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4 13:01:5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语言学研究，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简议什么是应用语言学
1.应用语言学的研究领域
一些应用语言学家更关注广泛沟通、语料分析、或重要应用语言学。由于英语是当代的通用语，应用语言学家尝试包括他们的兴趣在内的语言政策和规划，同时也关注分析语言和身份，以及特殊的教育需求。语料的分析需要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来研究语言，应用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的使用取决于社会环境、观众、流派和设置模式的识别。重要应用语言学对与失业、文盲和教育学相关的社会问题更有兴趣。
2.关于应用语言学的几点疑问
应用语言学是一种文化的科学吗？我第一次知道，到底什么是“文化学”，如何能界定其核心与边缘以及它的界限呢？应用语言学是一门学科吗？应用语言学包括心理语言学、第一和第二语言习得、阅读理解、对话分析、政治话语分析、性和语言、语言政策、神经语言学、媒体语言领域等，这些异构的主题作用于不同的层面，有些定义了社会领域的应用或研究（媒体，语言的性等），有些命名了分析方法（会话分析），有些由两种学科交叉构建而成（心理语言学），还有一些理论化的语言学对象（文字，话语）。以前的研究项目中，以语言的使用和建设意义或现实的相互作用为核心，项目的研究重点致力于语言和人类语言学科。在大多数情况下，理论围绕单个语言学习者和它们的语言轨迹发展演变，即作用于语言采集策略的心理或神经生物学模型。
二、应用语言学与普通语言学的关系
相比之下，“应用语言学”在普通语言学体系中执行一套完全不同的基本原则，应用语言学隶属于“语言学”。语言学家的共同主题还是语言，及其功能、设计和制定，也常把重点放在文章、话语和对话上。许多应用语言学家仍重视言语结构和社会意义，例如，研究短语“howdoyoudo”在医患交流中的功能；或研究不同的部分在言语交流中的作用；或重复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语言不再只是“反映”或“成为其他部分”的特定含义，其意义是构造、改变，按语言进行修饰，它们是动态对象。语言使现实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这种概念中，语言不再被视为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变化着的。它可以与理论语言学相比较，理论语言学关注的是形态学、音韵学和词汇学方面。应用语言学教师感兴趣的领域包括语言习得、语料库研究和社会语言学。除了外语教学与机器翻译，当今，被视为应用语言学的领域的中心问题包括涉及如航空、语言障碍、法律、医学、科学等特殊用途的语言和语言沟通问题，语言政策与规划，以及语言和文化问题。
三、结语
总结起来，应用语言学的研究着眼于语言学如何能帮助理解像心理学、社会学和教育等领域的现实问题。语言的兴趣对象就是与识别和构建相关的结构，即使有时一种结构在构建时而其他在破坏其构建，这样做是为了彻底理解对象和构建对象的框架。此外，“解构”通常表现出“局部性”，有些方面仍然允许应用语言学家使用基于普通语言学家提出的结构性描述的方法。
作者:刘丹 单位: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适用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适用性
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建的目标就是要为使用中的语言提供一种理论分析方法，从而实现其理论的应用价值。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种具有适用性的语言学理论。“适用语言学”是系统功能语言学领域的一个崭新和重要的发展方向。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建的目标就是要为使用中的语言提供一种理论分析方法，从而实现其理论的应用价值。“适用语言学”是一种全面的和理论上强有力的语言模型,它可以用来解决现代社会中人们在语言应用过程和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适用语言学要解决语义的发生过程和积累过程,研究和探索“语义发生”系统。该理论可以在语言实践和应用的各个领域指导语言活动。同时，语言的实践和应用的成果能够推进适用语言学的研究工作。
系统功能语言学由M. A. K．Halliday（韩礼德）于20世纪50年代末创立，该语言学始终致力于解决有关语言的和语言使用有关的问题。2006年3月26日Halliday在香港城市大学的“韩礼德语言研究智能应用中心”成立大会上,做了题为“研究意义: 建立一个适用语言学”的主旨报告。由于Halliday在这次会议上首次使用了“appliable linguistic” 这个词语。至此，国内外的语言学界开始进行“适用语言学”的研究。
一、建立“适用语言学”的目的
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建的目标就是要为使用中的语言提供一种理论分析方法，从而实现其理论的应用价值。最近几年，为了全面推进此目标的实现，Halliday 提出了“适用语言学”的新观点来解决语言使用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 “I have always tried to work with a functional orientation to language；not eschewing theory, because without theory there can be no consistent and effective practice, but treating a theory as a problem-solving enterprise and trying to develop a theoretical approach, and a theoretical model of language, which can be brought to bear on activities and tasks. I call this an “appliable” linguistics: appliable rather than applicable, because “applicable” refers to one particular purpose, whereas “appliable” means having the general property that it can be put to use in different operational contexts.“Halliday 一直致力于建立一种功能为导向的语言学理论，来指导语言的使用，而不是规避理论。因为离开理论的指导，就不会有一致性的和有效的语言实践。适用语言学是用来解决语言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同时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创建出一种理论方法和语言理论模型，以此来解决人们从事语言活动和完成语言相关的任务中所遇到的问题。在这里Halliday 还就“applicable” 和“applicable” 两个词进行了比较：这里的适用（appliable）与可应用（applicable）不同，“appliable”的含义是“适用”，是指在语言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使用的一种总体性质。 “applicable”是指特定的应用目的范围。而“applicable”适合更宽泛的目的。applicable linguistics只是说明哪些语言学理论有实用价值,而appliable linguistics要回答需要什么样的理论能更好地说明和处理人类活动领域中的问题，偏重于从语言外部估量语言研究的目标和价值。(黄国文，2006a，2006b )
二、适用语言学的内涵
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种具有适用性的语言学理论。“适用语言学”是系统功能语言学领域的一个崭新和重要的发展方向。在谈及适用语言学的定义时，Halliday 指出：“What I have called an“applicable linguistics”― comprehensive and theoretically powerful model of language which, precisely because it was comprehensive and powerful, would be capable of being applied to the problems both research problems and practical problems that are being faced all the time by the many groups of people in our modern society who are in some way or other having to engage with language.”（Halliday 2008a：7）从该定义我们可以看到“适用语言学”是一种全面的和理论上强有力的语言模型,它可以用来解决现代社会中人们在语言应用过程和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这些问题所适用的方面即可以是学术性的也可以是实际性的。
在2008年出版的《语言系统的并协与互补》（Complementarities in Language ）一书中， Halliday ( 2008:189 ) 对“appliable linguistics” 的含义作了进一步解释：“I am committed to working towards a coherent account of language which is appliable, in the sense that it can be helpful to at least some of the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who are in some way or other engaging with language in the course of their work.” 在这个定义中Halliday 用了“coherent” 这个词，说明适用语言学的概念与其一直以来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言观是一致的，即系统功能语言学一直致力于为语言的研究和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因此适用语言学是适用于帮助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使用语言的人的一种语言学理论。
三、适用语言学的发展目标――建立一个意义发生系统
韩礼德在开幕式讲话中有这么一段话：“语言的关键特征在于它是制造意义的源泉。一种‘意义发生’系统；因此不论人们在何处参与,他们在与意义打交道。”（黄国文，2006b）这说明语言植根于社会意义,是交流的一种资源。语言如果不是为了人们相互交流意义的需要,将毫无用处。这样,适用语言学首先要解决语义的发生过程和积累过程,研究和探索“语义发生”系统。
此外，在《语言系统的并协与互补》中，Halliday 有关于适用语言学的发展目标有这样的论述：“ A final complementarity might be that of theory and practice, or theory and application. In order to remain appliable, a theory needs to go on evolving, with ongoing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se two positions. But these are not two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it is a quality of a functional theory that many of its cast of actors act out the dialectic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course of their own work.. ( Halliday, 2008: 203) Halliday 认为语言系统的并协与互补一定是基于理论与实践的或是理论与应用的一种辩证互动。为了保持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适用性，理论必须要基于以上两个方向不断发展和完善。理论和实践或理论和应用不是对立的关系。适用语言学理论在语言实践和应用的各个领域指导语言活动。同时，语言的实践和应用的成果能够推进适用语言学的研究工作，从而丰富和发展适用语言学理论，推进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适用语言学”的研究工作。
参考文献：
[1]Halliday, M.A.K. 2008. Complementarities in Language (《语言系统的并协与互补》). 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
[2]黄国文，2006a, 功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外语艺术教育研究（功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号》
一、引言
对于转喻的研究最早是出现在修辞学中，长期以来转喻被认为是转喻是一种修辞工具，是词语之间的相互替代，用将一个词转换成另一个紧密相联的或相邻的词，是名词的转换（change of names）. 后来结构主义语言学与传统语用学也都涉及到了对于转喻的研究，而其研究都只限于词汇方面。隐喻的研究始于18世纪初，此后，很多语言学家开始对隐喻的认知功能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人们对于语言学的研究则广泛的存在于词汇，句子乃至言语行为等许多方面。人们认识到转喻不只停留在语言层面上，它处于同一认知模型里，用一个概念实体作为工具，为另一个认知目标提供认知和心理途径。
二、认知语言学下的转喻
认知语言学中的对于转喻的定义的代表人物是Lakoff和 Johoson和 Panther 和Radden。在Lakoff和 Johoson 出版的关于认知语言学丛书《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隐喻的定义和转喻一样，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思维方式。它以经验为基础，遵循一般和系统原则，用于阻止我们的生活和行为。他们认为，转喻是一个认知模型，是在同一认知域中相关概念的激活，这也是转喻的认知过程。转喻不是什么特殊的修辞手段，而是一般的语言现象。转喻也不仅仅是语言现象，而是人们一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我们的思和行所以依赖的概念系统从根本上说具有转喻的性质。转喻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人们的一般思维和行为方式。Radden 和 koveoses （1999） 根据同一理想化认知模型内本体和喻体的关系，把转喻分为两类：一类是模型作为一个整体和各个部分之间关系的转喻；二类是模型内各个部分之间的转喻。Panther 和Thomburg（1999）从语用功能角度，将转喻分为指称转喻，述谓转喻和言语行为转喻。指称转喻是用一个概念代指另一个概念；述谓转喻是用一种表达来借代另一种表达；言语行为转喻是用一种言语行为来代指另一种言语行为。
三、转喻与隐喻的异同点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在认知语言学理论指导下，最先开始对隐喻的研究，隐喻的研究也是到现在为止最多的。而对于转喻的研究的屈指可数。隐喻和转喻的区别，我们首先从其定义上区分； 从认知 语言学的角度，转喻实在同一认知域内用易感知的，易理解的部分代表整体和整体的其他部分，是一种替代关系，转喻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和思维形式，转喻是一种思维方法，一种替代关系。隐喻不仅仅是语言修辞手段，更是一种概念体系和认知方式，它是两个不同领域的事物，通过由源域到目的域的映射过程。隐喻在语言学上的作用体现在隐喻意义的理解和对多义词和新词的理解上。
1.相同点。Eco（1983）认为，每一个隐喻都可以追溯到一串相邻的转喻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语码框架。而且在此基础上构成了任何部分的或（理论上）整体的语意场。他提出，隐喻的机制，如果被简化为转喻的机制，就依赖两种转喻关系出现的不完全的语意场的存在。他在1985年，分析证明了隐喻性替换相近的机制，还指出隐喻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语言的无限符号过程，构成了多维度的转喻网络，每一个转喻都是通过文化习俗而不是原始的相似性。
2.异同点。
认知加工不同。隐喻的认知加工分为两个级别，第一级认知加工则是认知的两个域建立在可见相似性上，不需要付出太多努力。第二级别的认知加工则是隐喻里包含两个不同的域，这时需要通过主体联想产生隐喻的相似性，这种隐喻的认知加工通常要更多的努力。其中一个主词的主要特征被“影射到”映射到另一个主词上，产生词意的变换。转喻的两个认知域具有相似性相关联，所以其付出的认知加工努力不多。第一种情况是在某种语境下，为了某种目的，需要指称一个“目标”概念B。第二种情况是概念A 指代B，A和B 须同在一个“认知框架”内。以“壶开了”为例，用壶（概念A）转喻水（目标概念B），壶和水同在“容器和内容”这个认知框架内。概念壶的激活会附带激活概念水。壶在认知上比水显著。水开了，我们首先看到壶嘴在冒气，而壶里的水看不见。可见的比不可见的显著，这是认知规律。
隐喻和转喻的结构不同。从结构上看，隐喻是有由“本体”（tenor），也成“话题”（totpic），“喻体”（vehicle）和 “喻底”（ground），三部分构成。例如：杭州是上海的后花园。其中杭州是本体，后花园是喻体，而喻底没有出现。隐喻是在句子或句子以上的语言层次上才能实现。转喻也可以分为三部分：本体，喻体，和喻底。但与隐喻不同，在转喻里面，本体从不出现，喻体就是喻底。本体和喻体是以隐含的方式在起作用。本体和喻体之间是一种替代关系。喻体之所以能够替代本体，是因为它可以替代本体。转喻则是词语与词语之间的替代。
四、总结
综上所述，在本文中作者试图从隐喻与转喻在认知结构，认知加工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其证明隐喻和转喻在思维方面，认知功能，结构上其明显性的区别。除此之外，隐喻和转喻也有非常密切的相关联性。因此，只有将隐喻与转喻结合起来研究，才能够更加进一步的理解转喻的本质。
参考文献：
[关键词] 黄帝内经；语言学；词义引申；叠字
[中图分类号] R22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4721（2010）11（a）-097-02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医学典籍之一，也是现存成书最早的中医典籍。据学者统计，仅从1997~2007年，国内就新出版了《黄帝内经》相关书籍达128部之多，其中文献类书籍68部。本文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指导，进一步探索《黄帝内经》中词汇、词义的发展规律，以阐释其内涵。
1运用词义引申规律，掌握《内经》中多义字词的准确涵义
无论是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字词多义的现象十分普遍，而一词多义是词义引申的结果。如果我们能够有效地运用词义引申规律，那么，对于掌握《内经》中多义词的准确涵义将大有裨益。
词义引申是汉语词义发展一种有规律的运动[1]，一般认为，汉语词义的引申是按“四多”引申的规律进行的，即多原则、多方位、多侧面、多中心引申。而古汉语词义引申方式主要内因生义（包括时空关系、因果关系、反正关系、动静关系、实虚关系和同所衍生关系等）、外因生义（包括借助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等）、修辞生义（包括借助比喻、借代和通感等）。词义引申解决了客观事物层出不穷而词汇数量无法无限扩张的矛盾。
在对《黄帝内经》的学习和解读中，多义词的正确理解是个难点。正如钱超尘先生[2]在《内经语言研究》一书所指出的那样：“《内经》引申义的多样化，和它的某些引申义与一般文史书籍有时有所不同，这是《内经》词义艰深的一个重要原因。” 通过运用词义引申规律，从某个词的多个义项中确定在文本中具体运用的义项，定位准确，就能昭明经义，否则就会张冠李戴，不得其解。弄清多义词的一般引申规律，对《内经》多义词注释大有裨益。
例如，《内经》经常使用的“阴”字，具有三个基本义素：“阴暗”、“寒凉”和“沉寂”，都与自然现象有关。
当“阴”的基本义素“阴暗”与“处所”相关时，就表示寒凉背光的地方。如《素问・移精变气论》云：“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当“阴”的基本义素“阴暗”与“天气”相关时，就表示乌云遮日不晴不雨的阴天。如《八正神明论》云：“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当“阴”的基本义素“寒凉”义素与“气候”相关时，就表示秋冬季节的气候。如《三部九候论》云：“贵贱更立，冬阴夏阳，以人应之奈何?”当“阴”的基本义素“阴暗”、“寒凉”义素与“地理方位”相关时，阴就表示北方。如《五常政大论》云：“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寒而右凉。”
当“阴”与人体有关时，首先引申为与“部位”有关的“阴暗的部位”，指腹部，如《素问・金匾真言论》云：“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然后由“阴暗的部位”引申为内藏，与“五藏”义素结合。可以指代五藏。如《素问・金匾真言论》云：“藏者为阴，府者为阳，肝心脾肺肾，五藏皆为阴。”再引申至五藏之，如津液、血液等生命活动的物质。如《阴阳应象大论》云：“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还可与“经络”义素结合，泛指一身之阴经，如手足三阴、任脉、阴跷、阴维等。
当“阴”与“病邪”义素结合，就组成多种病症。如偏盛的阴气导致的厥逆寒痛，《素问・调经论》云：“帝曰：‘阴之生实奈何？’岐伯曰：‘喜怒实谓邪气盛也，不节则阴气上逆，上逆则下虚，下虚则阳气走之……’帝曰：‘阴盛生内寒奈何？’岐伯曰：‘厥气上逆，寒气积于胸中而不泻。’”
2正确理解叠字现象，使医理文理两相宜
叠字，又称“重言词”，是指由单音节或双音节字重叠构成的合成复音词。叠字是古汉语中的常见语言现象。清代学者邵晋涵在《尔雅正义》中把叠字现象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两个形音义完全相同的单音词组成，其意义与单音词的意义基本相同；另一类则与单音词的意义存在巨大的差异[3]。 前一类叠字，一般只须运用字面求解的方法，以单字的意义理解叠字。而对于后一种叠字现象，则必须依据文理，使医理、文理两相宜。
如“济济”一词，在古代汉语中一般有3种常用义项[4]：众多；整齐美好的样子；庄重恭敬的样子。《太素》卷二十三《九针之三・杂刺》云：“善欧，欧有苦，长太息，心中济济，恐人将捕之，邪在胆，逆在胃，胆液泄则口苦，胃气逆则欧苦，故曰欧胆者，取三里以下胃气逆，刺少阳血络以闭胆部，调其虚实，以去其邪。”其中的“济济”一词无法用常用义项去解释。而晋人皇甫谧《针灸甲乙经》[5-6]中云：“善呕，胸中澹澹善动而热，间使主之。”而“澹澹”，同“”，意义为心神忐忑不安。《素问・至真要大论》云：“民病心澹澹大动。”《素问・刺热》云：“其逆则员员澹澹然。”综合以上文献，其中“济济”乐意理解为“”，形容患者因胆气虚弱而造成的心慌恐惧的样子。
总之，将语言学理论及研究成果应用到《黄帝内经》的学习与解读实践中，有助于解决一些由于语义隔阂而造成的经义不明的问题。本文仅仅是一次粗浅的尝试，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参考文献]
[1]邵文利.古汉语词义引申方式新论[J].山东大学学报,2003,(2):93.
[2]钱超尘.黄帝内经太素研究[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67.
[3]张亭立.因声求义――《黄帝内经太素》重言词例释三则[J].中医教育,2009,(2):50.
[4]范登脉.《黄帝内经素问》疑难字词校补[D].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2007.
[5]朱鹏.近十年《黄帝内经》文献研究概况及展望[J].中医文献杂志,2008,26(5):44-46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商务语言；社会背景
在会议洽谈和总结汇报等商务活动的过程中往往需要进行商务式沟通，而沟通时采用的语言被称为商务语言。商务语言不仅仅是对个人的语言组织能力的考量，更是公司综合实力的体现。良好的商务语言能力可以使交谈双方迅速产生共鸣，找到互动切入点，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有利于双方经济利益的平衡，从而促进公司的经济发展。当前全球经济处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寻找一种通用的语言表达形式是进行商务沟通的基础，英语作为一种全球通用的语言正好符合这一应用要求。因此现今的商务用语多以英语这一语种为主。
在商务背景下，商务语言用词需要言简意赅，一些模棱两可的词语应当尽量避免，此外商务用语的目的性必须明确，还需要具有实用价值和客观性，商务活动的目的是达到产品的销售和经济活动的合作，一切表述需要以此为目的进行，在描述中采用客观性词汇表达更为中性，不会带入强烈的个人感情，这种表述是通过客观描述让客户对产品或计划拥有自己的判断，而不是通过华丽的语言让其形成先入为主的观念。最后，商务语言的表达必须要注重礼貌，大方得体。即使在双方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也要采用一种委婉的方式进行拒绝，为双方都留下回旋的余地[1]。可见商务语言不同于日常沟通用语，更需要使用者进行斟酌。然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商务活动双方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会有极大的差异，因而语言表达必然会受所处社会背景的影响，因此很有必要将商务语言置于社会语言学的背景下进行研究。
本文对社会语言学进行了简要的介绍，研究了社语言学背景下商务语言的使用为建立有效的商务沟通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何为社会语言学
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语言学种类，社会语言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它将多种学科相融合，如语言科学，社会科学，人类科学和心理科学等。人类处于社会当中，人类的语言可以看作一种以不同社会文化为背景的社会行为，因此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与语境、文化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通过人类语言表述时特有的规律更深层次的挖掘所处社会的文化特征和运行机理，正如美国语言学家Bright所说，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和社会的相互关系，或者说联系社会研究语言[2]。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语言的差异和本质进行研究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二、以社会语言学为背景的商务语言
语言是一种人与人交流的载体，而商务语言更是一种开展商务活动的中间媒介，它的使用与使用者年龄种族，社会地位，从事行业及受教育程度等有关。当交流双方文化背景跨越较大时，很容易受到社会背景差异的影响，不同的语言使用者受到所处社会背景的影响，在表述同一语义时的思维模式也各有差异，例如，在表示感激时，中文使用者往往喜欢使用if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表达“如贵方订单数量巨大，我方感激不尽”，但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差异，外方会由于设定条件而感到不快；再有当德国和美国客人进行沟通时，德国客户对“虽然我知道这件事不可能完成，但我仍愿意尝试”表示不理解，这正是二者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引起的[3]。可以看出商务语言的使用不仅仅是对语言能力的简单驾驭，更需要综合考虑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使用者的表达思维。不同的社会文化必然会对跨文化语境的交流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将商务语言置于社会语言学背景下更有利于商务沟通的顺利开展。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商务语言极大程度上受到使用者社会背景的影响，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入手对商务语言研究有利于不同社会背景的交谈者进行高效准确的交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意义。
参考文献：
[1]耿协萍.浅谈商务英语的词汇特点及其教学[J].当代教育论坛，2009，22：101-102.
关键词：语言学；跨学科学；认知语言学
1.引言
“语言学研究一直存在纵向和横向发展两种倾向。前者试图建立自主语言学，后者力求在不同学科建立跨学科的联系，以解决种种复杂的语言问题。虽然两者对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在不同阶段都有贡献，但当前更倾向于跨学科发展。”[1]本文将概述语言学研究的上述两种倾向，一种是语言自身的纵深发展，让语言学更为细化和深化；另一种是语言学与另一门学科形成交叉学科。本文将以认知语言学为例，探讨这门交叉学科产生的背景、理论成果及其研究发展前景。
2.语言学研究中的两种倾向
语言学研究一直存在两种倾向。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叶，呈现纵深发展的趋势，对本学科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使语言研究日趋细化和深化。这些研究大致有如下支派，例如：
共时语言学（Synchronic Linguistics）历时语言学（Diachronic Linguistics）
形式语言学（Comal Linguistics）功能语言学（Functional Linguistics）
描写语言学（Descriptive Linguistics）结构主义语言学（Structuralist Linguistics）
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语言学呈现横向发展倾向，力求建立不同学科间联系，与其他学科进行结合形成交叉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以解决复杂的语言问题。例如：
1.认知科学+语言学认知语言学2.心理学+语言学心理语言学
3.计算机科学+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4.神经学+语言学神经语言学
5.社会学+语言学社会语言学
就语言学学科的发展而言，跨学科研究的横向发展是语言学创新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是未来语言学发展的主要方向。语言学跨学科研究迅猛发展，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3.语言学跨学科研究成果
3.1国外跨学科研究成果
20世纪60年代末，对跨学科做理论探讨和实验分析的著作越来越多。1968年，第一次国际跨学科研讨会召开后，由柯斯特编著了《超越还原论：阿尔巴赫问题论丛》一书。1970年9月7-12日，在法国尼斯大学召开的以“跨学科”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标志着对“跨学科”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会后出版了《跨学科学――大学中的教学和研究问题》。该书成为跨学科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在国际学术界也有很大影响。
1979年，有关跨学科的重要著作《高等教育中的跨学科》问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1975-1976年度“人文科学跨学科研究生计划”主办的研讨会论文集。
1980年，国际跨学科学协会正式成立，该协会以跨学科科研和跨学科管理的研究为中心，成功组织了多次跨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
1981年，雷斯韦伯编著的《跨学科方法》由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1986年，跨学科问题专著《跨学科分析和研究》由美国洛蒙德出版公司出版，标志着跨学科学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1990年美国跨学科学专家克莱茵出版了第一部由个人独立执笔完成的专著――《跨学科学―历史、理论和实践》，标志跨学科学已进入一个系统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2000年由德国教授Peter Weinert和Fico S tehr主编，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实践中的跨学科学》，是迎接21世纪的一部跨学科学专著。
3.2国内跨学科研究成果
我国的跨学科研究源于20世纪80年代，1985年4月17-19日，在北京召开了我国首届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也是在这次会议上“交叉科学”被叫响，并迅速传播、普及开来。会后出版了论文集《迎接交叉科学的时代》。
1987年开始，关于跨学科学，交叉科学的专著陆续出现。1987年学林出版社出版了徐纪敏的《科学的边缘》，1989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李光、任定成主编的《交叉科学导论》，1990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刘仲林主编的《跨学科导论》，1991年由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刘仲林的《跨学科教育论》，1991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徐飞编著的《科学交叉论》，同年，由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交叉科学研究与应用》，1991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交叉科学概论》，1997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由金吾伦主编的《跨学科科学引论》，1998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刘仲林主编的《现代交叉科学》，等等。
4.跨学科研究在认知语言学中的体现
4.1认知语言学的产生背景
认知语言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和欧洲，是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研究结合而产生的新的语言学思潮和流派。语言是一种认知活动，认知语言学是人们对世界的经验和对世界进行感知和概念化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新兴语言学科。随着计算机时代的到来，20世纪70年展起来的认知科学，是研究心智工作机制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具有范围十分广阔的跨学科研究领域。认知语言学“是基于人们对世界的经验并以对世界进行感知概念化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一门学科”[2]。认知语言学在语言和认知两者之间进行整合，由自然语言切入来组织、处理以及传递信息。目的在与通过分析人的思维、储存信息、理解产生语言的过程中运用的认知策略来研究认知结构或心理结构。所以，认知语言学是一门与认知科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等学科关系紧密的交叉学科。
4.2认知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
二十世纪末，认知语言学理论进入中国，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国内研究者在吸收国外先进理论的同时，结合汉语实际进行研究，参与理论的建设和发展，积极创新。国内语言学家已开始使用认知语言学来研究我们的母语，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原型范畴、概念隐喻、转喻及语法化等一些领域的研究也卓见成效。
4.2.1范畴化理论
语言的范畴化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焦点。现阶段的研究，国内研究者们已经不再局限于从范畴的典型性、范畴的认知工具以及象似动因去揭示语言现象中的认知。而是开始从范畴化的概念入手，来研究范畴化的目的及其与方法论的关系等几个方面问题。但是由于忽略了概念范畴本质在人类认识的完整过程中的作用，导致在解释一些范畴原型理论时出现了矛盾。在后期的研究过程中，学者开始对非范畴化理论的含义、特征、动因及理论意义进行了深入探究。
从我国范畴化理论研究进程开看，学者逐步深化对范畴化问题的探究，在认知科学、语言学科、科学方法论之间搭建起一座跨学科研究的桥梁。
4.2.2原型理论
原型是指作为范畴核心的图式化的心理表征，是范畴化的认知起点[3]。我国对原型理论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涉及语义、句法、语用等层面。一些学者将原型作为人们对世界进行范畴化的参照点，在对外学习者的观察与研究中发现，学习者所有概念的建立都是以原型为中心的动态变化[4]。我国的语言研究者将这一理论运用到外语教学中，有利于外语教学的展开及相关教学误区的纠正。
4.3.3隐喻及转喻理论
语言学家把隐喻看作认知思维的一种基本手段。我国初期研究主要是对汉语语篇标题和正文间的组织作用上，而作为认知主体的施喻者和受喻者在隐喻构建与解读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等因素未得到足够重视[5]。后来的研究重心开始转移到对转喻在语篇的组织结构、信息发展、衔接与连贯中的作用上。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一些学者也自然语言计算机处理的角度对隐喻和转喻的计算方法进行了介绍、归类，这为认知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5.认知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
认知语言学理论建立在借助认知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从一开始就是跨学科的研究。国内学者已经能够借助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手段来对语言认知进行跨学科研究，解决具体语言问题。跨学科研究是语言学研究的创新之路，也是现代科学发展的明显趋势。因此，对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我们还需要在以下方面继续加强。
5.1引进介绍国外认知语言学最新学术成果
不断引进国外先进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吸收最新理论成果，扩大国内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同时立足汉语语言的特点，不断探索语言学习规律。加强对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应用研究，以及跨学科等方面的深入探究，不断壮大自己的研究队伍，拓展研究空间。
5.2扩大研究领域，加强学科间的合作交流
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应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加强各学科间的合作交流，大胆创新，形成自己的特色。认知语言学与认知心理学、计算机语言学、神经认知科学联系紧密，学者可以有效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结合语言学自身的发展进行研究发展。近年来国内许多大学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术研究团队。例如江苏师范大学的“语言科学与神经认知江苏省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的“语言与认知研究国家创新基地”。同时专家学者也应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成果，扩大研究领域，注意实际言语交际中的认知问题，针对不同问题，积极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5.3立足汉语自身，加强理论论证研究和实践应用
引自国外的认知语言学理论，只有与中国语言学研究现状、与汉语母语研究结合起来，才有其研究价值和意义。汉语属于无形态变化的孤立语，汉语原型、范畴理论、语法句法分析为我国认知语言学研究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研究素材。国内研究者应利用汉语研究经验，将国内外先进的理论成果与汉语研究相结合，拓展研究空间。将认知语言学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与汉语研究成果相结合，运用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分析汉语学习过程中的心理和认知问题，是我国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新路径[6]。我们的研究不应局限于简单地套用理论，而应学会利用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加强实践应用，在具体领域里进行分析、探讨、论证、完善。
6.结语
随着社会科学和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人们对语言学认识的不断加深。跨学科的研究是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之一，也是语言学科创新的有效途径之一。从当前语言学研究的倾向看，语言学不会仅局限于单一学科的研究，而试图加强与相关学科的联系，进行多元化的探究，语言学跨学科的研究趋势十分明显，认知语言学的蓬勃发展就是跨学科研究强有力的一个证明。（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学院）
2014年度赣南师范学院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YCX14A003
参考文献：
[1]胡壮麟，2007，谈语言学研究的跨学科倾向，《外语教学与研究》，第6期，403-408页。
[2]唐庆华，2009，试论语言学研究的跨学科趋势―兼议语言学经济学，《学术论坛》，第7期，150-154页。
[3]刘仲林，张淑林，2003，中外“跨学科学”研究进展评析，《科学学论坛》，第9期，5-8页。
关键词：平面设计；符号语言；意义
引言：
在平面设计中，信息的传达主要靠图形来完成，它也是传播学中研究的符号之一。把自身的创意进行视觉化和符号化，是平面设计的一个过程，通过思维设计指导，把视觉元素加工、变换，最终形成符号语言。符号语言通过简化事物的特征，向受众提供信息和服务，在设计作品与受众之间具有理解、沟通的作用。
一、符号语言的含义
符号指的是主体将一种能够被感知的对象和其他某种事物相连接，从而让某一特定的对象可以用来代表某一件事情或者事物，在这种象征或者规定被大众认同或者接受成为集体约定的时候，其就可以看作是一种代表事物的符号了。符号的含义多是约定俗成的，是一种重要的信息载体。符号学是一门专门研究符号的科学，在社会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符号的最终形成是经过长时间的演变，人们才达成共识，比如文字、图案、语言等丰富的符号，都是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约定俗成的。
随着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字文化已经渐渐的转变为图形文化了，这就意味在视觉传播的领域纳入了图形符号设计。社会的不断发展，就创造出了更多的符号概念，这就造成了符号的不规范化。这就表示，在平面设计中，设计师需要在科学的基础上传播符号信息，确保能为受众提供更好的服务，受众能够更好地理解与使用。符号语言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需要通过符号传递相关信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在平面设计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平面设计的目的
平面设计指的就是通过对一些要素通过组合、拼接的方式，设计出印刷品，设计出的作品不仅能够通过视觉传达信息，还能够通过设计的形式来满足受众的心理需求，以及视觉上的享受。通过某种形式，既能刺激受众的视觉，产生心理上的共鸣，又能够引起受众的兴趣，从而达到受众接受、认可和关注的目的。一个好的设计作品，不但可以吸引受众的关注，还可以通过作品让受众了解到所要传达的信息，并深入解读，最终实现服务受众的目的。平面设计中信息的传递主要就是通过符号语言来完成的，设计者通过作品来引导受众的思维方式，产生结论，最终实现自身的目的。
三、符号语言在平面设计中的意义
1、形象具体的表情达意
通过简洁的符号，来表达设计中的理念和所要表达的含义，表达方式形象具体、言简意赅、方便记忆，是符号语言的一大特征。图形符号能够快速的吸引受众的兴趣，直截了当的展现作品的优点，不用过多的语言描述，而且相较于文字来说，能够产生更深刻的印象，同时由于图形的有限性，能够发挥受众的想象力，有利于思维的发散。符号语言由于自身独特的形象，能够很快的传递信息，而且受众的认知度也较高，记忆时间周期较长。比如在百事可乐的广告中，几乎没有语言说明，但是它的效果却丝毫没有影响产品的魅力。在这则广告中，都是直接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动作，再借助一些图形符号，就赢得了受众的认可。
2、多样化
多样性是符号语言的意义之一，而且事物的特征也具有多样性，因此，某件事情的特性需要通过使用多种图形符号，才能够充分的表达出设计者的意图。总的来说，符号语言的使用，丰富了平面设计的表达方式，增加了作品的多样性，也为创意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想象空间，
3、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符号语言通过自身鲜艳的颜色，变幻莫测的创意形式，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平面设计作品通过运用颜色的变化，多种多样的形式，可以吸引受众的眼球，相较于枯燥乏味的文字来说，具能够有效的传达信息，为受众提供更好的服务。
4、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意义
符号也是一种文化的体现，是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即使是一个相同的符号，可能因为所处不同的地区、民族而具有不一样的含义[4]。再加上人们的思想是受环境影响的，这就导致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对每一种符号的认知是有偏差的，而且在解读设计作品时，也会产生个性化的理解。这样一来，平面设计的工作者，在特定地区进行产品设计的时候，需要考虑当地的文化特征，或者是在设计某一作品是，需要规避容易产生歧义的图形符号。
四、结语
符号语言在平面设计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平面设计中通过对符号语言的运用，达到了信息传达和为受众提供服务的目标，同时也实现了创意。要规范对符号语言的设计使用，深入的了解、探索符号语言，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设计出更好的作品。
参考文献
[1]肖保英.符号在平面设计中的意义及运用[J].包装工程,2013,14:92-94.
[2]胡涓华.图形设计提升现代平面设计的魅力[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5,22:85-86.
[3]唐影.试论中国传统图形符号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运用[J].包装世界,2016,02:4-6.
关键词：2011～2015年 文化语言学 综述
一、综述
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罗常培所著《语言与文化》一书是文化语言学的先导；80年代，陈建民开设“文化语言学”的课程以及周振鹤、游汝杰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中首次使用“文化语言学”这一学科名称，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的正式提出；90年代，邢福义《文化语言学》和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出版，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理论的基本形成。从此之后，出现了“文化语言学中国潮”，文化语言学得到了持续广泛的发展。
二、总论
文化语言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理论建设意识，即对其对象、任务、性质以及方法有一个纲领性的认识。但在近五年间，这方面的研究却不多，笔者查到的资料仅有《文化语言学初探》（《时代文学》，2014）、《浅谈对文化语言学的认识》（《青年文学家・语言研究》，2011）、《从符号的角度看文化语言学》（《商业文化》，2015）等，这些论文所论述的要点大多在之前学者论述的观点范围之内。本文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经过近30年的发展，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已经先后建立了众多较为完整的体系，现如今再想有所创新有一定的困难；第二，构建一套完整的关于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需要长时间的学术积累，但五年是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段，所以不足以有所创新。
由于文化语言学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其理论建设已经非常之多，所以近几年学者们开始对文化语言学进行总结性的认识。游汝杰、周振鹤的《耦耕集（文化语言学存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一书为论文集，这一系列文章的结集出版进一步梳理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完整地呈现出文化语言学在国内的发展历程；邱智晶、任雪莲、窦晶主编的《回顾与展望：语言与文化问题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2）以及赵明发表的《近十年文化语言学研究：回顾与反思》（《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一文回顾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旨在促进文化语言学的发展。
由于之前已有不少对中国文化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所以这五年中许多学者将视角转向少数民族语言和国外语言，致力于建立其中一种语言的文化语言学体系，如王健宜的《文化语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日语，金荣晃的《文化语言学》（民族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朝鲜语等。
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虽然在之前就已经提到很多，但在这五年中不断得到更新。随着国外对比分析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度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采用对比的研究方法，并且这一方法几乎涉及了文化语言学的各个具体领域，比如《法语时态与汉语时态的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语文建设》，2014）、《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男女性别语言差异研究》（《语言文化》，2015）等。除了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外，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也逐渐显露了出来，比如和民俗学、新闻学等学科的结合，如《“真实的力量，民间的智慧”――方言节目的文化语言学思考》（《新闻知识》，2011）等。
三、分论
在近五年中，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不仅在原有领域的基础上不断扩展，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领域。下文分为8个部分进行论述。
（一）词汇与词义
词汇与词义研究历来是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重点。同以往该方面的研究相比，本时期的研究出现一些新的特点。首先，学者们研究关注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对词语文化意义的探求，开始关注词语的文化意义对词汇系统的影响，比如《文化语言学视域下的“盂兰盆”一词的内涵与外延》（《东北亚外语研究》，2014）、《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小清新”》（《时代文学》，2012）等；其次，S着语言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开始关注到一些新词与借词，例如赵惠霞、周憬编著的《语言与文化阐释》（西安出版社，2011）一书中将当代新词语产生的基本途径作为研究的对象之一；最后，这一时期对成语的研究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涉及文学作品、其他语言、动物等各种类型的成语，比如《分析来源于文学作品的俄语成语》（《北方文学旬刊》，2013）、《汉泰动物成语对比分析及其文化差异》（李智文，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等。
（二）专名
对专名的研究，伴随着文化语言学发展的整个历程。邢福义在《文化语言学》一书中将专名划分为人名、地名、店名和数字。这一时期对地名的研究尤为丰富，涉及各个地方，既有大城市，也有小乡村，如海南州藏语文工作委员会主持编纂的《海南州地名文化释义》（甘肃民族出版社，2011）、《山东省临沂村名的语言文化研究》（颜廷花，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等；涉及人名的研究有《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汉族姓名》（《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涉及数字的有《“二”字文化语言学考辩》（《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专名研究：研究电视节目名称的《电视栏目名称的文化语言学分析》（梁艳，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研究粉丝团名称的《从文化语言学角度分析粉丝团名称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时代文学》，2014），研究音乐专辑名称的《音乐专辑命名特点的文化语言学透视》（《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1），研究饮食名称的《蒙古族传统饮食名称文化语言学研究》（图拉，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等。
（三）语法
这一时期的关于语法和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资料并不多见，仅有《语法差异文化阐释》（《南方论丛》，2011）、《现代汉语对称结构的深度研究》（刘晓静，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和《法语时态与汉语时态的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语文建设》，2014），这几篇文章都遵从了申小龙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从文化语言学研究语法的具体观点，从一个具体的语法角度将汉语语法研究同汉人的思维和文化心理特点联系起来，主要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
（四）文字
汉字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记载汉语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近几年学界对文字与文化的结合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著作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汉字文化新视角丛书”，它是山东省宣传文化专项基金项目，历时5年打造，由山东教育出版社于2014年5月出版。在中国文化地方性视界和世界性视界融通的过程中，该丛书重新确认了汉字在文化承担和文化融通中的功用和前景。丛书中包括申小龙著的《汉字思维》和《中国网络言说的新语文》、孟华著的《汉字主导的文化符号谱系》等。除了丛书，还有王宝珍的《汉字与中国文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李运富的《汉字学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等。这些著作都科学地构建了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为日后的汉字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汉字文化的论文，但总体上看，研究成果相当零散而不成系统。
（五）交际用语
在交际用语方面，称谓语仍旧是人们研究的重点。目前已有很多著作对一类的称谓语进行了系统论述，比如王琪的《上古汉语称谓研究》（中华书局，2011）。关于称谓语的文章非常多，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倾向性，即2倾向于跨语言的称谓语的文化对比以及称谓语在不同语言中翻译的文化差异，比如《浅谈中英称谓语的文化差异》（《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中日称谓语对照研究》（李玲，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等。
除了称谓语之外，在问候语、双关语、禁忌语、委婉语、惯用语、谚语、俗语等方面都有所涉及，例如《大学生微信问候语的文化语言学解读》（《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4）、《合肥谚语的语言和文化特点初探》（《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3）等。
在交际用语中，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新出现的诸如对网络语和广告语的研究，比如《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中泰广告语对比研究》（《中国报业》，2011）、《网络语言的谐音现象》（任莎莎，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等。
（六）语言接触与融合
语言接触与融合，顾名思义，就是文化语言学跳出汉语的圈子，在跨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比如修刚主编的《外来词汇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影响》（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分别从日语、英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韩语和阿拉伯语等语言层面，对现代汉语中存在的外来词进行了整体梳理。不过通过对近五年的资料进行梳理，本文发现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翻译方面。
在翻译方面，许多专著从总体上把握文化与翻译。比如李珊、莫兴伟著的《文化差异下的翻译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致力于研究语言、文化、翻译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英汉思维模式的差异对文化以及两种语言间翻译的影响。类似的还有杨怀恩著的《文化与翻译》（新华出版社，2012）、杨蔚君著的《翻译的文化回归》（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等。研究翻译方面的论文则主要是论述一个具体的角度，比如《文化语言学视点的汉语词汇日译文化信息缺失解读――以井波律子日译本为文本》（《凯里学院学报》，2011）、《多角度探讨古诗英译的策略》（《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等。
（七）方言与民俗
从游汝杰、周振鹤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开始，学界对于方言与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由邢福义主编的《方言与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可以说是这一时期该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其内容纲领性地分为总论和分论，论及了方言与语言、文字、艺术、民俗等各方面的关系。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研究某一地区的方言与文化，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方言与文化丛书”，该丛书涉及多个地域，比如汪大昌著的《北京方言与文化》（2015）、王世凯及杨立英著的《东北方言与文化》等。
由于文化语言学跨学科性的特点日益突出，而民俗学又是与文化联系最为紧密的学科，所以对民俗与文化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由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编写的《民俗文化综论》（长春出版社，2014），全书共分八卷，内容既包含理论，也有具体民俗与文化。除此之外，同方言一样，这一时期对该方面的研究也集中于地域民俗或某一种民俗，例如李春雨主编的《藏羌文化与民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维吾尔语、蒙古语中基本颜色词的民俗语义对比研究》（闹尔吉，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等。
（八）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文化研究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文化教学实质上是汉语文化语言学在汉语二语教学中的具体应用。该领域经历了一个从不被重视到被注意、从被热烈关注到趋于平稳的过程。随着国家与学界对二语教学的不断提倡，该领域发展到现如今已经成为了文化语言学的热点及重点。
该领域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文化教学的基础理论以及根本原则的探讨，比如王鸣主编的《外语教学与语言文化》（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姜萍编著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课堂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等；其次是对文化教学方法论的研究，比如《英语为母语的中高级留学生汉语熟语的学习现状及相应教学法》（陈滢滢，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再有就是对文化教学与第二语言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新认识，如赵明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误区和目标》（《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一文中评述了国内外对第二文化教学目标的研究现状，认为第二文化教学的目标不应该过于宽泛，而应该在梳理文化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重点与难点。此外，在唐智芳编著的《文化视域下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和覃俏丽发表的《略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习得》（《语文建设》，2015）中都提到了作者的一些新认识。除了以上三个主要方面，还包括诸如对课程教材、大纲、课程中的文化因素等方面的认识，但都不成系统，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四、结语
总之，近五年间，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仅在原有研究领域上不断扩展与深入，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很少涉及的修辞、翻译、语言对比等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近五年来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第一，文化语言学各方面的发展不平衡。从该学科内部来看，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文化教学方面取得了较多的成果，研究相对深入，但对另外几个领域基本理论的探讨还不够深入，对他们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化。即使所谓的“研究得比较多”的方面也存在着“大”而“空”的问题。从学科外部来看，与其他语言学分支相比，文化语言学学科研究开展得较晚、成果仍不够丰富。第二，研究的深度不够。在总论中也提到过，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理论建设热潮，近几年关于文化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建设较少，这说明文化语言学的学科理论在这几年没有创新，所以如何构建文化语言学的坚实的理论基础是首要的问题。第三，在一些研究方法上存在问题。一些论文虽然采用了定性分析的方法，但没有充足的语料来支撑其所得出的结论。另外，目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定量分析很少，没有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结合起来。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近五年来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并没有像20世纪90年代“文化语言学中国潮”那样发展迅猛，但在某一具体领域也有所拓展，研究方法也有所更新，更加注重对比与应用研究。文化语言学若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首先，要加大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建设，只有充足的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够支撑文化语言学各具体方面的正确发展；其次，在学界应形成文化语言学风向标的作用，大家率先在研究较少的领域找到突破口，进而促进文化语言学的平衡发展；最后，更好地完成在研究方法上的更新换代，虽然近几年对对比研究方法的运用很频繁，但对比研究的层面亟待拓展，对比研究的视野也需扩大。同时应重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综合运用，提升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高度。
参考文献：
[1]邢福义.文化语言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2]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3]刘冬雪.文化语言学初探[J].时代文学（下半月），2014，（6）.
关键词：语料库；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现状；理论发展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7）01-0098-03
一、语料库语言学的由来
不同的语言研究专家对语料库的定义不尽相同。Atkins和Clear（1992）认为“语料库是按照明确的设计标准，为某一具体目的而建立的大型语言文本库”。John
Sinclair（1996）认为：“语料库就是根据明确的语言标准选择和排序的语言的汇集，以作为语言的样本。”A.Renouf认为“语料库是由大量收集的书面语或口语构成并由计算机存储和处理用于Z言学研究的文本库”。Tony
McEnery（2006）认为：以机器可读的形式储存的，带有各种语言信息标注的书面或口头的样本文本集合。
不论如何定义，有几个关键点是一致的，就是语料库必须是语言的电子文本集合、必须按照一定的标准采集、采集后的文本最好经过加工（比如，标注、赋码）、文本的量应该达到一定的规模、能够被计算机处理等。语料库研究就是：研究者借助于各种计算机分析工具，以大量精心采集到的真实文本为研究素材，以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进行相关的语言现象观察、语言理论验证以及其它的实证性研究。
近些年，人们在语料库的建设和开发过程中，在观察和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创造了一些新方法，提出了一些新规则，并且对这些方法和规则在理论上进行了一些探索和总结，逐渐形成了“语料库语言学”。因此，语料库语言学是一门基于大量真实的语言数据，以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以独到的理论体系结合计算机科学来研究语言的一门边缘学科。
二、语料库语言学的应用
（一）在语言教学方面
语料库语言学的重要应用领域之一就是语言教学，可以利用检索工具对语料库进行词频、词块、句型、语态、搭配等的观察和统计，进行数据驱动式的学习。词频统计也能让我们准确确定高频词，检索出的词块、句型、语态、搭配等的情况，有助于教师更合理高效地开展词汇、语法、阅读、翻译等各种语言教学活动；学生们通过观察和实践，既能掌握词语的用法，也能了解语言变化的规律。这些检索结果（特别是词频统计的结果）也可以应用于语言教材的编写、教学大纲的设计，甚至词典的编撰等。
（二）在应用语言学方面
利用相关的计算机软件结合语料库可以进行词汇、句法、语义、口语、语言变异、二语习得、机器翻译、语用、话语分析等研究。此外，还可以利用语料库技术进行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等。
利用语料库进行词汇研究，主要包括词频、词块、词语搭配、类连接、语义韵、新词语的提取以及词典编纂等。结合语料库进行句法研究，主要是进行语法的定量分析和句型的频率统计。结合语料库进行语义研究，可以为词项赋义提供客观的标准，有助于建立语义模糊范畴的梯度概念。语料库与口语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口语词语提取的模型，目前集中在韵律层面的研究。语料库与语言变异的研究，是通过对比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性别的口语语料库来推断语言的变异和变化，从而进行语域变体、地域变体以及语言变化的研究。语料库与二语习得研究，主要是通过观察语料库中语言现象的分布和频率以及学习者语言应用和使用的失误，研究语言形式在语境中的意义和用法。语料库与机器翻译，利用过去已经翻译过的语料，采用模拟的方法来翻译句子。此外，利用语料库还可以进行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等研究。
（三）在社会语言学、文学、翻译学等方面
依据大规模真实语料库进行社会语言学现象、语言变异等调查，可以得出更加真实客观的数据和结论；通过建设文学作品或文学评论语料库，对其进行标注和检索，分别对其中的人物形象、意象、情节、主题、母题、作品风格等进行研究，可以为观点提供更为客观的数据支撑，开拓文学研究和语料库相结合的新型研究模式；在翻译学方面，利用建成的双语平行语料库，可以为翻译研究与实践提供实证材料，也能极大提高翻译的效率和准确性。
（四）在语言定量分析方面
利用大规模的真实语料，设计出要进行定量分析的知识点和所使用的各类题型，可以提高定量分析结果的信度和效度。
除以上几方面，语料库还可用于语法、多语言跨文化研究、法律（军事）语言学、文体学、意识形态和文化、作者的立场研究，甚至认知语言学研究等等。它所带给我们的也绝不只是一种研究方法的革命，随着语料库技术的迅速发展其应用范围也必将更为广泛。
三、语料库语言学的贡献
（一）对语言描述的贡献
语料库语言学这门交叉学科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随着Brown和Lob两大语料库的建立才逐步形成的。语料库最早和最普遍的应用就是其在语言描述方面，比如上文提到的语料库在语言教学、词典编撰、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学、翻译学、定量分析等等方面的运用，主要是语言描述层面。
以往进行的一些研究，比如对现代英语特征的分析：词汇的使用频率、语用特征及其在某段时间内的变化，男女使用某些词汇的多寡、偏好，口语与书面语的异同，不同地区使用英语情况的比较（特别是学习者与本族语者语言之间的差异），某些词汇空缺的成因，儿童词汇及句式习得的过程，甚至考察某些种族使用语法转换背后的动机等都是进行语言描述的具体研究事例。
可以说语料库语言学通过对大量客观详实的语言数据进行系统分析为语言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方法，人们可以凭借语料库提供的语言证据来进行语言学研究。
（二）对语言理论发展的贡献
Sinclair认为只有用巨量的语料来驱动的研究才能揭示那些单凭语言直觉无法预测的语言现象和发现新的语言使用规律，更新现有的理论乃至构建新的语言理论模式。Leech也认为语料库语言学绝不是仅仅收集和描述语料，它包括三个层次：语言收集、语言描述和理论构建。Halliday提出建立一套完善的口语语料转写系统以便更好地解决传统语言理论将词汇和语法分离的问题，因为口语语料是任何语言的原型语义单位始发和延伸的基础，这些语义单位已经高度语法化且灵活多变，所以加强大型口语语料库的研究能够带动语法研究的发展。
（三）对语言学研究方法的贡献
语料库语言学深受西方语言哲学中经论的影响，经验论认为感性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源泉，主张一切知识都通过经验而获得。西方语言学界的经验论注重语言事实，强调直观的感性，也就是要对真实的语言材料进行采集、描述和实证研究，借助于真实语料是语料库语言学开展研究的基础。
语料库的各种处理工具，如语料转写、文本整理、词性附码、句法标注、检索和统计等，这些计算机程序的出现使得语料库语言学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成为可能。利用语料库工具的标注手段和检索功能，研究者可以很容易地检索出某些语言现象，内省出一些语言规律，并进而对以往的理论假设进行验证，大大提高了证伪能力。
四、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的平台期
（一）语料库标注技术发展缓慢
语料语言学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起初人们只用语料库进行一些简单的分析，如词频统计等，后来又增加了词的语法属性的标注，即词性标注。但时至今日，语料标注没有实质性突破，实际有使用价值的标注还只能是词性标注。目前语料库已经发展到了基于浏览器检索的第四代，在标注和检索能力等方面也增强不少，但其基本功能仍与第三代相似。除词性标注外，对语料库其它层次的标注，如，语音、句法、语义、语用和多模态语料库等的标注仍不成熟，因而要想利用语料库中的熟语料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就会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
（二）语料库研究层次单一
语料库标注层次发展的缓慢制约着语料库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发展。语言研究者利用语料库进行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更深入地挖掘语言的结构与演化规律，而语料库中语音、句法、语义和语用等层次标注的不成熟、不完善，就会使得相关研究停滞不前。目前绝大多数的语料库研究主要停留在词汇、句法层次，对语义等方面的研究尚不够深入。
（三）与其它学科的交叉研究尚不成规模
结合语料库进行社会语言学、文学和翻译学等方面的研究数量少、规模小、影响力也较弱。这可能与各个学科属性的表现形式不同有关，比如，文学更注重语言的内容，而语料库语言学多侧重语言的形式，用语料库研究文学就会有一定的难度。
（四）语料库建库方面的问题
语料库的标注和赋码系统缺乏统一性，没有统一的规范和标准，适用性较差。语料库工具软件（赋码工具、标注工具、文本分析工具等）开发滞后与语料库的迅猛发展不相协调。口笔语语料库发展不均衡，书面语语料库和口语语料库发展不均衡，相对于丰富的书面语语料库，口语语料库的发展落后很多。大多数的语料库资源难以共享，重复建设造成了各种资源的巨大浪费。
（五）对语料库语言学理论的期待
语料库研究以量化描述见长，但若仅仅满足于量化和描述，就只能成为其它学科研究的辅助工具，很难有长远的发展，也不能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另外，虽然不少人主张语料库研究应结合现有的语言学理论来阐释量化数据，但结合语料库数据和现有语言学理论的成功案例也不多见。
目前，比较遗憾的仍然是语料库语言学研究主要还是应用性研究，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和理论体系，语料库对语言学理论几乎没有实质性的贡献，语料库语言学理论很值得期待。
【关键词】 语料库；语料库语言学；外语教学；翻译研究；研究；发展状况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语料库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主要致力于文本的检索、取样、分析以及统计，从建立之初就为语言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近年来，语料库语言学得到了大量中国学者与专家的广泛关注，不仅建成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高水平、高质量的诸如平行语料库、专门用途语料库、和用于研究学习者口语和书面语特征的学习者口笔语语料库等各种类型的语料库，研究方向也从以往单一枯燥的语法、词汇和词典编纂扩展到涵盖二语习得、外语教学与研究、翻译理论、翻译实践、话语分析、错误分析和语言处理等更为专业和全面的诸多语言学研究的领域之中，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具有不同研究背景和研究方向的学者投入到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之中，使得语料库语言学得到空前的发展。此外，国内以及国际间的各层次和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也为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和发展创造了优越的环境。
一、外语教学与研究与语料库语言学
以语料库为基础的外语教学研究始终是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也一直是国内外语言学家和语言教育家关注的焦点。在中国，语料库语言学与外语教学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首先，基于语料库的外语教学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是“教什么”和“怎么教”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国际、国内的专家和学者纷纷给出了各自的理解。Sinclair强调学习者可直接通过相关语料库资源，凭借相应的分析软件，分析观察词汇索引和扩展语境，从而自觉得形成对语言形式的归纳和自我发现。此外，教师也可根据实际教学需求自建小型语料库或基于现有的大型语料库建立更为细致和专业的子语料库，并将其与实际的语言教学活动相结合，切实地体现语料库对语言教学的辅助作用。粗略统计，过去几年中在CSSCI来源的期刊中发表的关于语料库与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相关论文数量多达220余篇，内容涵盖了外语教学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中的各个领域和环节，如基于语料库的，包括词汇、句法、篇章、翻译、实际应用等各层次在内的外语教学模式探究。下面，笔者以语料库语言学与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结合程度为依据梳理并简单分析了相关研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学者纷纷倡导在外语教学的实际之中灵活地应用语料库：谢应光；郭杰克；何安平、濮建忠和卫乃兴讨论了词汇和语法的关系，强调每个词汇都各有其语法，词汇的意义和结构密不可分，而语言教学的设计则应从词汇出发，突出词汇的核心用法。卫乃兴强调了Sinclair提出的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所应具备的四项重要技能：即1）划分话语意义成分的能力；2）区分“向心式”结构和“离心式”结构的能力；3）对语言认知、讨论和重组的语言能力；4）对语言进行释义的能力。这一观点是以语言描述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而提出的，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和挑战性。
Tim Johns提出了数据驱动学习（Data-driven Learning，简称DDL），意即在外语教学的实际之中直接应用语料库数据和相关的检索软件和技术，也就是鼓励和引导学习者观察、分析、描述、概括和归纳语料库中大量真实存在的原料，并在此过程中自我发现语言的规律。国内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
李文中和濮建忠在介绍“数据驱动”学习的基础上探讨了在外语教学的实际中如何直接应用语料库索引技术的问题并给出了实现“数据驱动”学习的基本手段。甄凤超详细探讨和分析了基于语料库的“数据驱动学习”的基本思想、方法和所需的技术。卫乃兴、李文中和濮建忠等人在国内首次实现了语料库资源的在线查询、检索和共享，实现了四个语料库700多万词的文本资源KWIC网络在线转换、实时传送与共享，并开发了“数字驱动”学习系统。而以白志刚为首的团队凭借语料库数据技术和wiki平台等技术资源和手段，对高年级英语专业学生的自主学习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俞燕明通过对传统的外语教学模式和以数据驱动为基础的学习模式的对比研究发现数据驱动学习模式在提高学生的词汇水平方面发挥着巨大的积极作用，还对学生的研究思维能力的培养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有着相当的促进作用。不难看出，数据驱动的外语学习和网络多媒体技术为外语教学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同时，大量实用性强、操作简便的语料库检索软件的研发和应用也势必极大的促进语料库语言学与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结合，从而激发出大量新的研究成果和应用。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目前的数据驱动教学和实践模式仍处于探索初期，相关的数据和技术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仍有待进一步的开发和完善。
外语教师深入地加工和分析现有的语料库资源或现存的学习者语料库，并在实际的诊断式外语教学中应用其成果是语料库间接应用于外语教学的一种重要途径。国内目前建成的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学习者语料库有： “中学英语教育语料库”（450万词）；“中国英语学生口笔语语料库”（200万词）；“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100万词）；和“中国大学学习者英语口语语料库”（70余万词）等等。通过对比分析英语本族语语料库和学习者语料库，不但可以分析、描述、和概括中间语的使用特点，还可诊断学习者的错误并预测其潜在的学习困难，真正实现“对症下药”，从而切实保证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二、翻译学与语料库语言学
翻译学家Mona Baker 首先创立了“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范式。而张柏然教授认为语料库翻译学是一种以描写翻译理论为其理论基础、以语料库实证研究方法为其手段、力求科学、系统地描写和归纳翻译（包括汉外对比研究）领域的知识和技能之概要的学问。语料库与翻译的结合主要包括双语平行语料库的开发、以语料库为基础的翻译共性的研究、和以语料库为基础的语言特征研究、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教学和研究以及基于语料库的口译研究等等。
一直以来，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将平行语料库应用于语言研究与教学研究之中。基于平行语料库的研究依据大量真实语料，从经验论的视角出发，凭借科学的统计方法，描述和概括语言现象并对其进行理论的抽象。王克非、黄立波认为语料库翻译学不但打破了传统的重视原文本和翻译文本对等的理念，而且破除了原作至上的观点，摈弃了内省法和规约法，以大量的真实的翻译文本为基础，把语际对比和语内对比的模式相结合，凭借先进的分析技术和手段，实现对翻译的描述、解释和归纳同时探索研究翻译的本质。总而言之，语料库翻译学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依靠经验和感受的翻译研究的做法，以大量真实的翻译文本为基础，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如分析文本等值概率、检索语境、统计类符/型符比、统计句子长度、词频和搭配方式等，得出研究结论，保证了结论的可靠性和科学性。
廖七一较早地分析介绍了语料库语言学与翻译学相结合的问题，强调指出了与翻译教学和研究密切相关的三类语料库：1）平行语料库；2）多语语料库；3）可比语料库，及其在实际的翻译教学中和翻译的规范性和普遍性的理论探索与研究中的积极作用。
国内平行语料库的建设普遍起步较晚，现已建成的具有相当规模的语料库有：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汉英双语语料库”（20万句对，提供网上查询服务）；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的“BABEL汉英平行语料库”（20万句对）；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的“CCL汉英双语语料库”（233.589句对）；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的“通用汉语对应语料库”（约3000万汉字/英文词）；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英汉双语语料库”（5万句对）；南京大学的“南大-国关平行语料库”等。这些语料库极大地激发了包括语言对比研究、翻译研究、双语词典编纂研究和外语教学研究在内的一系列相关语言研究。另外，燕山大学刘泽权教授领导建设的《红楼梦》英汉双语平行语料库，对全面、系统和科学地分析我国经典名著及其译本起到了极大的辅助作用。卫乃兴等在上海交通大学正在筹建的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此语料库预期库容将达1000万词（字），涵盖人文、经贸、科技和国际政治等四个子语料库，打破了传统的句对的对齐方式，以机器智能匹配和人工匹配的结合应用为基础，将建立以汉英对应意义单位为其主要对齐方式的语料库。
综上，平行语料库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有着良好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前景。刘泽权和朱虹研制的《红楼梦》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可直接应用于文学名著的翻译教学实践之中。王克非指出在翻译教学的实践中应用北外的“通用汉英对应语料库”的三大方式：1）提供大量丰富的针对某一检索词的双语对译样例；2）为讲授者和学习者提供大量丰富的关于某一常用结构的双语对译样例；3） 提供丰富的可供随机提取的多种译本，以资参考对照之用。谢家成和赵宏展也分别指出外语教师可自行建设小型英汉平行语料库并将其应用于翻译教学之中。
三、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趋势
纵观语料库语言学在中国的成长经历，我们不难看出语料库语言学必将更加深入地融入到语言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当中，而包括外语教学与研究、二语习得、翻译理论、翻译教学、话语分析、自然语言处理、 语言错误诊断与分析、中介语特点研究、词典编纂等领域也必将因为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迎来更加明媚的春天。特别要指出的是语料库语言学与其他语言学领域，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和翻译学等等，将会更为紧密得结合在一起。随着电脑科技和相关软件的不断研发与升级，语料库也必将更为深入地融入到外语教学的听、说、读、写、译等各个环节之中。
【参考文献】
[1] 白志刚.语料库与英语专业高年级自主学习探究[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9.
[2] 郭杰克.语料库、语料库语言学与英语教学[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1997.
[3] 何安平.语料库与外语教学[J].国外外语教学，2001.
[4] 李文中，濮建忠.语料库索引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
[5] 刘泽权，朱虹.《红楼梦》中的习语及其翻译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
[6] 廖七一.语料库与翻译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
[7] 王克非.双语平行语料库在翻译教学上的用途[J].外语电化教学，2004.
关键词: 认知语言学 语法化 连续统 语法单位划分
1.引言
自二十世纪初Meillet提出“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并初步分析这种语言变化的现象以来,语法化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丰富,世界范围内的语言研究特别是历史语言研究非常重视该理论,语言学家们利用语法化理论分析研究语言现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语法化研究有许多不同的途径,不同的语言学派或语言学家解释其的角度不同。有的认知语言学家着重考察章法(discourse)成分如何转化成句法成分或构词成分,他们认为“先有章法后有句法”,提出句法成分是由篇章成分“句法化”的结果。Givón(1979)认为“主语”这个语法范畴是由篇章里的话题(topic)演变而来的。Hopper和Thompson(1984)认为语言中普遍存在的名词和动词两大范畴产生于叙述过程中两个最基本的章法功能:指称事物和述说事件。Hopper(1987)甚至大胆提出:根本没有什么语法,有的只是语法化(Grammar is always emergent but never present.――没有现存的语法,只有在产生过程中的语法)。Hopper和Traugott(1993)又认为,语法化是特定语言环境中出现的词条或结构进行语法功能化的过程,一旦语法化,这些词条或结构将产生新的语法功能。语法化产生的机制首先是重新分析,其次是类推。有的学者则认为语法化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实词逐渐虚化为没有实在意义的语法成分的过程(意义层面上),二是指短语或词组逐渐凝结为一个单词的过程(语言单位或语言形式),可分别简称为词汇的虚化和短语的词汇化。以上各家对“语法化”的一致看法是:语法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发生语法化的成分由原来的表示实在意义转化为表示语法功能意义;语法化在语法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形式学派也对语法化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求对语法化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Chomsky(1986)发表以后,功能范畴被引入生成语法框架、最近10余年完善起来的短语结构理论和X-标杠等理论框架里,像限定词(determiner)、标志词(complementizer)和一致关系标记(AGR)这类功能范畴成分被普遍看作短语结构中心语。而历史地看,这些功能中心语都来源于词汇成分或词汇中心语。功能语法学家研究的是实际使用中的语言,因而功能语法学家和生成学者致力于解释的语言现象不同。其中“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就是功能学者的重要研究课题。有的功能语法学家甚至把语法化的理论地位提高到可以和生成语法抗衡的地步(Traugott & Knig,1991:189-218)。根据Hopper & Traugott(1993:1-2)的研究,作为一个术语,语法化有两层意思,即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语法化”指的是一种解释语言现象的框架,指着重于研究语法形式和结构如何产生、使用及如何对语言产生影响的语言研究。“语法化”大框架所关注的问题如下:范畴间的界限是否分明,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及语言中固定结构和不那么固定的结构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如何。它主要突出词汇结构的相对不受约束性和句法结构的限制性之间的矛盾,为系统描述语言的相对不确定性和范畴间的界线不分明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狭义的“语法化“指的是语法化框架试图解释的实际语言现象:如某个词汇单位或结构获得某项语法功能,或者说某个语法单位获得一项更为语法化功能的动态过程。
2.语法化反思
2.1认知语言学语法化观
《认知语言学入门》中提到,法国语言学家Meillet将语法化定义为:语法化研究的目标为将单个的词过渡为具有一定语法功能的元素。或者是词汇单位行使语法功能,或语法单位行使更多的语法功能。语法化即是具有实义的词汇词,意义越来越弱化,逐渐变为不强调其实际意义的语法功能词(与词汇化lexification相对应)。认知语言学试图解释语法化这一语言现象。他们假设词汇、词法、句法现象都是基于共同的概念结构,只是他们研究概念结构的方面或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如此便在词法、句法、语篇之间通过语法化建立起联系的桥梁。但问题是概念结构如何决定语法或是语法结构?从历史的平面看,正如Givon所说:“昨天的章法是今天的句法,是明天的词法。”也就是说词缀、词、短语(词组)、句子或语篇之间可以转化,由一个语法单位语法化为另一个语法单位。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确实是一个语法单位承担了不同的语法角色,但这只是表征一致的问题,他们只是异质同构而已(表达方式相同,但实质已经代表不同的语法单位)。如“be going to”表示“将来”时,就弱化了构成该词的理据“be”、“going”和“to”在该词中的具体意义及其原来的语法地位(身份)。只要一个语法成分语法化以后,它就不再是以前的那个语法单位,而具有了新的身份。因此,即使是一个语法单位语法化过程中有并存现象,他们各自也有自己明晰的语法身份,不会出现同一语法环境中既属于语篇单位,又属于词法单位。它们之间的界限和地位是明晰而不含混,是各自独立的语法单位而非一个连续统。
Hopper提出只有语法化而无语法。很多学者也以have的语法化过程为例对语法化进行了论述,have原来是表示实在意义“有”的,在语言使用过程中逐步虚化为语法标记。Taylor较为详细地对其进行了分析,并举了7个用法不同的例句,按实意性递减的顺序论述如下(王寅,2005:129):
[27]Do you have a bank account?
[28]The house has three bedrooms.?摇?摇?摇
[29]You have a lot of patience.
[30]We have a lot of crime in this city.
[31]I have some work to do.
[32]I have to go to town this afternoon.
[33]The guests have arrived.
2.2认知语言学语法化观点反思
对语法化现象的研究,认知学派和生成学派的观点出现分歧。前者认为语言是由语用功能驱动的,语言的各级阶处于一个连续统(continuum)中,任何一个语言单位只是连续统中不同侧面的凸显,没有本质的区别,而语法化是它们相互转化的机制与手段。由此,他们得出语法是人类认知与世界共同作用的结果,语法是语法化的产物,借此否定生成语言学坚持的语法自主化和语言模块论。而生成语言学则持相反观点,认为语法化是产生功能语类语言表征(functional material)的手段,语法化导致语法关系的词汇表征发生变化,表现为个体语法参数差异,不影响语言机制本身。语法化只发生在词汇层,而将其扩展到语言其他层面的研究只是对语法化的误解。即使将其归结为广义语法化理解,其推理证明也还只是猜测,不具有科学的刚性特征。因此,认知语言学家从语法化角度来审视语言本身,从语言对语言内在机制进行否定的努力是值得怀疑和再思考的。
首先我们要界定什么是语法或语法形式:是语言中词素、词和词组、句子乃至篇章本身还是其内部结构及其组合规则?无论它怎么语法化,语篇句子词词素(词缀)等只要它语法化为其它成分后就不再具有原来的身份,即使在并存阶段也只能说同一形式具有了两种或多种实质,即异质同构而已。语法化只是一种现象或过程,永远无法替代语法本身而存在。它可以帮助解释一些语法上有标记的用法,即过渡阶段人们语言的使用。总体上语法化也不会违背语法总的大规则。一旦一个语法单位从语篇语法化为词,它就必须行使词在句法中的功能,而非原来的语篇功能。如“He is a boy.”是一个句子或称为一个语篇,当在“He is a boy is true.”中,“He is a boy”就降级为一个名词或名词词组的句法地位,我们还可以无限递归将“He is a boy.”降级到一个词素地位,如“He is a boy is true is obvious.”等。只有将孤立的所谓的词放到具体的语言或语法环境中才可确定其语法地位或词类地位。因此语法化决不可能否定语法本身,它永远遵循语法原则。
3.结语
语法化是许多语法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也是研究语言或语法本质的重要有效的切入点。认知语言学、生成语言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都对语法化问题进行了研究。认知语言学强调语法化与隐喻、象似性、主观化等密切相关,从而词素、词、短语(或词组)、句子和语篇经过语法化形成一个连续统,不具有清晰界限,因此只有语法化而无语法。认知语言学家对语法化的研究有其自身的价值,但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语法化实质及其在语法研究中的功能和地位,进一步从语法化的角度对语法单位的划分确定进行探讨。
参考文献:
[1]Givón,T.On Understanding Grammer[M].NewYork:Academic press,1979.
[2]Hopper,P.J.& Traugott,E.C.Grammaticaliza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4-6,21,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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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eillet,Antonie.L’évolution des formes grammaticales.Scientia(Rivista di Scienza)1912.12:26,6.Reprinted in Meillet,1958:130-148.
[5]Newmeyer,F.J.Language Form and Language Function.Cambridge,MA:MIT Press,1998:248,263,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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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胡壮麟.语法化研究的若干问题[J].现代外语,2003,VOL26,(1).
[8]沈家煊.“语法化”研究综观[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4).
[9]吴福祥.近年来语法化研究的进展[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VOL36,(1).
关键词：伴口语手势 系统功能语言学
1.引言
手势是指在面对面的口头交流中，人们身体的一些部位不同程度地移动（主要是手和臂的移动）。手势在交流的过程中无处不在，手势和口语相辅相成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口语本身是实现语言外在化的一种形式，说话者按句法规则把词与短语组合起来，并辅以语调、手势实现意义。
20世纪60年代以前，人们普遍认为手势就是指手划脚，没有规则可循。多年后，语言学家证明了手势也是人类的自然语言。学者们承认手势表达意义，还认为手势是交流的资源，无论口语还是手势，都是用有限的符号，通过一套规则（即语法）来表达意义[1]。伴口语手势是口语沟通中不可缺少的成分，与口语一样具有建构意义的功能[2][3]。
2.功能语言学中的手势研究
2.1伴口语手势的系统性
McNeill的伴口语手势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三点：非系统的特点、语境的敏感性、个人癖好特性，他认为伴口语手势的这些特点使得手势成为一种不同于语言的交流方式。根据McNeill[4]手势要想成为系统的，必须列举出有精确形式的手势语素并且在形式和意义之间，存在社会规约所规定的有规律的对应性。尽管对于说话人、听话人来说，伴口语的手势产出和接收都是毫无意识地，但是这并不能否认，不同的讲话人不能重复地、系统地做出有规律的手势。但语言不只是词汇项，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角度讲，语言至少有三个层次，各层次之间是体现与被体现的关系，在具体的语境和语篇中，体现三种意义。
Martinec采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思想研究手势，他认为伴口语手势是语义和形式的统一体，在语义层面，他展示了动作的过程类别，例如：运动或静止，如果是运动，那么就可能是主动或被动等，环境分为有场所或无场所；伴口语手势的形式单位或等级有前臂、手、手指；前臂的类别有运动或静止，如果运动，那么就可能是用力或没用力等；手产生的手势类别分为当手运动的时候，整个手都运动和手的掌侧运动，如果是掌运动，那么就可能垂直或平行地面；手指产生的手势类别分为弯的、不弯不直的、直的。从原理上说，这些类别和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从句划分类别一致，即主句或从句、短语或词组（名词短语或动词短语）、词（名词或动词）。在此，我们只能说语言的形式范畴适用于手势，但把语言形式范畴用于其他符号系统还没有提供有力的证据证明[5]。
Martinec认为手势系统是分级的，而不是分类的。Martinec描述了不同层级的手势系统，他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角度，描述了伴口语手势的系统是概念、人际意义。
Martinec[6]对动作的描述和理论化，和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模式相匹配，与Kress 和van Leeuwen[7]的图像视觉语法相适应，在系统功能符号学中，无论是语言、动作、图像符号系统等都由三种意义成分组成，即概念意义、人际意义、语篇意义。概念意义包括经验意义和逻辑意义，经验意义指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经历，逻辑意义指的是语言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义单位之间的逻辑关系表达。人际意义表达讲话者如何构建周围的人际关系。语篇意义是运用衔接等手段构建连贯的语篇。 Halliday & Hasan[8]提出衔接是建构语篇意义的资源，语言中通过连接、词汇衔接、所指、替代、省略实现。Martinec[6]认为只有连接、词汇衔接、所指和动作语篇相关，他把词汇衔接又称为成分关系，他把它们称为动作衔接功能系统，在文中比较了动作和语言两种符号的衔接系统的相似性和区别性，他最后得出结论：无论语言和动作是分开的还是结合在一起的，都能使用衔接系统去分析语篇意义。
2.2伴口语手势的人际意义
动作是如何表现人际功能的？Martinec[9]根据参与者在交流中用动作构建和表达人际关系的现象勾画了动作符号的基本人际资源，他认为动作分三种类型：表现动作、代表动作、指示动作。表现动作多数是由整个身体的运动和面部表情构成，表现动作的人际资源包括参与、情态、情感；参与通过交流双方的身体距离和角度体现；情态通过愿意或不愿意，确定或不确定体现；情感主要是通过面部表情体现。代表动作在于交流的场合是脱离现场的，主要是靠手和臂的移动；一部分代表手势完全具有规约性，Ekman 和Friesen[10]把它称为象征手势。Martinec[9]认为代表动作的人际资源主要是符号功能，实现言语角色的最基本功能：给予和求取。指示手势也是由手和臂的移动，指与话语同时发生的动作，它的全部意义可以靠话语获取，Kendon[11]把它称为手势。指示动作的人际资源是参与。
2.3伴口语手势的概念意义
Vygotsky[12]从社会到心理的转变过程中提出手势概念，探索了指示手势的经验意义，他认为指示手势是由不同等级的形式经过一系列的选择组成，在语义层面上实现过程和环境类型的选择，展示了指示手势意义和形式之间系统的一致性。Martinec收集了足球评论的影像资料，分析手势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集中分析了手、臂、指头的运动形式，勾勒了详细的手势指示语网络图，他找出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但Martinec在描述手势语系统时，手指和前臂、手属于一个等级，我们知道手指属于器官手的一部分，还有手的运动状态不只是限于移动和静止，也不总是垂直或平行于地面，可能是受语料或文化的限制。
3.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