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13 02:46:1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生态伦理，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天人相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目标可持续发展思想要求尊重、实现和维护自然价值,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进的崇高境界,建立一种人与自然互利共生和谐发展的新型关系,可谓可持续发展生态伦理思想的深邃之处。荀子正基于对生态价值的正确认识,提出“天人相参”的生态伦理目标,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描绘了一幅美好蓝图。荀子曾说“天地与人相参”,荀子的“参”与“庄子”万物与我为一的“一”不同。参既表明天与人相区别,又相互联系。荀子参的概念很重要,是因为“天地与人相参”直接导致荀子“天有天常,人有人治”的思想,牟宗三说:“荀子只言人道的治天,而天则无所谓道,既有道亦只是自然之道也。”[3]214这句话很中肯。荀子曾说:“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天论》)。“明于天人之分”生态思想的提出,是“天人相参”生态伦理目标的直接反映。荀子认为,天地人三者是并立而存的,天有天职,人有人事。荀子说:“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天论》),天只是治天之事。荀子又说:“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深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论》),人只要治人之事。荀子明于天人之分,强调天和人各有其职分,天职属于自然,天没有意志,而人职属于社会,社会是有意识的人的活动,在天人关系上,他所强调的是人能够认识天,即人能够认识自然规律,利用自然界,更多注重天人关系的理解,尤其以“人最为天下贵”为基本落脚点,强调人的能动性,主体性,“序四时,裁万物,而兼利天下”(《王制》)。可持续发展伦理思想要求人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就是承认自然存在的合理性,同时,突出人的主体性,也是确认人利用自然的权利,荀子在这里把尊重自然规律和利用自然很好地结合起来。荀子在此提出的观点,对于今天限制人类中央主义对自然的肆虐,以及对于解决尊重自然内在价值和自然规律与人对自然开发利用的矛盾,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荀子将“人”从天的桎梏中彻底解放出来,破除孔子所宣扬的“天命论”,从而牢固树立人对于自然的主体地位。孔子把人事同“天命”虚幻地联系起来,鼓吹“道之将行也,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认为社会的治乱,国家的兴亡,人的生死富贵,都是由天命所主宰决定的。因此必须认识“天命”,敬畏“天命”,这完全是自欺欺人,实际上只能导致听天由命的宿命论。荀子认为天是按照其自身固有规律运行变化的自然界。没有任何主观的私怨和私德,因此,天事不能干预人事,自然界的规律不能决定社会的变化。相反,社会的人应发挥主观能动性,“官天地,役万物”(《王制》)。
可见,荀子是不主张“天人相分”的,在天、地、人关系上,荀子认为,人与自然紧密联系,相互作用,不可分割。人是自然而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同时,人又能治理天地、造化万物,人和天地一样,具有重要的作用。人可以理天地、统礼义,合理安排天地人秩序,合理统筹万物生长,因此,荀子明确指出:“君子者,天地之参也”(《王制》)。天地人关系,是生态伦理的基本关系,如何处理这个关系,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重要课题,荀子基于对自然与人的基本认识,明确提出“天地与人相参”的重要命题,可是,他并不主张把天和人截然分开,而是极力提倡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天、地与人相参”的生态伦理目标是人类至善的生态道德追求。对于“天人相参”的理论构架,荀子进而又作出了诠释,“天有其时,地有其材,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天论》)。在此,荀子描绘了天地人和谐运行的宏伟图景,天地人各尽其宜,人与自然相和相谐,从而达到《诗经》所云的“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天论》)的理想生态道德境界。如何实现“天人相参”的生态伦理目标?荀子继承和发扬子思以诚沟通天地的思想。子思认为,人类假如把握天生的“诚”,发展人的本性和万物的本性,就可以赞助天地、万物的变化和生长,可以实现天、地和人三者和谐发展,而荀子十分推崇礼,并把礼看作沟通天人并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原则。荀子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礼论》),礼是荀子伦理思想的核心,它不仅指人类社会的原则,也是宇宙自然的法则,荀子以为天人共同依据礼而存在变化,表现为某种共同的秩序性和规律性,因而是“天人相参”的依据,也是天人相参的准则。只有通过礼才能实现荀子所描绘的人类美好的生态美景。“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以上说天)”《礼论》;只有通过礼,人类的生态行为才能达到“天人相参”的道德境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以上说人)”(《礼论》)。既然礼在沟通天人之间,促进天人相谐有如此重要作用,因而荀子感慨道:“万变不乱,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礼论》。如此,荀子不仅为人类提出“天人相参”的生态伦理目标,描绘了天人相谐的生态美景,而且提出实现“天人相参”的原则和方法———礼。荀子是主张“有为”的,而要实现生态目标,完成生态美景绘就,实现礼的真正贯彻,最终要靠人的努力。因而,荀子对人的道德修养也提出了至高的要求,“用心一致,思索孰深,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礼论》)。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客观认识,提出“天人相参”的生态伦理目标,构建天地人相统一的生态伦理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内,又通过礼把天地人联系起来。荀子既重视尊重自然的生态价值,又重视人的主体性意识,对自然的利用,并主张加强人后天日积月累的道德修为,积极进取,从而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二、天行有常———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价值观承认并肯定自然具有不依赖于人的内在价值,写作论文是可持续发展生态伦理思想的基本要求和前提。先秦诸子突破西方哲学对事实与价值分离的倾向,明确肯定自然本身具有内在价值。《周易》曾对自然的内在价值作了深刻阐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说,“生生之谓易”。荀子进一步发展了《周易》所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从自然的进化角度,明确提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王制》)。荀子以气为万物生成的基础,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植物、动物到人,从低级到高级逐层论述自然的价值变化,并以气、生、知、义作为自然价值评判的标准,因人有气、有生、有知、有义而最为天下贵。可以看出,荀子的生态价值理念,是以他的“天人相分”为基础的。和《周易》的万物生成理论相似,荀子认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礼论》)。变是自然创化的本质,是自然的事实;而自然的创化又是自然生生之德的实现,这是自然的价值。荀子以为,同是一个自然,从事实的角度讲,其本质是永恒的变化,从价值角度讲,其意义在于生生不息的创造活力。对自然本身来说,这两者是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合二为一,从而荀子的生态价值理念在此更为彰显。那么,荀子的生态价值理念如何体现出来?荀子解释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论》)。荀子认为,天(即自然)是有其固定规律的,而自然的内在价值,生态伦理意识,也象天一样,有规律可循,并蕴藏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生态价值在自然万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和相养,相生相成中而得以体现;在自然不息之变易之中,以和促生,以养促成而不断发展,不断实现,不断创新。因而荀子说:“列星随旋,日月逆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施博,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天论》),郭沫若先生认为“诚于变化之谓诚”。[1]188他说,变化是自然的真诚品质,也是自然真诚品质的详细表现。诚,真实无妄。荀子也试图通过“诚”的心智修养,把他的生态价值理念突显于天人关系之中。他说:“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不苟》),荀子不仅指出天行有常的生态价值事实,而且指出,这些事实是通过天地四时和人的关系而表现出来,而生态价值又在于“夫其有诚,以至其诚者也”(《不苟》)。自然的价值均因天地有诚而变化,天地有诚,变化代兴,谓之大德,倘若人们以诚心谨修大德,谨慎其独,则能使天地造化万物,使圣人教化万民,这样,通过“诚”,把“天地”与“圣人”联系起来,把自然“诚”的价值理念显现于天人之间。荀子进一步指出:“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不苟》)。荀子在此把“诚心”作为守仁行义,自然变化的基本价值原则。对此,孔繁评说:“其实荀子这里已将诚作道来看待,他所说之诚与《中庸》之诚和孟子之诚已无多大区别,荀子所说诚即仁义,……,诚便成为天道了”[2]277荀子这里强调修心养性,致仁致义,在于把他的生态价值意识,以“诚”为中介,从天道指向人道,从而把天与人紧密结合起来,并彰显变的生态价值品质,以它作为生态道德修养的基础。因而荀子说:“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不苟》)。荀子从“天地合,阴阳起”,万物之生生不息之中,禅悟自然的生态价值,并以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对生态价值层次进行阐述,其生态价值意识又从“天行有常”的天地运行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列星随旋,阴阳大地之间展现开来,最后,荀子的生态价值意识又通过诚,而显现于天人之间,为天道向人道的过渡指明了方向。
三、“制天命而用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实践意识
可持续发展思想认为,人不仅要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而且确定人在世界中的卓越地位,明确人在实践中的主体性,也必然要认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正当性,如何调解这两方面关系,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呢?这就涉及到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问题,即生态实践的思想。荀子明于对“天人之分”的认识,明确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生态伦理实践观。台湾闻名学者蔡仁厚说:“道家的自然是形而上的,而荀子的天为自然,则根本是实然的,而不是形而上的。荀子则言‘天人之分’,不但无所谓‘法天’,‘法自然’,而且以天为物,而主张“制天用天”[4]369。所说很有见地。那么,荀子如何主张“制天用天”呢?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虑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天论》)。在荀子看来,与其高喊“惟天为大”而仰慕它,不如把天看作自然的物质而控制它,与其顺天从命而歌颂它,不如把握自然规律而利用它,与其仰望天时而等待天的恩赐,不如因地制宜地制用天时,与其消极地听任物类的自然增多,不如积极地施展人的才能而促进物类的化育繁殖。总之,天不会满足人;人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地利用自然规律和自然条件,去控制、改造,征服自然向自然界夺取财富,增加生产,对于“制天命而用之”的生态实践观,有些学者曾作了激烈的批评,“生活在古代的荀子没有意识到,仅仅强调征服自然,不注重顺应自然,不注重与自然相调解,是片面的观点”,[5]109其实,这是对荀子生态实践思想的一种误解。从前面对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生态思想的可析中可知,荀子是非常尊重自然规律的,并且还提出了“知天”的任务,而这是“制天命而用之”的前提。怎样才算是“知天”呢?荀子认为“圣人清其无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天论》)。可见,荀子的生态伦理实践思想,是要求人正确利用自己的认识器官,发挥人的能动作用,认识自然,适应自然规律,达到治理天地,役使万物,使自然界为人类的需要服务。而这种“知天”,是唯物的“知天”,是人对自然界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利用,而并不是人类中央主义所主张的“征服自然”,更不是某些学者所持的某种偏见。对此,郭沫若先生给予中肯的评价:“制天命则是一方面承认有必然性,在另一方面却要用人来左右这种必然性,使它于人有利,所以他要‘官天地而役万物’。这和近代的科学精神颇能合拍,可惜在中国却没有得到它的正常的发育”。[6]187其实,在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生态实践观中,他非常注重对自然万物的调和,并因地制宜地提出治理天地万物一些生态实践原则:“物畜而制之”;“制天命而用之”;“应时而使之”;“能而化之”。无疑,这些具有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生态伦理实践观,对于人正确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若人类违背这些实践原则,暴殄天物,就要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天论》)。同时,在生态伦理实践中,荀子一方面极力主张“有为”,“不可以怨天”,“怨天者无志”(《天论》);另一方面,主张采取实是求是的生态实践态度,“唯圣人为不求知天”(《天论》)。荀子认为,人们虽然能够看到自然界和社会的某些必然性和因果性,但是,这些规律本身和能够观察到的现象以外的世界,仍旧属于未知的领域,因此,对于未知领域采取慎重态度是正确的。故应当“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天论》)。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荀子“制天命”是与“知天”和“敬天而道(《不苟》)为前提,“而用之”也是有它的可持续发展目的———“长虑顾后而保万世”(《荣辱》)。荀子认为“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富国》)。在此,荀子明确指出生态伦理实践的目的———物尽其宜,为人所用。因而人类应该积极认识万物之用,即内在价值,“尽其养致其用”(《天论》)。为人类的繁荣与幸福服务。至此,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生态伦理实践意识已更趋明朗:既要顺应自然的变化,使之为人类服务,又要尽人类之力保持其持续生态繁殖,不能灭绝;既要合理地利用资源,又要不能浪费而使其枯竭;既要根据四时因地制宜安排生产,又要合理贮藏而保持万物持续成长。可见,荀子的生态伦理实践意识,处处闪耀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光芒。不仅如此,荀子还提出了生态伦理实践的原则、目的、态度,对于我们今天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生态平衡,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总而言之,在荀子看来,自然本身有其有用性,这是它的使用价值,人应当改变自然为人所用,这是人的权利,人之为人的根本。但他同时又认为,自然本身又有其规律性,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且也是人所无法企及的,故而人应当尊重自然,这又是人的义务,是人类不可推御的责任。因此,所谓“制天命而用之”只是在不以人对自然的工具主义态度为前提下,要求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使自然不利于人的方面变得有利于人的发展,从而在“制天命”的生态实践中,实现人对自然权利与义务的辨证统一,这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基本要求。
四、谨其时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道德责任观可持续发展思想认为,生态道德不仅反映了人与社会的对话,更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对话,是人类迈向生态文明社会的需要和要求,也是道德进化的必然。应该履行对自然的道德责任与义务。荀子不仅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生态实践观,并提出了爱护自然、保护生态的道德原则,这样,把利用和保护有机结合起来,辩证地体现了荀子生态伦理思想。其实,在荀子之前,古人已认识到环境与人之间的某些联系,管子说:“凡草土之道,各有各道,或高或下,各有草土,凡彼草木,有十二衰,各有所归”(《管子·地员》)。荀子进一步认为,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他说:“山林者,鸟兽之居也”,“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川渊者,龙鱼之居也,”“川渊深而鱼鳖归之”(《致士》)。“树成荫而众鸟息焉”(《学而》),否则“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致士》)。荀子已意识到良好的栖息环境对生物的成长繁衍是极其重要的,并且根据上述知识背景,提出一些生态道德原则:尊重自然植物和动物的生长养育规律,不妨害它们的生长,物尽其用,谨其时禁,不失其时。荀子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王制》)。荀子在此提出了对植物、动物及谷物的道德原则及其保护措施,构建了一幅农业社会完整的生态保护思想体系,荀子为了人类的利益,使百姓“有余食”,“有余用”,“有余材”,因地制宜地提出“谨其时禁”,“不失其时”的生态道德原则,从而使自然生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对于维护生态平衡,促进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荀子把这些道德原则,通过托古喻今,假圣王之制而固定下来,成为人们普遍遵守的规律制度。评心而论,荀子的生态思想,既是主张“制天命而用之”的,更是提倡对自然万物的关心爱护,荀子继承了儒家的“爱物”思想。孔子曾说:“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孟子也曾就动植物发育生长的生态规律,主张“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依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而荀子则更是从制度层面,系统地阐述总结了儒家“取物以顺时”的爱物观念,并作为道德准则规定下来,其所蕴含的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对现代社会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今世界,正是由于人们违背自然法则,不取物顺时,肆意掠夺自然,使森林资源锐减,矿产资源枯竭,动植物种类灭绝,导致生态平衡失调,生态危机严峻。而中国政府面对着日益恶化的生态形势,也不得不在近年制定一系列的环保法律,相继提出“退耕还林”、“封山育林”一些保护措施,并加大生态环保的监管和奖惩力度。可见,荀子的生态爱物思想及道德原则对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启示性。荀子非凡重视生态道德的政治意义。他说:“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王制》)。荀子把六畜兴旺,草木繁盛,百姓一,贤育服,归依为君主的善群,并希望君主正确处理,调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各种自然万物和谐生长,兴旺繁衍,这反映了荀子遵循儒家“祖述尧舜,文武”的传统,借君主的名义来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荀子是主张推行礼制王道的。王道主张以德服人,以德治国,因为生物资源得到有效保护,使百姓财物充裕,温饱富足,是实施王道的基本条件。因鉴于此,荀子才把他的生态道德寄于政治理想之中。
荀子还将他的生态道德原则运用于他所提出的一套“人妖”理论中。他说:“物之已至者,人妖则可畏也。耕伤稼,枯耕伤岁,政险失民,因秽稼恶,籴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妖;政令不明,举错不时,本事不理,夫是之谓人妖,礼义不修,内外天别,男女,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夫是之谓人妖。妖是生于乱,三者错,无安国”(《天论》)。在荀子看来,“天地之变,阴阳之化”不可畏,而人妖则可畏也。所谓人妖,就是人为灾祸。荀子认为,田园荒芜,米贵民饥,路有饿殍,农业荒废,与人为破坏自然的生态系统平衡有直接关系。人类礼义不修,政令不明,生态道德缺失,爱物观念淡薄,才是带来人妖的主要原因。而纵观人类生态历史,环境污染,物种锐减,土地沙化,气候变暖,臭氧层破环……,难道这不是人袄带来的吗?焦国成教授说:“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关注自身力量的加强;而忘记了自己所不断发生的魔力对于整个世界会有什么影响!人类谋求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和超级的生活享受,却忘记了对自己与自然外界的关系进行伦理的思索;人类关注于今天的所谓‘事业’,却忽视了人类未来的命运”。[7]人类正是过分重视自己的“欲望”,而忽视自然及生态的平衡,人妖产生难道不是必然的吗?礼义规章制度的制定与实施难道不是必需的吗?显然,荀子明显意识到实施可持续发展,保持天人和谐,实现资源利用持续性的重要性,他说:“节用御欲,收敛蓄藏,以继之也,是于已长虑顾后,几不甚善矣哉!”(《荣辱》)可持续发展思想认为,当代人在追求自己利益满足的基础上,也要给子孙后代留有发展的机会。荀子在此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措施:节约用度,抑制欲望,注重收藏,蓄积物资,以使保持供给不中断。其可持续发展的生态道德意识,伦理责任,急切之情跃然纸上,催人警醒!荀子把可持续发展生态道德的践行,寄希望于“圣人之制”。荀子认为,圣人具有高贵的品质,既有刚强的意志,适应能力强,而且能够为天下人长远考虑,顾及天下人的长远利益,从而保天下人世代平安。荀子说:“圣王之用也,上察于天,下错于地,塞备天地之间,加施万物之上,微而明,短而长,狭而行,神明博大而致约。故曰:一与一是为人君,谓之圣人”(《王制》)。荀子认为,圣人的作用,上能明察于天,下能安排好土地,他的作用布满了天地之间,影响推广于万物;他既神明博大,又极其简约;圣人始终以天下为己任,明察秋毫,体察民情,因而能够“制礼乐,起法度”,“理天地,裁万物”,勇于践行生态道德原则,追求“天人相参”的生态伦理目标,促进人与自然可持续平衡,保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康有为曾评说“孟子智慧高,荀子功夫深”,可见其思想恢宏磅礴,博大精深。尤其是对于天人关系,荀子更逆反先哲孔孟“尊天而命”的形而上的价值思维和唯意志论,而赋于天以自然的、纯粹的本性,客观、辩证且又理性地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问题。其生态价值意识、生态实践责任、生态道德追求,彰显而闪耀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光芒,在今天仍熠熠生辉。批判、继承,领悟、运用荀子的生态思想对于解决生态危机仍具有一定的价值启示。
关键词：生态 生态伦理 公益广告
2010年以来地震、泥石流、水污染等自然灾难让人类清醒地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作为社会传媒文化重要形态的公益广告从主题诉求到创意执行、从文案撰写到视觉表现都有责任关注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关系。
公益广告与生态伦理
当前，广告界的目光逐渐从片面追求商业价值转向了注重自然保护、尊崇生态伦理。生态伦理通过对人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系的研究和探索，把人类的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生态环境领域。深化了人类道德意识，拓展了人类道德生活空间。生态伦理学呼吁人类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确立为一种道德关系，公益广告的宣传中放弃剥削和索取自然的传统价值观，转向尊重、热爱和保护自然、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协同进步的可持续发展价值观，体现保护自然资源，实现生态平衡的生态伦理核心价值观。
公益广告传播生态伦理。合理指导自然生态活动、重视自然界的权利和存在价值、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治理和防范环境污染、对影响自然生态与生态平衡的重大活动进行科学决策以及人们保护自然生态与物种多样性的道德品质与道德责任等。大众环保意识的加强，越来越离不开公益广告伦理道德教化的作用。
公益广告的生态伦理诉求
公益广告的生态伦理诉求可以归纳为“天人相谐”、“仁爱生命”、“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等四个方面。
天人相谐。“天人相谐”是公益广告生态伦理宏观层面的诉求，从整体角度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天人相谐”主要指人与自然的冲突降到最低程度的一种状态，定位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佳状态。罗尔斯顿在《环境伦理学》一书中提出遵循自然、尊重自然。“一种冲突的伦理――人作为掠夺自然资源的征服者――必须转变成一种互补的伦理：人应以满足和感激的心情栖息于大自然中”。要实现“天人相谐”的目标，关键是要调整和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这需要我们对“自然”有正确的认识。中央电视台曾经播放的公益广告《共建生态中国》中，海洋、蓝天、绿地给人类提供了自由呼吸的空间，人类使用可循环利用的包装盒减少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这一系列广告向观众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互为促进、共同发展、协同进步的。
仁爱生命。“仁爱生命”是高尚的道德情怀、博大的生命境界。地球上一切鲜活的生命，甚至包括濒临绝迹的动物与植物，都拥有不可抹杀的生命尊严，任何一个物种的灭绝都将影响到整个生物链的平衡，给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带来可怕的灾难。所以说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给予道德关爱，从根本上说也是对人类自身的道德关爱。公益广告体现“仁爱生命”的诉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生物保护和节约资源。生物保护主要表现在对动物、植物等自然生命的保护上。在WildAid野生动物环保公益广告《房祖名篇》中，通过一次最为平常的讲述和不经意间的流露，观众感受到了一种对野生动物生命单纯、坦诚和纯洁的关爱。广告中的文案将这种关爱自然地流露：“野生动物就是野生的，它应该永远都有自己的地方、自己的风格、自己的性格，是自由的。我觉得如果动物灭绝之后，我的子孙就只能看图片了，我们应该学着去保护它们，希望它们和我们人类共同生活。”节约资源也是对生命的尊重，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必然要求。节约资源通常表现为节约水电资源、矿产资源等方面。在一则公益广告中“拍卖最后一滴无污染的水、最后一株无污染的植物”，在警示人类浪费水源、污染环境是对生命的扼杀。也是人类自我的毁灭。我们也常在广告中听到“如果人类不从现在节约水源、保护环境，人类看到的最后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人体的70％是水，你污染的水早晚也会污染你，把纯净的水留给下一代吧”等公益广告文案。时刻在提醒人类要节约资源，避免浪费和过度开发。
生态保护。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选择。生态保护的主要诉求点包括植被保护、水土保持、城市环保三个方面。1.植被保护。植被保护对于维护生态平衡是至关重要的。低海拔的人口密集地区的自然植被已成零星分布，原生植被几乎荡然无存。而被人工栽培的单一的人工植被所取代。这对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环境的保护是极为不利的。所以在公益广告中“植树造林”、“退耕还林”、“草木保护”等成为生态保护的重点话题。在全国环境保护公益广告大赛获奖作品《多给世界留点绿》中用拆毛衣的视觉表现向受众传达应该保护绿色植被，共建和谐生态的家园。在很多反对使用一次性筷子的公益广告中体现的也是对森林植被的保护。2.水土保持。我国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明确指出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能够减轻水、旱、风沙灾害，改善生态环境。由此可见，水土保持也应该作为公益广告的诉求重点，通过水土保持的正面教育和水土流失的反面教育达到生态保护的教育作用。在深圳税务局、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移动电视频道联合拍摄的水土保持的公益广告中，采用蒲公英的视角撰写广告文案：“我们是蒲公英，在寻找我们的家，经过许多地方都无法落地生根。当我们精疲力竭时，看见一群人在努力植树造林，种出了茂密的植物，我有家了，谢谢你们。”最后用广告口号“防治水土流失，为你我预备一个家”，突出水土保持的重要意义。3.城市环保。城市环保主要体现在城市绿化、公共卫生和洁净城市的建设中。黄雅莉出演的电视公益广告《爱护公共卫生篇》中，两个男孩看到漂亮的黄雅莉在公交站台等公交车，于是其中一个男孩为吸引其注意跳起了耍酷的街舞，另外一个男孩在跳街舞的时候将刚喝完的可乐罐扔在地上。黄雅莉走过去弯腰拾起来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这一举动让两个男孩很难堪。最后打出了广告口号：“最酷的动作也许就是您弯腰的瞬间……”
可持续发展。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能力的发展。”1993年，联合国对这一概念又进行了补充：“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由此可见，人类在为了生存发展而对大自然进行开发和利用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大自然也能够更好地发展。
在公益广告的主题诉求中“可持续发
展”的表现主要是围绕节能减排、合理生产、适度消费、恰当运用科技等方面展开的。在中华环保世纪公益广告2008年的作品中，《地球资源篇》向我们传递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广告的文案是这样的：“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地球自身净化和容忍污染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人类未来最大的问题!停止对大自然进行盲目榨取!为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全民行动，节能减排!”
公益广告的生态伦理价值
公益广告以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诉求重点向社会公众传递着生态伦理价值。教育社会公众尊重自然规律、维护生态平衡，并以较高的媒体传播频次提升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软实力。
呼唤生态道德的回归。生态道德是指人类对待生态环境时所应遵守的文明尺度或文明准则。呼唤生态道德意识的回归已成为很多国家解决生态问题的重要途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解决生态问题不仅要靠科技的、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还要靠道德的手段。公益广告从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独特的道德教育力量，公益广告的选材内容将人们共同关注的生态问题纳入广大国民的视野，及时有效地传递生态道德观念，呼唤国民生态道德意识的回归，最终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态环境，营造一个经济、生态和道德共同发展的多赢局面。公益广告所宣扬的生态道德是摒弃传统的人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构建一种公平对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全新的生态道德观念，以此来调整传统的生态观念、发展观念和消费观念。
强化生态伦理责任意识。生态伦理责任，主要是指人类对自然界负有的道德责任，也就是说人类应该具有维系生态系统平衡和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的责任。作为自然的一分子，每个人都有相应的自然责任或生态责任。生态伦理主张人应该善待环境，人对自然环境负有道德责任，人类应该将道德责任扩展到整个自然共同体。通过公益广告或者公益活动，进行生态保护相关知识以及生态伦理责任相关教育。可以增强人们的生态责任意识，树立人们的生态伦理和生态道德观念，使人与自然同生共荣的生态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在全社会形成节约自然资源、爱护生态环境、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风尚。
倡导合理的生态伦理秩序。生态伦理学主张，将伦理学的视野从人与人的道德关系研究，拓展到人与自然界的道德关系研究，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全面发展与共同进步为追求的价值目标，净化和升华新时期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建立合理的生态伦理秩序。生态伦理视野中的公益广告向社会成员提供了一套可遵循的生态伦理秩序，为人们提供了一系列生态价值观和生态道德标准，并指导人们通过道德实践，保护和优化生态环境。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很多公益广告强调“健康、绿色、自然、和谐”的生态观念，站在维护人与自然整体生存利益的基点上，把人与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呼吁人们自觉遵守人与自然界的生态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伦理秩序。人类只有在能够自觉控制自己的生态道德行为的前提下，在合理的生态伦理秩序范围内，平等而友善地对待自然界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才会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共生关系，才会实现生态伦理的真正价值。
传播生态伦理精神。公益广告传播的文明伦理精神具有舆论导向的功能。在当代“媒介化社会”中，公益广告通过电视、平面、广播、户外等媒体直观而具象地反映人与自然界或冲突或和谐的关系，以视听化的方式传播当代生态伦理精神。公益广告让受众在阅读过程中获取广告所传达的生态意识，使受众对现代生态伦理精神有足够的认知并乐于接受。很多公益广告表现了强烈的现代生态观念和生态忧患意识，并且还凭借其广大的受众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或真切或夸张地呈现了现代工业社会存在的生态危机，表达对生态环境的忧思与关切，传达自然与人和谐相处的理想生态伦理价值和精神。以视觉的表现与艺术虚构的方法关注那些由于人类过度的经济活动而引起的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向人们传递生态意识和自审意识，用广告参与生态伦理精神的传播。
【关键词】古代；儒家；生态伦理；基本原则
在中国古代儒家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富有极其深厚的生态伦理底蕴。深入挖掘和梳理其生态伦理思想，对于进一步提高人类热爱自然、尊重生命的道德自觉意识，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提高人们建设生态文明的积极性，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生态意识和理论支撑，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1、“天人合一”的支持精神
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哲学基础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然而“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庄子・齐物论》中著名的话：“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后来被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系统，并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他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并提出“天人感应”的理论。《论语》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故事，说的是孔子与其弟子讨论人生志向时，非常同意曾点关于最高理想的看法，他认为：“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人生的最高理想就是能够在暮春时节，穿上春服，会同五六个青年，六七个少年，跳到河里洗洗澡，跑到高台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家，仅此而已。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已经非常明显了。现代生态伦理所一直提倡的“回到自然去”的法则，在孔子时代，已经当做最高的生命理想来实践了。孟子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也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体现的就是“天、地、人”协调的“与天地参”精神。关于这点荀子曾这样描绘过：“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
2、“恩足以及禽兽”的道德关怀
孟子跟齐宣王曾经有一段非常著名的关于惜生及民的对话，孟子问：“臣闻之胡龅日，王坐於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日：‘牛何之？’对日：‘将以衅钟。’王日：‘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日：‘然则废衅钟与？’日：‘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日：“有之。”日：“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日：“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日：“王无异於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鱼何择焉？”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日：“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於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这段话，很多人耳熟能详，闲谈中道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由不忍杀牛，到不忍杀生，到惜生及民，而广行仁义，广布仁政，孟子的思想乍看起来是惜生，最后还是归结到儒家“仁者爱人”的中心上来。
儒家的人文色彩十分浓厚，一向主张以“仁者爱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宽容气度来对待他人，并能够将这种人文关怀推及到其他生命甚至无生命的自然万物，做到“恩足以及禽兽”（《孟子・梁惠王上》）、“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明代王阳明仔细地描述了“大人”的道德关怀心理：“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侧隐之心焉……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大学问》） 儒家意义的“大人”（指真正的读书人）见到儿童落入井中、见到鸟兽受困哀鸣、见到草木摧折都有怜悯之心，乃至见到完全没有生命的瓦石被毁，都会产生怜惜之意。儒学关于万物一体――“一体之仁”（《大学问》）的观点，体现出一种深厚的道德关怀理念。
3、“以时禁发”的行为模式
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不能不利用资源。儒家倡导仁爱万物，并不否定人类的合理需求，而是主张“以时禁发”，主张按照自然的节奏、生命的节律来“取物”。“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祭义》）孟子对“时”作了更为详细的论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人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按照动植物的生长规律去利用自然资源，才能保证人们有充足的生活物资。使生态资源可持续利用、人民生活有保障是为政的基本要求。这实际上也提出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荀子不仅继承了“以时禁发”的思想，而且将其系统化。他提出要根据生物的生长规律，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即“圣王之制”。“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鳢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人泽，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 在这里，荀子认识到人类的生存有赖于自然界提供的各种资源，提出了以“时”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具体要求，使动植物“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使百姓“有余食”、“有余材”，将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联系起来，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农业社会中持续发展的生态蓝图。以时禁发的规范对后世影响很大，历代统治者据此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令，对生态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 儒家生态伦理观 启示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相互促进的客观要求,是一切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可持续发展”亦称“持续发展”。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她任主席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定义得到广泛的接受,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取得共识。
“可持续发展”包含两个基本点:一是必须满足当代人的基本需要,即优先考虑世界上的穷人所必不可少的必需物品;二是不损害后代人满足自己需要的能力。所以说,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一种发展观,也是一种伦理观,包含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它是在代际公正原理的基础上,强调人与自然相处和谐、共生共存的重要性;在尊重自然界的价值和生态规律基础上,注意开发与保护并重,给后代留下发展的生态环境空间与可用资源。
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与本质是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确保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济,它是在扬弃传统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基础上,追求一种新的文明――生态文明。这种文明要求把人类的价值和道德关怀扩展到自然界,并赋予生态环境应有的道德地位。由此可知,可持续发展观在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价值观方面,与生态伦理观是一致的,它们都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主张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统一,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古代儒家“天人合一”“顺应天常”“仁民爱物”“寡欲节用”的生态伦理观,主张人与自然协调统一,尊重自然万物,珍惜自然资源,取予有度,消费有节,是一种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态伦理观。
一、儒家生态伦理观的主要内容
在儒家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十分丰富,蕴含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现雏形。
(一)儒家“天人合一”的观念,肯定人是自然的产物,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哲学基础。然而,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关于“天人合一”,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表述有所不同,也有不同学科意义上的理解。从生态伦理学意义上理解:“天人合一”思想的本质是“主客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认为人是天地自然的产物,人是大自然和谐整体的一部分,强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儒家继承了殷周以来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思想,主张天人相感相通、天人合一观念。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但整体意义上的生态伦理观念十分鲜明,以至于儒家的许多思想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源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孔子肯定了天之可则,即肯定了人与自然的可则,人与自然可以统一。孟子提出人要由“尽心”、“知性”而“知天”,以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汉代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理论。儒家“天人合一”的哲学发展到宋代更趋成熟。宋代张载说,“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正蒙・诚明》),他认为天道的“诚”就是天德,“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称》),即儒者需要通过“明”来达到对“诚”之天德的把握,以实现天人合一。
儒家“天人合一”的观念,不仅认为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而且认为天地运动直接与人有关,人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肯定了天与人、自然与人类社会具有统一性,并视这种统一性为和谐的最高境界。
(二)儒家“顺应天常”的思想,强调生产活动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周易・大传》有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道,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对为政者提出了顺应自然、使其行为合乎自然本性的道德要求。
儒家深刻地洞悉到万物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本质联系,有其自身秩序和自身规律。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认识到了四季更替、万物生长的客观规律性。荀子指出:“天有行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不仅肯定了自然万物运行规律的客观性,而且强调人们只有认识规律,严格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避“凶”趋“吉”,由“乱”致“治”。
儒家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就是要求人们掌握和利用自然规律,按照四时变化和生物生长规律组织生产和生活。孟子明确提出了“取物以时、不违农时”的思想,提出要尊重自然外物的生长规律,爱惜、保护、帮助促进其生长和发展。荀子主张“山林泽梁,以时禁发”,做到“谨其时禁”,就是要根据自然规律,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使百姓“有余食”“有余用”“有余材”。
(三)儒家“仁民爱物”的理想,倡导人们爱惜自然万物,重视对动植物的保护
孔子主张以“仁”待人,也以“仁”待物,要求把“仁”、“爱人”、“义”、“礼”这些人际道德原则扩展到自然界万事万物之中去,以此来协调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孔子认为人对万物应持一种同情的善待态度,否则就是不人道,所谓“启蛰不杀则顺人道,方长不折则恕仁也”(《孔子家语・弟子行》)。这意味着对自然的态度与对人的态度不可分离,惜生与爱人悯人同为儒家思想题中应有之义。他指出:“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祭义》)孔子已经把人们对待生物的态度当作儒家道德规范之一――孝道来看待。孔子把对待动物的态度看作是道德问题,初步实现了由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向生态伦理的拓展。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仁爱万物”的思想,提出了“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宝贵思想,第一次明确提出并初步回答了生态道德与人际道德的关系问题。孟子要求世人对人、对物,都应该持有一份“不忍之心”。仁政之德不仅在于施恩于黎民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和谐自得,而且还应该拥有更为博大宽广的、泛爱万物的胸怀,“恩,足以及禽兽”(《孟子・梁惠王上》),使万物在共同的世界里和悦共生、协调相处。
董仲舒则直接把爱护鸟兽昆虫等当作仁的基本内容。他说:“质于爱民,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春秋繁露・仁义法》)张载认为人类应该兼爱万物。他说:“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我之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正蒙・诚明》)意谓天地万物的本性,以非我一人所独有。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顺应天地万物的本性,以尽自己的责任。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著名命题:“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西铭》)他们都主张人类要仁爱自然万物,对自然实行“人道主义”。
(四)儒家“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准则,要求对大自然索取有度,对资源节约使用
儒家主张慎用资源,强调“取之有度”;要求人们珍惜资源,“用之有节”。崇尚勤俭节约,反对暴殄天物,历来是中国重要的传统道德规范,在儒家传统生态伦理思想上则体现为一种对物质享受的节制和对自然资源的珍惜与爱护。
《礼记・王制》载,古代天子狩猎时“不合围”,诸侯狩猎时“不掩群”,即不把一群动物都杀死。据说商汤就曾“网开三面”,即便在捕猎时,也不能“一网打尽”,不能斩尽杀绝,要给野兽留下一条生路。孔子反对竭泽而渔、覆巢毁卵的行为,认为对生物的获取要有度,“钓而不网,弋不射宿”。只有爱护、珍惜大自然,使各种生物各得其所,生物界才会出现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庶草茂则禽兽归之”(《吕氏春秋・功名》)。这都是要求人类对自然资源在爱护和珍惜的前提下有度的使用,才能保持其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正如朱熹所说:“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孟子集注》卷十三)。
孔子提倡:“节用而爱人”。儒家在人的生活态度上并不反对求富,但是认为应该遵从一种“合于义”的节俭的生活方式。孔子强调,“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论语・述而》)。荀子也认为,节俭顺应天地的自然规律而且可以抵制自然所带来的灾害,他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荀子・天论》)。
儒家寡欲节用的道德要求,对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减少铺张浪费,保护生态环境,约束世人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儒家生态伦理观对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认真反思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从中吸取思想营养,可以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思维方面的启示。
(一)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观,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理念支撑
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只有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可持续的利益与幸福。从生态文明观念来看,不仅人有价值,自然也有价值;不仅人有主动性,自然也有主动性;不仅人依靠自然,所有生命都依靠自然。因此,人类应当树立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观,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实现从传统的“向自然宣战”、“征服自然”等理念向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转变,从内心尊重自然,尊重自然界的其他生命,自觉维护生态平衡,维护大自然的稳定性、完整性和多样性,在人和自然之间建立起协调关系和伙伴关系,从而使人与自然保持良性循环,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尊重客观规律,推动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
历史证明,儒家顺应天常的思想是正确无疑的,违背自然规律必然遭到自然的惩罚。自然规律具有客观必然性,无论古代和现代,人类都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违反自然规律最终会自食其果。正确理解和积极顺应自然规律是人类与自然相处的前提,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对自然的改变必须限定在自然界能够承受的范围,限定在遵循生态规律并与自然保持和谐的前提下。失去这一前提,必然会动摇人类的生存基础,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以,现代人在自然面前需要保持谦虚谨慎,在按自然规律办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对自然界进行适度变革,促进人与自然相互协调、共同进化发展。
[关键词] 生态伦理；西部开发；自由；和谐相处
《小马王》是美国梦工厂2002年完成的一部经典作品，曾获第75届奥斯卡最佳动画片提名。影片以美国西部大草原为背景，讲述了一匹狂野不羁、刚烈聪慧的小马斯比瑞特（Spirit）摆脱人类控制、回归族群的历险过程。与传统动画片不同，该片的一个重要创作特色是里面的动物不再具有人类的语言，主角斯比瑞特不再开口说话。但影片通过恰当的旁白、细致的动物表情以及激情完美的音乐，使小马王追求自由、永不屈服的形象跃然而出。正如它的名字Spirit，小马王代表的是充满力量的自由精神和灵魂。
影片采用马的眼光展开整个故事情节，既能吸引、控制观众的注意力，又能充分展现小马王的内心世界，表现冲突和对抗。更重要的是，用动物的视角来看待人类和周围的世界，体现了本片对美国西部大开发历史的另一维度审视，也引导人们从生态伦理角度反思人类过往文明，思考人与自然万物如何和谐相处的问题。
一、生态伦理思想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世界范围的人口剧增，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自然灾害和生态危机愈演愈烈，严重威胁到了人类的存续和未来发展。在此背景下，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及相处问题。传统生态学也因此从研究动植物与其生活环境，逐渐扩展到人类生活和社会活动，扩展到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由此诞生了现代哲学意义上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挪威哲学家阿恩・内斯（Arne Naess）在1972年的一场环境运动中首次使用了深层生态学这一概念，成为该理论的奠基人。深层生态学吸收了生态中心主义的观点，认为整个生态系统包括物种、人类、大地，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平等、具有各自内在价值的有机整体，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它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认为人不是上帝选择的惟一独特的东西，人只是生命织锦中的一条线；同时，它强调不应仅仅从人类基点出发，而应从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从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维度，来看待、处理和解决生态问题。深层生态学将生态学发展到了哲学与伦理学领域，提出了生态自我、生态平等与生态共生等重要生态哲学理念。生态学者也开始从伦理道德角度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道德关系，人类应将其道德关怀从人类社会延伸到自然环境。人类应放弃对自然的掠夺、奴役和破坏，转而追求与自然同生共荣、和谐发展的价值观。
我国生态批评研究者王诺教授认为，西方生态思潮的核心思想是“生态整体主义”，即“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因此，生态思想的核心是生态系统观、整体观和联系观，强调整体及其整体内部联系，不把人类或任何一个物种的局部利益作为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
生态运动的发展使生态思想和理念逐渐渗入到哲学、伦理学、美学、文艺学等各个研究领域，生态思想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生态文学、生态批评、生态电影等概念也陆续产生并逐渐发展为一种文化现象。目前，从生态伦理维度反思人类历史文明、审视当今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也逐渐增多。
二、《小马王》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小马王》以19世纪美国西进运动为历史背景。西进运动是美国东部居民向西部的一次大规模移民拓殖运动，是美国群众性的拓荒开发过程。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角度看，美国西部大开发是用现代文明改造原始蛮荒落后，为美国带来无尽的物质财富，加速了美国的工业化和经济的迅速发展。西进拓荒也塑造了美国人不安现状、开拓进取、务实竞争的精神和性格。但从另一方面看，西部的扩张开发造成大批土著印第安人被无情驱赶和血腥杀戮，土著文化几近丧失；同时，对西部土地和森林的掠夺式开发也造成了自然资源的衰退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大量捕杀造成西部野牛、北美信鸽等野生动物的灭绝。电影《小马王》采取一匹小野马的视角展开整个故事情节，突出了小马、印第安人、骑兵团上校之间的冲突和对抗，也是对美国西进运动的生态维度审视。
片中小野马斯比瑞特代表的是美国西部的野性大自然，也是自然界自由不屈灵魂的象征。影片画面开始就是一只自由飞翔的秃鹰，随着它舒展的翅膀，美国西部辽阔壮丽的自然风光逐渐展现在观众眼前。辽阔蓝天下，是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原和成片的原始森林，山峰峡谷向天边绵延伸展，无数奔马越过原野，踏过山峦和河流。舒缓的音乐下，微风摇荡着丛丛簇簇的绿草，主角小马斯比瑞特降生了。充满无限生机和力量的西部大自然是万物生息的家园，这样的土地属于斯比瑞特这样的生灵，小马王是自由西部的一部分。正如片中开头小马斯比瑞特的旁白所言：“我就生长在那里。我记得艳阳和蓝天，以及呼唤着我名字的微风。那个时候野马能够自由地奔驰……于是我从小马长成大马，我像奔雷一般在大地上飞驰，跟雄鹰赛跑，追逐着疾风。我在飞翔吗？有时候我真的相信我会飞。”
然而在遇到来西部拓荒的人类之后，斯比瑞特在广阔草原上自由奔跑的生活结束了，同时也开启了它摆脱人类控制、争取自由回归家园的艰辛历程。第一次被抓入骑兵团军营后，冷酷傲慢的骑兵团上校并没有把斯比瑞特这匹桀骜不羁的野马放在眼里。在他看来西部的一切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被征服的：野马可以被驯服，反抗的土著人可以被降服，太平洋铁路也可以延伸到荒芜的西部。征服一切所需要的只是“纪律、时间和耐心”。上校所代表的正是西部拓荒者，代表的是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和征服控制自然的思想。在人类中心主义者看来，人是自然万物的中心和统治者，自然只是为人类服务的工具，人类应该改造、征服和利用自然。然而自由不羁是小马王的灵魂，没有什么可以束缚它的自由，没有什么可以将它战胜和征服。即使在被断食断水三天三夜后，小马王仍不屈地将骑在自己背上的上校甩落在地继而成功逃脱。第二次落入军营后，斯比瑞特与其他被驯服的马一样被拉去修筑铁路，被人类驯服的命运似乎在劫难逃。但当看到铁轨将一直朝西部深处铺展并将延伸至自己的家园时，小马王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族落将面临灾难，于是它再起斗志，奋起反抗了。斯比瑞特近乎疯狂地毁坏了火车头，解救了修铁路的马，摧毁了修建营地，最后通过惊人的悬崖飞跃成功脱险。自由不羁的精神淋漓尽致地从小马王的行动中迸发出来，也激荡着观众的心。小马王没有被征服，它的智慧和勇气最终使冷漠傲慢的上校由衷折服。
与小马和军团上校的激烈对抗相对照，小马王斯比瑞特与印第安人克里克的关系明显不同。逃出军营来到印第安人的营地后，小马王看到并体验了另一种不同的人类生活。影片中，印第安人的营地如同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在醒来的第一个早晨，小马王便看到树下为它准备的一堆红艳艳的苹果，阳光穿过树梢，一切显得恬静清新。印第安人居于自然山水之中，天宽地阔，帐篷虽原始简陋，但气氛宁静、祥和，老人、孩子、动物和自然融为一体。印第安人相信“万物有灵”，敬畏自然界的山山水水和一草一木，他们是适应自然而存在的。片中印第安人克里克起初也想骑到小马背上，几次尝试失败后他并没有恼怒，反而流露出对小马的由衷喜爱。克里克试骑小马的过程充满喜剧、幽默色彩，与军团上校驯服小马的征服对抗过程形成了鲜明对照。克里克与自己的爱马小雨间的嬉戏和默契，也体现了人与动物间平等和谐的关系。最后克里克决定让自己心爱的母马小雨跟随小马王返回它的族落，共同的反抗、脱险经历已使印第安人克里克和小马王融为一个整体，小马王对自由和美好家园的向往何尝不是克里克的梦想和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影片中的小马王与克里克是一个形象的统一体。小马王与印第安人的一体关系，也代表了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理想境界。
生态问题既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也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民族间的文化关系中。对骑兵上校来说，印第安人克里克和小马斯比瑞特的地位相同，都属于西拓者征服、统治和掠夺的对象。克里克曾作为敌视分子被抓入军营，同小马王一样他被绑在栏圈的柱子上，上校以一个白人征服者的姿态对克里克的身高和外形表示了蔑视和嘲讽，并发出了与对待小马相同的命令：断食断水。白人把对自然的冷漠和残酷延伸到了自己同类身上。影片中，骑兵团到达印第安人的部落村庄后，掀翻他们的帐篷，毁坏他们的家园，对印第安人疯狂驱赶和追杀，毁灭了印第安人宁静平和的生活。西部扩张中，白人拓荒者将尚处在原始社会的印第安人视为暴力野蛮者，视为自己寻求财富和梦想途中的障碍，也视为应该教化的对象，不服从就屠杀消灭，在他们眼中没有什么是征服不了、战胜不了的。没有了人类种族间的平等友好，很难谈及人类与自然间的平等和谐，也难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同生共荣。
三、结 语
从生态伦理视角看，《小马王》讲述的是野性未驯的自然与雄心勃勃、妄自尊大的人类间的抗争。小马王凭借智慧、勇气和无畏逃脱了残酷的人类之手，取得了与束缚自身力量对抗中的胜利。影片开头的一段旁白提到：“人们说，野马代表了西部精神。野马所代表的西部最终是否被征服了呢？这要你们自己去判断。”小马斯比瑞特是大自然的象征，它的顽强不屈代表着自然的不可征服，它的回归家园也代表着大自然的最终胜利。影片从侧面警示人类不应再把自己当作自然万物的中心，只有限制自身的欲望，尊重并平等对待自然和其他生命，才能求得人类与自然的同生共存与和谐发展。当今，日趋严峻的全球生态危机更促使人们以批判的态度反思人类征服、控制自然的文明历史，同时更为审慎地思考人与自然万物如何平等相处、和谐共存这一永恒主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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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休闲；生态伦理；环境保护
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加快了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化进程，信息化及现代化的逐步实现，使各国的经济迅速发展，缩短了人类生产生活需品的时间，拉长了人类的自由时间。在我国，由于经济的迅速增长，人们的经济收入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5天工作周制及三个节日长假制度，使人们有了更大的经济能力和更多的自由时间来用于休闲，并且开始发展高品味、高层次、高质量的健康、向上、轻松、从容的生态休闲。对于生态休闲的定义和生态休闲的本质问题，尽管目前也有学者提出，但很少有人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进行深入地研究。生态休闲是建立在休闲的基础之上，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融入自然的一种生活状态和行为方式。或者可以说，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暂时放弃人类特有的、以人类为主体的观念，接受自然和感受自然环境，使身心处于“无为”或零度心态的状态。生态休闲的实质是对自然的感悟和对生态环境的体验，作为休闲的一种特殊形式。
1 生态休闲的伦理属性
生态休闲所追求的是一种自然休闲、绿色休闲、原生态休闲，同时也是一种高质量休闲。因此，生态休闲应当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维护自然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兼顾休闲相关利益群体。伦理属性是生态休闲的本质属性，这一属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生态休闲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生态休闲作为大众休闲的更高级形式出现，所反映的是对传统大众休闲批判反思的结果。人的休闲活动有着多种价值取向，诸如以解除体力上的疲劳为价值取向，以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为价值取向，以满足基本需要为价值取向，以追求享乐为价值取向等。但只有建立在使人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道德价值取向基础上的休闲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生态休闲。杰弗瑞戈比曾把人获得自由发展的条件作为“为我们的时代，为我们的社会重新定义休闲”的基本方面。那么，人怎样才能获得这种自由发展的条件？保持环境的可持续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是关键。尤其在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消耗，环境的可持续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面临困境的今天，保护环境，维护人与自然界的协调，就越来越成为人们满足休闲需要，提升休闲质量，并实现自身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基本前提。生态伦理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揭示了自然环境与人的关系，指出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休闲中的道德价值意义。
其次，生态休闲概念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描述性的事实如何的概念，而是一个应该如何的伦理概念，这是生态休闲与其他休闲形式如艺术欣赏、聊天谈心、旅游、娱乐、购物、园艺、阅读、健身锻炼等传统概念的重要的区别。以生态伦理为基础的休闲把追求人与自然关系和谐、融为一体的意境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自中国古代，休闲就“崇尚自我心境与天地自然的交流与融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推崇静观、独处等宁静的状态”。但中国古代休闲对人与自然交流与融合的追求，与今天可持续休闲方式对人与自然关系和谐、融为一体的意境追求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追求修身养性，“人依木而休，使精神的休整和颐养活动得以充分的进行，使人与自然浑为一体……”。而后者则是社会迈向后工业阶段过程中提出的要求，是社会追求可持续发展长远目标，人们追求高质量生活的自觉要求。
最后，生态休闲是对传统休闲的道德修复，或者说是休闲者和休闲利益相关者义务和责任的追加。在社会迈向后工业阶段的急速变迁中，影响休闲质量的诸因素发生了显着的结构置换，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与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使自然环境因素在休闲质量结构中的地位突出。休闲的可持续伦理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环境的伦理关系，为人们认识休闲质量，确定追求高质量的休闲目标，评价并规范休闲行为，提供了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我们应该承认自然界的内在价值、生态价值、存在性价值，即在维护整体生态系统完整性、物种多样性与不断优化中的作用。这种内在价值是自然界经历漫长的地质年代，在生态系统内部诸要素相互作用过程中，依靠自身创造出来的，它对于维护整个系统的存续、演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正确定位自然界价值的基础上，可持续伦理进一步要求人们珍惜和爱护地球上的生物，尊重并维护它们在一种自然状态中持续存在的权利。因此，人类必须从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协调出发，自觉承担维护生态平衡，合理利用资源，促进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道德义务；自觉担负起保护自然界，以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和谐的生态责任。
2 生态伦理道德观为生态休闲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伦理支持
生态伦理的道德观念体系包含和谐自然观、可持续发展观及生态消费观，生态休闲的可持续发展呼唤着新的生态伦理观念，而新的生态伦理观念又将驱动人们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它对重新塑造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培养人类对后代的生态责任感和生态伦理观有引导作用。因此，生态伦理道德观对生态休闲的构建及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2.1 生态伦理包含的和谐自然观有利于确立人与自然平等的环境道德观
生态伦理的和谐自然观要求人类与自然建立一种良好的和谐关系，人类要在维护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合理地开发自然，把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规范在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倡导在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和维护生态平衡的基础上，积极能动地改造和利用自然。破坏大自然，浪费自然资源，就等于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也就等于是在慢性自杀。人们秉承一种生态危机意识，才能担负起保护地球、保卫家园的神圣职责。
生态休闲提倡回归自然，因为人类的生存从物质到精神都离不开自然，而今天的人离自然越来越远。在无知和贪婪之下，人拼命掠夺和滥用自然资源，造成资源匮乏，生态退化，环境恶化，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紧张化。大自然中体现生命力的“绿色”正在丧失，环境意识觉醒的人们渴望到原始优雅的自然中，享受生命的绿色之美，绿色化。杰弗瑞戈比认为，“从美学的角度上看，如果空气更加清新，树木不再被砍作木柴，机动车和大货车不再制造大量的噪音和尾气，环境不再因为人类的能源消费而发生大的变动，那么社会休闲活动的质量将在这种环境下得到很大的提高。”如今的人们也越来越倾向于在回归自然、涵咏自然中体悟宇宙之道和人生至境。近年来不断呈现的农家游、郊区游等生态休闲形式，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即便是一些现代人造新景观，也都在不同程度地着意营造人与自然相谐的环境和氛围。例如上海郊区最大的旅游度假区太阳岛，高尔夫球场、室外网球场、田园式度假村等一流的休闲娱乐设施，与鲜花、绿树、流水达到了完美的融合。因此，休闲者应该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自然环境，尊重大自然的价值，爱护自然生态环境。确立新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充分发挥伦理道德的调节功能，合理协调旅游者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使休闲活动符合大自然的规律，进而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
2.2 生态伦理的可持续发展观有利于建立生态休闲的可持续发展生态道德观
可持续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承认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生态系统的规律性，摒弃以往那种只顾产出、不顾自然环境承载能力的生产方式，在求得发展以“满足需求”的同时，要顾及“限制”因素，即“发展”的概念中蕴含着制约因素。最主要的限制因素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即自然资源与环境。不言而喻，人类的存在和活动必然会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干预并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要保持社会的持续发展，就必须通过指导使人为干预自觉地控制在自然生态系统维持自身的动态平衡所许可的范围之内。
生态休闲是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体现，强调整体和全面的理念，在资源的利用与保护过程中，人们应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思维，即人与人的协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当前与未来的协调。休闲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关注人、关注人的祖辈传流的历史文化，也关注人类未来的走向，人们应该增加对休闲所产生的环境影响和经济影响的理解，加强生态意识和伦理观念，建立起对休闲赖以生存的环境质量的保护意识。休闲管理者以整个地区协调的区域规划为基础，对休闲地区进行针对性的开发，在保护当地厚重的自然遗产和优美的人文景观的基础上，适度发展休闲资源，保持休闲地的绿色生机；同时重视生态环境承载力，自觉将游客限制在承载范围内。因此，管理者所要关心的不仅仅是经济社会问题，还要关心生态环境问题，即要实现该地区的生态化发展。此外管理者还应注重培养游客的环境意识和环保观念，爱护大自然，保护生态美，使生态休闲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转贴于
2.3 生态伦理的生态消费观有利于树立生态休闲的生态消费观
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消费问题很少被上升到伦理道德的高度来加以重视。面对自然环境的严重恶化，人们充分意识到，正是由于在消费问题上缺少规范和约束，才使得人们对自然环境破坏的规模不断扩大，因此，提倡合理的、健康的消费是生态休闲环境伦理的重要规范内容。
生态休闲作为一种消费行为，既有物质消费的内容，又有精神文化消费的内容。生态休闲提倡合理、健康的消费，反对奢侈浪费：一是以精神消费为主，适当辅以物质消费活动。在生态休闲中，参与该项活动的人群主要以获得生态感受、增长知识、陶冶情操、丰富精神境界为目的，因此其消费活动主要把满足精神需要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但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要与满足精神生活需要的要求相适应；二是生态休闲者在参加生态休闲消费活动时，不应把这种消费仅仅看作是个人的爱好，进而尽情地大肆消费或奢侈浪费，而应遵守“绿色”消费的行为准则，将生态休闲视为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手段，努力使休闲消费行为不破坏生物系统的良性循环，使人类与自然之间真正建立起亲密的伙伴关系。
总之，生态休闲必须建立在生态伦理道德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要求休闲的参与者包括开发者、经营者与休闲者都能在享受环境、认识环境的同时，共同开发其内涵的、丰厚的道德底蕴，为生态休闲的良性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伦理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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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关键词]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生态伦理
[中图分类号]P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6)09―0079―07
1 引言
保护生态环境，加强生态伦理建设是当今全人类所面临的紧迫而艰巨的任务。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也出现了乡村水资源和生态环境恶化，耕地和生物物种减少，森林、草原等资源过度利用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近年来，乡村旅游在我国农村广泛兴起。在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乡村环境出现了一些生态恶化的新问题。乡村成了我国生态伦理建设的薄弱环节。
目前，围绕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村非农产业收入，各地对原有农业资源的开发力度增强，尤其是对生态农业资源的旅游经济价值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挖掘。乡村的生态伦理及生态意识对生态农业旅游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乡村地区的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呼唤着新的生态伦理观念，而新的乡村生态伦理观念又将驱动人们走上一条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而，眼下进一步加强乡村生态伦理建设的研究和实践就更有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以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的“农业一旅游”复合生态经济系统为例，研究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在构建乡村生态伦理中的作用，为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的优化发展提出建议，为地方政府更好地处理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旅游发展、乡村生态伦理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依据。
2 研究背景与研究对象
恭城瑶族自治县是广西桂林市所辖的一个少数民族山区县。综合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经济时报和桂林当地等媒体的报道，这个昔日经济欠发达的贫困县，经过20多年的生态农业发展建设，探索出了“养殖－沼气－种植”(也叫“猪－沼－果”)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简称“恭城模式”)，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县”、“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和“无公害水果生产基地”。截止2006年4月，恭城有沼气用户5．725万户，占农户总数的88％，人户率全国排名第一；粮食产量连续10年增长，养殖业以年50％的速度增长，水果每年以40％增长，人均水果面积、产量、收入都名列广西前茅，而且无公害水果面积占广西无公害水果面积50％以上。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83年的266元增长为2005年的2850元，不少村子人均收入超过5000元。如今，“恭城模式”的生态链、产业链不断延伸，催生了恭城的生态工业和生态农业旅游，正在形成“养殖一沼气一种植一加工一旅游”五位一体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
红岩村位于县城南部的莲花镇，因创造“恭城模式”和据此为平台发展以生态农业旅游产品为中心的乡村旅游闻名。根据深入实地调研和综合媒体报道，红岩村从2003年开始发展生态农业旅游以来，大力开展富裕生态家园建设，兴建了43栋具有现代文明设施的乡村别墅，有客房170间、床位340张，还修建了瑶寨风雨桥、滚水坝、梅花桩、旅游登山道、停车场等旅游设施，并成功地举办了三届旨在推销本村生态农业主打产品――月柿和吸引人气的“恭城月柿节”。两年多来，该村累计接待旅游者36万人次，村民非农业收入人均达7000多元。最近，被确定为“全国生态农业旅游示范点”。2006年2月28日，桂林市在红岩村隆重地举行了“桂林乡村游”开幕仪式，拉开了桂林开展“中国乡村游”的序幕。
伴随着恭城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的发展过程，作为生态农业旅游目的地的乡村也随之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迁。生态农业旅游的发展对乡村旅游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其中，对乡村生态伦理的构建所起的作用尤其重要并引入关注。因为，生态农业旅游的发展在冲击着传统的生活习惯和思维定势，促进当地村民构建起新型的先进的生态伦理观念，树立起现代文明的社会风貌。也就是说，从思想意识、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决定着当地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的方向。先进的乡村生态伦理观的确立是生态农业旅游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而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将深刻地促进乡村生态伦理的构建。
3 问卷的设计与发放
3．1 问卷设计目标
调研在全面了解当地发展生态农业旅游状况的基点上，以其对乡村村民生态伦理观念形成的影响和建设水平为总目标。
3．2 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分为人口统计特征、公共生态意识、地区生态意识和生态价值意识等4个部分。其中，纳入分析的问题44个，表明样本生态意识状况的问题36个。
3．3 问卷发放
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20份，收回有效问卷103份。在被调查对象中，男性59例，占57．3％，女性44例，占42．7％；从年龄阶段来看，受访者最小15岁，最大74岁，基本涵盖了各个不同年龄段人群，其中15―34岁的青年人42例，占40．8％，35―54岁的中年人53例，占51．5％，55―74岁的老年人8例，占7．8％，各年龄段所占比例基本符合当地人口特征；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教育水平的23例，占22．3％，初中56例，占54．4％，高中20例，占19．4％，大专及以上4例，占3．9％；从人均旅游收入角度来看，无旅游收入者30例，占29．1％，旅游收入在2000元以下者24例，占23．3％，旅游收入在2001―4000元之间者23例，占22．3％，旅游收入在4001―6000元之间者15例，占14．6％，旅游收入在6001元以上者11例，占10．7％。这些指标反映出随机抽样所获样本的基本特征：涵盖了当地生态旅游乡村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较高的研究价值。
3．4 问卷设计方法
采用专家效度法指导问卷题目设计，在确定重点调查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时，采用德尔菲法对大量指标进行筛选，以确保调查的有效性和准确性。问卷研究采用SPSS软件对收回问卷作信度分析，采用克农巴哈的阿尔法模式(Cronbaeh’s alpha)，用项内平均相关系数评价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4 调研结果分析
4．1 基本概况
在对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中，本文首先采用SPSS软件对部分问题进行了频数分布分析，以期直观地了解问卷得分的大体情况，然后对乡村生态伦理的构建进行分析，做出进一步判断。结果显示：在对问卷全部44个问题的信度分析中，Cronbach’salpha＝0．851，Cronbach’s alpha Based On Standardizedltems＝0．953，说明该问卷设计合理，内部一致性良好，所获结果可靠性较高。
4．2 问卷结果分析
4．2．I 公共生态意识结果分析
公共生态意识部分问卷结果表明：明白生态环境这一概念的人只占全部调查对象的25．2％，比例偏低，这说明当地在发展生态农业旅游过程中，关于生态方面的教育宣传力度不够，大部分村民还不太明白生态环境的内容。调查同时显示，当地乡村村民生态法律意识比较淡薄，从没听说过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人占全体调查对象的32％，虽然听说过但知之甚少的人占54．4％。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即便村民对生态环境的理论范畴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内容不甚了解，但朴素地认为生态环境重要或者很重要者所占的比例高达83．5％。调查还发现，作为生态农业旅游目的地的村民，不知道当地有环保部门，或者说没有与当地环保部门打过交道的比例竟高达82．5％，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地的生态农业旅游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环保部门的导向监督作用有待加强。问卷通过对受访者的态度测度，来确定其公共生态意识的强弱。这些问题划分为两类：一类重在测度经济利益相关条件下受访者对公共生态的态度；另一类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了解受访者对公共生态环境保护的态度来判断其公共生态意识强弱。分析结果显示：该生态旅游区村民在第一类问题上的得分明显低于第二类问题。在第一类问题的回答中，有67％的人认同“人是最重要的，自然界是为人类服务的”这一说法，认同“为了维持经济发展的高速度，生态环境作一些牺牲也是值得的”人占到44．7％。在第二类问题的回答中，55．3％的人认为生态环境保护要从现在做起，88．3％的人认为生态环境保护要从我做起，73．8％的人认为生态环境意识是衡量一个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更有87．4％的人认为保护生态环境是每个人的义务。初步分析发现：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往往使人们忽视生态环境保护，这导致了第一类问题得分偏低。与此同时，当地以生态农业旅游为龙头的生态经济的发展给农民带来新的生态观，以及农民们对于一些口号的耳熟能详使得第二类问题得分偏高。由此可见，村民生态意识的加强除了有赖于其素质的不断提高外，也与生态环境改善是否会给村民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以及教育宣传的力度息息相关。
4．2．2 地区生态意识结果分析
地区生态意识部分调查显示：村民对本地生态环境的评价较高，只有8．8％的受访对象认为本地生态环境状况不佳。与此同时，大部分人认为本地的生态环境还应继续改善，占受访者的65％。这一方面显示出本地村民对自身所处的生态环境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村民对生态环境的恶化缺乏敏感和认识。在问卷的旅游生态意识调查分析中本文得到两类数据：第一类问题：村民对旅游有可能造成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的感知和认识，受访者中没有意识到游客到来将对当地水域造成一定污染的比例高达87．4％，没有意识到游客将给本地带来噪声污染的受访者比例为80．6％，没有意识到游客将给本地植被造成破坏的受访者所占比例为71．8％，没有意识到游客将给本地带来大量生活垃圾的受访者所占比例为65％，不认为游客大量到来将对本地空气质量造成影响的受访对象所占比例为90．3％，能判断出游客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的人只占受访者的24．1％。这些数据再次说明：目前，当地生态农业旅游正处于发展初期，村民的目光被牢牢地吸引在生态旅游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生态环境的隐患。第二类问题：村民在发展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的同时有一定程度的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调查显示：当遇到破坏生态环境行为时，持观望态度的人与出面劝阻的人比例大体持平，分别为44．7％和55．3％。反对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限制游客数量的人数占全体受访对象的81．6％，而认为应对游客进行生态保护教育的人数占到受访对象的60．2％。这一结果与当地旅游发展所处的阶段特征相吻合，显示出村民对生态农业旅游发展所持的非理性态度。
4．2．3 生态价值意识结果分析
生态价值意识部分调查显示：调查对象对生态价值的认识普遍较高，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提升本地社会知名度的人占全体被访对象的85．5％，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比例为82．5％，认为村民因此而更加热爱本地的比例为78．6％，而认为可凭此获得更多外来投资的占68．9％，认为村民因此而获得更多收入的占81．5％，认为村民因此而获得较高的生活质量的占74．7％，认为生态环境是本地旅游发展最重要因素的占85．4％，认为生态价值仍未充分开发的占到71．9％。以上数据说明，生态农业旅游的初步发展使得当地居民对生态价值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这将成为当地生态农业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基础。
4．3 生态农业旅游对红岩村生态伦理构建的影响分析
对问卷中部分问题所作斯皮尔曼(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问卷各部分得分与性别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P＝0．376>0．05)，地区生态意识与生态价值意识得分与年龄阶段也不具备显著相关关系(P=0．116，0．264>0．05)。乡村村民年龄与受教育程度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377。可见，影响问卷得分水平的主要因素为：旅游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两者之间比较发现：人均旅游收入与各部分得分的相关系数均大于教育程度与各部分得分的相关系数。因此，我们可以初步认为：人均旅游收入水平是影响本次问卷调查结果的主要变量，而受教育程度是影响本次问卷调查结果的协变量。
为进一步了解恭城县红岩村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对村民生态意识所产生的影响，本文对问卷所得的结果进行了协方差分析，得到了某些有价值的结论。
在协方差分析的第一步骤中，本文对人均旅游收入划分为5个组(0―4组)：依次为无旅游收入；旅游年收入2000元以下；旅游年收入2001―4000元；旅游年收入4001―6000元；旅游年收入6001元以上，对它们之间的线性趋势做出如下初步判断：①各旅游收入水平组的教育水平分布基本相同，无明显偏差；②各旅游收入不同水平组的得分与教育程度均呈现较显著的直线趋势；③各组直线趋势的斜率接近。从这几点中，笔者初步判断资料符合协方 差分析的要求，可以继续分析。在协方差分析的第二步骤中，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各组的总体斜率是否相等。输出的分析结果显示：旅游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交互作用在4部分得分中均无统计学意义，且P值较大，因此，可以认为各组斜率相同。在以上两个条件具备的基础上，协方差分析得以顺利进行。
首先，利用SPSS软件给出各组各部分得分对受教育程度的修正均数，并且比较各组修正后的均数之间有无统计学差异，进而定量揭示旅游收入水平对生态旅游区村民生态意识是否产生了显著影响。结果显示：旅游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均对公共生态意识、地区生态意识、生态价值意识以及生态意识得分有影响，P值分别为小于0．01和小于0．01，小于0．01和0．01，小于0．01和0．024，小于0．01和小于0．01。
按修正后教育程度为2．05的情形计算出各组修正均数及相应的可信空间，结果显示：公共生态意识得分修正均值随着旅游收入水平的增长而不断提高。人均旅游年收入4000元成为地区生态意识得分修正均值的一个分界线，人均旅游年收入4000元以下各组地区生态意识得分修正均值较低且相差不大，而人均旅游年收入4000元以上各组地区生态意识得分修正均值较高且接近。生态价值意识得分均值也基本上随着旅游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长，但更多的表现为有无旅游收入各组之间的显著差距。汇总后，生态意识得分修正均值呈现出明显而规则的随旅游收入增长而不断提高的趋势。具体分析结果如表1至表4所示。
表1是把受教育水平转化为相等以后，生态农业旅游收入水平不同的各组公共生态意识得分的修正均数、标准误差以及各组修正均数是否相等的假设检验结果。可见，在扣除了受教育水平对生态意识得分的影响之后，各组的公共生态意识得分差别有的具有统计学意义，有的则没有显著性。其中，无旅游收入组(0组)与其他各有旅游收入组(1、2、3、4组)的得分差异均具显著性，低旅游收入组(1组)与其他各组(0、2、3、4组)的得分差异也具有显著性。可见，在红岩村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中，直接获利较少的村民群体其公共生态意识的发展显著落后于直接获利较多的村民群体。统计分析显示：人均旅游年收入2000元以下组(0、1组)与人均旅游年收入2000元以上各组(2、3、4组)之间的生态意识发展水平呈现显著差距。因而在本研究中可以认为，人均生态农业旅游年收入2000元以上是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对乡村村民公共生态意识产生显著积极影响的一个界线。
表2是把受教育水平转化为相等以后，生态农业旅游收入水平不同的各组地区生态意识得分的修正均数、标准误差以及各组修正均数是否相等的假设检验结果。可见，在扣除了受教育水平对地区生态意识得分的影响之后，不仅中低旅游收入水平组(0、1、2组，人均旅游年收入4000元)之间得分也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以人均旅游年收入4000元为界线，中低旅游收入水平各组与高旅游收入水平各组之间的得分差异具有显著性。由此可见，在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中，直接获利少的村民群体其地区生态意识的发展也显著落后于获利多的居民群体。在本研究中，人均生态农业旅游年收入4000元以上是生态旅游经济对村民地区生态意识产生显著积极影响的一个界线。这个差异界线之所以高于以上公共生态意识部分，是因为在本次地区生态意识调查部分中存在较多比较隐蔽且敏感的旅游生态问题，这些问题因为直接触及某些旅游经营者的既得利益而导致部分问卷得分偏低。事实上，在当地生态农业旅游发展的最初阶段，只有老资格且经营规模较大的旅游经营者才会深刻体会并正视旅游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本地在发展旅游以后的生态环境变迁，其他中小经营业主以及非直接利益者往往着眼于如何吸引到更多的游客来访，而对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缺乏必要的关注。
表3是把受教育水平转化为相等以后，生态农业旅游收入水平不同的各组生态价值意识得分的修正均数、标准误差以及各组修正均数是否相等的假设检验结果。可见，在扣除了受教育水平对生态意识得分的影响之后，无旅游收入组(0组)与有旅游收入各组(1、2、3、4组)的生态价值意识得分具有显著差异，有旅游收入各组之间的生态价值意识得分无显著差异，有无旅游收入成为影响生态价值意识得分水平的主要因素。可见，在本研究中，能否参与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并从中直接获利，是决定村民能否认识到当地生态环境潜在价值的重要因素。这表明：只有在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中让村民真正得到旅游发展带来的实惠，他们对生态价值的再认识和态度才会因此而更加倾向于积极。
表4是把受教育水平转化为相等以后，生态农业旅游收入水平不同各组生态意识得分的修正均数、标准误差以及各组修正均数是否相等的假设检验结果。可见，在扣除了受教育水平对生态意识得分的影响之后，除部分相邻组(1组与2组、2组与3组)外，各组的生态意识得分差别均具统计学意义。由此可以认为：在红岩村的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村民旅游收入的提升，村民的生态意识将得到显著的提高，乡村生态伦理将得到积极的构建。
5 结论
从上述分析结论来看，生态农业旅游的发展对恭城县生态农业旅游区的乡村生态伦理建设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一是生态农业旅游的繁荣使当地村民收入普遍提高。经济收入增加和生活条件改善对村民生态意识提高的作用显而易见：一方面，他们有了吸收新观念的经济条件；另一方面，生态农业旅游收入的不断增加激发了他们提高自身生态意识的积极性。二是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的不断发展不仅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为当地带来了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流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当地乡村村民的传统观念，使他们逐步树立了先进的生态文明观。作为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区和国家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当地生态农业旅游区时刻虚心听取来自政府和学界的意见，并在这个过程中初步培养出符合当地生态经济发展规律的全新生态观；生态旅游在信息流的引入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三是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直接依托于当地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这给当地乡村村民以直观的示范意义，使他们对生态价值有了更高的评价，从而进一步调动了他们创造并保护良好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研究同时发现，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对于当地不同村民群体的生态意识影响程度是有显著差别的，不同旅游收入水平人群的生态意识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差距。其基本规律是：村民旅游收入水平越高者，其生态意识也就越强；且只有当旅游收入水平达到一定期望值时，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对乡村生态意识的影响才会显现。由此可见，在当地生态农业旅游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仅要重视村民的广泛参与，而且应该设法保证每一个生态农业旅游参与经营主体能够在旅游发展中获得一定水平的经济收益。也就是说，对该生态农业旅游系统而言，理想的状况是要保证每个家庭都能较深入地参与到生态农业旅游发展的过程当中去，这将有助于保证其具备较高的生态意识，这也正是确保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文化要素之一。而这恰恰印证了生态旅游理论有关生态旅游业成功的关键在于当地居民对生态旅游的态度和生态旅游机会的可得性这一论断。
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结论是：生态农业旅游的发展所带来的旅游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目的地村民公共生态意识、地区生态意识、生态价值意识的影响程度和方式有所差异。在不断提高的生态农业旅游经济收入影响之下，村民生态伦理的构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利益首先使村民对生态价值进行重估，生态环境价值得到重视；随着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村民逐步深入和参与到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当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接受不同以往的教育和影响，逐步树立了新的生态伦理观念。这种生态伦理观念的树立往往从普遍的公共生态意识提高开始，随着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的发展，村民参与旅游度的提高，普遍的公共生态意识与本地具体的实际情况结合，引发了村民生态意识的提高，这其中便包含着对生态旅游业环境影响的更为客观理性的认识。
以上初步结论是本文研究如何使生态农业旅游经济与乡村生态伦理良性反馈、共同发展的现实依据，对促进当地生态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恶化，这一状况促使人们从各个领域对人类征服自然的活动进行反思。于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生态伦理学异军突起，成为应用伦理学中的一门显学。在人类整体利益的基础上，生态伦理学建构了一整套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伦理规范，但是，这些理论在转化为环保实践的过程中，却遭遇到许多现实的困难。究其原因，除了环保实践过程中的人为因素外，在理论上，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人的关系？研究目的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哲学思辨，还是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利益协调？尚存有待辨明之处。
一、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哲学思辨，是生态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但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如何理解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上，生态伦理学界存在着分歧。1975年，美国哲学家罗尔斯顿在《存在生态伦理学吗？》一文中阐述了一种代表性观点，他从生态规律转换为道德义务的必要性的角度论证了生态伦理学的合理性。此后，罗尔斯顿又相继，强调生态伦理学是一门新伦理学，因为旧伦理学只强调一个物种的福利，而新伦理学必须关注构成地球进化着的几百万物种的福利。以弗兰克纳为代表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对待需要建构一种新的生态伦理学。这种观点力图将以人为中心的伦理学对象向外延伸及至子孙后代甚至非人类的动物和所有有感觉的生命，主张对整个世界给予道德关怀和爱护。但是这种对非人类的生物和自然界的关心以及对它们的道德地位的承认，都是以人类的利益为立足点的。
我们认同后一种观点。伦理学自古以来就是一门实践学科，包括“理论的”和“实践的”两大部分，理论伦理学是从形而上的、先验的哲学原则出发，推论一般道德原理;实践伦理学则从现实生活的具体伦理问题入手，试图帮助人们在具体情境中做出合理的决策。当然，这种区分也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应用伦理学既不能脱离对自身理论前提的合理性证明，也需要对具体实践领域的道德规范进行形而上的考察。生态伦理学属于应用伦理学，它既要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哲学思辨，研究生态伦理学成立的理论依据、生态伦理规范的构成，同时还要研究道德规范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具体应用，解决人们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实际遇到的问题。生态伦理学是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利益冲突而产生的，这种冲突直接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间接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生态伦理学并没有超出传统伦理学的研究领域。
追溯伦理学学科发展史，可以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伦理学的核心内容。伦理学始祖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学是研究人的德性和幸福的一门学问，幸福就是人的特有本质的实现，对人自身幸福的关注构成了早期伦理学的基本内容。在中世纪，神学成为官方主流的意识形态，伦理学的功能就是为宗教伦理进行理论的论证。但神学伦理学依然没有脱离人这一主体，尽管这些论证都是在承认上帝至高无上的前提预设下展开的。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以调节这一矛盾为目的的规范伦理学应运而生。1903年摩尔发表《伦理学原理》，标志着伦理学进入以道德判断的逻辑分析和语义学分析为主题的元伦理学阶段。元伦理学主张对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价值判断采取中立的态度，这种学术旨向削弱了伦理学本身的实践功能，以至于有人认为，在造成西方20世纪中叶社会道德危机的因素当中，冷落现实生活的元伦理学难辞其咎。所以，20世纪50、60年代，伦理学的研究范式又发生转移，规范伦理学重新复兴，应用伦理学备受关注，伦理学领域又充满了人伦日用的气息。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中，生态伦理学才作为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受到世人瞩目。从伦理学研究对象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人的问题始终是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只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伦理学研究对象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生态伦理学是基于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对环境保护过程中出现的人际冲突进行协调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从研究内容看，生态伦理学的主题依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脱离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孤立地探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得到说明。在生态伦理这一特定领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它以生态环境为载体以自然为媒介，以利益调节为目的。人类对待环境问题的态度和行为最终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生态伦理学中存在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分野。非人类中心主义又包括痛苦中心主义到生命中心主义各种派别，它们的理论立场各有不同，但立论旨标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在非人类中心主义者看来，如果缺乏对大自然的虔敬之情，那么关于自然的权利、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等种种探讨，都不足以约束人类自身的行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得以成立，除去某些理论自身就出自强烈的宗教情怀之外，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保护自然的策略。即便是从保护自然环境的实用目的出发，作为一种宣传的策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似乎也有存在的必要。但是，我们认为，大自然不可能具有外在于人类需要的内在价值，“如果没有人类，整个世界将变成一片荒野”只是在拟人化的意义上我们才赋予大自然以价值；同时，自然也不是有意识的主体不享有某种被赋予的权利，因而人类也不会对自然负有义务。在这个意义上，人与自然永远不可能成为伙伴关系，人是自然界中唯一具有能动性的道德主体人类可以利用自然为自身服务，以自然为人类活动的舞台。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过程中的偏差和失误，正是人类未能正确处理人类自身利益的表现。例如任意排放工业废弃物、污染大气表现出某些人无视他人的利益，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缺乏社会责任感;而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肆开采表现出当代人无视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利益，缺乏历史责任感。因此，生态伦理学研究生态环境保护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必须立足于人类自身，立足于人类的整体利益。生态伦理学中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把自然作为价值主体来看待，就把‘本应关注的有限自然资源在人类中的公正分配的问题抛在脑后”,最终消解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
二、人类整体利益包括两个维度，即人与自然维度上的人类整体利益和人与人维度上的人类整体利益。
生态伦理学的实践功能只能在人与人的维度上实现以人类整体利益作为生态伦理学的基础，在当前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对生态伦理学研究对象的不同理解解导致了人们在理解“人类整体利益”上的分歧。在人与自然的维度上，人是作为相对于自然界其他存在物而言的一个“类”存在，“人类整体利益”是人类作为一个“类”存在而表达的利益，它表达的只是人作为”类”存在的“一种”声音。虽然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声音，但是，各种声音的较量最终取决于各自的政治、经济背景。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具有强势地位的社会集团的声音占据了优势，它抹杀了作为人类整体之组成部分的每一分子间政治、经济地位的差别，遏制了弱势集群的利益要求。这时，人类生态理念的表达既不是根据其正当性，也不是看它是否表达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是依据言说者社会地位的高低。因此，生态伦理学如果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立足于人与自然的维度来理解“人类整体利益”那么，“人类整体利益”所诉诸的只能是某一部分政治、经济强势集团的利益，它所表达的往往是强势集团的话语倾向。边缘人群由于在政治、经济地位上都处于劣势，他们的声音相对微弱甚至被淹没。这导致某部分强势群体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幌子下，压制甚至剥夺少数弱势群体的利益，从而达到扩张自身利益的目的。
在人与人的维度上，“人类整体利益”突出的是“人类共同体”这个整体的概念，它既包括共时态上一切“现实的”人，也包括历时态上一切“可能的”人。只有首先确立人类相对于自然界的主体地位，才有可能讨论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以人类中心主义作为生态伦理学的理论背景，是生态伦理学基本的前提预设。正是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人类对待环境问题的态度才具有了意义。环境保护中能动主体的责任担当，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合理分配，这些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内容构成了生态环境伦理的主题。在人与人的维度上讨论人类整体利益，将生态伦理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伦理，就要求生态伦理关照人类整体中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需要。出于对人类整体利益的保护，边缘人群基本的生存利益必须予以关注，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人类整体利益作为生态伦理学基础的意义。
我们强调生态伦理学应该着眼于人与人维度上人类整体利益的实现，因为这种理解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其一，它有利于明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复杂情况。如美国的“明智的利用”和“环境正义”两个运动，前者代表了美国一些既得利益阶层，尤其是对环保有着直接影响的工业企业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后者则代表着美国下层阶级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利益，他们所关心的是直接影响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城市环境。因而两者分别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但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保护环境会制约经济的发展，限制资源的利用，这不仅会影响到有产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会影响到为他们工作的人的就业机会。结果便是，当他们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时，两个本来对立的阶级，反而同时站到了环境保护主义的对立面。这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人与人的关系是纠缠在一起的，抛开人们生活的具体社会情境，单纯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无法理解复杂的社会现实。其次，它有利于深刻认识生态伦理学理论与现实脱节的症结所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这种情况，在生态伦理学研究领域，同一国家、甚至不同国家的伦理学研究者基本上都能达成共识，但在具体的实践操作领域不仅不同的国家之间、甚至同一国家内部的不同阶层之间都存在分歧，例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生态殖民主义、国家内部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对保护环境的责任分担等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理论上的共识与实践上的分歧共存的现象？原因在于，生态伦理学把研究对象限定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证上面，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作为与“自然”相对待意义上的“整体”而存在，可以超越国家、民族和阶级身份的限制，因而容易达成共识。但是，伦理学不仅要进行理论的探究，还要对实践提供具体指导，生态环境伦理学尤其如此。它不仅要确立生态环境保护的理论基础，还要对人们对待生态环境的具体行为进行规范。要把生态伦理学理论落实为保护环境的具体行动，仅有抽象的思辨远远不够，理论必须经由人付诸实践，才能达到保护环境的最终目的。而就生活在社会关系中的具体个人而言，他很难有意识地把自身视为“类”的存在，他所能直接感受到的首先是作为个体与周围的他人发生的种种关系。换言之，人并不是直接作为与动物相区别的意义上的“类”而存在的，而是作为与他人相对待意义上的“人”而存在的。依照人类的思维倾向，具体的个人总是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从自身的经济、政治地位出发来理解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在建构生态伦理学的理论体系时，就不能撇开政治经济利益背景，抽象地构建面对自然的“类，的生态伦理学，而应当研究面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人”的生态理论学。生态伦理学的实践功能只有着眼于人与人的维度上的人类整体利益，才能转变为现实的物质力量。
三、在人与人的维度上，协调同一时代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不同时代的本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在生态资源分配和利用中的伦理冲突，促进人类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是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归宿
生态伦理学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以浪漫的思维方式来争取动物的权利，抒发自己的宗教情怀，或者抽象地谈论人与自然的平等;也不应只是泛泛而论人类的长远利益，对作为整体的“类”的人给予道德关怀，而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生态伦理在具体操作领域所面对的不是抽象意义上的人，而是拥有不同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具体的人。“如果我们关于环保伦理责任的问题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是全人类的，那么，这样的伦理责任的落实就明显是软弱的;而如果涉及到一个具体国家或地区的问题，那么环保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就是势利的。”这正说明，由于人类过度消耗自然资源而造成对环境的严重破坏，危及到人类生存并引起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切时，环保问题已经处于政治、经济诸种利益交织和价值观分歧的复杂背景中。
审思当前生态伦理学研究轰轰烈烈，而环保实践领域冷冷清清的现状，其原因并不在于生态伦理学理论的肤浅或滞后，而在于生态伦理学本身忽略了理论与现实的衔接，忽略了环境保护所置身的具体情境。“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上，正是因为人类没有管理好自己，所以破坏了自然的和谐。这表明，自然的悲剧往往是社会悲剧的延伸，反过来又加重着社会的悲剧。要把理论层面的生态伦理学落实到实践层面，就必需直面同一时代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不同时代前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在生态资源分配中的利益冲突。
由于世界各地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区、不同地位的人拥有不同的切身利益，这必然会导致人们对生态伦理原则接受程度的不同，甚至在实施中偏离生态伦理规范的初衷。生活在不同社会背景中的人们生态道德境界存在差异，生态伦理学就要针对不同的宣传对象，在理论立足点上有所偏重。在经济发达国家，可以提倡痛苦中心主义、生命中心主义、甚至生态中心主义，通过启发它们的宗教情怀和提高道德境界来尊重大自然、爱护生态环境。而在温饱都难以保障的经济不发达国家，就应本着人道主义原则首先保障他们基本的生存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即使有暂时危害生态环境的行为，也应该予以宽容。在生存得以为继的前提下，再去启发他们保护自然环境的生态意识，不过这种启发也应立足于功利的角度而不是德性的角度。脱离了人们具体的生存处境，不顾接受对象在经济阶段上的差异，一味宣讲超拔的生态伦理观，会给人以隔世之感效果稀微。
生态危机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既然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先行利用了地球上珍惜的不可再生资源，当前的环境污染也很大部分由发达地区的工业化发展所致，那么发达地区就应当对保护生态环境承担更多的伦理责任。经济发达地区应当主动向不发达地区提供经济上的援助以及道义上的支持，尽力避免不发达地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重蹈环境破坏的覆辙。任何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向不发达地区输出环境污染，甚至进行生态殖民的行为都是应当禁止的。这就是代内公正的问题。代内公正的具体含义“是指当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要体现机会平等、责任共担、合理补偿”料切。
传统风俗是一个地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风尚、习惯的总和，作为一种社会传统，对社会成员有较强的行为规范和心理制约作用。我国自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关于风俗的文化概念，传统风俗观认为，“风俗”是“风”与“俗”的合成词，“风”是指风土等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俗”是一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习惯模式。传统风俗兼具自然与人文的特性，是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方式，是人类环境文化的“活化石”。随着现代社会先进科技的应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但是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明显，尤其是环境恶化、资源匮乏、生态失衡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倡导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生活形态。要综合治理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最根本的是要唤醒人们的生态伦理意识，正确规范人类的行为。传统风俗是几千年来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资源，蕴藏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其中关于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行为规范是解决生态破坏和文明冲突的有效方法，有利于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观
我国的传统风俗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不同地区、民族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不同，风俗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也不相同，因此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之说。各民族、各地区的风俗虽有很大差异，但是在生态伦理方面却有着相同的精神内涵，尊重生命、崇敬自然的生态伦理观念是各民族各地区传统风俗的共同之处。从一定意义上说，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是各地区、各民族在独特的自然环境下和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信念的道德规范。
（一）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形成
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源自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自然条件主要是指人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社会条件主要是指经济、政治、宗教和文化等因素。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较强。人们对一些自然现象和自然事物无法理解，认为“万物皆有灵气”，有一种不可捉摸的力量在控制着周围的世界和自己的命运。在这种有限的知识背景下，人们屈从于大自然，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心理，并借助于想象把自然力量形象化，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形成了一些较原始的思想和习惯。
进入阶级社会后，社会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人们对自然有了更多的认识。人们受统治阶级的影响，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形成了敬畏自然、顺从天命的思想，许多风俗被自上而下推广起来，并在风俗中形成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生态伦理，一些保护环境的村规民约逐渐形成，在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问题上有了合法依据。传统风俗受宗教因素的影响也较多，在宗教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三个阶段，一些宗教思想和宗教仪式里也带有明显的生态伦理思想。“文化因素对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影响较深，我国传统文化充满了极富生态价值的伦理理念”\[1\],儒道墨法等思想流派无不主张“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理念，为“人与自然平等观”奠定了理论基石，并从文化高度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形成了一些有利于环境保护的风俗。由于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过度掠夺自然资源都遭到了自然的报复，人们逐渐认识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一些具有生态伦理内容的风俗。传统风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很大转变。齐文英，王玉晴：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观及其现代转换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年第3期 第25卷第3期
（二）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表现
我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传统风俗中蕴含的生态伦理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人们通过神话传说、、民间禁忌、日常礼俗、生活习惯等方式传承着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更多地包含了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体现了人与自然和平共处、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观念。”\[2\]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反映出的尊重自然的观念。与自然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各民族在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中从事特定的生产、生活，并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色的。从事游牧的民族,草原是他们生活生存的基础，一般崇拜水草神，以祈求保佑水草丰美，牛肥马壮。生活在山区环境的民族，山林是他们获取各种丰富物产的依靠，一般崇拜山神、树神。无论是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还是一些民族的原始宗教，都存在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主张保护动植物，强调人与自然和谐。“藏族人每年都有对神山、神湖的朝拜活动，诸如为神山跳神、转山(经)等，人们一般不到神湖捕捞鱼类或其他水产品。彝族则认为人与自然环境中的动植物同源，贵州从江苗族则认为人与动物来源于同祖，许多少数民族还把某种动物或植物当作自己的祖先。土家族、白族认为自己是白虎的后裔，彝族、纳西族、傈僳族则都认为自己是黑虎之后。”\[3\]许多民族都认为一些山林草木和动物都有灵气，并把它们神化当成自己的保护神，对其敬畏、祭祀，禁止人们对这些图腾物进行伤害，以求其保护。在民族的影响下，一些山林、草地的生态平衡受到保护，动物多样性得以延续。
第二，生产劳动折射出的保护生态平衡的理念。我国各地区、各民族为了调适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在生产方式上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形成了特有的风俗。传统社会以农业为主要生计，农业生产中有较多的生态保护民俗。田地是农民的命根，人们基于对田地的特殊感情，在祭祀田公、地母的名义下，实施着“酬田”、“酬地”的民俗行为。白族等民族每至岁末，将垃圾聚堆焚烧，然后把焚烧后的垃圾灰撒到田地里，称为“酬年”。在农业活动中，人们为了免除休耕带来的损失，采用轮种的耕作方法，即同一块地，每年种植不同的庄稼，农民称为“换茬”，轮种方式有利于地力的养护。蒙古族在生产实践中，创立了“草库伦”的草场保护方法，即把草场用栏杆或其他材料做成的藩篱圈围，在围栏内以人力更新植被，使牧场得到必要的休养。青藏高原的牧民一般都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牧民们在不同季节有组织、有规律地在不同的牧场之间进行循环式的放牧，其“轮牧制”的生产方式对草原生态的平衡十分有益，这种周期性的轮牧，较好地解决了草场使用与牧草再生的问题，使一些牧场在轮休期内得以恢复，从而很好地保护了高寒草原的生态。20世纪50年代前我国南北方均有不少民族从事狩猎生产，如北方的鄂温克、鄂伦春、赫哲、达斡尔、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以及南方的傈僳族、独龙族、怒族等，都把狩猎当作主要或次要的生产方式之一。但是各民族的狩猎都有一定的规则和禁忌，人们一般不打产崽、孵卵、和哺乳的动物，春天通常很少狩猎，以保证野生动物的繁殖。这些狩猎规则和禁忌,对保护生物种群起到了很好作用。人们在生产活动中主动调适生态环境的做法形成了特有的生态保护民俗，有利于保护当地的生态平衡。
第三，日常生活体现出的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信念。我国各个民族在日常生活中都有一些体现生态伦理的风俗。“生活在云贵高原的侗族,婴儿生下后，家人就在山上栽下100棵杉苗，直到18年后才砍伐作为男婚女嫁的费用。人们不论是在路边还是在其他地方，一旦发现乔木的幼苗都会主动把它保护下来。”\[4\]水族人对生长在村寨内和附近的古树敬若神明，并加以保护。土家人在婴儿诞生后会按照习俗栽下几株树苗，称为栽“喜树”。普米族有一个独特的习俗，就是将刚出生的孩子拜寄给一棵粗壮的树木或某种强悍、灵敏的动物，希望他们像拜寄的动植物一样生机勃勃、强壮敏捷。纳西族明确规定禁止在水源头杀牲畜丢弃脏物，白族腊月的“净水节”，傣族的“泼水节”都表现出对水资源的爱惜和重视。在传统的生态保护民俗中，人们重视自身生存环境安全与卫生的保护。这种风俗一般通过节日仪式定期地表现出来。如岁末的除尘活动，新年之初对节日垃圾处理的“送穷”，正月十五对老鼠、狐狸、害虫的驱逐，端午洒“百药水”、挂艾、插菖蒲等，都表现出对疫病之害的有效预防。合理、健康、积极的生态保护民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积极作用，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我国传统风俗的生态伦理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是各地区、各民族在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其中包含着被动和主动的生态伦理意识。由于人们的活动受环境的制约性较强，对自然产生的主要是敬畏心理，从而被动地保护着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在生产生活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也使人们明白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从而产生了有主动意识的生态保护行为。
二 、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价值与局限
总体上看，我国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体现了人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理念，为现代社会的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化资源。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经历了世代传承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态道德观念，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在现代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由于传统风俗是在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包含的一些观念和做法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
（一）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价值
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既保留了早期人类社会真实的精神风貌，又蕴含着无穷的生态智慧。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可供参照的答案，其精神内涵促使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
首先，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为保护自然环境、发展生态产业提供了思想条件。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有利于生态平衡的保持和自然、人文生态旅游景观的开发，是保护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等生态产业的思想条件。其次，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可以弥补生态环境管理的不足。“现代生态环境管理强调政府的功能，生态环境保护仅靠政府的作为不仅会消耗大量公共资源，而且难以取得成效。”\[5\]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可以弥补环境立法和执法的不足，不仅内在地调整了人们的生态心理，而且外在地规范了人们的生态行为。各种生态保护风俗通过约定俗成的方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形成了指导人们行为的“自律机制”，它在实践活动中取得的环境保护的效果，是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等硬性约束方式难以达到的。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会对人们产生内在约束力和精神激励，可以最大化地调动公众参与，降低生态环境管理的成本，有效弥补政府生态管理的不足。再次，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是对现代生态伦理理论的补充。现代生态伦理的基本理论知识主要是从西方传习过来的，我国领土广阔，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情况极为复杂，其理论知识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与现实的脱节。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经历了几千年的传承、演变，已经内化为各地区、各民族的特有的文化，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还适应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复杂性，是对现代生态伦理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完善，可以更好地指导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
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具有传承性和变异性，它能够有效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进行自我淘汰、自我更新，其精神实质永远不会落伍，表现形式也会更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为生态平衡提供了一个内源调节机制，“为当今生态问题的解决开启了一扇方便之门”\[6\]。
（二）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局限
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一些消极的内容。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作为传统农业社会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规范，还不能与现代社会有效契合，其内容和表现形式的不合理之处甚至会阻碍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首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够全面。“许多地区的生态保护风俗是建立在崇拜自然、敬畏自然的心理基础之上的，多表现为宗教崇拜或民间禁忌”\[7\]，这种朴素的生态伦理观仅能维护被崇拜的部分环境要素，在对自然环境的作用力上存在既保护又破坏的现象，这与现代环境治理理念是有很大差距的。其次，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包含着不科学的内容。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一些封建迷信思想，如因果报应思想、风水观念、神鬼观念等虽然能约束人们的一些行为，但是却容易使人们陷入无知和愚昧，是与以科学技术为动力的现代文明社会相悖的。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还存在因循守旧的观念和做法，在生产生活中的落后习俗不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阻碍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再次，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容易被现代社会异化。现代社会文化呈现多元性，各种文化不断交融，影响着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观念，“一些地区民族风俗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发生了或多或少的改变，许多传统风俗被异化，在利益的驱使下失去了生态保护的伦理观念。”\[8\]有的民族的生态保护风俗成为发展旅游业的装饰，成为当地增加经济收入的重要方式，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逐渐倾向于形式化和利益化，变成了一种庸俗的实用主义。
三、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现代转换
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一些传统的生态保护风俗被改变，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也面临着被异化的风险。我们在强调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价值的同时，还要认识到其中的不合理成分，并对其进行重构以使之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一） 促进传统理念与现代方式的结合
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不能只依赖科学技术，还要动员一切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资源，特别是传统文化的资源。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理，对提高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具有重要作用，弘扬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不是宣传旧的环保方式，而是要认识到传统生态伦理的精神实质，是对“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的觉醒和回归。《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民族文化保护》中提出“要发挥重要节庆和习俗的积极作用，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相结合，坚持不懈地抓好移风易俗。”由于传统的生态保护风俗是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形成的，缺乏科学知识的指导和先进技术的推动，因此，我们必须在充分挖掘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有益于生态环境保护内容时，要将传统生态理念与前沿科技结合起来，使其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不断升华，使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转化到适应当代生态环境保护的行为上来。要创新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表现形式，改变不科学、不文明的行为方式，将传统的生态伦理理念寓于现代的活动载体之中，同时又不破坏古老的风俗习惯。要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于传统的生态保护风俗之中，同时要推广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以提升人们的环保意识和环保效果。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合理内核是现代社会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汲取的养分，但是要使其脱离特定的地域并在更大范围内得到认可，就要改变传统的活动方式，结合现代方式将其基本理念融入到现代社会之中。
（二）建构并推行正确的生态伦理观
“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包含着许多科学的、辩证的自然生态观的思想因子，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它毕竟是一种朴素的、直观的、经验性的自然观”\[9\]，按现代科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要求来看，是不可能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作出全面而又准确的科学解释和说明的。因此，我们要继承其中所包含的科学性、合理性因素，树立正确的生态道德、生态科学、生态价值和生态责任意识，实现向现代自然观的转换。首先要对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合理成分进行强化和引导。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在原始生态环境的保护方面作用是积极的，要有意识地进行引导，宣传其有益于生态保护的思想观念，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将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精华部分转化为政策或民族地区的法律，以建构并推行正确的生态伦理观。其次，要将现代的自然观念灌注到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之中。要抑制传统风俗生态伦理中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消极内容，并阻止外界错误价值观侵入，可以通过宣传教育的方式，促使人们树立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使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受到现代文化和观念的指导，从而在内容和结构上得到优化。再次，要培育传统风俗的生态伦理体系。各民族、各地区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基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形成了不同特色的生态保护风俗。但是由于地域性、民族性差异，还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生态伦理体系，各地区、各民族延续着传统的生态习俗，很少去借鉴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有益成分，因此应尽快培育传统风俗的生态伦理体系，使在价值上相宜的生态风俗文化结合在一起，建立一种理念上交融、方法上交流的生态保护机制，使积极、健康的生态伦理观成为现代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三）推进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制度化建设
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衍生出来的习惯法和成文法，具有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上的规范作用，但是由于缺少制度上的保障其约束力和强制力非常有限，一些传统的环保措施尚处在自发和零散的低水平上，离现代制度文明所要求的规范性、系统性和准确性还有较大的距离，生态环境的保护仅靠人们的内在约束力和自制力远远不够。现代生态文明的构建，必须以制度化和规范化作为重要内容和基本保障。传统风俗生态伦理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朴素认识，限于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是基于自然崇拜和等提出的，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形式简单、观念落后、组织零散，制度化层面的内容远远满足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必须克服简单朴素的思维，在村规民约和民间禁忌的基础上建立环境保护的现代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利用法律和行政手段规避不合理、不合法的做法，加强组织领导和科学管理增强人们保护自然环境的组织性，通过教育和奖惩手段提高人们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要按照现代制度文明的要求，进行文化法制建设和文化体制建设”\[10\],使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得到弘扬。
四、结语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绝对不能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环境的保护不仅要采用现代法制手段和科学技术，更重要的是应该弘扬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修正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重新确立人对自然的价值标准。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对当今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很大的现实价值，它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及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都具有促进作用。在探索生态环境保护的路径时，我们应该对传统风俗中的生态伦理予以重视，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唤起人们的生态伦理意识。在强调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重要价值的同时，必须对其进行重构，通过对传统风俗中生态伦理的全面搜集和认真整理，注入新的时代内核，使之转换成现代的生态伦理观，以符合新时代生产与生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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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幼儿园；生态伦理教育；可持续发展；绿色；自然
【中图分类号】G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08）12-0021-04
早在20世纪60年代，莱奥波尔德、诺顿等人就曾在诸多文章中多次提及生态伦理的概念。〔1〕进入21世纪，由于社会与经济的迅速发展，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呈加速之势，因此，生态伦理教育引起了各国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然而，生态伦理教育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幼儿园教育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幼儿正处于世界观、自然观、价值观的萌发时期，幼儿园教育会对他们的未来甚至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生态伦理教育从幼儿园抓起，是当今社会赋予幼教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一、时代呼唤幼儿园开展生态伦理教育
时代在发展，教育理念也在不断更新。在幼儿园开展生态伦理教育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当今幼儿园教育面临的新课题。
1.幼儿园生态伦理教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道德教育理论中，有一类是全球本位德育理论，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生态伦理。〔2〕当今,人类文明的发展已到达一个新的高度，生态文明正上升成为人类新文明，它对人们的道德伦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幼儿进行生态伦理教育，让生态文明观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萌芽，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呼唤，也是幼儿园教育与时俱进、改革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2.幼儿园生态伦理教育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美好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目标之一。长期以来，我们忽略了对幼儿进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教育，对它的重要性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3.幼儿园生态伦理教育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在20世纪中期，人类工业文明进入了鼎盛发展时期。与此同时，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短缺等问题也凸显出来，并第一次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鉴于对全球生态危机的思考，人们将目光转向了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即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幼儿是世界未来的希望，对幼儿进行生态伦理教育，使他们拥有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认识到破坏环境、破坏资源、破坏生态平衡等是不道德的行为，这正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4.幼儿园生态伦理教育是幼儿终身发展的需要
21世纪，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文明的社会，这样的社会需要有新的道德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需要人们具备新型的生态伦理观与生态伦理行为。幼儿期是接受启蒙教育的时期，也是培养一个人爱与恨、善与恶、真与伪等社会情感的关键时期。如果幼儿接受了科学、健康的生态伦理教育，具备了生态伦理的意识，初步形成了“生态平衡”“保护环境”“人地和谐”“可持续发展”“绿色消费”“珍惜资源”等观念，这将影响他们一生的成长与发展，并成为他们终身享用的精神财富。
二、幼儿园生态伦理教育的内容
在幼儿园开展生态伦理教育必须根据幼儿的认知和学习特点，制定出科学的教育目标，即对幼儿进行生态伦理教育和生态审美教育，引导幼儿关注家庭、社区、国家和全球面临的生态问题，懂得个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学会与自然和谐共处；引导幼儿珍爱生命，珍视生物多样性，尊重文化多元化；引导幼儿养成珍惜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行为，形成有益于生态文明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使幼儿牢固树立起生态伦理观念，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小宣传者、小参与者、小促进者、小实践者；鼓励幼儿积极参与力所能及的生态文明实践活动，实现素质的全面提升；为把幼儿培养成未来有社会实践能力和责任感的公民打好基础。根据这一目标，我们认为幼儿园生态伦理教育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生态公平理念
生态伦理承认人类的生存权利、价值和尊严，倡导权利和义务的合理分配，强调人们遵守平等的自由民主原则。我们要让幼儿认识到：人的生存与发展应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不仅要承认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公正、国际公正，还要承认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公正；不仅要承认当代人之间的公正，还要承认人类代际之间的公正。通过幼儿园生态伦理教育，我们要使幼儿懂得经济的发展绝不能以损害他人与后代的发展为代价，应谴责为了自身的利益只顾效益、不顾环境，只顾眼前利益、不顾后人生存等野蛮的经济行为；要使幼儿养成热爱环境、保护环境、美化环境、公平对待环境的良好道德情操，具备新时期的生态伦理道德。
2.人地和谐理念
前苏联生态伦理学家佩德里茨金提出：“道德地对待自然界的规范一旦变成人的内在需要,它就会在解决生态问题时起到重要作用。”人作为自然界唯一有理性的自然物，应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承担主要角色，在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同时尊重自然，遵循自然发展规律，保持自然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保持人地关系的协调发展。我们应在幼儿园教育中倡导人与自然建立起和谐的伙伴关系，使幼儿能自觉地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感，告诉他们，人类社会的发展应向更高层次的生态社会演进，只有构建新的生态伦理，以道德的力量调节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才能创造出未来美好的生态文明社会。
3.可持续发展理念
联合国关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文件《21世纪议程》强调“儿童和青年参与可持续发展”。我们要使幼儿懂得自然资源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宝贵财富，是人类世世代代得以生存与繁衍的物质基础。自然资源和环境系统是十分脆弱的，一旦被破坏，想要恢复非常困难。如果人们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不注重合理、适度、科学地利用自然资源，必将导致资源与环境系统被破坏，最终使人类失去赖以生存的美好家园。在幼儿园教育中，我们要“强调人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共生关系，相信人类只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人类应当尊重自然的法则，与自然和谐相处，并以这一理念为指导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3〕只有帮助幼儿初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使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未来的共识，才能长期有效地制止破坏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各种不道德行为，使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现实。
4.生态伦理爱憎观
几千年来，人类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吞食着生态遭到破坏、环境日益恶化的苦果。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传统的伦理观。生态伦理观认为不存在无价值的生命，它的出发点是保护和繁荣生命，基本原则是尊重生命。幼儿园生态伦理教育就是要让幼儿懂得人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地球村大家庭的成员，都是生态环境的组成部分，人类的爱应是宽泛的，而不应仅限于自身。我们应在幼儿的心中播下尊重生命、热爱大自然的种子，使他们懂得自然界一切生物和非生物都是独立的，其权利、价值和“尊严”都应受到人类的尊重和保护，使他们不仅爱人类，还要爱自然、爱环境、爱森林、爱草原、爱动物等，懂得滥伐树木、践踏草地、捕杀野生动物、浪费自然资源等都是不道德的行为，从而树立起生态伦理爱憎观。
5.节约资源意识
美国学者丽莲・凯茨提出了“4R”教育，即“减少消耗（Reduce）”“重复利用（Reuse）”“循环使用（Recycle）”和“尊重物品（Respect）”，倡导新的节约理念。人类文明发展至今，世界上的人口已达60亿之多，我国人口也已逾13亿。人类的大量繁衍使得地球的承载能力面临着挑战，资源问题已成为世界三大热点问题之一，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各种负面影响。我们应将节约资源的意识渗透到幼儿生态伦理教育中去，使他们形成自觉的节约行为，从小就养成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粒粮食的好习惯。
三、幼儿园生态伦理教育的对策
对幼儿进行生态伦理教育，应充分考虑到幼儿的心理特点，力求情景化、趣味化、游戏化、多样化，以期取得最佳效果。
1.营造“绿色教育”氛围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有人提出了“绿色教育”〔4〕的理念。建设“绿色幼儿园”、营造“绿色教育”氛围已成为幼儿园生态伦理教育的内在要求。首先，教师要进一步认识到创建“绿色幼儿园”的重要意义，将生态伦理教育贯穿于幼儿园教育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次，要建立与“绿色幼儿园”相适应的教育与管理制度，倡导有利于生态文明的学习与生活方式，形成有利于生态伦理教育的文化氛围。再次，幼儿园应充分利用现有条件，为幼儿创设美丽而宽松、充满交流和互动气氛的环境，无论是室内墙面设计、设备材料摆放、自然角布置，还是室外大型玩具造型和色彩的选择、花草树木的栽种、生态园区动植物的养护，都应以促进幼儿探索自然、参与活动为出发点。最后，绿色幼儿园的创建最重要的是管理者和教育者应树立绿色的教育理念，综合利用幼儿园的教育资源，把幼儿园办成生态文明意识强、生态伦理教育方法新、园内生态氛围好的名副其实的“绿色幼儿园”。
2.加强幼儿园生态文化建设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提出，要在儿童的心目中把道德概念变成道德的信念，使他们的情感、态度和习惯都和高尚的道德品质结合在一起。因此，幼儿园生态文化建设对提高幼儿的生态伦理素质、养成幼儿的生态文明习惯具有重要意义。幼儿园应加强生态文化建设，让绿色生态文化陶冶幼儿的心灵，使他们的人格和情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升华。教师应尽一切可能动员幼儿参加幼儿园各项生态文化活动，如举办主题朗诵会、演童话剧、画卡通画、办绿色展览、建生态墙，以及植树种草、爱花护鸟、清理垃圾、美化环境等，使幼儿在参与幼儿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实践中自然形成生态伦理观，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
3.建设富有趣味的“生态活动室”
英国全国课程设置委员会主卫・柏斯卡说：“教育不能与道德相脱离。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是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对幼儿进行生态伦理教育，幼儿园教育甚为关键。首先，教师应提高自身素质，以生态伦理道德准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才能实现“德高为师，身正为范”。其次，应对传统的幼儿园课程内容进行大胆改革，建设富有趣味的生态活动室，从幼儿熟悉的事物入手，采用游戏化的活动形式，使幼儿在与其他知识的相互渗透中理解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及其广泛的生态关系，培养幼儿的生态认知、生态情感和生态道德行为。教师要通过自编生态儿歌、生态故事，设计生态教育活动方案，编写幼儿生态伦理教材，收集生态保护图片、资料等，不失时机地对幼儿进行生态公平、人地和谐、可持续发展、生态伦理爱憎观、节约资源等方面的教育；要充分运用多媒体、VCD、歌谣、图片、小展览、做游戏、念儿歌、讲故事等直观、形象、富有情趣的教育手段，培养幼儿正确的生态伦理观。
4.搭建社会生态教育的平台
杜威的著名论断是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社会，他认为一切教育的目的是促使儿童社会化。所以，我们在对幼儿进行生态伦理教育的过程中，不能离开社会这个大学校。《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指出，幼儿园要充分利用社区的教育资源，引导幼儿适当参与社会生活，发展社会性。为此，教师应正确引导幼儿参与社会实践，组织幼儿参与社区活动、参观自然博物馆、游览生态园、接受科普教育等，引导幼儿开展与世界环境日、地球日、土地日、世界水日、植树节、爱鸟周等公益活动日相关的活动，从而使幼儿在实践体悟之中更加热爱祖国、热爱家乡、认识自然、爱护环境，形成新的生态伦理观、生态价值观和生态文明观。
5.建立家园合作的“双轮联动”机制
家庭教育是幼儿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幼儿的生态伦理教育必须实现幼儿园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双轮联动”，家园合作，互相协调，互为补充，使幼儿在幼儿园获得的经验能够在家庭中得到巩固和发展，也使幼儿在家庭中获得的经验能够在幼儿园的学习活动中得到应用。在家庭教育中，家庭生态文化氛围的建设至关重要。如家长的文化修养、行为习惯，家庭的生活方式等，都会对幼儿生态伦理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家长不仅要以身作则，还要从细节抓起培养孩子的绿色环保、热爱大自然、尊重自然规律以及节约资源等理念，经常带孩子走进大自然、参加社区生态活动、开展家庭的生态文化活动等，让他们在亲身实践中提升生态伦理素质。
6.带领幼儿与大自然亲密对话
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指出，儿童从小在自然环境中生活，接受自然教育，不断增长知识，才能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5〕户外活动是生态伦理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课堂教育的拓展与延续，它能使幼儿与大自然亲密接触，赋予幼儿更多的自由与想象的空间。对幼儿进行生态伦理教育，应充分利用户外活动，让幼儿与大自然亲密对话，以幼儿自身的感受体验大自然的喜怒哀乐，达到潜移默化、寓教于乐的效果。如，带领幼儿走进大自然，到小河边做游戏，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到乡间田野呼吸新鲜空气；又如，让幼儿与小鸟对话，到森林中听小鸟歌唱，观察小鸟快乐地飞翔；再如，开展“我与小树一起成长”的活动，让每一个幼儿栽一棵小树，经常为它浇水、捕虫、施肥，与小树一起成长等，使幼儿在与大自然零距离接触中形成积极的生态伦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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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Kindergarten Ecological Ethics Education
Liu Qiang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224002)
【关键词】生态伦理;第一性
恩格斯在总结哲学史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思维是人类在生物界的特权，脱离人类就不存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也不会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是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存在，当然这个定义不是哲学概念里的物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的不同，造成了中西生态伦理观念的差异，本质上还是哲学基本问题。
1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
当下，中西方学术界普遍认同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视为生态伦理研究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在学界表现为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的争执，争论的实质是以什么为标准和参照系来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1.1狗在中西伦理观念中的不同
狗是人类从自然生物里驯化后，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动物，中西对狗的观念不同，可以让我们揣测中西生态伦理观的实态。中国文化传统中将狗视为帮凶、可怜、寄生的代名词，骂人的话里出现狗的频率很高。鲁迅作品里的狗，对富人摇尾乞怜，对穷人狂吠不止，直到今天，狗肉仍是传统美食。如果说中国生态伦理观念是非人类中心论，在对狗的问题上，绝对是人类的需求为中心了。这种中西生态伦理观念在当下中国以玉林狗肉节的冲突的模式展现，说明当下生态伦理在中国发展的现状。一方面，我们延续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念，又受到西方伦理观念的冲击。实际上，这种道德冲突不仅仅出现在生活领域，在其他各个领域都在激荡。
1.2非人类中心论是个伪命题
非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类以外的其他生物与人类具有同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提倡确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关系。这一主张本身就是个不存在的命题，原因有三：一是平等的观念只有在意识领域才具有价值。平等的双方应具备双向的交互性。然而，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交流本身就是不平等的。人类一厢情愿的将平等赋予狗，只是人权的物化而已。二是人是自然的产物，没有超自然的人存在，自然只是人类意识对立面的存在，哲学上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定义为物质，伦理上把人类以外所有非人属性的存在定义为自然，跳出人类中心，则不但生态伦理学本身将失去依据，而且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将成为问题。三是非人类中心论只是语言学上的名词，是人类思维的主观建构，是人类中心论在镜像里的对立，其本质仍是人类中心论。人类思维里并非所有的指向都是正确，很多因素可能只属于精神世界的泡沫，并非所有思维都具有价值。这个构建产物确实也不以人类意志转移，可其仅仅存在于哲学的物质定义里。现实的欲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虚假的需要，最终导致人的自我否定。本质的需求才是真实的需要。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本质上就是虚假与真实需求的争斗。
2哲学中的伦理学思考
目前生态哲学是在人类承受自然惩罚的阶段，这一时期用自然规律找寻人类价值，是当下生态哲学的主要内容。
2.1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追求
中国古代时期，人们把自然界看作普遍联系的整体，形成朴素的认识观念，关于世界构成有“阴阳五行说”、“元气说”等，并产生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一思想逐步成为中国传统哲学体系的精髓，儒释道等各家都从不同的角度诠释“天人合一”为核心的古代生态自然观念。中国传统哲学追求自其开始就把目光聚焦在价值世界本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视个体与群体的区别。其追求的起点是人，重点还是人。梁启超说：“中国学问不然，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中国传统哲学追求群体性的原则，形成了重伦理价值，轻工具理性的精神追求。
2.2西方哲学的精神追求
在西方思想史上，自第一批哲学家开始，就在不停的假设有个独一无二的存在。亚里士多德总结了这种自然观：“自然首要和根本的意义是，在作为自身的自身之内具有运动本原的事物的实体，质料由于能够接受这种东西而被称为自然，生成和生长由于其运动源于它而被称为自然。”亚里士多德的理念学说，其前提仍是有个唯一的主宰。马克思虽然没有对生态问题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和直接的阐述，但他的自然观中却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是马克思的一贯主张。由此西方生态哲学形成了完整的逻辑循环。西方文明物化了自然的同时，也物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世界大战、恐怖袭击等暴力事件的根源，人类最初的战争只是争夺资源的暴力，现代的战争是为了暴力的暴力，因为暴力本身就是极端组织的追求。
3中西生态伦理的融合
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产生，从根源上说，与西方理性主义和工业文明的不当发展直接相关。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它们形成了我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对于构建现代生态伦理有着启示意义。生态哲学或者环境哲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人类经济技术盲目地发展造成人类生态环境危机的情况下产生的新兴哲学应用学科之一。人类作为有机的生命力量，在自然生态中形成了影响、破坏和改变等无法回避的力量。人们急需一种有效的思想和理论来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产生了生态哲学。它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要用这种新的哲学，指导中西生态伦理的实践。
作者:杜晓婉 单位:合肥工业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关键词】伦理学 生态文明 内涵 实践路径
随着全球温室效应不断加剧、自然资源肆意浪费、水域污染不断加重等生态问题愈演愈烈，生态危机已成为人类当前需共同应对的全球性问题。党的十报告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民族永续发展。任何文明的产生都伴随着相应伦理道德理论的支撑，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全新命题，尤其需要在伦理学语境中对其进行解读，这对于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生态文明的伦理学基础
人与自然的关系贯穿人类发展过程始终，这也是中西方传统文化和哲学伦理思想研究中的永恒命题。
中国古代文明中的生态伦理智慧。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了我国几千年农业文明发展史上一个永恒的思想主题，这种长期由来已久的生态智慧成为后世生态哲学思想形成的理论萌芽。《易经》作为华夏文明源头，其间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智慧，它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集中体现为“天人合一”命题，指出天与人之间相互感应，推天道、明人事、舍同求和。破坏自然就是破坏、毁灭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此要“利用厚生”，实现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存的美好状态。
儒家学说也贯穿着“天人合一”的哲学气质。儒家认为，人是生活在自然界中的一员，与其他生物地位平等。人类要在“仁”的基础上将道德关怀从人类自身扩展到自然万物，从而实现“爱人”与“爱物”的一致性和人际道德与生态道德的一致性。在生态道德规制上，提出不能“涸泽而渔”、“焚林而猎”，反映出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智慧。
道家认为，人不过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物无贵贱”，万事万物地位相等，主张尊重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要与自然和谐相处。“天道”与“人道”、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人应该遵循“天道”，反对一切改变事物自然属性的行为。
“缘起”是佛教的世界观，宇宙作为一个充满了各种生命形式的巨大体系，个体生命对应着宇宙整体生命，个体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具体形式，无生无灭，“万事万物个个是佛”，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佛教强调众生平等、生命处于不断轮回中，倡导不杀生的生命伦理观。
以儒、道、佛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早就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精髓，尽管在理论内容上表现得较为朴素，但对于解读我国生态文明伦理发展过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西方哲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美国哲学家罗尔斯顿在二十世纪七十年表了《存在生态伦理学吗？》，其标志着西方哲学生态伦理思想正式进入理论体系构建阶段，其根本任务是为当代环境保护实践提供伦理共识和道德基础。在现代西方哲学体系中最终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
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①。这种思想受到学术界广泛质疑，以卡森为代表的生态哲学派最先对这种理论进行了批判，认为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正是几千年来以人类中心主义自居的人类。我国学者林红梅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的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智慧、创造力和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不负责任融合为一体，千方百计不计后果地发展经济。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急于改变落后、贫困、造福民众等因素驱动下，提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人定胜天’等现代东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并通过行政手段付诸实施。”②
非人类中心主义在西方生态伦理学领域居于主流地位，包括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生物中心论认为，自然的主体是由所有生命体组成，这是对所有生命体内在价值的肯定，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建立了伦理联系，改变了传统以人类为中心的伦理价值观，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但是它忽略了人对自然生态环境应该负有的道德责任，很难把自然的进化同人的进步联接起来。生态中心论又被称为极端自然论，它否认人的中心地位，轻视人的利益和创造力，认为人与自然没有区别，无限夸大自然与人类的共性和人的消极一面，过分轻视人的地位和作用。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其实质既是环境伦理学的理论立场和价值取向的交锋，也是范围更广、影响更深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争论在环境伦理学领域的具体表现。
生态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也是贯穿理论发展整个过程的主线之一。经典作家认为，人类产生于自然界之后，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自然为人类提供了生产和生活资料。人类来自于自然，又不断改变着自然界。自然界首先是人的自然，即作为自然界一个子系统而存在的人类及社会；其次才是外部的自然，作为人类社会生存发展所需的生态客体的存在，而把这两者联系起来的正是人类社会的劳动实践。“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每一次胜利，在前期确实取得了预期效果，但是在后期有了全然不同、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效果消除。”③
生态文明建设的伦理学内涵
伦理学视野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从广义上来说，是继工业文明之后更高级的社会发展形态，是以生态化思想组织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和消费，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行为准则，构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协调发展的生态运行机制。从狭义上来说，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相对于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而言的。作为一种新社会发展形态，生态文明有着不同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自身特征。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生态文明扩大了人类道德责任范围。人类道德关怀从人际之间扩展到整个自然界，不仅要考虑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还要考虑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这就超越了主客二分的理论模型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及分析性线性思维，形成了人-社会-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完善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论。第二，生态文明反映了人类生活的生态化价值理念。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将以生态化作为价值诉求，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生态理念、生态文明、生态行为将会内化为人们自觉的行动，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将得到巩固和加强。第三，生态文明体现了生态道德约束的强化。人们的行为将在生态道德约束下由被动向自觉转化。经济将会从高投入、高产出、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转向节约、高效、低污染、绿色的生态化生产方式；消费不再追求过度物质享受，在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同时对自然环境没有损害的绿色消费方式将会成为社会主流生活方式。
生态文明的伦理学实践路径
生态文明伦理注重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传统伦理学正当行为概念必须扩大到对自然、生命本身的关心，道德关怀应该扩大到自然界、生命，赋予其按生态规律永续存在、发展的权利。这就需要完善生态文明伦理体系，建立生态伦理道德规范和约束，以化解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
第一，培养公民的生态文明理念。在全社会对公民进行绿色教育，树立尊重自然、适应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培养具有“绿色思想”并掌握绿色技术的创新型人才，绿色、循环、低碳的生态文明观念渗透到人民群众的生产与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抵制不合理消费，使自然价值观、自然权利观及自然道德观等伦理秩序深入人心，节约、环保、生态型的生产生活方式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在全社会营造爱护生态的良好氛围。第二，促进科学技术的生态化。以生态学观点和生态学思维指导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发展，使科技向符合生态保护的方向发展，实现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转变，并推动科学技术价值观向生态化立场转变。第三，建立完善生态文明的伦理体系。伦理道德通常约束着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按照一定伦理秩序进行，生态伦理的核心就是尊重生命、善待自然。必须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主题来构建适应生态文明的道德机制，包括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生态道德目标、生态道德内容和生态道德运行机制。以作为人类及社会伦理道德标准，约束人类行为，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第四，制定生态道德规范及评价标准。道德规范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于法律的强制性，它更多表现为社会个体自我控制、自我约束，从而确保社会按照一定的秩序运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环境伦理道德规范的引导和约束，需要社会公民以对自然负有道德责任的态度来正确处理与自然的关系，凡是符合自然规律，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行为便是善，反之，凡是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破坏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行为便是恶。生态文明社会的合格公民，应该随时随地以生态道德来规范自身行为，自觉处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赢关系，自觉促进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为广西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注释】
①②林红梅：《生态伦理学概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2页，第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