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08 21:34:3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电视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纪实化是文化类纪录片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
纪录片的核心价值在于真实，在于记录正在进行的一段时空跨度相对较大的一段现实或历史。那么，无论是新闻纪实类的纪录片，还是历史文化类纪录片，都应立足当下，做到真实、可信，做到“真、善、美”。纪实化，是文化类纪录片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是纪录片贴近动态现实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是历史与现实结合的必然。文化类纪录片纪实化的主要表现特征为：
（一）从正在进行的一件文化事件入手，运用纪实长镜头切入对文化与历史的表述，让历史与现在交错进行；例如央视热播的《舌尖上的中国》大多以现实和过去相结合的表现手法，通过对传统和现代的饮食文化的交错叙述，让观众可以深切地体验到所讲述的事物的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现在一些文化类纪录片也大量运用情景再现的手法，将历史与现实一起呈现在观众面前，既提高了纪录片的可看性，也令纪录片的讲述更加有理有据，让观众感叹，看一部好的纪录片就像看一部电影，例如酒泉台摄制的纪录片《玄奘瓜州历险记》，选取了玄奘取经路上最险恶的一段，讲述初唐时期玄奘为西行求法，置朝廷通缉于不顾，夜半偷渡玉门关，历经九死一生，终达伊吾的传奇故事，和以往不同的是，这部纪录片不仅使用高清设备拍摄，而且运用了大量的剧情表演，再现了千年前的传奇故事。文化类纪录片还可以通过完整记录一个鲜活的文化活动，例如，婚丧嫁娶、社火、祈雨、祭祀等。
（二）充分运用自然的现场声音。现场声音是表达的另一个主体，因为电视是一种视听语言艺术，声音语言的作用不可缺少。今年年初，笔者拍摄的《尕海湖边的故事》中，效果声的运用就为节目增色不少。在尕海湖边拍摄冬候鸟大天鹅时，清晨清亮的天鹅叫声，顿时让冬天的尕海湖边响起了候鸟的歌声。如何能让观众也能体会到当时尕海湖边的这种场景，光靠唯美的画面是不可能做到的，《尕海湖边的故事》就将常规的效果声的音频指数略微提高一些，突出候鸟的叫声，充分吸引了观众的眼球。
（三）各种声音元素交错进行，扩展声音时空。比如表现崆峒山、武夷山、少林寺，声音除解说、音乐之外，还有钟、鸟、风、游人和做佛事所发出的声音，而这些声音是文化类节目内容的重要组织部分，也是纪实化不可或缺的元素。在甘肃电视台10多年前创办的日播文化类栏目《美丽甘肃》中我们看到，天水台反映民俗的《年初一》就是因纪录而取胜，它充分反映了民俗中原生态的摇曳多姿。甘肃卫视的《中国西北角》栏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纪实化的元素也在大大增加。
二、文学化是文化类纪录片成熟的标志
纪录片不仅需要真实的影像记录，同时也需要依靠文字的逻辑来推动纪录片的叙述向前发展，而仅靠影像是不能完成推动这一逻辑叙述的发展，所以纪录片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文学化的表述。文化类纪录片不是新闻专题，恰到好处的文学化是此类纪录片的必要因素。从《话说长江》到《望长城》，再到近些年出现的大型文化系列片《江南》《苏园六记》以及中央台9套节目的开播，我们可以看到，电视一直与各种文学类型相伴相生，文学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类纪录片成熟的标志。《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后，“《舌尖》体”一时成为人们所喜爱的一种纪录片的语言表达方式，被观众们所喜爱和接受。文学化是编导对采访对象的发现、创造与想象，是对过往历史的复活。简单、沁人心脾的解说词，可以让观众更好地融入节目当中去。文学化是编导个人情感的投入，画面因情感而复活生动，节目因情感被长久记忆。
三、社会化是节目的深度体现
社会化的过程是编导将纷繁的采访素材进行系统化的过程，它要求我们不要单一地看待一个问题，而是将采访素材纳入到广阔的社会学空间，来判断取舍，并阐释文化的社会含义。纪录片始终是小众的精英文化，社会化并不等于低俗和媚俗，而是需要更大胆地运用先进的高科技手段，用更完美的视觉冲击力去吸引观众，更好地满足和服务于人民大众。如今，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和4G时代的来临，电视也受到了新媒体的冲击，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开始在网络上放映，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开始运用高清数字化拍摄，运用电脑3D技术合成等。纪录片适应全媒体时代的要求，是纪录片社会化的一个有效途径。说到底，文化类纪录片最后的落脚点必须是对文化的、社会的、现实的透视、提炼、表述与发现，是对社会与时代精神的深度挖掘。中国纪录片应摆脱传统纪录片用冗长的数据或苍白的专家发言来讲述历史的做法，而是应该面对生活，真实地讲故事，这种表达方式才能促进中国纪录片未来的发展。
作者:王亚龙单位:甘肃广电总台电视新闻中心
谁都不能熟视无睹：电视，在20世纪人类文化舞台上的醒目到场和隆重出演。所以长期以来，舆论界和学术界对电视这一客观的文化存在及其文化身份给予了种种感性或理性的界定：“电视文化是通俗文化”，“电视文化是消遣文化”，“电视文化是娱乐文化”，“电视文化是快餐文化”，云云。于是，有些文化人开始忧心忡忡、煞有介事地指责、质问和呼吁：“弱智的中国电视”、“电视你还要糟蹋什么”？“文学千万别嫁给电视”等等。所有这些议论，必然会导致我们对电视文化身份及其本质特征、学理层面的深入探讨。
在文化学视域里，文化身份一般被建构为一种社会构成现象，它标识着相关文化的存在位置及其话语的成立方式与作用力度。对文化身份的探究和判断，意味着在其所属领域文化本体论推导的结束和对其社会历史成因多元化的认可。文化身份研究所能给予文化观察者的实验条件，主要在于多维度的视角和对其所在系统生命性联系的提示。因此，诸多看似互相矛盾、各执一端的说法，并非区分理论是非的简单依据，表象的混乱状态往往更能见出电视文化身份研究必然存在的多维度的合理性及其关联的复杂性。
本文试图从俯视、后视、外视、侧视、内视、前视几个角度，对电视文化身份予以全息式观照和审视，进而尝试让观照的过程本身成为一种推导的方法，以期电视文化身份的本质在纷呈的现实表象中渐渐浮出。
俯视：在人类文化学的整一系统中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文化，是人类留下的痕迹，是人类特定条件下的生存方式。从区域的大小而言，文化一般隐含着三种意义：“一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二是指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以及思想、信仰、风习、艺术等；三是指与政治、经济并列的一种形态，并由此又派生出一种更狭小的含义，即指认字与学习。”（注：参见张崇琛著《简明中国古代文化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文化的存在状态是一种双向的动态过程，即“人化”与“化人”，其驱动力源自人类的创造精神。
从文化的本体概念出发，则不难认同，讨论“电视有没有文化”、“电视是高级文化还是低级文化”等问题只能降低我们理论研究的水准。任何一种文化的价值，首先在于其形态的存在而非身份的高低贵贱。在整个文化系统中我们需要相对确定“电视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而非对其莽撞地取消或意气用事地贬损抑或盲目膜拜。
电视，作为20世纪科学技术的结晶，是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现代文化形态之一，它可以成为文化学研究的素材，但不是目的。在这个视域里，所容易发生的偏差往往在于：研究者将各类文化形态作为既有的方法以推论电视文化，从而通过衡量其中他文化的各种成分与含量是否全面和饱满，来确定电视本体文化的性质，使研究的出发点与归结点发生倒错。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电视文化作为一种技术的出现与存在，其技术性能塑造了其身份的与众不同。它呈现出一种全能文化形态：
首先，它不能像任何一种文化形态，边界较为清晰地归属某一文化区域，但它自身大于人类自然力量的技术整合力，又使它在文化的任何一个区域得以兼跨。亦即文化系统所包含的三个区域的内容，都可能与之轻易结合，从而成为其文化构成。政治文化、经济文化、艺术文化等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有机会在电视文化的身份证上签名。
其次，它不能像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由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思维方式来支撑。人类的思维方式是多样的：时间性思维和空间性思维；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经验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等等。但语言出现以后，各种思维方式大体为语言思维方式所整合，纷纷融化于语言思维的海洋，亦即语言已成为人类基本的思维媒介。语言思维是人类基本的文化思维方式。电视文化的出现，将人类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王国。基本拿到理论“护照”的界定：电视思维是“可闻可见的四维思维方式（立体的空间＋时间＝视听的运动）”。（注：周传基著《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第44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年版）这个界定，有其技术分析的可确定性，但未能留出文化思维中模糊思维可能存在的余地。电视文化，宣告了一种全能思维方式的出现：如果说，视听是其思维的主要构成部分，那么数字式（点式）思维、以“语言”方式积淀在人脑中的“原型思维”，就是电视文化创造与接受过程中无法离析但又与视听思维同在的模糊思维构成。我们应该避免袭用“单一思维方式”支持下的电视思维界说，才能允许电视对各种思维方式创造性地开掘、互动和使用的事实进入我们的理论视野。
第三，电视文化不能像相异文化形态那样具备相对稳定的某一种属性。断定电视文化是大众文化，显然过于笼统。大众文化属于现代文化的范畴，是随一系列大众传媒的崛起而登场的。大众文化以“文化大众”为旨归，宣告了文化消费时代的垂临。“大众文化研究所分析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范畴，它主要是指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因此往往必然地与当代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并且以工业方式大批量生产、复制消费性文化商品的文化形式”，（注：戴锦华著《隐性书写》第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它意欲消解文化的阶级性、阶层性和垄断性，是一切现代文化形态均有的属性。即使是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也只有千方百计地搭乘大众文化快车，才有可能传播到位。大众文化并非精英文化的二元式对立存在，其胸襟具有吞吐一切文化形态的气象，所谓文化的终极必然趋向大众。因此，在大众文化的疆界内，电视文化一方面更多地体现着大众文化精神，同时也以大众文化的豁达，熔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高雅文化与娱乐文化于一炉，从而呈现出一种全能文化的姿态。
后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上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这个东方伟大民族史性存在的见证，又是我们现代文化的根底。其“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诸家兼容，以儒为主；多神并敬，无神为常；德能统观，以德为重；述作共倡，述为号召”（注：参见张崇琛著《简明中国古代文化史》第11-2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的本体特征，既标识着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社会历史时期所到达的文化高度和所拓展的文化广度，同时又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厚重积淀，以“神来之手”，不可遏止地参与到了我们对现代文化灵魂的塑捏中。
从这个视角把握电视文化身份，其理论眼光必然充盈着殷殷的怀古忧思，所展开的文化研究则更多地罗织着批评的维度：一方面，其固化自身文化本体地位的心理诉求，促使其素朴地以自身的特点来限定电视文化身份，如，从文化集权观念出发设定电视文化机构严格的行政等级制度、为电视文化增设划一的评判标准，对电视作为大众文化意欲突破文化等级、展开文化自由竞争的冲动予以约束；另一方面，则以自身为比照基准，止于对电视文化中传统文化特质的缺失或变异的指指点点，从而推断出电视文化身份缺席的结论。这种批评，徘徊于对电视文化功能的客观解析与主观期望两相矛盾的游离地带，表现在对电视文化的内部研究上，就有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传统文化鸿沟置换为电视屏幕上“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高雅文化”与“娱乐文化”的争执不休；表现在对电视文化的外部研究上，则出现了“电视文化应成为弘扬传统文化工具”的呼声，从而强调对电视文化身份的“介质”性理解与使用，而忽视了其文化本体的存在
与特质。
在这个视角观照电视文化身份，难能可贵之处应在于对传统文化中既有的历史发展眼光的择取。传统文化并不特指某一既定的过去时段，其存在本身蕴含着过去、现在、未来纵向发展的脉络，是一种动态的存在过程。就传统文化而言，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着其在不同社会环境中不同的主体形态，就像岩画——戏剧——诗——小说出现的秩序那样，明摆着石器——青铜器——甲骨、竹简、羊皮纸——造纸术——印刷术的文化生产链条；机械时代只能创造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而信息时代必然酿造大众文化的甘醇。如果从这种发展的路线上延展开去，也许走不了很远，就会有人将电视文化视为传统文化来审度。“人类文化总是处于创造与消解之中，一切貌似永恒的本质总是受到挑战”（注：参见1999年3月11日《文艺报〈文化本真性的幻觉与建设〉》），因此，传统文化视角下的电视文化身份必将是传统文化发展链条上现在时段主体形态的显现者，它在完成“传承文明、沟通未来”（注：CCTV-1频道形象广告词）的使命中凸现自我，更多的体现出对文化发展纵向度的聚合：一，它聚合了文化时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使文化时间的不同维度得以自由流淌，极大地体现出了文化时间来龙去脉的连贯与不可分割，亦即电视文化对文化时间的自由把握与自由使用；二，它聚合了传统文化已有的多种形态与特征，亦即电视文化的出现不是空中楼阁的出现，它必然在其技术构成的基座上，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予以现代性的重构与诠释，在电视文化的每一种构成上总是闪烁着传统文化的光泽，同时也衍射着未来文化的辉光。所以在这个视角，电视文化身份表现出了聚合文化的形态。
外视：从社会化生存系统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社会生活，意指人类群的生活方式。“群”是文化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文化的生成与存在是以“群”的内部关系为前提的。“群”是人的社会化生存系统，小至家庭、大至民族，“故人生不能无群”（《荀子·王制》）。在一定范围的“群”中，人们会在调适文化观念、价值取向的过程中结成形态相对稳定的“同文化群落”：政治（党派、社团）群落、经济（企业、财团）群落、“文化”群落（狭义的文化艺术性组织、机构）、宗教群落，个人自组织群落（个体的人对属群的自我定位）等等。如果说社会是人类生存的“公共空间”，那么，任何一个“同文化群落”都是在抢占“公共空间”份额的过程中建立自身的话语权力和话语方式的。
在这个视角，可以看到“电视”是各个“同文化群落”走向“公共空间”、抢占“公共空间”份额的现代化武库，电视的文化身份无疑被塑造成了一个“千面人”，具有很强的可易性和复杂的多面性。亦即电视文化身份不是一个单纯的现象性存在所能影响和决定的，而是由整个社会系统的内部活动和外部活动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这使得电视文化身份由“实物决定论”走向“关系决定论”。存在于社会生活巨系统中的电视文化，各个“同文化群落”的力量会让它发展的方向发生变动或转移，如：政治群落希望它是政令、解释政策、传播政见的“喉舌”；经济群落则希望它姓“商”、成为塑造企业形象、营销商品的“自由市场”；文化群落则希望它属于纯文化，成为人类精神品格的塑造者、思想道德的完善者和崇高情感的激励者；而作为个人的个体自组织群落则可能希望它有一个“百家姓”，是千里眼、顺风耳，又是表达个人意志与精神的喉舌；是其精神追求的寄托、又是文化娱乐的场所；是信息人，又是生活的向导和侍者。因此，电视文化身份在社会系统中由整合力最强的要素（群落）来决定，但同时，会在其他要素（群落）的干预下，以合力运动的方式合规律性的变化与发展。亦即，在一定的时间区域内，其身份具有很强的易变性和不稳定性，而从长远看，则与社会的进步力量同向度、共属性。
用系统解构的方法，可以将各“同文化群落”对电视媒介的作用力，大致分为三种：1)投入者；2)媒介自组织者；3)接受者。投入者，由权力投入（政府行为的支持、含政策与财政投入）、纯财力投入（企业、财团的经济行为）以及纯文化投入（文化界学术界的智性投入）组合而成。这部分作用力，对电视文化身份的影响最直接、最具干预性，它支配着另外两种作用力。媒介自组织者，包括媒介经营者（所有者）的利益及意志、从业者（制片人和一般工作人员）的利益及价值观念，以及创作者（编、导、摄、主持人等）的价值观念。这部分作用力是以媒介主体形式存在的，是对投入者与接受者两种力量的贯通与遇合；同时又具有浓郁的机构文化色彩，会以隐在的方式，借投入者与接受者的力量阐发机构意志。接受者，则层面多而人数众，其力量的体现是通过投入者与媒介自组织力量的实现与否来表达的。从表象看，它具有被动性并缺乏凝聚力，而实质上它是前两种力产生的原动力，既是其出发点又是其归结点。前两种力的发生以到达它为目的。因此，接受者的作用力以回馈的方式成为衡量前两种作用力实现程度的标准，从而成为三种力中无形的最大作用力。这三种作用力的施放不是均衡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各种力的向度与强弱会发生相应的游移、遇合与分解。如在意识形态垄断社会一切文化形态的前提下，政治投入就会变得强而有力，会以政府干预的方式使电视文化成为政治制度的替身；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前提下，纯财资投入则会对电视文化发挥强势干预，会使其属性倾向于商业文化色彩，倾向于经济利益的取舍；同样，在讲求民主、崇尚人文精神的社会条件下，纯文化力量和媒介自组织力量中的精神品性则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会影响权力投入者、财资投入者以及媒介经营者的价值观念，接受者也不会被当作商品信息与精神产品的简单“货仓”，而会焕发出参与媒介活动的自觉力量，从而形成三种作用力同向度的合力运动，使电视文化的身份在各种关系的运动中突现出来。
所以，在这个视角，电视文化更为明显地体现出了对多元文化的综合与兼容，其身份呈现出多元文化的形态。
侧视：在各种文化形态的横向队列中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在报纸、杂志、电视这三大媒体中，电视群体的文化素质最低。这其实很好理解。首先，报纸杂志有其漫长的历史承传、有规矩、有氛围、有熏陶；电视不然，它是在走进寻常百姓家的短短十几年中一下子暴发起来的”（注：参见1997年1月24日《南方周末〈学者与电视〉》）。长期以来，电视文化就是这样被相邻的姊妹文化侧目而视。这种视角下发生的理论成见不言自明。其实，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成熟与发达抑或所表现的文化素质的高低，都不能简单地以其形成时间的长短来测定。在文化形态的生成速度上，时代愈演进，其生成与发展速度则越快。从前文字时代到文字时代，人类走过了千万年，而从报刊文化出现到影视文化的出现不过百年而已，报刊文化的真正成熟与发达几乎是与影视文化同步的；其次，“因为报刊有文化，从而电视无文化”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逻辑关系，且类比失当，就像指责玫瑰为什么不具备洋葱的辛辣那样；再次；报刊文化传承的是文字文化的血脉，而电视文化是电子时代视听文化的创新。电视人掌握的是另一种全新的知识体系，否定者只能明证其对电视文化的视觉盲点：报刊文化是文字文化的大众传播方式，而电视文化在大众传播方式之外还创造出了新的语言体系，比方小说、诗歌，被报刊登载依旧是小说、依旧是诗歌本身；而进入电视踞者应该是拥有独特语言方式、堪与电视相并列的文化形态，如文学、戏剧、音乐、绘画、雕塑、电影等。这几种文化形态的语言方式是艺术的语言方式，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视角来审度电视作为艺术文化形态的特征。艺术，文化区域内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中体现了人类的文化精神。如果说，大量的文物、遗址以凝固的方式保存了人类文化成果，那么艺术则以鲜活的生命方式滚动着人类文化的成果，使人类的文化之树果实常新。占踞这个视角的各类艺术，在审视电视时目光多少有些不安。这种不安，长期以来一方面被归结为电视作为艺术，其语言、表达方式、传播方式的与众不同；另一方面，则被归结为电视艺术对其他艺术的技术性掠夺。但这两种归结前者止于冷静的技术分析，后者则止于激情的笼统印象。任何一种艺术，都因拥有独特的语言方式、表达方式、传播方式才得以确立而且被认同。就像文字不对绘画的线条造成威胁，雕塑的造型并不消解诗歌的表现，音乐的时间联想并不会冲击戏剧的空间再现那样，电视声光色的语言成分及其语法规则，并不能动摇任何艺术形态固有的“树形结构”。而电视对各类艺术的技术性掠夺，毋宁说是各类艺术对电视技术的使用。电视弥合了其他艺术传播方式中时间传播与空间传播的堑濠，改变了间接传播与直接传播之间的两相分立，成为“间接传播中的直接传播”。这种来自技术的魅力，终成各类艺术突破既有风范的谷口。这似不应给各类艺术带来不安，而应该额手称庆。
不安，实则来自电视对既有艺术理念根本的摇动。首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人类对世界的四种掌握方式：科学的、实践－精神的、宗教的、艺术的。这是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电视出乎意料地横空出世，使这几种把握方式面临重写或重新理解的格局，它一方面模糊了四种掌握方式的边界，一方面提出了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多维度把握。其次，黑格尔美学思想中关于艺术发展规律也有以下的结论：艺术的发展过程是精神不断压倒物质、内容不断冲破形式、理念愈益充分显露的过程，并把艺术归纳为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种，其中物质的比重由大到小而精神的比重由小到大，如建筑——雕塑——诗歌。但电视却使这一被普遍认同的线路出现了波折。电视艺术中，物质的成分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精神对物质的依赖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内容不仅无法冲破形式而且形式大于内容，理念不是愈益显露而是愈益隐蔽。再次，电视以外的各种艺术，其生命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是作品的独一无二和审美意识对作品产生环境的先天依赖。亦即它追求艺术作品个体的“惟一”价值和作品价值得以实现的特殊语境。如宫廷艺术审美的前提是宫廷的“语境”；宗教艺术审美的前提是宗教的“语境”；所谓“红楼十二钗”也只有在大观园的语境下才得以生气灌注，具有独到的审美价值。艺术的个体作品不是放之四海而皆“美”的。但电视不然，它技术性地使艺术作品的复制具有了合法性，真品与膺品的差异走向了零度，并且使艺术美感赖以产生的语境获得了重构。它将其他艺术所依赖的纯粹审美空间推至纷扰迭起的世界：开放的意义即为家庭日常生活空间；封闭的意义则指电视机“机体”空间，即相互间并无多少关联的各类节目所连缀的假定性空间。对此，德国美学家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发出了“阿乌拉”(AURA)（注：本雅明把传统艺术称为有韵味的艺术，认为有韵味的艺术具有鲜明的独一无二性。对它无法进行复制，即使勉强复制，复制品也不能与原作相媲美，因为即使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现时现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并且认为复制艺术的出现让有韵味的艺术崩溃了。）不复存在的叹息。
因此，这个视角审视下的电视文化，是又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对世界的多维度把握；同时，它在逃逸出传统美学范式的前提下，以复制的合法性，将传统美学加以现代美学意义上重建，其身份必然呈现出重构文化的姿态。
内视：从电视文化本体来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从内部解析开来，电视文化有三大组成部分：机构文化、成员文化、节目文化。机构文化，在经历了微波传输时代行政式逐级到达观众的阶段以后，目前正进入卫星时代，通过制、播分离，由“生产文化型”向“消费文化型”转轨的阶段。电视机构由政府和纳税人供养的生存机制也正在向机构产业化的自造血机制转换。这个转换，必然带动电视文化向“产经”文化和“商经”文化发展，电视文化身份本位也开始发生易位，从单一的宣教式存在走向多元的宣教经营式生存，成员文化，往往因为电视从业人员的职业身份过多的依赖其他文化艺术从业人员的名称：如：编辑、编剧、导演、剪辑、录音、作曲等，在身份称谓上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包括专业技术职称也是如此；加之电视从业人员对自身以及电视文化身份的塑造缺乏行为上的自觉，要么把自己装扮为“政府发言人”；要么把自己定位于“传道授业解惑”的先知先觉者；要么从高处弯下腰来俯视芸芸众生做出平民化的平视姿态（骨子里在说我是贵族）；要么就是为不知其内里的商品做了营销员；并且由于规约电视文化行为的法规法度不健全或不成立，致使违背电视文化建设的个体操作和群体操作大行其道：如推崇“大投入大制作”的背后隐藏的是机构或个人牟取暴利的私欲；“平民化通俗化”的背后潜藏着对文化大众作为市场的利用，从而引发了社会对电视成员各种不满与指责，导致了电视与文化无关的言论。在这个层面上，公众心目中的电视人和电视机构因为是一种技术的掌握者与垄断者，所以变得高高在上甚至有些跋扈，这也助长了电视人对扭曲电视文化身份的现象视而不见。但是，电视成员在这种驳杂的表象背后，还是在走一条有序而必由的发展之路：从编导演中心制到制片人中心制到策划人中心制，大致勾画出了其由创作型向生产型、由作品型向商品型、由局部意志型向群体意志型演绎的总向度。
关于节目文化，理论的热情较多地止于电视文化的语言学分析，对其语言的构成元素、构成材料及其使用的语法规则和技巧以及解读方法作出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尝试将之与其他文化语言区分开来，特别是电影文化语言。这方面的努力，对于电视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是重要的，而且所取得的成果也颇为斐然。但是，这个层面的局限也是明显的，它使电视节目文化倾向于技术性的构成，而忽略了对其文化特质的整体性把握。诚然，电视本体首先是一种技术的存在。在这个层面，技术大于人，是技术赋予人相对的思维自由和行为自由，同时又限定了其思维与行为的绝对不自由：在电视文化中不存在离开技术的思维与行为。首先，技术让电视文化拥有了时空上的相对自由、电视文化突破了通约几千年的文化创造与传播规则而得以自由地把握时空；但电视文化因技术的限定，又都是“拍出来”、“编出来”、“做出来”的，在技术的客观存在以外，其文化形态及内容都是假定性或虚拟性存在，如建筑文化使我们可以生活于其中而电视文化只给我们以氛围化生存，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地生活于其中，而只能生存于电视文化的氛围中。前不久，CCTV-1在晚间新闻中播报：世界第一位由网络制造推出的电视虚拟主持人已经诞生。这意味着“人类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上帝”的时代真正到来了。技术使电视文化有了生命，但缺失了有实感的肌体。其实，技术给予电视重构文化的可能，但同时限定了其文化属性的非独立品格。人，“是从事构造化活动的动物”（注：参见刘xīn＠①著《电视重构论》第3页，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人类文化的进步在于其不断地向理想的构造渐近。任何文化终究都是对人自身及社会生活的“同质异构”。电视的技术魅力，打破了其他文化形态固有的边界，启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文化整合运动，但任何文化形态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无衰减无变异地通过电视而抵达受众，即电视不是一个无机通道，而是一个有机通道。在电视的“场”中，所有的文化形态获得重构成为电视文化的本体组织。
因此，从这个视角解析，电视文化体现出来的本质是各种文化艺术的综合特征与边缘特征：一方面，电视因技术而获得的文化重构“场”，具有极大的宽容度和兼容性，它可以将文化艺术的时间流和空间场综合起来，也可以将各种文化艺术综合为一体，从而体现出时空的综合和各种文化艺术的综合特征；另一方面，综合意味着取舍而非杂凑，如果从文化艺术的时间特征来审视，电视则是以空间来表现时间，体现的是时间与空间的边缘特征；如果从文化艺术的空间角度来审视，电视又不单纯是空间文化，而是通过时间的流动实现空间的扩展与建构，从而体现的是空间与时间交错的边缘特征。用艺术做譬：电视可以表达戏剧，但从戏剧的角度来审视，它只体现了戏剧的边缘特征而非本质特征；电视对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的使用与表达都是如此，它不可能体现各种艺术的本体特征而只能体现其边缘特征。到此为止，所有言说电视在糟蹋各种文化艺术的误会应该结束了，其怨言来自用其他艺术的本质特征取代电视文化本质特征而必然发生的失落感。试想，如果文学电视表现出的是“文学”的本质特征，让“文学”满足的话，那么电视的身份就彻底不复存在了。因此，在这个视角的审度下，电视文化身份所体现的是综合文化和边缘文化的形态。
前视：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未来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在20世纪最后的几年中，“网络”，以毋庸商量的霸气从未来世界幻影迷离的天幕上磅礴升起；而与此同时，“传统电视”这样的词汇出现在了文化的卷宗上。也许电视自己也未曾料想：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距离竟如此之近，近到只有70年。
理论的慌乱，从对“网络时代电视的身份将会如何”等等的预测中略见一斑。这也是文化理论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理论不再意味着“过去时”，而更重要的在于它的“正式进行时”和“将来时”。
1999年岁末，在地球的西方发生于一件关乎媒介文化的大事：美国在线以1840亿美元的天价收购了华纳兄弟影视集团。这似乎是一则预言：人类的“全媒体”时代即将莅临。
有理论将20世纪出现的媒介文化排了座次：印刷文化、广播文化、电视文化、网络文化。但网络是否可以被称作“第四媒体”目前还争执不下，难见端倪。争论的表面似乎是其作为文化是否已经成熟，实则是双方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简单排列。问题并不在于媒体的序号性存在，而在于媒体文化本体性状的存在：任何一种文化形态，较之其他文化形态都有空间上的组合关系，较之本文化脉系则都存在着时间上的聚合关系。就像电视文化曾对（我们对电视开始使用过去时态）横向的其他文化进行组合，创造出杂志性电视栏目、报纸性电视新闻等等；在纵向度上，今天的电视已非20世纪30年代贝尔德实验室里的电视，但它却纵向聚合了电视文化演进过程中的每一个优秀环节：如更清晰、更直接、更便捷。目前显示的状况也是如此，并非各种媒介安分守己地排队出行、轮番坐庄，而是纷纷抢滩网络。网络也在施展自身的魅力以期吸引更多的文化成分，从而造就自己的文化品格。这犹似当年的电视。今年4月，在中国电视文化转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东方时空”栏目，在7周年庆典之际，举行了中国电视的首次网上直播。如果说美国在线与华纳兄弟公司正在以“机构”方式走向“全媒体”时代，那么中国电视则正在以“节目”方式轻轻地点击“全媒体”的门环。
在“全媒体”化的过程中，究竟谁能占上风，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胜者将是整合力最强的一方。站在“全媒体”时代的角度分析电视肌体整合力的强弱，则很可能推导出它在未来文化中的身份与地位。亨廷顿在其“文明冲突论”中提出“文化和文化身份，也即在最宽泛层次上的文明身份，正在形成冷战世界的同一性、解体及冲突的范式”，他所指认的范式即在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经济与政治的冲突将被文化的冲突所取代。撇开其文化冲突所隐含的经济与政治冲突的“祸心”不论，就文化冲突本身而言，文化冲突的趋势终究会走向技术的整合与化解。这意味着文化空间与文化内涵的全球性共享。从网络的角度审视，网络所追求的是个人化的文化言说与个人化的文化分享，是对电视文化播迁向度的增设和对电视文化人格“趋同”、个性丧失的补救。但是，从人类既有的发展轨迹预见：文化趋同是必然的，文化个性只能在同一中求得一般允许下的特殊生存。不论是语言还是文字，不论是机械还是电子，任何一种媒介的诞生都是为了人类能够更好地沟通。沟通，则为了趋同；趋同，则为了合力运动的可行。《圣经》中有人类在语言同一的情况下建造“巴贝尔塔”（通天塔）以便直接到达上帝的传说。其实，人类自诞生以来，共同建造巴贝尔塔的理想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也正是技术的一次次飞越，使得人类共同的巴贝尔塔渐渐增高。支撑着文化学理论的“单线进化论”、“普遍进化论”和“特殊进化论”虽然存在探讨文化进化过程的视角差异，但无不首肯技术是文化进化的动因。所有文化冲突的解决最后都取决于技术的调和，技术让不同的文化更易于沟通、易于互解，从而化干戈为玉帛、互塑共生地走向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文化所具备的群体参与方式、时空共享方式都是人类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文化走向全球化过程中必需的方式与手段。就目前网络运行的特征看，网络显然难以承担电视所能承载的人类对于文化共同利益的社会责任，并难以取代电视所能带给人们的活生生的生命的直感。如电视直播对场效应的全方位公开、对各种场元素间生命联系的集约式发送。也许，我们对电视拥有过多的“怀旧”情感，所以网络的出现并不让我们理解为电视技术的停滞不前。技术的多元并进，可能会导致“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彼电视”定然不是今天的“此电视”，但电视的文化身份不会退场，在这个视角下，它必定要显示其“全球文化”的形态。
以上，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分别审视了电视文化在特定语境下所呈现出来的身份特征。这似有研究上采用“多机拍摄”的效果。事实也是如此，我们所倚重的并非哪一个“机位”，而是各“机位”间存在的关系及其共同“摄制”完成的主旨。对不同视角的逐一观照。链接成了对电视文化身份加以全方位观照的一个有机过程，其中包含了我们对电视文化理论研究的动态眼光和理论推导的有机趋向：从我们审视电视文化身份的动态眼光则不难发现，以往诸多关于电视文化身份的界说都具有一定的“相对真理”性，是相对于各自所踞的角度、层面而具有一定正确意义的静态界定。各种界说，之所以长期以来呈现出一种难以相互谅解、纷争不休的场面，即因为各种界说在自己的前提下都是正确的而在相异的前提下又都是片面的甚至错误的。这种似是而又非是的理论纷争，根本上反映出对电视文化身份长期缺乏理论认识的清醒与辩证，并缘此而走向创作实践与文化接受两个环节上的静态化片面化扭曲，诸如“是快餐”则必定粗制滥造；“是通俗”则必定媚俗无度；“是娱乐”则必定游戏人生；反之，“是引导”则必定充斥宣教；“是艺术”则必定高高在上；“是精品”则必定远离大
众等等，进而导致了对观众接受心理的迎合与文化素质的提高之间不该有的分歧与冲突。另外，我们将论述的方式作为理论研究的方法，必然使我们理论的推导最终走向“全视”，即不是用某一个视角来涵盖或取代对电视文化身份的本质认识，而是以发展的变化的有机的系统论观点，让我们的视角愈益开阔、愈益全面，进而趋近对电视文化身份全面把握的理想。虽然在整个观照过程中，我们的理论视角多次发生易位，但其中，一以贯之的解析态度与方法，已使我们对电视文化身份较全面的认识渐渐浮现：在人类社会文化生活中，电视是以全能文化形态、在实现对传统文化纵向聚合和对现代其他文化横向综合的过程中，多维度地体现出其所具有的边缘性文化本质和全球性文化趋向的一种文化类型。但是，我们的研究方法与态度所要表达的并不止于此，我们所希望表述的是对其本质认识的渐渐逼近而远远不是终结。
1.区域权威性决定开办文化节目的必要性
和众多未上星的地市电视台一样，从纵向看，昌吉电视台的媒体影响力，社会资源和平台资源基础较薄弱；但从横向看，昌吉电视台收视群体大部分是本地居民，其收视倾向于乡土气息丰富的本土文化节目。“地方地市台受地域条件限制，在传递大事要闻上没有信息优势，其重点在于依托贴近群众的地缘优势，以当地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先进文化、进行社会教育，服务地域经济，提供综合多样的实用信息。”昌吉电视台作为昌吉州最具权威性的电视媒体，是展示昌吉州地域文化艺术、风土人情、文化发展动态和艺术品位的重要窗口。开办《艺览昌吉》节目也是昌吉州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当今信息化社会里，人们除了关注大众文化以外，对本土文化的发展会特别关注。因此，昌吉电视台具有开办文化节目的必要性，其文化节目的定位和立足点应放在本土文化上，直观反映本地自然风貌和风土人情、历史内涵和文化形态，从而形成稳固的受众群体。
2.地域文化艺术基础决定开办文化节目的充分性
昌吉回族自治州是全国两个回族自治州之一，享有“观音故里”、“中国回民小吃之乡”，“新疆休闲之都”的美誉。这里以回族花儿、新疆曲子为代表的民族民俗文化在全国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中维吾尔族的塔河麦西热甫被列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还有北庭都护府遗址、康家石门子岩画等文物遗址400多处等人文和自然景观，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故事。正是昌吉州独特的文化资源和底蕴，为昌吉电视台开办《艺览昌吉》这样的文化栏目提供了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打造民族地区文化节目必须因地制宜
1.扬长避短，保持媒体平台特点
作为地市电视台，要认清自身媒体平台的客观条件，扬长避短。昌吉电视台的《艺览昌吉》节目的设计初衷就是要立足本土，靠近基层，贴近百姓生活和民风民俗，锐意创新，突出昌吉州文化文艺特色和个性，这也是《艺览昌吉》栏目的灵魂和根基所在。
2.注重选题，提升节目质量与品位
优秀的文艺节目必须包含一定的文化底蕴。对文化节目组织者而言，在提高导演和主持人的自身文化修养和提升知识储备的基础上，更要在题材和主题上下功夫。《艺览昌吉》作为一档时长20分钟的周播地方文化节目，采用演播室样式，主持人与嘉宾现场访谈、演绎并结合部分短片。目前已制作的100期节目，至少有百名昌吉州各行各业的文化艺术名人、团体做客演播室。通过《艺览昌吉》，这些名人名家被更多的百姓所了解、所认知、所认同。好的文化节目应有自己的特色，而提高节目独特性最根本的方法就是遴选节目主题。每一期的《艺览昌吉》节目设计方案始终关注昌吉州特有的文化背景。如在设计《奔放的山歌》——“塔合麦西热甫”这期节目时，节目组就特意选取新疆维吾尔族山区草原文化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塔合麦西热甫”作为节目的题材，全部选用当地的农牧民演唱，保留了“塔合麦西热甫”文化中现场即拉即唱的特质。另外，通过短片让观众更多了解演唱“塔合麦西热甫”人目前的生活状况与发展前景。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地域性的题材，但是经过精心策划、制作提炼，这种艺术上升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这对继续发掘、保护、传承“塔合麦西热甫”艺术，在活跃本土居民文化生活、维系民族精神、增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3.加强互动，提升节目影响力
随着电视媒体自身发展和新媒体的出现消解了传统媒体的权威性，受众开始倾向于希望在传播中得到更多的权利。因此，掌握收视心理也是节目策划与制作的方向，实现参与者有满足的快乐，观看者有观赛的乐趣的目的。2012年《艺览昌吉》节目制作组大胆尝试走出演播室到田间地头去，文化节目在和观众的互动中见证了文化艺术来自劳动中的美。村民们喜欢明星，更喜欢饱含浓郁乡土气息的本土文化艺术。比如《艺览昌吉》有一期《流动的舞台》——记滨湖镇新疆曲子表演队，这期节目主要突出一个主题——文化惠农，观众不但可以欣赏纯正地道的新疆曲子唱段，台上台下互动热烈，还能看到很多如葫芦雕刻以及刺绣这样出自农民之手的手工艺品。积极和观众进行互动和交流，增加了与观众之间的黏性，有效得到观众的反馈和意见。
4.励志温暖，向观众传播社会正能量
电视文化节目承担着大众传媒、公共服务角色，担负着传播社会正能量的作用。在这一理念下，2013年《艺览昌吉》栏目提出：让荧屏前的观众，通过栏目感受到各种温暖的社会正能量，感受到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从而传递人性“真善美”，感受强大正能量的目标。在播出的节目中，观众不仅可以欣赏到纯粹的音乐、舞蹈等节目，得到美的享受，还能在表演者的故事中引发共鸣，让大家感受到一股励志而快乐的能量。《艺览昌吉》介绍过因幼年患小儿麻痹症而行动不便的本土作家李建，他的长篇小说《木垒河》被称为新疆版的《白鹿原》。还有因患眼疾而双目失明的著名花儿歌手丁占刚等艺术家不畏艰苦，为艺术献身，坚持用艺术传递快乐的感人故事。这些故事一次次激励着观众，让观众在他们的艺术中感受到积极生活的一面和未来的无限美好。栏目还通过邀请部分本土明星积极参与，传播本土文化，呼唤社会爱心，这些节目的播出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彰显出《艺览昌吉》的品牌价值。
三、根植本土文化艺术打造民族文化的世界性
《艺览昌吉》开办两周年来始终秉承弘扬本土文化为己任的理念，一方面始终遵循立足本土特色，汲取本土营养，从本地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挖掘新的文化内涵，制作了一系列具有浓郁昌吉地域特色的节目，带动了更多以昌吉州为特色的题材的文艺作品的创作与生产，节目也产生了较强的影响力，受到本地观众的普遍认同。事实上，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流行文化兴盛的今天，不但没有因为地域限制而被人遗忘，反而因为当代人个性意识的膨胀刺激了民族艺术文化的创作，文化环境的开放与包容、观众对地域文化的理解和欣赏共同营造了民族文化生存的土壤，而这正如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集》中所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由此可见，打造民族地区的文化节目有其特殊之处，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需要不同的表现方式。不能生搬硬套同类节目的制作模式，而是要以展现和挖掘本土文化为目的，以区域的历史文化为背景，立足社会现实和当地观众的收视习惯及需要，策划和制作出具有地方特色和风格的文艺节目。同时，要及时认识到当下传播媒介和传播语境的改变，主动倾听观众的反馈，增加与观众互动的机会和方式，积极改变节目的形式，赋予传统艺术崭新生命。当前，在全球化的大潮之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往往体现在民族文化之中。全世界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不尽相同，但人类的本性、人类的精神是共通的。因此，作为民族地区的电视文艺工作者，面对全球化的思潮，不但应该主动迎合本土观众的收视心理需求和审美情趣，还应该致力于打造适合本土观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内容与形式，通过传承、发掘、创新让民族地区电视文艺文化节目绽放别样光彩。麦西热甫又称麦西来甫，是“聚会、场所”的意思，它是维吾尔族牧民最喜爱的一种集歌唱、舞蹈、音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形式。塔合麦西热甫也叫维吾尔山歌，主要分布在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博斯坦、平顶山、沈家沟等维吾尔族聚居地，是新疆维吾尔族文化中典型山区草原文化的象征，同时也是新疆维吾尔族文化中比较独特的一种文化现象，在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等方面均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丰富多彩的舞蹈音乐也具有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
四、结语
在“内容为王”的时代，优质文化资源内容决定了利用数字电视进行文化资源展示与服务的最终效果，而优质的文化资源内容离不开规范化的内容加工标准。
1.1内容规划文化资源的内容规划首先是确定内容选题。在进行选题时，要坚持党和国家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坚持时效性原则，紧扣时代脉搏，体现时代特征;注重社会效益，体现积极向上的思想意义;兼顾经济效益，具备市场潜力。在此选题原则基础上，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诸如古代思想家的思想著述、宗教伦理、典章制度、文学艺术、人文风俗和考古遗迹等;同时，充分利用时代资源，聚焦文化动态和区域热点。根据选题内容以及文化资源的特点，受众对象的收视习惯、年龄层次、文化程度等确定栏目的表现形式，通过专题片、电视讲坛、信息播报和文化访谈等多媒体形式呈现，构成富有活力和表现力的电视画面。
1.2技术要求根据资源内容的形式采取不同的内容加工规范，严格把控文化资源的加工，保证文化资源内容的高质量。视频节目加工，文案应保证资源介绍的专业性，语言通俗易懂，符合用户的观看心理和接受习惯。保证视频分镜头贴合主题、结构鲜明、内容丰富和介绍准确。视频节目的画面色彩要协调，给人以美的享受;配乐要音质饱满，清晰优美且符合视频主题内容;讲解配音发音正确，语速语气适中，断句合理，吐字清晰。根据《高清晰度电视节目制作及交换用视频参数值1》规定，高清数字电视的视频幅型比为16:9，分辨率为1920*1080，节目制作优选10比特编码。图文节目制作要做到文字精练，知识点准确无误，行文格式正确，控制图片的大小(无论是gif，还是jpg，大小都应该不超过200kb)，在图文混排时做到美观大方。
1.3内容审核内容审核是保障数字电视节目质量，规范数字电视服务流程，提升用户体验度的重要一环，因此，必须掌控好文化资源的内容审核。数字电视内容的制作，必须建立在健全的内容管理制度、审核制度之上，播放和的内容服务须符合广播电视节目管理相关法规、规定的各项要求，并取得著作权人的相关授权。数字电视开通的服务功能须征得相关管理部门的许可。根据1997年颁布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2》规定，禁止制作、播放有下列内容的节目:(1)危害国家的统一、和的;(2)危害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3)煽动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4)泄露国家秘密的;(5)诽谤、侮辱他人的;(6)宣扬、迷信或者渲染暴力的;(7)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播出的节目内容。除此之外，内容审核还要重点审查以下内容:(1)有无其他明令禁止播出的节目内容;(2)有无可能误导舆论、引发社会矛盾的节目内容;(3)节目内容是否符合栏目定位的要求;(4)是否取得合法版权和播映权;(5)是否达到播出技术指标。
2展示设计规范
良好的交互电视界面展示，不仅可以使电视界面美观而个性，更能实现人机交互操作舒适、便捷、自由的特点。为提高数字电视文化资源的展示与服务效果，必须加强展示设计方面的规范。
2.1界面规划为呈现清晰美观、交互性强的电视界面，需要对整个电视节目进行合理规划，主要包括对整体显示区域、图形、按钮和文字等模块进行合理设计。为保证界面显示完整稳定，需将显示区严格控制在电视窗口尺寸内。显示区的结构布局要考虑用户的交互便利和使用习惯。按钮的图形设置要清晰分明，一目了然，按钮的位置要保持一定的排列顺序，避免给用户带来困惑。比如说，通常翻页键排在最左端，帮助键排在最后，其他按钮按照功能和使用频率由左至右排列。文字的字体与字号应根据栏目层级有所区分，对导航文字、标题文字与内容文字做出明确区分。
2.2模板应用电视节目内容丰富，需用模板对内容进行统一规范和设计。模板的设计与制作应遵循以下原则:每个页面上的信息内容不宜过多，信息量大的图文页面可进行分页设置，控制在3页内为佳。页面编码要尽量精简，推荐采用＜div＞标签为主的布局方式，减少不必要的属性和标签，Javascript脚本要精简算法，用尽可能少的代码完成所有功能的实现。分析源文件图形，了解图形的逻辑结构;从应用框架、逻辑到页面颜色、主题以及程序实现等方面对PSD进行评估;统一制作手法，在制作前定好页面元素的制作方式;页面上带共性的元素位置(如导航文字、logo、栏目标题、提示灯)最好用层定位统一。
2.3色彩运用良好的界面显示离不开色彩的合理运用。页面主题文字颜色应当选用便于用户观看的颜色，尽量选取保护色，减少用户长时间观看造成的视觉疲劳。颜色运用方面应做到以下几点:一个栏目只使用一种交互颜色;交互按钮的颜色和文字链接的焦点颜色要一致;链接颜色一律在模板＜body＞中添加相应的链接颜色代码，避免文本颜色跟焦点颜色冲突，焦点使用反差较大的颜色;尽量避免大面积的渐变色，暗色底优于亮色底;相邻色块对比不宜过强;注意文本颜色和背景颜色搭配，以免造成显示闪烁。
3服务管理规范
建立完善的服务管理流程，将为数字电视服务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提高各流通环节的运转效率和服务质量。因此，有必要对服务管理进行规范。
3.1版权管理基于数字电视的文化资源的版权管理主要是数字版权管理。数字版权指各类出版物、信息资料的网络出版权，可以通过新兴的数字媒体传播内容的权利。涉及版权管理的数字资源类型主要包括:自建资源、外购商用资源、缴送资源、交换资源、受赠资源和征集资源等。对文化资源服务进行管理和维护，需要解决在展示和服务过程中涉及的版权管理问题，对不同的资源类型，采取不同的版权使用办法，文化资源从制作到整个流程环节，层层审核，确保资源使用无版权纠纷。自建资源在数字化加工时需明确版权问题，加工完成后明确标注信息资源的版权状态;外购商用资源和受赠资源应在合同中明确使用权限、使用方式等事项;缴送资源、交换资源应在相关协议中明确规定使用范围、使用方式等事项;征集资源需在征集过程中明确版权归属，获得版权人或版权持有人的授权。只有符合版权要求的节目资源才能进入传输平台，运营方在接收到资源后进行审核、管理和存档，只有符合版权要求的节目才能进入审编播流程。通过在版权管理模块中设置节目的版权信息关联、到期提醒等对节目进行版权管理，确保到期节目按时下线。
3.2运行管理数字电视服务的顺利运行离不开资源提供方和运营方各司其职，通力配合。畅通资源传输渠道，保证资源快速流转。资源提供方与运营方明确传输渠道和备用方案，资源提供方按时向运营方提供符合展示需求的资源内容，运营方须及时接收并转入相关审核流程，确保资源的正常高速流转。加强技术支持力度，保证服务平台的正常高效运转。运营方提供文化服务资源展示项目的媒体平台，为适用于该媒体平台的文化资源内容展示提供技术研发力量和维护保障，保证服务渠道的畅通。加强运营数据分析，建立动态运行调节机制。运营方根据服务展示应用核心功能设定统计数据指标，建立运营数据统计系统。根据交互应用运营数据进行定性及定量分析，评估服务与展示应用的用户认可度，为服务与展示项目的进一步优化及调整提供依据。同时，双方根据用户使用行为和服务项目的开展情况，通过加大宣传推广力度、丰富资源内容、功能优化等多种方式来动态调整运行方案，以规范化的调节机制来提高用户关注度与使用率，保证服务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
3.3维护管理维护管理主要涉及到系统设备维护、内容维护和用户反馈三个方面。加强系统设备维护管理，保证系统设备的正常运转。运营方负责相关服务器、传输设备与播出终端等软硬件系统设备的检查与维护，资源提供方则应在资源加工制作、资源传输和备份等环节设计的设备进行检查和维护。在内容维护方面，定期进行内容更新，对已更新内容进行排查与定期检查，确保资源展示与服务的效果。在用户反馈方面，畅通用户反馈渠道，加强与用户的互动交流。定期进行用户群体的行为习惯与兴趣调查，以及用户使用反馈调查。重视反馈数据的分析，及时对用户诉求进行反馈。
4结语
关键词：切入点，网络整合，广电网创新，NGB的转变
“三网融合”是指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在向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下一代互联网演进过程中，其技术功能趋于一致，业务范围趋于相同，网络互联互通、资源共享，能为用户提供话音、数据和广播电视等多种服务的一种新体系。
综观“三网融合”精神，最主要的切入点就是要加快推动广电、电信业务的双向进入。论文写作，切入点。也就是广电、电信企业按照国家广电总局“三网融合”总体方案中明确的双向进入的业务范围，开展相关业务。其中IPTV、手机电视的集成播控业务由广电部门负责，宣传部门指导。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要做好IPTV、手机电视集成播控平台的建设和管理；国有电信企业在广电部门的监管下，可从事IPTV传输和手机电视分发服务。
显而易见，随着政策和体制的理顺，广电网的核心—有线电视网络必将在“三网融合”中发挥主导作用，而电信网在广电部门的监管下，从事相关业务。有线电视网有着其它网无法替代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途径便捷，有线电视网从自己的传统的视频传输业务出发，通过双向化改造和业务平台的搭建，实现对数据和话音业务的承载,不仅可以在家庭拥有量最大最普遍的电视机上，而且还能够在多屏(电视机、手机、电脑)之间实现业务切换；其二，信息权威，有线电视网络是党和政府宣传舆论和信息传播的主阵地，是政策法规、公共信息的权威传播者，具有公认的信息公信力，拥有保障信息的正确性、权威性的体制和机制，由有线电视网络主导的三网融合在信息服务提供、利于各行各业和个人有效使用信息方面具有独天得厚的优势；其三，安全可控，不同于电视网和计算机网等其它基础网络，有线电视网是独立、安全的网络体系，从建网之初就被赋予了极强的政治属性；其四，内容丰富，依靠广播电视播出机构雄厚的音视频资源，通过内容和服务的集成和分发平台和海量的媒体资源系统，充分发挥广电内容服务的优势。
广电网虽有独特的优势，但就“三网融合”后的全新一代互联网还需进一步完善和提升，目前有个别城市真在试点，但大多数特别县级城市还应加强和加快网络建设的改造和统筹规划，重点是加快有线数字电视网络建设和整合，推进有线电视网络数字化和双向化升级改造，就国家管理部门加紧培育和建立合格的市场主体，从而组建国家级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实现全国有线电视网络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营、统一管理，构建适度竞争的产业格局。论文写作，切入点。为了迎接三网融合，零散分布在国内各地的网络需要整合起来。
广电网要进一步强化网络信息安全和文化安全监管。要把确保网络安全、文化安全贯穿于“三网融合”的全过程，要做到同步同进、并重并举。按照属地化管理，谁主管、谁负责，建立健全相关安全监管机构和技术监管系统，落实网络信息安全和文化安全管理职责。广电主管部门要将IPTV、手机电视业务纳入安全播出和行业管理范围，切实加强监管。论文写作，切入点。
同时切实推动产业发展，要创新产业形态和市场推广模式，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加强信息技术产品研发和制造，加快建立适应“三网融合”的国家标准体系。
随着数字化，网络化等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三网融合”的步伐明显加快，广电要利用“三网融合”的契机，加快改革步伐，进行机制体制创新，充分运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媒体传播能力和影响力，积极发展新兴媒体，满足各类终端和用户对广播影视的需求，牢牢把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使广播影视赢得用户，赢得市场。论文写作，切入点。
广电网要适应“三网融合”后的新体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创新：
（1）技术创新，就是改造现有的网络，建设下一代广播电视网（NGB）；
（2）体制创新，就是通过组建的国家级网络公司来打造适应“三网融合”的运营主体；
（3）服务创新，就是在内容方面要开发多种业务形态。
下一代广播电视网（NGB）是多个层面的，它不光是一个网络的技术和物理的转变。论文写作，切入点。它应有以下六个方面的转变：
（1）在网络方面要加快升级改造推动广电网的传播方式，从过去的模拟单向传输向数字双向互动转变，往宽带化、双向化、全程全网方向发展；
（2）在业务方面克服过去的互联互通不足、开放性不够，往开放化、共享化、联通化方向发展；
（3）在终端方面要克服过去网络分散、规范不统一的问题，加强网络的支持，向具有互相跨平台的多种终端、多种接入、标准化、智能交互化方面发展；
（4）在用户方面要转变过去的单一服务方式，向市场化、多样化的综合服务转变，满足用户的个性化、多层次的需求；
（5）在运营方面要完善广电网的体制机制，要从小规模分散经营向集约化、规模化方向发展；
（6）在管控安全方面最终实现在内容、业务、网络上可管、可控、可信的网络。论文写作，切入点。
下一代广播电视网（NGB）的建设要在上述六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提高。建设下一代广电网要达到的目的：形象地说从用户的角度来讲它可以跨区域、跨网络、跨平台、跨系统去获取他想要的内容和信息，通俗的讲就是在全国的广电网上建一张互联网。
综上所述，广电网有了以上准备，“三网融合”新体系或称更广阔的新一代互联网就此形成，对于促进信息和文化产业发展，提高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水平，拉动国内消费，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的生产、生活服务需求，具有重要意义。此时广电产业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必将有质的飞跃。
新媒体时代节目主持的新探索、新对策
如今，我们已进入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数字新媒体时代，以微博为代表的新的传播媒介异军突起，无疑使传统媒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媒体的主持人如何适应新媒体时代的要求，如何适应新媒体环境下转型的需要，不断提升自身修养与能力，是摆在每个主持人面前的新课题。
一、探讨微博新时代现状、发展趋势及传统媒体转型的研究。上海台李志毅撰写的《新媒体环境下广播转型发展研究》和山东台王英、刘何雁撰写的《网络春晚，基于新媒体对春晚的反叛与合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前文通过PEST分析法对三大传统媒体之一广播的生存发展环境进行分析，并对比全球不同地区广播的创新趋势得出结论：由于互联网的普遍存在，地方广播应以品牌性内容为特色，走网上网下相结合的发展之路。新媒体发展既潜移默化又革命性地影响着媒体生态环境。
后文通过对十年“网络春节联欢晚会”的梳理，尤其是对网络春晚发生、发展的原因和美好特征的具体分析，指出在三网融合的背景下，网络春晚是对央视春晚的补偿和反叛，但是当新媒体不足以支撑和构成门面的时候，网络春晚在博弈过程中出现了合流和融合的趋势，即网络春晚越来越像央视春晚，央视春晚也越来越多借鉴网络春晚。
二、探讨“微时代”主持人的责任与主持工作特点的研究。河南台刘颖在《新媒体时代主播的责任》一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遇到新媒体，给话筒前工作的人带来了什么？文章认为新媒体的出现“不仅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很多时候还引导着我们对社会的认知，甚至左右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我们不得不承认新媒体较传统媒体更加具有渗透力和影响力。”论文从公信力召唤需要电视新闻主播承担的责任——为受众传播正能量，更好地保持媒体的公信力；从正确的引导舆论需要电视新闻主播承担的责任——大力弘扬“真善美”，充分体现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从主播应承担的责任——社会责任、历史责任、道德文化责任等几个方面作了深入论述，颇具现实意义和指导性。
又如上海台卜凡撰写的《“微时代”电视新闻节目的新特点及主播的工作技巧》和陕西台罗宁撰写的《广播媒体微博实践研究》，分别从不同视角论述了广播电视传统媒体的主持人如何顺应“微时代”的变化发展，应采取的策略，颇有针对性和现实指导意义。前文通过节目多样化增强节目灵活性；增加记者现场报道，主播把控直播连线；微博成为平台，主播应该使用微博等几方面内容的论述，提出了电视新闻节目创新的新思路，为主播应对新形式、新情况总结出了具体可行的方法，并指出新闻主播不仅是微博的使用者，更是电视新闻节目改革的尝试者、先行者。论文对当今主播的实际工作及其运作开拓，无不具有借鉴与启迪意义。后文作者在结合微博传播特质的基础上，思考如何更好地借助微博平台进行各项任务的拓展。论文着重阐述了微博对广播的五大价值，即利用微博发现新闻线索，完成采访报道，实现有效互动，借助微博实现自我宣传，延伸广告客户影响力。如何巧妙运用广播媒体运营微博的三大法宝，即内容为王、形成特色、人情互动，充分使用传统媒体的想象空间，在前进中摸索、借鉴和创新，正确应对互联网给传统媒体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使得广播媒体在新的环境中有所建树。
三、主持人如何面对新媒体挑战进行应对的研究。如甘肃台李争艳撰写的《主持人如何应对微博、微信、新媒体的挑战》和陕西台马涛、王笑涵撰写的《置身“微时代”，掷声做营销——广播媒体的微博营销策略》。前文在阐述新媒体为传统广播发展带来契机和对传统广播影响的同时，着重论述了新媒体对广播节目主持人素质能力的挑战。论文结合作者的主持实践，提出主持人应充分利用新媒体的特点，加强个人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并总结出了自身的经验体会：主持人应正确把握节目导向，做好节目的“把关人”，主持语言应与时俱进，应借助新媒体提高影响力。后文着重论述了广播媒体的微博营销策略，作者从维护陕西广播微博的经验出发，认为广播媒体微博账号的维护，应该贴合广播这种声音媒体的特点，认真使用好以下三大利器，即谁说的——着力放大名人效应；说什么——着力受众想知道的信息；怎么说——着力研究表达方式和沟通技巧。文章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打造品牌广播是广播媒体营销策略的根本。
通过新媒体时代节目成功个案的透视，提出创新创优节目的新构想、新思考。新媒体时代的节目要出奇出新，要打造品牌，必须紧扣新时代的特点，充分运用新媒体的优势，方能使节目如虎添翼。涉及这方面内容的论文有陕西台刘昕、刘临安的《浅谈广播媒体与网络新媒体的融合——以2011年金话筒获奖作品为例》；上海台王爽的《广播播客节目的探索——以东广新闻台〈今天我播报〉节目为例》，太原台张一帆、周小刚的《法制频道主持人的综合传播策略研究——在民意的传播中完成普法教育》，北京顺义台直守诚的《广播陪伴节目：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这些论文共同点就是出现一个“新”字，选题新、视角新、观念新，紧紧抓住新节目的新亮点，提出新思考，给人以新意与启迪，为创办新媒体时代品牌节目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与启示。
其中，《浅谈广播媒体与网络新媒体的融合——以2011年金话筒获奖作品为例》从广播秒杀与网络媒体融合的大胆尝试的视角，深入探讨了《优优秒客族》获得成功的奥秘，透过时下网络购物常用的“秒杀”方式，将广播的“热线答题”和网络的“秒杀”两个元素提炼整合，创造性提出“广播秒杀”，从而使“广播秒杀”成了广播节目的全新形式，达到了1+1>2的传播效果。论文不只是停留在分析节目层面上，还进而提出了广播与网络联姻的几点冷思考，提出了广播与新媒体未来深度融合的新设想，从而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更好融合探索出一条更为宽广的新路子，意义不寻常。
同为广播节目研究，《广播播客节目的探索》一文对新媒体时代广播播客节目产生背景、特点及发展前景进行了分析探讨。认为“广播播客”节目的出现是形势所趋，该类型的节目打破了传统广播新闻节目专业化播报模式，听众由被动收听的角色变身为主动播报角色，可亲自报道所见所闻、所想所悟。这种以广播播客方式运作的节目类型增强了广播与受众的互动，是一种前景看好的广播节目新类型。
新时代主持人素质与能力的新解析、新构建
关于节目主持人素质与能力的研究，既是个老话题又是个新话题。说是老话题是因为它伴随着我国节目主持人的诞生、兴起到发展，始终是业界学界十分关注的研究课题、热门话题；说是新话题是因为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主持人的功能作用不断嬗变，加之受众的审美情趣欣赏水平不断提升，必然对主持人的素质能力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参评论文中，有不少是关于主持人基本素质论述的，老话题也充满新意，从一个新高度、新角度与重新审视、梳理、阐述主持人的基本素质，同样给人启发。
天津台刘涛的《广播电视主持人如何让节目“声入人心”——浅析主持人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江苏台朱玉华、丁宏的《“全能型主持人”生成之道》具有一定代表性。前文以“素质”为灵魂，以“声入人心”为坐标，提出观点与思考。论文从主持人的政治素养、人格魅力、文化修养、语言功底四个方面进行论述，认为“主持人的素质是多方面的修养和实践的集中表现。”文中指出“政治素质是前提，是一切工作的保证”，在新媒体时代主持人要不辱使命，肩负起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神圣职责，强调人格魅力和语言修养的重要性，要使主持的节目做到“声入人心”。后文两位作者将“全能型主持人”的概念置于时代与社会的坐标上，置于时代与传媒发展的制高点上，置于个体与媒体的交叉点上，梳理了中国节目主持人发展轨迹，论证了“全能型主持人”产生的必然性、必要性，以及“全能型”的内涵、外延等，并从个体、媒体两方面阐明了塑造“全能型”主持人的条件、路径。作者在文中还就节目主持人“全能型”涵盖的内容提出看法，即语言表达能力、节目驾驶能力、采访写作能力、策划编辑能力、艺术鉴赏能力、理论研究能力、协调组织能力。
参评论文中还有针对微博新时代特点对主持人应具有的素质与能力提出新要求、新构想、新对策研究的。
如浙江传媒学院王一婷撰写的《微博舆论中主持人信息素养能力的缺失及对策研究》和甘肃台张彦撰写的《多媒体环境下电视主持人素养提升的关键》。王一婷结合微博时代特点的分析，阐述了主持人作为信息传播者，应该着力培养信息素养能力的必要性。并结合现状指出了微博舆情中主持人信息素养能力缺少的几个方面，即信息意识与态度的缺失、信息策略方法的缺失、信息伦理道德的缺失。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一、主持人要培养高效熟练地评价、选择信息的能力；有序地归纳、存储、快速提取信息的能力；二、主持人要学习、培养和提高个人合理创造性表达、使用信息的能力；三、主持人应着力培养高度的道德情感以及法律意识的社会责任。在微博新时代，着力培养主持人的信息素养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因为它可以在传播信息过程中理清头绪、辨别真伪、积极合理引导信息舆论方向，可以起到引导舆论健康发展，确保舆论导向的正确。这几点行之有效的培养对策，颇有指导性和现实意义。
张彦一文以新媒体时代的巨大挑战和冲击为背景，针对传统的电视主持人如何提升素养，寻求更大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从知识功底、思辨特质、文化品味、品牌气度、和谐传播等五个关键点进行深入探讨。论文立意新颖，层次分明，条理清晰，论述深入，针对性强，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初步地阐释了文化、影视文化与“卫视”台标及中国卫视台标设计等相关概念的内涵，并就中国目前卫视台标设计的情况作了一个批判性的剖析，最后着重探讨并指出了中国卫视台标设计的必然之途，即中国卫视台标的设计只有燃起文化之火才有可能点亮世界影视星空。
影视文化的兴起是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中国影视文化是伴随着世界影视文化的发展而产生的。这就注定了它要面临机遇与挑战的双重考验。英国于1936年建成世界第一座电视台，随后各发达国家纷纷兴建电视台，世界影视文化的发展也随之开始蓬勃兴起。相比之下，中国的影视文化有点姗姗来迟。中国最早开始播送电视节目是在1958年。尽管如此，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卫星转播技术的运用，中国卫视的发展开始呈现出一片雨后春笋之势。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影视文化的迅猛发展。于是，作为影视文化点睛之笔的中国卫视台标的设计，也逐渐受到各方面的重视，显然，这是中国卫视台标设计所面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然而，在面临这种机遇的同时，来自卫视台标设计内外的文化挑战却不容忽视，这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卫视”台标设计的“模仿性”太强，缺少应有的原创性。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是最早运用台标的官方电视台。其“台标”原有两套，一套是以“（中国）中央电视台”英文单词的首写字母“C、C、T、V”为元素的变形，它组合成两个椭圆形轨道交叉环绕的“X”视觉图形，因种种原因，现在已很少使用。另一套为单纯的“（中国）中央电视台”英文单词的首写字母“CCTV”字体设计型组合，目前还一直在使用。也许是（中国）中央卫视的权威性所致，类似手法的设计，成了众多地方电视台或省、市级卫视台标设计的范本。如重庆卫视的台标设计，前一段时间就曾备受争议。
二是“卫视”台标设计的“文化性”太弱，缺少品位。如前所述，由于台标设计的“模仿性”太强，造成只注重形式的“模仿”，而忽视了它也是“有意味的形式”，或者说是“有意味的符号”，卫视台标作为文化传媒之眼，如果其自身都缺少文化的精神，甚至显得过于浅薄，就很难让它成为世人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历史上，能够代表基督教、佛教和道教文化的标志，非十字架、万字符和太极图莫属，其中的太极图甚至还成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所以有学者指出 ：“太极图是真正能代表中国文化特质的符号，人类世界能与之相比的符号，是佛教的‘’（万）字符和基督教的十字架。将一个民族的思想、哲学、宗教、科学统一于一个符号中予以表示的，只有中华民族的太极图。”而卫视台标设计的“文化性”太弱，同时也失去了应有的识别性。
三是“卫视”台标设计的“民族性”太弱，因此也缺少应有的世界性。如前所述，由于台标设计的“模仿性”太强，而“文化性”又太弱，这就必然造成“有意味的形式”的缺失，进而在所谓的设计的“国际化”下，造成设计民族性的虚无。
如前所述，中国卫视台标的设计，在面临机遇的同时，还面临着来自卫视台标设计内外的各种文化挑战。那么，中国卫视台标的设计，又该何去何从呢？为了让卫视台标真正成为世界观看中国的窗口，不少国内设计师已经在台标的设计实践中努力地探索着。
最初的中国卫视台标设计，多采用纯文字型设计。实际上这类台标几乎是没有进行"设计"的文字说明性标志设计。而今，挖掘主题文化，宣扬各地人文特色的设计思潮成为主流。如湖南卫视的"外鱼内米"形象即是如此，其标识简洁而富有深刻的地域特点，与此同时以“快乐中国”为办台宗旨，使其成为地方电视台的杰出代表。据央视索福瑞公司的数据， 2005年全国卫星频道收视排名，湖南电视台位于中央一套、八套、三套后，排名第四，得到了较好的形象提升。
此后，较为流行的卫视台标设计是文图综合型设计。这种文图综合型的卫视台标可细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文与图的单纯组合设计，即纯图像加纯文字说明，如中国教育电视台原来的“绿树形象结合CETV”等即是这样。 第二种是以图为主，以文为辅的设计。如广东卫视的台标，以英文 "TV"为基本要素，通过适当而巧妙的变形处理，其主体组成一个字体粗犷的"广"字，同时又构成轻盈并具动态的拼音首写字母"G"，图下配以"广东" 二字，显然这比第一种更具特色和识别性。第三种是图文一体化设计，文即图，图即文，图文浑然一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台标最具创意性，其难度也最大，它集纯文和纯图的二者之优点，同时又比单纯的文图结合与图为主、文为辅的形式更加精炼和视觉化，并有其自身的可视形象，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在目前中国省级地方卫视中，山东卫视的台标堪称是中国卫视台标中的优秀设计之一。具体而言，它以"山东" 两字的汉语拼音首写字母"S、D"为元素，通过变形和处理，组成一个“山”字的草书体视觉形象，使其既具有国际惯例性的可识别性和标志性，又具有浓郁的鲁汉文化气息。与山东卫视类似的还有四川卫视台标设计，不过，与山东卫视台标稍有不同的是，一方面它以"四川"二字的草书体为要素，再稍作变化而成一个极具动感的视觉形象，其创意性与文化品味不在山东卫视台标之下 ；另一方面，又在其下配以"四川电视台"的汉字说明，显然，它充分考虑到国内的普及性和国际化趋势的标志性和识别性。
此外，最值得一提的是黑龙江与河南卫视台标设计，它们分别将中国图腾文化的观念融入到可识别性符号的设计当中，这是很难得的事。
相比之下，要想真正成为走向世界的设计艺术，那么，对于中国卫视台标的设计，文图综合型中的文图一体化的台标设计理念，特别当将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设计的文图一体化观念，应当是目前国内各家卫视进行台标设计时所首先应该予以重视的。
参考文献
电视广告的特点
电视广告是企业宣传产品、服务、文化以及概念的主要途径，是广告的主要形式之一。其运用语言、声音、动画等综合的手段向观众传递相关信息，主要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媒体特点
声音语言和图像语言是电视广告的主要传播通道，其主要的特点是声像并茂，这也使得电视广告成为大众媒体中独具优势的媒体，电视广告最大的优点在于直接信息与间接信息的双重输出。
2.传播特点
电视是我国最庞大的大众媒体，是一种线性结构，按照时间顺序播出。观众在收看电视广告时，中途中断就不能够接受到全部的信息。这与传统纸质媒体以及互联网媒体有很大的不同和差距，这种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电视的收看效果。
3.内容制作特点
电视广告具有视觉冲击和反复播放的特征，这也决定了电视广告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电视广告的发展。电视广告播放的时间限制使得在制作中，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吸引消费者的注意，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电视广告的商业目的。
对消费文化的影响
以电视广告为代表的大众媒体是消费文化影响因素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在信息化的时代，大众媒体已经成为引领社会消费的主要力量。一方面，电视广告对于丰富消费文化的内涵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今天，电视广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正确消费价值观念的形成;另一方面，电视广告的商业特性使得电视广告的内容可能出现虚假信息，对消费者的正确选择产生负面的影响。
1.对物质层面的影响
电视广告能够影响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选择。电视广告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众多的消费信息，通过精心的制作为消费者传递商品信息、企业文化以及品牌等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消费者选择商品的时间。
从积极的意义来讲，电视广告促进了市场信息的快速传播和信息交流，推动了潜在消费市场的开发和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另外，电视广告可能会给消费者传递误导信息，为消费文化注入各种不健康以及不理性的信息，这就会对正确的消费价值观和消费行为的养成产生负面的影响。
电视广告在为消费者提供商品信息、企业文化和品牌信息的同时，也传递了科技、就业等关系到民生发展的各种信息。消费者通过各种电视广告信息选择对个人最为合适的商品和品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电视广告对消费文化中物质层面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这种导向作用是正效的，能够提高消费者选择商品的理性认知，养成正确的消费价值观，提高消费者的文化品位。
2.对观念层面的影响
从本质来讲，电视广告传递的商品信息和品牌信息不仅是电视广告信息的表面现象，更多的是一种潜在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以及社会准则等观念层面的信息。电视广告通过各种消费信息的传递和价值观念的传播，来引导和改变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行为，同时也能够促进消费者文明的生活观念和消费观念的养成，影响整个消费群体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首先，对消费价值观的影响。电视广告的外在刺激因素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影响消费者的价值观念。一般来讲，电视广告制作方在制作过程中需要迎合广大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以及消费偏好，但这并不会掩盖电视广告的引导作用。电视广告通过激发潜在消费对象的消费行为，将潜在消费转变为实际消费，满足消费者的诉求和消费欲望，影响消费群体的消费价值观念。
其次，对消费心理的影响。在消费文化中，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是随着市场的不断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其很容易受到电视广告的影响。电视广告通过“鲜活”的形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广大消费者的心理戒备，通过宣传企业所倡导的消费观念来影响消费者的心理。电视广告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消费者心理的麻痹和虚幻，进而实现深度刺激消费者心理的目的，进一步改变消费者的消费观念。
第三，对消费方式的影响。电视广告制作者根据一定的消费知识制作具有指导性的电视广告，向消费者传递科学、合理的消费信息，引导消费者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制定消费与积累的比例，逐步提高整个社会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消费者通过合理的消费选择，避免“高消费”导致的资源浪费。因此，电视广告可以对消费方式产生正面的影响。
当然，电视广告也可能通过宣传，诱导人们无休止地追求电视广告所传播的消费，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和强化消费者的虚荣心，产生奢侈消费行为，导致在消费方面盲目跟风。
总之，电视广告对消费文化的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前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正确的消费观念，培养正确的价值观，促进社会大众生活质量的提升;后者会导致虚幻消费和盲目消费，对消费文化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在电视广告中，要积极发挥电视广告对消费文化的正效影响，避免电视广告的负面影响，这就要求电视广告制作者在电视广告的制作过程中，实事求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以及产品的真实特点，传播有利于健康消费文化发展的信息，营造良好的文化空间。
参考文献：
①杨靖靖：《对事件媒体“借势”：中国体育用品电视广告创意内容策划的分类与效果分析》[D]，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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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李文诠：《广告创意的灵魂是先进文化》[A]，《用文化提升企业竞争力――陕西省首届企业文化研讨会论文集》[C]，2009年
1.选题的依据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高度关注和重视文化产业体制改革问题。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四中全会连续研究了类似问题。中央这样关注和重视传媒产业体制改革的情况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这是加强领导的最充分体现，是对中国传媒事业发展最鼎力的支持。
南宁的广电总局的体制改革也在这个大的范围内跟上时代的步伐，但是在改革进程中也遇到了些问题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变则通，通则久。”在努力“变”的过程中，及时的回顾过去，总结经验，是极为重要的。如今，集团化改革、数字电视、频道制改革、扁平化管理等等新想法、新举措不断出现，如果不能了解自身，很容易就陷入盲从跟风的陷阱里。因此，本文希望能在众多的改革思路面前冷静分析南宁广播电视事业的历史和现状，清醒的选择正确的前进方向。
2.参考文献
1.陈亚军.地方广电媒体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探讨[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5）：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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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陆小华.整合传媒—传媒竞争趋势与对策.中信出版社，2002
8.黄勇著:《广播影视发展改革宏观思考》，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9.喻国明著，《中国新闻业透视:中国新闻改革的现实动因和未来走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一版
二所选论题在当前学术界研究状况
2000年，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广播电视集团化发展试行工作的原则意见》文件。由此，中国广播电视行业开始了“以省为单位组建广播电视集团”的产业化改革。当人们把主要的目光都放在中广、上海文广这样的大集团身上的时候，省会城市广电及地市级广电也正在努力寻求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这些地方广电，相对于省级、国家级广电来说，实力较弱，受到的限制更多，它们在有限的地域内播出，要面对省级、国家级广电的竞争，无论从资金上，还是资源上都处于劣势。在市场逐步放开的过程中，境外实力雄厚的媒介集团正通过各种形式渗透到国内市场中来，虽然还只是“一丝小风”，但因为有强大的资本做后盾，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广电媒介的体制监管、政策建设、价值理念和技术形态正在经历着最激烈的历史性转型,一个朝向适度的市场经济和公共传媒的改革正在进行。
目前，国内理论界对于我国广电行业产业化的整体研究著作相当多，但是针对地方广电产业发展的论文、著作却比较少。
这方面的论文有黄升民、任鹏雁主编的《中国区域性广电媒介产业的生存与发展—透视淄博广电现象》，张鲁闽、陈桂林主编的《集团化:城市电视新闻的对策》。
方轶的硕士论文《地方广电产业发展之路初探——以南京广播电视集团为例》中结合个案分析，从当前地方广电业的业内与业外环境入手分析广电体制改革的现状，并结合南京广播电视集团这个实际的例子，给地方广电未来的产业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他提出现在现阶段实力还比较薄弱，竞争力不强的地方广电，提出在某些方面可以采用的策略。
郑州大学的硕士论文《河南省广播电视产业发展创新研究》结合河南广播电视业的实际，从宏观的理论层面深入探讨了广播电视的产业性质、管理体制等问题，并从微观的操作层面，对广播电视的内容、经营如何创新提出了作者的看法。
中国农业大学的王莉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电视产业化研究——以湖南广电产业化历程为例》中，通过对湖南广电产业化这个个案进行分析，选择小的切入面，结合电视产业经营实例和当前面临的现状，得出我国电视产业经营的可行性分析结果，对电视产业未来发展的基本态势做出科学预测。最后，她基于理论和实证的分析，有针对性地结合国情对中国电视产业的发展，在思维和管理模式、生产和经营模式等方面提出可行性建议和发展策略。
在研究地方广电体制改革方面的论著比较少，还有待于专家学者给予更多的关注。
三选题理由
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30年，也是我国广播电视媒体体制机制不断改革创新的30年。1983年，中央37号文件发出以后，全国掀起了“四级办广播电视”，地方市（地）、县（市、区）级电视媒体应运而生。
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广电总局已不再批准组建事业性质的广电集团，只允许组建事业性质的、管办分离、政企分开、政事分开、规模运营的广播电视台或总台，已经组建了的也要按要求进行拆分。这就为地市级广电下一步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近几年，中国的媒体改革的确已经走得相当远，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是存在于媒体产业中的体制性、制度性与结构性问题仍然相当突出，这些因素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媒体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从目前各地方电视媒体运行的总体情况来看，在体制机制上仍然暴露出若干不足和问题，有的已形成制约广电新闻宣传质量的提升和产业发展的瓶颈。二地方广电传媒的体制改革之路由于经费、人才等因素更显困难，本文结合当前我国地方广电媒体的体制改革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南宁广电媒体的体制改革的现状与存在的文艺，作一些粗浅思考。
四论文结构、基本观点及主要内容
1.论文结构
第一章绪论
第二章地方广电媒体改革的现状
1.地方广电媒体的基本情况
2.地方广电媒体现状之喜
1.2.1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己成为共识，并在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进行尝试
1.2.2内部管理和运行机制以人才为本，实行企业化管理
1.2.3舆论宣传和节目生产上以受众为本，力求形式多样
3.地方广电媒体现状之忧
1.3.1节目制作能力不足，频道整体策划能力有限
1.3.2外部竞争日趋激烈，竞争意识不足
1.3.3高素质人才缺乏，人员培训机制不健全
第三章南宁广播体制改革的启示
1.南宁广电体制发展现状
3.1.1南宁广电的经营现状
3.1.2南宁广电的管理现状
2.南宁广播体制改革的启示
第四章健全地方广电媒体进一步创新改革的构想
地方广电顺应国家广播电视体制改革的趋势，实行产业化发展己成必然。各地方广电有充分认识自身特点，才能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地方广播电视总体上来说，受到地域的限制，覆盖面有限;受到政策的限制，施展空间有限;受自身实力的限制，各方面竞争力也有限。但地方广电也占据了“地利”、“人和”的优势，在对受众的亲和力方面是中央、省级广电无法达到的。
1.建立长效的学习、培训、用人机制，继续深入开展各种学习教育活动
2.坚持以岗定酬，以件计薪，薪随岗变，建立岗位薪酬机制
3.建立健全职能管理部门的组织保障和后勤保障机制，强化为节目生产和创收一线服务
4.建立奖励激励机制
5.跨地区联合购买制作节目与低成本自制节目相结合
6.必须进一步创新地市广电机制改革，确保转换既“换汤”又“换药”
第五章结语
地方广电面对这么多实力强大的竞争对手，只有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开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第六章参考文献
第七章致谢
基本观点
中国地方广电，包括省会城市广电和地级市广电，相对于省级、国家级广电来说，实力较弱，受到的限制更多，它们在有限的地域内播出，要面对省级、国家级广电的竞争，无论从资金上，还是资源上都处于劣势。面对这么多实力强大的竞争对手，地方广电只有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开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南宁广电集团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占据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自身得到很大的发展，其改革经验可以给其他地方广电以启示。笔者通过对南宁广电集团现状和地方广电整体现状的客观分析，发现地方广电集团的个性特点和问题。
我现任鸡东县广播电视局副局长、电视台台长，负责鸡东电台、电视台的新闻宣传工作。1989年7月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本科学历，文学学士学位，主任编辑。参加工作十六年来，始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业绩突出，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发挥了应有作用，是当地新闻宣传的业务骨干，多次获得省、市、县级的各种奖励。
四年的大学学习，使我自觉地接受了党的理论、文化知识的熏陶，因而具备了较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理论水平。工作十六年来，我将满腔的政治热情付诸我所深爱的新闻实践工作中，无论是从事记者、编辑工作、战斗在新闻采访第一线，还是负责广播电视的组织把关以及两台的宣传工作，我都能把握正确的新闻舆论导向，坚持党的“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积极主动地宣传党、政府改革开放和三个文明建设的成就，热情地反映群众的愿望和呼声，是上级组织和领导满意放心的“新闻宣传和新闻把关人”。
为切实抓好两台的新闻宣传和对上报道工作，多年来，我始终坚持经常性的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学习。无论日常工作多繁忙，我总是抽出时间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专业知识，经常参加省、市举办的各类理论和业务培训，丰富和提高自身的素质。与此同时，我把提高两台人员素质、充分发挥好新闻的舆论导向和监督作用作为工作重点，狠抓编、采、播人员的政治理论和专业知识学习。制定了学习制度及目标奖惩责任制，按时定期检查各项计划任务完成情况，不断加强对新记者的业务指导，锻炼他们的业务能力。通过多方面培养，两台编、采、播人员的综合素质有了极大提高，成为非常有战斗力的集体，多次被县委、县政府和鸡西市评为先进集体。
在深入实际，搞好新闻的采写和组织工作同时，我还不断学习和钻研业务理论知识，用于指导自己的新闻实践，并积极撰写论文。2003年，我写的《切实办好县级台舆论监督类节目是新闻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获全省优秀广播电视论文一等奖，是鸡西地区唯一的一个一等奖。《办好对农节目是县级台的主要职责》、《适应形势要求，搞好县级台深度报道》获全省广播电视论文二等奖。2003、2004年度先后被评为鸡西市广播电视系统先进工作者、鸡东县“十大杰出妇女”、“巾帼建功”先进个人标兵等荣誉。
多年的工作实践让我更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有所进步。今后，我还要在学习与实践上多下苦功夫、真功夫，保证创作质量。
2005年，两台的新闻宣传要围绕县委九届二次全会的要求来进行，紧扣“三年进入全省富县行列”这个主题，为跨越式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高扬主旋律，打好主动仗，进一步激发全县干部群众奋发向上、积极进取、脚踏实地、奋力拼搏的工作热情，同时继续加大对上报道力度，增加鸡东的知名度，切实发挥好新闻工作者应有的作用，不负县委、县政府的重托，不负全县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传统节日文化的现状来探析消费社会中大众传媒对传统节日文化产生的影响，并以电视这个媒介手段为例分析节日文化内涵嬗变的原因和节日的电视化表现。
一、我国传统节日文化的现状
节日之于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各国人民为了适应生产和生活需要而创造的一种仪式。我国的传统节日从远古流传至今，形式内容丰富多彩，体现了中国人民勤劳奋进的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广大民众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正所谓“生活中不可无节日，节日里不可无活动。”同时，传统节日有着定位清晰、指向鲜明、含蕴隽永的节日文化内涵，其传达的是较直观、质朴、浓郁的人文和情感信息。而节日文化作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蕴涵着大量历史人文的内容，有着无穷的魅力和底蕴。它是我们民族的特征，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情感方式和审美方式，显现了我们的民族自己独有的生活习惯和美好愿望。它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悠久历史一脉相承，不仅构成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渊源的基因，是一份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然而由于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传统节日逐渐被切断了它与人们实际生活经验的内在联系，慢慢丧失了其内在的宝贵的价值。以往一到过春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有实际上的准备工作，家里会开始备年货、给小孩子添置新衣、家庭成员悉数到齐以便团圆。这是一种对团圆的美好的生活的向往。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反映说过节特别是过春节的时候，“节味”越来越淡了，很多人过春节的时候就在外面的餐馆吃一餐来代表团圆饭。并且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中，传统节日受到了外来节日的严重威胁，圣诞节、情人节的火爆情景一年更胜于一年。这主要也是由于这些外来节日外在表现形式的丰富多样，物质承载较多，消费效果比较明显。而中国的传统节日更侧重于内敛，没有过多的物质承载，这就使得传统节日在现在这个消费社会中面临着困境。因而，传统节日想要进一步发展下去，可以尝试顺势接收一些消费主义的理念，借助于消费的力量提高自身的影响力。同时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的商业性推广，吸引大众眼球，提升节日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
二、电视媒体对于大众节日体验转变的引导作用
1、消费行为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节日体验
鲍德里亚曾在其《消费社会》中提到：“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富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这种现代化进程给人类带来了一个盲区，使人们认为似乎已经走过了需求阶段，正迈向满足阶段，这其中就伴随着消费社会的理念传播。鲍德里亚又曾指出被消费的东西永远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因而，消费行为应该被看成是一种非物质性的实践，这种消费行为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满足需求的“被动”程序，而是一种“主动”的关系模式，这不仅仅是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也是人与集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系统性的活动和全面性的回应。正是在这一消费之上，文化体系的整体才得以建立。由此可见，我国传统节日文化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外在的表现形式已经在逐步改变，人们对于传统节日的生活体验也已经在自己的消费行为中逐渐被改变。节日文化不单是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研究对象，而要放在整个消费社会中去研究，与商业行为、消费行为都有着万千联系。
处于消费社会中的我们，很容易被商家所引导，节日文化又为他们推行消费理念提供了新的领域。商家借助大众传媒手段，利用“现代”、“时尚”等概念，将节日植入了现实生活，经过海量的不间断宣传，我们无奈地接受着情人节的高价玫瑰、平安夜的狂欢等等。此外，众多的商家还利用节日的文化内涵做文章，例如中秋的团圆、冬至的长寿、春节的喜庆都可以成为宣传的内容，以至于每逢年节，铺天盖地的各种宣传应接不暇。更为深远的影响是，消费社会理念的传播正在单一化乃至改变着节日的文化内涵，使得节日的传统日常体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消费体验，节日的内涵发生巨大变化。因而节假日的消费活动已经成为人们过节时想到的第一件事，因为这时商家的促销力度最大，可以买到平时舍不得买的东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黑色星期五”，以感恩节的第二天为名展开的全年最大促销活动，使得人们在提及感恩节时最多的话题就是在黑色星期五那天消费了什么。于是，商家便乐此不疲地营造着富足、喜庆、热闹的节日气氛，从而带来了购物、郊游、聚会的消费狂潮。节日成为消费社会中一种独特的不可缺少的经济现象。而在这些商家的宣传中，大众传媒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以电视这种普及率极高的大众传播媒介为例，分析媒介对于节日的商业性推广提供了哪些便利。
2、电视媒体推动了节日的商业化
在当代中国，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体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不再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获取信息，而是坐在家里让电视把社会生活的画面直接送到眼前，消费社会同时也变成了一个媒体社会。没有任何其他一种媒体可以像电视这样充斥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之中，电视的渗透面是如此之广，深刻的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看法。
同时我们处在消费社会中，节日的日趋商业化可以说是现代不可避免的一种发展趋势，随着现在世界经济不断的向前而去，人们心里对于形式上一层不变的节日多少存在些创新的欲望。商业化是带有目的性的推荐引导，商业化是节日发展的必然且又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人们的心理需求。因而，在保留节日中不可改变的传统习俗的基础上，一定程度商业化的发展是必然的趋势，是可以接受的。 作为大众媒体的中坚力量，电视对于节日的商业化进程也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每逢过年过节，电视新闻总是会报道一些商家的促销活动以及民众的疯狂消费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更多的人在看到电视之后加入到疯狂的消费当中，扩大了商家在节假日促销的影响范围。还有每年的春晚，春晚的植入性广告一年多于一年，人们在观看节目的同时也在不停的吸收着这些广告的内容，使人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接收到了这些商业信息，培养着潜在的消费行为。当然，电视媒体不光起到了推动节日商业化的作用，还为人们提供了新的节日体验方式。
3、电视媒体拓展了人们的节日体验
与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相比，电视能够调动人们的一切感官，是人们感到最轻松的媒介接触方式，从而电视的普及率远远大于其他媒介。电视媒体是一种感观上视觉和听觉相协调、声像上动态和静态相结合的综合艺术，它有声有色、有形有情，以逼真的直观形象和生动的表现形式，把抽象的概念形象化，把深奥的道理通俗化，把枯燥的信息生动化，从而吸引公众、感染公众、说服公众。不论文化程度，不论年龄大小，公众都可以从电视中接受信息，而且可以重复声像，使其多次出现，反复刺激人们的感观，加深公众的理解，这对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播特别重要。
以2009年中央电视台制作的22个清明节特别节目为例，可以看出电视媒体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节日内涵知识，拓展人们的节日体验。从这次电视呈现的清明节文化内容来看，集中在下面四点：一是比较集中地展现中华民族祭祖的文化行为，如祭奠亲人、追思逝者、公祭先祖、缅怀英烈等；二是展现清明节的传统习俗，如远足踏青、禁火寒食等；三是展现祭扫文明风，倡导祭扫新风尚和殡葬新形式，如花祭、音乐祭奠、网祭、花葬、树葬等；四是以电视的手段，通过诗歌朗诵、讲故事、民乐演奏、交响乐等艺术形式，传达清明哀思、歌颂青春和生命。电视媒介以自身的优势，营造清明节日文化氛围，传播清明习俗和节日文化内涵，一定程度地推动着传统节日适应现代生活。使得很多对于清明节不了解或是了解不深刻的民众都能广泛获知，并且为他们在清明节时提供更多的体验方式，比如提倡殡葬新形式。
2009年中央电视台曾做过一期特别节目《中国节·端午》，请来于丹、蔡澜、方文山等在各自领域都造诣非凡的文化学者、专家等，在主持人朱军的引导下，以论坛的演讲和对话形式，与到场的国外留学生一起对话，互动解读中华文化的节日。嘉宾从饮食文化、个人阅历融入节目交流之中，对话平和轻松，语言通俗富有趣味，赋予了节日内涵多样化的内容，将历史和现代通过亲切的交谈融会贯通。使得各种层次的受众都能在轻松的环境下获取深层的内容，在谈笑间了解我国传统节日的深奥内涵，不枯燥、不造作。将电视媒体的传播力量最大化，从形式和内容上都给受众留下深刻印象，受益匪浅。这又在思想领域加深了人们的节日体验。
参考文献
①[英]迈克·费瑟斯通 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译林出版社，2000
②[英]戴维·莫利 著，史安斌 译：《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M].新华出版社，2005
③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④陈龙：《在媒介与大众之间：电视文化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论文摘要] 福州旅游资源丰富，品位较高，但旅游形象不突出，没有形成真正的旅游品牌，使其在旅游 市场 中缺乏竞争力。该文运用旅游学和传播学、电视学的理论和方法，首先对福州“温泉之都”旅游品牌定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然后探讨了如何充分运用电视这一 新闻 媒体进行旅游品牌的宣传和推广。
1 福州“温泉之都”旅游品牌定位和传播的重要性
1.1“温泉之都”旅游品牌定位的必要性
福州 历史 悠久， 文化 底蕴深厚，名人辈出，自然山水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丰富的旅游资源对游客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据 统计 ，福州拥有旅游资源种类约为50种，旅游资源实体数量达到275处。在福州市众多的旅游资源中，一、二级（优、良级）的旅游资源景观就有近40处，三、四级旅游资源景观所占比例较大，等外级资源较少，这说明福州市旅游资源景观资源丰富，品位较高。与之不相称的是，目前福州市旅游业在全国主要旅游城市中仅处于中等水平，这主要和福州市旅游形象模糊，旅游产品间缺乏关联度有关，造成一流的旅游资源优势一直不能直接转化为旅游 经济 优势。
长期以来福州城市形象不够突出，没有形成真正的旅游品牌。福州旅游业一直缺少高起点、可操作的旅游规划，使得目前旅游资源呈现小而分散的开发状态，难以形成整个城市的旅游氛围和旅游精品，即便是福州人引以为豪的四大文化旅游品牌也因缺乏整合，而使得这几大景点的外地游客接待量与它们的实际旅游价值不成正比，“有人流，没客流”是福州旅游发展的尴尬之处。《福州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对福州旅游形象的现状分析是：(1)旅游品牌缺乏竞争力，旅游形象不突出；(2)多元化的旅游形象塑造，不利于形成整体旅游形象；(3)福州市旅游形象与市场联系不紧密，不易识别和推广。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能作为福州旅游品牌的载体 ——“温泉之都”。
1.2“温泉之都”旅游品牌定位的可行性
温泉旅游作为一种集养生、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旅游形式，日益受到人们的欢迎，温泉旅游开发将会给福州带来巨大的商机和 社会 效益。福州市无论从温泉资源、温泉文化到温泉 管理 ，都称得上是货真价实的“温泉之都”。
1.2.1 温泉资源得天独厚
福州温泉主要分布在市区中心、郊区及所属的永泰、闽侯、闽清、福清、连江等 5县（市），具有埋藏浅、流量大、水温高、水质好、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等特点。在福州市城区的东北部，有一条北起树兜南至王庄，西自五一路、五四路东达六一路晋安河 ，南北长五公里，东西宽 1公里，面积达 5平方公里的温泉带，在市中心拥有这样集中的温泉带，这在在全国大、中城市是罕见的，资源优势具有不可比拟性。
1.2.2 温泉开发利用历史悠久
福州温泉开发利用历史可追溯到唐末五代甚至更早的时候，传承 lo00多年。清康熙年间，福州已出现了营业性澡堂；1930年代，福州出现了装修华丽，规模宏大，服务齐全的澡堂。福州温泉文化独树一帜，留下许多诗歌、戏曲、散文、摩崖题刻、民间传说等，成为福州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2.3 温泉 管理体制 完善
福州市在全国最早建立了完善的地热动态监测系统，最早成立地热管理委员会，最早颁布了温泉管理的地方性法规，最早实现温泉的集中供应，在温泉水资源管理和相关技术上都有着相当的优势。
1.3“温泉之都”旅游品牌传播的紧迫性
2003年4月，广东恩平被
受众对品牌概念的接受总是先入为主的，在目前“温泉之都”这个称号还没有形成对某个地方的特指时，如果福州市能以强大的宣传攻势打出“温泉之都——福州”的概念，受众一旦接受了福州是“温泉之都”，那么他心目中的福州就是唯一的“温泉之都”。反之，如果让其他城市抢先一步，那么这小小的一步之差，将来不知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2 “温泉之都” 旅游 品牌 传播 电视 广告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