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03 08:13:0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证据保全申请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请人：申请人x与x因x一案，已于x年x月x日向你院提起诉讼。现因该案证据即将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为此，申请经予保全证据。现将案件事实、理由和具体请求目的分述如下：
请求事项：
事实和理由：
此致
xxx人民法院
申请人：
内容提要: 在刑事诉讼中，被追诉方申请证据保全与申请取证存在本质差异。增设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可以制衡追诉方取证过程中的随意性，避免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和罪轻的关键证据在以后难以取得，又能使无罪的被追诉者尽快摆脱涉讼之苦。同时，增设刑事证据保全制度有助于保持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中规定了刑事证据保全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应该增设刑事证据保全制度，明确规定决定是否实施证据保全的机关、保全申请权的主体、申请证据保全的条件和方式、证据保全材料的审查及处理、实施证据保全的措施以及申请权的救济。
二、域外刑事证据保全制度之比较分析
鉴于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存在上述诸多价值，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均明确规定了该制度。但如前文所述，我国现行和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没有任何涉及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条款，有鉴于此，下文拟对域外法制进行考察，以利于构建我国的刑事证据保全制度。
《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第15条对刑事证据保全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由于特殊情况，从司法利益考虑，一方当事人预备提供的证人证词需要先行采证并保存至审判中使用时，法院可以根据该当事人的申请和对有关当事人的通知，命令对此类证人的证词采证”、“反对保全证词、证据或其中某一部分，应当在证据被保全时提出异议并阐明理由”、“本条规则不妨碍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法庭同意后保全证据，无论是采用口头或书面询问方式，以及使用该被保全的证据”。[1]对于如何实施证据保全措施，《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第15条（d）项要求按照民事诉讼中实施证据保全的方法和步骤进行：“……采证应当以民事诉讼中规定的方式进行并保存……（2）询问和交叉询问的范围和方式应和审判时的要求相同。”[2]至于民事诉讼中证据保全制度的操作程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明确指出：“在审判之前，当事人双方可以不附带任何理由，要求传唤包括对方当事人在内的任何相关人在特定时间到特定场所接受询问。证人必须宣誓后，才可以接受传唤一方的询问，对方当事人可以针对询问内容提出异议。整个采证过程应该通过速记记载下来，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还应该对采证过程进行录像。”[3]
通过证据保全获取和固定的证据，其效力不受传闻证据规则的约束。在实施证据保全时，被告人有权在场，如果被告人被羁押，羁押官员应当交出被告人，以保障被告人的在场权。实施证据保全时，直接询问与反询问的范围与方式与庭审程序一致。另外，被告人可以根据联邦证据规则的规定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被保全的证据。
为了切实有效地保障被追诉人的申请证据保全权，美国的一些州通过判例明确规定，如果追诉方在执行法庭的证据保全令状时存在偏差，法庭可以对其进行惩罚。如新墨西哥、缅因、内布拉斯加等州即有此类规定。[4]另外，法庭还可以从被告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对追诉机关作出一个附加的惩罚决定，直接宣布起诉书无效或者宣告被告人无罪。[5]对于被保全证据的保管，鉴于联邦法院并没有制定统一的规则，每个司法区采取的做法并不完全一致。[6]通常情况下，各个州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证据管理政策，设置了证据监管人，专门负责管理被保全的证据。[7]
德国和瑞典也在各自的刑事诉讼法典中设立了证据保全制度。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66条明确规定：“（一）被法官讯问时，被指控人申请收集对他有利的一定证据，如果证据有丢失之虞，或者收集证据能使被指控人得以释放的，法官应当收集他认为重要的证据。（二）如果应在其他辖区内收集证据，法官可以嘱托该辖区法官收集。”[8]与德国刑事诉讼法相类似，《瑞典诉讼法典》也赋予了被追诉人证据保全的权利，该法典第41章对证据保全制度作了专门性规定：“诉讼中涉及对于某人之法定权利极为重要之事实的证据有灭失或难以收集之风险，且未对该未决权利进行任何审理的，地区法院可以询问证人、专家意见、勘验或书证等形式为将来收集和保全证据。任何人（包括被追诉人）想要为将来收集和保全证据的，应向法院提出申请。申请书中应当说明想通过该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该证据的性质、申请者提出收集该证据的根据，可能的情形下，应说明利益受到威胁的其他人。为将来收集和保全证据产生的费用应由申请人支付。法定权利与该次取证有关的其他人被通知到庭且参与了取证的，申请人应向其支付法庭认为数额合理的必要的差旅费、生活费和时间耗费补助。”[9]
日本和意大利为了适应对抗制改革的需要，均在各自的刑事诉讼法中增设了证据保全制度，以增强被追诉人的取证手段和防御能力。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被告人、嫌疑人或者辩护人，在不预先保全证据将会使该证据的使用发生困难时，以在第一次公审期日前为限，可以请求法官作出扣押、搜查、勘验、询问证人或者鉴定的处分。受到前项请求的法官，对于该项处分，有与法院或者审判长同等的权限。”[10]将证据保全制度规定下来，是日本“现行诉讼法中才设立的制度”。[11]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增设证据保全制度旨在增强控辩之间的对抗性。虽然对于驳回证据保全申请的裁定，日本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规定申请人的救济途径，但是判例对此作了较为宽松的解释：“如果将询问证人作为一项证据保全提出而被驳回时，由于该驳回裁判属于刑事诉讼法第429条第1款第2项规定的‘关于扣押裁判’，故对此允许提出例外的准抗告申请。”[12]在具体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对于“扣押裁判”范围的理解，包含了一切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有关的诉讼行为，因此，在日本，对于驳回证据保全申请的裁定，通常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通过准抗告程序获得救济。与日本的刑事诉讼立法相似，1988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也增设了“附带证明”程序（证据保全制度），专门用一章13个条文对“附带证明”的适用条件、申请、法官对申请的决定、实施保全的程序以及所固定的证据的效力等作出了严密周详的规定。具体而言，附带证明的适用条件包括：证人确有理由认为将会因疾病或者其他重大原因而不能在法庭审理时接受询问；有理由认为将出现以暴力威胁或者许诺给予钱款等好处的方式使证人不愿意提供证言或者作伪证；与向公诉人作出前后不一致陈述的证人进行对质；需要进行鉴定或司法实验的人、物或者地点，有证据证明其状态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特别紧急的情况下，辨认程序不能推迟到法庭审理时进行；如果在法庭审理时进行鉴定，会导致庭审过程延缓60日以上。申请附带证明的形式和实质要求包括：申请人必须提供要求采取附带证明的理由与证据、进行附带证明程序的对象、为了实施附带证明程序必须申请延长侦查期限的理由，等等。对于实施附带证明的庭前程序，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398条明确规定：法官应该审查附带证明申请，确定庭审日期、地点，并送达被调查人、被害人和辩护人。至于法官实施附带证明的庭审程序，从该法第401条的内容来看，本质上就是一次完整的庭审程序，控辩双方必须展开辩论和质证。[13]
2003年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刑事证据保全制度，这对于如何构建我国的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因此，下文将详细介绍其立法背景及内容。与日本和意大利相似，2003年之前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虽然赋予了被追诉方证据调查申请权，明确规定被告人可以申请侦查机关作出“为有利于己之必要处分”（刑事诉讼法第2条第2项），侦查机关在讯问被告人时，检察官或司法警察也负有应先告知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得请求调查有利之证据”的义务（刑事诉讼法第95条、第100—2条），但是，上述条款只是表明被告人可以提出证据调查申请，并没有赋予被告人实质性的救济条款。因此，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基本上没有出现被告人借助调查申请权收集到于己有利证据的案例，被告人的证据调查申请权明显“遭受漠视”。[14]基于上述原因，2003年我国台湾地区修改刑事诉讼法时，专门在第12章“证据”中增设了第五节，确立了证据保全制度，其内容有：第219条之一（证据保全之声请）、第219条之二（声请证据保全之裁定）、第219条之三（声请证据保全之期日）、第219条之五（声请保全证据书状）、第219条之六（犯罪嫌疑人于实施保全证据时之在场权）、第219条之七（保全证据之保管机关）、第219条之八（证据保全之准用规定）。具体内容是：在侦查阶段，对于证据有湮灭、伪造、变造、隐匿或者碍难取得情形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申请检察官采取搜索、扣押、鉴定、勘验、讯问证人或其他必要保全的处分措施；除认为不合法或无理由应予驳回外，检察官应该在5日内实施保全措施；检察官驳回申请或者没有在5日内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申请人可以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除申请属于法律上不准许或者无理由的情形外，法院都应该作出批准证据保全申请的裁定；即使证据保全申请不符合法律程序上的规定，法院也应该通知申请人补正以后再作出批准保全申请的裁定。[15]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增设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弥补了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申请取证权的缺陷，使得“检察官不能如过去般地默不作声，而必须有所回应（此处，或许是新‘修法’关于证据保全最有意义的地方）。”[16]从立法意图上看，增设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实质上是进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改革的一个体现。因为证据保全制度意味着提升了被告人在诉讼中的自主权、防御权和决定权，被告人在行使证据保全申请权时，可以积极主动地介入一直以来以检察官为中心的侦查程序，使侦查朝着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彻底改变了过去完全依赖于检察官客观性义务的传统职权主义侦查模式。在侦查程序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增设证据保全制度的积极意义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总之，鉴于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存在诸多价值，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了该制度。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条文来看，虽然对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立法规定不存在重大分歧，但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还是表现出了明显不同。首先，虽然将证据保全申请权作为当事人的一项重要权利并单独立法，但是，在证据保全申请主体的限定上存在较大差异。例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79条将申请主体界定为“被告人、嫌疑人或者辩护人”，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219条第4款将申请主体规定为被告人、辩护人、自诉人和检察官，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第15条以及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398条则将证据保全申请主体扩大到诉讼双方当事人。其次，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均对如何实施证据保全措施设置了专门的程序，都必须经过类似于庭审的辩论和质证程序，只是在具体操作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例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第15条要求对刑事证据保全制度采用类似于民事诉讼的方式和方法进行，而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219条对申请证据保全的期日、批准主体、犯罪嫌疑人在场权，甚至书状的具体表述事项都进行了细致的规定。再次，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将证据保全的决定机关规定为法院。当然，这种立法例是在裁判法官和令状法官有着成熟区分制度的前提下才予以确立的。最后，许多国家和地区专门设置了对证据保全申请进行救济的程序。证据保全申请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故此各国基本上都规定了申请人可以提出程序救济，并且会引发相关的程序性制裁。例如，上文已经提及美国某些州就明确规定有惩罚措施，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219条之一规定，保全申请被检察官驳回的，可以向法官申请救济。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具体设计与一国或一地区的诉讼目的、诉讼结构以及相关的配套机制息息相关，因此，在借鉴域外立法以建构我国的刑事证据保全制度时，应该有选择地吸收。
三、我国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立法构想
鉴于申请取证制度与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存在根本差异，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缺失既给司法实践造成了诸多弊端，也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立法背道而驰，笔者认为，应该结合我国的立法与司法现状，适当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明确规定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为证据保全申请的批准机关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只有法院才有权决定是否采取刑事证据保全措施（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除外）。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392条第1款规定：“在初期侦查阶段，公诉人和被调查人可以要求法官采用附带证明的方式进行以下活动……”；[17]《瑞典诉讼法典》第41章第2条也规定：“任何人想要为将来收集和保全证据的，应向法院提出申请”。[18]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79条、[19]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第15条、[20]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66条[21]均采取了与意大利和瑞典相同的立法例，规定只有法院才可以决定是否采取证据保全措施。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国内有些学者也主张将是否实施证据保全的决定权交给法院。[22]但是，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体制与西方法治国家存在根本区别。在我国，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三机关之间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法院居中裁判的司法令状主义并没有确立，检察机关既是国家追诉机关，也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享有实施一切强制手段的批准或者决定权。同时，从刑事诉讼制度层面以及侦查策略来看，也宜将是否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决定权交由人民检察院。分述如下：
首先，将证据保全措施的决定权交给法院，与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体制不一致。刑事证据保全措施本质上是由国家专门机关依当事人的申请固定证据，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证据保全也是获取证据的一种方式。因此，与常规的取证手段一样，证据保全措施也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诉讼手段，实施证据保全措施往往会对公民的人身、财产造成侵犯。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为了避免侦查和公诉机关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大多对追诉程序采取诉讼化构造，由法院通过签发令状的方式进行居中监督和制约。“从西方国家的立法来看，只要是涉及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进行剥夺或限制，司法机关原则上都有权介入。”[23]具体而言，在奉行司法令状主义的国家，对于拘留、逮捕、搜查和扣押这些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行为必须由法院统一签发令状。因此，在西方法治国家，将是否批准证据保全申请的决定权交由法院，是与其刑事司法体制相吻合的。但是，目前在我国，除逮捕这一严重剥夺被追诉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需要由检察机关批准外，其他的侦查措施，无论是对人的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和拘留，还是对物的搜查、扣押、冻结和查封等，都由侦查机关内部自行审批。因此，在现行刑事司法体制下，如果将证据保全的决定权交给法院，势必会颠覆现有的侦查措施审批体系，给其他侦查措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带来巨大冲击。虽然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三机关之间的关系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但是法院对承担主要侦查职能的公安机关并没有具体的监督与制约手段。而我国的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行使公诉职能的唯一主体，也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承担客观性义务。虽然法律监督者的身份与客观性义务如果操作不当会影响公诉职能的发挥，但是宪法以及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诸多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与侦查活动的权力及措施，因此，从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体制来看，由检察机关而不是法院统一行使证据保全决定权更为适宜。
其次，从刑事诉讼法的制度层面而言，如果将证据保全的决定权交给法院，存在制度上的障碍。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等申请证据保全，如果将决定权授予法院，意味着法院必须了解基本案情，以判断有无进行证据保全的必要。而要了解基本案情，法院必须查阅侦查卷宗。从现行及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其有关的司法解释来看，没有任何条款要求公安机关应该将卷宗移送给法院。而现行刑事诉讼法第66条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要求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写出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17条也要求公安机关将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因此，从制度层面上说，由检察机关决定是否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并不存在任何制度上的障碍，只需要在立法上加以规定即可。如果将决定是否采取证据保全的权力交给法院，则意味着必须完全突破现行立法的规定，明确规定法院审查是否应该采取证据保全措施时，公安机关必须将案卷材料一并移送到法院。显然，这种做法在制度层面上存在障碍。
将决定是否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权力交给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者与控诉者的双重身份相吻合。人民检察院既是我国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监督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进行，也是国家专门的追诉机关。基于检察机关的双重身份，检察院可以主动地介入案件的侦查过程，特别是一些较为复杂和重大的刑事案件。对此，现行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也有明确规定：对于重大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讨论，公安机关也应该主动通知人民检察院，参加讨论的检察人员在充分了解案情的基础上，应当对侦查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因此，将决定是否采取证据保全的权力交给检察机关，就不会出现由法院决定是否采取证据保全措施所面临的刑事司法体制和制度上的障碍。
（二）申请证据保全的主体
与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取证主体仅限于辩护律师相比，笔者认为，除辩护律师当然享有证据保全申请权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人也属于证据保全申请权的主体。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请证据保全时，人民检察院应该适用民事诉讼法第74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分述如下：
首先，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据保全申请权既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通例，也是基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目前在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明显弱势的诉讼地位，在收集和固定证明自己无罪和罪轻的证据方面更是如此。如果仅仅赋予辩护律师申请证据保全权，难以切实有效地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大多处于被羁押状态，缺乏合法有效的手段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同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大多缺乏基本的法律知识与诉讼技巧。而自现行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16年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侦查羁押期间，犯罪嫌疑人提出聘请律师的比率仅仅为12％。[24]在上述有律师参与的案件中，侦查机关在规定时间内安排律师会见的比例仅为23．5％。其中近三分之一的情况下侦查机关拒绝安排会见时不给出任何理由。[25]虽然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既扩大了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也取消了一些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的限制性条款，但是，毫无疑问，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和会见辩护律师的现状难以在短期内彻底改观，因此，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申请证据保全权是必要的。
其次，赋予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申请证据保全权既是刑事诉讼当事人必需的权利，也可以改变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的现状。我国两次修订刑事诉讼法均确立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这种增强被害人对刑事诉讼程序和结果的影响的做法，既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也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趋势相一致。[26]因为自1970年以后，“各国越来越注意加强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保障，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得到加强，被害人当事人化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改革的重要内容。”[27]在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虽然立法上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地位，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可以委托诉讼人代为调查取证，并出庭参与诉讼；同时，1998年4月25日司法部颁布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140条明确规定：“意见与公诉意见不一致的，律师应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出发，独立发表意见，并可与公诉人展开辩论。”但是，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诉讼人调查取证等权利却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赋予其切实有效地维护自己权利的手段。因此，在目前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不但庭审过程中律师在与公诉人意见不一致时难以展开辩论，而且在侦查过程中被害人及其诉讼人收集和固定证据的现象都较为少见。2003年湖南省湘潭市小学女教师黄静裸死案之所以引发诸多争议，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缺乏证据保全申请权。围绕黄静是否生前遭受，警方先后组织了四次结论不一致的尸检。2004年3月底，当司法部法医鉴定中心的专家准备做第五次司法鉴定时，却发现黄静尸体的器官标本被湘潭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一位医生送到医院锅炉房火化了。警方在案发现场发现的可能沾有犯罪嫌疑人的一套被害人内衣裤也丢失了。更为荒唐的是，本案最为关键的证据证明被害人黄静是否有心脏病史的体检表也从档案中消失了。如果立法赋予了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申请证据保全权，该案显然不会成为死案而无法侦破。针对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缺失申请证据保全权等诸多权利的现象，有学者指出：“盲目地为了保障被害人的人权而将其列为纸上的当事人，又不赋予其当事人应当享有的诉权，只能在理论和实践中引起混乱。”[28]如果考察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出，赋予被害人证据保全申请权也是有立法先例的。例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394条明确规定了被害人附带证明的申请权：“1．被害人可以要求公诉人倡议进行附带证明。2．如果公诉人不接受此要求，他宣告附理由的命令并将该命令向被害人送达。”[29]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结合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的现状，适当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有益经验，立法上应该赋予被害人及其诉讼人证据保全申请权。
再次，如果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提出证据保全申请，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虽然民事诉讼法第74条赋予了民事诉讼原、被告证据保全申请权，同时，法院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时也应该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但是，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没有确立证据保全制度，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在申请证据保全时，很难获得公安司法机关的批准，这实质上侵犯了民事诉讼原告人和被告人的权利。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应该明确规定：“对于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申请证据保全的，人民检察院应该适用民事诉讼法第74条的规定进行审查，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三）申请证据保全的条件和方式
申请保全的证据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相关性和紧迫性。相关性是指申请保全的证据能够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即该证据对证明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如何量刑是不可或缺的。紧迫性是指申请保全的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具体而言，对于物证或书证，主要是指该证据可能存在灭失、散落、隐匿、被篡改等情形；对于证人，则主要是指该证人因年事已高、病重等因素可能死亡或即将移居国外；证人可能变更证词也是请求保全的一种理由，但诸如因时间间隔太长，证人的记忆可能淡薄等一般性原因则不构成申请保全证据的理由；对于勘验，主要是指存在难以保存原样的情形；对于鉴定，则主要指物证或书证存在灭失、毁损的可能性。不过，如果物证或书证存在仅依靠扣押、勘验尚不足以充分保全其证据能力等特殊情况，也可以作为预先鉴定的理由。申请证据保全的理由只需简单说明并予以佐证，并不需要进行严格的证明，只要检察官能够形成大致的心证即可。
申请人请求证据保全应当向检察院提交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记载以下事项：案情摘要、应保全的证据及其所在地点、证人的姓名和住址、证据保全的方法、拟保全的证据所要证明的事实、保全证据的理由等。
（四）申请证据保全材料的审查及处理
人民检察院在收到证据保全申请后，对于符合申请条件且情况紧急的，应该立即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对于案情相对复杂，检察院难以立即判断是否应该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必须在五日内作出决定；对于不符合证据保全申请条件的，应当在五日内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并说明理由（有碍侦查的情形除外）；对于检察院作出的不予批准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决定，申请人可以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影响决定的效力。
检察院在审查申请人的证据保全申请，并作出是否采取保全措施的决定时，应该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检察院应该查阅公安机关的侦查案卷，了解基本案情。人民检察院在接到证据保全申请后，应该通知公安机关移送案卷材料，并与具体承办案件的侦查人员进行沟通，在了解基本案情以及侦查进展与策略后才能作出决定，而不能仅仅凭借自己的直觉或办案经验进行判断。第二，检察院在决定是否采取证据保全措施时适用类似于民事诉讼的盖然性证明标准。对于申请保全的证据是否具备相关性与紧迫性，检察院承办人员的心证程度只需达到盖然性标准即可，即如果不采取保全措施，申请保全的证据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可能性较大，无须达到提起公诉甚至是法院定罪的标准。第三，除有碍侦查的情形外，检察院驳回证据保全申请的决定应该附带理由。前文已经指出，申请证据保全制度与申请取证制度的主要区别之一就在于前者必须对申请者有所回应；同时，如果检察机关或者法院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了当事人的证据保全申请，申请者可以从程序和实体两个途径进行救济。救济性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条件是必须知悉权利被侵犯的理由。因此，通常情况下，如果检察院拒绝了当事人的证据保全申请，应该附带理由。
（五）实施证据保全的措施
前文已经指出，被保全的证据不受传闻证据规则的约束。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证人无须出庭，该证言即可采信，因此，人民检察院在收集和固定被保全的证据时，应该采取更为严密和规范的程序。具体而言，对书证，要尽可能提取原件，提取原件确有困难的，可提取复制品，但必须附卷照片、副本、节录本等以备查；对物证，可通过勘验笔录、拍照、录像、绘图、复制模型或者保持原物的方法保全；对视听资料，可通过录像、录音磁带反映出现的形象或音响，或者利用电子计算机储存的资料加以保存；对证人证言，在采用证人笔录的方式加以保全时，必须力求准确、可靠，保持其原稿和原意，笔录经本人核对盖章后，正式附卷加以保存，不得损坏或未经批注而销毁。针对年迈、重病、有死亡可能的证人，或者即将出国的证人，必须立即取证，以免贻误时机。对于需要通过一些专门性技术侦查措施进行保全的，检察机关可以委托公安机关或者鉴定机构代为行使；对于已被采取保全措施的证据，由检察机关保存，并随着程序的逐渐推进与案卷一并移送。
检察院在实施证据保全措施时，除存在有碍侦查的情形外，应该通知申请人在场。由于通过保全措施收集和固定的证据的效力优于常规手段获取的证据，专门机关在实施证据保全措施时，必须通知申请人到场。对此，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德国刑事诉讼法中均有明确规定。我国台湾地区充分意识到申请权人的在场权对实施证据保全的重要性，故在其刑事诉讼法第219－6条规定：“告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辩护人或人于侦查中，除有妨害证据保全之虞者外，对于其申请保全之证据，得于实施保全证据时在场。保全证据之日、时及处所，应通知前项在场之人。但有紧迫情形致不能及时通知，或犯罪嫌疑人、被告受拘禁中者，不在此限。”[30]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增设刑事证据保全制度时应该明确规定，检察院在实施证据保全措施时，除有碍侦查的情形外，应该通知申请人在场。
（六）证据保全申请人的救济权
对于专门机关侵犯证据保全申请人的权利，当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大多规定了申请人的救济权及途径。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指出，如果专门机关毁灭证据或者不予保全证据存在“恶意”（bad faith），那么就属于违反宪法上正当程序权利的行为。[31]美国有11个州的立法明确规定，如果证据被“恶意”毁灭或者没有被保全，法庭可以采取刑罚方法并对申请人实施适当的补偿。[32]另外，前文已经指出，在美国的有些州，对于法院的证据保全命令，如果追诉机关执行不力，法院可以对其进行惩戒，并代表被追诉者的利益，宣布起诉书无效或者直接宣告被告人无罪。
笔者认为，基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现状，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应该赋予证据保全申请人救济权。通常申请保全的证据既存在可能灭失或者在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形，同时对于证明案件事实又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证据保全申请权人的权利遭到侵犯，检察院应当采取保全措施却没有采取的，立法上就应该赋予申请人获得救济的权利及途径。具体而言，如果检察院应当保全证据而没有保全，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法庭审理时提出异议并提交证据证明的，法院可以作出对控诉不利的推论。所谓不利的推论，是指法院可以减损控诉方提出的证据的证明力，并作出与公诉人控诉事项相反的结论。如果被害人的证据保全申请权受到侵犯，庭审过程中法院可以作出支持被害人控诉犯罪的主张，在被害人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时，法院应该作出有利于被害人物质补偿权的判决。
注释:
[1] 《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卞建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页以下。
[2]同上书，第53页。
[3]Yale Kamisar，Wayne R．Lafave，Jerold H．Israel and Nancy King，Modern Criminal Procedure，West Group，9th ed．，1999，pp．1209－1210．
[4]ME．REV．STAT．ANN．tit．15§2138（2）（2004）．
[5]e．g．，N．M．STAT．ANN．§31－1A－2（F）（2005）．
[6]See Kreimer ＆Rudovsky，Double Helix，Double Bind，Factual Innocence and Post Conviction DNA Testing，151U．Pa．L．Rev．547，554（2002）．
[7]See Edward Connors et al．，Convicted by Juries，Exonerated by Science：Case Studies in the Use of DNA Evidence toEstablish Innocence after Trial，19U．S．Dep’T of Justice（1996）．
[8]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李昌珂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
[9] 《瑞典诉讼法典》，刘为军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页以下。
[10]《日本刑事诉讼法》，宋英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11]［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12]［日］石井一正：《日本实用刑事证据法》，陈浩然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42页以下。
[13] 参见《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页。
[14]参见杨云骅：《侦查程序中证据保全制度之检讨》，《东吴大学法律学报》第16卷第2期。
[15]我国台湾地区最新的刑事诉讼法，可参见北大法意网，http：／／www．lawyee．net／Act／Act＿Other＿TW＿Display．Asp？ChannelID＋1040000＆KeyWord＝＆RID＝560，2012年3月15日访问。
[16]许泽天编著：《刑事诉讼法论》，台湾神州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12页。
[17]前引[13]，《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140页。
[18]前引[9]，《瑞典诉讼法典》，第81页。
[19]参见前引[10]，《日本刑事诉讼法》，第40页。
[20]参见前引[1]，《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第52页以下。
[21]参见前引[8]，《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83页。
[22]参见韩旭：《构建我国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思考》，《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9期。
[23]陈永生：《侦查程序原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7页。
[24]参见余澳：《关于我国刑事拘留运行现状的实证研究》，四川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1页。
[25] 参见陈瑞华主编：《刑事辩护制度的实证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26]当然，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应该适度。参见张泽涛：《过犹未及：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之反思》，《法律科学》2010年第1期。
[27]王若阳：《刑事被害人制度比较研究》，《外国法译评》1999年第2期。
[28]胡铭：《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步伐刻不容缓》，载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9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页。
[29]前引[13]，《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141页。
[30]前引[16]，许泽天编著书，第12页。
1. 通过实习，培养运用所学的基本技能、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去独立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 通过实习，树立职业意识，增强敬业精神，提升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3. 通过实习，进一步巩固专业知识，提高专业技能。
4. 通过实习，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
5. 通过实习，将学到的理论知识向实践方面转化，尽量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6. 通过实习，学习一些办案经验，提高实践能力。
二、实习单位及岗位介绍
xxxx律师事务所 是二一年经xx省司法厅批准的临沂市首家市属合伙制律师事务所。该所由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丰富执业经验的律师组成，以为大中型企业服务为重点，以金融、知识产权、房地产、电力、涉外业务、公司法律实务、企业改制等业务为专长。该所现为xx兰陵集团、临沂电业局等十几家企事业单位担任法律顾问，承办了许多在知识产权、涉及业务、经济合同、非诉讼法律实务等方面在全国及省内有影响的案件。 律师所将以高素质的律师队伍、高起点的管理、高层次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专长领域：一般债务债权，损害赔偿，财产问题，婚姻家庭，名誉诽谤，暴力伤害，妇幼权益，刑事辩护，仲裁，遗嘱继承，合同，劳动，金融，证券，票据，房地产，著作权，专利，医疗事故，股份制改造。
在这次实习中，我主要承担律师助理的工作，我的岗位职责是：
1.收发、整理和保管文件档案资料;
2.处理有关法律问题的来信、来访，解答简单的法律询问，简单的法律文书;
3.协助律师调查取证、抄写文书、摘录案卷材料、会见被告或当事人，送达文件及办理其他辅工作。
三、实习内容及过程
很幸运，xxxx律师事务所录用实习生。怀着兴奋而又紧张的心情来到律所，开始了我的实习之旅。第一天，工作人员带我参观了律所的各部门，并详细介绍了律所的业务范围，工作流程，实习生管理制度等。然后开始分配工作，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整理并阅读卷宗。
整理卷宗，看似平常的事情却并不像我想象的那般简单，在做之前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去熟悉和掌握。卷宗的分类很仔细，有民事、刑事、行政诉讼……
一些简单的案子，卷宗只有30多页，而遇到复杂的案子，卷宗可多达200多页。一个案件的卷宗通常包括授权委托书、起诉书、证据资料、词、答辩状、判决书等，可以说是一个案件的完整记录和完全再现。因为卷宗的整理关系到其他程序的进行，比如装订次序排列就和办案流程紧密相关，也和相应的司法程序相对应，所以在整理的过程中应该格外认真和细心。
在这些已经审结的案件中有很多典型案例，其中涉及到事实的认定，证据的采信，责任的认定等等，在整理卷宗过程中，对各种该归档的文书的分类有了详细的了解，也对民事案件从立案到审结的程序及流程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熟悉。虽然工作很繁琐，我依然非常认真的完成了这项工作。
在整理的过程中我仔细阅读这些卷宗，一些律师告诉我说，在阅读卷宗的过程中，最关键的工作是要认识各项证据在整个案件中的作用，结合所学知识，分清哪些是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原始证据、传来证据等。弄明白每项证据能证明什么事实，证据间的联系又是怎样的。然后，根据这些证据，假设自己是法官，将会怎样去审理这些证据，运用什么法律去判决。
最后，结合判决书，找出自己的知识漏洞，弄懂法院判决的依据，不断提高自己的分析能力，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阅读这些案卷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对学过的知识重新进行梳理，做到温故而知新。把在学校学到的理论知识与真实的案件相结合，对增加理论修养提高专业技能有很大的作用，同时也学习到了一些办案经验，增强实践能力，为以后从事法律工作做铺垫。
第二周我才见到了我的指导律师陈国栋律师，我开始了紧张忙碌的“小跟班”工作。陈律师要求我每天收集新的法律法规和律师行业的最新动态。他告诉我说：“虽然不是每天都有新的法规和规章公布，但是仍然有必要及时的收集和整理，否则，有可能在某次开庭的时候，你还引用着已经被替代的版本，而被对方律师当庭驳斥”。在我实习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每天都要去中国律师协会和本地律师协会一些大牌的律师事务所的网站和一些理论性的网站上转一圈，看看有没有最新的情况。时刻关注行业的最新动态，了解那些大牌律师的消息和法学家们的最新理论，搜集整理后打印交给陈律师。
在接到案件后，陈律师阅读了所有文件，就会将我叫到办公室开始交待任务，他会根据文件列出重要证据和次要证据，还需要补充哪些证据，哪些文件对案子没有任何帮助反而有害。围绕案件的事实，我要收集现行法规对这些事实的认定。有了事实和法律依据后，他安排我撰写案子的文书。我要撰写的文书很多，起诉书、答辩状、财产保全申请书、管辖异议申请书、延期举证申请书、证据清单、质证意见、词、补充意见、法律意见书、结案报告、谈话记录、当事人声明书等等。
虽然在学校学过法律文书的写作，但是当我真正面对这些真实案件的时候我有些不知所措。其实，写出一个基本合格的文书很容易，因为只要将要表达的写出来就行，但写出一个优秀的文书却是很难的，因为表达的方式有很多种，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字会过敏。幸亏陈律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慢慢地我可以自己独立完成这项工作了。在这些文书交付前，我会逐字逐句的校稿，因为没有任何一位指导律师喜欢看满是错字的文件。
山东加舜律师事务所 王周浩
一年的时光，稍纵即逝。而今我的实习生涯已近尾声，在即将步入执业律师队伍的这一刻，回首过去的一年，我感触颇多。在这一年内，我的指导律师与事务所其他律师给了我一个良好的实习环境,正是在他们的悉心指导和无私帮助下，我有了较为明显的成长。回想这一年的时光，酸甜苦辣，五味杂陈，仅以此文，为我的实习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一、回顾经历
刚进律所不知道该如何着手律师事务，靠仅有的一点在法院行政庭的工作经历完全无法适用这新的工作，我就经常在网上搜索一些经验、律师成长记之类文章的来学习，并为自己制定了学习计划，比如按期写实习日志、对自己经手的每一个案件做总结等等。首先我端正了自己的态度，这一年就是来吃苦的，无论任何工作都要积极完成，并且要胆大心细，谨慎认真。
在这一年里，或东奔西走办理案件，或接待当事人，或调取证据材料，我觉得无比充实。在这一年里，我跟着老师和其他同事做了许多，从刚开始复印资料、粘贴票据、装订卷宗、查找法律条文、检索法院判例，到后来单独调查取证、陪同律师接待当事人或者解答咨询，起诉状、法律意见书等法律文书，再到后来协助参与整个案件，立案、庭审或调解等等。每一件工作、无论大小，我都认真对待，我相信，我所走的每一步路都是我成为一名合格律师的必经之路，这些工作也确实使我在方方面面都得到了锻炼与提升。
通过复印资料、粘贴票据、调查取证，让我更加注重对细节的把握；通过查找法律条文、检索法院判例，让我更好地将法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装订卷宗，我能全面地了解整个案件的进程，为自己以后办理案件提供了思路；在接待当事人的过程中，通过解答当事人咨询、为其提供法律建议等，提高了我的沟通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通过撰写法律文书，增强了我的法律思维及分析思路；通过立案、申请保全等，加深了我对案件程序的把握。通过参与庭审，我对律师参与案件审理时的举证、质证、辩论技巧都进行了直观的学习。此外，我还全程参与了一些较为简单的民事、行政案件的办理。在这些案件中，除了开庭外，几乎全部都是自己独立进行的，这些案件的办理，给了我全面的锻炼，我相信这些都为我日后执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总结经验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通过我的所见所感及亲身经历，做出一些有益总结，主要有以下几点。
（1）律师应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
律师的工作非常繁琐，很容易遗忘出错，因此需要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我在在部队担任连队文书，事无巨细就是连队的大管家，退伍来到法院从事书记员工作更是方方面面替法官分担，做好桥梁，这些经历让我个人有许多好的工作经验，持之以恒化为内在的习惯。当事人来咨询，做好咨询记录，以便回访；起诉状定稿前与当事人做最后确认，避免出现遗漏，或与当事人的诉求有偏差；坚持做案件进展记录，尤其是庭审日期等重要期限标重点，以防错过重要事情，另一方面则可以一目了然地清楚案件的发展；撰写法律文书多检查、改进，精益求精，外出办事带上卷宗以防对方提出额外的要求；坚持学习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坚持做日志、案件总结，“前师不忘，后事之师”，并且“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经常做总结不仅能提高我们对案件各个方面的把握，还能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等等。
（2）解答法律咨询方面的经验谈
初进律所，我也不知道如何同当事人交谈，后来陪同指导老师和律师同事给当事人做咨询多了，自己也总结了部分经验。
首先，全面了解案情，先听当事人讲，不明白的地方问清楚，最后再自己表述一遍。有些当事人分不清主次无法清楚叙述，就需要以问答的方式了解案件详情；其次，了解当事人所掌握的证据，一般律师给出意见，都是在证据的基础上。比如，在交通事故中是否需要做伤残鉴定，不仅要听当事人讲，还要看诊断证明、出院证、病历，看医院拍的片子及诊断结果；再次给出自己的建议，并提示潜在的法律风险。在法律咨询中，律师要表现出自信从容，不然很难赢得当事人的信任，尽管目前我们不能像执业多年的律师一样气场强大，但我们要做好充足的准备，才能在解答咨询时游刃有余。对于不了解的也当坦诚，可以让别的律师代为解答，或者自己利用网络快速查找答案，然后进行解答。
（3）对办案流程的总结
初入律师行业，我找不到一本书能让我了解律师的详细工作，没有一本书讲解一个案件从头到尾如何进行，这个时候在法院行政庭书记员的工作经历就帮上了大忙。通过我的总结，就以交通事故案件来说，办案流程大体是这样：见当事人，全面了解案件情况；准备证据材料，撰写起诉状，立案；提交财产保全申请书，保全财产；提交鉴定申请，法院给被告送达后，双方选择鉴定机构，鉴定机构通知做鉴定；鉴定结果出来，变更诉讼请求；法院确定开庭日期；开庭，等待判决。不同的案件情形不同、不同法院程序不同，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三、对律师行业的认知
2007年弃笔从戎的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成为一名律师。13年底退出现役后机缘巧合之下来到中院工作，让原本“法盲”的我对法律工作这一神圣的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初对律师的印象，是荧屏上展现的。影视剧里的律师高端大气、举手投足间都是精英范儿。经常带着公文包出现在在法庭上，然后与对方进行激烈辩论，慷慨陈词、义正言辞，把对方说的哑口无言。但是在法院见过了各种各样的律师之后，对律师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但事实呢？经过一年的实习后，我对律师职业愈发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律师行业是一个外表光鲜亮丽。实际上十分辛苦的行业。律师为了工作，每天奔走在不同的场合里，律所、公检法、工商局、民政局法制办等，每天都在见客户的路上、调查取证的路上，找法官的路上。因为律师处理的案件都是各种各样的纠纷，所以每一件都需要调动很大的精力去处理。律师也并非将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庭审上，法庭辩论只是整个律师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但更多的工作都是在庭审之外、庭审之前。律师的时间看起来是自由的，实际上非常不自由。律师的工作时间和生活是分不开的，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间，你的当事人或者其他咨询的人就会打来电话，你就不得不立马投入工作中，处理事情。所以律师这个行业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行业，选择了律师行业，你也就选择了高难度、高强度的工作。它考验你为人处事的能力，考验你分析判断的能力，考验你沟通协调的能力，考验你应对压力的能力。但正因为它的挑战性使他魅力无限，所有的律师都为能够成为一名优秀律师而骄傲，都为能赢得当事人的信任而自豪。律师手里面的卷宗就是我们的战绩，如同战士手中的勋章，是律师的价值所在。
另外我对律师职业道德了解更深入。律师职业道德的核心在于诚信。律师诚信是律师职业道德重要的基本原则。律师宣传时，要做到规范宣传，不能和其他商业广告一样作夸大宣传。律师接受委托时，不能恶意竞争，抵毁同行；不能大包大揽、打包票，承诺做不到的事案件过程中，应当保守当事人及国家秘密。办理案件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法官、检察官、警察、仲裁员其他法律职业人员关系。每一个律师都应当培养良好的执业道德，坚守执业底线。
最后，我对律师执业技能感悟更深刻。最为根本的就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一切案件都要以案件客观事实和证据、以现行法律规定为准。对于案件客观事实，一定要注意证据的搜集与运用，因为事实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上，事实是靠证据来证明的。因此，对证据的收集、提交、运用、质证是很关键的。对于案件适用的实体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一定要研究透。对其立法目的、立法背景、立法精神，适用范围、条件等务必要吃透，对程序法律问题一定要非常的熟练，在这一年的实习中，我也认识到自己存在许多的不足之处，比如法律知识掌握的不够全面，也没有自己特别专、精、尖的领域，遇到不了解的法律问题会不知所措。在与当事人沟通方面，还不能很好地把握当事人的心理，沟通方面的技巧有待提高等等。未来还需要继续从各个方面锤炼、完善自己。
四、对未来的展望
[关键词]法学教育；理论教学；实践教学；民事诉讼法；同构；一体化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1-5918（2016）08-0093-03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6.08.043[本刊网址]http：//
一、问题的提出
“法学教育中单调刻板的理论框架和学院式教学法与日益丰富多彩的实践和实用性人才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一直以来是法学教育界经久不衰的一个命题。然而，经过多年的争论与检讨，目前“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法学教育模式在较大程度上得到改观，法学教育界对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即培养高素质的法律专业人才，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是并行不悖的，二者相辅相成，同等重要，均是法学教育不可分割的环节。一方面，理论教学指导实践教学。理论教学让学生理解和掌握了法律关系、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以及在规则和制度背后的法律意识、法律价值和法律精神，这些为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明确了方向。另一方面，实践教学是对理论教学的落实和深化。实践教学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道德的同时，也巩固了学生所学的法学专业知识，提升了法学理论水平。
然而，宏大的理论叙事并不能为部门法课程的教学提供可操作性的指引，从事部门法课程教学的学者鲜有从微观角度论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也未形成可供参考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互促进的教学模式。为此，笔者以所讲授的《民事诉讼法》课程为例，试图探索该课程实施中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同构问题，进而构建一种可行的保持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保持良性互动的教学模式。
二、《民事诉讼法》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同构性
《民事诉讼法》课程作为法学专业十六门核心课程之一，其教学目标是使学生了解和掌握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提高程序法意识，增强法制观念；熟悉各种民事诉讼规范，正确理解民事诉讼各种程序的规定，能够运用民事诉讼的基本技能处理一般民事法律实务，提高运用民事诉讼法进行诉讼，处理民事纠纷的能力。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作为《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的两大基本形式，他们之间具有内在的同构性，其功能都服务于《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
（一）传道与炼术：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互补
在法学教育界，“传道”与“炼术”之争是对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之间关系的经典概括。“在《民事诉讼法》的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严格的理论训练是必不可少的。严格的理论训练，不等于简单的知识的传授。因为，作为笔者不仅仅要告诉学生有什么样的法律规范，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去思考这些规范是如何形成的，向他们揭示法律规则背后的法律精神、法律原理以及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作为一个成文法国家，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是在系统的理论基础上建立的法律体系，如果在教学中不注意阐释条文背后的理论，不注意已有的立法体系，将导致学生对整个民事诉讼法的理解就难免会支离破碎。因此，《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中，理论教学居于核心和基础地位，通过理论训练学生能够比较系统掌握了民事诉讼理论知识，培养良好的理论思维能力。
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学生在现实中碰到真实的案件却无法做出解答，遇到实案更是不知从何下手……反思这些问题，我们发现《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中学生法律职业技能的培养被大大忽略了。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法律远不止是知识和技艺，更非逻辑，而是霍姆斯所学称的经验。法律不是靠神童的记忆和逻辑可以修习精通的，它必须经由丰富的经验获致。”因此，《民事诉讼法》课程实践教学不容忽视。《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应该把学生带入特定的法律实践的社会空间，通过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如案例教学、旁听庭审、模拟法庭等，让学生在学习民事诉讼法律知识的同时，通过实际的训练体验法律实践运作，增长法律职业技能。
（二）整合与优化：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互融
《民事诉讼法》课程中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不是非此即彼绝对对立的两级，而是水融、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两个方面。近年来通过对《民事诉讼法》全真案例教学的应用与研究，笔者积极开展了“导、讲、析、练”为主线的教学改革，从整体上对教学过程进行控制。“导”指向学生提供真实的案例作为教学素材，通过对预设问题的讨论归纳生成教学内容。“讲”指对通过引例所导出的基本概念、原则、制度和程序等问题进行深入的讲授。通过讲授，使学生掌握民事诉讼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制度和诉讼程序，夯实学生理论基础。“析”指学生根据所学的基本知识与基本理论，运用法律规定与法理分析具体的案件，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答案。“练”就是注重实践教学环节，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培养学生的法律实务能力，其表现形式为旁听庭审、法律研究、模拟法庭等实践活动。
从“导”到“讲”采用的是归纳式的课程生成方式，学生不是被动接受民事诉讼的抽象知识和理论，而是主动思考实践中鲜活的案例所呈现出来的具体问题，学生对知识的获取来源于实践中的案例，并内化为自身的知识。从“讲”到“析”是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的过程，用理论分析实践中的案例。由“析”到“练”的过程是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进一步深化。通过实践活动把学生带入特定的法律实践的社会空间，一方面使学生直观地、具体理解法学基本理论知识；另一方面，使学生像法律职业者那样面对现实的法律问题，主动思索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法律对策，掌握作为一名法律职业者应有的思维方法。
（三）毛坯与精装修：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互益
在法学教育界，有这样一种说法，即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应缩减理论教学课时，加大实践教学力度，重点讲授案例分析和实践操作技能，大有实践教学取论教学之势。对这种观点，笔者持反对态度。法学教育的发展如果缺失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将无异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以笔者多年从事《民事诉讼法》教学的经历，笔者认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同等重要，相得益彰。
首先，实践教学可以提升理论教学。《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中，熟悉民事案件庭审流程是当然的教学内容。但是，法条的规定和知识讲授毕竟是空洞的，学生听起来既不直观又缺乏兴趣。为此，在讲授这一内容之前，笔者要求学生白行到法院旁听民事案件庭审三次，了解民事案件庭审流程。学生在法院看到的庭审可谓是一个“精装修房”，这个“精装修房”向学生直观呈现了审判的要素、庭审的布置及实践运行，这种体验式的实践教学形式实现了教学情景的亲历化，极大地优化了笔者之后的理论教学内容。其次，理论教学指引实践教学的开展。以模拟法庭这一实践教学形式为例，要使整个庭审取得实践教学效果，学生将“毛坯房”“装修”好，学生除了从“精装修房”中获得知识和灵感外，在开庭前需从实体法角度应明确案件的性质、法律关系以及法律的规定，对相关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对于这些知识是通过理论教学获得的；相反，如果没有这些知识，模拟法庭的实践必然是盲动的。事实上，模拟法庭审判活动以及反复的演练是一个从“精装修房”到“毛坯房”，再到“精装修房”的必然过程，也是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相互促进的一个过程。通过模拟法庭审判活动，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而且也巩固、深化了学生所学的法学专业知识。由此可见，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互依存，共同提升《民事诉讼法》课程质量与效果。
三、《民事诉讼法》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教学模式的构建
对《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而言，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呈现出相辅相成、相互强化的关系，任何一方的减损都会直接影响另一方的教学效果。为此，在《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中，构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内涵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即相融性教学模式，指在《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中，通过全真案例教学的应用，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融为一体，理论教学中必然存在实践教学因素，实践教学中也必然包含理论教学的因素。该模式的具体特征表现为：其一，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教学模式以全真案例教学为基础，选择典型的、真实的案例是成功实施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先决条件；其二，主要采用归纳式的课程生成方式，通过实践教学获得理论知识；其三，重视体验式教学，用理论知识指导实践教学活动。
（二）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实现途径
1.全真案例教学与课堂教学改革
全真案例教学是落实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教学模式的核心和关键，通过前述的“导、讲、析、练”这条教学的主线，使教学流程得到了有效的质量控制，实现了教学环节的有机交融。笔者在课堂上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案例教学，“一是运用具体案例分析、说明法律概念、原则和规范，即设定代表一定已经确定的法律概念、原则或规范的典型案例，通过分析案例，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相关法律概念、原则或规范的知识；二是运用法律概念、原则和规范解决具体案件，即利用学生了解和掌握相关法律概念、原则或规范的知识，引导和帮助学生分析和解决相应的具体案件。”其中，前者所称的案例教学法是“从案到理”的教学过程，实现了具体到一般的抽象过程；后者所称的案例教学法是“由理到案”的教学过程，实现一般到具体的过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案例分析。
然而，案例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案例表面进行分析，还应该具有可操作性，例如，在具体的案例分析之后，让学生书写状、答辩状、财产保全申请书等法律文书，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文字处理能力等应用技能。
2.“四位一体”的实践教学模式的应用
对于实践教学，《民事诉讼法》课程构建了四位一体的实践教学形式，包括案例教学、庭审观摩、法律研究和模拟法庭，以强化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训练，培养法律应用能力和法律职业道德。
（1）案例教学：浸泡式教学与个案全过程教学
全真案例教学保证了《民事诉讼法》课程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有机交融，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笔者尤其强调浸泡式教学与个案全过程教学。首先，对于浸泡式教学而言，《民事诉讼法》案例教学的成功需要“质”和“量”的保证，一方面，“质”要求案例教学所使用的案例应保证其典型性和真实性，反对杜撰案例的做法。案例的真实性是案例教学中最基本的要素和最重要的前提，不具有真实性的案例被抽象为课堂讲解的标本，案件事实与社会真实隔离。通过《民事诉讼法》课程达到培养学生职业能力的目的，教师提供的案例教学材料必须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包括书、答辩状、法庭记录、判决书等。另一方面，“量”要求案例教学的案例数量必须充足，使学生浸泡在真实的案例中，通过时间的积累逐渐形成提高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法律分析能力和实务处理能力。案例呈现给学生不仅是生动的案情和一般的常识，更重要的是通过案例学生可以找到解决案例的法律规定，以及获得处理案件的民事法律实务技能。
其次，个案全过程教学法是对案例教学法的再一次提升和总结。所谓个案全过程教学法，是指“采用教师精选的案例，分阶段将个案的相关材料全部发给学生。学生根据这些案件材料，去了解研究案件事实，并在基础上查找和研究相关法律规定甚至类似案件的处理，确定案件的诉讼策略，撰写相关法律文书，参与小组和课堂讨论甚至模拟法庭的辩论，教师的点评等活动的授课方式。其目的是让学生以职业律师的思维，对案件进行全局性、整体性、综合性的分析与思考。”
（2）旁听庭审：体验式教学与经验的获得
《民事诉讼法》课程重视体验式教学，让学生从实践中学习，从实践中反思。旁听庭审作为体验式教学的一种重要形式，“它强调从时空序列上打破传统课堂教学观念的束缚，建立开放的课堂教学观念，使教学场所逐渐从课堂内转移到课堂外。”通过庭审观摩，学生不但熟悉了民事诉讼庭审流程，而且通过案例标本的注解了解当前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学生可以从实体、程序、法律人等多个角度对庭审进行分析，亲历法律实践的经历促使学生主动地学习和积累法律经验，增长技能和常识，真正学习和掌握“法律的生命”。
（3）法律研究：法律检索与法律分析
法律研究作为学生必须具备的一项法律职业技能，一直以来在法学教育中被忽略了，未得到应用的重视。作为一种实践教学形式的法律研究不是在学理上对法律理论的研究，而是基于实践的需要对法律的搜集和运用。当然，在检索法律与运用法律时，常常离不开对法律理论的分析。在《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中，法律研究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法律检索，“指以规范的、科学的、系统的方法查找、收集法律资料的过程”，即对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判例、专家学者的观点等的查找；其二是法律分析，指根据查找的法律资料对案件事实本身进行分析，从而得出自己的个人观点。在《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中，笔者让学生通过提交法律研究报告的形式对某一法律问题进行研究，收到了非常好的教学效果，学生的文献检索能力和法律分析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甚至，有学生用“乐在其中”来形容对法律研究的“情有独钟”。
（4）模拟法庭：变模拟为实战
现在学生模拟法庭活动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偏重于审判程序演练，事实调查、法律文书撰写等方面的训练无法容纳，学生只是按照既定的程序“表演”或者“走秀”，使整个庭审流于形式。要发挥模拟法庭的实践教学效果，要做到名义上是“模拟”，其实是“实战”，只不过是审判的场地不同而已。为此，需要强调以下几点：其一，模拟审判选择的案例不仅真实，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有卷宗，特别是当事人的证据材料；其二，庭审准备与庭审程序要按照实践中法院的操作程序来进行；其三，教师的指导和点评对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尤为关键。在庭审的准备阶段，教师要作为学生的指导者和帮助者，要回答学生提出的事实问题，以及引导学生自己解决关于案件的法律问题；在庭审后的点评阶段，教师要对庭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修正意见，并从法律职业者，如律师、法官的角度总结办案技巧，对学生的实践能力进行提升。通过“真实”亲历性的模拟法庭审判活动，学生的法律知识运用能力、法律文书写作能力、庭审技巧等实践能力将得以提高。
