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05 05:07:2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外宣翻译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目的论 盐品牌 英译
一、引言
2012冬季达沃斯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年会的主题就是“大转型：塑造新模式”，参会嘉宾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指出，PE（Private Equity）未来的机会在跨境投资，“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必须要开始考虑在国际上如何做……所以我刚才讲的中国公司走出去，把外国好的产品、品牌引进来，这件事情是必然要发生的”。
中国各大企业奉行“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以其文化特质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不断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纷纷通过中英文介绍宣传企业和企业品牌、企业服务，展示企业良好形象。一个国家或者企业的发展与国际地位的奠定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文化软实力，而文化软实力无论输出还是输入，在我们看来首先就是一个翻译问题。
二、盐文化品牌翻译现状
目前，自贡的文化旅游资源尤其是独具特色的井盐文化资源应该说是自贡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独有的潜力和优势。液体盐卤的发现，有史可考约有四千多年历史，自贡井盐开采距今两千两百多年，盐与人民日常生活多么紧密相连自无需多言。盐有工业和食用两种，我国这两种都有出口。但我们却陷入一种怪圈：连中国人自己对它都知之甚少，更不要说对外宣传的薄弱与不足。经调查显示，我们惊讶地发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媒体大爆炸的当今社会，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盐，放眼之下，我国盐相关产品仅见于http：//.cn/English/Products/等的介绍之外，并不像很多其他产品领域大量的品牌翻译做宣传，除了出产公司名字之外，偶有非方块字――拼音，却没有任何正规英文标识。盐产品包装毫无外宣意识，这种现象着实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啼笑皆非。以福岛泄露事件为例，在四川自贡周边城市也出现哄抢盐的现象，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自贡和自贡井盐以及盐企业品牌的宣传，特别是外宣工作是相当不到位的。
沟通离不开翻译，当下我们的社会开始特别关注中国文化与思想的对外译介，这都为我们的翻译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外宣翻译属于非文学翻译，归属于实用翻译或应用翻译（pragmatical translation）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对外性，它不同于传达有较强情感意义和美学意义的文学翻译，是一种以传递信息为主要目的又注重信息传递效果的实用性翻译。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对企业品牌外宣翻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相关盐文化品牌翻译领域几乎无人涉足，要对这个相当混乱和复杂的现象做出细致的分析、梳理，需要投入大量的心力。本文试从目的论（skopos）与盐文化品牌外宣翻译的关系着手，进一步辨析重要的概念、范畴，更多地关注其交合点与同一性，初步整理出品牌外宣的基本翻译策略，通过自身理论体系完善让相关学科受益。
三、品牌翻译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企业向国际领域的拓展，文化品牌外宣翻译伴随着企业、城市对外技术交流和商贸活动的开展，贯穿各个环节，企业文化品牌翻译的这一工作领域决定了其自身的特殊性，同时，这也导致了文化品牌的对外宣传翻译存在着很多问题。一般主要体现在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客观上：译员的整体素质不高，深谙专业但外语知识欠缺；通晓外语但专业知识欠缺；翻译观念落后。主观上：企业外宣翻译在企业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外宣翻译本身并未获得应有的重视。
知不足而后勇，外宣品牌翻译的研究有很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创造性地在目的论框架下探讨品牌外宣材料翻译现象，理论视野较宽广，课题的重要性和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翻译活动出现了新的特点，翻译活动的走向有了新的变化，我们应该从自己的视角和立场出发争取发出更大的声音，对翻译活动及以此为依托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机制进行探索，提出建议，促使决策者对跨文化交流中的各种影响因素有更为理性的理解，引导文化交流向更理智、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努力减少误读和误解，化解冲突，导向交流的平等对话和双赢结果。
鉴于此，本课题将从对盐文化品牌外宣为立足点出发，研究盐文化品牌外宣的翻译，及影响其英译的文化和语言因素，以目的论为理论依据，灵活采用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并在之后的系列论文中具体阐述。
四、目的论与盐文化翻译
（一）目的论
目的论（Skopos）认为翻译是有明确目的的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策略，翻译的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译者应该根据译文不同语篇的预期功能，抓住原作的意图，灵活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在盐文化品牌外宣的翻译中，为了让读者可以更好的理解，我们以目的语文化和读者为中心，运用目的语易于接受的表达方法，使译文通俗易懂，特别是对于一些具有中国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语言，由于中外文化的差异性，采用有效的翻译策略，更好地保留源语文化的异国情调，有助于表达原文意图和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从而让中国盐文化影响世界。
（二）目的论之于盐文化翻译
品牌效应对企业、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如何更好地对企业产品进行文化的阐释与包装，使旅游与文化紧密相连，以求得旅游产业与企业文化事业的双赢，通过充分挖掘自贡的井盐文化资源以打造盐业乃至自贡城市的品牌和标识，与其他城市相区别，从而提高自贡盐企业文化的知名度、美誉度以及综合竞争力，这已成为关系到城市产业未来发展最为重要的命题。毫无品牌外宣意识，只能一败涂地。品牌是企业发展的一面旗帜，它所附带的品牌价值虽是无形的，却是难以估价的。全球品牌营销的发展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品牌命名不仅是为了识别和提示相关信息，更成为展示企业和城市文化的关键所在，因此应对品牌建构的各种要素进行积极梳理，使之定位准确，特色突出，并能与历史、文化和法律诸方面整合。
只有具备丰富人文内涵的品牌才能吸引顾客的注意力，形成持久的品牌效应，强调对品牌的宣传，不断赋予品牌新的吸引力。Skopos认为，决定翻译过程的，既不是原文和原文在原语受众身上产生的效果，也不是原文作者所赋予原文的功能，而是由根据发起者或主顾的需要决定的目标文本的目的所决定。对外宣传翻译强调的就是译文功能，即让更多的国家了解我们国家、组织和企业，因此，译文功能理论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对外品牌宣传翻译质量的高低决定对外宣传的效果，影响目标受众对宣传对象的理解和认识，Skopos翻译原则为对外宣传翻译工作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翻译策略和技巧，构建一个适用于企业品牌外宣英译的文本。盐文化品牌名英译过程中，译者应在目的论的指导下制定恰当的文化翻译策略，充分发挥丰富的英语文字搭配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超越“信”、实现“达”、追求“雅”，从而有效地传译原品名中蕴涵的要素，尤其是文化意象的再现。这样，盐文化品牌英译名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发挥无形资产应有的作用，推动企业与城市对外宣传向前发展，在全球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从1990年中国译协举办第一次全国中译英学术研讨会以来，我们的对外宣传事业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回避，正如译界前辈爱泼斯坦、林戊荪等人所指出的：“‘问题仍大’是指在对外宣传品制作中，外文翻译仍然是最薄弱的环节，是制约外宣品质量全面提高的主要因素。”而这样的问题在我国二、三线城市尤为突出，在之前有关于盐文化的系列研究中也并无相关研究，确是企业生存的基本。所以本课题的开展具有极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具有前沿性和原创性，是对相关研究空白的大胆探索和全新拓展。
翻译中各种翻译策略并不彼此矛盾，而是互为补充的。至于在译文中源语文化哪些要做出调整、哪些要保留，都可在对翻译目的、作者意图和读者对象等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做出选择。如何借鉴“翻译目的论”中的有益观点，来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这都需要我们在进一步的调研中进行甄别探讨，也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并在之后的论文中进一步论证说明。
五、结语
盐文化，是历史上任何其他行业文化都无法与之媲美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挖掘盐文化品牌的丰富内涵，展现盐文化的魅力多彩，具有可贵的学术价值，相当的借鉴意义。运用心智对盐文化品牌给予准确定位，这对于自贡盐业企业发展乃至城市文化建设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国的城市和企业都必须重视与世界沟通与交流，全球需要正确解读中国故事，中国要生产世界级的商品，将一个真实的中国展现给世界，这些都要求以企业品牌文化发展促进城市文化旅游，以城市文化旅游促企业品牌发展的良性循环。市场对应用型高素质经贸英语翻译人才的需求难以满足。
就盐文化品牌对外宣传的翻译而言，关键是把问题的性质分析清楚，拿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法，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发展理论，形成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互动和循环。本课题研究及系列论文重在解决实际问题，在对外宣传翻译中遵照Skopos翻译原则，有助于表达原文意图和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以期通过跨行业的兼容性，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地方可以根据自身特点，通过培养目标，加大对中译英人才的投入和培养力度，加强对语言的学习，加强对文化背景知识的学习等措施，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适当的调整，以满足需要，使我们的对外城市、企业宣传翻译工作越做越好，对外交流水平和人文环境建设这个门面工作越做越好，使企业品牌在走向全球市场的进程中，其外宣材料也与国际接轨，与企业品牌形象匹配。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归化和异化；外宣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0-0061-03
一、引言
学习外语的目的是实现跨文化交际。表面看跨文化交际是语言间的沟通，而实际上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就是跨文化交际。不同的语言因文化背景的不同，在表述习惯、遣词造句中肯定会有差异。翻译是一种语言文化承载的意义转化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中去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外宣翻译是把大量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从中文翻译成外文，通过不同的媒介对外发表和传播。[1]它的目标读者主要是外国的一般读者和旅居海外的华侨及港澳台同胞。本文中的例句大部分都摘自笔者参与翻译的天津今晚报海外版（德文）的内容。
要想更好地掌握外宣翻译策略，就必须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及针对差异而采取的“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有深刻的了解。囿于篇幅，本文通过对“归化”和“异化”及其代表人物、理论基础和二者的辩证关系的学习，主要探析在跨文化交际视域下外宣翻译的策略。
二、跨文化交际视域下的外宣翻译策略
中西文化上的差异导致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上的明显不同。尤其是在外宣翻译中，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差异就显得更为突出了。在怎样处理外宣翻译中的文化差异的问题上，翻译界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策略，即归化与异化。
“归化”是指坚持译文应以目的语或译文为归宿，要求译者尽量满足目的语读者的期待，使用目的语读者习惯的表达方式来表述原文的内容，译文应当尽量适应、照顾到目的语的文化因素，为读者扫除语言文化障碍。奈达是归化策略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的概念。他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出发，把译文读者置于首位。其主要观点是“译文基本上应是源语信息最贴近的自然对等。”对奈达来说，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的目的是译文的表达方式应是完全自然的，并尽可能地把源语行为模式纳入译文读者的文化范畴。[2]
“归化派”认为，文化差异必然带来交流和理解上的障碍，既然翻译的主要任务促进文化交流和传播，就应该消除文化障碍，所以应该以最贴近目的语的形式将源于语篇呈现给译文读者，使之理解起来更容易。比如在源语语篇《近在远方》中有这样一句话：“与其驻足，叹咫尺即天涯，不如上路，笑看天涯亦咫尺。”引语在形式上对仗、押韵，玩了个文字游戏，语言优美却又通俗易懂。译文是Ein Satz aus dem Buch "So nah in der Ferne" gef？]llt ihr sehr： es ist besser， sich selbst auf den Weg zu machen und die ganze Welt zu erleben als sich immer nur die gleiche Umgebung anzusehen. 译文看起来普通却达到了好的效果，因为汉德语言差异较大，在形式对等和内容对等不能兼得时，不得不舍去形式美，一方面保留内容的完整性，另一方面采用了目的语读者熟悉的表达方式，便于其理解。
韦努蒂是异化策略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反翻译”的概念。这种翻译刻意在目的语的文本中，在风格和其他方面突出原文之“异”。Venuti公开声言，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翻译理论与实践，以抵御目的语文化占指导地位的趋势，从而突出文本在语言和文化这两方面的差异。
异化翻译提倡译文应当尽量保留源语的文化因素及源语语篇作者的表达习惯，主张译文应以源语语篇的功能及原文作者的创作目的为导向，保持源语的原汁原味，要求译者向原文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异化派”认为译文应该“忠实”原文，应该反映出源语的文化及语言特点。此外，还要相信译文读者有充分的想象力和足够的智力，能够理解源语中与之不同的文化。比如一些存在汉语中，与汉文化和国情密切相关的词汇在德语中是没有对应词的。对于此类表达方式的翻译，一般来说要将中文原文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保留并充分地传达给目的语受众。如“小康社会”作为一个经常出现在政论文中的术语，在德语中找不到具有相同指示意义的表达方式，我们可以将其译为“die Gesellschaft mit bescheidenem Wohlstand”。有时还可以采用语义再生的翻译方法，将有的词进行补充，如 “反腐倡廉” 翻译成“die Bek？]mpfung der Korruption und die Redlichkeit und Rechtschaffenheit”，以便西方受众理解和接受。
以上两种策略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是，通过分析我们明白了，异化与归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互为交融，相辅相成。“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不可能永远只遵循一种原则而舍弃另一种原则。在翻译中若能恰当地采用异化与归化这两种方法，既让读者领略到异国文化，又不让读者不明就里，才真正达到了翻译的目的。”[3]
在对外宣传文本的翻译过程中，还经常涉及增删、化虚为实、解释性说明等手段，来更好地实现外宣翻译的目的。列举如下。
（一）增删
由于外宣翻译的目标受众属于不同的文化群体，因而在翻译时就必须充分考虑文化因素及其差异、引起差异的原因。与同文化传播语境相比，在外宣翻译的跨文化传播中，传播内容容易出现增值解读、减值解读甚至异值解读，因此对信息适当地增删可以帮助外宣翻译的传播内容被等值解读，使译文能够更好地传递源语信息，从而达到对外宣传与交流的目的，提高传播效果。
1.增补。翻译时，可以通过增补信息来弥补文化信息差，以全面表_出特色词汇的文化信息，帮助目标读者等值解读外宣内容。中文中经常缺少主语，源语读者可以毫不费力的理解意思，但对于目的语读者就不是自然而然的事了，译者通常都要将主语补充完整，如：虽然出发前在网上查过攻略，但还是没想到道路如此艰险。有时候坡度太大，根本骑不了车，我们只好推着车一步一步往上走，因为高原缺氧，走两步就已经气喘吁吁，必须停下来做调整。译文：Wir hatten vor dem Aufbruch im Internet nach Strategien gesucht， aber wir haben nicht damit gerechnet，dass die Stra？Ye so gef？]hrlich sein würde.Manchmal war der Anstieg zu stark， sodass wir gar nicht mit dem Fahrrad fahren konnten. Wir mussten Schritt für Schritt das Fahrrad den Hang hinauf schieben. Wegen dem Sauerstoffmangel der Hochebene kamen wir nach zwei Schritten schon ins keuchen und mussten stoppen， um uns anzupassen.
2.删减。汉语中常见四字成语、重复的表达、华丽的词藻，而目的语读者要获取的是核心信息，过多的重复和过多描述性语句的叠加可能会造成信息过剩，产生理解障碍，影响翻译效果。在外宣翻译中，对译语做适当删减处理是必要的。例如来自天津宣传材料的句子：岁月流转，城市历经沉浮，阅尽千帆，而城市版图上历经百年被完好妥帖地保存下来的德式小洋楼，在如今华灯朗月映照之下，优雅依然，美丽如初。译文：Im Laufe der Zeit erlebte die Stadt ihre H？ihen und Tiefen als auch Glück und Unglück. Dennoch blieben die H？]user im deutschen Baustil auf dem Stadtgebiet von Tianjin erhalten. Sie haben mehr als 100 Jahre durchlebt und sind trotzdem unbesch？]digt und gut gepflegt. Nun scheinen sie unter dem Licht des klaren Mondes， immer noch elegant nach wie vor und sch？in wie zu Anfang.原文中“历经沉浮”、“阅尽千帆”意义相似，在译文中要避免重复，而且原文中用华丽的辞藻打造出的诗般的意境在译文中也归于了平淡。
（二）解释性说明
解释性说明能较好地帮助目的语读者理解带有浓郁文化色彩的、难理解的、陌生的专有名词和缩略部分的内容，避免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表述的不理解或理解不全面。例如：在《天津人爱美食中国第一》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在天津，人们最关注的本地小吃是煎饼果子、耳朵眼炸糕、小宝栗子、果仁张、十八街麻花、老永胜包子、蜜麻花、狗不理包子、罾蹦鲤鱼、熟梨糕、贴饽饽、桂发祥麻花。”如果只是音译，这些食物专有名词对于德国读者形同天书，为了引起文化认同感，消除理解障碍，译者要对一些概念进行解释，比如“耳朵眼炸糕”译成Frittierte Mehltasche mit sü？Yer Bohnenfüllung von der Art “Erduoyaner”；“小宝栗子”译成Ger？istete Kastanien von der Art “Xiaobao”；“狗不理包子”译成Goubuli-Baozi （ged？]mpfte gefüllte Teigtaschen）； “十八街麻花”译成frittiertes gezopftes Brandteig-Zopf von der Art “Shibajie”；等等。
（三）化虚为实
在汉语中，有些词语、句子的表层意义十分抽象，而实际上它们负载了浓重的文化内涵。为了能够巧妙、适当地再现原语文化信息并保证其可读性，译者不妨跳出原文的框框，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思考，寻找相对等值的表达，化抽象为具体。比如，翻译旅游外宣文本时常常需要去繁就简、化“虚”为实，以突出主要信息，使译文既符合外国读者的语言习惯又达到开拓潜在国际旅游市场、吸引外国游客的目的。例如介绍天津历史的文本：
天津，成于水，固于水，亦兴于水。六百年来――
九河长水以海的胸怀，构筑起这座城市最初的风骨；
连樯集万艘的漕运盛景，挥毫出这座城市最美的画卷；
天、海、城叠加的三重魅力，融合了多元的城市性格和特有的地域气息。
这气息如同陈年老酒，醇厚醉人，历久弥香……
译文：Tianjin kommt aus dem Wasser，liegt am Wasser und durch das Wassers wurde Tianjin zu einem prosperierenden Ort. Seit 600 Jahren―
Neun lange Flüsse haben Tianjin so weltoffen wie einen Ozean gemacht und die früheste Auspr？]gung der Stadt geschaffen；
Zehntausende majest？]tische Schiffe am Hafen malten wie mit dem Pinsel die sch？insten Bilder dieser Stadt；
Der dreifache Charme aus Himmel， Meer und Stadt verbindet sich zu dem vielf？]ltigen Charakter und der einzigartigen Ausstrahlung.
Diese Ausstrahlung ist wie ein alter Wein， der rein und mild ist und stets noch über einen berauschenden und langanhaltenden Bouquet verfügt...
汉语文笔优美，充满诗情画意，充分展示了汉语景物描写的长处，使用“胸怀”、“筑起风骨”、“挥毫”等词语增加了文章的韵味和可读性；而德语译文则简洁达炼，行文用字直观，更符合国外读者的欣赏习惯，从而使得外宣旅游广告的效果更佳。
（四）改写重组
改写重组主要指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从符合译文读者接受期望的角度，根据具体语境υ文宣传内容进行重新组织和调整。译文通过改写，把中文的主旨进行重组，较好地表达了原文的意境。例如：天津，是个充满人情味的城市，有着最长情的守望，也上演着最动人的重逢。曾经生活在天津的德国侨民，至今仍念念不忘骑车在城市大街小巷间穿梭，在德国俱乐部里聚会，在海河上赛船的精彩生活。译文：Tianjin ist eine Stadt voller Menschlichkeit und voller Erwartungen. Auch fanden gro？Yartige Zusammentreffen statt. Unvergessen ist bis heute das wundersch？ine Leben der einst in Tianjin lebenden Deutschen， und wie sie mit den Fahrr？]dern in den Stra？Yen der Stadt und den kleinen Gassen gem？]chlich entlang fuhren， im Deutschen Club zusammenkamen und auf dem Haihe-Flu？Y um die Wette ruderten.
三、Y语
综上所述，归化和异化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不分伯仲，二者服务于同一目的，即获得最佳的翻译效果，促进沟通且异曲同工。在外宣翻译实践中我们要增强文化平等对话的自觉意识，“避免不经推敲，采用西方中心的不恰当的“归化”和文化自恋的“异化”极端；避免有悖于翻译活动根本目的的不恰当或过于强调了翻译实践中的政治色彩和因素。“[4]我们还要注意在坚持外宣翻译三贴近原则的同时，一方面充分包容外国人对中国国情的陌生和不了解，尽量扫清对外宣传中的文化障碍，让外国人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另一方面大胆向世界推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让中国更快、更好地走向世界。[5]
参考文献：
[1]黄友义.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J].中国翻译，2004，（6）：27-28.
[2]Nida Eugene Towards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Leiden E.J.Brill，1964.
[3]何世杰.翻译中的洋化与归化[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520-523.
[4]刘雅峰.译有所为，译者何为？――文化全球背景下外宣翻译及其译者研究[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140-142.
[5]陈卫安.归化和异化策略在外宣翻译工作中的应用[J].重庆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4）：159-161.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LI Yong-cun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Tianjin 300204，China）
每逢毕业，大学生最头痛的问题之一莫过于毕业论文，很多商务英语专业的同学都期望学校取消毕业论文。然而，毕业论文能帮助学生掌握商务英语专业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初步研究能力，是考察学生综合能力的一个重要方式。根据《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要求》，毕业论文（设计）是考查学生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本科生进行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入门阶段，是对四年大学专业学习的一个成果展现。因而，毕业论文或设计对于商务英语专业学生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
商务英语专业的选题方向是什么？在毕业论文开题意见和成绩评定表中往往会有这么一条：是否符合专业培养目标。对于培养目标《商务英语国家标准》规定，商务英语专业旨在培养英语基本功扎实，具有国际视野和人文素养，掌握语言学、经济学、管理学、国际商法等相关基础理论与知识，熟悉国际商务的规则和惯例，具备英语应用能力、商务实践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思辨与创新能力，能从事国际商务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从培养定位来看，商务英语专业学生以文学、语言学作为选题对象肯定是不怡当的，选题的核心还应是商务英语。对于地方性本科院校来说，由于教育部已经将这类院校定义为应用型高校，选题的重点还应放在商务英语在相关领域的应用上。
二、商务英语专业毕业论文选题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学生甚至是指导老师都不清楚什么是商务英语，商务英语到底该研究什么。无法明确这一点，就会导致论文选题不符合专业培养方案、笼统空泛、与社会实践脱节等问题。
（一）选题不符合专业培养方案
要符合专业培养方案，除了熟悉教育部的商务英语专业介绍外，还一定要明确什么是商务英语。对于商务英语的定义，Hutchinson和Waters称：商务英语是ESP的一个分支，是以英语作为语言媒介、以商务知识为核心的一种ESP。从其定义可以看出，商务英语可以根据实际用途来界定，其范围涉及到许多不同行业和领域，所以商务英语涵盖了各个相关领域的专业英语，如经贸英语、金融英语、会计英语、法律英语、物流英语、广告英语等。因此，商务英语的一般定义是一切与商业相关领域的英语。
这样看来，符合商务英语专业培养方案的选题范围相当广泛，只要涉及与商务相关的专业英语领域即可，例如“合同英语中赘述现象的语用分析’、“物流英语语篇的语法衔接研究”、“从张家界景点的翻译看旅游英语的翻译策略”等均是相当不错的商务英语选题。但是，脱离了商务界定的选题就很可能不符合专业培养方案，例如“文化因素对电影片名翻译的影响”、《快乐大本营》中汉英语码转换现象探析’、“从英汉句法差异看长难句的翻译”等选题就明显不符合商务英语专业培养方案。
（二）选题笼统、空乏、单一陈旧
由于缺乏对商务英语研究领域的系统了解，学生的选题往往笼统空乏，很多同学感觉无题可选，纷纷借助网络，从而产生选题陈旧、雷同等问题。在对几所地方性本科院校商务英语毕业论文选题的调查发现，毕业设计的形式比较单一，全部是采用传统的学术研究性毕业论文模式，居然没有学生采用调查报告或策划方案。就毕业论文选题的领域而言，写商标和广告的占40%以上；写商务英语语言特点的也占到30%以上；只有一到两篇涉及到新闻、法律方面；研究金融、管理、保险、物流等方面的基本没有。
（三）选题与社会实践脱节，无实际价值
理论结合实际一直是需要解决的基本社会问题，也是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然而很多商务英语选题脱离社会实践，缺乏新意，无实际意义。有些选题不像是研究论文，更像是教课书里的内容，例如像“商务英语信函的语言特点”和“国际商务谈判的语言特点”这样的选题可以在相关教课书上发现完全一样的内容。另外，有些研究是已经没有必要进行的，例如，随着高等教育的全民化，进出口行业从业人员一般都已具备直接阅读和撰写外贸函电的能力。因此，没必要研究类似“英汉外贸函电翻译”和“论商务函电翻译”的选题，而且之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
三、原因分析
（一）商务英语研究氛围
根据叶兴国教授对中国商务英语研究现状与趋势的研究，发表过的商务英语论文从研究领域看，笼统地研究商务英语的论文多，研究英语广告和商标的论文多，深入研究国际商务具体领域专门用途英语的论文少。另外，据统计，过去30年总共发表了约5000篇商务英语论文，其中，研究广告英语和英语商标、品牌的论文约占总数的31%。由于学生写作毕业论文的主要文献来源是中国期刊网，这一现状无疑对学生的选题具有巨大的导向作用。
（二）往届学生论文选题倾向
由于绝大多数学生在进行毕业论文选题的时候都没有进行过相关的实践调查，因而很多同学就直接上网搜索现成的选题，似乎写起来有更多资料可查。这样一来，往届学生论文的选题，尤其是其他院校上传到网上的选题就成为很多毕业生使用“拿来主义”的对象，这也是学生选题单一的原因。
（三）管理和指导理念落后
造成学生毕业论文诸多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老师指导理念落后、学生英语水平不高、学生专业知识不扎实、管理过程不规范等造成的。现在地方本科院校学生的毕业设计仍然坚持按照传统的学术论文模式进行，基本脱离社会生产实践。论文指导的管理机制也不合理，例如写作指导的时间安排不妥当，往往与找工作、考研时间相冲突；选择指导教师的机制不科学、不合理，根本没有根据教师的研究方向进行选择，常常出现研究文学或教学法的教师指导商务英语选题学生的情况；指导老师的指导理念落后，单一要求用理论解释现实问题，忽视了商务英语的社会调查和商务英语的实证性研究。
四、解决方案
（一）熟悉商务英语研究理论
理论联系实际是论文写作最常见的模式，要想写好这类论文，首先要熟悉相关领域的理论。在进行论文写作前，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应系统地学习商务英语理论，并掌握一定的研究方法。例如，王立非教授针对商务英语语言理论体系，提出了商务英语词汇学、商务语用学、商务话语分析、商务翻译学、商务对比语言学、商务社会语言学、英语经济学等十二种研究理论和商务英语研究方法。
（二）扩大商务英语研究范围
掌握好了商务英语理论，接下来就是明确要指导的实际问题。由于商务英语涵盖了与商务有关的各个领域，商务英语研究的范围也随之非常广泛。研究内容可涉及商务英语语言、广告、商标、函电、经贸、谈判、合同、标识语、公示语、法律、外宣、司名、旅游等，还可包括金融、会计、会展、物流、涉外礼仪、电影、产品说明、公司宣传、证券、电子商务等领域所使用的英语语言特点及翻译技巧。
（三）毕业论文形式多样化
根据《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要求》，毕业论文（设计）要求选题有价值、思路清晰、内容充实、文字通顺，并有一定的独立见解。商务英语专业应鼓励学生采用市场调研报告、商业计划书、营销方案等多种形式，长度与毕业论文长度大体相等，用英语写作。评分时除了考虑语言质量和格式外，还应把创新思维和应用价值作为重要依据。因而，除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型论文写作外，还可以采用实践性毕业论文形式。论文的内容可围绕商务英语专业相关岗位进行选题，以解决具体职业岗位的具体问题。例如，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习经历，针对工作过程，用英语写一份完整的工作程序汇报；或者是为某项促销活动写一份详细的策划案；也可以就某个行业的一个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完成市场调查报告；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市场调查，写一份创业计划书等等。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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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邓纪念馆[EB/OL].http：///Default2.aspx.
[3]苏州博物馆[EB/OL].http：///default.php？mod=c&s=ssa6d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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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国际文化交流活动越来越频繁，国内各高校也加大了对外宣传的力度，目的是使更多的海外人士和海外校友能够及时了解学校的发展动态，进而推动高校的国际学术与文化交流合作。作为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之一，高校英文网站中的新闻英译质量就直接关系到外宣的跨文化交流的效果，进而影响学校的形象和声誉。
高校英文主页新闻的特征
笔者承担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主页英文版网站的建设工作，并直接参与了汉语新闻的英译工作。需要翻译的内容基本为“硬新闻”，即从新闻报道内容或报道对象来讲，是“题材较为严肃，着重与思想性、指导性和知识性的政治、经济、科技新闻”（甘惜分，1993），集中报道了学校近期的学术交流合作活动和重大科研成果等。
高校的校园新闻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新闻的基本特征外，还具有教育性、专业性，接近性等特征，即通过新闻舆论的感染和引导作用来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专业性是指新闻内容直接报道和反映专业发展、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的具体专业问题；接近性是指校园新闻与读者关联较近，容易有亲近感和认同感(王瑾，2005)。
高校英语新闻读者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生活在国外的以英语为母语，并有意与中国高校展开交流合作的外国专家学者；第二类是海外华人华侨，尤其以校友为主；第三类是有意申请到该校学习或已经就读的留学生以及外语学习者。在对外宣传中可以假设目标读者对中国文化了解较少，因此语言交际应该是新闻翻译的重点。这必然是一个跨文化传播的过程，如何传递语言信息就成了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关联理论的翻译观看地大英文主页汉语新闻英译的过程
关联理论是一个有关语言交际的理论，它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交际和认知。它认为，翻译作为一种语际间的交际行为，也是一个涉及大脑机制的推理过程，是一种语际间明示—推理的阐述活动。（文军，邓春，2003：88）阐释活动。Ernst-August Gutt在他的博士论文《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ation and Context)中提出，辖制翻译的基本原则就是关联。在这一阐释活动中，译者应首先明确自己既作为原文作者交际意图的接收者，又作为译文读者的交际者的双重身份。翻译的全过程实际上包含两个明示—推理过程，涉及三个交际者：原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而翻译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译文与原文最大程度上的类似。以如此的翻译理论为出发点，我们再仔细审视一下高校英文主页的新闻英译过程：
首先，关联理论翻译观把翻译看作以读者为导向的活动，因此，高校主页的新闻翻译的目的应该是在准确地传递原文信息的同时满足读者的需求。此双重的目的理念应该贯穿整个实践过程，译者不能偏离这样的指针和方向。第二，在高校主页的新闻翻译过程中，译者应重点考虑读者的需求和期待，这是由翻译的最终目的以及翻译活动本身决定的，因此高校主页新闻的翻译应该侧重于学术动态、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以及科研等等。第三，因为高校主页的新闻翻译工作是一个“源信息—译者—读者大众”的过程，所以译者必须采用各种方法解决，务必做到翻译精准。第五：在明确翻译目的并仔细考虑读者需求的基础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还要选择适当的翻译方法、策略以及翻译方式。在方法策略选择上，原文的信息和文化文法特点以及译文读者的阅读习惯等因素都应得到足够的关注和考虑，之后再决定是选择直译、意译、解释性翻译或是其他的翻译方法。
学校新闻记者一般由学生担任，由于缺乏对中英文化差异的重视，可以看到中文新闻稿件中时常存在着信息模糊、行文拖沓冗长、逻辑杂乱无章、套话充斥等问题。因此新闻翻译开始前要对中文稿件信息作预处理，做到在抓住原文主旨、领会原文精神的前提下，对原文语言的方方面面进行调整、删减、编辑、加工。
·镶补
如：4月8日晚，我校第二届“中西文化月”开幕式暨专场晚会在弘毅堂举行。
在这句新闻中，弘毅堂作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学校礼堂，对于地大的师生来说比较熟悉，但是对于境外读者来说可能就不太明白了，须提供必要的背景注释或者是解释。因此试译为：
On the evening of April 8th, the second “Cultural Season” Opening Ceremony was held in Hong Yi Tang (the school auditorium).
·减肥
有些新闻内容信息量大，篇幅较长，为了更符合读者群的文化和语言习惯，方便读者更好地理解新闻的主要内容，就需要对原文进行删减，有选择性地翻译。下面的这则新闻原文很长，因此在翻译的时候就把节选的部分中的第一段删去，只保留第二段的翻译。
如：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院士来校讲学 报告会开始前，欧阳自远为我校广大青年亲笔题词寄语：“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题词，鼓励大家积极投身到探索宇宙奥秘和嫦娥工程的行列，共同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及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富强做出贡献。“我们坚信青年人会担起这个担子，而且会干得更好！”他满怀信心地说道。 欧阳自远以《嫦娥工程——中国人的探月梦想》为题，详细介绍了月球对人类的重大意义、月球探测的历程与成果、“嫦娥工程”的成果及规划等。报告图文并茂、数据翔实、通俗易懂、激动人心，多次赢得师生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With the theme “Chang E project—Chinese Dream of Exploring the Moon”, Ouyang Ziyuan gave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to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the moon to human beings, the history and achievements of moon exploration, the success and plan of the Chang E project and so on. The lecture won warm and long time applause from teachers and students so many times because it was full of words, pictures, detailed data as well as exciting and easy to understand,
·重组
中文新闻中，为了表示尊重通常会在人名前加上很多的头衔或修饰语；或者会遇到一连串的人名，尤其是各级领导出席某个场合的情况。中文表达通常都是把这些人名作为主语，但如果英文翻译也采用这样的语序势必会使句子显得头重脚轻，所以翻译的时候需要变换表达顺序，重组整个句子结构。
如：9月23日晚，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56届校友欧阳自远来校讲学。
On the evening of Sept.23rd, Ouyang Ziyuan, chief scientist of the project of lunar probing, academicia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he 56th alumni of CUG (Wuhan) came to CUG and gave a lecture.
结语
关键词： 中医药研究生学术论文 英语摘要 语类分析
一、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一）语类分析
语类分析是篇章语言学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Thompson，1999;Hyland，1999，2004a，2005a，2005b；Paltridge，Starfield，2007）。语类是为实现某一交际目标，得到特定交际社团公认的语言交际类型（葛冬梅、杨瑞英，2005；庞继贤、叶宁，2009）。语类分析主要在语篇层面结合功能进行，目的是阐释学术文体的语篇推进结构和语言特征，体现了学术文体写作的规范要求。
语类分析学说认为，每个学科的语类都有自己的特点，都遵循该学科的写作要求，都采用相似的范式和步骤安排结构和语言形式，学术论文作者通过适当的语步构建学术空间，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得到所在交际社团的承认（Swales，1990）。当前有许多论文对期刊论文摘要的语类分析（如刘胜莲、魏万德，2009；余莉、梁永刚，2006等），但学位论文摘要和期刊论文摘要在语篇结构和语言特征上不尽相同（Hyland，2005b），需要认真研究。
（二）摘要研究述评
学位论文摘要是位于学位论文正文之前对论文整体内容进行概述的独立学术语类。《MLA格式指南与学术出版准则》（1998）对论文摘要的要求是长度不超过350字，内容包括该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结论。英语摘要，在中医药研究生学位论文中，除标题外，是唯一用英语写作的部分，其质量直接影响着论文的整体质量，是评判研究生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
目前对学术论文体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论文引言的研究。普遍认为引言的组织结构与整个论文的结构基本一致，即Swales的CARS语篇模式（Create a Research Space），包括导言（introduction）―方法（method）―结果（result）―讨论（discussion）四个语步，即I-M-R-D模式（Swales，1990）。在导言部分，Swales（1990）有详尽的语步分析，如下表1（改动自黄婷婷、许明武，2003）。目前对于方法（method）、结果（result）、讨论（discussion）三个语步的语步分析较少。
Swales的CARS语篇模式已经成为学术论文体裁研究的通用分析模式，为学术界所公认。而国内大多数对学术论文体裁的研究，也沿袭Swales的CARS语篇模式，对论文的引言部分进行体裁分析，而鲜有用此模式对学术论文的英文摘要进行分析。实际上，摘要和引言属于不同的体裁，Graetz（1985）认为论文摘要由四语步构成，即问题的提出（problem）―方法（method）―结果（result）―结论（conclusion）。Bhatia（1993）认为，摘要由以下语步构成：（1）介绍研究目的；（2）描述研究方法；（3）总结研究结果；（4）讨论研究结论。因此，学术论文英语摘要区别于引言，一则在于摘要由于字数限制，较少涉及研究领域的前期研究成果，侧重点在于提出问题和介绍研究目的；而引言部分必须从文献综述入手，否则很难建立自己的研究领域，无法开展下一步的讨论（徐有志等，2007）。二则摘要语篇较之于引言语篇，更需要有效提供研究结论，而不宜占用过多篇幅展开讨论。因此，一方面，鉴于国内对于学术论文摘要部分研究较少，而另一方面，学术论文摘要区别于引言，在第一语步和第四语步有其独特特点，所以，有必要借鉴Swales（1990），Graetz（1985），Bhatia（1993）等前人研究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国际上对学位论文摘要的研究，包括对机械工程、西医外科学、应用语言学文、社会学的研究，当前对中医药英语摘要的研究，关注的焦点是偏误分析（如段平、顾维萍，2002；戈玲玲，2002；王高生，2005），没有对硕博士学位论文摘要的研究，也没有在更高层次上对中医药期刊论文摘要的语类特点进行考察。
二、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的语料是中医药硕士学位论文英语摘要（500字左右）、中医药博士论文英语摘要（500―1000字）、中医药期刊论文英语摘要（50―100字）各20篇。以上论文从中国知网期刊论文库和硕博士论文库中随机抽样。论文上传的时间在2009年、2010年及2011年。为了保证本项研究的信度和效度，结合中医药类学术论文实际，在对论文进行编号后我对语料进行预分类，分类标准如下。
（一）理论研究类
就某一时间内，作者针对中医药类某一专题，对中医理论进行分析梳理，或者对大量前人经验、数据、资料和主要观点进行归纳整理、分析提炼而写成的论文，如文献综述、医案研究、名家经验总结。
（二）实验研究类
在实验室中，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进行较为严格的变量控制，观察假设中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从中探索中医药作用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受试往往为实验动物。如观察某经典方对受试的治疗效果。
（三）临床研究类
在临床研究中，或在临床实际运用中，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进行较为严格的变量控制，观察假设中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从中探索中医药作用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受试往往为患者。如观察某经典方对受试的治疗效果。
同时，根据Swales的CARS模式，并借鉴黄婷婷、许明武（2003）的研究方法。我对论文摘要进行四大语步的分类：导言（introduction）―方法（method）―结果（result）―讨论（discussion）。判断摘要的文字的语步范围，来自于该文字使用的关键词和关键句型。
三、研究结果和讨论
（一）语步及体裁分类
通过对语料进行初步分类。分类结果如下：
如表2所示，中医药学术论文摘要并不完全遵循传统的论文英语摘要写作模式。首先，理论研究类是区别于其他学科领域论文的特有类型。由于中医药研究重视对传统医学知识的集成和积累，因此文献综述、医案研究、名家经验总结是不可或缺的论文体裁，而其他学科领域中，尤其在理工科和西医学术论文中，除期刊论文可以有文献综述的体裁，一般不允许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论文以纯理论研究的形式出现，因而在摘要中也不会出现理论研究的类型。
其次，通过实际分类发现，在中医药学术论文摘要中普遍存在混合研究的情况，即介绍和讨论理论背景后，通过实验室或者临床应用证明理论指导下对受试进行实验，或者对患者进行施治的情况。而期刊论文摘要由于篇幅所限，往往选择省略对理论背景的讨论，使用直接描述实验或者临床应用的写作策略。同时，在硕博士学位论文中，也存在省略背景讨论的情况，只对实验过程或者临床作用进行讨论。
最后，可以发现，在类型分布上，硕士学位论文学位摘要的种类数量比较平均，以理论研究稍多；而博士学位论文明显以理论研究加实验室研究的混合研究类较多，可以推断，博士论文在理论深度上要求更高，博士生也更多参与实验室研究工作，故而此类较多。同样，因为大多数博士论文的摘要中会包含理论背景，临床研究类的论文数量较少。期刊论文除不存在混合研究外，在其他三种类型中分布平均。这可能和期刊论文的篇幅有限有关，侧重点往往只在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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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步分析
1.理论研究语步分析。
通过对理论研究的基本语步进行分析，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理论研究类并不遵循Swales的CARS模型，往往只有导言部分（introduction）。另外，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虽然长度不同，均涵盖导言部分的三大语步，即M1:建立研究领域（Establishing a territory）；M2:建立研究地位（Establishing a niche）；M3:占据研究地位（Occupying the niche）。以硕士学位论文A7每段开头为例：
The virus pneumonia is a commonly significant disease in clinic （M1 S1） .
That the Chinese medicine treats virus pneumonia has the unique superiority and has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M2 S4）.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Xuanchangfeiqi Tang on virus pneumonia and its clinical utilization rule of ventilating lung （M3 S1）.
在期刊论文全文中有相似语步，以C2为例：
Di dang Decoction， a classic prescription of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to remove blood stasis，was used to treat stagnated blood syndrome in ancient times （M1 S1）.
Recently，physicians have found that interior stagnant-heat syndrome is manifested in many kinds of internal damage and miscellaneous diseases，so the prescription can treat diseases of different systems （M2 S4）.
This paper aims to review the recent clinical reports of Didang Decoction （M3 S1）.
2．实验研究、临床研究语步分析。
在具体语步分析中，我们发现实验研究、临床研究语步极为相似。硕博士学位论文均采用IMRC的结构，即introduction（objective）―method―results―conclusion的结构。有两点值得注意：（1）与表1进行对照，论文作者在摘要的导言（introduction）部分只阐明研究目的（Outlining purposes），达到占据研究地位的效果（Occupying the niche）。但很少有作者提及Swales的导言部分的其他语步。（2）IMRC结构与Swales（1990）的IMRD结构略有不同，讨论部分（discussion）为结论部分（conclusion）所替代，实际上印证了Graetz（1985），Bhatia（1993）的观点，可见摘要语篇篇幅所限，作者往往选择突出研究方法、步骤和结果的策略，而省略导言语步和讨论语步。
3.混合研究语步分析。
首先，在三种英语论文摘要中，在期刊论文摘要中混合研究数量为零。我认为，并非期刊论文的实验过程和临床应用没有结合理论，而是在语步中理论并没有体现。
同时，博士学位论文英语摘要的语步特点最完整，使用IMRD或IMRC的语步推进模式，对理论研究部分的描述最全面。以博士论文B9为例，有清晰的元语篇标记（meta-discourse）完成语步转换：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the article holds that ...（第二段第一句）
In experimental research，we reproduce the mouse model of ...（第三段第一句）
然而，并非所有的元语篇标记在硕博士学位论文中都十分明显。在博士论文B19中文摘要中，然而，并非所有的元语篇标记在硕博士学位论文中都十分明显。在博士论文B19中文摘要中，原作者在首段介绍感染性肺炎的定义和分类，提到此病“一般属于中医风温、咳嗽等范畴”。第二段的元语篇结构为：
“本文分为理论研究和临床研究两个部分。理论研究方面，运用温病学理论、认识感染性肺炎的病因病机及辨证论治，重点探讨中医与现代现代医学之感染性肺炎在病因、病理认识上的契合点。”
第四段出现对应的元语篇结构：
“临床研究方面，根据症状表现，对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江苏省中医院收治的105例感染性肺炎住院患者进行辨证分型，总结临床用药，结果显示，感染性肺炎临床常见证型为痰热壅肺与风热犯肺型；最常用具有宣降肺气以透邪的中药属解表、清热、怯湿、止咳、化痰等类。”
在英文摘要中，相对应的原作者的表述为：
Pneumonia is classified under Feng-wen，or Ke-sou （cough） categor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Literature study showed that both conventional and TCM shared similar views on causes and pathology of pneumonia.However，in terms of treatment，TCM has its rules and characteristics，which is currently still being recognized as clinically effective.
对比后可发现，原作者的中文摘要中用第一段中对感染性肺炎的分类代替了对本文结构的阐述。而临床研究部分合并缩短至理论研究之后。我检查全文，此后的段落中，只有对研究意义的阐述，而没有对临床研究中更详细的阐述，如中文摘要中涉及的患者人数、所在医院情况，都没有再提及。由此可以判定，原作者虽然对中文摘要的语步和元语篇功能具有有效应用，然而该意识没有顺利转移到英文摘要中，导致英文摘要内容空泛，语步不清晰。
最后，我们发现，和实验研究、临床研类的语步不同的是，硕博士学位论文摘要中混合研究的语步更多出现讨论部分，或者讨论和结论并存，更符合Swales（1990）的IMRD的语步推进模式。主要原因是篇幅容量足够进行讨论，以及论文评审的要求。
四、结论与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中医药学术论文英语摘要的语类分析从两个方面体现复杂性。首先，在前人研究中（Swales，1990;黄婷婷、许明武，2003），也发现类似的语步分析。但前人研究并没有对论文进行分类，中医药论文类型复杂，除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长度不同造成内容取舍外，中医药论文本身也有理论研究、实验研究、临床研究和混合研究分类，刘胜莲、魏万德（2010）指出，国外论文摘要的IMRD语步出现频率很高，而国内论文作者常省略方法语步，或者将方法语步和引言或结果语步并合，而我们发现，在中医药论文摘要中，理论研究甚至会省略方法、结果、讨论等多语步，实验研究部分有独立式的结论语步。此外，在论文抽样中没有出现混合研究的期刊论文摘要，原因可能是篇幅所限无法展开导言（introduction）部分，只能完成实验研究和临床研究的语步推进。因此，中医药学术论文英语摘要除IMRD语步推进模式，还有I及IMRC语步推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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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中医药学术论文摘要的语类进行了探索性的分析和归类，对中医药研究生英语学术论文写作教学和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在教学中应当注意规范学生对论文写作语篇规范和论文分类的意识。同时，由于选取的语料数量有限，抽样样本较小，而不能和摘要作者进行交流，不能了解论文摘要建构过程。最后，论文作者可能的中医药文化背景和教育经历可能对语篇建构产生的影响。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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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朝鲜 司译院 蒙学 帖儿月真
Key words Korea
Interpreters
the Mongolian school
DÖrboljin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Korean Interpreters， the schools of Han、Mongolian、Wo(Japanese) and Jürjin of the Interpreters ， 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school of Mongolian and the education of Mongolian language . It points out that both Mongolia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he Mogolian school were started was in the Yuan Dynasty . During the period of Korean Shijia ， the “DÖrboljin” taught in the Mongolian school was Pagba Scripts; The Yan wen which was formulated during the Shizong period of Korea was connected with Pagba language . It also discusses how Mongolian language education declined in the Korean Interpreters gradually .
自古以来，朝鲜半岛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其教育机构也不例外，与中国历代王朝在中央和地方所设置的官办学校有着密切联系。朝鲜司译院，属官办“译学”机构，以培养翻译人员为目的。其建立也与中国元明两朝的“译学”机构有着一定的承传关系。为研究东亚地区古代外国语教学史，需将元明两朝的外国语教学与朝鲜司译院进行比较。笔者检索前人研究，发现朝鲜司译院这一机构，尙未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本文拟就朝鲜司译院“蒙学”教学情况，及朝鲜世宗时司译院蒙学帖儿月真，与朝鲜世宗时创“训民正音”文字的渊源关系等问题，作试探性研究。至于朝鲜司译院与中国元明两朝相应机构的关系问题，拟另撰文论述。
一、 司译院的设立及沿革
关于司译院的设置、沿革等问题，《高丽史》、《经国大典》、《通文馆志》、《李朝实录》等史料均有记载。
朝鲜王朝建立后，因袭高丽旧制建立了司译院。《李朝实录》记载，太祖二年（1393年）“置司译院，肆习华言”。[1]
关于司译院的设置问题，郑光认为“朝鲜司译院是将高丽通文馆改名为司译院的”[2]。高丽忠烈王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设置的通文馆，后来改名为司译院[3]。小仓进平认为“高丽末年设置的司译院，在朝鲜初年以旧制的形式存置”[4]。司译院始设于高丽末年，朝鲜初期采取了新建的形式[5]。
《高丽史》记载，“通文馆忠烈王二年始置之，令禁内学官等参外年未满四十者习汉语……后置司译院，以掌译语”[6]。
《高丽史》记载，恭讓王元年（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置“十学”，其中之“吏学”置于司译院[7]。关于“十学”《高丽史》只简单记载：“恭讓王元年置十学，教授官分隶，礼学于成均馆；药学于典仪寺；兵学于军侯所；律学于典法；字学于典校寺；医学于典医寺；风水阴阳学于书云观；吏学于司译院”[8]。可见，司译院始设于高丽恭讓王时期。
《通文馆志》记载，“高丽忠烈王二年始置通文馆习汉语，恭讓王三年改为汉文都监，国初置司译院，掌译诸方言语”[9]
根据以上史料记载，朝鲜司译院是在高丽忠烈王时期设立的通文馆基础上设立的。通文馆在恭讓王元年（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很有可能名为司译院，在恭讓王三年（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改名为汉文都监。朝鲜初期重新设立司译院。
朝鲜司译院设有“四学”，即汉、蒙、倭、女真学。司译院不是同时设立“四学”。如前所述，“太祖二年，置司译院，肆习华言”。由此可知，“汉学”应是在朝鲜太祖二年（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设立。“蒙学”后来是在朝鲜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增设。《李朝实录》记载，太祖三年，司译院教官人数为“教授三员，内汉二员，蒙古一员”[10]。可见，司译院设立之初，只有“汉学”和“蒙学” 教习汉语和蒙古语。
关于“倭学”和“女真学”的设立年代，据《李朝实录》记载：朝鲜太宗十四年“命司译院习日本语，倭客通事尹人甫奏：日本人来朝不绝，译语者少，愿令子弟传习，从之”[11]。朝鲜世宗八年礼曹报告“野人（指女真人）连续上来，”
朝鲜司译院设立“四学”的原因是，与朝鲜和明朝的政治往来有关。明朝势力进入辽东之后，朝鲜与明朝、北元、女真、日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司译院的设置以及汉、蒙、倭、女真学等“四学”的形成，除了朝鲜出使明朝、北元、女真、日本的需要以外，还有备边司和兵部了解明朝、北元、日本、女真等的军事动向需要。
朝鲜世宗时代开始，司译院已实行了“四学”例。朝鲜太祖、世宗、成宗时期，对司译院各科教学作出了各项不同的规定。
朝鲜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对“汉学”、“蒙学”作了如下规定：在司译院置“禄官与教官”；教官人数为“教授三员，内汉二员，蒙古一员，优给禄俸”；学生的人数及年龄规定为“令在京五部及地方，择良家子弟十五岁以下，天资明敏者，岁贡一人，入院肆业”；对考期与科目规定为“每三年一次考试。习汉语者，以四书、小学、吏文[12]、汉语皆通者为第一科，与正七品出身。通四书之半及小学、汉语者为第二科，与正八品出身。止通小学、汉语者为第三科，与正九品出身”。习蒙语者“能译文字，能写字样[13]，兼写伟兀字（伟兀字指畏吾儿体蒙古文）者为第一科；只能书写伟兀文字，并通蒙语者，为第二科，出身品级同前”。[14]并对考试中选者，颁给红牌，证明司译院奉王旨给某人，赐通事第几科几人出身。
世宗时期，对在“四学”学习者，作出进一步的规定。世宗二十四年（明正统七年，1442年），司译院都提调等认为，现今在司译院习华语者（大多数人，应该是按上述规定从各地选送的），入院，不得已才学汉音。故而在司译院学华语，学十年不如到中国奉使数月。学汉音常用乡音（即朝鲜语发音），一天所学汉语还不如乡语的十分之一。这种习字与汉语的教学相分离的作法，严重影响教学质量。所以，司译院提调官等对禄官、教授、各级官员以及汉、蒙、倭、女真等四学学生，作出了入本院须用所习语言，不得用乡语的规定。
世宗创造“训民正音”[15]文字之前，历代王朝所建儒学学校，一直使用汉字。学习汉语者，以当地乡音读汉文字，即以一种“吏读”[16]法来读汉字。因此，在以往学校读儒学经史，不一定都以汉音来读汉字。这样一来，在司译院学习汉语者，常受乡音影响。因此，世宗才对在司译院汉学习读汉语者，规定了在本院不得用乡音的禁令。其规定如下：“每至院中，一禁乡语，上而师长、僚官，相与应对，下而权知、生徒，招呼应诺，一用汉语。大而公事议论，小而饮食起居，一用汉语”。并令常考察，若有人用乡语，予以处罚。“初犯，附过。再犯，囚。次知一名三犯，二名四犯，三名五犯，以上移关刑曹论罪，禄官罢职，仍一年不叙前衔。权知，一年不许取才。生徒，随其所犯辄行棰楚。其余蒙、倭、女真学，亦依此例施行”。[17]
成宗时期，“四学”的待遇下降。故而政府也采取了一些鼓励“四学”生徒的措施。并对司译院“四学”、岁贡生徒人数，作了新的规定。成宗九年（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规定，因蒙、倭、女真学人员和生徒，都是居外（应指外方选送的）之人，故对同住父兄弟姪，实行免役。无亲属者，另给俸和衣物。在大典内，同住的亲属中，有一人不能定役。如果同住父兄子弟各自有役的话，只给一人奉足。户内三丁以下，也不能定役。户内没有人丁，则许亲属一人免役。并声明，鼓励汉学，也依此例。
世宗时期，汉、蒙、倭、女真学，依“四学”例供馈。学员享受政府津贴，故能安心学习。但到了成宗时期，供馈不继，贫寒生徒终日受饿，学业难持。“四学”虽有供学百人的规模，但赴学者总不满。因此，成宗九年司译院向政府请求给提供供馈。同年，政府为解决司译院“四学”生员不满的问题，规定依汉学例，命各道每年选送蒙、倭、女真学岁贡生徒八人。并令外方[18]选送蒙学生徒五人，倭、女真学生徒各六人。
以上所述可概括为两点：一是，世宗时期对司译院各级官员及学生教学活动要求严格，并向生徒提供供馈。到成宗时期，因供馈不继，致使汉、蒙、倭、女真各学学员人数减少。因此，政府采取了对生徒亲属免役，提供奉足等措施，鼓励司译院“四学”生徒，并增加了岁贡的人数。其二是，由于朝鲜成为明藩属国，汉语成为正统。其重要性远非蒙古、日本、女真语所能及，而且，蒙、倭、女真学生徒，是从地方选送，食宿不便。“四学”中蒙、倭、女真学与“汉学”三科之间差距甚大。蒙、倭、女真各学，所习者日减。出现这种差别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朝鲜历代王朝所建学校一直使用汉文字。
朝鲜司译院“四学”对培养的翻译人员，有不同的要求，似乎对汉、蒙、倭、女真学生徒，是否能够进行翻译非常重视。对汉、蒙学生徒，根据不同程度，分为不同的档次。能够进行翻译，会写文字，又通语言者为最高级。以“汉学”为例，从其所规定科目看，既通汉语，又通吏文者，为第一科；汉语程度稍逊或略通，一半及不懂吏文者分别为第二、第三科。第一科出身者，兼通汉、吏，能够从事从汉语译为吏文，也能将吏文译为汉语。例如，中宗二十三年（明嘉靖七年，1528年），令译官李和宗翻译建州卫所通文书，并将朝鲜方面复信译为“吏文”。[19] 由此可见，朝鲜司译院培养从事双向翻译的人才。兼通汉语和吏文者，比反通汉语者待遇要优厚。“蒙学”也是如此。
“蒙学”及“帖儿月真”
对朝鲜司译院“四学”之“蒙学”及其蒙古语教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自高丽忠烈王时代司译院始设，到朝鲜时期司译院的发展演变，及其蒙古语教学逐渐衰落的过程。
明洪武二十五年（朝鲜太祖元年，1392年），明在辽东设辽东都指挥使司。由此，朝鲜半岛与北元的关系基本被切断。但朝鲜司译院“蒙学”的教学活动，并未因此而中断。
如上所述，朝鲜太祖时期开始，司译院对“蒙学”和蒙古语教授及生徒人数做了规定。世宗时代开始，对蒙学也采取了鼓励措施。据《李朝实录》记载，世宗四年（明永乐二十年，1422年），吏曹报告称，蒙古语不是时尚，传习者少，为对学习蒙语者给予鼓励，请求从分数高者中，选两人用在政府。此举效果似不明显。次年，礼曹报告，蒙学生徒人数依旧很少，请求从全罗、庆尚道及京中五部，选年少聪敏者，送赴司译院学习蒙语。此项请求得到了许可。
同年，礼曹报告“蒙古字学有二样，一曰伟兀真，二曰帖儿月真。在前，诏书及印书用帖儿月真，常行文字用伟兀真，不可偏废。今生徒皆习伟兀真，习帖儿月真者少。自今四孟朔蒙学，取才并试帖儿月真，通不通分数，依伟兀真例”。[20]这是说蒙古字学有两种，一称伟兀真，一称帖儿月真。过去诏书及印文用帖儿月真，日常文字用伟兀真，两者应兼通之。但世宗时代生徒几乎不习帖儿月真，只习伟兀真。故吏曹要求考试内容增加被忽视的帖儿月真，其评分标准按伟兀真执行。 这段史料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以上所谓蒙古字学应创设于朝鲜王朝建立之前。二是，除了一望可知的伟兀真即畏吾儿体蒙文外，还提到了所谓帖儿月真。按上下文理解，帖儿月真应该是指八思巴字。
蒙古字学是元世祖忽必烈时为在全国普及八思巴字，而在地方设立的蒙古语文学校。创立八思巴字之前，蒙古人使用畏吾儿体蒙古字。即所谓“伟兀真”。至元六年（1269），元世祖忽必烈令帝师八思巴，以藏文字母为基础，创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并颁发了使用蒙古新字的规定。据《元典章》，《诏令》卷之一记载：“至元六年二月十三日，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新字，译写一切文字。自今以后，凡有玺书、颁降，并用蒙古新字，仍以其国字[21]副之”。至元七年（1270），元朝设“诸路蒙古字学教授”。[22]次年，又“置蒙古国子学，掌教习诸生”，[23]命百官子弟入学。再次年，“置翰林院，专掌蒙古文字”。[24]元朝在国内规定，敕令用蒙古字拟写。“至元十年（1273）春正月，敕自今并用国字[25]书宣命”[26]的记载即本于上述元典章所录诏书。
高丽元宗十四年（元至元十年，1273年）春正月，元朝使者致高丽的诏书“其文用新制蒙古字，人皆无识者”。[27]由此可见，同年元宣差出使高丽，带去的诏书即以八思巴字书写。
元朝不但向高丽下达八思巴字诏书，也要求高丽进表以蒙古字书写。据《元典章》，《礼部》卷之四，用蒙古字条记载：“至元八年（1271），钦奉圣旨条画，应凡奏目，并用蒙古字书写，钦此。”并令今后各处大小衙门，进表、朝贡，一切要用蒙古字书写。并规定今后不可再称为蒙古新字，改称蒙古字。因此，高丽翻译人员也需学习蒙古字。忠烈王二十一年（元元祯元年，1295年），“元遣蒙古字教授李忙古大[28]来”。[29]
所以，上文中提到的“在前蒙古字学”不可能是指朝鲜太祖时期或世宗时期的司译院蒙学。蒙古字学，应设于高丽忠烈王时。高丽蒙古字学与高丽司译院之间的关系，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学习八思巴字，始于高丽忠烈王时则可以肯定。
至元八年（1271），元朝在国内规定，“蒙古字学生徒，百官、汉儿官员，选择子弟俊秀者，入国子学。随路达鲁花赤、总管以下及运司、诸投下、官员子孙、弟姪，堪读书者，并所入学。”[30] 元朝在高丽于至元七年（高丽元宗十一年，1270年），始设达鲁花赤。可以想象，在高丽的达鲁花赤子孙，亦要学习蒙古字。况且，至元八年元国内颁行蒙古字时，忠烈王，即以高丽世子的身份在大都。次年，忠烈王回高丽之后，依蒙古俗剃头、着蒙古服饰。忠烈王与元世祖忽必烈关系极为密切，为元朝的驸马国王。他很可能服从世祖忽必烈普及八思巴字的诏令，培养蒙古字学翻译人员。忠烈王继承高丽王位之后，第二年即设司译院，掌管翻译之事。
伟兀真即伟兀字。朝鲜司译院太祖二年所定科目中提到的伟兀字，与《元典章》中记载的伟兀字同。《元史》记载为畏吾字。与伟兀字对应的蒙古语为“oigor usug”的第一部分；伟兀真字则当为“oigorjin usug”。同样，帖儿月真应是蒙古语“ durbeljin usug”的汉字音译。《蒙古语大辞典》解释“durbeljin usug”为元世祖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创造的新字。六十年前日本学者小仓进平已提出“帖儿月真”应指“八思巴文或八思巴文之后所创蒙古文”。[31]韩儒林先生认为“契丹、西夏、女真国书，皆模拟汉字而成。八思巴为忽必烈创制新字时，似颇受三种国书影响，故亦力求方整（durbeljin）”。[32] 八思巴字在字形上来讲，属于方形文字。这一名称也许是与畏吾儿体蒙古字相比较而言的。
蒙古语“durbeijin”可分为“dur / bel / jin”三个音节。“usug”直接译为字。“帖儿”应为蒙古语音节“dur”的汉字音译。中世蒙古语（畏吾儿体蒙文）“d”、“t”在字形上相同，即与现代蒙古语中“t”的字形相同。韩国语中常“d”、“t”不分。因此，将“dur”转写为“tur”是可能的。“月”为“bel”的汉字转写。汉字“月”在韩国语中的发音为“uol”。在蒙古语口语中“bel”受元音和谐律影响，元音“e”受上一个圆唇元音“u”的影响，也读为圆唇元音，成为“bol”。口语中，“bol”（为“bel”的读音）和“uol”的读音又比较相似。故“月”为蒙古语音节“bel”的汉字转写。韩国语中，汉字“真”的读音为“jin”。 另外，世宗五年的礼曹报告中提到，“在前，诏书及印书用帖儿月真”，这与元朝世祖忽必烈时期，关于宣书和玺书、贡表，要用蒙古字书写的规定是相符合的。因此可以断定“帖儿月真”为“durbeljin”的汉字音译。世宗时期，司译院重新规定研习的“帖儿月真”肯定是八思巴字。
关于朝鲜“谚文”的来源问题，史学界有几种不同观点。主要有藏文来源说、梵文来源说、蒙文来源说，还有，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认为“谚文”“应该是来源于八思巴文”。[33] 笔者同意白鸟库吉的看法，世宗二十八年九月（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一批朝鲜学者创造的“训民正音”文字，当与世宗时在司译院蒙学习学的八思巴字有关。将八思巴字的字母拆分开来看，“训民正音”文字有些字母的创造，明显受其影响。另外，“训民正音”文字（又称谚文），元音之前，必须要加“字头符”（所谓的“零声母”），也与八思巴字同，只是所加符号不同而已。“训民正音”文字所加为一个圆圈，八思巴字则加一横。而且，其字母的粘着组合，收声母[34]及其语法中的表现格的形式，以及动词的变化等，也都与蒙古语相似。由此可以看出，世宗时期司译院“蒙学”应教习过八思巴字，世宗五年礼曹报告中所提“帖儿月真”应为八思巴字。
世宗二十四年（明正统七年，1442年），北元谴使赍脱脱不花敕书，到朝鲜咸吉道阿赤郎地面，朝鲜通事展阅敕书只是“默识，阳言俺本不识蒙古字样”[35] 并将敕书封还给蒙古使臣。此后朝鲜将事情的经过向明朝汇报。这一史料证明，世宗时期，其政府内有识读蒙古字者。
成宗二十三年正月（明弘治五年，1492年），右承旨权景禧报告称“谕都骨兀狄哈之书已用蒙古、女真语翻译，何以处之”。[36] 中宗十三年（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蒙古学翻译蒙古书，呈兵部[37]。上述资料提及的这些识读蒙古语者，及蒙古语翻译人员，均应是司译院蒙学培养出来的。
结语
一、高丽忠烈王时司译院始置，蒙古字学所教习文字有两种，即伟兀真和帖儿月真。
二、朝鲜司译院“蒙学”，以《蒙语老乞大》为教科书。
三、朝鲜世宗时司译院“蒙学”习学帖儿月真文字，即八思巴字。世宗时创“训民正音”文字，与司译院“蒙学”习八思巴字的关系问题，值得重视。
四、至中宗时期，司译院蒙学进入衰退阶段，很少有生徒学习蒙语了。
转贴于
[1] 《李朝实录》，日本，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昭和三十一年（1956年）版，《太祖实录一》卷4。
[2] 郑光《从试卷看朝鲜王朝的译科制度——以满语、蒙古语、汉语考试答案用纸为中心》，2001年2月22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翻译与文化史”研究会论文，第2页。
[3]郑光《译学书研究的诸问题——以朝鲜司译院倭学书为中心》，《朝鲜学报》百七十辑，1999年，第30页。
[4] 小仓进平增订《朝鲜语学史》，第3页。
[5] 小仓进平《朝鲜的契丹及女真语学》，《历史地理》第二十九卷，第五号，第564页。
[6]《高丽史》，日本，东京国书刊行会，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版，卷76，《百官一》。第二册，第563页。
[7]《高丽史》卷77，《百官二》。第二册，第572页。
[8] 这里只提到8个，其余2个应是乐学和译学。
[9] 《通文馆志》，卷一沿革，官制条，第7页。
[10] 《李朝实录》，《太祖实录一》三年十一月条，卷6。
[11] 《李朝实录》，《太宗实录》十四年十月条，卷。
[12]“吏文”，是指鲜对中国的外交文书中所用的汉文。
[13]“字样”当指八思巴字。
[14] 《李朝实录》，《太祖实录一》，卷6。
[15] “训民正音”文字，朝鲜世宗二十五年（1443年），命一批学者创造的朝鲜文字，共28个字母。世宗二十八年（1446年）正式颁布。称为“训民正音”文字。今韩国所用语言文字，是在“训民正音”文字基础上演变而来。
[16] “吏读”乃公元692年新罗学者薛聪、强首等所创，其法以汉字偏傍部首或读音标记本族语。
[17] 《李朝实录》，《世宗实录三》，卷95。
[18] “外方”应指地方，其所属范围、及其与“各道”之间有何关系，尙有待于研究。
[19] 《李朝实录》，《中宗实录三》，卷61 。
[20] 《李朝实录》，《世宗实录一》，卷19。
[21] 《元典章》这段史料中所谓“国字”不是指八思巴字，当指被译写的各国文字。另外，又见《元史》《百官三》中“蒙古翰林院，掌译写一切文字，及颁降玺书。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
[22] 《元史》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版，卷7，《世祖本纪四》。
[23] 《元史》卷7，《世祖本纪四》。
[24] 《元史》卷7，《世祖本纪四》。
[25] 此“国字”应指八思巴字。
[26] 《元史》卷8，《世祖本纪五》。
[27] 《高丽史》卷27，《元宗世家》。
[28] 李忙古大应为李忙古带，高丽读“大”为“带”是可能的。
[29] 《高丽史》卷31，《忠烈王世家》。关于此记载，在元代史料中未见相应记载，待考。
[30] 《元典章》，《礼部》卷4，蒙古学校。
[31] 小仓进平《朝鲜外语史》（日文，《朝鲜语学史》），刀江书院，1940版，第648页。
[32] 韩儒林《成都蒙文圣旨碑考释》，载《韩儒林文集》，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第131页。
[33] 白鸟库吉“谚文的起源”，载《史学杂志》第八卷（1897年版），第126页。
[34] 韩国语中“收声”母指词尾的不加元音字母的辅音字母。蒙古语中称为“debisger usug”，有中、下两种形式。
[35]《李朝实录》，《世宗实录三》卷96。
关键词：焦作高校；外语学科；地域文化；可持续发展；作用
焦作地处河南省西北部，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偏低，引进外资和对外交流相对滞后。焦作地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要抓住中原经济区文化大发展的历史机遇，积极引进外资，扩大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发展好煤炭文化、太极文化和旅游文化这三个文化支柱产业，实现焦作地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焦作高校外语学科在焦作地域文化的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中起着语言转换器的作用，培养的外语专业人才对焦作地域文化的对外宣传和国际交流起着语言介绍的作用。所以，焦作高校外语学科的发展要有整体规划，河南理工大学、焦作大学和焦作师专的外语学科定位和培养模式要形成一体化体系。
一、焦作高校外语学科整体发展规划的设想
1.三所大学外语学科的专业定位和培养模式要形成分工明确、相互支撑、避免重复的一体化培养体系——焦作师专重点培养外语基础师资，焦作大学重点培养涉外导游，河南理工大学重点培养科技系统、煤炭系统涉外人才。
2.河南理工大学的外语本科专业和硕士点应该分别设置为科技外语方向、煤炭外语方向和科技系统涉外事务管理方向、煤炭系统涉外事务管理方向，焦作大学的外语专业应该设置为涉外旅游方向和应用外语方向，焦作师专的外语专业应该设置为外语基础教育方向和商务外语方向。
3.要确保焦作地域文化的对外宣传和国际交流，关键是三所大学要全面提高其人才培养质量——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要在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中做出表率，焦作大学要在应用型外语人才的培养中做好工作，焦作师专要在基础型外语师资人才的培养中做出努力。
4.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要积极拓展学生的科技常识、煤炭常识和科技领域、煤炭领域涉外常识，焦作大学要重点提高学生的涉外旅游服务能力，焦作师专要抓好学生的外语基础能力培养。
5.要快速推进三所高校不同外语专业的学科定位、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要增加科技外语阅读、煤炭外语阅读并编写相应教材，焦作大学外语学院要保证涉外旅游外语的设置和教材编写，焦作师专外语系要重视基础外语、少儿外语的教学及教材编写。
6.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要重点培养学生在焦作地区乃至河南省科技系统、煤炭系统涉外工作中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焦作大学外语学院要重点培养学生在焦作涉外旅游工作中的服务表达水平，焦作师专要重点培养学生在基础外语教育中的教学能力。
7.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要重点普及学生的科技、煤炭常识，焦作大学外语学院要重点培养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焦作师专要重点拓展学生的儿童心理学、儿童教育学常识和外语基础语言能力。
8.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和焦作大学外语学院要在焦作煤炭文化、太极文化和旅游文化的双语外宣工作中作出积极的贡献。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要加强与焦作地区涉外企业和部门的联系和交流，密切关注焦作地区乃至河南省对外语专业人才的市场需求，构筑以焦作地区市场需求为主导方向、河南省市场需求为辅助方向的焦作地区高校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焦作高校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对提高焦作高校外语人才培养的质量、提升焦作地域文化在国内外交流和双语宣传中的美好形象、加强焦作地域的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推动焦作地域文化和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高焦作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的分量和贡献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焦作高校外语学科整体发展的现状和问题
调研发现，焦作三所高校河南理工大学、焦作大学和焦作师专的外语学科发展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现象突出，学科定位重叠，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焦作地域的高等教育外语资源。而且，三所大学的同方向毕业生在就业竞争中形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自相残杀”局面，对焦作地域大学生就业产生了潜在的消极影响。
例如：焦作师专本来是培养基础师资的，但现在也开设有旅游英语、商务英语等专业。这样培养出的一批毕业生在英语口语能力、知识面、处理突发性事件能力等方面缺乏最基本的就业竞争力。
再如：河南理工大学是一所以煤炭开采为主导专业的理工科院校，外国语学院的外语学科定位应该以科技外语、煤炭外语为主，将科技外语阅读、煤炭外语阅读作为必修科目。但现在外语学科定位却是培养基础师资、商务外语和外交精英，实际上，毕业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
值得庆幸的是，焦作大学将旅游外语作为主导外语学科方向，着力培养学生的地域文化储备和旅游语言交际能力，可谓走上了正确的外语人才培养道路，如果以后能在涉外旅游和外语口语表达上下大功夫就更好了。
在焦作高校中，河南理工大学一强独大，其外国语学院理应承担起外语学科的引领作用。令人遗憾的是，通过对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调研和考察，发现其在地域文化及旅游英语方面均存在种种不足。河南理工大学在焦作地域文化教育领域中一强独大，而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却是一弱独小，像是狼群里的一头病羊。例如：外国语学院的二级硕士点“涉外事务管理”，既不是煤炭涉外事务管理，也不是科技涉外事务管理，根本没有明确的定位，更不要说结合学校优势学科资源了。令人不解的是，有些领导竟然认为，外国语学院研究生课程可用中文开课，硕士论文要求用中文写，因为外国语学院的二级硕士点挂在应急管理学院的一级管理学硕士点之下，所以最后授予管理学硕士学位。那专家要问的是，这样的一个硕士点为什么要设在外国语学院呢？也可以设在管理学院或文法学院嘛！
河南理工大学在快速发展，学校提出的目标是进入河南省高校前四强，以实现跨越式提升。这所高校的前身是焦作矿业学堂，后来更名为焦作工学院，现为河南理工大学，其核心学科是理工类学科，文科院系相当薄弱，外国语学院更是薄弱中的薄弱。但是外国语学院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外语学科建设没有起色不说，连大学英语教学都在原地徘徊多年，严重影响了学校的跨越式发展，成了拖累文科院系质量提升的“大包袱”。
三、焦作高校外语学科在焦作地域文化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焦作要想保持地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跟上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快速步伐，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必须花大力气引进外资，必须想尽办法扩大对外交流，必须走国际化道路。其核心工作是使焦作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焦作。这就要求焦作市委、市政府、市外事办和市教委等有关政府部门重视焦作地域文化的对外宣传工作，重视外宣工作中的外语翻译环节，重视焦作高校外语学科外宣人才的培养工作，为焦作文化外宣的核心翻译任务提供专业人才和相关专家学者的智力支持。
通过实际调研发现，焦作地域文化对外宣传的外语资料翻译水准偏低，存在许多错误，严重影响了焦作地域文化在外国友人心目中的美好形象，降低了外国友人对焦作地域文化的认同感。这不仅影响焦作走向世界和世界了解焦作，而且影响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整体规划和跨越式发展。旅游文化和煤炭文化外宣工作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例如：河南理工大学能源学院的核心学科是煤炭开采，学院和美国一些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但是，美国煤炭开采专家来院讲学，学院的绝大部分专家教授却听不懂英文讲座，更不要说用英文对外宣传自己的学术理论和学术思想了，严重影响了学校的国际化发展进程（资料由河南理工大学能源学院专家提供）；国际交流处的口译老师能听懂简单的英文，却对煤炭方面的专业术语和学术理论一筹莫展。但是外国语学院不去培养精通科技行业、煤炭行业常识和科技系统、煤炭系统涉外事务常识的复合型外语专业人才，而去培养基础师资和纯商务人员。
对于作为焦作文化支柱产业之一的旅游文化，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也没有涉外旅游专业，有关领导认为旅游学院的专业双语教学就足够满足旅游市场的需求了，这是典型的“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白内障”行为。焦作大学外语学院倒是做得不错，英语专业设置了旅游英语、商务英语和应用英语三个方向，没有将不同方向放在专业里一锅煮，而是条分缕析，实现了专业的具体化。美中不足的是，其外语学院培养的是一般导游人员，即中文导游，涉外旅游方向却放在了人文学院，即传统的文学院或中文系。焦作师专本来应该培养基础师资的，却也要培养商务英语专业人才。这就造成了三所大学外语学科专业方向的重叠和高等教育外语资源的浪费，是典型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难以形成可持续发展，也必然影响地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要想解决这一揽子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问题，不妨对三所大学外语学院实现宏观的统一管理，形成外语专业人才培养一体化体系，这样就可以统一规划，协调发展，无论对专业发展的精品化还是对促进就业的多元化都会有好的预期效果。
太极文化是焦作地域文化的另一个支柱产业，发源于陈家沟的陈氏太极拳，形成了焦作的文化精品。在焦作市委市政府的高度关注下，它已经通过各种武术大会等活动确立了自己的品牌效应，而且在三所高校的师生中广泛传播，和少林武术文化遥相呼应，成为河南省武术文化的亮点产业。在这样令人振奋的形势下，双语外宣资料中所存在的翻译错误和外语表达缺陷就成了当下亟须解决的问题。
四、结语
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已经走了3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也一再强调这条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条正确道路。所以，走改革开放和引进外资的国际化道路已成定局，只有跟上这个大局，才能取得经济文化发展进步的全面胜利。中原经济区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必将引领河南省的新一轮开放热潮，引进外资、国际交流、双语外宣等中心工作必然同步展开。焦作地区高校外语学科负责人要有前瞻意识、大局意识和开拓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为地域文化可持续发展提供及时有效的外语智力支撑，为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国际化事业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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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五上天”、“人民币是否贬值”……罗斯教授淡起《人民日报》的文章时神采飞扬、如数家珍。
看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汉语正从弱势语言向强势语言方向迈进，中国的书流媒体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也在日益增强。
2003年秋冬之际，我随中国汉学研究学者团组出访英国、荷兰、瑞典，与欧洲三国汉学家就汉语言文化教学及中国研究进行学术交流。我深切感到：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和结晶，汉语正在成为世界解读中国的桥梁。外国汉学家对中国汉语言文化的潜心研究和惊人领悟力令人赞叹。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为传播中国语言文化付出了巨大努力，对中国文化在海外扩大影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杜德桥所长畅谈 牛津汉学新天地
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杜德桥(Clen Dudbridce)教授温和儒雅，白发如雪但梳理有致，清癯面庞上的金丝眼镜后流淌着热情友善的目光，高高瘦瘦的身材，无论坐与站，与人交谈时身体都微微前倾。他身兼数职、德高望重。谈起杜德桥教授的“中国情结”，他的华裔同事于：先生表情凝重地告诉我们：英国原有6所大学能培养汉语本科生，但前不久杜伦大学取消了汉浯教学专业，杜德桥教授闻讯立即向有关部门写信，陈述利害、据理力争。在杜德桥先生为首的英国汉学界的强大舆论压力下，杜伦大学校长不得不出面解释说，由于经费紧张，这是一种“无奈的决定”。干先生说：“海外汉学家在大学专业设置权衡取舍时能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上世纪70年代，牛津大学也曾酝酿取消汉语教学专业，但杜先生对汉语情有独钟，他宁可取消扰太学而坚持保留了此专业。”
谈起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的地位和作用，杜德桥教授颇感欣慰。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成立于9年前，除承担本科生古、现代汉语教学任务外，还设有中国文学、经济、历史、人文地理、社会政治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可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也可进行博士后研究。该所现有本科生43人，研究生50人左右，专兼职教师11人。中国研究所成立以前，汉语教学只能与其他多国语言教学统一纳入东方语言研究所开展工作。杜德桥教授认为中国研究所的建立，不仅以独立建制表明了汉学和汉语教学工作的地位在提升，而且荟萃了汉语言文化教学和中国问题研究的各类人才，充分体现了学术活动的多元丰富性。杜教授认为：传统地分系统研究，有其局限性，而关于中国的多学科教学与研究相互交流，更有利于中国研究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杜教授不无自豪地说“现在(牛津大学)一切有关巾国的学术活动都在中国研究所举行，既有本科生在这里学习汉语，也有各专业研究中国问题或涉牛问题的研究生在这里进修汉语。研究中国问题的各方面教授、专家经常聚在这旦自由讨论、相互启发”。杜教授的评价是：“进修汉语的其他专业研究生与专门学习汉语的本科生相比，学习汉语的目的更明确，积极性也更高”。这真是令人振奋，看来汉语教学与中国研究的融合趋势正在为海外汉学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杜德桥教授专攻唐史，但对诸子百家也有独到见解。杜教授还以令人惊奇的视角评价《西游记》，他认为《西游记》表面上似乎很容易读懂，但内涵却像莫扎特的音乐。至于为何如此评价，杜教授赞叹之余未及细讲。我们虽不得其详，但我们感到这个外国汉学家挚爱中国古典文化的心却是深沉而敏锐的。
岩校长“改行”来华办学
英国诺丁汉大学主管亚洲事务的副校长高岩(Lan Gow)先生豹头环眼、身材健硕，像个拳击运动员，办事风格也讲求“主动出击”。高岩先生不会讲汉语，原来是位日本问题专家，4年前转行研究中国事务。他说，2004年春他要来中国，代表诺丁汉大学与宁波有关单位在当地合作办学，他负责学校管理工作。高岩先生豪迈地说“我们的战略是：中文在诺丁汉，诺丁汉在宁波”。他解释说，诺丁汉大学学汉语言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包括许多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外国学生，到中国办分校，让报考诺丁汉大学汉语言文化专业的学生到中国学习，是经过中国政府批准的一种新的办学方式。
高岩校长在China House里接待我们，他说这是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的象征。他的主张是当代中国研究所重在研究1949年以后的中国。不仅研究当代汉语，而且包括当代中国的经济、文化、历史、法律等各专题。他说：“我们的方式是：专业+中文。通过母语掌握的中国专业知识，来钻研或学习汉语”。临别之际，我们衷心祝愿这位勇闯新路的“拳击手”校长探索成功。
田海院长的“宝藏”
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田海(Barend Haar)教授引以自豪的有两件事：该学院是荷兰唯一一所专门从事汉语言文化教学与研究的高等学府；汉学院图书馆是欧洲收藏，扣文图书和关于中国的外文图书及报刊最多的图书馆。莱顿大学是荷兰最古老的高等学府，建于1575年。该校汉学院成立于1874年，也有130年的历史了。莱顿大学及其汉学院是荷兰重要的对华交流基地，汉学院现有学生180人，教职员工10余人。莱顿大学汉学院的历届毕业生，有的人心任驻华大使或国务秘书，有的人担任驻牛记者或重要商务代表，也不乏分赴哈佛大学、伦敦大学等世界名校汉学教育基地执教者。
在装饰典雅的汉学院内，田海教授和我在一幅高人的黑漆金字中国对联前合影留念，上联“窃愿官清民乐通国欢声歌化日”，下联“惟期政简讼平满堂和气引春风”，横批“政贵有恒”。他兴奋地告诉我们，这是该学院上世纪从印尼华侨会馆引进的一批文物中的一件，非常珍贵。随后，他请图书馆长打开了轻易不准外人参观的秘本珍藏室，但见线装书层层叠叠，田海院长特聘的一位华裔老先生正在装裱整理从印尼华侨会馆引进的书籍，据华裔老先生判断这批书可能出自清末民初。汉学院图书馆屋旦套屋、几进几出，到处是分门别类储藏的中文书报和期刊。田海先生告诉我们，图书馆总共收藏中文图书25万余册，中文报刊数百种，此外还有关于中国的外文图书3万余册。目前，他们整理编目的图书不过6万余册，其余图书在编的工作量很大，但是他们还是要千方百计引进更多的中国出版物。田海院长认为：收藏工作应该尽量丰富而及时，多多益善。整理和编目工作滞后是正常的。本着这一原则，他向我们访问团提出的请求是：请提供《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光盘，以便学生在图书馆用计算机查阅。访问团当场决定把协调赠阅光盘的任务交我办理。光明日报社的老总们得悉这一信息后，立即给我送来该社下属的《中华读书报》的两套光盘。我想此刻这两套光盘或许正在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的计算机上发挥着传播汉语言文化和中国人民友好情谊的功能……
罗斯教授用人民网教汉语
瑞典隆德大学东方语言系主任罗斯(Luse)教授苍髯白发、沉言寡语，他站在宴会厅门口与我们逐一握手，我们递上自己的名片，他总是一一端详，并且用中文念出单位和姓名，但却没有名片回赠。陪同我团访问的驻外使馆教育参赞孙女士悄声说：“他就这样，表面很冷，心却很热”。
确实如此，罗斯教授的热忱几乎全部集中在他的汉语教学事业上。他告诉我们该系现在运用中国的人民网进行汉浯教学，要求学生读懂人民网的文章，用母语撰写研究中国的毕业论文，字数必须在1万字以上。这着实使我吃了一惊，此前，多年的外宣经验使我形成了思维定势，认为《人民日报》国内版难以发挥外宣作用。如今，当罗斯教授如数家珍般地同我们谈起《人民日报》的文章，“神五上天”、“人民币是否贬值”等时，我不得不更新观念。看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汉语正从弱势语言向强势语言方向迈进，我国主流媒体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也在增强。
罗斯教授的夫人原籍广东顺德，她为我们演示了她与罗斯先生等人共同开发的教学课件。课件重在听、说能力的训练，以常用汉字在日常交际中出现的频率为基础，频繁出现者标出汉字，较少出现者只标汉语拼音不标汉字，让学生先学听懂和读出汉语，并掌握最常用的汉字写法，不失为一种循序渐进、因人制宜的创造。
关键词：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文化软实力；传播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公众对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专业化要求日益提高。在此背景下，深入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成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公共管理能力的关键。本文从提升文化软实力视角，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用发挥进行初步研究，以期深化认识，为全面提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软实力和影响力提供理论指导。
一、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关键：话语权
1. 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
软实力是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力量，是世界各国制定文化战略和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参照系。“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提出来的。1990年，他分别在《政治学季刊》和《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变化中的世界力量的本质》和《软实力》等一系列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约瑟夫.奈指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硬实力和软实力依然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
软实力是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力量，是世界各国制定文化战略和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参照系。国家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个国家都想尽力提高自身的软实力，提高本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2.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话语权
话语权是传播学概念，指舆论主导力。国际话语权是指通过话语传播影响舆论，塑造国家形象和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话语权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换言之，一个国家是否具有话语权，是这个国家文化软实力强弱的反映。
话语权包括理论、思想、价值、理念、议题、政策、主张等。话语传播涉及“说什么”、“谁来说”、“何时说”、“怎么说”等环节。衡量尺度是“说了算不算”。拥有话语权，就能通过议题设置，占据舆论制高点，引导舆论，使之导向有利于己的方向，从而达到宣传塑造形象的目的。
话语权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因此，为塑造国家的良好形象，谋求在国际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各国无不努力创造于己有利的舆论环境。因此，话语权成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新的战略制高点。
而从社会学角度理解，话语权简言之即说话权，是控制舆论的权力。在当代社会生态中，话语权就是指媒介在对受众群体产生传播效果的潜在的现实影响力。
在文化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文化对世界文化具有很大的贡献力，该国就会在国家话语权之争中赢得主动地位。文化有深度，话语权才有力度；话语权有力度，易扩张文化影响力；话语权的强势，更会促进文化的推广。话语技巧高超，加之高质量、高品质的文化内涵，会促进话语权更强，并有恒久的生命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话语权，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应有之义。
二、当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存在的不足
1.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思想观点不易被公众所接受。
当前，由于社会的信任危机，很多中国民众对国内智库发出的声音经常抱着一种狐疑的态度。但不可否认，中国智库本身的确也缺乏足够的公信力。一些智库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丧失自己的观点和独立性的风险。所以说，如果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不能在国内产生政策影响力，在国际上也很难被承认。
2.研究领域相对狭窄，缺乏国际影响力
中国智库很少有鲜明的、突出的全球研究视野，很多的全球性战略议题都是国外智库研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后，国内的智库才开始研究，从而在话语权和影响力上落后于国外，并在政策上受制于人。欧美等发达国家智库主导着国际社会事务的话语权，而中国智库仅专注自身发展问题，埋头做国内公共政策研究，很少参与国际性、全球性事务，更很少有机会在国际组织或会议中表达观点，缺乏国际影响力，在世界舞台上处于一种集体“失语”的状态。
3.研究方法的落伍导致国际化研究能力的落后
当前中国绝大多数智库目前基本上是处在忙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阶段，缺乏全球化的思维、国际化的眼光和前瞻性、系统性的研究能力。很多智库过去奉行“深入研究，写出优秀的报告，客户会自动找上门”的准则。在信息爆炸的当下，每天会有不断增多的新技术被创造出来，这就要求智库不断去寻找更加高效便捷的技术手段用于技术的收集、分类和分析工作，通过多样化的媒体传播工具把研究成果推送到各个不同的目标受众和潜在客户手中。
综上所述，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是扩大文化传播力和辐射力，而传播力的增强关键在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作用发挥。
三、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对策建议
1.强化议程设置，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
在国际传播的大格局内，打造具有较高传播影响力的智库，日益成为一个媒体乃至一个国家提升自身文化竞争力的重要追求。在全球传播的大环境中，必须强化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参与议程设置的能力，抓住一些重要契机，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逐渐形成自己的话语权，甚至话语强势，真正提升传播影响力，成为品牌化的国际一流智库。
2.打造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挥智库的传播作用
目前我国智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很小，与中国国力不相适应。一般我们谈到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似乎只关媒体的事。作为舆论产生的重要源头，智库本身的传播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中国智库目前更多局限在对我国政策的解读、阐释，很少提出能够主导国际话语的概念和战略名词，往往在别人的框架下跟随讨论。
所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善于利用大众媒体将成果转化为影响国际舆论的资源。政府要鼓励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从幕后走到台前，专家学者应主动联系媒体采访，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国内媒体，而应该接受国际知名媒体采访或者在国际知名媒体上发表文章，从而转化为影响国际舆论的资源。
3.树立国际传播观，加强文化输出
鉴于我国大部分智库把自己的研究选题局限于当前的国内事务，应引导和鼓励我国智库拓宽研究视野，不局限于中国，而是更加关注与本国密切相关的全球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如能源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全球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反恐等，并力争在这些领域提出能够让其他国家争相讨论的理念、名词和观点。
此外，政府还应从政策上对智库加以引导，对国际传播效果好的智库予以支持，使我国智库逐步树立国际传播观念，做到“研究”和“传播”并重。推动我国媒体特别是外宣媒体更多地翻译和报道智库适合向国际社会传播的研究成果，向国际社会发出中国智库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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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时期以注重文学形式创新为特征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根源于当时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引发的对语言价值的探索，玄学和佛教哲学的建构都倚重于语言策略（经典再诠释、清谈、译经、梵呗唱导等
）。受其影响，当时文人形成了重视文学语言形式审美价值的文学本体观念，认为文学是“言之业”，文学创新的关键是语言形式的创新。这种形式主义美学倾向促进了诗的近体化与赋、文的骈化，以
及文体研究的深入、形式批评范畴的形成，并促成了中国古代诗文创作与批评中的形式美学传统。
南朝时期的作家“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方面都有凸现形式的倾向。齐梁及隋唐以来，以讫近代，由于儒
家宗经载道文学观的影响，对上述倾向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晚近以来的文学史研究者多称之为“形式主义”①，并持否定态度。在文体、语言形式日益受到文学研究重视的今天，如何从文学本体意识
建构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现象?如何评价所谓“形式主义”?这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的②。本文认为，南朝“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导致新的文学本体论形成的哲学、语言学背景。玄学
的勃兴和佛教的本土化进程，导致了哲学家从经典语言再诠释入手的对此前儒家哲学的颠覆。汉译佛经，重建经典，清谈玄理，梵呗唱导等促使文士空前重视语言。“文”、“笔”之辩，“四声”的理
论概括在创作中运用等现象，标志着经学的载道、史学的叙述等功能从文学语言中分离出去，语言的审美功能、文学的本体得以澄清，形成了文学为“言之业”的观念。这必然以理念和经验的方式去影
响当时和后来，促成诗、赋、文的创作与批评方面的形式美学传统。
一南朝文学形式美学倾向的哲学基础
弄清南朝文学的形式美学倾向的成因和它导致的结果，是重新认识这一现象的关键所在。概括而言，其形成受到了玄学哲学在思维上的语言策略和南朝后期儒、玄、佛合流趋势中，佛经翻译对语言
与文体的探索风气的直接影响，因而有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变革的背景。
众所周知，东晋南朝时期，社会文化较西晋有很大的变化。从根本上说，先秦以来中国哲学在实践中体味哲理的思维方式，在玄学哲学中发生了趋向于形而上学的转变。正是这一转变，使具体的社
会规范与人间秩序的合理性受到了质疑和追问，世界万物的终极性问题被凸现出来。汤用彤曾指出，从汉末到魏晋，思想和议论从“具体人事”到“抽象玄理”的演进是学问演进的必然趋势③。宇宙万
物、社会伦常等实体性问题不再是哲学家关注的中心，宇宙的本原与终极的依据就成了核心话题，而“有”与“无”、“言”与“意”就成了思想史的关键性词语。思想界形成了热衷于探讨宇宙本原等
形而上问题的风气。依照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哲学思想的形而上学倾向，必然会引发人们对于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的重新认知。
这一时期士人思想空前活跃，挣脱了一尊儒学与一统帝国文化统治的十字转换思维角度，从群体转向个体，从共性转向个性……生动地显示了时人对于宇宙间物质多样性法则的特殊注意。这种致思
趋向，引发了人们对于两汉以来掩蔽于经学羽翼，桎梏于儒学一统格局的文化各门类的全新认识，从而推动文学、艺术乃至史学进入本体独立发展的轨道④。玄学哲学的语言策略，即玄学家通过对传统
经典的重新诠释活动而完成对玄学哲学体系的建构。玄学家大多借助于对经典（儒家经典如《论语》、《周易》等，道家经典如《老子》、《庄子》等）的再诠释而阐明己说。玄学在对儒、道思想和佛
教思想的批判与调和中，发展了文士的语言逻辑思辨能力，并把语言从业已僵化的形式（儒家经典章句注疏）和内容（礼教）中彻底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玄学体认世界和自身的重要媒介。梅洛?庞蒂说：
“只有通过语言的媒介，我才能把握住自己的思维和自己的实存。”⑤玄学家正是借助于语言这一媒介，经过对经典语义层面的颠覆，进行对传统哲学观的改造。
玄学清谈的形而上学特征，导致哲学对语言问题的高度关注；后期玄学甚至发展到不重视谈论的内容，而专注于其语言形式⑥。谈者出言须“辞约而旨达”，言语特别注重简约，要能片言析理⑦。
玄学不再是处于原创阶段的思想，真诚的哲理思索意味逐渐淡化，更多的是作为语言训练式的思辨游戏和表达人生态度的文学演练。
东晋以后的援佛入玄和佛教的进一步本土化，使“礼教”与“性情”之争、儒学与玄学之争终于以彼此和解告终，推动大规模的汉译佛经以及梵呗诵经活动。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馆；宋明帝
立儒、道、文、史、阴阳五部。齐武帝、梁武帝等君主都推崇佛教，支持译经、说法及唱导诵赞活动⑧，上层文人如谢灵运、颜延之、沈约、王融、张融等都热心参与。译经文体常在不失原义的前提下
，采用汉文学的形式⑨。梵呗与唱导歌赞，俱为佛法传入以后产生的宗教诗歌，它们的句式略同于佛偈，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据载南朝时有些唱导师在斋会上从事唱导，竞能连续咏唱出一长串
五、七言歌赞。他们宣唱的歌辞体制铺张恢廓，声音贯若连珠，往往达到使听者忘倦的程度，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⑩。这从声韵、词汇、语法、及文体风格等诸多方面影响及于文学文体11。
玄学哲学所使用“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的方法，是通过有限的言象世界把握无限的世界本体。佛教本土化的关键也倚重于语言策略12。南朝文人主要以诠释、谈说、论辩、译经、著述等语言
活动为策略对“有无”、“形神”等命题进行逻辑推论。可见思想界的革命实际上是从语言的革命开始，又是以语言功能的分化与廓清为终结的。在这一人潮流中，以诗赋为主的文学的本体特点，从语
言形式的角度得到了越来越明晰的界定。文学语言没有了载道宗经、叙事记言的种种束缚，进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于是形成了以文学语言形式的
探索为焦点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确立了语言形式在文学艺术中的主导地位。沈约、王融、刘勰、钟嵘、萧绎、箫纲等人以文学语言形式的演变为尺度考察、评价此前及当时的文学，并建立了
以形式为主要视点的文学观，并提出了对诗赋创作的具体要求。
二形式美学观照下的
文学观、语言观
南朝哲学思维的语言策略，促使文士在创作中对语言潜在表现功能的进一步发掘。在先秦学术的“自家争鸣”和秦汉以来文学创作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受玄学思辨及佛经的转译等风气的影响，南
朝文人对语言和社会文化、思想情感的表达之关系有了充分的认识。汉语的语法特点、表现功能在和梵文的对比中更加明确。
玄学讲“寄言出意”，佛教也以为“非言无以畅义”。“言意”关系是重要的玄学命题。王弼、荀粲一派及佛家虽认为语言只不过是表达手段，但意的表达义不得不依靠语言。所以他们虽然在理论
上讲“得意忘言”、“不落言筌”，认为“名”“言”皆非实相，但实际仍很重视语言。欧阳建、王导等主言能尽意论的一派则充分肯定语言对哲学实践的重要性，认为是语言给了人认知世界的契机。
欧阳建《言尽意论》云：
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
与为二矣。
这段话十分精辟地说明了语言和思想情感的依存关系：理得于心，非言不畅，二者犹如形影，不能分割。王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这是东晋南朝文人清谈经常涉及
的论题。
南朝后期佛教盛行，语言问题也是僧人及文士探讨的重要问题。僧肇曰：“斯则无名之法，故非言所能言也。言虽不能言，然非言无以传。是以对人终日言，而未尝言也。”13慧远亦云：“非言无
以畅一诣之感。”14释僧从佛经翻译的经验出发，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了上述问题。其《梵汉译经同异记》云：
夫神理无声，因言辞以写意；言辞无迹，缘文字以图音。故字为言蹄，言为理筌；音义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应用，弥纶宇宙。虽迹系翰墨，而理契乎神。15
作者从语言运用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结论，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语言在人认识世界中“弥纶宁宙”的重大作用。
受上述语言重要性的表述启发，南朝文学观和语言观的建构呈现出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
首先，文学为“言之业”，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学创新的关键。南齐张融《海赋序》云：“盖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夫）形寅（演）内敷，情敷外寅（演）者，言之业也。”16张融认为，文学
语言的作用，就是给情感以表现形式。作家的创作就是为所抒发的情感寻找适当的表现形式。文学为“言之业”，即语言形式为文学本体的核心要素。
其次，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体创新的关键。张融谓“大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正当使常有其体。”17张氏自谓“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辩”，故“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
耳。”因为受玄佛语言观之启发、影响而善于创为新体，故其著文作诗方可“文体英绝，变而屡奇”18。
刘勰批评南朝辞人一味追求文学语言形式的创新：“自近代词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字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
耳”（《文心雕龙?定势》）。由此反观，可见近代文人好奇求新的关键在于语言姿态、体式的创新，即所谓颠倒文句等手段。这些手段正是佛经译文文体的特点，受其启发，近代辞人才在诗赋创作中追
求句法的伸缩自如、句中语序的灵活性及语言的反正好奇等。
刘勰对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以及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也有正面的论述：“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王元化指出：
所谓“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是对于语言与思想关系问题的根本观点。他在分析具体作品时，也同样贯彻了这种主张。《物色篇》称《诗经》“皎日慧星，一言穷理
，参差沃若，两字穷形”，清楚地说明了语言文字是可以穷理穷形的。……从言尽意观点出发，必然认为文学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19
刘勰显然也是十分重视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的，这也与南朝文学本体观念日益清晰化的背景相一致。而其观点的来源仍然是玄学的言能尽意论。
再次，诗、赋、骈文的语言形式技巧主要围绕“骈偶”的修辞手段展开。联语在楚辞体中即已形成，但正式从形式技巧理论的角度提出这一概念则是在南朝。沈约论诗赋格律的安排技巧说：“一简
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20“一简之内”“两句之中”即指联而言。又说：“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
……”21“十字之文”，则是五言诗的
“联”。一联中子句的语词单位及组合方式十分灵活，富于弹性。
除此之外，诗、赋、骈文创作中以修辞为造句中心。句中语序比较灵活，其词序随表达需要而定22。造句也很强调节奏，追求语言本身的音乐性，以诵读是否上口为准23。这样在表达效果的统帅下
，形成丰富多彩的句型模式。
因为更多地来自于创作实践，所以南朝形式主义文学语言观带有浓厚经验性和实践色彩，常常体现在为文的篇法、句法、字法、笔法、格律、词藻等具体规范的表述当中，很少象西方形式美学那样
将文学语言技巧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从世界观的高度概括语言的审美本质。但这只是中国形式美学自身的特点所在。
三形式美学倾向在文学创作中的实践
以上简单说明了南朝士人对于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这是文学创作凸现形式的主要基点。诗、赋、骈文等的语体模式的建构，实际上就是汉语诗性表现潜质的逐步澄清。前人认为，形式主义的弊病
是大多数作品“内容的空泛病态”和“形式的堆砌浮肿”24，这是对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在字句本身的形式上求超越前人”，“几乎全力用来努力于裁对隶事出有因的工整”25。因而在创作上
，尤其是在艺术形式的革新上超越了前人。
如果分析形式主义思潮造成的诗、赋及骈文在整体上的艺术创新和境界的提升，就会发现它也不是一无是处。南朝诗歌是近体诗形成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是齐梁诗歌的格律化、骈偶化等形式美
学特征为近体诗之奠基。这方面已有论著专门探讨26，兹不辞费。此处拟以赋为例说明在形式主义文学思潮在形式的创新和意境的提升方面取得的实绩。
《文心雕龙?诠赋》对赋的文体风格进行了理论概括：“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丽辞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主张赋
要睹物兴情，语言形式要“巧丽”。其实到刘勰的时代，赋的抒情化，与言辞形式的“巧丽”倾向已很明显。可视为对理论探索的回应。具体说，就是赋的骈偶化、律化和诗化现象。关于前两种倾向，
前人有明确的表述。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三国六朝之赋，一代工于一代。辞愈上则情愈短而味愈浅……至晋陆士衡辈《文赋》等作，已用俳体。流至潘岳，首尾绝俳。迨沈休文等出，四声
八病起，而俳体又入于律矣。徐庾继出，又复隔句对联，以为骈四俪六，簇事对偶，以为博物洽闻；有辞无情，义亡体失。”赋至南朝而辞愈工，是正确的，而就此认为一定是“辞愈工则情愈短”，却
不尽然。南朝的一些赋在状物抒情方面的细腻、深切程度明显超过汉魏，而且在体制形式上的变革也完全不同于汉魏，日趋精致与新奇。前人不能摆脱载道宗经、讽谏美刺的文学思想的局限，所以在评
价南朝文学时，对其有所指责是可以理解的。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赋》云：“夫俳赋尚辞，而失于情，故读之者无兴起之趣，不可以言则已”。《群书备考?赋》也说南朝赋“比偶为工，新声竞爽，
词赋之漫衍，陆、谢、江、鲍之波渐也”。这时赋的创作在用典、句法、声律等形式因素上用力，并逐渐波及到赋的字句锤炼，谋篇布局。清王芑孙《读赋卮言?谋篇》云：“赋最重发端。汉魏晋三朝，
意思朴略，颇同轨辙，齐梁间始有标新立异者。”程廷祚《骚赋论》指出南朝赋的精于炼字说：“宋齐以下，义取其纤，词尚其巧，奏新声于士女杂坐之列，演角觚于椎髻左之场。”这些近乎反面的
评价，恰恰说明南朝赋在语言形式方面的竭尽才力和勇于创新。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望今制奇，参古定法。”27正是在这种变通的形式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南朝赋的文学境界与艺术感染力也较汉魏时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南北朝
的抒情小赋大多具有“诗化”的倾向，追求情境契合和意境的营造28，这都是形式主义倾向的必然产物。
在审美标准多元化的今天，文学研究也应适应时展的要求，采取多元化的视角。载道宗经不再是今天文学研究者必须要恪守的惟一的批评标准。因此对南朝文学的形式主义倾向，应给予重新评
价。形式主义美学家英国的克莱夫?贝尔认为：“‘有意味的形式''''是艺术品的根本性质”。“对纯形式的观赏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如痴如狂的，并感到自己完全超脱了与生活有关的一切观念……可以
假设说，使我们产生审美的感情是由创造形式的艺术家通过我们观赏的形式传导给我们的”29。形式是审美活动的起始点，形式本身就是审美对象。当我们面对南朝诗、赋及骈文等文学作品时，首
先打动我们的正是那雕绘满眼、音韵流利的纯形式的美。形式主义美学只强调“有意味的形式”，虽然有其片面性30，但对研究南朝及后世作家重视艺术形式的创新、艺术本体的方面具有启示作用。
文学作品的形式，是一种寄寓着作家美感的精神的外化形态。古罗马美学家普罗提诺认为，石块与石雕的不同不是“石料”本身，而是艺术家赋予了石头以理式（形式），形式中已注入了艺术家的
创造和生气，本身就是美的显现31。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对当时文士来说，因
为生活体验的相对贫弱，若从内容方面追求“新变”，不啻登天之难。因此他们把注意力和才力倾注于形式创新这相对易于达成的一途，实际上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就这一点来说，此时文士努力追
求的，实际上是一个可以等同于“文学”概念的“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形式的文学，在当时达到使“世俗喜其忘倦”的程度，说明了文学一旦摆脱了束缚之后散发的巨大魅力。
四形式美学对文体探索的影响
南朝的文学的形式美倾向的重要价值，还表现为对文体研究的影响。当时大多数重要文人都参与文体问题讨论，更加细致地辨别和探索文学文体的实质问题。这种风气的形成，除了文体自身日趋丰
富的原因之外，南朝佛经翻译对译经语言形式和译经文体的理论对文人论文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首先，文体分类方面较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以代表性的著作来看，《文选》的分文体为三十七类，是在总结前人文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要求提出来的32。《文心雕龙》则将文体分为三
十五种，各种之下，子类繁多，共论及文体七十八类之多，分析十分细致33。比起此前《独断》、《典论?论文》、《文赋》等文体分类理论，要完备得多。这与当时文学文体与应用文体的发展状况是相
适应的。
其次，对各种文体的特征、演变的研究更加深入。《文心雕龙》五十篇，其中文体论部分占二十篇，详论文体三十三种。以其论证之详尽、之赅备而言，《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可谓我国古代文体论
发展的高峰。更为重要的是，此时还出现了专论某一文体的文体论专书（如《诗品》的专论诗歌即是）和专论某种文体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征的专论（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等）。从研究的视角来
看，既有对文体问题的共时性研究，以明确不同文体之间的异同；也有对同一文体的历时性研究，探索文体演变中关键性因素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规律。这些论著在论文体方面都已涉及到现代文体学的许
多核心内容，表现得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再次，对文学文体的语体风格的描述更清晰，对其创作规律的总结更系统。当时文学文体主要有诗、赋及其它各体文章。对诗、赋、骈文文体语言形式特征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语言形式的“文”“
质”构成方面。王运熙先生指出：文与质在中国中古时期是一对重要的文学概念，绝大多数场合指作品语言的文华与质朴和以此为基础的作品整体风貌。南朝刘勰、钟嵘均主张作品应以文质兼备为理想
标准，其具体化则是文采与明朗刚健的风骨相结合。萧统、萧纲、萧绎等人虽更重视文采，主张“诗赋欲丽”，但均以文质彬彬为批评标准34。诗赋欲丽之说，发端于曹丕，到南朝时有了更为丰富的内
涵，成为各代文学批评语境中的主流话语35。西晋以来形成的译经文体理论探索至南朝时期走向成熟，普遍为僧众及文士认可，佛经传译对译经文体的讨论也主要集中在文质问题上。如鸠摩罗什谈译经
即云“两释异音，交辩文质”36。慧皎评安世高所译文体“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而不倦焉”37。慧远论译经文体亦云：“静寻由来，以求其体，则知圣人依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
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令文质有体，义无所越。”38这些关于文质问题的深层次讨论，影响到文坛上不同流派对诗歌语言形式及表现艺术的讨论39。南朝梁代文坛即有趋新、守旧与折
衷之别40。其差异也表现在他们对于魏晋以来形成的诗歌的“丽”的文体特征有不同的看法，也即文质问题的看法。趋新派以萧纲、萧绎、徐陵、庾信等为代表，追求形式华美，讲究声律、对偶，注意
篇章结构，喜欢摆脱常规，自出“新意”。守旧派以萧衍、裴子野、刘之遴等为代表，主张诗歌创作要熔铸经典语言，追求典雅壮丽的风格。折衷派则以刘勰为代表，主张应“资故实”、“酌新声”，
“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括乎雅俗之际”（《文心雕龙?通变》），撷取两派之长，避免其短，写出既“典”且“华”的作品。
“丽”本是主要偏重诗赋形式的，根据当时文人的表述来看，它具体指“文翰”、“文采”、“采藻”、“声”、“体裁”等语言形式的特征。如刘勰说“宋代逸才，辞翰林萃”（《文心雕龙?才略
》），特指文采；沈约说“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飙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宋书?谢灵运传论》），特指语体和声韵；萧子显则云“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朱蓝
共妍，不相祖述”（《齐书?文学传论》），则指词藻而言。此外如江淹的《杂体诗序》、裴子野的《雕虫论》等都细致地讨论了诗歌文体或语言形式方面的问题。
除此之外，形式主义思潮对文体的关注还体现在新文体的创造方面。以诗歌为例，南朝文士普遍认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故十分注意于对诗歌表现艺术的努力探索，在诗体上不断创新：从个
体风格方面说，有所谓“何逊体”、“吴均体”等；从语言形式方面，有所谓“永明体”、“宫体”，可谓新体叠出。这方面前人所论甚为详赡，兹不赘述。
由上所述之文体分类、文学文体特征研究以及文体风格描述的细化趋势来看，形式主义美学倾向所引发的文体探索在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是超越前代的。五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南朝文学的形式主义
美学倾向的影响，还表现为这一时期文学批评方面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换言之，就是文学批评实践和理论从基本方法和范畴的建构方面，在不割裂形式与社会文化内容的前提下，普遍表现出对文学语
言形式的重视。和西方形式主义批评过分倚重文学作品语言结构的静态、孤立分析的方法相比41，表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整体观。
首先，建立了释名彰义，原始表末，敷理举统，考镜源流的文体研究模式。在东汉以来文体大备的情况下，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和李充的《翰林论》在分别文章体制风格的基础上探讨各体
文章源流。南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文心雕龙》42，依其《序志》所述，其著作动机是不满于当时“文体解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局面，想弥补论文体“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
”的缺陷。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通过对文体及作家的分析综合对相关文体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进行“原始以表末”的描述。不仅如此，其批评标准主要也是在结合时代背景的前提下，侧重于形
式与结构。其批评方法则是《别录》及《汉书?艺文志》以来形成的“考镜源流”的方法43。钟嵘《诗品》的著述动机，也主要是不满于魏晋以来论文“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的情况，而要品第古今
诗人的高下及其诗体风格的源流。钟氏所用的批评方法，主要有比较批评法、历史批评法、摘句法、本事批评法、知人论世批评法、形象喻示批评法等44。而其批评的标准，也是在重视诗歌内容的前提
下，强调其形式及艺术表现手法。《诗品》品第诗家，多用“体”、“文体”、“辞”、“语”、“辞采”等范畴，就是最好的说明。这就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现代意味。
其次，形成了以句法为核心的文体批评标准。以《文心雕龙》为例，如《明诗篇》云：
故铺观列代……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明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
刘勰立足当时系统总结了此前以诗歌的句式特点为准讨论诗体的理论，并用之于批评实践，表现出重视诗歌语言的形式批评理念。《乐府篇》论音乐和歌词的配合，指出增损歌词、确定句法对于乐
府诗的意义，认为乐府“声来被辞，辞繁难节”，歌辞形式因素很重要45。《诠赋篇》探讨赋的源流也十分重视赋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因素。这种代表着一代风气的形式主义，在其创作论和批评论中表现
得更为突出，如《情采篇》论述文学作品构成说：“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从“文”的本义来看，“情文”、“形文”和“声文
”均侧重于语言形式的概念46。
此外，《熔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炼字》等篇，还详细论述了文学创作中形式和结构的问题，包括语词搭配、句法结构、调声制韵、隶事用典
结构剪裁等多方面。构建了从总结语言运用出发揭示文学创作常法的颇具现代特点的理论模式。亦以文学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即所谓形文、声文和情文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出发点。
再次，树立了以语言形式为标准的文学与非文学的观念。中国古代文学与非文学的存在着交叉现象，仅凭内容很难划分其界限。贯穿整个中古时期的“文”、“笔”之辨的核心，是作品语言的有韵
与否47。这个主要从语言形式为出发点探讨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尝试，既照顾到古代文学的实际，解决了文体划分的难题，同时也表现出形式为先的文学思想，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
总之，形式是一切认知和审美活动的起始点，一定的内容总是会外在地表现为特定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结构就是文学作品的本体显现。从这一角度看，南朝文学批评思
想中有意凸现形式的倾向是具有科学性的。
东晋南朝时期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的实质是思想、哲学的剧变所引发的对于语言功能的自觉意识，其具体表现是诗、赋、文的骈偶化、律化倾向；形式主义思潮的结果是文学的语言质素被充分地呈
现，本体得到确立。借用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罗曼?雅格布逊的话说：“形式主义”“这种说法造成一种不变的、完美的教条的错觉，这个含糊不清和令人不解的标签，是那些对分析语言的诗歌功能
进行诋毁的人提出来的。”48南朝形式主义文学思想是有其自身价值的，不应否定或漠视它。
注释：
①形式主义（formalism）这个概念，是由瑞士语言哲学家索绪尔首先提出的，受其语言哲学的影响，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在俄国形成形式主义美学思潮。其代表人物雅格布逊等人认为“文学性”
是指文字中的形式与语言结构，他们致力于论证这个“文学性”，以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这一流派的思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迅速传到欧洲各国，出现了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等重要的美学和批
评流派。这一流派的主张虽有偏颇，但对于文学本体论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特指创作中过分注重形式技巧的唯美主义倾向，与西方文艺理论中的“形式主义”略
有不问。
②就笔者所见，一般的文学史著作和相关论著对此大都一笔带过或避而不谈。袁济喜从美学角度出发提出形式美的论点，并且对其价值有明确的评价。见袁著《六朝美学》第九章“形式美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58页。赵《西方形式美学——关于形式的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章“中国形式美学与‘道''''”对中国形式美学的理论形态作了简要概括。但
因论题所限，对于南朝形式美学的成因、具体内容、重要影响等尚未作专门研究。
③参汤用彤《读人物志》，《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葛兆光《玄意幽远——公元三世纪的思想转变》，《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40贝。
⑤转引自涂纪亮《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页。
⑥汤用彤认为玄学的发展可以粗略分为四期：“（一）正始时期，在理论上多以《周易》、《老子》为根据，用何晏、王弼作代表。（二）元康时期，在思想上多受《庄子》学的影响，‘激烈派''''的
思想流行。（三）永嘉时期，至少一部分人士上承正始时期‘温和派''''的态度，而有‘新庄学''''，以向秀、郭象为代表。（四）东晋时期，亦可称‘佛学时期''''。”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304页。
⑦如《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晋阳秋》说：“乐广善以约言厌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禄大夫裴叔则能清言，常曰：‘与乐君言，觉其简至，吾等皆烦。''''”
⑧参方立天《梁武帝萧衍与佛教》，刊《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4集。
⑨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⑩陈允吉《古典文学佛教溯缘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11参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翻译文学与佛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重印本，第197—201页；陈寅恪《四声三问》，收《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持世经?本事品》说：“善知诸法实相，亦善分别一切法、文辞、章句。”龙树《大智度论》云：“是若波罗蜜因语言文字章句可得其义，是故佛以般若经卷殷勤嘱累阿难……语言能持义如是，
若失语言，则义不可得。”
13见《般若无知论》，《肇论吴中集解》。
14《与隐士刘遗民等书》，《广弘明集》卷二十七上。15见《出三藏记集》卷一。
16见《南齐书》本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卷四十一“校勘记”引黄侃校记。此段文字的解释参郁沅、张明高之说。见所编《魏晋南北朝文论选》张融条之“附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289页。
17张融《门律自序》，见《南齐书?张融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
18《南齐书?张融传》引张融语。
19见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附录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0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引文据中华书局标点本。21沈约《答陆厥书》，见《南齐书?陆厥传》。
22郭绍虞《骈文文法初探》，收《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88—419页。
23参启功《汉语现象论丛》，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2页。
2425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重印本。
26详参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
27《文心雕龙?通变?赞》。
28参拙文《南朝赋的诗化倾向的文体学思考》，刊《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29贝尔《艺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30参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第六卷（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211页。
31普罗提诺《九章集》第一部分第二节，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38页。
32穆克宏《萧统〈文选〉三题》，《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33罗宗强《刘勰文体论识微》，刊《文心雕龙学刊》第6辑。
34参王运熙《文质论与中国中古文学批评》，刊《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35参张方《说丽》，见其《中国诗学的基本观念》，东方
出版社1999年版，第73—86页。36僧睿《大品经序》，《出三藏记集》卷八。
37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一，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
38《大智度论钞序》，《出三藏记集》卷十。
39蒋述卓指出佛经翻译于东晋刘宋为盛，对于译经文体的讨论也有偏于质（直译）、偏于文（意译）、折中（文质相兼）三派之别，梁代文论三派与此有关。见其《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江
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40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载《中华文史论从》第5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41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二十世纪美学》第六章、第七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2除《文心雕龙》之外，刘宋傅亮的《续文章志》、邱渊之的《文章录》、颜峻的《诗例录》、沈约的《宋世文章志》与《文苑》、任《文章始》、张率《文衡》、姚察的《续文章志》等，均以选
文录诗、以立范式为目的。由此也可看出南朝人对文学语言形式的重视。43傅刚曾以“始”、“源”、“本”为关键词，对《文心雕龙》中使用“考镜源流”的方法探讨文体的实践进行总结，得14例，
说明“考镜源流”是刘勰论文体的主要方法。参傅著《〈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44参曹旭《诗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41—167页。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概括钟氏批评方法为：品第高下、推寻源流、较量同异、博喻意象
、知人论世、寻章摘句六种。其中对推寻源流的方法及其对后世诗文批评的影响论述尤详。
45参杨明师《释〈文心雕龙?乐府〉中的几个问题——兼谈刘勰的思想方法》，刊《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
46参张法令《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第七章“文与形式及其深入：中西审美对象结构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175页。
关键词：民俗文化；海洋性特征；海南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6）03-0088-03
海南省是我国国土面积（陆地面积加海洋面积）第一大省，其中陆地面积3.54万km2、海洋面积200万km2，海洋文化资源极为丰富。海南是我国移民海外历史最早的地区，500万海南籍海外华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已成为我国第三大侨乡。华侨文化的血缘、地缘亲情形成了海南独特的民俗文化。黎族是海南岛上最早的居民，汉族、黎族、苗族、回族是世居民族，各民族的民俗文化极为丰富。海南北部以琼州海峡与广东省为界，西临北部湾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越南相对，东濒南海与台湾省对望，东南和南部与菲律宾、文莱和马来西亚为邻。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海南的区位优势愈发明显。
一、海南民俗文化概说
海南有汉、黎、苗、回等30多个民族，古朴独特的民族风情使海南社会风俗显得更加异彩纷呈。历史上有多次移民海南的，尤以秦朝、西汉、隋唐、五代、元朝、清朝等时期为盛。各民族迁入海南，带来了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汉族文化，也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的民俗与文化。各民族的民俗与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形成了“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多元的海南特色民俗文化。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海南的民俗与文化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如王天津等主编的《明珠海南的民俗与旅游》，邢植朝主编的《海南民俗》，焦勇勤、孙海兰合著的《海南民俗概论》，李明天等主编的《海南椰文化民俗三月三》，海南省民族研究所编著的《海南民族研究论集》，王养民、马姿燕合著的《黎族文化初探》，王建成主编的《首届黎族文化论坛文集》，王学萍主编的《中国黎族》等，研究内容包括生产、建筑、饮食、服饰、人生礼仪、、民间艺术、民间语言文学、民间文体娱乐等民俗与文化，但研究重点主要是海南陆地的民俗与文化，极少涉及海南的海洋性特征。
二、海洋民俗文化研究综述
海洋民俗文化是指人类受海洋影响而形成的敬畏海洋和利用海洋的观念意识、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及行为准则。具体而言，就是沿海的人们由于受海洋广阔、宽宏、潮汐、风暴、神秘、流通等特性的影响而衍生的人文特性和精神，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和生活等方面形成的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和处世方式［1］。山东、广东、福建、台湾、浙江、江苏、香港等地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成果丰硕，内容主要包括：（1）区域海洋民俗文化研究。刘芝凤认为，区域民俗源于该区域民众在自然与人文环境中相互磨合、影响及认同，闽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位置形成了特殊的海洋民俗文化，两岸文化的共性较多，为海洋文化共建提供了丰富的对接项目和资源［2］。（2）移民与海洋文化关系研究。曾少聪研究发现，明清以后随着闽南人大批移居海外，在闽南侨乡形成了一些海洋性习俗，使得闽南文化兼具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特征，如国内亲人将客死海外者的灵魂引渡回来的“引水魂”仪式［3］。（3）“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民俗文化相关性研究。杨国桢认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需要海洋文化的理论支撑［4］。（4）海洋民俗文化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的影响研究。徐晓望、徐思远认为，台湾从开始发展海洋经济就受到闽粤海洋文化的影响。漳潮的海盗文化是台湾开发的基础，而闽粤沿海以出口为导向的海洋经济移植是台湾经济能够迅速走在全国前列的根本原因［5］。（5）海洋民俗体育文化研究。黄玲指出，海洋民俗体育是海岛民众在海洋生产生活中开展的、具有浓厚民族文化色彩和海洋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海洋民俗体育活动从娱乐性、随意性转向竞技性、正规性，由娱神、娱己向娱人转变，其活动内容、活动形式和传承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其保护和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急需采取相应的发展策略［6］。（6）海洋民俗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与传承研究。毛海莹指出，海洋民俗文化反映了海岛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情感，表现了当地渔民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应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去解读海洋民俗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内涵，传承与保护海洋民俗，凸显其生存智慧与文化内核［7］。（7）海洋文化比较研究。陈思从历史角度比较了闽台海洋文化发展，认为台湾的海洋文化虽然是闽南海洋文化的移植和延伸，其发展迅速［8］。安成浩从海洋史和海洋文化两个方面考察了中、日、韩三国的海洋文化研究动向，认为需要进一步拓展区域研究、比较研究、生态研究，打破一国史观的界限［9］。（8）海洋民俗文化著作相继出版。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南海民俗风情文化辨》等“中国南海文化研究”丛书由广东经济出版社于2013年6月陆续出版，许桂香主编的《中国海洋风俗文化》等“话说中国海洋系列”丛书也由广东经济出版社于2013年7月出版。海南的海域面积达200万km2，但海南既不是海洋经济大省，也不是海洋文化强省。海南大学海洋学院由水产系演变而来，以海洋自然科学研究为主，海洋人文研究严重匮乏［10］。海南的海洋民俗与文化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1）海洋民俗文化论文仅有9篇，研究成果不多。（2）海洋民俗文化专著仅有1部，专题研究严重不足。陈智勇的《海南海洋文化》从古代海南的海洋文化发展历程、海洋性生活习俗、生产习俗、海洋信仰、海洋文学、海洋文化、海路文化、海洋旅游文化等方面论述了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综上，国内海洋民俗文化研究成果丰硕，但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严重滞后。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系统研究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不仅有利于充实“海洋民俗学科”的内容，完善海洋国土研究中人文资源学科建设［11］，而且有利于促进海南民俗文化的对外传播，增强国际旅游岛的文化软实力［12］，助力“海洋强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三、海南民俗文化的海洋性特征
长期以来，海南坚持以农业为主，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海南的民俗文化“陆地性”特征明显。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与“海洋强省”战略的实施，海南的陆地旅游与海洋旅游协调发展，古朴的海洋民俗文化获得了新生，具有突出的“海洋性”特征。
（一）勇闯南海，耕海民俗文化特色鲜明
海南地处我国最南端，海域面积200万km2，耕海民俗文化源远流长，渗透在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1）海洋特色节庆。一是潭门南海的传统文化节内涵极为丰富。自宋朝、元朝开始，潭门、文昌等地的渔民就自编自用了南海航道《更路经》，并于2008年6月被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古以来，潭门渔民就有开捕祭海的民俗，其文化内涵非常丰富。2015年8月1日，潭门第6届南海传统文化节暨首届赶海节隆重开幕，既有传统的祭海仪式，也有多项赶海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的8万多名观众。二是传统节日与海洋习俗相融合。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在海南很多地方，农历五月初五既是端午节也是渔家的“平安节”。是日，博鳌渔民先去祭石，然后成群结队去海边“洗龙水”，祈求身体健康、平平安安。（2）黎族船型屋。黎族人普遍认为船型屋是为纪念渡海而来的祖先而建，因其外形酷似船篷而得名。船型屋的建造技艺已于2008年6月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东方市江边乡白查村保存了81间船型屋，被誉为是“黎族最后的精神家园”和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的“活化石”，这些船型屋承载着黎族人诸多的传统文化和原始记忆［13］。（3）海洋特色饮食。一是黎族特有的风味美食“南杀”（黎家酸菜），腌制方法独特，无论是鱼类、肉类，还是野菜、野果类“南杀”，都有一股浓郁的气味，是黎族招待贵客的佳肴。二是回族的美食“酸汤鱼”，以三亚产的天然酸豆、酸杨桃等为配料，精心制作而成，味道极鲜。可见，海南少数民族在征服、利用海洋的过程中，饮食民俗也发生了重大改变。
（二）河海情深，民间海神信仰文化浓厚
海南岛上的各民族漂洋过海而来，以海谋生，海洋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同时，岛上有万泉河、南渡江、昌化江、宁远河、松涛水库、南丽湖等河流和湖泊，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使海南具有河海特色的民间信仰独树一帜。一方面海南天后圣母节、二月二“龙抬头”祭海大典、七月半“祭船公”等海洋神灵信仰文化浓厚；另一方面妈祖、水尾圣娘、108兄弟公等河海神灵雕塑或建筑遍布海南。其中，妈祖信俗于2009年9月30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我国首个信俗类世界遗产。妈祖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航海保护神，早在宋元时代，妈祖文化便随福建或广东商人传到海南，现在每逢妈祖诞辰（三月廿三）和忌日（九月初九），海口各天后宫都要举行妈祖祭典。
（三）内外交融，海洋民俗文化异彩纷呈
海南是个移民岛，岛内、外各民族交流频繁。一方面黎族是海南最早的居民，汉族、苗族、回族亦是海南的世居民族，与彝、侗、瑶、壮等少数民族交往密切，为海南的区域特色民俗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海南与东南亚诸国交往频繁，为海南民俗的多样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14］。据统计，海外的琼籍华人华侨有320万之多，尤以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较多。独具地方特色的海南“临高渔歌”，充满神秘色彩的海口“天后祀奉”，别具一格的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祭船公”，孕育渔民智慧的“南海航道更路经”，具有热带海岛特色的“椰子节”，初现活力的海南“赶海文化节”，延续至今的农历五月初五渔家“平安节”，规模越来越大的“二月二龙抬头”祭典仪式，蔚为壮观的端午节海边“洗龙水”，人气越来越旺的海南“欢乐节”等，为岛内、外民众的交往打造了平台，既促进了国内各民族的交往，也促进了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形成了海南多元一体的海洋民俗文化。
（四）内容与功能，由单一向复合化演变
民俗的形成与地理环境、天文历法、科技水平、等密切相关。随着经济发展、文化昌盛、科技繁荣和各民族交往频繁，民俗活动逐渐集信仰、经济、社交、教育、娱乐等多重功能于一体，成为节庆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5］。琼海至今仍然保存着一条商埠古道———溪仔古道，其西连溪仔码头，是嘉积的通商发源地。古时，很多大陆商船行经琼海的嘉积万泉河，为求妈祖保佑，便在河畔筹资修建了“南天圣娘庙”。1969年，因修建嘉积水电站使万泉河的海河通道被阻断，但码头右边的“南天圣娘庙”得以保存。现在该庙不仅是单纯的海上保护神形象，而且成为了附近居民求子、求财、求平安和求姻缘之地，妈祖信俗的内容及功能由单一向复合化演变。
四、结语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向纵深发展，“海洋强省”“海洋强国”战略逐步实施，以及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交往进一步频繁，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严重滞后的现状将得到改观。加强海南民俗文化与海洋民俗文化的相关性研究，强化海南与其他省市和南海诸国的海洋民俗文化比较研究，有助于推进“海洋强国”与“一带一路”战略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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