层面。学者更关注异国文学中所反映的社会状况、阶级冲突等内容，而常常忽略掉了具有作家个人特色的思想和情感，这其实是一种文化过滤。例如：西方学者更关注托尔斯泰作品中的宗教感情、道德的自我完善，而中国学者则更关注作品中所反映的俄国的司法腐败、阶级压迫。反映在易卜生这里，则是学者更多地关注他的社会问题剧，而忽视了对他其他时期剧作的研究。新时期以来，随着大量西方文学理论的传入，中国学者观照文学的视角出现了多元化特点。人们不再仅仅着眼于文学中的社会历史因素，而更注重文学本体的研究。显然，易卜生诗剧和象征剧蕴含了更多文学本体的因素，因此，今天它更受到文学批评家的青睐。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易卜生诗剧研究》一书不因袭旧路，有意回避流俗，展现出了锐意创新的学术精神。该书收录的论文研究目标集中于易卜生早期剧作，这与过去的易卜生研究截然不同。整部论文集为我们展现出一个完整、动态、现代的易卜生：①该书有利于修正易卜生在中国的传播错位，让更多人关注易卜生的前后期戏剧创作，从而为我们还原一个完整的易卜生。比起简单地把易卜生视作现实主义作家，这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突破意义。②无论内容还是形式，易卜生中期的社会问题剧都不是突然产生、戛然而止的，它有其思想渊源并产生后续影响。因此，研究易卜生早、晚期戏剧，把早、中、晚期的易卜生剧作衔接起来，有利于了解其思想的动态变化，也能够加深对其中期戏剧的理解。③作为社会问题剧作家的易卜生只能被视为现实主义作家，而其作为现代戏剧之父的身份则得不到体现。易卜生诗剧的现代性更多地体现在他的思想剧、象征剧中。着重研究这些戏剧类型，发掘其剧作的现代性，从而给现代戏剧之父以应有之义。正如邹建军所言，易卜生早期的10部诗剧现在看来真是经过时间检验而具有经典性的作品，与后期象征剧和中期社会问题剧中的优秀作品相比，也毫不逊色，其优势与特点还更加鲜明。更为重要的是，易卜生中期社会问题剧与后期象征剧里面的一些作品，往往都来自于早期诗剧，或者说与早期诗剧存在密切关系；如果不读其早期诗剧，就不可能准确地理解其中期社会问题剧与后期象征剧因此，我认为易卜生早期的诗剧，在其整个文学创作里占有重要的地位，应该特别引起关注与重点开掘。（《序二》5）这段话宏观且动态地把握了易卜生戏剧体系的全貌。这种思想贯串于整部论文集中。如王芳实在《论弗瑞亚与凯蒂琳的三层关系》中引用卢卡契之言《凯蒂琳》已包括剧作家最后一部作品的所有问题，把该作放置于整个戏剧体系中来研究；《〈诺尔玛，或政治家的爱情〉的三重隐喻》（杜雪琴）一文认为在其早期诗剧中，往往也存在着强大包容性和多义的阐释空间，易卜生从此剧始逐渐走向一条未来的象征艺术之路。
二、前沿理论与多元视角
英国学者朱利安沃尔弗雷泽（以下简称朱利安）在《21世纪批评述介》中将空间与场所作为21世纪文学批评的一种趋势。最近25年中，兴起了多学科的关于空间、地点、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这是一个涉及广泛、形式多样的研究领域。它认为我们对自己居住场所的性质进行批评干预的同时，居住场所反过来也决定了我们对自身的看法。批评家们以各自迥然不同的方式揭示出：空间自身是如何既作为一种产品（经过不同的社会过程和人类干预所产生的），又作为一种作用力（它反过来影响、指引、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活动和路线的潜能）而存在的。
文学地理学为文学系统多层结构分析提供了研究方法与路径。朱利安指出空间和地理批评是诸多批评导向之一，但并没有明确描述方法论、步骤和思想谱系。邹建军先生在文学地理学批评实践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并在方法论上做出了指引。他曾在《文学地理研究的主要领域》一文中指出文学地理批评的领域（《文学地理研究的主要领域》），其中，一国自然山水对作家文学构成和演变的影响，文学作品对地理空间的建构，文学作品中自然山水的描写及其意义等方面在易卜生早期戏剧的研究中可以得到灵活运用。在《易卜生诗剧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学者们对这一批评方法的创造性实践。论文集中有6篇文章是从地理与空间批评的视阈研究易卜生诗剧的。
王晓燕和胡红梅的论文虽同认为《凯蒂琳》展示了自然、地狱、天堂三重地理空间，但王晓燕指出它们在凯蒂琳犯错、受罚与赎罪的生命历程中，起到了暗示命运发展脉络的作用；而胡红梅则认为三重地理空间展示的是一幅人类从原罪到炼狱到救赎的宗教仪式画面，各有旨归。高丹的论文《论培尔金特中的三重地理空间建构》将剧中空间分为真实地理空间恋恋故园、虚拟意象空间山妖王国与索尔维格森林、现实与虚幻的空间中年旅行足迹，真实的地理空间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凸显了培尔金特的性格；虚拟空间是易卜生内在精神的外化和分离，而现实与虚幻交织的空间则代表了培尔金特梦游式的旅途，不同地理环境对培尔金特不同人生阶段的性格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试析〈海尔格伦的海盗〉男女主人公性格中的地理因素》通过分析北欧及挪威峡湾的地理环境，指出人物性格和精神气质与其生长和生存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
文学伦理学批评也是21世纪文学批评的导向之一。伦理问题对当代文学批评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伦理批评意在分析艺术作品的伦理本质，希望能因此在叙事的生活和读者的生活之间建立起有意义的联系。（沃尔弗雷斯 143）北美伦理批评的代表人物西伯斯在《批评的伦理》中指出承认伦理在批评理论中的地位，使这一学科中的实践者们具备了自主能力，能提出与文学文本及其可观的社会和意识形态涵义相关的结论（沃尔弗雷斯 145）。伦理批评者的作用就在于指明特定文本向读者传达知识和普世的善的概念。伦理批评的实践者已取得多方面的成绩，《易卜生诗剧研究》中收录了这样的范例约6篇。
邹建军的《无爱的悲剧：布朗德形象本质新探》在对布朗德与家庭、社会、宗教三重伦理关系进行考察后，认为布朗德的悲剧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的悲剧，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是排斥他者的，导致他对家庭、社会、宗教缺乏真正的爱，无爱的伦理关系导致个体的悲剧。在传统批评中，学者更倾向于从哲学角度同情和理解布朗德的自我主义，并肯定它所蕴含的反封建、反传统的社会意义。邹建军对这一阐释方式产生了怀疑，他站在伦理批评的角度得出的颇具新意的结论与先前的认识迥然不同，这也充分显示了新的批评方法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在《英格夫人的伦理主题》一文中，谭认为易卜生在剧中描绘了围绕在英格夫人这一女性形象周围的复杂伦理关系，展现了当时的社会家庭伦理准则；并通过对以英格夫人为中心的多方伦理关系的分析，探讨其悲剧中的伦理内涵。张武进、周美兰在《从〈苏尔豪格的宴会〉看易卜生的伦理困惑》一文中认为，易卜生的戏剧创作始终贯串着人性自由与道德禁忌之间近乎二律背反的矛盾和冲突。个体有寻求独立与自由意志的内在需求，同时又处于道德原则与伦理秩序之中，人需要依靠理性在二者之中寻找平衡点。《苏尔豪格的宴会》正好体现了自由意志与道德禁忌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又正好是易卜生本人的伦理困惑，从而把作家的伦理观念与文本中所体现的矛盾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在《论〈海尔格伦的海盗〉中的伦理因素》中，刘遥引用了易卜生的话在各种男女之间的关系、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故事中，我看到了个人生活的丰富和鲜活资料。就是在和所有这些男男女女的相处中，产生了《海尔格伦的海盗》的原始和模糊的初稿，并指出该剧立足于人和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这种人际关系在该剧中被设定为家庭成员关系，伦理困境是主要人物走向悲剧命运的深层原因。
文学地理批评和伦理批评两种新的批评方法在文集中得到了广泛应用，除此之外，我们还能看到其他一些新的批评方法的运用。《〈海尔格伦的海盗〉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即是一例，安安通过分析女主人公伊厄棣斯与三个主要人物的矛盾关系和象征意义的分析，揭示出这部悲剧所蕴含的生态意识、女权意识及其社会批判意义。赵义华将信息管理学理论运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的做法则颇具创造性。他在《〈海尔格伦的海盗〉中的交流阻滞型悲剧 》中表明悲剧原因无关命运，而是人物在交流过程中发生的信息交流阻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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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孔子；生态伦理观；教育社会学启示；可持续发展
当今，环境问题已成了累及国计民生的一件头等大事，也成了一个全球关注的问题。环境问题植根于社会经济运行方式，在不同的阶段，面对的资源环境问题是不同的。理论界普遍认为，“十五”以来，我国逐渐进入重化工业时代：从1999年以来，重工业生产增长一直快于轻工业生产。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对利益的追逐使一些人抛开了“以人为本”，“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并以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代价来换取他们所追求的最大利益。
我们从每年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有关环境污染的信息中可以看到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和画面：山西的焦炭污染，已使山西境内的黄河不再有鲤鱼生长其间；淮河流域十年污染给两岸百姓造成的疾病、死亡、后遗症更是让人不寒而栗；四川沱江特大污染让沿江的百万群众饮水中断达26天；哈尔滨松花江特大污染事件使该市居民无处取水……那些随处可见的小污染更不必书写。曾经的天蓝蓝、水清清、天高任鸟飞、鱼儿自在游的美丽画面已成了历史，中国环境的可持续指数在全球居133位，中国的环境形势处处告急!
在利益追逐者的心中，没有了生态伦理观念，也没有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在他们眼前流动的只是从污染物中滚出来的金子。而在孩子们的眼中，绿水青山、树木花草、芬芳的绿野，也只是书中的童话，传说的香格里拉。所以，生态伦理教育、生态环境知识的普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应及早放在当代教育中。不要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不要再以沉重的代价来换取眼前的利益。教育在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中担负着重要的角色。而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对我们如今的社会生态伦理具有很好的启迪作用。
一、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简介
(一)孔子“敬畏天命”的生态伦理意识
孔子谈“天命”，这两个字在《论语》里出现不多，仅见于这样两句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及“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由上面两句话可以知道，孔子把“知命畏天”看做是君子才具备的美德，这与孔子在《论语·尧》中讲的“不知天命，无以为君子”是一致的。在孔子那里，“天命”即指自然规律，在《论语·阳货》里记载的孔子与子贡的对话里，这种意识更加明显：“子日：‘予欲无言。’子贡日：‘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日：‘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两则对话体现了孔子明确的天命观：天，就是四季正常运行的规律；是万事万物生长的地方，这就是天。从而“知天命”即是对自然规律的了解、掌握。能够了解、掌握它，就是一种君子美德了。
孔子的生态伦理意识不仅仅体现在“知天命”上，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畏天命”上。敬畏天命是孔子提出其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石。为何要敬畏天命?因为“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命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是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必然性”四时变化，万物生长都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人们只有敬畏他，尊重它，平等对待它，春耕夏播，才有金秋的收获，人们只有适应它，也才能使自身有一个健康良好的生存环境。如果违背天命，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从而招致人类自身的毁灭。孔子敬畏天命的想不仅仅是人们要遵循自然规律办事，而且还将“畏天命”与“君子人格”结合起来，体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意识。后来的儒家和哲学也讲“敬而无失”是“所以中”即致中和的最好途径，是获致道德本体的未发之中的根本功夫。致中和实是包括了主体对自然和社会的全部认识，但也包含着对所以然的自然客观的“万物化育之道”的认识。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讲：“儒家强调‘天人合一’，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他们的‘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华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要代表。”后来儒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共同表现出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的一致立场，大都渊源于孔子的“敬天畏命”。
(二)“乐山乐水”的仁者智者情怀
孔子在几千年前概括了一句如今广为人知的以山水为内容的生态伦理名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智慧的人以水为乐，正如孔子自己在河边上所发的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据记载，：“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日：‘君子所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对日：‘以其不息，且遍于诸生而不为也。夫水似乎德；其流也，则卑下倨邑必循其理，似义；浩浩乎无屈尽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溪而不惧，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绰约微达，此似察；发源必东，此似志；以出以入，力物就以化洁，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见必观焉。”’(《孔子家语》)从流水的奔流不息中，如他一样智慧的人会感叹时光流逝、光阴不再；会从东流之水联想到人所应具备的伦理道德和品质：德、义、道、勇、法、正、志……其实，夫子是在告诉人们，如水一样的自然之物也是具有它们自己的灵性和德性的。同此道理，具有仁爱之心的人则因为看到眼前郁郁葱葱的山而有发自内心的快乐。在山中，树林阴翳，杂花生树，光影斑驳，鸟儿鸣枝头，野兽在山中时隐时现，这一切勃勃生机及充满生命力的律动，自然会激起“仁者”感怀生命的情怀。
现代人，却仿佛处于穷途末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疯狂地开采、掠夺，让曾经的青山变得光秃秃寸草不生，让清澈的流水变成一条条臭水沟。他们没有悲悯的情怀。毕竟，他们不是仁者，更不能称得上知者了。这个时代，是缺少仁者知者的时代，我们的教育应当担负起培养仁者知者的责任，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还青山绿水以本来的面目，让人与自然和谐、平等地相处。
在《论语·先进》中记载，一次，孔子与他的学生子路、曾皙(点)、冉有、公西华一起谈论人生志向和理想时，曾皙的观点得到了老师的认同，曾皙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日：“吾与点也!”为何夫子会赞同曾皙的观点?在曾皙的观点里，暮春时节，穿着春装，与几个朋友，到沂去沐浴阳光，到舞雩去吹吹风，尽兴唱着歌而归。这是曾皙的最高志向，也是孔子的最高社会理想。这与孔子主张培养“乐山乐水”的仁人志士的理想情怀是一致的。孔子要培养的是既有仁者胸怀又能治世的君子人才，这种人才仅仅能治世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将人间的和谐与自然的和谐自觉统一起来，去实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论语·公冶长》)的儒家社会理想。孔子的这种教育思想对后世儒家的后继者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把“乐山乐水”与做仁人志士联系起来，作为培养儒家理想君子人格的一项道德行为规范，说明了他对生态伦理的重视。君子要仁民、爱人、乐山乐水，这就把生态伦理教育有机地融入到人伦道德教育中。
(三)“移居九夷而不以为陋”的生态节用观
《论语·述而》中记载：“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弋，用带着绳子的箭射鸟，宿，指宿鸟，居于巢中的鸟；纲，指用大绳连接成网，绝流而捕鱼)。孔子钓鱼，不用渔网捕鱼，他也不用箭射杀居于巢中的鸟儿。体现了孔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节用观，同时，也体现了他“泛爱众而亲仁”(《论语·述而》)，为了大多数人的生存利益而反对对野生资源加以毁灭性的攫取和掠夺的思想。对我们现在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历史的借鉴意义。
孔子的节用观是跟儒家“爱人”、“惠民”的政治伦理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儒家主张的以德治国必须具备的道德观念。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即治理大国，必须严肃对待，诚信无欺，节用资源，爱护民众，用工不违农时。可见，敬事、诚信、节用、爱人是对统治者的道德行为的规范。这对于今天以追求金钱为目的而抛开伦理道德观念不顾，以金钱衡量、炫耀自己的身份地位而不顾生灵所处环境的功利性行为，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孔子说：“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里仁》)用节约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的人，他所犯的过失是很少的。因为节约，就不会去过度开发、去攫取，造成资源的枯竭。孔子自己也身体力行去践行“节约”。《论语·子罕》记载：“子欲居九夷。或日：‘陋，如之何?’子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想搬到九夷居住，有人对他说，那个地方很简陋，该怎么办?先生还去吗?孔子回答说：“品德高尚的人住在那里，怎能说它简陋呢?”孔子赞扬他的生活简陋却特别好学的弟子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这正是对“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的最好阐释。他的这种身体力行的节用观，影响了儒家的后学者。宋儒周敦颐《陋室铭》：“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显然也直接承其衣钵。孔子还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就是平常日子中的孔子形象，粗茶淡饭，用自己的手臂当枕头，但他不觉得艰苦，反而自得其乐。为何?因为他有一个不能改变的做人原则：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那种靠不正义的手段牟取的富贵，对孔子来说，不过是天上飘飞的浮云罢了，他不艳羡，也不企及。他的这种节用观，无疑对当时社会以及生态资源的保护有重要的意义。
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生产力水平虽然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了，但这一系列的改善和提高，却是在以毁坏环境、破坏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为沉重代价的。如果天下众人都能有孔子“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谨严态度，不过度开发，不贪得无厌，那我们现在就不会有淮河两岸触目惊心的景象，也就不会在地球上连年爆发严重的污染事件。
二、孔子生态伦理观的现代教育社会学启示
回顾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许多地方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于技术手段的落后，所走的，往往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有甚者，对污染了的环境竟然采取听之任之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这种状况，已不能再继续下去。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存环境，为了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政府、社会、学校，乃至每一个人都应担负起这个责任，从前人的生态伦理观中，吸取其有用的理论，以警示不断向大自然索取的利欲熏心的那些人，从而减少人类遭到大自然报复的悲剧，还我们自己一个清亮的世界。
(一)培养“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
在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我们要从现在做起，从每个人做起，自觉培养“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首先，要淡泊明志，像孔子所说的“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像颜回那样虽处“陋巷”而始终“不改其乐”。其次，要有“泛爱众而亲仁”(《论语·述而》)的自觉心理，只有心中充满了仁爱之情，才会“乐山乐水”，爱护山山水水，对水中的鱼，山中的鸟才不会去赶尽杀绝。像孔子那样“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而保持一种“鸟之将死，其鸣也哀”(《论语·泰伯》)的同情心。第三，通过学习《诗》、《乐》增强欣赏大自然的能力和审美意识。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学《诗》、《乐》可以达到教化以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作用，有益于培养“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从而自觉地将生态教育与人伦道德教育结合起来。
(二)传承儒家生态伦理观，培养生存环境忧患意识
孔子对所处的生存环境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自孔子以后，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苟子、董仲舒等都继承了儒家的生态伦理观并加以发扬，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孟子·梁惠王》)在孟子的思想里，这是一个典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体现了儒家对待生态的“致中和”的思想。苟子说：“天者，生之本也。”(《苟子·礼论》)在荀子看来，自然之天地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所以，人必须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注意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我们的教育，就应担当起传承我国自孔子始的儒家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的责任，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要有忧患意识，自觉担负起保护生态环境的重任而不盲目地巧取豪夺，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从而实现儒家所提出的“天人合一”的理想。
(三)树立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在中国推行这个发展观是基本国情决定的基本国策。因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低收入大国，正处在有史以来基数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人口倍增台阶的中点，在保留以量广、面大的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落后农业条件下迅速发展重化工业，因此产生了大规模的资源浪费、生态破坏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如果继续坚持这种粗放型的传统发展模式，只注重经济的数量增长而忽视发展质量的改善，势必给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更大的压力，因此，有必要在广大民众之间宣扬科学发展观，让每个人都具有环境保护意识，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不然就会形成孔子早就预言过的生态悲剧：“……丘闻之，刳胎杀天，则麒麟不至其郊；竭泽而渔，则蛟龙不处其渊；覆巢破卵，则凤凰不翔其邑。何则?君子违伤其类者也。鸟、兽之于不义尚知避之，况于人乎?”(《孔子家语》)如夫子所言，鸟兽对于不义之人不义之事都知道避开，何况人类呢，更何况是处于文明如此发达的现代人类呢?
[论文关键词]生态学 德育 德育管理
20世纪教育思想的发展中，一个显著且重要的表征是生态意识的引入。伴随着文明的进步，生态觉悟已不仅仅意味着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觉醒，追求自然生态的平衡，而且在更深层意义上带来了整个人文精神、世界观、价值观的觉醒，引起对人的精神的重新建构。…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思索将生态意识吸纳到教育领域中，将生态思维模式应用于教育研究。受生态学原则的启示，以生态的视角来考察德育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当前德育中存在的新问题。笔者认为，德育管理概念的重新审视及改革，可能是德育改革另一路径。
一、学校德育管理及其种种困境
一直以来，学校德育的理论研究者把德育管理看作是对德育工作的管理。并把管理学理论视为德育管理的基本理论依据，如“学校德育管理是依据现代管理的基本原理以及德育过程的基本规律进行的”， “现代学校德育管理．即现代学校组织系统中的管理者根据现代社会需要，在现代管理思想的指导下，运用现代管理科学方法，对德育工作进行决策、计划、组织、控制和评价……以达成德育和德育管理目标的活动过程”。笔者认为，德育管理应把德育过程纳入并以之为核心；德育作为一项教育工作与其它生产领域的活动不同．其根本区别在于德育的一切工作与机制均指向受教育者，因而其管理也指向受教育者且以之为目标归宿。另外，现代管理理论产生于企业，而生产领域的管理虽也包括了劳动者，但其终极目标始终指向利润，所以借鉴现代管理理论必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如，在传统观念中．管理的功能是独立的，管理被人们界定为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最小的代价获得最佳的效果，决定了管理只是被视为一个单纯的技术性问题，而伦理、道德及价值观念在其中并不多加考虑。然而在学校范围内．管理服务于教育活动的特性，使得管理与教育不但无法分离．而且处处关涉价值与伦理。综上所述，本文目的在于批判在以往学校德育管理概念下的学校德育的弊端．并讨论改进的可能。
当前，在现代管理理念下，学校德育在管理上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刻板化。现行的德育管理中，体制上惯常是集权化、统一化的，有各种各样的条款，从多方面限制、控制住学生。恰如鲍曼所说的，手段本倒成了关键，学校环境及其严格的规章制度，倒是意想中的教育内容本身。学校讨论的最频繁、最详尽的话题就是如何制定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以及如何观察。规范、标准齐全且划一，但学生道德基础却有差异．刻板化管理使学生沦为标准模具的翻版．鲜活的生命个体变成了驯顺的躯体。
其二，规训化。在“科学”管理的理念下，制度更多地体现为对学生的规训和惩戒，而缺失了指引．自我教育与自我约束逐渐淡出．受教育者的行为被规约着但德性并没有培养起来。
其三，封闭化。当前学校德育在管理环境上往往过多地囿于校内．造成了一种封闭的管理体系。而学校德育要发挥管理的效能，需要一个系统工程，调动多方面的力量，动用各种德育资源，才能完成育人的目的。然而现实情况是，学校、家庭、社会相互配合的有效机制无法真正建立，学校既缺乏校外德育途径的参与，又不能与外界进行合理的信息交流，对学生德性培育的合力便难以形成。
二、在生态学视角下探析学校德育问题的根源
“现实的教育问题和现象很难用主客两分的思维方式进行满意的解释，也很难用单一的因果关系或矛盾关系的原则来解决。生态学的方法论与和谐价值观对教育研究有很强的适切性。”在生态学的视角下分析德育问题，将有助于我们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
(一)生态学的基本观点
生态学一词源于希腊文．其本意是“研究住所”的学问，1868年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将其定义为“研究动物与其无机环境和有机环境的全部关系”的一门科学。但到20世纪初，生态学还只是一门初具理论体系的学科．此后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应用到人类社会问题的研究上，才使得生态学迅速发展，成为了多学科背景下进行跨学科综合的一个典型代表。
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1935年提出“生态系统”的概念，明确有机体与其生存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自然整体，各有机体之间及各环境组成要素之间处于相互联系中。澳杜姆提出，生态学的视角不满足于对系统各部分及其功能的描述，而是着眼于各系统问的相互作用。如果只埋头于各子系统的内部构造和功能解释，无论向前探索多深、测量多精确，永远不可能理解系统的整体行为。由此可见，生态学强调的是“关系”、“适应”、“互动”，“生态系统”、“整体性”、“共同体”是生态观念的核心。
(二)学校德育管理困境的生态学诠释
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当前学校德育出现的危机，主要原因如下：
1．生命个体的多样性受到漠视。生态体系的完整、稳定．是因为所有生物体共同作用，每一个物种都发挥了存在的价值。生态伦理学创始人莱奥波尔德认为，一切事物趋于保护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时，它就是正当的；而当它与此相反时，就是错误的。西方深层生态学的代表耐斯也指出．具有一百个物种的生态系统显然要比仅有三个物种的生态系统具有更大的丰富性和稳定性，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正是生态系统稳定和健康发展的基础。但是，当前的德育管理往往强调了规则的严厉，却淡忘了对生命的关注。管理体制的集权化、刻板化，淡漠了管理对象鲜活的主体性，淡漠了生命个体的尊严。
2．德育共同体的关系遭遇破坏。自然界各种物种生生相息、互生互补，构成一种相互适应、相互需要的平衡共生状态。每一种物种都具有独立性，同时又需要别的物种的支持，彼此之间相互依赖，不可或缺。当学校德育以扼杀个性差异的模式实施时，就带来了教育生态的恶化，破坏了受教育者生存与发展的生态体系，导致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制度之间的紧张与冲突。
3．德育生态系出现断裂。在生态学中，环境被看成是一定地域范围内所有生物体彼此互动并与非生命物质相关联而构成的生命网络。学校德育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也离不开依存的环境。在德育生态系中，其构成因素包括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卫生等各个方面构成的社会因素，也包括家庭、人与环境之间的各种关系等等因素。学校德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封闭的特点，就造成了德育系统的生态断裂，学校、家庭、社区及其子系统难以做到环境优化和教育协同，道德教育的系统放大效应无法实现。
三、生态视角下学校德育管理的变革
将学校德育管理视为目标、决策、计划、制度等没有学生在场的观念，其弊端昭然若揭。德育的本质是为人的而不是人为的．一切教育活动都应该始终围绕着促进人的发展这一目的。单纯以管理为本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对德育的要求，传统的德育管理思想应该进行革新，应该重新构筑起符合时代特点的理念。在把握德育的伦理特质的基础上，将德育过程作为德育管理的核心，纳入生态学观念，是今天的学校德育改革的可行之路。
第一，借鉴生态学中“适应”的观念，摒弃管理规训化的做法．注重对学生自我生长的引领。管理不是为了束缚、控制学生，而是为了促进学生的成长并赋予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虽然也应有必要的规章制度，但更应该是从积极的、肯定的角度出发，采取鼓励的、倡导的形式。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应该关注学生的适应性．让学生融入德育活动，发挥学生自身的积极性，使学生在德育过程中得到发展，推动和引导他们自我成长。
论文摘要:20世纪下半叶以来凸现的生态环境危机，促使人们反思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人们意识到重建人类生态伦理观，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要.本文解读了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精粹，分析了传统生态伦理的精粹在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现实价值，引导人们古为今用，确立正确的生态伦理观念，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及社会的高速发展既造福了人类，也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尤其是环境恶化、资源溃乏、生态失衡、全球气候变暖、草原退化等正严重地威胁着地球上生命的存在。随着生态问题的凸显，生态伦理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要综合治理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最根本的，还是要唤醒人们的生态伦理意识，正确规范人类的行为。“生物或大地自然界应当像人类一样拥有道德地位并享有道德权利，个人或人类应当对生物或大地自然界负有道德义务或责任。”(《大地伦理学》利奥波德著)恢复自然的本性，赋予自然以其应有的权利，使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基调。解读浩瀚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对我们今天面对和认识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
一、以伦理为重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丰富的道德哲学，充满了极富价值的生态伦理理念。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的生态伦理理念，可概括为如下方面:
1.图腾崇拜中原始的“尊重生命”、“人与自然平等”的伦理观念。在人类的图腾时代，人们认为自己与自然界是浑然一体的。那时，人把动物作为自己崇拜的对象，并进而把整个自然作为自己的崇拜对象，应当说，这表现了尊重生命的伦理思想。据资料显示，生活在氏族社会的原始人相信各氏族源出于不同的物类，源出于动物、植物或其他的物种，以为某物种与自己的氏族有着亲缘关系，于是便把它尊奉为图腾对象。如炎帝族以牛为图腾;黄帝族以熊、黑等动物为图腾;商族以玄鸟为图腾，中国人从来就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人们对图腾对象无比崇尚，族内规定对图腾对象禁杀禁食，也不许触摸，体现了一种“尊重生命”的伦理观念，而这种观念又是以人类把自己看作自然的一分子，与其他自然物一体、平等为前提的。此外，原始的、朴素形态的“人与自然平等”的观念，还表现在以自然物为神灵，华夏民族的祖先，多有对天神、土地神、月亮神、星星神、各种动植物神的崇拜等等。图腾时代的伦理观念是一种朦胧的、朴素的、原始的生态伦理观念。
2.“天人合一”论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理念。人与自然平等、人与一切物类平等的生态伦理理念，贯穿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早在中国哲学创立期，先秦诸子百家的哲人便共同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所独有的“天人合一论”，即从哲学的高度为“人与自然平等”观奠定了理论基石。
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论，把人和自然看成一个整体，重视“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其别突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周易·乾卦》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人顺应自然，与自然一体，揭示了天与人“相合”的基本思想。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提出，人为“万物之灵”，但人也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天生蒸民”，人生于自然，但有精神、有意识的人可以“知天命”，而后可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孔子自称他50岁“知天命”之后的岁月能“耳顺”，能“从心所欲不逾矩”;老子则认为人不过是“天地一当狗”，故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间的一切无不顺应自然，合乎自然;庄子明确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齐一”;墨子主张，人们在自己首领的率领下，逐级“尚同”，最后“尚同”于“天志”，把人的主观意志与客观法则统一。各家之说无不表明，“天人合一”论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辩证关系。
“天人合一论”的最可贵之处，在于它在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既肯定了人的主体精神，又强调人必须顺应自然。一方面，人不是自然的奴隶，人将自己从自然中分出来，这是人对人类自身认识的飞跃，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后人对自身力量的肯定;另一方面，人不能离开自然而存在，人类只有遵守自然法则才可以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虽提出了“天人相分”的命题，认为“人为万物之灵”，人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但他的“天人相分”以“天人合一”为前提，因而，他反复强调自然虽无意志，但人间的治乱祸福取决于能否顺应自然。在《荀子·天论篇》中，他宣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莱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显然，他在要人们相信自身力量的同时，必须“顺乎道”，按规律办事而不出差错，所以，“制天命而用之”应理解为告诫人们认识和掌握规律而后运用规律，“顺乎道、应乎时而行事。”在荀子看来，自然规律只可顺、不可逆，故《荀子·富国篇》阐明了“顺”规律与“逆”规律所出现的两种不同的结果，其中说:“天有其时，地有其才，人有其治，”“若是，则万物得宜，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涝傍如江海，暴暴如山丘”—社会富裕;反之，“则万物失宜，失应，上失天进，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烧若焦”—社会贫困。
3.“仁民爱物”论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平等的道德理念。基于人与天地万物是同一⑵降鹊恼庖焕砺刍悖泄湃酥髡拧叭拭癜铩薄V泄糯咏病凹姘薄ⅰ胺枪ァ保凹嫦喟⒔幌嗬保岢恢置挥欣Τ逋弧⒚挥械燃恫钜斓娜死嗥毡橹?孔子讲“仁”，讲“泛爱众”，强调人类应有爱心，善待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友爱互助而不伤害他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的人都如同兄弟;孟子从“性本善”出发，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主张统治者以“仁心”对待民众，行“仁政”，“制民以产”，给予百姓基本的生活条件和社会福利，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其中体现的是人际间的平等，不以牺牲他人而求得自己发展的朴素的道德原则。
中国古人不仅主张“仁民”，而且还要“爱物”;不仅“泛爱众”，而且还要“泛爱物”。《孟子·告子上》有一段记载: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莫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灌灌也。”大意为:牛山好美一片森林，只因为这里距大城市太近，被砍伐一光。本来它还具有再生的能力，无奈光山又成了牧场，牛踩羊吃，于是就成了光秃秃的山包了。显然，这是一例生态破坏的典型事件。孟子生在战国中期，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天下很不安定的时代，诸侯们彼此征伐，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统治者横征暴敛，为了争夺地盘，不顾老百姓死活，以至民不聊生、土地荒芜，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这样，也不可避免地在“郊于大国”的地方，出现了生态破坏的景象。对此，孟子提出了“仁民而爱物”的生态伦理思想。这种“仁民爱物”的思想在宋明时代有更进一步发展。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称，“天”为“父，，、“地”为“母”，人为天地所生，混然于天地之中，就是说人是大自然中之一物，有着大自然赋予的属性，大自然中的任何存在物都是平等的。于是他明确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应该视民众为亲兄弟、视万物为同伴的平等道德理念。王船山阐释张载的“民胞物与”时赋予了具体的道德内容:“由吾同胞之必友爱，交与之必信睦，则于民必仁，于物必爱”，这便是中国古代生态伦理理念—“体天地而仁民爱物”观。 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体现了人类对自然认识的逐步深化，其蕴含的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平等，人与自然共生共处理念，及保护自然资源造福于民的生态责任意识，对当今社会维护生态平衡和促进环境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今，人类要摆脱生态危机和生存困境，学习古人生态伦理思想的精粹，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二、近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了极为丰饶的物质文明，然而，这种文明建立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资本逻辑”之上，视人类为自然之主人，对自然无限索取，不加补偿，因而这种文明也给人类带来许多恶果:环境恶化、资源溃乏、生态失衡等等。“假使没有一个环境伦理来保护社会的生物基础及农业基础，那么，文明将崩溃。”因此，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给后代留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已成为全球共识。笔者认为，确立科学的生态伦理观念，践行可持续发展理论，应吸取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观念的精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1.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精华，确立与自然万物共生共存的大生命观。要解决生态危机，解决现代人类“文明”的深层弊病，首先需要吸取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精华，重新培育起对生命的敬畏，使人们认识到自身的有限性，科学认知的有限性，时刻对宇宙星空、地球生命怀抱一种虔诚的敬畏之心，对生生不息的大自然充满由衷的无限敬意。既把生命理解为一种自然现象，又把生命当作一种道德现象;既通过科学研究探索自然规律，又善于在此基础上领会自然中一切生命现象所蕴涵的灵性，把自然的生命规律当作个体道德实践的前提，使行动符合自然世界所启示的生存法则，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共存互动的道德观。
2.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告诉我们:人不能离开自然而存在，人类只有认识自然、顺应自然、遵守自然法则才可以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人只是自然生态系统的成员，只是地球的居民而并非主宰。自然界的生物之间以食物链的形式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补偿、相互协调，每一个物种对自身赖以生存的资源过度“开采”都会造成恶果。事实证明，人为活动的盲目性并不能使人类从自然界中真正解放出来，只能在栽害自然的同时，也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严重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3.树立节源意识。荀子在《荀子·天论篇》中指出:“天行有常……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强本而节用”则资源是可持续利用的。联合国《21世纪议程》和《中国21世纪议程》都指出:“可持续发展要求改变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建立可持续消费模式。”中国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要克服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影响，树立节源意识，合理利用资源、有效保护资源。
4.树立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兼顾的发展理念。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精华蕴含的尊重自然思想要求我们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既要按自然规律办事，又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坚持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的标准。严峻的现实使人们反思出，没有人的全面发展，不考虑社会进步和环境优化的因素，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只能是一种“恶性循环”。我们既不能片面强调发展经济，更不能用牺牲环境效益的办法使经济暂时得到较快发展;也不能用停止或放慢经济发展的办法，片面强调保护环境。
有关旅游经济的论文范文一：循环经济视域下旅游经济管理创新
循环经济要求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促使人类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使得经济活动生态化。从旅游业的本质属性与发展趋势出发考虑，循环经济的思想同样适用旅游业。为此，旅游业应该积极倡导循环经济，不断促进我国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循环经济的含义
美国学者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循环经济。他认为，循环经济不同于旧有的过分依靠资源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而是建立在资源循环运用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模式。循环经济实现了资源的合理运用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它要求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综合利用资源，使经济系统有机融合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循环进程中，从而使得物质资源在不断循环运用中得到充分利用。总而言之，循环经济是高效、污染低的一种可持续增长的经济发展方式。
二、我国旅游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市场不健全
我国旅游业发展非常迅猛，旅游经济管理市场建设严重滞后于旅游业的发展。比如，我国还没有全国性旅游行业组织机构以及现代企业制度，一些地方政府旅游经济管理模式单一化。当前，旅游主管部门已初步意识到旅游经济管理不仅仅是单项事务的管理，还涉及城管、交管、物价、劳动、卫生、工商、消防等部门。因此，需要成立一个多职能单位兼收的管理委员会，专项并有针对性地对我国的旅游经济进行管理。另外，许多地方旅游管理部门管理模式单一陈旧，缺乏创新，忽略旅游经济管理人才队伍的建设，导致其管理水平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难以形成强大合力，实现有效的旅游经济管理。
(二)旅游经费投入不足
目前，我国旅游经济管理中存下着旅游经费投入不足及不合理的情况。1.旅游经费投入不足。旅游行业产业链比较广泛，涉及人们的吃、住、行、游、购、娱等环节。而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庞大，难以组织财政资金投向旅游设施建设，导致旅游市场基础设施不健全，无法发挥优质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比如，外部交通、旅游步道、排水以及垃圾处理系统建设落后等。总而言之，旅游经费投入不足，导致旅游基础设施不健全，从而制约了旅游经济管理的效益。
(三)重开发、轻保护现象严重
为了短期利益，有些旅游经营者盲目开发旅游资源，违背自然资源发展规律，不考虑自然资源的承受能力。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旅游资源开发初期，而且在已经开发的旅游资源利用中，也存在这种不注意资源保护的做法。这种旅游资源开发和利用模式，根本谈不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这种行为后果必然要以高昂的治理费用作为代价，甚至是旅游资源的永远破坏。
(四)旅游产品缺乏个性
许多旅游景区的产品缺乏个性，采用旧有的产品设计方案，满足不了游客越来越个性化、多样化、新颖性的需求，难以吸引回头客，旅游经济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一些主题公园虽然提供了丰富的旅游产品，但是由于缺乏个性，并没有给游客留下深刻印象，从而导致游客数量不断减小。
三、基于循环经济视域下的旅游经济管理创新
(一)系统观创新
旅游行业是综合性强的行业，涉及人们的吃、住、行、游、购、娱等方面的产业。旅游行业存在政府部门、旅游经营开发者、当地居民等利益主体，涉及资源、环境、人文、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等要素。因此，旅游行业应该在五位一体发展指导下，构建系统管理和控制的系统观。系统观要求旅游行业发展要考虑供求规律，从整体出发，整合旅游资源，着力打造品牌景区，用品牌景区带动区域旅游行业的整体发展。旅游行业的开发与管理要尽量实现市场化操作，有效融合旅游资源，增强旅游产业的整体合力。另外，规划旅游行业时，要以系统观为原则，考虑影响旅游行业发展的所有因素，规划旅游行业，以促进旅游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经济观创新
经济观创新指的是旅游行业要根据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理论，优化旅游行业资源，提高旅游资源的利用效益，在开发和利用旅游资源时考虑环境的承载力，以促进旅游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旅游经济管理时，要考虑环境的容量，以保证旅客有一个舒适和愉快的旅游体验。同时，旅游行业的经济观要求，在保证旅游资源质量以及自然资源不危及未来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取得最合理的经济利益。也就是说，旅游行业的开发和经济管理过程中，要避免对自然资源的过分掠夺，在自然资源可以承载的范围内开发和利用，以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
(三)环境伦理观创新
环境伦理观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平等的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宣扬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人以外的物种存在于世界，也具有其生存价值。人类作为自然界进化的最高物种，对地球其他生命体应该承担伦理责任。基于循环经济视域下的旅游经济管理要尊重生态环境，肩负保护环境的伦理道德，并且将环境伦理观运用于旅游业的开发和经济管理，运用于保护环境的实践。
(四)生产观创新
循环经济视域下的生产观要求在生产过程中节约生产资料，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样，在旅游行业开发利用中，运用清洁生产、节约生产和绿色生产等生产方式，提高技术含量，加大知识等非自然资源物质在旅游市场中的比重，减小旅游行业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实现旅游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加快旅游行业国际认证，按照国际标准化ISO14001的标准，开发和利用旅游资源，提高旅游资源的利用效益。
(五)消费观创新
循环经济视域下的消费观要求人们改变消费观念，在旅游过程中注重精神文化消费，适度物质消费，杜绝不文明消费行为，提倡健康消费，减小旅游消费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在旅游消费过程中，要限制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费，鼓励民众购买旅游循环经济产品。
有关旅游经济的论文范文二：农业生态旅游经济的发展
我们国家的农业生态旅游业，是由农业生产活动而展开的旅游资源的发展创建的。正因如此，我们要让当地的民众都加入到旅游行业的发展中来，让本地的人均收入能够随旅游业的发展而提高，更进一步发展当地经济。一方面把旅游资源挖掘出来提供给游客，另一方面还要结合土特产的销售量，整合农业生态旅游一条龙服务，将生态效益变为当地民众收入的提高。
一、农业生态旅游的意义
农业生态旅游经济的意义是以发展农业生态旅游为基础来提高经济收入的。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国家创建的旅游项目中，农业生态旅游是放在首位发展的，农业生态旅游是以当地生态作为主体，同时发展旅游业和农业，两者同时进步。农业生态旅游是最近新生的发展方式，是把生态环境当作主体，在农业生态发展时，和其它旅游项目一起发展，将农业和旅游业综合起来，它的特点就是让旅行者旅游时可以欣赏秀丽的风景，也能看见当地的田园风貌，不但能够尝到特色的农家小菜，还能够亲自看到当地的农业活动，而且能够亲自参与体会，亲身尝试生态环境带来的生活方式，这种特色旅游业，即能大幅度提高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也可以增加民众收入，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农业生态旅游经济的特点
1.农业生态旅游经济基础比较薄弱
我们国家的特色农家游虽然在最近很受人们青睐，可是由于地理位置不方便，三农问题很大程度的影响着农业生态旅游业的发展。第一是农村的发展比较缓慢，农业经济主要是由传统农业来发展的，经济很难跟上，基础差。这是影响农家游的一大原因。
2.发展农业生态旅游资金不足
农家游主要是以湖光山色和农业生产相加为特点，建设风景区和扩大农业生产规模都需要花费许多的时间和金钱，所以这些旅游资源，必须要建设许多基础设施，这样才能让观光者更好的游玩、体验。由于许多农民的收入很难支持这些基础投资，所以这些更加深层次的开发虽然很想做到却无法实现，所以生态旅游资源的建设有很大困难。
3.农业生态旅游地域特点性强
我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风土人情也很丰富，各个地区的生活方式各不相同，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独一无二的，大好河山风光秀丽，每个地区的特色也完全不一样。这体现了我们国家的特色农家游的未来有很大的发展前景，更体现了我们国家农家游的内容十分丰富。
三、农业生态旅游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建设模式单调
特色农家游是以农业生产方式、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特色历史、农业生产劳动等为主体，如果建设的构想都一样，这样就让农家游的模式显得单调，没有一点创意，每个地方都没有完全体现出自己的特色，没有充分的利用当地的特点来规划建设，无法吸引各地旅游者的注意，这就使得一些农家游无法保持应有的热度。
2.本土民众加入少
在许多发展特色农家游的地区，当地农民没有加入到旅游业的想法，因为生长的环境和自身受教育水平的限制，本地农民很少加入，外地人口加入的较多，让许多来此的旅游者认为这是过度商业化，这不但没有让当地农民受益，生态农家游也没带领经济快速发展，反而使生态环境越来越差，引起本地农民的意见。
3.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还有许多的发展农家游地区，是开发商直接购买或者租赁获得的，所以损失了许多耕地面积，还有的地区，政府为了让旅游业带动经济发展，过度的开发建设，这使当地的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并且因为当地没有认真规划，不符合当地环境发展，使当地的生态自然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建设的农家游景区没有体现本地的特色，景区建设的投入太大，不仅使当地民众失去了土地，还无法获得补偿，于是导致当地民众对发展特色农家游不再有信心，更加不愿意加入。
四、区域经济发展的农业生态旅游发展模式优化策略
1.改善农业生态旅游
政府可以颁布生态旅游业有关的法律法规，并且大力宣传，这样来推动农业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加快发展当地的经济建设。
2.政府加大支持力度
相关部门定制旅游产业的法规，来保护生态旅游业的健康发展。这时全国的监督部门，还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促使特色生态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
3.开发新型农业生态旅游产品
不断创新生态旅游业的玩法，让特色农家游保持活力，不断的发展下去，那就要不断增加吸引力，并且能够让当地的民风名俗、生产方式、生活特点这些方面具有特色，让这成为当地景区招牌，吸引全国的旅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