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教育论文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子女教育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第1篇

论文关键词：筛选假设理论，农民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就业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就业率持续走低。2009和2010年的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仅为68%和74%。据此推算，2010年尚有160多万毕业生未能按时就业。文章旨在从教育经济学筛选假设理论的视角审视农民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状况及其就业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决策者提供参考。

一、筛选假设理论

筛选假设理论视教育为一种装置，本质上是一种信号，其主要作用是帮助雇主识别能力不同的求职者，以便把他们安置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上。筛选假设理论的前提是不完全信息，即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当雇主要从求职者中选拔有适当能力的人去填补空缺岗位时，他对求职者的能力并非完全了解，在短暂的招聘过程中，只是通过简历或交谈了解求职者的显性情况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如性别、种族，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个人经历等，用人单位为了招到合适的员工，主观上往往更注重毕业生的学历、所学专业、毕业学校等，据此来鉴别、筛选和录用大学生，因此，毕业证书的作用尤为凸显，蕴含着丰富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是一种身份、能力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是用人单位了解毕业生和毕业生向用人单位展示自己素质和能力的基本依据。高校的层次和水平显著影响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985”、“211”院校的毕业生与一般普通院校的毕业生相比，用人单位更青睐于前者。“211”院校的毕业生是企业招聘的主要对象，占80%，而一般本科院校的毕业生仅占20%[1]。

二、农民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高等教育机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等教育入学率；二是高等教育层次。近年来高校扩招主要集中于地方普通院校，他们在大众化过程中扮演了“主角”。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距正从数量上的显性不均转向质量上的隐性不均，主要表现为城乡学生就读院校的类型与层次上的差距。统计数字显示，重点大学农村生源比例逐年下降，且主要分布在教育资源、教育质量相对较弱的非重点地方普通高校。杨东平教授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研究表明，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地方普通院校与专科院校，重点大学的农村生源比例呈下降趋势[2]。“中国农大农村户籍学生比例一直维持在三分之一左右，而2011为28.26％，比2010年减少了5.98个百分点，近十年来首次跌破三成。”[3]

学界通过研究发现，社会阶层不同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就读高校的层次和类型的可能性亦不同。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丰富的社会上层子女进入部属重点大学的机会高于社会底层子女论文开题报告范例。社会底层子女考虑到入学风险和就学成本，往往选择学费较低或相对冷门的专业，而上次社会子女更多地选择就业前景好的热门专业。

曾满超研究发现：农民阶层与非农民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整体可能性之比为5.6，进入全国重点高校可能性之比是9.2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其中与党政干部子女的差距则分别达到17.9倍和31.7倍[4]。低社会阶层子女在高等教育内部分化中更多集中于低层次学校中[5]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子女进部属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子女的18倍[6]。

“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问卷统计分析表明：大学生所处的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准入与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业员工子女较多就读高职高专院校，管理阶层子女较多就读“211”院校[7]。文东茅研究指出：父亲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者的子女进入“211”大学的比例为32.8%，父亲中只受过小学或以下教育者的子女比例为15.3%[8]。高学历父母子女与低学历父母子女进入“211”院校的比例悬殊较大，二者相差10个百分点[9]。

（二）原因分析

1.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

长期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是导致我国城乡高等教育机会差距的主要原因。长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造成城乡二元教育结构。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教育机会、师资力量、教学条件和教学质量等严重不均衡，存在显著差距，导致农村学生从一开始就在高校入学机会竞争中处于劣势。

2.城乡教育观念差异

农村家长普遍存在教育短视行为，多从投资—收益角度考虑子女受教育问题。由于大学学费高昂，四年大学费用对于农民而言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支出，有的甚至“因教致贫”；加上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相当一部分毕业生未能找到理想的工作或失业，就业后工资较低，甚至低于农民工工资。在权衡成本与收益之后，相当一部分农村家长认为上大学还不如外出打工实惠，进而不重视子女教育，“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导致农村学生学习动力不足，学习积极性不高，进而影响其高考成绩和高等教育机会。

3.高考选拔制度隐性不公

近年来一批重点大学采取多元招生改革，如保送招生、自主招生、艺术招生以及高考加分等多种形式。一方面，招生过程不透明，不同程度存在人为操作的制度空间，优势阶层往往可利用其所拥?械娜Α⒕煤蜕缁岬茸试炊哉庑贫燃右陨福佣苯踊蚣浣拥鼗竦谜庑┤胙Щ幔褰撞阍蛞蛉狈Υ死嘧试炊τ诹邮啤B蘖⒆2捎帽急燃唇鞘?(农村)子女所占比例与城市(农村)子女高考报名比例相除，研究表明城市子女在保送招生制度中获得的入学机会是农村子女的17.2倍。对2010年某“985”大学自主招生数据进行统计显示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城市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是农村子女的8.2倍[10]。另一方面，不同阶层家庭背景、经济、文化及教育资源差异较大。优势阶层家庭收入高，经济殷实，为子女提供的教育投入也较多，其子女可以参加各类培训班、特长班。一是可能其综合素质，可以拿到多种技能证书，从而获得更多加分因素；二是可能提高学业成绩，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较大；农民阶层则相反。结果导致“家庭背景、收入差异—家庭教育投资差异—教育投资质量差异—就业差异”恶性循环的现象。

三、农民阶层子女大学生就业状况分析

就业是民生之本。大学生就业不仅影响到每一位大学生的自我生存和发展,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均处于劣势的农民阶层子女大学生就业状况如何呢？

闵维方等研究发现，不同类型高校的毕业生就业状态存在差距。“211”院校的就业率为84.8%；普通本科院校的就业率为70.9%；而专科学校的就业率为58.9%。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显著影响就业。家庭经济状况好、社会资本丰富的毕业生更容易找到满意的工作，公务员子女的就业率与农民子弟的就业率相差14个百分点[11]。李炜，岳昌君研究发现：“211”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比普通本科院校的毕业生成功就业的概率大；家庭经济条件好,家庭社会关系广泛的毕业生更容易找到起薪较高的好工作 [12]。

社会阶层不同，其子女高等教育之后的结果亦有较大差距。家庭背景越好,就业率和起薪越高；行政管理人员和经理人员的子女大学生毕业时平均月工资高于农民阶层子女大学生400元和300元[13]。“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问卷统计分析表明：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产业与服务业员工子女中分别有35%和2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远远高出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15%的比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在就业质量上也处于弱势，2008、2009两届毕业生在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14]。

杨钋等对麦可思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分析表明，由于工作转换成本较高，弱势群体学生的就业流动性小于其他学生。“985”、“211”院校毕业生及父亲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子女就业流动性远高于非“985”、“211”院校毕业生及父亲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子女的就业流动性。同时不同流动模式的实际收益也存在较大差异[15]。

郭丛斌，丁小浩研究表明，父母从事主要或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其子女从事相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比较大；代际之间，从次要劳动力市场流向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难度比由主要劳动力市场流向次要劳动力市场的难度大[16]。马莉萍，岳昌君认为，家庭背景显著影响毕业生进入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论文开题报告范例。家庭条件好，父母的受教育程度高、家庭社会资源丰富有利于毕业生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17]。主、次要劳动力市场收入存在差距。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已扩大到15倍，跃居世界之首[18]。

四、对策与建议

1.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加快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

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是缩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城乡差异的重要举措。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应整合城乡教育资源，统筹城乡教育发展，促进城乡教育资源共享，合理调整学校布局，加快农村学校标准化建设，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和协调发展，切实提高农村教学质量，打破城乡二元教育格局，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

2.解决好农村留守儿童及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

目前全国共有2000多万留守儿童。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以及学校管理与教育的落后等原因，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一般不理想。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一般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或相比较薄弱的学校，由于存在户籍等制度性障碍，农民工随迁子女尚须回原籍参加升学考试，因所学教材课程的差异，影响其升学考试成绩，因此，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应采取措施切实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和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研究制订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以及在输入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

3.规范高校招生程序

高校招生应遵循公平原则，规范招生程序；加强自我约束，实行公示制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在采取多元录取机制时应考虑社会现实和公平保障条件，加大考测能力比重宜考虑各种复杂因素，在考测能力与公平客观之间寻求平衡点。“当高考日益侧重于考测能力的时候，应该承认勤奋刻苦的因素在高考成绩中所起的作用有所下降，而受教育条件和环境所起的作用在有所上升。”[19]

4.培养和拓展社会资本，提高综合素质

农民阶层子女大学生应建立良好的同学、校友及师生关系。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拓展交往领域行政管理毕业论文，提高社会交往能力，发展和配置社会资本。加强自身修养，提高综合能力。如社会交际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适应能力和就业能力等。

5.消除体制性障碍，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打破就业市场分割局面，推进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放宽政策限制，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规范就业市场，创造公平公正的就业市场环境，加强就业立法，禁止并监督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歧视现象，规范招聘程序、公开招聘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6.建立就业援助制度，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面向就业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制度。农民阶层子女大学生作为就业困难群体的一部分，理应被纳入到政府的就业援助体系之中。政府应该从就业政策、就业岗位、就业服务以及失业保障等方面对其进行就业援助。

参考文献：

[1]王霆，杨玉梅，张瑾.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及就业问题研究—基于企业用人单位、高校教师和毕业生的调查[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10）：93-97.

[2]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学生在重点大学比例下降[EB/OL].people.com.cn/GB/jiaoyu/1055/3178564.html.

[3]寒门果真难出贵子？国内多所大学农村生源减少[EB/OL].　edu.cn/te_bie_tui_jian_1073/20110829/t20110829_676296_1.shtml.

[4]曾满超.教育政策的经济分析［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278.

[5]武毅英,吴连海.高等教育收费对教育机会均等的负面影响及反思[J].复旦教育论坛,2006(2)：60-65.

[6]谢作栩，王伟宜.高等教育大众化视野下我国社会各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研究[J].教育学报.2006(2)：65-74.

[7][14]35%农村生未就业家庭背景对就业影响渐明显[EB/OL].edu.cn/gao_jiao_news_367/20100812/t20100812_507500_1.shtml.

[8]文东茅.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3）：58-63.

[9]杜桂英.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基于2009年高校毕业生的调研报告[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10）：78-84.

[10]罗立祝.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对城乡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影响[J].高等教育研究,2011（1）：32-41.

[11]闵维方,丁小浩,文东茅,岳昌君.200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6（1）：31-37.

[12]李炜,岳昌君.2007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影响因素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1）:88-94.

[13]文东茅.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3）：58-63.

[15]杨钋,门垚，马莉萍.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现状的分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1（4）：75-80.

[16]郭丛斌,丁小浩.职业代际效应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教育的作用[J].经济科学,2004（3）：74-82.

[17]马莉萍,岳昌君.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与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向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11（3）：1-7.

[18]中国行业收入差距世界最高[EB/OL].chinanews.com/cj/2011/02-10/2833461.shtml.

第2篇

关键词：优质教育；社会分层；辈出率；资本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2）01-0006-06

高等教育具有与生俱来的两方面功能，一是承担着社会化的功能（如知识的传播），二是充当社会精英的文化选择机制（即通过何种方式来选择什么样的人进入上层社会）［1］。我国目前正处在市场经济的转型期，社会机构也开始由同质性明显转向异质性，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结构体系也随之发生变化，高等教育的“精英选择机制”的作用日益突出，成为教育不平等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教育不平等现象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资源的占有问题，优势社会阶层会利用自身的优势资源使得自己的子女继续在精英选择机制中脱颖而出，从而完成教育优质资源的代际传递过程。这里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家庭背景的优势，而家庭背景的构成是复杂的，家庭背景资源的综合指数形成的社会分层是家庭背景的一个有力表现。那么，到底是哪些家庭背景会对社会分层产生影响，社会分层进而又如何影响到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取？产生什么影响？产生的影响孰轻孰重？是什么原因造成影响出现？这种影响会传递吗？它是如何传递下去的？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本文要涉及到的。

一、概念、研究框架及基本假设

优质教育资源在这里以部分985院校为代表，分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天津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共16所大学。

本文采用的社会分层来源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研究结果：中国社会自上而下依次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2］

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共同进行的“中国内地的综合社会调查”项目（CGSS）。此项目从2003年开始，到2008年结束，为第一阶段（其中2007年未进行）。第一期共完成了5年的调查。此次调查在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共抽取125个县，500个街道/乡镇，1000个居委会/村委会，10000个家庭，每个家庭中随机抽取一人作为最终调查的对象。最终的抽样单位中城市样本与乡村样本的比例为5900：4100。涉及到的问题包括家庭收入、住房、教育、医疗、婚姻、养老等一系列问题，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不单单来自于受教育情况，还会涉及到其他方面影响到教育资源的相关数据，如家庭收入情况。CGSS的数据及相关研究成果的网址是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网站 wwwchinagssorg以及中国社会调查开放式数据库网站wwwcssodorg，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是2003――2008（2007年除外）年汇集的有效数据。

辈出率是反映教育公平与否的一个指标，指的是特定社会阶层的子女在学校学生中的分布与该社会阶层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的份额之比。辈出率为1时，某阶层子女在大学生中所占比例与该阶层人口在同一社会全体职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等，也就是说，该阶层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与同一社会全体阶层的平均水平相同，这是理想的状态。本文选择的是以子女入学时父亲的职业为基础进行分析的辈出率。

为了使本研究更具逻辑性、条理性和清晰性，笔者设计了一个简单的研究框架，在框架的基础上建立了若干研究假设。

（一）研究框架

1.根据CGSS数据，分析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优质教育资源中的分布情况。

2.根据CGSS数据，进行不同年份辈出率的比较。

3.影响辈出率的因素分析。

（二）研究假设

在初步的数据分析中，笔者完成两个基本假设：

A. 现阶段，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得与社会阶层辈出率有着很大的关系，且社会辈出率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B. 社会阶层辈出率受到家庭资本占有情况的影响。

笔者再将以上两个问题进行细化，共建立四个基本假设：

A1. 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得与社会阶层辈出率之间既有趋同性也有分散性。

B1. 家庭经济资本对阶层辈出率存在显著影响。

B2. 家庭文化资本对阶层辈出率存在显著影响。

B3. 性别、城乡、区域对阶层辈出率存在显著影响。

二、关于CGSS的数据分析

（一）2003年――2008年各阶层子女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中的分布情况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部分985高校中，按照各阶层子女在高校中的人数比例而言，农业劳动者阶层子女的比例为最大，达到2398%，略低于总体学生的四分之一，是各社会阶层中子女就读高校人数最多的阶层。其次为产业工人阶层子女，达到1708%，将近五分之一。这两个阶层总人数合计将近总体的一半。接下来，商业服务人员，办事人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三个阶层子女比例按顺序约为总体的十分之一，最后为无业及失业，个体工商业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阶层。而从辈出率的角度来看，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的辈出率都是“1”的35到45倍之多，表明这三个社会阶层子女拥有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远远超过社会一般水平，且这三个阶层的辈出率都在相似的范围之内，说明三者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拥有一定的相似性；以产业工人阶层的辈出率为098，最接近“1”，即最接近理想的辈出率分布形态，而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人员四个阶层的辈出率趋向于“1”，在“1”的周围上下波动，说明这四个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趋向于社会平均水平；农业劳动者、无业及失业者阶层辈出率低于“1”，说明这两个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而在这十大阶层之中，辈出率的最大差值达到近4倍之多（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的辈出率差额为395），可见，不同阶层对高等教育的分流作用有着深深的影响，而占据最大比例的农业劳动者的辈出率是最低的，相对而言，他们的子女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难以获得到高等教育，尤其是重点大学高等教育的机会。

另外，从辈出率的角度来看，从属于不同阶层的人员有着趋同的一面，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可归为一类，属于社会上层阶层；个体工商户、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可归为一类，属于社会中层阶层；余下的农业劳动者及无业及失业者可归为一类，属于社会底层阶层。即在社会分层内部有着趋同性。但在总体上而言，他们之间阶层辈出率的差值有较大，因此也具有很强的分散性。所以，这验证了A及A1的结论：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得与社会阶层辈出率有着很大的关系，且社会辈出率之间存在着内部的趋同性与整体的分散性。

综上所述，尽管社会阶层的数量分布状态大致呈一种“正三角”形态，但社会阶层的辈出率分布状态大致呈一种“倒三角”形态，可见两者之间并不匹配，是一种相反的发展模式。可见，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比例并不合理。

（二）不同年份中辈出率的比较

2004年，不同社会阶层的辈出率最大差值为12（专业技术人员辈出率为190，无业或失业人员辈出率为070），而到2008年，这个数字上涨到395（私营企业主辈出率为455，农业劳动者辈出率为060）。可见，在短短的四年时间中，社会阶层接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不平等性加剧。第一类社会基层的增长幅度最大，可见，享有优势资源的社会阶层在不断扩大，子女在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时获利较多。而在这类社会阶层内部，也存在着差异：私营企业主的辈出率增长最大，这表明：在我国高等教育实施教育收费，并且划分收费等级后，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最明显的拥有经济资本最多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子女获得的高等教育机会最为突出，高等教育机会优势最为显著。在第二类社会阶层中，除办事人员之外，其他阶层的辈出率均有下降，在2004年度，其辈出率普遍高于“1”，到2008年，其辈出率虽然仍高于“1”（个体工商业除外），但明显向“1”趋近，说明此类阶层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势减小，趋向于社会基本水平。在第三类中，由于商业服务人员缺少比较的数据，因此不予分析。而产业人员的特点与第二类基本相同，因此可以说产业人员在此角度完成了部分的向上社会流动。而农业劳动者的辈出率在本身基数较小的情况下仍有下降，说明他们在教育机会上更处于劣势状态，这种情况也得到了其他实证研究的结论支持 。无业或失业者的辈出率变化较大，从007发展到128，说明其子女在很大程度上是获得了优质的教育资源，部分完成了向上社会流动，这也许与政府的补贴与学校奖学金制度的完善息息相关。

综上所述，这种数据分布对于A1的结论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虽然在阶层辈出率仍然存在着内部趋同性与外部分散性，但这种趋同已经经过了重新的组合，形成了新的分层，但两极分散的距离也逐渐扩大，不公平现象总体来说是严重了的，社会辈出率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一种“马太效应”。

（三）资本对辈出率差异的影响

第一，从调查数据中所呈现的三个最上层社会阶层的辈出率相似性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三个阶层本身所拥有的资本总量在影响本身阶层子女的高等教育机会上，具有趋向一致的特点。而资本本身是可以转换的，任何一种资本的优势可增加家庭子女的高等教育机会，且资本越多，优势越明显［4］。第二，根据三个最上层社会阶层的排序位置上看，可推论经济资本是影响辈出率最重要的资本类型（这在后面得到相反的验证结果），但是经济资本的重要性与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相差不大。第三，从整体的社会阶层辈出率上看，结合各个社会阶层的资本拥有情况所产生的社会阶层排序，可以推论，与各自阶层所拥有的资本量相匹配，上、中、下社会阶层的高等教育机会随之正向变化。

三、数据验证：文化资本是影响辈出率分布的重要因素

（一） 经济资本

笔者将家庭年收入、父母职业阶层分布及其他收入来源（如遗产继承、职业外额外收入）列为经济资本的三个因素，依据SPSS150软件进行回归模型分析。源数据输出中存在无价值数据，为略去此部分数据，笔者改用word形式呈现。

回归模型1显示高中时家庭生活水平对阶层辈出率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验证B1的假设不成立。

原因分析：很多学者这样认为，家庭经济资本的作用机制在于高阶层家庭利用占有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势，在升学和择校的过程中减少竞争烈度，将部分竞争者排斥在竞赛之外，甚至垄断教育机会（如李煜［5］、郭从斌［6］、侯龙龙［7］、张玉林［8］）。当然，在分析高等教育整体情况时往往是这样的。但经济资本仅仅是在用金钱能够衡量的地方才发挥作用，虽然家庭经济条件比较优越可以选择档次较好的学校，但对于高等教育的选择，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选择并不是以经济资本为判断依据来进行的，更重要的是，它还要结合学生本身的学习成绩和能力来进行综合判断。即使是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学生，在获得很强的学习能的基础上也有机会接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而且，近年来，政府和社会加强了奖学金、助学金、贷款制度的完善，对于欠发达地区的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增大了资金及人力的支援，这使得很多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来接受优质高等教育。这说明经济资本的影响力度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得方面正在逐渐减弱。

（二）文化资本

回归模型2显示，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对于辈出率均存在影响，且非常显著，其中，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起到的作用较父亲而言更为明显（此观点与王伟宜［9］、谢作栩［10］的结论一致）。验证B2的假设成立。

原因分析：父母亲的受教育情况，尤其是母亲的受教育情况对于子女高等教育质量的获得有着明显的影响，即父母的受教育年限越高，子女越可能在重点大学接受教育；这表明，高等教育，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尽管在录取上坚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实际上在家庭文化资本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已经逐渐显现，并通过高考成绩强化，在进入高等教育阶段中，这种分层更为明显。对于这种现象，可以用“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11］（EMI）来解释，即当某个特定的学校教育阶层还没有达到普遍标准时，优势社会文化阶层会利用固有的优势来使得自己的孩子获得这种为普及教育阶段；而一旦某一固定的教育阶层在数量上达到普及之后，想占有优势资源的社会阶层便会努力寻求一种数量相同但质量更佳的优势。也就是说，当教育存在数量差异时，优势社会文化阶层会获得数量上的优势，而当数量普及之后，优势社会文化阶层便会寻求一种质量上的优势。在文化资本方面，教育的文化在生产功能与资源转化功能合二为一，两者共同起到影响作用，但文化再生产的功能更为强大，影响程度更强，它使得教育的文化再生产功效更为公平的分布。而母亲的文化资本影响更大，更是说明了在中国当前的父权制社会中，母亲在教育子女，尤其是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肩负了更多的责任。

（三）性别、城乡分布、区域分布

回归模型3显示，性别对于辈出率有影响，但不是十分明显。而城乡或区域分布对于辈出率没有影响。验证B3的部分结论不成立。

原因分析：性别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但影响程度已然较低。这说明，中国目前父权制家庭结构仍然存在，但趋向弱化。这和人们对于男女意识的转变有着很强的关系，也是社会文明程度上升的一个表现；而城镇和区域的显著性水平较低则与本文所选取的院校有关。本文所选取的院校是我国现阶段最为优秀的学校，因此在选拔的过程中相对是严格和公平的，即本着“人才优先”、“分数择优”的原则进行录取，只要成绩好，就有机会获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这也与国家的助学政策有关［12］，优质的教育机构所获得的来自于国家和社会的助学资金、照顾政策、援助计划也相对较多，从而弥补城镇和区域上的不足与失衡，使得城镇和区域的影响力度减小，同时也说明政府在合理分配高等教育资源方面还是有所成就的。

四、结 论

在现代社会，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完成社会向上流动，另一方面也是实现社会继承或分化的工具。家庭背景在影响教育资源的分配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社会辈出率是获得教育资源的一个明显的指标，因此讨论家庭背景与社会辈出率的关系是有说明意义的。通过本文的数据分析说明，现代社会中，家庭背景对于社会辈出率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但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得方面，经济资本所起到的作用趋弱，性别差异、城乡差异、地区差异的作用也在减小，而文化资本的作用在趋强。这说明，教育的文化再生产功能开始强大，而文化资源代际分配的功能开始相应的减弱，特别是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而文化再生产模式与资源代际分配模式有着很大的不同（见下表）。

可见，文化再生产模式和资源代际分配模式是教育的两个相反方面，它们既矛盾又统一，无论在教育的哪一个阶段，两者都会存在并发挥作用。但在教育的初级或低等阶段，资源代际分配模式的影响更明显，而在教育的高级或优质阶段，文化再生产模式的影响更为明显。而文化再生产模式明显有利于绩效主义原则，更利于教育的长久发展。因此，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数据来看，目前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得虽然存在不平等的现象，但还是更倾向于文化再生产模式的，这一点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有利的。从更高、更深远的角度来说，文化在生产模式对于社会地位的获得与社会阶层的合理性流动也是十分有利的（张翼［13］、边燕杰［14］等人的研究说明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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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研究”，项目编号:09JZD0034-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07年度规划基金项目“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变迁”，项目编号：07JA880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