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04 09:15:58
1.小额信贷运营成本过高
目前我国一些西部地区农村区域较大，部分金融机构服务半径过大，覆盖面只能达到乡镇地区，还远远达不到偏远乡村。该地区辖区的农户总数为98271户，农村信用社对全地区78854户农户建立经济档案，占比80.24%，发放支农贷款卡62778张，在实地调研中发现欠发达地区由于农户集中度不高，出现农村金融机构小额信贷业务过于分散，贷后管理困难重重，部分农村金融机构在运营成本高企之后，发放农村小额贷款的积极性下降。
2.部分农户存在认识偏差
在调研中发现部分农户对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小额信贷定位不准，一些农户认为小额信贷在各地区推广只是走走形式；还有一些农户认为既然农村信用社可以不需要抵押贷款给他们，“跟风贷款”，借到的资金却没有投入到农业生产中；还有一些低收入农户把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当作政府的扶贫款，认为都是国家的惠农政策，没有还款意愿，以至于部分贫困地区农户的小额信贷不良率骤然上升，影响了其他农户的贷款信用额度。
3.信贷人员激励不够
由于欠发达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水平不高，一旦发生了难以抗力的自然灾害时，由于农户小额信贷没有足额的抵押担保，信贷员给农户的贷款到期全额收回的风险就在提高。在调研中发现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主要采取的仍然是“谁放谁收”和绩效挂钩的信贷管理体制，现代五级风险五级分控和贷后管理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中小金融机构的信贷员出于对个人工资、奖金等绩效的考虑，对农户无担保的小额信用贷款发放缺乏激励。
4.小额信贷设置不够合理
目前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额度较低，多为1万元～10万元，这样的小额信贷额度设置难以满足部分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前期资金需求。同时农户的小额信用贷款设置的期限普遍只有半年左右。这与部分农产品生产周期严重不符，一旦出现流动性风险，就会转化为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出现催缴时，对于部分农户无异于雪上加霜，只能“拆东墙补西墙”，甚至要借民间高利贷才能按期归还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信用贷款。
二、实现农户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的几点建议
1.贷款利率市场化
我国欠发达地区金融市场发展严重不平衡，农村地区资金需求缺口巨大。目前农村地区存在资金供给严重不足，一些国有金融机构只在县一级地区有分支机构，在农村地区留下巨大的资金供给缺口。因此应根据中国区域差异，借鉴拉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经验，发展普惠制金融，放开农村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管制，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改善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增加农户小额信贷产品的创新与服务供给，促使混乱的民间高利贷等不规范的借贷行为失去市场。
2.国家扶助配套化
小额信用贷款在我国已有十几年的发展，按照我国农户户均贷款2万元左右计算，那么农户小额信贷的需要也将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如此大规模的资金需求单单依靠农村金融机构现行的资产规模和资金供给能力显然远远难以满足农户需求。考虑到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惠农现实需要，国家应该考虑在金融创新的基础上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通过免征农户小额信贷利息收入营业税，提供低利率的支农再贷款等配套措施，提高农村金融机构开展小额信贷工作的积极性，降低其操作成本。
3.信贷风险规避化
由于农户小额信贷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欠发达地区这一项目的不良贷款率偏高，为了实现小额信贷风险有效分散，构建针对农户的小额信贷风险分散和风险补偿机制，有助于实现普惠制金融破题。目前我国金融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发展，如果农村金融机构无法实现风险的规避，把农户的小额信贷风险过于集中于自身资产负债表上，就会导致风险累加，那么农村等中小金融机构就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应鼓励地方政府尽快建立农户小额信贷风险补偿基金，这样即使出现一些意外的自然风险，在农户短期无力偿还的前提下，农户的小额信贷风险补偿基金暂时可以补充农村等中小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可以谨防出现区域和系统性风险。
4.外部环境宽松化
“十二五”以来，我国一直将“健全国家金融体系、完善金融服务功能”作为金融改革与发展的重点，而农村金融作为我国整个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已经成为金融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实际上，农村金融作为现代农业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不仅起到资金融通和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先决因素。然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常具有门槛效应[1]，特别是在现阶段的中国，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引发的城乡二元金融结构问题凸显，而政府计划性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资金趋利性又进一步深化了城乡间的金融割裂，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畸形和效率低下；此外，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匮乏，金融服务产品单一，以及农民金融服务意识淡薄决定了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建设仍有待长期的发展与完善。因此，从农村金融发展的视角出发，探究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检验农村金融发展的“收入门槛效应”，不仅有助于各级政府识别现阶段不同地区农村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依存关系，还可以为政府决策部门的金融扶贫政策选择提供相应依据，从而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现状，优化农村金融生态发展，促进以大型商业银行为核心的城市金融机构与以农村信用社和储蓄银行为核心的农村金融机构有机统筹，做到取之于“农”、用之于“农”，有效遏制我国农村地区大量金融资源流向城镇地区和非农领域等金融风险较高的部门，在最大程度上控制我国金融体系整体风险，并有效发挥金融扶贫政策的局部调控效应，使我国在经济发展“新常态”时期内的金融体系建设更多地致力于“可得性”金融服务的深化与推广，构建更具包容性的金融体系，打造更具包容性的增长引擎，从而在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同时为宏观经济发掘新的增长点。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目前有关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研究正在深入进行，其演变主要历经以下三种理论：农业信贷补贴理论、农村金融市场理论和农村金融市场不完全竞争理论。
早期，农业信贷补贴理论指出，由于农业具有收入不确定、投资周期长和收益率较低等结构性特征，所以其无法成为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银行的融资对象。因此，为缩小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结构性收入差距，政府和财政部门应对农业的融资利率进行必要补贴，并采取信贷供给先行的农村金融战略。King和Levine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信贷补贴会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这说明政府过度干预农村金融会产生显著的负外部性[2]。Besley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农村金融机构缺失，信贷制度不健全等限制，所以农村信贷主要是依靠高利率的非正式金融机构，因此，只有确保信贷供给政策先行，并采用适当的补贴来弥补农村金融机构的利润损失，才能有利于农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3]。温涛等对我国1952—2003年间的数据样本进行检验，结果发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村金融在很大程度上内生于政府财政，导致其资金利用效率低下；而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初期，金融资金受其趋利性特征的影响又进一步深化了城乡之间的金融割裂[4]。此外，农村金融发展附带的一些非金融服务项目还会增加金融服务的运营成本，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盈利水平[5]。
然而，农业信贷补贴理论假设农村贫困居民不具有储蓄能力，并且其面临的是慢性资金不足，但随着农村普惠金融的不断发展，这一假设与现实状况已逐渐相悖。因此，农村金融市场论应运而生，Cetorelli和Gambera证明了非竞争性银行(如农业政策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与其在弱势贷款群体中的信贷牵头地位具有因果关系，因此，利率非市场化和高度依赖补贴成为农村金融的典型特征，这会降低其自身的盈利能力[6]。徐忠的研究认为，利率扭曲是造成农村信贷缺失的主导原因，人为压低存款利率，政府过度控制农村金融风险等行为都会降低农村储蓄者的存款意愿，从而阻碍了农村金融发展[7]。此外，姚耀军同样指出，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宏观表象严重背离其微观基础，就宏观表象而言，农村金融发展(主要是农业存贷款总额、农村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以及农村金融机构网点数量等)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高度吻合；而就微观基础而言，由于农村金融机构种类单一，农村信用社垄断地位凸显，导致农村金融市场缺乏竞争，并严重降低了农村居民的实际贷款意愿[8]。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越发意识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市场远非完全竞争市场，因此，不完全竞争市场论逐渐进入了学者与政策制定者的视野。不完全竞争市场论强调政府应适时适度地对农村金融市场进行补贴与规制，同时确保农村金融机构的竞争性与自身盈利能力，并采用定向调控的方式引导农村金融的发展方向(如补贴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建设、补贴人员培训成本和增设服务项目等)。Hoff指出，农村金融市场是典型的非完全竞争市场，因此，政府应当适当介入，并对农村借款人进行有效监督，这可以在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同时维护农村金融机构的竞争性[1]。Paxton和Cuevas认为，每一笔金融服务都存在一定的固定成本，对农村居民开展的小规模存贷款业务必然会使其固定成本显著上升，从而减少银行资金的安全边际，这不但会影响银行体系的盈利水平，同时也会降低整个体系的风险承受力，因此，这种定向扶持是激活农村金融对农业经济增长拉动效应的有效方式[9]。
此外，还有许多国内学者针对我国的现实国情分析了二者间的关系。林毅夫等指出，在我国，农村金融内生于经济发展战略，其可以有效盘活农村经济资源，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从而长期拉动经济增长。[10]焦瑾璞指出，切实改善对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村居民的金融服务，是推进农村金融发展和普惠金融的关键，这对改善现阶段的城乡二元化金融结构，降低金融排斥，进而为经济增长打造新引擎具有重要意义。[11]然而，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困境就在于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关系间的结构性失调，这主要体现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金融需求与现实金融服务间的错配[12]。谢琼等证实了现阶段我国农村金融的功能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目标间仍存在偏离。[13]而西部地区的面板分析结果表明，农村金融效率的提升会显著抑制农业经济发展[14]。实际上，出现这种“反事实”现象主要是因为，该地区整体金融效率偏低，因此无法对农村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拉动效应，而当将面板扩展至全国后即可发现，地区间农村金融效率呈现出显著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金融效率显著高于西部地区，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也不尽相同[15]。
通过回顾以往有关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研究不难发现，相关研究受制于样本时间跨度和地域性差异的影响，并未形成一致结论，这意味着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可能存在着非线性特征亦或是时变性特性[16]。有鉴于此，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据此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样本期间内，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存在结构性变化，这一影响机制将会随着金融相关率水平的变化呈现出显著的“门槛效应”。
此外，早期的研究多数认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内生于政府计划性财政支出，导致其资金利用效率低下，此时农村金融发展反而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4]。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
假设2：在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低于门槛值时，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其与农村金融市场理论的观点一致。
最后，近期的许多研究表明，随着我国农村普惠金融水平的不断提升，许多地区的农村金融发展已经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拉动效应”[17]，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在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超越门槛值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其与农村金融市场不完全竞争理论的观点高度耦合。
基于以上三个假设，本文将使用非线性分省面板数据模型探究样本期间内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甄别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结构性变化，从而检验农业信贷补贴论、农村金融市场论和不完全竞争理论在我国现阶段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适用性，进而为政府和财政部门的支农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三、理论分析与模型设定
(一)帕加诺模型
Pagano在AK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金融部门，随后这一模型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依存机制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并已逐步成为现代金融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模型[18]。此后，许多学者对这一模型进行了拓展研究，董晓林将利率因素加入至该模型当中，考察了资本成本在这一传导机制中的作用[19]；冉光和与张金鑫将时间哑变量置于该模型当中，发现1994年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间的作用机制发生了明显的结构性改变。[20]回顾有关帕加诺模型的相关研究不难发现，现有关于帕加诺模型的拓展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帕加诺模型的基本形式进行拓展；二是对该模型的估计方法进行改进，进而验证模型的非线性特征。然而，直接将相应变量加入至帕加诺模型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这将直接影响研究结论的稳健性。鉴于此，本文将延续冉光和与张金鑫的研究思路，对帕加诺模型进行非线性拓展，从而考察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动态特征和机制转变[20]。
Pagano假设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一国只生产一种产品，其既可以用于投资也可以用于消费，资产每期以固定的速率δ折旧，于是内生增长模型可写为如下形式：
其中，Yt代表t期总产出，A代表技术水平，而Kt是当期总资本存量。进一步根据资本存量与投资和折旧之间的关系可得：
这样，t期的经济增长率gt可表达为：
将(1)式和(2)式代入(3)式，整理可得：
在内生增长模型框架下，市场达到均衡的条件为总投资(It)=总储蓄(St)，然而Pagano指出，受信息不对称、流动性偏好和菜单成本等因素的影响，非完全储蓄现象在金融体系中广泛存在[18]，假设其漏出比率为1-θ，则有：
其中θ表示投资储蓄比，而储蓄率s可写为：
将(5)式、(6)式整理代入(4)式可得到稳态下经济增长率的表达式：
取对数后可得：
此式即是Pagano给出的基本模型，其中A代表资本边际贡献率，θ代表投资储蓄比，s代表储蓄率，他们共同决定经济增速。基于此，我们采用农村投资比率tz(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农业增加值)作为资本边际贡献率的替代变量；而金融发展通常包括金融规模扩大和金融效率提高两个方面，在此我们使用农村金融相关率fir(农村金融贷款总量/农业增加值)作为农村金融规模的替代变量，选取贷存比率dc(农村金融贷款/农村金融存款)作为农村金融效率的替代变量；最后令农村存款比率ck(农村金融存款/农业增加值)作为储蓄率s的代理变量。而农业经济增长可以用农林牧渔业增加值总和y进行度量。基于此，本文的基本计量模型可表达如下：
其中，fir、dc、ck、tz分别代表农村金融相关率、农村金融贷存比、农村存款比率和农村投资比率。此外，为确保比率指标的原始属性，同时使回归结果更具经济含义，我们在此并未对比率指标进行取对数处理。
(二)帕加诺模型的平滑迁移拓展
非线性面板数据建模一直是学者们的重点研究领域，Hansen最早构建了PTR模型，并为这一领域内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21]。王书华和苏剑使用PTR模型进行研究，发现农村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显著的“收入门槛效应”[17]；张兵等基于省级PTR模型的研究结果同样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较为复杂，其会随着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值的变化而发生结构性改变[16]。然而，PTR模型有一个明显的弊端，即：门限值是一个点估计，这会导致样本在门槛值附近出现跳跃式转换。然而在现实经济问题中，经济变量间作用机制的转换更多地体现为平滑迁移过程。因此，为克服这一问题，González等构建了面板平滑迁移模型(PLSTR)，它可以令数据在不同样本之间进行平滑转换，从而克服了PTR模型中样本在门限值附近出现跳跃性转换的弊端[22]。其基本形式设定如下：
这里，为转移函数，它是可观测状态变量fir的单调有界函数。由于本文旨在考察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因此，我们以农村金融相关率fir作为转移变量。γ代表指数平滑斜率系数，其大小决定了机制迁移速度。是转移函数中的位置参量，决定了机制迁移的位置，εit代表随机扰动项。在此，我们令农村金融相关率、贷存比率、存款比率和投资比率均服从逻辑平滑迁移过程，同时令农村金融相关率fir作为转移变量，进而检验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的门槛效应。
在上述假设前提下，农村金融相关率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可表达为：
在PLSTR面板模型建模过程中，首先需要对数据的非线性特征进行检验，如果统计检验拒绝线性原假设，则表明使用PLSTR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是有效的。此外，在此之后还需要进一步对残余部分进行非线性检验，以确定转移函数的个数，如果LM检验表明存在残余非线性部分，则需要继续增加转移函数和转移变量，直至模型不再含有剩余的非线性部分。模型检验完成后，我们将运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NLS)进行面板参数估计；最后，我们将根据参数估计结果分析样本期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机制。
式(12)中，Hk的取值通常为1或2，代表转移函数中含有的位置参量的个数，当Hk=1时，转移函数中仅含有一个位置参量：
可以看出，此时。当时，PLSTR面板模型收敛于区制1(式15)；而当时，PLSTR面板模型收敛于区制2(式16)。这里，参数γ决定了PLSTR模型的机制迁移速度，当γ取值较小时，机制迁移速度较慢，面板模型在机制迁移过程中将体现出较为复杂的非线性特征；而当γ取值较大时，模型的机制迁移几乎是在瞬间完成，此时PLSTR模型与PTR模型较为相近。本文的主要实证结果由MATLAB2013a计算完成。
四、实证研究与结果
(一)数据选取与说明
本文选取我国25个省份1999—2013年的年度数据作为面板回归样本。数据样本包括8个东部省份，分别为：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同时还包括：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9个中部省份以及甘肃、陕西、宁夏、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青海8个西部省份。具体指标描述如下：
1.农业经济增长。我们采用农林牧渔业增加值总和作为农业经济增长的替代变量，并以1999年作为基期，使用各地区农村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其进行平减，进而得到各省份实际农业增加值数据，记为y，单位为亿元。
2.农业金融发展规模。我们使用农村金融相关率(农村金融贷款总量/农业增加值，fir)作为农村金融规模的替代变量。这一指标能够有效反应普惠金融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并且其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显著的非线性依存机制，即门槛效应。
3.农村金融效率。本文选取贷存比率(农村金融贷款/农村金融存款，dc)作为农村金融效率的替代变量。贷存比率越高表明资金的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盘活资金进而拉动农业经济增长；但同时，如果农业贷款坏账率较高，过高的贷存比率就会对金融稳定造成威胁，进而体现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
4.农村金融储蓄率。本文选取存款比率(农村金融存款/农业增加值，ck)作为农村金融储蓄率的替代变量，用以度量农村居民的储蓄意愿。
5.资本边际贡献率。选取农业投资比率(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农业增加值，tz)作为资本边际贡献率的替代变量，这一变量根据Pagano(1993)[18]给出，是本文的控制变量。以上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金融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
(二)数据描述性统计
表1描述性统计分析
观察表1可以看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各项经济发展指标的统计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就农业经济增加值而言，样本期间内东部地区省份农业经济增加值平均为1188.16亿元；中部地区略低于东部地区，平均约为933亿元；而西部地区农业经济增加值显著低于二者，平均仅为563.59亿元。这说明我国西部农业经济发展较弱的态势依旧显著，因此，政府和财政部门仍需进一步支持其农业经济发展，采取定向调整措施，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也为打造新型经济增长引擎提供必要支持。此外，金融相关率的描述性统计显示，东部地区金融相关率平均为0.916，中部地区为0.768，而西部地区介于二者之间，为0.846。这一点与农业经济增加值的变化相异。实际上，金融相关率反映了地区金融发展规模，但并不能代表金融效率，尽管受政策扶持等诸多因素影响，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规模已经显著改善，但其较低的农业增加值则说明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依旧较弱。从贷存比的角度而言，西部地区的资金利用率最高，而东部与中部地区基本相当，这主要是受国家战略和相关产业政策的影响，使得西部地区的资金使用率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最后，存款比率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存款比率显著高于西部和中部地区，这一点与农业经济增加值的统计结果一致。
以上描述性统计分析表明，我国不同地区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间的依存关系具有较大的结构性差异，其走势变化并不一致，并且可能呈现出一定的非线性特征。因此，下文中将采取PLSTR(平滑迁移面板)模型对此进行进一步实证检验。
(三)PLSTR模型估计结果
根据前文中提出的假设进行PLSTR模型估计，进一步验证3个研究假设的合意性。本文采用González等[22]提出的方法检验根据式(10)构建的面板回归模型是否存在非线性特征。
表2给出了PLSTR模型的非线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三种统计检验均能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明模型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并且至少含有一个转移函数。因此，我们将进一步对模型是否存在残余非线性进行检验，从而确保构建PLSTR模型的合理性。
表3给出了PLSTR模型的残余非线性检验结果，其原假设为PLSTR模型仅存在一个转移函数。可以看出，三种统计检验均无法在10%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因此，我们接受模型仅含有一个转移变量fir的假设，并采用仅具有一个转移函数的PLSTR模型验证样本期间内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的门槛效应。
表4给出了PLSTR模型的估计结果，观察表4可以看出，四组系数(β1和β11；β2和β21；β3和β31；β4和β41)取值均相反，表明样本期间内，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为进一步刻画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在此根据PLSTR模型的估计结果给出其显性表达：
从估计结果来看，农村金融相关率和贷存比在两区制内的估计系数均能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假设1得以验证。而农村金融相关率的门槛估计值较小，仅为0.4416，表明多数样本均处于门限水平之上，即与区制2中刻画的影响机制更为接近。为进一步说明，我们将给出区制1与区制2的线性表达形式：
式(15)与(16)分别给出了区制1与区制2中的系数估计结果，其中，当fir低于门槛水平时，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间的依存关系接近于区制1；而当fir取值较高时，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间的依存关系接近于区制2。式(15)中，fir的系数为-1.89并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明当农村金融相关率较低时，其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在农村金融发展起步阶段，尽管政府和财政部门希望通过对农村金融部门的补贴与扶植来盘活农村剩余经济资源，但由于此段期间内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匮乏，金融产品与服务种类单一，市场缺乏相应的竞争机制，导致“可得性”金融产品与服务严重匮乏，反而降低了农村居民的金融参与意愿。贷存比的系数为0.37并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说明在农村金融发展初期，资金利用率的提高能够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存款比率系数估计值较小，并且无法在10%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则意味着在农村金融发展初期，农村存款水平的提高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无法起到拉动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后，投资占比的回归系数为0.36，并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表明在农村金融发展初期，政府财政直接用于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款项依旧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显著高于相关金融补贴。通过以上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当农村金融发展(fir)水平低于门槛值时，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与农村金融市场论的观点不谋而合，表明假设2同样具有合意性。同时这一结果也说明，在农村金融发展初期，政府和财政部门应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引导资源流向的作用，减少相应的制度性安排，切实致力于“可得性”金融服务的深化与推广，降低农村金融门槛，提高农村居民的金融参与意愿。
图1显示，当fir低于门槛值0.4416时，转移函数取值小于0.5，此时方程与式(15)更为接近；而当fir高于门槛值时，转移函数取值大于0.5，此时方程与式(16)更为接近，实际上，观察图1不难发现，当fir>0.8时，转移函数取值接近于1，因此fir大于0.8的样本点基本与式(16)描述的状态相同。
而状态转移后的估计结果显示，β11=2.102并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随着农村金融发展的不断完善，普惠金融将会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拉动效应；而β21的估计结果为-0.363，则意味着当农村金融发展脱离初级阶段后，仅通过提高金融利用率已经无法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拉动作用；β31与β41的估计结果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则表明其在样本期间内不存在明显的机制迁移特征。以上分析表明，随着农村金融发展的不断完善，提高资金使用率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推进作用将会面临瓶颈，仅从提高存款利用率的角度已无法显著拉动农业经济增长，相反，提高金融相关率水平则能够有效拉动农业经济增长，这一点与农村金融市场不完全竞争理论的观点高度吻合，从而使假设3得以验证。此外，上述结果同样表明，当农村金融发展超过门槛水平后，农村居民对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具有了一定的理解与认识，产生了较强的金融参与意愿。因此，政府和财政部门更应抓紧推进普惠金融工程的落实，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局部着力特征及其使用效率，加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丰富农村金融产品的层次与种类，切实满足农村居民的金融需求；同时鼓励相关金融产品创新，强化农村金融服务的事前引导机制，尽最大限度整合农村剩余经济资源，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长久健康发展，并为长期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打造坚实基础。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尽管国内外有关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机理的研究已日臻成熟，但在帕加诺模型框架下，以非线性面板平滑迁移模型作为其技术基础，探究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研究仍不多见。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采用PLSTR模型探究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验证了二者之间作用机制的“门槛效应”；并检验了相关理论(农村金融市场理论、非完全竞争理论)在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适用性；同时有效地阐释了以往学者采取静态面板模型进行研究时，获取结论不尽相同的根本原因，从而弥补了这一领域内的研究空缺。
本文首先对我国1999—2013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各项经济发展指标的统计特征具有显著差异，其中，就农业经济增加值而言，东部和中部地区显著高于西部地区，表明我国西部农业经济发展较弱的态势依然显著；而金融相关率的统计数字与上述规律相悖，东部地区金融相关率平均为0.916，中部地区为0.768，而西部地区介于二者之间，为0.846，说明在不同地区金融相关率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有所不同。此外，贷存比的统计数据显示，西部地区的资金利用率最高，而东部与中部地区基本持平，表明发展西部农村金融已经成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
随后，本文采用非线性面板平滑迁移模型(PLSTR)对样本期间内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间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金融相关率、贷存比以及投资比率对农业经济增长都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其中，在农村金融发展初级阶段，提高资金利用效率能够有效拉动农业经济增长，但提高农村金融相关率会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这一点与农村金融市场理论高度一致；而在农村金融相关率远超过门槛值后，农村金融相关率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将明显反转①，表明二者间的作用机制会随着普惠金融的推进而不断演变，这一结论与不完全竞争理论的观点高度耦合。
一、农村金融的涵义
从目前农村金融学科体系来说，农村金融是和城市金融相比较而提出的。农村金融感念的广泛使用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现在国内对农村金融涵义的理解主要包括以下观点：
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农村金融是主要涉及货币与信用关系，涉及农村范围的各种金融活动，和农村的经济活动有密切关联。例如：周志祥认为，农村金融是指一切与农村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有关的各种经济活动；丁邦石认为，农村金融是农村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的总称；陈立认为，农村金融是农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村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相关的总称，包括吸收农村存款、发放农村贷款、办理农村现金收付和转账结算以及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等业务活动。
有些经济学家提出，农村金融是发生在农村地区的资金流通、调剂。例如：巩泽昌认为，农村金融是农村货币资金的流通；丁文翔认为，农村金融是在农村中以及与农业有密切联系的各个领域组织和调剂资金的活动。这些经济学家对农村金融的定义主要包含所涉及的地域范围是农村地区，所关联的活动是资金流通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这两类观点基本上是相同的。首先，农村金融虽然其主要覆盖地区是农村，但它与城市金融具有共同的特性，两者紧密联系共同组成整体金融活动。其次，农村金融是依赖于农村范围的经济活动，所以农村经济的基本单位、基本内容和基本组织形式决定农村金融的发展。最后，农村金融活动的覆盖范围如同整个金融活动涵盖的范围一样包含货币和信用两个方面，但同时还具备其他金融活动一些不同的特征。
二、国内农村金融研究的主要观点
国内对农村金融发展的研究比较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农村金融进行探索。
（一）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主要由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金融等组成。但是却没有充分发挥支持农村发展的作用。一些经济学家指出我国目前的农村金融体系尚未形成完整意义上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结构。这些多种形式的农村金融组织却没有发育出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
姜凌（2006）认为，农村政策性金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农村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职能分工不明确；市场定位不清，越位和缺位问题并存；筹资方式单一，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
还有一些学者从农村金融组织的角度探讨了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所存在的问题。2007年中国农村金融需求与农村信用社改革课题组对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农村金融现状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农村信用社目前存在许多问题，包括对农村资金投放力度不够、信用社资本充足率偏低、不良贷款率高、股权过于分散、风险共担机制尚未形成、民主管理流于形式、试点改革在转制方面进展缓慢等诸多方面。
（二）完善农村金融体系的政策建议
部分学者从宏观角度提出了完善农村金融体系的政策建议。如：成思危认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目标模式应为：财政支持，市场运作；政策金融、商业金融和合作金融三足鼎立，各司其职；存贷为主，综合配套；法制健全，市场发育。农村金融改革要理顺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的关系，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金融的关系，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关系。还有一部分学者从微观角度提出了完善农村金融体系的政策建议。
夏斌、巴曙松等认为，农村不同类型的需求主体确定了其金融需求的形式、特征和满足金融需求的手段要求是不一样的；农村金融改革滞后，农村金融资源供给不足，当前应加快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并提出了具体改革方案：加强对一切涉农贷款的税收优惠；分类指导农村信用社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小额贷款机构；在贫困落后、交通不便的农村山区发展农村社区基金，弥补农村合作金融不足；建立农村资金回流农村的机制；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建立健全农户和乡镇企业的贷款抵押担保机制等。韩坚认为，当前农村正规金融不能有效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而民间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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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相对正规金融而言有较多的天然优势，但其发展受到压制。
三、国外农村金融研究的主要观点
近年来，国外关于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金融市场状况及供求关系，农村金融体系及供给主体以及农村金融的管理体制等几个方面。
（一）农村金融市场及其供求关系的研究
一些学者研究了农村金融市场及金融供给和需求的影响因素，较新的研究有：mire ·devaney和bill ·weber通过评估一个农村银行结构的动态模型，测试了美国的农村银行业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农村的银行政策必须持续地促进现行的和潜在的竞争。claudio ·gonzalez ·vega论述了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各经济主体的关系问题，并分析了解决此问题的主要手段即农村金融市场的深化。包括切实优化市场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政治环境，深化金融服务功能，扩大金融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改革发展中国家现行的金融监管方式，改进各项法规制度，完成金融结构调整。此外还具体分析了贷款难的主要问题在于正规金融的供给不足。
关键词：帕加诺模型；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农村金融；农村经济
中图分类号：F323.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3-0007-05
研究经济长期增长和金融部门发展水平之间的联系，实证研究中通常使用的经济理论模型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面关系的这一结论最先由戈德史密斯通过多国的金融发展数据统计得出。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了金融发展的程度，金融发展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又影响着经济的增长[1]。在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数据大多是以一个国家或是地区的视角进行采集的[2，3]。我国农村地区的金融发展既不同于我国整个金融发展水平也不等同于其他国家的金融发展程度，因此，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应该结合实际情况分析和处理。农村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市场化和金融化日益发展的今天，金融作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剂，在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中，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发展农村经济，必须使农村金融率先发展起来，以支持农村经济的增长。
一、模型设计及数据说明
（一）实证模型分析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最经典的就是AK模型，但是AK模型没有把金融因素单独表现出，而是把金融因素与制度因素，包涵在技术进步、知识进步和资源因素上面。帕加诺模型是将金融因素加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型，该模型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假设经济增长率是总资本存量的增函数，只要存在技术的因素，那么投入资本量的增加，就一定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可以根据帕加诺的观点，得出内生增长模型的以下形式[4]4042：
上式方程中，s=S/Y，表示储蓄率。方程加入了金融中介作用的因素，就很清楚地表达了一国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率是由一国的储蓄率、社会边际资本生产率和储蓄投资转换率作用的[5]342357。储蓄率s反映的是金融机构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金融市场的存在可以降低交易和搜寻信息处理信息的成本，通过信号作用可给储蓄者和投资者一个更好的收益，可以使稀缺的资金在社会上得到合理的优化配置。储蓄投资转化率反映的是金融市场资金运用的效率，比值越高说明金融市场的效率越高，类似于资金周转率，速度越高，越促进经济的增长。农村金融发展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进而推动农村经济增长。储蓄投资转化率θt反映的是银行或金融体系发挥金融中介功能的效率，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提高资本积累的效率，这种效率又能提高储蓄者的收益，两方面推动经济增长。另外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可以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向金融部门，提高了金融部门的竞争程度和经营效率，降低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6]251，252，而金融市场交易成本的降低又可以推动经济的增长。
因此，本文将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金融发展分为三个机制，即储蓄率、社会边际生产率以及储蓄投资转化率。
根据以上的分析，结果我国农村经济增长状况的具体情况，对影响经济增长的金融因素作以下分析：
1.储蓄率s的影响因素。影响储蓄率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居民的收入水平、实际利率水平、居民消费偏好、物价水平以及居民谨慎动机程度等。农村地区居民储蓄意愿不同于城市居民储蓄意愿，加上农村数据的可获取性，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该理论认为决定人们储蓄的主要因素是收入水平。后来，新古典学派认为基准利率的变动也是影响储蓄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本文选取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利率水平来反映农村居民的储蓄水平，所以农村金融市场中储蓄的影响因素可以表示为：
本文所采取的变量均为相对量指标，即比率指标，采用这样一种形式是因为这种指标可以表现出一种相对弹性的变化，也能反映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从统计角度出发，相对比率也能消除多重共线性对方程的影响，得出的统计结果更能解释实际情况。
（二）数据说明
对于指标的选取，涉及到的指标有农村第一产值，第一产业包括了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选取第一产业产值作为反映农村经济增长总量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对农村经济增长总量的大致估计，并且第一产业与农民收入密切相关，可以很好地反映农村真实经济增长情况，本文采用农村经济增长率的形式表示；一年期定期利率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相关数据；资本产出率比值使用投资比农村第一产值表示，农业投资理论上等于农业固定投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农业更新改造投资与农业贷款之和。
由于农村投资数据不易收集，简单用其中一部分可能会使数据失去经济意义，但是投资量因素在金融效率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农业投资90%以上的份额[8]33，34。所以，用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农村GDP比重表示边际资本产值率。全部数据来自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等。各指标数据见表1。
二、实证分析
（一）实证检验
1.平稳性检验。由于大多时间序列数据都是非平稳的，具有时间趋势的，在对时间序列进行实证分析中，其前提是每个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因此在对农村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各变量之间进行实证的一个前提就是先进行平稳性检验，消除“伪回归”结果[9]。对以上变量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通过检验发现各变量的原序列的ADF值均大于5%临界值，说明变量是非平稳性的，而经过一阶差分后，各变量的ADF检验都是平稳性的，即这些变量均是一阶单整过程I（1），可以采用协整方法进行检验。
2.协整检验。由ADF检验可以知道，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变量均为非平稳的一阶单整I（1）过程。但这四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协整过程，即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这种组合可以反映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的关系。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但由于Johansen协整是一种基于VAR模型的检验方法，因此在进行协整检验前，应该首先确定VAR模型的结构，通过对AIC的观察，我们采取滞后2阶的VAR模型，采用无趋势项但有截距项的向量自回归VAR（2）协整方程进行协整检验。
通过以上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由上面协整方程可以得出，农村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中的人均收入和储蓄投资比呈正向关系，与农村金融发展中的基准利率和社会边际投资生产率成负相关关系，人均收入是储蓄率的函数，因此储蓄率的增加可以提高居民的人均收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基准利率是储蓄率的函数，理论上讲，储蓄利率越高，人们更愿意将持有的货币放入银行以获取收益，因此，基准利率与储蓄率是正向关系，但是从实证中发现，基准利率并没有在农村储蓄中起到很好的作用，甚至是微弱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农村居民将货币放入银行的主要因素并不取决于基准利率，这也与农村利率被严重管制造成低利率现象有关，也与农户储蓄倾向以及社会习惯有关，农户储蓄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求得资金上的稳定保值，储蓄不具有利率弹性[10]；农村中社会边际资本生产率没有促进经济增长，这可能是由于农村投资的低效率所致。本文对投资的数据选取为我国农村固定投资资产，这种投资主要应用于农村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属于公共产品，只能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贷存比与农村经济增长有着长期稳定的关系，说明银行机构在农村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从农村每年的经济增长率的时间序列可以看出，农村经济每年都保持了平稳发展，农村金融的引入激发了农村经济增长的潜力，收入是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人均收入并不是金融发展的主要函数，它是金融发展的基本因素，只有收入增大了，才会提高储蓄率和投资量。国家一年期的定期利率的变化对农村经济影响并不大，真正要使农村借贷市场发展起来，首先要降低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农村借贷的门槛，放松农村利率管制，针对民间金融的借贷行为，要合理引导和扶持，民间金融的存在是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农村投资产出比的时间序列保持一个较低的水平（平均投资产出率为0.09），这种低水平首先表明农村金融发展的薄弱，微弱的力量不可能促进经济增长。在实证中可以看出，投资产出比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投资量在产出量中的比重太小，没有对经济产生影响。在以后的农村金融发展中，要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资，使资金向更有效的产业流动，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农村中的贷存比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说明农村储蓄的资金更多流向了农村贷款，但也有一部分资金流向到城市地区，其原因是在城市地区投资比在农村地区投资所承担的风险更小而收益更大。在以后的农村金融发展中，可通过对农户或农村企业进行信用担保、联合担保等方式降低投资资金的风险，使更多的资金流向农村地区，促进经济增长。
为了使农村金融发展能够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就必须对农村金融进行改革。为此，建议采取以下几点措施以促进农村金融发展：一是加快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进程，完善农村金融市场，在允许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发展的同时，鼓励和支持民间金融的发展，实现农村金融机构形式的多样化，多渠道促进农村贷款量的增加，有效促进农村金融体系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二是提高农村金融机构运行效率，促使农村储蓄更好地为农村地区资金提供支持，扭转由于农村金融体系效率低下所造成的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下降的趋势，减少农村资金的流失，保证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三是加强对农村投资力度，建立担保、保险公司，分散农村经济发展风险。担保、保险机制在农村的建立是农村有更多资金支持的前提，并且担保、保险等防范风险的机制在农村建立本身就是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壮大、加强农村经济市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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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金融；农村金融发展；交易视角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2-0008-06
一、引言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认为“概念在其展开的过程中就表现为理论，对术语的不断加细的定义过程就是概念的展开过程”[1](P57)。Martin Heidegger则指出学科“基本问题”根本就是不可能解决，研究者只是不断地理解这些问题，不断地重新提出这些问题，从而不断深化对整个理论的领悟[2](P3)。黄达在界定“金融”概念时指出：“一门学科，其最高理论成就往往就凝结在对于本学科的核心范畴如何界定、定义之中”[3](P113)。“农村金融”与“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金融学科两个最基本的概念和核心范畴。正确分析和准确定义“农村金融”与“农村金融发展”，不仅是农村金融理论研究首要的基础性工作，而且也是当前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加快农村金融发展必须首先解决的基本问题。
下面，依据“概念是反映客观现实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哲学观点，试图在分析当前农村金融理论和实践中，既有“农村金融”与“农村金融发展”定义的缺陷及其成因与影响的基础上，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方法，从交易视角重构功能意义的“农村金融”与“农村金融发展”概念内涵，深化对“农村金融”与“农村金融发展”的认识，为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建立概念基础。
二、既有“农村金融”定义的缺陷
准确定义“农村金融”是研究和解决农村金融发展问题的首要前提。文献分析发现，虽然农村金融在我国历史悠久，但“‘农村金融’作为一个概念被广泛运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4]。长期以来，在“金融，即货币资金的融通”的主流金融观①基础上，“农村金融”的内涵似乎只要给“金融”冠以“农村”就能自然地被定义出来。事实上，我国既有“农村金融”概念就是这样生成的②，即“农村金融就是农村的金融”[4]。这种看似简单明了，实际却是望文生义、同意反复的定义，不仅掩盖了农村金融的自身特性，使之失去了作为独立范畴存在的逻辑基础，而且存在两个明显问题。一是“农村的”指向不明。是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还是存在于农村地理空间的，从属于农村经济主体的，冠以“农”字招牌的，在农村从事业务活动以及其他兼而有之，等等，其内涵含糊不清。二是对“金融”的理解流于形式。不仅忽视了“对金融的定义，传统金融理论和现代金融理论是有区别的”[5]，“存在从不同视角对‘金融'所进行的规范性的论证”[3]，其表述林林种种，各不相同，“直到今天……尚无普遍被接受的统一的理论界定”[3]的事实。而且沿袭了主流金融观“金融，即货币资金的融通”，只是概括了金融活动的外表，却将其本质隐藏起来的形式化定义，“有‘望文生义’之嫌”[6]，没有深刻地认识到：“金融的实质其实并不是资金的借贷”，而是“财产（Property）的借贷或财产的跨时（Intertemporal）交易活动”[7]，“‘金融’就是信用转让”[8]的金融本质属性。显然，仅依此形式化的定义，难以把握“农村金融”的内涵，更难以进一步透视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本质和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的要义。概念是反映客观现实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农村金融”的本质蕴藏于农村金融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其定义实际上是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农村金融现实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依据这一认识，联系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实际，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导致上述缺陷的原因在于：1978年开始的中国农村改革，是在没有触动整体经济和金融体制背景下自发进行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后，改革的重心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便在政府主导下转向了城市和工业。虽然伴随经济、金融体制改革，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也从未停止，但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偏好的强烈驱使，农村金融改革始终没有摆脱计划经济时期工业和城市倾斜发展战略下的农村金融外生于农村经济的被动局面,改革的目标只是暂缓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经济矛盾。研究和认识“农村金融”的范式始终没有跳出计划经济和城乡“二元”金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7年第2期2007年第2期(总第146期)熊德平：农村金融与农村金融发展：基于交易视角的概念重构融背景下基于传统货币银行理论形成的以“农业”为对象、以信贷为特征、以人为认定身份、依靠行政手段赋予职能为标准、以地理意义上的农村金融机构为载体的机构范式(Institutional paradigm)，从而直接导致了“既有文献，对于农村金融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对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问题的分析，大多着眼于农村金融机构视角"，认为“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足”[9]，农村金融功能的发挥必须在现有机构框架下赋予其功能，进而通过其行为绩效判断其功能实现的效应，即遵循“机构―功能―行为绩效”的分析范式。然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建国以来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重构的不懈努力，并没有解决农村金融供给不足问题，反而导致了金融机构大量退出，这些都表明机构范式的“农村金融”难以成为求解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逻辑支点。而且这种分析范式的偏差、似是而非的定义，导致了将农村金融等同于农业金融，农村经济中的其它金融需求被忽视，农村金融理论和政策变成了单一的农业金融理论和政策。导致了将农村金融等同于农村金融机构，农村金融功能和农村金融机构相互混淆，把农村金融发展等同于单纯的农村金融机构增加，“并从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角度试图对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问题进行具体求解”[9]。同时，导致了将农村金融机构的界定等同于农村身份的人为认定，致使那些只有“农村”之名而无“农村”之实、甚至有悖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金融机构，也被认定为农村金融，致使农村金融政策缺乏有效的实施和传导载体，农村金融功能无法具体落实。此外，还人为地加剧了城乡金融分割的“二元”结构，农村金融职能被人为地限制在只有“农村”身份，而不一定具有相应意愿和能力的金融机构范围内，致使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画地为牢，金融机构间的市场竞争有失公平。结果是农村金融机构和政府之间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农村金融市场出现“逆向选择”，农村金融机构非农化倾向和农村金融资源外流严重，农村金融功能被弱化。可以说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理论和实际工作的一系列问题，都与“农村金融”缺乏科学界定有关。因此，选择恰当的视角和范式，科学界定其内涵十分必要和迫切。
三、交易视角的农村金融内涵
概念作为客观现实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是不同视角下的思维写照。选择交易③视角定义“农村金融”，是基于我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关系现实与经典理论相悖的事实④。在交易视角下，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遵循下列逻辑层次定义“农村金融”：（1）农村金融是一种交易，是分工和交换的产物。不同产权主体是其存在的前提，所有权的分散性与生产集中性的矛盾，风险能力和经营能力分布的不对称性，以及资源的所有和所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对称分布是其存在的基础。（2）农村金融交易规模是农村经济活动规模的函数，农村金融交易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而决定金融交易成本的主要因素并不是交易规模，而是交易次数以及交易双方的信息对称性程度。农村经济“规模收益”的存在和产权主体对“规模收益”的追求是农村金融存在和展开的内在动力。（3）在制度约束下，以信息为前提，建立在心理上的信任和安全感基础上的信用交易是农村金融的本质特征。农村金融交易实质上是交易主体通过对交易对象“合理性”的判断，即可能获得的收益与风险损失和交易成本的权衡，进行选择从而实现收益最大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重复交易和反复博弈形成的信誉，对信息披露和心理上的信任与安全感建立具有促进和放大作用，进而可以极大地减少风险损失和节约交易成本，推动农村金融这种信用交易的扩张。而且，交易双方的信息能力、风险能力、谈判能力等资源禀赋状况、最优化目标以及所受约束的有效性和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冲击，直接决定了农村金融交易的缔约过程和结果，进而决定农村金融发展。（4）全靠信用维系的农村金融交易，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使农村经济货币化金融化信用化，使信用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农村金融成为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5）农村金融交易的表现形式和组织方式只是农村金融的外在特征。农村金融机构是专业化的农村金融供给主体，其出现和发展是社会分工合乎逻辑的结果，而社会分工的演进又以市场范围的扩展为依据，农村金融机构作为依靠专门化知识、能力和信誉，提供“专家”型的中介服务组织，只有在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随市场扩大达到一定水平时才会变为现实。换句话说，只要真正具备农村金融交易的条件，并且这些条件能确保农村金融交易达到一定的规模，市场自然会诱导出相应的农村金融机构。相反，如果忽视农村金融交易的条件，人为地向农村经济系统强行输入某种新的农村金融机构，不仅不会带来农村金融交易规模的扩大，反而可能使这种农村金融机构陷入运转困境。由此可见，农村金融组织规模是农村经济活动规模的函数，农村金融机构作为农村金融交易的专业化供给主体，其本身数量的多少、规模的大小，现代化程度的高低并不必然与农村金融发展相对应，也就是说，农村金融机构存在的价值在于其农村金融功能的发挥，而不在于其数量的多少、规模的大小、现代化程度的高低，以及表现形式和组织方式的先进与落后。因此，“农村资金融通”只是农村金融外在形式的概括，而非农村金融本质属性。“农村金融”不论其数量、规模、现代化程度以及表现形式和组织方式如何，其本质都是信用关系制度化的产物，是不同产权主体基于信息、信任、信誉和制度约束基础上的信用交易活动，它通过信用工具将分散资金集中有偿使用，以实现“规模经济”，并通过组织这些活动的制度安排构成经济系统及其运动形式。农村金融系统是由资金的流出和流入方，连接二者的农村金融中介机构和农村金融市场，以及对其进行管理的中央银行和其它农村金融监管机构及其运行制度和机制共同构成的。它可以通过融通资金、传递信息、提供流动性支持等提高农村资源配置效率；还可以通过提供专业化服务和套期保值来有效地分散和降低风险。
可见，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实质是农村金融交易不足的问题[9](P314)，更进一步讲，是农村金融交易条件不足的问题。因此，农村金融发展的关键问题不仅“并不在于机构的简单增设，当着眼于交易水平的提高”[9]。因为“机构作为一种特殊的交易主体，其本身数目的多少并不必然与交易的规模相对应”[10]，而且针对农村金融交易特点的农村金融交易条件创造，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基于交易视角，农村金融形态的变迁应该“内生”于农村经济发展，只是其功能的实现形式。因此，农村金融的概念内涵在功能意义上表现为:（1）农村金融是具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功能的金融。农村金融作为“农村的”“金融”，在功能范式的认知框架下，是指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相对应、具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功能的“金融”，而不是被人为认定“农村”身份，或只为农业生产提供信贷服务的农业金融，或仅在农业和农村领域为自身需要而开展业务活动的地理意义上的农村金融机构及其组织体系。只有那些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交易需求，在分工和交换体系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组织体系才属于农村金融的范畴，即农村金融的交易功能决定了农村金融机构和组织体系的形态，而不是相反。农村金融的有效性不在于其机构的多少、规模的大小和现代化程度的高低，而在于其功能的发挥程度。换句话说，“只要能承担相应的金融功能，具体的金融机构形式则是无关紧要的”，“只有通过某种形式提供农村居民所需的金融服务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9]。（2）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与整体金融的交叉系统。农村金融从属于农村经济系统，研究农村经济问题应包括农村金融，研究农村金融问题，要考虑农村经济的影响；同时，农村金融又属于金融范畴，是整体金融系统中的一个单元，研究金融问题不能回避农村金融。同样，研究农村金融问题，不能不考虑整体金融的影响，农村金融系统运动既是金融系统运动的一部分，又是农村经济系统的一部分；既具有金融的一般特征，又具有与农村经济需求相一致的独特形态，是宏观经济环境下农村经济与整体金融双重作用的结果。（3）农村金融是内部功能和结构复杂多样的系统，农村金融的内涵既要从理论层面上根据整体金融状况和农村经济发展目标来理解，又要从现实层面上根据农村金融的现实状态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来理解。在理论上，农村金融应当包含一系列内涵丰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如储蓄、信贷、结算、保险、投资、理财、信托等，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金融组织体系，或者说和整体金融应该是保持一致的组织体系。在现实上，农村金融则是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具有自身特点的不断演化的动态结构。
四、农村金融发展的制度解释
“农村金融发展”在逻辑上既是“金融发展”在“农村金融”领域的延伸，也是“经济发展”⑤在“农村金融”上的体现。但简单地将“农村金融发展”定义为“农村的金融发展”或“农村金融的发展”无助于深入领会其本质含义。研究发现，和“农村金融”定义一样，我国既有"农村金融发展"也是在Raymond.W.Goldsmith“金融发展”⑥上冠以“农村”的简单定义。无疑，Raymond.W.Goldsmith范式的方法论意义是极为深刻的，这一定义侧重反映的是金融发展的数量方面，是基于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对“金融发展”外在表现的反映⑦，没有真正揭示金融发展背后的制度因素，与Von Mises和Hayck“发展就是分工和交换的扩张”以及Douglass.C.North“发展就是制度变迁”的新制度经济学观点并不一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还只是“增长”意义上的“农村金融发展”。
把握“农村金融发展”内涵，不仅要借助Raymond.W.Goldsmith范式，把握其“量”的方面，而且“金融发展应力求解说金融机制、金融制度总体如何发生变化，金融结构应包含金融制度、金融交易模式或交易机制”[12]。因此，还必须从交易视角深入到制度层面把握其“质”的方面。这样，可以在定义“农村金融”概念内涵基础上进一步定义，“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金融交易的扩张，农村金融交易扩张不仅表现为交易量和交易活动范围或空间领域的扩大，以及交易手段农村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而且表现为农村金融交易主体对交易的“规模收益”与风险损失权衡后的选择。在农村金融交易通过“规模经济”获得的收益大于交易的风险损失和用于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风险的交易成本之和，即农村金融交易的规模净收益为正时，农村金融交易就扩张。换句话说，农村金融发展是以规模净收益的存在为前提的，当农村金融交易的规模净收益为零时，农村金融发展停滞。因此，“规模经济”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原动力，风险损失和交易成本是对农村金融发展的根本限制。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规模经济”的收益和降低风险损失与交易成本。
农村金融交易的每一次扩张，都使得交易双方信息的不对称程度、交易的不确定性或风险随之加大，进而使交易的“信任程度”难以得到确认和保证，判断农村金融风险和收益的难度增加，农村金融交易成本增加。为降低交易成本，农村金融交易中的信任关系从交易双方发展到对交易对象农村金融工具的信任，从而推动了农村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而对不断出现的农村金融工具的“合理性”及其风险的判断，需要依靠具有专门化知识和能力的“专家”――农村金融中介机构来提供服务。这样，对农村金融工具的信任转化为对农村金融中介――“专家”的声誉和其专业化知识和能力的信任，农村金融交易中的委托―关系产生。信任程度越高，委托―效率越高，交易成本越低，农村金融的“规模效益”越好，农村金融规模净收益又进一步促进农村金融交易发展和扩张。为了持续维持这种发展和扩张，就必须监督和强化委托―中的信任关系，这种监督无非是“自我监督”、“双向监督”、“第三方监督”。这样，农村金融监管以及相应的规则――农村金融制度以及实施制度的专业化农村金融监管机构便产生了。农村金融便从原始意义上的农村金融活动，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农村金融体系――依靠制度增进信任，促进农村金融交易活动不断扩张，追求规模净收益最大化的资金集中、流动、分配和再分配系统。
分析农村金融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是由“特殊主义信用”⑧向“普遍主义信用”⑨的发展，实体经济中规模经济的存在和经济主体对规模收益的追求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前提；信息以及建立在信息基础上的信任、由信任产生的信用、持续信用形成的信誉是农村金融发展的根本；减少农村金融交易的不确定性，降低农村金融交易风险和农村金融交易成本的制度，是农村金融发展的保证。农村金融发展归根到底是农村金融制度的完善。
同样，在把握“农村金融发展”制度属性的基础上，还必须结合农村金融的功能、特征和所处的外部环境，从功能范式意义上理解“农村金融发展”。（1）农村金融发展的目标在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金融作为促进资本形成的重要方式，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农村金融发展就是要通过减少农业生产者的借贷成本，提供足够资金，改善其生产和生活条件；通过为其使用现代化技术提供资金支持，以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通过为其分散存在于生产和经营等过程中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以增进其农村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2）农村金融发展必须和农村经济发展保持适应。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发展，尤其是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主要面对的是大量的分散小农和农村中、小企业，不仅交易规模小、次数频繁、缺少担保或抵押，难以获得建立信用所必须的信息，而且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等特点，还要求金融服务简便、灵活、及时，加上农村经济尤其是农业投资周期长、收益低、不稳定、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并存、比较利益低下等特征，使农村金融的交易成本、资金使用成本和交易风险高，而收益又比较低。现代化的、有组织的正规商业性金融，不仅不愿意涉足农村金融市场，而且在追求规模经济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有效规避风险的制度和方法，还阻碍甚至禁止农村金融交易。因此，农村金融发展并不表现为金融机构、工具和制度的现代化，而是表现为与农村经济的适应性。（3）农村金融发展必须以政府行为的有效性为前提。农村金融需求往往因正规金融供给短缺和非正规金融成本过高而难以满足，农村金融交易的自我扩张动力不足，农村金融发展的市场机制失灵。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金融发展将处于低水平的均衡，进而进入相互抑制的恶性循环。因此，政府必须介入农村金融发展，使之超出“金融交易的扩张”的一般内涵。无疑，政府干预对早期的农村金融发展，尤其是重建并迅速发展农村金融组织十分有效。但金融展开其自身的内在逻辑，以及政府的“有限理性”和“看不见的脚”，必然使政府对金融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出现对金融发展的过度干预，进而越来越阻碍着农村金融发展，使农村金融发展因缺少有效的市场制度而停滞。因此，农村金融发展必须以政府行为的有效性为前提。（4）农村金融发展受到宏观制度环境的影响和冲击。“农村金融发展”尽管有其自身逻辑，但无法超越经济发展战略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而经济发展战略及其制度安排，取决于经济发展目标、资源禀赋和外部环境。在工业化的初期，工业化所需资金只能来自以农业和农民为主体的农村经济，农村金融发展必须服从工业化战略。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只是手段不同而已，前者是国家对金融实施控制的强制过程，后者是以金融自由化为特征的市场自发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讲，工业化过程中农村金融发展外生于农村经济发展。但经济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尤其是农业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依赖，农村金融发展的上述过程并不能持续，农村金融发展必须保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这样，内生于农村经济的农村金融也必然客观地存在，“二元金融结构”就变得十分自然。内生于工业化战略的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因其和农村经济发展目标不一致，就会不断要求政府压制农村经济内生出来的非正规金融，进而在城乡金融呈现“二元”结构的同时，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也表现出“二元”特征。除此以外，政府对金融发展的审慎态度和外部金融发展后果的影响，也通过政府的金融制度安排影响着农村金融发展。我国建国后的重工业和城市倾斜发展战略，以及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在农村金融发展上的现实表现，都是理解“农村金融发展”内涵的最好的例证。
注释：
①王绍仪（2002，P114）：“金融就是货币资金的融通，指通过货币流通和信用渠道以融通资金的经济活动”；《辞源》（1915版）：“今谓金钱之融通曰金融，旧称银根”；《辞海》（1936版）：“monetary circulation谓资金融通之形态也，旧称银根。”《辞海》（1979版）：“货币资金的融通，一般指与货币流通与银行信用有关的一切活动”；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1986）也把相当于我国金融的“FINANCE”定义为：“The system that includes the circulation of money，the granting of credit，the making of investments，and the provision of banking facilities”。
②农村金融“就是农村的货币资金融通”（巩泽昌，1984：P4-20；张琳，1984：P1-10）;“是一切与农村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有关的各种经济活动”（丁文详等，1988：P47）;“是货币、信用、金融与农村经济组成的‘融合体’”（舒子塘，1989：P10）;“是农村货币资金运动中的信用关系”（王世英，1992：P1）;“是以信用手段筹集、分配和管理农村货币资金的活动”（李树生，1999：P29）;“是指农村货币资金的融通”（王绍仪，2002：P115）等等。
③本研究中的“交易”是新制度经济学意义的“交易”，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行为，是制度分析的基本单位，本研究中交易可以理解为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主体之间的交互行为。
④根据经典经济学理论，市场需求可以诱导出相应的市场供给。而长期以来中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关系的基本事实，一直是农村金融供给不足，“一直没能由农村经济系统成功地内生出相应的金融服务机构和相关制度安排”，“决策层可以允许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而不能容忍个体金融和民营金融的发展”，内生的农村金融不仅一直没有很好成长起来，而且“其发展的不规范与过度失序为其后的严厉管制与取缔提供了口实”（张杰，2003：P311）。
⑤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是指伴随着经济、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等全方位变革的经济增长，不仅意味着产出的增加，而且意味着随产出增加而出现的产出与收入结构以及政治、文化等制度因素的变化。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以往对经济发展原因的研究都集中在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及专业化与劳动分工等方面，而这些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一种能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Douglass C.North,1990）。奥地利学派的Von Mises和Hayck等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发展就是分工和交换的扩张，即哈耶克称之为“合作秩序”的市场制度扩展或演进过程。在当代，“经济发展”又赋予了“追求生活质量、可持续性、公平分配和民主参与”的内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文发展”的概念。
⑥Raymond.W.Goldsmith（1969）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将金融现象归结为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结构。认为金融结构是一国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及其相对规模的综合，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研究金融发展必须研究金融结构，并尽可能从数量关系上描述，而不是满足于对金融与经济关系的描述性说明。
⑦R・I・Mckinnon和Edward.S.Shaw（1973）则将Raymond.W.Goldsmith的“金融发展”称之为“金融增长”。彭兴韵（2003：P181）把金融发展界定为“金融的功能不断得以完善、扩充并进而促进金融效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动态过程”。
⑧指建立在对特定交易者或交易物人格化信任基础上的信用，由于建立信任的前提信息，一般是通过血缘、亲缘、情缘、地缘、业缘等特定关系获得的，所以，这种信用基础上的农村金融通常只发生在某一特定的狭小范围，可以主要依靠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来保障。
⑨指独立于交易者或交易物身份特殊关系的，建立在对非特定交易者或交易物信任基础上的信用，由于建立信任的前提信息，一般是在外在力量有效的监督、强制与激励约束下获得的。所以，这种信用通常可以在一个较广泛的范围发生，其范围大小受制于外在力量监督、强制和激励约束的有效性，必须主要依靠法律规章和政策等正式制度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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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Finance and Its Development: Definitions Reconstruction
at the Angle of Trade XIONG Deping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并于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随着我国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显现，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使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和谐与公平开始受到拷问，并可能最终影响我国未来构建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近年来，各级政府都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但整体看效果并不理想。近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大多聚焦“三农”问题，并且将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显然，我国正处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关键时期，因此需要正确理解农村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清醒地认识存在的问题，有的放矢地建设农村金融体系，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顺利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构建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按照传统经济学逻辑，金融内生于经济发展战略，农村金融是为了有效地动员农业、农民和农村的经济资源和经济剩余(林毅夫等，1994)。因此，过去农村金融为了服从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成为向工业和城市输送农村经济资源与剩余的管道(温涛等，2005)。从这个意义来讲，我国的农村金融并非内生于农村经济，其发展也不可能沿着自身内在的逻辑展开和扩展，而是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显然，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体系不仅不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反而极有可能会抑制农村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困境就在于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关系的失调(冉光和，2008)。因此，在新形势下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重新理顺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构建新型农村金融体系，促使和保证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丁志国等，2011)。
关于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中，King和Levine(1993)指出发展我国家政府提供的低效率农业信贷投入对农业增长产生了制约效应，这一经验证据表明政府参与的农村金融活动实际上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传统经济理论指出由于政府干预的存在市场很难达到有效，这对于农村金融市场同样成立。正如Burgess和Pande(2002)基于印度1961—2001年银行业政策调整阶段数据所得出的结论:印度农村银行业改变了农村的生产活动和雇佣行为，进而使贫困减少和产出增加。由此，撇开外部政策干预，农村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支援农村发展，然而这仍然依赖于农村金融市场整体的活跃程度。针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何广文(2001)认为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不能适应农村金融需求，当前农村金融体制明显阻碍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张兵等(2002)和安翔(2005)分别对我国农村金融深化的绩效和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但由于他们的研究都是在没有对数据平稳性进行检验的情况下直接进行的回归分析，因此所得出结论的可靠性值得推敲。朱喜和李子奈(2006)、杨栋和郭玉清(2007)分别实证研究了农村信贷效率和农业信贷效率，但研究的视角主要是基于传统农业内部，不涉及农村经济的其他方面。谢琼等(2009)研究了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结论认为农村金融制度在结构和功能上与农村经济发展目标存在偏差。我国西部农村地区1978—2008年的数据表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结构以及投资水平有助于农户收入的增加，而农村金融效率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抑制作用(贾立和王红明，2010)。事实上，之所以出现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效率显著负向影响农民收入增加源于该区域农村金融整体效率偏低。黎翠梅和曹建珍(2012)的研究就直接指出我国农村金融效率区域差异明显，东部地区的农村金融效率总体高于中西部地区。温涛等(2005)、余新平等(2010)实证研究了我国金融整体发展、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
张敬石和郭沛(2011)进一步基于VAR模型考察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村金融规模不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而农村金融效率则有助于缓解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局面。总体而言，关于我国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影响的现有文献为这一问题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尚缺少一致性结论，尤其缺少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影响路径和影响效果的深入研究。本文基于经典理论模型，选取1978—2010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基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采用协整检验、Grange因果关系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研究我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而科学甄别现行农村金融体系的效率，回答农村金融是否真的有效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为保证有的放矢地发挥农村金融在现代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以及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数据支持。
二、我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影响关系的基本判别
为了有效刻画和判别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基本现状，分析农村金融发展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验证农村金融是否真正有效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本文选取了农村实际人均增加值、农村投资比率、农村金融相关率、农村存款比率和农村存贷比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和计量回归，指标说明及其处理见表1。有效识别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路径，并剖析两者发展态势的背后动因是分析相互影响机理的基础，因此本文首先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指标进行了对比描述和统计分析。图1描绘了我国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与金融信贷的基本状况。从图中可以看出，1978—2010年我国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与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基本保持趋同的增长趋势，说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确实随着农村产出的增长呈现同步提高，农村金融市场与农村经济发展保持双向协同。然而对比农村存款和贷款的变动趋势来看，虽然两者同样保持了较明显的增长态势，但农村存款和贷款之间的差额却逐步放大，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信贷供求不协调的基本现状，同时也暗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信贷结构为了进一步分析农村金融体系调整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本文在图2中给出了农村金融市场信贷和投资状况与人均实际增加值变动的趋势分析。由表1可知，农村金融相关率(fir)、农村存款比率(ck)、农村存贷比(cd)和农村投资比率(tz)都不同程度地剔除了农村产出增长所引起的结构变化，因此图2中对比给出的农村人均增加值与农村信贷投资结构变动趋势能够更准确地反映我国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发展的基本关系。从图2中可以看出，相比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的稳步增长趋势，存款比率虽然较平缓，但仍表现出较明显的协同增长趋势，说明我国农村储蓄率处于较平稳的增长态势。投资比率所表现出的平行趋势表明我国投资产出效率在考察期间并未出现显著的调整，其推动农村经济增长的功效有限。图2结果进一步显示，金融相关率和存贷比具有明显的波动特征，且两者呈现此消彼增的特征。相对而言，金融相关率反映了我国农村整体金融市场规模，而存贷比则一方面反映了投资转化比率，另一方面反映了农村金融市场的信贷结构。不难发现，金融相关率虽波动较剧烈，但基本趋势随着人均实际产出而增长，说明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市场规模基本保持平行发展。而存贷比的变动趋势表明我国农村储蓄投资转化率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可能与政策调整和政府扶持力度相关。另外，1990—2010年存贷比处于增长趋势，说明我国农村信贷结构正朝着不协调方向转化，这可能影响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支撑功能的实现。总体来看，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相关指标虽并未完全一致地与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变动趋同，但是总的趋势可以表明，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特征。#p#分页标题#e#
三、我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相互影响关系分析
上述基本判别的结论表明，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金融确实对农村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此需要借助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一)模型设计及数据选取
为了有效测度金融发展对产出的影响，Pagano(1993)引入了简化的内生增长模型———AK模型，以表示产出与投资存量之间的相关特征。由此，Pagano指出金融可通过影响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以及投资的产出效率影响经济体的产出模式以及结构。事实上Pagano所提出的结论已被大量学者的经验结论所验证，然而这里忽略了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体系之间内生的相关性。按照经济学理论，理性人对储蓄和消费的决策取决于其财富基础，其中收入是财富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而收入本身又受到经济产出和价格体系的影响。金融虽会显著影响经济体的增长模式，但其在本质上又依赖于经济增长，因此单纯考虑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忽视两者存在的内生相关性，其所得结论虽反映了经济系统的部分信息，但是信息的有效性和可信性值得推敲。为此本文基于Pagano(1993)所提出的结论选取了反映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相关指标，并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测度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内生相关关系，真实反映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共生依赖的事实。本文数据选取区间为1978—2010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自于《新我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历年《我国统计年鉴》、《我国农村统计年鉴》及《我国金融年鉴》，数据处理采用EViews6.0。数据指标的选取与处理参见表1。按照基本的操作步骤，本文首先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了检验，并基于平稳性结果实施了协整检验，以确定农村经济发展变量与金融发展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明显的稳定长期相关关系;而后则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等手段考察两者的相互影响机理。
(二)结果分析
表2给出了实证过程中的平稳性和协整检验结果。鉴于前文分析和引述中指出金融相关率与存款比率两者在反映的基本信息方面存在交叠，且两者在统计上具有明显的相关性，本文构建了两个不同的变量组以更好地刻画和检验变量之间的关系(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共同服从单位根过程”还是从“个体服从单位根过程”假设出发的验证结果均表明组别1和组别2中变量的原始序列都显著服从单位根过程。进一步对变量组内一阶差分后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显示，一阶差分后的变量组服从平稳过程，说明组别1和组别2内变量都服从一阶单位根过程，因此存在协整的可能性。在表2的下半部分结果中，对组别1和组别2存在协整关系个数的验证结果表明，组别1和组别2均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组别1和组别2各自变量间存在长期相关关系，其对应协整方程为:rpgdp=－7．52tz+49．86fir－24．03cdLoglikelihood=154．9(3)rpgdp=19．16tz+74．06ck－16．24cdLoglikelihood=175．2(4)从公式(4)和公式(5)给出的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即农村金融发展通过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比率、投资产出比率等途径与农村经济发展相互影响。对比方程(4)和方程(5)可以发现，由于在两个方程中分别以fir和ck反映农村储蓄率，进而影响了投资比率影响农村产出的性质，这是因为fir中包含了贷款部分，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村贷款，因此投资比率在两个组别内的系数性质发生了改变。总体而言，农村储蓄率正向影响了农村经济增长，而存贷比这一反映农村储蓄投资转化比率的指标则负向影响农村产出增长，并说明了农村信贷结构的恶化将有碍于农村经济增长的事实。
通过平稳性和协整检验分析可知，本文所选取变量不能直接进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估计，但可以运用Granger检验变量之间短期的因果相关性，并选择误差修正模型(ECM)测度变量之间长短期相互关系，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测度变量之间的相互冲击影响效应。鉴于篇幅和阐述的必要性，本文在此略去对误差修正模型回归结果的描述，仅以Granger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来反映回归分析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判断结果。表3给出了农村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相关指标的短期因果检验。从表中可以看出，除了“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是投资比率和存贷比的Granger因”的假设在5%的置信水平下成立外，其他假设均在可接受的置信水平下拒绝了农村经济增长同金融发展的因果关系。然而从上文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农村金融发展同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长期稳定关系，只是短期内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彼此的相互影响关系存在一定的“惰性”，即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效应滞后，如表3中投资比率、金融相关率、存贷比以及存款比率对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的检验结果。不过表3中不显著的Granger因果关系也恰恰说明短期内部分金融发展指标外生于经济发展，这源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完善进度缓慢，整体发展速度相对滞后。显著成立的Granger因果关系进一步印证了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给出的结论，即农村经济发展在长期和短期内都与农村金融发展产生一定的相互影响，两者具有明显的内生交互效应。从图3所反映的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相互冲击路径可以看出:
(1)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对来自投资比率的单位冲击反应迟缓，且从总体效应上来看，投资比率对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的影响效应为零，这说明我国农村整体投资效率处于“瓶颈”阶段，其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程度有限，如何有效转变当前农村投资效率低下局面成为政府决策的问题之一;投资比率对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的单位冲击虽在初始表现出负向调整，但后续则保持持续增长趋势，这说明农村经济发展短期内虽会降低投资比率，不过有助于经济发展推动投资产出效率的提高。但是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本身虽会持续推动农村投资的增加，也会变相降低农村投资的产出效率，进一步凸显农村投资效率“瓶颈”问题。
(2)存款比率的正向冲击显著提高了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且这一趋势会由于农村居民储蓄余额放大的存在而持续，这表明农村可用信贷规模真实影响了农村经济增长，不过这一过程需要考虑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比率;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的正向冲击使存款比率下降，表明模型中未包含反映农村消费变动变量所造成的缺陷，即农村经济发展会适度地影响农村居民传统的消费观念，进而影响农户的储蓄倾向。#p#分页标题#e#
(3)存贷比的正向冲击降低了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虽然实际增加值对这一冲击的反应具有2～3期的时滞，但是这种负向影响会持续存在，进而说明农村储蓄投资转化比会显著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储蓄投资转化比的提高会推动经济增长，而这也暗含了农村信贷结构合理配比会改善农村金融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信息;来自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的冲击会使存贷比在1～3期出现大幅度下降，即经济发展会改善农村储蓄投资转化比率，调整和优化信贷结构，其效应在第4期达到峰值，但该种效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趋近于零。这说明经济增长本身对信贷结构或投资转化比率的反馈效应具有时效性。总体而言，农村金融发展通过储蓄比率影响农村市场的信贷规模，并通过储蓄投资转化率影响实际投资规模，进而通过投资的产出效率影响农村经济增长，而农村经济发展本身则会对农村金融发展产生反馈效应。基于协整和Granger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的结果均验证了上述结论，而方差分解的结果也表明在20个年度的考察周期内，金融发展指标对经济增长指标波动的解释能力达35%，经济增长指标对金融发展指标波动的解释能力平均为20%。由此证明了农村金融发展同经济增长内生于农村经济系统的事实。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户；经济行为；开发性金融
［中图分类号］F3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8-0131-02
中国农村金融问题是长期以来一直困扰学术界的长青话题,不仅是由于农业自身的生产特点,使得商业性银行不断地撤出农村市场,导致农村金融供给不足,更是由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形成的特殊的农户经济行为,给农村金融制度的安排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本文就从农户这一农村市场的微观主体,同时也是农村金融市场上的需求方,作为研究农村金融问题的逻辑起点,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结合当前农村金融创新的实践,提出构建适合农民经济行为的新型开发性金融支持体系理论主张。
1 传统农户经济行为理论与金融支持
1.1 道义小农理论与政策性金融支持
俄国学者恰达诺夫认为小农家庭经营方式的特点,是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生产要素,依靠自身劳动而不雇佣劳动,其产品主要用于自身消费而不是在市场上出售追求最大利润,在此机制下,小农投入的劳动量主要以主观评价的辛苦程度和新增产品消费带来的满足感决定。因此,其经济行为不能用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解释。在50年后,美国经济学家J.斯科特秉承了恰达诺夫的观点,提出道义小农命题。他认为“生存伦理”和“安全第一”才是农民基本的生活原则,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道义小农的经济行为是非理性的,不会为追求最大利润而进行新的投资,而是试图维持当前的经营规模。此时,小农的融资行为主要用于临时周转和消费,偏好内源融资或向亲朋好友融资。在进行金融安排时以合作金融为主,合作金融的特征(自愿性、共济性、非营利性、民主管理)充分反映出与此种小农的相容性。而在斯科特看来,小农的非理性主要由其生存环境造成,政府应该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为小农提供风险分担机制和社会保障体系。金融制度安排也应以政策性为主。
1.2 农民企业家理论与商业性金融支持
与斯科特等悲观理论相反,舒尔茨认为小农是理性的。他认为农户就像企业一样,而农民就相当于企业家。小农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并且小农是传统技术条件下有进取精神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有利可图的生产机会和资源的人。对于传统农业中的小农而言,一旦有经济利益的刺激,小农就会因追求经济利润而创新,从而改造传统农业。后来,波普金又进一步拓展了舒尔茨的观点,认为小农是一个在权衡了长短期利益及投资风险之后,为追求最大利益而作出合理生产选择的“理性的小农”。既然理性小农的融资目的是追求投资利润最大化,则相应的金融安排应该是商业性的。政府不应过多的干预金融市场。
1.3 “拐杖命题”与金融失效
黄宗智通过对前两种理论审视和评判,以及对中国农民的大量实地调查基础上形成了“过密化理论”。他认为农户家庭在边际报酬十分低下的情况下仍会继续投入劳动,可能因为农户家庭没有边际报酬概念或农户家庭受耕地规模制约,家庭劳动力剩余过多。由于缺乏很好的就业机会,农民劳动的机会成本几乎为零,即使城市有较好的就业机会,由于小农对土地的依恋,生活贫困的小农也不愿意成为雇佣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黄宗智提出了一个等式：小农收入=家庭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借此他提出著名的“拐杖逻辑”。所谓“拐杖逻辑”,简单来说就是,在小农的两部分收入中,家庭农业收入可以比做人的两腿,非农业收入好比拐杖,而拐杖总是在两腿不太好用的时候才能派上用场。这时,无论是政策性还是商业性的金融制度安排都难以在农村金融市场单独发挥有效的作用。
2 现代中国小农经济行为特征与金融支持
2.1 现代小农经济行为的“条件理性”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非农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大,“黄氏理论”已无法解释这种现象的出现。虽然,转型时期中国农户的经济行为具有复杂性,但总体上表现出各种约束下的行为理性,即“条件理性”。具体而言,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兼业农民不断增加,不论是采取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户,还是以外出打工为主的农民工,都以家庭的收入最大化来使用农户自身的资源禀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农民开始表现出理性经济人的特征,尤其是沿海一代的农民行为基本上适合于舒尔茨的理论。在落后地区,农户虽然有“非理性”行为,但这主要是因为受到制度和资源约束,如由于缺乏担保抵押物品,小农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缺乏使农户无法作出与风险相对应的最优化决策等原因造成的,但其行为本质依然是理性的。正如林毅夫所指：“被用来证明小农行为不是理性的典型事例,通常都是具有城市偏向的人在对小农所处的环境缺乏全面了解的情况下作出的论断。如果能设身处地的从小农的角度考虑问题,则可以发现这些被认为是不理性的行为恰恰是外部条件限制下理性的表现。”
2.2 国家开发性金融支持的实践及缺陷
由于农户微观主体的复杂性,就要求金融支持体系的综合性。一方面,农户行为是理性的,那么金融支持体系应该是商业性的,即资金使用商业化；另一方面,农户受到多种约束和对风险的厌恶,金融支持体系又要体现一定政策性。纯粹的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都不能完全满足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多元化金融需求。因此,农户在中国特定的制度安排下所表现的经济行为特征是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重要原因。为提高国家政策性银行对农村金融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区别与商业性金融单纯以逐利为目标的运营特点,开发性金融创新即在农村金融实践中催生的一种新型的金融制度安排。所谓开发性金融就是以实现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目标为己任,以商业化的运作方式管理资金,通过融资方式弥补制度缺损和市场缺损,是为同时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而产生的一种金融理论。
但是,开发性金融在实践过程中依然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制度缺陷。首先,单一的资金来源和单向资金流动难以满足农村市场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当前的开发性金融是以国家政策性银行作为资金的唯一来源,通过借贷平台向农村提供金融支持。虽然,这种政策性的金融变种通过政策性资金的商业化运作可以避免“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但是仅依靠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是难以满足农村金融市场对金融的旺盛需求,同时这种只贷不存的金融体系设计难以实现资金的循环利用,无法形成农村金融市场顺利运作的长效机制,并且容易受经济波动的影响,在经济紧缩的年份,开发性金融支持的资金缺口就会难以满足。其次,当前的开发性金融设计不能满足农户多元化的金融需求。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必然引起“马太效应”,即资金从农村重新流回城市,或者向农村龙头、优势企业集中,导致一般的中小企业在缺乏担保的情况下难以得到贷款,同时也无法满足广大小农消费性、临时周转性的小额资金需求。
2.3 构建新型开发性金融支持体系
所谓新型的开发性金融支持,是通过政策性资金的驱动,发挥商业金融存贷款优势和民间合作金融的互助优势,以政府、企业、农户三方共同出资的担保公司为依托,建立以合作金融为主导,商业金融为辅,政策性银行全面参与的新型开发性金融支持体系。
新型的开发性金融支持体系在操作过程中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组成：首先,政策性银行每年以低息贷款资金充实商业银行的“三农板块”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准备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每年只需支付一定的利息即可作为自有资本金运作,通过吸收存款,低息发放贷款,服务于“三农”。其次,在政府、企业、个体户共同出资成立的担保公司向银行出具担保承诺的条件下,个体户和企业通过反担保的形式向担保公司提供各种形式的担保,同时接受商业银行的贷款。最后,针对普通农户的消费、临时周转资金,可以通过村委会的信用评级向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获得信用额度内的贷款。
新型的开发性金融支持的优势在于通过利用商业银行的资金和存贷,使“三农资金”重新服务于“三农”,做到取之于农,用之于农。通过双层担保机制确保贷款资金的安全回收。通过利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充分调动社会资金,发挥合作金融自愿、互助的优势,为广大农户解决贷款难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国家可以通过调整政策性银行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贷款利息和贷款规模,有效的控制金融供给,实现金融一体化。
参考文献：
［1］张杰.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结构、变迁与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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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
［4］李志辉.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开发性金融支持(DFS)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07(11).
［5］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及出路［M］.上海：上海科学出版社,1992.
关键词：金融联结；农贷模式；正规金融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7-0099-05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面对信息不对称下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金融冲突，基于一次性博弈和匿名交易等假设，正规金融机构按新古典市场的基本原则要求农户提供抵押品或担保。这样一来，那些拥有“软信息”且缺乏抵押品的农户特别是贫困农户便遭遇到金融排斥(世界银行，1989)。协调不同主体的预期并实现资源的最优动态配置是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市场失灵使农民失去了通过正式金融市场来优化跨期配置资源和实现最大化效用的机会。在中国的2.4亿个农民家庭中，只有15％左右的农户能从正规机构获得贷款，其余农户依赖于非正规金融(陈锡文，2004)。2006年实施的农村金融新政使农村地区初步建立起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但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导致这种情况的基本原因是：政府所倚重的正规金融有资金优势但因无成本效率而难以向下适应；发挥重要作用且内生于农村的非正式金融却因金融风险担忧等因素而被管制。
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固然重要，但微观结构设计也必不可少。要扩展农村金融服务，需要基于既有组织体系，但又要通过微观结构创新、探索市场化的农贷模式。“金融联结”因融合正规金融和乡村中介优势互补而得以将机构贷款投入到农村，并实现金融机构的财务可持续。这种信贷模式在印度等许多国家获得广泛成功，发达国家也大量存在，我国亦初现端倪。然而，现有研究对金融联结理论机理之认识，仍然局限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不完全竞争市场范式；对其实践绩效的分析，也存在诸多误区。基于此，本文在文献梳理基础上全面归纳金融联结的理论机理，辩证分析实践绩效；根据一般原理，基于中国情景，提出建议。
二、金融联结的现实背景：传统农贷模式的失败
(一)资本转移理论与农业信贷补贴模式
传统理论认为：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民缺乏储蓄能力，农业的高风险性(系统性风险)使其难以成为商业银行的融资对象。既然农村金融的基本问题是资本转移，那么就应该从农村外部注入政策性的资金和建立非营利性的金融机构从事资金分配；政府以补贴方式向农户提供贷款，并尽可能消灭职业放贷者(Marie Luise Haberberger，Ramakrishna，2006)。“二战”后，在金融抑制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根据上述理论主张来设计农村金融制度。这些政策一定程度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但由于理论假设前提与现实偏离较大，实践绩效也差强人意。它使官方信贷的分配偏向于照顾富裕的大农户，穷人难以成为受益人(速水佑次郎、拉坦，1986)，金融排斥问题更加严重。农户贷款利率不降反升，放贷者仍控制农村市场(Bell，1990)。同时，由于无法通过吸收农民储蓄来获取资金来源，农村信贷机构普遍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Avishay Braverman，1991)。现实表明，资本转移理论及其具体形式即农业信贷补贴理论被证明是虚幻原理(The Falsification Principle)(K.R.Poppe，1959)。
(二)世界银行学派与纯市场模式
信贷补贴模式失败之后，在以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冯・皮司克为主的俄亥俄学派和麦金农・肖的金融发展理论(1973)双重影响下，基于自由运作经济哲学的农村金融市场论成为主流理论。与信贷补贴理论观点相反，该理论认为，农民以及贫困阶层具有储蓄能力，农村金融市场充满竞争；只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减少政府干预，实现利率市场化，农户贷款问题可以在金融深化过程中得到解决。
因认识到农民储蓄能力和对市场机制的强调，该理论有一定意义。然而，它假设农村市场充满竞争不过是一时的天真，其实践也必然是“市场幻象”(Hulme and Mosley，1996)。金融自由化促进金融深化，但金融机会的配置更有利于城市居民。在印尼和拉美，因储蓄资金大量流入中心城市，农户贷款问题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反而恶化了(Lensink，1996)。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所进行的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导致农村资金持续外流和贷款供给不足的状况也进一步加剧了农民贷款难问题(徐忠和程恩江，2004；田力，2004)。
(三)不完全竞争理论与政府干预模式
导致信贷补贴模式和纯市场模式的相继失败原因有很多，但有一个是共同的：忽略了农村信贷市场微观结构及其内在机制，这促使学者开始重新思考此重要问题。通过规模经济、声誉机制和信息不完全等渠道，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实施信贷补贴模式的结果将是恶化农户贷款条件并导致信贷配给(Hoff and Stiglitz，1990)。当市场是不完全竞争且面临着不完全信息时，如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就不可能无法培育出一个社会所需的金融市场。既然市场过程传递了那些不为自发的学习者所知道的知识(Kirzner，1979)，那么政府就应该通过合适的方式促使商业银行去利用农村金融市场的局部知识。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出现使得学者对开始从演化经济学和市场过程的角度去深入研究乡村中介的比较优势和农村信贷市场的内在机制。
三、金融联结的理论机理
(一)金融联结的理论机理
按照新凯恩斯主义的思路，不完全竞争范式主张采用诸如政府适当介入及借款人的组织化等非市场要素来弥补金融市场的失灵(Stiglitz and Weiss，1981；Stiglitz，1989)。虽然它并没有对如何利用农村信贷市场的私人信息与局部知识提供多少创见，但它使人们认识到调整金融制度，充分利用乡村中介的优势来传递机构信贷的重要性。尤其是，它对借款人组织化的重视促进了微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具有连带责任的团体贷款(小组贷款)能有效地解决逆向选择问题(Ghatak and Guinnane，1999)和道德风险(Besley and Coate，1995)，它也通过格莱明乡村银行的实践而在孟加拉取得广泛成功。小组贷款被其他国家大量模仿，但因导致邻居关系紧张等原因而效果不佳。微型金融机构的经验表明了充分利用民间信用关系等农村金融市场内在机制的重要性，其教训则告诉人们，消除贫困贡献最大的不是贷款也不是储蓄，而是建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机制(Gul-
li，1998)。它表明了以市场化方式，实现两部门的合作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来自于银行所没有的优势即乡村中介的信息与契约实施优势。
信息不对称、缺乏适宜的担保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高交易成本是限制正式金融机构扩展农村金融市场的主要因素(Beslay and Coate，1995)。这些因素对内生性的民间金融来说并不重要。民间金融内生于农村经济，是农民因应形势，自发创造出适合自己需求的金融制度和工具，它是在农村信用文化的内生机制启动下“不知不觉”形成的，不存在人为刻意雕琢的痕迹。内生状态一般包含着较为完备的金融激励、创新、约束和努力机制，从而能够持久地对金融成长起着内在的推动作用(郑耀群和曾凯，2007)。农村民间金融的内生性使其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凭借信息(刘民权，2003)和监督(Udry，1994)能力，它们可以有效防止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林毅夫和孙希芳，2005)。通过使用土地使用权抵押、房屋抵押、劳动抵押、田间未收割的青苗抵押、未采摘的林果抵押、活畜抵押等各种灵活的抵押条款，乡村中介能够较好实施信贷契约。Calomiris andRajaraman(1998)研究发现，非正规金融市场上相对充分的信息以及隐性抵押等减少违约风险。作为隐性担保机制，基于社会联系而产生的社会担保(Bes-ley and Coate，1991)、互联易和基于重复博弈而产生的声誉机制(Schreiner，2000；高艳，2007)进一步增长了信贷契约的自我实施性。Aleem(1990)发现，在巴基斯坦，民间金融的贷款违约率为2％，而正规金融机构贷款违约率则高达30％。
既然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之间存在天然的互补关系(刘民权等，2003)，而正式金融机构也无法找到一种能够替代机制来解决金融冲突，那么就有必要对金融制度进行战略调整(Seibel，1997)，通过金融联结(Financial Linkage)来扩展农村金融服务(Pagura and Kirsten，2006)。根据专业化分工原理，借助于金融联结，通过将筛选、监督等环节委托给乡村中介，正式金融机构得以节省信息、监督(Jain，1999)和契约实施等交易成本(Adel Varghese，2004)。
(二)金融联结的形式
金融联结主要有两种形式即水平联结和垂直联结：前者是指通过正规金融部门的溢出效应向农户传递信贷，后者是指正规金融部门通过乡村中介的合作向农户提供贷款。垂直联结又包括三种形式：正规金融与专职放贷者的联结、正规金融与捆绑信贷的联结和正规金融与小组金融的联结(Ghate，1992)。按乡村中介划分，垂直联结有四种模式：银行－放贷者－农户、银行－互联易－农户、银行－NGO－农户和银行－SHGs－农户(米运生，2010)。垂直联结按功能可分为直接联结和便利联结。直接联结是指正规金融机构先将信贷批发给民间中介，后者再以零售方式转贷给农户或自助团体(SHGs)。乡村中介(含微型金融机构)既从事筛选、监督和还贷等任务，也决定信贷规模和利率。便利联结是指正规金融机构雇佣乡村中介并向其支付佣金，后者代表正规金融机构从事筛选、监督和还贷等业务。按照联结的内容，金融联结可分为信息联结和贷款联结。在发展中国家，正规金融部门与乡村中介的互惠性合作以垂直分工为主。进一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联结以直接联结为主，并主要表现为信贷联结(Pagura，2007)。学者还发现，在美(王曙光，2008)、日(速水佑次郎，1986)等发达国家及中国台湾、韩国等新兴市场经济(李树生，2004)，正式金融机构也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协会(信用部)等中介组织向农民提供贷款。
(三)金融联结的理论功能
正规金融机构将相对低价的信贷资金提供给乡村中介，一方面可以降低其直接面对中小农户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另一方面乡村中介因获得充裕的资金而实现规模效益；乡村中介之间的竞争可以降低贷款利率，改善贫困农户的融资环境(Ghate，1992)。通过银行与放贷者的联结，银行不仅能够向高收入者提供贷款，也能向低收入者提供贷款，银行一放贷者的信贷联结可解决农户贷款和金融机构可持续性的两难困境(Varghese，2004)。
然而，随市场结构的不同，联结的效果会有很大的差异。当新进入者面临着信息不对称(Bose，1998)或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时(Hoff and Stiglitz，1998)，金融联结并不能增加金融供给或改善借款人所面临的贷款条件。如放贷者间是战略合作关系，正规信贷的扩展可能会加强放贷者间合谋的能力，最终使得借款人所面临的贷款条件恶化(Bose，1998)。对菲律宾的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联结都能够促进放贷者间的竞争，降低市场利率，满足小农户的贷款需求(Floro and Ray，1997)。
四、发展中国家金融联结的实践及绩效
因为与传统理论相反，金融联结的建议听起来似乎有点新鲜。其实，早在1903年，德国人类学家Westermann(1935)就曾经向多哥当局提出建议，在设计农村金融体系时要重视土生土长的信贷与储蓄协会等乡村中介的内在优势，鼓励乡村中介与正式机构之间的互惠合作。由于多种原因，类似的政策建议长期被忽略。不过，当信贷补贴模式失败之后，菲律宾、泰国等亚洲国家就已经出现了垂直联结的自发实践(Wells，1978)。民间自发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市场模式的失败使得更多的学者关注金融联结。在德国技术合作局专家Seibel的长期呼吁下，亚洲太平洋地区信贷协会(APRACA)于1986年正式采纳垂直联结建议。印度于1992年实施“自助小组一银行联结项目”。泰国等实施了PKBK工程(杜晓山，2001)。国际社区资助基金会和非洲农业信贷协会相继在拉美和非洲采用该模式。到21世纪初，发展中国家的垂直联结已很普及(Berry，2005)。
正如世界银行(1989)所料，垂直联结一旦被付诸实践之后便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该战略被APRACA采纳之后，立即被有“世界农村金融市场实验室”美誉的印尼付诸实践。不过，金融联结最成功的是印度。在经过两年半的试验之后，印度于1992年开始正式实施金融联结战略。之后，印度金融联结开始爆炸式增长。截至2008年3月31日，自助小组一银行联结项目(SBLP)已经为3477965个自助小组(SHG)提供了高达22268千万卢比的贷款。
印度的垂直联结绩效斐然：扩大农村金融覆盖面，提高机构贷款的广度与深度，改善农户的贷款条件。联结之后，获得贷款的家庭比例从46.5％提高到93％，覆盖面增长一倍；平均每个家庭的贷款数量从5384卢比增加到14640卢比，年均增长率达20.5％；随着信贷配给的缓解，农户贷款需求满足程
度相应提高，81.7％的成员的贷款需求通过自助小组而全部得到满足；自助小组成员支付的利息从81％下降到31％(V.Puhazhendi C.Badatya，2002)。垂直联结还大幅度减少借贷双方的交易成本。Pu-hazhendhi(1995)发现，银行每笔贷款(100美元)的交易成本由联结前的3.68美元下降到每笔贷款2.19美元。贷款者减少的交易成本更可观：从9.40美元减少到5.70美元(McGuire and Conroy，1997)。在印度，垂直联结(银行－自助小组联结)还能解决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同时在增加农户收入，促进资本形成，改善妇女社会地位和提升农村经济结构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Anushree Sinha，2008)。
五、讨论及其启示
(一)理论启发及其局限性
随着信贷补贴计划和市场模式的相继失败，金融联结也逐渐从民间的自发实践演变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制度调整的首选模式。金融联结的兴起促进了农村金融理论的繁荣与发展。它使学者们重新去思考农村信贷市场的内生机制，并以此作为金融联结的理论基础。不过，金融理论机理的研究存在诸多不足。显然，现有研究主要从正式金融部门的资金优势和乡村中介的信息及契约执行优势去分析金融联结的内在机理。学者之所以高度关注这些变量，主要原因在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重大影响。在威廉姆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之后，这种倾向更为明显。产生理论认识偏差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经济学家的“问题意识”。学者关注较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而忽略了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
信息及契约执行成本固然很重要，但它们未必是最重要的。如果乡村中介的优势仅仅是信息和契约执行，那么为何在社会征信体系发达、农户抵押品充足、收入较高(甚至高于城市居民)和债权人利益保护良好的新兴市场经济和美、日等发达国家，金融联结这种农贷模式也非常普及?Aleem(1990)对巴基斯坦农村地区放贷者执行成本的计算结果表明，在交易成本总额中，执行成本占39％，甚至超过资本成本(包括资金成本和坏账)后者是27％。其余的，数量也更多的44％的其他成本长期被经济学家所忽略了。显然，除了信息和契约执行成本之外，农村信贷的市场结构和乡村中介的沉没成本、运营成本也非常重要。农村信贷市场的微观结构也是制约正式机构向农村地区渗透的重要因素。只有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才能对金融联结提供完整的理论解释。
(二)实践经验及其启发
长期以来，商业银行对农户形成了一种特定的价值观。在讨论农户时，它们的内心几乎都带着近似玩世不恭的态度：农户是没有信用的，对穷人的贷款会损害银行的利益，穷人不是银行服务的对象(The poor are not bankable)，他们需要的是慈善而不是贷款；对穷人的贷款是社会部门(而不是作为商业机构的银行)的事情。然而，国内外的实践充分证明，只要通过合适的微观结构设计，农户贷款是有利可图的，其风险甚至低于一般商业贷款。通过市场化手段，金融联结同时兼顾农户贷款和银行的可持续性，它也因而被证明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农贷模式(Erhard W Kropp and B S Suran，2002)。它的成功经验在于通过市场化手段同时解决了农户贷款和金融机构可持续性的两难困境。在中国，这种两难困境导致了正式机构对农户尤其对贫困农户的金融排斥。金融联结对我国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鉴戒价值。实践中，针对传统农贷模式的缺陷，我国也出现大量自发的金融联结。一些农业龙头企业、行业协会(韩俊，2007)、农民专业合作社(左臣明、马久杰，2006)通过提供担保等方式而使农户获得机构贷款。一些金融机构甚至也通过村委会这种传统权威作为中介向农户提供贷款。金融联结在我国已初现端倪。为通过金融普惠解决农户贷款难问题，同时基于其他国家成功经验，我国亦有必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制度创新推广金融联结。
1 将非正规金融纳入农村金融体系的设计。基于风险和控制金融资源等因素的考虑，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民间金融采取管制措施。在国有银行改革基本成功和农村金融改革取得巨大进展的今天，政府在设计农村金融体系时，应该充分吸收那些内化于农村金融市场的乡村中介并学习它们在长期实践中所采纳且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治理机制。也就是说，我国需要鼓励和引导非正规金融的适度发展(刘民权等，2003)，将其纳入农村金融体系的设计，构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两部门垂直合作型农村金融体系(周立，2005)。
2 以行动改变商业银行的传统观念。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认为农村地区不适宜开展商业性业务。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主体，金融机构对农户的排斥是“市场行为”。这种观念的错误有二。理论上，责任与权利应该是对等的：既然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通过国家“专署保护”并以存贷利息差这一形式获得了巨额垄断利润，那么它也应该视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为基本社会责任和金融伦理。实践中，国内外金融联结的经验充分证明，只要通过合适的微观结构设计，实现扩展农村金融服务和财务可持续性，是可能的。就像印度一样，中国也需要将金融联结视为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金融战略，通过这一战略来改变正式机构的传统观念，创新市场化的农贷模式并实现金融普惠(吴成颂，2009)。
论文关键词：信贷需求，层次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一、农村信贷需求层次分析综述
需求跟进型的经济决定金融理论认为：真实经济的增长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产生额外的需求,金融部门为满足经济增长需求而跟进的金融服务促进金融发展。即现代金融机构的建立,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形成以及相应金融服务提供的水平和数量是由真实经济对金融的需求所决定的。因此,金融服务是经济发展催生的,也体现出金融服务领域的消费者主权。所以现阶段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直接取决于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农村金融需求对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安排有着重要的影响。要提高农村金融水平,首先要正确认识农村地区的金融的有效需求。【6】
随着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推进，农村借贷需求从整体来看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史清华对山西745户农户的调查发现, 2000年与1996年相比,发生借贷行为的农户比例由29. 6%上升到40. 7%。朱守银通过对安徽亳州的217户农户的调查也发现,农户借贷的发生率由1999年的31%上升到2001年的51. 3%,农户借贷资金规模由1999年的27. 8万元上升为2001年的69. 7万元,农户借贷次数由1999年的1. 57笔/户上升到2. 05笔/户。
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村产业结构的差异等原因，农村信贷需求体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性和层次性，针对性的农村信贷需求调查在各地展开。在以往的农村信贷需求层次性分析中，普遍采取以信贷需求主体的不同层次分析的基础。收入是影响信贷需求的主要因素之一金融论文，不同收入水平对信贷的需求规模、条件等都会有所不同。如何广文、李莉莉(2005)曾将农户信贷需求的层次性分成贫困农户、一般种养殖农户和专业型农户三个类型。对目前我国农户的多层次性信贷需求特征进行剖析,进而为信贷产品的开发提供了指南和方向；还有些以行业为标准将主体划分为按种植业、养殖业、渔业、餐饮及旅游业等分析；此外还有以组织结构标准进行分析的，如将需求层次划分为农户、农村经济联合体、农村企业、政府机构等主体（楚尔鸣，2007），对各主体的融资次序进行调查分析；以及微观主体构成按规模和特点可分为下列五个层次:地方骨干型企业包括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一般民、私营企业;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专业户、种养大户和普通农户。由于上述经济主体的所有权、经营规模、产品及运行模式不同,在经营活动中具有各自的特点,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个性明显,层次性强烈。另外根据农户的贫富状况又可以分为贫困户、温饱型农户和市场型农户。不同层次经营者对金融需求的形式、特征和满足金融需求的手段与要求是不一样的。（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08）。主体的层次性对应着需求层次性,在数量、方式、时间上也有着明显的特征，因此，基于主体层次性的分析是目前主要的分析方法。基于资金用途或信贷需求动机的分析中，王雨舟（2004）将农村信贷需求层次从资金用途上划分为生产性信贷需求、消费性信贷需求、农业综合开发性信贷需求等。生产性信贷需求主要包括农业生产向规模化、专业化、多元化和产业化发展而产生的金融需求；消费性信贷需求主要是农户因修建房屋、医疗看病、婚丧嫁娶、子女教育而产生的信贷需求；农业综合开发性信贷需求主要是农村扶贫、农业综合开发、农村基础设施和小城镇建设而产生的信贷需求。周立(2004)以同一区域的农村内部为出发点,认为同一区域的农户之间对金融需求也存在差异。
与基于需求主体的层次分析不同，基于需求动机的层次分析其观点在于对信贷的需求是为了满足某种目的，基于目的性考察信贷的需求进而设计信贷的供给模式将更有利于提高信贷供给效率，提高信贷的有效供给。此外由于不同类型的需求主体在需求动机上往往有交叉重叠，基于需求动机的考察可以避免不同需求主体的相同动机分析。立足于需求动机，结合需求主体的层次性，全面把握农村信贷需求特征，从而为农户信贷产品开发和服务拓展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
二、马斯洛需求理论在农村信贷需求层次性分析中的适用性
1、马斯洛需求理论的介绍
亚伯拉罕.H.马斯洛(Abraham.h.maslow)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研究表明,人有一系列复杂的需要,按其优先次序可以排成梯式的五个层次:①生理需求。包括对食物,水,空气和住房的需求等,它们是人们最基本的需求。②安全需求。是指对于安全稳定,无忧虑和一个有结构的,有序的环境的需求。一般表现在安全的工作条件,公正和明确的规章、规定、工作保证,轻松自在的工作环境,退休和保险计划等。③归属需求。是指对社会交往、感情、爱情、友谊的需求,包括在工作中的交往、协作等机会和发展新的社会关系的机会等。④尊重需求。是指人们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尊重,也需求自尊,包括获得能产生成就感和责任感的机会。⑤自我实现需求。指一种最充分地发展个人的真正潜力,以一种最高程度的个人方式表现个人的技能、才干和情绪的愿望。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包括四点基本假设:(1)已经满足的需求不再是激励因素。人们总是在力图满足某种需求,一旦一种需求得到满足,就会有另一种需要取而代之;(2)大多数人的需要结构很复杂,无论何时都有许多需求影响行为;(3)一般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较高层次的需求才会有足够的活力驱动行为;(4)满足较高层次需求的途径多于满足较低层次需求的途径。【2】
2、马斯洛需求理论在农村信贷需求层次分析中的适用性
马斯洛理论认为金融论文，人在不同的阶段需求会有所不同，体现一个由低层次需求到高层次需求的渐进过程，也是一个从物质需求到精神需求的渐进过程。该理论比较客观、准确地揭示了人类需要产生的客观规律，被广泛用于各行各业。同样在农村信贷需求中也适用。
农村信贷需求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产品需求、服务需求以及关系需求。产品需求是信贷需求中的最基本的需求，主要包括信贷规模、信贷条件以及信贷渠道等方面。信贷市场作为一个特殊商品的市场，产品的需求是最主要的需求；服务需求是高一级层次的需求，包括服务环境、服务态度、服务获得的便利性等方面。但由于信贷市场的特殊性，也往往会与产品需求相结合；关系需求则应被看做是信贷需求中最高层次的需求，客户在购买了称心如意的产品、享受了舒适的服务基础上，如果能同时扩大社会关系网，获得稳定的关系，将能够获得最大的满足感。因为“关系”对一个客户的价值在于获得社会的信任、尊重、认同，是一种情感上的满足感。信贷需求中的关系需求则是指客户通过信贷需求获得稳定的关系，获得最大程度的社会认同感和自我满足感。
在农村信贷需求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产品需求也可以利用马斯洛需求层次分析法来进行分析。农村信贷的需求主体主要有农户和企业组成，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金融论文，将需求层次划分为金字塔式的3个层次：生存性信贷需求、发展性信贷需求以及特殊性信贷需求。由于两大主体有所不同，我们分别来进行分析。对于农户而言可将改善住房条件、传统农业需求作为生存性需求;将子女教育需求、生产经营需求作为发展性需求;将看病、婚丧等其他需求作为特殊性需求。【3】对于企业而言，结合企业成长周期理论，可将企业有效信贷需求动机划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的生存性需求，如交易需求，主要存在于发育期和成长初期。第二层次的发展性需求，如企业扩张，主要存在于高速成长期和成熟期。第三层次的特殊性需求，如投资需求，属较高层次需求，是个性化需求，大多存在于成熟期企业。【4】
基于需求层次理论的农村信贷需求分析以各阶段需求动机的不同，进而需求特征的差异对各阶段的需求进行深入分析，由于信贷提供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信贷需求，形成信贷有效供给金融论文，因此在对不同层次信贷需求把握的基础上设计的信贷供给模式，无论是从规模大小、用途以及信贷条件等方面都更能适应农村对信贷的需求。如针对农村多元化的信贷需求，金融机构可对信贷产品进行分级，形成不同种类的信贷产品体系，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层次不同，分级为生存性信贷、发展性信以及特殊性信贷3级，以此形成能够适应不同需求特点的信贷产品体系，实施不同级别的准入门槛、信贷流程、风险控制、管理制度等，使信贷支持区别对待、有的放矢，从而不同的农村信贷需求均能获得满足。
三、结论
农村信贷市场存在 “三层重叠逻辑”的典型特征:第一层是农村经济弱质低效、分散闭塞的特征，它是农村经济中最基本的决定力量;第二层是农村信贷供给，它基于农村经济的特征，从而也就决定了它的主体结构和政策取向，正是由于农村信贷供给是基于农村经济特征而不是基于农村信贷需求，从而产生了诸多难以调解的矛盾;第三层是农村信贷需求金融论文，它基于农村信贷供给，供给什么就只能需求什么，正是由于这种需求是基于供给而不是基于农村经济发展，从而产生供给抑制型供需缺口和非均衡就是必然的。【11】
因此，如果能够基于农村经济发展来分析农村信贷需求，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基于农村信贷需求，利用农村信贷的有效供给来服务于农村经济发展，则可以进入经济与金融良性互动与循环。而在此过程中，农村信贷需求的分析起到重要作用，立足于农村经济发展特点，针对农村信贷需求的层次性特征，需求层次分析理论为农村信贷需求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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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有限理性 信息不对称 农村非正规金融 乡村社会
农民问题是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而农村居民的资金借贷行为，与其收入的增长基本同趋势变动，且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其收入的增长速度和潜力（何广文，1999）。因此，从农户借贷的角度考察农村金融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1979年的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对农村金融体制进行了渐进式改革，目前形成了政策性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商业性的中国农业银行、合作性的农村信用社并存的农村正规金融格局。但目前的这种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满足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金融服务短缺的现象不仅普遍存在于农村，并且出现了向县、镇经济蔓延的趋势；同时，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事实上已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主渠道。基于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农村金融体制多元化发展的观点（何广文，2004；张红宇，2004）。笔者认为，农村经济的主体是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因此资金需求主体可以划分为农户和农村企业两个方面。
周脉伏、徐进前（2004）基于农户融资的视角，运用信息成本理论和契约理论分析了农户融资难的问题，提出了“金融机构近距离”假说。他们的分析视角非常独特，但存在以下一些局限性：规模经营的限制决定正规金融机构不可能无限接近农户；未深入探讨社区信任和自我履约机制的运作，没有回答放开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管制的风险分析。在此，本文拟从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和重复博弈理论的角度探讨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必要性。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局限性分析
农村金融问题的根源在于现有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未能解决农村金融商业化和“非农化”之间的矛盾（章奇，黄季，2005）。在此，我们说，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解决上述矛盾，农户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或者融资难的问题是否就得到解决也有待商榷。
理性人、完全信息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预设，意味着市场参入者能无成本获得需要的所有经济信息。在这一理想模式下，正规金融机构可以轻易了解任何有贷款要求农户的信用状况，并能确切知道需要贷款支持项目的风险和成功概率，也能预见农户未来偿还贷款的能力。这样，金融机构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决定是否批准某一农户的贷款申请：信用状况好，未来有偿付能力的农户得到贷款，农户和金融机构实现双赢；而不符合贷款条件的农户则被拒之门外。
然而，现实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西蒙认为：个人或个人组成的团体在处理或利用可获得的信息的能力方面，受到了不可避免的限制，即存在信息的复杂性；世界上一切可能的情况和一切有意义的因果关系都是可以识别的，根据以前发生的事情算出或然率的观点不合情理，即存在着信息的不确定性（迪屈奇）。简言之，有限理性及其导致的信息不完全、不对称才是现实的真实写照。
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农户数量庞大，地域上高度分散，造成了正规金融机构与农户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农户资金需求具有如下特征：家庭经营规模小决定了用于家庭生活和生产方面的贷款需求规模不是太大，贷款数额小；农户贷款需求季节性特点明显，希望贷款手续简便、灵活、及时（周脉伏，徐进前，2004）。这一现实状况，决定正规金融机构无法有效满足农户对贷款资金的需求。
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正规金融机构来说，贷款资金的安全性和贷款的及时、顺利回收是其关心的首要问题。在这一借贷过程中，农户拥有更多关于自己的私人信息，比如自己能否及时偿还贷款，而正规金融机构只有通过对农户的信用状况进行调查，了解资金的用途，对贷款项目进行评估，才能较多地了解关于农户能否及时偿还贷款的私人信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降低贷款资金的风险。但金融机构了解农户私人信息要花费成本，而我国农户不仅数量巨大，且在地域上高度分散，使得金融机构要获得农户能否及时偿还贷款的私人信息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或者要获得所有农户的私人信息基本不可能。这使得正规金融机构为农户服务的单位贷款成本过高，而农户贷款需求的特点又决定金融机构从农户贷款中获得的单位收益偏低，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看，金融机构倾向于拒绝农户的贷款申请。
农业的高风险性和弱质性特点决定农户未来按期偿付能力的不确定性，因此，当金融机构为数量庞大的农户提供贷款时，其面临的风险是系统性的，出于预算硬约束和安全原则，金融机构会实行“惜贷”的经营策略。
农户贷款需求时间或季节性特点明显，因此当预期到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需要履行许多繁琐的程序和手续而可能错过资金的最佳使用期时，农户也可能主动放弃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念头。
上述分析表明，即使没有“非农化”的政策和经营取向，现实约束也很难使农民融入正规金融的资金供给市场，从而出现农户“贷款难”的问题。当然，转轨经济中正规金融机构的改革取向，如四大国有银行大规模撤并基层机构，邮政储蓄只储不贷，信用社由于各种原因为“三农”提供的金融服务同样非常有限（章奇、黄季，2005）等非农化、商业化的举措更加恶化了农村的融资状况，使农户“贷款难”的问题更显突出。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优势及其风险分析
按照国际经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户如果无法从正规金融获得资金，就会转而求向非正规金融服务（章奇、黄季，2005）。非正规金融是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甚至替代，其经济学解释如下：
农村非正规金融有利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
我国农村社会现在仍保留着传统乡村社会的痕迹，其特点是相对比较封闭，内部人口流动性不大。在这个没有“陌生人”的熟悉社会中，通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和交往互动，每个人的私人信息都成了具有高度共享性和流通性的共同知识。从相对意义上说，个人的私人信息都是对称的，有资金供给能力的农户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以及动机（如是否以盈利为目的收取利息）决定是否放款。现实中的非正规金融体系，包括行会、民间集资、民间借贷等多种形式，本质上一般都是建立在人缘、地缘和血缘关系基础上，都利用了可以低成本获得私人信息的优势，这也导致了民间非正规金融呈现出无(或者低)抵押担保和借贷中正式合同比例低的特点。正是因为农村非正规金融有效地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才成就了其对农村正规金融的补充甚至替代的地位。许多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温铁军(2001) 对东中西部15个省份的调查发现，民间借贷发生率高达95 %；何广文等（1999）的调查发现农户贷款中来自民间借贷的比重高于75%，贷款来源倾向约为0.3。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调查显示（曹力群，2001），2000年每个农户累计借入款为1020元，其中约700元来自民间借贷，约占68.6%。IFAD（2001）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大约为来自正规金融市场的四倍。
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风险分析
国家取缔非正规金融是由于其潜在的高风险，然而，从农村社会和农户借贷的角度思考，非正规金融的风险并非很高。
农户借贷一般是以血缘、地缘展开的，信息的对称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借款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乡村社会中的乡规民约和民风民俗等非正式制度从道德上对农户行为起到了强烈的约束作用。而且，通过长期互动，农户已经在社区中建立了对其生存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本，一旦借钱不还的“不检点”行为被确认或者在社区共同体内被多次传播，这样农户将失去其在农村社会共同体内的社会资本，即包括融资在内的许多方面将因得不到农村社区中其他农户的合作而受到惩罚。
农户之间进行的是一种长期的重复博弈，这一则因为乡村社会中人口流动性小的特点决定了行为人的活动空间有限，而且一旦失信于人，另一方不仅可以对自己施加惩罚，还可能对失信方的后代进行报复；再则由于农户不管是在生产性活动（购买生产资料等）还是非生产性活动（如婚丧嫁娶，子女上学，人情往来，临时性生活困难等）中，因收入的不稳定对资金的需求是经常的。经典博弈论已经证明，重复博弈可以导致信誉机制，农户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会自觉抵制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短期利益的诱惑。
其实，农村社会具有的传统乡村社会的特点和农村社会的习俗导致农民在长期博弈中产生的合作行为在更一般的意义上都成立，而不仅仅局限于融资活动中，因此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真实风险比较小。何广文（1999）在调查中发现农村居民的借贷行为中，以合同形式表达借贷关系的仅占15.3%，其余的84.7% 仅是口头协议或根本没有协议，这从侧面说明了放款方事先就预期到了借款方违约的可能性小，否则正式合同的比例不会如此之低；上面所引温铁军等学者的调查研究在说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重要替代作用的同时，也间接支持了其风险较低的观点，因为农户作为经济活动的参加者，其行为是理性的，如果农村非正规金融不够安全，很难想象农村非正规金融会有如此庞大的规模。
本文从我国农户资金需求的特点出发，结合农户和正规金融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现实，说明即使正规金融机构没有非农化、商业化的经营取向，它们也无法有效满足农村对贷款资金需求；另外，基于目前我国农村社会所具有的传统社会流动性小的特点论证了农村非正规金融可以较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并利用重复博弈和社会资本的理论阐述了非正规金融的低风险性，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困扰非正规金融发展的风险问题。因此，在正规金融机构短期内无法有效满足农村经济对资金需求的背景下，对农村非正规金融采取简单的“关”、“停”这样的抑制政策并非救本之道，相反只会使农村的金融形势进一步严峻和恶化。我们主张，解除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管制，允许其合法存在并引导其健康发展，这样使得通过非正规金融渠道进行交易的资金供需双方能实现双赢，从而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红宇.中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绩效、缺陷与制度创新[J].中国农村观察，2004
2.何广文.中国农村金融转型与金融机构多元化[J].中国农村观察，2004
论文摘要：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对包括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等内容进行了部署,这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第5个关注"三农"的一号文件。如何继续深化农信社改革,加大支持力度,完善治理结构,维护和保持县级联社的独立法人地位?怎样进一步推进农村担保方式创新,探索建立多方参与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为此,本刊特邀请部分专家学者以及监管部门、基层农信社等方面的代表,对以上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详细的解读,以期进一步推动和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
2008年l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正式公布。这是近5年来第5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10个以“三农”问题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在其中关于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的部分，市场开放这一关键词也得到了突出的体现。农村金融的市场开放也如中国经济的市场开放一样，势如破竹般地展开，然而究竟如何有序、平稳的推进市场开放、如何在开放的环境中构建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实现机构多元化，如何有效解决农村金融供需矛盾问题等等，还有许多问题巫待深人探讨。
农村金融市场开放势在必行
农村金融市场开放与中国经济整体开放的背景一致。改革开放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主题，与此进程一脉相承，金融市场化、金融机构多元化、金融服务多元化成为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主题，该主题展现的实际上是开放的内涵。追溯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路径就会发现，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方式与进程同中国整体经济体制改革是一脉相承的，虽然改革的步履略显跋姗，但是渐进式的方式是一致的，市场逐步放开的原则更是一致的。
符合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内在要求。从农村金融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在1979年以来农村金融二十多年的改革与创新过程中，农村金融的基本制度框架已经建立，围绕这一基本框架内部的改革，包括农业银行商业化路径的选择、农业发展银行职能的进一步定位、以及农村信用社产权模式、管理体制的改革等等，已很难推动农村金融的进一步深化，就如经典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一样，农村金融的存量改革绩效也呈现出递减态势。因此，通过开放市场引人新型机构成为了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而这也符合中国经济整体改革的制度逻辑。
因此，从近年来中央的各项关于农村金融改革的政策中，无不显示了市场开放这一导向，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已经悄然发生着变化。在加04一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小额信贷组织、农户资金互助组织等原本属于非正规领域内的金融机构(活动)有了一定政策依据。而从2006年农村金融领域内的实践来看，包括“只贷不存”小额信贷公司的成立与发展、邮政储蓄机构小额质押贷款业务试点、农户资金互助活动、社区基金活动的发展等，一批新型机构已经亮相农村金融市场。2006年底，银监发[2006]90号文件的，进一步调整和放宽了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目标直接指向促进农村地区形成投资多元、种类多样、覆盖全面、治理灵活、服务高效的银行业金融服务体系，各种渠道的资本被明确鼓励进人农村金融市场，这从根本上打破了原有农村金融市场中以国家投资为主i的资本构成，农村金融市场大门正式开放。2007年10月，这一政策开始适用于全国所有省市区。由此，农村金融市场开放已走上“华山一条路”。
据银监会相关资料，截至2007年10月，6个试点省(区)共核准23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开业。其中，村镇银行11家，贷款公司4家，农村资金互助社8家。另外，还有8家机构已提出申请，其中3家已获筹建。三类新型机构共筹集各类资本12726.65万元。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资产总额32446.16万元，存款余额19344.87万元，贷款余额11953.48万元，累计发放贷款22008.43万元，初步起到了将社会资金引向农村地区、支持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加快推进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试点工作”作为关于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内容的第一个要点提出，这也昭显了政策层面对于市场开放的肯定态度。同时，一些早已存在但在农村金融市场中未能发挥积极作用的机构，如邮政储蓄银行、小额信贷组织等如何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发挥作用也被进一步明确。这也表明了在市场开放背景下，政府向农村金融市场整合各类资源的导向十分明显。市场如何开放:方式方法还有待探寻
确立了开放的方向，如何开放是下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银监发[2006]90号文件是目前农村金融市场开放的主要政策依据。根据该文件，各类资本进人农村金融市场的途径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鼓励对现有农村金融机构进行改革与重组，二是可以设立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和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然而，从近两年来的实践看，相对于新型机构的蓬勃涌现，对现有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与重组，还需要引起足够重视。怎样将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结合起来，是巫待研究的问题。
市场开放条件下存量机构的改革与创新还有待深化。首先，存量改革不容忽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打破了农信社在农村金融领域内近乎垄断的地位，无疑对于激活农村金融市场、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和改进农村金融服务会产生积极影响，但是，新型机构的资本金与原有存量机构相比都较少，资金实力相对有限，其业务也主要着眼于较小额度的信贷服务，解决的主要是农村地区较低层次水平上的金融需求问题。而农村金融市场的需求包含了多个层次，有农业产业化发展之后的农业企业的资金需求、有兼业经营的农工商户、有较大规模的种养殖户、也有传统的农业经营者、还有部分需要政府补贴的农业综合开发、扶贫等资金需求，针对不同的需求需要不同的资金供给主体，单一的机构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金融的问题。
因此，在推进新机构的增量改革的过程中，存量的改革也需要同步进行。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在将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农信社作为农村金融供给主力军的地位不可能改变，农信社的进一步改革与创新关系着农村金融整体改革的成败。
其次，“维护和保持县级联社的独立法人地位”的存量改革方略符合农村金融业发展的现实。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存量改革的战略方针，特别强调了“维护和保持县级联社的独立法人地位”。笔者认为，这既符合农信社多年改革的制度逻辑，同时也是在市场开放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一是农信社的地方性金融机构性质已成为共识;二是金融组织模式的变动不宜频繁进行;三是中国农村金融需求的分散性、小规模性，需要与之接近的小规模金融机构提供服务。因此，“维护和保持县级联社的独立法人地位”，是市场选择的必然。
现有的新机构设立机制本身需要进一步完善。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需要关注:一是无论是村镇银行还是贷款公司，虽然其资本金的要求较低，但是其设立对现有境内银行业机构的参与过分依赖，其要求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要求无疑限制了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的投资者来源，仍然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市场形成垄断。二是新机构面临“本土化”问题。从已成立的村镇银行及贷款公司的发起人构成不难发现，他们几乎全部来自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信社等地方性、区域性银行等金融机构，其运营和管理也基本由发起行负责。之所以如此，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成为了这些机构地域扩展的方式。但是，跨地域发展必然面临本土化的问题，这一点对于为农村金融市场提供服务的机构尤其重要。多年农村金融的理论与实践表明，成功向农村人口提供金融服务，必须依靠广泛的人缘、地缘优势，依靠那些熟悉农村情况的人来选择合格的贷款客户，有效控制风险。因此，对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异域来客”而言，如何实现机构的本土化十分重要。三是草根金融正规化成本高。贷款公司与资金互助社事实上都起源于非正规金融领域，是草根金融的正规化发展。草根金融长期存在于非正规金融领域内，形成了一套适应非正规金融的运行规律。与原有在非正规领域内低成本的运营不同，作为正规的金融机构，无论是村镇银行、贷款公司或者资金互助社，其都要求一定的硬件、运营、技术支持与培训，成本都很高，因此有规模才能有效益。而脱胎于草根金融的贷款公司、尤其是资金互助社，其规模通常较小。从已成立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来看，其资本金都在几十万元，少的甚至仅有十余万元。因此，如何在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的同时降低运营成本就成为一个难题。
正因如此，在200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对于“加快推进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人政策试点工作”提到了很重要的位置。当然在推进试点的过程中，更需要对市场开放的政策作出合理的修正与完善。
市场开放下政府更需积极发挥作用弥补“市场失灵’市场开放，首先强调的是“市场”，强调培育市场，强调培育开放的市场。作为农村金融市场，由于其具有“准公共物品”性质，因此，“市场失灵”必然存在，因此政府在市场的培育与开放过程中必然要发挥积极的作用。这实际上强调的是，政府需要为市场的开放提供相应的配套措施与机制保障。
第一，强化政策金融机制。政策性金融不仅仅是政策性信贷，还包括政策性保险、政策性担保机制等。一号文件中指出“推进农村担保方式创新，扩大有效抵押品范围，探索建立政府支持、企业和银行多方参与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
第二，强化培育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政策性金融和商业金融形成合力的机制。比如通过“加快落实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将一定比例新增存款投放当地的政策”，来实现财政与信贷的合力。“加强财税、货币政策的协调和支持，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到农村开展业务”。对此在08中央一号文件别强调。
第三，完善的监管手段和监管机制，保证监管的独立性和监管的有效性。尤其要“制定符合农村信贷业务特点的监管制度”。对于吸收公众存款的银行类机构应实行严格的审慎监管，但是对社区性的资金互助组织、利用自有资金发放贷款的“只贷不存”机构，则可以实施一种非审慎的监管。
关键词：外部金融冲击 农村金融 风险剖析
国内诸多学者对农村金融供给不足、农村经济的货币化程度、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等问题展开过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涉及了农村金融的金融风险问题，但并没有分析金融市场的外部冲击会对农村金融市场风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文对此问题，尝试着进行了剖析。
一、外部金融冲击的特性
这里将要分析的外部金融冲击，是指一国相对独立于农村金融的经济主体在制度和行为等方面所导致的金融市场波动，它包括利率、汇率、债券、股市和期市、资产价格、流动性等的波动。
农村外部金融市场的波动或冲击，主要发生于金融市场对第二次和第三次产业运行的资金配置、支付处理以及与此相关的投融资活动。这种金融市场波动或冲击，通常在导致金融体系难以跨地区和跨时间地有效配置资源的同时，使厂商难以根据市场供求所确定的价格来进行交易。也许是因为金融波动或冲击的这种效应十分明显，许多经济学文献都将其作为界定金融市场存在风险的重要理论依据。
金融市场出现风险的显著标志，是短期内资产价格会在基本面未变化的情况下发生波动，资产价格波动会引起以信贷危机为特征的金融市场风险的形成。经济理论围绕金融制度框架、金融系统监管、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运作、汇率和国际贸易等来展开以金融冲击是否发生为内容的制度性或体制性的解释，不仅包括国际金融投机和国际贸易等的冲击，也包括国内或区域内的相关金融冲击。
从整个金融市场的运行来考察，如果不考虑国际金融而单纯以国内金融市场为考察对象，农村金融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外部金融市场可被看成两个相对独立的板块，如果以静态或相对动态的视角来研究这两个板块的金融关联或“传染”，能够拓宽对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研究。
总之，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着内在风险，但从外部金融冲击对其客观存在的传导机制来讲，这种风险的内生性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外部金融冲击所淡化。
二、外部金融冲击对农村金融风险的形成原因
从农村金融市场与外部金融市场的关联来看，当外部金融市场出现资产价格异常波动和流动性受阻时，如果农村金融市场与其相关性显著增加，那么，外部金融冲击就已对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形成或加剧起到了推动作用。
关于这种相关性的检验，可以前阶段某一特定时空上这两组资产价格和流动性指标为参照系，在把这两类指标区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时段的基础上，通过对反映这两类指标的相关系数的比较，检验冲击发生后农村金融资产价格和流动性对外部金融市场的依存度，即通过对这两组指标的相关系数的比较来检验外部金融冲击与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关联。
如果统计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外部金融冲击已造成这两类指标的协方差明显增大，则可认为农村金融市场受外部金融冲击较大。
三、外部金融市场（非农村）的主要风险
目前，中国外部金融市场（非农村）的主要风险表现为：（1）场内金融的部分政策支持性贷款缺乏效率，场外金融使一些中小企业的信贷成本超过官方贷款利率，企业金融资产在高利率重负和资金流发生断裂时容易成为死呆账；（2）金融市场的大宗资金流动、拆借以及与此相关的债权债务被房地产“套牢”，大量金融资产的本金和利息存留于在建或完工的房产形态上；（3）银行资金被巧立名目的大量中长期投资项目“信贷”到股票、期货和债券等市场，资产价格波动致使债权债务关系得不到保证，大量社会储蓄经由信贷体系或被市场蒸发，或被内幕交易等等。 值得研究的是，以上金融风险会通过各种路径传递到农村金融市场。
从外部金融市场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冲击来看，涉及两个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是冲击传导的一般机理；二是将外部金融冲击的主要因素综合成波动传导的特征值，以作为说明这种波动传导的计量分析依据。
四、外部金融冲击下的农村金融风险分析
鉴于农村金融在信贷运作、信息传递、监督管理以及与此相对应的资产价格波动和流动性等方面的特殊性，揭示外部金融波动对农村金融市场冲击是最主要的困难。其实，研究外部金融市场对于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冲击，是将其视为作用于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条件或环境来看待的。当外部金融市场出现风险乃至于出现金融危机时，外部金融市场上资产价格波动和流动性变化对农村金融市场冲击的一般机理可以理解为：价格波动尤其是价格持续或剧烈下调时，通常会通过利率、汇率、股价等的波动来影响农村金融资产价格和资金的流动性，这种冲击对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传导方式、力度和范围是不同的，其中，对正规金融的直接传导显示出这种冲击的力度和范围要大要广，而对非正规金融的间接传导却反映出这种冲击的力度和范围要相对较小较窄。
但在现实中，这些冲击所内蕴的传导机理并不以清晰的方式表现出来。针对这种情形，需要探寻有助于揭示这种冲击的理论分析方法。
将外部金融市场不稳定视为一种引发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条件或环境的分析思路，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分析方法：如果把外部环境中有可能引发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最主要金融变量加以分类，并适当考虑对这些变量发生影响的相关的经济基础因素，就有可能依据外部金融市场的冲击度来预测农村金融市场风险发生的概率。
现实中的农村金融市场风险在有些情况下是由外部金融冲击引发的，在理论分析上将整个金融市场划分为两大块，有利于对问题的说明。关于外部金融市场对于农村金融市场冲击的研究，要涉及很多问题。本文以资产价格波动和流动性作为理论分析的主线，是一种抽象的删繁就简的解说，但它所留下的缺憾是没有从市场中利率、汇率、股价等的波动来研究外部金融市场对农村金融市场风险形成的具体作用过程。作为对农村金融市场风险问题的一种理论探讨，可考虑借鉴和运用西方金融“传染”理论的某些分析方法，对外部金融市场如何引致农村金融市场风险展开一些模型导引下的计量分析。如果能够在依据中国实际的基础上选择变量，那么，关于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理论研究或许会取得某些成功。
参考文献：
[1]郭家万.中国农村信用合作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