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09 04:06:3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新闻传媒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开阔职教学生视野
新闻传媒从广义上包括杂志、报纸、校园广播台、校园电视台以及校园各大新闻网站，具有公开性、真实性以及实时性等特点，也正是由于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新闻传媒的宣传教育以及舆论引导作用，保证新闻内容更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我国现阶段职业教育过程中的新闻具有多样性的内容，新闻传媒所宣传的内容包括职业教育院校的发展以及改革活动、办学历史、治学办学理念、未来发展规划等，除了上述关于学校发展的相关内容之外，还包括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等不同内容，宣传形式多样，包括校园记者问答、任务采访、新闻广播电台中的“点歌祝福、实时新闻”等等。
二、拓宽职业教育内容的视域
新闻传媒的教育功能是指对职业教育院校的教师以及学生进行思政教育教学活动，关注学生以及教师的思想动态，努力营造出和谐融洽的学术氛围以及校园人文环境。作为新闻传媒报道的另一个相对重要的板块就是有关师生参与的各种教学活动，例如兴建重点实验室，采购实验教学器材，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专业知识以及实践技能。在职业教育中传播与学术研发密切相关的内容，让学生及时了解最新学术动态，激发学生对本专业知识的关注度以及学习的动力。学生的价值观以及人生观大都是在生活以及学习过程中、在与同学的沟通交流活动中逐渐形成的，职业教育中的新闻传播一个较为重要的功能就是教会学生如何进行科学有效的沟通。新闻传媒在培养学生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等方面起着较为突出的纽带作用。
三、政治教育功能和文化传承作用
在教育功能上，新闻传媒较为显著的是引导作用，媒体通过对党政方针、专业知识以及科学技术的宣传来武装学生的头脑，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通过对职业教育学校的先进事迹以及优秀人物的宣传，激发大学生像模范看齐，争做先进的动力，营造出和谐融洽的校园氛围。还可以通过建立并完善各种专栏，包括班级活动、教学活动以及社团活动来提升学生向心力和凝聚力，增强学生对班级的归属感。新闻传媒在职业教育活动中所具有的新闻传媒功能与职业教育院校所开设的课程内容以及各种课堂活动有着显著区别。新闻传媒在对各种新闻进行传播时，坚持客观性、真实性的要求，在新闻报道中，不会随意添加感彩，通过对新闻事件进行有选择的报道，来保证新闻传媒所具有的舆论导向功能得到正确的发挥。新闻传媒所具有的客观性能够帮助处于叛逆期的学生接受系统的教育教学内容，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现实生活，并学会利用正确积极向上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人和事，成为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职业教育活动中，可以通过在校报或者网站上开设生活专栏，报道学生身边的大事小情，普及生活小知识，与学生进行良好互动，让他们在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大家庭中健康成长，进而帮助他们培养健康向上的价值取向以及道德情操。新闻传媒在职业教育活动中的运用能够从根本上培养学生的新闻技能，通过校园报纸、记者团、校园电台、校园广播以及校园新闻网等不同渠道开展的新闻实践活动，并进行新闻播音、新闻写作、文版编辑、任务采访以及各种活动主持等，让学生积极参与其中，在新闻实践活动中能够对现实生活以及学习产生更加深刻的体会。培养学生养成敏锐的洞察力，将在校园生活学到新闻写作以及新闻采访技巧进行实际运用。职业教育中所开设的新闻专业还可以与校外新闻事业单位进行校企合作，并结合学生发展的实际状况建立新闻实践以及教学的活动基地和项目。热烈欢迎新闻记者走进实际的职业教育活动中，让新闻专业学生更好地体会以及感受职业教育的魅力。另外，还可以让学生到报社、网站以及其他新闻单位进行学习和工作，在实践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和素养。
四、有助于挖掘更多的就业渠道
在新闻传媒的影响下，现代职业教育教学活动中还能够不断拓展和创造满足当代学生就业和创业的相关渠道。职业教育教学工作者要对现阶段的就业形势进行正确分析和把握，保证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以及创业观念，并且能够对职业生涯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正确的处理，从而让学生增强应对各种困难的能力，保证现阶段的职业教育体系能够不断完善，让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获得更大的优势。职业教育工作者要对传媒对职业教育产生的影响进行综合分析，充分利用新媒体环境下的相关教学优势，准确把握时展的规律，利用传媒工具以及传媒资源，保证职业教育教学不与时展脱节，从而让职业教育教学工作为学生的就业保驾护航。
作者：银峰 单位：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汶川抗震救灾中传媒的表现普遍被视为传媒改革30年成就的一次大检阅。会议主题报告用“正确的抉择、重大的胜利”评价中国新闻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实力大大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努力探索体制和机制创新、新闻传播学术研究趋向繁荣、人才梯队建设初有成效。如今传媒改革遇到新闻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弊端所造成的种种障碍，反思过往、探寻未来之路，是本次会议召开的主旨。
思想解放：激荡30年
经历过思想被严酷禁锢的人更能深深体会到“解放”的含义。中国新闻改革和新闻学研究30年的亲历者之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童兵教授认为思想解放是中国传媒发展强大的原动力。他在题为《突破体制瓶颈深化新闻改革》的主题演讲中，回顾了1977-1981年启动改革的三次思想解放大讨论和新闻传播界的三次重要会议，提出要继续深化改革的5项举措。作为曾直接指挥传媒前行的领军人物，原广电部副部长、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先生提交的论文《创新是电视事业和产业发展的动力》，回忆了中国电视从电视剧到新闻节目的创新与变革，认为要注重对“度”的把握，以求扩大正面效应减少负面效应。
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各种动力因素就复杂起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者郑保卫教授在《从激发人的潜能到全方位整合资源》一文中，概括了30年报业改革发展动力体系的丰富与拓展：最初，通过调动人的积极性来谋求发展；后来制度、资本、市场、技术等各种因素逐渐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华中科技大学孙旭培教授的文章《从精英主义新闻观念到无产阶级新闻自由》追溯历史源头，认为新闻观念在两条路线上发展：从弥尔顿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主义认为，言论、新闻自由是人权，应该人人都有；从柏拉图到的精英主义认为，只有部分精英可以享有言论、新闻自由。两条路线的分水岭为是否承认人人平等，于是出现社会自由和阶级自由的分野。多数人自由、实质自由的说法都是用来支撑阶级自由的理论的。
武汉大学单波教授在《西方新闻传播观念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改革》一文中认为，1992年之前的第一次思想解放，“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观启蒙”，解决了传媒“无新闻”的问题，具有思想“解冻”的味道；1992年之后是第二次思想解放，开始了向大众传播学的转向，带来了精神空间的拓展，解决了新闻“无业”的问题；从1997年开始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是面向全球化语境下的新闻改革，进一步冲破了“所有制崇拜”。但囿于政治体制，中国传媒寻求本土化生存成了当下一个相对可行的策略；今后新闻改革将不得不直面自由的挑战。
市场化与传媒公共性
市场经济是新闻改革最重要、最根本的推动力。武汉大学罗以澄教授认为传媒业的市场化转型，是中国新闻改革30年的缩影和最核心的“板块”，它给中国新闻传媒业带来了巨大变化，同时也带来了更为严峻的生存压力以及无法回避的挑战与问题。
传媒市场化是促进还是压抑了中国公共空间的发展？两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都讨论了传媒的公共性。来自美国威斯康新－麦迪逊分校传播艺术系的潘忠党教授在题为《传媒的公共性与传媒改革的再起步》主题演讲中，认为30年的改革依赖并发挥了市场的解放力量，传媒改革步入正题就必须超越市场，以不同的目标思路和价值引导重新起步。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陈韬文教授以“公共空间”为核心概念，发表《传媒市场化、权力结构与公共空间的发展：一个比较视角》的演讲，检视西欧、美国、新加坡、香港、大陆地区的公共空间形态，认为其形态变化受制于权力结构及市场化程度。民主化带来权力结构的开放，是发挥传媒市场化扩大公共空间作用的社会条件之一，也是开拓公共空间最根本的办法。河北大学白贵教授在《博客新闻评论的特征与功能》一文中认为，网络在培养民众的公共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方面功不可没，博客新闻评论的公共性体现在搭建进入公共领域的平台、实现完整的民意记录。
在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视角下，传媒话语实践的变化，体现了公共空间与权力结构之间的互动。复旦大学孙玮教授以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大众化报纸的演变为线索，采用话语分析的路径，认为由大众化报纸建构的社会主体经历了“读者”、“市民”、“公民”、“小资”等不同阶段的变化。但这种话语实践为社会结构中的多重力量所左右，常常出现游移和混乱，充满着很多变数。香港浸会大学郭中实教授与复旦大学陆晔教授合作的论文《报告文学的“事实演绎”：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本管窥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之变迁》，认为“报告文学的发展路向，从70年代末期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合法性建构开始，经过80年代中后期与国家政治权力结盟短暂触及政治体制改革，至90年代演变成知识分子将公共利益作为社会现实批判和与国家关系建构的话语基础。通过三个典型文本分析，发现在这一过程中，市场经济催生的国家―社会从高度统合到有限疏离的结构性转变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作为起到重要影响”。
30年改革也投影在新闻文体的变化中。复旦大学许燕副教授的文章将新闻文体变化分为四个时期：大转型时期（1978～1982年）――多元化时期（1983～1989年）――分众化时期（1990～1998年）――网络化时期（1999～2008年），文体从新闻报道理念、文体结构布局、语言修辞风格和文体表现方式等方面都随着社会环境的迅速变化而不断变化。
改革攻坚与传媒重新定位
“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曾经释放了传媒的文化生产力，如今则成为传媒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深圳报业集团党委书记黄扬略的文章《走出误区，正确把握党报集团改革方向》，针对夸大“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中的企业因素、甚至主张把传媒集团划归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认识“误区”，认为要正确把握党报集团的改革方向，不能轻率地将党报集团归入企业。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张伟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历史价值》一文中认为，“由于事业和企业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组织逻辑集于传媒一身，形成一种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困扼，影响和阻碍了传媒产业的健康发展”。复旦大学张涛甫副教授在《中国传媒改革的风险考虑》中认为，媒体改革面临着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市场风险，“增量改革在化解风险的同时，也在积累新的风险；需要在存量改革阶段解决结构性、系统性风险。”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中，中国传媒需要重新定位。上海大学张咏华教授认为，“反映我国传媒社会定位转型的企业化管理和重塑传媒市场主体的探索，需要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深化。它没有相同的现成经验可以照搬，难点的存在势所必然，曲折乃至彷徨或徘徊或许也在所难免。但是，这种转型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思考传媒重新定位的另一种视角是风险社会理论。天津师范大学殷莉副教授认为“新闻传媒在风险传播中的新闻价值取向必须符合价值理性，以公众关注的公共利益和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公共兴趣为选择标准”。
公民权利、舆论监督与重构现代新闻制度
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三项权利,即言论出版自由、知情权和批评建议权为舆论监督提供了宪法依据。暨南大学董天策教授、林爱B副教授及河北大学乔云霞教授撰文谈到以公民权利为基础、为舆论监督提供制度保障和法治保障。复旦大学黄旦教授与瞿翌轶合作的论文认为“权力”与“权利”是考察中国语境下舆论监督的两种视角。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展江教授从公民社会的理论视角梳理了近七年来大陆的舆论监督，认为其表现出了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双重热情。南京大学丁柏栓教授在《扩大人民民主与实施新闻舆论监督关系论》一文中认为，改变新闻舆论监督难的境况，要靠扩大人民民主。而从执政党自身建设方面来说，则需要将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监督工作作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现代新闻制度的核心，是通过新闻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权。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博树和前新闻局长钟沛璋合作的文章认为，中国传媒如今面临着重构现代新闻制度的历史任务，新闻制度的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李瞻教授在《报业制度与政治制度之关联性》一文中认为，报业制度决定于政治制度，当社会政治制度变更时，报业制度亦随之变更。华中科技大学张昆教授在《中国媒介改革的政治限度》一文中认为，现存的政治限度是：不危及社会系统的稳定、不伤害权力系统的合法性、不削弱权力对媒介的管理、不影响主流价值的传承。
数字化、媒介融合与制度整合
数字媒体技术推动了媒介融合，进而提出了制度融合的需求。广电总局副总编辑、发展改革研究中心黄勇主任发表了题为《数字化――中国广播电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的演讲。谈到目前推进数字化进程面临的困难是：定位不够清晰、用户认可度不高、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认为推动广电数字化需要政策支持与制度创新。中国传媒大学黄升民教授、周艳、王薇在《推进、发展、冲突、创新―――解析广电数字新媒体的发展演变》中认为，广电产业与其他媒体产业一样，各方利益矛盾冲突的特征是内包、长存、调适的，矛盾各方形成一个无法明言的底线，呈浑浊状态博弈前行。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教授在《媒介融合时代的中国媒介制度整合》演讲中谈到，中国传媒面临的问题是内容单一但却渠道多元，他认为媒介制度整合的原则是：保证资源的合理分布与公平利用，信息传播的多样性，保护受众的公共利益。
新媒体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全面而具体。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吕宇翔、张铮合作的文章认为，新媒体不仅是一种技术生产力，还是一种文化生产力。它在发展中与生产关系不断出现适应―不适应―再适应的过程，从而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华东师范大学严三九教授则通过调查发现了上海市网络视听专业人才紧缺，进而思考新闻传播教育如何面对市场需求。上海大学吴信训教授和王建磊合作的论文则积极探索新媒体环境下电视新闻的增值方式：运用数字存储和点播、编辑技术，使原本大多为一次性消费的新闻得到价值的重新开发和利用。
2001年，中国广告产业全面开放。武汉大学张金海教授认为，制度选择与制度安排促进了中国广告产业30年的高速发展，也导致中国广告产业的市场低集中度、外资主导倾向，以及结构不均衡等许多严重问题。全球化语境下，文章思考自由开放市场模式与产业后发的政策保护及自主发展之间、市场运作机制与以行政为主导的市场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
文化传播与新闻传播教育
上海大学戴元光教授和郑涵教授合作的论文《建构多元的文化传播体系提高我国文化的传播能力》认为，我国文化传播体系形态进入迅速扩容和分化重组的发展阶段，文化传播的关键在于公信、多元与经济竞争力。安徽大学姜红教授检视了现代中国新闻学术思想中的进化论观念，发现存在着两种思想脉络：“渐变”式进化论和“突变”式进化论。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邱沛篁教授、上海大学李建新教授总结、回顾了30年来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和流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高钢教授在《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教育基础元素的构建》中则强调，在媒介融合的新形势下，构成新闻教育四大基础元素的学科架构、师资队伍、课程体系和教学平台，需要在新的教育目标之下重新建构。南京大学段京肃教授基于CSSCI数据库，通过分析论文篇均引用数量发现新闻传播学科研究水平仍较低。
本报讯由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第22届河南新闻奖新闻论文奖评选结果日前揭晓。河南日报12篇、大河报3篇、大河网3篇作品获奖。
本届河南新闻奖新闻论文共评出一、二、三等奖获奖作品85篇。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报送的作品《以创新思维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作者：朱夏炎）、《正确把握党报创新的变与不变》（作者：常法武）、《提高党报舆论引导能力的重要手段》（作者：王俊本）、《党报人物报道的探索与突破》（作者：李中华）、《党报理论传播“第一印象论”》（作者：崔同）、《挖掘“草根典型”的人性光辉》（作者：郭传廉）获一等奖；《一曲浑厚悠长的报业之歌》（作者：肖建中、赵春喜）、《精细化操作“添彩”人物报道》（作者：李琳）、《培养记者的敏锐性思维》（作者：王晓欣）、《做出新意 写出信心》（作者：阙爱民）、《以评论“镜鉴”社会过程》（作者：刘哲）、《大型政论文章的结构解析》（作者：张学文）、《应对危机：活动策划有“五招”》（作者：李启松）、《让“眼睛”更明亮》（作者：李文波）、《政府网站与政府信息公开》（作者：梅章华）获二等奖。
本次获奖论文紧紧围绕当前新闻传媒业改革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选题新颖，内容扎实，视野开阔，从不同侧面反映了2009年度河南新闻事业改革与创新发展所取得的理论成果。②6（王 燕）
论文摘要：媒介批评的理论建设不仅体现在批评的理论研究上，而且体现在批评学学科的构建上;不仅体现于批评的理论性、学术性、学理性日益强化上，而且体现在批评与理论一体化，批评的理论化与理论的批评化的发展倾向上;从各学者的论文研究上看出，媒介批评的理论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
一、我国媒介批评现状
从2002年起，《新闻记者》开设“媒介批评”专栏，接着，《新闻界》《今传媒》(原为《报刊之友)))也开设了“媒介批评”专栏，而使媒介批评专栏出现在了新闻专业期刊上。不仅如此，网络也是媒介批评的舞台，是最活跃的媒介批评阵地。整体来说，媒介批评类文章的数量是在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并有上升的空间。从这些专栏的研究中发现，我国媒介专栏议题主要分为主要议题、次要议题、涉及议题，其中主要议题包括业务探索、虚假新闻、职业道德、低俗化、价值观与舆论导向、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次要议题包括广告、媒体炒作、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媒介权力、新闻来源，涉及议题包括有偿新闻、消费主义、媒介与文化、媒介公信力、媒介技术、隐性采访、有偿采访等。
我国现阶段“媒介批评”专栏的作者主要有三类:传媒研究或教育者、传媒从业者和社会公众，还有少数文章杂志未标明身份。其中，传媒研究、教育者在“媒介批评”专栏作者群中占据了绝大多数。
随着媒介批评的持续升温，专门的学术论文也越来越多。媒介批评按照传播的门类走向专业分工，也就是有针对性的、相当内行地进行批评，如电视批评、网络批评、报刊批评等。而新闻传播专业的报刊是媒介批评的主要阵地。
我国媒介批评特征明显。其一，媒介批评开始平凡化，但在专业化方面还不足;其二，媒介批评贴近实际，但在深度方面还需进一步加深:媒介批评使媒介报道的内容更详实，提升受众对媒介公信力，体现新闻职业专业精神。
对于媒介批评机制而言，我国现有的媒介批评机制包括党政有关部门的组织监督机制、法律监督机制、传播媒介的自我调适机制、受众监督机制、学术舆论监督机制以及包括新闻传播过程中各个阶段的价值评价在内的媒介批评机制，但这些机制尚未完善，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新闻评价活动顺利进行和新闻评价理论的构建。这些不完善主要表现在:批评机构和体制不能对媒介活动批评中迅速应对;媒介批评主体的不明确并有却为现象;媒介批评的职业化、定期化程度不够。
(四)要建立全面适用的评价方式
在对学生的学习进行评价时应该注意评定内容要全面,评定方法要定量和定性相结合,评定的方式要多种多样。教学评价不仅要考核学生对运动技术和技能的掌握情况,还应建立过程化评价,根据学生个体的进步幅度和个体目标的达成度进行评价。此外还要对田径知识、田径技能和学习情感形成过程进行评价。考核评价方面应包括学生体育成绩的提高、学生体能和技能的提高以及学生田径知识水平的提高。通过多次评价能够向学生提供足够的反馈信息,使学生及时看到自己的进步幅度以及不足,这样既不会使学生因看不到进步而灰心丧气,又可以使学生活动处于积极的认知状态,能够防止机械练习。田径课程的考核形式可以采用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和互评相结合的方式,这样才能使田径考核更加科学全面合理,从而减少学生学习负担,增加学生的信心,提高兴趣。
一、存在的突出问题
1、师资力量相对薄弱
西安翻译学院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现有专职教师8人，其中副教授1人，讲师4人，助教3人，外聘兼职教师7名。从教师的知识结构来看，大多数任课教师偏重于理论研究，对社会实践和采编技巧的操作相对陌生，这样就出现了教学方法相对单一的局面。
2、硬件设施配套相对滞后
由于专业本身具有较强技术性和实践性，这就要求教学应当更加侧重实践操作层面的培养，该专业一般需要专业数码照相机、数码摄像机、非线性编辑系统等教学器材相匹配，且需要专业实训室，目前尚无专业实训室加以配套，导致新闻编辑与制作等课程难以真正走进实践层面。
3、教学方法比较单一
由于上述师资偏重理论性、硬件配套不完善的主客观原因，导致该专业教学模式偏重于课堂理论教学，而课外实训课程、试验室操作课程难以开展。
4、课程结构设置存在的问题
目前，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课程设置不够科学和合理。理论课比重偏多，实践课较少。
二、改革方向的探索
1、根据职业化教育的目标，合理分配课程教学比例
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实践性较强，（比如需要具备新闻采访能力、 新闻写作能力、 新闻编辑制作能力、 新闻策划能力、重大新闻直播的能力、口头报道能力）应该根据这一特点和课程性质来合理分配学时和学分，建议将60%-70%的学分放在专业和实践课上，既有利于充分利用教学资源，又能锻炼和培养培养学生具有动手能力，从而实现学生坐下来能写，站起来能说，扛机器能拍，进机房能编的目标。
2、加强师资配备和教师深造
鉴于西翻院新闻专业师资力量的客观现实，我们首先应当加强现有在职教师的培养与与深造，要求现有专职教师通过自学、参加社会技能培训、购买网络课堂等方式让让老师在现有较强理论水平的基础上，掌握1-2门新闻采编、剪辑制作、摄影摄像等实践专业课程，做到理论和实践有机统一，以适应该专业设置的要求，从而培养既有扎实理论基础，又有较强实践能力的技能型人才，以满足社会人才市场的需求，同时也为培养双师型教师团队打下基础。另外，可以考虑从地方电视台、广播电台引进几名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员参与实践教学，同时要求自有教师参加外聘教师的实践教学，通过传帮带的方式达到师资力量的提升。
3、增强硬件设施的配套，进一步完善实习基地建设，提高现有教学设施使用效率
针对现有教学设施匮乏的客观现实，学院应当考虑增强摄像机、照相机等教学设备的投入和实训基地的建设。为了充分利用学校现有资源的使用效率，可以考虑校园广播站、学院电视台对新闻采编专业学生有序开放，至少为该专业学生提供一个实训平台。让新闻采编专业学生在校内有机会开展采访、编辑、摄影摄像、影片剪辑与制作、录音与播出等实践课程的学习，最大程度的发挥学院资源的利用率，可以节省再投入的费用开支，达到一箭双雕的良好效果。
4、改变课堂教学方法，开展实践教学
（1）课堂教学适当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比如在《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的教学中，对于刚接触专业实践课的新生来说，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短期让他们进入专业记者的状态未免有些困难，教师可以播放一些简短的电视新闻，新闻奖获奖作品，帮助学生记者的写作角度、写作方法，以此引导学生关注新闻，学会站在不同的立场对同一新闻事件进行报道。进而可以在课堂上设置了5分钟现场报道环节，针对当前发生的热点新闻事件，学生可以模拟现场报道，然后自己用一到两句话说新闻，并告诉别人这条新闻的价值点体现在哪里。通过这种现场实训的方式，不仅能让课堂更加生动，而且也能提高学生对该门课程的学习兴趣，让课堂教学也能更加精彩，学生实践能力不断提升。
（2）更加重视案例教学加情景模拟教学。①要让案例教学始终贯穿于在《新闻评论》、《电视节目策划学》、《新闻作品评析》的授课过程中。笔者在搜集整理国内外大量的新闻报道、优秀电视作品与电视节目，特别是在讲授《新闻评论》、《新闻作品分析》的时候，结合教学内容在课堂上给学生观看了《新闻调查》、《新闻1+1》、《鲁豫有约》、《艺术人生》等节目以及新闻报道等重大事件的现场报道，让学生学习其中的报道方法、主持特色，节目成功要素等，此外，在讲授新闻写作部分的时候，还结合了大量的平面媒体案例，让学生根据报纸、杂志的报道进行分析总结，比如对《南方周末》上的深度报道进行分析、对本地都市报（如《华商报》）上新闻标题和内容的评价等。②情景模拟教学。在《电视节目策划学中》，我们还尝试让学生模拟电视访谈节目，不是照搬现有节目，鼓励学生根据现有的一些优秀节目，再结合具体情况自主创新。让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模式确定节目样式，搜集背景资料，设定选题，拟定采访提纲，扮演角色。学生在课堂上模仿《艺术人生》、《鲁豫有约》等谈话节目中嘉宾和主持的节目形式，虽然涉及的话题以校园生活占多数，但是在这样的训练中既可以让学生了解节目的基本流程，还可以锻炼他们的现场表达和组织协调能力，激发他们的创造能力，教学效果也得到了学生的认可，更重要的是掌握了后期制作技术，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很好结合。③外出写生。比如《新闻摄影》、《新闻摄像》这两门课程，到了大二下学期都会在教师的带领下进行野外拍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都是以小组为单位，自选主题，拍摄专题片。我们带领学生在南五台、周至沙沙河、熏衣草庄园野外拍摄实践，学生们在这个过程中既了解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也记录了风景特色，回来制作的DV作品、照片等也可作为期末成绩及学生实习成果的一部分。还要考虑到如何做出一个新闻片或纪录片，突出与人交流的采访报道能力，并最终形成作品。教师要跟学生一起，随时讨论。这样的话，学生的野外拍摄也更加具有目的性和针对性。④学生自办媒体实践。校园电视台、广播站、校报、校刊、简报等各种媒体（如西翻院的《娱乐E坐标》、《新闻时讯》、《西译青年》、《桃李文学报》、广播电台）都提供了学生良好的展现自我，实践的平台，让学生积极参与校报（比如《报纸编辑学》）广电中心以及各级各部创办的各种刊物的相关工作，也能更好的解决人力等问题。同时，还可发挥学生的创造力，使各种刊物更有个性。学生进入新闻单位完成实习前，在校内实习基地进行的有效演练，对于新闻专业学生的新闻敏感力、新闻采编能力的培养都有重要意义。这可以缓和新闻教学与新闻实践难以协调的问题。充分利用本校媒体资源（西译广播电台和西译电视台等），让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的学生在西译电视台或西译广播电台创办专题节目，每周一期或每月一期，可采访本校知名学者、教授、学校领导、杰出校友等。内容可涉猎时政、焦点新闻、校园文化、学术观点等任意话题，这样可以提高学生采编、主持、摄像等实践能力；新闻专业的教师对此进行专业指导；再次，积极开展校外合作，联络西安电视台、陕西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在这些地方建立新闻教育实践基地。
5、新闻专业实习的调整
对于新闻采编制作专业来说，可以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把实习分为小实习、中期实习和毕业实习。而我们的学生恰恰缺少中期实习或毕业实习，即使有短期的小实习，往往出现时间短，实习仓促，效果不佳的情况。
小实习针对低年级的新闻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期进行实践能力培养。如可以将大一大二的学生带去电台、报社、电视台等工作单位参观，让他们能直观地感受新闻工作，了解工作大体流程和情况，不仅可以使他们打下理念基础，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寻找自己的方向。
中期实习就是对学生进行一次寒暑假的集中实习。学生可以自主或学校联系当地实习基地，更加深入地参与到新闻媒体或者与新闻专业相关的各种工作中，这在实习过程中学生可以跟随老师进行采访、写作、编辑、剪辑等相关工作，这位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同时在毕业实习过程中，也让学生更好的了解行业最新动态、比如新闻改革、节目改版等；了解国家社会的就业情况和政策情况，搜集撰写毕业论文及实习报告，为今后学生奔赴新的工作和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6、毕业论文与实习方式的转变
对新闻职业道德的关注最早始于80年代初，基本是和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的。从那时到现在，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不仅产生数量庞大的论文和各类文章，而且已出版相关教材和专著10余部。
就专著与教材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周鸿书《新闻伦理学论纲》、中华全国新闻工作协会编《新闻职业道德》、陈桂兰主编《新闻职业道德教程》、王军《新闻工作者与法律》、黄瑚《新闻伦理学》、王天定《新闻道德与规范》、黄瑚编《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陈汝东《传播伦理学》等。这些撰著已经涉及新闻职业道德的历史、基本理论、原则规范、内涵等各方面内容，较系统地介绍了新闻职业道德的方方面面。
就研究论文来看，仅以CNKI收录文章为考察对象，就可获得专门研究“新闻职业道德”的论文617篇和涉及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文章近千篇，这还不包括CNKI未收录期刊上的文章及国内出版的论文集中的文章等。可以看出，研究论文数量巨大。
就研究开始的具体时间来看，1979年12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印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9年第4期）上发表的《新闻道德的准则》首次将新闻职业道德引入我国新闻学研究中。但当时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并未引起更多人关注，直到1982年，由于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各行各业加强职业责任、职业纪律的教育”，从而大大促进了新闻领域对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新闻职业道德概念随之开始在新闻界流行和普及，并为各界所认同。
总括1979年至今的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可以看出这样几个阶段：
1、1979年—1991年：这一时期，新闻界经过拨乱反正，在理论上弄清了新闻事业的性质、社会定位等带有根本性意义的大问题，意识到了新闻事业既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是现代社会中一门具有独特的社会职能的职业。既然是职业，就必然有其职业道德要求。同时，这个时期新闻失实这种新闻实践领域的老问题依旧存在，而追求不正当物质利益的行业不正之风这类新问题又接踵而来。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这个时期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逐渐兴起。当然，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内容还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反对新闻失实、虚假新闻，提倡新闻工作者追求新闻真实性等方面；也出现了少量研究美国新闻职业道德、反对有偿新闻、新闻伦理学等的论文，但数量很少。
2、1992年-1997年：这个时期，对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研究无论从论文数量还是从研究强度来看都明显加强，论文数量每年都在增加，到1997年达到第一个研究高峰。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研究，一方面与这个时期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出台与不断修订有关系——1991年1月《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出台，1994年4月、1997年1月两次修订，《准则》的出台明显推动对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另一方面，也与这个时期新闻界在市场化中片面追逐利润、淡化新闻报道的社会责任有关，另外，这个时期“有偿新闻”的泛滥也促使了人们对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热潮。与此相应，这个时期，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内容明显丰富了；而且，与有偿新闻有关的研究明显成为一个重点。
3、1998年-2004年：这一阶段，有偿新闻研究在继续，但与前一阶段相比，对有偿新闻的研究大都与突发事件结合起来论述。突发事件成为促进这个阶段新闻职业道德研究不断延续的重要因素。《东周刊》事件、2003年山西繁峙矿难事件引出的受贿事件等，都促使了新闻学术界对职业道德研究的重视，新闻职业道德研究走入又一个高峰，仅2004年一年的研究论文就达百余篇。同时，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审视新闻职业道德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其次，新闻伦理学研究也在继续：除了对国内新闻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外，对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新闻伦理研究的介绍和论述增多。另外，对新闻职业道德观的相关研究也受到了重视。除此以外，研究者开始从新闻娱乐化、炒新闻、新闻策划等角度研究新闻职业道德。还有，网络道德的相关研究也开始出现。
4、2005年至今：这个时期，从有偿新闻、虚假新闻、炒新闻、新闻专业主义等切入对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在继续。同时，新闻职业道德与我国的相关政策相联系（如新闻职业道德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三个代表与新闻职业道德等）的研究，也占不小比重。随着2006年网络传播研究成为热点，对网络环境下的新闻职业道德的关注度明显增大。另外，研究者对新闻自律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了。
二、研究的主要视角和内容
总括20多年来有关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可以发现以下研究视点和内容：
1.新闻失实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新闻失实是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一个最常见的切入点，也是从80年代初新闻学界一开始研究新闻职业道德问题至今一直持续关注的一个点。当然，随着不同时期新闻失实形式的不断变化，研究的认识和结论也在不断地更新。就内容来看，对新闻失实的研究主要围绕失实的表现、失实的原因以及如何防止失实等层面来展开；从目前来看，不同层面的研究论文数量都很庞大，所获得的认识和具体内容也较为系统、深入。从研究成果的形态和类型来看，也相当丰富和多样，有新闻理论著作中较全面、系统的梳理和阐述，有研究论文中就某一认识视点所做的深度分析与论述，也有大量来自业界的对某些失实个案的解剖和反思。
2.“有偿新闻”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有偿新闻”在新闻职业道德研究中也占有很大比重。与“有偿新闻”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有偿新闻”的成因、后果及如何防治等方面。
关于“有偿新闻”的成因，研究者的观点较为统一，普遍认为，“有偿新闻”的成因主要分为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从主观看，新闻工作者社会良知的丧失，对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追逐是重要原因。①从客观因素看，市场化背景下形成的新闻产品市场交易的不规范，为“有偿新闻”的出现提供了机制和土壤；企业或其他组织在市场竞争中的宣传需求，则为“有偿新闻”提供了买方市场。
关于如何防治“有偿新闻”，研究者主要围绕“自律”、“领导”、“监督”、“改革”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各自的对策。从近年的研究来看，加强媒体和新闻工作者自律，似乎受到更多人的强调。如有学者认为，无论是监督、评议还是惩罚，起到的无非是一种修枝剪叶的功效，只有新闻职业道德教育，才是从根做起，才能夯实新闻职业道德理念的根基。②当然，也有学者提出通过提高新闻工作者的待遇的方法来杜绝“有偿新闻”。③
3.新闻炒作、新闻媚俗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90年代以来，新闻炒作与媚俗之风盛行。一些媒体迎合人们的低级趣味，一味媚俗，大肆炒作，引起许多社会公众的反感。新闻实践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引发了学界和业界对新闻炒作与新闻媚俗问题的关注。
新闻炒作与媚俗和新闻职业道德的联系在于：首先，新闻职业道德的缺失是新闻炒作与新闻媚俗的原因之一；其次，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是减少和避免新闻炒作与新闻媚俗的重要条件。一些对新闻炒作与媚俗问题的研究者正是由此出发对新闻新闻炒作与媚俗问题进行强调和关注的。
4.典型案例与新闻职业道德研究
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常以新闻界发生的某些违反职业道德的典型案例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和突破口，通过某些案例，呈现新闻职业道德的现状与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对策。这类研究的路径一般是：案例介绍引出新闻道德缺失话题，然后就新闻道德问题的相关内容、对策进行论述。
如，著名的山西繁峙矿难中11名记者受贿事件，就曾成为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引发了许多研究文章。另外，“茶水发炎”事件、“杨丽娟事件”等也都曾引起众多学者由此出发对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有学者指出，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和职业良知的记者，必须做到：绝不有意编造虚假新闻，这是新闻工作者的一条最基本的道德底线。④
5.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从新闻专业主义切入来研究新闻职业道德问题，是近年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出现的一个重要特点。围绕二者间的关联，有学者指出：新闻专业主义从本质上说，至少包含三方面的理念：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的使命和社会责任、新闻从业者的行业准则。⑤还有学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中的媒体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使命和社会责任应该对应着新闻职业道德中的职业职责和职业权利；同样，新闻专业主义中的行为准则和新闻职业道德中的职业利益也密切相关，新闻从业者只有在满足一定的行业准则前提下，才能够获得其应有的职业利益，获得别人的赏识和尊重。因此，新闻职业道德是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新闻成为一项专业的必要条件。同时，新闻职业道德也对新闻专业主义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⑥另外一些学者把新闻专业主义视为解决新闻职业道德缺失问题的治本之策。如陈力丹认为，通过长期的新闻专业主义教育，内化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角色，是解决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长远之计。⑦
6.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法制关系研究
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法规，一个涉及新闻自律，一个涉及新闻他律，两者密不可分，故研究新闻职业道德必然要涉及新闻法制问题。在这方面，一个基本的认识是，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法制之间是相互作用的：新闻职业道德为新闻法规提供存在的价值基础，对新闻法规具有多方面补充；反过来，新闻法规又可以保障新闻道德规则的实施。⑧从现有研究看，学界往往是将自律和他律同时作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途径来看待的。如有研究者就强调：新闻传媒职业道德建设一要靠他律，二要靠自律。⑨
7.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措施研究
研究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措施者也不少，取得的认识也较为多样。如有研究者强调，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应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完善自律监督机制；二是建立健全重视职业道德修养的机制；三是完善和加强有关职业道德修养的学习制度等。⑩另有研究者则提出，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应当促使新闻职业道德内化；促使宏观管理和调控体制良性整合；优化新闻职业道德的外部监督体系；提升社会公共道德水准和道德判断力，铲除违背职业道德的社会土壤等。11
8.外国新闻职业道德状况研究
对外国新闻职业道德的介绍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相关研究视角和内容主要分为这样几类：
（1）美国新闻职业道德状况研究。这方面研究相当多，有些研究也较深入。如关岩德的《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简况》一文，对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的情况作了较全面、深入的介绍，具体涉及到美国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发展，美国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美国新闻行业的内部监督机制（如新闻评议会、媒介内部专职督察员或道德顾问的设置、新闻评价活动）等；另外还介绍了美国新闻院校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情况。12
（2）各国新闻职业道德准则比较研究。这方面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陈中原的《形象与信誉的基石——81个国家(地区)、7个国际组织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初步比较分析》。该文从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出现时间、价值标准、新闻生命、采写原则、版面安排等五个方面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进行全面比较，分析了各国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共性和个性。13
（3）中外新闻职业道德状况比较研究。此类研究的路径一般是先介绍西方新闻自律情况，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做说明。以肖志峰《西方新闻自律的历史演进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镜鉴》一文为例，文章首先介绍了西方新闻职业道德发展的历程，然后转向西方新闻自律发展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启示的探讨。14
9.网络媒体职业道德研究
网络媒体职业道德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网络给新闻职业道德带来的影响和网络环境中的职业道德要求等方面。就第一方面的研究来看，很多人的认识已经比较明确，如认识到网络媒体在真实性、抄袭、把关人缺失、新闻保密、隐私权等方面都更有可能出现诸多问题。15就对网络新闻职业道德要求的研究看，研究者多从强化职业责任和自我约束能力、依靠自律原则规范从业者的行为、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等方面进行强调。16可以看出，目前这方面研究的层次还比较浅，主要停留在传统职业道德理论与网络传播特点的机械对照与分析层面。
三、小结
综观近年来有关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认识：
1、新闻职业道德问题涉及新闻传媒的公信力和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形象，因此对其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2、从现有研究成果看，研究成绩总体来看是不错的。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也获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而且，研究视野比较开阔，涉及面比较广，研究内容也比较深入。在新的研究视角的开拓方面，研究者也较为注意。如近年来，新闻伦理学、网络环境下的新闻职业道德、新闻自律等新的研究视角被不断开掘出来。
3、从现有研究来看，问题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有关新闻职业道德问题出现原因和对策的研究中前后逻辑与可行性分析的缺失。具体来说：在成因分析方面，大多着重于原因的说明，而缺乏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的论证和分析；在涉及新闻职业道德缺失的后果时，偏重于情绪性的宣泄和简单层次的描述，且理论视野较为狭窄；在对策研究方面，学界提出的种种对策往往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持，也缺乏可操作性，多为自说自话和拍脑袋的产物。当然，这些问题已经获得了一些学者的重视。
注释
邓名瑛：《“有偿新闻”的伦理批判》《伦理学研究》，2005年第6期。
胡忠青：《西方新闻自律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启示》，《今传媒》，2006年第6期。
曾凡斌：《新闻职业道德的缺失与重构》，《视听界》，2005年第3期。
郑保卫：《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8期。
陆晔，潘中党：《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台），2002年第4期。
景刚：《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专业主义》，《当代传播》，2004年第4期。
陈力丹：《新闻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3期。
黄瑚：《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
马秋枫，张晋升，王天权：《论广东新闻传媒职业道德的他律与自律》，《暨南学报》，2005年第5期。
周宗杰：《简论加强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修养的途径和方法》，《职业时空》2007年第2期。
陈敏：《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关键性因素分析》，《新闻界》2006年第1期。
关岩德：《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简况》，《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1期。
陈中原：《形象与信誉的基石——81个国家(地区)、7个国际组织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初步比较分析》，《新闻记者》2001年第11期。
肖志峰：《西方新闻自律的历史演进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镜鉴》，《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郑瑜：《互联网对新闻职业道德的影响》，《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方玲玲：《试论网络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修养》，《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关键词： 地域性 语言传播 美感 人文精神
播音主持是以语言为主要表现手段的一门艺术。广播播音主持由于其自身媒介特点，只闻其声，不见图像，听众基本是通过播音员、主持人的语言表达、声音传输接收信息。播音员、主持人在节目播报和主持中言语内容及语言运用、表现效果的好坏，作用于听众心理，直接关系着听众对该节目的评价，影响着播音员、主持人在公众心目中形象、地位的高低，也影响了该电台节目质量的优劣。
地方台受其所在地域的信息环境、文化规范、受众群体特点等社会因素影响，其语言创作和传播及受众特点，都不可避免带有地域性、地方化特点。所以，进行地方台广播播音主持的语言研究，确立其美学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并使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地方台的播音主持实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1.研究现状
目前，对广播播音主持语言论述较多较全面的首推张颂教授的《中国播音学》。《中国播音学》体系宏大，共五编：导论、发音与发声、创作与表达、广播播音主持、电视播音主持，涵盖了播音学理论结构体系的各组成部分。“发音与发声”介绍普通话语音在播音中的作用与应用，说明气息、声音、吐字、共鸣诸方面的生理心理依据及调节使用的法则。这是任何语言工作者为使声音富有美感而必须学习和训练的重要内容，对只闻其声的广播播音员、主持人来说，发音与发声训练尤为重要。
“广播播音主持”一编中，关于播音主持语言，张颂教授专门论述了“通讯播音的语境、语言特点”，以及“文艺播音的语言魅力”、“有声语言创作原则”、“主持语言能力的形成”几个问题，从专业技术角度，结合实例，以效果论述，强调播音员主持人从广义和狭义上都应充分备稿及恰当运用技巧。
张颂教授被誉为中国播音学界的泰斗，他的研究系统且适于应用，处于历史的总结性、现实的基础性地位，而又饱含时代创新元素，对后续研究者有经典性的指导意义。
类似的研究方法和结构的还有付程总主编的《实用播音教程》、吴郁的《主持人的语言艺术》、魏南江的《节目主持艺术学》等。
除了类似专著中对广播播音主持语言的散论研究，另有为数不多的单篇论文。
从语言修养角度论述的如：发表于《声屏世界》（2006.03）的《广播电视主持人当有“五不语”》，作者李习文，由先哲孔子提出的“子不语怪力乱神。”结合日常见闻，要求掌握着社会话语权的传媒人也要强化“子不语”意识,切忌轻言、失言、乱言。再如职业技术角度的：大同人民广播电台的周少芬同志的论文《浅谈广播节目主持人的语言特色》（《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04）、《论播音主持的意境美》（唐文艳，邵阳市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电影文学》，2007.24）等。
综观国内的研究现状，因为绝大多数研究者本身就是从事播音主持的工作者，所以他们常从节目类型、形态角度讲解播音主持规律及技巧，侧重专业技术性，实践操作性极强。但按播音的构成要素――创作主体及受众，即从新闻学、传播学、美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角度进行专门论述的则较少，即使有所提及，表述也往往较模糊。
而中国传媒大学李凤辉、孟伟两位博士的论文则多少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李凤辉，中国播音学的第一位博士，他的博士论文《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缺失与重构》从传播学和文化学角度强调语言传播中应体现时代精神，充满人文关怀；孟伟有国外访学经历，由其博士论文整理而成的《声音传播∶多媒介传播时代的广播听觉文本》介绍并充分借鉴了国外声音传播的最新成果，将符号学、传播学、文化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声音传播的研究提供了新方法、新思路。
无论是从专业技术角度，还是从人文社科角度，特别是多学科的交叉融通角度，基于普通话口播的语言研究已有一定成效。然而考虑到多数地方台专业人才相对紧缺的限制，地域或方言区的播音主持语言生成规律的研究仍存在不少空白，值得探讨。
2.研究的价值
（1）创新性
对地方台广播播音主持语言的研究应综合运用播音学、新闻传播学、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的方法，这是对以往单一播音学研究方法的创新，而研究对象范围将播音主持研究细化至广播播音主持的语言，也是对传统和已有研究的继承并再发展。
（2）理论性
在理论上，多学科交叉融合，采用综合性研究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是新闻传播学与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相结合。特别注重文艺心理在广播播音主持语言的传输和接收过程中的作用，及广播播音主持语言的社会文化效应。
（3）应用性
广播作为大众文化时代“极富声音魅力”的大众媒体，其播音主持语言应力求以巧妙自然的专业技术处理体现新闻的真实感、艺术创造的美感，以“善”的理念弘扬人文精神，使自身在“视觉文化”的冲击包围中，博得永葆生机的不败之地，创建和谐社会的和谐媒体。
对地方台广播而言，在达到和具有上述广播语言传播的共性要求同时，更要发掘地方文化特色，同中求异，日日逐新，提高广播播音主持语言效果，使之更富美感及文化内涵，培养听众爱听的播音员主持人，打造听众喜爱的地方品牌广播节目。
3.研究的着重点
从广播播音主持语言的普遍共性和地方台播音的地域特性两方面展开论述。广播播音主持语言的普遍性研究是地方台播音地域性研究的基础、必要阶段，对地方台播音语言研究的基本规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对广播播音主持语言的普遍性研究主要依据播音的性质、特征、地位、作用等播音学的内在规律和基本原则，以深入而广阔的新闻学、文艺学、社会学眼光，对广播播音主持语言展开全方位、多纬度的立体式研究，以期把握其真实的现实动态，探求其合理且更好的发展思路。
从声音传播，形象建立的物理、生理属性及传播媒介的特性等角度来看，播音具有自然属性；播音创作要遵循党性原则，受到民族、时代、阶级、社会等因素的限定，因而具有社会属性；播音是新闻传播的最后一环、关键一环，所以具有新闻性；同时，播音作为一门语言艺术，又具有某些艺术的特征，从而具有创造性。
但是，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政治性原则，使播音创作与演员的表演、朗诵、讲演等活动区分开来，在播音的多种性质中，新闻性是主调。对任何类别的广播播音主持语言的一切探究都将遵循新闻性这一最主要性质原则，围绕此展开论述。
而且，由于大众文化目前的主导地位，某些文化领域特别是传媒媒介对大众文化的误读，对人民群众精神文化、娱乐消费的误导，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流行性、娱乐性和普及性被无限夸大，其本应有的人文本质、人文理性和人文精神，贴近大众文化生活、满足大众文化需要、尊重大众文化权利、反映大众文化理想、提升大众文化人格的积极内涵却越来越受到消解。
所以，从本体论研究广播播音主持语言的同时，更要从认识论角度，以文化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探讨广播播音主持语言作为大众传媒手段应有的人文精神、文化意义和价值。
（2）基于对广播播音主持语言规律的普遍性研究，在地方台广播播音主持语言研究阶段，可从以下三方面展开研究：
第一，从语言本体论角度，论述普通话和方言这两种不同的语言形态对素材处理上的差异，地方台作为大众传媒具有推广普通话的义务，以及普通话播音的审美示范作用。
第二，以文化学的原理，说明地方台所处地域的地方性文化需求。
第三，得出结论，提出建议，指明地方台如何将地方文化融合于普通话的大众传播，使其人文内涵和审美素质完美结合。
参考文献：
［1］张颂.中国播音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3.
［2］孟伟.声音传播：多媒介传播时代的广播听觉文本［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3］吴郁.主持人的语言艺术［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6.
论文摘要:综观以往的研究，往往只针对新闻话语的其中一方面。比如以“新闻写作”、“写作风格”等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和书籍，其实是关于新闻话语语言规则方面的研究。而对新闻话语的批判性研究又多侧重新闻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从文化的角度认识新闻话语在社会认知、社会交往及社会权力等方面的功能。作为“语言系统与文化环境的交汇点”，对其研究不应该只突出其中一方面，因为这两者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的。本文主要探讨新闻话语的文化符号学向度。
新闻话语的策略性规则可谓多种多样，因为题材与体裁的不同，以及传播语境的不同，会侧重于其中几种策略性原则。
不过，记者运用此策略性规则而不是彼策略性规则，也有主观因素的影响，即记者倾向于使用该策略性规则，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这种风格会自觉不自觉的与记者所在报纸的风格相符因为记者不能直接发表其新闻话语的文本，而是通过所在媒体机构的编辑。记者、编辑等都是新闻传播者，因为“记者从事新闻报道，必须同他所工作的媒体保持价值观念的一致性”并且，即使不完全是，其风格也多少代表着一个国家新闻话语的风格。
一、新闻话语的社会认知功能
（一）事实认知
提供信息是新闻最重要的功能。丹尼斯·麦奎尔在《大众传播理论》中，把“信息功能，即提供有关世界上的事件和社会情况的信息”置于媒介五大功能的首位。报纸新闻也不例外。
在现实生活中，每时每刻每分每秒个人生活圈之外的世界都在不停地发生冲突和变化。个体无法到达每一个现场，亲眼见到或者亲耳听到事件发生的过程。但是，人们却很关心个体之外的世界，唯恐自己落后于个体之外的世界。
如此，人们只能借助于一定的媒介去了解外部的世界。新闻则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因为新闻注重时效性，其在第一时间，传播事件的最新情况因为新闻具有可信性，大多数新闻是客观真实的报道因为新闻的可接近性，现代科技的发展，迅速的、大批量地复制成为一种可能……这些都使新闻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最佳媒介之一。
（二）价值观认知
受众希望新闻能够最大限度地提供有关事实的信息，并对该事实作出判断，以实现观望周围的世界、并尽可能的使自身的行动能够适应周围世界变化的可能。但是受众又不满足于新闻只是信息的载体，特别是当媒体数量激增、受众越来越容易接近获得信息的媒介时，新闻信息繁芜而不易轻易作出评判。受众开始依赖于媒体显性的或隐性的观点，新闻也就不再只是传达信息的媒介了。新闻开始向个性化发展或者提供独家报道或者提供独到见解。这两种形式都是实现价值观认知的最有效形式，价值观的认知即意味着对某一种观点的认同。
二、新闻话语的社会交往功能
（一）内部社会整合与互动
我们己经了解到，新闻话语能够实现人们对社会的认知，包括事实的认知和价值观的认知。但是，新闻话语的社会功能并不止步于此，新闻话语的传播者还希望人们据社会认知而作出反应接受之。因为“告知和劝服是新闻话语传播的两个层次，前者要人们理解传播者对某个事件或情境的叙述，……期待受者建立与叙述者所预期的一模一样的文本再现情境模式后者则……期望将隐匿的言语行为获得受者的接受，从而实现报道的价值和意义。”
（二）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交际是指通过解决跨文化交际中的矛盾与问题，并探索如何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简单地讲，跨文化交际就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之间的交际，也就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所发生的相互作用。提高了跨文化交际能力，有利于消除交际障碍，防止交际摩擦，拓宽视野、促进文化交流。
新闻话语通过不同形象的塑造，实现受众对对象国的认识。这种认识将影响并引导受众实际社会生活，或者以“竞争的态度”，或者以“敌对的态度”，进行跨文化交际。
三、新闻话语的社会权力功能
（一）新闻话语是权力的象征
从新闻传播者个人来说，新闻话语对事实的传播具有突出其中一个方面的特点就一个国家来讲，新闻话语侧重于某一类事实的传播。这种传播方式对受众的影响是，“多数情况下，报纸可能不会成功地影响人们怎么样考虑问题，却能有效地决定人们思考什么问题。”
当社会中某一集团或阶层掌握新闻这一媒介的时候，势必会侧重于报到有利于集团或阶层利益的新闻事实或是不利于其他阶级利益的新闻事实，作为“对新近发生事实报道”的新闻因此而倾向于对一定层面意识形态的提升。这种提升作用，使新闻话语具有控制人的思想意识乃至行为规范的能力。
（二）“话语权”与“话语霸权”
新闻话语的权力功能是指就新闻话语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而言的，容易与其混淆的概念是本文第一章出现的“话语权”，也是当下日常生活中被大量应用的一个词。
作者的理解是，话语权是指个人或集团发表意见、观点的权力。也就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具有言论自由的权力。但现实生活中，言论自由的权力已被狭隘化在媒体上发表言论的权力。因为大众传媒以其广泛的受众和重大的影响力，成为发表意见或观点的一个重要媒介，所以成为争夺话语权的重要资源之一。
而在全球传播研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是“话语霸权”，即“当传媒的话语权过度发挥时，其话语权就成为一种霸权”。这是因为一定的大众传媒代表着某一集团或阶级的利益，所以该“集团的话语权”构建起传媒的“话语统治权”，这种话语统治权使它有能力扭曲接近整体的传媒空间，并以其覆盖能力，消解其他集团的话语力度。根据大众传播学的“知沟理论”，发达国家—如美国—在全球传播中，凭借其高科技手段，占有大量媒体资源，使新闻流通呈现单边性，并因此出现新的殖民行为—通过新闻话语等大众传媒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
结束语
通过研究中发现，“新闻话语”的研究，提供了认识新闻及新闻传播新的角度。作为语言系统与社会环境交汇点的新闻话语，必须遵守语言的构成性规则，如普利策新闻奖作品须遵守英文的语法要求，中国新闻奖作品须遵守汉语的语法规则，否则新闻话语根本无法传播必须符合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属性。一定社会文化下的新闻话语，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以客观的和发展的眼光对待两种形式的新闻话语，才能促进文化上的心理认同，使新闻话语更好地建构一个文化上的自我，发挥其丰富的社会功能。
除语言学、文化学外，新闻话语的研究可能会涉及更多的学科知识，故已吸引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者将其作为研究对象。随着越来越多学科知识的融入，也将不断扩大新闻学的研究范围，并提高其研究水平。
参考文献：
[1]姚里军《中西新闻写作比较》（第一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3月．
[2]俞香顺《传媒语言社会》（第一版）新华出版社．2005年3月．
关键词：新闻教育； 改革； 方向
1 中国新闻教育改革是势在必行的
1.1 新闻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
随着中国传媒业发展的日益壮大，社会上对新闻类人才的需求随之日益增多。但从我国现今新闻教育来看，要想使教育质量与需求相协调仍存在各种问题。媒介产业具有了强大的竞争力之后，专业人才的培养也变得重要起来。对于新闻人才的培养，高校被寄予了厚望。各大高校迅速作出了反应。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于2001年各自成立新闻与传播学院，全国各大高校也不甘落后相继加强新闻教育，如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新闻专业力量强大的高校也扩大了对该专业的招生规模。传媒教育的兴起一方面意味着传媒人才的需求加大，另一方面则表明传媒业对人才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1.2 当前新闻教育存在的弊端
很多传媒专业人士认为，许多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在真正投入到新闻工作的时候，上手虽然快，但也明显存在着后劲不足的缺陷，有的甚至连新闻都不会写。清华大学国际传播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李希光曾经指出：“我在新华社做编辑主任的时候，每年要到全国几个重点大学招考记者。除了国内部稍微有一点特例，新华社国际部、对外部、采编部、体育部四大部门在招收编辑的时候，一般不从新闻院系的毕业生中招考，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或者博士生。主要原因是，新华社认为这些大学的新闻院系在新闻采访写作这门各个媒体最看重的课程上没有与国际接轨。为了让招考的记者很快能上手，能尽早地派到国外重要岗位当记者，就招收各个大学外语系毕业的学生，然后通过师傅带徒弟自己培训。外语专业的同学由于没有受过国内传统的、甚至某些过时的新闻传播理念的熏陶，在新闻学和传播学上没有自己的偏见，接受国际有实际用途的新闻学理念、方法等就比较容易。”
由于新闻产业中，为了使产业效益得到提高，存在众多的现实问题，这对新闻从业者的综合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可见，现今的新闻教育不仅仅要使学生牢固掌握专业知识，还要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新闻教育的改革方向亦应该多元化。
2 新闻教育改革要从三个方向融合
2.1 与现代化信息相融合
当今是信息科技时代，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不论是对教育还是新闻传播都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教育方面可以提高教学质量，进一步扩大知识面；在新闻传播方面，信息技术对其方法、途径、效果、模式以及趋向都有着积极作用。为了提高新闻教育质量，使之与信息技术有效结合，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入手。首先，为新闻教育提供一个多元化、跨区域、可融合的实验教学平台。如今的新闻教育平台已不是单纯靠信息采集和编辑工具可满足的，需要有更为先进的设备、更为丰富的功能以及更为广阔的空间才能全面促进新闻教育；其次，为新闻教育与信息技术打通能量交换渠道，为新闻教育提供清晰的技术动态、技术趋势和技术思维等；再次，在现代化技术的推动下促使师资力量进一步充实，且提高了师资队伍的技术含量以及科学技术素质。
2.2 与实际新闻相融合
2.2.1 共同加强对新闻实务教学体系的改革
当今，越来越多的新闻教育机构为了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而聘请新闻业界人士来对本科生或研究生进行各个专题的演讲。然而这类演讲的内容既不够系统化，也不够全面化，甚至还是随机的。这样的演讲体系与教学的过程正好相悖而驰的。所以，在进行新闻教育的时候应引入行业实践阅历丰富的新闻界人士来担任授课，从而建立起专业力量强大、实务性强的新闻教育机制。
2.2.2 共同打造坚实的实践教学基地
由于中国的媒体业态富于多元化特征，因此要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习平台。无论是中央媒体，还是地方媒体，或者是行业媒体都能为学生提供一个增长见识、丰富知识、掌握技能的专业平台。同时，为了丰富新闻专业实践教学还要为学生创造促使其进入仿真职业实训的条件。另外，为了能使一切促进措施能够有秩序地进行，还需要对教学进行严密规划和科学管理。
2.2.3 共同促进双向交流机制
不仅仅是要进行各类学术演讲以及各类专业培训，还要在新闻界与学界之间建立起一个能够相互交流的机制，以便双方能够随时进行通讯、交流与商讨。通过双方的联合来推动我国新闻业能够进一步发展，共同研究对策、方法以及理论，从而使我国的新闻业持续发展于社会前沿。
2.3 与国际相融合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国际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日益密切。作为中国新闻界的工作者更应该注重文化的多元性，增长文化见识，提高文化素养，进而在各种文化的熏陶下进一步掌握在文化交流技巧以及和谐共处的专业工作知识。
2.3.1 强化外国语言能力
当今的新闻传播加快国际化进程的关键在于国际相互关联度和网络技术普及程度的提高。所以，要想成为一名出色的新闻专业人才必须要具备外语能力，这是促进国际新闻界之间信息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外语能力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一个新闻工作者的信息采集能力，国际社会的沟通交流能力和国际化的专业表达能力。
2.3.2 课程教学的国际化
中国的新闻教育的探索道路应该延伸到国外，甚至是与国外新闻院校联合办学。从而为本国学生提供更为广阔的知识面，更甚者可以为学生赢得出国留学的机会。这样一来将有利于我国新闻教学加快引入与专业相关的外国经典教材，并加大师资投入，从国外引进教师以促进双语教学。在引进国外师资力量的同时，还要加强对现有教师的培养，尤其是对于那些年轻且经验不足的教师的培养，可以利用帮助其攻读博士学位或是出国进修等各种有效方式来进行。
综上所述，新闻教学改革要想突破多种弊端，必须要不断地创新，促使新闻教学富有生机，同时种种现状还为各类新闻相关课程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求。随 着新闻教育改革的正式启动并不断深入，将会使我国的新闻教育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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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躁:对所谓新研究方法的一味追捧
为了使采访更好地进行,宁先生先与笔者谈起了现今新闻学研究的一些不良现象,诸如对所谓新研究方法的一味追捧,既不沉下心来对新闻史料进行仔细梳理,又不对新闻学的基本概念进行清理,影响了新闻学科的科学性,而更紧要的是,学术界对此现象没有清醒的认识,因而谈话就从清理“新闻学”概念展开。
记者:宁老先生,您谈到了当下包括新闻史在内的新闻学研究的一些浮躁之气,对学科发展起到了消极影响,这些情况是怎么来的呢?
宁树藩:我们今天就是为了溯本追源,所以今天集中谈的是新闻学概念混乱所引起的矛盾,以及应该怎么清理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矛盾发展的脉络。这个概念100多年前形成,它有个很大的缺点是名实不符。100多年来,矛盾不断积累,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今天爆发了,也应该到新闻观念大清理的时代了。因而我今天的主题是“解放思想,迎接‘新闻学’概念大清理时代的到来”。
这完全是个新的活动,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怎样清理还有些混乱,而现在的实际是在混乱中前进。今天强调这个问题,是希望大家重视,一同起来参加这个清理,向科学道路迈进。
“新闻学”这个称号不科学,名实不符
记者:那这个矛盾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宁树藩:应该讲这问题是100年前开始的。“新闻学”概念是从日本人松本君平的《新闻学》来的。这本书在日本是1899年出版,介绍到中国是1903年;《实用新闻学》是1913年翻译过来的。外国人叫“Journalism”,是我们把它翻成“新闻学”的。1918年北大有了“新闻学研究会”,1919年(民国8年)徐宝璜出版了中国人自己的《新闻学》。可见,中国人使用这一概念,是从民国初开始的。
我们要知道“新闻学”这个称号不科学,名实不符。它是在研究新闻之学吗?不是,是报学。这一点徐宝璜自己都说了,“新闻学”实际是“新闻纸学”，也就是报学,但徐宝璜没有感到有矛盾,他承认两者有区别，但又视为同义语。这确实是个问题,为什么呢?本来两个有很大差异,却认为是一回事。
其实当时有人对此提出意见,第一个人是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博士。他1921年访问上海时,有人问“School of Journalism”翻成“新闻学校”对否,他不以为然说:“新闻二字不能包涵报纸全部事业”,(《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编)否认了将“新闻”等同于“报学”。
1948年,袁昶超在《报学杂志》上发表《初期的报学教育》一文,提出“新闻学”一词不能包括报学的范围,因此主张以“报学”为Journalism的正确译名。主张把新闻系改成报学系,当时有人支持,结果还是无人执行,混乱如初。
我的思考历程
记者:您是怎么发现这个矛盾的呢?
宁树藩:我感到这个矛盾时,是在1994年给黄旦的《新闻传播学》写序时认识的。首先感到“新闻学”名实不符,从科学观念看,学科的名称应该与研究对象一致。像研究经济的称经济学、研究政治的称政治学,这些都是以学科对象命名的。以此类推,新闻学是应以新闻为研究对象的,但我们现在研究的是报学,新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就产生了名实不符的矛盾。
但是，“新闻学”这个称呼已有100多年了，约定俗成了，已经形成思维定式，还得承认它的存在，但只能看作一种符号。为了避免研究中的混乱，还得给不同含义的“新闻学”取个称呼，即真正研究“新闻”之学的可称为“本义新闻学”，研究“报业”的可称为“广义新闻学”。
记者：您当时提出这个区分时有什么反应呢？
宁树藩：当时马上就有人问这样分的意思是啥，我不回答，只是反问了一句，一个学科如果可以承认、容忍错误概念，这门学科的科学性在哪里呢？因为一个学科只有在概念准确时才能发展，这是个前提，一个学科对自己的概念无所谓、允许你的学科概念模糊，能是真科学吗？在当时我是从逻辑上进行判断的，依照这个判断，我开始系统地思考这个问题。
记者：您能详尽地谈谈这个思考的过程和得出的结论吗？
宁树藩：1994年提出时，只是从逻辑上认为一个学科应该概念准确，对当时混乱的情况还没有多想。后来看了好多资料，发现这个问题影响广泛、涉及面很广，一时尚难以认清，目前所知，有以下几种表现：
首先，以“报”为题名的研究在20世纪风行一时，如《论新报体裁》、《报馆之益》、《说报》、《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等。20世纪后，研究报业的书称之为“新闻学”。在《报学》被称为《新闻学》后，由其演化而来了《新闻学》（徐宝璜）、《新闻学总论》、《新闻学概要》……等等。
其次，“新闻学”这个学科概念纷纷向“报学”有关概念伸展，形成同一概念两种称谓，像报界新闻界、报章体新闻体、报业新闻业、报学系新闻系、报人新闻工作者。起初它们还同时并存，慢慢地“新闻”压倒了报，“报学”这个词慢慢都不大用了；解放后已很难看到“报学”这个词。
“新闻学”概念大量地向边缘学科发展，1988年统计有30多门这样的课程，像“新闻社会学”、“新闻美学”、“新闻政治学”、“新闻心理学”、“新闻文化学”等，而这些科又不是专门讲新闻的。概念不断地延伸，可见，情况多严重了。
概念混乱造成研究中的严重混乱
记者：那您能谈谈它的后果吗？
宁树藩：第一，由于“新闻学”研究对象模糊、没有统一、整体的认识，在研究时两个概念都发挥影响，使现行的新闻论著和教材结构混乱，没有统一的规范。有的偏重于新闻、有的偏重于报论；结构不统一，有的开头讲“本义新闻学”，后来讲“广义新闻学”，结果是四不像，自作主张、各行其是。
第二，我们今天要研究的是广义新闻学，但老是用“本义新闻学”思路来提出问题，经常会说“新闻是新闻学的细胞”，实际上它是“本义新闻学”的细胞。还提出要建立“新闻学理论体系”，但因为广义新闻学所涵盖的评论、以及报业管理、企业体制之间，是多元松散的、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不可能构成理论体系，只能是知识体系。
第三，“新闻学”实际对“新闻”并不重视，所研究的对象只是依附于报纸上的新闻作品，将新闻与新闻作品的概念混淆，对新闻本质是什么没有认真思考；就是受到这个影响，“新闻是新近事实的报道”，实际上说的是作品。所以我把它改了一下，称之为是新近事实的信息。这篇文章很好，讲了事实是新闻的本源，事实第一性、新闻第二性，都是精辟的论断。
第四，在“新闻学”这个符号里，人们对“报学”的概念不强烈，没有人化时间研究报业是什么、其结构是什么？
第五，是学风上的影响，即对模糊概念的宽容性，对科学不科学无所谓，有人还为这种模糊观念辩护，把社论、评论也作为新闻作品。
第六，滋长了脱离实际的倾向。研究过程中没有搞清新闻本体，不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如果把新闻学概念和实际工作对照，问题马上就出来。
还有翻译问题，英文词没错，我们把它翻译错了，把不是新闻学的翻成新闻学，影响自己不说，还说美国也叫新闻学院，就像前面说到的威廉博士，他是不认可这种翻法的，而我们将错就错，并以此为由，坚持错误。
记者：照此看，名实不符的现象已非常严重；为什么说到现在大爆发了呢？
宁树藩：名实不符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民国后比民国前严重，解放后比解放前严重。解放前有圣约翰大学报学系、厦门大学报学系、民国大学报学系，有汪英宾的“报学科”等，还有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解放后“报学”一词基本消失了，辞典上都找不到，比如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上没有“报学”，1988年我参加编写的《新闻学词典》上没有“报学”；《新闻学大辞典》上的“报学”仅仅专门介绍“报学杂志”；陆谷孙先生编的、权威的《英汉大词典》中对Journalism的解释是“新闻学”……。
造成名实不符越来越严重的原因，是对“作为媒体的报纸与新闻的关系问题、谁制约谁、是新闻制约媒介、还是反之？”的问题认识不清。认为是新闻的发展带动了媒介的发展，这一点上传播学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事实上，媒介是新闻的载体，制约着新闻的发展，而不是相反。由此看来，随着媒介的发展，新闻的地位和比重越来越少，从报纸到广播、到电视，新闻在媒介的地位小了。而一些学者们反而认为新闻扩展的领域越来越大，连电视学也是新闻学，这种名实不符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解放思想，迎接“新闻学”概念大清理时代的到来
记者：难道这种现象就一直没有人意识到吗？
宁树藩：有。是有人感觉到的，第一个是1993年出版的《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作者是闾小波，搞历史研究的。你看他用的是“传播媒介”这个词。第二个是1998年出版的《重庆市志・报业志》中有这样一段话：“四川省新闻志在1995年改为四川省报业志。”看来其他学科和搞实际工作的人都已经明白了。
记者：您看这个清理应该怎样进行呢？
宁树藩：这种对“新闻学”概念大清理的新潮，约始于20世纪末，广泛发展于21世纪初，其表现是多方面的。例如，上述以“新闻”概念混同“报”概念的错乱倾向纷纷在纠正。“传媒”概念（如传媒体制、传媒事业、媒介结构、传媒人士……等）逐渐起而取代传统的“新闻”有关概念。新设的以“新闻”、“新闻学”作为教育机构总名的基本没有了。原来一些命名“新闻学”的院系，有的也在改名。尤其引人注意的是，有的博士生把清理“新闻学”概念混乱作为博士论文的重点论题了，形势喜人。但也要看到，“新闻学”概念进入误区，已有百年之久，形成了思维定式，清理也实属不易。目前乱局依然顽强地渗入很多方面。尚希望业内人士，解放思想、摆脱传统观念，以科学观念（包括逻辑思维），耐心细致的态度为实现这一历史任务奋力拼搏，胜利在向我们招手。
（作者为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博士）
[论文摘要]新闻语言就是指“通过新闻媒体，向民众报道最近发生的事例，传播那些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时所运用的语言”，它担负着向人们表述新闻事件、传播新闻信息的特殊任务，是构成新闻报道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元素。新闻用语是那些新闻报道的某种外壳，新闻用语的变化也肯定是新闻变化的一种外在显示与表征，一定的新闻用语一直是和特殊的时代要求与相应的历史条件相一致的。新闻语言并不是一直不变的，历史的演进、时代的变迁，肯定推动新闻语言的变化，使它具有深深的社会烙印与时代印记。
伴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新闻语言的形态发展历经了由手势、口头、符号到文字这样一个非常漫长的演变过程。十九世纪末，电子媒体出现以后，新闻用语的形式也逐渐丰富起来，字幕新闻、广播新闻、影视新闻，极大扩展了新闻用语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当今计算机网络的广泛运用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全世界引发了一场信息传播方式的新技术革命。在当今信息全球化的时代，新闻语言也需要与时俱进，要进行更为深刻的变革。新闻语言随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与此同时也有着它本身角色与学理上的要求。目前，在新的媒体生态环境里，新闻语言主要表现出四种变化特征:多元化、互动性、融合性、平和性。
一、多元化
新闻语言源自于社会现实生活，源自于普通民众的社会生产实践，它一直是伴随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变化。自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日益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在培养出很多的具备自我意识的民众的同时，也肯定导致新闻用语逐渐多元化的趋势。新闻语言的多元化，首先表现在新闻语言不但是在内容上展现民主精神，以表达民众的祈愿和诉求;并且在表现形式上也异常活泼生动，丰富多彩，新颖别具一格，被广大老百姓所钟爱。重视从普通民众心理角度考虑，用普通百姓的立场和视角反映生活，用具有亲和力的语言感染感化民众;其次，新闻语言的多元化表现在传播者不但要报道新闻事件，还可以自由自主表达对新闻报道事实的看法。民众也可以运用各种形式自由表达自己对新闻传播的看法和观点;第三，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与民众的不同阶层，这种多元化还表现在新闻语言不但要适应同一个层次的民众多元化的阅读需要，又要满足各个不同层次民众的阅读口味。
二、互动性
互动是新闻语言运作的一个主要方式。因为接受新闻的民众主体地位的提升，特别是计算机技术与国际互联网的广泛运用，新闻语言互动性的特点逐渐显露出来。我国在原先的新闻传播活动中，传播者与接收的民众的各自分工非常清晰明确，而信息传播流通的形式是“我传播，你接受”的单方向的灌输式。尽管，新闻语言也一贯重视接受信息民众的反馈，“可是新闻语言的延迟性和间接性导致传播者和受众之间还没能建立起真正的互动关系”。而在网络语言传播过程中，互动性是首要的基本特征，接受新闻语言的民众可以随时和传播者进行“对话”，相互传播资讯、表达观点立场、提出要求与及时反馈对新闻报道内容的看法。新闻传播由原来的传播者对于民众的单方向灌输式转变为传播者和受众的双方向互动式。在网络传播此种新型的传播方式中，新闻语言传播的互动性特点会日渐凸现。此外，伴随着媒体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吸引民众、争抢市场占有率，那种原来老式媒体报纸、广播、电视新闻语言也愈发重视互动，比如开通新闻互动热线、实行节目主持人制、邀请民众参与其中等。
三、融合性
随着科技迅猛发展与社会持续繁荣，为媒体得快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同时也进一步推出新的媒介形态，而原来的那种传统的媒介形态不会逐渐消亡，“而是历经较长时间的调整以后，根据自身的传统优势，吸收别的媒体的优点，对自身作非常有效的改造进而有了进一步的新的发展”。此种相互兼容、相互促进、持续变革的媒体生存发展的特征，导致新闻语言的持续变化也表现出某种融合的特征。 转贴于
多媒体时代的来临，也就使新闻语言的融合成为一种必然走向。巨大的信息量和异彩纷呈的社会生活，必然会使民众的阅听习惯和思维方式产生很大的变化。为了迎合民众的此种多元化的、全新的心理和思维转变，新闻传播者不能只是限于使用单一的报纸、广播、电视或网络语言来进行报道，而是要结合所报道得内容、媒体的自身特点与民众的需求，运用融合的新闻语言来传播，比如纸质媒体文字的视觉化与图像化，广播语言的文字化，电视语言的广播化和口语化，网络语言的整合化等。新闻语言的高度融合，不但展现了现今新闻媒体对原来的那种传统新闻语言的挑战意识，又表现了媒体张扬的个性、自我发展的诉求，与此同时还提高了新闻媒体的竞争力，迎合了民众新闻思维的变化和民众心理变化的需求。
四、平和性
引领时代潮流，传播社会精神文明，促进社会公平和谐发展是大众传媒的崇高使命，切忌浮躁、要彰显理性、平易近人是大众传媒提升其公信力与亲和力、树立其良好形象之根本。在信息全球化的时代，随着媒体竞争的日益白热化，民众本位意识的日趋成熟，构建一种平和、理性的新闻语言风格显得极为重要。由于平和、得体的新闻语言能精准地表达传播者的报道思想意图，且能迎合民众心理需求，因此被民众乐于接受。新闻语言要平和，首先是新闻语言本身角色的要求与体现。新闻语言作为构成新闻报道的最基本的要素，它的风格事实上是新闻媒介面向社会、面向民众的表情。平民化的语言风格，民众乐于接受;然而指令性的语言、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民众是极为反感的，它们会产生强烈的抵触心理。尤其是新闻语言的暴力化倾向，不但使所报道的内容和事实本身不相符，也会深深伤害民众，消弱民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和期待。
新闻语言要平和，其次也是社会文化的内在要求。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它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解放与社会文化更为丰富多彩，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消费文化好像要成为主流，现今新闻媒体就起着相当重要的精神指引与文化导向作用。这就需要新闻报道语言要极具理性与平和，既要考虑民众的个性，用平和的语调给民众以极大思考的空间，用理性的笔调为民众提供可供选择的余地，又要尽量避免新闻语言的庸俗化、娱乐化趋势，展现新闻语言的人文关怀性。冷静地摆出事实，平和地讲明道理，运用逻辑的强有力的力量来达到新闻传播的目的，也是促进人们之间和谐、媒体和谐与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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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媒体审判；藐视法庭罪
一、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
除了用上述原则限制法官使用藐视法庭罪的权力外，美国还有一系列限制法院使用判处藐视法庭罪权的方式，而是要求法官在特定情况下必须经陪审团审判才能判处该权，限制法官的即决性判处权。首先是法院自身作出的约束，如最高法院在United States v. Barnett（1964）的判决书中说：“根据宪法，不用陪审团的简易程序只能对轻微犯罪作出惩罚。”即在没有给予被告人以陪审团审判的刑事藐视罪中，所判决的刑罚不得超过6个月的监禁。其次是立法限制，如1964年民权法规定，当藐视法庭罪的刑期超过45天时，应当用陪审团审理藐视法庭罪案。从中可见美国法院对判处藐视法庭罪的极其谨慎的态度，不断削弱法官判处该罪的权利，但它依然存在着。
（二）控制报道的限制性命令
为了救济带有偏见的媒体报道，保护诉讼人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法官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颁布限制性命令，或者如新闻记者所称的“缄口命令”（gag order）。这种方式在著名的Sheppard v. Maxwell（谢泼德诉麦克斯韦）一案中，由大法官克拉克阐明出来。Sheppard被控杀妻，初次审判被判处有罪，但他上诉至最高法院，在最高法院判决重审此案的判决书上，克拉克大法官说：“无论是检察官、被告的辩护律师、被告、证人、法庭工作人员还是执法官员，只要处于法庭的管辖范围内，都不能自行其是。在辩护律师和新闻媒体之间对于那些可能影响一个刑事审判公正进行的信息交换不仅仅是一个遵守规则的问题，更是需要给予强烈严厉指责并受到纪律处分的行为。”
在Sheppard v. Maxwell案中克拉克大法官之所以建议使用限制性命令，是因为在被告人接受审判的过程中，媒体大规模预审报道已经形成了足以影响陪审团的偏见。从克拉克大法官的话中，可以看出“缄口令”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是针对新闻界的限制性命令，一种是针对审判参与人（主要是对检察官和律师）。前者意味着对媒体实施事前的限制的命令，从而常常与宪法第一修正案冲突而被判违宪；后者旨在限制诉讼参与人向媒体提供信息，从而断绝媒体可以获得带有偏见的信息的渠道，必要情况下这种缄口令还是能够得到支持的。
（三）司法自我补救措施
当报道已经实际上制造了偏见，使得法官不得不考虑到陪审团可能受到的影响时，法院应该采取其他有效的措施来减少这种偏见的影响，这就是美国法院处理传媒与司法冲突的司法自我补救措施。尽管成本相当高昂，但却是美国法院最常采用的方法，目的主要是尽量不损及新闻自由的价值，一般而言，法官应对传媒偏见报道的方式主要有：
一是预先甄选陪审员。这种程序主要是通过交谈等形式，以检验一个候选的陪审员是否存在对案件“先入为主”的偏见，对于有偏见的候选陪审员，应该让他/她回避该案件，即判定他/她不适宜担任陪审员。
二是变更审判地点。将审判从一个受新闻媒体报道强烈影响的地区转移到另一个被新闻界所影响不至于那么大的地区，并从中选出新的陪审团，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传媒的影响如此普遍，变更审判地点的费用如此高昂，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值得怀疑。
三是延期审理。这种做法是预设了延期数周甚至数月审判，社区中的人就或多或少的忘了媒体关于案件的报道，且不说这种方法是否有效，但它却牺牲了被告人获得迅速审判的权利，同时，它也会使得证据更加难以寻找。
四是隔离陪审团。为了断绝选出来的陪审团接受外界舆论的影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将陪审团隔离，尽管这会付出高昂的成本，同时也将使得陪审团成员饱受煎熬，甚至产生另一种偏见。在著名的世纪审判O·J·辛普森杀妻案中，陪审团就被隔离了，最终辛普森在刑事诉讼中被判无罪，与媒体的初期预测相悖。
五是警诫陪审员。一旦陪审团组成，法官就会告诉其成员，他们只能根据法庭上出示的证据来判决，而不是以他们从媒体上所获得信息为基础做成判决，但是，陪审团成员会在多大程度上认真对待这种警诫值得怀疑。
六是重新审理。在所有的补救措施都归于失败的情况下，重新进行一次审理。
三、当下我国如何处理好传媒与司法的冲突
从前述美国对处理传媒与司法的冲突的经验来看，对传媒的限制与惩罚是越来越谨慎，更多的是倾向于保护新闻自由，如同1994年《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马德里准则》所说的，在处理媒体与司法的冲突时，应将对媒体报道的限制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