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13 19:24:0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非常规货币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摘要：油页岩属于非常规油气资源，以资源丰富和开发利用的可行性而被列为21世纪非常重要的接替能源，它与石油、天然气、煤一样都是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页岩油类似天然石油，富含烷烃和芳烃，但含有较多的烯烃组分，并且还含有含氧、氮、硫等的非烃类组分。页岩油的性质，因各地油页岩组成和热加工条件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本文重点分析开发油页岩的意义和美国开发的现状。
美国是全球油页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储量约占全球储量的70%以上。其中70％的资源在科罗拉多州、犹他州和怀俄明州，面积约16000平方英里，其中以科罗拉多宾塞斯（Piceance Basin）盆地储量最为丰富。美国地质调查局2009年在29届科罗拉多国际油页岩会议上的报告，介绍了绿河页岩油的潜在储量，约为1.5 ×1012bbl，比以前估算的1×1012bbl增加了50%。
根据壳牌石油公司的估算，美国的油页岩资源可开采多达2万亿桶石油，这一数字是沙特阿拉伯已知石油储量的8倍，这也是布什政府对开采油页岩寄予厚望并给予强烈支持的原因。
一、开发油页岩的战略目的
自从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废除金本位制后，美元开始了长达40年的贬值之路。从黄金的价格就能看出美元的贬值路径：当初的35美元能从美联储兑换一盎司黄金，到现在为1700多美元每盎司。黄金还是那黄金，不过美元已经不是以前的美元。那为什么在美元逐年贬值的情况下，各国央行仍然持有美元或美国国债呢？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和国际贸易结算货币，而且美元背后有石油做支撑，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外交手段，占据了世界大部分的石油资源。各国要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原油就必须使用美元，这样，使得美元能成为国际货币长达40年之久。
在石油资源耗竭之日，美元也将失去这个支撑，所以美国政府为了巩固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居安思危，正在寻找美元的下一个有力支撑，这个新的支撑就是新能源（新能源通常是指尚未大规模利用、正在积极研究开发的能源，这里包括页岩油）。可以设想，也许未来某国要进口页岩油必须使用美元，某国要购买美国的新能源技术也必须使用美元。稳住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这是美国发展新能源的最高战略目的。
近年来，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纽约期货交易所价格11月16日再次突破100美元每桶，开发油页岩可以减少对外国原油的依赖，缓解油价高涨的背景下进口原油的压力。其实已经有数据显示，美国进口原油的依赖程度正在下降。英国《每日电讯报》2011年10月24日称，美国目前的石油自给率已经达到72%，而10年前约为50%，报道还称，在5年左右的时间内，美国很有可能会实现燃料和能源的自给自足。那么，美国在中东战局上将会减少束缚。以前在中东地区搅局，会担心国际油价上涨而传导到国内引起通货膨胀并扩大贸易赤字，这样会冲抵获得的利益，现就不一样了。在未来，美国还能将国际原油价格作为利器，通过华尔街来炒高油价，打击那些严重依赖进口原油的国家，像中国、欧盟等。
自从次级债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一直疲软，大力发展页岩油可以为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有学者预计，油页岩的开发将在2011年至2020年的10年间对美国经济产生800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效益。再者，油页岩的开发为国际资本提供了一个新的投资项目，促使部分国外的资金流回美国，寻找投资机遇。目前在美国从事油页岩勘探的公司主要有EOG资源公司、Continental Resources、Whiting Petroleum以及Brigham Exploration等。自去年8月国际油价启动上行攻势至今，上述4家公司的股价分别上涨30％、75％、62％和110％。
通过开发油页岩，还可以确保美国安全地获取战略性燃料，满足国防需求。对油页岩进行商业性开采具有重大公共意义，包括提高液态或气态燃料的可得性，加强军事反应能力，降低能源供应中断的风险，减少石油进口，更好地实现联邦和州权利金收入、税收与支出之间的平衡，增加国内就业机会等。 转贴于
二、美国开发油页岩的发展现状
在油页岩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制定了包括油页岩在内的非常规能源法，为油页岩产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例如，200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发展非常规能源的《2005能源政策法》，明确了油页岩作为战略资源的地位，并且命令能源部协调和促进油页岩资源的商业性开发。
能源政策法出台后，2005年内政部土地管理局（BLM）还成立了油页岩工作组，解决公共土地内油页岩的准入问题以及公共土地中油页岩开发的障碍；2006年美国总统签署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内政部在2007年将全国油页岩分布区土地资源的35%出租给石油公司，同时规定暂时免除石油公司发展页岩油产业的纳税义务，力争减少政府和地方团体对项目实施的不利影响。能源政策法也掀起了美国油页岩开发研究的新，2006年美国内政部己批准了6项矿产土地招租项目给埃克森美孚、壳牌等石油公司，支持其开展油页岩干馏炼油试验。
美国地质调查局2010年在第30届国际油页岩会议上的报告，介绍了位于犹他州东部与科罗拉多州西部的犹因他盆地（Unita Basin）绿河油页岩层系潜在页岩油储量的最近评估结果，约为1.32×1012bbl，与科罗拉多州宾塞斯盆地（Piceance Basin）的1.53×1012bbl相当。在这次会议上，美国壳牌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页岩油公司、雷得里夫公司、油页岩开发公司分别宣读了各自的开发进展。除了上述公司已开展或准备开展地下干馏、或地上干馏中试外，还有约20几个研究机构和大学在开展油页岩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如依达霍国家实验室（Idaho National Laboratory）、洛斯阿拉木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等，还有卡罗拉多矿业学院、犹他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以上20几家机构对油页岩研究的内容很广泛，涵盖了资源、地质、干馏、燃烧、环保、水供应等。
美国虽然拥有最丰富的油页岩资源，一些大石油公司正在开展或计划开展地下或地上干馏现场试验，但至今没有工业生产。美国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则在开展有关油页岩的应用基础研究。但是，工业化生产是迟早的事情。美国银行的弗朗西斯科·布兰奇说：“美国是对去年的全球石油供应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每日净增39.5万桶。”他把北达科他的油田比作另一个北海。随着新油田投入生产，美国的页岩油总产量“肯定会明显增加”，到这个10年的中期可能会达到每日550万桶。这个数字是2009年的10倍。布兰奇说：“这种变化会对地缘政治、能源保障、军事联盟和经济活动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在美国对中东地区的依赖持续下降的同时，欧洲的依赖性却不断增加，可能会在更大程度上受制于市场供应垄断者的寻租行为。”
参考文献
[1] 时寒冰.时寒冰说：经济大棋局，我们怎么办[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2] 张秋明.美国油页岩资源的战略意义与政策选择[J].国土资源情报.2005，（07）：16-17.
[3] 钱家麟、王剑秋、李术元.世界油页岩开发利用动态——记美国第27届国际油页岩会议[J].中外能源，2008，（01）：11-13.
他是央视《百家讲坛》中最受观众欢迎的讲学人。2005年他走上央视科教频道的《百家讲坛》栏目，首次“设坛”开讲“汉代人物风云”，到“品三国”，他总能把历史上的话语讲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
他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在全国和地方的大型活动、论坛、电视直播间等多个场合，总能见到他的身影。
他是网上众多“意粉”或“乙醚”追捧的对象。喜欢他的观众还专门在网上为他建立了“易中天吧”，而他个人在网上建立的博客，点击人数超过来50多万，不亚于影视娱乐明星，甚至有女孩提出“嫁人就嫁易中天”。
近日，这位风云教授做客《新闻会客厅》，解说他风云背后的那一颗平常心。
《百家讲坛》里脱口秀
从2005年在《百家讲坛》里开讲“汉代风云人物”到2006年《易中天品三国》，人们对这位用现代的语言阐释历史，信手拈来，妙趣横生的教授备感信服，他学识富足、侃侃而谈的智者形象在人们脑海里形成了“易中天特色”。
虽然，易中天得到了观众的褒奖，但有同行对他的“教学”持怀疑态度，对于这样或那样的评价，易中天很清楚自己追求的是什么，“我追求的效果就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雅俗共赏”。
易中天说，他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明确，就是对历史有兴趣的非专业人士，这话听来似乎是想给自己留些余地，但易中天坦承“不是留余地，这是实话实说”。不仅是在《百家讲坛》，就是在生活中，教学中，易中天也保持这样的风格，“脱口秀，我不管在家里，在朋友中，课堂上，国际学术论坛，我都是这种说话方式，一贯如此，始终不变，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我都不会变。”
传奇经历缘自于“爱”
易中天的走红有些传奇色彩，然而他的个人经历似乎也是一段传奇。易中天高中毕业后就参加了新疆建设兵团，而后又到了一家国有企业子弟中学当老师，1978年以同等学力考取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易中天回忆说，当初选择报考武汉大学是因为他在校园里走着，经过武汉大学的图书馆，“我就想，如果有一天能到这图书馆里当一名图书管理员就好了，那就有好多书可以慢慢读。”
但是从只有高中学历的中学老师到顺利考上研究生，这不是件轻松容易的事，易中天当时的动力在哪里?“第一是爱。第二是我当时生活非常艰苦，也有想改变处境的想法，当时我的人生理想，或者说很具体的现实目标就是有图书馆的单位能够招我去做图书馆的管理员，让我上班的时候可以看书。”
当然，易中天这样非常规的考学经历可不能作为时下众多考生的范本，他的成功还是得益于长时间的积累，“如果没有平时的读书积累，再突击也来不及。”其间支持易中天一路求学的动力，他说，“就是爱读书。”
走红后妻子当“秘书”
从三尺讲台走上电视荧屏，从偶尔参加电视节目到入主央视开讲，易中天从受学生爱戴的老师变成了“名人学者”，数以万计的人成了他的铁杆“粉丝”，有的女孩子甚至打出“嫁人就嫁易中天”的旗号。甚至，易中天上街都要戴墨镜，“有一次我打车，戴着墨镜，上车司机就听出我的声音，还说晚上他歇着车在家看我的节目。”
而更让易中天感到意外的是，喜欢他的作品，喜欢他讲课的更多的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曾经被家长们认为对读书不感兴趣的一些年轻人，在听了易中天的讲座之后竟然破天荒捧起了一本本历史读物，重新回到了书桌前。那么他又如何看待这突如其来的追捧者呢？
“我非常感谢，由衷地感谢他们的支持和肯定，走出学院并不容易，得到他们的理解、支持，真的很欣慰，而且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有很多年轻的观众支持我，很喜出望外。”
易中天回忆说，有一次他在西单图书大厦做签售，一位家长走过来，说他的孩子从来就不爱读书，听了自己的讲座，到处找三国的书看，从此爱读书了，这位家长最后用了4个字评价，功德无量。“周围还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反映，中学生本身不爱读，尤其不爱读历史书，因为历史书是文言文写的，阅读有障碍，而现在是一个短平快的时代，尤其我们进入网络时代以后，它非常快，一个字一个字地去抠，他们静不下心，现在他们有兴趣了。”易中天说，对于自己这个即将退休的教师而言，听到家长这样的评价远比自己的论文得到业界肯定更重要。
不过，如此走红也给易中天的生活带来了困扰，“起初还挺高兴，很快我以前的宁静生活被打乱了，而且没有想到速度那么快。现在我家已经是不得安宁。”易中天说，家里的电话总是叫唤个不停，起初还自己接，现在只能委托妻子接，有一次他看着妻子同时接两部电话，心里挺难受，“人家可是当领导的，现在改做秘书了。”
“知识挣钱取之有道”
与受到“粉丝”追捧形成巨大反差的事实是，易中天同时也遭到不小的非议：比如说他频频参加专业以外的活动是“不务正业”。什么本是中文系教授，却转说历史，靠插科打诨赚取眼球是“误人子弟”，而频繁走上海内外电视节目、现身各种社会活动，更是被不少人认为是做秀，是追名逐利的学术堕落。
一边是大红大紫的学术明星，受到成千上万人的追捧，一边则是功利主义者，受到多方的质疑和指责，那么作为焦点人物的易中天如何看待目前的这一切？易中天想得很简单，“有一颗平常心去看待它，没有必要大惊小怪，也没有必要指手画脚”。在他看来，人文学者应该分类，有一类就是应该走出课堂，走出学院，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走向市场，走向现实，只要他自己愿意和有这个能力。“因为人文学科既然叫做人文学科，它就是以人为本的，它的终极目的是人的幸福，这里面人的幸福就包括我们现在当下生活着的，在我们自己的社会当中，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人的幸福。如果我们的研究成果一点都不能够直接为这些人服务，那我们这个学科的存在就值得怀疑了。”
对于易中天而言，他的“出走”成就了他现在的一切，最直接的效益就是书好卖，2000年易中天出版了一套《品读中国》，2000年到2005年这一套书大概印了4万多套，每年能够销售近5000套，由于在央视《百家讲坛》讲汉代风云人物和品三国以后，这套书从今年1月份到4月份卖了6万套。
在易中天看来，自己只是用擅长和喜欢的方式在做学问，可如今他毕竟站在了利益的风头浪尖，与中国人对学者传统的“老老实实做学，本本分分做人，淡薄名利”的价值观认识相悖，面对这样的理解，易中天表明立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产权的观念正在深入人心，我既然拥有这个知识产权，我就有利用我的知识换取精神上和物质上利益的权利。但是我不要刻意去追求名利，顺其自然，而且我觉得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用自己的精神劳动去换取金钱和货币，让广大人民群众用实实在在的货币来肯定我们的劳动，非常必要，因为只有有了足够的收入以后，我才能保证我精神和人格上的独立。所以用知识挣钱，我觉得很正当，问题是取之有道。”
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欧洲久负盛名的金融世家，从兴起到鼎盛，它一直都被一团充满传奇色彩的迷雾所笼罩，任世人恣意遐想。据说，这个古老又神秘的家族，曾掌控了全球经济命脉近200年的时间；据说，它是“货币战争”的最早策划者和实施者；据说，它是19世纪欧洲战争背后的金钱推手……
时至今日，虽然他们家族名下的银行始终不曾上市，他们家族的成员也一直保持低调行事，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欧洲乃至世界经济、政治的影响力，却不容小觑。
在这个金融世家当中，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金融奇才，比如家族创始人梅耶・罗斯柴尔德；并称罗氏五虎的所罗门・罗斯柴尔德、阿尔斯洛・罗斯柴尔德、内森・罗斯柴尔德、卡尔・罗斯柴尔德和杰姆斯・罗斯柴尔德；天才银行家雅各布・罗斯柴尔德等等。每一个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的事迹拿出来，都能让世界上绝大部分的金融巨头感到汗颜。
在金融界你不知道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像作为一个士兵却不知道拿破仑，研究物理学的人不知道爱因斯坦一样不可思议。但是，也正是因为罗斯柴尔德的光环太过耀眼，导致人们常常忽视了其家族成员在其他方面的成就。
今天，我们要说的主人公，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中一位另类的女性成员――米里亚姆・路易莎・罗斯柴尔德，她在动物学、昆虫学、植物学等方面都有着杰出的贡献。事实上，如果没有她的研究，我们家中的宠物，那些萌死人的喵星人和汪星人，也许就不能健康快乐地成长了。
抓瓢虫抓出个昆虫学家
1908年8月，米里亚姆出生在英国北安普顿郡东部的阿什顿。相比许多命运坎坷、自小遭受贫困或战乱的大人物，米里亚姆可谓是衔着金汤匙出生的，作为金融世家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六代成员，米里亚姆就像是一个小公主，拥有着让无数人羡慕的贵族生活。小米里亚姆的父亲在罗斯柴尔德的家族银行上班，但是他的兴趣爱好却是生物学，尤其对昆虫情有独钟，在父亲的熏陶下，小米里亚姆也开始对昆虫产生了兴趣。
小时候，父亲常常带着小米里亚姆光顾她的伯父莱昂内尔建立的私人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博物馆中，年幼的米里亚姆认识了各种各样的昆虫和其他动物。在四岁时，她就开始收集瓢虫、甲虫和毛虫。她发现，长相相似的瓢虫，身上的斑点数量却有所差异，于是她好奇地问父亲这是怎么回事，在父亲的讲解下，她了解了许多关于昆虫的种类的知识，甚至可以区分长相极为相似的不同种类的瓢虫了。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她接触到了大量的昆虫和其他的动物，并开始渐渐地爱上了这些小生命。
从那时起，米里亚姆的生活就再也未曾与昆虫和动物分开过，她最大的成就就是对于跳蚤的研究成果。米里亚姆是第一个发现跳蚤弹跳机制的人，同时，她还研究跳蚤的繁衍周期，以及跳蚤繁衍周期对于寄主荷尔蒙变化的影响。她收集的数以百计的各类跳蚤标本，如今已成为了自然历史博物馆馆藏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她关于寄生虫的新自然主义的图书《跳蚤、吸虫和杜鹃》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标题可以理解为：体外寄生虫（如跳蚤）、体内寄生虫（如吸虫）和其他寄生虫（杜鹃是一种“巢穴寄生生物”）。这是一部对寄生虫进行了全面解析的重要著作。
可以说，米里亚姆的研究对于辅助寄生虫防治，控制传染病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正是通过她发现的寄生虫的活动机制，以及寄生虫对寄主的影响，科学家们才能通过寄主的生理状态，判断出寄主患病与否、患了何种疾病，因此在宠物或牲畜患病时，才能被人们及时发现和治疗，在这方面，米里亚姆居功甚伟。如果没有她，我们养育的小猫小狗，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寄生虫害死了。
“业余”的专家
如果单独以个人成就对于世界的影响来看，米里亚姆绝对算得上是昆虫学界的顶尖权威了，她的一生中，发表过超过350篇关于昆虫和其他动物的论文，对遗传学、动物学、植物学、医学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虽然因为其在微观王国做出的杰出贡献，她被英国皇室授予了爵士称谓，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她在生物学界的同侪们，却很少有人认可她以及她的成就，她一直都被认为是一名“业余爱好者”，而她的研究成果，也并未被世人广泛认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说起来，这竟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大有关联。作为金融世家中的小公主，米里亚姆从小接受的就是贵族式教育。在17岁之前，她的课业都是由家庭教师在家中教授的，并没有去学校学习过。17岁的时候，她觉得自己需要的知识，尤其是有关动物学和昆虫学的知识，家庭教师已经无法给予她更多的帮助了，因此她报名了切尔西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夜校，专攻动物学。
由于米里亚姆走的并非常规教育路线，因此她一直没有一份正经的学历证明；除此之外，由于米里亚姆继承了父亲的大笔遗产，并不缺少科研经费，因此她从未申请过任何赠款和资金。这样一来，就导致她的所有称号都挂着“荣誉”的前缀：她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哥德堡大学、赫尔大学、芝加哥西北大学、莱斯特大学、英国公开大学和埃塞克斯大学都拥有荣誉科学博士学位；同时她也是生物学学会、皇家昆虫学会和美国寄生虫学会的荣誉会员。
虽然顶着“业余爱好者”的头衔，但是米里亚姆的功绩却并不会因此而打上折扣，因为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她对于生物界的贡献多少，自有世人评说。
因为热爱，所以守护
对于一个爱干净、爱美的女性来说，喜爱昆虫这种事简直是令人费解，但米里亚姆却用自己的热忱，在这条道路上执着地走了一辈子，是什么在背后推动她不断前行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她承袭了父亲对于昆虫、对于动物的热爱。米里亚姆的一生都在从事两项工作：观察研究动物和保护动物。她在去世前的一年，还与动物学家赫尔特・ 范・ 埃姆登教授一起，合作出版了一本名为《昆虫与鸟类交互》的书籍，这本书中介绍了关于鸟类、昆虫以及现代农业模式间的关系，对农业生产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而米里亚姆本人，更是将保护动物当成了自己的责任，甚至有人说她是一个保护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狂热爱好者”。她极力提倡维护动物权利，日常生活中，她从不吃肉或穿戴皮革。有意思的是，她甚至想要在全球建立一套屠宰系统，让牲畜在死亡前能够接受麻醉，得以“安乐死”。她一直维护着父亲建立的位于英国的多个自然保护区，将保护动物当成了自己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
正是因为米里亚姆不遗余力地推广自己保护动物的理念，她成为了英国国民托管组织保护委员会的首位女性委员，以及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首位托管人。类似昆虫研究委员会主席、动物和昆虫学研究委员会副主席这样的称号更是数不胜数。这些称号正是世人对米里亚姆一生功绩的认可。
科学的道路不是唯一的
因为没有在公立学校进行过正规学习，即使米里亚姆在昆虫学上的贡献如此杰出，也仍旧受到了多方的质疑和不认可。但是，按部就班地上学读书拿文凭，真的就是想要做科学的人唯一能走的道路吗？
其实，在近代科学最初发展的时候，由于很少有“政府资助”这一说，因此像米里亚姆这样自费搞研究的科学家，才是科学界的“主力”，而那时科学界的最重要成就，也正是由这样一帮人“鼓捣”出来的。这些人都有着富裕的家境，是因为自己的个人爱好才从事科学研究的，他们或许没有在学校正式学习的经历，但是凭着自己的一腔热忱，他们自己出资进行各种研究，最终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人们将这类人称为“绅士科学家”。
比如大名鼎鼎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大发明家富兰克林、著名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卡文迪许，都是绅士科学家的代表人物。像达尔文，他的研究生读的是医学专业，后来又学习了神学，但是却在旅行中对地质和物种产生了兴趣，研究了与自己学业完全不同的学科；如富兰克林，十岁缀学后就开始到处打工赚钱；再如卡文迪许，他本来是在剑桥上学，但却在拿到学位前夕选择了退学。这些人都和米里亚姆一样，是因为兴趣，而不是凭借学历，在自己喜爱的领域闯出了一番天地。
关键词：农地流转；差序格局；差序治理；社会信任；市场治理；非市场（人情）治理；合约方式；书面正式合约；口头非正式合约
中图分类号：F32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7）01003009
一、引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动土地流转，发展适度农业规模经营是实现农村土地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措施。农地流转是与农业现代化、要素配置市场化水平相适应的农业生产要素的重组过程。一方面，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外流，近年来农地流转面积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农地流转规模与农地现代化以及要素市场化的内在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将交易双方联系起来的纽带是流转合约，而农地流转合约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存在着口头非正式和书面正式等不同方式。那么，现实中农民在进行农地流转时会选择何种类型的合约？深入研究农户农地流转合约方式的选择及其机理，在当前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适度农业规模经营以及农地合理有序流转的现实背景下，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现有关于农地流转合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合约类型（如定额合约、分成合约）、合约期限（如短期合约、长期合约）（Cheung，1969）、合约治理（罗必良，2015）等方面，对于合约方式选择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多以对合约选择现状的描述为主。事实上农地流转市场普遍存在着市场化和非市场化两种交易方式，且整体而言农地流转较多集中在亲友、街坊邻里等熟人社会中（Belay et al，2004；Gao et al，2012）。Grossman & Hart（1986）和Hart & Moore（1990）倡导的“不完备合约”（Incomplete Contract）思想较好地阐述了为什么农地流转过程中关系型合约得以发挥重要作用，而农户是否采用关系型合约则主要受制于信任程度（Siles等，2000；Macours等，2004）。（1998）认为中国农村最突出的特征是具有“乡土性”，人们以血缘和亲缘维系着稳定的乡土社会，若农地流转发生于亲友、邻居等熟人之间，此时法律意义上的书面正式流转合约显得并不必要，也就是说在熟人社会中人情关系构成了农地流转的重要规则。叶剑平等（2010）通过对中国17省份的调查发现，82.6%的农地转出和81.8%的转入并未订立书面正式合约。洪名勇等（2015）通过对贵州三县的调研结果显示，在农地转入时采取口头合约的比例达到90.14%，转出时为89.89%。刘文勇等（2013）认为，在熟人社会中，农户之间信息的高度对称性使农户选择口头合约的交易费用接近于零，因此农户在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上普遍存在“重口头、轻书面”现象。与此同时，赵其卓和唐忠（2008）对四川绵竹的调研却发现，农地流转以书面正式合约方式为主，签订书面正式合约的比重为67.6%。
可见，在中国农村农地流转总体上以口头非正式合约方式为主，但在不同^域具有差异性。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农户流转农地时更多地选择口头非正式合约，而农户又在何种情境下倾向于采用书面正式合约？其背后的机理是什么？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从我国农村特定的文化背景出发，基于差序治理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对农户农地流转合约方式的选择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说；同时，采用对辽宁和江西两省1 628户农户入户调研的一手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说进行验证，进而探讨影响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1.理论基础：差序治理
同西方社会“团体格局”（相对独立的个体间的交往）情境下的社会关系不同，提出“差序格局”概念，形象地概括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特点：“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2012）。“差序格局”的概念阐释了中国社会，尤其是乡土社会中人与人的信任关系是以自己为圆心、依次向外扩散的，这意味着自身同他人关系在信任程度上存在着亲疏远近之分。驱动这一波纹的“石头”则是立足家庭并以家庭为核心的血缘关系，而血缘关系在乡村社会的投影形塑了地缘关系。换言之，我国乡村社会情境下的人际交往通常是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石，并因此催生“差序格局”。
在乡土社会自然经济情境中，家庭扮演了社会基本组织这一角色，内化为一种集生产、消费、分配、生活、教育以及情感乃至社会保障等功能为一体的“社会组织”。家庭以及家族，几乎垄断了内部成员全部的社会稀缺资源，除了土地、货币以及财产这类有形的资源，还包括地位、声望、名誉、权利以及心理满足等无形的资源。而掌握各类社会有形和无形资源的能力，决定了作为社会网络关系中心的这个人或者这个家庭同他人之间信任关系的程度。黄光国（2010）将这些社会信任关系网络依次概括为强关联、熟人关联、弱关联和无关联。完全陌生的人之间表现为无关联；通过一般的交换和联系后，便生成了弱关联关系；与街坊邻居通过较为经常和长期的联系和了解，构成了熟人关联关系；而血缘和姻亲构成了强关系的生成机理。这种“差序格局”除了是一种道德范式外，更为重要的是对社会稀缺资源进行分配的方式或格局（孙立平，1996）。
差序格局中，个体之间由于信任关系的不同而对应不同的互动规则：强关联属于情感型关系的范畴，其互动遵守血缘及亲缘间的需求规则；熟人关联不仅蕴含情感型关系，还包括工具型关系，适用人情规则；弱关联属于工具型关系，表现为弱关联关系的主体之间可能仅仅听说过对方但不熟悉，譬如校友、同乡等，不过个体间能够利用弱关联去“套近乎”，使得双方变得较为熟悉，弱关联的主体适用公平规则，对于短期内的投资回报较为注重；无关联意味着主体之间是完全的陌生人，同样适用公平规则，但相比弱关联，无关联关系更可能诱发机会主义行为（罗家德 等，2012）。
不可否认法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运行中所发挥的作用与日俱增，但在广大农村、在差序格局下，“关系”发挥重要作用的土壤一直存在（Winn，1994）。时至今日，村落共同体依然表现为熟人社会（万俊毅，2011）。差序格局中，不同的关联关系与相应的治理机制匹配，可将其界定为“差序治理”（高名姿 等，2015）。本文将“差序治理”细分为“市场治理”和“非市场（人情）治理”。无关联和弱关联关系中的公平规则应该通过政策、法规等正式制度的形式予以保障，因此将其界定为“市场治理”；强关联关系中的血缘及亲缘间的需求规则、熟人关联中的人情规则更多的是通过非正式制度发挥作用，因此将其界定为“非市场（人情）治理”。
2.研究假说：差序治理与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
农地流转对象涉及不同主体，比如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主、农户等，农户又可细分为同村农户和外村农户。刘一明等（2013）通过对全国890户农户的入户调研表明，7477%的农地流转给了亲友邻居，因此中国目前的农地流转主要表现为“关系型流转”的特征（罗必良等，2013）。基于差序治理理论，根据流转对象的不同，可将农户的土地流转分为四类，即转给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转给外村农户、转给同村农户以及转给亲友（见图1）。
以企业为代表的规模经营主体，一般与转出农地的农户互不相识，因此体现为无关联关系。由于彼此间缺乏信任，容易诱发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在流转合约方式选择上双方均更倾向于书面正式合约，流转租金在这四类主体中也是最高的。农户若将农地转给外村农户，体现为弱关联关系。一般的，由于转出户与外村转入户分属不同的自然村，但多数情况下同属一个行政村这里的“外村”是指自然村。一般的，农户将农地流转给外村是指流转给本自然村以外的农户，“本自然村”与“外村”多数情况下同属一个行政村。本课题组的实地调查也佐证了这一论断。由于转出户与外村转入户分属不同的自然村但常同属一个行政村，因此其关联程度要强于“无关联”；但与流转发生在同一个自然村农户内部所呈现的“熟人关联”相比，其关联性又相对较弱。，因此，可以通过“套近乎”等方式建立起联系，但与本自然村内部的流转相比仍然缺乏信任，流转双方可能更倾向于采用书面正式合约的方式来约束双方行为，流转租金一般低于流转给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在无关联与弱关联关系下，流转双方是一般交换的关系，宜采取市场治理范式，用签订农地流转书面正式合约的方式（正式制度）约束双方行为。
当农地流转发生在同一自然村内部时，在熟人关联情境下村民之间信任程度较高，由于人情关系、名誉和声望等非正式制度对村民有较大的约束力，因此通常采取口头非正式合约的方式，且同村内流转的租金一般高于亲友间流转。亲友之间具有血缘以及亲缘关系，属于强关联，农地很多时候是免费给亲友耕种的，与村内流转相比，农地转给亲友时采取口头非正式合约的可能性更大，租金也较村内流转更低。与市场治理不同，熟人关联及强关联中，由于双方遵循人情规则，在血缘、亲缘、地缘以及声誉、名望等非正式制度的情境下，农地流转时更倾向于采取口^非正式合约，因此更适宜采用非市场（人情）治理范式。
研究假说：农地流转发生在农户与亲友或与同村农户之间时，农户更倾向于非市场（人情）治理范式，采用口头非正式合约方式；农地流转发生在农户与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或与外村农户之间时，农户更倾向于市场治理范式，采用书面正式合约方式本文讨论的合约方式分为书面正式合约和口头非正式合约两种。在实际调研中发现，除这两种合约方式外，还存在第三种证明及非规范书面协议（也称书面非正式合约，指农户间私下签订的在法律意义上不具有效力的书面协议）等方式，本次对赣、辽两省农户的调研中这两种合约为38份，但不管将其划分到书面正式合约还是口头非正式合约都不科学，且数量较少，因此这两种合约方式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数据来源及统计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课题组2015年1―8月在辽宁、江西两省的农户调查，共涉及15个乡镇、56个行政村的1 700多户农户，其中有效问卷1 628户。结合农民收入水平、水土条件、地理位置等差异，选择以下四县区（市）为调研点（详见表1）。为保证样本随机性，四县区（市）各随机选3～4个乡（镇），每乡（镇）选3～4个行政村，每村随机选30户左右的农户入户调查。由于本研究所需样本为发生过土地转出行为的农户，经过对不适宜样本的处理，最终样本包括55个行政村的516户转出户。
注：苏家屯区位于沈阳市郊，是介于城市与农村间的地域综合体；东港市属于丹东市管辖，地处东北亚、环渤海和环黄海经济圈交汇点，具有港口城市特点；丰城市属于江西宜春市，耕地面积达124.44万亩，是典型的粮食主产区；遂川县位于江西西南边陲，是吉安市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县，也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工作重点县。
从表2不难看出，当前农地流转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差序治理的特征：当农地流转发生在亲友以及同村农户之间时，农地流转的租金较低，采用书面正式合约的比例也较低；当农地流向外村农户以及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时，采用书面正式合约的比例远高于亲友及同村农户间的流转。对流转租金分析，从流向亲友时的167.13元到流向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时的463.78元，也逐渐呈现出一种从人情化向市场化过渡的特征。在违约率方面，在516户转出户中仅有7户发生违约，总的违约率为1.36%，说明违约风险可控，且采用口头非正式合约方式的违约率更低一些。
2.模型构建
在对农地流转的大量实证研究中，已有文献主要基于Logistic和Probit模型进行统计分析。农户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有些不容易直接观测到（潜变量），但可以用一些外显指标进行间接测量，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同时处理潜变量及其具体指标值。因此，本研究选用结构方程模型从差序治理、农户特征、农地流转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特征四个方面来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构方程模型是运用统计中的假设检验方法对有关现象的内在结构进行主体行为分析的统计方法，其对潜变量、测量误差和因果模型具有独特的处理能力。结构方程模型整合了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测量模型描述潜变量与指标间的关系，结构模型则描述潜变量间的关系。
测量方程为 ，结构方程为 其中，x为外生观测变量，y为内生观测变量；ξ为外生潜变量，η为内生潜变量；Λx为外生观测变量在外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载荷矩阵，Λy为内生观测变量在内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载荷矩阵；B为内生潜变量间的关系，Γ为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ζ为构方程的残差项，反映了在方程中η未能被解释的部分。
3.变量选择
本研究的内生潜变量为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其取值为1或2，口头非正式合约赋值为1，书面正式合约赋值为2。结构方程模型包含4个外生潜变量，共13个指标，分别为差序治理（转出农地的去向）、农户特征（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是否是党员、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农业资产现值）、农地流转特征（转出农地质量、流转租金、流转期限、流转面积）和外部环境特征（村干部是否干预农地流转、二轮承包期内自家承包地是否发生了调整、水利灌溉设施是否有保障、所在村庄道路状况），各变量的解释说明以及预期符号详见表3。
4.实证分析结果
运用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的Amos 21.0平台软件进行结构模型验证，一般情况下，CMIN/DF0.85，RMSEA
注：CMIN/DF为拟合优度，NF为非常规拟合指标，GFI为拟合良好性指标，CFI为比较拟合指标，RMSEA为近似均方根误差估计。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
结构模型反映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包括影响方向及强度。从表5可看出，四个外生潜变量在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的影响上均有较高载荷，表明本研究所选取的外生潜变量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具有较强解释力。差序治理在1%水平上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产生了正向显著影响，农户特征、农地流转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特征也均在5%水平上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产生了正向显著影响，与研究预期一致。作椴钚蛑卫淼目晒鄄獗淞浚“转出农地的去向”在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农户将农地转给不同关联程度的主体时，会选择不同的治理方式，验证了研究假说：农户将农地转给无关联及弱关联关系的交易主体时，更倾向于市场治理方式而选择签订书面正式合约；而转给熟人关联及强关联关系的交易主体时，则更倾向于非市场（人情）治理方式而选择订立口头非正式合约。
差序治理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产生了显著影响。事实上，除此之外，农户特征、农地流转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特征等也都对合约方式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表6表明了可观测变量对潜变量的影响，具体如下：
（1）农户特征方面，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是否是党员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户主受教育年限越长、程度越高，越容易接受并运用正式制度（比如法制观念、市场经济思想等）来维护自身土地权利，因此更有可能采取书面正式合约方式转出土地。户主若具有党员身份，在农村社会中一般会跻身“精英阶层”，思想觉悟较高、原则性较强，相比一般群众也更容易采取书面正式合约方式转出农地。
（2）农地流转特征方面，转出农地质量、流转租金、流转期限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农地质量越高，农户获得产出以及潜在利益的可能性越大，因此签订书面正式合约能够更好地保护农户的经济利益。作为农户在流转农地时最为看重的方面，流转租金是农户可以实际获得的流转收益。在租金较低时对江西、辽宁两省的实地调研发现，不少农户外出务工后，为了避免自己承包的土地撂荒，便将农地给亲戚朋友或者邻居代耕代种，作为回报一般只需每年给予原土地承包者几十至上百公斤粮食，有的甚至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农户可能并不十分在意合约形式；但当租金较高时，为了保障自身收益的合法性以及产权安全，农户则更倾向于签订书面正式合约。农地流转期限越长，存在的违约风险以及不确定性越大，因此，相比短期流转，长时期流转更需要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正式合约方式来约束和规范，以防“敲竹杠”以及道德风险的出现。
（3）外部环境特征方面，村干部是否干预农地流转、二轮承包期内自家承包地是否发生了调整、水利灌溉设施是否有保障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若村干部对农地流转进行干预，农户更可能采取书面正式合约方式，以应对村干部干预。相比承包地未曾调整过的农户，二轮承包期内自家承包地发生过调整的农户对农地产权更为重视，出于维护自身土地权利完整性等的考虑，会更多地采取书面正式合约方式。若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有保障，能够更好地应对干旱少雨等自然灾害，从土地上获得稳定性收益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农户对有水利灌溉设施保障的农地更为看重，将其转出时也更多地采取书面正式合约方式。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差序治理的分析框架，从转出户角度探讨了农户在进行农地流转时的合约方式选择问题农地流转涉及转出户与转入户两个主体，本研究并未对转入户进行讨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也是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中国农村传统的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关系建构了农民群体社会信任的差序格局及其治理，这种局域的信任和关系网络使农村土地流转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人格化的倾向；但当农户将农地流转给熟人社会之外的主体（比如涉农企业）时，往往又呈现出市场化的特点。当农户将土地流转给无关联及弱关联关系的交易主体时，其公平性往往通过正式制度的形式予以保障，即采取市场治理范式，而市场治理需要书面正式合约方式与之匹配；当农户将土地流转给强关联及熟人关联关系的交易主体时，血缘及亲缘间的需求规则、人情规则等非正式制度往往会发挥更多的作用，即采取非市场（人情）治理范式，而非市场（人情）治理与口头非正式合约方式相匹配。基于对江西、辽宁两省实地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验证了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合同方式选择是在差序格局下差序治理的结果。
农地流转的合约方式选择之所以受到差序治理的显著影响，是由于农户与各种交易主体之间的关联程度不同，而关联程度又可以通过社会信任来表达，社会信任是不同主体之间基于长期化、稳定性的交融与互动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契约。同村农户之间相互信任的程度较高，但对外村农户以及外来的涉农企业等则具有较强的排斥心理。这种信任格局的形成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农村乡土社会相对封闭，随着农业现代化、要素配置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边际将不断外移，农村社会信任关系也随之外扩，进而推动农村生产要素的非人格化交易以及合约的规范化进程。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不可一蹴而就。
综上所述，农地社会差序治理的形成源于农户与不同主体间亲疏远近和社会信任关系的差序格局，农户在农地流转中的合约方式选择深受差序治理影响。在农地流转市场化特征并不明显的情境下，流转时交易双方的亲疏关系以及彼此间的信任程度显得尤为重要。熟人社会和乡土情境下的人情交往规则不容忽视，因此，各级地方政府不宜为追求理论上的纯粹性而采取行政命令等方式迫使农户使用书面正式合约方式流转农地。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是农户综合考虑交易成本、风险、社会信任及个体差异等多方面因素的均衡结果，如果强推以书面正式合约方式流转农地，不但削弱了农户的选择和处置权，还将增加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虽然从理论上讲，与书面正式合约相比，口头非正式合约的稳定程度较低，履约风险较大，但从本次调研结果看，目前农户在农地流转时采取口头非正式合约方式的比例远高于书面正式合约，且口头非正式合约履约效果良好。所以，各级地方政府在有序推进农地流转的进程中，应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将选择何种合约方式的自赋予农民，当然也需要做好规范引导工作。
总之，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农地流转等农村、农业政策时，一方面要充分体现和发挥正式制度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应注重信任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农民的行为偏好和决策深受乡土情境中人情关系、社会信任、村规民约、公序良俗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因此，各级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乡村社会语境，充分发挥本土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积极作用。各地区在推进农地流转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地域以及乡土特征的差异，在充分尊重各相关主体意愿及利益的基础上，给予地方一定的试错权，鼓励并支持各地积极探索与本地实际相契合的农地流转合约方式，从而为农地合理有序流转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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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杨睿；段文娟）
收稿日期：20160828；修回日期：201609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